屈原离骚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屈原离骚，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离骚》；屈原；美政思想；楚怀王；关系

中图分类号：I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2-0232-02

一、关于屈原美政思想的研究现状

屈原在《离骚》中曾提到“美政”一词：“既莫足与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用“美政”指代屈原的政治理想，学界已达成共识。但“美政”具体指什么，《离骚》中并未明确指出。

洪兴祖《楚辞补注》引王逸注，释“美政”为“行美德、施善政”[1]；朱熹《楚辞集注》未予解释；按王夫之《楚辞通释》，“美政”似与“恶政”相对；蒋天枢《楚辞校释》注：“美政，可以实现己理想事业之政。”[2]王泗原《楚辞校释》：“为美政是屈原的抱负，生死以之。”[3]姜亮夫《屈原赋今译》释为动词“修美政”[4]。

上述注本或译本对“美政”一词的解释，都不够具体，并不能帮助我们很好地理解“美政”的内容。

廖化津在《屈原美政思想系论》中，对今人关于屈原美政思想的研究作了梳理：解放前，研究者寥寥，游国恩先生为代表：“美政者，即合从以摈秦之政也。”“所谓美政者，非合从抗秦之策乎？”认为美政就是楚国现实政治中的一种正确的外交政策。解放初期，研究者仍很少，但认识出现分歧。一是美政是儒家思想，屈原的“理想的政治就是尧舜禹汤文武那样的政治”，以何其芳先生为代表；二是美政是法家思想，“屈原的主导思想是主张法治，使国家富强的法家思想……不能实现他的美政……只好决心从彭咸之所居。”以张纵逸先生为代表。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研究者渐多，论文（含专著）有十余篇，多仍依儒、法两家之间，持折中、调和之说，以孟醒仁先生为代表；其他论者，或儒、法杂陈，或儒主法次，少数人仍坚持法家说[5]。

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现在，关于屈原“美政”思想的研究依然不少，一是承袭上述观点，二是认为屈原美政思想兼融先秦诸家学说，分对内、对外两部分，包括举贤授能、实行德治，君主贤明、政治清明，关注民生、系心于民，变法革新、修明法度等。

二、屈原美政思想的内容

屈原的美政思想，首先是要有内外兼修的高尚品德。《离骚》一开始写自己的出生：“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1]出身高贵，有美名，内含天地之美，与生俱来诸多“内美”。但屈原并不满足于此，“又重之以修能”，在衣着服饰、饮食装扮等方面亦十分讲究：“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是服饰之美。“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折琼枝以为羞兮，精琼靡以为粻。”——是饮食之美。“揽木根以结茝兮，贯薜荔之落蕊。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纚纚。”“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折琼枝以继佩”，“琼佩之偃蹇”——是装扮之美。“鸣玉鸾之啾啾”，“奏《九歌》而舞《韶》”——是声乐之美。“为余驾飞龙兮，杂瑶象以为车。”“凤凰翼其承旗兮，高翱翔之翼翼。”——是车驾之美。衣着服饰、饮食装扮、声乐车驾等都说明屈原志向高洁，注重培养自己的美好品德，“内美”、“修能”兼有。“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君臣都要有德者为之。

其次，美政思想离不开明君贤臣。“兮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尧、舜、禹、汤、文王是历史上有圣明的开明君主，不仅有美好品德，亦能遵天地之道，选贤任能，有圣明之智，亦有盛德之行。“何桀纣之猖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羿游以佚畋兮……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长。”羿、浞、浇、桀、纣是历史上骄奢逸、昏庸无德的君主，不能选贤授能，而且常逆天而行，故而不能守住社稷。两者对比，说明屈原对明君的渴望。

篇2

高中语文《春末闲谈》原文

北京正是春末，也许我过于性急之故罢，觉着夏意了，于是突然记起故乡的细腰蜂。那时候大约是盛夏，青蝇密集在凉棚索子上，铁黑色的细腰蜂就在桑树间或墙角的蛛网左近往来飞行，有时衔一支小青虫去了，有时拉一个蜘蛛。青虫或蜘蛛先是抵抗着不肯去，但终于乏力，被衔着腾空而去了，坐了飞机似的。

老前辈们开导我，那细腰蜂就是书上所说的果赢，纯雌无雄，必须捉螟蛉去做继子的。她将小青虫封在窠里，自己在外面日日夜夜敲打着，祝道“像我像我”，经过若干日，——我记不清了，大约七七四十九日罢，一那青虫也就成了细腰蜂了，所以《诗经》里说：“螟蛉有子，果赢负之。”螟蛉就是桑上小青虫。蜘蛛呢?他们没有提。我记得有几个考据家曾经立过异说，以为她其实自能生卵;其捉青虫，乃是填在窠里，给孵化出来的幼蜂做食料的。但我所遇见的前辈们都不采用此说，还道是拉去做女儿。我们为存留天地间的美谈起见，倒不如这样好。当长夏无事，遣暑林阴，瞥见二虫一拉一拒的时候，便如睹慈母教女，满怀好意，而青虫的宛转抗拒，则活像一个不识好歹的毛鸦头。

但究竟是夷人可恶，偏要讲什么科学。科学虽然给我们许多惊奇，但也搅坏了我们许多好梦。自从法国的昆虫学大家发勃耳(Fabre)仔细观察之后，给幼蜂做食料的事可就证实了。而且，这细腰蜂不但是普通的凶手，还是一种很残忍的凶手，又是一个学识技术都极高明的解剖学家。她知道青虫的神经构造和作用，用了神奇的毒针，向那运动神经球上只一螫，它便麻痹为不死不活状态，这才在它身上生下蜂卵，封入窠中。青虫因为不死不活，所以不动，但也因为不活不死，所以不烂，直到她的子女孵化出来的时候，这食料还和被捕当日一样的新鲜。

三年前，我遇见神经过敏的俄国的E君(u，有一天他忽然发愁道，不知道将来的科学家，是否不至于发明一种奇妙的药品，将这注射在谁的身上，则这人即甘心永远去做服役和战争的机器了?那时我也就皱眉叹息，装作一齐发愁的模样，以示“所见略同”之至意，殊不知我国的圣君，贤臣，圣贤，圣贤之徒，却早已有过这一种黄金世界的理想了。不是“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②么?不是“君子劳心，小人劳力”么?不是“治于人者食(去声)人，治人者食于人”么?可惜理论虽已卓然，而终于没有发明十全的好方法。要服从作威就须不活，要贡献玉食就须不死;要被治就须不活，要供养治人者又须不死。人类升为万物之灵，自然是可贺的，但没有了细腰蜂的毒针，却很使圣君，贤臣，圣贤，圣贤之徒，以至现在的阔人，学者，教育家觉得棘手。将来未可知，若已往，则治人者虽然尽力施行过各种麻痹术，也还不能十分奏效，与果赢并驱争先。即以皇帝一伦而言，便难免时常改姓易代，终没有“万年有道之长”;“二十四史”而多至二十四，就是可悲的铁证。现在又似乎有些别开生面了，世上挺生了一种所谓“特殊知识阶级”的留学生，在研究室中研究之结果，说医学不发达是有益于人种改良的，中国妇女的境遇是极其平等的，一切道理都已不错，一切状态都已够好。E君的发愁，或者也不为无因罢，然而俄国是不要紧的，因为他们不像我们中国，有所谓“特别国情”，还有所谓“特殊知识阶级”。

但这种工作，也怕终于像古人那样，不能十分奏效的罢，因为这实在比细腰蜂所做的要难得多。她于青虫，只须不动，所以仅在运动神经球上一螫，即告成功。而我们的工作，却求其能运动，无知觉，该在知觉神经中枢，加以完全的麻醉的。但知觉一失，运动也就随之失却主宰，不能贡献玉食，恭请上自“极峰”下至“特殊知识阶级”的赏收享用了。就现在而言，窃以为除了遗老的圣经贤传法，学者的进研究室主义，文学家和茶摊老板的莫谈国事律，教育家的勿视勿听勿言勿动论之外，委实还没有更好，更完全，更无流弊的方法。便是留学生的特别发见，其实也并未轶出了前贤的范围。

那么，又要“礼失而求诸野”了。夷人，现在因为想去取法，姑且称之为外国，他那里，可有较好的法子么?可惜，也没有。所有者，仍不外乎不准集会，不许开口之类，和我们中华并没有什么很不同。然亦可见至道嘉猷，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固无华夷之限也。猛兽是单独的，牛羊则结队;野牛的大队，就会排角成城以御强敌了，但拉开一匹，定只能牟牟地叫。人民与牛马同流，——此就中国而言，夷人别有分类法云，——治之之道，自然应该禁止集合：这方法是对的。其次要防说话。人能说话，已经是祸胎了，而况有时还要做文章。所以苍颉造字，夜有鬼哭①。鬼且反对，而况于官?猴子不会说话，猴界即向无风潮，——可是猴界中也没有官，但这又作别论，——确应该虚心取法，反朴归真，则口且不开，文章自灭：这方法也是对的。然而上文也不过就理论而言，至于实效，却依然是难说。最显著的例，是连那么专制的俄国，而尼古拉二世“龙御上宾”②之后，罗马诺夫氏竟已“覆宗绝祀”了。要而言之，那大缺点就在虽有二大良法，而还缺其一，便是：无法禁止人们的思想。

于是我们的造物主——假如天空真有这样的一位“主子”——就可恨了：一恨其没有永远分清“治者”与“被治者”;二恨其不给治者生一枝细腰蜂那样的毒针;三恨其不将被治者造得即使砍去了藏着的思想中枢的脑袋而还能动作——服役。三者得一，阔人的地位即永久稳固，统御也永久省了气力，而天下于是乎太平。今也不然，所以即使单想高高在上，暂时维持阔气，也还得日施手段，夜费心机，实在不胜其委屈劳神之至……。

假使没有了头颅，却还能做服役和战争的机械，世上的情形就何帝，1917年2月革命时被推翻，次年被处死。等地醒目呵!这时再不必用什么制帽勋章来表明阔人和窄人了，只要一看头之有无，便知道主奴，官民，上下，贵贱的区别。并且也不至于再闹什么革命，共和，会议等等的乱子了，单是电报，就要省下许多许多来。古人毕竟聪明，仿佛早想到过这样的东西，《山海经》上就记载着一种名叫“刑天”的怪物。他没有了能想的头，却还活着，“以乳为目·，以脐为口”，——这一点想得很周到，否则他怎么看，怎么吃呢，——实在是很值得奉为师法的。假使我们的国民都能这样，阔人又何等安全快乐?但他又“执干戚而舞”，则似乎还是死也不肯安分，和我那专为阔人图便利而设的理想底好国民又不同。陶潜先生又有诗道：“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连这位貌似旷达的老隐士也这么说，可见无头也会仍有猛志;阔人的天下一时;总怕难得太平的了。但有了太多的“特殊知识阶级”的国民，也许有特在例外的希望;况且精神文明太高了之后，精神的头就会提前飞去，区区物质的头的有无也算不得什么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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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关键词：两汉　屈原作品　文学观

两汉文学在其发展中体现出了由汉初注重情感抒发到向儒家思想靠拢的总体趋势。这一趋势一方面体现在汉人的文学创作中，即其创作目的由抒情向“润色鸿业”和讽喻当下统治者发展。将作品中的自我情感压抑在内心深处，以致于在作家作品中很难发现个人化的东西。另一方面体现在文学批评中，即汉人对文学作品的评价由重视作品盼隋感发展到把政治功利作为文学评价的第一标准。这两种趋势都可以从汉代对屈原作品的接受中得到反映。

从楚文化及屈原作品对汉人文学创作的影响这一角度看，汉初文学作品中的情感与形式都受到楚文化或屈原作品的影响，下面分别论述之。

首先是情感抒发。汉高祖起于楚地，对楚文化怀有一种独特的感情，我们可以称之为乡土情节，在《汉书》中多有高祖好楚声的记载，《汉书・礼乐志》：“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不仅用于宗庙的房中乐为楚声，高祖自己也创作诗歌，而这些诗歌最大的特点也是带有楚地色彩。《史记・高祖本纪》云：“置酒沛官，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高祖以布衣起家，提三尺剑而为天下主，在《大风歌》中我们读出了刘邦统一天下后的自得和酬躇满志，但在其中也隐含着他统一天下后内心孤独与无所归依的惆怅。其情感与屈原作品中个性化的情感抒发是相一致的，一为情感的真挚表达，一为情感的悲凉格调。汉武帝《秋风辞》在情感色彩上与《大风歌》相似。帝王如此。文士何论焉?汉初文士贾谊受屈原影响最为明显，《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贾生既辞往行，闻长沙卑湿，自以寿不得长，又以m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司马迁将二人合传就是看到二人在命运遭际与情感历程上有相似之处。司马迁说：“屈原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指出了《离骚》产生的原因，并暗示了作品的格调。贾生又何尝不是?在《吊屈原赋中》借对屈原的悯悼一方面陈说仕途之淹蹇，一方面抒发备受压抑之郁闷，无论是情感抒发的方式还是所抒情感的内容都与《离骚》若合符契。此外，其后所作《鹏鸟赋》也是情感上的自伤自悼。汉初文人作品较少，文学史上能留下几笔的仅有几篇，就着几篇来看，此时文学创作尚处于以情感为主要倾向的阶段。尽管此时文学创作尚未进入自觉的时代，文学家创作的目的尚不能以抒情称之，但在他们的作品中的确大量充斥着情感的内容，而且是以悲情、怨情的成分为多，这不能不说是在屈原作品影响下形成的风格。

其次，在作品形式上，无论是诗歌还是赋都带有明显的楚地痕迹。刘邦的《大风歌》以及唐山夫人的《安世房中歌》中很多诗作具有明显的楚地特色，刘邦《大风歌》“兮”字的运用明显是受楚地诗歌的影响。萧涤非在《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中对《安世房中歌》与《九歌》中的篇章做了对比，认为：“三言旬，《诗经》中以有之，然无全篇，未成一体。楚辞则无独立之三言句，惟具有退化为三言句之可能性，故今世之三言诗人乐者，不得不首推《安世房中歌》，而其渊源则《山鬼》、《国殇》是也。”而骚体赋在形式上也是楚辞影响下的产物，最明显的就是其句式结构上对屈原作品的模仿。

以上从汉初文学创作这一角度对汉初的文学观做了阐释，可以看出汉初文学很明显受到了楚文化及屈原作品的影响。下面就汉人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中体现出的文学观作一论述。此一时期汉人评价”楚辞”的依据多为儒家经典，这发生在汉代把儒学作为官方学术之后，汉代评价”楚辞”者有以下几家：刘安、司马迁、扬雄、班固、王逸等。最早对屈原及其作品作出评价的应该是淮南王刘安，其文为司马迁《史记》所采用：

《国风》好色而不，《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可见是司马迁采纳了刘安的观点。刘安、司马迁一方面承认了《离骚》的创作意图，即因“怨生”而作，这是看到了《离骚》主情的一面，但同时又将《离骚》与《诗经》之风、雅相比，谓其可以兼备风、雅的特点，刘安、司马迁的评价标准明显带有价值评判的倾向，即以儒家经典作为衡量《离骚》的标准，以是否符合儒家诗教作为文学作品评价的依据，当然这种评价标准还处于起步阶段，评价者在注意到经典标准的同时并没有忽视情感在文学作品形成中的作用。“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就是很好的注脚。最早把功利化思想引入文学评价中的是孔子，孔子在解说《诗经》时常常从政治、伦理的角度进行阐释，如：“诗，一言以蔽之，日思无邪。”，“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将其政治伦理功能提升到首位，而汉代伴随统一国家实力的增强，政治、文化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儒学独尊地位确立，孔子这种文学观自然会被汉人移植到其文学批评当中。

如果说刘安、司马迁等人对《离骚》的评价中尚且保留着注重情感的因素，那么其后扬雄、班固、王逸等人的评价则进一步脱离情感的因素，将文学功利化倾向推进了一步。扬雄对屈原及其作品评价如下：

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又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书，往往摭《离骚》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名曰《反离骚》。

扬雄对屈原的态度是“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同样是注意到了屈原作品中的情感因素。但扬雄又对屈原提出了批评。对屈原投江持否定态度，认为臣子应该做到被重用就施展自己的才能，不被重用就作龙蛇蛰伏。颇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意味。上述文字中还体现出扬雄对屈原作品的倾慕之情，“怪屈原文过相如”，“赋莫深于《离骚》”，但将屈原、司马相如的二人作品作比较时却对屈原作品颇有微词：“或问：‘屈原相如之赋孰愈?’曰：‘原也过以浮，如也过以虚。过浮者蹈云天，过虚者华无根。然原上稽古，下引鸟兽，其著意子云，长卿亮不可及也。’”“过以浮”当指其作品中充满幻想色彩的神话传说，即班固《离骚赞序》中所说：“多称昆仑、冥阍、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背离了儒家经典质实的特点，因此，在扬雄看来，屈原在作品情感 上没有遵守“遇不遇命也”的儒家人生理想，在风格上违背了经典质实的特点。

扬雄对屈原人格及作品的态度在班固《离骚序》中得到发展和系统阐述。班固《离骚序》中说：“且君子道穷，命矣，故潜龙不见是而无闷，《关雎》哀周道而不伤。……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絮狂狷景行之士。多称昆仑、冥阍、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情感已成为一种多余而被排除在外，甚至处于被抨击的地位，班固认为屈原不应该对君主有“不敬”的言论，同时符合儒家经典成为了作品价值评价的唯一标准。班固认为《史记》对屈原的评价过高，其理由是《离骚》的内容不合经典，但在这段文字中班固又对屈原的文采加以肯定：“宏辞雅丽，为辞赋宗”这只是从文体自身特点出发作出的评价，而不涉及作品的内容。从中我们可以窥见班固的文学观念：文学的功利性并不排斥文学的形式化。这就为两汉时期大赋的创作提供了很好的解释。两汉大赋，其特点是“铺采摘文，体貌写志”一方面注重文采的铺张，一方面注重文学的政教功能，即“写志”，这里的“志”与“诗言志”中的“志”所指应该是相同的，并不是指个人化的情感，而是指“关乎国家及公共生活不可缺少的道德准则。”班固《离骚序》中所体现的文学观可以视为两汉文学观之典型。

王逸对屈原的评价集中体现在《楚辞章句》中，在《离骚叙》中，他一反扬雄、班固等人对屈原的批评态度，肯定了屈原的人格：“且人臣之意，以忠正为高，以伏节为贤，故有危言以存国，杀身以成仁。”“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近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城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并对屈原作品作出了很高评价：“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辞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在文学形式上充分肯定了屈原作品对后世的影响。王逸与班固对屈原及其作品持截然相反的态度，只不过班固是从对君主的“敬”出发，屈原对怀王可以说“不敬”，故班固对他持否定态度；而王逸则是从对君主的“忠”出发，屈原对怀王可谓忠心。故王逸称赞他。二人出发点均为政治，只不过角度有所不同。这种截然相反的态度正好说明二人在文学政治功利性观念上的相同。从对屈原及其作品的功利化解读方式上来看，二人没有本质差别。因此，班固和王逸在对待《离骚》等作品上主要是以政治功利目的为主，对文学形式也加以肯定，但文学的抒情功能被置于次要地位甚至湮没于政治功利之中。

以上从屈原作品接受的视角，针对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中所体现的文学观进行了论述。需要注意的是。两汉文学观念是一个渐变的过程：经历了由汉初的重情到重言志，再到汉末向情感回归的发展历程。

参考文献：

[1][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

[2][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62

[3]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

[5][南朝粱]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

[6][宋]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

篇4

关键词： 《离骚》 民生 人生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必修2人教版第三单元学习先秦到南北朝的诗歌。其中第二课节选了屈原《离骚》的一部分。课下注释将第一句“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中的“民生”注解为“百姓的生活”。同时，也表达了另一种说法，作“人生”来理解。查阅相关资料，矛盾重重，说法不一。如王逸《楚辞章句》云“乃太息长叹，哀念万民受命而生，遭遇多难，以陨其身，申生经，子胥沉江，是谓多难也”。一方面解释“民生”为“万民受命而生”，把“民生”理解为百姓，另一方面又说申生自缢子胥沉江就是多难的证明，说明屈原有与之相同的遭遇。那么，“多艰”的到底是百姓还是屈原自己？我们在该课的教学中到底是把“民生”理解为“百姓的生活”还是“人生”？这值得我们去思索去探究。因为这有助于学生深入准确地理解作者及作品。

笔者认为，按照对整部《离骚》的整体把握及节选部分内容的理解，把“民生”理解为“人生”更准确，具体说来，就指屈原“坎坷而艰难的人生”。

具体理由如下：

从《离骚》标题含义及创作动力来看，离犹“罹”也，指遭受或遭遇了某种挫折或磨难。“离骚者，犹离忧也”，“屈平之作《离骚》，盖之怨生也”。由司马迁对《离骚》标题含义的解释及创作动力的说明可以看出，屈原写作《离骚》重在抒发自己满腔的怨恨之情。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也说：“屈原放逐，乃著《离骚》。”《史记・屈原列传》也说：“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屈原为了重振国家，“竭忠尽智，以事其君”但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由此可见，整部《离骚》都在表现自己“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忠怨之情，都在为自己人生的不幸遭遇大声疾呼！

由节选部分内容可知，该部分内容主要叙述作者因崇尚美德，坚持美好的品行受到周围众人的嫉妒和诽谤，君主也冷落了他。他一方面表明誓死坚持正道，不与群小同流合污的坚决态度，一方面表明自己对当初选择的道路的后悔，同时决定隐退，继续保持自己的美好德行永不改变。该部分正如戴震在《屈原赋注》中所述“言君信谗之故，而已终不随流俗”“设为退隐之思，言事君虽不得，而好修不变”。可见，节选部分不涉及百姓或人民，只是谈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及对待此事的坚定态度。

从节选部分的行文内在逻辑来看，把“民生”理解为“人生”也是合适的。我们试以节选部分第一段为例分析其行文内在逻辑。选文第一句“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是谈到自己的遭遇或人生的不幸，所以才“长叹息”“掩涕”，接下来，作者谈到了不幸遭遇的表现。“余虽好修以羁兮，又申之以揽。”接着表述自己对待此事的决心。“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的满腔怨愤，怨的对象有三：一怨灵修，二怨众女，三怨时俗。因此说“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峨眉兮，谣诼谓余以善。固时俗之工巧兮，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接下来，作者表述了在这样的环境下自己的生存状态“郁悒余傺兮，吾独穷困乎此事也”。接下来，继续陈述自己的决心或态度“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接下来，通过比喻说明自己的这一决心“鸷鸟之不群兮，至前世而固然。何方圆之能周？夫孰异道而相安？”，接下去，继续表明自己的艰难处境“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最后再次重申自己的态度“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总的来说，课文表现出这样的一种逻辑关系：遭遇――表现――原因――决心――怨愤（灵修、众女、时俗）――处境――决心――说明――处境――决心。可见，在选文部分，他只是谈到自己处境的艰难及造成其“穷困”的主客观原因，并多次重申自己对待此事的态度，由此看来，只有把“民生”理解为“个人遭遇或人生”才能符合这一逻辑关系。

篇5

魏晋南北朝对《楚辞》的接受是全方位的，人们不仅重视它，甚至把它当成“超逸”风神的象征；屈原作为一种人格范型，已通过民俗的方式深入人心，与他有关的地望和传说在民间广为流传；对于《楚辞》这一经典性的文学作品，此时期的文人比两汉更看重它的抒情性和华美的艺术形式，他们有意识地选择《九歌》而非《离骚》作为仿效和学习的对象；《楚辞》作为一种先在的文学资源，依然是文人摹仿的对象，其句式、意象和语词被大量运用于诗赋作品中，并在与文体赋、乐府诗、骈文等各体文学的碰撞交融中，推动文学形式的发展，激活新型文体的产生。

【关键词】 魏晋南北朝/楚辞/接受

一

产生于战国的屈、宋楚辞，在长达四百年的两汉时期，经由贾谊、司马迁、扬雄、班固、王逸等学者的张扬、阐释，同时也因为许多文人的摹仿、学习，逐渐成为了一种与《诗经》具有同等地位的文学经典。有研究者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坛对楚辞的重视，前不如两汉，后不如唐宋明清。鉴于此时期社会的长期动乱，学者无暇研治楚辞，而文人责任意识的缺失，又导致他们难以与《离骚》之类的作品形成共鸣，故这种说法确乎有一定道理。但如果细检相关文献便可发现，其实此时期不仅有陆云、郭璞、刘勰等人精研楚辞，有曹植、傅玄、江淹等一大批作家自觉地汲取楚辞的艺术营养，而且楚辞的表现手法、形式要素和精神特质，也成为激活文学新体产生和导致文学新变的重要资源，甚至因为其既成经典的身份，渗入到了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从而影响当时人们的行为模式、审美情趣和创作倾向。据《南史·萧思话列传》的记载，思话之孙萧洽“年七岁，诵《楚辞》略上口”；《陈书·高祖皇后列传》言宣章皇后“能诵《诗》及《楚辞》”；萧绎《金楼子·聚书篇》自诩其命孔昂抄写《史记》、《三国志》、《庄子》、《老子》和《离骚》等典籍，“合六百三十四卷，悉在一巾箱中，书极精细”，因而珍藏之；傅玄曾仿《九歌》而作《九悯》；又《北史·儒林下》载，北周及隋时期，刘炫因得罪蜀王秀遭羞辱，故“拟屈原《卜居》为《筮涂》以自寄”。由此可见，《楚辞》已广泛流布于民间和宫廷，成为幼童习诵的教科书、妃嫔显示才情的读物和贵族争相收藏的典籍，而屈原的辞作，则依然是文人摹仿的对象。

《世说新语，任诞》云：“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同书《豪爽》亦曰：“王司州在谢公坐，咏‘人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语人曰：‘当尔时，觉一坐无人。’”《魏书·卢玄传》记载，中山王熙见卢元明饮酒赋诗，性情洒脱，由衷赞曰：“卢郎有如此风神，唯须诵《离骚》，饮美酒，自为佳器。”魏晋品藻人物，不同于汉代的道德尺度，而侧重于人的才情气质。这种超乎功利的审美性尺度以独特的个性和精神风范为重要内容，同于众生则为平庸，超乎庶类则为俊杰。因此他们特别看重与“俗”和“浊”相对立的“清拔”，也即清雅超拔、隽秀飘逸的神采特质。而《离骚》中驷玉虬、驾飞龙、朝苍梧、夕县圃、览观四极、飘摇轻举的神奇场景，《九歌》中开天门、乘玄云、沐咸池、晞阳阿、众神同游、临风浩歌的仙界奇观，无不超尘拔俗，“不似从人间来”。楚辞“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①的风格，给魏晋人一种疏放不拘、清拔超逸的文化暗示，与当时士人所追求的人格理想正相契合。因此，“读《离骚》”与“饮美酒”一样，成为名士超逸疏放性格的象征；而一旦吟咏《九歌》中的诗句，也就自然觉得不同凡俗、“一坐无人”了。

屈原是楚辞的代表性作家，因而魏晋南北朝对屈原的认识，首先值得关注。众所周知，汉代人关于屈原的评价，除了公认他创造了“瑰丽奇伟”的文学作品外，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其一是忠直之臣（以司马迁、王逸为代表），其二是迁谪之客（以贾谊为代表），其三是狂狷之士（以班固为代表）。与此三个层面相对应的，则是汉人的三种情感倾向：赞颂、同情、批判。相对于两汉，此时期对屈原的评价有同有异，既有沿袭也有变化。

就屈原“忠直之臣”这一层面而言，此时期大体沿袭汉人的观点。如傅玄云：“诗人睹王雎而咏后妃之德，屈平见朱橘而申直臣之志焉”②。刘勰《文心雕龙·比兴》曰：“楚襄信谗，而三闾忠烈，依《诗》制《骚》，讽兼比兴。”萧统《文选序》亦云：“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洁，君匪从流，臣进逆耳。”无不赞扬屈子的“直”、“忠烈”和“忠洁”。不过，魏、晋二朝皆以威逼禅让的方式从旧主手中夺得天下，不便理直气壮地提倡忠直气节；南朝历代祚短，士人臣事多朝数主渐成通例，况且家族观念日重于忠君意识。由于朝野上下对“忠节”的空前淡漠，屈原作为“忠臣”的人格层面，在魏晋南北朝通常只是被一般性地提及，具有概念化和类型化的特征，并没有被深入挖掘和大力张扬。

与汉人一样，魏晋南北朝对于作为“迁谪之客”的屈原，基本的态度就是同情和叹惜。晋人华谭曰：“故上官昵而屈原放，宰噽宠而伍员戮，岂不哀哉”③！陆云《九悯序》亦曰：“惜屈原放逐，而《离骚》之辞兴。”尽管此时期对屈原这一精神层面的接受同样具有概念化的倾向，“逐臣”屈原更多的只是一种既定的政治身份、一个遭遇坎坷的文化符号，但毕竟宦途浮沉是人们经常要面对的困惑，每当人生或政治的波折产生，他们就会联想到屈原“逐臣”的困顿，发出“悲伍员之沉悴，痛屈平之无辜”④之类的感叹，并在痛惜屈子“无辜迁谪”的同时，寄托自己的怨愤与不平。例如颜延之因遭忌出为始安太守，道经汨潭时便作《祭屈原文》，感怀屈子“身绝郢阙，迹遍湘干”的冤屈，并借以抒发心中的愁怨。类似这样的作品并不少见。因此，此时期作为“迁客”的屈原，在文人的作品中，涵蕴着更为丰富真切的生命感悟，更具有文学原型的典范意义。

以屈原为“狂狷之士”是从班固开始的。虽然班固盛赞屈原“弘博丽雅”的文采，并在《汉书·古今人表》中将其列在“上中”，为“仁人”，可见没有全盘否定屈原，但他认为屈原“露才扬己”、“沉江而死”⑤的行为，不合儒家经义和中庸之道的基本原则，乃“狂狷”的表现，却为后人对屈原这方面的批评埋下了伏笔。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是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篇》里的论说：“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宋玉体貌容冶，见遇俳优……”颜氏将屈原与许多历史上的文人都归入“轻薄”一类，认为文章之体，很容易“使人矜伐，故忽于持操”，告诫儿孙要“行有余力”而后为文。北魏刘献之的批判则更为激烈：“观屈原《离骚》之作，自是狂人，死其宜矣，何足惜也”⑥！从汉代开始，随着“明哲保身”人生哲学的流行，学者大多并不认同屈原露才扬己、自沉身死的过激行为。到魏晋南北朝，人们日益追求当下的生命享受，更加看重在政治风波中“全身保命”的处世原则，故屈原在政治上、处世上的认真和偏执，很难为当时的人们所接受。晋人谢万作《八贤论》，“以处者为优，出者为劣”，屈原虽位列“八贤”，但与嵇康一样被视为“出者”，劣于渔父、楚老等人⑦。三国时李康在《运命论》中曰：“治乱，运也；贵贱，命也。而后之君子，区区于一主，叹息于一朝。屈原以之沉湘，贾谊以之发愤，不亦过乎？”过，也就是过激、过头，超越了中庸平和的处世之道，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狂狷”。屈原以一己之力与整个世俗环境对抗而绝不被动适应的批判精神，具有一种悲剧性的殉道意味和非实践性的宗教品格，它注定是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

有关屈原的传说与民俗节日逐渐在民间流行，是魏晋南北朝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王逸《楚辞章句·渔父》所记江滨渔父的问答、《卜居》所言求太卜决疑之类，其实便已揭开了屈原传说及其民间纪念的序幕，此后经两汉的酝酿和累积，到此时期更为丰富并定型。例如关于“舟楫竞渡以悼屈原”的民俗。东晋葛洪云：“屈原没汨罗之日，人并命舟楫以迎之。至今以为口渡，或谓之飞凫”⑧。宗懔《荆楚岁时记》条二十二载：“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拯之。舸舟取其轻利谓之飞凫，一自以为水军，一自以为水马。州将及士人悉临水而观之。”而《太平御览》引《续齐谐记》则曰：

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筒贮粉米祭之。汉建武中，长沙区回白日忽见一士人，自称三闾大夫，谓曰：“闻君常见祭，甚善。但常年所遗为蛟龙所窃，若今有惠，可以楝叶塞其上，五色丝缚之，此二物是蛟龙所惮。”⑨

这三则文献材料，清晰地记载了端午节的由来、内容、形式及其定型化的过程，也说明在东晋南北朝，屈原的事迹和峻洁人格，已通过民俗的方式流播于千家万户，得到了最广泛而普遍的接受。而屈原化为士人的传说，则纯为民间艺术化的虚构，它作为“屈原”这一原型的文化附加形态，折射出的是创造者对原型的喜爱与认同，并为后来沈亚之《屈原外传》之类专记屈原“逸事”的作品开了先河。

此时期对与屈原、楚辞相关的地名也非常关注。汉代以来各类文献中，已有不少对此类地名的解释和考证，但从来没有像魏晋南北朝这么大量而集中地产生。郭璞《楚辞注》、《山海经注》对相关地名的考证已为人所共知，无庸赘述。据《太平御览》所引，另有《江夏记》、《鄱阳记》、《郡国志》、《永初山川记》、《荆州记》、《水经注》等著作言及南浦、夏首、汨水、秭归、沧浪水等许多故楚地名，其中尤以《水经注》的记载最为详明。此书所叙，有澧水、沅水、夏水、湘水、汨水、辰水等楚地河流，有龙门、玄圃、三危、玄趾、辰阳、鄢郢等《楚辞》地名，还记载了与屈原有关的传说和楚地的习俗，其中对秭归、屈原故宅、女媭庙、屈潭、屈原庙等的叙述和考证，给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

二

承两汉楚辞学的余绪，魏晋南北朝整理、注解楚辞的热情并未衰退。据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这一时期的《楚辞》注本，主要有晋代郭璞《楚辞注》三卷、徐邈《楚辞音》一卷、刘宋时何偃《楚辞删王逸注》（未知卷数）、诸葛民《楚辞音》一卷、梁朝刘杳《楚辞草木疏》一卷、无名氏《楚辞》十一卷、另有《隋书·经籍志》著录孟奥（生平不详，很可能是南朝人）《楚辞音》一卷，数量颇为可观。遗憾的是，这些《楚辞》注本大多已经亡佚，只有郭璞的《楚辞注》比较特殊。因为敦煌《楚辞音》残卷、洪兴祖《楚辞补注》曾对此书加以引用；又据近人考证，郭璞所撰《山海经注》、《方言注》、《穆天子注》等文献中，与《楚辞》内容有关的注文也大量存在。从这些辑出来的材料中可以看出，郭氏的《楚辞注》，无论是在方言辨析、古音审读、词义阐释、文字校刊，还是神话传说的收集保存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鉴于对此的论述已经很多，这里不再赘述。

上列诸书中有三种《楚辞音》，显然对《楚辞》音义和方言的辨析审读，是当时《楚辞》研究的重要内容。颜之推也说：“夫九州之人，言语不同，生民已来，固常然矣。自《春秋》标《齐言》之传，《离骚》目《楚词》之经，此盖其较明之初也。后有扬雄著《方言》，其言大备”⑩。六朝音韵之学的兴盛，激发了学者对《楚辞》方言与音读的研究兴趣；而《楚辞》成为当时“音辞”研究的重点对象，进入正统语言音韵的学术视野，也是它作为文学经典文本为学者所普遍接受的一个明证。

汉人评价《楚辞》作品，非常看重它所表达的“义”：刘安《离骚传》言《离骚》“举类迩而见义远”；《汉书·艺文志》说屈辞“有恻隐古诗之义”；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叙》赞《离骚》“其义皎而朗”。魏晋南北朝则既不忽视其“义”，却更重其“情”：陆云《九悯序》称《离骚》出现后，“文雅之士，莫不以其情而玩其辞”；刘勰《文心雕龙·辨骚》言“《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庾信《赵国公集序》云“昔者屈原、宋玉始于哀怨之深”。所谓义，也即作品的内容，它包括政治、伦理、道德等理性原则，通常与劝谏、教化联系在一起，具有社会性和功利性的特征；所谓情，指的是作品的情感表达，它不顾忌太多的理性原则和社会功利，以抒发个体喜怒哀乐等情绪为旨归，具有明显的个性化特征。魏晋南北朝文学开始摆脱政治教化的束缚，冲破个性依附于群体的局限。正如罗宗强所言，此时期的作家，已经“从定儒学于一尊时的那个理性的心灵世界，走到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感情世界中来了”(11)。这样的时代风气，导致了人们接受心理和审美意识的深刻变化。他们不再特别关注《楚辞》的讽谏教化的社会性之“义”，而更看重其自由表达的个性化之“情”。在楚辞接受上的由重义到重情，实在是时代风气的转变使然。

对于楚辞的艺术形式，汉人只是偶尔论及。如班固《离骚序》称其“弘博丽雅”；王逸虽详细论述了它的“比兴”手法，也仅概括性地赞其为“华藻”、“金相玉质，百世无匹”(12)。魏晋南北朝则特别强调楚辞的文学要素，而尤其关注它华美艳丽的艺术形式。曹丕、皇甫谧都认为，包括《楚辞》在内的辞赋，具有“丽”、“美”的特征；裴子野《雕虫论》谓“悱恻芬芳，楚骚为之祖；靡漫容与，相如和其音”；刘勰《文心雕龙·辨骚》云：“《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远游》《天问》，瓌诡而惠巧；《招魂》《招隐》，耀艳而深华。”将《楚辞》的总体风格归结为“惊采绝艳”，并从“宗经”的卫道立场，批评“楚艳汉侈，流弊不还”(13)。不管是赞扬还是批评，人们都一致认定，华美艳丽是楚辞的基本艺术特征，这种特征对汉代以来的诗赋文章产生了重大影响。刘勰甚至认为：“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观其艳说，则笼罩《雅》、《颂》”(14)。其影响已超过了《诗经》。如果说建安文坛力主“文虚质实”，大体依然延续汉代质朴文风的话，那么从两晋开始，提倡“丽美”之文的观点逐渐成为主流。傅玄《连珠序》言“辞丽而言约”，陆机《文赋》系统地提出言贵妍、藻欲丽、诗绮靡的文学主张。东晋的葛洪，从文学发展的角度，肯定“清富赡丽”的文风，并认为“古者事事醇素，今则莫不雕饰，时移世易，理自然也”(15)。到了南朝，随着文、笔区分之类的讨论，人们有意识地将文学与政教、立身与文章分离开来。在这样一种文学意识觉醒、普遍追求华美文风的背景下，本来就具有华艳特质的楚辞，不但成为此时期文人关注的对象，而且还被尊为华美文风之宗，从文学经典的意义上构成唯美思潮合理性的一个重要理由。

传统的屈、宋楚辞，从形式风格上看主要有三种类型：其一是《离骚》、《九章》和《九辩》，优游案衍而辞志深宏；其二是《天问》，四言为体而规整有序；其三是《九歌》，情思哀婉而文辞清丽。沈德潜《说诗晬语》曰：“《九歌》哀而艳。”“哀而艳”确实是《九歌》的基本风格，而情感的哀婉动人、文辞的艳丽华靡，正好是此时期尤其是南朝文人的共同追求；同时，《九歌》参差错落、富于咏叹意味的句式特点，与贵族化的题材内容正相契合。因此，《九歌》受重视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其他类型。或许陆云的看法最具代表性，他在《与兄平原书》中说：

尝闻汤仲叹《九歌》：“昔读《楚辞》，意不大爱之。顷日视之，实自清绝滔滔，故自是识者。”古今来为如此种文，此为宗矣。视《九章》时有善语，大类是秽文，不难举意；视《九歌》，便自归谢绝。

他不喜《九章》《九辩》，却极为推崇《九歌》，原因就在于它哀艳疏朗、“清绝滔滔”的风格。由此可见，魏晋南北朝文人对楚辞的接受是有选择和偏向的，他们偏向的不是幽怨深广的《离骚》，而是符合这个时代审美要求的《九歌》。

三

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曰：“周室既衰，风流弥著，屈平、宋玉导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于后。英辞润金石，高义薄云天。”近人郑振铎也说：“《楚辞》，或屈原、宋玉诸人的作品，其影响是至深且久、至巨且广的”(16)。他们都肯定了《楚辞》对后世文学的巨大影响。

此时期文人对楚辞的接受与汲取，首先表现在对这种体式的强烈兴趣上。据笔者比较详尽的统计，整个魏晋南北朝，纯粹楚骚体的作品（包括骚体赋），便多达160余篇，其中如蔡琰骚体《悲愤诗》、王粲《登楼赋》、曹丕《思亲赋》、曹植《离缴雁赋》、阮籍《清思赋》、向秀《思旧赋》、江淹《山中楚辞》五首等，都是情文并茂的佳作。而且，有不少作家格外钟爱楚骚的形式。如曹植的此类作品就有17篇之多，江淹也有13篇，而曹丕、傅玄、夏侯湛、潘岳等人创作的楚骚体亦不在少数。这么多此时期最有成就的作家，沿用楚辞的原初体式，写下如此多的优秀作品，这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对《楚辞》这一文学经典自觉而普遍的效仿与继承。

事实上，此时期文学对楚辞艺术营养的汲取，不仅仅表现在体式的运用方面。楚辞中大量的意象、语词、语句，作为重要的文学资源和文学要素，被文人直接采用或经过改造而化用。例如谢灵运《郡东山望溟海》这首诗的前半：

开春献初岁，白日出悠悠。荡志将愉乐，瞰海庶忘忧。策马步兰皋，绁控息椒丘。采蕙遵大薄，搴若履长洲。

此诗前四句出自《楚辞·九章，思美人》：“开春发岁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将荡志而愉乐兮，遵江夏以娱忧。”五、六句出自《离骚》：“步余马于兰皋兮，驰椒丘且焉止息。”七、八句出自《思美人》：“揽大薄之芳茞兮，搴长洲之宿莽。”几乎全是从《楚辞》中化出。类似的情况并不少见。只要仔细审读此时期的诗赋便会发现，利用楚辞意象语词进行创作，确是彼时作家常用的手法，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江淹。江淹在《灯赋》中借淮南王之口说：“屈原才华，宋玉英人，恨不得与之同时，结佩共绅。”他的《刘仆射东山集学骚》、《应谢主簿骚体》，在标题中即标明对楚骚的仿效；《山中楚辞》仿《招隐士》，《遂古篇》仿《天问》。至于他的辞赋沿用、转借、点化楚骚意象语境，更是俯拾即是，而且这种活用点化往往信手拈来，不著形迹，达到了自然圆融的境界。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文学逐步走向自觉的时期，也是各种文体互相碰撞交融，从而形成文体“新变”的时期。楚辞以传统经典文体的身份，在这一文学形式“新变”的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不但促成了各类文体的融合，而且还激活着文学新体的产生。

此时期“赋的诗化”是近年来学者十分关注的一个文学现象。所谓赋的诗化之“诗”，严格地说应该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当时盛行的五、七言诗；其二是楚骚体的诗歌，主要指《九歌》体（兮）和“乱辞”体（，兮）这两种类型的诗句。其中的《九歌》句型，“兮”字在一句之中，更多地保留着楚民歌活泼浪漫的原初韵味，它以三言为基本节奏的句式特征，又可避免《离骚》句型与文体赋六言句相似相类的弱点，因而它是与赋体组合交融的最佳句类。从汉代开始，赋家就试着将这两类楚骚句型引入文体赋，寻求最好的搭配方式。经过魏晋南北朝许多赋家的自觉实践和倡导，赋作夹用楚骚句型的手法日益为人们所接受。例如谢庄的《月赋》云：

……情纡轸其何托，愬皓月而长歌。歌曰：“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临风叹兮将焉歇，川路长兮不可越。”歌响未终，余景就毕。满堂变容，回遑如失。又称歌曰：“月既没兮露欲晞，岁方晏兮无与归。佳期可以还，微霜沾人衣。”

祝尧说《月赋》中的两首歌“犹有诗人所赋之情，故‘隔千里兮共明月’之辞，极为当世人所称赏”(17)，许梿也评此篇“以二歌总结全局，与怨遥伤远相应，深情婉致，有味外味”(18)。

楚声是乐府形成的基础，楚声的《郊祀歌》、《房中歌》及大量的楚骚歌辞构成了早期汉乐府诗歌的主体。尽管从东汉开始，楚声在乐府中的统治地位有所削弱，但整个魏晋南北朝，它仍然是乐府的重要资源。其中以相和歌辞、琴曲歌辞、清商曲辞、杂歌谣辞四类吸收、保留“楚声”的成分最多。就此时期乐府诗对传统楚声、楚辞资源的吸收利用而言，大略有以下几种情况：其一是魏晋时期故楚地区的土乐，它们的乐曲声调大体上还保留着古代楚声的风格，但歌辞已不再是纯粹的骚体了，如“相和歌辞”中的楚调曲、瑟调曲等相当多的作品；其二是六朝时期以江汉“西曲”为核心的南方新乐，它们是新时代的楚声，其乐曲在对原初楚声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变化，如“清商曲辞”中的《襄阳乐》、《江陵乐》等；其三是魏晋以来由《楚辞》某个篇目或诗句派生出来的文人乐府诗，它们与音乐的关系已经非常疏远，失去了倚声歌唱的功能，实际上只是一种书面化的诗歌，如曹植《远游篇》、《飞龙篇》、傅玄《秋兰篇》、江淹《古别离》等。(19)

近人徐嘉瑞说：“六朝文人的骈文，是远接《楚辞》一派，由汉赋蜕变下来的”(20)。骈文是魏晋南北朝产生的新型文学体裁，它的形成，离不开《楚辞》骈对资源的孕育，只不过楚骚对骈体的启迪，是通过“赋”这一中介来实现罢了。楚辞之所以被称为“俪体之先声”，主要就在于《楚辞》中对偶结构数量之多、比例之大，是先秦其他文体所无法比拟的。楚辞句式中的“兮”字，既是语音的中心，也是结构的枢纽，它规定了楚辞句子必须以两两相对的偶句形式出现，否则就会破坏结构的平衡，因此《楚辞》存在大量的、各种不同类型的对偶结构。普通对偶句如：“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离骚》）；当句对如“屈心而抑志兮”（《离骚》）；双声对如“忳郁邑余侘傺兮”（《离骚》），叠韵对如“聊逍遥以相羊”（《离骚》）；重言对如“风飒飒兮木萧萧”（《山鬼》）；等等。《楚辞》的对偶，以“当句对”为最多，所以洪迈说，当句对“盖起于《楚辞》‘蕙烝兰藉’、‘桂酒椒浆’、‘桂棹兰枻’、‘斫冰积雪’。自齐、梁以来，江文通、庾子山诸人亦如此”（《容斋续笔》卷三）。客观地说，楚辞不但给后起的赋体和骈文提供了骈偶化的基因和范本，而且还给它们提供了大量而丰富的骈对组构资源。由楚辞到赋、到赋的骈偶化、再到用赋的方法作文章、最后在晋代形成骈文。楚骚“兮”字句通过赋体文学这一中间环节促成了骈体文的产生，同时，在晋代以后成熟的骈文中，楚骚句式依然是构成篇章的语句材料。

注释：

①刘安：《离骚传》。

②傅玄：《橘赋序》，见《太平御览》卷九百六十六。

③《晋书·华谭传》。

④曹攄：《述志赋》，见《艺文类聚》卷二十六。

⑤班固：《离骚序》，见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叙》引。

⑥《魏书·儒林传》。

⑦见《晋书·谢安传》。

⑧见《北堂书钞》卷一百三十七。

⑨见《太平御览》卷九百三十。又同书卷三十一所引《续齐谐记》亦有相同内容的记载，只不过文字略有不同。

⑩《颜氏家训·音辞篇》。

(11)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1页。

(12)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后叙》。

(13)刘勰：《文心雕龙·宗经》。

(14)刘勰：《文心雕龙·时序》。

(15)葛洪：《抱朴子·钧世》。

(16)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一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54页。

(17)《古赋辩体》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全书影印本。

(18)《六朝文絜笺注》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篇6

怀着对屈原的好奇，我按下了时空遂道的键，来到了汨罗江畔。此刻展现在我眼前的屈原脸色憔悴，形体枯瘦，双日正远望着远处，又好像要投江自尽一般。我忙呼道：“慢哉！慢哉！”

我说：“你为何要这样呢？”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话毕，我深深一颤，平时只在书上看到这句话，可是此时的屈原说出来却别是一番感觉，那种坚定，出淤泥而不染的情操在他的身上凸显得淋漓尽致。

我又问：“凡是聪明的圣德之人，都不固执已见，而能随着环境形势的变化而有所变化。既然世人都是混浊的，你为什么不随着大潮糊里糊涂往前混呢？”屈原答道：“我宁可跳进常流常清的江水，葬身于江鱼之腹，又怎能让自己高尚的品质蒙受世俗尘滓的污染呢？”

屈原的回答让我哑口无言，我一时无言以对。在我未反应过来时，屈原怀抱一块大石头跳进了汨罗江，江面只留下一片涟漪。

也许，有的人会说屈原愚笨，不懂得变通，何苦要这样呢？可是，他是在执着自己的理想、事业。为自己理想执着那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我说：那些不能理解他的人才是真正的愚笨。

篇7

2、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 出自：屈原 《楚辞》

3、悲莫悲兮生离别，乐莫乐兮新相知。 出自：屈原 《九歌 少司命》

4、世溷浊而不清：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 出自：屈原 《楚辞》

5、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出自：屈原 《离骚》

6、魂兮归来! 去君之恒干，何为四方兮? 舍君之乐处，而离彼不祥兮。 出自：屈原 《招魂》

篇8

近年来，新课改的春风带给我们清新扑面的感觉，正如崔永t教授所说“变革课堂就是让学生的学习增值”，也就是保障每一个学生与生俱来的学习权，这也是新课程的出发点和归宿。

基于此，在教学方式的转变上要实现四大转变：一是变教师灌输知识为引导学生自己省悟知识，二是变教师发问为诱导学生提出问题，三是变题海战术应试训练为指导学生应用所学解决实际问题，四是变强制性教学管理为科学、民主的人本化管理。一句话，就是把课堂还给学生，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并不排斥教师讲，而是主张教师“精讲”，有利于培养学生主体性、创造性地讲，在课堂教学中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学思案”这一载体走进了语文课堂。虽然在实际教学中，课堂教学模式百花齐放，但关注学情是我们不变的坚持。总的理念就是“让学生动起来、让课堂活起来、让效果好起来”。

接下来我从四个方面谈谈学思案的引入提高了教学的有效性：

一、课前预习的有效性

一直以来，学生对语文的漠视几乎从未改变，老师布置的预习内容学生要么浮光掠影地看一下，要么直接忽略，所以每一节课学生几乎都是以“零预习”的状态走进课堂的，这样的课堂有效性势必大打折扣。

“学思案”的引入将预习落到了实处，学思案分为五大板块，其中“我学我记”、“我学我问”和“我学我思”三个板块是课前预习内容，“我学我用”和“我思我疑”两个板块是课后巩固内容。

其中“我学我记”板块注重基础知识的落实，“我学我思”板块注重对课文内容的落实，“我学我问”板块是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培养学生的质疑能力。这样三个板块的预习内容就使得学生预习真正有效起来。

这是教师要下功夫的地方，精编“学思案”会大大提高课堂的有效性。

根据《离骚》这篇课文的特殊性，“我学我记”“我学我思”这两个板块设置如下内容：

我学我记：

（一）了解屈原和楚辞

1.简介屈原生平

2.简介楚辞

3.小结

我国诗歌传统――①《诗经》代表着现实主义；②《楚辞》代表着浪漫主义。合称“诗骚”，或者“”。

（二）解题

1.简介写作背景

《离骚》作于公元前305年左右，即屈原被楚怀王流放汉北后的两三年中。怀王16年，屈原因草拟宪令，主张变法和联齐抗秦，被内外反对力量合伙陷害而失左徒之职，又因多次上疏，终被流放。

关于《离骚》的创作缘由，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引刘安《离骚传》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又说：“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屈原的“忧愁幽思”和怨愤，是和楚国的政治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离骚》就是他根据楚国的政治现实和自己的不平遭遇，“发愤以抒情”。由于其中铺漫曲折地抒写了诗人的身世、思想和境遇，因此也有人把它看作是屈原生活历程的形象记录，称它为诗人的自传诗。

2.解释“离骚”

离――通“罹”，遭遇；骚――忧愁。遭遇忧愁，抒发心中感慨。

（三）基础知识识记

1.给加点的字注音

苗裔 孟陬 揆 肇锡余 扈辟芷 汩搴 o骐骥驰骋

2.重点句子翻译

（1）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

（2）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

（3）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

（4）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5）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

3.背诵名句

（1）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2）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3）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4.我学我思

（1）你认为屈原追求的理想是什么？请结合具体诗句赏析。

（2）诗人诉说自己美好的出身，是在炫耀自己吗？谈谈你的理解。

（3）《离骚》中写了很多香草树木，结合本文看，诗人有什么寄寓？

（4）作为现代中国的青年学生，你如何看待屈原对理想的执着追求？

以上内容学生要通过课前自主学习来完成。因为有了这个载体，改变了以往学生由于对语文的不重视而没有预习走进课堂的现象，大大提高了预习的效率。

二、教学内容选择的有效性

顾泠沅教授通过调查研究指出，影响学生学业成就的三大因素之一就是“合适的学习时间和有效的学习体会”，所以在课堂上鼓励教师少讲精讲，那么其内容源自哪里呢？主要源自教师批改“我学我记”和“我学我思”中学生仍存在的问题和学生在“我学我问”中提出的有价值的问题（有些简单的不具有共性的问题教师直接在“学思案”中给予回答或面授）。而且通过批改教师会发现哪部分内容对学生来说是薄弱点，在课堂上要重点强调。

比如“我学我记”板块中重点句子的翻译中，第（2）、（5）小题学生普遍翻译不准确，“我学我思”板块的第1、3题学生的理解不到位，这就给课堂提供了最真实有效的信息，教师在有限的课堂四十分钟内就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课堂教学，实现课堂教学的最大优化。这样选择教学内容就有详有略，学生不会的详讲，学生会的就略讲或者不讲，因为源自学情所以课堂变得更加有效。

三、教学流程安排的有效性

在教学流程的设计中，既要考虑课堂的完整性和流畅性，又要充分考虑学生的实际情况，更加注重学生的学习情况，灵活处理各种生成情况，所以个别环节会由学生来完成。

如这就是屈原一生执着追求的理想，你觉得能实现吗？屈原认为能实现吗？依据源于文本。这一环节比较简单，主要在前一个环节理解屈原的理想的基础上引导学生筛选、整合文本信息，重点在对“内美”和自我修养自我价值两方面，从而引出内外兼修是屈原对自己的高度自信，这既是他实现美政理想的原动力，又是他的悲剧根源。

整堂课的流程就是由教师和学生共同完成的，既有像这个例子一样鼓励学生自由讨论、自主探究的环节，又有教师重点参与点拨的环节，课堂最后还会留出一定的时间给学生提问答疑，如果仍有问题则写在“我思我疑”板块中上交。

不论采用哪一种教学流程，都是从学情出发，而“学思案”的引入，使我们对学情有了更真实准确的把握，更有利于有效的课堂流程的安排。

篇9

节日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每年的固定日，共同举行的仪式或庆典。全民认同并参与，一年一度，周而复始。

我国的传统节日，丰富多彩，源远流长，蕴涵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影响广及东方，乃至世界。中国的节日文化，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感召力。

中国节日，从元日到除夕，计十四个，其中最盛大的节日是端午、中秋、年(春节)三节。

端午节起源，传说多种。五月正值仲夏，“端”即“初”，端午既初五，古人“俗重五日”。又当“夏至”，汉初定五月五为节日，为逐疫辟邪。唐宋时称为“端午”(“五”“午”相通)，别称端阳节、重午节。包粽子、赛龙舟成为端午节中国两大民俗。

五月五日又是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殉国之日。每逢此日，屈原家乡人民以竹筒盛糯米，投江中纪念屈原。后演变用竹叶或苇叶代替竹筒并系以彩绳，即“粽子”。于是，端午节包粽子纪念屈原，为广大人民所认同，两千年来，代代相传，延续至今。

屈原(前340—前278)名平，字原。任楚国左徒，世称三闾大夫。他对内主张举贤任能，改革弊政；对外主张联齐抗秦，兴邦强国。因遭谗臣嫉谤，被楚怀王蔬远，后又放逐湘沅，虽辗转艰辛，仍忧国忧民。闻秦军攻破郢都，忧愤交加，投泪罗江以殉国难。

屈原心系国运民生，是爱国爱民的贤臣，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诗人。一生写下《离骚》、《九章》、《九歌》等二十余篇诗歌。屈原诗歌表现出强烈爱国精神，具有巨大艺术魅力，是高度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统一，是中国古典文学遗产中的瑰宝。屈原和他的学生作品结集《楚辞》。《楚辞》与《诗经》并称中国古典诗歌璀灿星空中“双子星座”。

屈原代表作《离骚》，是中国第一首长篇抒情诗，表达诗人忧国忧民眷恋故土的深挚感情和忠诚正直追求光明的高尚品质。《离骚》诗句优美，想象丰富，开中国古典诗歌浪漫主义创作手法之先河。诗如其人，屈原的崇高精神和屈原诗歌的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哺育着中国一代又一代诗人和文学家。

屈原热爱祖国，关怀人民，忠诚正直，信守芳洁，追求光明，舍生取义。他的精神是中华民族之魂。屈原精神就是表率万世、积厚流光的中华民族精神。

篇10

通过举办此次人文知识拓展营系列活动，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的爱国精神及崇高的人格，在研究生群体中倡导一种积极向上的人文气氛，在感受其离骚派诗集的同时也领悟做人的真谛，让所有研究生开开心心过端午吃粽子，轻轻松松获知识受启迪。

二、 组织机构

总策划人：欧阳国桢

总负责人：董绍娴

指导老师：喻财铃 老师

主 办：信息学院研究生分会

三、 活动时间

征稿筹备截止时间： 6-14日17：00

活动时间：

5-23日～XX-6-23日

四、 活动方式

关于屈原的四大主题向全校研究生进行征稿并在信息学院研究生网站上发表展示学习，（信息学院研究生网站： ，首页 -> 活动资讯 -> 特刊系列 -> xx端午特刊）

投稿邮箱：

五、 参与人员

华农全体研究生

六、 活动具体流程

1、前期筹备阶段----（6月4日—6月14日）

海报一张（包括活动的目的、时间、方式、内容安排，征稿的内容、对象、截止时间、邮箱以及征稿者的联系方式）

网上同步公布活动

查收邮件以及回复

奖品购买

2、审稿阶段-----（6月14日）

评审委员会评审稿件

3、主题活动阶段-----（6月15日—6月24日）

主题活动前一天晚上相关文章

6月15日 屈原的一生

6月17日 屈原故乡风土人情

6月19日 粽子与龙舟

6月22日 屈原离骚作品欣赏

6月23日 颁奖暨信息学院研会“离骚工作室”成立（全体委员务必参加，具体时间地点到时通知）

七、 经费预算

奖品----200元（视投稿情况而适当调整）

海报----50元

浮动资金---150元

八、 注意事项

1、前期筹备阶段征稿严格控制时间，形式、体裁不定，但必须跟任何一个或几个主题紧扣，否则视为无效稿件，稿件一经采纳，会有非常有纪念价值的奖品（跟端午屈原有关的奖品）。投稿者应注明自己的学院专业、手机或者邮箱，以收到邮箱回复为确认。

2、颁奖的地点视投稿情况而定，如果有外学院踊跃投稿，采纳者多考虑到520召开，并同时进行信息学院研会“离骚工作室”成立仪式，邀请喻财铃老师出席。如果投稿情况不佳，可以简单从事。

3、未尽事宜根据具体情况商议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