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有风的诗句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含有风的诗句，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阳春三月，细雨朦朦，在春雨的滋润下，竹林青翠，春笋纷纷破土而出，又到了春笋尝鲜的时日了。春笋脆嫩可口，鲜美无比，被人们称作“蔬中第一品”。我国食笋的历史源远流长。《诗经》中就有“其蔌维何，维笋及蒲”的诗句。宋代赞宁专门编了一部《笋谱》，介绍了不同种类的竹笋及历代流传的竹笋采挖和烹食经验，集古代竹笋知识之大成，可以说是一部竹笋方面的专业辞典。

竹笋的种类很多，按竹子的品种划分约有200多种，但主要分为冬笋、春笋和鞭笋三种；也有鲜笋、干笋之分。冬笋是毛竹冬天生长在地下的嫩茎，色洁白，质细嫩，味清鲜；春笋为斑竹、百家竹春季生长出来的嫩茎，色白，质嫩，味鲜；鞭笋则是毛竹夏季生长在泥土中的嫩权头，状如马鞭，色白，质脆，味微甘而鲜。

春笋，以其独特的鲜嫩赢得了人们的青睐，被誉为春天的“菜王”，也博得了文人墨客的交口称赞。一代文豪苏轼曾在《初到黄州》一诗中写道：“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其精辟诗句“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若要不瘦又不俗，餐餐笋加肉”一直流传至今。宋代高僧济颠和尚《笋疏》日：“拖油盘内焙黄金，和米铛中煮白玉。”说明佛门僧众尤喜笋馔。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一生爱竹、赞竹，“江南鲜笋趁鲥鱼，烂煮春风三月初”；“笋菜沿江二月新，家家厨灶剥春笋”。其道出了江南水乡以鲜笋和肥鱼作为时鲜的民俗风情。

竹笋营养丰富，除含有植物蛋白、脂肪和糖类外，还含有胡萝卜素、维生素B1、维生素B2、维生素c及钙、磷、铁、镁等微量元素。竹笋所含的蛋白质中至少有16种氨基酸，是一种低脂肪、低糖、多纤维的食品，具有促进肠道蠕动，帮助消化，防止便秘的功能，还能防治高血脂、高血压、冠心病、肥胖症、糖尿病、大肠癌及乳腺癌等疾病。《本草纲目》载竹笋有“化热、消痰、爽胃”之功。清代养生学家王孟英在《随息居饮食谱》中说：“笋，甘凉、舒郁、降浊升清，开膈消痰，味冠素食。”对油腻食物吃得太多而致的食欲不振、恶心呕吐、消化不良和腹泻等有防治作用。

笋的食用方法很多，炒、烧、煮、煨、炖均可，可荤可素，可汤可菜，做法不同，风味各异。一棵大的竹笋，因其各个部位鲜嫩程度不同，可分档食用。如嫩头可用来炒食，或作为肉圆、馅心的配料；中部可切成笋片，炒、烧或作为菜肴的配料；根部质地较老，可供煮、煨或与肉类、禽类一起烹汤，还可放在坛中经发酵制成霉笋炖食，别有风味。笋在各地方的菜肴中均占有一席之地，如江苏的“如意春笋”，浙江的“南肉春笋”，四川的“干烧笋”，上海的“笋腌鲜”、“拌双笋”，福建的“鸡茸金丝笋”等各具特色。

篇2

关键词：写意；简化；诗歌

中图分类号：J21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32-0194-03

中国画的一种画法。不求工细形似，只求以精练之笔勾勒景物的神态，抒发作者的情趣。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记苏联版画展览会》：“我们的绘画，从宋以来就盛行‘写意’。”后也成为中国艺术的一种普遍追求。所谓写意，是指从实事、实境、实物和自然形态的限制中解放出来，去追求一种超越这一切的更高目的和更高境界、创造一种客观实在状态包含不了的东西。这一特征贯穿于我国古代文论的各个方面，那么古典诗歌以什么样的形式达到写意性的创造、简化。简化是创造诗歌意蕴、意味、意境的主要手段。

在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中的各个方面都可以发现所包含的简化的因素。本文就将着重从以下几个问题进行论述。

首先就是诗歌的构思、题材的选择都是需要这样的一个简化过程。因为面对丰富、纷纭多变的现象，诗人能否抓住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最具有典型性的内容来进行创作，并以此来表现出蕴涵更多的意义来。王安石说过，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之深，而无不在也。与小说、散文、戏剧等文体相比，诗歌的篇幅是短小、精悍的。诗歌中对于万事万物的描绘，并不是要把事物得所有方面都面面俱到；而是为了将诗人的微妙的情感运用独特的形式充分的展示出来。这样，诗人就必须选择其中与其表达相关的“在场”因素，凸现这些内容，而其它与此无关的内容则删减。同时这些“在场”的内容又是有限的，要能够表达出“不在场”的复杂性，从局部见到整体。所以诗歌创作中对于材料的收集是非常重要的但材料的取舍，构思过程的提炼则显得更加不可缺少了。只有经过精心的剪裁、取舍，反复的酝酿、提炼，才能使诗歌克服艺术表现对象的无限性和表达内容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创作出高水平、高质量的诗歌。

在中国古代诗歌的创作中，许多诗人、评论家都注意到了在诗歌创作之前的材料取舍、构思的重要性。如姜夔《白石道人诗说》：“诗之不工，只是不精思耳。不思而作，虽多亦奚为？”刘勰也认为构思是“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也就是指首先应该炼意。因为诗以意为主，炼意也就是指对于诗的素材的提炼过程，对于诗歌所要表达的内容的浓缩和凝聚，在有限的时间空间中最大限度的开拓出诗歌的艺术境界。在这一艺术的构思过程中我们可以明显的感受到简化的追求。因为能否在有限的语言中包含有无限的意蕴，是必须经过简化来加以提炼的。“以少总多”、“以小见大”的手法都是这一在内容和构思上的具体体现。比如元稹有一首叙事体的七言歌行《连昌宫词》，通过一位宫边老人的叙述视角，对唐玄宗的行宫的今昔盛衰作了一个对比性的描写。既有先前的“楼上楼前尽珠翠，炫转荧煌照天地。”也有后来的“庄园烧尽有枯井，行宫门闭树宛然。”而诗人还有一首五言绝句《行宫》中则用“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发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诗人只剪裁了白头宫女说玄宗的故事，却同样表明了那样一种怀古的情绪。所以说经过简化加工出来的语言诗歌形式在表达上并不会减少“不在场”的内容的容纳。潘德舆的《养一斋诗话》中就说到：“‘寂寞古行宫’二十字，足赅《连昌宫》六百字，尤为妙境。”也正是古人对“以少总多”的一种表述。再如刘禹锡的《乌衣巷》：“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作者以燕子寻巢这样一件生活中常见的小事表明了王朝更替的必然性，荣华富贵是难以长久的。“以小见大”的手法也正是古典诗歌进行选材的一个重要的方式之一，也是能够达到“简”的有效的手段。

跳跃性也是诗歌的重要特征，因为诗歌中的跳跃让诗歌具有动态的美感，是可以超越语言逻辑思维的，句与句之间，词与词之间的大幅度的跳动，留下的空白就越多，“不在场”的含量就越大，诗歌也就越简练，但意蕴也就越丰富。比如时间和空间的跳动，在一首诗歌中包含了古今的内容、不同地点的事件等，这样就会必然使得诗歌深邃，而又不会拖沓、冗长。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简化”在诗歌创作中具有着重要的地位。下面我们将再分析诗歌的形式极其语言表达中的尚简的倾向。

林庚所提出来的语言的“诗化”也是中国诗歌理论追求简化的一个重要原因。这里我们可以参考一下林庚的观点。

诗歌作为语言的艺术，既不能舍弃语言，又不能被概念和逻辑性所局限，这就要有特殊的处理办法，诗歌因此又是一种特殊的语言。语言诗化的过程包括着形式、语法、词汇等各个环节的相互促进，使语言更富越性、交织性、萌发性。从诗化的历程来看，是从屈原开始的。从楚辞到唐诗，也就是从骚体走向五、七言体的过程，是诗歌形式上不断诗化的结果。诗歌在形式上还要求分行，摆脱了散文的逻辑性和连续性，使诗歌的语言具有飞越性。因此诗歌形式的真正意义，本来是一种语言的解放，它的规律性、统一性、节奏性，乃是属于一种掌握法则后的真正自由。

“形式的诗化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而已，它与诗歌语法和词汇的诗化交相促进，互为因果，才成为‘诗化’的完整说明。”诗歌在一般语言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特殊的语言，突出表现在，那些为语法而有的虚字可以省略。但并未因此而“感到不方便感到不自然，相反更集中，更灵活，更典型，这是一个高水平的提炼，”即是语法的诗化。而这些“不止是语言的精练灵活而已，更重要的是形象性的丰富”。各种各样的表现手法的使用，使得语句更精练，更自然，更解放。同时诗歌语言词汇的丰富过程也正是语言诗化的又一过程。诗与生活的反复交织充实着丰富着诗的词汇。诗歌的词汇既因其从生活中唤起新鲜的感受而被诗化，也可能由于一味的模拟演习而变得陈腐僵死、生气全无。“艺术并不是生活的装饰品，而是生命的觉醒；艺术语言并不是为了更典雅，而是为了更原始，仿佛那语言第一次的诞生。”诗化而自然天成，标志着古典诗歌语言的真正成熟。也是有着重要的意义的。

诗歌的形式本身就是追求“简化”的结果。尤其是在中国的古代诗歌的创作方式具有绝对重要的地位，也是作家们抒发感情的主要表现方式，古典诗歌的字数、音律的规定必然要求诗人必须把个人丰富、复杂的情感，通过艺术的简化、加工、浓缩、精炼的方式真正达到简而不竭。真正把“在场”的和“不在场”的、“量”的和“质”结合在一起。因为在“诗化”的过程一样，最终五言、七言诗歌的形式成为了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这是中国诗歌所独有的形式，也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尤其是古典诗歌中的对偶是一种极有容纳度和承受力的形式。它是中国汉语常用的修辞方式，是中国文化的一种具体的体现，可以在极其有限的字数中包容诗人生命中的复杂情感体验，从而大大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强度和容纳的内涵。

为了追求简化在语法上诗歌也运用了许多不同的形式。

不完全句的出现是诗歌语言简化后压缩的必然结果。“所谓不完全句，一般是没有谓语，或者谓语不全的句子。最明显的不完全句是所谓名词句。”这类句式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是随处可见的。比如温庭筠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商山早行》），李商隐的“昨夜星辰昨夜风，画堂西畔桂堂东”等诗句都是由名词或者名词词组连接而成的，语法散漫，也省略了任何联系的媒介，因而也就有了弹性和张力。总是设法把“言简”与“义丰”联系在一起。这其实也是省略，但并没有因为“省”而会减少诗歌的容量。

语序的变换这是中国诗歌创作中为了满足诗歌形式、音律的要求而做的改变。一般来说，古汉语有着其自身的句法规则，但偏离了这些语法规范的变异，也是经常可以看到的。杜甫的《秋兴》（第八首）“香稻啄馀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虽然按照正常的语序也无不可，只是语言平淡，但就是把“香稻”和“碧梧”的语序进行了变动，不仅丝毫没有影响我们对于诗歌内容的理解，反而增加了诗歌独特的意味，给读者以新奇感、陌生化的效果。这种手法能使诗人所要强调的内容居于突出的位置，也更具意蕴。再如李白的“峨嵋山月半轮秋”，正常的语序应该是：“峨嵋山半轮秋月”。作者强调了这时的天气的特点是“秋”，这种变换则正好可以达到他所要表达的效果。作者的这种运用自然能够增强语言表达的容量，能够让诗歌在有限的语言中更大限度的保证所抒发的潜在”内容的丰富。

除了语序的变动能够增强表现力，词类的活用也是浓缩字词的办法之一。活用既可以让字词赋予新的意义，又能动态的，有弹性的表达意思，而不至显得呆板。比如杜甫的《陪郑公秋晚北池临眺》中的一联：“异方初艳菊，故里亦高桐。”前人分析为：“开而吐艳，桐叶脱而枝高，艳、高二字，死字活用。”在这番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艳”、“高”两个形容词都有了动词的特性，把具体的语言环境都激活了。透过这两个字我们可以领悟到、梧桐的独有姿态。这是我们通过形容词的活用感受的，也是“不在场”本身具有的。这种用法在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中是经常可以看到的，活用就具有了双重作用，自然可以意义丰富，同时也是简洁明了的，达到“简化”的效果了。

随着中国语言的不断发展和丰富，也为了更好的表现诗歌的生动性，既有丰富的内容情感，又仍然保持其特有的文学形式，许多修辞手法在诗歌中被广泛的使用。中国古典诗歌中大量修辞手法的运用无疑可以增强诗歌的表达效果。把“不在场”的内容都尽可能的开拓、延伸。这里主要分析几种与“简化”有着密切联系的修辞手法。这也并不是说其他没有分析的修辞手法不能够达到“简”的要求，而只是相比教而言，以下论述的修辞手法对于“简化”特征的体现更加明显。

首先我们看看用典。在古典诗歌中用典是比较多的。如果使用得恰当是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它可以极大的拓展语言所表现的深度，为诗歌打开一个新的抒发空间。因为典故能够沟通古今，是古代故事或者一些有来历的语词，获得独有的言外之意，增强艺术的整体性思维，可以由此及彼，无限加大诗歌的内含容量。比如李商隐的《安定城楼》中的两联：“贾生年少虚垂涕，王粲春来更远游。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则分别使用了典故。贾谊的忠言进谏，却不被采纳；王粲才华横溢，却寄人篱下。而范蠡则功成身退，泛舟江湖。这样的巧用典故，作者把自己的遭遇与古人恰当的结合在一起，从抱负、才华、人格等各个方面进行抒发，使得登楼的复杂情感准确而又简洁的表现出来了，也使得作品的内涵更加含蓄、深沉。这样的使用典故就既包含了今天同样也和历史相互辉映。由“在场”的今天的登楼，让读者也可以清晰的感受到“不在场”的历史。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如果典故的滥用则会妨碍诗歌的意境，给人以枯燥乏味感觉。虽然这种用典提供了更多的“不在场”的内容，但是“量”的过多则必然会影响对“质”的确认，不会给人以美的享受。

互文的运用也是达到诗歌语言“简化”追求的很好的修辞手法。互文是指：“上文的话里含有下文说出的词在内，下文的话里含有上文说出的词在内。”我们在解诗时就必须把两部分合在一起解，否则就难以弄明白。王昌龄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实际上指的是“秦汉时候的明月和秦汉时候的关”。原本复杂的意思，用互文表现起来就是如此的简洁、明了。再如杜甫《狂夫》中的“风含翠X娟娟净，雨`红渠冉冉香”中，上句中风中有雨，却只写了风，因为“净”是雨所洗净的；下句中雨中有风，却只写了雨，因为“香”是风所吹来的。互文的运用，既让读者感受了风雨的交织，同时又在简洁中突出了重点。所以说，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互文的使用是因为诗歌的的形式在字数和音韵上的限制，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互文的使用在作者的情感的表达上也有着特殊的效果。它避免了不必要的重复，使“在场之量少”的特征更加突出和明显。

此外，还有一些修辞手法同样可以使得诗歌在短小的篇幅中表现得尽可能多。比如比喻的手法，刘熙载《艺概》中就指出可以：“寄深于浅，寄厚于轻，寄劲于婉，寄直于曲，寄实于虚，寄正于余，皆是。”所以比喻的手法可以达到诗歌尚简的追求。对比的修辞手法是通过相互反对的事物彼此映衬，让读者印象深刻，同时也是高度的概括，显得更加有说服力。在有限的字词中，可以更加明白更加清晰。

诗歌创作出来之后，是离不开修改和润色的，也可以说最后的修改和润色是诗歌创作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所强调的“炼”也是对诗歌的一种修改的另一种解释。赵翼在《欧北诗话》中说：“所谓炼者，不在乎奇险诘曲、惊人耳目，而在乎言简意深，一语胜人千百。此真炼也。”也就是作者围绕诗歌的“意”来进行炼字、炼句，以达到更加的简洁而又更有诗意。有些诗歌就是经过修改，锤炼而变得生动传神的。中国古代诗人也十分重视炼句的。杜甫：“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正是表明了“言简意深”的好的诗句的得来是不容易的。经过诗人锤炼出来的诗句是包含了更多的意义，也更具有诗意了。王维的《江汉临眺》中的两句：“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这两句给人一种虚实、有无之间的一种空灵，具有如画的感觉。“诵之行云流水，听之金声玉振，观之明霞散绮，讲之独茧抽丝。”（《四溟诗话》）虽然字数只有十字，但却蕴涵着丰富的意蕴在其中。在这山、江中包含了天、地、有、无是极其开阔的。这样的佳句是经过锤炼而来，却含义深厚。中国古代诗歌中的大量佳句都是如此得来，也都是如此丰富。虽然也存在“妙手偶得之”得佳句，表面上是未经过单独锤炼，但实际上佳句的得到，是离不开诗人在以前不断的锤炼中的成长的因素的。

炼字也是修改的重要手段之一，经过炼过的字必然是具有更多的“不在场”内容的。我们经常使用的一个有关炼字的例子就是王安石的《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其中的一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是经历了“又到江南岸”――“又过江南岸”――“又入江南岸”――“又满江南岸”的反复修改和推敲的过程，最后才确定为“绿”的。“绿”字我们可以看出具有一种动态的特点，色彩更加鲜明，更加准确的表达了春天的景色的迷人。这些“不在场”的内涵是其他的“到”、“过”、“入”、“满”无法描述和表达的。在中国诗歌中存在着许多像这类经过锤炼后的字能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更大限度的丰富了诗歌的“不在场”的因素。这些不断的锤炼，不仅使得诗歌的意向更为丰盈了，而且也达到了语言的最大限度的减省，全诗更加富有张力。

以上所分析的只是中国诗歌创作中的一些部分，我们就以“简”的思维方式，希望通过上面的简略的描述，能够引发更多的联想，获得更多的“不在场”的信息。毕竟任何艺术的表达是离不开媒介的，所以诗歌一方面要利用语言，另一方面又更应该超越语言。中国诗学正是以这种“不在场”的语言来帮助“在场”语言，进行超越。中国的诗歌创作更是如此。诗人所追求的“言外之意”、“含蓄”、“空白”、“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都是运用已有的“在场”的内容去拓展更为丰富的“不在场”的内容，消解其语言的限定和对语言的执着。古人所说的“文已尽而意有余”、“言有尽而意无穷”、“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语少意足，有无穷之味”、“言有尽而情不可终”、“语简而意远”等等论述，都是要求以有限的“言”引发无限的“意”，这样诗歌才能具有自身独特境界，是超越语言、超越理性的，使人产生回味无穷的美感。

在诗歌创作中“简化”手段的运用无疑能够极大的增强写意性的特点，能够不是机械地写实，而强调追求诗歌地意蕴、意味、意境。这样写意性也才能得到真正地体现。

参考文献：

[1]姜夔.白石道人诗说.【清】何文焕.历代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商伟.唐诗语言的“诗化”及其启示[J].读书.1987.

[3]林庚.唐诗综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4]王力.诗词格律.新1版[M].北京：中华书局.2001.

篇3

芒种是表征麦类等有芒作物的成熟，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芒种，是麦类等有芒作物成熟的意思，芒种的由来和节气民俗有哪些你知道吗?共同阅读芒种的由来和节气民俗，请您阅读!

芒种的由来芒种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九个节气,芒种节气是在6月6日(农历五月初五)。芒种时太阳到达黄经75°。

芒种字面的意思是“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月令七十二侯集解》:“五月节,谓有芒之种谷可稼种矣。”,意指大麦、小麦等有芒作物种子已经成熟,抢收十分急迫。晚谷、黍、稷等夏播作物也正是播种最忙的季节,故又称“芒种”。

所以,“芒种”也称为“忙种”“忙着种”,是农民朋友的播种、下地最为繁忙的时机。

芒种节气习俗贵州侗族打泥巴仗

贵州东南部一带的侗族青年男女，每年芒种前后都要举办打泥巴仗节。当天，新婚夫妇由要好的男女青年陪同，集体插秧，边插秧边打闹，互扔泥巴。活动结束，检查战果，身上泥巴最多的，就是最受欢迎的人。

煮梅

在南方，每年五、六月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三国时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青梅含有多种天然优质有机酸和丰富的矿物质，具有净血、整肠、降血脂、消除疲劳、美容、调节酸碱平衡，增强人体免疫力等独特营养保健功能。但是，新鲜梅子大多味道酸涩，难以直接入口，需加工后方可食用，这种加工过程便是煮梅。于是，古人就发明了各种煮梅的方法。芒种当天动手做，既饱口福，又很有风雅的形式感。

与端午节同过

端午节是农历五月初五，每隔两年就有一次端午节出现在芒种期间，端午节是我国民间四大节日之一。端午节又称端阳、重午、天中、朱门、五毒日。端午节有喝雄黄酒、吃粽子、吃绿豆糕、煮梅子、赛龙舟的习俗。所以这种凑巧的芒种又带有端午节色彩。而上面提到的煮梅子习俗也是端午和芒种共用的习俗。

送花神

农历二月二花朝节上迎花神。芒种已近五月间，百花开始凋残、零落，民间多在芒种日举行祭祀花神仪式，饯送花神归位，同时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盼望来年再次相会。此俗今已不存，但从著名小说家曹雪芹的《红楼梦》第二十七回中可窥见一斑：“(大观园中)那些女孩子们，或用花瓣柳枝编成轿马的，或用绫锦纱罗叠成千旄旌幢的`，都用彩线系了。每一棵树上，每一枝花上，都系了这些物事。满园里绣带飘飘，花枝招展，更兼这些人打扮得桃羞杏让，燕妒莺惭，一时也道不尽。”由此可见大户人家芒种节为花神饯行的热闹场面。

安苗仪式

这是皖南的农事习俗活动，始于明初。每到芒种时节，种完水稻，为祈求秋天有个好收成，各地都要举行安苗祭祀活动。家家户户用新麦面蒸发包，把面捏成五谷六畜、瓜果蔬菜等形状，然后用蔬菜汁染上颜色，作为祭祀供品，祈求五谷丰登、村民平安。

芒种的天气特点长江中下游的黄梅天多半是从芒种节气后期开始的。农民对芒种节气的雨水很关心，故流传下来的气象谚语很多。如下：

芒种夏至是水节，如若无雨是旱天。(粤)

芒种夏至，水浸禾田。(粤)

芒种落雨，端午涨水。(湘)

芒种夏至常雨，台风迟来;芒种夏至少雨，台风早来。(闽)

芒种夏至天，走路要人牵。(苏、皖、川、鄂、贵)(指阴雨天多，行路容易滑倒)

一般来说，在芒种后期，从我国的长江流域到日本南部会出现雨期较长的连阴雨天气，因正值梅子黄熟，故称梅雨。古代形容梅雨的诗句要属《千家诗》中，赵师秀《约客》一首最为著名：“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根据《长江中下游气候》一书中有关入梅日期的统计：一般武汉是在6月16日、安徽安庆6月15日、南京和上海是6月17日。在湖南、江西、浙江大部，梅雨一般比长江流域来得早几天。但降水日数很少的年份也出现过，气象学上把这段时期没有连续性降水的情况，称为空梅。梅雨之后是长江中下游的伏旱期，如果空梅，这一地区将有可能出现严重的夏旱。

芒种期间，华南汛期虽说处在晚期，依然会有大暴雨。正常情况，一般先进入梅雨期的是湖南、江西中部、浙江南部地区，入梅后如同华南一样，该地区的主汛期开始，时有暴雨发生，山区地区需要警惕局地大暴雨引发的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还有城市排除积水、农田排涝和抢救遇难群众，都会列如应急预案之中。

历史上1954、1991和1998年，梅雨期间的暴雨都引发了全流域性的特大洪水。根据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今年5月的洪涝灾害统计，1998年因洪水死亡4150人，损失人民币2550亿元。当然这种情况的形成，一定是冷暖空气势力都较强，势均力敌所致。

另外，西南地区从6月份也开始进入了一年中的多雨季节。此时，西南西部的高原地区冰雹天气开始增多。

在此期间，除了青藏高原和黑龙江最北部的一些地区，还没有真正进入夏季以外，大部分地区的人们，一般来说都能够体验到夏天的炎热。位于黑龙江北部的嫩江，在1971——2000年30年间，最热的一天37.1℃，就出现在芒种期间。

6月份，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都有出现35℃以上高温天气的可能，黄淮地区、西北地区东部可能出现40℃以上的高温天气，但一般不是持续性的高温。

篇4

[关键词] 跨文化交际 文化信息等值 语义信息对等 文化差异

自从我国在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的国策以来,与世界各国进行贸易往来不断加强,对精通国际商务英语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作为沟通各国经济交流和商务活动的语言工具――商务英语,已成为一门新型的跨学科的综合性的专业学科。商务英语涵盖了相关不同领域的专业英语,例如财经英语、会计英语、金融英语、法律英语、外贸英语、广告英语等等。商务英语研究的对象可以分为两类:一般商务用途英语(EGBP:English for General Business Purposes)和专门商务用途英语(ESBP:English for Special Business Purposes)。商务英语的特点是它为国际商务活动这一特定的专业学科服务的专门用途英语。它既有英语语言的共同特征,即基于英语基本语法、句法结构和词汇,又具有独特的语言现象和表现内容,研究其语言现象,探讨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内涵,以掌握其翻译时的特殊性和规律性。

一、跨文化交际与国际商务英语的翻译

世界各国的商人都有其自己的本民族语言及文化背景和风俗习惯,各国商人的相互商贸往来即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有着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商人们在交流时便需要克服彼此之间的文化障碍,以共同达到各自的目的。在各国经济、文化、军事等交往中,英语是首选语言。英语的词汇量丰富,它不断吸收各国语言词汇,具有多样性、易变性,因此人们在进行商务英语翻译时须特别关注本国文化与异国文化之间的差异,以及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语义信息和文化信息的差异,尽可能做到文化信息等值或对等。

奈达博士在谈到翻译问题时说:“要真正出色的做好翻译工作,掌握两种文化比掌握两种语言甚至更为重要,因为词语只有运用在特定的文化中才具有意义。”翻译家让•德利尔教授也说过:“代码转译是确立词的一致关系;翻译是寻求信息的等值。”“词义等值”、“语言等值”等是“代码等值”的同义词;“意义等值”、“语境等值”、“信息等值”等是“翻译等值”的同义词。

上述这些权威的观点对目前商务英语翻译仍具有指导意义。一个国家或民族千百年形成的文化根深蒂固,不会也不可能完全被另一种文化所取代,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应该十分重视文化因素,特别注重文化信息的传递,尽可能做到文化信息的对等。具体到翻译就必须在译入语中找寻“对等语”。

例如我国在评比企业的等级时不少企业为自己是“国家二级企业”而自豪,但有的广告却把“国家二级企业”译成“State Second-class Enterprise”。在英语中“Second-class”含有“below a standard;inferior”(低于标准的;劣质的)这里有“差的”含义,与中文原意有很大的差异,不如译成“State-levelⅡ Enterprise”更贴切些。

语义信息等值和风格信息对等是商务英语翻译中最起码的对等。在这基础上,假使原文具有某种文化信息,翻译人员必须尽可能把原文中的这种文化信息最大限度地在译入语中体现出来,原文中的文化信息与译入语的文化信息等值是商务英语翻译中的一种深层次的对等。在具体商务英语翻译实践中,语言翻译转换过程中这种文化信息的扭曲、丢失是经常可以看到的。例如在翻译:“我们希望产品的图案和色彩能照顾到欧洲人的心理。”有译者译成“We hope that the design and color of the products would suit European psychology.”这句译文的偏差出在理解上,译者把“心理”译成“psychology”.粗一看似乎也没什么不对,因为在汉英词典中也是这么对应的。但通过细细推敲原文,我们会发现此句中的“心理”更有一种人的“偏爱”和“情趣”的含义,而“psychology”这个词则侧重于指“心理学”或“人的心理过程”,两者是有很大区别的。

再比如:“本协议及附件用中英文书就,两种文字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有译者译成“This Agreement and Appendix are rendered in Chinese and English. Both language shall possess the same legal validity.”这里译者把“两种文字”译成“both languages”值得探讨,通过仔细分析原文,这里的“两种文字”应理解为“用两种文字写成的文本”,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不存在哪种“文字”享有更高法律效力或更低法律效力。因此译文似应改成:This Agreement and Appendix are rendered in Chinese and English. Both texts shall possess the same legal validity.

二、文化差异和语义差异引起的商务英语翻译中文化中文化信息不等值的几种情况

世界各国每年至少有数万种商品被介绍到全球市场(其中多数被介绍到美欧市场),但这些商品有五分之四销路不佳,究其原因,盖因许多广告正文错误叠出,有拼写错误,也有句法错误,还有用词错误及文化错误,出现“胡译”、“死译”等,所有这些错误都有损企业形象和产品的销售,“国际营销的成功之路是建立在错误营销和广告战役中失败的废墟之上,他们中大多数失败是由于跨文化交流的错误”。这些交流的错误和失败或者是由于忽视文化差异,或者是对文化差异的无知造成的,因此为避免这些差异引发的失败,商务英语翻译人员就要探究了解这些差异的起因,力争在翻译时尽可能避免。

比如,有人把“白酒”译成“white wine”,乍一看似乎没什么不妥,但在英语中,“wine”一般指以水果汁为原料酿造的酒,如apple wine,cherry wine,如果在“wine”之前没有添加某种水果的名称,则专门指葡萄酒,有人把“老白干”译成“Old dry white wine”,但是既然指液体的酒,用dry(干)显然是矛盾的。其实在英语中,dry还可以解释“不含糖分的”,“dry white wine”的汉译应是“干白葡萄酒”,而“老白干”似应译成“white spirit”或“strong liquor”。

又比如在翻译“亚洲四小龙”时,有人把它翻译为“Four Asian Dragons”这样翻译似乎不妥,虽然在国人的心目中“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人们常以自己是“龙的传人”而自豪,汉语成语中常有“龙飞凤舞”“龙凤呈祥”“龙腾虎跃”来表达正面的含义,封建社会中至高无上的皇帝被视作“真龙天子”,但是在西方神话传说中,“龙”却是一种邪恶的动物,在中世纪,“龙”(dragon)被视作罪恶的象征,圣经中恶魔撒旦被认为是“The great dragon”,这样,我们在翻译亚洲韩国,我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这四个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创造经济奇迹的国家和地区时,似应译成“Four Asian Tigers”较为妥当。

上述错误之所以出现盖因对文化差异的无知或无视所导致,商务英语的翻译人员似应从地理位置引以的文化差异,对事物认识的文化差异,颜色的文化差异等处引起重视,不同国家民族间的文化差异有时造成原文文化信息不易翻译到译入语中,等值的标准有时也较难完全做到,通常文化差异会引起以下几种不对应的情形:

1.原语中的指称对象在译入语文化中不存在或少见或不被重视

几十年来世界各国发明并推出的新药层出不穷,如penicillin ,aspirin ,amoxicillin等,由于我国药学界也无相应的中文产品和术语,于是只能采用音译法来分别译成“盘尼西林(青霉素),阿司匹林、阿莫西林”,用的久了,人们也就习以为常了。

又如国人这些年穿的名牌鞋子“耐克”(Nike),Nike原是希腊神话中胜利女神的名字,西方人会从这一品牌联想到吉祥与胜利,但中国人却不会有这样的联想,因为中国人没有这样的文化背景,如果我们把其音译为“娜基”,在国人的心目中也不会有什么联想,但译成“耐克”就大不一样了,人们穿鞋子总喜欢它能结实耐穿,取名“耐克”会使人产生一种联想,即这种鞋子耐穿牢固,“克”有“克服困难,克敌制胜”的意思,这是翻译人员在翻译时根据其音节和鞋类产品应该具有的特点而独具匠心的一种译法,但也不得不承认翻译中文化信息的丢失现象,因为原商标“Nike”所具有的文化信息对中国消费者来说不会像西方人那样想起了Nike女神,同样汉语中的“鸳鸯”常被用来指代夫妇,但译成“mandarin duck”则不会使洋人产生类似的联想。

2.原语文化在语言中有明确的指代,而译入语则须另行处理

中国文化传统讲究六六大顺,八一八(发一发),但在英语中666却是魔鬼的象征,“八”也不具有发(财)的内涵,而西方人看中的却是“7”这个数字,比如有一种碳酸饮料叫“seven-up”,在译成中文时似不应译成“七上”,因为这会使人联想起汉语中的成语“七上八下”,于是把它译为“七喜”则较为合适.

又如国产“雄鸡牌闹钟”原译为“Golden cock alarm clock”, “雄鸡”在我国是一种吉祥的动物,“一唱雄鸡天下白”,以“雄鸡”作为闹钟的商标比喻闹钟早上像雄鸡一样唤醒沉睡的人们。但在英语中cock也可以指男人的性器官,cock up在英国俚语中则有“一团槽糕”的意思。这种效果恐怕是生产厂商和出口商都不愿意看到的,如果把其改为“金鸡牌”闹钟,译为“Golden rooster”则会使中国消费者和国外客户都能获得类似的美感。

3.原语和译入语中同一个指称对象是由字面意思完全不同的词语取代

加拿大翻译家让•德利尔教授在其撰写的《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法》这本著作中提出这样的观点:“代码转译是确立词的一致关系;翻译是寻求信息的等值。”在书中他还指出“词义等值”、“语言等值”等是“代码等值”的同义词;“意义等值”、“语境等值”、“信息等值”等是“翻译等值”的同义词。他的观点对商务英语翻译实践仍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原文与译文语义信息的对等语义信息是基础,没有语义信息就不会有风格信息或文化信息。因为风格信息和文化信息必须通过语言的的基本含义体现出来。语言是信息的载体,假使语言没有传递信息,风格信息和文化信息也就谈不上了。一般来说风格和文化都是通过语义信息所反映出来的。语义信息包括表层语义信息(surface structure semantic message)和深层语义信息(deep structure semantic message)。表层语义信息一般是指话语或语篇的字面意思。例如英语中的“dry goods”应和汉语的“纺织品”(textile)对应,而不能译成“干货”, “干货”则应译成“dry grocery”。

又比如中国人历来推荐“东风”,古人诗句中有“东风送暖”字样,诸葛亮借的是“东风”,上世纪五十年代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的是“东风”牌汽车,而在英国人的心目中,“西风”(zephyr)是温暖和煦的,这是因为大西洋在英国的西边,西风从大西洋上吹来,在英国有一首专门颂扬西风的诗歌《西风颂》(Ode to the West Wind):It’s a warm wind, the west wind, full of birds’ cries 译成:“那是温暖的风――温暖的西风,伴随着百鸟欢唱”,由于英语中西风含有特殊的文化信息,我们出口到英国的商品,在商标上就应考虑入乡随俗。

三、如何在商务英语翻译中进行文化信息的调整

各国各民族之间存在文化差异是一种客观现实,作为商务英语翻译人员便应了解这些差异的存在,通过适当的翻译达到文化信息灵活等值,要做到这一条,就必须在本国文化和外国文化当中找一个切合点,就要把两种语言的文化进行比对,具体体现在在译入语中找寻“对等语”这一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翻译人员必须对文化上的差异进行适度调整,以实现文化信息上的对等,上文提到的把“亚洲四小龙”译成“Four Asian Tigers”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文化信息传递的目的基本上达到了对等。对下列这些情况,文化上的差异似应作出调整,A:原文指称对象有可能引起读者的曲解。B:原文指称对象乍一看好像毫无意义,C:译入语出现“语义过载”现象使读者不易理解,指称对象是词语句子及文章反映出的客观世界:英语和中文译文所指事物往往类似,反映出客观外界的相同事物,或相同现象,体现出相同的语言功能,然而,东西方人有着不同的人文,地理,哲学,风土人情等方面的差异,跨文化交际中这种差异肯定存在,从而使文化翻译的可译性产生一定的障碍,语言文化的这种特殊性使得中文的某些词语在英语中只能找到部分的对应语,有时根本就找不到对应语,反之亦然,例如“五保户”,“五七干校”等中文词语在英语中存在“意义空缺”,故其文化负载沉重,翻译时必须进行文化信息调整,通常翻译界对汉英词语指称意义的翻译一般采用四种方法,即直译法,意译法,音译法,音译与意译结合法。

1.直译法

直译法指的是在不违背译入语文化背景的前提下,在译入语中完全保留原文语言词语的指称意义,由汉语直译成英语的例子有:一国两制(one country two systems)铁饭碗(Iron Rice Bowl)、纸老虎(paper tigers)、丢脸(to lose face)等等。由英语直译成汉语的例子有:iron curtain(铁幕)、chain reactions(连锁反应)等等,有时为了保持原文符号意义的完整传递,可采用直译加注的办法,例如:“拳头产品”(fist products),有学者认为,如果把它翻译成“competitive products”、“quality products”或“key products”恐不能充分表达原文含义,如直译成“first products”又担心外国人看不懂,于是采用“直译加注”的办法,比如“拳头产品”直译成“a fist product”,然后再加注“a fist product,literally, like a clenched fist,used to refer to the product which is excellent and occupies a dominent position among similar products(拳头产品,字面上的意思是像握紧的拳头,用来指过硬而又有竞争力的产品)通过这样的直译加注,即对词语的指称意译做了清晰的说明,又很好地保留了原文的语言风格,传递了近似的语言文化信息。

2.意译法

意译法指的是翻译人员在受到译语社会文化差异的局限时,舍弃原文的字面意思,力争译文与原文的大意相符合和主要语言功能相似的一种方法。由于地理、风俗、历史等差异、各民族的语言都有其独特的词汇、句法结构和表达方式、直译有时晦涩难懂,有时会引起歧义,有时则不能充分传达原文的神韵,由此我们只能采取意译,意译保留了原文的特点和形式,一般来说意译可有两种形式:直接意译和转换意译,直接意译是指将源语言在词典中的意思译为目的语。例如:talk shop all the time(三句话不离本行),a land of honey and milk(鱼米之乡),四川成都的“紫薇酒店”译成英语为“PRIME HOTEL”,紫微星在中国星相学中其星宿排名居首位,而英语PRIME含有“首位的、首要的、最好的、第一流的”意思,因此这可看作是成功采用意译法的典范。

转换意译是指翻译人员不按词典中词汇的解释释义来翻译源语言,而是在了解了该商品的特点并考虑到本国消费者消费心理习惯后采用另一个译名来取代原名原意,使其与商品的特点有关联,例如:walkman(随身听),safeguard(“舒肤佳”香皂)、Whisper(护舒宝)、Coca-cola(“可口可乐”饮料),Benz(“奔驰”轿车),这种译法如使用得好,可以使人顾名思义,联想到产品的特点及性能,从而引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3.音译法

音译法指的是用音位为单位在译文中保留源语言的发音以便根据“名从主人”的原则,以突出原文主要语言功能的一种翻译方法,常见的有“humor(幽默)、logic(逻辑)、sofa(沙发)、nylon(尼龙)、sonar(声纳)、whisky(威士忌)、Sony(索尼)、Casio(卡西欧)等等。

音译法看似简单,却也有很多讲究,翻译人员在下笔之前似应反复斟酌比较,比如“Benz(“奔驰”轿车)本来是译成“本茨”的但后来采用谐音联想法,译成“奔驰”显然要比“本茨”好得多。

音译商标也须有一定的技巧,其原则是尽量简短,省去某些非重读音节,比如将“Rolls-Royce”译成“劳斯莱斯”,而不是译成“罗尔斯•罗迈斯”。

如果是中文商标译成英语,有两种情况:一是谐音造词,二是按照汉语拼音,这里须注意如用汉语拼音做商标,最好事先查一下英汉词典,看看英语中是否有与该拼音一模一样的词,如有,应该搞清它的词义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与该商品是否适宜?例如,我国曾有一种“芳芳”牌的化妆品系列被译成“Fang Fang”,但“Fang”这个词在英语中的意思却是(“毒蛇的“)毒牙、(“犬、狼等的”)尖牙。

4.音译和意译结合法

音译和意译结合指的是在英译.中保留原文的发音同时又体现出原文的指称意思,是一种兼顾音译和意译、谐音又谐意的方法。例如“X-ray”译成中文是“爱克斯光”,“爱克斯”是字母X的音译,“光”是ray的意译,又如“Cambridge”译成“剑桥”,“Uncle Sam”(山姆大叔”,指美国政府或美国人),New Delhi(新德里,印度的首都),ice-cream(冰淇淋)等等。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西方出现了一种影响颇广的翻译理论,该理论认为翻译人员的根本任务就是使他的翻译成果对读者产生的效果与原文对读者产生的效果一模一样,这条原则有人称之为“等效”(similar or equivalent response or effect),也有学者称之为“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或“灵活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

“等效论”的影响很大,但在热闹盛行了一段时间后人们开始怀疑它的可行性,提出了一些质疑,考虑到商务英语的翻译是一种涉及不同商务业务的十分复杂的符号转换过程,“等值”或“对等”只能是人们一种美好的愿望,所以说“等值”只是一种相对的概念,绝对的“等值”或“对等”是不存在的,尤其是在源语言承载了文化信息,或是在译入语中存在“意义空缺”,在其文化负载过重的情形下,翻译人员必须对其进行文化信息的调整,尽可能做到减少“代码转换”过程中文化信息的丢失,注意分寸,扬长避短,恰到好处,灵活运用,尽最大可能使译文反映出原文的真实面貌。

参考文献:

[1]让• 德利尔, 孙慧双译: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法[M].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64

[2]Hatim B:跨文化交际[M].上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

[3]Charles Mitchell:国际商业文化[M].上海:上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