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寒食范文
时间：2023-04-08 19:54:41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清明寒食，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为此，在这里专家给您提个醒：寒食好吃，习俗重要，个人健康更重要。
胃炎患者少吃凉食
胃炎患者过多食用寒食可致脘腹受凉、气血凝滞，呕吐清水或酸水，胃痛加重。
专家支招：
1．多吃些高蛋白食物及高维生素食物，保证机体内各种营养素的充足，防止贫血和营养不良，如瘦肉、鸡、鱼、肝肾等内脏以及绿叶蔬菜、番茄、茄子、红枣等。每餐最好吃2～3个新鲜山楂，以刺激胃液的分泌。
2．注意食物酸碱平衡。当胃酸分泌过多时，可喝牛奶、豆浆，吃馒头或面包以中和胃酸；当胃酸分泌减少时，可用浓缩的肉汤、鸡汤、带酸味的水果或果汁，以刺激胃液的分泌，帮助消化。要避免食用引起腹胀气和含纤维较多的食物，如豆类和豆制品、蔗糖、芹菜、韭菜等。当患有萎缩性胃炎时，宜饮酸奶，因为酸奶中的磷脂类物质能对胃黏膜起到保护作用，增加胃内的酸度，抑制有害菌分解蛋白质产生毒素，同时使胃免遭毒素的侵蚀，有利于胃炎的治疗和恢复。
3．当口服抗菌素治疗某些炎症性疾病时，也应同时饮用酸奶，这样可以补充营养，避免抗菌素对人体产生的副作用，保护了胃黏膜。
4．以少吃多餐、增加营养、减轻胃部负担为原则，同时要忌烟酒。胃炎患者一定要忌食花生，特别是新花生，否则会引起严重的消化不良，使症状加重。
肝病患者慎食凉食
肝有疏泄功能，有助于脾胃的升降和胆汁的分泌，以保持正常的消化、吸收功能。患肝病的人多表现食欲不振、消化不良、嗳气泛酸，中医称为“肝胃不和”或“肝脾不调”。
故肝病患者应少食寒食，减少胃部压力。
专家支招：
肝病患者应少吃凉食并且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否则极易引起感染性腹泻、痢疾或消化吸收功能降低等病症。
篇2
关键词：寒食清明、禁忌、介休、祖先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9-0000-01
有人类就有禁忌，禁忌的观念和民俗是伴随着人类一同出现的，在人类社会伊始，生产力和认识水平的低下，由此产生了自然崇拜，由崇拜必生恐怖，有恐怖则惧罹祸害；为避祸害，必成禁忌。由于寒食清明在我国已经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所以在当地也形成了一系列相关的禁忌。禁忌就是顾名思义就是禁止某种行为，在人们的心中破坏禁忌必然付出代价。禁忌是一种否定性的的行为规范。禁忌有其积极的意义，禁忌在劝导民众弃恶扬善，笃守伦理纲常方面起了积极地意义。本文主要谈的是关于鬼神信仰禁忌，祖先崇拜禁忌。
山西介休是中国寒食清明的发源地，关于寒食清明的习俗源远流长。
传说寒食清明是由纪念春秋时期晋国的大臣介子推开始的所以这个节日已经经历了2600多年的历史。寒食清明传承到现在已基本形成了固定的传统。寒食与清明节虽然仅相隔一天，而且有许多相同的习俗和活动，但寒食节和清明节却是两个来历不同的节日。
在介子推故里――灵石，有这么一句俗语：“先寒节（即寒食），后清明，一百五日在当中”，以此可知，一百五日（从冬至那天数起，第105天）前一天是寒食节，后一天是清明节。
首先从节日名说起。在宗懔的《荆楚岁时记》中提到：“去冬一百五日。即有疾甚雨。之寒食。禁火三日。造大粥按合在清明前二日。亦有去冬至一百六日者。介子推三月五日。火所焚。人哀之。每春暮。不火。之禁。犯之雨雹田。中曰。寒食三日醴酪。又煮糯米及酪。杏仁煮作粥。玉典曰。今人悉大粥……春中食寒一月。老小不堪。今三日而已。冬至後一百四日一百五日一百六日也。”①从《荆楚岁时记》中我们可以看出早在我国古代寒食清明就有相关的禁忌。“介子推三月五日。火所焚。人哀之。每春暮。不火”这里就是说在三月五日这一天，介子推被火烧死了，当时的人们都很哀伤，所以到了每年的春末，也就是寒食清明前后吧，人们就在这一段时间内就主动的不生火了，主要的目的就是纪念介子推。“犯之雨雹田”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在这些天生火了，天就要下大雨降冰雹毁坏农田。由这句话我们可以知道“不火”在人们纪念介子推的过程中已经无形中成为一种禁忌了。“文公哀之，令人五月五日，不得火。”从这句话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统治阶级的禁令对禁忌的形成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但是不管是来自民众这自发遵守还是统治阶级的明令禁止，寒食清明禁火的习俗已经成为民众约定俗成一种禁忌。有关禁火寒食之俗不知道它具体的形成什么年代，但是这一习俗确实是经历了几千年的传承演变。宗懔的《荆楚岁时记》中提到：“去冬节一百五日，即有疾风甚雨，谓之寒食。至是日，禁火三日，造饧大麦粥。”从这句话中我们能看出古人在禁火的这些天里应该吃的是大麦粥。刚开始在南北朝和唐代的时候，那时的人们是比较看重这个节日的，人们很自觉的禁火吃寒食。
但是作为介子故里的介休，这一习俗一直延续了下来。在老人们的记忆中他们小的时候还有吃寒食的习俗。他们那时倒是没有了“造饧大麦粥”，也就是喝粥的习俗了。
“在墓前祭祀祖先谓之扫墓，或称墓祭、扫拜，俗称上坟，上墓。这一习俗在中国起源很早，早在西周时期已有墓祭之俗。《周礼・春官・冢人》记载：‘凡祭墓，为尸。’”②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我国古代很早就有上坟祭祀祖先的习俗。据史料记载到唐代，寒食和清明两个节日合二为一，从节日风俗来说，基本上是一致、连续的。到了唐朝寒食扫墓习俗政府用诏令的形式正式的确定下来。因此寒食清明上坟成了中国人传统习惯。
这一习俗在介子故里体现的尤为特别。因此当地还有许多关于寒食清明上坟的谚语。如：“要想富，敬祖坟”也有“千里赶上坟”的说法。我们对当地人进行了采访，人们对清明这天上坟非常的重视，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这一天是一定要赶回来的。每年清明前两天上新坟（上一年冬至之前埋葬的称之为新坟），前一天上新坟，但是如果新坟和旧坟在一起的话，旧坟就和新坟一起上了。
寒食清明上坟承载着这么多的愿望，当地人对它是非常的重视。由于上坟和个体的家族、个人的利益休戚相关，人们就格外的对它迷信。有了迷信，禁忌也就应运而生了。我在这里主要写关于当地上坟的禁忌：一块坟地百日之内不能去两次。当地人对这一点是非常重视的。我们清明期间在当地采访深切的体会到了这一点。在当地有许多的大家族，但是如果没有特别的原因，族内的人去世之后是要埋葬在祖坟之内的。因此，经历了多年之后祖坟内就埋了好几代人了。由这些人繁衍的子孙也就更多了。但是不管有多少人人，不管家的远近，只要是回来上坟的人就一定要想跟上。先去了的人要在墓地的旁边等着，等所有的人到齐了之后一块儿相跟上进坟地。
在当地还有一种丧葬习俗，我们采访的过程中发现涉及的丧葬方面的禁忌是非常多的。在介休灵石地区，人们对于人死后进祖坟的要求是非常严苛的。在这里每家都有自己的祖坟，或大或小。有的大家族就有好几代人。也有人们因为种种原因就另立祖坟了。就是到了父辈这一代，有父母去世之后就不葬在祖坟了，而是请一个最老祖先的牌位，然后另外找一块墓地作为自己这一支的祖坟。在当地如果一个家里的老人（女）去世之后，是不能直接葬进祖坟的，要先临时选一块儿墓地埋葬，这个墓穴不是太正式，比较浅。等家里的男人去世之后，再挑选好日子进行合葬。但是这也不能随便进行合葬。俩个人去世之间的时间段必须要到了两年之上。一般合葬的时间人们都选在清明这一天，据说这天是“好日子”在这天合葬是最合适的。但这也不是绝对的。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两个人一直不能合葬，必须得等到家里再有去世的人，在这位人下葬的时候，才可以把他们一块儿合葬。所以在我们采访的过程就发现了好几家，其中一家公婆已经去世十几年了还没有合葬，公公葬在祖坟里，婆婆一直埋在外边另外选的坟地里。这是为什么呢，这里还涉及到另外的一个禁忌。就是这家的婆婆去世的时候58岁，按照当地的说法，没有到六十岁的人去世了，就不能进祖坟。照这么说，她家的婆婆就一直不能进祖坟了。所以，为了公公和婆婆以后能合葬，所以他们家的子孙们就决定要另外立祖坟了。这立祖坟的要求是相当严格的。此外，非正常死亡的人以及身体不健全的人也不能进祖坟。
在正常的时候，一般进行丧葬的各种仪式活动时要请当地的阴阳先生给看风水，等阴阳先生看好之后，人们才敢开始仪式和动土。我们在采访当地人任丙亮家的合葬仪式的时候就碰到在了这种情况，他们家看好日子在中午的时候要进行合葬。所有的都准备好之后然后等阴阳先生掐着时间来给测方位。这个时候阴阳先生的话就是权威。在当地涉及到这方面的时候所有人都非常的谨慎。他们认为如果出了差错，会直接影响到当代人和后代人的运势。
禁忌是人们对某些言行及其方式的自我限制，它不仅来源人们对某种神秘力量的畏惧，而且也包含着人们在与大自然做斗争中长期积累的经验，以及在长期的人际交往中形成的社会礼俗。③禁忌一直伴随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应该正确的认识禁忌，让它为我们的生活生产服务。
参考文献：
[1] 《荆楚岁时记》
篇3
一、立足目标。探究儿童的学习基础点。体现识字教学的生命性
任何生字的学习，学生都不是以“零基础”的状态投入的，他们带着自己全部的与识字相关的生活体验、学习体验参与新的学习过程。对于不同的生字，他们有不同的认知、情绪、情感，因此教师在教学展开前要尊重儿童相对群体化的学习需求，通过学习基础点的探究，体现对儿童生命状态的关注。
1.识字教学目标从儿童的学习起点出发。准确定位障碍点。汉字的构字规律是啬、形、义三要素之间的本质联系，但在教学中不应是平均用力，而是有所侧重。例如苏教版教材一年级上册的《识字4》一课出现了六个生字，分别是虫、蚂、蚁、田、天、牛。倘若将教学目标写成“能准确地认读、书写生字”，虽然没有错误，但是却对教学活动缺乏真正的指导意义。而我在教学前的分析中这样写道：
本课需要书写的六个“生字”除“蚂、蚁”外都是常见字，从学生在一年级入学后的“生字”认读闯关(每次一年级新生入学，学校都安排常见字认读闯关，这样可以更好地掌握一年级上半学期的生字教学重点)中不难看出，学生都能认读。其中的“田”“天”和“牛”字在前期的课文教学中已经多次出现，因此在字的音、形、义上不存在教学难点。但是三个字都蕴藏着有趣的汉字文化，值得与学生共享。最值得注意的是本课首次出现独体字“虫”与其作为部首的合体字“蚂、蚁”同时出现的情况，因此“虫”与“虫字旁”的书写指导在写字结构中具有重要的节点价值，而且在学生知觉的整体性发展中，学生知觉发展较弱的一面往往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虫字旁”的点需要着重教学。
如上学情分析，明确了儿童识字过程中的具有共性的困难点和障碍点，对后期教学起了重要的目标引领作用。
2.识字教学的模式从文本特点出发。弹性生成触发点。低年段教材体系中的识字，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集中识字，另一类是随文识字。在教学预设中，教师要依托文本内在的编排体系，充分挖掘教材资源，结合低年段学生在情境中学习的需求，设计有效的识字教学活动，集中识字要积极梳理字之间的规律，发现字理识字的原理，并组织相应的教学。例如苏教版教材一年级下册中就出现了形声字归类、象形字归类、会意字归类等多种集中识字课文。教师在预设时，要把握字之间的难易侧重，选准教学起点，才能为后期的学习迁移打下基础。随文识字的要求则更高，需要有机处理好阅读与识字的关系，寻找合适的触发点，由阅读转移到识字，经由识字最终回到阅读中。教师还应注意集中识字和随文识字并不是完全割裂的，随文识字中可以出现集中识字、识词，而通过创设韵文或儿歌情境，集中识字同样可以转化为随文识字。例如苏教版语文教材二年级下册的《识字8》中出现了四个生字，分别为包、泡、苞、饱。我就积极利用这首儿歌：“水下两条小金鱼，水上两朵荷花苞。荷花苞，真饱满。小金鱼，吐泡泡。”在儿歌中引导学生根据意思选择部首，在童话情境中识字。而在苏教版语文教材二年级下册的《学棋》一课中，我发现课文中出现大量的与生字“棋”有关的词语，于是，我用词串形式进行集中教学。词串如下：
围棋 棋盘 下棋 棋艺 棋手
(布子) (能手)
二、立足过程。提升儿童的学习能力点。体现识字教学的生命性
所谓识字是“见形而知声、义，闻声而知义、形也”，“固以形为刺激须能引起声、义反应，以声为刺激须能引起形、义反应”。识字不是一般的认识文字符号，也不只是建立单个文字的音、形、义之间的暂时联系，更重要的是对所学字的音、形、义能进行快速的联想反应，达到自动化的程度，这需要学生的主动参与。在以往的识字教学中，教师往往琐碎、机械讲解的时间比重过高。学生自己观察、分析、思考的时空少，缺乏内在全情体验的参与式思考，成为汉字的被动接受者，导致读音、认形、明义的学习过程割裂且缺乏情感体验。因此教师应着力创设合适的教学情境，让学生在主动的学习中去发现、感悟汉字的每一要素，自主建构字义的理解方法，并与音、形的发现式学习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识字链。
1.识字教学的方法从儿童的学习情趣出发，发现儿童识字的契合点。传统的识字是儿童机械记忆的一个过程。教师出示生字，领着儿童读，讲给儿童听，带着儿童写。我期望在丰富情境的创设中，激发和引导儿童主动学习。调动儿童已有的生活经验和识字经验，把生字的音、形、义在具体的言语对话中主动建构起来。
例如苏教版教材二年级下册的课文《小动物过冬》中有一个生字“刮”，课文是这样说的：“秋风刮起来了，天气渐渐凉了。”我创设了如下教学情境。
师：没过多久啊，秋天就到了――
师：(播放秋风及画面)你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
生：秋风吹起来了，还发出呼呼的声音。
师：对呀，孩子你看，秋风一吹，树叶宝宝都怎样?
生：它们都掉下来了。
师：你看得真仔细。秋风的力气是那么大，连树叶都从大树上掉下来了。又大又冷的风，我们一般不说吹，而说――(老师举出生穿卡片：刮)
师：(对一个学生)请你读。
生：刮。
师：右边是“立刀旁”。秋风力气大。
师：我们再一起读。(生齐读制)
师：秋风――
生：刮起来了。天气渐渐凉了。
教师在准确把握生字教学的重点“刮”的字形和字义后，借助课文与课件的有机结合，既无痕地融入课文的时间情境，又无痕地融入了师生的对话情境。
2.识字教学的过程从儿童的学习能力出发。提炼儿童识字的结构点。汉字有自身的特殊结构，因此，识字教学不只是为了教会几个字，更要让儿童掌握汉字结构。与之相应的是学生识字能力的提升。
我根据学生低年段的学习能力，把识字教学的目标作了初步的年段划分：
一年级上半学期：在教师的引导下，具备识一个字的能力。
一年级下半学期：在教师的引导下，具备识一组字的能力，并拓展识字。
二年级上半学期：初步具备独立识一个字、一组字的能力，尝试自主拓展。
二年级下半学期：具备独立识―个字、一组字的能力。并能积极主动地拓展识字。
在年段识字目标结构的引领下，教师在具体的教学活动中也要积极渗透识字的方法意识和结构意识，促进学生整体识字能力的提升。
例如苏教版教材一年级下册的课文《乌鸦喝水》中有一个生字“看”，我组织了系列化的教学活动。
师：乌鸦到处找啊找，老师也来帮它找。注意看，老师是怎么做的?(老师把右手遮在眼睛上方。)左看看，
右看看，近处看看，再往远处看看。小朋友我们一起来帮乌鸦找。(所有小朋友都激动得把手遮在眼睛上方。)我们左看看，右看看，近处看看，再往远处看看。刚才的这个动作变成文字，就是古时候的“看”字。(老师板画：古汉字“看”。)你发现了什么?
生：把手遮在眼睛上，就是“看”。
师：对，上面的是手的形状，下面就是眼睛。现在的“看”字就是由古时候的字演变采的。跟着老师一起写。(老师在黑板上的田字格里范写“看”。)
师：注意啦，“手”字变成“手字旁”的时候，有什么变化?
生：竖钩要变成撇。
师：当一个字成为部首，一般在字的上面做头时。要把竖或竖钩变成撇。如“着急”的“着”里面的羊字头也是这样。而在书写时，这个字里有两个撇，就要特别注意，一个是平撇，一个是竖撇。
(学生一起在纸上书写“看”。)
教师在这一具体环节中，融入了汉字文化，融入了动作表演。最关键的地方是对于“手字头”的教学，由撇的变化拓展迁移到相关部首中同一笔画的变化，由两个撇的不同拓展迁移到汉字结构中相同笔画重复出现时的细节变化，顿时就提升了识字教学的品位。
3.识字教学的组织从儿童的学习单位出发，开发儿童识字的合作点。《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提出：“语文课程必须根据学生的身心发展和语文学习的特点，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和不同的学习需求。爱护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充分激发学生的主动意识和进取精神，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其中合作的学习方式对于低年级学生的识字教学尤为重要。其一，低年级学生特别需要伙伴，正由于他们自己尚缺乏认知策略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在问题的探究中，他们很自然地需要寻求与伙伴协商和获得帮助。其二，由于学前教育参差不齐，低年级学生的学习的基础性资源差异非常大，教师在群体教学中往往无法顾及到个体间具体的差异，同桌合作、小组合作可以较好地实现生生之间的差异互动。其三，低年级学生合作的能力需要培养，而识字活动比较简单，易于操作，对于培养学生的合作能力是一个比较好的载体。因此，合作式的识字学习单位的建立使教学过程不只是一个认知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差异式互动、获得新知建构、形成合作方法之喜悦的情感交流过程。在低年级的识字教学中，我们更提倡同桌合作式的学习单位，这样易于保障合作的有效进行。
识字教学中有一些非常经典的合作活动值得推广，例如一个学生说部件，另一个学生读字；一个学生做动作，另一个学生猜部首；一个学生说字。另一个学生组词；一个学生组词或根据韵文造句，另一个学生从_中找出生字等。这些合作活动涉及汉字的认读、运用、巩固等多个环节，充盈在识字的整个过程中，既提高了学生的课堂参与率，也提升了识字的教学效益。
三、立足反馈，关注儿童的学习生长点。体现识字教学的生命性
教师常常会忽略识字教学过程的评价与反馈。以为必须要到默写的环节方能实现。其实在识字教学的过程中，随时可以进行评价与反馈，既有活动目标、环节目标的反馈，更有课堂目标的反馈。识字教学可以从认读、运用、默写等多个角度进行充分地反馈，从而迅速敏锐地了解学生的学习生长点，为后期教学提供新一轮的潜在资源。识字教学的反馈从儿童的学习规律出发，清晰儿童识字的生长点。
根据艾宾浩斯的遗忘曲线，遗忘的速度不均衡，是先快后慢，先多后少。所以，识字教学的巩固要充分遵循遗忘规律，在新认识的生字尚未遗忘时就开始巩固练习，使新知识在大脑的痕迹得到加深，建立起牢固的神经联系。同时，低年级学生的年龄比较小，喜好丰富的活动形式，教师应采取多种游戏活动，调动学生的多种感官功能，让他们既动脑又动口动手，以加深印象。这样练习及时、趣味性浓、竞争意识强，效果更佳。
例如苏教版语文教材一年级下册的《识字8》是以基本字“青”和六个部首组成的形声字为教学内容。在前期的教学活动之后，我安排了课堂的反馈环节：
(老师举出六张生字卡片，请学生齐读。)
生：请。
师(做动作)：请坐的请。
生：晴。
师(做动作)：晴天的晴
生：睛。
师(做动作)：眼睛的睛。
生：蜻。
师(做动作)：蜻蜓的蜻。
生：情。
师(做动作)：心情的情。
生：清。
师(做动作)：清水的清。
师：大家都读准了。现在看许老师(下转第60页)
(上接第15页)的动作，开火车说这个字的部首。
(老师分别做出表示清水、心情、眼睛、蜻蜓、请坐、晴天的动作，学生一起说部首。)
师：看来我怎么也考不倒小朋友，让我再想一个办法。这次什么提示也没有，小朋友得自己读。千万别读错哦!
(学生开火车，读生字。)
教师及时设计反馈活动，创设了丰富有趣的游戏情境。大范围地让学生开火车，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呈现前期的学习成果，教师可以在此基础上及时调整教学过程，或反思本次教学活动的目标实现。同时，学生也可以在群体比较中感知自己的学习情况，形成自我判断，完善自我学习认知。
篇4
清明节之所以叫做“寒食节”是为了纪念介子推。
春秋时期，晋文公为了迫介子推出山相见而下令放火烧山，介子推坚决不出山、最终在清明节这天被火焚而死。晋文公感念忠臣之志，下令在介子推死难之日禁火寒食，后来清明节就有了寒食节这个称呼。
从春秋时期至今，寒食节已有2600多年的历史，故事发生地中国山西将寒食节定为清明前一天，这一天吃冷食、祭祀、踏青等习俗也一直流传下来并为全国所接受。伴随着岁月的流逝，寒食节静静地融入了清明节，寒食所代表的人们对忠诚、廉洁、政治清明的赞许，是千年如一的。
（来源：文章屋网 ）
篇5
一 汉水下游平原垸田农业区
长江中游地区所习称的"垸田"（也称"院田"）就是下游地区所说的"圩田"，"垸"与"圩"都是指堤岸。嘉靖《沔阳志》卷8 《河防》谓"沔居泽中"，地势低下，"江溢则没东南，汉溢则没西北，江汉并溢则洞庭沔湖汇为巨壑"，"故民田必因地高下修堤防障之，大者轮广数十里，小者十余里，谓之'院'。"乾隆《湖北安襄郧道水利集案》卷下《禀制宪晏各属水利岁修事例》云：
自京山以下，次潜江，次天门，次沔阳，地形愈洼，众水汇归，南北两岸夹河筑堤。其州县民人纠约邻伴，自行筑堤捍水保护田庐，谓之"垸"。各垸之田，少者数百亩、千余亩，亦多有至万余亩者。
因此，所谓"垸田"就是筑围堤、防御洪涝的水利田，堤垸实是垸田的标志，其功用主要是防御洪水。（注：当然，为了有效地防御洪涝，仅仅筑起堤垸是不够的，还要开挖排灌渠系、兴建引排涵洞、并保留蓄涝湖泊。因此，张国雄先生给垸田下的定义是："两湖平原河湖交错的水乡地区一种四周以堤防环绕、具备排灌工程设施的高产水利田。"参阅梅莉、张国雄、 晏昌贵著《两湖平原开发探源》， 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87～91页。）
张国雄博士对两湖平原垸田的兴起与发展作了详尽细致的研究。（注：参阅前揭《两湖平原开发探源》，第四章"垸田的开发"，第87～134页。）他认为：两湖地区垸田的兴起，大致在南宋晚期， 不迟于13世纪中期的南宋端平、嘉熙年间（注：这一看法最初是石泉先生提出的（见所编《中国历史地理专题讲义》，武汉大学历史系1981年油印本，第174页），张国雄对此作了详尽的考证，见石泉、 张国雄《江汉平原的垸田兴起于何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1期。）。 南宋晚期与元代江汉平原的垸田主要集中在西部的江陵、荆门一带。明朝前朝，随着移民的大规模迁入，江汉平原的广大湖滩河滨很快得到开发。嘉靖《沔阳志》记沔阳州垸田之开发云：
明兴，江汉既平，民稍垦田修堤，是时法禁明白，人力齐一，堤防坚厚，湖河深广，又垸少地旷，水至即漫衍，有所停泄。……故自洪武迄成化初，水患颇宁。其后佃民估客日益萃聚，闲田＠①土，易于购致，稍稍垦辟，岁月浸久，因攘为业。又湖田未尝税亩，或田连数十里而租不数斛，客民利之，多濒河为堤以自固，家富力强则又增修之。
洪武至成化初（1368～约1468年）是汉水下游平原垸田的初兴阶段；成化至正德中（1469～1521年），垸田发展十分迅速，形成了垸田兴建以来的第一次。嘉靖以后，由于移民继续大批移入，垸田增长速度更快，其分布也进一步向沼泽化的湖区和淤塞河港扩展。在明清之际的动乱中，垸田受到破坏，绝大部分堤垸均被废弃；康熙、雍正年间（1662～1735年），垸田逐步恢复，并在数量与规模上超过了明代。乾隆时期，垸田兴筑再次掀起，垸田实际上已臻于饱和；嘉庆、道光以后，垸田围垦恶性膨胀，或"随淤随筑"，"凡湖渠泽薮有为泥沙填淤者，即争垦筑垸"（注：光绪《汉川图记征实》第3册，"堤垸"。 ）；或竭湖造田，湖泊渐次被垦为桑田。
汉水下游平原的垸田主要集中在沔阳、景陵（天门）、潜江、监利、汉川和汉阳、应城、云梦等州县，其中沔阳、潜江、监利、天门、汉川地势低洼，湖泊相连，垸田开发最早也最为密集。 嘉靖《沔阳志》卷6《堤防》录嘉靖三年（1524年）知州储洵疏谓江水若自监利车木堤冲塌，"不惟其县受害，而沔阳后＠②茅埠凡一十六村、熊家＠③潭凡四十余院、税粮八千余石高低淹没，尺寸不堪耕种"；若潜江排沙头、班家湾、新开便河及沔阳石牌铺等处水口冲塌，"每遇襄汉水发，则潜江、景陵二县，沔阳深江西范凡二十七村、莲河柘树凡七十余院、税粮一万五千余石亦无尺土耕种"，则到嘉靖初，沔阳州至少已有110 余垸（注：光绪《沔阳州志》卷3《堤防志》也称嘉靖中，沔阳垸田 "百有余区"。诸堤之名难以详考，除嘉靖《沔阳志》所及之熊家、＠③潭、莲河、柘树等院外，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11沔阳州"山川"栏记有百石湖堤，堤内皆田，也当为垸田。）。潜江县在成化、正德时己有48垸，到万历间增至百余垸（注：康熙《潜江县志》卷3 "乡区"记载明成化间潜江县有5乡1坊48垸，万历《湖广总志》卷32《水利志》录有潜江37个"旧垸"、9 个"新垸"之名，张国雄认为它们很可能就是正德以前的48垸，并根据有关调查资料复原了明早、中期潜江境内垸田的分布情况（参阅前揭《两湖平原开发探源》第105～106页，"图4-1"，其中可能有个别失误，如江＠④院、车老院，据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 6荆州府"山川"栏，并"边临襄江"；而张国雄先生将之置于潜江东南境，可能有误。）。监利县在成化间由知县焦钦主持一次即修建堤垸25处（注：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6 荆州府"山川"栏"监利"县下。），"田之名垸者，星罗棋布。"（注：康熙《监利县志》卷尾，刘鸿浩：《重筑吴家lóu＠⑤堤记》。）景陵县在宣德中（1426～1435年）也己出现垸田。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11沔阳州"山川"下记景陵县有古堤二，"一在县东北，长五里，以防义河水势，宣德间知县杨安修。一在县东北，上下有lóu＠⑤，一名穴河，一名红花。遇旱则贮湖水以灌田，泛则开lóu＠⑤以防潦，水势高则不开，成化间知县姜绾重修，弘治间川襄洞庭水泛冲滔，知县周瑞重筑以杀水势，民甚利焉。"此二堤虽不以垸为称，但由其功能来看，显然是垸堤。
汉川县垸田之出现似较沔阳、潜江、监利为晚，嘉靖《汉阳府志》与《湖广图经志书》所记汉阳府农田水利多为陂堰，垸堤较少（注：《汉阳府志》卷2《方域志》记汉阳县有谭家院、东西杨树堤、 李家堤、莲花堤、青草堤、山嘴堤、柘林堤、洲家堤、万家堤、郑家堤等，无以判断其是否为堤垸。）。汉川堤垸之大兴大约是在隆庆（1567～1572年）、万历（1573～1619年）年间。白鱼垸原为汉江南河分流的一个支汊，"隆庆时，白鱼垸淤阜成陆，障堤成垸。"细鱼垸"本湖渠，明万历年间因淤筑垸。"（注：光绪《汉川图记征实》，第3册。 ）南河垸"隆庆间民人于湖渚障堤为垸，延袤八十余里。"（注：同治《汉川县志》卷7《山川》。）天启四年（1624年），汉川县同时兴建了教子台、 太实、永固3垸（注：同治《汉川县志》卷9《堤防》。）。尽管如此，汉川堤垸的数量与规模看来都远远比不上沔阳、监利等州县。
清代堤垸之分布更为广泛，凡可资利用的河湖沼泽都渐次被围垦。汉水下游平原垸田分布最为密集的仍然是沔阳、潜江、监利、天门、汉川5州县。乾隆年间，沔阳州共有1368垸， 支河港汉与湖地多被"垦为阡陌，且各修堤垸障之，尽占水道。"（注：乾隆《沔阳州志》卷《赋役志》、 光绪《沔阳州志》卷2 《山川》。 ）潜江县在康熙三十年（1691年）已有156垸（注：光绪《潜江县志》卷10《河防志》。这156垸中，有的沿袭明末而来，有的则属新筑，如猎塌湖、东西白湖、张蓼湖、枝江湖等等，都是康熙年间淤垫为垸田的，见康熙《潜江县志》卷3 《山川》。），到乾隆间，增加到160 余垸（注：乾隆《湖北安襄郧道水利集案》卷下，《制宪鄂奏移驻厅员分汛管堤》。）。监利县，据咸丰年间（1851～1861年）的统计，共有498 垸，"人稠地狭，绝少旷土。"（注：光绪《荆州府志》卷20《堤防志》；光绪《潜江县志》卷8 《风俗》。）天门县（即明代景县）菜子、老鹳、岳港、龙潜、上帐、下帐等湖在乾隆年间相继淤为平田，全县共有109 垸（注：乾隆《天门县志》卷1《地理志》，卷6《水利志》。）；后来较深的杨桑、高台湖也"大半淤塞"，到光绪间（1875～1908年），天门县垸田增加到200 余座（注：《襄堤成案》卷1， 《职员蒋元鸿等呈请督抚宪札饬钟潜二主勘估等修溃口不得观望协帮禀》。）。汉川县在康熙年间有35座官垸、8座民垸，乾隆年间民垸增加到265座（注：光绪《汉川图记征实》，第4册。）。
除以上5州县外，汉阳、应城、荆门也有部分堤垸。 光绪《汉阳县志》卷2《营建略》"堤防"称：汉阳县于康熙五十年筑永丰堤， "外距群湖，置石闸蓄泄内湖诸水。而蔡店迤南卑洼处亦有汉水旁溢忧，随建芭芒堤，作后障，是为修堤圩田之始。"在应城县南境与汉川县交界处，有郭家垸，始筑于万历二年（1574年），因常受yún＠⑥水之害，屡废屡修（注：光绪《应城县志》卷2《建置志》"水利"。）。 荆门州的垸田主要集中在濒临汉水的沙洋一带。在沙洋西南的青村堤下，有彭家垸、南湾垸、小＠⑦垸、浩曾垸、王家垸、庄家垸等等（注：同治《荆门直隶州志》卷2《建置志》"堤防"。）。
以垸田为主要特征的汉水下游平原农业区的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麦类及黍、粟等杂粮也占有较大比重。这首先从农业用地的结构方面表现出来。明清有关记载中常把耕地分为田、地、山塘四类，其中"田"专指水田，"地"专指旱地，"山"指山林牧业用地，"塘"包括湖荡、陂塘，其实并非耕地，而是一种水利设施，可用于蓄水灌溉和养鱼。田、地、山、塘在全部农业用地中所占的比重，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水稻、旱地作物生产以及林牧业、渔业（捕捞养殖业）在当地农业经济生活中所占的地位。嘉靖《靖阳府志》卷5 记载了不同年份汉阳府及所属汉阳、汉川二县的耕地状况，我们以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为例计算出表1。
表1
明代汉阳府农业用地的结构
府县
田
地
山
塘
面积 百分比 面积 百分比 面积 百分比 面积 百分比
汉阳府 2730顷 76.34 674顷 18.85 62顷 1.73 110顷 3.08
汉阳县 2005顷 74.23 570顷 21.10 53顷 1.96 73顷 2.70
汉川县 725顷 84.40 104顷 12.11
1顷 0.12 29顷 3.38
说明：（1）资料来源：嘉靖《汉阳府志》卷5《食货志》。（2 ）原记载中田地山塘各项面积记至亩、分、厘，表中仅取其约数。由于统计方面的原因，汉阳、汉川二县之和与汉阳府总计数并不相符。
龚胜生博士曾经对清代两湖地区的耕地结构作过细致的分析（注：龚胜生：《清代两湖农业地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8～69页。），我们根据他的计算，撷取汉水下游地区部分州县的情况列出表2。
表2 清代汉水下游部分州县农业用地的结构
州县
农业地的构成(%)
田
地
山
塘
汉阳县
31.0
26.9
37.5
4.6
汉川县
40.3
24.9
5.8
29.0
沔阳州
75.9
13.1
11.0
潜江县
90.3
9.7
监利县
46.5
53.5
京山县
40.5
33.6
21.8
4.1
钟祥县
31.1
二 汉水中游以旱作为主的水旱兼作农业区
本节所说的汉水中游农业区，包括随枣走廊、襄宜平原与南阳盆地3个地理单元， 虽然随枣走廊在自然地理的意义上基本属于汉水下游地区，但考虑到其农业经济的主要特征更与汉水中游的襄宜平原接近（特别是随州与枣阳），所以我们将它归入汉水中游农业区。
汉水中游农业经济区最重要的特征是水旱兼作、而以旱作农业为主，稻作农业在地区经济生活中所占的比重由随枣走廊而襄宜平原、而南阳盆地逐渐减少，旱作农业所占的比重则相应地递增。这首先从各州县载籍耕地的结构中反映出来，在本区最东端的安陆县，据龚胜生博士的计算，载籍耕地中水田所占的比重为64.8％，旱地占23.7％，山林占3. 9％，湖塘占7.5％，水田占有绝对的优势地位。 而在本区西端的光化县，则是旱地占据着绝对优势。据正德《光化县志》卷1《田赋》 记载，正德七年（1512年），光化县共有官民田地湖荡688顷，其中水田72 顷，占总数的10.7％；地615顷，占总数的89.39％；湖荡81亩，占总数的0.12％。到清朝后期，光化县水田的比重有所增加，大约占全部农业用地的24.0％（旱地占75.9％，湖塘占0.1％）。在南漳县， 水田所占的比重为9.9％，旱地则占90.1％（注：此处安陆、光化、 南潭三县清代水旱田地的比重均据前揭龚胜生《清代两湖农业地理》表8 "清代两湖州县耕地结构表"，第61～64页。）。南阳盆地的水田面积更少。盆地内生产条件最好的南阳县，在清末仅有稻田100顷，占全县可耕熟田的0.31％。这些稻田都分布在南阳县西当境低山中， 靠泉水灌溉（注：光绪《南阳县志》卷9《沟渠》。）。到解放初的1953年， 南阳专区的水田只有437163亩，占全部耕地面积的2.4％。邓县、 新野的水田占全县播种面积均只有0.02％（注：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汉江工作队：《汉江流域地理调查》附表24，"汉江流域各县土地利用率和水旱地比例统计表（1953年）"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
地方志中有关物产的记载也加强了我们的这种认识。道光《安陆县志》与同治《随州志》有关物产的记载均将"稻之属"列于首位，其下才分别是麦之属、豆之属等；而《襄阳府志》及各县志中则一般将稻、麦并列于"谷品"下，不再将稻单列，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水稻地位的变化。乾隆《襄阳府志》卷6 《风俗物产》下总论襄属各州县物产状况云：
襄郡居楚北上游，地势颇高，水田少而旱地多，襄麦较下游诸郡独胜，以界连豫境，作面食佳。稻以光化六股泉产者为上，枣阳香稻亦不减也。
在襄阳府各州县中，以宜城县种水稻最多。 光绪《襄阳府志》卷9《建置志四》"水利"栏称："宜城三面临水，汉水绕其东南，蛮水饶其西南，地势平衍，为一郡稻米之乡。"但宜城的水稻种植也呈现出逐渐减少的趋势。同治《宜城县志》卷3《食货志》"物产"栏称：
宜境山泽原隰参半，有宜稻者，有宜麦菽杂粮者。初夏麦熟，民多食＠⑨，即大麦仁也。小麦不充常餐，恒储以市。宜稻之乡，自二渠废后，惟恃陂塘，偶值夏旱，即难有秋。一遇岁歉，多食蜀秫，或食荞麦，且有杂有野蔬者。
显然，宜城县在木渠、长渠湮废后，水稻种植受到水源的限制而大幅度减少。枣阳县东南部赂属于yún＠⑥水流域，陂堰较多，水稻种植较广；其西北境则"重冈九十九间，原田每每恒苦旱干"，以旱地作物为主（注：国民《枣阳县志》卷14《食货志》"农业"。）。至于南漳、襄阳、谷城、均州、光化以及属于郧阳府的保康县，则主要是在水源充足便于灌溉的河流谷地间有水稻种植，面积不大。南漳、保康二县的稻田集中在较为宽广的漳水、沮水和蛮水谷地，各水"岸侧暨支流均有平畴产稻"，"所产稻谷仅足供城市平坝之用，山农饔饔以包谷杂粮为主。"（注：国民《南潭县志》卷6《建置志二》"水利"； 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8 《民食》。）襄阳县的稻谷产地主要有峪山、黄龙荡与张家山三处，谷城县与均州的水稻则集中在南、北河下游及其它山溪性河流谷地，光化县水田大都在汉水南岸沟溪两侧，汉水北岸的丘陵岗地几乎没有稻田存在（注：同治《襄阳县志》卷3 《食货志》"物产"；同治《谷城县志》卷2《水利》；光绪《均州志》卷6《赋役志》"物产"；光绪《光化县志》卷3"物产"。）。
南阳盆地在汉代曾是著名的稻米产区，但自六朝起，水稻种植即呈现出逐渐减少的趋势（虽然在唐宋时期曾有反复），到元代，文献中已见不到关于南阳地区种植水稻的记载，估计当时南阳地区即使有水稻种植，面积也不会很大。明朝中期，丘浚曾说荆襄唐邓有水陆之田，"可水耕之地，则引水立堰，募南人耕之"（注：《明经世文编》卷72，丘浚：《屯田·荆襄唐邓之田》。）。开发水田，需要募南人经营，说明水稻种植技术在当地已失传，这当然是水稻生产大幅度减少的结果。王士性《广志绎》卷3"江北四省·河南"下记载，"确山南多稻田， 近楚俗，北乃旱地，渐见风尘"。确山今属驻马店地区，唐白河流域大片田地都在确山一线以北，显然，其水稻生产已微不足道。嘉靖年间邓州水利屡复屡坏，致使地方官员考虑"不如听其种旱田之愈"（注：《天下郡国利病书》卷53，河南四"南阳府"。）。在明代后期和清前期地方志关于物产的记载中，水稻的地位已很不重要。如嘉靖《邓州志》卷10《赋役志》"物产"栏的记载是："多粟、多麦、多菽、多脂麻，有黍、有稻、有稷、有荞。"顺治《邓州志》的记载与此相同。清中后期的一些地方志，干脆就没有水稻或者是间有水稻了。乾隆时人萧韶相《召父陂》诗云："南阳草莽已连阡，水到空闻召父贤。鹦鹉不知香稻少，秋声犹集废塘边。"（注：见乾隆《续河南通志》卷75，《艺文志》。）正是南阳农业沧桑巨变的写照。虽然在一些水源条件好的滨水地带还"间种jīng＠⑩稻"（注：光绪《南阳县志》卷2 《疆域志》"风俗"。），但总的说来，南阳盆地在明清时期已基本上成为较单纯的旱作农业区。
总之，汉水中游农业经济区虽然在总体上看是水旱兼作，但水稻种植从东南向西北递减，其中安陆、随州、枣阳、宜城四州县水稻种植面积最大，在当地农业经济中所占的比例也较高；南漳、襄阳、保康、谷城等县已较少，光化、均州、新野、南阳、邓州、淅川诸州县更少，至于南阳北部诸县的水稻种植更是微不足道。同时，历明清两代，汉水中游各地的水稻种植面积还在持续下降。这种农业布局和演变趋势显然与自然地理条件以及环境变迁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现代汉水中游地区的年平均气温为15～16℃，5～9月或6～9月平均气温均大于22℃，1 月平均气温2～3℃，7月平均气温28～29℃。年均降雨量700～850毫米。 一般说来，这样的气候条件是比较适合水稻生产的（注：前揭《汉江流域地理调查报告》，第五章"气候"，第36～45页。）。但是，我们知道，明清时期正是我国著名的小冰期，年均气温比现代低得多，降雨量也要相应减少（注：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 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1～14页。）。年均气温与降雨量的降低，势必要影响到对水热条件都有较高要求的水稻种植。
但是，地理条件的变化并非决定性因素，导致汉水中游地区水田面积减少的最直接的原因应当是水利的废驰。汉水中游地区降雨集中， 7、8、9三个月的雨量常占年降雨量50％以上，春、秋则常发生干旱，特别是5月底为插秧季节，却正当少雨时期；同时， 丘陵岗地的落差较大，平原地带多沙质土壤，地表水不易自然保存，因此，稻作生产必须仰赖于蓄水灌溉，水利事业的兴衰也就决定着稻作农业甚至是地区经济的兴衰。又因为溪流含沙量大，土性疏松，蓄水陂堰易于淤浅；遇有洪水，堰堤又极易被冲毁。喜靖《邓州志》卷11《陂堰志》称："（邓州）壤土沙涸，而强为堤筑，则易坏。"光绪《南阳县志》也指出："（南阳诸水》依冈环注，随地可渠，然水流迅急，多沙易淤善徙……故县境陂堰名天下，其实难久而易淤。"所以，水利工程必须常加维修整治，稍加懈怠，就可能淤塞湮废。可是，汉水中游地区的农田水利并没有象汉水下游和荆江堤防那样的重要性，不足以引起政府的关注；虽然在一些勤政的地方官的提倡与主持下，部分州县的水利工程得到一定程度和整治与维修，但大多没有延续性，更未能形成制度。因此，就明清时期汉水中游地区而言，官府对于农田水利实际上是极不重视的。这是农田水利废驰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农田水利的衰败还有更为复杂的社会经济原因。顺治《邓州志》卷11《陂堰志》云：
天启以后，陂堰为豪强兼并，民间失其利，闸口淤塞，尽成旱田，讼益众。崇祯七八年后，陂堰尽荒，福府岁收租，至有被累死者。皇清十五年来，陂堰尽荒。
此言明末清初水利废驰之原因有三：一是为豪强兼并，民失其利；二是陂堰租税太重，业主不堪负担；三是战乱破坏，人口流散。光绪《南阳县志》卷9《沟渠》云：
凡农治田，人三十亩，水田则减三之一，而所收倍。蓄泄以时，不忧水旱。自明季陂堰失修，河深渠高，水不能至。旧农多宛徙，新籍者率来自秦晋，昧水利；或富连阡陌，不亲田事；佃农迁徙不恒，虽欲修不自主。又兴陂，动连数十村落，议龃龉多不合。旧陂废久，疑所用，则颇盗其堤堰土石，或境堙平之。
在社会稳定的情况下，南阳水利仍多失修的原因有数端：其一是迁入的人口多来自陕西、山西，不知水利；其二是业主不亲农事，不问水利之有无；其三是"亲田事"的佃户迁徙无常，不能也无力兴建水利；其四是水利工程动辄牵涉到几个乃至十数个村落，村落之间很难合作。此数端相结合，农田水利的衰败自是必然（注：明清时期汉水中游地区农田水利事业的普遍衰退与汉水下游平垸田的高度发展形成鲜明的对照，其原因何在，颇值得探讨，限于篇幅，这里不拟展开充分讨论。除了正文简略提到的几点外，我还注意到黄宗智先生关于宋代以后太湖汉域水利事业之衰败原因的分析，其中颇有与汉水中游地区相类似者。请参阅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3～42页。）。
在旱地作物结构方面，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玉米（包谷、玉蜀黍、玉高粱）和棉花种植的推广。玉米大约在清初开始进入汉水中游地区，到乾隆、嘉庆、道光时期逐渐推广，成为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乾隆十八年（1753年）湖广总督开泰在奏折中说：
楚省所属产有包谷一种，即京中所谓玉米者，民间每于山头崖侧、地角田边零星布种。其性易生，兼耐旱涝。二三月间种后，止须锄去野草，便自生发，无庸灌溉。六七月间结包，即可煮食；俟其包实坚老，收获碾碎可以拌米作饭作粥，并为汤饼之用，颇有香味，力田之家籍以佐米粮之不足。约略每一株结五六包至二三包不等，以每包百粒计之，收成不啻百倍，是以近年以来种植者日益加多。……现据襄阳府、随州、东湖县禀覆，各称可买二三千石、四五千石不等，尚有数处未经覆到，核其大势，如二万石内外。（注：《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乾隆十八年十二月十二日，湖广总督开泰奏。）
稍后成书的乾隆《襄阳府志》卷6 "物产"栏述襄阳府粮食作物在麦、稻之外，"又有秫，一名玉高粱，俗名包谷，最耐旱。近时南漳、谷城、均州山地多产之，遂为贫民所常食。"显然，玉米种植已比较普遍，但面积不大，主要集中在山区和丘陵岗地，在平原地区则主要是于"地角田边零星布种"。乾喜年间，虽然玉米的种植面积有所扩大，但主要是在新开垦的山地，原有的"熟地"较少有改种者。因此，就汉水中游地区而言，山地较多的州县如南漳、保康、谷城、均州、光化、枣阳、淅川、裕州等，玉米种植也较多（注：同治《南潭县志》卷6 "物产"；《三省边防备览》卷8《民食》；同治《谷城县志》卷2"物产"；光绪《光化县志》卷3"物产"；民国《枣阳县志》卷6《舆地志》"物产"。）。
棉花于明代前期已在汉水中游地区普遍种植。天顺《襄阳郡志》卷1"土产"栏中已记有棉花（写作"绵花"），万历《襄阳府志》卷4"物产"仍之，且增加了绵布。同书卷12《食货五》"万历岁贡数"条记载："南京库折绵花绒米，共五千石，每石折绵花绒十斤，共五万斤。"说明襄阳府棉花产量已相当可观。乾隆《襄阳府志》卷6 "物产"将木棉与绵布列为全郡之"通产"。在襄阳府所属各州县中，枣阳产棉多且优。其所产棉布远销陕西（注：民国《枣阳县志》卷6 《舆地志》"物产"。）。
宜城也是重要的产棉县。同治《宜城县志》卷3 《食货志》"物产"称："邑少丝麻，惟恃木棉，乡野亦多种者。当岁晚务闲，闾阎争事纺织。"在随州，民户广种木棉，"人习为布，秋熟后贾贩鳞集，随民多恃此以为生计。"（注：同治《随州志》卷13"物产"。）在南阳，张履祥《南园先生全集》卷43《近古录》引钱懋登《厚语》载：
南阳李义卿，文达公之曾大父也。家有广地千亩，岁植棉花，收后载往湖湘间货之。是时价颇贱，停于邸舍。越三月，适临江三商议值，三百两交易讫。
文中所说的"文达公"即李贤，据《明史》卷167本传， 是宣德八年（1433年）进士，成化二年（1566年）59岁时故去，其曾大父李义卿不会是晚于永乐年间的人。因此，可以认为在明朝初年南阳即有较大面积的棉花种植。嘉靖《邓州志》卷10《赋役志》"物产"栏中记有布、绵花，顺治《邓州志》与嘉庆《南阳府志》均仍之。光绪《南阳县志》卷2 《疆域志》"物产"栏称南阳县"惟丝棉麻靛漆玉颇著。"但南阳地区的棉花种植远远赶不上襄阳地区广泛。在1953年的调查中，南阳地区的棉花种植南积占播种面积的4.33％，其中最高的邓县占6.65％，新野县占5.66％；而襄阳地区的棉花种植面积则占总播面积的11.62 ％，其中枣阳县多达24.92％，宜城县为12.49％，襄阳县为11.31 ％（注：前揭《汉江流域地理调查报告》附表25，"汉江流域各县1953年各种农作物播种面积及产量统计表"。）。这虽然是后来的情形，但考虑到作物种植结构的相对稳定性，可以认为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中后期的情况。
三 汉水上游农业经济区
汉水自丹江口以上为上游，是一个多山的地区，但有不少山间盆地散布其间。在陕西境内有汉中、西乡、安康、汉阴、商州--丹凤等盆地；在湖北境内有郧县、郧西、房县、均州等盆地。这些盆地，或因断层而生，或因侵蚀而成，成因不一，但同样都有广泛的新生代地层分布，易受侵蚀，故每造成平原、岗地和低矮的丘陵，在地貌上和四周矗立的山地形成明显的对照。由于土壤和水资源条件较好，这些河谷山间盆地经济开发较早，水田在耕地中所占的比重较大，在经济上成为上游地区最重要的农业中心；而周围的山地（即所谓的"秦巴山区"）则直到明清时期才得到逐步开发，作物种植以旱地作物为主，经济发展水平与河谷盆地也有很大的差距。因此，汉水上游地区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农业经济区域，即水旱兼作的河谷盆地和以旱作为主的秦巴山地。
1 河谷盆地水旱兼作区
汉中等盆地的土壤、水热条件与汉水中游地区比较接近，但由于水利事业较发达，所以水稻种植一直比较普遍。汉中盆地的灌溉水利起源甚早，很多地方志常将一些水利事业的起源远推至西汉时期，当非无因。到宋代，汉中地区已形成较系统的堰渠。《宋史》卷95《河渠志五》称："光元府褒斜谷口，古有六堰，浇溉民田，顷亩浩瀚。每春首，随食水户田亩多寡，均出夫力修葺。"其中山河堰"灌溉甚广，世传为汉萧何所作，嘉yòu＠(11)中，提举常平史zhào＠(12)奏上堰法，获降敕书，刻石堰上。中兴以来，户口凋疏，堰事荒废，累曾修葺，旋即决坏。乾道七年，遂委御诸军统制吴拱经理，发卒万人助役，尽修六堰，浚大小渠六十五，复见古迹，并用水工准法修定。凡溉南郑、褒城田二十三万余亩，昔之瘠薄，今为膏腴。"明清时期，以山河堰、五门堰、杨填堰等为主的许多堰渠仍在发挥作用，还新修、改建了不少堰渠。据嘉庆《汉南续修郡志》卷20《水利》的记载统计，清中期汉中府南郑、褒城、城固、洋县4县共有堰63处，灌田17万余亩。 在汉中盆地西端的沔县，有12 堰，灌田17970亩；在汉水支流牧马河谷的西乡盆地，在41堰，灌田7740亩。
安康盆地和汉阴盆地的水利远赶不上汉中发达。"汉阴有月河一道，纳观音、仙溪、龙王沟、板峪各水，引水作渠数十道，灌田二万二千余亩。"（注：《三省边防备览》卷8《民食》。 嘉庆《汉阴厅志》卷2 《疆域志》境内共有灌溉河渠20余处，灌田二万余亩，与此大略相近。）"安康惟恒口引恒河、傅家河、南沟作千工堰、大济堰、南沟等堰，灌田六七千亩。余引黄洋河、观音河作渠，灌田无几"。但在黄洋河、坝河上游的平利县，山间坪坝发育，其大贵坪、丰口南、曾家坝、白土关、上下坝等18坝，"大者广一二里，长七八里，引水作渠，灌田约四五万亩。""这些堰渠大都是乾隆、嘉庆至道光中兴修的。光绪《续修平利县志》卷4"堰渠"下称：乾隆二十年旧《志》中仅有丰口坝、 狮子坝等处小堰渠6处，至道光中，"凡傍山小田能引水灌溉之处， 均由乡民自行修浚。"
丹江横穿商丹盆地，河谷宽广，乾隆《直隶商州志》卷2 称："丹水自胭脂关东流，过说法洞，绕（商）州城南，又东至张村铺、商洛镇、龙驹寨，经流二百里，两岸随地皆可开渠。"《三省边防备览》卷 8云："商州城外及东南各村，其平旷之处，与安康之恒口、汉阴之月河相似溪涧之水足资灌溉，而湖北武（昌）黄（州）、安徽潜（山）六（安）流徙之人，著籍其间，用南方渠堰之法，以收水利，稻田数万。"
郧县盆地河谷甚宽，两岸均属丘陵，其水利以武阳、盛水二堰最为著名。但因为地近河南，客民多来自秦豫，对于开发水利不甚重视。堵河上游的竹溪盆地"川原平旷，溪流潆回，水田一带，风景绝似江乡。"房县东北境"平原＠(13)＠(13)溪流清漪，间有小阜，而锦畦锈塍，风景绝佳。"（注：《三省边防备览》卷8《民食》。）同治 《房县志》卷2记堰池51处，"或七八百石种，或五六百石种，或百余石种， 皆系顺河之大小闸以灌之也。"其中最大的＠(14)解堰灌田近二万亩。
除了这些较宽广的盆地外，山间狭小的平坝上也尽可能地利用水源以资灌溉。郧阳府郧西县处万山丛中，而天河、夹河（金钱河）河谷间有平坝，农民"或掘地而为塘，或筑堤而为堰，以予三农之用，虽曰瘠壤，而亦得为膏腴也。"（注：同治《郧西县志》卷6《水利志》。 ）汉中府留坝厅，"本无水利。近年以来，川楚徙居之民，就溪河两岸地稍平衍者筑堤障水，开作水田。又垒石溪河中，导小渠以资灌溉。""各渠大者灌百余亩，小者灌数十亩、十数亩不等。"（注：嘉庆《汉南续修郡志》卷20《水利》。）（今镇巴县）处大巴山中，"山大林深，然过一高山，即有一田坪。星子山之东为楮河，厅西为九军三坝，南为渔肚坝、平落盐场，西南为仁村、黎坝，均为水田，宜稻。九军坝产稻最美，其粒重于他处。渔肚坝、楮河、平落盐场周围各数十里，俗称'万石平落，五千盐场'。"（注：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
汉中等较大盆地的水利事业自有其悠久的历史传统，而山间小盆地（平坝）农田水利的兴修显然与川楚等南方移民的进入有着密切的关系。前引《三省边防备览》与嘉庆《汉南续修郡志》中关于商州和留坝水利的兴修与川、楚、皖移民的关系即可见出一斑。人口来源结构的变化显然给土地的利用方式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水利事业的发展，使稻作生产的规模得以扩大。据彭雨新、张建民先生不完全的统计，在清中期，处于汉中盆地的南郑、城固、沔县、褒城、洋县五县水田面积分别占总耕地面积的43.3％、21.2％、26.4％、8.5％、8.1％（注：参阅前揭彭雨新、张建民：《明清长江流域农业水利研究》，第282页，表5-7"部分州县水浇田地比例参考"。 著作者指出：由于各种记载悬殊甚大，这一统计数据仅能供作参考。 ）。 在1953年的调查中，以上五县水田和水浇地在总耕地面积中所占的比重分别是38.7％、35.55％、19.5％、37.3％、21.21％，汉中市为64.65 ％，西乡县为27.69％（注：前揭《汉江流域地理调查报告》附表24， "汉江流域各县土地利用率和水旱地比例统计表"。）。由于这些县还包括盆地周围的大片山区，因此，实际上盆地内水田所占有的比重也明显比其他县高。许多地方志记载中都称这些州县的水田居十分之一。在前揭1953年的调查中，上述五县水田所占的比重分别是16.9％、5.12％、7.5 ％、12.23％、11.06％（注：需要说明的是，水田面积并不等于水稻种植面积，尽管绝大部分水田被用于种植水稻，但仍有不可忽略的部分水田被用来种植蔬菜和其它经济作物。）。
在条件优越的汉中盆地，至迟到清中后期，水田已较广泛地推广了稻麦复种制。《三省边防备览》卷8《民食》云：
（汉中）水田夏秋两收，秋收稻谷，中岁乡斗常三石（京斗六石）；夏收城（固）、洋（县）浇冬水之麦亩一石二三斗，他无冬水者，乡斗亩六七斗为常。稻收后即犁而点麦，麦收后又犁而栽身秧，从不见其加粪，恃土力之厚耳。
民国《续修南郑县志》卷3 《风土志》称：县境主要种植以稻麦为大宗，水稻"除南北深山及北境高原不能引水灌溉外，余皆产之。产量沃田每亩约二石至二石五斗。"大小麦则"于水田收稻后种之"，腴地每亩五斗至八斗。
汉中盆地内的旱地"以麦为正庄稼，麦收后种豆、种粟、种高粱、糁子。上地曰金地、银地，岁收麦亩一石二三斗，秋收杂粮七八斗。"（注：《三省边防备览》卷8《民食》。）西乡、汉阴、商州、郧县、竹溪等小盆地内的情形大致相同。
汉水上游河谷盆地所种植的经济作物，主要有烟草、棉花等。烟草之种植大约始于清初，到嘉庆间，汉中盆地的烟草种植已经相当普遍。严如煜说："汉川民有田地数十亩之家，必栽烟草数亩"，每亩可摘三四百jīn＠(15)，卖青蚨十千以外（注：《三省边防备览》卷8 《民食》。）。 岳震川《赐葛堂文集》卷4《府志·食货论》称："城固＠(16)水以北，沃土腴田，尽植烟苗，盛夏晴霁，弥望绿野，皆此物也。当其收时，连云充栋。"棉花种植的推广则与两湖籍移民的进入有密切关系（注：汉水上游河谷盆地棉花种植始于元代，同治《房县志》卷11"物产"录元人熊涧谷《木棉诗》可证。唯在明代乃至清代前期种植面积都不大。直至乾隆年间，随着两湖及赣皖移民的进入，带来了先进的植棉技术，棉花种植才逐渐推广。乾隆二十三年《续商州志》卷8 称：棉花，"近来植者渐广。"这正是南方移民逐渐进入商州地区的同时，光绪《洵阳县志》卷14《艺文》录竹枝词云："洵河大半楚人家，夜夜篝灯纺手车。宝庆女儿夸手段，明年多种木棉花。"更证明了两湖籍移民与汉水上游地区棉花种植之间的关系。），因此，商丹、房县、竹溪、安康等两湖籍移民分布较广泛的盆地内棉花种植也较早。到嘉庆道光间，西乡、汉中盆地的棉花种植也逐渐扩大。嘉庆《续修汉南郡志》卷27《艺文》称："近年汉南知种木棉，秋收之际，白英满畦，亦兴利之一端也。"但汉水上游棉花生产在国民以前一直不占重要地位，所产不敷本境之用，仰赖下游输入（注：成书于光绪三十二年的仇继恒《陕境汉江流域贸易表》在"入境货物"中记录了大宗棉布，说明陕南棉织品不敷本境使用。）。
2 秦巴山地旱作杂粮区
在河谷山间盆地的四周是广褒的秦巴山地。 秦岭海拔高度一般约2500米，最高峰太白山海拔3767米。其南坡坡长而缓，形成波状山地，有"九岭十八坡"之说。大巴山平均高度2000米左右，其北坡为变质岩和石灰岩山地，土层瘠薄。由于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秦巴山区都是丛山密林，除少数山间通道外，鲜有人迹。直到明中期，特别是清中期以后，随着外来移民的大量进入，秦巴山区才逐渐得到开发。到嘉庆、道光年间，秦巴山地的丛山密林中，到处都有客民的足迹，崇山峻岭，无不开辟垦殖。同治《房县志》卷4《赋役》云：
房居万山中，林木阴森，刚卤交错。自国初以来，日渐开垦，小民择高陵大阜，凡可树艺处，几至无地不毛。
土地资源条件较差的竹山县，"幅员宽广，昔时土浮于人，又山多田少，水田十之一，旱地十之九。近则五方聚处，渐至人浮于土，木拔道通，虽高岩峻岭，皆成禾稼。"（注：同治《竹山县志》卷7 《风俗》。 ）大巴山深处的砖坪厅处川陕交界地带，海拔大都在1500 米左右，"弥望皆崇山峻岭，民居落落如晨星。自yǎn＠(17)山毕公（沅）巡抚陕西，廉得南山中多隙地，谋于方伯、观察暨郡太守，招集开垦，俾无旷土。数年间，四方之已襁负而来者，不绝如缕。由是启之辟之，昔之黄茅白苇，今则绿壤青畴矣"（注：乾隆《兴安府志》卷26《艺文志》，曹希昆：《新设砖坪厅县丞衙门记》。）。到道光初年，砖坪厅"境内皆山，开垦无遗，即山坳石隙，无不遍及"（注：卢绅：《秦疆治略》。）。秦岭南坡西安府、汉中府、兴安府与商州四府交界的地区，在清初还是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约自乾隆四十年（1775年）前后，"四川湖广等省之人陆续前来开垦荒田，久而益众，处处俱成村落。"所以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增设五郎厅（后改为宁陕厅）。到嘉庆二十年（1815年），"屈指建治方三十二年，昔之鹿豕与游、上巢下窟者，今则市廛鳞接、百堵皆兴矣；昔之林木阴翳、荆榛塞路者，今则木拔道通、阡陌纵横矣。"（注：道光《宁陕厅志》卷4《艺文》。 ）佛坪是秦岭山区开发最晚的地方，道光四年（1824年）才设厅立治。至迟到嘉道之际，秦巴山区已经得到普遍的开发。
在流民大规模移垦之前，秦巴山地低山丘陵地带的作物种植以黍、稷、荞等杂粮为主，高寒山地则只有零星的燕麦、苦荞等作物。移民进入后，除在河谷与山间平坝大力发展水利事业、扩大水田面积外，在低山丘陵地带主要是推广玉米种植，而在中高山区则广泛种植马铃薯。
萧正洪先生的研究表明：陕南最早种植玉米的确切记载，见于康熙二十二年（1681年）《西乡县志》，但在乾隆二十年（1755年）之前，只有西乡、石泉、山阳、洋县、略阳、镇安等6县有玉米种植； 到乾隆三十年（1765年）前后，山区的玉米种植面积终于超过粟谷杂粮，跃居旱作物的首位（注：参阅萧正洪：《清代陕南种植业的盛衰及其原因》，《中国农史》1988年第4期、1989年第 1期。）。道光《石泉县志》卷4《事宜附录》云：
乾隆三十年以前，秋收以粟谷为大庄，与山外无异。其后，川楚人多，遍山漫谷皆包谷矣。
鄂西北山区玉米的普遍种植当比南山地稍早。同治《房县志》卷11"物产"栏称："（包谷）自乾隆十七年大收数岁，山农恃为命，家家种植。七八月清暖则倍收，山乡甚赖其利；间或歉收，则合邑粮价为之增贵。"说明在乾隆二十年（1755年）之前，鄂西北山区已普遍种植上玉米。无论是鄂西北，还是陕南，在清中期以后，玉米都已成为山区最主要的粮食作物。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云：
数十年前，山内秋收以粟谷为大庄。粟利不及包谷，近日遍山漫谷皆包谷矣。包谷高至丈许，一株常二三包。山民大米不耐饥，而包谷能果腹，蒸饭作馍，酿酒饲猪，均取于此，与大麦相当，秋成视包谷，以其厚薄，定岁丰歉。
郧阳府各属"崇山峻岭，平畴水田十居一二，山农所恃以为饔餐者，麦也，荞也，粟也，总以玉黍为主。至稻麦，惟士官与市廛之民得以食之。"在商州各属，"镇安、山阳寸趾皆山，绝少水利；商南商雒间有水田，然亦不多。故商自本州而外，属城四邑，民食皆以包谷杂粮为正庄稼。"兴安府七邑水田计"不逮南（郑）、城（固）一邑之多，山民全资包谷杂粮。"汉中府属留坝、定远、凤县、略阳、洋县等，也"均以包谷杂粮为正庄稼。"（注：《三省边防备览》卷8《民食》。 ）在南郑县，盆地四周的山区也多产玉米，其产量每亩约三斗至五斗（注：民国《续修南郑县志》卷3《风土志》"物产"。）。
马铃薯（洋芋）在秦巴山地的推广，比玉米要迟一些，大约是在嘉庆年间，童兆荣《童温处公遗书》卷3 《陈报各属山民灾歉请筹拨籽种口食银两禀》云：
查洋芋一种，不知始自何时，询之土人，佥称嘉庆教匪乱后，各省客民来山开垦，其种渐繁。高山地气阴寒，麦豆包谷不甚相宜，惟洋芋种少获多，不费耘锄，不烦粪壅，山民赖此以供朝夕。其他燕麦、苦荞，偶一带种，以其收成不大，皆恃以洋芋为主。
光绪《续修平利县志》卷9 《土产志》"洋芋"条下称："旧《志》未载。相传杨侯遇春剿贼于此，军中采以供食，山中居民始知兴种，故俗又称为杨芋。或云，乾隆间杨口仕广东，自外洋购归。"看来乾隆间山中已有种植，嘉庆以后才全面推广。
山区的作物种植呈现出典型的垂直分布的特征。在河谷和山间平坝，尽可能地利用一切条件，兴修渠堰，开发水田，种植水稻；在低山丘陵地带，以种植玉米、小麦为主；在中高山地带，则只能种植洋芋和部分杂粮。道光《石泉县志》卷2 《田赋志》"物产"栏称："五谷不尽种。水田种稻，坡地种包谷，麦豆则间种焉。"又说："石邑水田十仅有二，稻谷无多，高山随便播种，更难概论，惟坡地须酌种麦。"道光《紫阳县志》卷3《食货志》"树艺"栏也说：浅山低坡，尽种包谷、 麻、豆；山顶老林之旁，负谷麻豆清风不能成，则种荞麦、燕麦、洋芋、红苕。道光《宁陕厅志》卷1《风俗》谓："其日用常食以包谷为主，老林中杂以洋芋、苦荞，低山亦种豆、麦、高梁，至稻田惟近溪靠水，筑成阡陌，不过山地中十分之一。"但在道光以后，由于山区人口压力越来越大，而地力下降，产出减少，所以高产的洋芋的种植面积逐渐扩大。光绪《定远厅志》卷5《地理志》"风俗"云："高山之民， 尤赖洋芋为生活。道光前惟种高山，近则高下俱种。"
要言之，汉水上游地区在不同的海拔高度依次形成三个大致清淅的作物分布区域：河谷盆地和山间平坝是传统的主要农业区，以种植水稻和麦类作物为主，玉米等杂粮也占有一定的比重，普遍实行稻麦复种或麦--杂粮一年二熟制：低山丘陵地带乃是在乾隆以后逐渐形成的、以玉米为主要作物的种植区域，以一熟制为主，间有实行麦--玉米（或粟谷、洋芋）二熟制者；中高山地则是嘉庆以后开辟的、以种植马铃薯、苦荞为主的区域，普遍实行一熟制（注：参阅萧正洪：《清代陕南种植业的盛衰及其原因》，《中国农史》1988年第4期、1989年第1期。）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队的左半部右加巢
＠②原字为原字为法的左半右加又下加丰
＠③原字为法的左半部右加旱
＠④原字为法的左半部右加义
＠⑤原字为豆右加划的右半部
＠⑥原字为法的左半部右加员
＠⑦原字为土右加台
＠⑧原字为禾右加占
＠⑨原字为米右加见
＠⑩原字为禾右加杭的右半部
＠(11)原字为社的左半部右加右
篇6
清明首先让人想到的是祭扫墓园与缅怀先人。
唐代白居易《寒食野望吟》一诗勾画出当时的扫墓情形：“乌啼鹊噪昏乔木，清明寒食谁家哭。风吹旷野纸钱飞，古墓垒垒春草绿。棠梨花映白杨树，尽是死生别离处。冥冥重泉哭不闻，萧萧暮雨人归去。”清明时节，漂泊异乡的诗人墨客，更容易滋生思亲与思乡之情。诗人笔下的清明，旷野苍茫，古墓垒垒，凄风劲吹，纸钱纷飞，诉尽了生死离别。
北宋黄庭坚的《清明》一诗别有一番深意：“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冢只生愁。雷惊天地龙蛇蛰，雨足郊原草木柔。人乞祭余骄妾妇，士甘焚死不公侯。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由清明扫墓进而探讨人的生死的意义，有感于人的价值，表现了诗人旷达之中包含的不愿与世俗沉浮的孤傲之气和对仕途贤愚混杂的愤懑之情。
但清明也不光是肃穆的祭扫与缅怀，也有祥和欢快的另一面。清明自古就有踏青的习俗，又叫“踏青节”，古时也叫行青、探春、寻春等。古时清明，人们也聚亲约友，在大好春光里四处游玩，甚至围坐野宴，抵暮而归。
唐代诗人顾非熊作过《长安清明言怀》一诗前四句：“明时帝里遇清明，还逐游人出禁城。九陌芳菲莺自啭，万家车马两初晴。”记录了当时唐都长安清明节万家车马出动，莺啭芳菲的盛况。
北宋欧阳修的《阮郎归・南园春半踏青时》云：“南国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犹如一幅美丽的画卷。同为“唐宋家”的苏辙也曾作《踏青》一诗，展现踏青盛景：“江上冰消岸草青，三三五五踏青行。浮桥没水不胜重，野店压糟无复清。”南宋吴惟信的诗：“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莺。”展现出当时的人们外出郊游，尽兴方归的场景。
古人踏青爱骑马。唐代皮日休曾作《襄州春游》一诗曰：“信马腾腾触处行，春风相引与诗情。”表现出初春骑马漫步的悠闲。薛昭蕴《喜迁莺・清明节》描绘了举子们于清明雨后骑马踏青的得意之情：“清明节，雨晴天，得意正当年。马骄泥软锦连乾，香袖半笼鞭。花色融，人竟赏，尽是绣鞍朱鞅。日斜无计更留连，归路草和烟。”
古代的很多诗人也像生活在现代的我们一样，清明前后会周边游或远游，目的地大多偏爱江南。
李白去扬州踏青，满眼的江南风情，留下“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的诗句。白居易最爱钱塘湖：“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钱塘湖春行》早已成为千古佳篇，对春游的描写令人神往。
韩愈与张籍（唐代诗人，时任水部员外郎）同游当时的著名游览胜地曲江池（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是隋炀帝开掘的一个人工湖），看到无限美好的春光，还不忘写首诗调侃白居易：“漠漠轻阴晚自开，青天白日映楼台。曲江水满花千树，有底忙时不肯来。”（《同水部张员外籍曲江春游寄白二十二舍人》，白居易排行二十二，又曾任中书舍人，故称“白二十二舍人”）大致意思是：曲江上春水弥漫两岸繁花千树，你有啥事那么忙一直不肯来？
除了踏青、旅游，古人在清明节还喜饮酒。唐代杜牧的《清明》脍炙人口：“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宋代高翥《清明日对酒》云：“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日落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宋代诗人王禹曾写过一首名为《清明》的诗，头两句是“无花无酒过清明，兴味萧然似野僧”。苏轼在左迁密州后，写下《望江南・超然台作》，下阕为“寒食后，酒醒却咨嗟。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一碟小菜，一壶老酒，吟咏诗词，烹茶论道，快活逍遥。宋代程颢的《郊行即事》表现了踏青野炊、把酒共话春风的潇洒 ：“芳原绿野恣行事，春入遥山碧四围。兴逐乱红穿柳巷，困临流水坐苔矶。莫辞盏酒十分劝，只恐风花一片红。况是清明好天气，不妨游衍莫忘归。”
古代，清明节与寒食节本是两个节日，寒食节这一天要禁动烟火，等到清明要“乞新火”。但后来人们往往将这两个节日合并起来过。扫墓原是寒食节的内容，因为两节相连，渐渐地扫墓改在清明节进行。唐代韩的《寒食》：“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描绘了一幅寒食节长安城内富于浓郁情味的风俗画。
古诗里的清明还有更多具有丰富文化内涵和时令价值的其他内容，比如“折柳”、“插柳”、“蹴鞠”、“放风筝”、“荡秋千”等。
清明诗句多以柳寄情，说明“柳”是清明节习俗的一个重要元素。柳树可以有多方面的象征意义，古人又赋予柳树种种感情。李白《春夜洛城闻笛》 云：“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
清明节春风和煦，绿树成荫，古时踏青、扫墓、上坟曾有戴柳和家家户户门口插柳枝的习俗。传说，当年晋文公和群臣徒步登山祭拜介子推时，发现当年被烧毁的那棵老柳树居然死而复生。晋文公当下便将老柳树赐名为“清明柳”，并且当场折下几枝柳条戴在头上，以示纪念，群臣纷纷效仿，相沿成习。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中记载：“取柳枝著户上，百鬼不入家。”人们认为柳枝有灵性，有“鬼怖木”之称，在柳条发芽的清明时节插柳可以避邪驱鬼。关于民间“清明插柳”，还有一种说法是从隋代开始流行，隋代运河刚贯通南北，河堤需要年年植树，巩固河堤。而柳树有强大的生命力，容易成活，又喜湿润，所谓“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阴”，加上清明又是适宜植树的季节，因此插柳习俗从那时起渐成风俗，并延续至今。更有一种说法称清明节插柳和宋代大词人柳永有关，据说柳永常往来于烟花柳巷之中，当时的歌妓无不爱其才华，他一生为仕途所不容于襄阳贫困而亡，每年清明节，歌女们都到他的坟前插柳枝以示纪念，久而久之就成了清明插柳的习俗。
蹴鞠是古代的足球，也与清明节有重要的联系。唐朝诗人韦应物《寒食》咏道：“清明寒食好，春园百卉开。彩绳拂花去，轻球度阁来。”描述了清明寒食之际，人们在园中蹴鞠。而唐代的另一位诗人仲无颜在他的《气球赋》中更生动地记录了人们蹴鞠嬉戏的场景：“寒食景妍，交争竞逐，驰突喧闹，或略地以走丸，乍凌空似月圆。”这颇具现场感的描述，正是我国古代足球运动端倪的一个形象写照。
放风筝也是清明前后的习俗。唐代高骈的《风筝》说 ：“夜静弦声响碧空，宫商信任往来风。依稀似曲才堪听，又被移将别调中。”描写了风筝竞放的情景。清代吴友如的《清明节放风筝》：“只凭风力健，不假羽毛丰，红线凌空去，青云有路通。”
“满街杨柳绿丝烟，画出清明二月天。好是隔帘花树动，女郎撩乱送秋千。”唐人韦庄的诗句，说的是清明“荡秋千”。北宋秦少游《满庭芳・晓色云开》一词曰“秋千外，绿水桥平”。张先《春门引・春思》也有“那堪更被月明，隔墙送过秋千影”之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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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天国的阶梯》 《天国的阶梯》看过的观众无一不是哭成了泪人，故事中的主角是一对青梅竹马，讲述了他们是如何面对失忆、四角恋和不治之症的故事，虐心的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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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径里、一番风雨，一番狼藉。
流水暗随红粉去，园林渐觉清阴密。
算年年、落尽刺桐花，寒无力。
庭院静，空相忆。
无说处，闲愁极。
怕流莺乳燕，得知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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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作为节日，据传始于古代帝王将相“墓祭”之礼，后来民间效仿于次日祭祖扫墓，历代沿袭而成为中华民族一种固定的习俗。清明和古代寒食节日期接近，到了唐朝，清明节和寒食节渐渐融合为一个节日，即今天的清明节。
清明祭祀习俗
清明祭祀的参与者是全体国民，上至君王大臣，下至平头百姓，都要在这一节日祭拜先人亡魂。据宋《梦粱录》记载：每到清明节，“官员士庶俱出郊省墓，以尽思时之敬。”参加扫墓者也不限男女和人数，往往倾家出动。这样清明前后的扫墓活动常成为社会全体亲身参与的事，数日内郊野间人群往来不绝，规模极盛。
清明之祭主要祭祀祖先和去世的亲人，表达祭祀者的孝道和对死者的思念之情。清明节属于鬼节而通常不被冠以鬼节之名，就在于它所祭祀的主要是善鬼、家鬼，或亲近者的亡魂，重在表达孝思亲情。另外两个鬼节则连恶鬼、野鬼也一并祭祀，重在安抚鬼魂，不让它们作祟。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有些地方也有清明节祭祀其他鬼神的做法。上海旧俗就有在清明节举行的专祭厉鬼的祭台会仪式，祭祀那些饿鬼、幽鬼孤魂，防止它们成为恶鬼作乱。这种祭台叫祭厉台。旧上海还有清明节的前一天迎请城隍神的做法。在清明节这天，城隍神要坐大轿出巡祭厉台，以赈济安抚孤魂野鬼，其场面十分盛大热闹。
清明祭祀在清明前后，各地有所差异。旧时，北京人祭扫坟墓不在清明当天，而在临近清明的“单日”进行。只有僧人才在清明当天祭扫坟墓。浙江丽水一带则在清明节的前三天和后四天的范围内扫墓，称为“前三后四”。在山东，旧时，多数地区在清明当天扫墓，少数地区如诸城，在寒食这天扫墓，有些地方在清明前四天内扫墓；现在，一般都在清明这天去扫墓。晋南人则将扫墓的时间分为两次。一次在清明前几天，是各家分头去扫墓。第二次是在清明当天，一个村里同姓的各家派出代表，同去墓地祭祀共同的祖先。上海人扫墓时间，新坟旧坟有别。凡是新近过世的，过了七七四十九天而没做过超度法事的，要在清明节这天请僧道诵经做法事或道场。如果是老坟并已做过法事或道场，扫墓不一定在清明当天，可以前后放宽些，但不能超出前七天后八天的范围，俗谓：“前七后八，阴司放假。”意思是过早或过迟都会失灵。
按祭祀场所的不同可分为墓祭、祠堂祭。以墓祭最为普遍。清明祭祀的特色就是墓祭，清明祭祀被称为扫墓，主要是由于采取墓祭方式。在墓地祭祀，祭祀者离祭祀对象最近，容易引起亲近的感觉，使生者对死者的孝思亲情得到更好的表达和寄托。另一种形式是祠堂祭，又称庙祭，是一个宗族的人聚集在祠堂共祭祖先，祭完后要开会聚餐等，这种祭祀是团聚族人的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情况是家在外地工作的人不能赶回家乡扫墓，就在山上或高处面对家乡的方向遥祭。
清明祭祀的方式或项目各地有所不同，常见的做法有两部分内容组成：一是整修坟墓，二是挂烧纸钱、供奉祭品。
扫墓时首先整修坟墓。其做法主要是清除杂草，培添新土。这种行为一方面可以表达祭祀者对亡人的孝敬和关怀，另一方面，在古人的信仰里，祖先的坟墓和子孙后代的兴衰福祸有莫大的关系，所以培墓是不可轻忽的一项祭奠内容。《清通礼》把修整坟墓解释为“扫墓”名称的来由：“岁，寒食及霜降节，拜扫圹茔，届期素服诣墓，具酒馔及芟剪草木之器，周胝封树，剪除荆草，故称扫墓。”
过去由于寒食禁火的影响，纸钱不焚烧，而是挂在墓地的小树上、竹竿上，或用石块、坷垃压在坟墓边。宋庄季裕《鸡肋篇》卷上：“寒食上冢，亦不设香火。纸钱挂于茔树。其去乡里者，皆登山望祭。裂帛于空中，谓之掰钱。”这样，凡是祭扫过的坟墓就有纸幡飘飘，构成清明前后的特有景观。没有纸钱者，一般就是缺少后嗣的孤坟了。后来，一般不再讲究禁火，就把纸钱烧掉。旧时北京清明祭祖的主要形式是“烧包袱”。所谓“包袱”，被祭祀者当作从阳世寄往“阴间”的邮包。过去南纸店有卖所谓的“包袱皮”，即用白纸糊的一个大口袋。这口袋有两种样式：一种是有图案的，用木刻版印上梵文音译的《往生咒》，中间印莲座牌位，写上亡人的名讳，如“已故张府君讳云山老大人”字样。另一种是素包袱皮，不印任何图案，中间只贴一张蓝签，写上亡人名讳。包袱里装有各种冥钱。所供奉祭品主要是食品，品种各地不同，都是当地人认为的并且按祭祀者的经济能力能拿得出来的美味佳肴，或合于时令的特色食品。
清明风俗活动
除了扫墓，清明还有踏青、荡秋千、蹴鞠、打马球、插柳等一系列风俗体育活动。相传这是因为清明节要寒食禁火，为了防止寒食冷餐伤身，所以大家来参加一些体育活动，以锻炼身体。因此，这个节日中既有祭扫新坟生别死离的悲酸泪，又有踏青游玩的欢笑声，是一个富有特色的节日。
荡秋千――这是我国古代寒食、清明节时一项重要的节庆习俗。秋千，意即揪着皮绳而迁移。它的历史很古老，最早叫千秋，后为了避忌讳，改为秋千。古时的秋千多用树桠枝为架，再栓上彩带做成。后来逐步发展为用两根绳索加上踏板的秋千。据《开元天宝遗事》一书记载：“天宝宫中至寒食节，竞立竖秋千。令宫嫔辈嬉笑，以为宴乐。帝呼为半仙之戏。都中士民相与仿之。”唐诗人柳中庸的《寒食戏赠》诗云：“春暮越江边，春阴寒食天。杏花香麦粥，柳絮伴秋千。”此俗一直到元明时期仍十分盛行，这从元朝末年熊梦祥修撰的《析津志》一书的记载中可见一斑：“清明寒食，宫廷于是节最为富丽”，“上至内苑，中至宰执，下至士庶，俱立秋千架，日以嬉游为乐。”
蹴鞠――鞠是一种皮球，球皮用皮革做成，球内用毛塞紧。蹴鞠，就是用足去踢球。这是古代清明节时人们喜爱的一种游戏。相传是黄帝发明的，最初目的是用来训练武士。
拔河在古代叫牵钩、施钩，是古老的角力游戏，先秦时期楚国曾用其来训练士兵。唐朝时期，拔河成为宫中十分风行的一项清明节俗。据《新唐书・中宗纪》记载：景龙四年（公元710年）清明节，唐中宗“令中书省门下供奉官五品以上，文武官三品以上，并诸学士等，自芳林门入，集于梨园球场，分朋拔河，帝与皇后、公主亲往观之”。唐玄宗时，也曾多次举办拔河之戏。据说拔河有祈丰收的意味。
踏青，又叫春游。古时叫探春、寻春等。清明时节，时逢阳春三月，春回大地，草青树绿，自然界到处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于是，每到清明，人们聚亲约友，扶老携幼，去郊外踏青。顾非熊《长安清明言怀》一诗对此描写得更为详细：“明时帝里遇清明，还逐游人出禁城。九陌芳菲莺自啭，万家车马两初晴。”宋代踏青之风盛行，吴惟信《苏堤清明即事》诗“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莺”和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极其生动地描绘了宋代清明时节京都人民踏青远足的热闹情景。而宋人周密《武林旧事》一书中关于这一习俗的记载则将一幅清明踏青图惟妙惟肖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清明前后十日，城中仕女艳妆饰，金翠琛璃，接踵联肩，翩翩游赏，画船箫鼓，终日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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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至今的民俗节日中，唯有清明是以节气兼节日的民俗大节。作为二十四节气之一，清明最初主要为时令的标志，时间在冬至后一百零七日、春分后十五日，公历的四月五日前后。《淮南子・天文训》说：“春分后十五日，北斗星柄指向乙位，则清明风至。”清明风古称八风之一，它温暖清爽；在和煦的春风之下，天地明净，空气清新，自然万物显出勃勃生机。“清明”节气由此得名。
清明真正成为民俗节日是在唐宋之后，它走了与传统节日生成的不同路线。古代节日一般依据节气时令，但脱离节气时间点，另外生成民俗节日，立春到新年、夏至到端午走的就是这一路径。但清明却没有沿用这一文化习惯，它将寒食节俗收归到自己名下，与此同时清明也改变了自身性质。清明在唐宋后具有时令与节日的双重意义，并且其节俗意义日渐增强。四时八节中，清明出现较晚，影响却相当的突出，缘何如此，耐人寻味。
清明虽然晚出，但它有着久远的历史源头，是传统春季节俗的综合与升华。对于祖先的祭祀中国向来十分重视，上古四时祭仪中春季祭祀宗庙的大礼称为春
（后为春祠）之礼，当时尚无墓祭的礼俗，要祭逝去的先人，就立一名为“尸”的神主在宗庙祭祀。春秋战国时期，墓祭风气渐浓，据《孟子》记述的一则笑话说：在齐国有一个无所事事又颇好脸面的穷人，其人外出，常常醉饱归家，声称自己有诸多富贵朋友，对妻妾颐指气使，其妻生疑暗地跟踪，发现丈夫并不是出入于富贵之家，而是乞讨于墓地之间。由此可见，当时已经有了以酒食在墓区祭拜先人的习俗。但这种习俗似乎还限于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家，对于身份低微、财力薄弱的庶民阶层来说，并不普遍。汉代随着儒家学说的流行，宗族生活的扩大，人们因现实社会生活的需要，返本追宗观念日益增长，人们对于祖先魂魄托寄的坟墓愈加重视，上墓祭扫之风转盛。
唐人沿袭前代祭墓风俗，并扩大到整个社会。从礼经的记载看，古代并没有春季上墓祭扫的例规，但唐时已成风气。唐玄宗鉴于士庶之家无不寒食上墓祭扫，于是下诏“士庶之家，宜许上墓，编入五礼，永为常式。”朝廷以政令的形式将民间扫墓的风俗固定在清明前的寒食节，由于寒食与清明节气日的相连，寒食节俗很早就与清明发生关联。寒食禁火，清明取火，扫墓亦由寒食扩展到清明，唐人已将寒食清明并称，白居易《寒食野望吟》描写寒食情景：“乌啼鹊噪昏乔木，清明寒食谁家哭”。清明不仅从寒食中分担了祭墓的功能，同时它也将一些原本属于寒食节日的游戏娱乐置于自己名下，如蹴鞠、秋千是寒食的著名节俗，这时也已成为清明的娱乐。如果说唐朝寒食与清明并列，清明地位逊于寒食的话，那么宋朝清明已基本上完成了对寒食的置代，除禁火冷食仍为寒食特有的外，清明已承担了许多原属于寒食的节俗功能。明清时期，寒食基本消亡，春季大节除新年外唯有清明了。
清明到，儿尽孝
祭祖扫墓是清明节俗的中心。一到清明，人们就忙着上坟祭扫，湖北民谚有“三月清明雨纷纷，家家户户上祖坟”。无论城郊还是乡村，清明祭祖扫墓都显得出奇的热闹，古代帝王宫廷祭扫陵墓的声势与排场自不必说，就是一般百姓也是提篮担盒、携纸将烛，竞上墓地。祭扫的时间并不限定在清明当天，在前三天，后四天的范围内均可。民间有“清明朝祖，前三后四”之说。这样的习俗规定显然为人们提供了时间选择上的便利，特别对城市居民来说，不必拥挤在清明当日的出城人流之中。
上坟祭扫，包括两项内容：一是挂纸烧钱；一是培修坟墓。唐代以前已有烧钱祭亡的习俗，但因寒食期间禁火，墓祭亦不能火化纸钱，人们将钱纸插、挂在墓地或墓树之上，有的压在坟头，表示后辈给先人送来了费用。这种因禁火而改变的祭祀习俗在当时曾受到一些人的质疑，“三日无火烧纸钱，纸钱那得到黄泉”（唐・王建《寒食行》）， 但民间习惯一经形成，就往往成为一种特定的民俗传统，它在后世已不禁火的环境下仍然流传，挂钱成为清明墓祭的特色之一。随着寒食禁火习俗的松懈，清明祭墓的流行，在清明墓祭中，人们不再忌讳烧纸钱,再说清明本来就是钻取新火的日子，“神前新火一炉香”，自然有它的灵应。烧纸钱与挂纸钱的习俗并存。修整坟墓，培添新土，清除杂草，是清明扫墓的又一活动。在雨水到来前的春季，人们借清明祭祀的时机，对坟墓进行清整，既保全了先人，又尽了孝心。唐人就很在意这种习俗行为，“但有陇土无新土，此中白骨应无主”（王建《寒食行》），由墓上有无新土可判断墓主有无子孙的存在。现在某些乡村仍以清明祭墓活动的有无作为家族是否绵延的标识，民间有“有后人，挂清明，无后人，一光坟”的说法。清明祭扫在传统的宗法社会里的确不能等闲视之。民间也有一套自发形成的习俗压力，“清明不祭祖，死了变猪狗”的俗谚，正是对试图不履行祭祖义务的人的告诫。
清明祭祖除扫墓的“山头祭”外，后世还有祠堂祭，称为“庙祭”，庙祭跟古代春之祭有着密切的关系，二者虽然在时间上相距遥远，血脉确是相通。庙祭是宗族的共同聚会，有的地方径直称为“清明会”或“吃清明”。在祭祖仪式结束后，族长主持共商族内大事，申诫族法家规，最后会聚饮食。以同食共饮的形式分享祖宗福分，团聚宗族，是古已有之的传统，所谓“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如《诗经・公刘》所记“执豕于牢，酌之用匏，饮之食之，君之宗之”。后世祭祖费用一般由专门的祭田田租开支，祭田为祖业族产。
清明处在生气旺盛的时节，也是阴气衰退的时节，人们一方面感念祖先亲人的恩惠，同时以培土、展墓、挂青的形式显示后代的兴旺。祖先在坟墓里安住，关系到子孙的繁荣，子孙的兴旺又能保证祖先的安宁与香火的延续，这是一种“互惠关系”。这样，祖先墓地不仅是生命之根，同时也是情感之结，在传统社会里，人们无论走到哪里，都牵挂着乡里庐墓。
清明节俗及其演变
踏青是清明的又一重要节俗。清明时节，杨柳青青，自然界生机一片，人们借祭墓踏青郊游。祭墓与踏青原来分属寒食与清明，唐代以前寒食与清明是两个主题不同的节日，一为怀旧悼亡，一为求新护生。寒食禁火冷食祭墓，清明取新火踏青出游。一阴一阳，一息一生，二者有着密切的配合关系；禁火为了出火，祭亡意在佑生，这就是后来清明兼并寒食的内在文化依据。清明时节的户外运动，其原始的意义在于顺应时气，是月生气方盛，阳气发泄，万物萌生，人们以主动的姿态顺应、进而促进时气的流行。踏青、蹴鞠、秋千、拔河、放风筝等大都是有助于阳气发散的活动。
宋代是生活日趋都市化的时代，也是民俗向娱乐方向发展的时代。宋代为了让人能在清明扫墓、踏青，特地规定太学放假三日，武学一日。此时的寒食不仅收容在清明节下，清明踏青习俗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兴盛。史称“四野如市”，“都城之歌儿，遍满园亭，抵暮而归”（《东京梦华录》卷7）。《清明上河图》就更直观形象地为我们展示了清明时节宋代都市居民出行的生活图景。
插柳或戴柳是清明特有的风习时尚。柳树为春季应时佳木，得春气之先。在四野一片苍茫之际，柳树最先吐出新绿。柳树易栽易活的生存特性，显示出其生命力的强旺。因此在古人观念中，柳树非普通林木，它有着神奇的效用。清明的新火就取自柳榆木。据说民间新火的传递亦是以柳条传送。贾岛“晴风吹柳絮，新火起厨烟”的诗句大概吟颂的是这一情形。柳木不仅带来新火，而且它很早就具有驱邪避鬼、护佑生灵的功用。民间向有以桃弓柳箭削减煞气的做法，柳木号称“鬼怖木”。《齐民要术》有“取柳枝著户上，百鬼不入家”之说。这就是“三月清明门插柳”习俗的心理根源。宋代清明节已“家家以柳条插于门上”，说是可以“明眼”，也就是能明辨鬼邪，看住家门。新柳一般由人们在祭墓踏青时在墓地野外折回，宋人诗曰：“莫把青青都折尽，明朝更有出城人。”
除门户插柳外，清明还有戴柳的习俗。人们以结成球状的柳枝或柳叶戴于头上，民谚曰：“清明不戴柳，红颜成皓首。”城居的人们很喜欢这一习俗，鬓插青柳，既吉祥又有生气。插柳与戴柳在民间还有招魂与安魂的解释，有说“插柳留春”。事实上，春夏之交因气候的关系人们易受季节性的疫病侵袭，人们为了顺利度过这一危险时段，于是利用清明节俗预先进行禳解。这正是清明戴柳、插柳的原始民俗意义。青柳留春，意味着在春季将逝的时节，人们用青青的柳枝来象征对青春的挽留，“留青”，也就留住了“红颜”，留住了生命。
清明自唐宋成为民俗节日之后，在节俗内容不断扩张的同时，节俗的根本性质虽然没有发生大的改变，但随着社会生活的演进，清明节俗较早出现了由神圣祭祀向世俗娱乐转化的趋向。这种趋向在都市表现得尤其明显，清明祭墓在那里成为踏青春游的假日，墓前分享祭品的习俗变成了郊游的野餐，插柳日在民国时期也变成了“植树节”。清明节俗的新变化反映了岁时习俗演变的一般趋势。当然由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特性，中国人的血亲观念与尊亲意识依然浓厚，清明仍为国人认祖归宗的孝心展示日，“清明到，儿尽孝”的民俗图景至今在城乡仍历历可见。在现代生活的快节奏下，有时真的得暂停脚步，回到自然，回到祖先安息的地方，重温先人的智慧，聆听传统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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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俗谚
扫墓探亲、踏青、插柳、戴柳等节俗，民间自有一番生动的说法：
清明端午不来望,一生一世勿威风。
清明踏青,手脚轻健。
清明不插柳,死后变黄狗。
插柳挂青,福降农家。
作为时令节气，还有一系列跟农事气象紧密相关的谚语：
清明刮起坟前土,庄稼佬一年又是苦。
清明风若从南起，定主田禾大有收。
清明前后,种瓜点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