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新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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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术创新驱动下，工业化空前提高了人类的生产力，但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是不可避免的一个发展阶段，这就决定了富有生态属性的新型工业化是我国生态经济的基本内核。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将转变增长方式、推进生态经济提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而新型工业化是最重要的措施之一。2012年11月，党的十报告强调了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支撑，“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同时，欧美等国家的再工业化浪潮使国际产业竞争聚焦于生态技术创新。从而，研究工业产业的生态技术创新就显得非常必要。技术创新理论由JesephSchumpeter于1912年提出后，成为国外研究的热点之一，但主要是追求经济效益的传统技术创新，虽可大幅度提升生产力，亦加剧了环境污染及资源消耗，致使技术创新的增长效应递减，面临增长极限。解决的根本途径是将生态元素融入技术创新，依靠生态技术创新取得技术进步，1950～2003年间中亚国家新型工业化的重要经验就是籍此壮大产业。在不同层次、规模上，生态技术创新的目标、影响不同，从而内在机理也不同。应根据国家或地区的特性，从政治、经济及文化等多个维度协同推进，结合企业组织、制度的变革来实施生态技术创新。生态技术创新的特征包括:创造性，将新技术、新工艺应用于生产，实施组织、制度、管理上的创新;生态性，将生态因素融入生产的全部环节。生态技术创新受到技术创新、人类、环境等多种因素及相互关系的影响。企业拥有的创新信息资源形成特定的信息生态位———包括信息识别能力、获取能力、整合能力等生态因子，使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不同。企业与合作伙伴形成技术创新网络，这是类似生命体的“活性组织”。生态技术创新的进化机理可归结为生态共生、生态平衡、生态重组三类。从本质上讲，技术创新系统作为社会生态大系统中的子系统，将生态价值嵌入技术创新，使技术创新在生态领域实现价值回归。综合现有研究的观点，生态技术创新是指创新主体为了获取生态经济综合效益，遵循自然生态系统的运行规律，将生态环保理念融入经济活动链上的各环节，消除污染，促进物质、能量等的循环而实施的技术创新。从国内外的研究来看:将生态学原理移植运用于经济领域探索生态技术创新是一种趋势，但由于涉及生态、经济、技术等复杂因素，目前尚缺乏成熟的研究，且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单个主体的创新行为，而事实上这是集体性的种群行为。本文依据以前的研究成果，运用生态技术创新种群行为模型，以江西省工业产业为样本，通过计量实证方法，研究工业产业生态技术创新的种群效应，从中得到实施生态技术创新的启示。

2模型构建

生态学中，种群是指一定时间空间范围内同种生物个体的集合。种群内部以及种群之间存在密切联系:既相互依存于共同的环境，又对环境容量决定的资源展开争夺。将经济系统视为生态子系统，产业即为种群，企业即为种群个体。黄鲁成根据生态学从Logistic模型推导Votka－Volterra模型的思路，建立了技术创新种群行为模型。本文在此基础上，放宽相关假设，构建种群个体数量的临界值指标，拓展生态技术创新种群间关系模型。

3结论与启示

本文运用生态技术创新种群行为模型，基于江西省工业种群进行实证分析，得到如下研究结论:2001～2011年间，作为个体的工业企业数量快速增长，使种群内部、种群之间的关系呈现协同效应下降而竞争效应上升的趋势，反映了生态环境对粗放增长方式所产生的资源浪费、环境承载力透支等问题的警示。由于创新资源有限，种群内部关系直接取决于个体数量，很多种群的个体数量超过或逼近临界值，但竞争效应通过市场淘汰机制，使过多的个体趋向均衡，效果却于2011年才开始显现。种群之间的关系不仅取决于个体数量，还与种群之间的产业链衔接紧密度有关。一方面，江西省的工业种群个体数量普遍增加，种群间对区域创新资源的争夺使竞争效应上升;另一方面，生态技术创新相对滞后，产业契合度不高，协同效应不足。本文揭示了生态技术创新种群的竞争、协同效应，其实际贡献在于，提供了实施生态技术创新的有益启示:

①将仅注重单一创新主体创新行为的传统视野，拓展到区域资源决定的种群的更为宽广的范围;

②提升生态技术创新水平，增进种群的协同效应。改进工艺，提高废弃物利用率，增强种群内的产业契合度，发展循环经济，开发循环链路，拓展互补共生渠道，强化耦合机制，提升种群间的产业紧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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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管理一种基于创新基础上的企业技术管理方法，是一个用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的生产和管理模式将产品转化成顾客满意的产品、占据市场并实现经济效益的管理过程，是企业对创新活动进行筹划、实施、激励和控制，让最新的知识快速地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实现企业技术进步和经济效益提高的一系列有机活动。

企业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管理，企业技术创新管理就是研究如何更好的利用企业资源，将技术创新活动融入企业生产的每一个环节，共存共生，使之成为企业生存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

1.统一认识、明确目标

企业技术创新管理是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生产过程中需要管控的关键要素之一，唯有树立全过程的管理意识，才能使技术创新管理标准化、常态化，进而跳出形式主义、功利主义的泥沼，让技术创新成为企业技术升级的推手。

所谓技术创新管理是指对企业技术创新过程的一系列活动进行管理，此过程内容包括创新的知识、技术、工艺、生产方式及管理模式各环节，涵盖了从新产品、新工艺的设想、设计、研究、开发、制造和取得市场认同直至商业化的完整过程。只有对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实施有效地管理，才能最终达到满足用户不断增长和变化的需求，保持和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从而提高企业当前和长远经济效益的目的。

统一认识才可能明确管理目标，才可能获取符合预期的管理结果。需要强调的是，技术创新管理不能游离于企业管理体系之外，技术创新也不仅仅是新产品的设计创新。只有企业认识到技术创新是企业发展壮大并在市场竞争中取得突出成绩的唯一有效途径，认识到技术创新管理决定着企业科技发展的思路、方向、目标和水平，将技术创新管理的认识提升至事关企业生死存亡的高度，才有可能实现技术创新管理的统筹规划、科学管理，实现全员思想重视、全员自发参与、个人与企业共赢的良性发展局面。

2.健全机构、均衡发展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技术创新管理是企业高级的管理活动，企业任何行之有效的管理活动都离不开强有力的组织保障。技术创新决策（管理）委员会是一个通行的做法，但是，这样的委员会不能流于形式，而是要切实落实组织管理职能，充分发挥强大的监督管控作用。明确研发设计创新、工艺设计创新、生产运营创新和管理模式创新的创新目标和创新标准，标准化技术创新的决策实施程序，杜绝主观随机和事后拼凑现象，真正做到标准管理、科学决策。创新目标明确、激励政策透明且可以预期方能激发员工的技术创新热情。

组织工作落实首先要做好顶层设计。有法可依是顶层设计的基础，确立各环节技术创新项目的计划、实施、检查、结论的标准，依据标准制定项目范围明确且可行、可控、可评价的不同周期的技术创新规划、计划，为企业技术创新工作长期科学发展提供行动指南。项目实施的有力保障是各组织单元的协调、均衡发展。细化各个组织单元的技术创新计划，保证各工作环节衔接顺畅，落实各个组织单元的工作责任及考核指标，力争技术创新规划、计划如期完成。

二、强化技术创新、推动技术升级

技术的定义不是唯一的，不同的范畴、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需要，存在不同的定义。技术升级的概念自然也就有了各异的解释。不过，企业技术升级不难理解，通过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涉及的全部要素的改善和进步，以提高产品附加值的方式实现企业的不断发展，其中各个要素的改进、创新就是企业技术升级的关键部分。因此，企业技术升级是产业技术能力、管理能力、行销能力的不断提高以获得核心竞争力以及更多附加价值的过程。

技术创新植根于生产各环节中，包括开发新的和更新旧的。技术创新从一个创新意识或者创新概念开始，通过不断地发现问题、解析问题、解决问题，提升企业软硬件的技术水平，最终达成提高企业项目商业含金量的目标。企业在产品开发、生产方法应用、组织与管理形式实施、供货渠道与市场的开拓等方面的任何创新活动，都是在为企业技术升级累计能量。由此可见，技术创新是企业技术升级的主要影响因素和升级动力的主要源泉。技术创新可以进一步带动产品升级，进而形成企业的技术优势，支撑企业的市场领先地位。

三、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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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技术创新对企业变革的影响

以物流为例，近几年物在技术创新方面的持续投入提高了企业的品牌形象，增强了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首先，为了更好地满足客户要求，提高服务质量，物流对车辆的设配进行了升级，每一辆运输车辆上配备了GPS定位系统，实时进行车辆调度、跟踪，提高车辆的工作效率。为了配合GPS的使用，公司在每一辆冷藏车、保温车上安装了车载温控仪，保证车内温度维持在最佳的状况。

其次，公司大力倡导“以人为本”的企业经营理念。积极开展员工培训教育工作，不仅提高了员工的工作技能，更营造了团结协作、和谐向上的企业文化氛围。在企业的不断变革中，员工牢固树立了“维护好了客户就维护好了企业”的观念，以客户满意作为工作的标尺，更加积极主动地维护企业的利益，员工的归属感也更加强烈。这种人性化的经营模式有利于员工主动服务，用心服务，对于做到服务管理制度化、工作程序标准化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以上措施帮助物流在面对同样的市场，同样的客户，走着同样的运输线，市场占有率却不断上升，公司效益也逐年增加，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认识到技术创新是企业进步和发展的必由之路。

2商业模式创新对企业变革的影响

管理大师说过：“当今企业之间的竞争不是产品间的竞争，而是商业模式之间的竞争”。所谓的商业模式(BusinessModel)是指企业为了创造价值、获取利润而采取的一种手段。这一概念已经成为目前企业管理界人人盛行的行话，但是很多的使用模糊了商业模式的本意。商业模式具体体现在企业的组织经营理念以及战略战术当中，强调说明企业通过何种方式为顾客创造价值，并在创造价值的过程中如何实现赢利。

3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协同机制

对于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关系，学者们持自己的观点。一部分学者认为商业模式的创新深受技术创新的影响，即技术创新决定了模式创新；也有学者认为商业模式的创新有利于技术在企业价值创造中发挥作用从而引导技术向适合其商业模式的方向创新，为企业带来利润。

在现实中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并没有明显的分界限。商业模式创新就包括渐进式的技术创新，有时甚至是突破性的技术创新。技术创新一定程度上会带动商业模式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反过来又有助于技术创新的跃迁升级。所以说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互为因果，技术创新贯穿于商业模式创新的整个过程。目前国内第三方物流企业的发展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商业模式并不完善的，企业技术化有待提高。为了企业的长远发展，需要在技术上进行创新，提高企业的运作效率；同时也要推动商业模式的创新，为企业的前景开辟新的道路。

二、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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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DEA模型方法

DEA方法即数据包络分析法，它是一种非参数方法，可以用来解决涉及多个投入及多个产出的相对有效性的问题。能源工业技术创新效率评价是复杂的相对效率问题，难以用单一的指标衡量，因此，采用DEA方法更具有实际应用价值。CCR模型是DEA模型中的一种形式，假定规模报酬不变，然后运用线性规划及其对偶模型求出决策单元的效率前沿面，得到决策单元的相对效率，再对松弛变量求解，判断决策单元的有效性，并在此基础上对决策单元进行改进。

（二）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1.投入指标能源工业技术创新的投入指标主要包括人力和资金，而资金投入分为R&D经费投入与非R&D经费投入。霍慧智选择R&D总投入，政府R&D总投入等作为投入指标[4]。张晓波主要选取了R&D投入，技术人员作为投入指标[9]。创新活动中R&D起到基础作用以及支撑作用，因此选取R&D人员，R&D经费支出作为投入指标。同时，对于非R&D经费投入，由于中国能源工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引进技术成为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选取技术获取及技术改造费用作为投入指标项。2.产出指标在技术创新产出指标的选取上，一般包含出版科技专著数，专利数以及学术数。张曦将申请专利数和新产品产值作为煤炭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研究的产出指标，这两个指标分别表示了企业创新水平和成果转化的经济效率[10]。代碧波，姚凤阁将专利申请数，新产品开发项目数和新产品销售收入作为产出指标。刘芳也选择了专利申请数和新产品销售收入为产出指标[11]。申请专利数代表了技术创新过程的中间成果，是技术上质的提升，而新产品销售收入则是新产品销售后获得的收入，代表了市场对能源工业的技术创新为市场接受[12]。据此，能源工业技术创新产出指标选择专利申请数和新产品销售收入。能源工业技术创新投入指标为：R&D人员，R&D经费支出，技术获取及技术改造费用；产出指标为专利申请数，新产品销售收入。

二、DEA模型在技术创新效率评价中的运用

（一）数据来源

选用能源工业5个子行业作为样本：煤炭开采与洗选业（A1），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A2)，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A3)，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A4)，燃气生产和供应业(A5)。运用DEA方法对能源工业各子行业2003年至2011年的技术创新效率进行评价，并采用Matlab6.5进行数据处理，投入产出数据均来源于2004年至2012年的《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二）能源工业技术创新效率评价

对能源工业的5个子行业的技术创新效率进行分析，使用Matlab6.5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结果见表1所示：由表1可知，煤炭开采与洗选业的技术创新效率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技术创新效率平均值仅为0.4446，在各子行业中处于最低水平。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的技术创新效率平均值为0.9647，其技术创新效果最好。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技术创新效率较高，均值为0.9154，但波动较大。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的技术创新效率处于5个子行业的中等水平，2003年效率值较为异常，只有0.0355。燃气生产和供应业的技术创新效率值一直在有效和无效之间变化.根据能源工业5个子行业的技术创新效率值，得到能源工业整体的技术创新效率如下表所示：从能源工业技术创新总的投出和产出来看，2011年R&D人员比2003年增长了3.25倍，研发费用增长了7.33倍，中国对研发费用的投入大于R&D人员的投入。比较R&D经费和技术获取及技术改造费用可以发现，能源工业非常重视技术的升级和改造。能源工业技术创新的产出，专利申请数逐年快速上升，而新产品的销售收入增长缓慢，波动较大，可以看出能源工业技术创新成果转变为经济效益方面仍存在不足。2003年能源工业技术创新效率处于最低水平0.3665，2011年达到最大值0.8269，上升趋势良好，整体效率不高，但仍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三）松弛变量分析

松弛变量值计算出能源工业各子行业技术创新指标的改进幅度如下表所示：由表3可知，在不改变产出的前提下，2003年，2005年和2007年需要减少R&D人员的投入，2011年需要减少R&D经费支出。在投入不变的前提下，要想效率达到最好，需要增加新产品的销售收入。年和2004年R&D人员投入的增加带来的销售收入增副较小。2010年技术创新效率值为1，技术有效，但从改进幅度表可知，其R&D人员，R&D经费支出和新产品销售收入都可以改进，因而其有效为弱有效。表5表明，在产出一定的情况下，主要是R&D经费支出和技术获取及技术改造费用的改进。在投入不变的前提下，以新产品销售收入改进为主。2007年和2011年的松弛变量不为0，技术创新效率为弱有效。由表6可知，要保持新产品销售收入不变，2010年需减少R&D人员的投入，2008年和2009年需减少R&D经费支出。在不改变投入的情况下，新产品销售收入上升空间较大。由此可知，对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来说，新产品销售收入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较大。在2011年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的技术创新效率值为1，但其松弛变量不为0，因而其技术创新效率为弱有效。由表6可知，燃气生产和供应业在在收入不变的前提下，适当的加大R&D人员以及技术获取和改造费用，新产品的销售收入会有一个巨大的提升空间。

三、结果分析及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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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SFA的技术创新效率测算模型测量技术创新效率的方法通常有两种：一种是非参数方法，最常见的是由Charnes等(1978)[11]提出的DEA方法，其最大的优点在于不用事先设定生产函数，从而避免因错误的函数形式带来的问题，但它不允许误差的存在，同时对生产过程没有任何描述。另一种是参数方法，最常见的是由Aigner等(1977)[12]提出的随机前沿分析方法(SFA，StochasticFrontierApproach)，可以预先设定一个生产函数，且考虑到该生产函数中的各个参数。参数方法的最大优点是通过估计生产函数对个体的生产过程进行了描述，从而使对技术创新效率的估计得到控制，有利于每个企业的综合绩效指标进行考察和评价。文章是对不同工业行业在不同时期的技术创新效率的测算，因此存在显著的差别，即随机误差项的影响较大，因此参数方法更适合我们的研究需要。文章依据Battese&Coelli(1995)[13]的基本原理，运用对数C-D（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技术创新效率模型进行测定，其具体模型设定如下。其中，公式(1)中Y为技术创新活动的产出变量，K为技术创新活动的资本投入变量，L为劳动投入变量；公式(2)表示样本中第i个行业在第t时期内的技术创新效率水平；公式(3)中Zit表示的是影响效率的因素，δ为各影响因素变量的参数，ωit是技术无效方程的随机误差项，服从正态分布Ν(0，δ2)；公式(4)中如果γ=0这一原假设被接受，则无须使用SFA技术来分析，直接采用OLS方法即可。

2.系统GMM(GeneralzedMethodofMoments)模型为了进一步分析政府科技激励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程度，文章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对两者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为解决内生性问题，经验分析中使用GMM方法进行处理，先对估计方程进行一阶差分以去掉固定效应的影响，再用自变量的滞后变量作为差分变量的估计变量。Arellano&Bond(1991)[14]认为可以使用所有可能的滞后变量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差分GMM估计，但之后的研究认为，这种差分方法有可能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尤其在小样本的情况下更容易出现这一问题。因此，Blundell&Bond(1998)[15]将差分GMM与水平GMM结合在一起，提出了系统GMM估计，其优点是可以提高估计的效率。因此，文章以系统GMM估计以下动态面板模型。其中，下标i表示不同的工业行业，下标t表示年份。EFFi，t为上文得到的技术创新效率值，EFFi，t-1表示滞后一期的技术创新效率值，ν表示政府资金支持，Z表示控制变量。

3.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由于2013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工业行业分类方面与往年有所变动，为了保持数据的连续性和统一性，文章采用《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12年）的工业行业分类标准，对37个行业进行面板数据分析。（1）技术创新的投入和产出变量研究技术创新效率，主要是明确技术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对于技术创新投入包括研发资金投入和研发人员投入。文章选择各工业行业大中型企业R&D投入金额作为研发资金投入的衡量指标。关于R&D的资本存量的计算，采用永续盘存法。确定1999年为基期，借鉴Griliches(1992)的方法，以1999年当年R&D投资流量除以折旧率和基期以后若干年的平均增长率作为1999年的R&D存量，即Ri1999=I1999/(δ+ζ)，其中I1999为某行业1999年大中型工业企业的R&D经费支出，δ为折旧率，一般设定为10%，ζ为2000-2011年的平均增长率。基于此，再用永续盘存法进行计算，即第t年的R&D存量=-1年的R&D存量×(1－10%)+第t年的R&D流量。关于研发人员投入，由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绝大多数年份并没有公布R&D活动的人员投入，因此文章采用分行业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活动人员作为研发人员投入的衡量指标。关于创新产出，文章选择新产品销售收入。（2）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包括政府科技激励及其他6个控制变量。笔者将政府科技激励从投入产出两个方面考虑，分政府投入支持(GIF)和政府产出支持(P)。其中政府投入支持采用“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科技活动经费筹集额”中的“政府资金”代替。政府产出支持从知识产权保护的角度入手，选择发明专利数除以专利申请数来衡量。文章采用的6个控制变量分别为：企业规模(Size)。采用大中型工业企业分行业工业总产值除以该行业大中型企业总数。企业研发支持(EF)。采用企业对技术创新的资金投入。行业竞争程度(Comp)。采用以下四个比重的算术平均值进行度量：大中型工业企业总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的比重、大中型工业企业数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的比重、大中型工业企业资本总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总值的比重、大中型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行业所有制结构(State)。采用分行业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总产值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比重进行衡量。行业开放度()。采用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经费筹集中来自境外资金的比重进行衡量。行业平均经营绩效(Cap)。采用分行业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成本费用利润率。以上相关数据均来自《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0-2012)和《中国统计年鉴》(2000-2012)。

二、技术创新效率的测算结果

1.总体评价技术创新效率的表现文章运用Frontier(Version4.1)程序对技术创新效率进行了测定。图2显示了技术创新效率总体平均水平。可以看到，整体上技术创新效率呈现上升趋势，2011年总体平均水平达到了0.528。但1999-2011年的行业总体平均水平偏低，仅为0.405。

2.分行业的技术创新效率通过计算得到，37个行业的平均技术创新效率值，排名前十的行业分别为：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烟草制品业，家具制造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橡胶制品业，化学纤维制造业。由相关数据可知，各个行业的技术创新效率差异较大。其中，制造业技术创新效率最高，采掘业次之，水电气业最后。排名前19位的行业均达到了行业平均水平，其中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造业技术创新效率最高，为0.885，在平均水平以下的有18个行业，其中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技术效率值最低，仅为0.006。垄断行业如燃气生产和供应业、电力、热力、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等，缺乏同行业竞争，技术创新效率较低。从2000-2012年的政府资金投向看，政府更愿意投向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22.5%)、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9.57%)、通用设备制造业(9.07%)、专用设备制造业(6.28%)、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5.44%)、医药制造业(5.35%)等具有较强知识密度的高新技术产业，相对来说，对传统制造业的资金支持较少。结合技术创新下的数据可以发现，政府科技投入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具体来说，政府科技投入较高的行业，其技术创新效率也相对较高，如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等，而医药制造业作为国家重要的战略性产业，虽然受到政府资金的大力支持，但其技术创新效率较差。

三、政府干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分析

对模型采用SYS-GMM来进行回归，文章运用Stata12.0统计软件得到表1的结果。通过Arellano-Bond检验即残差序列相关性检验可以看到，扰动项的差分存在一阶自相关，但不存在二阶自相关，因此接受原假设“扰动项无自相关”，说明模型设定是合理的。Sargan检验显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p值=1>0.05，因此无法决绝“所有工具变量均有效”的原假设，故所有工具变量均有效，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从表1的分析结果看，我们认为：第一，政府科技资金投入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为负。在模型中，政府资金支持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与技术创新负相关，说明中国的政府科技投入对技术创新效率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或者说政府的科技投入并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反而带来技术创新效率的“损失”。其可能原因在于：一是政府在科技投入过程中可能进行一定的行政干预，对企业管理带来一定束缚，严重影响了企业技术创新活力，不利于技术创新效率的提高；二是短期内政府资金的增加可能只是体现在研发人员工资的上涨，对研发活动本身的效率提升并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反而对企业的研发投入起到挤出效果；三是政府科技投入与企业目标函数不一致，政府干预往往具有鲜明的意愿特色，往往会投资在社会回报率高的项目，与企业短期目标相冲突；四是政府科技资金投入企业后，缺乏一定的资金监管，企业在申请得到资助后，根据自身情况，有可能将资金投向非技术创新领域，因而起不到其应有的作用。第二，从政府对科技产出方面的支持来看，政府在知识产权方面的保护对工业行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为正，但是不显著。这表明知识产权作为保障和实现国家技术创新战略的重要工具并没有很好地发挥其应有的支撑作用。这可能由于政府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还比较薄弱，对知识产权产业化扶持力度还不够，缺乏合理的考核指标和机理机制。第三，在控制变量方面，除了国有企业占比为负相关，其他均为正向相关。根据前文分析结果可以得出：

1.企业的规模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为正，并且显著这支持了众多研究有关企业规模有利于技术创新效率提升的结论。说明企业规模，其拥有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信息技术更能得到保障，因此有利于技术创新效率的提高，但是从实证结果的系数来看，其对技术创新效率的促进效果并不十分明显。

2.企业自身的科技投入有利于技术创新效率的显著提升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正如图1所示，其研发投入占主导作用。企业贴近市场，更能了解市场需要，能及时迅速捕捉信息，前瞻性地掌握市场需求，使R&D的研发活动更具有针对性。

3.行业竞争对技术创新效率为正向作用，并且显著这一结果验证了Loury(1979)、Lee&Wilde(1980)、Delbono&Denicolo(1991)等的分析，认为竞争促进企业创新的激励，企业投资R&D的目的是为了第一个获得创新。行业竞争迫使企业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以提高企业竞争力，使自己处于领先地位。

4.从带有政府干预色彩的国有企业占比来看，其对技术创新效率影响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国有企业占比越高的行业，对技术创新效率越低。国有企业往往更容易获得政府资助，掌握更多的资源和市场，占据中国工业技术资源分配的主导地位，即便如此，由于技术创新的激励不足和存在激励扭曲，国有企业尽管在研发支出上较高，但其技术创新效率反而不高。

5.来自境外的研发投资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为显著正相关，并且促进作用非常明显一般而言，企业的开放度越大，表明其自身的管理机制越灵活，对外部创新知识与技术资源的吸引力越强，越有利于技术创新效率的提高。因此，引进境外研发投入，尤其是技术含量高的境外投资，对整个行业的技术创新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6.行业平均经营绩效有利于提升技术创新效率，但是贡献程度并不是很大（系数仅为0.001）企业的经营绩效越高，代表其综合的经营效益越高，就越有承担技术创新活动开展的能力，也就越有利于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

四、结论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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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产出指标选取了专利申请数(件)、新产品开发项目数(项)、新产品销售收入(万元)、新产品出口收入(万元)。技术创新效率离不开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具体来说，在投入方面，R＆D人员全时当量对各个创新活动起决定性的作用;R＆D经费和开发新产品经费体现了企业对研发的重视程度，可以反映出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能力。在产出方面，专利申请数反映了每个企业提出专利申请的数量;新产品开发项目数反映了企业研发新产品的能力，可以较为全面地反映企业研发活动的最终结果;新产品销售收入反映了新产品受市场的欢迎程度;新产品出口收入反映了新产品在国外市场的情况。

2.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DEAP2．1软件将表2的数据代入CCR模型进行运算，得到了2012年我国七大装备制造业的技术创新投入资源的利用率θ和各决策单元的松弛变量值和冗余变量值，经整理结果如表3所示。将表2的数据代入BCC模型进行运算，结果见表4，表4中的数据是2012年我国七大装备制造业的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规模效益情况。对达到最佳状态。总体来说，这七大产业的资源投入产出效率大多处于最佳状态。金属制品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综合技术效率值θ小于1，说明DEA无效，存在投入过多或产出不足。投入指标的松弛变量表示既定产出水平下某一投入指标相当于其在有效前沿面上投影的冗余量，而产出指标的松弛量表示某产出指标相对其在有效前沿面上投影的不足量。如在投入指标上，金属制品业在R＆D人员全时当量冗余了1621.018，R＆D经费冗余了170085.429。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在R＆D经费冗余了468308.954，在开发新产品经费冗余了408411.546。在产出指标上，专用设备制造业在新产品开发项目数上离目标值还差87.759，在新产品销售收入上离目标值还差3558033.653，在新产品出口收入上离目标值还差3015147.663。由此可知，这些不为0的松弛量或者冗余量给出了具体的调整方向。从表4中可以看出，DEA有效的产业为通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办公用设备制造业。其纯技术效率值和纯规模效率值都为1，这表明这4个产业与其他产业相比，装备制造业中大中型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和产出具有相对最优性，投入资源的组合结构相对合理，不存在投入冗余和产出不足，规模效益处于最佳状态，即同时满足技术有效和规模有效。另外三个综合效率值θ不为1的产业DEA无效。影响DEA无效的因素各不相同。具体来看，金属制品业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其纯技术效率值都等于1，但纯规模效率S＜1，因此，这两个产业规模尚未达到最佳，从而造成这两个产业综合技术效率值小于1，即DEA无效。说明这两个产业要从规模大小的角度来对研发投入和产出进行调整，由此可以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从规模效益角度来看，它们都处于规模递增阶段，因此还可以增加投入以达到目标产值。而专用设备制造业的纯技术效率值和纯规模效率值都小于1，说明该产业无论从技术角度来看还是从规模角度来看，都未达到最优状态，而且其规模效益处于递减阶段。说明投入存在冗余，所以应该减少资源投入，以提高投入产出效率，主要对产出中低的效率环节进行相应的调整，找出投入的合理比例。四个产业DEA有效，表明这些产业中的大中型企业已经调整了无效环节，有效地利用了资源，使得技术创新投入产出达到有效。

3.结论及建议

篇7

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基本投入是资本和人员。基于中国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实际情况，本文选取企业科技活动资本存量和科技活动人员数作为技术创新投入的表征变量。1）科技活动资本存量。科技活动资本投入和使用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16］。由于当期的科技活动资本投入对后期的技术创新活动也会产生影响，因此学者们在研究技术创新效率时将资本投入转化为相应的存量指标［17］。2）科技活动人员数。本文用企业的年科技活动人员数表征企业科技活动人员投入。

2产出变量

学术界对创新活动产出的衡量并无统一标准。Zhang、Zhang和Zhao［19］用新产品销售收入衡量中国工业企业的创新产出；刘凤朝和潘雄锋［20］选择发明专利授权数、新产品产值和论文数作为中国区域科技创新产出指标；项本武［21］用专利申请数衡量中国工业的创新产出；肖丁丁和朱桂龙［22］利用新产品销售收入表征企业产学研合作创新产出。总体上，学者们倾向于用专利数和新产品销售收入衡量企业的创新产出。鉴于中国的专利申请费用高、流程复杂、占用时间较长，很多学者认为专利数并不能全面反映企业创新活动的全部成果。同时，中国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领域中的企业以制造类企业为主，企业通过技术创新获得的新工艺、新设计等往往体现在新产品制造过程中，因此本文用新产品销售收入衡量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出。

3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

1）企业的创新开放性。针对当代全球企业技术创新的特点，特别是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实际情况，本文将创新开放性视为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重要指标。首先，自2003年Chesbrough、Olesen和Kjaer［23］提出开放式创新概念以来，“有价值的创意可以从公司的外部和内部同时获得”的观点得到越来越多的理论和实践验证，同时人们发现创新活动既可在公司内部进行，也可在公司外部进行。其次，从产业动态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分析，能力互补、文化相近、目标协同的不同创新主体进行开放式交流，有助于增加跨组织网络的创新产出、降低高昂的协调成本、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24］。再次，从资源整合的角度讲，进行开放式创新的企业通过有效整合内外创新资源，能够快捷、高效地积累和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最后，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相对较弱，产学研合作等开放式创新被视为提升创新绩效的重要手段。Laursen和Salter［25］的研究结果表明：外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对企业的创新绩效有显著影响，且外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均与企业的创新产出呈倒U型关系。陈劲［26］的研究证明：开放式创新有助于企业充分利用和整合内外部的知识和资源、吸纳更多的创新要素、构建创新的生态体系、降低企业技术创新在技术上和市场上的不确定性，从而促进技术创新的成功。本文用委托外单位开展科技活动的经费支出表征企业的创新开放程度。在研究样本中，委托外单位开展科技活动的经费支出包括4项内容：对境内研究机构的支出、对境内高等学校的支出、对境内企业的支出和对境外（包括高校、研究机构、合作企业等）的支出。2）企业的技术学习行为。技术学习是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也是目前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显著特征。首先，基于后发国家的基本现实，中国很多企业以引进技术为重要的技术来源，而引进技术学习与消化吸收的努力程度对企业掌握核心技术进而获取技术能力至关重要。其次，在中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下，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刻不容缓，多元化的技术学习是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必要途径。再次，竞争优势理论认为，从外部获取技术并积极开展技术学习能实现新技术迅速投入规模生产。组织学习理论也认为，从企业外部获取的技术与企业内部现有的技术实现整合，可扩大企业的知识面、形成规模效应和重组效应，进而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Ahuja和Katila［27］研究了技术获取、学习与企业创新产出的关系，认为企业获取知识基础绝对规模的扩大会促进其创新产出的增加，非技术获取对企业的创新产出无显著影响。当然，也有国外学者认为企业的技术学习行为与其创新产出并无紧密联系，如Lee［28］以及Love和Roper［29］通过实证研究认为企业的技术学习行为对其创新产出没有显著影响。不过，笔者认为，Lee等的研究结论是基于特定样本得到的，并不具有普遍意义。本文将企业的技术学习行为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技术学习努力程度，主要表征企业技术学习的意愿；二是技术学习能力，主要表征企业技术学习的基础。衡量技术学习努力程度的常用指标是引进技术消化吸收经费支出与引进技术经费支出的比值，但笔者认为该指标主要反映的是企业对引进技术消化吸收的努力程度，而企业对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只是一种狭义的技术学习，引进技术才是广义的技术学习，同时企业技术改造活动一定伴有技术学习，因此本文考虑广义的技术学习，将引进技术经费支出、引进技术消化吸收经费支出、技术改造经费支出三项费用之和视为技术学习经费，并用其与企业当年科技活动经费支出的比值表征企业技术学习的努力程度。也就是说，企业的技术学习费用越高，表征其学习意愿越强烈。企业的技术学习能力是一个复杂概念，受技术装备、人员、管理和制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且是一个动态变化的变量。为简便处理和实际需要，可用企业研发活动投入强度综合地表征企业的技术学习能力。本文用企业研发活动投入强度，即企业年研发活动经费支出额与参与研发活动人员数的比值来表征企业的技术学习能力。3）企业科技活动的长期行为倾向。技术创新本质上是企业的一种长期行为。企业在技术创新投入上的长期行为倾向越明显，说明企业越尊重技术创新本身的规律，越会以科学方式管理技术创新，其技术创新绩效水平应越高。一般说来，企业的研发性固定资产投资是其科技活动长期行为的重要体现，因此本文以企业当年科技活动经费支出中形成固定资产的价值占当年科技活动经费支出总额的比值作为反映其科技活动长期行为倾向的指标。企业科技活动长期行为倾向对其创新绩效的影响也得到王小明［30］等学者的证明：对传统产业设备进行改造可以改善企业的生产率和经济效益、提高企业生产工具和工艺的技术水平。中国传统产业中的行业多为以制造加工为主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在该产业领域内研发设备投资应对创新绩效有正向作用。4）政府支持力度。采取多种形式支持企业的技术创新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也是中国政府的重要措施。依据中国的相关法律规定，高新技术企业可以享受税收优惠、补贴拨款、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多种形式的政府支持。当然，学术界对政府支持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关系存在认识上的分歧。有些学者认为，政府的税收优惠等可以降低企业的研发成本、增强企业的研发积极性［31］，并对企业研发强度的提升有积极影响［32］。但另一些学者认为，政府的研发补贴对小规模企业的研发活动具有促进作用，但对大规模企业的研发活动有负面影响［33］；Wallsten［34］认为，政府资助会在一定程度上挤出企业的私人研发投资，从长期看不利于企业创新产出的增长。本文用企业得到的、来自于政府的补贴收入与减免税总额之和与企业年科技活动经费支出的比值衡量政府支持力度，探究政府支持力度与企业技术创新产出的内在关系。5）控制变量。为了更准确地估计上述4项主要影响因素对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本文选取了如下4项控制变量：企业规模，用企业从业人员的年平均数表示；劳动者素质，用年从业人员中本科以上学历从业人员所占比例表示；科研人员比例，用年从业人员中科技活动人员所占比例表示；企业所有制形式，外资企业（包括港澳台企业）赋值为1，内资企业赋值为0。

4结果分析

利用Frontier4．1软件对中国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技术创新效率进行随机前沿分析。首先检验将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作为随机前沿模型函数的适用性。建立原假设H0：式（9）中的系数βkk、βll和βkl均为0，即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更适用于本文的实证研究。根据Coelli等总结的假设检验方法，本文运用LR（likelihoodratio）检验法检验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作为随机前沿模型函数的适用性，检验结果如表1。表1中模型1、模型2和模型3分别为无时滞、时滞1年和时滞2年的超越对数随机前沿模型（不考虑影响因素）。由表1所示的检验结果可知：各模型的广义似然比均大于对应的1％显著性水平下的自由度为3的χ2分布临界值，据此可认为在99％的置信水平下拒绝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更适合分析中国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的原假设，即适合采用超越对数随机前沿模型进行效率分析。从表2可看出：模型1、模型2和模型3的γ值均大于0．85，且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样本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实际产出与前沿面的偏离具有包含技术无效率的复合结构，且主要由技术无效率引起，也说明随机前沿模型适用于本文的分析；模型1和模型2的η值为正，且至少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技术非效率指数随时间推移不断递减，即中国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随时间推移而不断提高。表3列示了样本数据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3可以看出：无论是否考虑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中国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均值都在40％～50％之间，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近年来，在国家自主创新战略及政策的带动下，国内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领域的企业加强了对技术创新重要性的认识，加大了科技活动经费投入力度，但总体来说这些投入并未有效转化为创新产出。表4列示了考虑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的情况下无时滞、时滞1年和时滞2年的超越对数随机前沿模型的回归结果。从表4可以看出：模型4、模型5和模型6的γ值均大于0．95，且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技术无效率是企业技术创新产出未达前沿面产出水平的主要原因。本文将具体分析各因素的影响。1）企业的创新开放性。模型4和模型5中企业创新开放程度变量（Openness）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正，说明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领域内在没有时滞或时滞仅为1年的情况下，提高企业创新开放性并没有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反而引致效率下降。模型6中其回归系数为负值，但也未表明企业创新开放性对其技术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该结果虽然没有验证很多定性研究的普遍结论———企业的创新开放性对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有促进作用，但揭示了中国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基本事实。笔者认为，导致这一现象的可能原因3条。一是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证的企业都具备基本的技术能力，会采取开放创新形式（如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等）开展技术创新活动，其创新内容往往涉及基础或应用基础知识，或为企业建立技术储备。特别是上海经济整体进入转型期，传统产业正在经受产品和技术升级的“阵痛”，企业的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换代特征。这种创新活动对短期的新产品产出没有实际贡献，甚至当以新产品销售收入为产出衡量指标时企业的短期技术创新效率会随着合作创新投入的增加而下降。二是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以制造业为主，其中企业的新产品开发技术和资本密集度高、产业链长，从布局开放式创新活动到产生有市场价值的新产品的周期较长。也就是说，从投入经费开展开放式创新活动到产生创新绩效存在时滞。三是目前中国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开放式创新水平整体不高，与高校、科研机构及其他企业开展的开放式创新模式、机制等都在探索和磨合过程中，故短期内难以产生有效的创新产出。基于上述分析可得以下结论：第一，上海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企业的创新开放性并没有为其带来短期的技术创新效率提升，企业创新开放程度的提升反而引致短期技术创新绩效下降；第二，在时滞为2年的情况下，企业的创新开放程度对其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不显著但为正，说明创新开放程度对技术创新效率的显著推动作用至少在2年后才可能显现。2）企业的技术学习行为。从表4可以看出：模型6中企业技术学习行为中的技术学习努力程度（Learning－effort）的回归系数为负值，且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企业提高技术学习努力程度有助于提高其技术创新效率。该结果符合研究预期，也可得到相关研究文献的支持。企业技术创新是一个探索性学习过程，不论是引进，还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消化吸收及改造，都是探索性技术学习的重要方式。与前20多年成套引进技术进行生产装配制造的发展模式相比，上海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已进入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新阶段。今天引进的不再是生产装备，更多的是产品的核心关键技术；今天的消化吸收不再是对生产装备技术的学习，而是对核心关键技术的探索性攻关；今天的技术改造不再主要是厂房和装备的建造，更多的是关键技术环节的更新和研发装备平台的升级。这种技术创新活动构成了“引进—吸收—再创新”的技术学习过程，自然对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有显著作用。当然，由于技术学习需要时间，因此技术学习努力程度变量（Learning－effort）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在时滞2年（即模型6）的情况下显著为正、在无时滞（即模型4）和时滞1年（即模型5）的情况下并不显著。这意味着，企业对技术学习要有恒心、耐心，要持之以恒，要将技术学习投入视为长期投资。从表4还可看出：模型4、模型5和模型6中企业技术学习行为中的技术学习能力（RD－intensity）的回归系数至少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企业研发强度的提升对其技术创新效率的提高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前文已提及，研发投入强度是企业创新行为的综合反映，即体现了企业在战略上对技术创新活动的重视，也表明企业的各类研发项目可获得更多资源，还说明了企业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技术基础。研发投入强度的加大有利于技术创新及技术学习活动的开展，有利于技术创新及技术学习成果转化为创新产出，最终有利于推动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提高。3）科技活动长期行为倾向。模型4～模型6中科技活动长期行为倾向变量（Long－RD）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企业的科技创新行为的长期倾向越显著，其技术创新效率水平越高。该结果既充分验证了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中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长期特征，也体现了其技术资本密集的特点。科技活动长期行为倾向性较高的企业容易发挥人力和资本的优势、发挥经验曲线和规模效应的作用、有效积累知识信息和生产经验，从而实现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4）政府支持力度。模型4中政府支持力度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政府支持力度的加大有助于提高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本文中的政府支持包括政府的各种经费及税收减免。首先，政府支持力度增大意味着企业可支配的科技活动经费增加，为企业更为有效地开展技术创新活动提供了保障；其次，政府支持力度增大还意味着企业面临的技术创新环境更为有利，这有利于降低企业的技术创新风险；最后，政府支持力度增大可进一步激发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积极性，推动企业更好地实现创新价值。本文的研究结论也得到了相关文献［31］的支持。不过，也有学者发现政府支持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之间呈U形关系，即当政府支持达到一定程度后，会产生政府支持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挤出效应”。本研究之所以没有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一方面，上海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整体处于转型阶段，相对于需求而言的科技活动经费投入水平整体还较低，还难以满足创新实践活动的需要，尚未达到可能存在的“拐点”水平；另一方面，企业降低自身投入一般来自于对政府未来支持性投入增长的预期，而形成这种预期需要一定的时限积累，本文的研究周期较短，不足以形成稳定预期。5）控制变量。模型4、模型5和模型6中，企业规模（Scale）的回归系数均为负值，表明规模越大的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越高———该结果与很多文献的研究结果一致。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领域内，大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较高主要是因为：一是大企业的创新体系相对完备，能够满足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对创新系统性、体系化的要求；二是大企业具有较好的技术基础、较强的创新实力、应对产业升级换代的更为丰富的资源保障、较强的抗风险能力；三是大企业具有较强的技术集成能力，能够更好地实现自我主导的技术集成，可有效推进新产品的完整研发和生产制造。模型6中劳动者素质（Quality）与科研人员比例（Ratio）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随着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科研人员占员工比例增大反而会降低。这说明，对于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而言，单纯提高科研人员数量或员工整体学历水平并不能有效促进创新产出的增加。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主要原因可能在于目前该产业企业的科技活动投入水平还较低，科研人员和高学历人才已相对冗余，也就是说，现有的科技活动投入水平不足以支撑更多的科研活动人员及高学历人才有效地进行技术创新实践，反而会出现人员冗余等引致创新效率下降的问题。模型4和模型5中企业所有制形式（Owner）的回归系数均为负，说明外资企业（包括合资）的技术创新效率高于内资企业。该结论可得到很多类似研究的支持，也符合上海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实际情况。从整体技术水平、自主知识产权创造能力而言，外资企业明显高于本土企业，它们的技术创新绩效较好也在情理之中。

5结语

5．1研究结论

第一，2008—2012年间上海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在40％～50％之间，不论相对于理想状态值，还是相对于样本企业的最大值，都还有较大提升空间。上海是中国重要的经济中心和制造业基地，其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在全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可以认为，全国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都面临提高技术创新效率的紧迫任务。能否有效提升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技术创新效率，对推动以制造业为主体的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和升级、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决定性影响。第二，企业的技术学习努力程度、科技活动经费投入强度、科研活动长期行为倾向、政府支持力度等因素都对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有显著正面影响。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这些因素都与企业可支配的科技活动经费直接或间接相关。可以认为：企业科技活动经费投入是影响当前中国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的最重要因素，也是制约其技术创新效率提升的关键因素。在企业科技活动经费投入提高不显著的情况下，单纯增加研发人员数、提高学历层次对提升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没有显著作用。第三，产学研合作等开放式创新活动对短期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有负面影响，在时滞2年的情况下才出现不显著的正向影响；技术学习努力程度在时滞2年的情况下才对技术创新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科技活动长期行为倾向对技术创新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些研究结果都说明，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具有显著的长期绩效特征。第四，大企业、外资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高的特征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中得到了显著验证。如何更好地发挥大型企业在提高技术创新效率中的地位和骨干作用，同时激发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力，是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课题。

5．2政策建议

篇8

从医药上市公司数量来看，1993年第一家医药公司上市以来，截至2013年底，我国医药行业A股上市公司共有179家，营业收入共计5644亿元，同比增长14.4%。从地域分布来看，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是医药上市公司最为集中的地区，其中华东六省份（江浙沪、鲁皖闽）上市公司数量最多，占全国医药上市公司30%。从股权性质方面，由于我国医药上市公司主要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其国有股占股比例均较高，但随着一些民营和私人资本的注入，医药上市公司国有股的平均比例在逐渐下降，2010年我国医药类上市公司国有性质比例为53%，到2013年这个比例为47%；从股权集中度来看，我国医药上市公司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2007年为53.62%，2010年这个比例降低为51.96%；从资本结构方面看，我国医药上市公司的平均资产负债率为2008-2010年的分别为50.78%、47.51%和43.77%[2]，可见平均资产负债率呈下降的态势，医药上市公司更偏好股权融资，而较忽视债务融资。总体来看，医药上市公司虽然在整个资本市场中占比不大，但是在股权和资本结构方面具有一定的特点，本文将结合公司治理理论，进一步分析技术创新投入的关系。

2研究假设

2.1股权性质

公司的股权性质是公司治理中的根本性因素。对于国有性质的公司而言，国家性质的股东处于控制地位，除了与非国有股东一样会关注公司资产的保值和回报以外，还会关注就业、财政收入等社会性问题。因此国有性质的股东在多种因素的约束下进行决策，而私人企业则更多关注能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因此在技术创新方面，非国有性质的企业更能集中经济力量进行研发创新。

2.2股权集中度

公司的大股东和小股东代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大股东持有较高的股票份额同时也面临更大的风险，公司运作的收益对大股东的影响远大于小股东。技术创新活动具有高风险、高投入的特点，但是技术创新关系到公司长期的发展和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因此大股东对技术创新活动有更高的关注度和支持度，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越有实力和动力去收集信息，对创新活动进行监督和管理，因此在股权越集中越有利于技术创新。2.3独立董事占董事会的比例独立董事的设置是为防止内部管理人员做出有损于少数股东和公众股东的利益的主观决策，而具有独立董事资格的人员都是某个领域的专业人士，因而能够利用其专业知识与经验为公司的发展和董事会的决策提供建设性意见。创新行为符合企业长期发展和稳定的需要，因此独立董事的设置能够正向的影响企业的创新投入。

2.3高管人员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

高管人员是公司管理的直接执行者，高管人员并非都为董事会成员，通过对高层管理人员进行股权或薪酬方面的激励，能让经营者尽可能站在股东的角度进行利益取舍，在经营的过程中更多地关心公司的长期价值。因此高管人员受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的影响较大，薪酬越高往往越能调动管理人员的积极性，从而能够更高效地整合资源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发展。

2.4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

董事长关心股东权益的最大化以及企业的长期业绩，而总经理是通过聘任制的形式确定，聘期一般3-5年，因此总经理往往更关心任期内企业经营业绩和稳定，技术创新活动的高风险性是总经理在进行资源分配和决策时所担忧的，而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可以规避所有者与人之间的矛盾，更有利于把握创新机会进行创新决策。

3研究设计

本文以医药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考虑到资本市场中主板市场与中小板、创业板在企业规模、股本要求、董事会和管理层要求的不同，为保证可获得数据的一致性和真实性，本文选取主板市场的医药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数据来源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披露的上市公司年报，为保证数据的有效性和一致性，对数据进行了筛选。

4结论与建议

篇9

城市排污问题对于城市经济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由于监管部门的力度较低，使企业工业废水排放超标问题频发，而且城市人口不断增加，更加提高了污水总量。由于污水总量超过了自然水体的自净能力，所以污染了江河水域，为了改变水污染问题，必须加强水利管理强度，通过科学的技术手段实现多级管理模式，使水利工程更加安全、可靠。充分调动水土资源的优势，提高水利工程效益，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合理统筹水利工程与环境的关系，使水利工程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贡献。

2水利技术创新

水利技术创新主要采取信息化手段提高防汛能力，其中包括暴雨、洪水等方面的预报。但是现有的信息技术并不成熟，在实际应用中存在很多不足，并且无法提供行政决策的服务。为了满足水利管理部门要求，需要将防汛预案加入系统之中，使洪水、内涝预警更加快速，提高信息的精准度。例如洪水已经达到一定级别，系统必须及时执行预警机制，并且根据预警提示制定相关解决方案。决策制定时必须提前制定放洪量大小，并且考虑泄洪后可能发生的任何后果，通过信息化系统掌握水利工程情况。目前常用的掌上GIS系统就可以应用在水利管理之中，帮助用户快速收集水利信息，并且提供解决措施，通过GIS系统实现移动终端查询、决策等功能。智能手机已经可以提供资料查询、观看电子地图、定位资源空间，各项信息通过手机快速进行查阅，将智能手机与GIS系统有机结合，使水利管理者可以第一时间制定处理计划。

3水利技术应用

3．1加强组织领导

水利管理各级干部需要明确科学发展观，将水利管理落实到个人，并且积极推动科教兴国发展方针，优化水利科技与管理制度，将水利科技的工作加入议程计划之中，并且制定完善的干部绩效考核体系。根据水利工程发展特点，合理制定水利科技发展计划，将促进水利科技的发展措施落实到位，帮助水利工程提高与进步。水利管理部门的领导者需要重视科学知识，发挥出自身的表率作用，通过合理的方法制定民主科学的相关决策。

3．2运用RTK技术

RTK技术为动态测量技术，与GPS技术统一使用差分解算，不同点是RTK使用实时差分计算。随着计算机技术不断普及，对RTK技术的应用也在逐渐增强，传统作业模式不断得到革新，极大的提高了工作效率。传统的静态、动态测量，需要在测量后进行结算才能获得厘米级数据，而使用RTK技术可以直接获得厘米级测量数据，因为RTK采取载波相位动态实时差分计算法，也是GPS技术发展的重大成果。这种技术为测量地形图、工程放样、控制测量带来了新的测量方法，有效提高了测量工作的效率。通过软件的配合可以实现远程控制管理，在水利工程测量阶段，可以充分发挥RTK技术的实效性，提高测量工作效率，加快管理运转速度。

3．3加大科技投入资金

水利科技创新需要稳定的资金投入，以国家的支持为基准，增加多种资金投入渠道。科技创新必须得到国家与地方的支持，通过部门协作开辟多种科技研发渠道，为水利工程科技创造优秀的发展平台，并且设立专项科技研发预算。加强科技平台的建设力度，将建设重点转到科研能力之中，通过资源共享，充分保证科技平台的运营与管理不受影响，发挥会出平台的最大效益。在水利工程建设资金中，需要划分技术创新资金，提高技术发展的速度与效果。

3．4营造创新环境

通过水利管理政策营造创新环境，将具体政策落实到管理工作之中，制定出科学合理的科技创新措施。加强社会的支持，对科技创新需要进行鼓励与嘉奖，加强技术创新的宣传，积极表彰与奖励科技创新行为，提高社会各界对科技创新的关注度。积极营造创新人才培养环境，建立合理的人才选拔机制，使水利管理人员具有科技创新的动力。

3．5强化科技管理

需要加强水利科技成果，将水利管理部门的所有职能激发出来，完善项目评估、审查、招投标与合同签订手续，帮助项目完成全程监管体系，并且帮助后期评估验收提供支撑。水利科技需要建设完善的评价机制，以国家评价机制进行改革，使评价机制公平、公正、公开、透明、合理，相关制度必须科学合理。必须加强水利科技研发部门的自我管理机制，通过强化科技管理制度，使人员素质得到充分的提高，并且提高管理水平，创造更好的科技效益。

4结语

篇10

但是,随着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不断提升,原有的税收优惠针对性不强、内容散乱、优惠形式单一以及支持力度小的缺陷,使得现有政策已不能满足民营企业迅速发展和扩散的要求。因此,我国现行税制在促进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办法,应有以下几种新思路:

一、完善增值税,通盘考虑解决民营企业的不公平待遇问题

1、修定小规模纳税人的认定标准。小规模纳税人不具备一般纳税人资格,不能申请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不能向需要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的一般纳税人销售货物。如果要销售货物,也只能依据国家税务总局下发的《关于由税务所为小规模企业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通知》的规定。大部分民营中小企业不具备一般纳税人的资格,只能是小规模纳税人。小规模纳税人不能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使得与民营中小型企业打交道的企业感到吃亏,不愿与民营中小企业发生业务往来。这严重影响了民营中小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和销售,对民营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更不利于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因此,建议取消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认定标准。企业不分大小,只要财务制度健全,会计核算资料齐备,有固定经营场所,对所有符合要求的民营中小型企业都应享受一般纳税人的待遇。

2、实现增值税从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生产型增值税的弊端在于不利于我国民营企业新增投资,不利于加入WTO的民营中小企业降低出口成本,参与国际竞争。因此,应尽快转型。同时建议适当降低对民营中小企业增值税的征收率,可修改对小规模纳税人的固定征收率为浮动征收率,在3%-4%的范围内调整。

二、在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基础上,继续对民营中小企业实行低税率的优惠

1、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由于我国外资企业实际税负非常低,仅相当于内资企业实际税收负担的1/3—1/4,因此,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并轨趋势势在必行。建议以外商投资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为基点合并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在合并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同时,规范统一所得税税基,使内资、外资及不同类型的企业实行统一的税前扣除标准,规范税基。这将进一步从源头上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注入更多的公平竞争的因素。

2、改革企业所得税的基本税率。目前,世界各国企业所得税的实际税负均比我国低得多。如美国实行15%、18%、25%和33%的四级超额累进税率,日本为30%,德国为25%,最高税率大多低于我国,加上西方国家的税前扣除项目又较多,实际税负大大低于我国。因此,在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同时,应考虑适当降低税率,可由33%降到25%左右。

三、鼓励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优惠

1、给予高新区外的民营高新技术企业与区内企业同等税收优惠。目前实行的国家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所得税优惠政策,是以其是否经国务院批准的,或是否在高新区内为标准决定的。国务院批准的高新技术企业,头两年免征企业所得税,以后减按15%征收。开发区内高新技术企业出口的产品产值达到当年总产值70%以上的,经税务机关核定,减按10%的税率征收。建议取消按地域给予优惠的作法,改为按企业是否为高新技术产业为标准实行上述优惠政策,对处于区域外的民营企业应一视同仁。

2、给予民营企业R&D费用的列支。我国现行的税法规定,国有、集体以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发生的技术开发费比上年实际发生额增长达10%以上(含10%),其当年实际发生的费用除按规定据实列支外,可再按其实际发生额的50%直接抵扣应纳税额。亏损企业发生的R&D费用只能据实列支,赢利企业的R&D费用增长达10%的,其实际发生额的50%可就其不超过应纳税所得额的部分予以抵扣;超过部分,当年和以后年度均不再抵扣。从以上的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到至少有两点不足:首先,享受R&D费用列支优惠的企业范围太窄,仅限于国有、集体以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中R&D费用增长达10%的赢利企业,这对民营企业来说是一种政策上的歧视;其次,50%的超额扣除要受到应纳税所得额的限制,这对相当一部分利润水平仍然很低的民营中小型企业来说,优惠的力度自然大打折扣。因此,可取消有关政策中对民营企业造成歧视的限制,规定只要符合条件的R&D费用,就可按150%的享受税前扣除优惠,不足抵扣的部分还可以向以后年度结转。

3、给予民营企业推行加速折旧。较之常用的“直线法”,加速折旧可让企业获得递延纳税的好处,相当于给了企业一笔无息贷款。从我国现行对加速折旧的规定来看,措施的范围和力度都十分有限,主要针对进行中间试验的设备以及船舶、飞机、汽车等大型机械制造企业的设备,缺乏对设备更新快的民营企业的优惠。因此,建议借鉴外国的做法,一方面,明确规定民营企业用于研究开发活动的新设备、新工具等,可实行双倍余额递减法或年数总和法等加速折旧;另一方面,可考虑对民营企业中技术先进的环保设备、进口软件的购置以及风险资本的投资实行“期初扣除”的折旧方式,允许在投资当年就扣除50%-100%。

四、实行统一平等的出口退税政策

近年来,国家几次提高出口退税率,平均退税已由1997年的8•3%提高到15%左右。在执行退税指标分配管理办法中,民营企业常常由于出口退税不及时、不到位,形成较大的资金缺口,影响了企业的发展和扩大出口。从2002年1月1日起,我国决定对所有的生产型企业自产出口货物统一实行“免、抵、退”的出口退税政策。民营企业已经不再是国民经济的配角,而是和国有企业一样构成了经济发展的两翼,在出口退税政策方面要进一步消除对民营企业的歧视,一视同仁,使民营企业享受完整的进出口经营权。

五、结合税费改革,进一步清理对民营企业的不合理收费

我国民营企业税(费)赋负担沉重根据有关方面的调查研究显示,目前私营企业主和主要的投资人认为,现实中不利于私营企业发展的最大的社会问题首先是“三乱”(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经济政策中排位第二的即是税收政策问题。民营企业的税(费)赋环境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一些税收政策对民营企业投资扩张存在不利的影响。如现行税收政策规定,民营企业除了和国有企业一样缴纳33%的所得税外,还要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企业技术开发费税前扣除办法》将私营企业排除在外。再如所得税减免政策,对外资企业是从“获利年度”起,对民营企业则是从开办期起,而企业在开办初期往往没有利润或获利甚微,优惠政策的效用大大降低了。二是不合理收费问题严重。收费项目“杂”且“多”。大部分民营企业要应付30多个部门,上交50种税费(其中大部分是各种收费),一些问题更加严重的地方收费种类多达70余种,其中相当一部分属于不合理收费。另外,收费不规范,随意性,表现为收费标准不统一,程序不规范。税外收费过多这一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国家财税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也与政府职能的转变有着密切关系。作为财税制度进一步深化改革之前的过度措施,可以借鉴我国一些地区采用的“一次费”的做法,即取消形形的不合理收费项目,代之以政府规范的一次性征收规费。这样,自身承受能力与谈判能力地位较弱的民营企业可以借助政府的“一次费”,来抗拒政府各部门各个方面向企业的乱收费。清理税外收费、取消“三乱”收费,对民营企业实际上也起到与减税等价的效应。超级秘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