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事会制度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监事会制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进入新千年之后，一直以来承担监督职能的监事会制度在日本和中国发生了一些有趣的变化。日本于2002年进行了商法改革，移植了盛行于欧美的独立董事制度，改变了百余年来以监事会监督为主的局面，开始实施“监事设置型”、“重要财产委员会设置型”和“委员会设置型”的可选择性治理结构。就制度变迁的趋势而言，监事会治理之路在日本还能走多远，值得关注。

与日本在内部监督制度变革中公司治理结构出现较大调整不同，中国证监会在2001年，虽然也要求境内的上市公司必须设立独立董事制度，但并未涉及到监事会制度问题，只是在既有的公司治理框架内做出微调，并以2006年《公司法》修正为契机正式上升到了法律层面。这也标志着中国上市公司开始了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并存的监督制度。时下，虽然监事会的功能在法律上有所增强，但中国上市公司也面临着监事会和独立董事两种制度共存后的协调及监事会的未来“走向”等问题。

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都对内部监督制度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但调整的同时又都保留了监事会制度，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实践中对监事会制度存废的矛盾心态。事实上，不仅实践如此，即便是理论界对监事会制度也存在着“取消说”和“加强说”的争论。对监事会制度的“矛盾认知”，直接催生了对监事会治理有效性问题进行探究的必要性。

然而，与实践中对监事会治理有效性认知的迫切要求不相匹配的是，理论上关于监事会治理相关问题虽然进行了一定的探索，但相较董事会治理等问题的有关研究而言却较为薄弱。

王世权博士撰写的《监事会治理的有效性研究》一书正是基于这一理念对中国监事会治理的有效性问题进行的有益探索。该书以中国上市公司监事会治理特有的复杂多样性对理论创新的需求为导向，以实证研究、案例研究等方法为手段，在构建了由一组核心概念（正当性、互补性与经济合理性）所支撑的内部监督制度有效性原理的基础上，对中国上市公司监事会治理的有效性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并提出了以监事会回归其本原性质为制度创新的突破口的制度设计理念。回答了人们对监事会治理有效性的质疑，其系统性论证和结论读来令人耳目一新，是一部弥补监事会治理研究空白之佳作。

篇2

【关键词】监事会 独立董事 上市公司治理 有效性缺失

公司治理结构可以理解为企业的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一组合约安排。要实现有效的治理结构就必须实现有效的制度安排,而其中监督问题与激励机制的设置和经营者效率的保障密切相关,可见监督机制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重要地位。基于大陆法系国家所广泛适用的“二元制”模式,采用监事会制度是必然趋势。然而,如今许多国家上市公司的监事会制度“徒具其形、并无实效”的现象极为明显,监事会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重要作用未能有效发挥。在外部监督失效下,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中又引入了英美国家广泛采用的内部监督制度――独立董事制度,希望借助独立董事弥补监事会监督不力的不足,辅助完备公司监督制度。但事与愿违,独立董事制度的引入并未能弥补监督不力的公司监督机制,也未能改善不尽如人意的监事会行为。事实上,监事会制度自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单纯引入独立董事机制很难彻底解决上市公司监督机制现状。我们应努力从监事会制度有效性缺失的根源中寻找原因,摸索对策,机械的模仿和不合适的借鉴只会使问题更加复杂化,面对独立董事制度冲击,监事会应谨慎面对,优化改革,寻找突破。

一、上市公司监事会制度产生的背景

公司治理机构中的监督制度常采用的两种形式为监事会制度与独立董事制度。在上市公司中实行监事会制度是由一国体制和国情决定的,而追根溯源可以从法理、经济学和治理模式几个方面来探究监事会制度的起源,以证明监事会在上市公司治理中存在的必然性。

从法理角度来看,选择何种监督制度与该国所处的法理环境有极大的关联。概括来看,以英国、美国为代表的普通法系国家多采用独立董事制度,而以德国、法国、日本等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多采用监事会制度。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监督问题乃是企业理论相关研究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历来的众多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都有颇多论述。其中探讨监督者的起源、监督者的选择和激励问题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阿尔钦(Armen Albert Alchian)。阿尔钦通过分析得出成员间相互监督方式存在成本,这成本不光是监督行为本身的费用,更重要的是监督费用导致的偷懒激励,会使成员选择偷懒行为造成损失。由此,阿尔钦认为应从企业内部寻找专职监督者履行监督职能。在他的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监事会作为置身于企业内部且具有专职监督职能的监督组织而存在的理论必然性,这也是监事会制度起源在经济学领域的解释。

公司治理模式主要包括两种形式:一元制模式与二元制模式。英美国家多采用一元制公司治理模式,即以“股东大会一一董事会一一公司经营管理层”为基本权利路线的内部治理关系框架。也就是说,采用一元制治理模式的公司一般采用独立董事制度的监督形式。而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多采用二元制治理结构,即以“股东大会――监事会――董事会――公司经营管理层”为基本权利路线的内部治理关系框架。在这种制度下,公司设立股东大会、监事会和董事会三个领导机构,他们分别代表所有权、监督权和经营权,监事会和董事会人员不能交叉兼职。这类治理结构的最大特点是监事会和董事会有上下级之别,监事会为上级机关,董事会为下级机关,董事会对监事会负责,而监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

二、上市公司监事会制度实践现状

监事会制度随公司产生而产生,随公司发展而发展。然而在其发展过程中,许多上市公司监事会制度一直未能有效发挥监督职能。虽有监督义务,却无监督实效,使得监事会在许多公司治理结构中形同虚设。尤其是在独立董事制度被引入以来,监事会作用的弱化性更为明显,这其中的原因值得人们思索和探究。因此,若要改善监事会制度监督不力和有效性缺失的现状,就应从其自身来寻找原因,单纯的引入和借鉴其他模式都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概括说来,其原因有三。

1、没有独立资格,有失公正立场

履行监督职能的监督者应独立于被监督者之外,避免与被监督者的利益关系,这样才能有利于其以一种中立公正的立场履行监督职能。也就是说,监事会成员应保持其独立性才有助于监督效力的发挥。

2、义务不明确,权责不对等

义务不明确便不能有效指导监督职能,不能合理规范监事行为;权责不对等将会阻碍监督行为的约束力度,削弱监事成员的激励效应,这两者分别从制度层面和职能层面阻碍了监事会有效性的发挥。

3、独立董事制度的冲击

基于改善我国监督制度效力、弥补监事会制度不足而引入的独立董事制度却未能实现人们的预期效应。现今我国监督制度出现独立董事与监事会并存的独特局面,监事会制度面临极大的冲击。

三、上市公司监事会制度优化改革

独立董事制度引入后对监事会制度产生了极大冲击,监事会效力的发挥受到极大质疑,监事会制度的存在也受到极大挑战。本文认为,在摸索上市公司监督制度时还是不应忽视一国所处的法理背景和治理模式,即在分析我国监事会监督不力的原因后,应针对所述问题寻求监事会优化改革的生存法则。

1、提高监事会独立性

要提高监事会监事的监督效力,首先要提高监事会独立性,使监事能够撇清与董事会之间的利益关系,保持公正立场,积极履行监督职责,而提高监事会独立性主要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1)从监事选任上着手,使其摆脱与董事会的亲缘关系。《公司法》规定,监事会成员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则不免董事经理在其中施加影响力。监事会成员选任若能由证监会组织,审慎评定监事人选的资质等级,公开规定监事人员的资格要求,并组织考核评定,授予合格人员资格证明书,就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监事人员的选任范围,减小董事经理对监事人选的影响力,同时也能提高监事的认知水平和业务能力。(2)改革监事薪酬制度,提高监事激励效应。现今我国监事会制度下监事工资多由董事经理制定发放,使其与董事经理之间权力不平等、利益关系不独立,有碍监督行为。可与证监会的考核机制结合,由市场确定监事基本工资水平。一是为了保证监事在利益关系上能与董事经理不相关,二是为了通过市场定价给予监事公平的待遇,借此激励监事提高工作效率。(3)正确处理监事会与董事会的关系,保证平等地位。监事会在履行职能时应保持与董事会的平等地位,撇清与董事会的各种联系,以保证其独立资格及公正地位。

2、明确权利义务,实现权责对等

鉴于监事会监督效力不强的原因之一在于监事会义务不明确、权责不对等,因此应着力明确监事会义务,保证监事会权利,加强监事会成员责任意识,提高监事会工作效率。(1)提高监事会职能设置的可操作性。监督行为的尺度一致都由监督者灵活把握,这样不利于监督行为有利实施。而独立董事职能的规定则有所不同,《公司法》中对于独立董事应当予以监督关注的交易活动,财务状况乃至关联交易的具体情形等都有明确的量化规定,便于操作也便于考评监督效力。监事会职能设置可以参考独立董事制度,以量化标准定一监事会监督职责,约束和规范监事会行为。(2)提高监事会实施监督的权利保障。监事会成员存在的“只有监督义务,而无处置实权”使得监事会的存在并未能对董事经理行为产生预期的约束力。只有提高监事会职权,赋予监事会一定的处置权限才能对被监督者起到威慑作用,才能改善这种局面。新《公司法》中对监事赋予了对董事经理的直接诉讼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监事会人员的监督处理权限,然而由于对股东诉讼权的条件规定乃是在董事经理行为严重有损公司利益及其他股东利益时才能施行,这一条件过于概括使得监事的股东诉讼权实施可能会流于形式。由此可见,对于权利保障方面的改革还有待进一步探索。(3)完善责任制度。要督促监事会成员实施更为有效的监督活动,在赋予监事一定权力保障的同时也需要明确相应责任,通过确认监事对于公司某些不当行为的连带赔偿责任来警示监事积极有效地履行监事职能,尽量减少不利于公司的不当行为。

3、借鉴“独立董事”,尝试“独立监事”

根据上文分析,我们知道,独立董事制度在我国的法理背景和治理环境下是难以与监事会制度兼容发展的,两种制度的并行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监督制度的问题。然而,独立董事制度的引入并不是全无益处,至少它为我们带来了一种思想――独立董事所基于的监督思想:独立性、外部监督、事前监督。而这些也正是现在监事会制度所缺乏的。我们可以借鉴独立董事的设置理念,尝试设置独立监事,也就是从企业外部聘请有资历的专家参与到监事会中来,将这些外部监事与内部监事结合起来。这样既可以提高监事会成员的整体独立性,也可以通过完毕监督弥补内部监督所存在的不足。与此同时,也应注重“独立董事”理念的引入,使“独立监事”的职能设置更加丰满,义务履行更加有力。这样做既可以避免引入独立董事所带来的法律体系和治理结构上的协调难题,也可以借鉴其有利思想来优化改革我国现存的监事会制度,将会比机械地套用独立董事模式更为有效一些。

四、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我国这个特殊的经济历史环境下,监事会制度作为监督制度的必然选择是有其适应性和实用价值的。我们要努力从监事会制度的设置及执行过程中寻找监事会监督不力、效力缺失的根本原因,从监事会制度的优化改革中寻找出路。独立董事制度的引入虽然不能解决我国监事会制度的现存问题,但却给我国监事会制度敲响了警钟,同时也为监事会制度改革提供了可借鉴的理念。因此可以说,独立董事制度的冲击对我国监事会制度是利大于弊。只是我们应该认清这种利弊关系,既不应忽视独立董事的作用,也不应夸大独立董事的作用。只要把握住我国监事会制度的大方向,必能进行有效的改革,提高监事会的约束力。

(注:本文基金项目: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项目(NCET050758)。)

【参考文献】

[1] 王习天:公司治理与独立董事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

[2] 谭劲松:独立董事与公司治理: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3] 张维迎:产权、激励与公司治理[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篇3

[论文关键词]监事会；独立董事；上市公司治理；有效性缺失

[论文摘要]随着独立董事制度的盛行，许多公司监事会的作用逐渐减弱，甚至形同虚设。本文将着力从法理、经济学和治理模式三方探讨监事会制度的起源及存在的必然性，并从实残现状探寻监事会有效性缺失的原因，即监事会成员缺乏独立资格、义务不明确、权责不对等以及独立董事制度冲击，并最终针对我国上市公司监督制度提出优化改革的建议和举措。

公司治理结构可以理解为企业的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一组合约安排。要实现有效的治理结构就必须实现有效的制度安排，而其中监督问题与激励机制的设置和经营者效率的保障密切相关，可见监督机制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重要地位。基于大陆法系国家所广泛适用的“二元制”模式，采用监事会制度是必然趋势。然而，如今许多国家上市公司的监事会制度“徒具其形、并无实效”的现象极为明显，监事会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重要作用未能有效发挥。在外部监督失效下，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中又引人了英美国家广泛采用的内部监督制度—独立董事制度，希望借助独立董事弥补监事会监督不力的不足，辅助完备公司监督制度。但事与愿违，独立董事制度的引人并未能弥补监督不力的公司监督机制，也未能改善不尽如人意的监事会行为。事实上，监事会制度自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单纯引人独立董事机制很难彻底解决上市公司监督机制现状。我们应努力从监事会制度有效性缺失的根源中寻找原因，摸索对策，机械的模仿和不合适的借鉴只会使问题更加复杂化，面对独立董事制度冲击，监事会应谨滇面对，优化改革，寻找突破。

一、上市公司监事会制度产生的背景

公司治理机构中的监督制度常采用的两种形式为监事会制度与独立董事制度。在上市公司中实行监事会制度是由一国体制和国情决定的，而追根溯源可以从法理、经济学和治理模式几个方面来探究监事会制度的起源，以证明监事会在上市公司治理中存在的必然性。

从法理角度来看，选择何种监督制度与该国所处的法理环境有极大的关联。概括来看，以英国、美国为代表的普通法系国家多采用独立董事制度，而以德国、法国、日本等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多采用监事会制度。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监督问题乃是企业理论相关研究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历来的众多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都有颇多论述。其中探讨监督者的起源、监督者的选择和激励问题最具代表胜的人物是阿尔钦(Armen Albert Alchian)。阿尔钦通过分析得出成员间相互监督方式存在成本，这成本不光是监督行为本身的费用，更重要的是监督费用导致的偷懒激励，会使成员选择偷懒行为造成损失。由此，阿尔钦认为应从企业内部寻找专职监督者履行监督职能。在他的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监事会作为置身于企业内部且具有专职监督职能的监督组织而存在的理论必然性，这也是监事会制度起源在经济学领域的解释。

公司治理模式主要包括两种形式:一元制模式与二元制模式。英美国家多采用一元制公司治理模式，即以“股东大会—董事会一一公司经营管理层”为基本权利路线的内部治理关系框架。也就是说，采用一元制治理模式的公司一般采用独立董事制度的监督形式。而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多采用二元制治理结构，即以“股东大会—监事会—董事会一一公司经营管理层”为基本权利路线的内部治理关系框架。在这种制度下，公司设立股东大会、监事会和董事会三个领导机构，他们分别代表所有权、监督权和经营权，监事会和董事会人员不能交叉兼职。这类治理结构的最大特点是监事会和董事会有上下级之别，监事会为上级机关，董事会为下级机关，董事会对监事会负责，而监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

二、上市公司监事会制度实践现状

监事会制度随公司产生而产生，随公司发展而发展。然而在其发展过程中，许多上市公司监事会制度一直未能有效发挥监督职能。虽有监督义务，却无监督实效，使得监事会在许多公司治理结构中形同虚设。尤其是在独立董事制度被引人以来，监事会作用的弱化性更为明显，这其中的原因值得人们思索和探究。因此，若要改善监事会制度监督不力和有效性缺失的现状，就应从其自身来寻找原因，单纯的引人和借鉴其他模式都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概括说来，其原因有三。

1、没有独立资格，有失公正立场

履行监督职能的监督者应独立于被监督者之外，避免与被监督者的利益关系，这样才能有利于其以一种中立公正的立场履行监督职能。也就是说，监事会成员应保持其独立性才有助于监督效力的发挥。

2、义务不明确，权责不对等

义务不明确便不能有效指导监督职能，不能合理规范监事行为;权责不对等将会阻碍监督行为的约束力度，削弱监事成员的激励效应，这两者分别从制度层面和职能层面阻碍了监事会有效性的发挥。

3、独立董事制度的冲击

基于改善我国监督制度效力、弥补监事会制度不足而引人的独立董事制度却未能实现人们的预期效应。现今我国监督制度出现独立董事与监事会并存的独特局面，监事会制度面临极大的冲击。

三、上市公司监事会制度优化改革

独立董事制度引人后对监事会制度产生了极大冲击，监事会效力的发挥受到极大质疑，监事会制度的存在也受到极大挑战。本文认为，在摸索上市公司监督制度时还是不应忽视一国所处的法理背景和治理模式，即在分析我国监事会监督不力的原因后，应针对所述问题寻求监事会优化改革的生存法则。 1、提高监事会独立性

要提高监事会监事的监督效力，首先要提高监事会独立性，使监事能够撇清与董事会之间的利益关系，保持公正立场，积极履行监督职责，而提高监事会独立性主要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1)从监事选任上着手，使其摆脱与董事会的亲缘关系。《公司法》规定，监事会成员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则不免董事经理在其中施加影响力。监事会成员选任若能由证监会组织，审慎评定监事人选的资质等级，公开规定监事人员的资格要求，并组织考核评定，授予合格人员资格证明书，就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监事人员的选任范围，减小董事经理对监事人选的影响力，同时也能提高监事的认知水平和业务能力。(2)改革监事薪酬制度，提高监事激励效应。现今我国监事会制度下监事工资多由董事经理制定发放，使其与董事经理之间权力不平等、利益关系不独立，有碍监督行为。可与证监会的考核机制结合，由市场确定监事基本工资水平。一是为了保证监事在利益关系上能与董事经理不相关，二是为了通过市场定价给予监事公平的待遇，借此激励监事提高工作效率。(3)正确处理监事会与董事会的关系，保证平等地位。监事会在履行职能时应保持与董事会的平等地位，撇清与董事会的各种联系，以保证其独立资格及公正地位。

2、明确权利义务，实现权责对等

鉴于监事会监督效力不强的原因之一在于监事会义务不明确、权责不对等，因此应着力明确监事会义务，保证监事会权利，加强监事会成员责任意识，提高监事会工作效率。(1)提高监事会职能设置的可操作性。监督行为的尺度一致都由监督者灵活把握，这样不利于监督行为有利实施。而独立董事职能的规定则有所不同，《公司法》中对于独立董事应当予以监督关注的交易活动，财务状况乃至关联交易的具体情形等都有明确的量化规定，便于操作也便于考评监督效力。监事会职能设置可以参考独立董事制度，以量化标准定一监事会监督职责，约束和规范监事会行为。(2)提高监事会实施监督的权利保障。监事会成员存在的“只有监督义务，而无处置实权”使得监事会的存在并未能对董事经理行为产生预期的约束力。只有提高监事会职权，赋予监事会一定的处置权限才能对被监督者起到威慑作用，才能改善这种局面。新《公司法》中对监事赋予了对董事经理的直接诉讼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监事会人员的监督处理权限，然而由于对股东诉讼权的条件规定乃是在董事经理行为严重有损公司利益及其他股东利益时才能施行，这一条件过于概括使得监事的股东诉讼权实施可能会流于形式。由此可见，对于权利障方面的改革还有待进一步探索。(3)完善责任制度。要督促监事会成员实施更为有效的监督活动，在赋予监事一定权力保障的同时也需要明确相应责任，通过确认监事对于公司某些不当行为的连带赔偿责任来警示监事积极有效地履行监事职能，尽量减少不利于公司的不当行为。

3、借鉴“独立董事”，尝试“独立监事”

根据上文分析，我们知道，独立董事制度在我国的法理背景和治理环境下是难以与监事会制度兼容发展的，两种制度的并行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监督制度的问题。然而，独立董事制度的引人并不是全无益处，至少它为我们带来了一种思想—芍虫立董事所基于的监督思想:独立性、外部监督、事前监督。而这些也正是现在监事会制度所缺乏的。我们可以借鉴独立董事的设置理念，尝试设置独立监事，也就是从企业外部聘请有资历的专家参与到监事会中来，将这些外部监事与内部监事结合起来。这样既可以提高监事会成员的整体独立性，也可以通过完毕监督弥补内部监督所存在的不足。与此同时，也应注重“独立董事”理念的引人，使“独立监事”的职能设置更加丰满，义务履行更加有力。这样做既可以避免引人独立董事所带来的法律体系和治理结构上的协调难题，也可以借鉴其有利思想来优化改革我国现存的监事会制度，将会比机械地套用独立董事模式更为有效一些。

篇4

沈诚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法学院

摘 要

董事会职能分化产生了强化公司内部监管的客观要求，在很难改变董事会和监事会平行关系的情况下，我国可以通过引入独立董事来强化董事会的监督职能。部分大陆法系国家在二元制治理结构下的新实践和独立董事、监事会兼容互补的关系，分别从制度上和功能上保证了两者可以共存于一个公司治理结构。针对两种制度在实践中产生的冲突，建议从统一价值取向、区分职能范围和合理定位职能三方面进行协调。

关键字：公司治理，独立董事，监事会

Abstract

China has already transplanted the independent director regime to promote the supervision system inside a corporation, which is also a worldwide direction with the functioning separation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The functioning complementation of independent directors and the board of supervisors theoretically prove the feasibility of their coexistence under one corporate governance mechanism, and the practice of some civil law countries like Japan also provides a good reference to China. The reconciliation of independent directors and the board of supervisors might be achieved through the following improvements: firstly, to unify value orientation; secondary, to clarify the boundaries of functions; finally, to specify the powers.

Keyword: corporate governance, independent director, board of supervisors

1.问题的提出

2001年8月16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的《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在境内上市公司中建立独立董事制度。2002年1月9日证监会和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联合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以下简称“治理准则”）又规定了董事会设立审计、薪酬和提名委员会和增加独立董事的有关条款。按照有关规定监事会和独立董事的职能互相重叠，出于“搭便车”的心理，两个机构之间的扯皮、推诿很有可能将仅存的一些监督绩效降低为零 。随着这些制度安排在上市公司的大范围推广，我们已经越来越无法回避如何安排监事会、独立董事以及董事会下的专业委员会的问题 。笔者认为，独立董事制度与监事会制度不是一种完全代替关系，而是各有长短，经过相互协调和配合，两者可以长期并存。当然如果上述问题久拖不决将会使低效的监督方式“制度化”，甚至形成长期的“路径依赖” 。因此，如何在实践中理清两者在上市公司内部监督机制中的关系，进而协调两者相互之间的“制度摩擦”，就成为当务之急。本文将从四个方面展开：（1）通过对独立董事否定派两条理论的再探讨，揭示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在制度上具备共存的基础；（2）通过比较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在制度构成上的重大不同，进一步说明两者并非完全可以替代；（3）通过相关法规的比较，认识两种制度在当前已经或可能产生的冲突；（4）对两者的协调提出三方面的建议。

2.对两条反对移植独立董事制度的理由的再探讨

2.1 股权结构是我国引进独立董事不可逾越的天险？

我国上市公司较为集中的股权结构历来是反对引进独立董事制度最有力的一条理由，具体来说“独立董事制度在英美行之有效的基础是其上市公司的股权规范而且分散，将独立董事制度搬进股权集中的中国，由不流通的控股股东们请来的独立董事难以发挥作用，也无法代表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张维迎，2001）。我们对类似理论稍加归纳发现其中实际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说，独立董事制度诞生于股权分散的环境，因而对股权集中的环境有先天的不适应性；而第二层意思想说明，即使强行引进了该制度，股权集中的环境也不能保障独立董事的独立性。

针对上述第一层含义，首先，笔者认为，该理论的支持者错将独立董事制度视为一种单独的公司治理结构，进而错误地将股权结构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套用到独立董事制度上来。目前只存在以英美为代表的外部治理模式（outside system）和以日德为代表的内部治理模式（inside system）两种典型的公司治理结构 ，独立董事制度不过是外部治理模式的一个下位概念，确切地说是在外部治理模式下对经营层监督机制的修正。虽然在一般情况下，外部治理模式与分散的股权结构相适应，内部治理模式与集中的股权结构相适应，但并不能就以此认定独立董事制度与相对集中的股权集中具有先天性的不适应性。

其次，笔者认为，该理论的支持者没有理解独立董事制度产生的真正原因。美国之所以要建立独立董事制度正是基于公司被“内部人控制”的客观事实 。而在中国，上市公司大股东侵占损害中小股东权益的行为屡屡发生的背后同样是“内部人控制”在捣鬼。有学者特别提出“我国所谓的内部人控制与美国公开公司中的内部人控制涵义是不同的” ，也有人将其细分为“股权分散下的内部人控制”和“一股独大下的内部人控制” 。但两者在表面上至少都表现为董事会独立性不强而致使大部分股东的权益未得到有力保障。既然独立董事制度在解决“内部人控制”方面具有独特功效，而该问题在我国公司中也普遍存在，那么尝试独立董事制度至少是一种有意的探索 。

针对上述理论的第二层含义，笔者也同意，在当前上市公司普遍存在控股股东 ，且股东大会决议通常适用资本多数决原则的情况下，很难确保独立董事的选任能摆脱控股股东的操纵。但这只是独立董事具体任免机制的问题，而并非整个制度的缺陷，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累计投票权等制度在股东会决策过程的引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控股股东对独立董事选任的过分控制。若仅仅因此否定了整个制度的可行性，是否有点因噎废食了呢？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较集中的股权结构并不构成反对我国引入独立董事制度的阻碍性因素，相反，我国屡见不鲜的“内部人控制”确是引入独立董事制度最大的理由。

2.2 “二元制治理结构”无独立董事容身之地？

除了股权结构以外，独立董事否定派还有一条“有力”的理由，他们认为，“独立董事制度与监事会制度完全是建立在不同法系和公司治理结构以及不同法理基础上的公司监督机制，因此，它们不仅在制度上是不兼容的，在功能上也是重叠的 。”很明显，该观点同样包含两个分论点：第一，独立董事和我国既有的二元制公司治理结构存在先天的不可契合性；第二，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在履行公司内部监管职能上重叠。就后一个而言，正是本文之后要详细论述的问题，但有一点必须明确，任何新制度的移植都有可能产生和旧制度的排异现象，事实上，移植本身就暗含了新旧制度的磨合过程，因此只要这种冲突并非不可调和的就不应该成为反对新制度的依据。

第一个分论点的支持者动不动就搬出“大陆法系”、“一元制”这样的大词，笔者认为，这恰恰是陷入教条式思维的表现。他们的这种思维逻辑大体按如下方式展开：以日德为代表的大陆法国家由于资本市场欠发达，股权结构相对集中，因此 “风险” 的解决主要依靠内部监管，为此就有必要在公司业务执行机关之外设立专门的监督机关，由不同的机关分别行使经营执行权和监督权（这种公司治理结构即上文提到过的“内部治理模式”，也常常被称为“一元制治理结构” ）。我国公司在股东会下设董事会和监事会两个机关的现实也表明在公司治理方面实行的是典型的“一元制结构”，所以应该由监事会单独行使监督权，而独立董事制度的引入使董事会和监事会共同享有了监督权，因此从法理上是讲不过去的。

我们通常把德国和日本的公司治理结构认为是最典型的“一元制”。而笔者通过查阅介绍两国公司治理结构的相关资料，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德国公司中被视为监督机关的监督委员会 除了掌握监督权外还享有部分决策权；日本公司中被视为业务执行机关的董事会同时拥有执行和监督两项职能 。这表明，所谓一元制模式下业务执行权和监督权须由不同的机关行使并非是绝对的，甚至无论是业务执行权还是监督权都普遍地被两个机关同时享有。

按照我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董事会和监事会是股东大会下设的两个平行机关，这种结构和德国的垂直结构差别巨大 ，而更接近日本的公司制度安排。传统的大陆法系公司法通常对董事会的监督作用不十分强调 ，而如上文所揭示的，日本的公司制度中由董事会和监事会共享监督权，这种制度安排无疑对我国公司内部监督机制的构建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日本一度也将董事会的职能概括为经营意思决定和业务执行，一直到1981年才对商法做出修订，授予董事会监督董事业务执行活动的权力。目前，日本法学界已经将业务监督视为董事会的基本职能之一 。引起这种制度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董事会意思决定和业务执行两项职能事实上的分离。一方面，董事会具体业务的执行目前往往由个别董事或经营层进行；另一方面，随着现代公司经营越来越专业化，公司的经营层控制公司的能力越来越强，所谓由董事会的决议来决定公司的业务逐渐成为法律上规定的形式 。正是这种董事会职能的分化产生了强化监督的客观要求 。对此，德国将董事会和监事会之间的平行关系改为垂直监督关系，而日本则选择了另一种路径，即增加董事会的内部监管职能。应该说，董事会职能分化现象是全球性的现象，根据学者的研究，我国同样存在明显的董事会分化现象 。在很难改变既有公司治理结构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借鉴日本的成功经验，通过授予董事会一定的内部监督职权来强化公司内部监督。但是，鉴于当前上市公司董事会“内部人控制”现象较严重，如果简单地授予其监督权力难免又形成“内部人”监督，在这种情况下外部监督力量的介入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据此，笔者认为，独立董事制度完全可以成为增加董事会监督职能的具体措施。事实上，证监会的《指导意见》对此也是持肯定态度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一元制公司治理模式并不排斥监督权由不同机关共同行使，相反，董事会职能分化的现实要求我们重新认识董事会的监督作用，而独立董事制度是增加董事会内部监管职能的可行模式。

3.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并非完全替代的关系

证监会这两年不遗余力地在上市公司中推广独立董事制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监事会制度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整体性失灵状态 ，这也成为部分学者支持独立董事制度的现实基础。然而，仅仅因为现行监事会制度的失效还不足以说明引入独立董事的必要性，因为从逻辑上来说，监事会制度失效的直接应对应该是健全和完善监事会，学者对此也提出了不少具体的措施 。但是，我们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是，监事会在改善之后的职能和我们所预期的独立董事具备的职能是否重叠？或者说两种制度之间是否构成完全的替代关系？笔者认为，一方面，监事会和监事由于其基本权力的局限，决定了它不可能取代独立董事的作用 ；另一方面，较之于监事会，独立董事在制度的构成上有许多重大不同或者说是具有其固有的优势。独立董事制度和监事会制度并不是完全替代的关系，而是兼容互补的，其互补性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3.1 监督的程序和过程

按照我国《公司法》的规定，监事有权列席董事会会议，但不拥有对决议事项的表决权 ，此外，由于不是董事会的成员，监事往往无法享有与董事同样的知情权，对决策的内容也就很难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这种制度安排使监事会缺乏对董事会决策过程的有效监督手段 。监事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事前否定董事会的决议，而只能通过事后审查的方式要求董事会和经理层更改决议或追究相关人的责任。从这个角度来说，监事会的主要职能在于检查董事会和经理层的经营成果，纠正其中损害公司、职工和股东利益的做法，而不是向股东大会、董事会提出有关经营的建议 。因此监事会的监督属于事后监督的范畴。

相比之下，独立董事作为董事会的成员，可以通过表决权的行使直接对公司的决策过程形成有效的监督 。这种监督贯穿于决策过程的始终，表现为事前监督和事中监督。独立董事可以依靠在专业方面拥有的优势，对一项决策是否会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权益做出预先判断，一旦发现问题还可以通过行使表决权和发表意见的权利有效阻止违法行为的发生，或者将有关信息及时披露。独立董事在对公司业务决策过程中的监督作用是监事会所不具备的，有学者也将其誉为“独立董事和监事在角色上的根本不同” 。

3.2 监督的性质和范围

按照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对监事的选任资格中不包括专业知识上的限制，因此他们不大可能对公司经营活动是否妥当进行有效监督。现行《公司法》仅要求监事会“对董事、经理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行为进行监督”，“当董事和经理损害公司利益的时候，要求董事和经理予以纠正”，这充分表明了监事会对公司董事、经理行为的监督是以合法性为判断标准的。

相比之下，独立董事监督的主要关注点在于公司整体和长久的获利能力 ，把公司的各种经营风险减少到最低限度。独立董事参与董事会会议，将其专业知识以及对市场的洞察体现在公司的重大决策中，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透明度。而决策的科学化和透明化有利于在公司决策过程中排除控股股东的机会主义行为和执行董事、经理层等内部人滥用权力的行为。因此，独立董事的监督既包括合法与否的监督，更强调对公司经营决策是否妥当的监督 。例如《指导意见》规定，“公司的重大关联交易应由独立董事认可后，提交董事会讨论” ，在此过程中，独立董事对重大关联交易的认可一般是以妥当性为标准的。由此可见，独立董事侧重于对董事会决议的妥当性监督，而监事会则更侧重于对决议的合法性监督。

3.3 监督的落实和可操作性

独立董事与监事对比而言，其监督职能的行使更具有可操作性，其作用的发挥也更有法律保障。因为独立董事作为董事会成员，按照我国《公司法》和《治理准则》的有关规定，可以任免高级管理人员 ，影响高级管理人员的选任 ，参与高级管理人员业绩评估并确定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金 。这种制度安排是对独立董事监督权有效行使的强有力保障。对比于监事会，独立董事对公司管理层的制约力度大，监管的范围明确，在权力制衡的范围、力度、成效等方面都具有比较明显的优势。与监事会的具体职权相比，实践中独立董事的职能也更具操作性。比如，按照我国《公司法》的规定，监事会有提议召开临时的股东大会的权力 ，而独立董事除此之外还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前公开向股东征集投票权 。因此，就监督的有效性而言，独立董事较之于监事会有其明显的优势。

综上所述，独立董事与监事会的监督不是相互排斥的，两者各有侧重、分工不同，当它们共存于一个公司的治理结构之内时，可以并行不悖，而且可以实现功能上的互补，故可以长期并存。

4.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在现实中的立法冲突

本文的前半部分论述了三个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问题，分别是（1）董事会应该成为内部监督的重要力量；（2）为解决“内部人控制”可以引入独立董事制度；（3）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在功能上互补。如果依照这一逻辑，则当前由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共同组成的上市公司内部监督体系应该说是很有希望重塑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笔者也是据此认为，从长远来看，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共存更有利于监督职能的发挥。可我们还是不断地听到类似“麻袋上绣花”、“两猫同抓一只耗子”这样的声音，理论界至今也还在探讨现有的内部监督体系能否达到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目的，并提出其他的改革建议 。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还是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在现行立法中表现出来的矛盾和冲突。笔者认为这种冲突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4.1 职能重叠

依照《公司法》第126条的规定，监事会可行使下列职权：列席董事会会议；检查公司财务；监督公司经营活动；纠正董事经理的违规行为；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可见，我国公司监事会主要职能，一是公司财务监督，二是董事和经理人员职务行为合法性的监督。而按《指导意见》的规定，“独立董事除了应当具有公司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赋予董事的职权外，上市公司还应赋予独立董事一些特别的权利 ”，包括可独立聘请外部审计机构，该意见还规定“如果上市公司董事会下设审计、提名、薪酬等委员会的，独立董事应当在委员会成员中占1/2以上的比例 ”，同时《治理准则》第54条又明文规定，审计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1）提议聘请或更换外部审计机构；（2）监督公司的内部审计制度及其实施；（3）负责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之间的沟通；（4）审核公司的财务信息及其披露；（5）审查公司的内控制度。由此可知，独立董事特别是主要由独立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的主要职能也是公司财务监督 。

通过上述比较可知，一方面，《公司法》规定监事会是我国公司的常设监督机关，负有财务监督和业务监督的双重职能，而《治理准则》又赋予主要由独立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类似的财务监督权。这就产生了公司机关构造关系紊乱的局面，不仅增加监督成本，阻碍公司经营效率的提高，而且可能还将抵消仅存的监督绩效 。此外，依据《指导意见》第5条和《治理准则》第54条的规定，独立董事比监事会享有更主动的监督权，即它可以独立聘请外部审计机构和咨询机构，而监事会只能提议公司聘请外部审计机构。因此，二者比较，监事会监督职能的行使可能会受制于独立董事，其原本就形同虚设的地位由于独立董事的引入也存在被进一步架空和削弱的威胁 。

4.2 关系扭曲

依据现行规定，我国公司中监事会与主要由独立董事组成的董事会下属专业委员会的关系被明显扭曲 。根据《治理准则》第56条的规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1）研究董事与经理人员考核的标准，进行考核并提出建议；（2）研究和审查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政策与方案。由此分析，既然监事的考核标准由独立董事制定并进行考核，监事的薪酬政策与方案也由独立董事负责制定和审查，监事受制于独立董事，那么无疑是由独立董事反过来监督监事会了。而主要由独立董事组成的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毕竟只是董事会的下属机构，董事会的下属机构去监督与董事会平行的作为公司法定监督机关的监事会，这就形成了一种悖论，一旦处理不好就很容易产生冲突。

5.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协调

独立董事制度和监事会制度毕竟是分别产生于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内的两种不同公司监督模式下所产生的具体制度，当两者共存于一个公司的治理结构的架构之内时必然会产生制度的摩擦。更有学者指出，公司内部监督职能存在交叉和一定程度的重复是不可避免，甚至是必要的 。然而在当前我国语境下，这种制度摩擦直接导致的后果一方面是监督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却是监督效果的低下。若两种制度在公司内部监管体系中关系不能得到有效协调，完全有可能触发新一轮的公司治理危机。因此，如何调节两者的关系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这种协调既涉及观念上的转变，更离不开具体制度上的调整。就制度调整而言，应把重点放在明确监事会与独立董事的监督权限，确定各自的重点监督对象和任务，避免产生不必要的重叠。具体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

5.1 统一价值取向

一般来说，公司治理具体制度的价值取向取决于个国家公司治理的理念。目前我国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在价值取向上存在着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和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的冲突 ，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公司法》上公司治理的理念和最终目标的模糊不清。要消除独立董事与监事会价值取向上的冲突，必须恰当定位公司治理的理念，并以之作为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制度的共同价值取向。学者们一度将英美法系国家的股东利益最大化取向和大陆法系国家的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取向归结为两种典型的公司治理理念。不过，近年来随着人的经济价值的提高、劳动与物质资本经济地位的变迁、经济民主思潮的重新兴起以及各国在公司法的变革中的相互取长补短，公司法人治理在总体上呈现出劳动与资本共同治理的趋势，各国公司治理理念日益趋同，都开始把股东利益最大化与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的统一作为其公司治理理念 。笔者认为，我国应顺应世界公司治理理念趋同的潮流，借引入独立董事制度的契机修订《公司法》，确立劳动与资本共同治理的公司治理模式，把股东和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的统一作为公司治理的基本理念。并在这一前提下，将作为完善上市公司治理具体制度的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制度的价值取向定位于股东利益最大化和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的统一，以消除它们的冲突。

5.2 区分职能范围

如前文所述，独立董事行使监督权是董事会自身纠正问题的方法，其范围不仅涉及到合法性，而且也及于董事职务执行的合目的性、妥当性和效率性；而监事会、监事的监督权是以独立的监督机构的地位，对包括董事、董事会的公司全部执行机构进行业务调查的权限，其监督权是直接对董事或者董事会行使的，董事、董事会负有服从的法律义务，监督权所涉及的范围主要是公司业务执行的合法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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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务制度 创新 现代企业

财务制度对整个企业的经营管理有重要意义，建立现代财务制度是企业发展壮大的必要条件，也是国有企业改制的重要内容。

一、什么是现代企业财务制度

从广义上说，财务制度属于管理制度的一种,它跟会计制度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从财务角度上来说，现代企业实行的法人制度,实际上就是企业出资人与企业经营者之间的一种财务安排。

大型企业的组织一般采用“三会制”。由股东大会掌控，董事会决策，监事会监督。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由总经理负责，而总经理的人选由董事会确定。企业的这种职能划分，包括了筹资、投资、经营的运作，形成了一个资金运作链。资金链的流动，就是经济活动。因此，我们可以说企业内部的权利划分和组织结构也是企业财务决策权的表现。从广义上说，现代企业财务制度实际上包括投资人（股东、董事会、监理会）的财务制度和经营者的财务制度。

从狭义上说，财务制度制度是指为了提升企业经营目标而采取的一切有利于企业管理、生产、经营，有效分配资源的一种财务安排。对于中小企业来说，资金的筹措运作远没有大型企业那么复杂，甚至不存在董事会和监理会，那么，中小企业的财务制度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从属于管理制度的一种安排。

论文重点说明大型企业，尤其是国有大型企业的财务制度问题。

二、当前企业财务制度存在的问题

我国企业的财务制度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1. 企业缺乏有效地内部财务管理办法

《企业财务通则》要求企业结合自身情况，制定自身的内部财务管理制度，并报主管财政机关备案。而实际情况是，这个规定由于没有有效地法律制约，根本不具可操作性。而大多企业也根本不会去想这方面的问题。即使企业想形成较为完整的管理体系，也得不到指导。因此，部分企业的财务管理随意性很大，为企业的长久健康发展留下隐患。

2.企业的财务管理过程僵化，管理内容不足

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制度的支持，如果财务制度更新不足，就会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因素。我国已经对资金的筹措管理、资产管理、收益分配管理等内容作了规范，但是近几年新出的或需要加强的财务业务并没有得到重视。例如企业的财务预算，并购和重组，外资融合没有纳入进来。这使得企业在处理这类事务时，没有可参考的标准，束缚了企业的手脚。

3.我国特有的问题

虽然我们经过了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并且坚定地进行国有企业改革，但是当中面临的困难是巨大的。在国有大型企业的改制过程中，会牵扯到各方面的利益。例如员工的福利怎么分配，固定资产的折旧率怎么算，企业的债务，企业重整后的结构怎么划分。

三、建立现代企业财务制度的意义

现代财务制度涉及多个方面，建立现代财务制度对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有重要意义。

1.通过建立现代财务制度，可以约束和规范企业的重大投资行为，能从制度层面上有效地防止高风险投资给企业留下的发展隐患。

2.现代财务制度对各方的利益做出了更明确的规范，可以保障投资者的合法利益不受侵害，同时，也保护了企业管理者的能够合理行驶经营权和相应的财务运作权。

3.通过现代企业财务制度的创新可以为企业法人制度，组织制度和人事制度起到巨大的支撑作用。制度的完善是企业良好运行的剂，可以起到激励人心，凝聚动力的作用。而在这其中起到核心作用的，就是科学有效地现代财务制度。

四、建立新型财务制度要注意的问题

现代财务制度应该具有宏观调整特性，既要对企业的财务行为作出具体的指导，又要符合国家宏观调控的需要。最重要的是，现代财务制度要成为企业发展的推动力，而不是对企业各方面进行限制，抹杀了企业的自主性和积极性。

宏观的现代企业财务制度不能对企业有过分细化的要求，不能以行业划分标准，而应该坚持各类平等的原则，对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都应该平等的待遇，以为社会经济的良好发展创造公平的环境。

新的财务制度要站在客观公正的角度上界定企业相关利益主体的责任与义务。处理好投资者与管理者的利益冲突点，规范企业的分配制度。企业的利益分配包括企业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分配、企业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分配、企业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分配、企业与职工之间的利益分配,这几种不同层次、不同内容的分配问题,任何一方处理不好都会影响企业的发展,也会影响社会的安定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

新的财务制度要求规范企业的财务评价系统。规范企业的财务评价系统,不仅是投资人对经营者经营业绩考核的需要,也是社会公众了解企业的需要。新的宏观财务制度应从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和企业长远效益出发,建立一套科学、全面评价企业的标准和方法。新的财务制度把企业的运行置于透明的地位，社会能够实时监视到企业的运营情况，以便督促企业不断克服自身不足，实现自身的升华。

新的财务制度要全面完善，没有制度上的盲点，没有执行上的难度。制度建立后的最主要作用便是实行，简练高效的的制度本身就会被社会和企业所推崇，并被主动地实施。受到社会广泛认可并且高效执行的制度一定是最优秀的。对于以往那种国家、行业要求含混不清，企业想改善而不知怎么办的情况，一定要尽量的避免。

总结：

21世纪头20年是我国的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时至今日，已经过去了大半。这一时期，本应该是我国各类企业突飞猛进的时期，事实上，我国的企业也在这一时期取得了自身的突破。

快速发展的经济与经济环境要求我们不断保持新的头脑，作为居于企业管理核心地位的财务制度，必须承担起推动企业发展的作用。引入和建立现代企业财务制度，是大型企业突破自我的前提。

参考文献:

[1]吉全贵.论中国特色企业财务管理目标[J].2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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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值得注意的是，在监理行业中出现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监理制度监督力量。本文从监理制度的角度提出了建筑监理行业实行协会制度，并分析了在此种制度下如何避免现有问题的出现。

我国建筑监理行业一直实行公司企业制度。监理企业按照监理制度必须拥有足够的技术力量和该行业工作人员，依据工作业绩和企业资质水平进行升级，从而开展下一级别的业务。该制度下监理工程师为企业的合同员工，工资、福利均由企业决定，各企业内部根据自身情况形成不同水平的福利待遇，因此，监理工程师的工作开展就缺少独立性，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甚至毫无规章可言。企业制度下形成的竞争，使得各监理企业为了揽到工程，无原则的降低监理费用，导致实际发到监理工程师手中的劳务费大打折扣，所以就出现真正有监理工程师职业资格证的监理工程师并不在监理企业工作，即所谓的挂靠现象，具体的监理工作是无证人员在完成。再则，企业制度下出现的监理行业腐败现象也是屡禁不止。

本文从制度角度入手，尝试用“监理协会制度”来代替现有制度，将企业制度下的正确的部分在协会制度下继续运用，同时设计一些新的制度来解决问题。

每一位取得监理工程注册证人员必须将职业资格证在某个协会注册，由协会向业主介绍每一位监理工程师的情况，业主可以根据本单位工程建设的规模请求协会派遣人员数量，并直接按照国家收费标准支付监理人员服务费用，再由监理人员根据收入给协会缴纳一定比例的协会运营经费，但业主不得直接与监理工程师形成交易，否则视为违法，将受到相应处罚。

协会负责对管辖范围内的工程监理人员实行基本的人事和业务管理，比如：监理人员的档案必须放于协会内，协会根据要求为其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用；协会负责审核申请加入协会的预从事监理行业的注册监理工程师、监理工程师、监理员、其他服务人员的资格证书、专业背景、工作背景，并负责本协会内从业人员的资格晋升和注册考试报名工作；协会为每一位从业人员建立工作档案，实行严格的工作岗位晋升制度，只有在满足一定条件的基础上才能晋级岗位级别，而不同的岗位级别直接和服务费用挂钩，这样只要一个人在这个行业里通过不断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和坚守监理职业道德准线，其工作岗位就可以得到不断地晋升，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会不断提高，也就杜绝了腐败的诱惑，从而做到公正、独立、自主的开展工作；协会还负责对监理从业人员进行信用管理，如果发现监理人员在工作中出现违反监理规范的现象，将对其信用记录进行修改，并反应给业主，这样业主会参考其信用等级决定是否聘用，而监理人员是否被聘用是直接和收入挂钩的，这样就大大增加了监理人员违规的风险。

协会制度下的监理工程师职业管理使得监理工程能够独立的开展监理工作。该制度下，监理工程师的工资福利等待遇标准不再由企业或者是协会来决定，而是变成一种固定的标准。监理工程师的工作内容完全按照监理大纲来执行，一旦不能完成业主交予的任务，业主可以随时更换，从而影响到监理工程师的收益和声誉。由于协会不对监理工程师的工作方式、内容形成任何的影响，所以监理工程师开展工作就相对独立，不再受来自于自身协会制度下的监理工程师在业界的声誉比什么都重要。好的声誉会得到业界的认可，不仅可以提升自己的职业等级，还可以承揽到工程，也就是收入会增加。监理工程师在此种制度下只要是认真工作，不断提高自己的职业水平，积累声誉，其社会地位，工作环境，尤其是收入水平会得到很好的保障，这就减少了其违规的可能性，极大的增加了违规的风险，因为，此制度下一旦发现监理工程师有违规操作的现象，则监理协会将对其进行严厉的处罚，轻则败坏声誉，以后必定影响到承揽工程数量，直接影响收入；重则被吊销职业资格证，从此不得从事监理行业。

协会制度下的监理工程师收益得到了可靠保证，业主所付监理费用90%以上为监理工程师所得。协会只是个组织单位，非法人单位，不存在盈利行为，即使为数不多的几个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仍然需要所有在册监理工程师来决定。这样，高收入极大的减少了监理工程师违操作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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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世界各国的立法来看，除极个别国家刑法典（如匈牙利79年刑法典）只规定了一个单一的受贿罪外，一般都在规定受贿罪的同时，规定了行贿罪。而且还有相当多的国家规定了介绍贿赂罪，如原苏联、保加利亚、蒙古、阿尔巴尼亚等，都设有介绍贿赂罪。中国刑事立法历来也是受贿、行贿、介绍贿赂罪三罪名并列。因而，设立三大罪名，不仅符合世界惯例，也符合中国立法传统。从理论分析，介绍贿赂是独立于行贿与受贿之间的“第三者”，有其自身独立的特征，是一种既不同于受贿，也不同于行贿的独立犯罪。1、介绍贿赂者与受贿者和行贿者没有共同的利益关系。行贿和受贿是一种权钱交易。这种权钱交易双方各自的目的非常明确，即受贿者的目的是收取贿赂，行贿者的目的是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而介绍贿赂者的目的，即不是为了受贿，也不是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而是为了促成受贿和行贿双方交易的成功。因而，介绍贿赂与受贿或行贿任何一方没有共同的利益关系。2、介绍贿赂与受贿和行贿没有共同的行为特征。受贿者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从中收取他人贿赂；行贿在客观方面表现为：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向他人进行贿赂；介绍贿赂则是，受行贿人或受贿人委托（或者出于个人目的而自发的），在行贿人和受贿人之间穿梭或牵线搭桥，撮合行贿和受贿的完成。介绍贿赂在客观方面的表现多种多样，有的代收受贿或代为转交贿赂；有的从中传达贿赂要求或方式；有的在介绍贿赂过程中收取一方或双方的好处费；有的则没有收取好处费，等等。总之，介绍贿赂与行贿和受贿在客观方面，具有显著的区别。可见，不论是从利益关系来看，还是从行为特征来看，介绍贿赂都是独立于受贿和行贿之间的“中间人”或“第三者”，不能成为任何一方的共犯。如果取消介绍贿赂罪，将介绍贿赂作为受贿罪和行贿罪的共犯处理。将会产生一些新的弊端。

    第一、难以定性。如果将介绍贿赂罪作为贿赂共犯处理，首先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就是定性问题。实践中往往有这样的情况，介绍贿赂者既介绍行贿，又介绍受贿，即在行贿和受贿双方进行撮合，对这种介绍贿赂者如果作贿赂罪共犯处理的话，那到底是定受贿共犯，还是定行贿共犯？抑者同时定行贿和受贿共犯，实行数罪并罚？在司法实践中恐难处理。

    第二、难以区别主从犯。如果将介绍贿赂者作为贿赂共犯处理，也难以解决主从犯的认定问题。介绍贿赂者进行贿赂介绍，要么是受行贿者或受贿者委托；要么是主动提出贿赂请求。如果按贿赂共同处理，前者的介绍贿赂行为，只是一种单纯的实行犯。后者的介绍贿赂行为，则既是造意犯，又是实行犯。从共同犯罪理论来考察，在行贿者和受贿者与介绍贿赂者之间，是造意犯与实行犯的关系时，实行犯既可能是主犯，也可能是从犯；而当介绍者既是造意犯，又是实行犯时，一般应当是主犯。也就是说，按照一般共同犯罪理论，如果将介绍贿赂作为贿赂共犯处理，在共同贿赂犯罪中并不一定都定从犯，有的应定为主犯。但如果将介绍贿赂者作主犯或与受贿行贿者不分主从，这样在适用刑罚上，对介绍贿赂者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要想使介绍贿赂者在贿赂犯罪中得到公平的处罚，那只能将介绍贿赂者作为一种特殊的法定从犯对待。果真如此，那就又不如单独设罪更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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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刑事诉讼法　回避制度　回避对象　回避事由　申请主体

一、　刑事诉讼法中的回避制度的内容与意义

（一）刑事诉讼法中的回避制度的内容

刑事诉讼中的回避制度是指侦查人员、检查人员、审判人员等对案件有某种利害关系或其他特殊关系，可能影响案件的公正处理，不得参与办理本案的一项诉讼制度。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对回避制度做了具体的规定，如：第二十八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一）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是当事人的近亲属的；（二）本人或者他的近亲属和本案有利害关系的；（三）担任过本案的证人、鉴定人、辩护人、诉讼人的；（四）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

（二）刑事诉讼法律的回避制度的意义

1、有利于推进刑事诉讼的实体公正。

2、有利于提高公众对司法机关秉公执法的信任度、增强司法的权威性、实现司法的程序公正。

3、促使当事人充分感受到诉讼主体地位，进而积极参与诉讼活动，有利于诉讼人权的保障。

4、实行回避制度能减少当事人的上诉、申诉，避免过多的再审，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

总之，刑事回避制度是为了正确行驶司法权，保障司法机关公正地进行审判的一项重要制度，我国也是基于这样的理念而设计出中国的刑事回避制度，回避制度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实体上，还体现在程序上。从实体价值来看，回避制度是确保刑事案件得到客观公正处理的有效举措。建立刑事回避制度，使与案件或当事人存有法定利害关系或其他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关系的司法人员及时推出诉讼过程，避免、枉法裁判行为的发生，即所谓“任何人不得做自己案件的法官”。而在程序方面，回避制度可确保当事人在刑事诉讼中受到公正的对待，使当事人各方将可能免受偏袒、歧视或其他不公正对待，也使当事人更易于接受裁判结果。

二、回避制度的主体对象及存在的问题

（一）回避制度的主体

回避的主体，又称回避的适用范围，是指在法定情形下，不允许介入或者应当退出有关诉讼程序的人员。《刑事诉讼法》第三章规定了适用回避的人员，《回避规定》也对回避的适用范围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依照刑事诉讼法第　28条，回避主体包括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第31条还列出了书记员、翻译人员和鉴定人。《回避规定》就除检察人员、侦查人员以外人员的回避，作了特别规定。

（二）刑事诉讼回避主体规定存在的问题

1、未对审判委员会委员的回避问题作出明确有效的规定设立回避制度旨在从审判主体中立性的层面确保审判的公正性，审判中立性更为注重诉讼程序结构内部来确保案件的公正审理，也即法官应当与案件本身以及当事人双方及诉讼人无关联而保持中立的诉讼地位，也就是双方当事人保持同等的诉讼距离。

2、未规定司法机关是否属于回避的主体作出规定

司法机关作为整体在诉讼中是否应该回避，在我国三大诉讼法均未作出明确规定，仅1998年9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8条规定：“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因案件涉及本院院长需要回避等原因，不宜行使管辖权的，可以请求上一级人民法院管辖；上一级人民法院也可以指定与提出请求的人民法院同级的其他人民法院管辖。”法律未规定司法机关是否回避是诉讼法上的一个缺陷。

3、回避的范围过窄

除刑事诉讼法第28条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以外，现实中出现其他令人担忧的情况也是有可能的，如夫妻中丈夫一方在法院工作，担任本案的审判员，另一方在律师事务所工作，担任本案的诉讼人。按规定，夫或妻应回避，但妻采取本人不出庭、而让同事出庭的办法，绕过回避制度。又如，如果法院院长的妻子在原告方工作，被告方能否申请整个法院回避？现行刑事回避制度对此未作规定或规定得不严密。

4、没有规定审判委员会的回避情形

例如法律规定重审和再审的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例如A是原审的合议庭庭长，在原审或重审时，A按规定应回避，但A却是重申或再审法院的审判委员会成员。现有法律没有规定A在如此情形下应当回避，而这显然违反程序公正要求，因为审判委员虽不参与案件的直接审理，但决定案件的处理结果。

三、改善回避制度的几点建议

（一）建立法官公式制度，强化自我约束机制

从完善制度的角度看，建立法官（包括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和其他司法人员，以下同）公示制度，既有法理基础，又能保障法官和其他人员的公信力。

建立法官公示制度，公民和组织可以了解参办案件法官的个人资料，包括其法官资格、从业年限、职业道德记录、个人社会关系以及法官是否和本案有利害关系的说明等。对于法官的个人情况，公民可以根据自己的现实需要甚至主观好恶来要求、来主动索取；如果法官个人资料不公示，那么将由检察监督部门进行司法检查。

（二）确立“无因回避”制度

司法公正是刑事司法的基石和灵魂。程序公正作为司法公正的一个重要内容源于古罗马的自然正义。在审判活动中，获得一个依法设立的、合格的、独立的、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审判已经成为一项保证程序公正的重要的国际准则并为多数国家的立法以及联合国的众多法律文件所确认和强调。无因回避制度正是建立在司法公正的理论基础之上的。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要在我国建立完全无任何理由的“无因回避”是不现实的，这样可能造成回避申请权滥用，给本来就有限的司法资源带来不必要的浪费。

（三）改革审判方式，弱化审判委员会的权力，使审、判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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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岳阳楼区社会救助工作领导小组，由区长李少怡任组长，副区长张*明、陈建红、贺景福、徐兰喜任副组长，王梦华、黎炜、王武中、田新华、彭端生、程岳华、袁久经、许晋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即社会救助管理办公室设区民政局），王武中兼办公室主任。各乡（街）、村（居）分别设立社会救助管理站和社会救助申报点，并成立民主评议小组，负责各类救助对象的申报、调查和监督工作。

二、救助对象

（一）动态管理中现行城乡低保对象、城乡五保户、城乡特困户、残疾人。

（二）因自然灾害导致正常生活无法维持或房屋全倒的重灾户。

三、救助项目

（一）城乡低保救助。系对人均月收入低于本区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现为180元）的城市居民实行的一种基本生活保障。由区低保中心组织落实，具体按《岳阳楼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细则》（*政发〔20*〕11号）进行操作。

（二）大病医疗救助。系对凡持本区户口且长期居住本区辖区内的五保户、特困家庭的成员，因患大病，家庭无力承担其医疗费用，且一年内支出区级（含区级）以上医院医疗费用城市3万元、农村2万元以上的家庭。有工作单位且已参加医保的原则上不在救助范围。

上述对象之外的其他对象患大病，医疗费用数额巨大，导致家庭生活特别困难，家庭无力承担巨额医疗费用的，可纳入医疗救助范围，给予一次性救助。由区低保中心负责日常管理工作，具体按《岳阳楼区城乡大病医疗救助实施办法（试行）》（*政发〔20*〕13号）进行操作。

（三）医疗援助。系专对低保对象实行医疗收费优惠的一项政策。由区卫生局在全区区属医疗卫生单位中贯彻落实，医疗卫生单位凭对象本人户口本、身份证及有效《低保证》，采取“免收挂号费”和“优惠住院总费用的5%”的办法。

（四）临时性救助。系针对需紧急救助的特困对象进行的一种专项救助。主要有三种对象：因自然灾害需紧急救助的困难对象；因重大意外事故需紧急救助的困难对象；特困群众上访求救需临时性生活费和交通费救助的对象。

申请民政临时性救助对象须有本人书面申请，并如实填写《申请民政救助审批表》，经乡（街）、村（居委会）两级初审上报，即经村（居）委会审核评议和本村（居）委会民政义务监督员入户调查认定，由乡、街道办事处民政办签署意见后，统一报送区民政局救灾救济股。特殊情况下，申请救助对象可直接将申报材料报送区民政府局。区民政局负责审核落实，具体按《岳阳楼区民政临时性救助办法》（*民发〔20*〕12号）进行操作。

（五）住房救助。系对城乡特困无房户、因灾倒房户进行的一种专项救助。由区民政局负责落实，具体按《岳阳楼区城乡特困户及灾民倒房户住房救助办法》（*民发〔20*〕13号）进行操作。其审批程序：

1．农村特困无房户由区民政部门每年核查一次。即各乡、街道办事处于年初（三月底前）将辖区内需给予住户救助的特困无房户情况（含报表和照片）上报区民政局，区民政局会同有关部门根据上报情况逐户进行实地核查后，报救灾领导小组批准，确定当年住房救助对象。

2．因灾倒房户由乡、街道办事处及时报送区民政局，区民政局组织实地核定后由区低保中心按廉租房管理规定核实并向区房管部门申报审批。

（六）助学救助。系对低保户、五保户家庭中无法上学的适龄儿童、辍学中小学生，无法继续深造的品学兼优的高中生、大学生进行的一种救助。由区教育局组织实施。“政府助学”凭个人申请（书面申请、《低保证》、《五保供养证》或《残疾证》、村（居）委会调查证明、学校证明，高中、大学生附考试成绩单和学校鉴定），由所在学校和村（居）委会公示，经乡（街）民政所、乡联校初审，报区民政局、教育局审批，采取“义务教育阶段免收学杂费”、“非义务教育阶段高中每期救助500元，大学生每年救助2500元”的办法；“结对助学”凭个人申请（同上要求），由民政所初审，报区民政助学办公室调查核实，介绍结对帮扶对象，采取“原则上不低于政府助学规定标准”的办法。

（七）就业帮助。系针对有劳动能力而未就业的城乡特困群众进行的专项帮助。由区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组织实施。申请人凭《下岗失业证》、《再就业优惠证》、《低保证》或《特困户救助证》、申请书及其它有关材料到所在村（居）委会申请，由村（居）委会、乡（街）劳动和社会保障站逐一审核并公示后，上报区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由区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采取“提供就业培训、提供就业信息、进行劳务输出”的具体措施进行帮助。

（八）法律援助。系对本区户籍的民政救济对象实行的一种专项救助。由区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组织落实。当事人持有效的救济证件（《五保证》、《低保证》、《特困证》或《残疾证》）和申请，经村（居）委会出具特困证明、乡（街）审核后，并经区民政局初审转区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主要采取对当事人进行维权的办法。

（九）司法援助。系指人民法院对当事人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行政诉讼，经济确有困难的，实行诉讼费用的缓交、减交、免交的一种救助。由区人民法院组织实施，具体按《岳阳楼区人民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提供司法救助的试行办法》（*法〔20*〕12号）进行操作。

（十）残疾人扶助。系专对残疾人在康复、就业、维权、住房以及残疾人学生、特困残疾人子女就学等方面进行的一种扶助。由区残联组织实施，具体按《岳阳楼区残疾人扶助方案（20*—20*年）》（*残字〔20*〕18号）进行扶助。

（十一）科技援助。系专对从事种养殖业生产的特困农户进行的一种科技援助。由区农林畜牧水产局组织实施，具体按《关于对我区特困农户实行农业科技优惠政策的通知》（*农林畜水〔20*〕22号）进行操作。其主要内容：

1．免费为农户开展种、养殖、加工生产方面的技术咨询，免费为特困农户提供各类农业生产技术、信息资料；

2．免费在各乡、街道办事处组织开展3—5期各类种、养殖技术培训班；

3．免费为各特困农户在区农林畜牧水产局网站上各类农产品生产资料及产品供求信息；

4．免费为特困农户各类动植物重大疫情预测信息、防治办法，并免费为其提供畜禽防疫疫苗；

5．对国家森林生态实行重点保护，发放本文来自新晨生态效益补助（每亩扶持4.5元）。

四、监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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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上市公司； 社会责任； 董事

我国《公司法》在2005年修订后在第五条明确规定了公司社会责任制度，期望通过宣示公司社会责任，解决我国市场经济中存在的信用缺失以及企业唯利是图而生产假冒伪劣产品、污染环境、侵犯职工利益等现象。然而，由于《公司法》并没有规定公司社会责任制度实施的具体措施，理论上学者所倡导的共同治理等社会责任实施机制由于缺乏可操作性也难以付诸实践，这导致我国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状况在近年来并没有得到实质改观。但上市公司由于实力强大其经营行为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社会责任的实施得到全社会的关注。如何改善上市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状况？笔者认为，在上市公司治理两权分离的状况下，公司的行为是由董事等经营者控制的，因此在上市公司中尝试引入社会责任董事制度，以督促上市公司承担社会责任，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一、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实施制度的现状及理论探讨困境

（一）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实施制度的现状

公司社会责任是随着跨国公司的扩张而进入到我国的，公司社会责任专家、佐治亚大学教授卡罗尔认为，公司社会责任是社会在一定时期对公司提出的经济、法律、道德和慈善期望。学界一般认为，公司社会责任的提出是对公司在经营中唯利是图的反思，学者鲍恩认为，公司社会责任是指企业按照我们社会的目标和价值观的要求，向有关政府靠拢，作出相应的决策，采取理想的具体行动的义务。在我国《公司法》以立法规定了公司社会责任条款之后，鉴于这是一个原则性条文，缺乏具体的实施制度，为了落实《公司法》的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在2006年9月制定并《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在2008年5月14日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以督促上市公司承担公司社会责任。但以上规范并未解决公司社会责任缺乏实施机制的问题：其一，以上规范均是指导性、倡导性规定，难以真正约束上市公司的行为；其二，上述规范效力层次低，难以对上市公司经营产生实质性影响；其三，以上规范本身也未建立起公司社会责任实施的科学机制。比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建议上市公司将社会责任报告对外披露，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近年来我国许多上市公司也确实在积极社会责任报告，在2008年以后甚至出现“井喷”，使社会责任运动表面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但社会责任报告几乎都成了上市公司的宣传手段而不是自我约束的措施，比如伊利、蒙牛也了社会责任报告，伊利集团的中国食品行业首份《企业公民报告》标榜长期以来，伊利集团始终坚持“社会价值高于商业利润，安全与健康大于物质财富”的价值理念，但质检总局在液态奶三聚氰胺专项检查中，蒙牛、伊利的液态奶也被检测出含有三聚氰胺。有关机构对我国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从治理与战略、管理、绩效陈述、可获得性和审计四个方面着手，对样本报告的质量进行评估后结果显示，四个指标的得分都不到满分的50%，质量差强人意。”

由于公司社会责任实施制度的缺失，导致我国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在经营中损害利益相关者利益的事件近来频频发生，如紫金矿业污染环境事件、双汇食品安全事件等等，这些事件暴露出了上市公司在履行社会责任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也反映出我国公司总体上社会责任的缺失，公司社会责任制度至今仍是一种未真实落实的“纸上的法”。在实践中，不少公司认为履行社会责任会增加其营业成本，降低盈利能力，从而不愿履行社会责任，缺乏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动力。一些公司甚至将履行社会责任作为掩饰不法行为的手段，比如三鹿集团就曾在“非典”、汶川地震等事件中积极捐资，以热心社会责任自居，但毒奶粉事件还是使三鹿集团臭名远扬，这不得不促使我们反思现有的公司社会责任实施制度。

（二）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实施制度理论探讨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