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金鱼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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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抑郁症；中医和现代医学机理；临床治疗

【中图分类号】R24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455（2012）01-0023-01

抑郁症是由各种原因引起的以抑郁为主要症状的一组心境障碍或情感,是一组以抑郁心境自我体验为中心的临床症状群或状态。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抑郁症发生率约为3.1% ,在发达国家接近6% ,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疾患,到2020年可能成为仅次于心血管病的第二大疾患 [1]。针灸治疗抑郁症相对化学药物治疗而言，有一定疗效，经济安全，便于接受。本文总结近五年关于抑郁症在中医病因病机的认识、现代医学的机理研究及针灸临床治疗等方面的相关文献。为让医者、患者、大众人群对针灸治疗抑郁症有更全面深入了解，便于医者针对患者采取有效治疗。

1 中医对郁证病因病机的认识

郁证是以气机失调为核心的病理变化所产生的情志疾病。脑是神志活动的物质器官。 “脑为元神之府”,通过治理督脉为主来调节脑神,是古人利用督脉经穴治疗郁证和癫证的理论依据。针灸对病理状态下的机体具有双向调节作用[2]。①督脉与脑的关系。督脉通过脑腑来调节人体阴阳平衡, 从而对精神情志具有治疗作用。因而, 督脉经穴可用于治疗脑部疾患, 具有补益脑髓、醒脑开窍、安神定志的作用。②肝经的循行与脑的关系。足厥阴肝脉多血少气, 主升, 可以将血运至头面, 脑受血以养神, 目受血能视, 耳受血能听; 如果肝血上行不足, 则元神不满、五官受蒙而引发一系列症状 [3]。

故根据以上资料可得出，郁证与肝的作用密不可分。但更注重强调与脑的联系，这种认识与现代医学有相通之处。脑通过督脉，联系到五脏六腑，而且肝经通于脑府，因此针刺督脉及脑部腧穴，可以调整机体气机，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目的。脑与督脉的交互作用是理论重中之重。

2 抑郁症的现代医学机理的研究

现代医学认为抑郁症是一种神经介质代谢障碍引起的障碍疾患。研究表明, 脑中单胺类递质去甲肾上腺素(N E) 和5-羟色胺(5-HT) 功能不足, 下丘脑- 垂体- 肾上腺(HPA ) 轴功能亢进和下丘脑- 垂体- 甲状腺(HPT ) 轴功能障碍, 可致抑郁症的产生。电针三阴交、百会可降低抑郁动物血浆皮质醇、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含量, 并可减少下丘脑室旁核精氨酸加压素阳性神经元数目, 降低甲状腺水平, 说明电针在多个层次对HPA 轴及HPT功能具有良性双向调节作用。电针百会、足三里穴同样可调整中枢及外周单胺类递质5-HT 1 受体和5-HT 2 受体的数量及结合活性 [3]。另有研究报道,针刺可提高多巴胺含量,并通过提高单胺类物质在体内的含量,而起到抗抑郁作用。现代医学认为5--羟色胺系统与情绪抑郁有重要关系。通过研究证明,针刺可调节5--HT分泌,增加外周血5--HT含量,并指出调整5--HT受体数量和功能是针刺治疗抑郁症的机制之一[4]。研究提示电针督脉加膀胱经穴可能促进抑郁症大鼠海马pERK1 /2 的表达, 使海马CA1、CA3 区及齿状回( DG) 神经元数目显著增加。提示电针督脉加膀胱经穴可能通过激活ERK 通路, 减轻大鼠海马神经元的损伤, 从而促进大鼠抑郁的改善[5]。有研究结果发现应激抑郁大鼠海马5 - HT1AR 特异性结合明显下降。提示海马5 - HT1AR 与慢性应激所致抑郁的发生密切相关[6]。实验研究发现,采用电针“百会”和“三阴交”穴,可逆转应激对大鼠大脑顶皮质nNOS表达下调的现象,使得TRN 内nNOS的表达降低,进一步提示NO参与了应激对机体产生的影响,为临床针灸治疗提供一些基础形态学依据[7]。研究结果显示：电针可使海马内单胺类递质含量和利用均升高，改善了动物的抑郁状态[8]。实验研究电针“百会”穴，电针可能是通过对海马SS 和其mRNA 表达的调控达到治疗目的[9]。

分析上述实验对现代机制的研究的资料表明，抑郁症的发生与海马区5-羟色胺、生长抑制素及调控其分泌的mRNA、大脑皮质nNOS表达等密切相关。从海马区的分泌物到基因信息调控及大脑皮质nNOS的表达的研究，可见该病发病机理的复杂性。

3 临床针灸治疗选穴及方法

针灸治疗抑郁症不同疗法：采用腹针疗法，取引气归元、气旁、气穴、滑肉门穴，其中引气归元均深刺，气穴、气旁及滑肉门均中刺，每次留针30分钟 [10]。利用埋针法源源不断的刺激信息。在初步取效后，继续对经脉及病变部位进行调整。且埋针长时间留于皮下, 随机体活动而自行刺激, 从而提高疗效[11]。选用温针灸夹脊穴,夹脊穴与督脉经穴异穴同功, 针感放射更强, 其疗效与针刺安全性优于背俞穴。研究结果表明, 温针灸夹脊穴有效降低HAMD总分均数, 明显改善抑郁伴随焦虑、睡眠障碍等躯体症状。同时研究发现, 温针灸夹脊穴显著升高抑郁症患者降低的脑电A波的频率和波幅, 使患者的脑电活动趋于正常。温针灸夹脊穴对脑电A波的调整作用是治疗抑郁症的机制之一[12]。刘公望教授经过多年临床实践,治以针灸处方：在膀胱经背部第二侧线的神堂、譩譆、膈关、魂门、阳纲排针透刺,配以直刺神门和太冲等心、肝经穴位,再加上足少阳、足太阳经的交会穴环跳穴,经临床验证对抑郁症的治疗具有良好疗效[13]。针刺三阴交、内关、百会、风池治疗抑郁症。其中,三阴交滋补肝、肾、三阴,与百会配伍具有调节慢性应激抑郁模型大鼠HPA 轴的功能作用[14]。针刺治疗,取太冲(双)、合谷(双)、神门(双)、百会、印堂穴。先针太冲、合谷、神门穴,垂直进针,行均匀提捻转手法至得气为止。再针百会,针与头皮呈30°夹角,快速刺入头皮下,再针印堂穴,提捏局部皮肤,百会、印堂均匀捻转,得气即止,留针30 min。肝郁气滞加膻中、内关穴;肝郁化火加行间、内庭穴;痰湿阻滞加丰隆、脾俞穴;心脾两亏加心俞、脾俞穴;肝肾不足加肝俞、肾俞穴。每日1次,4星期为1个疗程[15]。临床上治疗不同处方及疗法对抑郁症均有较好治疗。

综上所述，近五年针灸治疗抑郁症的研究进展发现，抑郁症正在成为高危疾病，不断呈上升趋势，严重危害人类的生活质量及发展，所以对这一课题研究具有深远意义。其发病机制确实与海马区分泌单胺类物质相关，但其明确的发病机制可进一步寻求基因信息调控，及不同脑区的多方向综合研究，依赖实验手段进一步证明，并指导相应的临床立方，从而更好提高针刺治疗效果。

参考文献：

[1] 朱艺.抑郁症研究进展[J] 实用中医药杂志,2008年2月第24卷2期

[2] 刘兰英,王玲玲(指导).“脑为元神之府”理论在针灸治疗抑郁症中的指导意义[J] .JCAM.Aug. ,2003 ,Vol. 19 ,NO. 8

[3] 虎力.针灸治疗抑郁症理论基础初探[J].国医论坛 ,2007 年9 月 第22 卷 第5 期

[4] 谷忠悦.针刺疗法心理干预的基本特征及应用[J].中国针灸,2009年6月第29卷第6期

[5] 罗文舒,皮敏,饶晓丹,于海波,杨卓欣.针刺督脉和膀胱经促进抑郁症大鼠海马神经元再生的实验研究[J].广西中医药,2008 年8 月第31 卷第4 期

[6] 许晶 , 刘效巍,左萍萍2, 杨楠.慢性应激抑郁模型大鼠海马5 - HT1A受体的变化[J] .Journal of Dalian Medical University Jun. 2002.Vol . 24 , No. 2

[7] 赵健,熊克仁,丁艳霞.电针对慢性应激大鼠顶皮质和丘脑网状核神经元型一氧化氮合酶表达的影响[J].J of Wan nan Medical University 2009; 28 (3)

[8] 刘江杰,田玉娥,陈莉,李敏.电针对慢性复合应激抑郁模型大鼠行为及对海马内单胺类递质含量的影响[J].当代医学,2009年4月第15卷第12期总第167期

[9] 朱艺,白春艳,卓廉士,冯雯琪.电针对抑郁大鼠行为学、海马生长抑素及其mRNA 表达的影响[J].针刺研究.2009 年6 月 第34 卷 第3 期

[10] 叶家盛.腹针治疗抑郁症失眠临床研究[M].硕士学位论文,广州中医药大学 ,2009年5月

[11] 王天俊,王玲玲,陈理,陶文剑.埋针对抑郁症患者HAMD 量表因子分值影响的动态观察[J].江苏中医药,2008 年总第40 卷第6 期

[12] 刘运珠1,刘布谷,罗有年,刘俊贤,罗继红.温针灸夹脊穴治疗抑郁症患者30 例疗效观察及对其脑电a波的影响[J].中医杂志,2008 年第49 卷第11 期

[13] 郭章华,刘公望教授.针灸治疗抑郁症经验[J].上海针灸杂志,2008年5月第27卷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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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正规金融 非正规金融 博弈论

一、引言

我国农村金融体系主要由正规金融机构与非正规金融机构构成。从法律特征和金融监管的角度划分，我国正规金融机构包括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邮政储蓄；非正规金融机构主要包括农村合作基金会、私人借贷组织、村镇银行、社区银行以及其他（李长健等，2010）、Tsai（2002）、Linton（2006）认为，在金融抑制的背景下，非正规金融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但长期以来，多数非正规金融一直处于非法地位，而农村正规金融拥有政策性垄断地位。然而，由于正规金融在我国农村金融服务的战略收缩和金融抑制，我国农村地区面临着金融服务缺失、资金供给不足的格局。当前，我国农村金融处在重要转折期，发展潜力巨大，为促进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研究农村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合作问题已成为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必经之路。

在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背景下，本文基于博弈论原理，通过分析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的非合作博弈和合作博弈问题，提出两者应以可持续的联合模式共同发展的思考。

二、由非合作博弈到合作博弈的理性分析

（一）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博弈矩阵构建

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非合作博弈问题，即两者是竞争还是合作的问题，类似于博弈论中的经典问题——囚徒困境。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各自均有两种策略，即竞争与合作。下面分析不同策略组合下正规金融机构与非正规金融机构各自的收益。括号中分别为正规金融机构与非正规金融机构的选择。

1.（竞争，竞争）

在此情况下，首先，正规金融机构与非正规金融机构为争取融资，都将以利率的降低为代价。但正规金融由于存在规模和政策上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其利率调整的灵活性较非正规金融小。一方面，为了与非正规金融竞争而牺牲资本以换取融资的行为不利于正规金融的规模经济，因为农村高度分散的农户会增加正规金融的借贷成本；另一方面，政府政策的管制使正规金融的存贷利率设置及贷款方向等方面受到较大限制。其次，非正规金融在竞争中不断扩大规模以提高自身在农村金融市场中的竞争力，但由于政府对非正规金融机构实行相机管制政策，当非正规金融的社会成本大于社会收益时，它也承担着受政府打压的风险，与此同时将为扩大规模付出一定的扩建成本。最后，在此组合下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展开竞争，因此同时正规金融面临着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其因风险的不确定性将有一定的付出。因金融机构的利润主要来源于贷款带来的收益，以下分析只考虑贷款收益。

在此组合下，对于正规金融机构而言，假设其利率为i1，因贷款获得的收益为V1（i1），风险为r1，风险带来的付出为V1（r1），则正规金融在此条件下的收益为V1（i1）-V1（r1）。对于非正规金融机构而言，其利率为i1’，因贷款获得的收益为V1（i1’），政府打压带来的损失为p·V1（g）（其中p=0或1，p=0代表政府放任其发展，p=1代表政府对其进行打压），因扩大规模而须付出的扩建成本为C1，则非正规金融的收益为V1（i1’）-p·V1（g）-C1。

2.（竞争，合作）

正规金融机构的利率水平与上述情况相同，都是为了最大化竞争优势而保持的较低利率水平。但由于没有与非正规金融机构达成合作关系，以及其本身具有的信息劣势，它在与农村资金需求者建立契约时仍然要承担较大的信贷风险。而非正规金融机构选择合作策略，因此其数量、规模都会下降，且其利率由于价格竞争的消失而会有一定的上调。

假设正规金融机构的利率为i2（i2=i1），贷款带来的收益为V2（i2），风险为r2，风险带来的付出为V2（r2），则正规金融在此条件下的收益为V2（i2）-V2（r2）。对于非正规金融机构而言，其利率为i2’，贷款带来的收益为V2（i2’），则其收益为V2（i2’）。

3.（合作，竞争）

在此情况下，正规金融机构会适当提高利率而保证自身的健康发展，而非正规金融机构将选择继续降低利率并扩大规模，可能遭到政府的打压。此时由于非正规金融机构选择不合作，正规金融机构在贷款时仍然必须承担一定的借款风险。由此，假设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为i3，贷款带来的收益为V3（i3），风险为r3，风险带来的付出为V3（r3），则其收益为V3（i3）-V3（r3）。对于非正规金融机构而言，假设其利率为i3’，贷款带来的收益为V3（i3’），政府打压带来的损失为p·V3（g），扩建成本为C3，则其收益为V3（i3’）-p·V3（g）-C3。

4.（合作，合作）

若两者皆采取合作策略，正规金融机构与非正规金融机构之间以一定的彼此认可的约束力维持合作关系。在此，简单地认为正规金融机构借贷过程中不存在与农户直接接触所需承担的风险，非正规金融不存在政府打压的可能，且将在一定范围和规模内经营。因此，假设正规金融机构的利率为i4，贷款带来的收益，即其总收益，为V4（i4）。而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利率为i4’，贷款带来的收益，即为其总收益，为V4（i4’）。

综上所述，由正规金融机构与非正规金融机构的两种策略——竞争与合作——构成的博弈问题的收益矩阵构建如下：

根据上述博弈矩阵构建过程，下面对该矩阵的四种可能进行分析并分别对非合作博弈和合作博弈的情况进行对比研究。

（二）博弈最优解分析：非合作博弈下不公平的纳什均衡解与合作博弈下的帕累托最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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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扩大就业规模

发挥政府投资和重大建设项目带动就业的作用。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对提供土地、资金及政策扶持的建设项目，应当将就业岗位增加和人力资源配置作为确定重大投资项目和安排政府投资的重要因素予以统筹兼顾。需要政府审批或者核准的生产经营性项目，投资人申请立项时，项目申请报告中应当包括项目建成后就业岗位预测内容；项目实施方案中要明确扩大就业的具体安排，积极吸纳高校毕业生、失业人员和农民工等群体就业。立项批准后，项目投资人应当在一个月内将就业岗位预测情况提供给市、镇（园区、街道）劳动保障部门。

二、延长再就业优惠政策

1、延续鼓励下岗失业人员创业就业的税收扶持政策。对持《再就业优惠证》人员从事个体经营的（国家限制行业除外），3年内按每户每年8000元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缴纳的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个人所得税。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在新增加的岗位中当年新招用持《再就业优惠证》人员，与其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国有市属企业改革分流的离岗退养、协保人员签订劳务协议，下同）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3年内根据实际招用人数按每人每年4800元定额标准依次扣减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企业所得税。

上述税收优惠政策审批期限延长至2009年12月31日，在2009年底前执行未到期的可继续享受至3年期满为止。

2、延长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补贴期限。灵活就业人员正在享受社会保险补贴未满三年的，继续享受到三年期满为止。对重新领取《再就业优惠证》仍处于灵活就业状态的，延长社保补贴期限自2009年1月1日到2009年12月31日。符合《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就业再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宜政发[2006]135号）规定的就业困难人员处于灵活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社会保险补贴，审批期限延长到2009年12月31日。

3、对2008年12月正在享受社会保险补贴的各类企业，凡社会保险补贴于2009年到期且继续使用，补贴期限延长到2009年12月31日。各类企业吸纳符合宜政发[2006]135号规定的就业困难人员，按规定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参加社会保险的，按企业为其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给予全额补贴，此政策审批期限执行到2009年12月31日。正在享受社会保险补贴的各类企业的补贴标准由原来的50%提高到100%。

三、实施就业援助

1、明确就业困难对象认定范围。我市就业困难人员为登记失业并具有本市户籍的下列对象：女40周岁以上、男50周岁以上的城镇失业人员；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失业人员；特困职工家庭失业人员；残疾失业人员；城镇零就业家庭失业人员；夫妻双方均失业的；农村零转移家庭贫困户的；有子女读书的单亲家庭失业人员；符合宜政发[2005]162号文件规定的被征地农民中女年满40周岁、男年满50周岁以上人员。

2、各级就业服务机构应当落实就业困难人员申报登记制度，完善就业困难人员认定、退出动态管理机制。就业困难人员申报登记制度由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另行制定。

3、国有市属企业改革分流的离岗退养、协保人员，到户籍所在镇（园区、街道）劳动保障所进行登记，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确认，可享受除社会保险补贴政策以外的各项优惠扶持政策。

4、对公益性岗位招用就业困难人员给予岗位补贴。对公益性岗位安排就业困难人员，并与其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按实际招用的人数，在相应期限内给予岗位补贴，岗位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250元。上述人员享受岗位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3年，其中享受政策时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补贴期限可延长至退休。

5、就业困难人员被企业吸纳或灵活就业可享受社保补贴。对公益性岗位和各类企业招用就业困难人员就业，并与其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的，按照实际招用人数给予社会保险补贴。社会保险补贴标准按照其为所招用人员缴纳的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费的单位缴费部分给予全额补贴，个人应缴纳部分仍由个人负担。对就业困难人员从事个体经营或者灵活就业后申报就业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按其缴纳养老、医疗保险费金额的50%给予社会保险补贴。社会保险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3年，其中享受政策时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补贴期限可延长至退休。

6、扶持就业困难人员自主创业。就业困难人员自主创业享受的行政规费减免、小额担保贷款、社保补贴、开业补贴、培训补贴等优惠政策，按照《市政府关于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工作的意见》（宜政发[2009]115号）对创业扶持对象和就业困难人员的有关规定执行。

7、完善就业和失业登记管理。从2009年起，对就业困难人员不再发放《再就业优惠证》，统一发放《就业失业登记证》，并注明就业困难对象类别，按规定凭证享受税收扶持政策和其他就业扶持政策。对2008年底前持《再就业优惠证》人员，暂缓换发《就业失业登记证》，凭《再就业优惠证》按规定享受有关税收扶持政策和其它就业扶持政策。就业失业登记管理办法由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另行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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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法学　总论　调整对象　研究

学科或专题回顾已经成为学术传统和学术规范之一。回顾与前瞻在前几年已经被提到学术史研究的高度，成为整个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经济法学几乎是在回顾与前瞻中前进的。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总论是学科成熟度的重要标志域，但专就经济法学总论（以下简称总论）研究的和进路进行探讨的还不多见。本文的思路在于：以总论研究的进路为主题，以调整对象研究在整个总论研究中的地位及其演进为视角，从二者的联结考察中探寻总论研究进路的缺陷及其原因和完善思路。这属于“研究的研究”，定位于学术史研究层面。

一、调整对象研究的地位演进与总论研究领域的扩展

经济法学研究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兴起以来，调整对象的研究始终是总论研究的主题之一，并总是成为引领各个时期总论甚至整个经济法学研究的前奏。确认调整对象研究在整个总论体系中的基础和核心地位，至少可以从下列考察中获得支持。

从经济法学分期的标志考察，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的每一次重构几乎都是以调整对象理论的重构为先导的。自1979年“民法、经济法学术座谈会”始，调整对象问题便成为总论研究的焦点主题。此后，直到2001年10月共64次较大规模和较高层次的经济法学研讨会，调整对象作为主题之一的至少有56次。在中国经济法学发展的三个时期①中每一时期的头几年，包括1979～1981年、1985～1987年、1993～1995年，大多数研讨会几乎是言必称调整对象，甚至成为焦点主题。这三次调整对象问题的集中研讨，带来了调整对象理论的变革，并最终带来了经济法学理论特别是总论发展的新时期。因此，调整对象理论的变革事实上成为中国经济法学发展分期的重要标志。②

从调整对象在经济法独特性论证中的功能的角度考察，调整对象是最能揭示和体现经济法特殊性的理论要素。虽然对何为经济法独特性的表征人言人殊，但如果认为最能集中揭示经济法特质的是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恐怕争议最小。这主要基于多年来法学界特别是中国法学界关于部门划分与关系之间关系的基本假设。该假设认为：法是调整社会关系的社会现象，其存在是建立在社会关系及其调整需求基础之上的；为了更充分、更深入地认识法不同方面的特质，有必要对法进行若干角度的划分，而其中最基本的划分是以其所调整的不同特质的社会关系为据划分法律部门，因此，社会关系即法调整对象的不同成为划分法的基本依据，成为部门法之间特殊性论证的关键论据。③这种基本假设演变为共识、模式和轨迹之后，便成为学术传统之一，成为所有部门法论证的基本平台。

从经济法学学科形成基础的角度考察，调整对象特殊性论证成为探寻经济法学学科存在依据的重要努力，因而直接地成为总论研究的核心。新学科之产生，源于两大因素：认识的丰富、分化和新认识对象的产生。对同一对象的认识丰富到一定程度，即会产生或裂变出新学科；当出现了新的认识对象，且对其认识丰富到一定程度时，也会产生新学科。在德国、前苏联、日本等国，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出现了较传统法现象有着许多特质的法现象，这些国家的学者即开展卓有成效的专门性研究。在20世纪最后20年里，相似现象也出现于中国，于是一些法学学者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客观事物之不同只有在获得了理论证明后才能被确认。对这种新的法现象———经济法的研究，推动着认识的深入和丰富。当丰富到一定程度时，经济法学即告形成。而该学科的初始研究需建基于学科研究对象———经济法独特性的论证，即它之所以为“新”的论证。由于调整对象在部门法论证中的关键作用，调整对象研究便演变为经济法学研究特别是总论研究的核心。

调整对象理论这个核心于每一时期的初期都成为总论焦点主题的观点，可以获得无数的支持。通过对全过程的观察发现：调整对象在每一时期的中后期，特别是第三个时期的中后期即1995年以后，逐渐地从总论研究中的焦点主题地位渐次下降为重要主题、主题之一。相应地，其他主题不断地纳入总论研究的视野，并成为重要主题或主题之一。④

1981年后直至兴起时期结束，经济立法、经济法体系、经济法地位、经济法原则、经济法律关系、经济法调整、经济法责任等逐步或先后成为主题或重要主题之一，1983年10月在沈阳、1983年12月在北京、1984年8月在杭州召开的学术会议即可表明。不过，在当时学者的学科体系化热情甚于学界理论积累的情况下，呈现出研究领域上的人为式扩张甚于自然积累式扩展、体系上框架的构建甚于的充实、基本理论上的“搬来”甚于“拿来”。⑤其共性在于，虽然目的是希望在调整对象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延伸，但还不算是非常严格意义上的辐射和回应。然而，学科创建者们的学术激情和诸多开拓性贡献，无疑是令人景仰的。

1987年后，调整对象研究稍趋平缓，总论研究开始关注其他重要主题，如概念表述的规范化；经济法体系的内部构造；经济法主体和经济法调整方法的类型化；在突出调整对象可区分性的基础上强调调整功能的协同性；经济立法研究开始强调缺陷的弥补、效益的提高、体系的完善。这些扩展，已经为1995年后新质意义上的扩展提供了某些理论准备和演练，如同当时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实践成为后来市场经济体制的演练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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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货币政策 金融机构危机 货币危机 资产价格冲击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6-1770(2010)09-041-05

一、引 言

从世界范围看，在过去的20年中货币政策无疑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此期间物价稳定，通货膨胀得到了良好的控制。这主要归功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在最近的十年中逐渐收敛于物价稳定这一单一的终极目标，或者至少是兼容物价稳定的一系列目标集合。

尽管有更多的中央银行将货币政策目标定位于物价稳定，但是对于这一货币政策目标对金融稳定究竟造成何种影响仍然没有明确的结论。综观国外学者的研究，有关货币政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主要有三类观点：权衡观点（Trade-off）、协同观点（Synergies）和新环境假设（“New environment”hypothesis）。

所谓权衡观点是指为实现物价稳定而采取的货币政策设计并不必然有利于金融稳定，价格稳定与金融稳定之间存在着平衡的关系（Mishkin,1996、Cukieman,1992、Fisher,1933等）。但是，权衡观点似乎与人们的传统认识相悖。通常认为通货膨胀会提高人们错判未来收益可能性的概率，而且通货膨胀将进一步恶化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的状况。同时，高通货膨胀通常伴随着高波动率，这会进一步导致人们错判未来收益。此外，当经济周期处于伴随着高通胀的繁荣时期时，通常都会出现过度投资和资产价格泡沫的现象，这主要是由于中央银行向市场提供过度流动性所导致的，而相对于真实预期收益而言过度的信贷增长经常是导致金融不稳定的因素。于是，产生了协同观点。所谓协同观点是指为实现物价稳定而采取的货币政策设计将同样也会有利于金融稳定，也就是说价格稳定意味着金融稳定（Schwartz,1995、Padoa-Schioppa,2002、Issing,2003等）。

新环境假设观点建立的背景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包括：较低且更加稳定的通货膨胀水平、较低的短期产出波动、显著的信贷和资产价格波动、频繁的金融危机、金融自由化浪潮的兴起以及越来越多的中央银行将货币政策目标定位于物价稳定（Claudio Borio 和 William White，2004）。新环境假设的观点认为在新环境下需要重新审视原来的货币稳定与金融稳定的关系，甚至需要价格稳定有利于金融稳定这一结论，即认为价格稳定会引发金融不稳定。因而，新环境假设观点认为中央银行仅仅关注物价稳定是不够，而是应该直接关注于金融不平衡本身。

此外，不仅是货币政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机制存在争议，而且关于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之间的因果关系同样存在争议。该观点认为金融不稳定会导致货币政策设计的改变，这主要是因为当前的金融危机非常严重或者是货币政策当局为了避免未来发生金融危机而改变货币政策。尽管金融不稳定可能是中央银行错误货币政策的结果，但金融不稳定也可能会驱使中央银行改变货币政策设计以应对金融不稳定的情况。例如，García Herrero (1997) 、Martinez Peria (2000)发现银行危机并不必然导致货币政策的巨大变化，同时也发现那些经历过系统性银行危机的国家从长期来看其货币需求是稳定的。这些研究无疑是具有启发意义的，因为这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上认为的只是货币政策对金融稳定产生影响的单向因果关系。

上述观点的相互矛盾与冲突究其根本原因在于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金融稳定的内涵缺乏一个广泛可接受的定义，从而无法建立起考察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关系的一致的分析框架。因此，本文将从金融稳定的内涵入手，在选择目前较为广泛接受的金融稳定涵义基础上进一步梳理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关系的研究进展并进行相关评述。

二、金融稳定的内涵

迄今为止金融稳定仍然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并没有一个广泛的可接受的定义。这主要是因为从直观上看稳定似乎意味着没有波动，但不幸的是，波动对金融市场而言并不一定是坏事。正如Schinasi (2003)所指出的，即使是稳定市场中的资产价格也会有较高的波动率。Issing (2003)进一步指出，导致金融机构失败的大的资产价格波动甚至是稳定的信号，或者是系统自我纠正或净化能力的信号。尽管定义金融稳定存在着较大困难，但学者们仍然尽了极大的努力界定金融稳定的内涵。目前有关金融稳定的定义可以笼统地分为两大类：金融稳定说和金融不稳定说。

（一）金融稳定说

Mishkin(1991)认为金融稳定是确保能够长期持续的一种状态，没有大的破坏和冲击，并且储蓄分配转化为投资机会是富有效率的。Crockett (1997a)定义金融稳定为没有明显的引发损害经济（不包括一些严格限定范围内的消费者及其对手方）的冲击的存在。Padoa-Schioppa (2002)定义金融稳定为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金融系统能够承受冲击，并且在抵御冲击的过程中不会导致出现损害储蓄向投资转化过程和经济中支付处理过程的风险积累。Foot(2003)认为金融稳定的内涵包括：（1）货币稳定；（2）就业水平接近自然就业率；（3）对于经济中核心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运转存在信心；（4）经济中不存在损害货币稳定和就业水平的实际资产或金融资产的相对价格波动。此外，还有一种在概念上不是很令人信服但可以直接观察得到的金融稳定定义，即金融稳定是指没有银行危机、资产价格稳定、利率平滑的状态（Goodfriend, 1987; Cukieman, 1990）。

金融稳定说试图从金融稳定的特征、条件以及实现过程来描述金融稳定内涵的努力是值得称道的，但金融稳定说所描述的金融稳定的内涵尽管在形式上看起来很美，但却缺乏一个合适的可以量化的基准来将金融稳定与金融不稳定区分开来，从而给实证研究带来了困难。

（二）金融不稳定说

与金融稳定相对应的概念是金融不稳定，而排除了金融不稳定的情况即为金融稳定。Mishkin(1999)认为金融不稳定源于信息流对金融系统的冲击，受到冲击的金融系统不能正常发挥其资金融通渠道的作用，从而使资金无法配置到最有生产效率的项目中去。Schwartz（1986）认为金融危机是被支付手段在任何价格下都无法获得的担心所驱使，即便是在部分银行储备体系中发生这种情况，也会导致对高能货币的争夺，这种情况将由于公众对银行系统的突然挤兑而迅速恶化。金融危机是短暂的，当公众对货币的额外需求放缓时危机将结束。Ferguson (2002)认为金融不稳定包括三个基本标准：（1）一些重要的金融资产价格与基础价值严重背离；（2）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市场功能和信用有效性都显著地发生了扭曲；（3）前两项的结果导致总支出显著偏离（或高或低）于经济的生产能力。Large (2003)认为金融不稳定的特征包括价格的波动性和无法预期的变动，而防止这些波动性和变动的发生则是需要面对的实际挑战。

从学者们对金融稳定内涵的定义来看，不仅每个学者对金融稳定有自己的理解，甚至有的学者从正反两个方面来描述金融稳定，并且大多数学者都是针对自己特定的研究目的来定义金融稳定的。尽管采用金融稳定说来定义金融稳定的内涵从逻辑上看更易为人们所接受，但由于金融不稳定说可以用明确的指标进行量化，从而有利于实证研究的开展，因此研究货币政策对金融稳定影响的学者大多都采用了这一定义。本文也采用这一定义，同时考虑到金融不稳定从表现形式看主要包括金融机构危机、货币危机和资产价格冲击三个方面，我们主要就从这三个方面梳理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的关系。尽管我们没有选择从权衡观点、协同观点和新环境假设这三个方面来研究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的关系，但这三类观点均内含于相关研究中。

三、货币政策与金融机构危机

相比于金融系统中的其他机构，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设计将会更直接地影响到银行系统功能的发挥。Alicia García Herrero 和 Pedro del Río（2003）利用1970年-1999年期间79个国家（27个工业化国家、32个新兴市场国家、20个转轨国家）的年度面板数据，研究了货币政策设计（包括货币政策目标和货币政策策略）与银行危机的关系。Alicia García Herrero 和 Pedro del Río发现，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目标与银行系统危机呈显著负相关，即中央银行采用物价稳定的目标有利于降低银行系统危机的发生。同时发现，盯住汇率的货币政策策略与银行危机呈显著负相关，即采用汇率目标制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有利于降低银行系统危机的发生。进一步分析，他们还发现除了转轨国家外，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目标与银行系统危机呈显著负相关，但货币政策策略与银行系统危机之间则在分类样本国家中未呈现出显著关系。

根据Alicia García Herrero 和 Pedro del Río的研究，中央银行采用物价稳定的目标以及采用汇率目标制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降低银行系统危机的发生。因此，单就银行危机而言，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应以稳定物价为主要目标，同时应选择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

但De Graeve, Kick 和 Koetter(2008)的研究结论则与Alicia García Herrero 和 Pedro del Río（2003）截然相反。他们利用德国1995年-2004年的宏观经济数据和银行业数据，通过建立一个统一的微观-宏观模型，研究了货币政策与银行危机的关系，结果发现采用物价稳定的货币政策目标会导致金融不稳定。为了避免采用单一的微观模型或宏观模型而导致有用的宏观经济信息或微观经济信息被忽略掉，他们将微观经济因素和宏观经济因素相结合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微观-宏观模型来分析货币政策与银行危机的相互影响。其中，微观经济因素主要是涉及到银行的七个财务指标，包括核心资本与风险加权资产比率、资产减值准备与银行总资产比率、贷款与银行总资产比率、表外业务与总资产比率、对数总资产、股权收益率、净同业资产加现金与银行总资产比率；宏观经济因素包括GDP增长率(Y)、通货膨胀率(P)和3个月利率(R)。利用这一微观-宏观模型进行分析，结果发现，货币稳定并不必然导致金融稳定。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Y和P不变），如果中央银行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这有利于物价稳定）而提高一个标准差的利率（即一个标准差利率的冲击），这会导致一年以后银行出现危机的概率提高0.44%，也就是说物价稳定的货币政策目标会以导致金融不稳定为代价。进一步地，如果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越低，货币政策冲击导致银行出现危机的概率越大。

此外，Adrian.T 和 Hyun Song Shin(2008)将研究视角延伸至金融市场中的其他中介机构。他们认为与商业银行相比，证券经纪商尽管规模比较小，但由于其资金来源几乎完全是短期市场融资，因此其资产是反映市场信贷边际供给（Marginal Availability of Credit）的最佳信号。他们研究了美国联邦基金利率的变化与证券经纪商资产负债表规模的关系，结果发现，联邦基金利率的降低将导致证券经纪商资产负债表规模的膨胀，相反，联邦基金利率的提高将导致证券经纪商资产负债表规模的收缩。因此，短期利率是影响金融机构规模的最重要的因素，其变化将加剧而不是熨平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规模的波动，即采用短期利率为货币政策工具将不利于金融稳定。据此，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应该明确定位于金融稳定。

四、货币政策与货币危机

当一国发生货币危机时，采取何种恰当的货币政策加以应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建议，出于稳定本国汇率和货币的目的, 应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 即提高利率水平，以吸引资金内流或防止外资大量抽逃, 进而稳定本国汇率。但上世纪90年代末期在东南亚爆发的金融危机则对这一看似正确的建议提出了挑战，因为危机国家基本都按照IMF的建议纷纷大幅提高本国利率水平以试图稳定汇率和货币，但结果却使本国陷入了更深的危机。从理论上讲，提高名义利率水平的确会起到稳定汇率的作用，从而减少本国企业的外币债务负担。但是高企的利率水平也会增加本国企业的本币债务负担，降低企业进一步投资或者仅仅是避免破产的能力，而这又会对汇率的稳定性产生负面的冲击。因此，为应对货币危机而采取提高利率水平的货币政策应当具备一定的条件。

Aghion.P, Bacchetta.P 和 Banerjee.A(2000)构建了一个简单的两期小型开放经济的货币政策与货币危机关系模型，研究了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以应对货币危机的临界条件。这一模型建立在几个假设条件之上：（1）存在购买力平价关系；（2）存在利率平价关系；（3）资本完全自由流动；（4）企业财富是决定其投资和产出的唯一变量；（5）浮动汇率制。Aghion.P, Bacchetta.P 和 Banerjee.A首先从货币需求和货币供给的角度建立了第2期产出Y2和第1期名义汇率E1之间的关系，即

（1）

这一关系为利率平价LM曲线（IPLM），反映了货币角度E1与Y2之间呈负相关关系。

然后，他们从实体经济角度，即从企业的融资和生产决策角度建立了第2期产出Y2和第1期名义汇率E1之间的关系，即

（2）

这一关系为W线，反映了实体经济角度E1与Y2之间呈负相关关系。但与（1）式中E1与Y2非线性关系不同，（2）式中E1与Y2是一种线性关系。

当IPLM曲线和W线相交时，采用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即提高利率可以有效应对货币危机。但当IPLM曲线和W线相切或者没有相交时，采用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将会导致宏观经济的进一步萧条。若IPLM曲线和W线相交，则需满足，可得：

，（3）

这就是为应对货币危机而采取提高利率水平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条件。其中，

Aghion.P, Bacchetta.P 和 Banerjee.A(2001)将上述模型进一步放松至无限期限，研究了在存在信用约束的情况下小型开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与货币危机的关系，结果表明：经济体拥有外债的比例越大就越容易发生货币危机；无论是固定汇率制还是浮动汇率制都可能爆发货币危机；公共部门的不平衡会通过公共债务尤其是公共外债的挤出效应对本币的稳定产生负面影响；如果信贷供给对利率不敏感，那么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以应对货币危机是有效的；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会对中期的经济行为产生债务负担效应，即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在中期内会提高本国企业的债务负担。

然而，Zettelmeyer(2004)在研究了上个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三个国家的货币政策变化对汇率的影响后发现，当中央银行为稳定汇率而提高100个基点的3个月市场利率时会导致汇率水平提高2%-3%的水平，即支持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的有利于稳定汇率作用的传统观点。但是，为稳定汇率而采取提高利率的紧缩性货币政策的代价是高昂的，为弥补本币10%的贬值需要提高大约500个基点的利率。

尽管上述研究对于紧缩性货币政策是否能够有效应对货币危机存在争议，但有一点是学者们都接受的，即稳定的汇率是防止货币危机发生的必要条件。

五、货币政策与资产价格冲击

尽管在过去的20年里全球通货膨胀得到了有效控制，但是金融不稳定现象却明显增加，尤其是全球资产价格在急速攀升过程中伴随着较高的波动性。Borio 和 Lowe(2002)指出从历史上看资产价格波动通常伴随着金融不稳定现象的发生，尤其是在资产价格上升和下降的交替过程中容易导致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发生。特别是在美国房地产泡沫破灭导致本轮金融危机爆发，全球陷入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的背景下，货币政策与资产价格关系再度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

虽然早在10多年前，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的中央银行已经开始关注资产价格的波动，并怀疑这种波动是否完全由经济基本面因素所导致，但关于货币政策与资产价格关系的理论研究并没有达成一致。在众多学者的研究中，尤以Bernanke 和 Gertler (1999)的研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根据标准的经济学理论，在存在有效的资本市场并且不存在监管瑕疵的世界中，资产价格的波动仅仅反映的是经济基本面的变化，因此，中央银行没有必要对资产价格波动给予特别的关注。Bernanke 和 Gertler (1999)构建了一个考虑工资粘性和金融加速器效应的宏观经济模型，研究考虑或不考虑资产价格泡沫的相机抉择货币政策规则如何影响宏观经济，结果发现，只有当资产价格可能预测未来通胀或通缩压力的情况下中央银行关注资产价格是有益的，否则，采用传统的通胀目标制对中央银行而言是最为合理的。即如果非基本面因素（包括市场心理影响和监管不力等因素）是导致资产价格波动的主要原因并且来源于非基本面因素的资产价格波动对实体经济具有潜在的显著影响，那么资产价格波动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经济不稳定的独立来源，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应该关注资产价格的波动。其中，资产价格对实体经济影响的传导机制包括财富效应、Tobin q效应、金融加速器效应等。Bernanke 和 Gertler (2001)进一步指出，尝试稳定资产价格的努力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央银行无法准确知道资产价格的变化究竟是否来源于非基本面因素，亦或基本面因素，还是两者的结合。

当然，Bernanke 和 Gertler (1999)所建立的模型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陷：（1）不是从模型中推导出货币政策规则，而是人为设定为考虑或不考虑资产价格泡沫的相机抉择货币政策规则，然后研究货币政策规则对实体经济的影响；（2）假定资产价格泡沫在破灭之前以恒定的速率增长，但实际上资产价格泡沫也许不是突然破灭，而是以一定的速率上升或下降；（3）假定资产价格泡沫存在一段时期并且在破灭之后不会出现，所以仅仅研究了资产价格泡沫对实体经济的短期影响；（4）因为无法知道市场心理的准确影响而没有将下期资产价格泡沫可能破灭的概率内部化，而将之内部化与仅仅将其作为外生概率所得出的货币政策规则对实体经济影响的结论可能是不同的。Semmler .M 和 Wenlang Zhang(2007)在弥补上述缺陷后建立了一个动态模型，研究了在面对资产价格波动时货币政策的反应，结果发现，在零利率的低利率环境下，金融市场的萧条会使得衰退的经济更加恶化，如果为了避免陷入流动性陷阱，中央银行不应该忽略资产价格的波动。Alexandros Kontonikas 和 Christos Ioannidis(2005)也认为无论是相机抉择货币政策规则还是标准的Taylor规则，考虑资产价格波动的利率调整有利于降低宏观经济的波动。

六、结论性评述

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热门话题，这反映了中央银行在执行货币政策时如何确保金融稳定方面的困惑。综合目前的研究进展，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富有启发意义的结论：

（一）金融不稳定通常来源于对一些共同因素而非特殊因素的风险暴露。也就是说，金融不稳定是系统性的危机，而非个体危机。如果金融系统中众多金融机构按照类似的模式进行运作，金融系统就更容易在遭到共同的宏观经济威胁时出现危机。因此，为避免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发生，首先要尽量避免金融机构的同质化运作，推动金融机构的多样化运作无疑是重要的。

（二）物价稳定在一定条件下有利于金融稳定，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不能仅仅将物价稳定作为确保金融稳定的唯一指标。根据当前的研究结论，物价稳定并不一定必然会导致金融稳定，但是，物价不稳定却是引发金融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在关注物价稳定的同时应该综合考虑其他经济指标或因素以确保金融稳定。为了确保一国的金融稳定，需要更深入地理解货币政策对经济行为更为广泛的影响，而不单单是对物价指数（或通货膨胀）的影响。

（三）若要试图建立考察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关系的一致的分析框架，当务之急是必须对金融稳定的内涵建立明确且为大家所广泛接受的定义。尽管金融稳定的内涵难以清晰地界定，但这是研究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关系的前提和基础。因此，深入探讨并寻找衡量金融稳定且得到广泛公认的一揽子指标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其他尚待进一步挖掘的领域。尽管目前有关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的研究文献汗牛充栋，但仍然存在很多尚待进一步挖掘的领域。比如，目前的研究多没有考虑到不同国家的特殊情况，没有深入分析一国的金融自由化程度和中央银行独立性等制度变量对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的关系所产生的影响。此外，当前的研究也没有对不同国家所处的经济金融发展阶段加以区分，以判断在不同阶段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的不同表现关系等等。这些方面都需要在未来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Adrian.T and Hyun Song Shin, 2008.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Financial Stability and Monetary Policy , kc.省略.

2.Aghion.P, Bacchetta.P and Banerjee.A, 2000. A simple model of monetary policy and currency crise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 44, pp 728-738.

3.Aghion.P, Bacchetta.P and Banerjee.A, 2001. Currency crises and monetary policy in an economy with credit constraints，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 45, pp 11211150.

4.Alexandros Kontonikas and Christos Ioannidis, 2005. Should monetary policy respond to asset price mis alignments? Economic Modelling, Vol.22, pp.1105 1121.

5.Alicia García Herrero and Pedro del Río, 2003. Financial Stability and the Design of Monetary Policy, working paper, bde.es.

6.Bernanke, B., Gertler, M., 1999. Monetary policy and asset price volatility. Economic Review, fourth quarter 1999.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 17-51.

7.Bernanke, B., Gertler, M., 2001. Should central banks respond to movements in asset pric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91, pp.253257.

8.De Graeve. F ,Kick. T,Koetter. M,2008, Monetary policy and financial (in)stability:An integrated micromacro approach，Journal of Financial Stability，Vol. 4, pp. 205231.

作者简介：

篇6

经济增长与金融的发展的关系一直存在着争议，也是学者们一直在探索的问题。安徽作为一个欠发达的大省，它的发展直接会影响到中部崛起的实施效果，也会对整个中国的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安徽地区经济的如何发展一直是学者探讨的问题，而金融是否会拉动经济的发展也一直存在争议。在两者的关系的研究上，国外的研究结果比较丰富，主要是古典的经济学家认为经济的增长由实物部门决定，与金融无关。而现代经济学家代表 Patrick 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是有关系的。国内有一些学者针对某个省为研究对象，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如金红丹(2010)对我国区域性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分析结果表明各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杨艳、李新波(2009)对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研究发现，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具体关系存在较大的差异，其中东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比较显著。方先明等(2010)将资本因素划分为银行贷款余额、股票总价值和保费收入三个维度，考察了 1998-2008 年金融支持与经济增长间的空间相关性。

二、安徽省 GDP 及金融发展现状

安徽省的 GDP，2013 年为 19038.9 亿元，较 2012 年增长了 10.6%，2009 年首次突破万亿大关。在推动安徽经济增长，消费、出口和投资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2012 年，安徽省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分别为 2178.7 亿元、9404.0 亿元和 5629.4 亿元，较 2011 年均有所增长，增速分别为 7.8%、14.3%和 15.7%。可以看出，安徽省第三产业的增速较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明显较快，但是想要超越第二产业还是有距离的。虽然说安徽地区经济增长的速度是可观的，但是由于起点低，和周围的省市相比，距离也是非常明显的。总的来看，安徽地区的居民人口素质较低，消费能力受限，想要靠消费来拉动需求是很困难的。安徽虽然是农业大省，但却不是农业强省，科技水平较低，农民的生产力水平也就偏低。综上所述，安徽的经济发展还是很大的进步空间的。据《安徽统计年鉴》的数据知，2012 年银行业各项机构的存款余额为23211.5 亿元，各项贷款余额为 16795.2 亿元，相比于 2011 年，增幅分别为 18.7%和 18.6%。从上面可以看出安徽省 2012 年这两个方面都呈现着平稳增长的趋势，上市公司的数量也在逐年增加。虽然相比于周围的省还是有差距的，但是发展的态势十分的强劲。所以本文研究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两者之间的关系对安徽省未来经济的发展战略显得十分重要。

三、合理化建议

(一)抓住信息化的机遇在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各种信息产业层出不穷，移动互联网的时代已经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安徽想要凭借金融业的发展来拉动经济，就不能忽略信息化对金融的冲击，信息化已经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它不仅可以提高各种行为的效率，还能为推动人类进步提供极大的技术支持。就拿银行以及非银行类的金融机构来说，信息化已然改变了它们的运营模式，拓宽了它们的服务渠道。所以，安徽省应该充分认识到信息化的巨大潜力，以及新技术带来的机遇，不断推陈出新，不拘泥于传统的金融产业。只有创新才是安徽发展的源动力。

篇7

关键词：中职免学费政策；特征；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16）11C-0063-06

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是济国、济民、济教的好政策。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是继免除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之后，我国教育发展史上的又一伟大壮举，具有里程碑意义。江苏作为教育强省和大省，率先建立了以免学费、国家助学金为主，校内奖助学金、顶岗实习等为辅的中职资助政策体系，受到省内外一致好评。为了调查江苏省中职免学费政策的实施成效，课题组基于江苏实践模式，就某些具体问题展开了调查与思考。

一、江苏省中职免学费政策的演进特征

（一）免学费政策的惠及面逐步扩大

2009年12月以来，随着国家一系列关于中职免学费政策的颁布，江苏省为进一步在全省范围贯彻落实中职免学费政策，率先制订和了相关政策的实施细则。

2010年3月10日，江苏省财政厅、省发改委、省教育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江苏省中等职业学校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涉农专业学生免收学费实施办法（试行）》（苏财规[2010]3号），决定从2009年秋季学期起，对公办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正式学籍一、二、三年级在校生中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涉农专业学生（艺术类相关表演专业学生除外）免收学费，其中享受免学费政策的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按扣除涉农专业学生后在校生的5%确定。

2011年1月10日，江苏省财政厅《江苏进一步加大中职免学费力度的通知》，提出从2010年秋季学期起，将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纳入中等职业学校免学费范围，并将比例从之前按扣除涉农专业学生后在校生的5%提高到了6%。

2012年12月19日，江苏省财政厅、省发改委、省教育厅及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关于扩大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范围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金制度的实施办法（试行）》（苏财规[2012]36），对免学费政策范围和标准进一步明确：从2012年秋季学期起，公办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正式学籍一、二、三年级在校生免除学费（艺术类相关表演专业学生除外）；公办中等职业学校非全日制正式学籍一、二年级在校生中涉农专业学生免除学费；民办中等职业学校就读的一、二、三年级学生，按照同类型同专业公办中等职业学校学费标准免除学费。

由此可见，江苏省中职免学费政策先从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涉农专业开始，逐步涵盖到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最后扩大到除艺术类相关表演专业外的所有全日制中职学生，范围和惠及面逐步扩大，资助力度在全国位居前列。

（二）免学费补贴额度不断加大

2012年10月，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关于扩大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范围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金制度的意见》（财教〔2012〕376号），明确扩大后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标准为每生每年2000元，各地出台的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范围大于或相关标准高于本意见的，可按照本地的办法继续实施。

江苏省结合自身财力，进一步加大了对中等职业教育的财政投入力度，《关于扩大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范围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金制度的实施办法（试行）》（苏财规[2012]36号）规定：省财政免学费补助标准为全日制学生每生每年2200元，由省财政与所属地财政按一定比例分担。对因免除学费导致学校收入减少的部分将通过财政免学费补助和校企合作、顶岗实习予以弥补，对实施“2+1”学制安排模式的，按照三年级免学费人数50%的比例和免学费标准给予补助；对实施“2.5+0.5”学制安排模式的，按照三年级免学费人数75%的比例和免学费标准给予补助。2012年江苏省级财政实际投入12.7亿元，用于扩大中等职业学校免学费范围的补助资金。

2014年12月，鉴于学生实习期间由学校通过校企合作和顶岗实习等方式获取收入予以弥补的方式可操性不强，且容易侵犯学生利益，江苏省财政厅、省教育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下达中等职业学校2014―2015学年免学费和2014年秋季学期国家助学金第二批省财政补助经费的通知》（苏财教〔2014〕251号），要求自2015年春季学期开始，为保证学校正常运转，对因免除学费导致学校收入减少的部分，第一、二、三学年全额由财政按照享受免学费政策学生人数和免学费标准补助学校。

综上所述，江苏省中职免学费的补贴额度高于国家2000元/生/年的标准，并且补贴范围从原来的2.5年和2.75年覆盖到了中职3个学年，补贴力度不断加大。

（三）资助政策愈发清晰，助困功能愈发凸显

免学费和国家助学金是江苏省中职资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07年秋季学期起，江苏省建立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助学体系，设立中职学校国家助学金，资助对象为中职一、二年级全日制正式学籍农村学生和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助学金标准每人每年1500元。在实际资助过程中，资助学生大约覆盖一、二年级学生总数的90%，这不完全符合发放助学金的本意，且10%的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甄别较难。为进一步减轻中职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负担，推动中职学生资助体制改革，江苏省从2009年秋季学期起开始免除公办中职学校全日制正式学籍一、二、三年级在校生中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涉农专业学生学费（艺术类相关表演专业学生除外）。从2010年秋季学期起，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纳入免学费政策范围。从2012年秋季学期起，中职免学费实现了全覆盖，同时将国家助学金资助对象调整为全日制正式学籍一、二年级在校涉农专业学生和非涉农专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从助学政策调整的过程可以看出，中职免学费政策兼顾了教育公平，国家助学金政策更倾向于农村和涉农专业学生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说明资助政策目标愈发清晰，助困功能愈发凸显。

二、中职免学费政策实施成效研究与分析

中职免学费政策的施行，对帮助家庭贫困学子顺利完成学业、推进国家人才振兴战略、维护教育公平和社会稳定都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其意义不言而喻。由于政策执行受到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执行效果往往与期望出现偏离。研究分析中职免学费政策执行的相关数据，利于发现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不利因素，为调整与完善中职免学费政策提供依据。

（一）政策导向作用不显著，免学费后中职学校数量、招生人数及比例未有显著提高

《中等职业学校免学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财教[2013]84号）第二条规定，本办法所称中等职业学校是指经政府有关部门依法批准设立，实施全日制中等学历教育的各类职业学校，包括公办和民办的普通中专、成人中专、职业高中、技工学校和高等院校附属的中专部、中等职业学校等。为比较分析江苏省中职免学费政策前后中职学校数量和招生人数的变化，课题组从《江苏统计年鉴―2006》[1]至《江苏统计年鉴―2015》[2]截取了2006―2015年的部分数据进行了进一步分析，分析情况详见表1、图1和表2、图2。

以上资料内容表明，中职免学费政策出台和范围扩大后，江苏省中职学校数量和招生人数的绝对数并未增加，反而呈下降趋势，究其原因主要是人口数量结构性下降导致初中毕业生生源数减少。可是，通过中职学校数量占比和中职招生人数占比分析（见图3）可知，二者也未有明显增加，这足以说明中职免学费政策导向作用确实不显著。

图3 2005―2014年江苏省

中等职业学校数量和招生人数占比图

（二）中职学生流失率较高，学籍管理存在漏洞

中职免学费政策实施意味着教育投入的主体发生了变化，原本应由受教育者承担的学费转嫁给了政府。因此，学生人数成为各中职学校获取财政补助的主要依据。为了防止各职业学校采用虚假学籍套取财政补助，江苏省财政厅和教育厅也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如《中等职业学校免学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财教[2013]84号）规定，每月审核全国学生资助管理系统中免学费学生信息，建立健全学生信息n案，对于虚报学生人数，骗取财政补助资金的违规行为按照有关规定追究法律责任。同时，在省财政厅对各中职校年度预决算审计时，也会核对学籍系统和上报财政的学生人数。这些措施对“虚假学籍”和“双重学籍”可以有效避免，但对于流失学生却无法察觉，并且这一数字很是惊人。鉴于无公开的中职流失率统计数据，课题组对2005―2014年江苏省中等职业学校招生人数和毕业人数进行了分析。以2005年入学的年级为例，该年级学生应于2008年毕业，因此以2005年招生数减去2008年毕业生数为其3年流失人数，再除以2005年招生数为其流失率。以此类推，统计得出了2005―2011年全省中职学校流失人数及流失率，详见表3。

从上表可以看出，2005―2011年全省中职学校平均流失率达到24.92%，中职学生流失问题不容小觑。如果流失学生所在中职学校不及时变更学籍系统和上报财政申请免学费补助资金的学生人数，只要这部分流失学生不再选择其他学校就读，那么按照江苏省教育厅和财政厅目前采取的核查方法是无从察觉的。

（三）各中职校争抢生源问题突出，生源质量进一步下降

由于目前中职免学费补助只与中职学生人数直接挂钩，尚未挂钩办学绩效，所以导致各中职校紧抓生源这根“救命稻草”，采取夸大宣传和虚假承诺、有偿招生或是实行地方保护主义等各种不正当手段招生，严重扰乱了中职招生秩序。截至2014年，江苏省共有普通中专、职业高中、技工学校和成人中专等各类中等职业学校386所，按照行政隶属关系可分为省属、市属和县（区）属，按照举办主体可分为教育系统和劳动（或人力资源）系统，按照性质又可分为公办和民办两类，种类十分繁杂。课题组调研发现，由于中招市场尚未规范，为了保证生源不外流，各地采取地方保护主义的做法比比皆是，具体包括逐层包干招生指标、封锁竞争学校招生信息、有偿招生等。招生行为乱象严重扰乱了中职招生市场，剥夺了学生自愿选择学校的权利，尤其对缺乏地方保护的学校招生冲击巨大。其结果是，许多生源较少的学校为了完成招生指标，招生分数线一降再降，甚至零门槛招生，生源质量受到严重影响，且形成恶性循环。

三、中职免学费政策优化对策

（一）改善职业教育环境，建立职教与普教两类平等的教育体系

国家推行中职免学费政策，旨在运用价格杠杆刺激更多的初三毕业生选择中职学校而非普高就读。事实上，由于长期以来人们受“学而优则仕”的价值观影响，普教和职教长期处于割裂状态，中职和普高在办学质量、生源质量、发展前景等多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以至于价格杠杆无法发挥其作用。为此，课题组选择了一所省内知名的A中职校开展了调查，该校是国家级重点职业学校和首批国家改革发展示范校，每年的生源数量和生源质量在同层次学校中都处于领先水平。

从表4可以看出，近3年该校招收的新生中，中考成绩超过当地高中死亡分数线人数占比分别仅有0.61%、0.29%和0.57%（不含3+4本科分段培养）。可见，成绩才是学生最终选择中职学校的最主要原因。中职免学费很难动摇成绩较好的学生选择普高的决心，只会提高普高落榜生就读中职的意愿，这一点在一些学者的研究中也得到了验证。[3]纵观西方发达国家，职教和普教属两个类型的教育而非两个等级的教育，学生选择任何一个都不会受到歧视。在我国实施学术型人才与技能型人才培养的大趋势下，中职学校更应吸引优质生源，而不是只招收学习成绩弱、行为习惯弱和家庭经济弱的“三弱”学生。当务之急是一视同仁地对待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将职业资格和学历学位等价起来，即每获得一级职业资格证书，就等同于相应的学历层次证书，使得职业教育真正受到社会尊重，如此才能吸引更多优秀学子选择中职教育。

（二）提升中职办学质量，规范中职学籍异动管理

1.加大内涵建设经费投入和保障，提升中职办学质量。中职生流失率高折射出中职办学质量的低。“招得来、留得住、学得好、走得畅”是中职学校办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中职学校的生存之道。因此，提升办学质量和竞争力是中职的核心要务。如此才能够真正达成发展中职的政策目标。各地应在确保助学金和免学费资金投入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实训基地建设、师资队伍建设、课程建设等内涵建设资金投入，进一步提升办学软实力，真正做到“四满意”即学生满意、家长满意、企业满意和政府满意。

2.加大中职流失学生核查力度，规范学籍异动管理。《江苏省职业院校管理水平提升行动计划实施方案（2016―2018年）》（苏教职z2016{4号）提出，在未来3年内要实施招生秩序、学籍管理等突出问题专项治理行动。作为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要建立健全定期核查机制，尤其要加大对流失生学籍异动管理，建立融学生学籍管理系统、学生收费管理系统、学生成绩管理系统等为一体的信息管理系统，定期对各系统数据对比核查，保持数据一致性，杜绝利用流失生套取财政免学费资金的行为。

（三）推进科学考评，完善中职免学费财政补助机制

优化现有中职免学费财政补助方式，是改变目前中职学校招生乱象的重要手段。首先，引入调整系数，按照专业大类实行差异化免学费补助。如以全日制中职文科专业为基本系数1，其他理科、工科、医科、艺术、体育等按照专业大类不同分别实行1.1至2不等的调整系数，保证各中职学校在免学费前后收入不减少，以免影响办学积极性。在这方面，部分外省有过积极尝试，如福建省对省属学校艺术类专业、技工学校部分专业、医学卫生类专业、非涉农专业、涉农专业分别按照4800元/生/年、3800元/生/年、3200元/生/年、2600元/生/年和2400元/生/年给予差额免学费财政补贴。其次，引入绩效指标，强化示范引领。免学费财政补助资金除和学生人数挂钩外，还需要同时与生师比、生均占地面积、生均建筑面积、生均仪器设备值、毕业生社会满意度、毕业生就业质量、双证率等办学绩效指标挂钩，实行动态浮动，防范部分中职学校盲目追求学生数量而忽略办学质量，鼓励对优质中职资源加大补助力度。最后，进一步完善资助政策体系，努力实现“精准资助”。“精准资助”要求在资助力度上要“精”，在资助对象上要实“准”。[4]在现行中职免学费模式下，各级教育部门要研究制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办法，摸清底数，建立信息档案，按贫困程度分标准给予贫困学生助学补助，避免“平均资助”、“轮流资助”。同时，地方财政在安排助学资金时，要重点向苏中、苏北等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倾斜，逐步推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住宿费、书本费和给予生活补助的全免M政策。

中职免学费政策作为一项惠民政策和民生工程，是国家推行教育公平的重要举措。中职免学费政策需要其他配套资助措施保驾护航，更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完善，这样才能最终实现发展更高质量更加公平教育的目标。

参考文献：

[1]《江苏统计年鉴―2006》编辑委员会.江苏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

[2]《江苏统计年鉴―2015》编辑委员会.江苏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5.

篇8

[关键词] 郑州市；科技和金融；结合路径；政策取向

[中图分类号] F830.9 [文献标识码] A

一、引言

近几年来，河南省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但相对于“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发展速度仍然相对落后，科技力量相对薄弱，要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就必须走科技创新之路。郑州市作为中原经济区的核心城市，承担着中原经济区建设的主要任务，做好科技与金融的结合工作，将对加快郑州市科技成果转化，增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培育和发展新兴战略产业，服务中原经济区建设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二、国内外发达国家或地区科技与金融结合的现状分析

（一）美国科技与金融结合的现状分析

美国科技与金融结合路径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美国财政性金融对科技的资金供给路径。中小科技企业是科技型企业的主体，也是最需要政府扶持的对象，美国为了扶持中小企业特别是中小科技企业的发展，鼓励科技创新，于1953年成立小企业管理局（SBA），为中小企业在其研发期、种子期等中小型阶段提供必要的科技、金融和管理支持，辅助中小企业顺利步入成长阶段。

美国的政策性银行也对中小企业的发展给以扶持，如联邦政府的美国进出口银行向外向型中小科技提供多种优惠的短期信用担保和保险；美国政府采购部门也向中小企业提供了许多优惠政策，如1952年《小企业法》规定政府采购合同必须按一定比例分配给中小企业。

2.美国金融中介资金供给路径。美国的商业银行数量在7000家左右，并且随着合并和2008年底金融危机以来的破产倒闭，有减少的趋势，但美国的商业银行对科技型企业特别是中小型科技企业的资金支持上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非银行类金融机构与商业银行为主的银行类金融机构在信贷市场上的竞争驱使金融中介体系在市场机制下获得高度发展，促进了美国科技与金融结合路径的成熟。信托投资公司、保险公司等非银行类金融机构为美国中小科技企业的科技发展提供了极大的支持，成为商业银行的重要补充。

3.美国科技对金融的技术供给路径。美国科技对金融的技术供给所推动的金融创新包括：纽约“票据交换所银行间支付系统”（CHIPS）、联邦储备通讯系统（FRCS）、银行和信用卡组织支付终端（POS）、美联储大额美元清算系统（Fedwire）、家庭银行（PC Banking）等。

（二）我国发达地区科技与金融结合现状分析

1.广州科技与金融结合路径传统化。在广州地区，无论是科技型企业还是金融机构，其技术和发展模式都偏向传统，成熟较快但发展较慢，使科技与金融结合的路径也表现出传统性。在科技产业结构上，电子与信息行业这一“传统”的高新技术行业占据主导地位，使其他领域的技术难以进入。因此，金融对科技的资金支持路径传输的是银行信贷资金和上市得到的资金，而科技对金融的技术供给路径传输的主要是传统信息技术。

2.科技与金融结合基础牢固。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外资企业带着先进的科技涌入广州，众多金融机构也云集广州，这两者使广州在科技与金融结合方面具备了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构建的科技与金融结合路径不仅十分稳定，而且为科技与金融结合的路径向更高端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财政对主导产业给予重点支持。广州市政府历来重视电子与信息产业的发展，对其给予重点财政扶持，提供直接资助、创新基金等多项优惠政策，极大的促进了电子与信息产业的发展，特别是促进了大型国有企业的发展，但这种政策倾斜也可能导致其他行业获取的财政支持减少，不利于多元技术的相互转化和弥补。

三、郑州市科技与金融结合现状分析

（一）郑州市中小型科技企业的现状及融资情况

目前，郑州市科技型中小企业主要集中于第二、三产业，其中以电子信息、光机电一体化、新材料行业为主。另外，企业使用过的融资工具和融资渠道按融资金额大小依次是：民间融资、银行贷款、股权融资、政府资金和小额贷款公司等；24%的企业甚至没有进行过融资。另外，企业资金用途按紧迫程度依次为补充流动资金、投入技术研发、扩大现有生产规模、投入新的开发项目、购置厂房或土地。

目前，郑州市中小型科技企业解决融资问题基本上只有两条途径：一是向银行贷款，但条件苛刻，要有土地、厂房等抵押物，而且手续繁琐；二是向民间借贷，但需承担高利贷，风险更大。此外，政府科技投入严重不足，科技项目地方配套资金不能到位，导致中小型科技企业发展缓慢。现实已经表明，采取切实措施，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不仅意义重大，而且迫在眉睫。

（二）郑州市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需求特点

1.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看，呈现高需求、小额度的特点。郑州市目前有50%以上的企业对融资需求度高，其中又有80%的企业需求迫切。已初步实现技术成果转化、产品进入销售阶段的企业融资需求大多在200-600万元之间。

2.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来源看，渠道单一，门槛和成本过高。目前，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单一，多靠银行贷款。另外由于银行不愿在不能分享企业发展收益的情况下承担更多风险，造成企业融资门槛、成本过高，手续过于繁琐，甚至超出企业承受能力。

3.从企业获取资金的难易程度看，科技型中小企业难以获得风险投资以及政府资金的扶持。由于郑州市创业投资机构少、规模小、投资能力弱以及市场体系不完善，吸引社会资本少，退出渠道不畅等问题，使得80%以上的被调查企业认为基本无法获得风险投资。

四、郑州市科技与金融结合路径对策分析

（一）加强规划引导，培育创新资金供给主体

通过设立科技银行、组建科技小额贷款公司、建立专业化的科技融资租赁公司、支持专业化的科技担保公司发展等，完善科技创新资金的供给主体。总体上形成以政府投资为引导，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资金投入为主，促进更多资本进入创业风险投资市场，不断推动科技与金融的合作。

（二）创新融资方式，拓宽科技金融合作路径

1.路径一：设立创业风险投资引导资金，加快发展创业风险投资。一是扶持商业性创业投资机构的设立与发展，引导创业投资机构向初创期科技型中小企业进行投资，并在投资过程中进行资金与企业的匹配；二是政府与风险投资机构通过联合组织开展大学生科技创新创业大赛等活动，发现前景较好的投资项目。

2.路径二：政府、科技企业和金融机构多方合作的科技金融创新模式。一是设立科技企业信用互助担保基金。政府、企业群体和金融机构按照适度的投资比例合作对科技企业发放担保贷款，通过协定资本运作模式，建立健全风险共担机制等。二是发展科技型中小企业专业金融机构。组建由政府引导、民间资本参与、面向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投融资服务公司，如“科技小额贷款公司”，目的是推出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小额贷款、票据贴现、贷款转让以及与小额贷款有关的咨询等业务。

3.路径三：政策支持科技担保公司发展，拓展科技融资担保服务模式。一是按照“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的思路设计，将原来政府对企业的直接资助改为政府担保风险补助，通过担保公司担保、银行贷款、风险共担的市场机制，将财政科技投入与金融资本有效对接。二是不断推出了创新担保产品。如“天使担保”、“担保期权”、“知识产权质押担保”、“订单/应收账款质押担保”、“政策性拨款预担保”等担保特色产品。

（三）健全支撑体系，营造良好环境

科技金融创新发展离不开协调有序的政府管理、高端的科技金融人才、有效的政策和资金支持等，主要包括：建立科技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以统筹规划科技金融资源，协调制定科技金融政策；建立健全科技金融结合的政策体系；吸引培养专业人才；建立和完善各种服务体系。

[参 考 文 献]

[1]Aghion， P. and Bolton， P.A Theory of Trickle-Dow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97，64（2）

[2]Allen， F. and Gale，D. Financial Innovation and Risk Sharing. Cambridge ： MIT Press，1994

[3]Alchian， A. A. and Demsetz. Production Information costs，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2，62（5）

[4]陈洪.广东省科技与金融结合的路径、特点和对策[J].财政研究，2008（8）

[5]樊纲.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总论[J].财贸经济，1999（6）

[6]范承泽，等.FDI对国内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08（1）

[7]郭鸿.风险投资与科技创业[M].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2001

[8]李颖，等.金融发展对国内科技创新影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J].科技进步与决策，2009（23）

[9]林毅夫，等.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与中小企业融资[J].经济研究，2001（1）

[10]彭文平.金融发展阶段：一个包含金融部门的内生增长模型[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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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选择本院2011年6月至2012年9月心血管内科门诊及住院的96例患者，男52例，女44例，年龄19～73（46.27±10.12）岁。入选标准：年龄大于18岁，静息时收缩压／舒张压≥140/90mmHg或已确诊为高血压并用降压药物治疗者。排除标准：脊髓病变，脊髓灰白质炎、脑炎、隔肌病变、肌强直性营养不良、肌病、充血性心力衰竭等可致中枢性睡眠呼吸暂停的患者。

1.2方法：记录患者性别、年龄、身高、体重，测清晨静息时坐位右上肢血压，抽取空腹静脉血进行血脂、血糖的检测。既往诊断为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并正在服药的患者，记录其病史及服药情况。所有患者应用澳大利亚康迪公司SOMTE多导睡眠监测系统进行多导睡眠图监测，数据由一呼吸科副主任医师记录完成。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apneahypopneaindex，AHI）≥5次／小时诊断为OSAHS，纳入OSAHS组；AHI<5次／小时者纳入非OSAHS组。AHI>30次／小时诊断为重度OSAHS。根据2004年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分会提出的代谢综合征诊断标准，具备以下4项组成成分中的3项或以上者诊断为代谢综合征：（1）体重指数［BMI=体重（Kg）／身高（M）2］≥25.0Kg/M2；（2）空腹血糖≥6.1mmol/L和（或）餐后2小时血糖≥7.8mmol/L，和（或）已确诊糖尿病并治疗者；（3）收缩压／舒张压≥140/90mmHg，和（或）已确诊高血压并治疗者；（4）空腹血甘油三酯≥1.7mmol/L，和（或）空腹血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0.9mmol/L（男），<1.0mmol/L（女）。难治性高血压诊断标准：高血压患者经过改善生活方式和使用包括利尿剂在内足够剂量、合理搭配，三种降血压药物联合治疗后，仍不能将血压控制在140/90mmHg以下，或至少使用3种以上降血压药物才能控制血压［5］。

1.3统计学处理：采用SPSS18.0版统计学分析软件，计量资料以（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分类资料以频率分布表示，采用卡方检验。将各临床指标与AHI相比较（其中年龄分为40～70岁组与非40～70岁组［6］），计算各个指标OR值。以多导睡眠图监测为诊断OSAHS的金标准，将各预测指标阳性的病例分为真阳性（a）、假阳性（b），阴性的病例分为假阴性（c）、真阴性（d）。各预测因素诊断OSAHS的敏感性＝a/（a+c），特异性＝d/（b+d），阳性预测值＝a/（a+b），阴性预测值=d/（c+d）。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两组患者多导睡眠图监测指标比较：两组患者AHI及最低氧饱和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表1。表1两组患者多导睡眠图监测指标比较（x－±s）

组别例数总睡眠时间（分）睡眠效率（％）AHI（次／小时）最低氧饱和度（％）非OSAHS组40402.18±67.5988.51±4.232.18±1.1287.79±3.41OSAHS组56389.32±70.2387.69±4.3727.43±12.8772.56±11.45注：与非OSAHS组比较P<0.012.2年龄等指标相对OSAHS的比值比（OR）：年龄（40～70岁）、超重或肥胖、难治性高血压、代谢综合征OR值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其中代谢综合征OR值最高，见表2。

［摘要］目的观察代谢综合征对Z综合征的预测价值。方法选择高血压患者96例（男52例，女44例），分别记录性别、年龄、身高、体重、既往病史及服药情况，检测血压、血脂、血糖。所有患者行多导睡眠图监测，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apneahypopneaindex，AHI）≥5次／小时纳入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obstructivesleepapneahypopneasyndrome，OSAHS）组，AHI<5次／小时者纳入非OSAHS组。结果年龄40～70岁以及超重或肥胖、难治性高血压、代谢综合征患者患OSAHS风险增加（OR=5.82～30.60，P<0.01），其中代谢综合征的相对危险度最大。OSAHS合并代谢综合征的患者中60.78%为重度OSAHS，OSAHS未合并代谢综合征的患者中20.00%为重度OSAHS。代谢综合征诊断OSAHS的敏感性为91.07%，特异性为75.00%，阳性预测值为83.61%，阴性预测值为85.71%。结论代谢综合征患者患OSAHS的风险较非代谢综合征患者明显增加，且患重度OSAHS的风险有增高趋势。

高血压39.2990.0084.6251.43代谢综合征91.0775.0083.6185.712.4OSAHS合并代谢综合征的患者51例，其中重度OSAHS31例，占60.78%；OSAHS未合并代谢综合征的患者5例，其中重度OSAHS1例，占20.00%。

3讨论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是指睡眠时上气道阻塞或塌陷，引起的反复呼吸暂停和低通气，通常伴有打鼾、睡眠结构紊乱、动脉血氧饱和度下降、白天嗜睡、注意力不集中等，并可能导致高血压病、冠心病、肺心病、糖尿病、脑卒中等多器官或多系统疾病［2］。对OSAHS的治疗，可以减少心血管并发症的发生［7］。本文显示，与年龄40～70岁、超重或肥胖、难治性高血压相比，代谢综合征患者患OSAHS的几率更大，且患OSAHS的严重程度可能更高，这与近年的研究结果相似。Venkateswaran等［1］的研究结果表明，95.8%代谢综合征患者合并OSAHS，其中62.5%为重度OSAHS。符合代谢综合征条件越多的患者，其患OSAHS的风险越大，且OSAHS的严重程度越高。Drager等［4］观察到，在高血压人群中，代谢综合征为OSAHS独立的预测因素。肥胖是OSAHS的病因之一，反过来，OSAHS也可致肥胖。研究表明，OSAHS同样与代谢综合征的其他组成成分如胰岛素抵抗、高血压、血脂异常等有相关性［8～10］。这可以解释与肥胖、高血压等单一因素相比，代谢综合征作为多种危险因素的聚合，合并OSAHS的风险更大。同样可以解释，代谢综合征患者患重度OSAHS的比例更高。通常OSAHS的患病率，中老年人较高，男性多于女性，但本研究结果未显示性别与OSAHS的相关性，考虑与病例数相对较少有关。另外，本文结果表明，合并代谢综合征的OSAHS患者，重 度OSAHS的发病率有升高趋势，但未见统计学差异，可能与本研究病例数相对较少有关。因此，对于代谢综合征的患者，需考虑其合并OSAHS可能，并进行OSAHS的筛查；反之，对于临床上诊断OSAHS的患者，需进行代谢综合征各组成成分的检查及相应治疗。对于Z综合征的认识以及对OSAHS的早期识别和治疗，对于降低心血管病的发病率及死亡率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WilsonPW，D'AgostinoRB，PariseH，etal.MetabolicSyndromeasaPrecursorofCardiovascularDiseaseandType2DiabetesMellitus［J］.Circulation，2005，112（20）：3066-3072.

［2］McNicholasWT，BonsigoreMR.Sleepapneaasanindependentriskfactorforcardiovasculardisease：currentevidence，basicmechanismsandresearchpriorities［J］.EurRespirJ，2007，29（1）：156-178.

［3］VenkateswaranS，ShankarP.TheprevalenceofsyndromeZ（theinteractionofobstructivesleepapnoeawiththemetabolicsyndrome）inateachinghospitalinSingapore［J］.PostgradMedJ，2007，83（979）：329-331.

［4］DragerFL，GentaRP，PedrosaPR，etal.CharacteristicsandPredictorsofObstructiveSleepApneainPatientsWithSystemicHypertension［J］.AmJournalCardiol，2010，105（8）：1135-1139.

［5］CalhounA，JonesD，TextorS，etal.Resistanthypertension：diagnosis，evaluation，andtreatment.AscientificstatementfromtheAmericanHeartAssociationProfessionalEducationCommitteeoftheCouncilforHighBloodPressureResearch［J］.Hypertension，2008，51（4），1403-1419.

［6］YongT，SkatrudJ，PeppardPE.Riskfactorsforobstructivesleepapneainadults［J］.JAMA，2004，291（16）：2013-2016.

［7］DohertyLS，KielyJL，SwanV，etal.Long_termeffectsofnasalcontinuouspositiveairwaypressuretherapyoncardiovascularoutcomesinsleepapneasyndrome［J］.Chest，2005，127（6）：2076-2084.

篇10

“范式”的形成是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志，它是由美国科学家托马斯・库恩提出的。但却没有明确的定义，他把“范式”看作是介于科学共同体和外部自然之间的，有一定层次、结构和功能的独立系统的思想。按照陈向明的解读，“范式”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科学家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共同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共同的信念，某种自然观。因此，可以把范式理解为某一领域中研究者所遵守的具有凝聚力和组织力的并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研究成就的科学研究规则、典型或模型。它有三个基本条件：一是遵守它的研究者；二是一套规则、典范；三是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有了这三个构件，便可构成一个范式。

教育研究作为一门具体科学，它的研究范式是指教育科学的研究群体对本群体所从事的教育研究活动的基本规范和结构式的框架的共同认识。

教育研究范式的历史演变

在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存在着三种研究方式，即哲学研究范式、定量研究范式、定性研究范式，它们分别对应着人类认识发展的不同时期，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论取向，实现着不同的理论建构方式。

（一）哲学研究范式

哲学研究范式是最古老的一种研究范式，它是以哲学思辨的方式，对教育现象进行思考，并着重于依据一定的哲学观勾画教育的理想或应然状态。哲学研究范式对教育的把握，有两种不同的途径：一是从某种特定的哲学观点出发，演绎出相应的教育思想；二是从个别的教育问题入手，上溯至某种哲学框架，从而建构教育理念的框架。但无论哪种途径，它们思考的一般都是教育的目的、价值、规范等有终极意义的问题，试图从根本上把握教育的总体画面。

尽管在定量研究盛极一时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仍产生了进步主义教育、要素主义教育等哲学研究范式下的教育理论，但是传统的哲学范式仍有两个极大的缺陷。第一，单一化的终极价值取向。第二，容易流于哲学本身所容易犯的虚玄而脱离教育实际。正是因为哲学范式的自身的这些缺陷，所以，随着自然科学的节节胜利和实证主义哲学的兴起，这一研究范式逐渐为一些人所鄙弃。而以“科学”为承诺的定量研究范式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青睐。

（二）定量研究范式

定量研究范式亦即实证研究范式，是以教育事实为研究对象，借助数学工具，以求发现教育规律的研究范式。与哲学范式相比，它“不是根据一定的理想和规范去考察教育，而是对教育事实做客观的、无价值的记载、解释，探究各种事实相互间的规律关系”。这种研究范式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和认识背景。

实证研究范式的广泛运用，使教育研究从最初哲学思辨的研究范式中矫枉过正，走到了科学主义的极端。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在对教育现象量化的同时，也失去了有价值的信息，无法透视现象背后蕴含的本质；其次，一味强调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大量移植，使教育研究丧失了自身的特性；第三，科学方法在教育研究中的应用还处于较低层次的生搬硬套上，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但它在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科学化道路上大大地迈进了一步。这一切引起了人们的反思、批判，为克服这些弊端，从定量研究范式向定性研究范式的转换势所必然。

（三）定性研究范式

定性研究范式亦称质的研究范式，是崛起于20世纪中期的一种研究范式。它是从对定量研究范式的批判中，作为对定量研究范式的纠正而成长起来的，因此，理解定性研究范式离不开对定量研究范式的批判，所以有学者将定性研究范式统称为人本主义研究范式。胡森认为，教育研究的人本主义范式至少有三个来源，第一个来源是德国的文化哲学家狄尔泰的精神科学，认为“理解”构成了不同于自然科学“解释”的人文科学独特的方法论的核心。第二个来源是胡塞尔的“现象哲学”，不仅把理解当作一种思维方式，而且是一种存在方式。第三个来源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哲学，认为教育研究不应只注重教育事实的描述、解释、预测与检验，而忽略了对教育事实及其社会条件的批判。

总之，定性研究范式是在批判实证研究范式在社会人文科学研究中的局限的基础上提出的，但在批判实证研究范式缺陷的同时，却也丢弃了实证研究范式的精华部分，仍带有极大的局限性：第一，对“当事人”意义解释的过分注重势必导致相对主义；第二，由于研究者本人是重要的研究工具，因而，研究过程与研究结果直接受到研究者个人品质的制约。与实证研究范式的注重事实世界相反，它表达的是对价值世界的关注，但两者都是以事实与价值分离为前提的，因此，对每一种范式的片面推崇都是不足取的。

教育研究范式的整合

针对我国教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除了加强对各种类型范式的理解、掌握和运用，还应在教育研究中体现出各种研究范式之间的整合。整合，有时也称综合或融合，从深层意义上讲，都代表了一种更高级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具有整体性、辩证性、综合性等优点。

（一）科学和人文相结合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结合，构成了现代教育思想的时代精神，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它遵循了一般的“合、分、更高级的合”的规律。因此，在研究中应当体现出科学与人文相结合的价值取向。

第一，要分别加强教育科学研究和人文研究，追求自己应有的品质。科学以追求精确性、客观性、逻辑的严密性等为基本特征，其具体方法主要有观察法、实验法、统计法、调查法等。教育经验的客观性尽管没有自然事实的客观性强，但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运用科学方法进行量化研究，寻找因果关系。教育过程中的事实层面，如客观物质条件，学生的身心发展 水平以及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等，只能用教育科学研究来加以认识。人文范式研究主要通过思辨、直觉、体验等方式来追问人生的意义，不断提高人的生命境界，它具有个体性、主观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因而人文范式研究应针对教育活动中的价值层面，力图在更深的层次上揭示教育事实背后的价值底蕴，从而为实践主体指明行进的方向。

第二，要注重教育科学范式和人文范式之间的互动和对话，防止将两者对立起来。所谓互动和对话，就是指在进行教育科学研究时始终要自觉地进行价值上的认识，并以哲学研究成果为指导，使教育科学研究的整个过程从对象的确立到结果的分析都奠基于明晰的价值标准之上，这样的科学探讨才是富有成效的。同样，人文研究范式也要密切关注教育科学所提供的事实依据，从事实出发进行价值判断和选择，这样才能不失之武断或流于空想，对意义的追求才具有实际意义。

（二）历史与逻辑相结合

教育研究中存在着历史与逻辑相脱离的现象：有的缺乏历史意识，有的一味挖掘教育历史材料，忽视教育历史的逻辑必然性等。教育学研究中把握二者的结合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从充分发展的教育现实形态出发。对教育研究中的各种问题，都要从发展着的教育现实形态出发。只有占有了这些充分发展了的具体，才能通过概念、判断和推理等逻辑形式把握事物的整体过程，这是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基本要求。

第二，既研究教育现实的逻辑联系，又研究教育现实的形成历史。融同时态和历时态为一体，理论思维的逻辑进程既要展现对象的逻辑制约关系，又要展现对象的形态历史。只有逻辑联系或者只有形成历史，都是不能全面深刻理解事物的。

第三，把握教育这一社会事物整体中的支配关系。要把握教育整体中的支配关系，找到教育整体中的逻辑联系。以此为纲，统摄教育整体中的一切因素，研究由这个支配关系所规定的各种具体从属的东西。

（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教育研究范式要从实践出发，并走向教育实践，这是教育研究范式整合的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