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巴蜀李白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游巴蜀李白，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2、攀千仞削壁，临万丈深渊。过崎岖盘道，登巍峨峰巅。天高地险，流水潺潺瀑飞悬；穿云破雾，清风拂拂衣衫翩！——《登庐山》

3、风云一举到天关，快意平生有此观。——元·张养浩《登岳》

4、惊心动魄，喷雪鸣雷双耳愦；恸地憾天，波翻浪涌乾坤旋！断桥飞度，风声鹤唳肝胆裂；逶迤而上，缥缈一身似神仙！——《登庐山》

5、五老峰巅望，天涯在目前。湘潭浮夜雨，巴蜀暝寒烟。泰华根同峙，嵩衡脉共联。凭虚有仙骨，日月看推迁。——唐彦谦《登庐山》

6、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白居易

7、庐山竹影几千秋，云锁高峰水自流。万里长江飘玉带，一轮明月滚金球。路遥西北三千界，势压东南百万州。美景一时观不尽，天缘有份再来游。——朱元璋《庐山诗》

8、老夫高卧文殊台，拄杖夜撞青天开。撒落星辰满平野，山僧尽道佛灯来。——王阳明

9、山明月露白，夜静松风歇。——唐·李白《游泰山》其六

篇2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同仁:

您们好！

首先要真心感谢组委会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交流沟通、合作共赢的平台和机会，下面我向在座的各位企业家推介一个弘扬四川文化、促进人文交流、服务城市转型、极具投资潜力的招商引资项目。

该工程被列为山东省发改委、济南市优先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名曰四川大厦、四川餐饮和休闲文化街，位于泉城济南天桥区黄台公园、清河码头、生态旅游景区核心部位，总建筑面积71万平方米，概算总投资40亿。

本项目规划建设6栋川商大厦，每栋大楼1至6层为商场，7层以上为高档写字楼、企业总部基地、商会会所以及电子商务中心；配套建设全长1800米、宽12米，融入巴蜀风情与齐鲁文化景观元素的四川餐饮、休闲文化一条街，沿街1000间上下层门面可对外销售或招租。

四川大厦、四川餐饮和休闲文化街项目是集商业、休闲、观光旅游等于一体的城市综合服务设施，将始终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效率运营、高水平管理，重点经营“美食、休闲、文化”三大主题，直接服务于川商大厦的各类商务办公、企业活动和社交休闲。

另据市政府规划，济南北园大街北侧与小清河南岸即将开工建设400多亩的济南北海水上公园。四川餐饮和休闲文化街紧靠北临，地理位置优越，坐拥阳光水岸，尽览北海风光，宜商宜居宜游，将成为名副其实的黄金地段。该项目全部建成投入使用后，每年可实现经济效益亿元，年投资收益回报率将达到%。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同仁，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四川人，我的家乡在四川宜宾，站在这片我熟悉的热土上、面对我深爱的父老乡亲，心中除了无比的骄傲和自豪，我感受最多的却是责任和担当。

在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中，巴蜀文化和齐鲁文化无疑是最为耀眼的两颗明珠。重温山东、四川的经济文化交流史我们可以惊奇地发现，李白、苏轼等中华文化名人也曾涉足齐鲁大地，李白来到了山东济宁，苏轼曾三次路过济南到文登、青州为官，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

在世界反法西斯史上，川鲁两地人民更是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共御外敌。《壮士出川》、《正者无敌》等热播影视剧就充分展现在滕州保卫战中了川军弟子和耿直豪爽的的山东人民并肩战斗，抗击日寇，共赴国难的爱国精神。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山东省对口支援三峡库区建设和北川地震灾后重建，大力支持四川经济文化发展事业，集中体现了山东人民的无私奉献，川鲁两省经贸交往、文化交流与日俱增，两地人民据此接下了深厚友谊。

在鲁川两地人民的密切交流中，在鲁的川籍各界人士活跃在山东的各项经济文化建设并作出了巨大贡献。据山东四川商会不完全统计，常年在山东创业拼搏的100万四川同胞，常年在山东创办企业的有5000余家，涉及建材、建筑、酒店、地产、物流、机械制造、医药、化工、服装、餐饮、文化等行业。投资总额约6亿元，总资产100亿元，年产值逾600亿元，吸纳就业超200万人，年纳税15亿元。这些人力资源和产业要素将为四川大厦及其餐饮休闲文化街高效运营和良好业态提供强大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发展支撑。

济南作为山东的省会城市，文化底蕴深厚，有2700多年的建城历史，“天下第一泉”、“世界泉水之都”名扬四海。为进一步推动鲁川的经济文化交流，推动巴蜀文化与齐鲁文化大繁荣、大发展，齐鲁川商和山东黄台集团规划建设四川大厦和具有浓厚巴蜀风情的四川餐饮休闲文化街，力争将其建成济南的“锦里”和“宽窄巷子”，泉城的“外滩”和“秦淮河”，展现“一副清明上河图、一座古今锦官城”的繁荣盛景，让游客“一朝步入画卷，一日梦回千年”，领导济南现代服务业新潮流，打造泉城商业文化新地标，为济南加速建设国际大都市增添新动力。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同仁，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日益显现，宏观经济形势不容乐观。黄台家居广场作为山东家居业的龙头企业，我人作为济南黄台家居市场总经理，亲身经历过在杂草丛生的废墟上建设黄台家居城的困难和艰辛，也体会了黄台家居的成长和不易，更收获了黄台家居的成功和辉煌。

战略眼光和市场研判永远是企业家成功的不二法宝。我们真诚的期待通过这次高峰论坛暨项目投资说明会，使在座的企业家进一步认识、了解、融入我们山东四川商会和山东黄台集团精心推介的这个项目。同时，我们将秉承“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利双赢、共同发展”的原则，诚挚邀请各位为本项目投资兴业、旅游观光。在这里，我代表齐鲁川商和黄台集团郑重承诺：一定会给您的人生留下美好回忆，一定会给您的投资带来丰厚回报！

篇3

关键词：廖平；巴蜀文化；经学

中图分类号：G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3-0154-02

廖平初名登廷，字旭陔，后改名平，字季平，初号四益，继号五译，晚号六译。清咸丰二年（1852）生于四川井研县青阳乡盐井湾，幼时钝而好学，困而求知，苦思强记，但并未摆脱蜀中士子为科举而科举的治学习性。南皮硕学张之洞督学四川，从废纸篓中拣出廖平答卷，为廖平才思所感，破格拔为府学第一，并牌调入省城尊经书院肄业。自是尽弃以制艺时文为务，为科举功名马首是瞻之学，而泛滥于声音训诂之学，务求“经史根柢”之学，打下了坚实的朴学功底。后受学于湖湘学巨擘王闓运。闓运字壬秋，湖南湘潭人，精于治《礼》，续治《春秋》，长于《公羊学》，乃当世一流的今文经学大师。王氏主成都省城尊经书院院长，首倡治学先明读书之法，提倡治学需从研习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文选入手。廖平勤学善思，颇得王闓运赏识，故最得王氏公羊学之精髓，深谙今文经学治学的理路要领。光绪十五年（1889）中进士，因不喜外任为官，自愿回川任龙安府教授。民国初年，出任成都国学专门学校校长有年。因患中风，手足麻痹，遂退居乡里，以口授书育徒为事。民国二十一年（1932）卒，享年八十一岁。

廖平治经综贯百家，要在不囿成说，标新立异，甚至自我否定。一生经凡“六变”，其一变“平分今古”，认为《王制》为今学之主，《周礼》为古学之主，并以此条理今古纷争，一举解决了经学史上的千古疑难。二变代表作《知圣篇》、《闢刘篇》，主张“尊今抑古”，认为古文经皆有作伪迹象，虽托名周公之作，实乃刘歆及其弟子所伪作，不可为据，并自驳前说之“平分今古”。三变代表作《地球新义》，提出“古大今小说”，以否定自己的第二变思想。前三变虽互相排斥，递相驳难，但并没有突破“今古之学”的范畴，其学理与结论颇为学者称道。其后三变则专注于“天人之学”的体系建构与思想阐释发挥，言多怪诞，理多含混，甚至不乏违背一般常识的结论，已非纯粹的学术了。廖平在经学上的贡献在于前三变。他析疑解难，勇于创作，新见迭出，曾自云：“推倒一时，开拓万古；光被四表，周流六虚。”[1]88有功于经学甚伟。这显然与他早年肄业尊经书院，接受张之洞以“经学为根柢”的治学范式训练，深明王闓运所倡导的重思辨、体统、经例、书法等常州今文经学的治学路数、理念与熏陶有关。说肄业尊经书院是造就影响廖平学术成就的重要学理基础并不为过。

但廖平无论治经门径还是治学旨趣，都与张、王二师所授颇异，以自我为中心的独特学术价值取向与理想追求特征非常明显。为此，张之洞时加提点，担忧廖平之学将有“风疾马良，去道愈远”之虞。王闓运以治《公羊》著称于世，而廖平则另以《榖梁》名家，以与其师之学相异。廖平治经不仅变更师传受授，而且一变再变，不仅变古而且变今，还变己说，所变既有不断渐进的递进过程，也有明显的学术分期，个中原因，素为研究者所不解。如二变时谓“子书出于孔门四科”；三变时则认为道家、墨家以及西方诸学皆源于孔门，把孔子提升到天下世界学术始祖的高位，并以《管子》、《老子》、《庄子》、《山海经》助其大统之说；三变后大量援引《楚辞》、《释典》、《内经》以解释其天人之学。这些纷繁复杂的变化，早已超出了治理经学的一般范围，成为驳杂混一的“绝恢怪者”之说。这显然不能从他受学尊经书院的学源基础来解析其成因。廖平经学一变再变，乃至牵强附会、奇说跌出，至于荒谬不经等现象，实际上还另有因由。简言之，即巴蜀文化中奇幻浪漫的仙道思想，蜀学博杂混一的治学特点，蜀士自古就有的好做“翻案文章”，喜“奇闻异说”的治学传统，是形成廖平学术奇异多变、一变再变的重要学理与文化源头。

首先，巴蜀文化历史悠久，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始源。它与重道德礼乐的中原文化内涵殊异，是“重仙的文化”。仙化浪漫思维方式是古蜀文化的重要特征[2]87。秦灭巴蜀后推行中原文化，巴蜀文化开始融入中原礼乐文化系统，直到文翁以儒化蜀，蜀中士风才有实质性变化，史称“蜀学比于齐鲁”即是指此。但巴蜀文化独有的历史文化土壤与历史传承尚在，巴蜀文化独有的仙道浪漫思维模式尚未堙没绝迹。实际上文翁“以儒化蜀”的结果，并非如他设想的那样使齐鲁之学的规制、礼仪、体系在蜀地原汁原味地承传。巴蜀士人虽然抛弃了“好文刺讥”、“不慕权势”的旧习，但并非一切照搬齐鲁儒学的范式，而是在继承古蜀文化特质基础上有选择的吸收，走的是儒学巴蜀化、本土化的他途。如司马相如、扬雄皆世称大儒，但其学所向并非纯粹的齐鲁儒学旧貌。就“司马相如文章按之，其所用词语多本六经”[3]4-5，但司马相如成就却是张扬铺排、重浪漫想象的辞赋。扬雄好为《易》，被他的好友桓谭称为“西道孔子”，但其《太玄》已非《周易》的原旨，而是建立在“师心”基础上的典型新说。这正是齐鲁儒学在巴蜀本土新异化、本土化的标志，是蜀人好异创新思维的代表。此后，巴蜀历代虽然大儒辈出，但主要成就与影响仍然是以仙道思维为指导兼及儒学旨趣的诗、文之学。如李白、三苏父子、杨慎、李调元等蜀中“文心秀士”，无一不是敢于突破陈规，勇于奇思妙想、浪漫博通的蜀中奇才，以诗文名天下的一代文宗。谭继和先生在总结蜀学的重要历史特点时说：“蜀学两千年有重文学、今文经学的传统，从司马相如到廖平再到郭沫若，都时隐时现地传承着，并明显地占有优势。”[1]82可以说，巴蜀学人在融入时代主流学术潮流的同时，始终不忘保持巴蜀文化自古就有的浪漫思维、仙道思想、富于幻想与追求独立开新的文化传统。重说经义微言，好独创新说这一独特的乡邦人文传统特性，正是廖平经学一变再变，联想铺排，纵横驰骋以至于离奇荒诞的文化基础与学理来源。比如，廖平认为天学的重点在于神游学，他直接以神仙浪漫之学来阐释一向不语“乱力怪神”的儒家天人之学。特别是三变之后，他跳出传统经师以史或经解经证经的惯例，杂引《山海经》、《老子》、《管子》、《列子》、《楚辞》、《经典释文》、《黄帝内经》等诸书杂说，大胆假设，比附神异，甚至主观臆想、穿凿附会，为解释建构天人关系而“无所不用其极”。虽然廖平的出发点是要树立天下师法素王的文化气象，但显然已经超出了研制儒家经学的“正常”范畴，成为经不住推敲的怪诞臆说了。如《四变记》说形游学为“人人辟谷飞身”，《五变记》说神游学为“如仙家之婴儿炼魂，神去形留，不能白日飞身，脱此躯壳”。把儒学等同于神仙诡异之学，故闻一多称廖氏此学为“神仙之学”[4]25。

廖平为了达到树立孔子为先知先觉的万世之师的极度重孔、尊孔目的，其学不惜一变再变以至陷入诡辩论泥潭，使一些本来清楚明白的经学问题变得复杂化、神异化和不可知化，自己也落下离经叛道、怪诞不经的名声。个中缘由固难理喻，但从巴蜀文化神异仙化的思维形式与蜀学唯我独新的求异文化传统去认识了解，何尝不是一种新的有效方法。

其次，巴蜀作为仙源故乡，自古不乏成道飞仙的奇闻异说，成为廖平糅杂佛道仙异传说，浪漫神游，广为联想以阐释儒家经典理义，建构天人之学体系的又一文化基础。廖平治经，最初以经史典籍为的鹄，但不拘一格，广泛援引佛、道、术数乃至神异传说等杂说解经不是没有。他广涉诸子，诗文唱和，文采风流，子部、集部文献可观者甚众，完全是一位巴蜀典型的“百科全书式”经学家。据初步统计，其“子部文献”就涉及诸子总义、儒家、道家、释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兵家、天文、术数、医书等十四类，总计文献九十六种。如诸子总义类就有《诸子凡例》、《子书出于寓言论》、《墨家、道家均孔学派别论》等三种；道家类文献有《老子新义》、《庄子新义》、《庄子新解》、《庄子经说叙意》、《庄子礼解》、《列子新解》等六种；阴阳家类文献有《阴阳汇辑》、《阴阳五行经说》、《五行论》等三种；术数类文献有《撼龙经传订本注》、《都天宝照经》、《天玉宝照蒋注补正》等十二种。尚著有《伤寒总论》、《太素内经伤寒总论补证》等内科文献四十八种，《古经诊皮篇》、《黄帝内经太素诊皮篇补证》等外科文献六种。廖平在治儒经儒理时不仅大量采纳糅合佛、道等子学思想，而且还著有数量不菲的子学专书专著。这固然与廖平援引诸书典籍以张扬孔子之学有关，但亦与巴蜀自古乃仙源故乡，佛教禅宗文化重地，以及子学向来发达的文化历史背景有关。如大邑鹤鸣山乃天师正一道发源地，青城山乃最早的道场，严君平、扬雄、张陵等大师皆生长、传道于巴蜀之地。从马祖道一到破山海明、丈雪通醉以来的巴蜀丛林禅宗文化谱系延绵不绝，流播巴蜀大地千年。实际上，巴蜀之地一直是名道高僧代不乏人之所，子学文献典籍“汗牛充栋”重镇。这无疑为廖平潜心子学研究并取得不俗成就的重要文化基础。

综观廖平一生的学术造诣，仅用“经史之学”并不足以囊括其学术之全貌。可以说，巴蜀学人惯有的追求浪漫仙道的思想，求变多思的治学精神，追求通博、泛滥百家的治学价值取向等巴蜀文化根脉特点，不仅成就了廖平这位通达古今的经学大师，还成就了廖平这位以巴蜀仙道文化为基础的子学大家。

参考文献：

[1]廖幼平.廖季平年谱[M].成都：巴蜀书社，1985.

[2]谭继和.巴蜀文脉[M].成都：巴蜀书社，2006.

篇4

李白飘逸豪迈的背后，隐藏着深深的孤独。造成其孤独的根源：一是自我中心意识的过分庞大；二是挥之不去的漂泊感，而这种漂泊无依之感首先是源于他身世的特殊，其次是李白思想的复杂。李白的一生都在为获得群体之认同从而摆脱内心之孤独而奋斗。

【关键词】 李白；孤独；自我；漂泊感；认同

在李白生命中，并不总是飘逸豪迈的自在，逍遥远游的洒脱，相反，李白始终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无所归依的漂泊感和孤独感。李白思想深处有一个孤独的“自我”，这种孤独的情形源于其内心对归属的渴望。对于自己的孤独，李白将其归因于外部社会，他高喊“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有一种“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送蔡山人》）的悲哀。其实，与杜甫的孤苦一生不同，李白的一生几乎都生活在盛唐时代，这已经不能说是“生不逢时”了。然而纵观其一生，却又不得不说是坎坷曲折的。

李白的一生，就像一场一个人的比赛，没有对手，实力超群的李白远远地跑在了世人的前面，最后他成了孤独的“阿甘”。他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写道：“近者逸人李白自峨眉而来，尔其天为容，道为貌，不屈己，不干人，巢、由以来，一人而已。”①

“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在李白的诗文里，我们总是看见一个独吟的孤客，很少看到其与人“忘形相尔汝”的热闹场景。这一点，李白与阮籍不同，阮籍更多的是乱世的苦闷与悲哀；也不同于陶渊明，陶渊明始终是清醒的、冲淡的，有时也有些寂寞，但很少陷入孤独。古往今来，李白给人的印象似乎总是陈子昂《登幽州台歌》中那个孤独者的形象，有如空旷原野的一株独树，又像一颗孤独悬挂在深远天空的星星，飘然立于世人之上，人们对他总是一副仰望姿态，无法与其对语。

甚至李白也不同于杜甫，杜甫完全是一种醒着的痛，面对现实他早有献身的心理准备。杜甫也有孤独，也有痛苦，如他在《登高》中曾吟道：“万里悲秋长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这之中也蕴涵着一种深深孤独。但杜甫却是一个仁者，他能以真正的儒家精神排解自己的痛苦，无论何时何地，其关注的目光永远不只是“自我”，而是将目光投向更宏大的世界。正所谓“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如钱志熙先生所说：“儒在后世有两种表现，一种是真正的儒家精神，以济世弘道为原则，贞刚宏毅为人格；一种是统治者所说的儒术，即指礼法制度，所谓礼仪之士所执守的就是这种儒。”② 无疑，杜甫同时具备这两种表现，在其精神深处更执着于前者。杜甫几乎可以算是一个纯粹的儒者，所以他不必陷入孤独。因为儒者是一个群体概念，每一个儒者他都清楚地知道自己是群体中的一份子，自己永远不是孤立的。

李白则不同，他是一个思想复杂的人，他没有纯粹的儒家品格，也不纯粹是道家精神，他还有侠者、纵横家等多种精神思想在内。对李白的思想，王辉斌先生曾经总结出九种：儒家、法家、道家、佛家、纵横家、游侠、隐逸、哲学和文学③。尽管王氏分类有点不科学，但李白思想的复杂程度于此足见一斑。思想的复杂导致人生观的多极变动之态，因此他没有一个主导的价值观。纵观李白一生，也多是随心所欲的，没有绝对信仰，没有绝对理念，似乎根本不准备为某种理念献身。更多时候，李白关注的只是自我，包括自我形象、自我价值以及自我的归属。其每一个思想的放出，都是从“我”中产生，以致当其思想离开“自我”之后，就失去了依附之物，找不到归属。对于一个思想拥有者来说，找不到归属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因为这意味着他将终生漂泊流浪，如无根的浮萍随波飘荡，如飘荡的云朵，一生弥漫无边地孤独。这种孤独，我们通过细读李白的诗文作品，是完全可以感受到的。

检校李白全部作品发现，李白的叙述角度总是第一人称的。而“我”、“吾”、“余”等第一人称的字眼在其诗文中出现频率之高，令人惊讶：几乎篇篇有“我”。与此相对，其作品中第二人称出现不多，第三人称则极为罕见。试举几例：“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卷2《古风五十九首》其一）“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卷2《古风五十九首》其十）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君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卷3《将进酒》）“我纵言之将何补，皇穹窃恐不照余之忠诚。”（卷3《远别离》）“狂客落拓尚如此?熏何况壮士当群雄。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鼔。……智者可巻愚者豪，世人见我轻鸿毛。”（卷3《梁甫吟》）“我欲弯弓向天射，惜其中道失归路。”（卷4《独漉篇》）“我见楼船壮心目，颇似龙骧下三蜀。”（卷4《司马将军歌》） “胡为乎？东风为我吹，行云使西来，待来竟不来，落花寂寂委青苔。”（卷5《久别离》）“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卷16《南陵别儿童入京》）“茫茫大梦中，唯我独先觉。”（卷23《与元丹丘方城寺谈玄作》）

这样的例句不胜枚举，在王琦校注本《李太白全集》中，仅“我”字就出现408次之多，而“余”字和“吾”字出现次数分别是176、116。而作为李白思想代表之作的《古风五十九首》中，出现“我”、“余”、“吾”之类第一人称字眼者竟有20篇之多。可见，李白关注的焦点始终有“我”，一生立身行事的出发点总在“自我”，其观察和叙述的角度都在“我”这个支点上。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自我生命的思考，一种反思。然而李白这种思考、反思的结果是矛盾的、冲突的，因为其过度的自我观照迷失了儒者的理性而选择了道家的自我逍遥，使得诗人沉陷于孤独之中。这点李白不像陶渊明——“他一生的努力都在于使自身所遭遇的各种生命矛盾得到一种和谐”④。

这种只关注自我的生存方式的后果就是寂寞与孤独。鲍照早在《拟行路难》中说过“古来圣贤皆寂寞”，李白承其言道：“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事实上，鲍、李二氏都误解了历史，皆误认为圣贤皆是寂寞孤独的。这种人生观照方式，只能让他们自己陷入迷茫，进而陷入孤独。北宋理学大家邵雍在《观物篇·外篇》中说：“不我物则能物物，圣人利物而无我。任我则情，情则蔽，蔽则昏矣。因物则性，性则神，神则明矣。”又言：“以物观物，性也；以情观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于暗。”⑤这就是说，只从自己出发，观照万事万物，容易为“情”所蒙蔽，容易偏激，只有圣人才能做到“利物而无我”。无论鲍照还是李白，其审视人生的第一出发点都是“我”，因此他们都将寂寞、孤独。

与此相呼应，在李白诗文中“孤独”之意象出现极为频繁。据不完全统计，仅“独”字就出现有140次之多。如“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茫茫大梦中，唯我独先觉”，“独酌劝孤影，闲歌面芳林”，“哀哀歌苦寒，郁郁独惆怅”一类的句子满卷皆是。此中之“独”显然含有“孤独”之意。至于其他表示“孤独”之意的如“孤”、“单”、“一”、“愁”的字眼也是使用相当频繁，而内含“孤独”之意的如“长风万里送归雁，对此可以酣高楼”、“万里浮云卷碧山，青天中道流孤月”、“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之类的诗句，则难以统计。值得注意的是，集中仅标题明示孤独之意的篇章有相当之数量，如《独酌》、《月下独酌四首》、《春日独酌二首》、《独酌清溪江石上寄权顾二侯》、《秋夜板桥浦汎独酌怀谢朓》（上皆为卷23）；《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卷19）和《春日独坐怀郑明府》（卷13）；《独坐敬亭山》、《秋夜独坐怀故山》（上二皆卷23）等等。此中“独酌”“独坐”之语，显然是孤独的写照。无论是怀念亲友还是乡愿之思，都缘起于自身的孤单和内心的孤独。此外，李白集中大量的饮酒诗篇，恐怕亦是诗人孤独的反映。

此中《月下独酌四首》（其一）是李白描述自我孤独形象最为典型的一首了。其诗曰：“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凌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这里，一个孤独的酒客对月自饮，酣然起舞。“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堪称描述孤独之情的绝妙之句：唯一陪伴自己的，只有自己的影子，哪怕是“对影成三人”——我、杯中之影和月中之影，这仍然不过是自己一人而已，杯中也好，月中也好，影子毕竟也不过是影子。

从上所引例句中，可以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独”字几乎总是与“我”字同时出现。这里，我们完全可以按照邵雍的意思，把“孤独”解释为“情”的一种。诗人“以我观物”，自然为“情”所蔽。当李白关注世界、人生时，其出发点始终难以离开“自我”，那么他必然“情偏于暗”，即必陷入无边的孤独之中。正如陈来先生所说：“如果人在认识、观照、体验、实践以及各种社会活动之前，心中有一个强烈的从自我出发的意识，以这样的心态去与物打交道就叫做‘任我’或‘以我观物’。其结果是，情感的发生就不能做到‘中节’，对于事物的理解就会因为昏蔽而不明。”⑥这里的“中节”，含有中庸、平和、和谐、静穆之意。“不中节”就是不平和，也就是偏激。其实，孤独情绪就是一种偏激的情绪。所以，世人面前飘逸如仙的李白，其“任我”的背后其实就是孤独。“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卷3《行路难》其二），“奈何青云士，弃我如尘埃。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方知黄鹤举，千里独徘徊”（卷2《古风五十九首》其十五），正是这种情绪的反映。

对于这种观照方式带来的孤独之苦痛，也许直到李白的晚年才有些许改变。而改变的缘由恰恰是其对世界、人生观照方式的调整。五言绝句《独坐敬亭山》应该算是李白集中最为超脱、平和的一首佳作。其诗曰：“众鸟髙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这里，之所以说李白调整了观照方式，正是因为李白在此中终于隐去了“我”，而做到泯灭物我、物我同一的庄子所谓“齐物我”的“无我”之境。此中的山已经不再是被动观照之对象，也具备观照“我”的功能。物我两相泯灭，才能最后达到和谐之境，达到朱光潜先生所谓“静穆”之境。但是，李白能够做到这一步的时候并不多，这恐怕与其与生俱来的自我中心性格相关。他这种自我中心的意识在实践上的表现就是对功名事业的积极追求和乐观自信。所以，胡国瑞先生强调：“以乐观信心追求自己理想功业的积极精神在李白身上始终是居于主导地位的。”⑦“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正是这种理想追求和乐观心态的表现。但结果是，自我形象的过分庞大使得李白无视于身边的他人之存在，无视于现实的丑陋的存在，他陶醉于自我理想的建构忽视了社会的结构，故其结果不是碰得头破血流就是坠入孤独的深渊。

李白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只关注自我，关注生命。事实上，他一生都在关注社会，关注国家。他一生最高的理想就是“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然后像鲁仲连那样功成身退。如安旗先生所说：“他形形的思想中自有一根巨大的红线贯穿始终。这就是对封建盛世所激发出来的雄心壮志，要实现伟大的抱负，要建立不朽的功业。一念之贞，终身不渝，欲罢不能，至死方休。在这一点上，他同屈原一样，同杜甫一样，同一切伟大的历史人物一样。他们的一生都像一场热恋，一场苦恋，一场生死恋。”⑧的确，李白一生都在朝着“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理想前进，真诚而又执着。日本学者冈村繁说：“李白的这种生活理想看来并非出自知识分子的纤细精微的感觉，而恐怕是来自更为自然，更为野性的感觉。”⑨冈村繁先生的说法是准确的。所谓“野性的感觉”就是真诚的情感流露。这种流露就是自我情感流露，并非理性的思考，其难以摆脱“我”的出发点。当这种真性遭到挫折时，将会如一个声音、一个皮球撞到硬壁而再次弹回原点，从而回到孤独之境。

李白之孤独的另一根由就是与生俱来的漂泊感，或者说归属渴望。造成李白内心深处的无依感、漂泊感，笔者以为首先在于李白身份的特殊性，即为胡人血统的身份。李白的身世有如他思想那么飘忽不定。在此，笔者支持陈寅恪先生关于李白身世的观点，即李白乃是西域胡人⑩。尽管李白多处宣称他乃是陇西成纪李氏，并且到处交攀李姓名流，攀结宗亲关系，但在当时李白始终没有真正被接纳。例如，玄宗曾经征召李白为翰林供奉，但始终是把他当作点缀风景的轻微人物。冈村繁先生通过对比同时代王维作品，发现此期间李白几乎全是一些无关国家社稷大计的应景酬赠之作，而王维却作有大量关乎朝廷重大事件的应制、应教之文，由此得出结论：李白从来就没有真正被玄宗重视过{11}。找不到归依感，这在李白内心深处，无疑会加重那种与生俱来的漂泊感，从而产生可怕的孤独。

其次是对群体的归属感的渴望。前文已经说到：李白不是一个纯粹的儒者。故他在儒者为主流的唐代，难以获得群体的认同。根据马斯洛的理论，人对群体认同之归属感的渴望属于第四层级，属于高级的精神领域的一种需求。人本能地渴望获得这样群体归属感，因为这是自我价值得以确立的必要条件。李白一生的行游证明了他这种找不到归依的孤独感。李白自20多岁出川之后，几乎遍游天下。李白的漫游虽然客观上造就了他的诗文创作的辉煌，但就目的而论，其出游决不是像司马迁一样是为了创作。冈村繁先生认为，李白之游绝非简单的漫游，而是为了寻找援引之人，寻找出仕的机会。事实上，包括李白扬州“散财三十万金”在内的种种行为，都不是为显示富公子哥儿的洒脱，而是为了结交友朋。而其结交友朋的目的，表面上是为了寻求出仕机会，更深处实际上是为了获得群体认同，获得归依感，从而摆脱内心可怕的孤独。

可以试举一例以说明李白心语之迹。如《春日独坐寄郑明府》一诗：“燕麦青青游子悲，河堤弱柳郁金枝。长条一拂春风去，尽日飘扬无定时。我在河南别离久，那堪对此当窗牖。情人道来竟不来，何人共醉新丰酒。”一位朋友的失约竟然让豪放的李白如此悲愁，如此无所适从，令人费解。表面上是李白情深义重，在乎友情，其实，笔者更以为：诗人李白在此是害怕朋友爽约而触动其心底的孤独心弦。“情人”一词与今天的意义不同，但无论如何在李白这里是一个表露心灵的词眼。李白本能地对群体有一种归依的渴望，这可从李白集中的大量酬赠诗得到明证，如《上李邕》（卷9）、《赠常侍御》（卷11）、《赠汪伦》（卷13）、《别金陵诸公》、《别广陵诸公》（卷15）、《黄鹤楼送孟浩然》（卷16）、《酬崔侍御》（卷20）、《上韩荆州》、《上安州裴长史书》（卷26）等。当李白得到贺知章的称赞时狂喜之情溢于言表，此处的欣喜并不完全是因为遇见了伯乐，可以向世人宣告自己的天才，实际上，李白从来不担心自己的才华不为人所知，此处其欣喜之情更多是源自他认为自己获得了人们的认同，找到了归依感。

邓晓芒先生说：“中国人几千年来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人之所以会误解自己，是因为自己还不够‘诚’，所以只要这次我能够做到绝对的‘诚’，人就绝对不可能误解自己。我这次是否做到了绝对的‘诚’，这同样没有一种确定的标准，也只是一种‘未尝欺心’的自我感觉。而这种感觉却阻止了我对自己再作一步怀疑和追问……甚至足以使人自我膨胀到‘天上地下，惟我独尊’，对自己‘本心’这种几乎是本能的‘中止判断’其实是出于一种恐惧，即害怕堕入内心的无底深渊，失去‘安身立命’的牢固根据。”{12}李白一生以“将复古道，非我而谁欤”的姿态自居，高喊“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其实是一种自我价值的追问与确认。诚然，李白“清水出芙蓉”般的态度是真诚的，但仍然没有免于孤独。因为他过于相信自我的“真诚”，忘记了现实准则的存在，这种准则邓晓芒先生承康德意思称之为“伪善”。这注定了李白最终将被边缘化。

仔细分析可以发现，李白无论是在诗文中，还是在行为上，其表现出来的积极用世姿态，并不仅仅是其儒者情怀的展现，也不完全如安旗先生所说的“是对封建盛世所激发出来的雄心壮志”，而是一种主动向主流群体靠近的内心折射。无论如何，儒家思想是李白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内心渴望被中原民族、主流意识接纳的李白，必然以儒家精神中的较高姿态来博取主体的认同。李白内心潜存着一股巨大孤独之洪流。为了摆脱这种痛苦，首先就必须获得这个群体的认同。为此，李白付出了一生的实践。换句话说，李白一生都在与孤独作斗争。

注释:

① 李白:《李太白全集 》，中华书局1977年版｡以下所引李白诗文未注明出处的均出自此本，只标明卷数，不再另作说明｡

② 钱志熙:《魏晋诗歌艺术原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4页｡

③ 王辉斌:《李白思想研究综述》，《济宁师专学报》 1995年第4期｡

④ 钱志熙:《唐前生命观和文学生命主题》，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314页｡

⑤ 邵雍:《皇极经世绪言》，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

⑥ 陈来:《宋明理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页｡

⑦ 胡国瑞:《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精神及艺术特点》，《李白研究论文集》，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06页｡

⑧ 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巴蜀书社1990年版，第7-8页｡

⑨{11} 冈村繁:《陶渊明李白新论》，陆晓光､笠征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76､247页｡

篇5

关键词：王维 《老将行》 老将

王维，字摩诘。他的生卒时间一直存在异说，两《唐书》本传都载王维享年61岁，《新唐书》云“上元初卒”，《旧唐书》云“上元二年（761年）七月卒”，《佛祖历代通载卷十三》说王维卒于上元二年，清代王维研究专家赵殿成的《右丞年谱》即认为王维卒于上元二年七月。本文从赵殿成《右丞年谱》与陈铁民《王维年谱》，定王维生于长安元年（701年），卒于上元二年（761年）。而我们所说的盛唐是指从开元元年到安史之乱之前的近半个世纪的唐朝时期。因此可以说王维的大半生都生活在盛唐时代。他的生活经历、心态及其有关的诗文当然也会不可避免地打上盛唐士风的烙印。王维博学多才，年少得志，二十一岁就高中进士头名，是盛唐最负盛名的诗人之一。如清贺裳《载酒园诗话又编》说：“唐无李杜，便应首推摩诘。”

《老将行》是王维的一首边塞诗。王维一直被誉为中国古代水墨山水画的大师，开创了享誉后世的山水田园诗派。其实，他不仅是写作山水田园诗的大师，亦是写作边塞诗的能手。他前期创作了大量的边塞诗，“王维是盛唐时期第一个大力创作边塞诗的诗人”[1]，著有四十首边塞诗，创作时间比边塞诗代表高适、岑参早，创作数量则比与他同时期的王翰、王昌龄、崔颢、贾至等要多。《老将行》创作的具体时间不详，但学者多数认为此诗应是他居河西时所作。王维在开元九年中进士后任太乐丞，不久就因事受牵连被贬，后辞官归隐，但正当盛年，终不甘寂寞。开元二十年，唐玄宗任张九龄为相，王维想重入仕途，便在第二年的秋天写诗《献始兴公》给张九龄，诗中有对张九龄“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的赞颂，诗末说，“贱子跪自陈，可为帐下不？”求张举荐。而他也很幸运，张九龄欣然接纳了他，并举荐他做了右拾遗。然而政治的风向不定，开元二十五年，张九龄被贬荆州长史，接任张九龄为相的是李林甫。张九龄被贬的原因，新唐书上载的是“坐举非人”，也就是说是因为他举荐了不合适的人为官。因此，张九龄被贬后，昔日得到他举荐或重用的官员也被贬或被处死。王维当然也不例外。开元二十六年，河西节度使崔希逸从凉州出兵大破吐蕃。捷报传到长安，在口蜜腹剑的李林甫的推荐下，王维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兼节度判官前往河西宣慰将士，看似升迁，实际上是被李林甫找机会贬出了政治中心长安。王维这次西行写下了很多边塞诗，《老将行》就是其中非常优秀的一首，此诗虽然不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响彻古今、家喻户晓，但是如果从以王维为代表的盛唐士人的经历与心态的角度来看，《老将行》也是展现他们心态的冰山一角。下面本文就从“老将”的形象入手，从三个方面来阐释老将身上所蕴含的王维的思想流程和盛唐文人的心态特点。

一、建功立业、从军入幕的豪情

篇6

关键词：孟浩然 酬赠诗 哀祭诗 释读

孟浩然，唐代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诗人，与王维合称“王孟”，诗以清新自然为主。仅在唐代，孟浩然诗作的影响已极大，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对孟浩然诗歌的推崇和喜爱，一直热度不减。唐代酬赠哀祭孟浩然的诗歌，无不是对孟诗的热衷和追捧，生前酬赠者有好友张子容、王迥、李白、王维等，死后哀祭者有王维、杜甫、刘Y虚、陈羽、白居易、施肩吾、朱庆馀、张祜、罗隐、张、贯休、齐己等。

一.酬赠类

酬赠类诗作主要是孟浩然与好友间的酬唱与赠答，或情谊深厚，或志趣相投，或诗风相近，主要有老乡好友张子容、王迥，铁杆诗友李白和诗坛盟友王维。其中张子容有诗2首，王迥有诗1首，李白有诗3首，王维有诗2首。

1.张子容。襄阳人，又名张五。两人是邻居和世交，关系甚笃，与孟浩然同隐鹿门山，诗篇唱答颇多。在任乐城令时，除夕夜招待孟浩然，“他乡遇故知”，有两首诗酬答孟浩然。其一为《除夜宿乐城逢孟浩然》，有“妙曲逢卢女，高才得孟嘉”句，一语道出了张子容对孟浩然的由衷情致：知音相惜，敬佩才气。卢女，传为曹操宫女，善鼓琴，知音者也。孟嘉，东晋名士，孟浩然本家，有“孟嘉落帽”典故，足显其才学出众。其一为《乐城岁日赠孟浩然》，有“更逢习凿齿，言在汉川湄”句，习凿齿，襄阳名士，声播天下，隐居白梅。以习凿齿来比孟浩然，同属乡贤，行迹相近，可见孟浩然在张子容心中的地位，钦佩和相惜之情溢于言表。

2.王迥。《全唐诗》传与孟浩然善，二人徜徉高蹈，交谊深挚。孟浩然有《白云先生王迥见访》和《登江中孤屿赠白云先生王迥》，写出了两人真挚而缠绵的友谊。王迥亦有诗《同孟浩然宴赋》彰显孟浩然之“英声”，王迥称孟浩然的“英声”有“屈宋”遗韵，属“才子”之美。

3.李白。一代“诗仙”，所崇拜的对象为“孟夫子”，“诗仙”交友，绘出了对孟浩然敬仰之“纯”，有《赠孟浩然》。“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淡淡几笔，精彩素描，虽是感怀的结晶却似照相的写真，行属高卧林泉的隐士，动为风流自赏的诗人，活脱出风神散朗、寄情山水的高致。李白于孟浩然之敬慕，显得由衷纯真：敬“诗”而慕“仙”，自有一种风神飘逸之致和疏朗古朴之风。“诗仙”寄友，写出了与孟浩然交情之“深”，有《春日归山寄孟六浩然》，“愧非流水韵，叨入伯牙弦”，用典“高山流水”遇知音，超尘脱俗隐逸深，幽深静谧山水新，以景比人，可谓深沉。“诗仙”送友，道出了与孟浩然情谊之“真”，有《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送友远行，“唯见长江天际流”，流者有意，一似心潮之激荡，如浩浩东去的一江春水，一似友情之真醇，若绵绵悠长的一江春水。

4.王维。与孟浩然并称“王孟”，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开宗立派的人物。王维与孟浩然相交甚深，开元十七年冬，孟浩然长安应试落第，王维有诗二首相赠。一首为《送孟六归襄阳》（其一），有句“因怀故园意，归与孟家邻”，王维亦有怀归念家之想，若归去，定与孟浩然做邻居，羡慕孟浩然的退隐田园生活。另一首为《送孟六归襄阳》（其一），王维真情相劝、坦率直言：隐居是一生的快事，何必学司马相如献赋求官呢？此时王维劝孟浩然是真情相告，直白而知心，已没有了早年《送綦毋潜落第还乡》中“吾谋适不用，勿谓知音稀”的积极上进，多的是清醒认识，规劝孟浩然不要步入仕途。

二.哀祭类

哀祭类诗作主要是孟浩然去世后，部分爱戴或喜爱孟浩然的诗人为悼念其而写的哀挽或祭吊的诗，这些诗都以凝炼的形式、深沉的内容、强烈的哀悲、真切的感情，震撼人心、扣人心弦、催人泪下、发人深怀，让人深深体味孟浩然诗风的清新与优美。

1.王维。盛唐山水诗主将，与孟交谊深笃。悼念亡友，有《哭孟浩然》，二十字，除写了失去诗友的悲痛之情如汉水汹涌呜咽日夜东流一样外，更是高度赞誉了孟浩然的人品、节操、文采及在诗坛的地位。一句“江山空蔡州，”悲赞了诗友之殁是使江山寂寞，诗坛冷清的一大损失，一“空”字形象地反映了王维对孟浩然的倚重之情和悲绝之痛，王与孟，一在北，一在南，南北呼应，共同将盛唐山水诗推向了顶峰。山水虽好，无人描绘也是空好，深感孟浩然的去世，以致于襄阳山水为之失色，清代黄培芳《唐贤三昧集笺注》云：“王孟交情无间，而哭襄阳之诗只二十字，而感旧推崇之意已至。”

2.杜甫。唐诗大家，一代诗圣。杜甫对孟浩然亦是十分崇拜的，尤其喜爱孟浩然之“清”。看其《遣兴五首・其五》，有句“赋诗何必多，往往凌鲍谢”，如果说李白看重的是孟浩然的人品之风神散朗的话，那么杜甫看重的是孟浩然的诗品之清新自然，“凌鲍谢”就说明了孟浩然诗风的清新本质，鲍谢，指南朝诗人鲍照和谢I的并称，二人诗作以清新妩丽见长。杜甫称颂孟浩然诗超越了鲍谢，同时也表明杜甫对孟浩然诗的喜爱，尤其是对其清新风格，可谓交口称赞，有《解闷十二首・其六》，一语“清诗句句尽堪传”道出了孟诗的流传与影响，“清诗”是说孟浩然诗具有新鲜、自然、明丽、幽雅的特质，能清新可淡远;“句句尽堪传”是说句句都值得传诵，传承价值极高。

3.刘Y虚。开元进士，与孟浩然有交往，其诗意境清淡悠远，与孟诗相仿。诗人在越中（京口），看到扬子江暮秋景致，触发了对故人孟浩然的深切思念，有《暮秋扬子江寄孟浩然》。诗中“寒笛”二字，不仅表示夜深天冷，也表明笛声凄咽，更表露思念故人的愁绪，笛声难达，情思难传，思念婉转。“咏思劳今夕，江汉遥相望”，这两句从孟浩然对自己的思念着笔，表现两地情思相牵，想象无限。一“劳”字，显诗情婉曲而深厚，“遥相望”三字，存余味悠远。足见刘Y虚对老友孟浩然的思念之深切，哪怕有人去襄阳，也要委托带去自己的哀思和情系，有《寄江滔求孟六遗文》，此诗嘱托一位友人去搜求亡友孟浩然的遗文，多的是对死者的凭吊与褒扬。

4.陈羽。贞元进士，诗作能情景交融，属孟浩然的追随者。路过孟浩然的襄阳故居，念及孟翁诗作，感受良多，嗟叹之余，写下了《襄阳过孟浩然旧居》：“襄阳城郭春风起，汉水东流去不还。孟子死来江树老，烟霞犹在鹿门山。”陈羽对孟浩然的慨叹，一者是对孟浩然一生际遇的怅惘，一者更是对孟浩然诗作的欣赏，孟诗诗句像鹿门山上的烟霞一样，袅绕不绝，韵味悠长。

5.白居易。新乐府运动倡导者，诗歌语言通俗。游览故居，凭吊诗人，有《游襄阳怀孟浩然》。“清风无人继，日暮空襄阳”，孟浩然清丽的诗风已无人继承，感觉黄昏的襄阳一派空旷，令人惆怅，白居易也“日暮客愁新”，望襄阳山水而无人再能用诗句赞赏，不免感伤。

6.施肩吾。元和进士，为诗奇丽。有《登岘亭怀孟生》：“岘山自高水自绿，后辈词人心眼俗。鹿门才子不再生，怪景幽奇无管属。”“怪景幽奇无管属”，一语道出了对“鹿门才子”孟浩然的钦佩和羡慕，山水好自然，无孟诗赞赏，已绘不出那份“雅”致和“隐”情，直令人回味孟浩然清幽的诗风和高洁的情怀。

7.朱庆馀。宝历进士，诗意清新。有《过孟浩然旧居》：“命合终山水，才非不称时。冢边空有树，身后独无儿。散尽诗篇本，长存道德碑。平生谁见重，应只是王维。”从王维推崇的角度，表明了孟浩然道德文章的同气相应，孟浩然虽才不称时，只命应隐逸，却创造了清幽寂静的空灵境界，与“诗佛”诗境仿若。

8.张祜。爱漫游，诗多写落拓不遇的情怀和隐居生活。有《题孟浩然宅》：“高才何必贵，下位不妨贤。孟简虽持节，襄阳属浩然。”“襄阳属浩然”，一语落地有声，襄阳成全了孟浩然，孟浩然亦成全了襄阳。孟浩然虽终老布衣，无显贵却贤达，“孟襄阳”成为与后世“柳河东”、“韩昌黎”一样，皆以地名来命名，提升自己家乡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孟浩然成为了襄阳山水的第一代言人。

9.罗隐。属“十上不第”，后避乱隐居九华山。有《孟浩然墓》：“数步荒榛接旧蹊，寒江漠漠草萋萋。鹿门黄土无多少，恰到书生冢便低。”拜谒孟浩然墓，要穿过“荒榛”和经过“旧蹊”，近观坟头草萋萋，远望汉水空漠漠，油然而生的应是一种隐逸情致和落魄情怀，“恰到书生冢便低”，坟墓的高低显示了人死后礼遇的高低，属愤激之语，在替孟浩然鸣不屈，亦是在为自己叫不公。

10.张。乾宁进士。有《吊孟浩然》：“每每樵家说，孤坟亦夜吟。若重生此世，应更苦前心。名与襄阳远，诗同汉水深。亲栽鹿门树，犹盖石床阴。”“名与襄阳远，诗同汉水深”，孟浩然的名声与襄阳一样远播，诗歌同汉水一样深广，佐证了孟浩然在诗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11.贯休。僧人。有《经孟浩然鹿门旧居二首》，其中佳句“空馀岘山色，千古共嵯峨”，道出了孟浩然的浩然气度。

12.齐己。僧人。有《过鹿门作》：“鹿门埋孟子，岘首载羊公。万古千秋里，青山明月中。政从襄沔绝，诗过洞庭空。尘路谁回眼，松声两处风。”此诗表达了作者对羊祜与孟浩然两位先贤的崇敬之情，同时也说明了鹿门、岘首二山是因此二人而名满天下。

孟浩然，以诗闻名，玄宗皇帝亦是其忠实读者，也叹“闻其人而未见也”（《新唐书・文艺传》）;王士源在《孟浩然诗集序》中记载了其“五言诗天下称其尽善”的故事：“闲游秘省，秋月新霁，诸英联诗，次当浩然，句曰‘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举座嗟叹其清绝。”所以，唐代诗人对孟浩然的推崇与欣赏，在酬唱间与哀祭中得到了一种高度的认同与赞赏，或欣赏其隐逸风度，或喜爱其清新诗风，或慨叹其落魄一生，或讴歌其诗作影响。欣赏隐逸风度，以李白为代表，“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绘出了孟浩然“骨貌淑清，风神散朗”的隐逸形象，给人以潇洒自然，不落尘俗的印象;白居易也赞其“旧隐不知处，云深树苍苍”，归隐成为了孟浩然的最佳归宿和历代诗人的理想所在。喜爱清新诗风，最典型者为杜甫，“清诗句句尽堪传”一语道出了孟诗的真谛与审美价值追求，清代叶燮在《原诗》外篇中说“孟浩然诸体似乎淡远，然无缥缈幽深思致，如画家写意，墨气都无”，清代翁方纲在《石洲诗话》中也说“读孟公诗，且无论怀抱，无论格调，只其清空幽冷，如月中闻磬，石上听泉”。孟诗如画家写意、月中闻磬和石上听泉，可谓言清、景清和意清，清绝无代。喜其清幽者，如施肩吾，“怪景幽奇无管属”，孟诗诗意的隐逸与诗情的雅致，无人可比;爱其清丽者，如陈羽，“烟霞犹在鹿门山”，高度钦佩孟诗描绘襄阳山水的神韵与流响，油然而生“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之情。慨叹落魄一生者，最同情人为罗隐，“恰到书生冢便低”，坟头低置显礼待冷遇，既是为孟浩然鸣不平，也是在自己叫屈。讴歌诗作影响，有王维、张祜、张、贯休等，皆称颂孟浩然之诗歌影响。王维叹“江山空蔡州”，孟浩然诗可以作为山光添色;张祜赞“襄阳属浩然”，孟浩然与襄阳俱在、孟诗并自然常青;张赏其“名与襄阳远，诗同汉水深”，孟浩然诗名远播，源远流长;贯休慨“空馀岘山色，千古共嵯峨”，诗比山高。

参考文献

[1]佟培基.孟浩然诗集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2]李景白.孟浩然诗集校注[M].四川：巴蜀书社，1988.

[3]柯宝成.孟浩然全集[M].湖北：崇文书局，2013.

篇7

滔滔江水，带走了多少令人感慨的风物？一泓湖水，又淹没了多少饱经沧桑的遗迹与秘密？比如三峡古栈道，曾经与猿鸣、悬棺并列为三峡三大谜，令无数人为之神往，如今，它已大部分沉入水中。而三峡古栈道中，瞿塘峡段无疑是最令人叹绝观止的。

但是，这长达10公里古栈道，在三峡蓄水至175米以后，仅有80多米长的古栈道还露于水面，向世人昭示着它曾经的传奇。瞿塘峡古栈道即将消失，如同历史上许多曾经惊心动魄、绚丽多姿的人文奇迹一样，被时光的手指无声地隐藏、遮蔽，最终归于彻底的沉寂。如果我们不抓住最后的机会去搜寻它、抚摸它、铭记它，那么，关于三峡，我们便遗失了一页最精彩的传奇……

古栈道是秦王修的，

还是刘备修的？

“上有万仞山，下有千丈水。苍苍两岩间，阔狭容一苇。”――白居易寥寥二十言，道尽瞿塘峡的险峻。自古以来，瞿塘峡就以狭窄险奇著称于世，峡谷间“无路可走”，除了水路，能与外界相勾连的，只有这挂在悬崖绝壁上的古栈道。

瞿塘峡古栈道主要指从奉节县草堂河口东岸起，至巫山县大溪对岸状元堆山，长约10公里的这一段古栈道，也就是夔巫古栈道的西段。这一段是三峡古栈道的精华，也是三峡古栈道的标志。它悬于赤甲山壁，与长江平行，连接了奉节与巫山，使两地百姓可自由往来。

那么，瞿塘峡古栈道究竟修建于何时呢？笔者走访多位专家学者，整理出其中比较主流的几种看法。

一种看法是栈道为战国时所修。据史载，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已出现了栈道。秦惠王始建陕西褒城褒谷至d县（今眉县）斜谷的褒斜栈道，长235公里。《战国策•秦策》记载，秦国丞相范雎向秦昭王献计“栈道千里，以通蜀汉”，秦昭王采纳了他的建议，在秦岭一带修建了著名的“金牛栈道”，凭借此道灭了蜀国和巴国。这条栈道也就是李白在《蜀道难》中所说的“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的那一段蜀道。秦灭巴蜀后，即沿长江和乌江进攻位于东南面的楚国。据有关专家分析，秦军可能在瞿塘峡一带开凿栈道，便于水陆同时行军。

一种看法认为：栈道乃三国时刘备进攻东吴时所修。公元221年7月，刘备为报荆州之失和关羽张飞被杀之仇，亲率蜀汉军队10多万人，进攻东吴，后在夷陵（今湖北宜昌）被陆逊用计火烧连营，大败而归，逃至白帝城，郁郁而终。这一段历史也成为三峡旅游著名的典故。据称，刘备进军是“水陆并进、夹江直下”，败退是“烧铁铠塞山道，以阻追兵”。有人分析，刘备败退时焚烧铠甲堵塞的“山道”，就是瞿塘峡古栈道。但也有人持不同意见，认为刘备退军线路是从山后绕到白帝城的。不论情况如何，但大多数专家认为，秦汉三国时，瞿塘峡一带已有栈道。

另外，还有南宋军队修筑栈道阻挡元军等说法，只是因为没有确切的文字记载，所以无法证实。

关于瞿塘峡栈道，真正有文字可考已在晚清时代。据《奉节县志》记载，该栈道为清代夔州知府汪鉴等人集资修建。于清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九月动工，历时3年完成，有4公里完全是从峡江峭壁上开凿出来的石槽，远望如刀削。该栈道的建成，连接了巫山至奉节的陆上交通，成为当时贯通三峡的要津。后人在风箱峡绝壁上刻下“天梯津隶”、“开辟奇功”八个大字，来纪念这一千古壮举。

但有专家指出，汪鉴所修的栈道，其实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将栈道加宽、加固，并将若干毁损路段连接为一体，并不是在绝壁上重新开凿一条栈道。不然，秦军进攻楚国，刘备攻打东吴，又怎能“水陆并进”呢？

由此可见，瞿塘峡栈道古已有之，但究竟是哪朝哪代所修，也许会成为巴渝文化中一个永恒之谜。

比栈道更奇迹的，是槽道

栈道，是人类交通史上的奇迹，大部分建于绝壁湍流之上，凿石插木，凌空飞架，是穿山越岭的重要载体。许慎《说文解字》说：“栈，棚也，竹木之车曰栈。”宋人戴侗《六书故》说：“栈，……编柴木为栈也。……险道悬道，栈木以通者谓之栈道。”……综合古人的说法，栈道其实是以木结构为主的一种悬空式道路。中国古代栈道的构造，主要是在石壁上凿孔安桩、架设道路，如剑门关古栈道，还有大宁河古栈道，都是这种形式。

而瞿塘峡古栈道则不同。

瞿塘峡草堂河至状元堆的那一段栈道，岩壁上并没有凿孔、插木为梁的痕迹，而是在悬崖中硬生生挖出一条“凹”形的石槽来，在地势稍缓处，则主要是在倾斜的山坡上开凿砭道或以石垒砌道路。如此看来，瞿塘峡古栈道实际上应称“古槽道”更准确些。但长期以来，人们已将“栈道”的概念泛化了，凡是建筑在悬崖绝壁的道路、桥梁等，不管结构是木质、石质或铁质，也不管是插桩铺梁、垒石铺砭或“凹”形开挖，习惯上都称作栈道。

从工程难易度而言，开凿槽道已比修建普通的木栈道艰难得多。再加上瞿塘峡是三峡中最窄的一个峡谷，北有赤甲山，南有白盐山，两山对峙，似欲合拢，将江水紧紧锁在峡口，赤甲山壁陡如削，要在这近乎垂直的陡峭岩壁上开凿出一条槽道来，工程更是难于登天。而且，值得注意的是，瞿塘峡槽道并非“羊肠小道”，而是“康庄大道”：据记载，栈道落成之时道面之宽、交通之胜，能让纤夫与车轿在道上并行，据说还能通行夔州知府的八抬大轿――那么，这样高难度、高质量的“精品工程”，在古代简陋的技术条件下，是怎样炼成的呢？

考古专家说，这在光绪年间编撰的《奉节县志》中有清晰的描述：“施工之始，工匠无所凭借，乃对壁凿孔，层累而上。每开一大窦，实以火药，燃引线而炸之。旋炸旋凿，使千仞峭壁之腰，嵌成五六尺宽平坦路”……这百余言的记载，在数百年后的今天读起来，仍然惊心动魄。晚清时修筑瞿塘峡栈道，还有火药等工具可利用，工程都殊为不易，堪称人工奇迹；而在宋明火药之前，峡江先民要在瞿塘峡上筑起栈道更是难上加难，但先民们硬是靠一双手和铁锤、錾子等简单工具，在绝壁上一寸一寸地凿出了一条条“生命通道”。

经过多年风浸雨蚀，岩石不断风化、剥落，当年能够跑马行轿的瞿塘峡古槽道逐渐变窄，最宽处有1米多，有的地方仅几十公分宽。槽道最长者为石板岬槽，长约220米，人在槽道内行走，如蚁附石壁，侧望即是滚滚奔流的长江，其势十分凶险。但是即便如此，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古栈道仍能通行。后来随着山区公路的修建，栈道的作用逐渐降低，才慢慢被弃用。 如今，滚滚长江将瞿塘峡古栈道的绝大部分都封存于水下，仅有80余米长的古栈道还露于水面。乘船接近古栈道，不胜唏嘘：数年之后，这一奇迹也许将完全没于水中，不知道谁是最后一个见证者？

那些苍凉的纤夫曲

当地的居民告诉笔者，瞿塘峡古栈道在从前除了用于军事和供山民通行外，还有一项更重要的作用，那就是作为纤道，供三峡纤夫拉纤时行走。

古代行船，主要靠人力，下水容易，上水甚难。长江在三峡一带水流湍急，顺流而下，一日千里。正如李白在诗中所描述：“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但上行是逆水行舟，就十分艰难了，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提到：“自蜀至此（指夷陵，即今宜昌）五千余里，下水五日，上水百日也。”这说的还是空船在行船条件良好情况下的速度。如果是重船，再遇风浪险滩，行进速度还要慢得多，有时一天走不上10里路程。没有机动船之前，在三峡上水行船，必须靠纤夫拉纤。三峡纤夫，就成了峡江最苍凉的一道风景。纤夫将一滴一滴的汗水甚至血泪，洒在了古栈道上。

现在于所剩无几的瞿塘峡古栈道上，还可以看见这样的景象：那些坚硬的石头，被纤绳磨得油光发亮；那些平整的道石，也被纤夫们长满茧的脚板踩出一个个深窝。一年一年，一代一代，他们在冷冽的峡风中，在毒辣的烈日下，喊着沙哑的船夫号子，把生命的辛酸、苦难与梦想一点点拉进历史的纵深。

历朝历代中，有许多著名诗人穿行三峡，如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苏氏三父子、黄庭坚、王十朋、陆游、范成大、赵孟\、刘基等，有的仗剑出蜀，有的因任职或贬谪入川。他们在三峡写下了许多优美传世的篇章。光《巫山高》这一诗题，就有100多位诗人写过。杜甫寓居夔州一年零九个月，写诗436首，占他现存诗作的七分之二。但是，非常奇怪的一点，这些诗人对瞿塘峡古栈道和栈道上的纤夫似乎熟视无睹，基本没有留下什么吟咏，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文化遗憾。

好在瞿塘峡栈道上的纤夫是天生的诗人，在风浪与悬崖之上，他们有属于自己的诗歌――那就是著名的川江号子。未经文人加工的川江号子，更显得朴素和原生态。如川江号子名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陈邦贵和李华安吼的《闹岩湾号子词》：

纤头：抬头望――嗨！

纤尾：把坡上――嗨！

纤头：大湾子――嗨！

纤尾：九十个――嗨！

纤尾：前松后紧――嗨！

纤尾：腰的使劲――嗨！

纤头：司到――嗨！

纤尾：扯到――嗨！

纤头：只合号子不合脚――嗨着！

纤尾：爬岩跳坎各照各――嗨着！

这样的号子曲，即使只看文字，不闻声音，一股裹挟着生命雄性呐喊的峡风，也会狠狠地打在脸上，令人血涌如潮。

随着三峡航运的改善，川江号子早已在江上随风而逝，成了舞台上的文化消费品，而它的传承人陈邦贵和李华安，如今也廉颇老矣……

向烟波深处追寻

徘徊在白帝城赤甲楼，江面宁静，江风习习。这里是夔巫古栈道的起点。那段承载了三峡文化血脉与历史创痕的古栈道，已几乎没入烟波。短短80米长的残道，是我们能抓住的瞿塘峡古栈道最后的片影。

正对瞿塘峡口，长江与草堂河之间的半岛型山嘴名叫铁柱溪，江水中有锁江柱遗址。史载，唐朝将领张武和南宋将领徐宗武都曾在这里铸铁索和铁柱，锁断大江。事实上，瞿塘峡历史上曾有多次“断江”、“锁江”的记载。在交通不便的时代，一索锁江，万舟断行，真可谓“瞿塘峡锁全川水”。如今，这些已成历史烟尘。

对岸的白盐山绝壁上，是中外闻名的夔门摩崖石刻。自宋朝到民国初年，摩崖石刻有13幅。如今，南宋著名书法家赵公硕书写的《中兴圣德颂》碑被切割后存放在三峡博物馆，民国将领孙元良所题“夔门天下雄、舰机轻轻过”等题刻，被切割搬迁到下游700米处的黄金洞绝壁上复建。

175水位蓄水以后，瞿塘峡的江面虽然没有增宽多少，但是水面异常平静，再也听不到哗哗奔涌的波涛声，两岸的高山绝壁显得格外威严。据说，2003年135水位蓄水时，北京一位学者来此观察几天后，深有感触地说：“千古夔门呈现出静态之美，这种美更具神韵，更让人遐思。”

篇8

三峡是翟塘峡、巫峡、西陵峡的总称，它西起重庆市奉节县白帝城，东至湖北省宜昌市南津关，全长193公里。它是世界上著名的大峡谷，被誉为山水画廊，也是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

翟塘峡为长江三峡第一峡，又称夔峡。从奉节白帝城至巫山县大溪镇，全长8公里，以雄伟壮丽著称。长江南岸的白盐山与北岸的赤甲山对峙，岩壁如斧劈刀削，恰似一扇屋门，紧锁长江。江水在峡中咆啸奔腾，旋涡四起，山雄水急，气势磅礴，令人叹为止。

巫峡为长江三峡第二峡。从巫山县大宁河口，至湖北省巴东县官渡口，峡长45公里。其特征是峡长谷深，迂回曲折，幽深秀丽，似一条美不胜收的山水画廊。巫峡景区由“三台八景十二峰”等景点组成。

西陵峡是三峡中最长的一个峡，长70公里，自宜昌秭归县香溪河至宜昌市南津关，其特点是滩多水急。其中的泄滩、青滩、崆岭滩，为三峡著名的三大险滩。西陵峡中景观甚多，著名的有黄牛峡、黄陵庙、三峡工程、灯影峡、崆岭峡、牛肝马肺峡、兵书宝剑峡、屈原祠等等。

自古以来，写三峡的文字就很多，同学们在初中时也学过不少。如郦道元《水经注·三峡》，李白的《秋浦歌》、《朝辞白帝城》等等。要在众多的名文俊笔中写出脱俗的文字来，不费踌躇是不行的。正是这样，《过万重山漫想》才没有“率尔”操觚，而是独辟蹊径，以三峡为踪，情随景迁，景随情变，“思接千载，心游万仞”。通过“漫想”，表达了作者对那些勇于开拓的志士仁人表示了由衷的赞美。

在写作中，作者打开视野，在现实和想象之间自由驰骋，其思路纵贯古今，气势非凡，表现出了作者丰富的想象力和语言驾驭能力。

学习此文，主要把握以下要点：

一.通过学习本文，增加文化知识的积累。作者是著名的语文教育专家，又是著名的诗人、杂文家，他的语文修养很高。反映在此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既十分重视文学形象的塑造，又十分重视语言表达的效果。

二.学习本文，了解和体会文章结构的技巧。

这篇文章以三峡为线索，借想象和联想歌颂了历史上那些具有开拓精神的人物。但是这种歌颂又并非是直来直去的，而是在作者思路的纵横驰骋中一步一步实现的。因此表现在文章结构上，则给人抑扬顿挫、大开大合的感觉。

三.体会作者所赞美的内在精神。

这既是文章学习的重点，也是文章理解的一个难点。

【自读程序】

一.生字生词的识记，相关文化知识积累

如“以敝帚画西施”、“志”、“欹”、“洪荒”、“注”、“不盈不溢”、“摧山坼(chè)地”、“水击三千里，抟(tuán)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等等。这样的内容不少，都可借助文中的注释或查工具书完成。

二.找出联结上下文的关键语句，理清文章的思路

本文题为“漫想”，实际上“漫”而有序，作者十分注意把现实和想象结合起来，通过想象来安排文章的结构。在自读时，我们找出这方面的语言标志，会有助于加深对文章的理解。

1.抓住起联结作用的关键语句

如“直到今年——五十多岁了，才有机会第一次穿过三峡”、“船出了夔门，忽然落进另一个天地”、“面对这奇景”、“第一个”、“既然有第一个”、“那个时候”、“再想下去”、“那时候”、“船已经穿过三峡”等等。通过这些语句，我们会发现，文章浑然一体，一气呵成。

2.划分文章的结构层次

本文线索，一是紧紧扣住一个“过”字。从船“出了夔门”写起，直到“船已经穿过三峡”结束，写了游三峡的全过程;二是紧扣“漫想”二字，不断拓展时空内涵。阅读时，我们可以将文章分为以下部分。

第一部分，“我在小时候就读过一些古人今人描述三峡的文字，……第一个穿过三峡的是谁?”交代行文的起因：“第一次”面对早已神往的“奇景”，“漫想”由此开端。

第二部分，“第一个，是的,总有第一个吧。……但是他们不是历史的脊梁，他们像蛛丝一般无力，绊不住历史的脚步。”展开“漫想”。

第三部分，“我的思路被隆隆的爆破声打断……船已经穿过三峡，我感到了第一个穿过三峡的人曾经感到和未曾感到的喜悦。”回到现实，歌颂当代人民的开拓精神。结束“漫想”，回应开头。

在安排文章的行文结构上，作者是独具匠心的。如在写第一个穿过三峡的人时，作者用了设问的手法：“——第一个穿过三峡的是谁?”通过这一问，把读者的思绪引向了文章的渊深之境：三峡那么高，那么险，谁过去?怎么过?一个人能过?还是许多人生生不息地过?所谓微言大义，我们能从中得到什么启发?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我们要思考的，而此文给了读者巧妙的回答。那就是“不用扬鞭自奋蹄”，只需要“竹篙一点，独木船开动了……”

在“漫想”中，作者把古代与现在，把虚景与实景联系起来，歌颂了改革开放后热火朝天的祖国建设。从而把读者引向了一个较高的思想境界。

再从行文上看，文章穿插有致，能巧妙地在现实与想象之间自由切换。文章从“船出了夔门，忽然落进另一个天地”写起，一直写到应当怎样做为止。然后笔锋一转，又回到现实中来：“我凭舷眺望，望着茫茫的江水”。然后又一笔荡开：“据科学家说，在洪荒时代，四川盆地本来是个内陆海。海水东注，撞击、啃噬着东边的大山，年深日久，终于‘凿开’一条通道，就是‘三峡’”。

【自读点拨】

一.文章写的是三峡的观感，为何题目叫“过万重山”?

“过万重山”，本于李白的《朝辞白帝城》“轻舟已过万重山”。文章不用“三峡”而取“万重山”之意，目的是突出三峡山势险峻，万山重重的特点，为下文隐喻经历千难万险设下一个伏笔。

二.文章的景物描写在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方面起什么作用?

文中有关三峡景物的直接描写不多，比较集中的是第二段。“船出了夔门，忽然落进另一个天地。……我们的船开向哪里?是回到往古还是驶向未来?是堕入地府还是飞上仙界?我不知道。”

这段文字写“夔门”的景色，表达了作者第一次穿过地莫名的惊喜。瞿塘峡(亦称夔峡)气势磅礴，险峰对峙，是三峡中最短的峡谷，但却“西控巴渝收万壑，东连荆楚压群山”。峡中江流澎湃，涛声雷鸣，号称“天下雄关”,其中夔门山势尤为雄奇。山势之外，瞿塘水势亦“雄”,它“锁全川之水，扼巴蜀咽喉”，有诗称之“众水会涪万，瞿塘争一门。”江水至此，水急涛吼，蔚为大观。对瞿塘峡的山水之“雄”，清代诗人何明礼有一首诗写得至为贴切：“夔门通一线，怪石插流横。峰与天关接，舟从地窟行”。

第一次面对如此险绝的山势，作者说“忽然落进一个天地”实在贴切不过：一是景色变换的突然，二是奇观纷至沓来，三是兴奋不已，触发了无限遐思。

从章法上讲，这段景物描写是“漫想”的必不可少的铺垫。

三.文中几处“三峡”的含义有什么不同?

文章里多处用“三峡”一词，但是细究起来，含义却有所不同。

如“第一次穿过三峡”、“似乎可以说，打开四川和内地的通路(包括北边翻越秦岭的蜀道和东边的三峡)，大约不晚于春秋战国时期，第一个人穿过三峡自然还要早一些”、“第一个穿过三峡的人，绝然不是第一个”,这里的“三峡”指的是具体的瞿塘峡、巫峡和西陵峡。

“我凭舷眺望，望着茫茫的江水。……终于‘凿开’一条通道，就是‘三峡’。”这里的“三峡”指的是开辟出来的一条道(水)路。

“不要小看第一个使用石器的人，……他们越过了人类儿童时代一座又一座真正的‘三峡’——不，他们的步履更为艰难，他们的业绩更为伟大。人类在漫漫的行程中，每一分钟都在向着难以数计的未知的领域进军，都有难以数计的第一个穿过‘三峡’的人开拓道路。于是，历史昂然向前。”这里的“三峡”，已与作者对人类宏伟业绩的联想浑然一体。

“在新中，在我们的祖先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此时此刻正有多少‘葛洲坝’在兴建，有多少新的‘三峡’待穿过啊!而且更有千万未来的‘三峡’在前头，那‘三峡’，也许高得顶住月亮，长得环绕地球。于是，我看见无量数第一个穿过‘三峡’的人挺立起来。他们抖掉昨天的恶梦，瞩望明日的晨光;他们被一个钢铁的意志——党的意志团结在一起，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起来，正在向着当今和未来的无量数新的‘三峡’进军。”显然这里的“三峡”指的是人类面临的各种艰难险阻和各种未知的困难。

四.本文赞美了什么精神?

从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所写的“万重山”即三峡，含义比较丰富。每一层含义都是不同的。但是有一点相同，即无论是具体的“三峡”还是比喻的“三峡”，都与困难有关。江水凿开三峡，要经历千难万险，第一个经过三峡的人要经过千难万险，今天虽然我们进入一个新时代，但是要建设和实现自己的美好蓝图，也要经历千难万险。这是一个颠破不灭的真理。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困难都被人类克服了，因而显示出人类在战胜自然和征服自然方面的伟大功绩。但是这些功绩却并不是轻而易举得来的，相反，它显示了人类面对困难义无反顾，克服困难意志坚定永无止境的探索精神。文章中这样的句子较多，应当引起注意。

【自读思考】

一.作者在文章结尾处说他已经穿过三峡，试回答下列问题：

1.第一个穿过三峡的人曾经感到的喜悦是怎样的喜悦?

2.第一个穿过三峡的人未曾感到的喜悦是怎样的喜悦?

3.作者为什么能够感到这样的喜悦?

二.读一读苏轼《滟滪堆赋》，看看课文与此文所表达的情感有什么异同。

天下之至信1者，唯水而已。江河之大与海之深，而可以意揣2。唯其不自为形，而因物以赋形，是故千变万化而有必然之理3。掀腾勃怒，万夫不敢前兮;宛然听命，惟圣人之所使4。余泊舟乎瞿塘之口，而观乎滟滪之崔嵬5，然后知其所以开峡而不去者，固有以也6。蜀江远来兮，浩漫漫之平沙;行千里而未尝龃龉7兮，其意骄逞而不可摧8;忽峡口之逼窄兮，纳万顷于一杯。方其未知有峡也，而战乎滟滪之下，喧虺震悼9，尽力以与石斗。勃10乎若万骑之西来，忽孤城当道鉤援11临冲;毕至于其下兮，城坚而不可取;矢尽剑折兮，迤逦循城而东去。于是滔滔汩汩，相与入峡，安行而不敢怒。

嗟夫，物固有以安而生变兮，亦有以用危而求安。得吾说而推之兮，亦足以知物理之固然12。

[滟滪堆，俗称燕窝石，在川奉节县东五公里瞿塘峡口。旧时为长江三峡著名险滩。因它是耸立江心的一块巨石，阻扼西来之水，故使江水奔腾暴怒，造成船行之险。此堆今已被炸毁。]

注释：

1至信，最可信。

2意思是无论江河多大，大海多深，都可以任人们去想象。

3意思是水的形状由其他物体的形状决定，因而形态千变万化，自有它的道理。

4这句的意思是说，水一旦发怒，会令人感到恐惧，但它也受周围事物的控制。

5山石高大的样子。这里指瞿塘中的礁石滟滪堆很险峻。

6固有它的道理。

7未尝龃龉，龃龉，音jǔyǔ,原指意见不合，这里指没有什么阻碍。

8意思是力量巨大，无可阻挡。

9喧虺震悼，指水击声很大。虺，音huǐ,虺虺,打雷的声音。

10勃，气势盛大的样子。

11鉤援，鉤,音gōu,鉤援，古代攻城用的器具。钩着城壁，援引

而上。这里作动词。

12这句话的意思是，事物本来就有因为安稳而生变化，也有因为(用，因为)危难而寻求安稳的道理。从这个道理就足可以知道事物存在的本性是什么。

三.课下收集并研读有关三峡的资料，了解三峡的有关人文历史知识。

答案提示

一.

1.一种经过自己的奋斗而取得成功的喜悦。

2.指的是今人的开拓远胜于古人的成功的喜悦。

篇9

1

关于杜甫的形象，我只能通过那些枯瘦、忧愁、无助和工整的诗句去揣摩。和他笔下长长短短而又规规矩矩的诗句一样，他的形象，大约亦是枯瘦、忧愁、无助和工整的样子吧。就像秋风中的那间飘摇的草堂――枯瘦的茅草、忧愁的呼号，终于无助地倾塌，工整的茅屋在沉沉暮色里写下满地凌乱多舛的人生。

杜甫的人生是一张地图，他的地图是黄色的，那是泥土的颜色，存在于低头俯视的目光里。年及弱冠，他便离开故乡巩县，先后游历了郇瑕、吴越、齐鲁、燕赵，长安、华州、秦州等地。游历，本是为了谋得一官半职，不料仕途坎坷，又频频遭遇兵祸，不仅满腹经纶与才华无处施展，还常常为一口饱饭而愁眉苦脸。他的目光惟有盯着脚下皲裂的、粗糙的道路，孤独地在贫瘠的土地上播撒诗的种子，祈祷遥遥无期的收获。

摆在诗人面前的，是一条近乎乞讨的路，路上写满了“生存”这两个字。这条路弯弯曲曲向西南延伸，直到与秦岭山脉间的蜀道相连。

秋风中草堂的故事，就从公元759年的蜀道开始。

我在中国诗歌文化史的大幕上努力寻找当年的古道，那是一条漫长而崎岖的道路，曾让李白发出“难于上青天”的嗟叹。就在这条漫长的道路上，一个面容憔悴、衣衫破旧、骨瘦嶙峋的老人正艰难地行走，灰色的长须在风中显得孱弱而忧伤，蹒跚的步履缓缓隐匿在山路的转折处，没有人注意到这渺小的身影正牵着的一部伟大的诗。

蜀道就这样不动声色地，在迎来了仗剑呼啸的李白之后，又迎来杜甫安静的身影。

中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两个诗人都在蜀道留下了自己生命的轨迹，像谶语一般，相逢在交错的时空。

他们都是寂寞的人，诗酒歌舞无非是给寂寞平添了几分恍惚而已。蜀道也是一条寂寞的路，自从他们离开，它便在秦岭云雾中隐匿了起来，沉沉睡去。对于蜀道而言，之前的千百年都是在等待，而此后的千百年只剩下了回忆。

蜀道的尽头是成都。独特的地理环境让这座四面环山的古城拥有了“天府之国”的美誉。波澜不惊、淡泊悠远，在历史长河里，成都向来是气定神闲的。

杜甫安静地来了，成都也安静地打量了一眼这个步履蹒跚的老人。故友严武打破了杜甫与成都之间的近乎漠然的安静，他向落魄的友人伸出了援助之手，在严武的帮助下，杜甫在成都西郊浣花溪畔建了一座茅屋。多年颠沛流离之后终于有了容身之所，难得的人情慰藉了凄风苦雨的心。杜甫的愁容稍稍舒展开来，茅屋虽然简陋，却是宁静而规整的，恰如他沉吟在胸中的未完的诗，一字一句对仗得严丝合缝。浣花溪畔，流水潺潺、芬芳袅袅，远离市井喧嚣，对杜甫来说，这里已是天堂。

“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诗人抖抖衣衫上的尘土，开怀而笑。一间简陋的茅屋，足以让他安顿下疲惫的灵魂。

2

茅屋坍塌了。

突如其来的秋风劈开了茅屋，大手一挥卷走了屋顶的茅草，未等诗人从惊愕之中缓过神来，一夜苦雨接踵而至。屋漏床湿，书稿遍地，寒风冷雨折磨着诗人一家，他们只能紧紧蜷缩在墙角，在束手无策的等待中温暖彼此。

公元8世纪的那个秋天，成都郊外的浣花溪看不到花团锦簇，一场秋风使所有花木憔悴了容貌。天旋地转，没有人注意到一个诗人正在无家可归的悲哀中孤独地站立。漫天飞舞的茅草像冬天的雪，阵阵寒意扑面而来，风在诗人的额上切割出思想的皱纹，却怎么也不肯说清困苦的尽头。就这样渐渐沉默，惟有叹息，惟有欲哭无泪的无奈，惟有重新俯下身子捡拾枯枝败叶。力透纸背的笔墨呵，此刻竟负不起一根茅草的重量。

水塘里、沟渠中、树梢上，支离破碎的茅草被吹散得到处都是，湿漉漉的草叶上沾满了淤泥和尘土，植物应有的柔韧的质地荡然无存。“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杜甫屈下膝盖，匍匐在泥泞上，用颤巍巍的双手捡回一根根茅草，仿佛捡起的是不甘和质问。

秋风破屋的捉弄还在继续，附近村里顽皮的孩子也来捣乱，他们雀跃地抱起地上的茅草就走，气得可怜的诗人破口大骂，连儒生的脸面都顾不上了。“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仗自叹息。”

叹息。读《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字字都回响着欲哭无泪的叹息，读到“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时，所有的困惑和质问都已渐渐淡去，剩下的只有无穷无尽的唏嘘。他的苦闷，他的荒凉，谁能读懂？

他像一只漂泊的候鸟，衔来昨日的枝丫，修补着残破的巢。

这座茅屋――杜甫在成都惟一的栖身之巢――不知道被风吹破过多少次，不知道每一次倒塌后诗人又是如何将它修补。破了又破，修了又修，杜甫像西西弗斯一样重复地劳作着，只为呵护这仅有的能够散发出些许“家”的气息的居所。他逐渐习惯了修修补补的生活，甚少的欲求已让他忘却抱怨。春夜的雨打湿了他的宣纸，西岭的雪冻白了他的须发，他微笑地站在茅屋旁，在贫瘠的日子里写下一首又一首丰腴的诗。

杜甫是一株温情的、文雅的、安静的植物，世迁中，他练就了一种隐忍的性格，他选择以沉默面对人生无常，像植物一样固守脚下清贫的土地，默默地舔舐身上的伤痕。他宁可在淡泊中唠叨着柴米油盐，宁可在秋风后的废墟上重建栖身之所，然而命运总催促他提起脚步，催促他一次又一次在奔波与漂泊中陷入困惑的迷宫。长年累月的迁徙过早地消耗掉了一株植物的精髓和养分，这个充满植物属性的诗人迅速走向衰老，枯萎近在咫尺。

不久，严武调离成都，单薄的茅屋在秋风中愈发孤零。杜甫望了一眼风雨飘摇的茅屋，携着老妻幼子再一次走上的漂泊的路。

公元765年，在洞庭湖上，他写下了生命中的最后一首诗：“春草封归恨，源花费独寻。转蓬忧悄悄，行药病涔涔。”不久后，他因饥饿难忍吃下腐败的牛肉，中毒死在湘江上的一条破旧的小船里。空空而来，空空而去，一无所有。

杜甫走了，诗寂灭了。

他沉吟着断续的诗句，离开了茅屋，离开了成都，离开了蝇营狗苟的尘世。他一直在思考，思考着这个他一辈子也想不透的人生。

浣花溪依旧宁静美丽，茅屋却在那个幽深的夜晚悄然消失。

3

先生真瘦。

草堂里的一尊塑像用凝练的线条刻画出先生的形象，他的头颅高高地昂起，眯着的眼睛似乎在吃力地张望。

他是一路张望着来到成都的。对于此时的先生而言，能在乱世中存活下来已是人生之大幸，他只求远离纷飞的战火，只求在巴蜀边陲寻找一处容身之所。理想在哪里？诗在哪里？那些隽秀的、飘逸的、优美的、洋溢着热情的诗在哪里？先生看到了散落在悬崖峭壁间的凌乱的残骸，那是死亡的诗，是死亡的理想。苍茫的风忽然发出冷峻的笑声，一阵阵刺穿人的心。抬头望去，憔悴的山峦犹如嶙峋的骨骼，夕阳埋头隐匿了在惨淡的暮色里。

那时候，没有人读得懂先生内心的苦。他不说，他把太多的目光投向了黎民百姓，却鲜及自身的困窘。他写尽了一个时代的晦暗，写尽了人世间的离别，可关于他自己，我们只记得那一声在茅屋倒塌时的哭诉。疼痛的草堂，泪眼汪汪的草堂，饥寒交迫的草堂，我多么希望此刻下一场雨，我会把雨当作先生的眼泪――哭吧，哭出压抑了千年的委屈和伤痛，哭出字字泣血的诗行。

少年仕途失意、中年丧子之痛、老年居无定所，困窘跟随了先生一生。他一直认真地活着，对于这个世界，先生从未敷衍过，可是世界一次次敷衍了他。

先生是一棵树。罗曼・罗兰说：“一棵树不会太关心它结的果实，它只是在它生命汁液的欢乐流溢中自然生长。”和先生一样，树也害怕秋天，害怕秋风，害怕凋零。愁是离人心上秋。秋，自古就是让人愁的。落叶载着先生的寂寞，在秋风中写就一行行无奈，终于在一场微凉的雨后凄然岑寂。秋后便是雪，如盐霜，有时候能够帮助伤口愈合。我很想知道，先生的伤痊愈了么？

无用的诗句像苦涩的药草，是先生医治创伤的仅存的依靠。

五代诗人韦庄在浣花溪畔找到先生曾经居住的地方，重结茅屋，从此茅屋得名草堂。堂者，大也，恢宏也。先生离开了他的茅屋，可千百年间，人们总是想尽办法让他回到草堂来。今日的草堂是康熙皇帝第十七子果亲王允礼所建，草堂内有工部祠，大诗人陆游、黄庭坚在祠堂内陪祀。生前连一口饱饭、一间破屋都是奢望，死后却被奉为“诗圣”，先生该哑然失笑了吧？

篇10

关键词： 宋诗 艺术特点

宋代是一个诗、文、词都高度繁荣的时代，但与文、词相比，文人作诗不仅更为普遍、数量更多，而且以“无意不可入”的态度，造成了诗的更为广阔的涵量与更为丰富的内容。宋诗的艺术风貌尤为突出，最鲜明地与处于诗歌鼎盛期的唐代之作形成对比和参照。清人吴之振在《宋诗钞序》中就曾这样阐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宋人之诗，变化于唐，而出其所得，皮毛尽落，精神犹存”。而五十年前，缪彦威先生在《论宋诗》中也已经扼要地指出宋人“变唐人之所己能，而发唐人之所未发”。虽然自宋迄清，抑宋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但今天，我们谁也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宋诗确以其独特的美学价值和社会价值，与唐诗一同构成了中国五七言古今体诗史上的并峙双峰。

那么，与唐诗相比，宋诗到底有哪些特色和风韵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得先来看看唐诗最鲜明最为人称道的风格特点，这样才有便于形成二者之间的对比，我们也可以更清晰地感受宋诗焕发的独特光芒。

我们读唐人诗作，会觉得它们处处洋溢着饱满、炽热的感情：有令人鼓舞的雄壮，如盛唐诗歌的一大奇景――边塞诗；有令人凄怆的哀艳，如数量众多的闺怨诗；有令人低徊的缠绵，如晚唐以李商隐、温庭筠为代表的深婉绮艳诗风；有令人痛苦的感伤，如杜甫、白居易等忧国忧民的社会派作风……这些流露在外的充沛情感具有极大的感染力，读者很容易便淹没在诗人掀起的情感波澜下。然而，这种强烈的抒情性在宋诗里面则似乎很难找到。宋代诗人们往往并不放纵自己的情感，他们善以一副清醒的面孔和老成的姿态，或工稳、冲淡地描写山水风物，或冷静地向你阐发自己的政治见解与人生感悟。这种理性化、议论化的基本特征在经过欧阳修、梅尧臣等人的构建后，又被苏轼、黄庭坚、陈师道诸人推向极致并加以规范，因为他们的作品强调心灵的自守、主体意识的高扬和精神世界的扩张。虽然在南宋出现了心灵开放、向现实世界回归的倾向，但这主要来源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家国之恨迫使诗人迸发出强烈的爱国情感，从而创作出大量慷慨激昂的诗篇。中兴三才子范成大、杨万里、陆游，江湖诗人中的戴复古、刘克庄以及晚宋将领文天祥、汪元亮等，他们的诗歌均带有了沉郁苍凉的爱国主义情感基调。至于南宋后期以姜夔为代表的一部分江湖诗人、四灵诗人，他们的作品大多反映了对现实的消极态度，对“宋调”的重构并不成功。再加上他们师从晚唐，要求以清新刻露之辞写野逸清瘦之趣，不似唐人一味铺洒豪迈意气，情辞丰腴，也凸显了宋诗气骨瘦劲之美。

既然上文已经提到了宋诗的基本特征――议论化、理性化。接下来我们将着力解读。钱钟书先生《谈艺录・诗分唐宋》中就说道：“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宋初文坛继承了五代以来的浮靡文风，形成了西昆诗派，他们写出来的诗词藻华丽，却内容空洞乏味。直到欧阳修领导的诗新运动期间，诗人们为了摆脱晚唐的柔弱诗风，矫正西昆体的浮靡，非常注重诗歌的思想内容，不知不觉把“文以载道”的作文理念也融入到诗歌创作中，因此常在诗歌作品中发表议论,一些长诗则更多地承载了议论纵横、反复述说的功能。当然，文学是一个时期政治、经济在思想领域里的体现，宋诗这一特色的形成终究是宋代独特的政治、社会坏境所决定的。其一，宋朝是一个充满内忧外患的时代，在北宋时期，政治改革和随之出现的朋党之争搅得政局动荡不安，这些一直是知识分子关心的主要问题。终南宋之世，主战和主和，又将朝野士人分成旗帜鲜明的两大派。其二，宋代科举考试偏重策论，知识分子一举成名后往往平步青云，集文人、学者、政客于一身，由于与朝廷的向心心理往往自觉地与政治保持一致，“开口揽时事o论议争煌煌”，这成了这批人的共同特征。不妨来看一下以下资料：

王禹，官至右拾遗，左思谏；

欧阳修，官至观文殿学士，晋太子少师；

王安石，官至翰林学士兼侍读；

黄庭坚，官至秘书丞兼国史修编官；

陆游，官至宝章阁侍制；

范成大，官至参知政事，资政殿学士；

杨万里，官至宝谟殿学士。

此外寇准、陈与义、曾畿、范仲淹等等大诗人都是权高位重的官僚。再加上宋学的渗透和道统的高悬，他们的诗歌因而具有了鲜明的政论性。如王禹的长篇诗歌，叙写自己生平事迹与怀抱，能挥洒自如，畅所欲言，已开宋诗议论化风气。林逋盛赞他：“纵横吾宋是黄州。”王安石的诗则是充满这种政论色彩的典型。他的一部分诗篇表现出对人民的同情，对社会前途的忧虑。如《河北民》，诗歌开门见山点题，接着逐层析述河北民众之苦况及三条根源，接着施以气氛渲染，最后古今对比，字里行间透露出诗人对社会现实的严重关注，对人民苦难的深切同情，对朝廷无能的强烈不满；另一部分诗表达了对北宋统治者在辽和西夏的威胁面前麻痹苟安的不满，如《阴山画虎图》，从阴山健儿的射虎，联想到古代将士们曾在这里击败过入侵的敌人，使边疆平静无事，对比当时“胡天朔漠杀气高”的形势，批判北宋统治者的不修边幅，变现他对国家前途的深忧；还有相当一部分咏史或怀古的诗篇，也大都寄托了他远大的政治抱负和批判精神，如《明妃曲》，一扫历代诗人写王昭君留恋君恩、怨而不怒的传统见解，只从侧面落笔，勾画了古今艳传的绝代佳人的形象，以及她独去异域、怀念故国的凄苦无告的心情，更深刻的是，诗人在结韵里道出了在阶级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受压迫、被蹂躏的社会现实，同时流露了他怀才不遇的心情。

当然，宋诗的议论化固然有对政治社会问题的看法和见解，但更多地表现在随着哲理思辨能力广泛深入发展的宋诗理性化进程之中，理趣则是这一进程的明显表现，它强调说理、叙事、状物自然和谐、鲜明生动，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能感发读者的审美情趣。这形成了宋诗又一处独特的魅力。虽它主要体现在王安石p苏轼及其追随者黄庭坚p陈师道之手，但几乎每一个宋代诗人都有那么几句拿得出手的理趣诗。请看

秦观的《三月晦日偶题》：

节物相催各自新，痴心儿女挽留春。芳菲歇去何须恨，夏木阴阴正可人。

陈与义的《襄邑道中》：

飞花两岸照船红，百里榆堤半日风。卧看满天云不动，不知云与我俱东。

赵师秀的《数日》：

数日秋风欺病夫，尽吹黄叶下庭芜。林疏放得遥山出，又被云遮一半无。

卢梅坡的《雪梅》：

梅雪争春未肯降，骚人阁笔费评章。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

以上诗例，没有一首不写得活泼有趣。诗人善于欣赏景物，纵深地领略自然界的情趣，用语又都十分精到，让人读来不禁要回味无穷。这些都是从宋代广阔的诗海中随意拾捡来的诗篇，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场著名的“琴声之辩”，领略一下大师级别的人物他们是如何表达理趣的。关于琴声的来源，众说纷纭，有人说“琴声在琴上”，也有人说“琴声在弹琴人的手指头上”，苏轼却不赞成这两种说法。为此作了一首题为《琴诗》的七言诗表达自己的观点：

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

这四句诗，看似浅显易懂，其中却包含了深刻的禅理：琴声来自主客体条件耦合的演奏过程之中，器乐之音是载体，情思是心理的内容，两者统一、表里合一，乃成琴声。同时期的欧阳修也写过一首相关的诗《赠无为军李道士》：

音如石上泻流水，泻之不竭由源深。弹虽在指声在意，听不以耳而以心。

也清楚地表达了这样的道理：弹琴的指头听命于心灵，听命于弹琴者意蕴和乐感的心灵，即弹琴的指头不过是人的主观情感意志的表现。可见，琴声是主客观的统一，是主观意识和客观事物相互作用发生的感应与交流。苏轼和欧阳修只是借助音乐产生原理这么一个切入点，却参透了审美的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巧妙地融入了自己彻悟后的人生智慧，让诗歌在议论、说理的时候并不显得生硬枯燥，反而能顿时变得妙趣横生起来。

当然，说到宋诗主议论的特点就不能不提它的散文化倾向，这二者总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知道，诗是感情最直接的载体，而文是表达理性思维最好的方式。那么，宋代诗人要想在诗中“论议争煌煌”就不可避免地使用散文化的、灵活多变的句式。这也就是为什么宋人多以妥贴、排S的五七言古体见长的原因。再者，以散文的笔法句法运用入诗，也可使诗歌的内容和功能趋于散文般宽广。古文运动的发起者韩愈便创作了《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雉带箭》、《石鼓歌》等大量的具有散文特征的优秀作品，开拓了诗体，促进了诗歌语言的解放，革新了诗歌的传统表现手法。这一作法得到了宋代有志于变革创新的诗人们的极力推崇与直接继承，更是由此确立了新一代诗风。他们往往善于以散文章法为诗，也就是把散文谋篇、布局、结构的方法，把散文起承转合的气脉，贯穿到诗歌创作里。如欧阳修的《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前写行役之景，后写离别之怀，中间评赞苏、梅，先分后合。其布局经过精心结撰，极为致密。苏轼的《游金山寺》“起结奇横”，不可移易地写出了蜀士之远游，而中间由泛述金山，进而写傍晚江干断霞，深夜江中炬火，曲折变化又如行云流水。其次，宋代诗人还善于把长于描绘事件、刻画人物、摹写物状的散文笔法运用到诗中。如梅尧臣的《田家语》，共二十四句，每四句写一件事，层层进逼，所述被逼租、遭水蝗灾害、征为弓兵、遭鞭扑、卖牛、饥饿等，都包含血泪，令人惨不忍睹。又如苏舜钦的《中秋夜吴江亭上对月，怀前宰张子野及寄君谟蔡大》，诗用赋体，平铺直叙，细致地把中秋月色向我们娓娓道来，感情奔放，直率自然。还有些宋诗大量使用虚字，或者把散文特有的句式径直搬入诗中，以图达到如韩愈般“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六一诗话》）的境界。殊不知，这种泛滥的散文化却有些矫枉过正，诗歌语言非但不平易流畅，反而拗口难读，一直为后人所诟病。然而，不管怎么说，这种散文化的创作倾向毕竟奠定了宋诗区别于唐诗的一个主要特点，一扫宋初诗坛绮丽繁缛的习气，树立了一种摆脱陈言俗套，自由抒写的新文风，大大提高了诗歌的抒情、叙事、议论、讽刺的艺术功能。

以上详述的两大特征即论证了人尽皆知的“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这两句话，这也是南宋文学评论家严羽在《沧浪诗话》里主要针对苏、黄以及江西诗派而提出的著名观点，因其高度的概括性与准确性已成为后世对宋诗纲领性的批评。与这两句话并列的，还有另一个观点，即“以才学为诗”。

“以才学为诗”，主要体现在诗中的用典方面，或者说是“掉书袋”。宋人有着刻苦读书的良好风气，文化修养也普遍较高，因此，宋诗难免要带有一定的书卷气。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则是这方面的主要倡导者与极力实践者。他认为：“诗词高胜，要从学问中来”。再根据前人的诗意，加以变化形容，“以俗为雅，已故为新”，达到“点铁成金”的效果。苏轼就很喜欢用杜甫“雨催诗”的典故，他在《次韵江晦叔》（“雨已倾落盆，诗仍翻水成”）、《游张山人园》（“飒飒催诗白雨来”）、《有美堂暴雨》（“唤起谪仙泉洒面，倒倾鲛室泻琼魂”）等诗中均把它融入了进去，确实做到了推陈出新。再如黄庭坚为苏轼的画写的一首诗《题竹石牧牛》：

野次小峥嵘，幽篁相依绿。阿童三尺棰，御此老觳觫。石吾甚爱之，勿遣牛砺角。牛砺角犹可，牛斗残我竹。

后四句集中体现了黄庭坚诗喜欢坳折，化用典故的特点。诗人化用了前人成句，如牛砺角事，见唐韩愈《石鼓歌》“牧童敲火牛砺角”，牛食竹事，见唐李涉《山中》“无奈牧童何，放牛吃我竹”，竟黄庭坚点化，推陈出新，风趣自然。在句法上，诗效仿李白《独漉篇》“读漉水中泥，水浊不见月；不见月尚可，水深行人没”格，却又间用散文句式。这样，诗便以全新的形式呈现在了人们面前。

不可否认，宋人“以才学为诗”，喜欢用典，斧削琢磨，求新求变，提高了诗歌的技巧，但极容易让诗流于形式，况且能在这方面做到令人叫绝的也仅限于几位重要作家，甚至黄庭坚自己有时候也不免露出生涩拗拙的毛病。至于江西派末流，更是拗捩至极而不能卒读。因此，我个人认为，宋诗这一特色实属“过大于功”，那么，关于此点我也就不便赘言。

然而，不仅是“以才学为诗”，连以“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都一并遭到了严羽的严厉批评。他认为这种创作风尚实为“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这些话虽然囿于门户之见，具有明显的攻击性，却也委实道出了宋诗不同于唐诗的重要内涵与自成一体的艺术成就。而今天的我们，能够站在历史新的高度俯瞰宋代诗坛的洋洋大观并清醒、理智地解读之，是何其荣幸！说到这儿，我又想到了缪钺先生的《论宋诗》，其中关于“唐宋诗之异点”的那番评论可谓妙笔生花，精彩绝伦，而其中有一譬喻我最为欣赏，而且与本文的观点尤其契合，现摘录如下以作结语。

“譬诸修园林，唐诗则如叠石凿池，筑亭辟馆。宋诗则如亭馆之中，饰以绮疏雕槛，水石之侧，植以异卉名葩。”

参考文献：

［1］张白山.宋诗散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2］胡云翼.宋诗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93.10.

［3］程千帆.宋诗精选.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