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冬古诗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立冬古诗，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细雨生寒未有霜，庭前木叶半青黄。

小春此去无多日，何处梅花一绽香。

2、《立冬即事二首》

凄风浩荡散茶烟，小雨霏微湿座毡。

肯信今年寒信早，老夫布褐未装绵。

3、《立冬》

秋风吹尽旧庭柯，黄叶丹枫客里过。

篇2

一天早晨，花格子大象艾玛碰到了一群闷闷不乐的大象。“你们怎么了？”艾玛问。“没什么事，就是太冷了。”一头大象说。艾玛说：“来，跟我走吧。”

过了一会儿，艾玛领着大象们来到了一块空地上。大家吃惊发现，凡是能看到的地方都是白色的。“雪！”大家异口同声地喊道。尽管大象们早就听过雪，但这还是第一次亲眼看到。他们向前跑去，一边笑一边玩。“这儿可真有趣。”一头大象叫起来。“冷是冷，可是真好玩。”另一头大象笑着说。“快过来。”艾玛招呼大家。他在一个结了冰的湖面上滑起来。其他大象也一个跟着一个滑起来，很快，就有的在冰上滑，有的摔在冰面上，有的撞在一起，他们玩得很开心。

大象们玩得忘记了艾玛的存在，直到听到艾玛的声音：“救命……我被冻住了。”他们才停止了玩耍。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发现了一头白色的大象。

“他……他被冻住了。”一头大象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然后他碰了碰白色的大象，从上面掉下一片雪。“我知道艾玛在哪儿了。”另一头大象说，他指着雪地上的一排脚印说：“跟我来。”大象们顺着脚印找去，但是在他们找到艾玛之前，艾玛已经自己笑着出现在他们面前，并用早就准备好的雪球扔大家。没过多久，所有的大象都开始玩起了打雪仗。

大象们笑着玩着，在漫天飘落的雪花中回到了树林里的家。

（因版面限制文字有删改）

《艾玛打雪仗》 （英）麦基\文 任溶溶\译 少年儿童出版社

艾玛是一头花格子大象。你看过花格子大象艾玛的故事吗？

他是一头很特别的大象，他的皮肤不是普通的灰色，而是五彩的格子，像披了一块五彩的毯子。他有很多的点子，像这个故事里的，他带着大象们去看雪，滑冰，打雪仗，还堆了个雪象以假乱真，让同伴们以为他呀，被冻住了！大象们在冬天里被冻住的心思，给这位热情似火的花格子艾玛融化啦，连身体也变得暖和起来了。

一起看冬天

冬天来了

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时候，我知道，冬天来了。

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时候，我知道，冬天来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我知道，冬天来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我知道，冬天来了。

没有被冻住的点子

冬天，我会在窗户上写字，我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我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我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我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我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篇3

字的时候，不由自主地看看图画？或者是在看看图画之后，

又情不自禁地再品味品味文字呢？这正是绘本深深吸引我们的一个原因。知道吗？当我们的阅读愉快地在图画和文字之间往返运动时，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就在心中扎根了！

七彩绘本

想过有什么礼物可以伴随你一生吗？绘本故事《獾的礼物》启迪我们，这礼物是爱。故事中，獾把爱留给了身边的每个朋友，而朋友们回赠给他尊敬和怀念。

同伴分享

当獾永远离开朋友们之后，大家都回忆起了自己得到獾帮助的温暖故事。读到这里，吴欣远同学深受感动，就根据作者的图文，详细地写了其中獾教青蛙溜冰的故事——

獾举起手里的冰刀，“一起来吧。”獾一边穿冰刀，一边向青蛙发出邀请。“我……不会……溜冰……”青蛙低声说。獾直起身子，推了推架在脸上的眼镜，笑着说：“没关系，你拉着我的手就行了。”獾递给青蛙一副冰刀，并指导他穿上。“准备好了吗？把手给我。”獾伸出手，轻轻地说。青蛙紧紧地抓住獾温暖的大手，小心翼翼地站起来。初次穿上冰刀，青蛙根本找不到重心，开始左摇右晃。“别紧张，膝盖弯曲。”青蛙试着照做，“还好。”他长长地吐了一口气。“两脚后跟靠拢，右脚向右前方滑行，左脚跟上，向左前方滑行。”獾拉住青蛙一边说，一边示范。青蛙紧张得浑身僵硬，不是右脚伸出去，左脚跟不上来，就是两脚靠不拢。獾牵着青蛙的双手，慢慢地倒溜，不时地轻声提醒他注意脚的方向。青蛙越来越放松，也越溜越好。“让我们做个游戏吧！”獾提议，“你拽着我衣服的后摆，我们一起溜。”“我还不行啊。”青蛙有点不自信。“试试吧。”“那就试试。”青蛙松开獾的手，抓住他衣服的后摆。“抓好了，走喽！”獾沿着池塘边慢慢地滑行，一点点加速。青蛙虽然紧张，但跟上节奏后就不再害怕了。迎面吹来的风不再寒冷，山谷间回荡着他们的笑声。

习作点拨

所有动物都对獾有一段特殊的回忆——他教过他们的一些事情，他们现在都做得好极了！这些故事，作家通过绘本中的文字和图画共同叙述着。像吴欣远同学这样，用自己的文字描写这些故事，与他人分享感动，其实并不难。

故事来自于图文的交融。绘本中的文字叙述着一个故事，绘本中的图画也呈现着一个故事。我们读读文字，看看图画；看看图画，再品评文字……阅读，往返于图文之间，我们心中便诞生了一个图与文交融着的故事。譬如，獾教青蛙溜冰。阅读文字，我们了解到獾是个耐心亲切的老师，带着青蛙一起慢慢滑冰，直到他自己熟练掌握。再细读图画，雪地里，獾正牵着青蛙滑行，慢慢教着他。而如今，青蛙已是个滑冰高手，图画中，他看起来自信、优雅又快乐！图画、文字交融在一起，我们心中的故事也就更加清楚了。

篇4

教师有自主选择更好的工作环境的权利，这本无可厚非，但现在的中小学教师流动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不合理的单向流动：从流向的地域来看，绝大部分是从农村流向城市、从贫困地区流向富裕地区，这对在农村地区和贫困地区工作而又难以流动的教师来说是不公平的；从流动的主体来看，绝大多数是骨干教师的流动，这对非骨干教师来说也是不公平的。同样是教师职业、同样是教书育人，每个教师本应该享受同等的权益，而事实上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其次，教师所接受的职后培训不等质

骨干教师为什么能频繁流动，而其他教师却很少有选择更好学校的权利呢？虽然这与教师个人的因素有关，但是，每个教师接受的职后培训不等质是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更重要原因。有些学校领导为了让学校挤进“重点学校”、“示范学校”的行列，就拼命地打造“明牌教师”、“骨干教师”，让他们脱产学习、让他们接受高质量的培训、给予他们更多的发展空间和各种优惠条件，而其他教师甚至连续几年都没有参加过任何形式的培训，或者是虽然参加过，但都是一些低层次的、形式化的、可有可无的培训，这对其他教师来说是不公平的。

再次，区域间、校际间教师待遇存在的差异较大

追求更高的物质待遇是骨干教师频繁外流的一个重要原因。“同在祖国的蓝天下”，每个教师的工作环境、工作条件、工作待遇没有理由不相同。但现实情况是：(1)农村教师收入比城市教师收入低，贫困地区教师收入比富裕地区教师收入低。以小学教师为例，根据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2003年对北京和宁夏的教师月收入调查，北京的农村小学专任教师平均月工资是1200元，而宁夏则为902元，两者相差大约300元;北京市小学教师的平均工资是2085元，而宁夏自治区小学教师的平均工资只有999元，前者是后者的两倍多。(2)在同一地区，由于学校的划分有等级之别，且不同等级的学校所投入的教育资源有着明显的不同，所以重点学校教师的福利待遇以及总收入远远高于同一区域内普通学校的与其同一级别（同一职称）同一工作的教师。

第四，学校管理上还存在许多问题

有些学校在管理上缺乏规范化的制度与民主作风，主要表现在：(1)人际关系上，校长要么是独断专行，要么是搞“小团体”主义，干群之间距离较大，没有共鸣。(2)日常管理中，对教师缺少必要的人文关怀与沟通，把教师作为管制的对象，处处加以限制束缚，教师缺乏应有自主和自尊。(3)对教师评价不合理，以学生成绩作为评价教师劳动成果的唯一依据，忽视了教师在学生能力形成和品德培养所花的时间与精力。(4)评优、评先时，没有按公开、公正和公平的原则，暗箱操作，大大刺伤了部分教师的自尊心和上进心。这些矛盾日积月累，达到尖锐而不可调和时，就会导致人心思走，有能力外流的教师频频外流。（中小学教师外流原因探析）

现在的教师流动也已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并且自主流动也是教师应该享有的权利，那么究竟怎样才能保障每位教师在流动中享有同等的权利，并且最大限度地减少教师的流动给农村基础教育带来的不利影响呢？

一、从立法的高度确保“教师有自主流动的权利”

教师作为教育教学专业人员享有教育教学自、学术自由权、指导评价权、获取报酬权等。教师享有正当的权益，是现代社会公平的一种体现。所以政府与个人无权剥夺教师自由流动、争取该得利益的权利。著名劳动经济学家赵履宽教授曾经说过：“劳动力归劳动者个人所有，是劳动者最重要的经济权利，是劳动者其他权利的基础，也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限制劳动者对自身劳动力的所有权，意味着对劳动者的超经济的强制，意味着违反人权。”从这个意义上说，教师有自由选择学校的权利，我们应该把“教师自主流动是教师应该享有的正当权益”写进《教师法》，确保其自主流动的合法性。

二、提高教师培训质量，实行全员的、等质的教师培训

首先，要改变过去那种只注重形式、内容枯燥、方法单一、效率低下的低层次培训。注重从教师的教学实际出发，运用现代化的教学方法和手段，采取灵活多样的培训形式，切实提高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和专业技能水平。

其次，学校领导要充分重视对教师的培训，特别是着眼于教师整体的全员培训，而不能仅把教师培训的目标放在培养几位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上。相应地，政府也要组织和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直接给予经费支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形成良好的教师培训成本补偿机制和投入机制。只有大规模高质高效地培养培训教师、切实提高教师整体素质，才能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才能弥补教师流失形成的空白，才能保障教育教学的良性运行。

三、取消“重点学校”和“一般学校”的划分，实现区域内教育的均衡发展

政府在中小学教育领域要全面贯彻“善”的伦理原则。在办学规划时，应致力于合格校、标准校建设而不是重点校、示范校的创建；在办学投资时，应按照实际的办学成本平均按照人头分配，而不能厚此薄彼显示等级差异；在奖惩措施上，各校按照实际的情况有所差异，力争所有的管理制度都能够帮助中小学整体推进。同时应真正实现同一区域内同一级别（同一职称）教师的同工同酬，只有尽快使不同地区、不同学校之间教师实际收入保持均衡状态，缩短城乡教师的实际收入差别，努力做到“不管在哪一所学校工作的教师其收入水平、福利待遇等大体相当”。这样，才能让教育欠发达地区、农村学校的教师也能安心乐教。

四、借鉴国外做法、建立个别化教师工资系统

建立个别化教师工资系统就是要打破单一的工资序列，根据市场需求，调节不同地区不同学科的基本工资。为了解决贫困落后地区的师资问题，或是吸引优秀教师到贫困落后地区任教，有的国家采取的是增加基本工资（永久性的、增加的金额也大）；有的国家采取的是奖励的办法，例如澳大利亚；有的国家（如智利）同时采用两种办法；有的国家规定师资严重短缺地区的教师工资比其他地区教师的工资高，像瑞典。但不管哪种方法，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大幅度提高贫困落后地区教师的物质待遇和提供其它各种优惠条件。

因此，要保障在贫困地区从教的教师的合法权益，我们就必须打破单一的工资序列，建立个别化教师工资系统，大幅度提高贫困地区教师的物质待遇和提供其他各种优惠条件。只有让教师自愿去农村、去贫困地区，才能充分发挥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其他任何带有强制性措施让教师不情愿地去那些条件差、环境劣的地方从教，都是有违教师权益的。

五、改善学校管理、为教师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真正的人才所追求的绝不仅仅是物质待遇，他们还有精神方面的追求，特别是发展环境的追求。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告诉我们，人们在满足了低层次的生理需要后，还有追求高层次的自我实现的需要，广大教师有着事业上的追求、有发挥自己能力与实现自身的理想和价值的需要。因此，学校管理者应当关心、体贴和尊重教师的劳动，努力创造能使教师施展才华的环境和条件，给每一位教师创造最大的发展空间，以事业留人；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以感情留人；引入科学的教师评价系统，建立合理的教师选拔办法，真正做到公平竞争；同时，根据教师的不同特点，对教师实施个性化的激励措施，以达到对教师的最佳管理效果。

参考文献：

[1]黄崴主编。教育法学[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188—191.

[2]夏仕武。中小学教师流动的伦理学分析[J].中国教师，2005,(11)：10.

[3]李士安。实现区域城乡中小学教师双向流动的困难与对策[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6,(6)：88.

[4]骆殿兵。守住水库还是管好河流[J].江苏教育，2005,(12)：27.

篇5

1、家中能够摆放古董，预示着这个家贵气旺盛，必然会有兴旺发达的那一天。

2、古董艺术品是幸运之神，而且越是古老的完整艺术品，越是吉星福星。

3、已经收藏的古董最好用新毛笔将朱砂点在古董不影响美观之处，而且将古董用红绒布或红纸垫底，这样可以保平安。

（来源：文章屋网 ）

篇6

我们认为，基于对未来几年大行情的判断，以及券商面临的新发展基于，券商股已是“反转”行情！

券商股行情：“业绩+估值”双动力

上证指数突破2500点后，券商股也出现了一波快速涨幅。

目前，券商股整体平均上涨后的价位接近于2013年初的反弹高位，而上证指数也基本与2013年初高位持平，可以说券商股并未超越大盘。但目前业界更倾向于认为券商股应该会有更大的涨幅，即目前券商股的上涨，仅仅体现了“补涨”，后市仍有超越大盘的“反转”行情。

申银万国何宗炎认为，从市场结构层面，本次券商股应该有更大的涨幅――从市场整体来看，相对于2013年初的行情，本次市场在过去半年的时间内，创业板、中小板和主板均有非常大的涨幅，这样从市场结构层面讲，当前格局市场会有更多的资金腾挪空间。其次，从周期股的对比来讲，券商股也有更大的弹性。这段时间虽然券商股比较强势，但是从过去半年的对比来看，2013 年那一波行情，传统的周期股钢铁、有色、煤炭、交运等并未大涨，而此次行情，这些周期股均发生很大的涨幅，这也决定了市场当前结构下，券商股确定受益且有行业比较优势的时候，具有很大的资金腾挪空间，上涨空间也会更大。

从以往牛市当中券商股的表现以及市场的评价来看，券商股在牛市中都是明显强于大盘的。其中的原因在于“业绩”与“估值”的双轮驱动。

牛市当中成交量的快速增加，使得券商的经纪业务收入大比例增加，同时其成本支出并不会有明显增加，也就造就了业绩的快速提升。同时，牛市本身意味着市场整体给出的估值较高，在此双重动力之下，券商股通常会成为一轮牛市的领头羊。

值得投资者注意的是，与2007年那轮“疯牛”市相比，券商股本身在新的时期已经有了更为坚实的业绩基础和基本面支撑，这些因素包括行业ROE的根本性变化、沪港通带来的业务新机遇，以及杠杆增加后券商业绩弹性的增加。

行业ROE：从量变到质变

从过往3年券商的经营业绩可以看出，整个行业的ROE已从量变到质变，比较优势增强，弹性加大。

申银万国方面预计，2014年行业ROE将达9.5%，预计2015年行业ROE将达12%；行业ROE在10%以上，且不断增加，并且行业未来的发展空间有5-6 倍，证券行业具有很强的比较优势，这对于产业资本均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将提升券商的估值中枢。（参见图一）

杠杆上限打开 股价弹性增加

与2007年的那轮牛市相比，现在的券商股已经有了杠杆增加的因素。从数据来看，2014年之前，行业发展受制于负债渠道和净资本监管体系的限制，行业杠杆上限仅2.5-3倍，对应ROE空间为10-11%，从而制约券商股价。

在2014年8月监管体系的放松（征求意见）之后使行业杠杆监管上限由3.5-4提升至5.5-6倍。

申银万国的研究显示，对比国际水平，我国证券行业监管指标还有进一步放松空间，行业杠杆空间可能达到8-10倍，行业ROE上限将达15-20%。同时接下来讲允许证券公司发行收益凭证，从而打开券商的负债融资渠道。随着监管放松，行业ROE空间打开，券商股的股价弹性将进一步增加，从而打开上涨空间。

沪港通：开启券商国际化新机遇

沪港通的开启对证券业而言，将有多方面的机遇，这也是2007年牛市时的证券公司所无法享有的国际化新机遇。

首先，对参加“沪港通”的券商来说，如果能够抓住“沪港通”带来的机会，那么传统的经纪业务可能将焕发第二次光彩。上海证券的测算显示，试点阶段监管层给予港股通的额度为2500亿元人民币，若按佣金率2%。粗略估算，可为证券业贡献佣金5亿元，相当于2013年全行业佣金收入的3.87%。短期看，沪港通推出会令内地券商日均交易额提升5%至10%，券商行业有望新增收入40亿元以上。

其次，“沪港通”将促使券商自营及资管积极进行配置调整，这样的调整对固定收益类证券影响较小，主要是对权益类证券和衍生品的影响较大。

另外，未来大陆券商可以向参与港股通的大陆投资者提供涉及香港股票的投资咨询服务，可以在香港地区向参与沪股通的投资者提供涉及A 股的投资咨询服务。这将为券商研究部门带来新的业务模式。

买大还是买小？

券商股投资大机遇开启，在具体的个股选择上，是买大还是买小？

篇7

经济增长动力依然充沛

信达澳银基金认为，2010 年全球经济呈缓慢复苏态势，其中美国的经济仍然呈现一种恢复性的增长，但其内生增长动力却不断加强。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信达澳银基金认为：调结构作为中长期目标，仍将是经济工作非常重要的方向。我国经济结构将得到进一步优化，其中民生、消费、服务业和战略新型产业等仍将是重点领域。

伴随经济高速发展，通胀压力日益增大。由于2009和2010年天量信贷投放的滞后影响，以及输入性通胀压力、食品价格走势、货币供应情况、物价翘尾等因素，信达澳银基金认为中国经济在2011 年将面临较大的通胀压力，预计全年CPI在4.5%左右，呈前高后低态势。中央政策也因此由保增长全面转向防通胀，预计上半年的政策收缩力度较大。但由于外需的稳固，加之内生经济增长动力依然充沛，政策的收缩还不足以让经济再次探底。预计全年GDP增速在9.5%左右。

A股估值相对合理

当前A股市场的估值低于平均水平。即使流动性有收缩，考虑到宏观经济仍处于持续增长过程中，企业盈利依然快速增长，信达澳银表示，这样的估值是有一定吸引力的。特别是权重股的低估值，对整体市场具有较强的支撑作用。

从与香港市场的横向比较来看，当前 AH溢价在零附近，历史上这一溢价平均在 40％左右，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 A股是相对低估的。与其他成熟市场比，当前 A股溢价并不明显，考虑到中国经济的增速，A股的估值同样是不贵的。

从结构上来看，沪深 300 指数对应的 2011 动态市盈率为 14.5倍，历史平均为 19.33，剔除银行和石油石化后上升到 20.39，说明目前偏低的市盈率主要是银行和石油石化拉低所致。实际上从整个 A 股市场看，结构性高估普遍存在。尤其是以创业板为代表的小盘股，估值偏高。

谨慎投资、积极防御

信达澳银基金认为目前市场对经济基本面的看法还是比较乐观的，普遍认为增长没有问题，通胀才是问题。出于对政策收缩进而对流动性的担忧，市场心态普遍谨慎。反映在市场上就是成交低迷，市场不断下探寻求支撑。

篇8

一、全面认识广东省普通高中语文模块教学与考核要求,明确古诗在教学模块中的实际功能与审美定位。

新课程改革着眼于每一位学生的发展,坚持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要求综合体现语文课程与教学目标的变化,总目标和阶段性目标的设计必须包括知识和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三个维度。上述定位是基于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正确把握语文教育的特点,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努力建设开放而有活力的语文课程的四个主要理念而展开的。

这里的学生的文化素养除了包括传统教学中强调的听说读写能力外,还包括语感、思维品质、语文学习方法和习惯、阅读积累、写作口语交际能力等,甚至文化品位、审美情趣、知识视野、情感态度也是其应有之义。显然这是一个长期浸润的过程,涉及多方面的学习内容。广东依据课改实际,确定粤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为5本,选修教材是14本。

其体系思路大致勾勒如下:三线贯穿:活动、文体、语体;两两结合:活动与阅读结合,写作与口语结合;三种文体设置归类:记述类、实用类、文学类;四系列的选修课设置:诗歌与散文系列,小说与戏剧系列,新闻与传记系列,语言文字应用系列和文化论著研读系列。这是《广东省普通高中语文模块教学与考核要求》:“(粤教版语文的)必修课程突出课程的基础性和均衡性……选修课程也应该体现基础性,但更应该致力于让学生有选择地学习,促进学生有个性地发展”的高度凝练。

高中古诗教学内容包括必修与选修系列的文言阅读篇目。如: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先秦诸子散文选读、唐宋散文选读、《论语》选读、先秦诸子百家名著选读、唐诗宋词鉴赏、唐宋家散文鉴赏、《红楼梦》选读等。

新课程理念的开放式、动态性特征打破了以前设置在古诗教学活动中的藩篱。在这样的教学背景下,学校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安排教学内容,可以自主设置教学课程,师生也可以自主选择,发展个性,切实提高语文教学的持久深层效果。

诗歌是以精炼的语言集中反映社会生活、具有一定节奏和韵律的文学体裁。以古歌谣“断竹、续竹;飞土,逐肉”为模糊发端,以公元前6世纪《诗经》的产生为起点,经过了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一直延伸到当下。可以说,学好了诗歌,几乎就把握住了文学的命脉。由此可见,古诗教学可以看作是文学类文本课内外综合学习的交叉地、集中点。

二、古诗鉴赏学情分析。

诗无达诂,阅读过程就是读者参与作品审美对象并生成意义的再创造过程。《广东省普通高中语文模块教学与考核要求》中的“古诗文教学要点”提出:“诗歌言有尽而意无穷,其鉴赏实际是一个从文本出发去探求隐藏在文本背后的诗意的过程。从有限的语言去把握无穷的意味,需要从文本出发去探求隐藏在文本后面的诗意。可以先从解读诗歌的节奏、韵律、词语、句式、章法开始,进而理解诗歌的内容,然后把握诗歌的意境。如有些诗歌可以再脑海里再现诗人描绘的画面,把画面中诗人没有直接写出来的内容补充详尽,领会画面背后无限深远的意蕴;还可以局部鉴赏,如:抓诗眼、品意象、悟哲理、赏风格、辨虚实、视开合、析名句、析妙语、析修辞、析‘炼字’,等等。”

如果说在必修课程的学习中有更多语文工具性特征考量的话,选修课程则更突出了人文性特征,旨在使学生丰富情感世界,具备健康高尚的审美情趣,学会用历史的观念和现代的视角观照古代诗文内容,传承传统文化,获得更丰厚的阅读体验。教师应鼓励学生进行诗歌创作,成立文学社团,展示成果,交流体会。

例如高中语文必修课程古诗的教学内容可简单演示为:

《语文必修一》:第四单元古典诗歌:唐以前一个单元(单元活动和表达交流活动为:《寻觅节日诗情》、《诗无达诂》)。

《语文必修三》:第四单元古典诗歌:唐宋元一个单元(单元活动和表达交流活动为:《珠联璧合觅佳趣》、《中国古典诗歌诗词格律》)。

加上渗透在其它各个朝代、各种文体里的相关话语表述,可以说之前的必修课的学习已经为《唐诗宋词元散曲》的学习作了很好的铺垫,以后需要的是整合略显松散庞杂的知识点,对经典作品进行反复研读,在诗歌阅读的深度和广度上有所推进。

我们的古诗选修课的设计,就是在作品的和内涵上下足了功夫。

三、以《唐诗宋词元散曲》的教学为例。

有个经典的笑话:有个老师问学生唐诗是哪个朝代的?学生答曰:宋朝。满座皆惊。即便诗歌不唯唐独有,但唐朝是我国古代诗歌的璀璨时期,诗人众多、诗歌成海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教学的时候,首先要让学生明确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从“一言以蔽之,思无邪”的诗歌源头《诗经》到堪称“百世之诗”的浪漫主义的《楚辞》,从刚健清新的汉魏乐府到多姿多彩的南北朝民歌,唐诗是不可替代的。因为时代的不同,社会的变异,其后的宋词和元曲在形式上、内容上、风格上都发生了改变,所以“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一)教师为主导的研究性学习。

1.通过已知收获心智,注意知识的前后贯通,形成高屋建瓴的视角。

在诗歌学习过程中,背景溯源、知人论世是必须的阅读准备。教师可以给学生略作提点:初唐王勃陈子昂;盛唐王孟李杜;中唐元白;晚唐小李杜。前两组为唐诗之旅(上),后两组在唐诗之旅(下)。

《唐诗宋词元散曲・唐诗之旅(上)》的第一单元的首篇就是《王维诗四首》。王维是最杰出的山水田园诗人,扣住“山水田园”四字,让学生明确:山水田园诗的存在,源于老庄哲学,成于(陶)渊明手笔,继于大谢(谢灵运)小谢(谢),盛于唐代王(维)孟(浩然),影响和追随者有其后的柳宗元(如《江雪》等,初中学过的《小石潭记》等文章都是有迹可循的)和韦应物等。

类似的,在阅读李白的作品时,也可以整理出浪漫主义的发展线索:屈原(庄子)―李白―李贺―苏轼―陆游―辛弃疾―高启―龚自珍―郭沫若……

在形成了一种拉网式的扫描后,教师可以不失时机地进行点拨:曹操的《观沧海》里有“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那么为什么曹操榜上无名呢?谢灵运是开创山水诗派的第一人吗?这实际上是在帮学生辨析专业创作与偶一为之的区别,以及区分山水诗与田园诗、山水田园诗的划分标准。把握住了知识的主干,其余的枝蔓可以在这棵树上渐次开花,直接结果是主次分明,思路清晰。

朝代、肇始、发展、分层、承继、地位、评议等,这些词语不可轻易使用,但是一经使用,便权威定位,实现内容的前后内外对接,理清知识体系中的亲缘关系,也是接纳、吸收、排放的动态学习过程。

2.唐诗宋词元曲要学会对比阅读,有可比性的作品要注意挖掘它们的同中异、异中同,如同一位诗人的不同作品、不同诗人的类似作品,等等。

这只是一个简表,却有着一些耐人寻味的内容,学生可以发散思维,深入思考。

另外,风格流派、创作特征也只有在比较中才能更加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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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教师为主导的学习其实就是一个“纲举目张”的过程,旨在帮学生构建宽广的文化视野和系统的知识坐标体系。教学思路基本为“系统专题归类”。只有提纲挈领、宏观认知形成了,文本的创新才有可能,文本的解析才不会游离于阅读实践之外。

即使是课外阅读,也必须配合教材进行,那么和教材相关的链接就必须体现出一种取向。这种取向必须唤醒学生对名家的关注与思考,强化学生的心智阅读,使学生将行为规范到意识的建构中,从而发现经典作品的经久艺术魅力,开拓思维空间,彰显出作品的人文价值。

(二)学生自发组织的研究性学习:洋溢着诗性的浪漫与诗味的包容。

从应试层面来讲,诗歌鉴赏作为历年历次高考的必考项目,如果学生不从感性和理性兼备的知识能力上做好储备积淀的话,则不可避免地会失败。长期以来的语文教学强调的是诗歌学习的实用性特征,由介绍作者、讲授规律、运用规律三部分生硬拼凑而成,带着工具理性型的思维去操作,带着一大堆概念术语上路,而套用也许可以蒙混过关,却如同一个冷血的解剖者,有了精密的装备,却少了审美的品位,失去了诗歌的本真精神。

在开展教学活动时,我将学生分为十一个小组,每组成员为5人左右。每个学习小组都有自己的组名,如“萤之光”、“毓灵轩”、“九天翔龙”、“鸿飞霄”、“瀚海”、“潜虬深潭”等,无疑是受到了诗歌语言意境的启发。学生因为有了最初的角色定位和团体氛围,兴趣盎然。

在课余时间,我要求每个小组人人走上讲台讲读诗词作品。操作程序是首先提前布置分工任务,每个小组包办一个专题,考虑到他们的复述资料和理解判断可能会出现临场事故,便让他们准备简单的课件和一些搜集到的资料,可以定点定专人完成。要求是:对于课文的把握要基本到位,凸显主要的问题,只要有所学,即使只有“一得”也是“得”。如果个别同学不能完成学习任务,就可以选择读诗背诗的方式,或是回答现场同学的问题。

学生的表现有很多亮点,因为交给他们的多是拓展阅读的课文,难度相宜,有较大发挥空间。如在讲酬赠诗和咏物诗时,学生鲜活的表达和周到的理解便让我颇感欣慰。

当学生有个性化解读的判断时,只要能自圆其说,教师就可以适时引导,而不可武断否定。比如对王维的评价不及李白杜甫是因为王维丧节失贞吗?隐居是“逃避孤守”还是“以退为进”或者仅仅是“休闲养生”?李商隐的《无题》类诗歌,和作者的自身政治境遇有关还是暧昧恋情的表达呢?《鹊桥仙》为什么观点独特?诸如此类的讨论包括结果,教师要有力地顺势引导,不能先入为主地下定论,要放手让学生自己去取证考察,这样在过程中才能显示出真正的意义。

最后还有一些补充,并非可有可无,也就是教师要运用多种教辅手段,营造最好的学习情境,让诗歌审美鉴赏具备长期后续效应。

个性作业:个性化作业能够反映诗歌学习的趣味性特征,比如老师出示图片,让学生即兴“画配诗”;让学生用简单的材料做菜,然后用学过的诗句给菜式命名;将杜甫的诗歌《又呈吴郎》改编成一封正式的书信之类的文体改编,仿写诗歌、宋词等;诗句可以按照主题、语言、风格、内容归类,用周记本做好记录,等等。

观看视频:在教学过程中,给学生播放《唐之韵》的视频文件,大量翔实的史料、视像将文本以另一种摇曳多姿的形态呈现在学生面前,强化学生的知识记忆,也是形象思维的指认重生。但老师必须提醒学生,视像资料的生命力终究比不上文本印象,却能对文本的解析产生如虎添翼的明星效应。

研究性报告:每学期一份的研究型学习报告是学生灵活开放式学习的结晶。课题的选择首先要有科学性、创造性与可行性。在研究性学习之初,由小组提出感兴趣的话题、方案,组内甄选后再交由老师审核,在确定论题后集中搜集资料、合作学习,图书杂志、网络媒体、资深人士都是可以寻访的资源。一些智慧的灵光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闪现。《苏轼在黄州时期的诗歌创作――简论古代被贬文人在作品中情感表达方式》、《酒对李白文学创作的影响》、《唐代诗歌作品中的动物描写》、《咏物诗的对象选择》、《流行歌曲里的古诗文借用》、《节日诗歌的异样情感――以经典宋词为例》等研学报告的生成也许不无瑕疵,但是谁能说这不是一种难得的厚重收获呢?

篇9

关键词：控制权收益超控制权收益大股东侵害公司治理

一、引言

早期的公司治理理论关注的重点，是在股权高度分散下股东与经理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目的在于寻找一套激励兼容的制度安排，以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法经济学”，则试图揭示大股东与小股东的利益冲突，这一冲突主要表现为大股东对小股东利益的侵害。

在相关的研究中，大股东对小股东侵害的产生，基于两个前提，一是大股东为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具有侵害小股东的天性(李增泉等，2005)，二是大股东因掌握控股权而对公司具有控制权。大股东侵害小股东利益的方式是利用对公司的控制权谋求收益(GrossmanandHart，1988)。Johnson，LAPortaetal(2000)将控股股东获取控制权收益的行为比喻为“隧道效应”(tunneling)，意即以隐蔽的方式掏空公司。LaPorta，Lopez-de-Silanes，Shleifer和Vishny(2000a，以下简称LLSV)发现，这种现象在许多国家非常普遍。LLSV(1999)，Claessensetal(2002)发现，在控股股东的控制权与其现金流权发生分离且分离程度越高时，大股东侵害小股东利益的欲望就越强，侵害程度就更加严重。

LLSV(1997，199g，1999，2000a，2000b，2002)的一系列研究从法律保护的角度，解释不同国家资本市场发展和大股东侵害小股东状况的差异，认为在法律保护相对完备的国家(如英美法系国家)，大股东对小股东的侵害相对较弱；反之，在法律保护缺失或较弱的国家(如大陆法系国家及其他国家)，这类现象就相当普遍且严重。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法律制度可以约束大股东的剥削手段并给外部投资者提供保护。同时，在法律保护较弱的国家，如果股权高度分散，外部投资者的权益则更容易为内部人所侵害从而更没有保障。

按照现有研究对控制权收益的定性及其与大股东侵害的关系的界定，就必然导致一系列无法解释的理论与现实的问题：(1)如果控制权收益就是大股东对小股东利益的侵舌，则辽柙收益就只能是一种“状态依存收益”，因为它会随法律对小股东利益保护的强弱而消长。当法律保护很完善时，控制权收益就难以存在。但为何像美国这样法律保护较完善的国家，其控制权市场的争夺如此激烈?(2)如果控制权收益表现为对公司外部投资者的剥夺，势必会损害公司长期发展的根基，最终使公司走向衰败并使控制权收益的获取难以为继。既然如此，大股东为什么要以“杀鸡取卵”这种损害其获得更多收益的方式谋取控制权收益?同时，从现实的情况看，大股东谋求控制权收益的行为为什么并未导致这类公司大量走向衰败?(3)既然控制权收益就是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侵害，它就只能是一种超额收益，但在一个均衡的市场上，超额收益的存在是不可能具有长期性和系统性的，为什么会在均衡状态下长期存在超额收益?(4)如果控制权收益是掌握控制权的大股东应当获得的收益，为什么这一过程会给大股东带来很大的风险，甚至难免遭受法律诉讼?

所有这些问题的存在，意味着现有文献对控制权收益及其与大股东侵害的关系，可能存在定性不当或错误。如果对此不加以澄清和修正，既会导致理论上的一系列混乱，也不利于我国现实中公司控制权市场的生成和发展，并可能导致资本市场的监管建立在错误的理论依据上。本文的目的就在于对现有文献中的控制权收益与大股东侵害的相关理论作出修正，并建立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大股东侵害问题。

二、大股东的控制权收益及其悖论

(一)大股东的利益结构与控制权收益的现有界定

按照股份公司的基本原则，现代股份公司是一种典型的资合公司，股东的人身性质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公司资本划分为等额股份，且同股同权同责同利。因此，任何一个股东(不论其身份如何及持股量多少)，其获得利益的性质都是相同的，区别只在于数量的多寡，而这又取决于持股的数量。一般地说，股东的经济收益来自于公司的剩余收益和市场的资本利得两个方面。前者指公司总收益扣除合同收益后的余额即利润，是股东对公司剩余索取权的体现；后者指公司以股价上升体现的资本增值，但它的现实获得是以股份的转让为前提的，因而可以视为股票流通权价值的体现。一般情况下，股东不可能同时兼得这两种收益。

现实中的情况则比上述原理要复杂得多，原因在于拥有控股权的股东是否满足于上述“共享利益”。一般认为，经济人的本性必然驱使大股东谋求自身收益的最大化，而对控制权的拥有则使这一动机的实现具有了可能。因此，拥有控制权的大股东显然不会屈就于以自己的股份与其他中小股东一样仅获得公司的利润分配，否则，一方面这不符合经济人假设这一经济学的基本范式，另一方面控制权会因此变得毫无意义；而且，现金股利具有一定的外在性，对于大股东来说，这种获利方式具有较高的成本(李志文、宋衍蘅，2003)。在这样的结构中，只要存在其他可能获利的方式，大股东就会优先选择之。控制权收益或许就是大股东最主要的其他获利方式。

控制权收益又称控制权私人收益(privatebenefitsofcontrol)，这一概念的始作俑者是GrossmanandHart(1988)，它指的是控制性股东(controllingshareholder)利用控制权谋得的利益。控制权收益在GrossmanandHart(1988)之前就已被许多实证所发现(FamaandJensen，1983；DeAngelo，1985)，只是在此之前，这种现象并未获得一个严谨的被广为接受的学术称谓，也未完全将其集中于大股东的控制权收益这一特指涵义。但不论对之如何称谓，重要的是控制权收益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收益。

现有文献在涉及控制权收益的性质时，给出的几乎都是两个相关联的价值判断：一为控制权收益是一种额外收益或超额回报，是大股东得到的与它所持股份比例不对称的，比一般股东多的收益(FamaandJensen，1983；DeAngelo，1985)；二为控制权收益是大股东对小股东利益的直接侵害，是大股东以牺牲中小股东利益为前提的自利行为，是一种掏空(tunneling)公司的行为(GrossmanandHart，1988；Johnsonetal，2000)。在这种价值判断的思维逻辑中，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本质上是对立的，两者的利益具有此长彼消的关系，大股东会不择手段地去谋取控制权收益最大化，甚至不惜一切地掏空公司，使公司的生存和发展难以为继，并最终走向衰亡。以此而论，大股东的控制权收益不啻是一种“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利益最大化行为。既然如此，控制权收益就只能是一种短期收益，因为大股东为使控制权收益最大化而掏空公司，同时就意味着控制权收益获取的不可持续性。

(二)控股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及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

控制权收益主要受控制权(controlrights)和现金流权(cashflowrights)这两个因素的影响。何谓控制权，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这里首先涉及到它与剩余控制权(residualrightsofcontrol)的关系。许多学者包括张维迎(1996)都将两者等价使用，并沿用Grossman和Hart(1988)的定义，把剩余控制权理解为在契约中没有特别规定的活动的决策权。我们认为，这一定义用以界定剩余控制权是比较恰当的，但它并不能涵盖控制权的全部。因为仅就“剩余”这一概念而论，它就意味着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存在”，此“存在”只是别的“存在”的“剩余”，并且没有别的“存在”的存在，此“存在”也就不可能“存在”。以此而论，控制权的涵义耍大于剩余控制权，它包括了契约中规定的决策权和没有规定的决策权两部分。杨瑞龙、周业安(2000)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给控制权予以另外的定义，但他们又试图去扩充剩余控制权的内涵，并基于避免因概念内涵的含糊性所引起的理论上的混乱，而把剩余控制权定义为企业的重要决策权。这反而使相关概念的内涵更为混乱。事实上，我们认为以“对企业的重要事项和主要活动的决策权”来定义控制权，反而是比较恰当的，它既避免了控制权与剩余控制权的混淆，又对控制权的权能具有较清晰的界定。

对控制权作了讨论后，再来看它与控股权的关系。一般地说，控股权是指股东达到控股程度时的持股比例。控股权与控制权既有联系又相分离。一方面，通常情况下控制权以控股权为前提，没有控股权就没有控制权；另一方面，两者大多数情况下是分离的，除极端的情况(如100%的控股权等于100%的控制权)外，控股权总是小于控制权，因为理论上说，单个股东只要拥有51%的控股权，就可拥有对公司100%的控制权，从而对公司重要事项和重要活动具有决策权。现金流权是指股东能从公司正常的经营利润即剩余收益中分得的份额，这里通行的是同股同利的原则。因而任何一个股东的现金流权均与其持股权相等，即若某股东的持股权(比)为10%，则其现金流权亦为10%，依此类推。

由此可见，除100%控股权这一极端情况外，大股东只要拥有51%的控股权，其控制权就必然与其现金流权相分离，具体而言，其控制权必然大于现金流权。既然如此，理论上说控制性股东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就应当谋求现金流权的增加直至其获得的现金流权与其控制权相等。如果这样，控股股东将不会考虑或较少考虑通过其他渠道谋求控制权利益最大化(刘峰等，2004)。然而，通常意义上的现金流权是依据股东所持股份应获得的权益，它属于契约中已经确定的事项，因而大股东很难通过现金流权的增大实现控制权收益最大化。即使控制性股东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强制地为自己谋取更多的现金流权，但它可能付出的声誉损失甚至法律诉讼(DyckandZingale，2004)等成本，也可能使这种行为得不偿失。因此，控制性股东要实现控制权收益的最大化无非是两种选择，一是以隐蔽的手段和方式谋取更多的现金流权，二是另谋他途。由于再隐蔽的手段都有可能面临败露的风险，因而另谋他途可能更为理性。

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或者说现金流权小于控制权这一现象的存在，意味着控制权并未为它的拥有者带来任何收益。如果这样的话，控制权就变得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从而没有人会愿意拥有控制权，因为获得控制权也需要成本(这一问题将在下文讨论)。如果控制权收益的获取是一个必须的前提，而现金流权因属契约规定的事项且强行获取的成本过高，因而难以从中实现控制性股东的控制权收益的话，那么，大股东通过其他方式实现控制权收益从而侵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就是一种必然。而且，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越高，大股东谋求控制权收益的欲望就越强，对中小股东的侵害程度就越高。这表明，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会加剧大股东侵害的激励(Claessensetal，2002)。

(三)控制权的成本与控制权收益的成本

许多研究已涉及或指出了控制权成本的某些具体形式，但并未以控制权成本之名来概括控制权成本之实。我们认为，控制权成本应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控制权形成或获取过程中控制者的成本，二是控制权形成后控制者的责任和风险，即控制权的维护或维持成本。前者可称为事前成本，后者可称为事后成本，两者之和构成控制权的总成本。

控制权的事前成本主要指获得控制权所需的控股权而为股份集中过程支付的各类成本。股份集中通常又有两种方式，一是在公司设立时就存在具有控股权的股东(如我国的国有上市公司)，二是在公司设立并上市后，通过股权的收购形成控股股东。在前一种方式中，控股股东的成本主要包括为认购其所持股份而支付的成本和为公司设立并上市所支付的相关成本；在后一种方式中，主要包括为收购股份所支付的股权价格和收购过程中的交易费用。由于控制权是有价值的(ShleiferandVishny，1997)，因而大宗股权交易价格与少量股份的事后交易价格相比有巨大的溢价(BarclayandHolderness，1989，1992)，而且在争夺企业控制权的情况下，溢价会快速上升(Zingales，1994)。这就意味着为获得控制权而收购股份要支付更高的成本。

控制权的事后成本主要包括：第一，控制性股东的风险。由于投资集中于一个公司而非小股东式的分散投资，大股东因此要承受更多的风险(DemsetzandLehn，1985)，同时也会失去多样化投资可能获得的利益(Hart，1995)；第二，大股东的监督成本。由于大股东的利益与公司利益具有一定程度的“协同效应”，因而其有动力去收集信息并监督经理行为(ShleiferandVishny，1986)，但大股东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支付相应的成本；第三，大股东的社会责任。现代公司越来越凸现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这一治理理念及在这一过程中公司的社会责任，正如OECD(1998)所指出，现代公司应当对于环境保护和社会道德水准，以及他们所经营于其中的社区的期望作出积极反应。公司社会责任的主要承担者即是大股东，这一点在我国国有上市公司表现得尤为突出；第四，控制权转移的“防御”成本。在资本市场较发达的国家如美国，控制权市场也相对成熟，控制权转移的事件层出不穷，其中的一个主要机制是敌意接管(JensenandRuback，1983；FranksandMayer，1990)。为防止因可能的敌意接管而丧失控制权，控制性股东需要支付相应的防御成本包括“反接管”过程中的各类费用等。

可见，控制权的获取和维持都是需要成本的，由此提示我们：控制权收益是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当我们继续沿着“控制权收益二大股东侵害”这一逻辑展开分析时，另一个关于成本的问题又不可避免地展现出来，即控制权收益的获得也是有成本(风险)的或如LLSV(2002)所指出的那样，大股东侵害小股东的行为是要付出成本的。那么，控制权收益的成本是什么呢?Dyck和Zingales(2004)指出了其中的声誉损失和法律诉讼风险。Fan和Wong(2002)指出小股东会通过“退出”策略以拉低股价来惩罚大股东。Gremer(1995)，Schmidt(1996)认为，大股东对经理和员工的侵害可能导致他们对企业投入的人力资本减少；与此相关的另一些观点，大股东的侵害会导致公司绩效的损失(Baeetal，2002)，最终也会因此使大股东的现金流权收益减少。Shleifer和Vishny(1997)，LLSV(1997)指出，大股东对小股东的侵害会导致潜在的投资者失去资金供给意愿，从而使公司的外部融资下降。外部融资的下降意味着可供大股东侵占的资金来源减少，进而影响其控制权收益。国内学者唐宗明、蒋位(2002)提出了另外一种成本，即侵害过程中的资源耗费，指金字塔、交叉持股的家族控制公司中的组织成本和税负增加。除此之外，我们认为，控制权收益的成本还应包括以下内容：(1)控制权收益的不可持续性。如果大股东过度侵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则必然导致公司发展的不可持续性，使控制权收益“断流”。因为公司被掏空后，大股东的进一步掏空行为就无法持续。(2)利益相关者的抛弃，如银行不再贷款、员工的离心倾向、供应商的退出、消费者的远离等。

所有这些便构成了大股东控制权收益的成本。由于可能面临这一系列成本及风险，理论上说，即使在法律保护不甚完善的情况下，大股东也许并不可能随心所欲地侵害小股东的利益和毫无顾忌地从他人那里重新分配财富，即使他确有这种能力。如果这一推论成立的话，那么，大股东对小股东的侵害程度就应取决于控制权的边际收益与其侵害行为的边际成本的权衡(tradeoff)。但是，控制权收益的成本这一概念，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窃贼要为所窃支付成本”这一问题，因而逻辑上并不必然成立。

(四)控制权收益的若干悖论

1.控制权收益与小股东法律保护的悖论

几乎所有国家证券市场立法的一个核心，都旨在保护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原因在于，证券是一种私人合约，它内涵的权利请求要弱于正式而详细地列明权利与义务的一般合约，因而证券所隐含的许多权利实际上依赖于法律体系和政府监管条例来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说，证券的价值由它们所隐含的法律权利和保障这些权利的司法体系共同决定，在某种情况下可能更多地是依赖于法律体系对投资者权利的保护程度和这种保护的有效性(易宪容，2003)。在投资者中，中小投资者由于处于信息弱势和产权弱势，而公司治理是将公平原则内嵌于基于产权的强势原则中(陈汉文等，2005)，因而证券立法通常更关注和重视对中小投资者利益的保护，目的在于其利益免遭具有信息优势和产权优势的大股东的侵害和剥削。因此，对中小投资者利益的保护成为各国证券立法和监管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换言之，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是天经地义的。

另一方面，从大股东的角度来看，之所以愿意支付成本去谋取对公司的控制权，其目的除获得现金流权收益外，更重要的是谋取控制权私人收益，即随控制权而来的其他股东不能共享的利益，或者说是现金流权之外的其他利益。由于现金流权的增加在控股权(持股比例)既定的情况下必然受到公司剩余收益增长的制约，因此，大股东的利益最大化在很大程度上就表现为控制权收益的最大化。于是，在经济人这一普遍性假设下，大股东谋求控制权收益的最大化当无可厚非。

然而，问题在于如前所述，大股东的控制权收益本质上来源于对其他股东利益的侵害，是“以有效和无效的方式从他人那里重新分配财富”(ShleiferandVishny，1997)。在这里，大股东与中小股东利益冲突的背后，实际隐含的是控制权收益与中小股东权益法律保护的冲突。因为既然控制权收益建立在对中小股东权益的损害，则为防范这一侵害所施行的法律保护就必然会抑制和减轻这一侵害，从而导致控制权收益的减少甚至消失。因此，如果法律保护完善会导致控制权收益的减少甚至消失，那么控制权就不可能为它的拥有者带来任何实际意义。进一步地，如果谋求控制权收益最大化是大股东作为经济人的本性使然，则控制权收益与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的冲突，实际上意味着古老的经济人范式与现代法律范式的冲突。对这一冲突可能的解决方法有三：一是重新定义经济人或抛弃经济人范式，这一点看来很难。二是抛弃证券立法对中小投资者保护的理念。这一点显然更不可能，因为它直接损害了证券市场的根基。三是重新阐释控制权收益的性质(这正是下文将要做的工作)。

2.控制权收益与其可持续性实现的悖论

控制权收益是大股东最大化自身价值的利益载体，理论上说，控制权收益的最大化行为应当是一个可重复的过程，而不是一次，或者说它是一个多期模型而非单期模型。只有每期的控制权收益最大化并使之可重复进行，控制权总收益才可能实现最大化。如果控制权收益仅表现为单期或少期的最大化，则与多期最大化的情况相比，前者显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最大化。这就如同杀鸡取卵与养鸡下蛋的道理一样。因此，控制权收益实际上内涵着这样的规定，即它是一种长期收益。然而，如果控制权收益本质上又是对中小股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侵害和掠夺并最终“掏空”(tunneling)公司的话，则公司的衰败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众叛亲离将无可避免。如果公司因大股东的过度索取而最终走向破产，控制权收益就将不复存在，因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此，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悖论，即控制权总收益的最大化必须以控制权收益的可持续性为前提和基础，但由对中小股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剥夺进而对公司的掏空而来的控制权收益最大化的过程本身，又在毫不留情地毁灭着这一前提和基础。由此而论，控制权收益很可能是一把“双刃剑”：既伤人，亦伤己。

面对控制权收益这一悖论，从大股东的角度来说，可能的选择有二：第一，将控制权收益作为一种短期收益，大股东作为典型的经济人行为具有短期利益偏好。但短期偏好是否是经济人行为的唯一价值选择是值得探讨的。山第二，使控制权收益具有可持续性，即使之长期化，为此必须在获取控制权收益与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从而使之能够可持续提供控制权收益的实现基础之间取得平衡，这又可有两种选择，一是给上市公司以支持，这就是我们在一些文献(Friedmanetal，2003；刘峰等，2004；李增泉等，2005；田利辉，2005)中看到的大股东的两面性；另一种办法是重新审视控制权收益的性质并界定其合理的范围。

3.控制权收益与市场均衡的悖论

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成就是从形式逻辑上证明了市场均衡的存在性、唯一性、稳定性及其与帕累托最优的一致性。市场均衡意味着任何投资主体都不可能获得超额收益，由于超额收益产生于套利(arbitrage)，因而这是一种无风险收益。因此，在市场均衡的情况下，任一经济主体都只可能获取与其风险相对应的收益，而不可能获得无风险收益。在现代经济学与金融学研究中，均衡分析或者说无套利均衡分析是公认的基本范式之一，市场均衡是研究问题的逻辑起点。

依此而论，作为超额收益的控制权收益是均衡范式中不应存在的一种收益，因为任何一个股东不论其持股多少，其收益和风险便由其投入公司的股份做出了界定，也就是说公司的所有利益和风险都等额分摊到了每一股份上，对每一股东来说其收益的多少完全由其持股的多寡所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法律假设”的现代公司(JensenandMekling，1976)并不存在可被控制性股东获取的其他收益，这也是市场均衡在公司利益机制中的一种体现。然而，如果控制权不能为它的拥有者带来任何收益的话，拥有控制权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而拥有控制权便不再是经济人的一种理性选择。就此而论，控制权收益的存在和获取也就成为了控制权运作的逻辑起点。在此我们可以看到控制权收益的另一个悖论，即它与市场均衡情况下控制权收益的不可存在性矛盾，因为市场均衡就意味着不存在和获取超额收益的可能，反之，超额收益的存在和获取就意味着均衡状态受到了扰动。如果这种收益具有系统性和长期性特征，则均衡分析范式就值得怀疑。

三、控制权收益的重新界定与超控制权收益

按照前文所述，现有文献将控制权收益定性为超额收益和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侵害。这一定性看起来似乎可以解释现代公司中控制性股东滥用控制权以谋私利的一些现象，但它将控制权收益推至毫无合理的存在依据且必欲除之的境地，无疑也体现了这一思维逻辑极端性的一面，而且它至少无法解释以下这三个问题：一是控制性股东获取和维持控制权的成本及这些成本(责任、风险)是否需要得到合理的补偿和如何补偿问题，二是上文所分析的控制权收益的三个悖论，三是控制权收益所潜在的风险对谋求控制权收益行为的约束问题。

(一)作为控制权成本补偿的控制权收益

要比较好地解释上述三个问题，我认为必须对控制权收益的性质做出新的界定。由于控制性股东获取和维持控制权存在着成本，按照经济学的一般原理，这些成本是需要补偿的或者说要求为它的支付者带来相应的收益。根据前面的分析，在股东的利益结构中，大股东毫无疑问可获得现金流权这类收益，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现金流权收益是所有股东都可依持股比例获得的共享收益，从性质上说它与股东的持股比例无关。控股股东因持股比例相对较多，无疑可获得比中小股东更多的现金流权益，但这只是他正常的投资收益而与其控制权无关。也就是说，现金流权这类收益并未为控制权留下收益的空间。因此，如果现金流权是所有股东唯一可获取的收益的话，控制权成本的补偿就无从谈起。于是，客观上需要控制权收益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说，控制权收益应定性为对控制权成本的合理补偿，也可以说是大股东投资于控制权所获得的正常投资收益，是控制权的风险溢价。如果我们这样去定义控制权收益及其性质的话，就意味着它是一种合理的而非悖理的收益，是大股东正常的而非超额性收益，是对控制权成本的回报而非对其他股东的侵害。

如果这样定义控制权收益的话，一方面，可以使控制权成本的补偿问题具有合理的形式，并因此使控制权的获得和维护对其拥有者具有实际意义，从而可以进一步解释为什么现实中控制权的争夺如此激烈；另一方面，可以较好地解释上文述及的控制权收益的三个悖论：由于控制权收益是对控制权成本的补偿而非对中小股东的剥夺，因而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法律规范并不同时意味着对控制权收益的排斥和剥夺；由于这是一种合理的收益，因而控制权收益的获取和存在并不同时意味着对公司的“掏空”而使公司走向衰败、进而从根本上毁灭控制权收益所依以存在的根基，从而使控制权收益的存在具有可持续性的可能，这同时也可解释现代公司中大股东谋求控制权收益并未导致这些公司因此走向衰败这一客观事实；由于控制权收益并非对控制权正常收益之外的超额回报(因为如果没有正常收益的话又何来的超额收益)，因而控制权收益的存在并不同时意味着对市场均衡的破坏；再一方面，既然控制权收益是这样性质的一种收益，理论上说其获取者就不应再承受控制权成本以外的其他风险及成本，从而有助于解释控制权收益的成本这一概念内含的逻辑矛盾，进而有助于解释为何“控制权收益的成本”对谋取这一收益者的约束作用，即前文所述的那些所谓的控制权收益的成本，实际上并非是此处我们所定性的控制权收益所具有的成本，而应是超出这一正常控制权收益之外的其他收益所面临的风险或成本，而这种收益的风险才真正是“窃贼的风险”，所以这种风险才对它的行为者具有约束或威慑作用。

当我们对控制权收益做出这样的定性后，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既然控制权收益不再是来自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剥削，那么它的载体是什么，或者说它的具体存在形式是什么?根据控制权收益是控制权获取和维护成本的合理补偿，是控制权的风险溢价这一规定，可以设想将因大股东控制权的存在导致公司绩效的改进进而使公司价值增加的部分，视为大股东控制权收益的基本实现载体。具体而言，我们假设一公司的初始股权结构为股权高度分散，任一股东都没有对公司的控制权，此时公司实际上为经营者控制。由于没有控制性股东对经营者实施有效的监督，则公司经营者的努力程度不变。假定公司的收益(r)取决于要素投入(包括各种要素投入)和经营者的努力程度，并将初始股权结构时的收益、要素投入和经营者的努力程度分别设为r0、x0和y0，则有

r0=f(x0，y0)(1)

此后，如果公司的初始股权结构不变，x0和y0也保持不变，则r0亦不变。此时，如果公司的剩余收益全部在股东之间按持股比例进行分配，则所有股东的收益均表现为股权现金流权收益。

随着初始股权结构的改变，公司出现了控制性股东。控制性股东因持股较多，即使完全按持股比例分配公司剩余收益，其所得总量也相对较多。于是，大股东有动力去收集信息并监督经营者的行为，也有足够的投票控制权对经理施加压力(ShleiferandVishny，1986)。在这种情况下，经营者的努力程度就有可能因此提升，于是公司收益就不仅取决于x0和y0，同时还取决于控制权的作用(z)。假定控制权的作用主要通过改善经营者的努力程度来体现，则叫将控制权对提升经理努力程度的作用定义为y1且y1=g(z)，此时公司收益定义为r1，则有

r1=f(x0，y1)(2)

随着公司控制权作用的体现及在此基础上经营者努力程度的增加，公司收益因此形成了一个增量r，且r=r1-r0。假定在这个过程中x0不变，即公司的要素投入没有增加，其对r未产生贡献，则实现r0向r1转换的因素就是丁的改变，即y这一因素由y0变为y1，表明经营者努力程度的增加。由于y1=g(z)，因此，r实际上就是控制权介入公司治理的作用结果。很显然，这一结果也未体现中小股东的任何边际贡献。

既然如此，且从前文的分析已知，控制权的获取和维护都需要支付成本，大股东对经营者的监督也需要成本。因此，理论上说，r的索取权应归属于控制性股东，作为其控制权成本的补偿。如果我们进一步将r1定义为现金流权收益，则r1可分解为股权现金流权收益(s)和控制权现金流权收益(c)，即

r1=s+c(3)

其中s部分又分为控制性股东的股权现金流权收益(sk)和中小股东的股权现金流权收益(sm)。由于r并未体现中小股东的贡献，故其收益仅为sm，且

sm=s-sk(4)

而此时大股东的总收益(T)则包括股权现金流权收益和控制权现金流权收益这两部分，即

T=sk+c(5)

经过这样的理论处理，控制权成本便有可能得到合理的补偿，控制权的收益亦有了合理的载体，而这个载体并非来自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剥削，因为中小股东并未遭到任何损失，充其量只是使其不再具有“搭便车”的可能，使其不再享受“搭便车”的好处。但是，由此则形成了对控制性股东监督行为的激励性制度安排。就此而论，本文对控制权收益的修正和重新界定，具有激励大股东监督行为和抑制中小股东搭便车行为的双重效应。因此，总体上说这是一种帕累托改进。

当然，控制权收益除上述货币性收益外，也包括“非货币收益”，如大股东通过控制权实现自身的战略目标，因拥有某一公司的控制权而给大股东带来的地位、声誉及心理上的满足感，在公司管理层安插自己的亲信，等等。

(二)作为大股东侵害的超控制权收益

当大股东通过股权获得股权现金流权收益和通过控制权获取控制权现金流权收益及相关的非货币收益后，其是否满足于以此为限的个人收益最大化?从经济人本性的角度来说，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于是，大股东仍会利用自己的控制权以各种方式进一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就是现有文献中的控制权收益，其实质就是对中小股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侵害，是对公司的一种“掏空”行为。很显然，当我们对控制权收益做出重新界定后，大股东的这类收益就已不再属于控制权收益的范畴。对此我们提出另外一个概念，即超控制权收益或称控制权超额收益。这是一种基于大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动机、依托控制权的行为能力、与控制权成本补偿无关而为大股东强制获取的超过控制权收益以上的收益。如果说基于控制权成本补偿或控制权风险溢价意义上的控制权收益，表现为对公司增量现金流权的配置取向，那么，超控制权收益则表现为对公司存量财富的再分配，即大股东以各种方式“从他人那里重新分配财富”(ShleiferandVishny，1997)。因此，超控制权收益总体上可视为是大股东的“道德风险”(moralhazard)，其中的一些行为则明显具有触犯法律的特征，因而难免遭受法律诉讼的风险(DyckandZingales，2004)。

当我们提出超控制权收益或称控制权超额收益概念后，此时，控制性股东的总收益便由股权现金流权收益、控制权现金流权收益和超控制权收益(w)三部分构成，式(5)便变为

T=sk+c++w(6)

由于超控制权收益来自对中小股东的剥削，则w与式(4)中的sm具有此长彼消的关系，这时，中小股东的收益便不再如(4)式所示，而是sm-w后的剩余部分。这部分的大小就取决于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剥削程度，而这个剥削程度如何则取决于大股东最大化自身利益的追求行为和法律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程度这两个因素。在经济人总是尽可能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一普适性假设下，实际上就取决于法律保护的完善程度。于是，超控制权收益才是真正依法律保护状况而消长的一种“状态依存收益”。当法律保护很完备时，这种收益就将消失，但这种状况完全不影响控制权收益的存在，进而不会影响控制权市场的正常运行，也不会影响大股东对公司经营者的监督努力。当然，这里尚需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大股东的监督努力并未改进公司绩效，从而并未形成r这一增量收益时，大股东的控制权成本又如何实现补偿呢?这时就很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即大股东的控制权成本补偿一开始就进入超控制权收益这一补偿通道，通过超控制权收益来补偿其控制权成本，其结果就是加剧了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侵害程度。

为了进一步说明超控制权收益的性质，我们再具体讨论一下控制权收益与超控制权收益的异同。两者的相同之处是，它们都是基于控制权而来的收益，都是大股东依托对控制权运用过程所实现的收益，都是控制权的行为能力所产生的结果。但是，两者具有本质的区别。首先，控制权收益是对控制权成本的补偿，是控制权的风险溢价，因而是一种补偿性收益；而超控制权收益是大股东基于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运用控制权的行为能力获取的超过控制权成本补偿的收益，因而是一种超额收益。其次，在控制权能够正常作用于改进公司绩效进而能够产生控制权现金流时，控制权收益具有合理的载体，能够得到正常的保障；而超控制权收益缺乏合理的载体和保障。第三，控制权收益来源于公司绩效改进所产生的增量收益，因而它的实现并非以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损失为代价和前提；而超控制权收益是对公司存量利益的再分配，是对他人财富的转移，因而它必然表现为对小股东利益的侵害和剥夺。第四，控制权收益是应当受到法律保护的一种收益，因而在控制权正常作用于公司绩效改进的情况下，这种收益具有相对稳定性；而作为对他人财富掠夺的超控制权收益，其损人利己的特质是法律必须约束和惩戒的，也是道义所不齿的，因此，这类收益具有“状态依存”的特征，即它依法律对中小股东的保护状态而消长，法律保护越弱这类收益就大，反之就越小甚至消失。第五，控制权收益的获取过程通常不再需要支付成本和承担风险；而超控制权收益的获取过程则充满了风险，对此，本文在对现有文献所定义的控制权收益的成本的分析中，已作出讨论。第六，控制权收益对控制者具有激励作用，因而有助于改进公司的绩效；而超控制权收益带来的是负激励，最终可能导致公司的衰败。

由此可见，超控制权收益在性质和载体上都与控制权收益具有本质的差异。现有文献由于忽略了大股东的控制权成本补偿问题，也没有超控制权收益的概念，因而将大股东超过股权现金流权收益以外的其他收益，一律视为大股东对小股东的侵害，这无疑混淆了控制权收益与超控制权收益的本质差异，并因此导致一系列自相矛盾的问题。事实上，除性质和载体不同外，超控制权收益在形式上也与控制权收益完全不同，前者的具体形式大致包括：(1)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并为其旗下的其他公司所用；(2)大股东强制要求上市公司为其旗下的其他公司提供担保；(3)通过关联交易将上市公司利益转移至大股东属下的其他公司；(4)大股东通过各种隐秘方式攫取上市公司利润；(5)基于大股东的利益而随意变更上市公司资金投向；(6)通过其他方式向大股东进行利益输送。

参考文献

刘峰、贺建刚、魏明海，2004：《控制权、业绩与利益输送——基于五粮液的案例研究》，《管理世界》第8期。

田国强，2005：《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经济研究》第2期。

唐宗明、蒋位，2002：《中国上市公司大股东侵害度实证分析》，《经济研究》第4期。

杨瑞龙、周业安，2000：《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其应用》，经济科学出版社。

篇10

关键词：交通事故；损伤程度鉴定；股动脉栓塞

1 临床资料

王某，女，28岁，2014年10月5日8时许受电动摩托车冲撞，撞伤左下肢后诉疼痛，伴肢端苍白、无血运1 h入院求治。诉当时左下肢疼痛、活动受限、感觉减退，在当地医院检查后，为求进一步治疗转上级医院急诊。查体：体温37.10℃，脉搏 90次/min ， 呼吸22次/min ，血压130/85 mmHg。左腹股沟处可见皮肤瘀青及肿胀，左下肢活动尚可，感觉减退，足背动脉、胫后动脉搏动未触及，肢端苍白，无血运。腰椎、骨盆X线正侧位片未见外伤性骨折及脱位征象。腹腔及膀肌超声检查其声像图未见明显异常。于2014年10月5日13时行左股动脉探查取对侧大隐静脉移植修复术，术中见股动脉栓塞，栓塞段长约1.5 cm，血管内膜损伤，切除损伤血管4.0cm，取出栓子，取对侧大隐静脉长约5 cm，吻合桥接股动脉，肢端血运恢复。住院20 d出院，出院诊断：诊断：左股动脉栓塞。

2014年11月10日法医临床体格检查见王某左腹股沟处有一长17.0 cm的手术瘢痕，右下肢有一长8.5 cm的手术瘢痕，双下肢活动可，感觉、肢端血运可。应委托人要求，对其进行损伤程度鉴定，其因交通事故致左下肢受伤后并发左股动脉血栓栓塞，医院行左股动脉探查取对侧大隐静脉移植修复术，依据《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应鉴定为轻伤二级。

2讨论

2.1外伤后左股动脉栓塞 本例王某外伤后左股动脉栓塞系因电动摩托撞伤左下肢股部后致左股动脉血管内皮损伤、变性，该动脉血管痉挛引起血液淤滞、血流缓慢，通过复杂的凝血机制促使血栓形成，造成动脉阻塞，引起左股动脉急性缺血的临床表现。其特点为起病突然、症状明显，病情进展快，预后严重，需快速处理，严重缺血后6～12 h，组织可发生坏死，肌肉及神经功能丧失。急性左股动脉栓塞具有显著的症状和体征，凡具有发病原因者，突然出现左下肢疼痛，感觉异常，麻痹、无脉和苍白的特殊征象即可作出临床诊断，且可以估计栓塞的部位。

2.2病因探讨 本例经手术证实的左股动脉血管内皮损伤致血栓形成并栓塞可排除心源性、血管源性及医源性常见栓子的来源。本次鉴定认为其原因系机械外力的直接作用使该段血管内膜受到损伤后所形成的创伤性血栓，造成左股动脉管腔阻塞，引起该动脉支配区的左下肢组织缺血、缺氧表现，后经手术切除受损血管，移植修复而愈。

2.3因果关系分析 本例王某系青年女性，此前身体健康，伤前无风湿性心脏病或心房纤颤病史，无动脉粥样硬化、糖尿病、肾病、血栓形成及近期手术等病史。此次左下肢外伤史明确，于伤后即出现左下肢局部瘀青血肿和疼痛，感觉减退、活动受限，足背动脉、胫后动脉搏动不能触及，肢端皮肤苍白无血运。

3结论

目前手术方法主要是取栓术，其次为血管移植术、血管成形术等。

3.1取栓术 凡是趾或指动脉分支以上的急性动脉血栓形成，肢体尚未坏疽，都应及时作手术取栓，禁忌证：患肢发生坏疽，全身一般状况差，不能耐受手术。手术时间愈早愈好，发病4～6 h内，肢体缺血但未出现严重坏死，手术取栓效果较好。发病时间越久，血栓越容易在动脉内机化、与动脉壁粘连，造成手术困难，且术后容易再次形成血栓。手术方法主要有和切开动脉直接取栓术，Fogarty气囊导管取栓术基本步骤是：根据动脉大小选择适应Forgarty气囊导管（从股动脉向上取栓可用F5，F6或F7号导管、向下取栓可用F5，F4或F3号导管，动脉及其分叉动脉可用F4，F3或F2号导管）。经一倾0股动脉（作股动脉切口）插到预定高度，将气囊内注入相的生理盐水，缓慢拉出导管，血栓顺导管从动脉切口处带出，抽出气囊内盐水、肝素盐水洗净导管后再次插入，重复上述过程，直至有高压的动脉血喷出为止。切开动脉直接取栓术方法是分离出栓塞的动脉，阻断远端，切开动脉壁，轻轻地挤出血栓。现多用Fogarty导管取栓，取栓后应重视肌病肾病性代谢综合征的防治：如酸中毒、高血钾、肌红蛋白尿、肾衰竭、心力衰竭、休克等情况，因此术后要加强监护、严密观察患肢的血供及患者全身状况，死亡病例常发生在术后，因此术后的严密观察和积极治疗尤为重要。

3.2血管移植术 主要包括动脉旁路移植术，适用于血栓部位较局限，血管流入和流出道均通畅。一般选用自体大隐静脉做移植血管，具体操作：取大隐静脉，将大隐静脉置于皮下，并与病变动脉的近、远端做倒置的端侧吻合。如自体大隐静脉已被抽剥或有病变，可移植入造血管。近年也有用人体脐静脉移植的。另有一种方法做原位大隐静脉移植，不需游离静脉，两端切断后直接与动脉做端侧吻合。

3.3经皮经腔血管成形术 是近几年迅速发展起来的一项新的治疗手段，适用于中等至大的血管局限性、孤立短段狭窄、多发、分散的短段闭塞。手术包括球囊成形术、动脉粥样物质切除、支架植入术等，其具有微创性、术后恢复快等优点。

3.4截肢术 肢体坏疽或经积极取栓和非手术治疗无效，肢体容易发生严重感染产生毒素，导致败血症危及生命，故应积极施截肢术。

本例左下肢临床症状和体征的动态改变过程与左股动脉栓塞的病程演变特征完全相符，并经外伤5 h后所行的左股动脉探查、损伤栓塞段血管切除、取对侧大隐静脉移植修复术所证实。故综合分析认为，本例左股动脉栓塞与其左下肢外伤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

参考文献：

[1]郭曙光，陈翠菊，周兴立.急性下肢动脉栓塞中期手术治疗与预后[J].中国普通外科杂志，20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