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子乘舟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二子乘舟，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从中国进口的1元人民币的商品,在美国卖1美元(约合8元人民币)乃至更高是很经常的事情,为什么会有这么巨大的差价?”王杰森表示,原因就在于一些美零售企业垄断了中国产品在美销售的渠道,大量利润为其所赚取。

王杰森以美国最大零售商沃尔玛为例说,每从中国进口100亿美元的商品,沃尔玛利润可高达127亿美元,中国商家的利润只有3-5亿美元。

不仅如此,近年来,不少中国厂商为保住美国市场,互相压价,而且一些厂商被迫采取先付货、后收钱的方式。有的美国零售商和中间商在交货半年后才付款,甚至在货售出之后才付钱,等于是把库存转给了生产者承担。

因此,在当前的国际竞争环境下,中资企业应未雨绸缪,及早建立自己产品的销售渠道。王杰森认为,中国企业应加快脚步“走出去”,在美国注册子公司直接销售产品,由子公司以更合理的价格从母公司进口产品,这样整个过程大部分利润在美国本土赚取。通过这个途径,中国产品因价格提高可以减量输出,会有效降低目前通过美国海关统计的美国巨额对华贸易赤字。

根据他的构想,在沃尔玛等巨头掌控美国销售流通环节之时,中国企业可以考虑通过子公司在亚洲商业城进行展示和销售,由于这是一个大市场,每家商家的费用相对来说并不是很大,联合起来将形成很大的影响力,而且也降低了市场风险。

“我们打算将国内广交会的‘展览’和义乌的‘销售’合二为一,使参展商可以一手接单,一手销售现货。”王杰森说。他认为,以这种展销方式,将推动包括中国中小企业产品在美的销售和发展。

“我们之所以取名为亚洲商城,就是希望商城可涵盖日本、韩国、印度亚洲等国家产品,以免只有中国产品可能引发的美国国内不利舆论。”王杰森说。他还介绍,当地的马里兰州政府和议员都非常支持这样的项目,因为这不仅有利于中美贸易健康发展,也有利于给当地增加更多就业机会。

篇2

避虏连三年，行半天四维。

我非洛豪士，不畏穷谷饥。

但恨平生意，轻了少陵诗。

今年奔房州，铁马背后驰。

造物亦恶剧，脱命赵毫厘。

南山四程云，布袜傲险巇。

篱间老炙背，无意管安危。

知我是朝士，亦复颦其眉。

呼酒软客脚，菜本濯玉肌。

穷途士易德，欢喜不复辞。

向来贪读书，闭户生处髭。

岂知九州内，有山如此奇。

自宽实不情，老人亦解颐。

篇3

关键词：两汉文化；文化资源；幼儿园课程；开发；应用

中图分类号：G423.04；G612.3；G6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561（2016）34-0034-02

一、问题的提出

1. 研究背景

（1）政策和纲领文件的要求。上世纪80年代，针对美国学前教育小学化倾向，全教协会提出了适合儿童的年龄差异和个体差异的发展适宜性课程（DAP）概念。面对地域文化、知识的本土化等一系列新的问题和挑战，1997年美国在新版幼教指南中，强调儿童生活和学习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的价值，由此可以看出文化资源在幼儿园课程建设中的重要性。2001年，我国教育部颁布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指出，“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引导幼儿实际感受祖国文化的丰富与优秀，感受家乡的变化和发展，激发幼儿爱家乡、爱祖国的情感”，同样认为幼儿园课程是不可能脱离文化背景的。近年来，幼儿园课程开发日益受到教育研究者和一线实践者的重视。幼儿园如何整合当地文化资源，开发适宜自身发展需求的课程，正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2）两汉文化的优势。“两汉文化看徐州。”作为我国的历史文化名城，徐州历史文化遗存非常丰富，汉文化景点甚多，如古文化遗产中的汉代三绝，即汉墓、汉兵马俑、汉画像石。整理徐州的两汉文化资源，可以深刻体会到徐州人民的伟大，他们世世代代扎根一方水土，用勤劳和汗水浇灌了当地的文明。独特的地理优势，提供了研究的优势。

2. 研究意义

从幼儿发展的角度来说，幼儿从小感知自己身边的两汉文化特点，汲取故土的文化营养，有利于让幼儿主动地参与学习，对其一生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从幼儿园课程建设的角度来说，合理利用徐州两汉文化资源，可以充实幼儿园课程的内容，丰富幼儿园课程活动的形式，有利于幼儿园开发和建设园本课程，挑起地方文化促进幼儿发展和地区幼儿园课程建设的重任，扩大教育影响力。对幼儿教师来说，有利于拓展幼儿教师的文化知识，促进其专业能力的发展。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说，可以激发幼儿对于家乡文化的关注与热爱，增强其对家乡文化的认同感，萌发爱家乡的情感。

二、两汉文化资源在幼儿园课程中应用的研究结果与分析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访谈法来实施。问卷的发放和回收于2016年6月进行，采用纸质问卷和电子问卷两种形式，共计发放150份问卷，实际回收142份，回收率为95%，其中有效问卷134份，有效问卷率为89%。对问卷内容进行统计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1. 幼儿园教师对两汉文化资源的课程开发和应用意识薄弱、能力有限

幼儿园教师是课程资源开发的主体之一，他们对两汉文化的了解，对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应用能力，直接影响着幼儿园课程的实施效果。问卷中“教师对幼儿进行两汉文化教育的必要性”“教师参与两汉文化知识的学习与培训情况”和“教师对两汉文化资源课程开发和应用的态度”的调查显示（篇幅所限，图表略，下同），98%的幼儿园教师认为需要对幼儿进行两汉文化教育，大家都比较认同两汉文化教育的价值。但是，从两汉文化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应用来看，81%的幼儿园教师从未参加过两汉文化知识的系统培训，对两汉文化的掌握基本来自于生活经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幼儿园教师文化基础薄弱，课程资源理论基础薄弱，因此，存在幼儿园教师对两汉文化资源在幼儿园课程中的应用被动、开发课程的意识不强、能力有限等问题。

2. 幼儿园教师对两汉文化资源的课程开发和应用的内容比较狭窄，应用程度不够

关于文化构成要素的认识，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著名文化学家张岱年先生将文化分为六类：衣食住行方面的生活文化，婚姻、家庭和人生礼仪文化，民间传统文化，技艺知识、工艺文化，信仰崇尚文化，节日文化。两汉文化教育的开展，是体现两汉文化特色的最好方式，对幼儿发展乃至幼儿园课程建设都有着特殊而深远的意义。问卷中“你熟悉的两汉文化的知识和内容（多选）”和“你何时开展两汉文化教育”等调查显示，幼儿园教师了解和熟悉的徐州地区的两汉文化特色，依次为饮食文化、景观文化、服饰文化、礼仪文化、节日文化、建筑文化等。随着徐州创建“文明城市”、徐州云龙湖风景区等景观文化越来越受到市民和外地游客的关注，作为幼儿园教师，很容易接触、掌握这些两汉文化。其中饮食文化也是幼儿最感兴趣、最易于接受的。而汉服和汉式礼仪，也在江苏师范大学的带动下逐渐走俏起来。虽然以上的两汉文化资源幼儿园教师都较熟悉，但是关注的内容比较狭窄，从未系统学习和认知过，多数知识经验都来自于生活。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幼儿园未系统开发和应用两汉文化资源，81%的幼儿园教师集中在两汉文化节时开展相应的课程活动。这些说明，幼儿园教师对于两汉文化资源的存在不太敏感，利用率较低，对两汉文化资源的教育价值重视程度不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教育资源的浪费。

3. 幼儿园教师对两汉文化资源的课程应用的组织形式较为多样，但教育效果有待提高

幼儿园课程的组织形式多种多样，集中在生活活动、学习活动、游戏活动之中。课程实施的途径也是多元化的，既可以通过环境创设来完成，也可以在教室中实现，更可以走到社会中去参观学习。课程参与人员不仅有幼儿园教师，还有家长。调查问卷的数据统计发现，100%的幼儿园都会在区域游戏活动中融入两汉文化资源。同时，96%的幼儿园多少会在环境布置中呈现两汉文化特色。但静态陈列的内容，不能完全融入课程学习之中，还需要幼儿动脑、动手、动身去感受。因此，要增加实践性和可操作性，启发和引导幼儿去发现与创造，才会更有价值和意义。另外，幼儿园教学活动中，由于教师自身知识经验的匮乏，两汉文化资源课程的开发、设计能力有限，教育效果并不是特别理想。

4. 幼儿园对两汉文化资源在课程中的应用多有涉及，但缺乏总体性的规划和引领

本研究，采访了三位幼儿园园长。

研究者：你们幼儿园课程中有没有涉及两汉文化资源应用的内容？如果有，将两汉文化内容融入到哪些活动形式中？两汉文化课程开发和应用过程中有什么疑问和困惑吗？

园长A：我们幼儿园的园本课程并不是以两汉文化建设为主题的，因此，在幼儿园课程中看不到多少与两汉文化相关的内容。在幼儿园大班的区域活动中，孩子们玩过角色游戏――云龙茶馆、卖烙馍馍卷撒子等。除此以外，在亲子活动时会组织家长和幼儿参观云龙山、楚王陵等。在活动过程中，也会伴随着对汉文化景观、两汉文化知识的讲解。课程中更多地倾向于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如端午节、中秋节。

园长B：我们幼儿园有市级课题，研究主题是“两汉饮食文化在幼儿园课程中的应用”。我们进行了系统的规划和建设，会定期组织教师团队研讨，每个班级制订教学计划，教师会认真地搜集资料，撰写教案，做好区域活动的观察记录。在这个过程中，我园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和有益的经验。感觉研究的面虽然很广，但并不深入，课程的延续性并不是很好。

园长C：我们幼儿园正尝试将两汉文化融入到幼儿园课程中，比如两汉礼仪文化、服饰文化，主要集中在幼儿园环境布置、区域活动、亲子活动等方面，效果很好，受到幼儿喜欢和家长的大力支持。但是，在课程开发过程中，感觉缺乏理论支持，不知道该选择哪些适合的内容，不知道该如何将两汉文化资源归类整合到相应的幼儿园课程主题中。

从访谈结果可以看出，部分幼儿园已经发掘出两汉文化资源在幼儿园课程开发和应用中的重要价值，处于起步阶段。但是，普遍存在着一些问题：两汉文化幼儿园课程的开发和应用，缺乏专家的引领；幼儿园在两汉文化课程资源开发方面的方式比较单一，其教育价值没有被充分利用；总体上缺乏规划，还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课程资源开发管理体系。比如两汉文化资源素材的选择、时间、内容的安排、实施的途径、人员分配等关键环节，都没有具体的实施方案。

三、提高两汉文化资源应用于幼儿园课程中的有效性建议

1. 构建有利于两汉文化资源课程开发的管理机制

课程资源的开发，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动态过程。两汉文化资源丰富多彩，如果将两汉文化确定为园本课程，或者预备开展两汉文化的系列主题课程，就必须整合和归类好可开发的两汉文化资源。要将两汉文化有的民俗文化、节日文化、服饰文化、景观文化、建筑文化等类别划分清晰，组织课程建设团队，搜集两汉历史故事、谚语、名胜古迹的资料、音乐舞蹈、绘画、工艺品、两汉饮食等文化素材，制定课程开发和管理制度，避免开发和应用课程资源的盲目性。同时，还要注重不断地对两汉文化的课程资源进行扩展、丰富和更新。

2. 建立有利于两汉文化资源课程开发和应用的培训机制

幼儿教师是实施两汉文化资源课程的最关键因素，因此，要重视幼儿教师素质的提高。教师的专业发展，离不开专家的引领、同事的互助与自身的学习。因此，幼儿园可以定期邀请专家（如文化学专家、课程专家）对课程资源的整合予以指点，还可以借助“三位一体”校园合作模式，聘请学前教育专家或者高校教师，与幼儿教师面对面地探讨在实际课程实施中面临的困境与问题，开展专题培训活动，建立伙伴关系，共研课题。鼓励幼儿教师之间进行有效合作，形成学习共同体，相互取长补短，不断提升两汉文化资源课程的开发和应用能力。此外，幼儿教师应随时随地地关注两汉文化素材，主动挖掘相应的课程资源，设计相应的实施途径。

3. 完善有利于两汉文化资源课程开发和应用的激励机制

幼儿园教师日常的工作烦琐又繁重，加上幼儿园已有现成的课程内容可用，因此，很多幼儿教师缺乏开发两汉文化资源课程的动力。只有在幼儿园开展全国性的活动如“两汉文化”主题活动，或者是指定专题的评优课时，教师才会较为主动地去思考和创新。因此，幼儿园要想充分调动教师进行课程资源开发的积极性，制定一定的激励措施是至关重要的。比如，把进行两汉文化课程资源开发作为教师年度考核、晋级、评优的重要条件。对于自主进行两汉文化课程资源开发的教师，幼儿园要从精神上、物质上给予奖励，同时多提供外出参观学习和参与培训的机会。这样，既提高了教师的专业素养，还调动了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

4. 落实有利于两汉文化资源课程开发和应用的交流机制

幼儿园要想持续发展，绝不能故步自封、闭门造车。要多多加强园园之间的两汉文化课程建设培训以及教师之间的经验交流，以“两汉文化主题分享月活动”等形式，互相吸取宝贵经验，形成合力效应，才能促进幼儿园长远发展以及两汉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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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莉君，曹莉.幼儿园在开发利用地方民族文化资源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策略[J].学前教育研究，2010（07）.

[3]陈白鹭.利用本土文化资源建设园本课程的基本原则与要求[J].学前教育研究，2010（12）.

篇4

[关键词] 超声检查；容积成像；乳腺肿瘤；鉴别诊断

[中图分类号] R737.9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4）07（a）-0131-03

乳腺癌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严重影响患者的身心健康[1]。近年来西门子公司研发了自动乳腺全容积成像系统（automated breast volume scanner，ABVS），专门用于乳腺疾病的检查，是诊断乳腺病变的新方法[2-3]。本研究通过对106例患者143个病灶的ABVS和二维常规灰阶超声（two-dimensional ultrasonic imaging，2D-US）声像图特征进行分析，探讨ABVS及2D-US在乳腺癌周围脂肪组织声像图诊断中的临床价值。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2012年7月～2013年3月浙江省人民医院超声科和浙江省舟山医院超声科经超声诊断并行肿块或手术切除术的106名患者共143例病灶为研究对象。患者均为女性，年龄23～80岁，平均（44.28±7.69）岁，病灶直径8～73 mm，平均（24.36±15.71）mm。所有病灶均经手术后病理证实。

1.2 仪器与方法

1.2.1 仪器 Simens ACUSON S2000超声诊断仪及与其配套使用的ABVS成像系统。

1.2.2 方法 先对双侧进行2D-US检查，再使用ABVS对进行全容积成像。良性肿块周围脂肪组织呈相对均匀一致的低回声；当病灶边缘脂肪组织出现回声增高、浑浊模糊、内部纤维组织增多，或呈典型的“毛玻璃样”改变时，考虑为恶性病变[4-5]。观察并记录上述声像图改变在2D-US及ABVS中的情况。分别测量肿块在2D-US和ABVS中的最大直径，取其平均值作为本组研究中肿块的直径大小。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统计软件SPSS 21.0对实验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数据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声像图的诊断采用配对资料的χ2检验。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病例一般情况

良性组61例患者共84个病灶，肿块直径6～81 mm，平均（23.13±12.70）mm，病理结果：纤维腺瘤50个，乳腺腺病17个，导管内状瘤8个，浆细胞性乳腺炎3个，慢性化脓性炎2个，肉芽肿性乳腺炎4个；恶性组45例患者共59个病灶，肿块直径5～78 mm，平均（20.06±13.64）mm，病理结果：浸润性导管癌41个，浸润性小叶癌9个，小管癌6个，髓样癌2个，导管内状癌1个。

2.2 两种检查方法对乳腺癌周围恶性脂肪组织声像图诊断情况的比较

2D-US及ABVS对肿块周围脂肪组织声像图改变的诊断情况见表1。两种检查方法对脂肪组织声像图的诊断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3.200，P = 0.063 > 0.05）。

2.3 两种检查方法对不同直径大小病灶周围恶性脂肪组织声像图诊断情况的比较

将不同直径大小的肿块分为4组，分组情况及使用2D-US、ABVS对不同直径肿块周围恶性脂肪组织声像图的诊断情况见表2，使用两种检查方法对不同直径大小肿块周围恶性脂肪组织声像图的检出情况分别进行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 > 0.05）。2D-US及ABVS对4组肿块边缘脂肪组织恶性声像图的检出率分别为13.04%、13.04%，27.87%、29.51%，33.33%、35.90%，15.00%、30.00%。ABVS对直径超过30 mm的肿块周围脂肪组织的恶性声像图的检出率高于2D-US，两种检查方法对其他直径肿块周围脂肪组织恶性声像图的检出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2.4 两种检查方法在诊断肿块周围脂肪组织声像图中的各项评价指标

2D-US及ABVS在鉴别乳腺病灶周围脂肪组织声像图中的各项评价指标情况见表3。ABVS对脂肪组织声像图诊断的敏感度及准确度高于2D-US（敏感度分别为68.42%、59.65%，准确度分别为86.01%、82.52%），漏诊率低于2D-US（分别为31.58%、40.35%），两种检查方法的特异度和误诊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3 讨论

乳腺癌在女性恶性肿瘤中占第2位[6]，超声具有无创、无辐射等优点，对乳腺癌的诊断极其重要。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发展，西门子公司推出了ABVS系统，专门用于乳腺疾病的超声检查。ABVS图像具有较高的分辨力，能够对乳腺病变及其周围组织进行细致观察[7]。ABVS探头最大扫查范围达154 mm×168 mm×60 mm，能够充分显示病变及其周围组织，有利于病变的诊断。

乳腺的脂肪组织分布于皮下、腺体间及的后间隙内，在声像图上呈低回声[8]。其中，腺体内小叶间的脂肪组织在声像图上难以具体识别[5]，本研究中育龄期女性患者主要观察皮下脂肪组织声像图表现，围绝经期及绝经后患者主要观察肿块周围皮下及后间隙的脂肪组织声像图改变。

本研究显示，2D-US和ABVS两种检查方法对肿块边缘脂肪组织恶性征象的特异度、误诊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ABVS诊断脂肪组织声像图改变的敏感度高于2D-US，漏诊率低于2D-US。分析原因可能为：首先，ABVS扫查范围大于2D-US，其面成像所显示的面积远大于2D-US。在对肿块周围脂肪组织的观察中，ABVS的宽屏横断面成像本身即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观察对比平台，能够显示肿块边缘异常及远处正常的低回声脂肪组织，当肿块周围脂肪组织回声增高时能够较容易地观察识别，有利于脂肪组织恶性征象的诊断分析；而2D-US检查中，由于扫查面积较ABVS小，其单幅声像图显示的对比范围有限，对于较大范围的病灶，部分病变需再次扫查正常部位的脂肪组织进行对比分析。常规超声检查不如ABVS方便、快捷，且对于改变轻微的脂肪组织声像图，2D-US的观察不如ABVS敏感，甚至出现漏诊的可能。本次研究观察到在直径较大肿块的诊断中，2D-US的检查率低于ABVS。其次，ABVS的Workplace工作站系统有图像后处理功能，ABVS采集的图像存储至工作站后可进行后处理，对窗宽、窗位进行调节，改变图像的对比度，ABVS还具有反转等功能，使得一些改变轻微的脂肪组织声像图能够被识别，从而有利于病变的鉴别诊断，而2D-US无上述功能，对部分病变的诊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此外，2D-US还受检查者操作经验的影响，对于部分肿块边缘局部脂肪组织声像图改变，2D-US对检查者的依赖性较高[9]，可能因操作者检查切面的影响出现漏诊的可能；而ABVS是不依耐操作者经验的一项检查设备[10-15]，ABVS的Workplace可对扫查的图片以最薄0.05 mm的厚度进行回顾分析，能显示冠状面、横断面及矢状面等断面的图像，图像的显示不受检查医师操作手法的影响，尽可能去除人为主观因素的影响，能够客观的显示病变及其周围组织各个断面的信息，尽可能减少漏诊的情况。在本次研究中，小部分病例在使用2D-US检查时由于检查者未能完全扫查可疑病变周围每个断面，未能依据病灶边缘脂肪组织声像图改变进行鉴别诊断，将病变误诊为“乳腺腺病”；而在ABVS横断面成像中，同一病灶的周围脂肪组织内可以观察到增多的纤维结构回声，此为恶性病变的征象，ABVS依据此征象对病灶进行了准确的判断。ABVS尽可能减少了人为因素的影响，但在读片过程中，仍需仔细、耐心地分析图片，以减少漏诊的可能；而在2D-US检查过程中，只要认真观察病变及其周围组织声像图，也可减少漏诊率，获得与ABVS同样的诊断效果。

综上所述，虽然ABVS对病灶周围组织的观察较2D-US简便容易，但两种检查方法均能较好的对乳腺肿块周围脂肪组织声像图改变进行鉴别，有助于乳腺癌的诊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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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越王勾践栖于会稽之上，乃号令于三军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国子姓，有能助寡人谋而退吴者，吾与之共知越国之政。”大夫种进对曰：“臣闻之：贾人夏则资皮，冬则资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夫虽无四方之忧，然谋臣与爪牙之士，不可不养而择也。譬如蓑笠，时雨既至，必求之。今君王既栖于会稽之上，然后乃求谋臣，无乃后乎?”勾践曰：“苟得闻子大夫之言，何后之有?”执其手而与之谋。

遂使之行成于吴，曰：“寡君勾践乏无所使，使其下臣种，不敢彻声闻于大王，私于下执事曰：寡君之师徒不足以辱君矣;愿以金玉、子女赂君之辱。请勾践女女于王，大夫女女于大夫，士女女于士;越国之宝器毕从!寡君帅越国之众以从君之师徒。唯君左右之，若以越国之罪为不可赦也，将焚宗庙，系妻孥，沈金玉于江;有带甲五千人，将以致死，乃必有偶，是以带甲万人事君也，无乃即伤君王之所爱乎?与其杀是人也，宁其得此国也，其孰利乎?”

夫差将欲听，与之成。子胥谏曰：“不可!夫吴之与越也，仇讎敌战之国也;三江环之，民无所移。有吴则无越，有越则无吴。将不可改于是矣!员闻之：陆人居陆，水人居水，夫上党之国，我攻而胜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车;夫越国，吾攻而胜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其利也，不可失也已。君必灭之!失此利也，虽悔之，必无及已。”

越人饰美女八人，纳之太宰嚭，曰：“子苟赦越国之罪，又有美于此者将进之。”太宰嚭谏曰：“嚭闻古之伐国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与之成而去之。

勾践说于国人曰：“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与大国执仇，以暴露百姓之骨于中原，此则寡人之罪也。寡人请更。”于是葬死者，问伤者，养生者;吊有忧，贺有喜;送往者，迎来者;去民之所恶，补民之不足。然后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于吴，其身亲为夫差前马。

勾践之地，南至于句无，北至于御儿，东至于鄞，西至于姑蔑，广运百里，乃致其父母昆弟而誓之，曰：“寡人闻，古之贤君，四方之民归之，若水之归下也。今寡人不能，将帅二三子夫妇以蕃。”令壮者无取老妇，令老者无取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将免者以告，公令医守之。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生二子，公与之饩。当室者死，三年释其政;支子死，三月释其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妇、疾疹、贫病者，纳宦其子。其达士，洁其居，美其服，饱其食，而摩厉之于义。四方之士来者，必庙礼之。勾践载稻与脂于舟以行。国之孺子之游者，无不哺也，无不歠也：必问其名。非其身之所种则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织则不衣。十年不收于国，民俱有三年之食。

国之父兄请曰：“昔者夫差耻吾君于诸侯之国，今越国亦节矣，请报之。”勾践辞曰：“昔者之战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寡人之罪也。如寡人者，安与知耻?请姑无庸战。”父兄又请曰：“越四封之内，亲吾君也，犹父母也。子而思报父母之仇，臣而思报君之仇，其有敢不尽力者乎?请复战!”勾践既许之，乃致其众而誓之，曰：“寡人闻古之贤君，不患其众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耻也。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亿有三千，不患其志行之少耻也，而患其众之不足也。今寡人将助天灭之。吾不欲匹夫之勇也，欲其旅进旅退。进则思赏，退则思刑;如此，则有常赏。进不用命，退则无耻;如此，则有常刑。”

果行，国人皆劝。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妇勉其夫，曰：“孰是君也，而可无死乎?”是故败吴于囿，又败之于没，又郊败之。 遂灭吴。

译文

越王勾践退守到会稽山上，向三军下令说：“凡是我父辈兄弟和同姓弟兄，只要有能够帮助我出谋划策打败吴国的，我将和他共同管理越国的政事。”大夫文种进见回答说：“我听说，商人夏天的时候就准备皮货，冬天的时候就准备细葛布。天旱的时候就准备船，有大水的时候就准备车辆，就是打算在缺少这些东西的时候派上用场。即使没有被四邻侵扰的时候，然而谋臣与武士，不可不选供养他们。就像蓑笠一样，雨已经下来了，肯定要到处找。现在君王您已经退守到会稽山上了，然后才寻求出谋划策的大臣，只怕太晚了吧?”勾践说：“如果能够让我听听您的高见，哪有什么晚的事呢?”于是就拉着文种的手，跟他在一起商量。终于使文种去吴国议和。

夫差想听取文种的建议，与越国和好。吴国大夫伍子胥进谏说：“不行!吴国与越国，是世代的仇敌，经常打仗;外有三条江水环绕，老百姓没有地方迁移。有吴国就没有越国，有越国就没有吴国。这种局面将不可改变。我听说，住在陆地上的人习惯于住在陆地上，住在水上的人习惯于住在水上。中原各国，即使我们主动进攻，把他们打败了，我们也不能长期住在那里，也不习惯乘坐他们的车子;而越国，我们主动进攻，把他们打败了，我们就能长期住在那里，也能乘坐他们的船。这是消灭越国的有利时机，千万不可失去。大王您一定要消灭越国!如果您失去这个有利的时机，以后后悔也来不及了。”

越国人把八个美女打扮好，送给吴国的太宰，对他说：“您如果能够让吴王赦免了我们越国的罪行，还有更漂亮的美人会送给您。”太宰就向吴王夫差进谏说：“我听说，古代讨伐一个国家，对方认输也就行了;现在越国已经认输了，您还想要求什么呢?”吴王夫差就与越国订立了盟约而后撤兵了。

勾践对国人说道：“我不知自己的力量不够，与吴国这样的大国作对，导致老百姓流离失所，横尸原野，这是我的罪过。我请求你们允许改变治国政策。”于是埋葬已经死去的人，慰问受伤的人，供养活着的人;谁家有忧就去慰问，谁家有喜事就去祝贺;客人要走，起身相送;有客人要来，亲自迎接;凡是老百姓认为不好的事就不去做，凡是老百姓认为应该做而没有做的，就补做。然后恭卑地服事夫差，派三百个士做吴王的仆人。勾践自己还亲自为夫差充当马前卒。

勾践的地盘，南到句无，北到御儿，东到鄞，西到姑蔑，土地面积长宽达百里。又招集他的父辈兄弟发誓说：“我听说，古代贤明的国君，四方的老百姓都来归附他，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现在我无能，将率领你们夫妇们繁衍生息。”于是下令：青壮年不准娶老年妇人，老年不能娶青壮年的妻子;女孩子十七岁还不出嫁，她的父母有罪;男子二十岁还不娶妻生子，他的父母同样有罪。快要分娩的人要报告，公家派医生守护。生下男孩，公家奖励两壶酒，一条狗;生下女孩，公家奖励两壶酒，一头猪;生三胞胎，公家给配备一名乳母;生双胞胎，公家发给吃的。嫡长子死了，减免三年的赋税;支子死了，减免三个月的赋税：埋葬的时候还一定要哭泣，就像自己的亲儿子一样。还下令孤儿、寡妇、患病的人、贫苦和重病的人，由公家出钱供养教育他们的子女。那些明智理之士，供给他们整洁的住处，给他们穿漂亮的衣服，让他们吃饱饭，而切磋磨厉义理。前来投奔四方之士，一定在庙堂上举行宴享，以示尊重。勾践亲自用船载来稻谷和油脂。越国出游的年轻人，没有不供给饮食的，没有不给水喝的：一定要问他叫什么名字。不是自己亲自耕种所得的就不吃，不是他的夫人亲自织的布就不穿。这样连续十年，国家不收赋税，老百姓都存有三年的粮食。

篇6

关键词：《诗经》；阜阳汉简；三家《诗》；汉初封国

一

阜阳汉简《诗经》出土于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是西汉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随葬的遗物。汉简《诗经》有简片一百七十余条，残损严重。与今本《毛诗》比照，知有《国风》、《小雅》两种。《国风》有《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曹风》、《豳风》等残片，只有《桧风》未见，共有残诗六十五首（有的仅存篇名）。《小雅》则仅存《鹿鸣之什》中四首诗的残句，包括《鹿鸣》、《四牡》、《常棣》、《伐木》。由于竹简残损严重，随葬时是否为一部包括《风》、《雅》、《颂》的完整的《诗经》，今已不得而知；是否包含《毛诗》以外的佚诗，也难考知。从残简看，似乎每首诗后都标明每篇字数，所记字数与今本《毛诗》比照，有些篇目相同，但大多数篇目字数比今本《毛诗》字数要少。阜阳汉简《诗经》和今本《毛诗》及三家《诗》相比有许多异文，为便于进一步探讨，列表比照如下：

阜阳汉简《诗经》与《毛诗》及三家《诗》异文比照表{1}

二

形成《诗经》异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文字本身演变方面的原因；又有学术流派、师承家法、《诗经》传本及《诗经》传播者的文化素质和用字习惯方面的原因；同时不同地域方言俗语及社会政治文化思潮的影响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分析阜阳汉简《诗经》与《毛诗》异文，我们认为异文的形成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其一，由古今字形成的异文。《诗经》创作时代，汉字数量还比较少，其中不少用字是“身兼数职”的。随着汉字的繁衍发展，陆续创造出许多新字，于是便产生了大量异文。如《诗经·邶风·谷风》：“中心有违”之“违”，阜阳汉简《诗经》作“韦”。“韦”是古字，“违”是今字。这种由于古今字不同造成的异文在《诗经》中很多，详见上文《异文比照表》。其二，由异体字形成的异文。《诗经》产生和流传的时间长、地域广，于是产生了《诗经》中大量的异体字，从而出现许多异文。如《诗经·邶风·静女》中“贻我彤管”的“管”字在阜阳汉简《诗经》中作“筦”。“管”和“筦”就是异体字，二字意符相同，俱从“竹”。“管”以“官”为声，“筦”以“完”为声，音符相近，故形成异体字。其三，假借关系形成的异文。“假借”是古代文献特别是上古文献中出现的字形临时借用现象。刻本以前，得书十分困难，主要依靠先生口授，靠耳治；加之《诗经》在秦火之后，主要靠口耳相授而得以保存，长期重用耳治的结果，使当时读书人养成了更加重视字音的习惯，并进而形成了“以声托事”的用字习惯和方式。所谓“以声托事”，就是在记录或引用《诗经》原文时，不太强调使用本字，而是顺手变通借用别的同音字或近音字。这是《诗经》中异文众多的重要原因。假借赖以产生的条件是语音相同或相近，据此我们又可以把假借分为几种类型：（一）音同假借。其特点是构成异文的双方是同音关系，也就是说这两个字的声母和韵母在上古必须完全相同。如《诗经·周南·卷耳》“我马瘏矣”，“瘏”阜阳汉简《诗经》作“屠”，为异文。“瘏”与“屠”上古同属定母鱼部字，声韵俱同，即为同音假借。（二）音近假借。构成异文的双方具有音近关系。或者是韵部相同，声纽发音部位相同（临近）；或者是声纽相同，韵部相近即具有对转、旁转、通转关系；或者声母韵母俱相近。这种类型的假借在异文中最为常见。如《诗经·邶风·燕燕》“瞻望非及”，“瞻”阜阳汉简《诗经》作“章”，为异文。“瞻”上古为章母谈部字，“章”为章母阳部字，两字声纽相同，韵部相近（有通转关系），“章”假借为“瞻”。在汉简《诗经》异文中，还有一类特殊的假借字，我们于此称为省形假借字。其特点是异文双方内在本质联系是在字形方面。所谓省形，是指字形省略。通过字形省略实现假借，又由假借形成异文。这种假借的特点是，一般只取本字的声符作为借字。这种声符也是相对独立的字，且和本字保持着字音上的联系。如《诗经·郑风·女曰鸡鸣》“与子偕老”之“偕”，在阜阳汉简《诗经》中作“皆”，只取其声符作借字。另外在阜阳汉简《诗经》及其他简帛文献所引《诗经》中（当然上古其他文献中也有），还有另一类型的异文，即通用字（也有人称之为同义假借字）。通用字严格来讲并不是假借字，假借字强调字音上的联系，“以声托事，因声求义”，要求音相同或相近而不强调其意义。而这种由于通用造成的异文，互异双方内在本质联系则是在字义方面，当然也有许多通用字音也相同或相近。也就是说，构成异文的两个字是同义关系，或者是语法意义相同，或者词汇意义相同。这种通用字，也许今天并不能看出它们意义上有什么本质联系，但许多古代文献都一直这样用，所以，我们也归入这类中。如《诗经·召南·摽有梅》“其实七兮”，“兮”阜阳汉简《诗经》作“也”，“兮”“也”均为句尾语气词，义近相通。此外，“非”通“匪”、“有”通“又”等皆为此种用法。其四，由叠音词的不同写法而形成的异文。叠音词是用来描摹事物状态或摹拟事物声音的叠音词的显著特点是以声表意，和汉字本身的意义没有关系。由于叠音词是以声表义的，所以也就容易形成异文。如《诗经·鄘风·鹑之奔奔》“鹊之彊彊”之“彊彊”，在阜阳汉简《诗经》中作“强强”。其五，由倒文、衍夺、正讹形成的异文。倒文致异，是由于颠倒诗文次序而形成的异文。倒文的原因，可能是传写误倒，也可能是师承有自。这类异文与上述诸类异文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互异双方文字次序不同。如《诗经·齐风·载驱》“齐子游遨”，“游遨”在阜阳汉简《诗经》中作“敖游”，这就是由于倒文造成的异文。典籍抄写引用者由于不慎误添或脱落文字，或者由于对原句理解错误，师心自用随意增删文字，是衍夺致异的主要原因。如《诗经·卫风·木瓜》“非报也”，在《阜诗》中为“非报之也”，《阜诗》衍“之”字。因为《木瓜》共三章，而其他两条残简此句皆作“非报也”，以此证明“之”为衍文。另外阜阳汉简《诗经》所记各诗篇字数与今本《毛诗》各篇字数不同，也说明衍夺在《诗经》传播过程中的存在。正讹致异，也是形成异文的一个原因。由于我国古籍文字错讹情况比较复杂，有的错讹不易识别，特别是错讹字和假借字不易区分，因之古人对此非常慎重，一般是议而不动，存而不改。于是就形成了异文。《诗经·陈风·墓门》：“歌以讯之”，“讯”在“阜诗”中作“谇”。“讯”和“谇”形成异文就是由于《毛诗》“讯”之误造成的。《广韵》引此句作“歌以谇止”{1}，清人段玉裁等指出今毛本“讯”为“谇”之误{2}。其六，由地域方言不同形成的异文。由于汉语的使用地域极广，不同地域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不同的方言。虽然汉语书面语具有超越地域方言的特点，但地域方言对汉语书面语也还是有一定的影响。《诗经》在流传的过程中，由中原地区到楚地，必然要受到楚地方言的影响。这也是《诗经》异文形成的一个原因。如《诗经·邶风·二子乘舟》“二子乘舟，汎汎其景。”“汎汎”在《阜诗》中作“苞苞”。“苞”是“泡”的同音借字。《方言》卷二：“泡，盛也。……江淮之间曰泡。”③“汎汎”、“苞苞”就是由于方言而形成的异文。汉简《诗经》异文中有许多是语气词，这恐怕也和地域方言有一定的联系，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其七，意义可能不同的异文。在汉简《诗经》异文中，有些异文很难发现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很有可能是意义不同的异文。也就是说这些异文不仅仅是文字形体的不同，而且文字所表达的文本意义也不同。由此造成对整句诗，甚至整首诗的意义理解不同。《诗经·召南·殷其雷》：“殷其雷，在南山之阳。何斯违斯，莫敢或遑。”今本“殷其雷”，《阜诗》作“印其离”。“印其离”与“殷其雷”音近，但可能是意义不同的异文。“印”读如“殷”。《说文》：“殷，痛也。”《尔雅·释训》：“殷殷，忧也。”“离”，为别离之义。《楚辞·离骚序》云：“离，别也。”“印其离”，伤痛别离也。这类异文有些在语音上有一定联系，有些没有语音上的关系。即使有语音联系的，我们也不能作为假借字来理解，而很可能是意义不同的异文。如《诗经·秦风·小戎》：“文茵畅毂”，“畅”《阜诗》中作“象”。《诗经·齐风·鸡鸣》“甘与子同梦”中“甘”，《阜诗》作“敢”。这类异文在汉简《诗经》异文中虽然占的比例不大，但对于研究汉简《诗经》与《毛诗》及三家《诗》的区别至关重要，从而对于我们研究《诗经》在先秦至汉的传播及其不同《诗》学流派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

三

通过对阜阳汉简《诗经》与《毛诗》异文的比照与归纳分析，我们发现阜阳汉简《诗经》和《毛诗》有如此之多的异文。据此，我们可以断定其绝不属于《毛诗》系统。那么，它和已经亡佚的齐、鲁、韩三家《诗》又是什么关系呢？由上表阜阳汉简《诗经》与《毛诗》及三家《诗》异文的对比，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阜阳汉简《诗经》和《毛诗》存在大量的异文，有些异文意义很可能不同，由此异文所属的诗句以至诗篇的意义和《毛诗》的训释亦不同。所以阜阳《诗经》绝非《毛诗》系统。（二）阜阳汉简《诗经》系统也不会是三家《诗》中任何一家。三家《诗》早已亡佚，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仅是片言只字，阜阳汉简《诗经》也很有限，所以我们并不能做全面比勘。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根据现有的材料对汉简《诗经》和三家《诗》进行分析比较。虽然汉简《诗经》异文和《三家诗》存在少数相同的文字，如《周南·樛木》之“樛”在《阜诗》中作“朻”，与《韩诗》同。《周南·卷耳》：“我马瘏矣”之“瘏”在《阜诗》中作“屠”，与《鲁诗》同。但我们还发现汉简《诗经》和三家《诗》中的任何一家都存在大量的异文，文字相同的仅是极少数。同样也有些汉简《诗经》文字和三家《诗》不同却和《毛诗》相同，如《邶风·静女》：“说怿女美”，“说怿”三家《诗》作“说释”，而《毛诗》作“说怿”和《阜诗》同。我们很难因为《阜诗》这些极少数不同于三家《诗》而同于《毛诗》的文字便认定《阜诗》属于《毛诗》。因此，我们说汉简《诗经》虽然和三家《诗》有极少数的文字相同，但它不会属于三家《诗》中的任何一家。而可能是未被《汉书·艺文志》著录而流传于当时的另外一家。那么，主要产生于中原地区的《诗经》是怎样从中原流传到南楚地区的？秦火之后，汉代初年《诗经》的流传情况怎样？对这些问题进一步地探讨对我们研究《诗经》及其他先秦儒家经典在汉代初年的流传大有裨益。

秦统一天下，李斯倡言禁百家。秦火之后儒家的许多典籍被毁，《诗经》也难逃其劫。汉初废秦挟书令，征天下未焚之籍。而《诗》由于其流传广、应用多，加之其自身简洁、精练、押韵、重章叠句、便于口诵等特点，故遭秦火以后没有受到损缺。班固云：“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1}汉代，《诗经》的教化功能，社交功能（包括赋《诗》言志的外交功能）、礼仪功能仍然存在，《诗经》对维护统治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诗经》在汉代很受重视。《诗经》在汉代拥有大量的学习者，传习规模之大是其他四经无法比拟的。《史记》记载，申公的学生“自远方至受业者百余人”{2}。这不仅是《鲁诗》一家。《汉书》记《齐诗》《韩诗》亦曰：“皆至大官，徒众尤盛。”③可见《诗》在汉代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不仅在民间，而且在朝廷、学术界也具有广泛而深入的社会基础。《诗经》在汉代拥有如此广泛的基础，说明《诗》学的丰富性和流派的众多。在众多的《诗经》学流派中，齐、鲁、韩、毛四家《诗》无疑是影响最大的。随着汉简《诗经》及简帛文献所引《诗经》的出土，使我们对汉代的《诗经》传播及其《诗》学体系不得不重新认识和做进一步的研究。

前人将汉代《诗经》学分为齐、鲁、韩、毛四家，只是大体而言。除此而外，四家《诗》学之下又分为若干支派。《汉书·艺文志》曰：“凡《诗》六家，四百一十六卷。”{1}这是包括了《齐诗》中的后氏、孙氏两家。不仅如此，《齐诗》亦有冀匡、师伏之学；《鲁诗》中又可分出韦氏学、许氏学及张、唐、褚氏之学；《韩诗》有王、食、长孙之学等等。其实我们把《诗》分齐、鲁、韩、毛，只是汉代《诗经》流派的荦荦大者，是当时影响显著的《诗》学流派。其背后还应当有其他《诗》学流派，尽管这些流派没有四家《诗》那样显赫，没有那么大的影响，但这些《诗》学流派及它们所依据的《诗经》传本仍然在各诸侯封国及民间流传。阜阳汉简《诗经》的出土就证明了这一点。阜阳汉简《诗经》残存简片一百七十余条，拿《阜诗》的断片残简与《毛诗》及齐、鲁、韩三家《诗》比照，我们发现《阜诗》与四家《诗》有大量的异文存在。在这些异文中，有些异文我们找不到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可能是意义不同的异文。而对这些异文的不同理解直接影响到对整句诗、甚至对整首诗的理解，从而也影响到对诗意旨的不同理解。如《诗经·召南·殷其雷》：“殷其雷，在南山之阳”之“殷其雷”，《阜诗》引作“印其离”。《毛传》：“殷，雷声也。”《郑笺》云：“雷以喻号令于南山之阳又喻其在外也，召南大夫以王命施号令于四方犹雷殷殷发声于山之阳。”{2}《阜诗》“印其离”，我们认为不同于《毛传》和《郑笺》。“印”是“殷”的借字。《说文》：“殷，痛也。”《尔雅·释训》：“殷殷，忧也。”离，如字，为别离之义。“印其离”，伤痛别离也。此诗开首送别于南山之阳，伤痛别离也。从而我们亦可断定此诗为送别伤离之作。而没有《毛传》、《郑笺》所说的“召南大夫以王命施号令于四方犹雷殷殷发声于山之阳”及“劝为臣之义未得归也”的政教色彩。《诗经·邶风·谷风》：“黾勉同心，不宜有怒。”《阜诗》引作“不我有怒”。《毛诗》《郑笺》云：“所以黾勉者以为见谴，怒者非夫妇之宜。”③由此可见《毛诗》更强调夫妇之宜。而《阜诗》作“我”更强调抒情主人公自身的怨愤。《诗经·齐风·鸡鸣》：“虫飞薨薨，甘与子同梦。”《郑笺》云：“虫飞薨薨，东方且明之时，我犹乐与子卧而同梦，言亲爱之无已。”{4}《毛诗》“甘”《阜诗》作“敢”有“岂敢”“不敢”之义，是女主人公劝男子不要贪恋床笫。细玩诗意，“甘”“敢”不同。《诗经·秦风·小戎》：“文茵畅毂”《阜诗》作“文茵象毂”。《毛传》“畅毂，长毂也。文茵，虎皮也。”《阜诗》“象毂”对“文茵”从诗义上来看更恰当。这些异文都不能按同音或音近假借来理解，而是意义的根本不同。所以我们说《阜诗》绝非《毛诗》或三家《诗》中的任何一家。而是流传于汉初而未被《汉志》著录的另一《诗》学系统。从而显示了汉代《诗》学流派的丰富性和《诗经》传播的多样性。我们认为《诗经》在有汉一代的传播，除了文献记载的齐、鲁、韩、毛四家之外，在民间还有不同于四家的《诗经》传本传流。其实这一论断并不难理解，只要我们了解一下《诗经》在汉代的传播方式，这一问题就自然解决了。

篇7

关键词：苏子瞻东坡居士号白居易黄州

在中国古代，中上层人物，特别是文人，除了名、字之外，还有笔名、雅号，作为人之为人的标记符号。芸芸众生，名、字、号如河汉星斗，似乎不足为奇，然而这些简单方块字的排列组合，却蕴涵了别有洞天的意味，展示了丰富的文化底蕴。孔夫子曰：“必先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北宋文学家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风操》篇中说：“古者，名以正体，字以表德。”宋代著名学者晁补之曾论名字说：“名者，所以制义出礼；而字者，相期于实以虚其名者也。”[1]司马光曾训示其子侄认为：“朝夕不离于口者，名字而已。尔曹苟能言其名求其义，问其字念其道，庶几吾宗其犹不为人后乎！”名，是在社会上使用的个人的符号。自称用名，称人以字。“字”往往是“名”的解释和补充，是和“名”相表里的。

相对于字的庄重正式，号则多是轻逸随性的。号的形成有两种情况，一是由使用者本人起的，二是由他人所起且得到公认的。封建社会的中上层人物，尤其是文人雅士，多带一个或若干个号，著名的士人学者尤甚。那些缤纷多彩的号，从各个侧面展示了文人的心路历程，是其主人性情的寄寓，生活的显现，业绩的张扬，志趣的昭示，折射着时代的精神，寓含着后人的褒贬。不同时期人生各个阶段不同的号相加，实则可以视为“号”主人的一部活生生的历史。

《异号类编序》曰：“别号之兴，大抵始于周秦之际，瑰奇之士，不得志于时，放浪于形骸。兀自喜，假言托喻，用晦其名，然而其人既有著述以自见，则闻于当时，传诸后世，其名虽晦，其号益彰，鬼谷鹘冠之流，盖其著也，自是以后，通人慕之，竞相相标。”[2]《说文解字》段注：“号，（呼）也。”古人立字以尊名，专给人呼；更立字以尊号，把号呼得格外响亮，便表示对号主人特别客气，特别尊重。《周礼・春官・大祀》“辨之号”注：“号为尊其名，更为美称焉。”[3]如若说名、字承载着命运的注定、父母的殷殷希望，那么号则是个人个性的表现和理想的张扬，承载着后人的尊崇和景仰。

一

清嘉庆时编《眉山属志・凡例》云：“（宋）时天下以文名者六，而眉山得其三。”这里所说的“以文名者六”指唐宋家中的宋六家：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其中三苏是眉州眉山人。

宋仁景佑三年（1036年），苏轼诞生在眉山城内纱行的家宅，依旧历为十二月十九日卯时，为这个“郁然千载诗书城”[3]《眉州披风榭拜东坡先生遗像》的名城再添光彩。苏轼，字子瞻，老泉长子，因排行之由又字和仲。关于其名、字的由来，《诗・韩奕篇》疏云：“轼者，两较之间，有横可凭者也。”《急救篇》注：“轼，车前横木也。”“轼”的本义是车前可以凭视的横木。 苏洵的《嘉集笺注》有记载，《名二子说》[4]卷十五“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子瞻”是苏轼一生行谊的主要表字。考察其本意，“子”即人之称，男子的美称。《说文解字》：“子十一月阳气动，万物滋。人以为称。”段玉裁注：“《律书》‘子者，滋也。’言万物滋于下也。子本阳气动，万物滋之称。万物莫灵于人，故因假借以为人之称。”“瞻”即视之意。《说文解字》曰：“瞻，临视也。”[5]由“子”、“瞻”本意，加之“登轼而望”的意义推测，“子瞻”的意义是指这个美男子他日定当登高而望远，能洞察天地万物，必定大有作为。

而事实上苏轼也不负父亲的殷殷期许，《宋史・苏轼传》给予他一生的评价是：“器识之宏伟，议论之卓绝，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而以迈往之气补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达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为。至于祸患之来，节义足以固其有守，皆志与气之所为也。”[6]“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7]正所谓名如其人，如若说“睥睨天地之间”是苏子瞻名、字所蕴涵的特立之志与豪迈之气的体现，那么“逍遥一世之上”则定是“东坡居士”这个号所展示的号之主人真性情的写照。

二

宋元丰三年（1080年）“御史李定、舒、何正言其表语；并媒所为诗以为讪谤，逮赴薹狱，欲置之死。神宗怜之，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8]这一事件史称“乌台诗案”。因“乌台诗案”，苏轼被贬谪任职于湖北黄州团练副使，不得不签书公事，形同罪人，家眷大小二十多人暂住皋亭，靠苏轼微薄可怜的薪俸，生活得非常艰难。苏轼虽然精打细算，但仍入不敷出，常常是斋厨索然。“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分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于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此贾耘老法也。”[9]第二年，穷书生马正卿到临皋亭拜谒，适见全家食野菜，便向州守徐君猷说情，将黄州门外数十亩废旧营地交给苏轼开垦，他亲自耕种，种了些粳稻枣粟之类以此来稍济困窘。这块荒地被命名为“东坡”。据宋人洪迈所著《容斋随笔》[10]卷五“东坡慕天”条，《赠写真李道士》说：“他时要指集贤人，知是香山居士。”《赠善相程杰》诗说：“我似乐天君记取，华颠赏遍洛阳春。”《送程懿叔》云：“我甚似乐天，但无素与蛮。”此地之所以命名为东坡，而苏轼始称“东坡居士”，详细考察其缘由，得知是由于他仰慕白居易而起的号。苏轼被贬至黄州时候，正好与白居易贬至忠州的情况相似。元和十四年（821年）白乐天离江州赴忠州任刺史，植树于东坡，吟有《东坡种花》[11]，有“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载”，“东城春向暮，树木今何如？”的诗句。又有《步东坡》诗一首“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此外还有《别东坡花树》等诗。在苏轼《入侍迩侍》[12]一诗云：“定似香山居士，世缘终道根深。”在该诗的题跋中说：“乐天自江州司马除忠州刺史，放以主客郎中知制诰，遂拜中书舍人。某虽不敢自比，然谪居黄州，起知文登，召为仪曹，遂忝侍从。出处老少，大略相似，庶几复享晚节闲适之乐。”《去杭州》诔云：“出处依稀似乐天，敢将衰朽较前贤。”其序中也写道，“平生自觉老少粗似乐天。”且由于“其（苏轼、白居易）文章旨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要情，于物无著，大约相似。”（《四库全书本・二老堂诗话・东坡立名》）而也正因为这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隔世知己之意，对“香山居士”的景仰之情使苏子瞻有了“东坡居士”的号。

而“居士”自命名的由来则更多地融入了苏子瞻佛、道的思想。“居士”，梵文Grha-pati，意为家长、家主、长者，或“居家之士”，当今中国的佛教社会已普称一切信佛教的在家佛教徒为“居士”了。唐宋时期，佛教盛行于我国，道教修行之人也自称居士，而这对上层知识分子文人雅士影响颇深，所以许多人便以“居士”为号。苏轼早年读孔子释家书，受佛、道思想影响颇深，其著作《陈太初尸解》云：“吾八岁入学，以道士张易简为师”[13]苏辙在《亡兄子瞻端名墓志铭》[14]中曾写过，“继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也。’”苏轼读苏辙的《老子新解》，写了这样一段评语：“使战国有此书，则无商鞅、韩非；使汉初有此书，则孔老为一；晋宋有此书，则佛老而为二。” “我本修行人，三世积精炼。”（《南华寺》卷二十二）“崎岖真可笑，我是小乘僧。”（《次韵定慧钦长老见寄八首》卷二十三）[12]“居士”一号，是号之主人以佛道中人自称，以寄其超然之情。苏轼遭受贬谪，于人生感到漂泊无依，故取佛道二教之论，以求身心安顿和自我的调适。由此观之，“东坡居士”一号既有追慕古贤之意，又有其性情的昭示。

后来苏轼又在东坡上造了几间屋，称为“雪堂”，并亲写“东坡雪堂”匾额。从此以后，黄州就有了一个东坡居士，时常往来于临皋亭与雪堂之间。此号一行于世，不但苏轼在诗文、书画、社会生活中举以自代，世人往往爱呼此号，并出现了许多变体，有直呼“东坡”、“坡”者，有敬称“东坡先生”、“东坡居士”、“东坡老人”者，也有省呼“坡公”、“坡翁”、“大坡”者，“坡”比“苏轼”更家喻户晓。

三

实际上苏轼一生行号很多，其中有以其学位、官职命名的号：苏轼年少得志，嘉六年便以最高等三等通过朝廷举行的“贤良方正直言极谏”考试，取得了贤良方正的学位，于是此后人们便荣称其为“苏贤良”；神宗宗熙四年，经过秘阁考试合格后，苏子瞻以太常博士直史馆通判杭州，在宋代，相沿唐代旧制，任馆职的皆称学士，于是人们便称之为“苏学士”，或称“苏太史”；哲宗元元年，苏轼被起为翰林学士，世人时称为“苏翰林”、“苏内翰”；元七年，苏轼又被迁为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遂有“苏端明”之号。此外，还有其自命或世人因喜爱之冠以之号：苏轼到定州任知州并将其所筑石室命名为“雪浪斋”，并自号“雪浪翁”；宋哲宗元年间，因翰林院官署荣称“玉堂”，苏轼乃自号“玉堂仙”，“我是玉堂仙，谪来海南村”[12]；其壮年时，须髯络络飘飘，故而世人谑称其为“髯翁”，其晚年则苍颜白发，髯髯稀疏，这时又称之为“秃髯翁”；苏轼晚年谪居儋州，一日遇雨，借笠屐而归，当地人见他闲庭信步则笑谑称之为“笠屐翁”；而据洪迈《夷坚志・丙志》记载：“坡在海上，尝自称‘铁冠道人’。”苏轼一生或数典州郡，或管列六部，而因其在地方多有政绩，且每有佳作，人们也便多以其所在之地冠以姓氏相呼，于是便有苏徐州、苏密州、苏湖州、苏黄州、苏惠州之称，且因在这些地方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百姓也尊称其为“使君公”或“苏使君”；苏轼遇赦北归，途中曾得旨复朝奉职，提举成都玉局官，主要是负责管理成都的玉局、道观，故而世人称之为“玉局翁”，后又衍成“玉局老”。

在这些朴实无华但又蕴意深刻的号中，或名斋堂园塾，或托寄志趣，或流露隐意，或自我解嘲，而如此多的号中唯独“东坡居士”源远流长，在中国古代的文化史上，东坡居士这个形象比苏轼本人更有号召力和感染力。究其原因在此两方面：

四

相传李公麟在镇江金山画有一幅苏轼像，苏轼过此地，自题一首六言绝句：“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12]。“秀句出寒饿，身穷诗乃亨”，在四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苏轼贬居时期的十多年比之任职时期的三十多年，无疑取得了更大的成就。“我们在这里，把苏轼的一生概括为‘在朝――外任――贬居’的两次大循环，以此为主干来叙述他的生平。”[15]而苏轼则独把其被贬居作为其最大的荣耀，作为第一站的黄州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福地。与经济上的困窘相比，被贬黄州时期的苏轼在文学创作上却进入了丰收期。东坡于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十二月责授黄州团练副使，次年二月一日抵达黄州，时年四十五岁。元丰七年三月被命迁汝州，四月离黄州，时年四十九岁，总计在黄州时间为五年又一个月，而在黄州时所作书牍有二百七十九篇。他的散文，以从前的政论、史论、哲学论文而转为主以随笔、小传、题跋、书简等文学性的散文为主，笔法极其灵活，耐人寻味；经了人生中一番大起大落的洗礼后，他的诗歌，也从以前富赡流丽、丰满生动的笔调，走向以清旷的语句写出厚重的感慨，构思也更见细密；他的词作，也由对人生感慨的抒写，进一步发展了“诗化”的趋向，有的豪迈雄放，有的高狂洒脱，亦有的婉约情深，可谓出神入化。如朱弁所云：“东坡文章，至黄州以后，人莫能及。”[16]《东坡先生真赞》中黄庭坚云：“岌岌堂堂，如山如河，其爱之也，引之上西掖銮坡，是亦东坡，非亦一东坡；槁项黄馘，触时干戈，其恶之也，投之于鲲鲸之波，是亦一东坡，非亦一东坡。”[22]“是亦一东坡，非亦一东坡”，为“臣”的东坡与为“人”的东坡本是同一个，作为人臣，自当禀守臣节，但更根本的是作为一个“人”，以人格而立于天地间，寓居于人世。所以，仕途中的东坡义无反顾地践履臣节，贬居中的东坡则进入更宽广的“人”的境界。“人”比“臣”大，是为“大节”。――有了这种人生顿悟，以壮浪的姿态活于三教内外，以“坡仙”的姿态游戏人间。

而苏轼成熟的人生态度和完整的文化性格也正式从“东坡居士”之号开始形成：狂、旷、谐、适。

“乌台诗案”促成了苏轼人生思想的成熟。巨大的打击使他深切认识和体会到外部存在残酷而又琢磨不定的力量，使他的狂由抗世傲世转为保持对自我本真的追求。其词中有云：“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且趁闲身为老，须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17]

元丰时被贬往黄州，他的《初到黄州》诗云：“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随后，在元丰五年出现了一批名作：前后《赤壁赋》、《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浣纱溪》（山下兰芽短浸溪）、《西江月》（照野弥弥浅浪）、《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等，都共同抒写了悠然旷远、超尘绝世的情调，表现出文化性格的稳固化。而“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此间但有荒江大山，修竹古木；每饮村酒，醉后曳杖放脚，不知远近，亦旷然天真，与武林旧游，未易议优劣尔。”[13]之谐与狂、旷植根于同一性格之中，以解嘲来摆脱痛苦，以轻松来化解悲哀。

且此时在黄州的“东坡居士”亦开始实现人生向艺术人生的转化。他主张要从凡夫俗子的普通日常生活中发现愉悦自身的美。《记承天寺夜游》在简练地写出月夜清景后：“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13]《临皋闲题》说：“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书临皋亭》写出了江山主人的适意：“东坡居士酒醉饭饱，倚于几上。白云左缭，清江右洄，重门洞开，林峦人。当是时，若有思而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备，惭愧惭愧！”他的尽俗以成雅的人生态度，真正做到无往而不适。

“这一切，使坡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也使他的艺术才情获得了一次蒸馏和升华，他，真正地成熟了――与古往今来许多大家一样，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穷乡僻壤，成熟于几乎没有人在他身边的时刻。幸好，他还不年老，他在黄州期间，是四十四岁至四十八岁，对一个男人来说，正是最重要的年月，今后还大有可为。”“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能够看得很远却又并不陡峭的高度。”[18]《坡突围》在经历了一场大的灾难，在经历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的人情冷暖，在经历了一次心底最深刻的自我剖析后，“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虽怀坎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福祸得丧，付与造物。”我们看到了一个成熟的苏子瞻，而这个人生的转折点毫无疑问是在蕴涵着苏子瞻“东坡居士”号之真性情才开始的，而后苏轼甚喜用“东坡居士”一号也是和成就了为“人”之东坡的始发站有莫大关系的，可以说没有黄州的开始，也就没有今人所见的苏子瞻。且在黄州期间的颇多创作，“立言”以留后世，“东坡居士”之号也随之使人们更为熟悉。而也因“东坡居士”之盛名，“坡仙”这一衍生之号也流传下来，清人郑文焯在《东坡乐府》中评苏轼《水调歌头》之词，谓其“发端从太白仙心脱化，顿成奇逸之笔”；刘熙载《艺概》里又说苏轼之词“具神仙出世之姿”，于是有人常誉称苏轼为“仙坡”。元好问《奚官牧马图息轩画》云：“奚官有知应解笑，世无坡仙谁赏音？”

“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君子相与吊于家；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太学之世数百人，相率饭僧慧林佛舍”[14]（《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这是四句秀才们的口头禅。从这些史料中不难看出，百姓对苏轼“勇于任事”的感激，书生们对苏轼才华的钦慕，也就注定了苏子瞻成为一个万众瞩目的名人，而名人的效应在于，他的任何趣闻轶事都会影响深远。而在苏子瞻的轶事中，最有噱头的莫过于“东坡肉”的来历。

“坡自己善于做菜，也乐意自己做菜吃，他太太一定颇为高兴。根据记载，坡认为在黄州猪肉极贱，可‘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他颇引为憾事。他告诉人一个炖猪肉的方法，极为简单。就是用很少的水煮开之后，用文火炖上数小时，当然要放酱油”。[19]

“他又发明了一种青菜汤，就叫做东坡汤。这根本是穷人吃的，他推荐给和尚吃。方法就是用两层锅，米饭在菜汤上蒸，同时饭菜全熟。下面的汤里有白菜、萝卜、油菜根、芥菜，下锅之前要仔细洗好，放点儿姜。在中国古时，汤里照例要放进些生米。在青菜已经煮得没有生味道之后，蒸的米饭就放入另一个漏锅里，但要留心莫使汤碰到米饭，这样蒸汽才能进得均匀。”

名人效应再加上美食的影响，千百年来，仅仅是这样的轶事的传播，已经反映出一部人心中的文化史。宋以后中国百姓心中，无不有个东坡形象的存在。

五

“人生三不幸：年少登科者，一不幸；席父兄之势为美官，二不幸；有稿能文章者，三不幸也。”[20]虽不是针对坡有感而发，但东坡的一生在“为臣”的路上确实是坎坷不顺的，作为一个积极入世的士大夫，坡是“不幸的”。而经历过宦海沉浮的苏子瞻，却勇敢地承受了一个元大臣的命运，“臣每自惟昆虫草木之微，无以仰报天地生成之德，惟有独立不倚，知无不言，可以少报万一”[13]《杭州召还乞郡状》正如苏老泉对其“轼”及“子瞻”之意的期许；“也体认到人生创造的乐趣”，“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21]引苏轼语也正如“东坡居士”所蕴涵“寄寓”的狂、旷、谐、适。黄庭坚《跋东坡墨迹》[22]：“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 “皇天后土，鉴平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千古英灵之气。”[23]无论是在庙堂还是在江湖，世人都给予东坡肯定与赞誉。相比于有着庄重名、字的“苏子瞻”，或许他更贴近世人心目中的形象是：竹杖芒鞋，吟啸徐行于中国大地的“东坡居士”。

注释:

[1][宋]晁补之：《鸡肋集》，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5年版。

[2][清]史梦兰辑，谷风主编：《辞书集成・异号类编》，北京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

[3][宋]陆游：《陆放翁全集・剑南诗稿》，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版。

[4][宋]苏洵著，曾枣庄，金成礼笺注：《嘉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5][汉]许慎著，[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6][元]脱脱等撰：《宋史・苏轼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

[7]卢国龙：《宋儒微言》，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

[8][清]黄宗羲：《宋元学案・苏氏蜀学略》（卷九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

[9][宋]苏轼：《坡全集》，《四库全书・集部》，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年版。

[10][宋]洪迈著，[清]孙凡礼点校：《容斋随笔》，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

[11][唐]白居易著，朱金城注：《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12][宋]苏轼撰，[清]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

[13][宋]苏轼撰，[清]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

[14][宋]苏辙：《苏辙集・栾城后集》，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年版。

[15]王水照，朱刚著，匡亚明主编：《苏轼评传》，《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6][宋]朱弁撰：《风月堂诗话》，《四库全书・集部》，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年版。

[17][宋]苏轼：《东坡乐府》，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18]余秋雨：《文化苦旅》，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1年版。

[19]林语堂：《坡传》，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0][宋]程颢，程颐：《二程集・外书》，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

[21][宋]苏籀：《栾城遗言》，《四库全书・集部》，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年版。

[22][宋]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四部丛刊》，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