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的认识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比的认识，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复习课的特点是：通、理、补。“通”即对所学习的知识回顾，达到融会贯通。“理”即对知识进行系统的梳理，使学生理解知识之间内在的联系与区别，帮助学生构建完整的认知体系。“补”即针对学生学习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弥补，消除疑惑，使之提高。那么怎样才能达到复习课的目的，而学生又不失去学习的兴趣呢？下面结合我上的单元复习课《认识比》来谈谈我对复习课的认识。

即将上课的前一天，我先把这一单元的知识点整理出来，印发给每个学生，要求每个学生回去认真复习。上课时，我请同学按照我们学习的顺序说说这个单元我们需要掌握哪些知识，由于前面的准备，孩子的积极性比较高，都想把自己知道的告诉大家，这时孩子基本上把知识点梳理了一遍。我再帮助孩子形成知识体系，对本单元有个全面的了解。接着我就针对平常学的不是很好的知识进行补漏的练习，我出示了四道题让学生先化简，再求比值。学生完成后再让学生比较得出，化简比与求比值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我还出示了一道按比例分配解决实际问题的题，让学生在解决问题后再次回顾按比例解决实际问题的两种方法。但在练习时，我是采用分组加分的比赛，前面做完的并且全对的同学来当小老师帮我来批改其他同学的练习，并帮助不会的同学进行讲解，在这个环节中，孩子的积极性充分被调动起来，练习完成的又快又好，特别是平常不是很积极的同学这时都变得比较积极了。

回顾整个教学过程，我从学生自主性学习的有效性方面谈谈这堂课我在教学上的一些具体做法与思考。

一、合理提供学生自主学习的机会

这一单元学习内容较多，如果全部由老师概括，就会使学生感觉枯燥，不想听课。所以在教学时我让学生通过学习提纲，自己了解知识点，再来提问回顾知识，学生的兴趣得到提高，知道了各部分知识，并让学生间相互交流所学所想，这样不仅能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拓展知识的容量，同时也能使教学重点得到强化。

二、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在课堂上，我通过学生比赛竞争当小老师的方式，充分调动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学生有了课前的复习铺垫，很容易完成练习，所以我鼓励学生大胆来当小老师，帮助其他同学完成有困难的练习。对于我出示的提高练习，我先鼓励学生两个一小组商量讨论，当两个人的智慧也不能处理时，那就四人小组讨论。通过讨论、研究、发现知识间的内在联系，掌握知识的内在联系，构建了良好的知识网络。

三、鼓励学生主动大胆提问

一般认为，能够主动提问的学生，思维较少受思维定势的影响，学习过程中表现出求知欲旺盛、学习效率高的特点，培养学生主动提问的意识应是解决数学教学的关键。所以在这堂课上，我把主动权交给学生，由学生相互提问，并相互探讨解决，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给予指导，鼓励学生大胆提问，大胆发表自己的想法，大胆交流等活动，让他们在别人的提问中积极主动地学习和巩固知识。

篇2

中国名企华为公司的创始人兼总裁任正非是一个低调而睿智的人，在经营企业的过程中，任正非一直知人善任，懂得放权给各个领域的精英，并善于反思自己的不足。为了让员工享受更好的福利，他还开创了员工持股制度，让员工参与到企业分红当中。

一个人性格的形成往往与父母的影响密不可分，任正非亦是如此，他的许多观念都来自于父母。其父母都是乡村教师，他们的品格和为人处世之道深深烙在任正非心里，鼓舞他勇往直前。

任正非依然能清晰地回忆起童年时代母亲讲过的英雄故事，也记得她的教诲：“一个强大的人要时刻记得他人……”正是这些人生养料，滋养着任正非，使其成长为一位敢于负责、受人尊敬的企业家。

忍一忍总会过去

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时期，多数人都有过挨饿的经历。而这段日子对于有七个子女的任家来说更是艰难。当时任正非的父亲任摩逊在外地工作，母亲程远昭在家照顾孩子。为了让孩子们活下去，任母决定实施严格的分餐制，限定每个人的食物份量，以保证不会因为一个孩子的贪嘴而让别的孩子饿坏了。而任正非发现，母亲的那份食物经常跑到自己和兄弟姐妹们的碗里。当时因为口粮缺乏，每个人都饿得头晕眼花，而作为家里的主要劳动力，母亲却总是在这种情况下让出食物，这让任正非感到奇怪：难道母亲不饿吗？

后来任正非悄悄观察着母亲，发现她同样在忍受着饥饿的折磨，经常饿得走路都打颤，但却依然强撑着照顾孩子，打理家务。母亲忍饥挨饿的样子给任正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曾经有一段时间，因为过度饥饿，任正非无心学习，每天想的就是食物、食物……

当时家里穷得连一个可以上锁的柜子都没有，仅有的一点口粮就装在瓦罐里，可是饿得头晕眼花的任正非却从未打开米罐去抓一把，因为他知道，如果自己这样做了，也许就会有一两个弟妹因为缺少食物而饿死。因此他选择了和母亲同样的做法――克制和忍耐。这一切都没有逃过母亲的眼睛，为了让大儿子安心准备高考，她狠狠心，每天从牙缝里挤出一个玉米饼给他，吃着母亲和弟妹们省下来的玉米饼，任正非考入了大学。

创办华为后，任正非屡次陷入困境，但他一直记得母亲的话：“忍一忍总会过去。”这种忍耐伴随了他大半生，支撑着他披荆斩棘永不言败，在创业的道路上艰难前行。

不自私是一种美德

任正非的父母为教育事业倾注了毕生的感情，尤其是父亲任摩逊，抗战胜利后先后辗转于黔江、镇远、关岭、豫章等地任教，培养过许多人才。在任正非的记忆中，父母都对学生尽心尽力。

教书匠的薪水本就微薄，要养活七个孩子已是不易，但只要有余钱，父亲就会帮一把无钱缴纳学费的孩子。而母亲为父亲准备的口粮也常常被家境贫困的孩子吃掉，任父则经常饿着肚子在油灯下批改作业。他常说：“穷人家孩子读书不易，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我身强体健，饿一顿算不得什么。”

任父和任母擅长为他人着想但却总是忘记自己，他们一生节俭，衣服旧了补补接着穿，东西破了修理好接着用。

父母的不自私和乐于付出一直影响着任正非。在部队服役的时候，他帮军队争取了许许多多的荣誉。可是因为家庭成分的原因，他所在的团队虽然屡屡被评为先进，任正非本人却并未受到嘉奖。虽然如此，任正非还是愿意无私地付出，帮助战友，为集体争光。正因为如此，从领导到战友都非常欣赏任正非，积极地帮他，为其提供深造的机会。

在领导华为的过程中，任正非也非常懂得设身处地为员工着想，并想方设法为员工谋福利。因此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他一直计划着在与员工分担责任的同时分享利益，由此设计了员工持股制度。他的做法得到了父母的大力支持，而曾经选修过经济学的父亲还帮他做过规划。

篇3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感觉到 距离记忆里的终点越来越远呢。 来到这座陌生的城市之后，还是更早。那 是不是在迷茫得 找不到方向 的 时候 也会怀念 原来那道轨迹的 颜色。

仍然记的很久以前读过的一句话 ：“那些记忆中的王子与公主，早已不知去了哪里，推开窗，只是这个繁忙而又拥挤的社会” 。 那 现在的我 是不是也该跟大部分人一样，去繁忙，去拥挤。 还是说，我早已身在其中，只不过一直在 被 超越着 被 推挤着 向不明的远方 行进着， 而不自知。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脑一直处于安静到空白的状态 并且认为 会这样一直空白下去，所以，当 看到以前的自己在 过往的时空满怀期待的向未来挥手时，看到那封 写给十年以后的自己 的信时，才发现 曾经也留下过那么多简单 和 明媚， 尽管已经无处安放 。 想起以前，突然感觉很混乱。不知所措。大概是 因为，此时 堕落的我 嫉妒一切有活力的季节 以及 一切 怀揣着梦想的 笑脸 。

不再喜欢 “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若人亡两不知”。 因为没有那么多悲伤的感情因子值得挥霍。 像安东尼说的：“是不是一个人一生只能说10000次我爱你 所以有些人怎么也不肯说了 是不是一个人一辈子只能哭1000次 所以有些人即使亲人离开爱人分手 心被揉捏得粉碎 神情恍惚 也都没有流一滴泪水 想哭的时候却又哭不出来 每每如此”。 很贴切。 告别了大悲大喜的生活，学会小心翼翼把每一种情绪都幻化为平淡 是不是也 应该叫做 成长。。

最后的画面还是会停留在 那些寂静的深夜，偷偷借着幽弱的灯光奋笔疾书的我们。从此，那些承载着梦想的幽弱光线，被 感觉 定义为 “温馨” 。 翻着列表里的歌曲，一成不变，是曾经的我们每次安静下来 趴在窗台眺望远方 的时候都会选择的旋律。那么，这些一直陪伴左右的音符，是不是该 被 想偷偷延续着的记忆 定义为 “习惯” 。 当再一次尝到酸奶口味的雪糕，已经不是以前的味道，也或许 是我再也品尝不出那些味道， 我知道，那些年幼的坚持，已经被 自己的现在 定义为 “消逝” 。

篇4

关键词：生师比；人才培养质量；指示器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17-0717（2013）03-0118-07

收稿日期：2013-03-25

作者简介：陈泽（1989-），男，湖南衡阳市人，湖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硕士生，主要从事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

梅贻琦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1]。可见，教师对于大学的重要性。实质上，“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2]：一方面，在大学中，教师作为与学生密切交往的主体之一面，对人才培养和质量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人才培养质量高低，也可以通过教师和学生的关系或生师比反映出来。生师比是人才培养质量的一个重要指示器。

一、生师比的内涵及教育蕴意

德国著名教育理论家沃尔夫冈·布列钦卡指出：“没有准确的概念，明晰的思想和文字也就无从谈起”[3]。到底何谓生师比？当前教育理论界及教育实践工作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家的分歧主要在于对“师”（teacher）的内涵理解不同。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将生师比的内涵界定为：在指定的年份，在某一个教育机构、教育整体中，或在某一特定的教育层次，学生人数与教师人数的比例。学生数量包括了各类在校和非在校的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的学生，按照比例折算成在校全日制学生的数量。教师数量指学校在编的，具有教师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即在岗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助教）。“生师比”一直都是学校教学工作中的重要数据。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高校人力资源利用效率、教育规模的大小，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学校的办学效益和教育质量。据记载，早在汉武帝初建太学时太学生只有50名，生师比为10∶1左右，博士（教师）经常采用个别或小组教学。至汉成帝，太学生扩充到3 000人，生师比为200∶1左右，教师资源不足，使太学教育质量迅速下降，太学名不副实[4]。《后汉书·儒林列传》中的“章句渐疏”、“多以浮华相尚”描绘的就是这种教育情景。

高等学校“生师比”是大学在校学生与教师的数量比例，反映了社会资源利用率与办学质量的一般关系。在保证教育质量的前提下，生师比越高，似乎社会资源利用率就越高，因为一定的资源有更多的学生来享用；但生师比越高，在一定的教育资源条件下，教学质量就越难保证，因为一个教师的能力和精力是有限的。在高等教育大发展的今天，较低的生师比通常意味着较高的教育质量。因而，全世界重要的大学排行榜都把它作为关键的指标。

“生师比”的教育蕴意需从教育的本质层面来理解。教育是教师与学生双方主体间灵肉交流活动，包括知识内容的传授、生命内涵的领悟、意志行为的规范，并通过文化传递功能，将文化遗产教给年轻一代，使他们自由地生成，并启迪其自由天性。雅斯贝尔斯曾认为，教育之不同于训练的地方就是，训练是一种心灵隔离的活动，人成为纯粹的客体，而教育则是人与人精神相契合，文化得以传递的活动[5]。教育离不开人的交往，而人与人的交往是双方（教师与学生，教与学）的对话。这种“我”与“你”的关系是人类历史文化发展的核心。生师比正是使教育交往与对话能够充分进行并促进人发展的指标。只有生师比合理，教师才能够与学生进行充分的理解与沟通，既不是把学生看作可以任意改造的对象，也不是把他们看成灌输知识的容器。这样，教师才能够深入到学生的内心世界，真正地理解学生，与学生平等地展开对话，平等地交往。正如苏格拉底所说，教育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展开对话的过程。生师比正是为了交往、对话和理解这一过程能否充分、有效展开的关系指标。可见，生师比对教育质量具有指示和导向的功能。

因为生师比的重要指示和导向作用，特别是在人才培养质量上的重要影响，合理的“生师比”、“生师比”的内涵、怎么确立合理的“生师比”等问题，已经成为了大家关注的问题，也需要广大教育工作者着力去研究。

二、国外高校“生师比”的现状及对我国高校的启示

（一）我国高校生师比与世界教育强国高校生师比的比较

就世界范围来看，我们可以发现不同国家不同地区高校的生师比存在很大差异，发展中国家的生师比明显高于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生师比。德、美、日、英四个传统教育强国生师比明显较低，世界著名高校的生师比也明显较低。就美国、英国著名高校与我国著名高校相比较（见表1、表2、表3），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名牌大学的生师比显著高于美英高校。据表1我们可以得出美国排名前十的著名大学平均生师比为6.5∶1，而据表3资料来源可知，我国9所国家重点建设大学（含国家优先发展大学）的生师比是12.03∶1，排名前十位大学的平均生师比为13.22∶1。我国著名高校的生师比是美国著名高校的两倍有余。

就发展趋势来看，我国高校的生师比基本呈螺旋态势上升。据1997～2010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统计数据显示，这几年，我国普通高校生师比分别为10.87∶1、11.6∶1、13.41∶1、16.3∶1、18.22∶1、19.1∶1、17.0∶1、16.22∶1、16.85∶1、17.93∶1、17.28∶1、17.23∶1、17∶27∶1、17∶33∶1。据2012年武书连中国大学综合实力排行榜的最新数据分析，2012年教育部属73所大学，平均生师比是16.36∶1（18∶1以上的15所，20∶1以上的5所），比2001年稍有减小，地方院校的形势也有了较大的缓和，与教育发达国家的生师比相比差距逐步缩小。

根据1993～2007年中美高校生师比对比数据分析，我国1993～1997年生师比普遍较低，大大低于美国的生师比，而2001年后，随着扩招的进展，我国生师比迅速拉高，普遍高于美国的生师比水平。美国高校生师比总体态势发展平衡，起伏很小，而我国总体变化趋势比较大，发展不稳定。2001年以后我国生师比逐步控制在18∶1左右，而美国总体维持在13∶1与15∶1之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水平的提高，我国高校生师比虽然与美国相比仍有一段距离，但越来越接近美国的水准。可是，众所周知，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与美国相比，相差甚远。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启示，我国高校不能仅仅只是逐步缩小生师比的比率，追求数量上的变化，而是更应该去关注数量背后生师比的真正本质与价值。就像人们认识马丁·特罗的大众化理论一样，不仅仅只是把研究的目光和追求的目标集中在特罗对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三个阶段划分的数量上，而是更应该注重大众化理论的内涵及阶段理论的内在规定性。

（二）专任教师和非教学人员比重、生师比的比较

全国2003～2010年普通高校专任教师和非教学人员比重、生师比如表4所示。表4数据表明：

1.2003～2010年，全国普通高校生师比虽然呈波浪式变化，但2010年与之前7年相比生师比都提高了（除2006年），最大幅度为1.11%。这说明全国普通高校专任教师增加的速度落后于招生规模的扩张速度。

2.2003～2010年，全国普通高校专任教师比重呈逐年提高的态势，平均增长1.86%。相应地，非教学人员比重呈逐年降低的态势，年均降低为1.86%。但根据2010年数据可知：非教学人员的比重仍占到37.72%，专任教师的比重达到62.28%，两者的比例为1∶1.65。非教学人员的比例仍占据相当大的比重，非教学人员数的庞大势必会挤占相当一部分教育资源，非教学性费用（人头费、行政、管理、后勤费等）占教育总经费支出的比例较高，从而降低了教育投资效益和教育质量。

（三）分科专任教师生师比的比较

分科生师比的分析，有助于揭示具体某一专业或者学科教师资源的使用效率及存在问题，以及学科生师比分布不均衡，师资中存在学科、学缘、年龄、学历、职称、各院系分布不合理的情况。2003～2007年全国普通高等院校分科生师比的对比数据（见表5）显示：从总体上来看，冷门专业如哲学、历史等生师比极低，教师多而学生少，导致教师工作量不足及对教师的使用不充分，制约了教师的使用效率，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影响学校办学的社会效益，特别是哲学学科，随着近年来高校的减招和报考本专业的学生少等原因，导致生师比极低；热门专业如管理、医学、经济等的生师比非常高，教师少而学生多，教师超负荷工作，没有精力参加实践、科研和教改活动，则会陷入讲规模不讲效益的泥潭，学生受教育的质量势必会下降。

经济学、农学等学科表明这些专业的教师数量相对较多，需要提高人力资源的使用效率和效益。管理学、医学、法学、工学等学科的生师比明显高于其它学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一概认为这些学科的教师数量不足或严重不足，有的学科可能是教师数量不足所致，如医学、管理学，而有些学科可能是招生规模盲目扩张，导致教师数量呈阶段性的相对不足。

（四）生师比所折射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

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日本六国高等学校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关系模式大致分为三种：一是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两权分离，又有渗透，各司其责，以美国为代表；二是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两权渗透，适当分离，学术权力起到主导作用，以意大利、德国、英国和日本为代表；三是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两权渗透，适当分离，行政权力起主导作用，以法国为代表[6]。在国外很多大学中，行政工作是知名教授及学者不愿意做的工作，因为行政岗位大都是服务性的，所以一般采取的是学术工作者以及教授抽出一定的时间，轮流承担任务和责任的形式。

而在中国高校里面，教师对行政岗位是极力地追逐，“双肩挑”现象普遍存在，并且大学行政权力存在着严重的泛化现象。大学滋生着崇尚“官本位”权力的风气，有些学者稍有学术成就往往被委以官职，刚获得博士学位就向学校要求行政职位，学校的老师每天忙于课题的申报、中期检查与结题的程序中，忙于各个管理部门的各种表格的填写中，忙于打扮自己、获得更多的财富、学术地位与政治权力，拼命地写论文、评职称、搞课题、拉项目、当领导、开会、评奖，为所谓的学术和教育乐此不疲。教师在这种权力关系下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在教育学生培养学生之外，而真正教育学生培养学生的时间微乎其微。这种情况下的生师比将变得毫无意义，人才培养质量也大打折扣。这也是中国教育的最大病根所在。

三、生师比对班级规模及教育质量的影响

在我国，即使在“985”这种推崇并实行“精英教育”的一批国内最好的高校中，大班教学仍在本科教育甚至研究生教育阶段被普遍采用。通过对中国顶尖大学部分课程班级规模的随机挑选，我们发现：不仅公共课的班级规模比较庞大，最高的已经达到了一堂课230人，而且理应推行小班教学的专业课（包括研究生的有些课程）也往往在40人以上，甚至超过100人。研究生教育本科化，本科教育专科化，很多情况就是指教学采用的大班上课的模式。这种情况并非历来就有。高校扩招前，由于“985”高校在校生数量较少，除了一些文科的公共课之外运用大班教学的学科几乎很少。扩招后，采用大班教学的学科就不仅限于公共课，一些专业课也开始采用大班教学。“有学者对某省两所重点高校班级规模的统计分析发现，1～30人的班级规模所占的比例为25.02%；31～60人的班级规模所占的比例为32.16%；61～90人班级规模所占的比例为24.30%；91人以上所占的比例是18.53%；班级规模平均是60.61人”[7]。

而在美国的11所高校中，20人以下的小班规模所占的比例均为最高，范围为57%～75%，平均为68%；20～49人的班级规模所占的比例均为居中，范围为17%～32%，平均为22%；50人以上的大班规模所占的比例均为最低，范围为3%～16%，平均为9.5%[8]（P66-69）。由此可见，小型班级是美国顶尖大学最为重要的教学组织形式。

将中美两国顶尖大学的班级规模进行对比发现，中国顶尖大学的班级规模不仅远远大于美国，而且鲜有20人以下的班级。大班教学不仅严重影响教师的教学效果，使得教师的目光无法顾及整体学生，而且置学生于被动地位，学生的主体地位得不到体现。师生在课堂上直接进行思想、学问上的沟通机会大大减少，课外的各种活动覆盖面、参与面则更小，师生互动尤为欠缺。而“教”与“学”的教育过程是教师与学生以课程为主要背景的交流过程，是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平等对话、观念共享和思维激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缺少教师与学生哪一方，都不成其为教育[9]。大班教学时的教师成为了教育主体，学生成为被灌输的客体，很少有互动与思想的交流沟通，所以无法被称为“教育”。

四、“生师比”指示中国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发展方向

（一）加强对生师比的本质与内涵的理解，对不同层次高校、不同学科提出不同的生师比要求

根据我国高等学校的层次结构和不同层次的高校教师水平和工作量的不同及在校学生层次的不同，生师比可按5个层次区别对待。学校办学层次越高其生师比越低，办学层次越低其生师比越高。在美国大学中，美国排名前10位的大学平均生师比为6.5∶1，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前40位的大学平均生师比为13.4∶1[8]（P66-69），而只有在层次和规格相对较低的大学和学院中，才存在着较高的生师比。根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and World Report）大学排行榜前100名院校官方数据分析所得：无论公立院校，还是私立院校，5：1至11∶1之间的全校生师比院校数量所占比例最高，成为世界前百所一流大学最为亲睐的全校生师比例[10]。为了提高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为了给师生互动创造一个良好的基本条件，笔者建议缩小我国“985”高校的生师比，达到11∶1以内的生师比，甚至还可以努力控制在10∶1的范围之内，接近国际高水平大学的指标，重燃大学之鼎盛。其它层次的大学也要把生师比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确定合理的生师比，需要综合考虑高校的办学成本、办学效益、教学质量和教师工作量，在保证教学质量的前提下寻找生师比的平衡点。

最关键的是，我们不能盲目地追求低生师比的数据，而是要看到生师比数据背后的真正本质和内涵，从多方面实现真正有效的生师比。例如，教师的质量、学生的质量、教师和学生的关系及互动情况、教师与学生所处的环境和制度、教师教导学生的形式和内容等等。师资队伍是大学的第一要素，是学科建设的依托，更是保障人才培养质量和提升学术水平的先决条件。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大小、人力资源利用效率，反映了高校的办学水平和质量。因此，师资队伍的结构和质量非常重要。因而不能为了缩小生师比，盲目增加教师数量，实行教师的“扩招”。不同办学层次的高校应根据自己的学校性质、定位、办学层次及需要招收和聘用相应的高水平教师。

同时，学校也要非常重视生师比中“生”的质量，不能为了经济效益和办学经费再进行盲目扩招。不同办学层次的高校应根据自己的要求招收不同层次的学生，因为生源质量在教育的“入口”处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教育教学效果。因此，对一所高校来说，“生师比”是否合理，是否对学校教育教学起着推动作用，不仅从数量上要考虑而且还要从教师及学生的质量上进行衡量。“生师比”不应仅仅是一个从师生数量和工作量角度出发计算出来的数据，而且要考察师生的责任心和他们的教学投入等。这一比率是教师与学生之间复杂的数量和质量的对比、协调关系。只有经过细致的分析，“数量”与“质量”兼顾，“生师比”才能真正成为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指示器。

（二）控制班级规模，以小班授课为主提升教育质量

西方的诸多权威研究表明，20人以下的小班教学才能真正对学生学业成绩产生正面影响，从而实现最佳的师生互动。如“小班改革要取得实质性成效，班级人数必须低于20人”[11]。适当的生师比是实现良好师生关系和高效师生互动的基础。如果生师比是影响师生互动的底线，班级规模则是具体的影响点。只有点、线结合才能实现良好的师生互动。师生关系作为高校中的主体关系，所营造出的人际环境和教学氛围，不仅对师生个体产生影响，也对师生群体产生影响，最终体现在人才培养质量上。毋庸置疑，良好的师生关系有利于和谐教学氛围的营造，增强内聚力，减少摩擦，产生出相互帮助、相互激励和互补短长的效果，并像催化剂一样，对达成教学目标和提高教学质量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个性化人才培养和学生创新性的发展，对和谐教学氛围营造和课堂教学效果，对师生个人身心健康和教学积极性等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对于“985”高校来说，要改善人才培养质量，不仅要缩小生师比，而且要落实到控制班级规模的具体层面上。以美国顶尖大学的班级规模为对照，从“985”高校的现实情况出发，将本科生的专业课、公共课规模分别控制在20人以下、20～49人的范围并不具备可行性。因此，可考虑将专业课和公共课的课堂人数分别控制在30人以下、30～60人的范围内；研究生群体相对较小，专业课规模应该努力控制在20人以内，公共课规模则应控制在20～49人。除了限定上课人数外，缩小生师比、增加小课程的比例、采取导修制①等都是控制班级规模、提高教育质量的方法。只有推广小班教学，教师才有较多的时间花在单个的学生身上，全面且深入地了解学生的个性、兴趣和爱好，因人而异地帮助学生制定学习计划并进行指导，使每个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发挥最大潜能，从而实现创新人才的培养。

（三）控制非教学人员的比重，提高教育资源利用效率

我国高校队伍雍肿、效益低下的主要原因是行政人员、管理人员和后勤人员超比例。鉴于国内外权威数据，笔者建议专任教师的比重达到70%，非教学人员与专任教师的比例达到1∶2.3。减少非教学人员的人数，使其达到一个合理高效运转的状态。用节省下来的这部分资金投资学校软件和硬件设施，改善学生的学习及住宿条件，以及增设学生全面发展的相关配套设施，从而真正实现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目标。

（四）均衡各学科生师比，使之满足各自的合理性

根据高等学校内部一般实行校、院（系）管理的实际，学校应根据各院、系教师资源性质、学科专业特点和学生人数不同，制定符合实际的教师编制标准、教师工作量标准以及生师比标准。不能因为市场的需求而盲目扩大学科的学生人数，应该一直保持在合理的生师比范围内，始终确保优秀人才培养质量。

例如：在学缘结构方面，应该发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精神，把学校的发展和人才培养质量的目标摆在第一位。同时，在学校人事制度方面建议，具有学位授予权的单位（系、研究所），原则上不得留用本单位培养的研究生；特殊情况需要留用者，亦应严格控制比例。在用人问题上，多搞一点公平竞争，少搞一点“近水楼台”，多搞一点“五湖四海”，少搞一点“裙带投资”。在学缘构成上，还是搞“杂”一点，用“外人”、用“杂家”。在年龄方面，做到老中青三代合理比例、协调发展。

（五）分离学术与行政权力，从制度上确保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

董云川认为：“将行政权力及管理目标定位为从属和服务的角度不仅是适当的、必须的，而且是当务之急，行政权力应当复位，再不能凌驾于学术之上”[12]。为了规范大学行政权力的行使，政府应该有所作为。大学沿用着政府机构的行政级别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行政权力。因此，建议废除大学行政级别，让大学与学术从“官本位”中走出来，用职业化、少而精的原则建设教育管理队伍。此外，注重法制建设更能取得长久效果。通过立法实现行政权力行使的法制化与规范化，并且有必要改革行政权力的运行模式，即由传统的权力导向模式向现代的法规导向模式转变，从人治化的模式向法治化的模式转变，以实现大学内部行政管理的公开化和效率化[13]（P38）。而且，高等学校的行政管理者在高校内外部的各种交往中必须增强法律意识，规范地行使行政权力，本着致力于促进学术共同体繁荣发展的最高目标，运用教育法等切实维护学校、教师和学生的合法权益，做到真正有效地培养出拔尖创新人才[13]（P38）。

参考文献

[1] 黄延复.梅贻琦教育思想研究[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85.

[2] 刘述礼，黄延复.梅贻琦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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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加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是香港经济金融未来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战略制高点，是深化我国金融对外开放的内在需要，是成功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当今之世，真正意义的全球金融中心其实只有纽约和伦敦。伦敦是数百年历史演变留下的遗产，至今维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充分证明了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一句名言：货币金融霸权总是那样长久。美元霸权和纽约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则是一对孪生兄弟，加强和维护美元霸权，必然要加强和维护华尔街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伦敦和纽约的历史雄辩地说明：一个真正强大的金融中心必须依靠一个真正强大的国际货币。

从理论上说，香港和祖国大陆是真正意义上的最优货币区。最优货币区最核心的条件是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包括产品服务、货币资金、劳动力等。从要素流动角度看，香港与祖国大陆经济整合程度已经非常之高，早已完全符合一个最优货币区最重要的条件。

即使仅仅从维持香港物价稳定角度看，香港人民币化也要比美元联系汇率制度优越得多。港币与美元联系汇率制度，通常被称为所谓货币局制度（Currency Board），本质就是将香港纳入美元货币区。进入21世纪之后，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国际货币体系和香港经济局势发生重大变化。香港主要产业都已经依赖大陆，贸易、旅游、地产、一般服务业和金融业，以及整体物价水平，首要影响力量是大陆经济形势和货币政策。此种局面下，港币继续与美元挂钩，就算美元继续维持高度稳定，香港物价也无法稳定。因为以美元计价和结算的商品货物、服务、地产、金融所占比例越来越小，以人民币计价、交易和结算的经济活动量所占比例越来越高。

自2005年起，人民币持续相对美元升值，亦即相对港币升值。港币相对人民币贬值成为加剧香港通货膨胀的主要力量。美联储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全球通胀恶化，美元已经极度不稳定。港币饱受内外夹击，金融管理局却没有稳定物价的手段和能力，尤其是无法采取措施防止房地产和资产价格泡沫，只好望洋兴叹。放弃联系汇率制度，直接实施全面的人民币化，香港就可以摆脱美元持续贬值的剧烈影响。展望未来，欧债危机和美国债务问题旷日持久，美元早就不是一个高度稳定的货币了，尽管它依然是全球最主要储备货币。港币美元联系汇率制度的主要基础已丧失殆尽。

篇6

关键词:利率;利率市场化;金融体系

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识码:A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通过央行直接控制人民币的利率。这为刚进入市场经济的我国经济和金融体系起到了稳定的作用,比如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之所以对我国没有造成太大的危害,利率管制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受管制的利率体制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的需求了。这时候,利率市场化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不管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还是从金融体制改革的角度分析,利率市场化都是势在必行的,本文就对此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利率市场化概述

利率市场化,是指中央银行放松对商业银行利率的直接控制,把利率的决定权交给市场,由市场主体自主决定利率,中央银行则通过制定和调整再贴现率、再贷款率及在公开市场买卖有价证券等间接调控手段,形成资金利率,使之间接地反映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一种机制。也就是说,利率市场化是指由资金市场的供求关系来决定利率水平,政府放弃对利率的直接行政干预。利率市场化的内涵包含以下基本内容:

1、金融交易主体享有利率决定权;

2、利率的数量结构、期限结构和风险结构由市场自发选择;

3、同业拆借利率和短期国债利率应成为金融市场的导向性利率,作为基准利率发挥“指示器”作用;

4、中央银行享有间接影响利率的权力。中央调控的过程如图1所示。(图1)

需要强调一下,利率市场化并不是要完全取消政府或有关部门对利率的干预,只是其干预方式由直接变为间接。在这样的利率体系中,市场利率逐渐成为主体,货币管理部门可以采用政策金融工具来影响基准利率,通过基准利率来影响其他市场利率,再加上以及各种市场利率相互影响作用,最后对整个利率体系产生作用,从而实现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

二、我国利率管理现状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利率体制基本承袭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利率体制,属于管制型的。利率水平和利率结构的确定和调整均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拟订,由国务院最终决定或批准,各专业银行和金融机构只享有很小范围和程度上的浮动权。1982年元月,国务院授予人民银行20%的浮动权限,利率水平确定后,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可在20%的范围内,自主地进行利率调整,而在此之外,银行主要是贯彻执行国务院的决定。同样,人民银行也下放某些贷款利率的一定浮动权限给下属专业银行和有关金融机构,如1983年7月,农业银行总行获得农业贷款利率20%的浮动权,1984年6月起,对信用社实行浮动利率制,信用社可在银行法定利率基础上,根据贷款项目、经济效益和偿还能力,参照市场利率进行上下浮动等。实际上,即使在浮动范围内的每笔贷款的具体利率也要经地、市人民银行审核批准。可见,我国的利率管理体制仍然是有计划的严格管制型的。

20余年来,我国的经济和金融体制也在不断改革。关于我国利率管制体制改革的要求,早在八十年代就已经提出来了,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我国在利率市场化改革方面已做了许多基础性工作,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000年已提出将利率市场化改革作为金融体制改革深化的内容之一。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利率市场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一改革要在我国实现,还有许多艰巨的工作要做。现在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开始在农村信用联社进行浮动利率试点。

三、人民币利率市场化的必要性

当前管制型利率体制下,我国利率的基本决定权和管理权集中在中央银行,各大小银行和金融机构只有执行权和部分非常有限的浮动权。这种利率管理体制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已经给我国经济发展造成许多弊端。要适应我国市场经济的需要和金融体系的健康发展,利率市场化势在必行。

(一)利率市场化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政府控制的利率管理体制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我国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推行利率市场化,将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1、利率市场化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利率市场化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是发展与改革过程中资源优化配置的需要。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开发西部等我国诸多重大战略措施的实施要求信贷资金成为重要的力量。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国家进一步放开商品和服务价格,实现价格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但资金价格却仍由中央银行确定。由于商品和资金价格形成机制的不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价格信号不一致、不协调,限制了市场对资金资源的配置作用,影响了企业和个人的经济活动决策,利率市场化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

2、利率市场化是宏观经济调控的需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是以经济手段为主的间接调控,其中又是主要依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运作来实现的。一方面随着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改革进程不断加速,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日益更多地依赖于价值杠杆与市场机制;另一方面九十年代末期为扭转通货紧缩形势所采取的一系列积极财政政策要求有更灵活、更有效的货币政策及货币手段与之相配合,而现行体制下政府直接定价成本太高。因此,利率市场化是必然的选择。

3、利率市场化是我国市场经济与国际经济接轨的需要。首先是随着中国加入WTO,国际金融资本加入到国内竞争中来的趋势已不可避免,按照国际公认的共同市场规则运行已成为金融产业改革的迫切需要;其次是以互联网技术为核心的网络经济无疑将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主流,网络银行是银行业适应网络经济发展的一项创新,它极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由此带来服务的价格优势。如果不放开利率管制,银行自己没有定价权,中国未来网络银行的发展将缺乏发挥价格优势的制度基础。

根据我国对加入WTO开放国内金融市场作出的具体承诺和开放时间表,“入世”后两年我国将对外资银行放开所有人民币公司业务、五年后放开所有人民币零售业务。随着国内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和外资银行的大举进入,国外跨国银行拥有先进的现代管理水平和雄厚的资金技术实力,必然会对我国银行业带来巨大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必须要尽快使金融业转轨,因此要求我们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

(二)利率市场化是我国金融体系健康发展的前提。我国推进利率市场化,可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转变银行经营机制,提高管理水平,可以提高储蓄率,可以促进资金的合理配置。因此,利率市场化可以提高金融效率和效益,是促进我国金融体系健康发展的前提。

1、转变银行经营机制,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我国资金流通和运作的中心是银行,银行改革的成功与否对整个金融改革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我国银行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商业化经营,企业化管理,这就要求在银行体制改革方面合理界定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的职能和商业银行的企业化,并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构建相应的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使商业银行成为真正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在银行经营机制转换方面强化中央银行对金融业的宏观调控和监管,实现由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的转变,由行政管理向市场导向管理的转变,实现经营理念、经营目标、经营行为、经营方式、经营结果的市场化,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以市场为导向,从事金融业务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利率对银行的特殊重要性就显示出来了。例如,银行信贷业务管理由贷款限额管理转为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后,对资金的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信贷原则的转变则要求银行把资金真正当作商品来经营,使资金运用更加符合价值规律,根据市场信息特别是市场利率变动信息,调节资金流向,从而最终实现银行的经营目标和自身利益。这就客观上要求利率市场化,使利率准确地反映资金的供求水平和供求结构,为银行经营提供真实信息。同时,利率市场化也使中央银行必须改变对商业银行的行政直接管理方式,商业银行必须摆脱对中央银行的过分依赖,直接面向市场,参与市场竞争,接受市场考核,努力提高管理水平。

2、中国金融业面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需要。现在国际金融业内,全能银行制度已经逐渐成为主流,多元化业务的发展和混业经营是大势所趋。近年来,国外大型跨国金融企业重组购并热潮不断,可见国际金融企业正走向巨型化、集团化和国际化,可以预见未来我国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格局将迟早被突破,商业银行在一定限度内参与保险业务,保险公司涉足证券业,以及商业银行与证券公司的相互渗透、相互合作会不断加强。因此,现在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不但可以为金融机构扩大规模创造条件,而且也为将来金融机构之间通过资本市场工具,以市场为导向进行大规模的购并重组创造了条件。

3、有利于货币资源的优化配置。资金作为社会生产要素之一,要做到生产的最优化,就要对资金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固定利率管理体制下,资金分配具有计划性,缺乏完善的市场机制,资金难以合理地从效益低的部门流向效益高的部门。利率市场化推进后,将不再会把资金配置给那些收益率低于市场均衡水平的企业,那些靠政府扶持或依靠行政力量获得贷款的企业将无法获得资金。这两方面因素决定了利率市场化以后资金获得更有效配置,整个社会的投资效率将上升。国有企业盲目投资的经营方式受到抑制;另一方面银行的风险意识加强,加强了对企业贷款审批的监管。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由于资源配置得到优化,必然会带动企业的投资效率和经营业绩的整体上升。而利率管理体制的改变,还可以使过去难以获得贷款的较差的一些企业或中小企业有可能得到资金的支持;利率市场化后,民营企业有可能通过正规渠道获得贷款。总之,利率市场化对于优化货币资源配置,促进企业发展来说是有利的。

四、结论

利率市场化对我国经济发展和金融体制的完善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这是因为:利率市场化可以提高我国的资源配置效率;利率市场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促进国有银行向商业化转轨;利率市场化有助于建立社会投资和消费的市场传导机制,使中央银行可以有效地利用利率变化进行宏观经济调控;利率市场化能够推进货币市场的发育和金融创新的活跃,同时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使金融市场上形成的利率信号具有更强的导向作用,进而抑制非正式金融活动,促进金融市场的平稳运行;利率市场化能够提高金融业的竞争力,有利于我国金融业迎接“入世”的挑战。

(作者单位:1.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2.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澄迈县支行)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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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1、共叔段。

2、春秋时，郑武公死，长子庄公继位。其弟共叔段图谋篡位，在封地内招兵买马，修整军备。郑大夫祭仲深表不安。谏庄公早除共叔段，以绝后患。庄公答曰：“‘多行不义必自毙’，汝可拭目以待。”不久，果如其言，共叔段狂妄自大，蚕食边邑，且欲攻郑都。庄公见时机成熟，便出兵攻共叔段，逐出郑国。

3、“多行不义必自毙”。以喻多作恶事者，必自速其亡，常用此语。

（来源：文章屋网 ）

篇8

人民币汇率升值的讨论似乎没有结束的迹象。美国还在进一步向中国施压，汇率问题政治化意图明显。

政治问题自有政治家去回应，但最近国内一些学者也开始呼应，提出人民币需要重估。这就需要我们好好来评估一下，人民币到底怎么啦？这个问题不弄清楚，心里没底不说，麻烦可能还会不断。

人民币汇率作为人民币对外价格，受多种因素影响。 简而言之，影响因素有三：一是经济因素，二是制度因素，三是人为因素。

在实物贸易占主流的背景下，影响汇率水平的主要是经济因素，形成了购买力平价理论；在资本自由流动背景下，影响汇率水平的主要是制度因素，形成了相应的汇率制度理论；在金融全球化背景形势下，影响汇率水平的还有人为因素，强势文化特征明显。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一种混合经济状态，三种因素对中国汇率都构成影响。

进一步分析：经济因素主要包括6个方面的内容：劳动力价格比较（人力因素）、自然资源比较（物力因素）、资金短缺程度比较（财力因素）、技术装备优势比较（技术因素）、市场化程度比较（交易成本）、综合国力比较（规模因素）。

制度因素主要包括5个方面的内容：经常项下可兑换程度（贸易过程中的货币交换成本）、资本项下可兑换程度（资本流动的货币交换成本）、汇率的生成机制（交换机制）、汇率风险控制机制（远期交易市场）、外汇储备（集中程度）。

人为因素主要包括4个方面的内容：流行范围（持币偏好）、人民币预期（公众信心）、货币当局政策取向（汇率在货币政策操作中的作用）、外部利益协调（博弈结果）。

据上述角度可以看出，从劳动力价格看，中国劳动力成本具有相当大的比较优势。在中长期内，中国将保持这一优势，维持商品低价位。

从自然资源看，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产品成本可控程度高，低价位优势很难动摇。

从资金短缺程度看，中国已经积累了较为雄厚的外汇储备，融资渠道较为畅通。

从技术装备看，我国生产企业的优势并不明显，但中国产品大都以低端技术生产，主要不是依托高科技。

从市场化程度看，市场配置资源已成为主导力量。

从综合国力看，我国经济实力空前增强。

综合分析， 中国出口竞争优势主要不是货币贬值的优势，而是经济基本面的竞争优势。目前人民币汇率反映了中国产品成本的基本构成，经济基本面并不支持人民币升值。

人民币经常项下可兑换程度已经实现，贸易过程中的货币交换的制度已解除。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进程尚未实现，这种制度安排将维持外资向中国的单边流动。人民币汇率的生成机制市场化程度还不高，使汇率的人为调控程度增加。汇率风险控制机制基本上还没有建立起来，增加了汇率波动的内在张力。 从汇率生成过程看，中央银行作为最大买家，对汇率形成了实质性控制。

结论是，在现有制度框架下，货币当局完全有能力维持现有汇率水平不变，并对经济贸易活动不会构成制度。维持人民币基本稳定具有操作性，是可行的。

随着综合国力进一步加强，人民币的国际偏好程度会越来越高。中国政局稳定，经济增长强劲，人民币预期向好。汇率在整个货币政策操作中的作用会逐步加大，存在通过汇率升值来减少基础货币供应的压力。从外部压力看，人民币汇率正演变成一种政治压力。从人为因素看，人民币汇率确实存在升值压力。

可见，汇率升值压力主要来自人为因素。但在人为因素中，汇率问题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货币理论问题，最根本的还是一个利益博弈和生存哲学问题。针对促使人民币升值的阴谋，福布斯杂志发起人里奇・卡尔加德一针见血地指出：“我相信世界上有比SARS、比天花更可怕的病毒，这就是一个国有的经济必须建立在另一个国家的衰弱上，就是你死我活的思维方式。”不知这些外来声音对某些国人有没有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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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匡衡是西汉著名的经学家、名臣。匡家世代务农，但匡衡却十分好学，勤奋努力，由于家境贫寒，他不得不靠替人帮工以获取读书资用，他“凿壁借光”的故事被世人广为称颂。

3、从凿壁借光的事例可看出，外因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匡衡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习和坚强毅力，终于一举成名。这就说明内因才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据和第一位的原因，外头因只是影响事物变化的条件，必须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

4、凿壁借光的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匡衡能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发愤图强，那现在的我们更应该珍惜来之不易的好条件，学习更多的知识，学到了就是属于你自己的，别人也偷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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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比利时个人所得税的主要特点

（一）税制类型的选择及税率设计。比利时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将应税所得分为动产所得、不动产所得、杂项所得和劳务所得四大类，不同所得类型适用不同的课税方式（单独课税或综合课税），单独课税和综合课税的征税范围很明确，以保证税收征管的确实和便利，符合税收管理效率原则。税率设计也较为合理，单独课税实行比例税率，最高为33%，最低为15%；综合课税实行五级超额累进税率，从25%到50%，税率档次较少，税率变动幅度均匀，纳税人的税收负担较为均衡，有利于调节收入分配，达到公平目标。

（二）费用扣除

1、在征收方式上，按配偶个人单独确定应税所得，但注重考虑家庭因素。劳务所得中规定了“助手配偶”配额和婚姻份额，可以减轻家庭生计主要维持者的税收负担。个体经营者若得到配偶的帮助，可将净所得的一部分分给其配偶；若一方的劳务所得低于双方劳务所得总额的30%，可享有婚姻份额。分配的金额为净劳务所得总额减去享有婚姻份额的一方配偶自有所得后金额的30%，但这一分配额不能超过8160欧元。

2、在费用扣除标准中引入生计扣除规则，并增加了照顾纳税人特殊情况的多项扣除项目。根据纳税人的家庭情况给以特定的附加减免和优惠，体现了税法对低收入群体的照顾。不动产应纳税所得中，根据纳税人负担的受抚养者多少适当增加扣除额：受抚养者每增加一个，扣除额可增加340欧元，故纳税人抚养的子女越多，享有的免税额越大。而且，照料子女的费用可以从净所得总额中扣除，以每个子女每天11.20欧元为限。

（三）应税所得的计算方法。应税所得的计算随通货膨胀进行调整，可以避免造成税收收入的自动增长。不动产的应纳税所得根据“不动产登记所得”或租金收入确定，不动产登记所得每年随通胀率进行指数化。相应地，房屋的不动产登记所得的总扣除额也与不动产登记所得一样，按相同的办法随通货膨胀进行调整。

二、比利时个人所得税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一）个人所得税税制模式及税率设计方面。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采用分类税制，无法实现公平、中性和简化的目标，会导致不公平和引起经济扭曲。应扩大累进税率的适用范围，建议将分类税制改为较为综合的所得税制。另外，税率档次过多，边际税率过高。工资薪金所得实行九级超额累进税率，最高边际税率为45%。建议税率级次不超过5个，最高边际税率为35～40%；扩大第一个税率级次的适用范围，使最大部分的雇员进入该税率级次中。其次，对同属勤劳所得的工资薪金、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企事业单位承包经营所得及劳务报酬所得均采用同一累进税率征收，以体现“相同性质所得相同待遇”的原则。

（二）费用扣除方面。我国个人所得税以个人为计税单位，不考虑纳税人的自然状况，如婚否、子女等家庭状况，有悖于社会公平原则。“计划生育”国策使得大部分家庭只有一个子女，由一对独生子女夫妇组建的家庭中，夫妇两人要赡养四个老人，还要抚养一个小孩。这种“421”家庭模式致使家庭的主要生计维持者的经济负担相当沉重。2000年我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7%以上，我国已进入老年型社会。这种现状势必导致纳税人经济负担不合理。

为充分发挥税收在调节宏观经济运行方面的作用，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税制应与国情相结合。建议费用扣除方面，应按纳税人赡养的老人数目规定相应的扣除额，赡养的老人越多，享有的免税额越大；另外，鉴于目前失业率较高，可规定“失业配偶配额”，允许未失业的一方配偶将其净所得的一部分作为必要的生活费分配给失业配偶，从而减少其应纳税额，减轻整个家庭的纳税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