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明帝数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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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比司马睿更为可怜可叹的，是他的儿媳妇，明帝的皇后庾文君。《晋书列传》显示，此女也有陛下之尊称，咸和年间，“公卿奏事称皇太后陛下”。以女性被称陛下者，前无古人，后来者武则天，比她晚了370年。

庾文君，河南鄢陵人，十余岁时，随父亲庾琛南渡，居会稽。一说其成长于江南，恐怕有误，永嘉五年，她已然年方二八。当然，庾文君也确实有江南女子的风韵，《晋书》赞她“性仁慈，美姿仪”，《太平御览》赞她“令仪淑美”。就是说，她不但容颜娇美，性格贤淑，坐卧行止，亦无一处不优雅。

当时皇室最佳的联姻方案，应是“王与马，共枕席”。然则庾文君太出类拔萃了，尽管她比太子司马绍(晋明帝)大三岁，元帝仍然聘她做了太子妃。永昌元年(322)，王敦以“清君侧”为由发动兵变，与江南大族沈充组成联军，很快攻下建康。司马睿无力翻盘，只好媾和，委屈加窝火，一命呜呼。明帝即位后，被迫给予王敦“奏事不名，入朝不趋，剑覆上殿”的待遇，政局稍稍稳定，便册封庾文君为皇后，“以后兄中领军(庾)亮为中书监”。

晋明帝与王敦，属于冤家对头。王敦有大功于朝廷，但是其人“心怀刚忍”、“敢肆狂逆”，仗着手中握有枪杆子，从来不把皇帝当回事儿;晋明帝颇有勇略，王敦忌惮，曾要挟元帝废太子，未能得逞。君臣彼此不待见，明帝尚能隐忍，王敦先坐不住了，竖起大旗造反;明帝也不是吃素的，微服察看军情，亲自指挥战斗，结果，王敦病死军中，叛军也被击败。

斯役，“流民帅”苏峻因功崛起。

南宋的赵构曾讥笑东晋的几个皇帝苟安江南，不思进取，他固然缺乏资格，但也不无道理。东晋君臣之间常常窝里斗，从晋元帝到晋成帝，历三代仅区区八年，流民问题尚未解决，王敦又闹过两次，哪有工夫恢复中原！晋明帝倒也想励精图治，可惜身体不帮忙，在位三载，即英年病逝。

成帝司马衍即位时才五岁。按惯例，要么母亲以皇太后身份出来帮衬，要么托孤。知妻莫如夫，明帝大概其了解庾文君无心政治，也就选择了托孤，临死前任命的顾命大臣依次是：太宰司马羕，司徒王导，尚书令卞壶，车骑将军郗鉴，护军将军庾亮，丹杨尹温峤等。明帝不愧谥号为“明”，确实很精明，以同族的司马羕为首辅，与大舅子庾亮一起护航幼帝，王氏家族的势力势必得到抑制。但是，他千算万算，却始终没有算到问题会出在大舅子庾亮身上。

庾亮极不安分，他觊觎司马羕的首辅地位，私下里联合同样不甘心的王导，二人一拍即合，剑指司马羕。由于其时政出尚书，印把子在司马羕手里，负责朝廷宿卫的左、右卫将军分别是司马宗和虞胤，这两位也都是司马羕的人。庾亮没辙，遂与王导商量，将皇太后庾文君推上前台。

《资治通鉴》载曰：“群臣以帝幼冲，奏请太后依汉和熹皇后故事;太后辞让数四，乃从之。”那么多顾命大臣都健在，有必要效法邓绥吗？庾文君丝毫没有权力欲，只想安安静静的过日子，拗不过大家的“好意”，勉为其难，临朝称制，的第一道诏书：王导录尚书事，与中书令庾亮共同辅政。谁在背后搞鬼，不言而喻。事已至此，司马羕只能下野，其马仔也相继换了岗位。

篇2

[关键词] 温州 古代 海外贸易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人以敢于闯天下闻名于世，形成了特有的温州人现象。如今，温州商人不仅分布在全国各地，还远渡重洋，将足迹踏遍世界各地。今天温州的外向型经济，可上溯至温州海外贸易的悠久传统，也与温州独特的地理、历史、文化传统密切相关。

地处浙江南部的温州在春秋战国时“并属越，秦属闽中郡，汉初为东瓯王国，后为会稽郡回浦县地”，“三国吴属临海郡”。东晋明帝太宁元年（323年），析临海郡始置永嘉郡，郡治设在瓯江下游南岸（今温州市鹿城区），是为温州建郡之始。唐高宗上元二年（675年）置温州，自此以后，历1300余年至今，州名无改，州境亦无大变。

虽然温州历史源远流长，在战国时期温州的海外交通也有一定的发展。然而偏居浙南一隅的温州，在东汉以前，一直地广人稀，户不足万。与当时其他的通衢大邑相比，地位自然微不足道。东晋南朝时期，温州相对安定，中原名门土族、达官贵人，纷至沓来，中原文化、移民文化与本土文化交融，促进了温州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唐初，温州的海外贸易逐步兴起。唐中晚期温州海外贸易渐趋兴盛。唐代温州的主要贸易国是日本，以民间贸易为主。唐武宗会昌二年（842年），中国商人李处人在日本造海船一艘，由日本值嘉岛启航，直达温州，是为有记载以来日本与温州的首次直航。由于当时温州与日本之间商船往来频繁，一些日本高僧前来中国时，也由温州入境再转赴各地。但综观整个唐代，温州的远洋贸易仍然以转口到明州、泉州再行出口为主。

五代时，中原战乱纷扰，而吴越钱氏实行“保境安民”政策，境内“休兵乐业二十余年”。温州成为吴越国重要港口之一，设有博易务，“航海收入，岁贡百万”。瓷器、茶叶等仍是温州出口的主要物资。温州的主要贸易国仍然是日本。两地交通不绝，商船往来分外频繁。北宋时期，随着造船业的兴盛和航海技术的提高，温州的海外贸易继续有所发展。北宋沦亡，宋室南迁，温州接受了大量的北方移民，其中不乏世家大族，更曾一度成为宋高宗避难的驻跸之所，以往的“僻远下州”，一跃而成为“十万人家城里住，少闻人有对门山”的繁华都市。

宋室南渡后，由于陆上丝绸之路的阻绝，南宋统治者愈加重视海上贸易，这也是温州海外贸易繁荣的重要因素。加上南宋时罗盘针得到广泛使用，并应用于航海事业等，使温州的海外贸易在南宋时达到鼎盛。

南宋初年，温州设立市舶务，管理海外贸易。温州市舶务设立后，温州海外贸易日益兴盛，海内外的友好往来也非常频繁。除了国内东南沿海各港口之间的贸易往来之外，日本、朝鲜的商人亦来温州经商。除此之外，温州还与大食、印度、交趾、占城、渤泥、三佛齐、真腊等国有贸易往来。朝廷还专门设立来远驿，作为各国客商居留之所。同时，市舶务还对外国商人和商船采取了保护措施，“番舶为风飘着沿海州界，若损败及舶主不在，官为拯救，录货物，许其亲属召保认还”。如遇风水不便，船破桅坏者，即可免税。

南宋从温州输出的产品主要是青瓷、漆器、书籍、文具等。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青瓷和漆器。瓯江上游处州的龙泉窑在当时是全国最大的窑场，所产的青瓷，“胎薄如纸、光润如玉”。这些产品大部分沿瓯江经温州出口，远销东亚、南洋和非洲诸国，再到欧洲，是海上“陶瓷之路”的重要组成内容。温州的漆器在宋代号称第一，工艺精美绝伦。由于当时海外贸易的发达，也有许多外籍人士在温州经商或驻足，南宋永嘉著名诗人徐照在他所写的《移家雁池》诗中就有“夜来游岳梦，重见日东人”之句。所谓日东人，即是指日本人。庆元元年（1195年），温州市舶务撤销，并“禁贾舶泊江阴及温、秀州，则三郡之务又废”，温州的海外贸易一度陷于停顿。

元初，由于战争的原因，温州人口剧减，商业一时萧条。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在温州设立市舶转运司后，温州成为元朝对外开放的七大港口之一，温州的海外贸易恢复了往日的繁盛景象，“百货所萃，廛氓贾竖咸附趋之”。至元三十年（1293年）温州市舶司虽并入庆元市舶司，但温州的海外贸易并未完全断绝。

明朝建立后，为防止沿海居民与反明势力的联系和抗击倭寇进扰，实行了与宋元时期完全不同的“海禁”政策，三令五申“申禁人民，无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温州的海外贸易几乎处于停顿或半停顿状态。温州沿海居民只好冒禁出洋市贩，以走私形式维持宋元以来形成的海上私商贸易。嘉靖年间，温州沿海倭患猖獗，百姓深受其害，人口流散甚众，资财耗竭，四业委顿，海外贸易又陷于低谷。隆庆元年（1567年），朝廷面临财政危机，为开辟财源，宣布部分开放“海禁”，默许私人进行海外贸易，但仍加以诸多限制条件，尤其是以往的主要贸易对象日本，更严厉禁止，“贩倭奴者，比于通番接济之例”，因之温州的海外贸易并没有多大的起色。

清王朝建立后，以郑成功为首的抗清力量在温、台沿海活动。清政府为隔绝温州沿海人民和郑成功联系，于顺治十三年（1656年）宣布“海禁”，严禁商民下海交易，“片版不准入海”，犯禁者治以重罪。顺治十八年（1661年）又下“迁界”令，强迫沿海10里居民内迁，“三迁而界始定”，温州所属濒海居民被迫内徙。迁界后，温州沿海为之一空，鱼盐之利尽失，海外贸易处于完全停顿状态。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政府平定台湾后，废“迁界”令，开“海禁”，许百姓往海上贸易。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政府置浙海关于宁波，下辖温州、瑞安、平阳等15个海关分口。温州海关分口的设立，标志着温州海外贸易的复苏。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一艘温州商船满载货物前往日本长崎销售，温州与日本的海上交通恢复。但清政府又规定，温州海关只准出口贸易，进口须经宁波等地转口。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又颁布禁令，仅限广州粤海关一口对外贸易，封闭江、浙、闽海关，温州、瑞安、平阳三个分口亦随之关闭。同时又设置种种禁令，使温州民间海外贸易陷入困境。三年后，又禁外国商船来浙。为谋生计，温州沿海居民不得已只有铤而走险，以武装走私对抗朝廷的禁令，并不时与清军在温州海域发生冲突。

明清两朝长期实行的海禁政策，使得温州传统的输出商品，如漆器、青瓷等由于出口不畅，从数量到质量上都日趋衰落，造船业也因之一落千丈，从而严重抑制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

道光年间，鸦片走私开始盛行，温州也不免波及。英国更觊觎东南沿海，英军战舰不时侵扰温州沿海。爆发后，中国进入近代社会。温州的海外贸易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温州古代的海外贸易，虽几经沉浮，却始终维持着顽强的生命力。究其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优越的地理条件。位于瓯江口的温州港是天然良港，历经各代不断修缮，至元代，沿江“大石堤延袤数千尺”，且建造有灯塔以作航标。沿江而上连绵800里的瓯江，流经处州、温州两地，流域面积达1.8万平方公里。瓯江及其支流沿岸各地借舟楫之利，和温州交通往来，并经此进行海外贸易活动。“江城如在水晶宫，百粤三吴一苇通”，地处中国海岸线中端的温州，同邻近的闽浙各港口也交往密切，海外贸易由彼处转运亦极为便利。

第二，发达的造船业。温州造船业历史悠久，早在三国时期，就是中国沿海主要造船地区，其附近的平阳就有“横屿船屯”。降及唐代，温州的造船技术进一步提高，已能建造远洋海船，成为中国主要造船基地之一。北宋初，温州年造船125艘，为全国11个造船中心之一。到哲宗年间，“岁造船以六百只为额”，居全国各船场之首。南宋以后，除官营造船厂外，私营造船业也十分兴旺。

第三，海纳百川的移民社会。温州偏处东南一隅，不太容易受到中原战乱的波及，再加上适于人居的气候，因此西晋末年以来，为躲避战乱南来的中原移民骆绎不绝，周边地区也有大量移民涌入，这就造成了温州民间社会少有根深蒂固的乡土观念，有着四海为家的勇气和魄力。再加上从自然环境来看，温州处于“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山区地理，耕地匮乏。为了求生存，面对贫乏的土地，历代温州人更多地选择了发展手工业和商业。“其货纤靡，其人多贾”，是其最好的评价。

第四，工商皆本的价值观。一面向海的温州，却又是三面环山。由于高山阻隔，交通不便，与中原文明的交流相对闭塞。因此温州本土文化受中原儒家文化的影响就来得不那么深厚，温州人也就少了些正统观念、规范意识，少了些拘束，行为也有敢闯之精神。南宋的永嘉学派就是顺应并反映了当时宋代温州这种普遍的自发的市民意识，经过自觉的理性加工，指出“抑末厚本非正论”，提出了“以利和义”、“工商皆本”的新价值观。这些新思想对宋代温州商品经济和海外贸易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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