巢谷传范文
时间:2023-04-06 02:56:11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巢谷传,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篇2
2005年9月20日,18点17分。四川省南充市,S05号山区,东经105.3,北纬30.6。四川南充地区发现百年老尸(清朝古尸),肉身僵而不腐,浑身重布缠绕。
现场勘查后,发现这不像是盗墓行为,墓室内的陪葬品没有移位的痕迹,但是棺体完全暴露。手机于当地信号正常,但音频和波段异常。南充市刑警大队的廖警官连拨几次电话都不通,其手机内有刺耳异声。
据当地农民反应,自从墓穴被掘开后,当地的收音机录音机等,夜间偶尔发出怪声。农民刘福田录下了怪声并提供给廖警官。
经技术处法医科的李副科长判断,声音类似于人声(胸肺气压不足时哮喘或闷呕之声)。廖警官联系到市文物局,由文物局通知省文物单位出面。
节录文物工作人员记录的有关情况:
1、被掘开的古墓有两口棺材,靠右的一口棺材已被撬开,尸体被盗;经确认,掘墓时间发生于五日之前。这使文物专家们颇为费解:盗墓贼不偷文物古董,却只把尸体挖出来在太阳下暴晒。
2、两口棺材都为石棺,这明显不符合当地人墓葬用木棺的习惯,几千年来在当地还第一次发现有人用石棺。如果说木棺材造价贵,逻辑上则有不符之处,因为当地漫山遍野的树林,木材取之不尽。
3、棺内,一具干尸形态怪异,且百年不腐。干尸的内脏并未被取出(木乃伊的制作,首先得将尸体内脏取出,以药物香料填满腹腔胸腔以防尸体腐败,然后再用药物浸泡过的布巾将尸体从头到脚裹得密不透风。
南充发现的这具古尸并未采取任何防腐手段,当地地理气候也非沙漠干燥之地,古尸竟保存非常之完好),五脏六腑俱全,皮肤仍有弹性,毛发健在,眼皮干卷而眼球及角膜保存完好。
4、最让文物工作者们感到“无法理解”和“前所未见”的是:古尸全身被九条结实的帆布宽绳绑着,这种绑法并非制作木乃伊的隔绝空气防腐的裹尸法;尸体并未全封闭,头部露出,这明显不是以防腐为目的,更像是刻意捆绑尸体而使它不能行动。
5、更让村民毛骨悚然的是:古尸全身被涂上一层糯米,额头上贴着一张黄色的符纸,棺材封口也是糯米混石灰。
篇3
穿刺时,常规借助患者自身解剖标志进行定位,属于盲探性操作,具有一定的失败率和并发症。彩色多谱勒超声引导下的穿刺技术作为非手术微创诊疗手段已越来越广泛应用于临床,尤其在心血管方面更具有优势。超声引导锁骨下静脉穿刺能够动态观察局部解剖结构和形态,具有引导精确、图象清晰、无放射损伤、费用低廉的优点。笔者对113例患者超声引导下行锁骨下静脉穿刺置管,取得较好的临床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本院2005年1月至2008年1月需行锁骨下静脉穿刺置管患者113例。其中男57例,女56例,年龄7~92岁,平均(54.3±21.2)岁。心力衰竭患者25例,呼吸衰竭上呼吸机后需测量中心静脉压患者21例,外科手术后需营养支持患者32例,肿瘤患者35例。
1.2 方法
1.2.1 超声检查 仪器为GE公司产LOGIQ BOOK XP 超声诊断仪,选用频率5~12 MHz、线阵探头结合凸阵探头检查,调整深度、增益、速度标尺等、校正血管与声束夹角≤60°。超声探测锁骨下静脉位置、走行、宽度、血流情况、有无解剖变异、比邻关系、穿刺路径,测量穿刺点至锁骨下静脉距离及进针角度。
1.2.2 穿刺操作 佛山产中心静脉包(单腔或双腔)。穿刺点选择为改良Seldinger法:患者去枕平卧,头偏向左侧,选择右锁骨中外1/3下方1~2 cm处为进针点。对操作区域进行消毒后以1% Lidocaine 3 ml局部麻醉。探头消毒后置于锁骨下缘,紧靠穿刺点内侧,声束朝向锁骨内缘,显示清晰锁骨下静脉。穿刺针紧贴探头侧缘与超声束保持一致,于超声实时引导下进入锁骨下静脉。回吸有血且通畅后插入引导钢丝,退出穿刺针后,用开皮针扩张皮肤,置入单腔或双腔CVP导管。置管深度为患者身高(cm)/10-1。
2 结果
113例患者中,一次穿刺成功率为92%(104例),再次穿刺成功率为6.2%(7例),2例心力衰竭患者因无法耐受仰卧位,改半卧位(30°)后超声引导下穿刺成功。总成功率达100%。穿刺操作时间30.2~13.1(17.6±8.5)min。导管留置时间4~75(23±7)d。无血肿、气胸、严重感染等并发症,无血栓临床表现。
3 讨论
中心静脉穿刺置管作为一种常规操作已广泛应用于临床各科室,包括麻醉科、急诊科、内科、外科、ICU、CCU、NICU等。其主要作用和用途为:测量中心静脉压;指导临床补液或输血;长期静脉高营养(TPN)通路;血液净化(CRRT);严重创伤、休克、急性循环衰竭等危重患者的抢救;体外循环下各种心脏大血管手术;Swan-Grain漂浮导管评估心脏功能;安装心脏起博器等。传统的置管方法主要依靠体表解剖标志和(或)根据静脉与其波动的伴行动脉的解剖关系来估计相应静脉路径并沿此进针,称为“标志法”。有经验的操作者使用标志法可以得到相当高的成功率且并发症较少,但文献中报道的首次插管的失败率高达35%。中心静脉置管的最常见并发症是刺破动脉导致血肿、气胸、神经损伤、插管失败等。多次插管失败会延误治疗、失去最佳抢救时机。导致穿刺操作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患者的解剖变异。成人约有5%~10%解剖变异,例如血管不在预期位置或者管径很小。另外,标志法属于一种盲探性操作,有一定的失败率和并发症。
随着超声技术的提高和便携式彩色多普勒超声设备的发展,使应用彩色多普勒超声引导中心静脉置管成为可能。Doppler引导锁骨下静脉穿刺置管的好处在于可以有效寻找和确认锁骨下静脉位置及其与锁骨下动脉的关系;可以清晰、实时观察锁骨下静脉走行、宽度、血管血流情况;清晰显示穿刺针走行方向。辨别有无解剖变异及其周围组织器官走行情况。探查血管的通畅情况及有无血栓存在等,以避开静脉瓣,降低血栓发生率。
篇4
讯:北京时间3月16日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Google表示,移动搜索广告价格将超过传统搜索广告价格,这要归功于智能手机市场份额的不断增长。
Google工程副总裁维克·刚铎(Vic Gundotra)称,最近几年以来,移动搜索广告价格开始戏剧性的上涨。在过去两年中,Google移动搜索次数增长了5倍。刚铎同时表示:“我们认为,未来移动搜索广告价格可能超过传统搜索价格。”不过,他并未预言具体的时间。
他表示,GPS数据技术能够使得Google知道用户的物理位置,将帮助Google提供相关性更好的广告。
在被问及Google在中国的移动搜索计划时,Googl首席财务官帕特里克-皮切特(Patrick Pichette)表示,Android是一个开源的平台,而中国会成为Android另一个巨大的市场。( 来源:搜狐IT )
篇5
关键词:粪便; 抗生素; 残留; 固相萃取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SPEUPLC/MS/MS)
1引言
抗生素被广泛应用于畜牧养殖业中,主要用于治疗疾病,促进生长。近年来畜牧业抗生素滥用现象十分严重[1],进入动物体内的药物约有30%~90%以原形或初级代谢产物的形式随粪便排出体外[2],相当一部分的兽药抗生素进入环境中,造成环境抗生素残留以及耐药细菌的传播扩散,最终危害人体健康[3,4]。当前,发展灵敏、可靠的分析技术是研究抗生素环境残留的基础。高效液相色谱法(HPLC)不仅耗时,且无法克服较高含量的基质干扰效应,尤其针对粪便中抗生素的检测干扰更严重。近年有实验者采用超声提取,HPLC测定中国多省份畜禽粪便中抗生素残留[5],选择分类,分别提取检测多种抗生素的方法,除增加了实验时间和强度外,方法定量限高达23~182 μg/kg。液相色谱串联质谱(LCMS)法具有更高的灵敏度和选择性[6,7],而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多级质谱(UPLCMS/MS)具有更高的检测效率[8,9]。粪便样品基质相当复杂[10],需建立有效的前处理方法以减少干扰[11]。本研究采用SPEUPLC/MS/MS法提取检测了粪便中5大类共计17种抗生素,并进行方法优化,通过考察提取过程中提取剂种类及pH值对目标物分离纯化的影响,对仪器条件进行了优化选择,建立并完善了复杂环境样品中多种抗生素残留同时检测的方法,为监测环境中抗生素残留提供技术保证。
2实验部分
2.1仪器与试剂
篇6
“畸园”的主人为晚清著名收藏家陈y声。陈y声(1846―1920)字蓉曙,号骏公,诸暨枫桥人。早年师从俞曲园。清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知松江知府时,在当地颇有政绩。父丧回家守孝,主纂《国朝三修诸暨县志》,翌年创办景紫书院。后因功迁道员及川东道,终引疾而归。民国初年,大总统徐世昌数次招聘,均谢不出。著有《玉溪生诗类编》、《畸园老人诗集》、《历代题画丛录》、《逸民诗选》、《畸庐稗说》及《鉴藏要略》等。他一生酷爱金石书画,眼界独到,收藏颇丰。他收藏的作品大多有其考释和评价。
高简山水扇面(图一)
纵16.5厘米横46.7厘米 纸本
高简(1634―1708),字澹游,号旅云,自号一云山人,吴(今江苏苏州)人。能诗善画,尤工山水,精于小品,摹法元人,布局深稳,笔墨清新,务为简淡。平生小品最多,好画梅花书屋图,冷隽可珍。传世作品有《春山积翠图》、《江乡初夏图》、《寒林诗思图》。
图绘高山峻岭,悬崖峭壁,巍峨耸立。长松青翠挺拔,溪流曲折逐级而下。半山之腰,寺庙翼然,红墙绿瓦,森严可畏。通往寺院的小径上,一拄杖老者与一高士驻足闲谈。两侧山坡数株红花从旁斜出,为画面起到点睛之效果。远山用淡青花抹出。画面布局深稳,冷隽简淡。左上款署:“用背面诗意,请教声元道长兄。一云山人高简,时年七十五。”左下钤印朱文印“高简”。此画高简作于75岁即康熙四十年戊子年(1708)。此扇原为成扇,背面有题诗,诗为何人所书不得而知,后一分为二,故有高简“用背面诗意”之题。
左上角钤印陈y声的朱文椭圆印“真赏”,右下角钤朱白文鉴赏印“畸园秘笈”。裱边右侧有陈y声的一则评语及考释:“抚法元人冷艳雅趣,迥不犹人,惟其胸有书卷,故笔端露有静韵。吴人自唐子畏后无此手笔。扇绘于康熙戊子,《高氏家谱》谓:‘澹游生于丙(甲)戌,卒于己丑,盖时年七十有五矣。’《张浦山画征第》谓其七十余岁。吴荷屋(录)《列朝名人年谱》只言丙戌生而不记(甲),其卒于何年,《画史汇传》言其卒于康熙丁亥者误。”下钤白文方印“y声私印”。唐子畏即唐寅,明代著名书画家、文学家,“明四家”之一,又有“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之称。《张浦山画征第》中“第”应为“录”的笔误,张浦山 (1685―1760),名庚,以字行,秀水(今浙江嘉兴)人 ,著有《国朝画征录》。吴荷屋即吴荣光(1773―1843),字伯荣,又字殿垣,号荷屋,晚号石云山人。广东南海(今广州)人。工书画,精金石,对碑帖考鉴造诣极深,著有《历代名人年谱》、《石云山人诗稿》等。
梁同书行书扇面(图二)
纵19.5厘米横58.2厘米纸本
梁同书(1723―1815),字符颖,号山舟,晚号不翁、新吾长翁,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梁诗正之子。乾隆举人,特赐进士,官侍讲。博学多文,善鉴别,尤工于书,初法颜、柳,后兼采苏轼、米芾笔法。七十岁后愈臻变化,纯任自然,自立一家。以羊毫笔作大字,颇为苍劲。与翁方纲、刘墉、王文治并称。间作画,善人物,花卉,宕逸有奇致。卒年九十三。著有《频罗庵遗集》。
扇面释文:“三真六草董尚书,北米南邢总不如。试诵容台好诗句,一帘肯换百车渠。吾家水阁傍江斜,风荻侵檐一丈花。连雁低飞浑不见,只听拍拍响圆沙。远岸风微宿雨残,天边忽涌烂银盘。卢河桥畔秋容好,比似南湖一曲看。桐叶苔衣晚翠杏,绣床羽扇罗幽探。床头不画鸬鹚杓,知是新凉酒半酣。竹宅绝句为汲士甥倩雅鉴。山舟同书 时年七十有九。”下钤朱文方印“山舟”。
竹宅绝句系朱彝尊所作诗句。朱彝尊(1629―1709),清朝著名学者和诗人。字锡鬯,号竹,晚称小长芦钓师,秀水(今浙江嘉兴)人。著有《曝书亭集》和《曝书亭词》等。此扇诗共四首,分别为其友董其昌和李澄中所题。山舟书此扇时年已七十九岁,已近晚年。其布局字间行距疏朗,用墨浓淡相宜,轻重徐疾有致,姿态多变,节奏鲜明,充满着温文尔雅的书卷气,让人赏心悦目。左上角钤印陈y声的朱文椭圆印“真赏”,左中钤朱白文印“畸园秘笈”。扇面裱头左上角有陈y声的评语:“山舟书学鲁公《争坐帖》,余向嫌其俗入于髓,故绝不收藏。此扇独摆脱生平积习,有龙跳蛇惊之势。”下钤白文篆印“骏公”。
张之万山水扇面(图三)
纵18厘米横51.8厘米纸本
张之万(1811―1897),字子青,号銮坡,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张之洞族兄。道光二十七年(1847)以一甲一名状元及第,官至大学士。赠太傅,谥文达,画承家学,山水用笔绵邈,骨秀神清,为士大夫画中逸品。书精小楷,唐法晋韵,兼善其胜。与戴熙相契,时称“南戴北张”。有《张文达公遗集》。
图近景用淡墨绘山石坡冈,杂草丛生,数株大树挺立山冈,浓荫蔽日,遥相呼应,树叶用浓墨点染。江边草堂,空无一人。中景群山连绵起伏,浑然一体。最后用淡水墨抹出逶迤远山。画面笔简墨淡,神清气逸,清秀自然。画中上方款署“珍同二兄正,张之万。”钤印白文“之”、朱文“万”。扇面左上角钤印陈y声的朱文椭圆印“真赏”,右下角钤朱白文印“畸园秘笈”。裱头右下角有陈y声的题诗:“聚树知招隐,山林识野翁。草堂人寂寞,独坐听松风。”下钤白文方印“y声之印”。
查嗣琏行楷书法扇面(图四)
纵17.8厘米横52.2厘米纸本
查嗣琏即查慎行(1650―1727), 清代著名学者和诗人。初名查嗣琏,字夏重,号。后更名慎行,字悔余,号他山,又号初白老人,赐号烟波钓徒。浙江海宁人。康熙四十二年(1703)进士,特授翰林院编修。工书法。其诗以空灵创新为尚,兼学唐宋,成为清初效法宋诗最有成就的作者,诗多纪游吊古之作,著《敬业堂诗集》。
扇面释文:“人与琴书共椟车,轻装容易去京华。满瓶北酒春伤别,五度东风客负花。倦枕又牵他夜梦,涨痕初退来年沙。多情丁字沽头水,稳送归帆直到家。城南高会已多时,曾和春风芍药诗。赏到烟花情烂熳,醉题襟袖夜淋漓。尚书老去园空锁,骑省归来鬓有丝。不道故人犹念旧,一樽重对却成悲。书为介老道兄正之。嗣琏”下钤白文方印“查嗣琏”、朱文方印“”。此诗为嗣琏自作诗,扇面为其友孙介夫所书。孙介夫即孙金砺,浙江慈溪人。经术深醇,不慕禄位,编有多本书著。
此扇行距匀致舒朗,结构严谨,笔法挺健端秀,平稳庄重,蕴味醇厚而不失秀眉雅静。扇面左上角钤印陈y声的朱文椭圆印“真赏”,左下角钤朱白文鉴赏印“畸园秘笈”。裱边左上角有陈y声的考释一则:“先生初名嗣琏,字夏重;后改名慎行,字初白,又字悔余,号他山,又号。所著《敬业堂诗集》至今海内宗之,虽小长芦钓师有所不及。遗墨传于世者独少,犹当珍护。扇为四明孙介夫写,介夫名金砺,行辈长于初白,与初白父遗远妻父陆冰修交,胜国遗老也。”下钤白文篆印“y声私印”。小长芦钓师为诗人朱彝尊。陆冰修即陆嘉淑(1620―1689),字冰修,号辛斋,海宁人。工诗文,善书画,多藏书,终身不仕清。有《辛斋遗稿》。
查嗣行书山水扇面(图五)
纵15.7厘米横48.2厘米纸本
查嗣(1652―1733),字德尹,号查浦,又号晚晴,查慎行弟,浙江海宁人。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进士,官侍读。精诗词、考证鉴定,工书法。其诗精妙,与兄齐名,时人比作宋代“二苏”,著有《查浦诗钞》。
此扇布局独特巧妙,以书法为主,辅以山水,互为衬托,相得益彰。行书题诗:“闲门稀客到,凤字不须题。晓露桐花落,春风菜甲齐。争枝看雀,树栅隔邻鸡。共指诗翁宅,幽深即让西。以鼎城老弟 嗣。”下钤白文方印“嗣”和朱文方印“楂浦”。扇面送与其友鼎城。
行书排列匀称,行笔流畅,文雅洒脱。山水近景绘山冈坡石,杂树丛草,长树参天,茅亭临水。中景高山耸立,峡谷深岙。远山淡抹。坡石树木用墨随意皴染,浓淡有致。画面意境幽深,虽为一角,笔墨不多,却别具丘壑,令人回味无穷。扇面左上角钤印陈y声的朱文鉴赏椭圆印“真赏”,右下角钤朱白文鉴赏印“畸园秘笈”。裱边左侧有陈y声的跋语:“秋山一角,老树数株,茅亭临水,似自写其村景。查浦画如麟角凤毛,偶然一见,稀世之真也。” 下钤白文篆印“y声之印”。
陈兆仑行书扇面(图六)
纵19.8厘米横57厘米纸本
陈兆仑(1700―1771),字星斋,号勾山,钱塘(今杭州)人。雍正八年(1730)进士,乾隆元年举鸿博,授检讨,官至太仆寺卿。工书,善临各家,行书得力古人尤多。曾自言:“吾书法第一,文次之。”卒年七十二。著《紫竹山房集》,刻有《紫竹山房法帖》。
扇面释文:“夜坐清宫鹤梦长,碧天如水月苍苍。云和有乐降王母,霹历无车呼阿香。雪泛玉瓯茶吐味,花零金剪烛生光。仙风不动庭前竹,又送微钟到上方。叶宫琪树罢栖鸾,空有元都太古坛。野老不寻餐玉凌,仙人自制切云冠。杖龙化去秋池涸,笙鹤归来夜月寒。前度刘郎偏好事,种桃留与后人看。偶扶《西湖志》,见杨聂诸公题长春院诗,适竹侣大兄属书,即录请雅鉴。兆伦”。下钤白文篆印“陈兆仑”、朱文“星斋”。此诗陈公录于《西湖志》一书,为杨聂等人题长春院之诗作。
此扇行书结体瘦长,行气流贯,遒劲有力,气势雄浑,点划抑扬顿挫,一气呵成。扇面左上角钤印陈y声的朱文鉴赏椭圆印“真赏”,左下角钤朱白文鉴赏印“畸园秘笈”。裱边左上为陈y声的一则考释:“星斋先生,号句山,钱塘人。雍正庚戌进士,乾隆丙辰举鸿博二等第二名,授检讨官至通政使。著有《紫竹山房集》。梁山舟曰:本朝不以书名而书必传者陈文恭元龙及句山先生也。先生书法鲁公《争坐帖》,而取意于兰亭。此扇尤有龙跳蛇惊之势。”下钤白文篆印“y声私印”。
潘恭寿墨兰扇面(图七)
纵16厘米横50.8厘米纸本
潘恭寿(1741―1794),字慎夫,号莲巢,丹徒(今江苏镇江)人。早年拜王宸为师,后经王文治指点,中年时即负盛名。能诗,故画多含诗意。山水得董其昌、米友仁墨晕,清腴研冷,又善没骨法。林峦秀逸,花卉取法恽寿平,兼工写生。佛像则出入于丁云鹏、吴文中之间。人物、仕女、竹石亦秀韵。晚年喜刻印章。
篇7
举办智障人士艺术展
日前,西安市第四届智障人士艺术展在西安市莲湖区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开幕。本届艺术展得到了西安市22家智力残疾人机构、部分艺术家以及助残志愿者的大力支持,共展出书画作品280幅、各类手工制品210件,作品涵盖绘画、剪纸、编织以及其他各类手工艺品等。本届艺术展是专为西安市智力残疾人搭建的展示特殊艺术才能的良好平台,也是西安市历届智力残疾人艺术展规模和规格最高的一届。
开幕式上,来自西安市各个智力残疾人服务机构的智障人士还为来宾表演了独具特色的文艺节目。
(姚伟)
河北张家口
启动高新区残疾人扶贫基地
日前,张家口市高新区残疾人扶贫基地在高新区四杰屯村举办了启动仪式。据了解,该基地经过三个月积极筹建组织,占地2000平方米,建有生产和生活保障用房1000平方米,投资120万元,是集生产、培训为一体的综合性残疾人扶贫基地,基地将帮扶100余名残疾人就业,同时能为广大残疾人创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平台。
残疾人扶贫基地作为安置、培训、辐射和带动残疾人脱贫致富的载体,对于安排残疾人就业,提高残疾人自身素质,改善残疾人生活状况,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等方面将具有重要作用。高新区残疾人扶贫基地将为高新区广大残疾人朋友提供更多的就业、创业机会,为张家口市残疾人扶贫基地规范化建设起到示范和带动作用。
(马月明席和祥)
浙江台州
坦诚互信 和谐同乐
每年的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沟通理解关爱 心理和谐健康”。为迎接第十九个世界精神卫生日的到来,日前,路桥区残联在黄琅精神康复托养院开展了以“理解关爱 坦诚互信 和谐同乐”为主题的同乐活动。
同乐活动在康复人员编排的保健操中拉开帷幕,同乐活动节目丰富,包括保健操、敲鼓、技能比赛、趣味游戏等内容。精残康复人员踊跃参与各类节目,用热情点燃沟通,用行动创造和谐。市、区残联的领导也参与了个别游戏,和康复人员形成了良好的互动,现场迭起,热情欢快。活动后,还举行了颁奖仪式,市、区残联领导为获奖者颁发了奖品。
(徐程鹏)
福建南平
精神健康进社区
10月10日,福建省南平邵武市通泰街道卫生服务中心等医护人员在市东南商业城居民社区开展“行动起来,促进精神健康”的宣传义诊活动。现场通过设立精神卫生知识展板、播放知识讲座录像片等形式。为过往群众提供精神卫生知识咨询和心理咨询。宣传内容涉及青少年不健康心理的疏导和心理疾病的早发现、早治疗;中老年人如何应对困难和挫折以及如何培养乐观向上的良好心态;怎样积极关心、帮助精神病患者,使他们重返社会、家庭等等。市卫生防疫站、通泰街道卫生服务中心等精神卫生医护人员还为现场患者进行了义诊。
(黄自棋李光同)
辽宁抚顺
倾听心声 欢聚一堂
10月15日是第27届“国际盲人节”,望花区残联组织区内50余名盲人及其家属齐聚一堂欢度盲人节。
在庆祝活动中,与外界沟通甚少的盲人朋友感受到了温馨、喜悦。通过热烈的交流座谈,盲人更深入地了解到彼此的心声,也借此机会使许多积累实践按摩经验的盲人们相互切磋、交流经验。区残联理事长李翠平在讲话中提出了残联将及时对盲人工作中的具体问题做详尽记录、分析,争取为盲人工作开创新的局面,得到了大家的强烈支持。在接下来的联欢会中,盲人朋友们则纷纷展示了自己的才艺。
(望联)
北京延庆
重阳关护 助残敬老
10月16日是我国民间传统节日重阳节。为使贫困孤残老人能够提前度过一个欢乐、祥和、愉快的节日,北京市张山营镇残联与延庆镇残联开展了一系列有意义的活动,让这些残疾老人真正体会到了“老有所乐”的真实内涵。
在“重阳节”期间,张山营镇残联为105名70周岁以上的低保残疾老人发放了105套棉被,为38位90周岁以上的高龄残疾老人发放了3.8万元的“尊老敬老金”,并邀请延庆县中医院大夫入户为90周岁以上老人进行免费体检。延庆镇残联共为全镇49名60周岁以上的孤残老人发放了米、面、油及过冬的棉大衣与棉被,并致以节日的问候。
通过开展有声有色的“重阳敬老”活动,不但让这些残疾老人备受感动,而且也充分体现了基层残联对残疾人的尊重关心,营造了尊老、爱老、助老的良好氛围,进而促进了残疾老人的身心健康发展。
(李长坤张志杰马献敏)
山东济南
趣味比赛“拼手功”
为庆祝第27个“国际盲人节”,济南市历下区残联于10月14日上午在宏伟盲人推拿足疗中心举办了盲人按摩技能趣味竞赛。历下区残联举办了由12名盲人按摩师参加的趣味比赛,并设置了足部升温、按摩技能和揉哈密瓜三个项目。区残联领导为参赛选手颁发了奖品和纪念品。 通过举办这次比赛,既展示了盲人按摩师的高超技术和自强风采,又加强了他们之间的交流,同时还让社会了解了更多关于盲人的生活和工作情况,有利于加强社会各界对盲人的帮助和关心。
(李敏)
湖南岳阳
开展残疾人抽样调查
为进一步加强我县残疾人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建设,全面掌握我县残疾人基本状况及残疾人综合服务设施情况,近日,湖南岳阳县残联派出1名副职带队的5人调查组,深入全县各乡镇对残疾人家庭进行入户调查。全县共选择调查样本71个,调查采取座谈走访、发放问卷、现场察看等方式相结合进行。重点围绕残疾人家庭状况,康复需求,以及就业、就医、就学等情况展开。
县残联以此次抽样调查为载体,广泛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和“三问三帮”民心恳谈活动,深入残疾人家庭宣讲政策,沟通思想,仔细了解残疾人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实际困难,为科学制订岳阳县残疾人事业“十二五”发展规划提供了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岳联)
北京朝阳
残疾人书画作品展开幕
近日,“新朝阳・新希望《十年风雨铸辉煌》北京市朝阳区残疾人书画家精品集首发式暨书画展开幕式”,在朝阳区慈善协会拉开帷幕。北京市残联理事长齐静、朝阳区委宣传部部长谢莹、朝阳区残联理事长等领导出席了本次活动。
据悉,北京市朝阳区残疾人书画家联谊会自成立之日起至今已满十周年,10年来各位残疾人书画家积极参加各种笔会、书画展、义卖活动,为残奥会、灾区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因此在2010年这个“十年磨一剑”的特殊时刻,朝阳区残联特将残疾人书画家们的优秀作品集结成册,并以《十年风雨铸辉煌》为名以表达对残疾人书画家们十年来成就的肯定和认可。
活动中首都图书馆和朝阳区图书馆的代表现场致辞并郑重声明收藏《十年风雨铸辉煌》画册,以表示对朝阳区残疾人书画家联谊会成就的肯定和对朝阳区残联工作的支持。这本画册将被收入首图及朝阳区图书馆,并作为以后残疾人书画事业发展的历史佐证。
随后朝阳区残联向朝阳慈善分会捐款一万元,以此向关注残疾人事业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感谢。 (韩景旭)
内蒙古通辽
举办盲人歌唱比赛
为更好地展示和发展盲人业余文化生活,积极为盲人创造参与社会生活的条件,日前,内蒙古通辽市残联在科尔沁区举办全市盲人卡拉OK大赛,来自全市8个旗县市区的20名盲人歌手参加了比赛,他们以积极的心态,动听的歌声,歌颂祖国,赞美家乡,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们还以东北二人转形式自编自唱《都说残联好》,表达了对党和政府的关怀之情的感谢。
此次盲人卡拉OK比赛,充分展示了盲人朋友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坚强意志和良好的精神面貌,同时,对于唤起社会上更多人关注残疾人事业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通联)
四川广元
上门服务解难题
篇8
摘 要:作为宋代《诗经》学研究集大成之作之一的《诗缉》,始刻于淳戊申(公元1248年),成书于淳末与宝初(公元1251年之后),历时达四年以上。《诗缉》的最大特色就在于它的“以诗解《诗》”。具体表现在它能以诗人作诗与读诗之法来解读《诗经》;同时,它还能引用作为文学作品层面上的文学之诗来解读《诗经》。也正是因为《诗缉》的这一特色,为明清时期《诗经》学研究的转向揭开了序幕。
中图分类号: I222.2
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9-4474(2012)01-0043-04
On Shijis Publication Time and its Elaboration of Poems with Poems
(Library of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China)
Key words: Studies of Poems; Yan Can; Shiji; elaboration of Poems with poems; Song dynasty
Abstract: As one of the master pieces in the studies of Poems in Song Dynasty,Shiji was first printed in Chunyou Wushen (AD 1248), and completed in the end of Chunyou and at the beginning of Baoyou (after AD 1251). The compilation process lasted for a period of over 4 years. The most significant feature of Shiji is that Poems is elaborated with poems and the book employs the laws in the understanding and composition of poems to interpret Poems. Meanwhile, poems are cited in the book to interpret Poems on the literary level. For this reason, the preclude of the diversion in the studies of Poems was unfolded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严粲,字坦叔,一字明卿,号华谷,邵武人,主要生活在南宋宁宗、理宗两朝。他尽管生平不详,却在南宋《诗经》学领域中占有重要一席,“南宋诸家中惟严与吕氏可以匹敌,他人莫能及也”①,其《诗缉》于“宋代说《诗》之家,与吕祖谦并称善本”〔1〕。就是这样一部重要的《诗》学著作,关于它的刊刻与成书年代却记载甚少,亦缺乏研究。笔者不揣浅陋,试图通过资料的钩沉来弥补此憾。
一、《诗缉》的成书时间
南宋理宗一朝,大倡道学,提升经学地位。作为长期沉寂于地方的官员,严粲熟谙《诗经》,曾“用于此有年,非有敢以臆决,摭诸家而求其是,要以发昔人优柔温厚之意而已”②。他为了课子读书,乃“缉诸家说,句析其训,章括其旨,使之了然易见”③,于是便有了《诗缉》的初稿。
宋理宗淳四年(1244),严粲曾出手稿于林希逸,“华谷严君坦叔早有诗名江湖间,甲辰余抵京以同舍生见时,出《诗缉》语我”②。四年之后,即淳戊申(1248)夏五月,由于“友朋训其子若弟者,竞传写之,困于笔札,胥命锓之木”③。此书始正式刊刻。当时正值严粲官清湘令之际,在其《发清湘(三首)》中有“归棹将秋色”④及“诗从就柱刊”④的诗句,正好可与其《自序》相印证。
《诗缉》自淳戊申开始刊刻,历程相当艰辛。为了刊刻《诗缉》,严粲“余俸刊诗卷,归程卖酒杯”④,几乎倾尽所有。是书的刊刻历时多年,一方面是由于此书卷帙繁多,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出版资金难以为继。现在多数书籍在认定此书的刊刻年代时,只提淳戊申,而不提其成书时间。尽管清人吴翌凤注意到了在书的卷端结衔“朝奉大夫臣粲述”,质疑“厉氏《宋诗纪事》谓登第,官终清湘令。然其书结衔自称朝散(按:此误,应为朝奉,据味经堂刻本)大夫,则不止于县令矣”〔2〕,但却未作深究。其实,元人梁益在其《诗传旁通》中早就做了回答:“坦叔淳八年戊申夏五月所著《诗缉》,成时为朝奉大夫,知横浦郡,在晦庵(朱熹)后。东发(黄震),晦庵门人之门人,其言皆可摭以相发。”⑤这正好与明味经堂本前的结衔相对应。可见,《诗缉》书成是在严粲为官横浦之时。据《会稽续志》卷二“提举”题名:“淳九年(1249),(严粲)以朝请郎八月二十一日到(浙东提举)任。十年正月,除仓部郎官。”⑥直至淳十一年,严粲官阶朝请郎。依照宋代官阶叙迁之制,朝奉大夫当在朝请郎二年后。严粲官阶朝奉大夫,最早也应在淳十一年或者稍后的宝初年(公元1253)。也就是说,《诗缉》成书最早不过淳十一年。从淳八年到十一年,是书刊刻至少经过了四年以上,可见其不易。
然而,后人由于不清楚是书的具体刊刻时间,多有误解,认为朱熹(1130~1200)之书多采是书。这种观点以《邵武府志》和《福建通志》等为代表,以致误导今人。李学勤主编的《四库大辞典》⑦及臧励编的《中国人名大辞典》⑧就延续了此误。清人李清馥鉴于此谬种之流传,在《闽中理学渊源考》中早就专门作了考辨:“严氏粲自序《诗缉》在理宗淳戊申,去朱子捐馆之岁已四十八年……今以序诗之年考之,亦后于朱子四十余年。严氏本传所言朱子采其说者,自《邵武郡志》如此。今读《诗缉》中所引用诸说,凡朱氏曰者,皆文公朱子之说。严氏采朱子之说,而立传者反谓朱子采其说,相沿承误,似无可疑。”⑨今日读来仍为凿凿之言,与梁益的结论均可视为不刊之论。
二、以诗解《诗》
以诗解《诗》是宋代开始出现的一种新的解《诗》方法。它实际上是要强调《诗经》文本的文学特征,要求解释者要重视对诗篇文本的解读,而不是像汉、唐经学家那样依《序》来释《诗》,这是宋代开始独有的解《诗》特色。在严粲之前,这种方法已经开始应用于《诗经》的解读中⑩。具体到严粲来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以诗人之法解《诗》
这个说法首先是林希逸提出的。林氏在为《诗缉》所作的《原序》中说:“《易》尽于伊川,《春秋》尽于文定,《中庸》、《大学》、《语》、《孟》尽于考亭,继自今吾知此书与并行也。然则华谷何以能度越诸子若是哉?余尝得其旧稿,五七言幽深夭矫,意具言外,盖尝穷诸家阃奥,而独得《风》、《雅》余味,故能以诗言《诗》,此《笺》、《传》所以瞠若乎其后也。”林氏充分肯定了严粲《诗缉》的地位,并指出他以诗人之法来说《诗》,是他能超越诸子的最重要原因所在。
此说后来在元人揭民那里得到了回应。他在为胡一桂的《诗集传附录纂疏》作《序》时说:“近世《诗》解甚多,如李迂仲、吕伯恭皆善言,惟华谷严氏独能诣风、赋、比、兴之趣,识其正体。其间援朱子之言者多”B11。揭氏也认为严粲能以诗人之法来解《诗》,超越了当时的其他解《诗》家。清人姚际恒更是对此肯定有加。他说:“严坦叔《诗缉》,其才长于诗,故其运辞宛转曲折,能肖诗人之意,亦能时出别解,第总囿于《诗序》,间有龃龉而已,惜其识小而未及远大,然自为宋人说《诗》第一”B12。
严粲以诗人之法解《诗》包括两种情况:一是以诗人作诗之法来解《诗》,一是以诗人读诗之法来解《诗》。
1.以诗人作诗之法解《诗》
诗人作诗之法,主要是指诗人作诗时,在内容上注重对情、景的描绘,注意炼字,在形式上讲求对偶排比、音律美感等。严粲在解《桃夭》之“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时道:“夭夭以桃言,指桃之木也;灼灼以华言,指桃之华也。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取相错成文也。”B13这就是从诗歌创作注重形式上的错落有致来言诗。
同样,他在解二《柏舟》诗时说:“二诗皆卫人所作,其言宜不甚相远,故知诗人取义不在于柏,其用意皆在下句。《邶・柏舟》之意在于‘亦泛其流’,《・柏舟》之意在于‘在彼中河’也。”B13这里,严粲则是用了诗人作诗注重炼字之法来解《诗》,于反复的“苦吟”中品味出兴之取义皆在下句的规律。
他的注重炼字之功,也被明人所效仿。如戴君恩在解《采》一诗“于以湘之”后就引“严华谷引退之《磐谷歌》云:‘磐谷之泉可濯可湘’”,并评论道:“即用此二章‘湘’字,可知古人字法之妙”B14。
2.以诗人读诗之法解《诗》
诗人读诗之法,则主要是指通过吟咏和品味诗歌来体会诗人的言外之意。严粲常结合上下文,用“味诗人言外之意”、“味诗之意”、“吟咏”、“玩味”等词语来解读诗之言外之意B15。如释“风雨”时,严粲认为“诗多以风雨喻暴乱:‘北风其凉’喻虐,‘风雨凄凄’喻乱,‘风雨飘摇’喻危,‘大风有隧’喻贪”B14。严粲对这些诗句反复讽诵,并结合上下文对同一词做出了各得其所的解释,虽仅一字之别,却体现出他作为诗人的炼字之功。
严粲读《诗》还带有后世评点派的味道。如他解《硕人》诗时评曰:“唯‘大夫夙退,无使君劳’二语,微见其意,而辞亦深婉,风人之词大抵然也”B13,即于此诗中体会出了《风》诗语言“深婉”的特点。类似这样评点式的解释,在《诗缉》中并不少见。
(二)以文学诗文作品解《诗》
应当说,严粲首先是个诗人,然后才是经学家,这就决定了他在解《诗》时不免要用到文学之诗。这里所说的文学诗文作品是个宽泛的概念,包括了后世的诗歌、辞赋等文学文体在内。正是由于引用这些诗文作品来解《诗》,才使得《诗缉》具有了更为鲜明的文学化解经的意味,从而有别于以往的解经著作,并对后世解《诗》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是在词语的训释上,严粲借助后代文学家反复锤炼的文学词句注解《诗经》中的一些语义相同或相近的语词。他解《君子阳阳》的“君子陶陶”时,就据刘伶《酒德颂》“其乐陶陶”直接说:“陶陶,自乐貌”B13,把所谓君子的那种洋洋自得的样子描绘了出来。再如,他解《葛生》二章曰:“枕华衾,鲜思始嫁之具,而叹今之独宿也。独旦,独宿至旦也,犹王仲宣诗言‘独夜’也。思者苦夜长而难旦,‘长夜漫漫何时旦’,兴秋天不肯明之意也。”B13在这里,他用王仲宣之“独夜不能寐,摄衣起抚琴。丝桐感人情,为我发悲音”来解说此诗之“独旦”,极好地揭示了诗中表达的对亡人的思念之情,把“悼亡诗”B16的意味表现了出来。
其次是表现在对《诗经》字句的解读与揭示上,严粲注重引用和经中字句相关或相近的诗文来解《诗》。《邶・燕燕》一诗被称为“万古送别之祖”〔3〕,而严粲的注解,可以说是他引文学之诗解《诗》的典型之一。他说:“兴也。燕以春来秋去有离别之义,故以起兴。庄姜抚戴妫之子,平时与戴妫恩信相亲。及庄公既没,嫡妾相依如双燕之飞,其羽差池相为先后而常相随逐也。今戴妫大归而己独留,不复得如双燕矣。我远送于野而与之别,稍稍更远,瞻望不及,令人念之泣涕如雨之倾也。风人含不尽之意,此但叙离别之恨,而子弑国危之戚,皆隐然在不言之中矣。燕鸿往来靡定,别离者多以燕鸿起兴。如魏文帝《燕歌行》云:‘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谢宣城送孔令诗云:‘巢幕无留燕。’老杜云:‘秋燕已如客’是也。”B13至于这首诗是否与庄姜、戴妫有关,我们可置而不论,但严粲能先从诗作之意象展开,从燕寓离别之义说起,把诗人的悲凄愁苦用极悲凉的画面呈现在读者面前,并通过引魏文帝、谢宣城、老杜这些后世诗人的诗句来强化原诗的凄美意境,可谓相得益彰,无疑增加了说诗的文学性。
另外,严粲尤其善于运用文学欣赏的手法来解《诗》,这在《诗缉》的一些章旨中约略可见。这大概也与他受到了宋代诗话著作的影响有关。他在《小雅・采芑》中说:“《六月》之诗,事势急迫;《采芑》之诗,辞气雍容。”B13在这里,他对这两首诗从语势上进行了对比,揭示出二者语言风格的不同。尽管如此,严粲的解说中经学说教的意味始终很浓,文学欣赏只是其副产品而已。
不过,总体来看,严粲《诗缉》最大特色还在于“以诗言《诗》”。多数的经学家对此做法表示认同并加以肯定,但清初的一些文人则表示了些许的不满。王士祯就曾记孙退谷言曰:“吕氏集众说,不甚成片段;严氏太巧,只似诗人伎俩,非解经身份。”(《谈艺五・退谷论经学》)〔4〕正是由于严氏的解经办法不同于以往经师,才遭到了那些保守经师的非难与诘责。不过还是王宗说得好:“严氏解《诗》,间引唐宋之作,退谷所訾此或其一端。董子云诗无达诂,如其与经旨比附,即以凡情证圣解也可。矧汉魏已来称诗者,类皆鼓吹风雅、性情一也,顾可画古今而二之耶?前贤持论,各有所主,平心味之,得失自见。”〔5〕
(三)以诗解《诗》对后世解经的影响
以诗解《诗》虽发轫于宋代,但在当时只有少数人偶尔为之,如严粲等。然而,到了明代,由于文化思潮和主流文化精神的变迁,导致当时的众多学者“一弃前人以经读《诗》之传统,而以诗读《诗》,将《诗》作为诗之灵性及生命活力,一发无余”,由此揭开了“《诗经》学由经学向文学转变的历史”〔6〕。在对这些明代学者影响巨大的人和书中,严粲和他的《诗缉》便是最重要之一种。
有明一代,引用严粲《诗缉》者众多,如黄佐《诗传通解》、李先芳《读诗私记》、曹学《诗经质疑》、沈万珂《诗经类考》、张以诚《毛诗微言》、姚舜牧《诗经疑问》、唐汝谔《毛诗微言》等。尤其是曹学的《诗经质疑》,更是被陈衍称为“严氏《诗缉》之流亚也”B17,可见严粲《诗缉》的解经方式广为明代学者所认可。
在具体到《诗》本身的解读中,严粲《诗缉》中的“以诗解《诗》”之法,明清学者更是运用娴熟而游刃有余。如戴君恩对《采》一诗“于以湘之”的评点就是建立在严氏的基础之上的,否则他的“妙”的说法便无来由了。明人黄佐在其所撰的“颇能代表当时《诗经》文学研究中之趋向”〔6〕的《诗传通解》中便采用了不少严粲之说。他说:“正德庚午领而病,间得严粲《诗缉》,复采入焉。”B18同时在解《诗》的过程中,黄佐也采用了严粲的引诗解《诗》的方式,并收到了特殊的效果。他在解《卷耳》诗时云:“唐人闺情诗云:‘袅袅庭前柳,青青陌上桑。提笼忘采叶,昨夜梦渔阳。’即首章意也。又云:‘梦里分明见关塞,不知何路向金微。’即后章意也。思望之辞虽非经历实事,然而寄思深矣。”〔6〕
尽管清人姚际恒于宋人说《诗》家多有腹诽,但对严粲则褒扬有佳,称“严坦叔《诗缉》,其才长于诗,故其运辞宛转曲折,能肖诗人之意,亦能时出别解,第总囿于《诗序》,间有龃龉而已,惜其识小而未及远大,然自为宋人说《诗》第一”B12。姚氏对严粲解《诗》过程中的尊《序》略有不满,但对严氏能以“诗人之意”来解《诗》而独出于众家是持肯定态度的。
《诗》之为经,本于性情,也只有吟咏情性,才能悠然见诗人言外之趣。严粲《诗缉》正是在吟咏情性的基础上,“穷诸家阃奥,而独得《风》、《雅》余味,故能以诗言《诗》”②,从而赢得了在《诗经》学史上的一席之地。
注释:①
见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8第142页“诗经疑问”条下按语,商务印书馆1959年出版。
②见林希逸《诗缉原序》。
③严粲《诗缉自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见严粲《华谷集》,收入《两采名贤小集》卷329,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364册592页。
⑤梁益《诗传旁通》卷十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张《会稽续志》卷二,《四库全书》本。
⑦李学勤、吕文郁主编《四库大辞典》(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0页称:“《诗缉》影响较大,其说常为朱熹《诗集传》、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以及当代唐莫尧《诗经全译》等所引用。”
⑧臧励《中国人名大辞典》(商务印书馆1998年影印第1版)第1768页在严粲条下称:“朱熹诗传,多采其说。”同样,在复旦大学陈居渊教授为刘师培《经学教科书》第二十五课“宋元明之《诗经》学”所作的注释中,依然延续臧氏之误,见是书第10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⑨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八,《四库全书》本。
⑩按:欧阳修《诗本义》提出了“据(考)文求义”之说(卷3),王质《诗总闻》则倡“先绎本文,徐及他载”之法(《原例》),朱熹则是“涵咏本文”(《朱子语类》卷80),他们都重视对文本的研读。李冬梅《宋代〈诗经〉学专题研究》有详论,此从略。
B11揭民《朱子诗传纂集大成序》,见胡一桂《诗序附录纂疏》卷首,收入《续修四库全书》本经部第57册。
B12姚际恒《诗经论旨》,载《诗经通论》卷首,《续修四库全书》本经部第62册。
B13分别见《诗缉》卷六、卷三、卷七、卷十一、卷十八。
B14明戴君恩《读风臆补》清陈继揆补,卷二,《续修四库全书》本经部第58册。
B15可以说,严粲的这一读诗法源于朱熹,参看《朱子语类》。
B16按:严粲在是诗末章解后曰:“旧说以为思存者,味百岁之后归于其居之辞及上章言莹墓,知为悼亡矣”。
B17陈衍《福建艺文志》卷四引《石遗室书录》。
B18黄佐《诗传通解》之《自序》,明嘉靖刻本。
参考文献:〔1〕
永 ,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5)〔M〕.北京:中华书局,1965:125.
〔2〕吴翌凤.古欢堂经籍举要〔C〕∥上海书店.丛书集成续编(第7册).上海:上海书店,1994:7.
〔3〕王士祯,张世林,点校.分甘余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9:62.
〔4〕王士祯.池北偶谈(卷十五)〔M〕.北京:中华书局,1982:365.
篇9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公子吕曰:“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公曰:“无庸,将自及。”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廪延。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公曰:“不义不浚厚将崩。”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书曰:“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
遂置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颍考叔为颍谷封人,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公曰:“尔有母遗,我独无!”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遂为母子如初。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
(选自《左传・隐公元年》,有删改)
素材解读
1.自古兄弟如手足,兄弟是骨肉血亲,可是当面临利益、权力之争时,兄弟之间也会反目成仇,甚至血腥残杀。郑庄公看到不逊悌的弟弟的势力越来越大,即将威胁到自己的君主地位时,终欲擒故纵、反戈一击,将其杀死。
2.郑庄公的母亲因庄公出生时难产,很不喜欢他,极其偏爱一母同胞的弟弟,甚至偏爱到了溺爱的地步,纵容共叔段积蓄力量,并和他里应外合、以下犯上(按照封建正统观念)。庄公母亲对共叔段的溺爱,不仅没有给他谋得长远的利益,反而亲手将其送上了断头台,“多行不义,必自毙”,此之谓也。
3.面对与亲兄弟一起谋划作乱的亲生母亲,庄公也无可奈何。共叔段失败后,庄公把武姜安置在城颍,并发誓“不及黄泉,无相见也”。后在颍考叔的指点和影响下,尽弃前嫌,母子团圆,和好如初,仁孝美誉传千年。
运用方向
溺爱就是毁灭,仁孝美誉垂青史
篇10
【关键词】黄疸血中医发展史
现代中医黄疸理论以血为病因病机的枢纽,如关幼波先生称:“黄疸主要是湿热蕴于血分,病在百脉。所谓百脉是指周身血脉,肝又为血脏,与胆互为表里。所谓‘瘀热发黄’、‘瘀血发黄’都说明黄疸是血分受病。”(见《关幼波临床经验选》)
当代医史学者对黄疸与血相关理论的发展历史研究尚少,仅黎德安先生有过专门论述。他认为:“从来的黄疸病因,均重视邪气性质与脏腑位置,对气分、血分,则一般不涉及。尽管黄疸中也有蓄血一说,但那只是属于黄疸病理转归中的一种变化而已。时至清末,西学已经东渐,中医学界受西学影响,也开始出现不同于传统医学的某些观点,黄疸的血分说即出现于清代末年。”[1]
笔者在考察相关史料后,得出与黎先生不同的看法:黄疸血分说并非创立于清末西学影响之下,而是在明清之交从传统黄疸蓄血理论中被阐发出来。
黄疸蓄血理论建立与发展历程
黎德安先生认为:在清末之前“尽管黄疸中也有蓄血一说,但那只是属于黄疸病理转归中的一种变化而已”。事实上,传统中医对蓄血发黄认识相当深刻,已经形成了一套理法方药齐备的完整理论,并非简单的“病理转归中的变化”。
早在张仲景《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中》中即指出身黄与血有关:“太阳病,身黄,脉沉结,少腹硬,小便不利者,为无血也;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血证谛也,抵当汤主之。”隋·巢元方在此基础上提出“黄病候:……七、八日后,壮热在里,有血当下之法如豚肝状。”“因黄发血候:此由脾胃大热,热伤于心,心主于血,热气盛,故发黄而动血,故因名为发血。”(《诸病源候论·黄病诸候》)巢氏认为因黄而动血,黄在先而血在后。宋之前的医家延续巢氏观点,简单将血当作黄疸的病理产物,治以下法。
但到了宋金时期,这种认识有了重大变化。朱肱《活人书》(1108年)载:“然发黄与瘀血,外证及脉俱相似。但小便不利为黄,小便自利为瘀血。要之,发黄之人,心脾蕴积,发热引饮,脉必浮滑而紧数。若瘀血证,即如狂,大便必黑。此为异耳。”[2]刘完素《伤寒直格》[3]明确指出前一种为湿热发黄,后一种为发黄瘀血证。此二人将湿热发黄与发黄瘀血证并提,与巢元方的认识有别,突出了蓄血发黄的重要性。
再考察金·成无己《注解伤寒论》(1144年):“若瘀血在里发黄者,则可下。”[4]《伤寒明理论》(1156年):“一或身黄脉沉结,少腹硬而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又为蓄血在下焦,使之黄也。必须抵当汤下之而愈。”[5]粗看似与仲景无甚分别,但细究则可发现:前一句称“瘀血在里发黄”,是说瘀血在先,发黄在后,而后一句更为明白:“蓄血在下焦,使之黄也。”即蓄血为因,发黄为果,这种认识恰恰和巢元方相反。因此,可以说成无己最早提出蓄血也是发黄之因。中医黄疸蓄血理论的真正独立发展应从成无己开始。
明清时期瘀血(蓄血)发黄得到了进一步重视,相当多的医家将瘀血(蓄血)发黄与湿热发黄并列而论,如李《医学入门》、董宿《奇效良方》、李时珍《本草纲目》、王肯堂订补《明医指掌》等。
从诊断看,《伤寒论》称蓄血发黄为“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成无己补充为“身黄,脉沉结,少腹硬而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脉症描述清晰。从因机看,成无己认为是蓄血下焦而发黄,陈无择《三因极一病证方论》(1174年)认为“伤寒瘀血不解,郁发于表,发为黄疸”,明代刘纯认为蓄血发黄是“邪热传于太阳之本,小便先淋而黄,其人暴狂,内有血也,为太阳发黄本病也”,何京《文堂集验方》(1775年)[6]认为瘀血发黄“起于伤力,或因跌扑。身体发热,小便利,大便黑,脉芤涩者是”,将瘀血发黄与外伤相联系。
从治法方药看,宋元仍多以张仲景抵当汤破血逐瘀治疗蓄血发黄,宋·庞安时《伤寒总病论》认为“有血必狂,宜抵当汤;如黄病自下血,亦有自愈者。”陈无择则首创以麻黄醇酒汤治疗瘀血发黄。明清瘀血发黄治法方药发展较大,《杂病广要·内因类·黄疸》(1853年)引《本草经疏》:发黄“忌破气、闭气、下、咸、滑利、滞腻、润、燥热,有瘀血者兼忌酸寒,宜清热、利水、除湿、养胃气,有停滞者宜消积滞,有瘀血者宜行血”。龚廷贤、王肯堂、吴昆等改用桃仁承气汤治疗瘀血发黄,沈金鳌、何京等亦用此方,可使“蓄血一行,热随血泄,黄随泄减”;《医学传灯》[7]用加味柴物汤半补半消;李枝源《医学指要》(1848年)“用寒剂加行血药,下尽黑物自愈”。明清医家特别指出茵陈蒿不宜用于蓄血发黄。如《本经逢原·卷一·山草部·茵陈蒿》(1695年):“茵陈专走气分而利湿热,若蓄血发黄,非此能治也。”沈金鳌《要药分剂》、凌奂《本草害利》等亦持此论。
元明之际的赵以德在《金匮方论衍义》[8]首次点明女劳疸与蓄血的关系,喻昌、吴谦、张璐[9]、王子接等人对此有发展。如喻昌《医门法律》对女劳疸、酒疸与血关系的分析与赵以德一脉相承:“女劳疸……正指蓄血而言也,故不治。……酒疸之黑,与女劳疸之黑,殊不相同。女劳疸之黑,为肾气所发。酒疸之黑,乃荣血腐败之色。”[10]论及硝石矾石散,喻昌认为:“因女劳而成疸者,血瘀不行,为难治矣。甚者血瘀之久,大腹尽满,而成血蛊,尤为极重而难治矣。”[10]必须用硝石“石药之悍”咸寒走血为君,才能消逐其热瘀之血。
宋代官医大量使用清热凉血的药物,犀角在《圣惠方》黄疸158方中被使用多达33次,鳖甲(清热滋阴)、羚羊角(平肝息风)等使用亦大幅增加。现代汪承柏先生认为:“历代医家对瘀热交结发黄的治疗,多有主张用犀角散等凉血活血之剂治疗者,但近世医家报道不多。近几年来用凉血活血重用赤芍治疗,收效较好。”[11]
蓄血发黄的理法方药自宋元至明清愈加齐备,是中医黄疸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血分说创立的母体。
黄疸血分说的创立
明代吴有性在《瘟疫论》(1642年)指出:“发黄一证,胃实失下,表里壅闭,郁而为黄,热更不泄,搏血为瘀。凡热经气不郁,不致发黄,热不干血分,不致蓄血,同受其邪,故发黄而兼蓄血,非蓄血而致发黄也。但蓄血一行,热随血泄,黄因随减。尝见发黄者,原无瘀血,有瘀血者,原不发黄。所以发黄,当咎在经瘀热,若专治瘀血误也。”[12]他明确用气分、血分解释蓄血发黄之病因病机,着力论证“发黄而兼蓄血,非蓄血而致发黄也”,这是对巢元方观点的回归。可以说,至迟在明末,中医已经对黄疸血分说有了较为深入的论述。这种热入血分之说,得到了清代医家喻昌、唐容川等人的继续阐发。喻昌在《医门法律》论黄疸“湿热中重加燥证”:“然燥有气血之分,猪膏煎借血余之力,引入血分,而润其血之燥,并借其力开膀胱瘀血,利其小水,小水一利,将湿与热且俱除矣。其五苓散,原有燥湿滋干二用,今人颇能用之,本草言茵陈能除热结黄疸,小便不利,用之合五苓以润气分之燥,亦并其湿与热而俱除矣。制方之妙,夫岂思议之可几哉?”“盖女劳疸,血瘀膀胱,非直入血分之药,必不能开。仲景取用虻虫、水蛭、矾石,无非此义。”但他认为不宜简单以气血分辨黄疸:“今人但云阳疸色明,阴疸色晦,此不过气血之分,辨之不清,转足误人。……夫女劳疸者,真阳为血所壅闭,尚未大损,瘀血一行,阳气即通矣。阴疸则真阳衰微不振,一任湿热与浊气败血,团结不散,必复其阳,锢结始开。”
陈念祖《金匮要略浅注》(1803年)引沈自南注:“寒湿入于血分,久而生热,郁蒸气血不利,证显津枯血燥,皮肤黄而暗晦,即为阴黄。……盖疸皆因湿热郁蒸,相延日久阴血必耗,不论气血二分,皆宜兼滋其阴,故云诸黄主之。”[13]
从气血角度分论黄疸,以清代唐容川《金匮要略浅注补正》最为透彻:“按‘瘀热以行’。一‘瘀’字,便见黄皆发于血分,凡气分之热,不得称瘀。小便黄赤短涩,而不发黄者多矣。脾为太阴湿土,主统血。热陷血分,脾湿遏郁,乃发为黄。”[14]他以湿热遏郁脾土为基础,更多强调了热陷血分乃发黄,血瘀才能发黄,对吴有性等人“非蓄血而致发黄”的观点进行了批驳,“观茵陈汤、硝石、栀子、猪膏,正治黄之方,皆治血分。惟五苓、小半夏,是治气分,然皆变法也。若茵陈诸方,乃为正法,可知黄属血分矣。”唐容川的工作是传统中医黄疸血分说最重要的总结。
从明·吴有性直到清·唐容川的成就,我们可以看出,传统中医对黄疸病因的气分、血分分析是相当明晰的。事实上吴有性、喻昌等人的论述都是从传统蓄血理论中阐发而来,并未受到西学之影响。唐容川在论及女劳疸、酒疸时称:“知酒疸在血分,益知女劳疸亦在血分。酒疸腹满与女劳疸之腹满,皆是瘀血。”此正表明唐氏之论从蓄血发黄理论中来!
故黎德安先生所称“黄疸的血分说即出现于清代末年”似值商榷。
以血为因机枢纽重构中医黄疸理论
郭雍之毒血相搏说宋代郭雍《仲景伤寒补亡论》(1181年):“巢氏黄病一论,未为该通,而诸家伤寒论中多从之。夫致黄之由非一,或误下,或火熏,皆能成黄,非止寒热谷气而已。大抵寒邪中人,久不能去,变为热毒。……郁而在里,终不能散,邪泮衍,血脉传流。其毒之重者,遇血相搏不能胜,为之变结。或如豚肝,或如墨色,此为邪气所败之血也。无以泄其邪,则血枯而人死。其轻者鼓血而上,随衄可出;涩者因促滑气而下,随溺可去。既不能与血相搏,又不能开腠理而生汗,上不可出,下不可去,乃散于毛窍之际,已失所舍,而无可定止,进退不能,郁为至黄之色,以待汗与溺而后通。”[15]中国
郭雍对巢元方“有血当下之法如豚肝状”的黄病论提出质疑,阐发自己的观点,关键是指出黄疸的黄色来自邪气所败之血,并据此创立了毒血相搏致黄的病因、病机。所谓邪气,强调了黄疸的外感性和传染性,而邪气化为热毒通过血脉传流,并败血郁结成黄。这完全是一种天才的想象,比成无己、陈无择等走得更远,是以血脉为基础重构了黄疸因机理论,如果这种观点出现于近现代,也许又会被误认为是受到了西方医学理论的影响。但可惜的是,如此重要的观点竟未得到后世的重视和继续阐发。
周学海以血为中心重构黄疸理论周学海《读医随笔》(1891年)对发黄提出了全新的解释:“黄之为色,血与水和杂而然也。人身血管、液管,相副而行,不相淆乱者,各有管以束之也。血分湿热熏蒸,肌理缓纵,脉管遂弛而不密,血遂渗出,与液相杂,映于肤,泄于汗,而莫不黄。故治之法,或汗或下,必以苦寒清燥,佐入行瘀之品,为摄血分之湿热而宣泄之也。湿热去则脉管复坚,血液各返其道,而清浊分矣。……夫血之所以旁渗者,以血既为湿所停凝,而前行有滞,气又为热所逼迫,而横挤有力,加以肌理松弛,而血因之旁渗矣。蓄血发黄,亦此理也。”[16]他依此理对阴阳黄和黑疸进行了重新阐释:“阳黄色深厚者,热盛则津液蒸腐,化为黄粘之汁,与血相映,故色厚也;阴黄色暗淡者,无根之热,不能蒸腐津液,尽化稠粘,而水多于血,故色淡也。”黑疸乃“脾肾浊气,溢经脉,逐日饮食之新精,亦皆为浊气所变乱,全无清气挹注,周身血管,不得吐故纳新,遂发为晦暗之黑色矣。”
周学海提出:“治中焦者,清胃疏肝,滋肾利水,即小柴胡、茵陈五苓是也;阴黄者,黄连枳实诸理中汤主之。治下焦者,滋肾补肺,不得清胃,更不得利水,滋肾丸、大补阴丸加参、芪可也,必待肺气已充,肾阴已复,始从清胃利水;若阴黄者,茵陈四逆主之。总须兼用化血之品一二味,如桃仁、红花、茜草、丹参之类。为其已坏之血不能复还原质,必须化之,而后无碍于新血之流行也。”
周学海学贯中西,将西医解剖学融入到传统中医理论中去,发展和推广了蓄血发黄和血分说。他完全以血构建黄疸理论体系,认为所有发黄都与血和血脉有关,把血与黄疸的关系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为黄疸证治理论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
近现代医家以肝胆血为中心重构黄疸理论民国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多用胆汁溢于血中解释发黄:“此乃肝中先有蕴热,又为外感所束,其热益甚,致胆管肿胀,不能输其胆汁于小肠,而溢于血中随血运遍周身,是以周身无处不黄。迨至随血运行之余,又随水饮渗出归于膀胱,是以小便亦黄。至于大便色白者,因胆汁不入小肠以化食,大便中既无胆汁之色也。”
关幼波先生提出黄疸治疗的首要准则应为:“治黄必治血,血行黄易却。”他对黄疸与血的关系有极深刻的理解:“内蕴湿热与外界湿热、疫毒相搏并非全部都出现黄疸。若湿热仅停留在气分,甚至弥漫上、中、下焦,虽有恶心、纳呆、脘胀、身重胁痛、乏力,甚至发热等证,但一般多不会出现黄疸。而湿热瘀阻血脉才会出现黄疸。”关幼波认为:“黄疸既然是血脉受病,治黄必然要从治血入手,亦即在清热祛湿,或温化寒湿的基础上,加用活血的药物。”从他的论述可以明显看到受唐容川、周学海的影响。
汪承柏先生重视血热血瘀之病机:“正如《张氏医通》所说:‘诸黄虽多湿热,然经脉久病,不无瘀血阻滞也。’慢性活动型肝炎高胆红素血症患者几乎都有不同程度的血瘀见症,血瘀又可加重病情,甚至是黄疸加深的主要病机。”胡希恕认为:“因肝喜疏泄而恶郁滞,肝病则气郁不疏,肝气久郁,则血脉凝滞而致血瘀,故令不愈,法宜祛黄中兼以疏肝,则黄去而肝炎亦治。”徐仲才认为:“黄疸病由于胆汁不循常道而侵入血分,外溢体表,患者大便反呈灰白,目、皮肤、舌苔、小便均为黄色。”任继学认为:“机体内脏肝失疏泄之能,胆失通降之力,脾失上升之性,运化无权,邪气内潜,破坏气化之枢,胆汁内瘀,渗入营血,致营血内含胆汁运行于全身。”[11]等等都是以肝胆血为中心重新构建黄疸理论体系。如此种种,不胜枚举。
现代医家用药则更为灵活:如关幼波先生用凉血活血(用药生地、丹皮、赤芍、白茅根等)、养血活血(丹参、白芍、当归、益母草等)、温通血脉(附子、桂枝等)三法。杨志一经验:“太阴阳虚血弱,归芪建中汤;厥阴阴虚血燥,滋肾养肝软坚用三甲复脉汤,调理肝脾用加味逍遥散。”这些都是对前人经验的系统化和新的重要发展。
结语
传统黄疸理论是建立在脾胃为脏腑、湿热为因基础上的,而对血与黄疸关系的认识经过漫长时间逐步深入:从最初《伤寒论》将身黄与血联系起来,到宋金元代因注解《伤寒论》而使得瘀血(蓄血)发黄理论从湿热论中独立出来,到明清医家吴有性、喻昌、唐容川等对血分说进行了深入讨论。
我们不能否认西方医学传入对中医黄疸理论的影响,但是,更不能无视中医理论本身的发展,抹杀前代医家的独立创造能力。血分说并非创立于清代末年,而是由明代吴有性等人从蓄血理论中发挥而得,其发展并未受到西学影响。最早以血为中心重建黄疸病因病机理论的是宋代郭雍,而非中西汇通医家。但无疑,西学传入在清末以来黄疸理论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周学海、张锡纯等近现代医家受其影响,以血脉、肝胆为中心完成了对黄疸理论的重构。血在黄疸证治中的重要性被大幅提升,成为因机治方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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