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作家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当代文学作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 生态文学 萨满文化 忧患 批判 拯救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西方生态文学的影响，我国生态文学创作逐渐兴盛，而东北作家迟子建、郭雪波、乌热尔图、萨娜等受地域文化萨满教的影响，自觉将萨满文化与当代生态文学写作融合在一起，努力“把原始的自然崇拜与现代生态科学思想融为一炉”[1]。创作出了《峡谷》、《我的光》、《额尔古纳河右岸》、《乌妮格家族》、《达勒玛的神树》、《你让我顺水漂流》等一系列融合宗教文化与环保意识的作品。

萨满教是发源于东北地区的一种原始自然宗教，在萨满文化中，自然崇拜无所不在，山川、河流、树木和各种动物都被认为是有生命的，有些还被赋予神性，奉为神明，形成很多禁忌，如“鄂伦春族、鄂温克族和达斡尔族猎民遇到奇异的山峰、悬崖、山洞或古老的树木，认为是山神栖息的地方，仍然不准大声吵闹，不准言出不敬，触犯山神，同时还要叩拜祷告，祈求山神保佑猎民安全和狩猎丰收。”[2]；萨满文化的图腾崇拜中，人们最崇拜虎和熊，人们将之神化并加以膜拜，“赫哲人出猎碰到虎时，常常放下猎具或武器跪在地上叩拜，同时祷告，尊称虎为‘王’、‘老爷’（官）、‘爷爷’，希望虎神多赐猎物，把动物送到枪口上来等，然后攀到树上避开。”[3]；在信奉萨满教的地区，渔猎行为是有节制的；人们信奉“万物有灵”，积极种树，具有朴素的环保意识等等。由此可见，萨满教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等观念在客观上对于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物种的繁殖是有积极意义的，可以说萨满教的环境保护意识与当代生态文学写作是“不谋而合”的。本文结合典范性作品，从忧患、批判、拯救三个方面阐释萨满文化与生态文学的内在联系。

一、双重忧患意识：自然环境恶化与信仰缺失

“文学园地就是人类在精神领域的一块绿色基地，文学作品的水灵灵、毛茸茸的质感是文学的基元性优势。”[4]但作家精神世界的绿色基地在现实中却渐渐失去对应，面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东北作家表现出深深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既与外在自然环境有关，又与内在精神信仰有关。

在郑万隆的《我的光》中，鄂温克族老人库巴图对山神“白那恰”的敬畏之情，对万物生灵的依恋与崇拜之情，都令来自现代都市的地质考察队员们无法理解。库巴图老人习惯并热爱着山林中的原始生活，但是库巴图老人的儿子却对外来世界充满好奇，他热衷于地质考察队员带来的各种现代社会的食物，与库巴图老人坚决反对开发五马架山相反，他积极支持考察队的工作，他的精神领域已失去父亲那般对萨满文化自然崇拜的情怀，外面世界的繁华与诱惑已经使他丧失了对本民族的敬畏。同样，在《峡谷》中的鄂族少年别尔丹、恩都力也对城市生活充满向往，他们不顾自己民族熊崇拜的，不听申肯老人的劝阻，执意要杀死怀孕的母熊来证明自己的男子汉气概，而少年们面对被惹怒了的母熊束手无策时，申肯为了保护别尔丹和恩都力，又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无论是库巴图老人与儿子，还是申肯老人与别尔丹和恩都力，他们两代人身上都反应了共同的现象，即随着时代的前进、外来世界的进入，后起之辈面对外在世界的诱惑时，已渐渐失去自己本民族的，面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他们不仅无动于衷，甚至帮助“入侵者”一同破坏自己民族赖以生存的环境，或者他们本身就是悲剧的制造者，因此，这就构成了作家的双重忧患，现代文明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已不单纯是对自然的侵犯，更是对原始部落民族精神信仰的侵蚀、同化，这种信仰被侵蚀、同化的过程中伴随着人性及价值观的转变，作品中的库巴图、申肯老人把人与自然界放在宏观宇宙的平等地位上，对于自然生灵坚韧的生命意志、桀骜不逊的生命尊严、无私的奉献精神，都是持敬畏、感恩的态度，而后代的贪婪无度、虚伪肤浅、任意践踏生灵，都显示了作者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双重忧患的背后，是作者对现代文明进程中人类中心主义文明以其统一性征服生态、文化多元性的深刻反思。

二、双重批判：文明强势与精神困兽

当代东北作家迟子建、萨娜、乌热尔图等，他们的叙事文本体现出了超越地域民族的文化审视和创作主体立足于人类文化生态发展的哲学思考。迟子建、萨娜虽然专注于描写少数民族与萨满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他们的描写又不仅局限于一个民族，迟子建在《右岸》中描写的鄂温克族的命运走向其实是人类共同的命运走向：在大自然的怀抱中诗意的栖居，被强势现代文明侵扰后步入文明社会却发现与之格格不入，回归原始文明想要找到灵魂的真正栖息地，却发现徒劳无功，精神突围以失败告终。

正如《右岸》中的鄂温克人依莲娜，“她在山上呆烦了，会背着她的画返回城市。然而要不了多久，她又会回来。她每次都兴冲冲的，说是城市里到处是人流，到处是房屋，到处是车辆，到处是灰尘，实在是无聊。她说回到山上真好，能和驯鹿在一起，晚上睡觉时能看到星星，听到风声……然而她这样过上一个月，又会嫌这里没有酒馆，没有电话，没有电影院，没有书店，她就会酗酒，醉酒后常常冲着自己未完成的画发脾气，说他们是垃圾，把画扔进火塘里毁掉”[5]。像依莲娜这样被强势现代文明所诱惑，又眷恋弱势原始文明的现代人正反应了人类文明进程中某些共同体的精神状态，他们在城市中以体面的职业或身份获得谋生的方式、俗世的荣誉、满足的虚荣心，他们却远离了诗意的精神家园，找不到灵魂的栖居地。

在现代文明与原始文明之间挣扎的伊莲娜，处于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不能兼得的两难境地中。迟子建让依莲娜以死亡来结束了这种两难的挣扎和精神的煎熬，这一结局反应了迟子建透过萨满文化与生态文学之间的关系来反思人类的命运走向，她已不局限于鄂温克族这一少数民族，而是超越地域民族的界限反思全人类的文化生态发展，强势文明对弱势文明之间的入侵，排斥与二者之间的反差势必造成弱小民族巨大的心理伤害与精神伤痛。她在《土著的落日》中描写了一对因失去原始家园而被迫漂泊到灯红酒绿的城市但却被城市人所冷漠的贫穷土著夫妻，迟子建发出了这样的感慨：“面对越来越繁华和陌生的世界，曾是这片土地主人的他们，成了现代世界的‘边缘人’，成了要接受救济和灵魂拯救的一群！我深深理解他们内心深处的哀愁和孤独……这股弥漫全球的文明的冷漠，难道不是人世间最深重的凄风苦雨吗！”[6]

无独有偶，早在迟子建之前，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就富有预见性地在作品中表现出了对少数民族原始文明被现代文明破坏并消逝的批判。在乌热尔的《萨满，我们的萨满》中，萨满达老非老人在营地隐去他萨满的身份，他无声无息，默默不语的享受着自己美好的晚年生活，但有一天，他突然站在孤寂的松林中，迎着破碎的落日向“我”宣告那个诡秘的关于未来的预言，“不久的那一天，林子里的树断了根，风映干了它的枝，太阳晒黄了它的叶……不久的那一大，鸟儿要离开林子，像秋天的松果甩开枯枝……在不久的那一天，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在一群陌生的人中间，你也像一棵树。对，一不一不，—不—不，我看见了——闪动的光，我闻到了—焦糊的味儿，—不—！”[7]这正是现代文明入侵后“我”和族人所栖居的克波迪尔河的原始密林所发生的变化。萨满达老非的预言变成了现实，不久之后，游人如潮水般涌入克波迪尔河的密林之中，鄂温克族人平静的生活被打破，萨满达老非多次被要求穿上神袍，在陌生的游客面前表演他们并不理解的萨满跳神。无数双手在他的肩、胸、背、肘间拍着摸着，那些充满好奇心的无知的游客终日用闪电雷鸣的照射掳走他的容貌，达老非终于逃走，当族人在熊洞里找到他时，“我至今仍记得，他那从幽暗的树洞里射向我们的目光—那真是一头因兽的迷惘和无奈”[9]。达老非的命运同伊莲娜一样，他们都在徒劳挣扎找不到精神突围的出口时，最终用死亡来结束了这困兽般的生活。

当一种原始文明被不能理解它的现代人所包围时，这种文明只有两种命运，要么是与现代文明隔离独自走向毁灭，要么是顺应现代人的好奇心成为现代社会中的“活化石”，而成为“活化石”的民族犹如困兽一般，被现代文明的潮水所拍打却不知如何逃生，不知如何找回最初的宁静。迟子建、乌热尔图在表现对弱小民族悲惨命运同情的同时，更表现了对现代文明以其强势文明入侵弱势文明的不满和批判，而对于那些深受其害的精神困兽，作者充满了对其如何进行精神突围的反思。

三、拯救：以宗教文化之名捍卫生态

与郑万隆忧患意识背后的悲观无奈，迟子建、乌热尔图批判思想背后的苍凉无助相比，郭雪波面对日益恶化的生态、逐渐消逝的民族文化时，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来应对各种强势入侵势力。《大萨满之金羊车》中，面对政府私自炸山开发矿山、破坏生态的行为，当地村民没有无动于衷，老萨满吉木彦亲自率领民众在山上举行隆重盛大的跳神活动，机智地利用宗教文化活动来反对政府破坏生态的行为，对于利用阴谋诡计终于炸山成功的“违天者”努克，最终死在了因惊慌而失去控制的萨满的金羊车中。这看似偶然的事故背后，是作者对“入侵者”的惩罚，萨满文化的神秘性使得“天变不足畏”不再是人类的狂傲宣言，狂傲的结果是人类付出死亡的惨痛代价，相反，“天变亦可畏”，正如郭雪波在文章最后的反思：“对天地自然失去敬畏的我们，还会走多远。”[9]

郭雪波作为一位生态文学作家，自觉利用动物小说的创作来引起人们对生态的关注，在动物小说中，“动物成为文本的主角，它与人的历史或现实关系以及精神联系，成为作家审视的中心”[10]。狐，在许多人心中本是奸诈、狡猾的代名词，但在郭雪波的《乌妮格家族》中却具有多重复杂性格，作者首先用怪诞无羁的笔法描述了百年老银狐乌妮格的成长历程与过人智慧，它因偷吃萨满博师铁木落老汉的灵芝而被他四处追捕，随着银狐家族的壮大，狐成为威胁当地人生存的威胁者，人狐大战中的怪事惨事接连不断，因银狐身体释放的奇特香气，全村的女人都像得传染病一样变得疯言疯语，变得萎靡不振甚至具有狐的习性和特征。但是，老银狐并非只是人类的敌人，它冒着生命危险救下自杀的珊梅和沙漠中濒临死亡的铁木落老汉与白尔泰，铁木落老汉从狐的仇敌变为狐的保护者，是银狐的宽容与善良感化了他。但深入剖析又可以发现，郭雪波已将萨满文化的自然崇拜、万物有灵观融入人与动物关系的书写中，贪图功利、邪恶贪婪的人类不能容忍与狐的共存，但是，具有自然崇拜信仰的萨满博师铁木落老汉却在与银狐化干戈为玉帛后一起回归荒漠、回归自然。这种人与兽的和谐共存是在特定宗教文化背景下的互相拯救，是以宗教之名对自然生灵的保护，彰显了作者的生态责任感与生态理想。

当代东北作家如郑万隆、迟子建、乌热尔图、萨娜、郭雪波等，都在作品中体现了很强烈的生态保护意识，实质则体现了敬畏自然、崇拜自然的萨满文化精神。“萨满教所强调的自然环境保护意识，与其说是一种迷信荒谬的崇拜观念，毋宁说是人们为了适应艰苦卓绝的高寒地带环境所作出的自我保护的本能反应，这种自然崇拜带有强烈的实用功利价值，不管人们的经济生产方式如何现代化，这种实用价值却仍然符合人类发展的需要，甚至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迫切，更重要。”[11]在某种程度上，郑万隆、迟子建、萨娜、郭雪波等东北作家正是意识到环境保护的迫切性、重要性，才将其与古老的萨满文化结合起来，将环保意识渗透到文学作品中，他们借助生态小说的写作以社会责任者的身份表现了对当代生态危机的忧虑，同时抨击现代文明对原始文明的歧视与压迫，并借助古老的萨满文化积极地捍卫生态。

参考文献：

[1]闫秋红.现代东北文学与萨满教文化[J].学术论坛，2006，5.

[2]秋浦.萨满教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3]乌丙安.神秘的萨满[M].上海[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9.

[4]余秋雨.余秋雨散文自选集[M].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5][6]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M].北京：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2005.

[7][8]乌热尔图.你让我顺水漂流[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

[9]郭雪波.大萨满之金羊车[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

篇2

广东打工文学，部分地改变了中国文学的“版图”。打工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特殊文本，具有区域性和身份性特征，在自身历史性的发展过程中也不断阐释着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有评论家认为，深圳、东莞作为国内打工文学的重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其视为中国打工文学区域性发展的一个标本，具有与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文化进程同步发展的当下性、时代性、典型性和文学对话性。通过对打工文学的文化审视，可以挖掘打工文学许多有价值的特征，揭示当代文学发展与中国当代文化进程的互动关系。在凸显打工文学自身色彩的同时，也彰显着对当代文学的标本意义和当代文化的全息意义。

2000年以来，广东打工文学的创作相对显得平淡了很多。有评论家认为，打工文学以京九、京广线为经向，以长江、黄河为纬向，扩充着自己的版图，壮大着自己的队伍，正在“城市包围农村”。打工文学的版图覆盖了深圳、佛山、东莞、武汉、北京，四川、广西、湖南、福建、上海、山东等省市，以这些省市的有代表性的打工媒介和打工文学作者为图例和标识。可以说，哪里有打工者，哪里就有打工文学生长的沃土。

第一代打工文学，因为其作品大多鞭笞制度安排的不合理、控诉打工生活的苦难而被称为“攻打文学”；中国第一代打工作家被称为“攻打文学”的“火”。早期的打工者还经常用笔墨和泪水记录和表述他们对故乡的思念，对打工城市的抗拒，对自身身份的自卑，对谋生不易的痛楚和失败的无奈，对久经艰辛偶遇成功的惊乍和感恩。

第一代打工文学作家中，成就最高的五人被研究者称为“五个火”，分别是安子、周崇贤、张伟明、林坚、黎志扬。第二代打工文学作家或者叫新一代打工作家，因为多数获得过2005年1月颁发的首届“鲲鹏文学奖”而被归为“鲲鹏”派。

如果说第一代打工文学作家是“火”，写的多半是“攻打文学”，那么第二代打工文学作家（又叫新生代打工文学作家）则是鲲化而成的“大鹏鸟”。他们的目标和意境更加高远。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已渐渐适应了当地的职场和生活，明白了“对于游子，你去过的地方就是你的故乡”的内在含义，乡愁和好奇被日趋平稳的生活磨平，笔触开始涉及打工生活的任意片段，文字也开始展露应有的沉稳和多样性。“鲲鹏”派作家的代表包括广东的王十月、何真宗，武汉的赵美萍，上海的朱学仕，北京的李樱子。

打工文学的价值在于，它始终关怀弱势群体。“我们如何对待打工妹，打工妹就如何对待世界；我们如何关心打工妹，打工妹就如何关心中国未来。”2006年1月，打工者作为一个群体，以从未有过的鲜明、饱满的形象进入了小说领地——中国作协主管的《小说选刊》杂志，把一张民工坐在路边吃馒头的照片放在封面，同时重点推荐罗伟章的打工小说《我们的路》。不管打工文学“版图”怎样漂移，打工文学始终应是亿万打工者争取权利和文化表达的畅通渠道之一，从罗伟章《我们的路》，到白连春《静脉血管》、荆永鸣《北京候鸟》、迟子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这些也被称为“农民工问题文学”的打工文学作品，所反映的正是当下中国社会矛盾的焦点——三农问题、城乡差别。

另外，我们也不应把打工文学局限在草根阶层的范畴之内。事实上，早在上世纪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出国热的兴起，曹桂林的长篇小说《北京人在纽约》就已热销并通过改编成电视剧在全国得到传播，这是处于主流文学地位的文学作品第一次正面书写“打工”这一时代题材，并获得很大成功。其后，曹桂林的《王起明回北京》、《纽约人在北京》，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或直接书写异域打工生活，或充满了鲜明的打工色彩。此后，一些主流作家也写出了优秀打工文学作品，如入选2005年“21世纪文学之星”的青年作家徐则臣（中短小说集《鸭子是怎样飞上天的》获奖）“锐利地切入‘京漂者的生活’，同时一样锐利地提炼出激烈的思想和心理冲突”（入选评语）。

这些事例说明，如果我们放眼全国，其实打工文学从一开始就在两条线上发展：一方是打工作家的通俗打工文学作品（非主流文学色彩），二是非打工文学作家的打工题材作品和具有明显打工文学色彩的“主流”文学作品。

可见，对打工文学的鄙视以及一些打工作家成名后对打工文学的回避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2011年6月，人民网发表的《“打工文学”：中国社会转型特有现象，将应运消亡》一文，作者称，既然世世代代都有打工者，今后的打工者也不会绝迹，那么有什么必要特别提出“打工文学”呢？或者说，打工者是写底层劳动者、写普通人的文学，那叫平民文学不也可以吗，又何必称为打工文学呢？或者说，凡是写打工者的都叫打工文学，那么，打工者既可包括白领，也可包括蓝领，几乎我们每个人都在相对意义上是打工者，那么天底下还有不是打工文学的文学吗？如此推理下去，打工文学的存在还有何意义？

所以，不能脱离中国当下的历史语境谈打工文学。“打工文学”是一个特定时代的特定文化及文学现象。就像“知青文学”也是一个特定现象一样。打工文学与中国社会近代特别是当前加速的现代转型，与中国所面对的全球化、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与中国作为一个农业文明传统深厚的大国，因相当多的农业流动人群遭遇城市化的激变而引发的紧张感、异化感、断裂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意义上，作者不太赞成把打工文学的外延无限制地扩大化。没有限制，就没有质的规定性，任何事物包括打工文学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前提和必要性。比如，郑小琼的诗《打工，一个沧桑的词》、《流水线》、《清晨失眠者》等等就是非常典型的打工文学。对打工文学来说，提高文化品位很重要，应该更多地描写农民工在社会、经济转型下灵魂的嬗变与痛楚，表现人的自尊，觉醒，让打工者成为健全的自我主体。就创作者的姿态而言，不能停留在自言、代言或启蒙上，也不能停留在吐苦水上，应该更多地把笔触放到表现人的精神世界上去，主要是自我意识和人性意识的觉醒，人的尊严感和自尊感的追寻，新道德的继承与重建，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等等。

篇3

据不完全统计，以现有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初高中语文教材为例，其中所收纳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从广义的文学概念来看，中学语文教材所选篇目或许称为“现代文”更适合）共计130余篇。从定量研究（quantitativere-search）和定性研究（qualitativeresearch）两个取向来看，中学语文教材对现当代文学作品的选汰体现出以下几个问题。从作品文体类别的角度来看，中学语文教材所选择的作品多为散文类和诗歌类。其中，散文类作品共占总数的80%以上，小说和诗歌类作品各约占总数的10%，戏剧类作品不足1%。其中所选的现代小说除了鲁迅《社戏》、《故乡》以及沈从文《边城》等经典作品之外，寥寥无几。这种文体比重倾斜的状况或与教材的容量和小说及戏剧文体的长度有关。从作品所涉及的题材分布来看，在这些篇目中，多数为生活类、人情类、家庭伦理类、思想品德类以及科普知识类的题材，而政治思想教育、革命史教育之类的题材所占比重和以往教材相比在逐渐减少。

诸如朱自清《背影》、张晓风《敬畏生命》、周立明《动物游戏之谜》、梁思成《中国建筑的特征》、钱钟书《谈中国诗》等篇目都体现出这一题材和主题取向。另外，经过本文粗略的考察，从初中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随着年级的晋升，现代文所占比重稍有下降减少，而文言文所占比重则稍有上升。在现代文中，所选作品更倾向于经典作品。以高中语文第三、四、五册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像鲁迅《拿来主义》、《雷雨》、巴金《小狗包弟》等作品都体现出某种潜在的意识变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学语文教材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选择和分布体现出一种新的文学教育思路。通过对中学语文教材所选现代文的文体类别、题材分布及数量的变化的考察，从定量分析的角度，我们可以发现中学语文教育一些潜在的导向、思想和意识驱动问题。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对中学语文教材进行初步的定性分析。这些质性（qualities）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文学教育导向的改变。当今中学语文教育逐渐转向以人文教育和人格教育为主导的方向，正逐渐淡化以往中学语文鲜明而浓厚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色彩。知识教育、情感教育、审美教育和生活教育成为中学语文的主要内容。这一点从现代文学篇目的选择可以看出来。尽管其中还是选择了为数不少的关于中国现代革命史以及政治内容的作品，如《人民百万大军横渡长江》等作品，但这些作品主要并不是用来表现政治和意识形态内容的，而是更多地用来体现特殊文体的基本特征。

（2）中学语文教材在选择篇目的时候更注重其内容的知识性、趣味性和文学性。（3）对现代文的选择更趋多元化，已不仅仅限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家作品，而是根据中学教育的阶段性特点进行选择。从以上的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两个方面来看，我们可以发现，现今中学语文教育，尤其是文学教育随着社会环境、教育环境和知识的进展也出现了新的变化。从现当代文学这一范围来看，可以看到本学科学术研究对中学文学教育的投射和影响，尽管这种影响是缓慢的，而且是不明显的。

2现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关系、现状和问题

应该说，中学语文教材出现的这些新变化，从根本上说，是受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思想与方法更新的启发。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进展。其中，最主要的就体现在新时期以来改革开放、人文启蒙思想的影响。现代文学研究也就逐渐走上了去政治化和去意识形态化的道路。所谓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体现在人文启蒙、审美现代性上。这一点和80年代改革开放的社会文化语境相关。在中学语文教育界，也逐渐受到学术研究的深刻影响，语文教材的修订也体现出这一点。尤其是对现当代文学作品的选择，更体现出80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研究的深远影响。以往那些具有鲜明政治教化和思想教育的文本开始淡出中学语文教材，取而代之的是能够体现和包容人文素养、审美、知识和情趣的作品。但在这一趋势中，我们对现代文学作品的分析与阐释遵循的仍是传统社会历史批评的反映论。

其基本教学思路是：首先是介绍作品所产生的时代背景，然后是作家生平介绍，再是作品的意义分析。这就形成了“时代———作家思想———作品意义”的思维逻辑和阐释模式。这种模式能有效地解释作品和世界的关系（作品———作家———世界———读者），但又会遮蔽作品内在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这一点在传统的中学文学教育中占据着长期而重要的地位。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形成相对稳定范式的条件下，中学文学教育也受到潜在的影响。应该说，这种影响关系更深层地源于80年代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历史语境。中学文学教育实践在这一宏大背景和深远的历史环境下，也因此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思维方式和实践教学模式。那么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进展又如何对中学文学教育进一步产生影响呢？中学文学教育实践又如何将新的信息反馈于文学研究呢？这是本文要继续追问的问题。

3现代文学研究的新进展与中学文学教育的可能性

篇4

【关键词】：儒学核心价值 价值观教育 大众文化

一、关于对儒学核心价值的讨论

近年来，随着儒学热的兴起，儒学的核心价值观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概括起来关于儒学核心价值主要体现在一下一个方面。

（一）以“仁、义、礼、忠恕、道”为代表的道德价值观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把先秦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称为经典儒学，把宋明时期以王阳明等为代表的心学成为新儒学，其核心价值归纳为“道（积极入世、经世致用）、仁、义、礼、忠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杜维明教授在回答什么是儒学的基本精神和核心价值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儒家的核心价值和学术传统向来都是指向经世致用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也是儒家的一贯立场。2010年6月在台北召开的“第二届海峡两岸儒学交流研讨会”汇集了两岸百余名学者共同讨论儒学的核心价值，并认同“仁”是儒学一以贯之的核心价值，“仁”的范畴贯穿儒学的全部价值体系，仁的本质是“以己推人”的忠恕之道，用于人际是推己及人、仁者爱人，用于政治是仁政德治、协和万邦，用于自然是仁民爱物、万物一体，用于人的精神世界是约礼入仁、敬而远之。国际儒学联合会宣传出版委员会主任、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教授于建福认为，“道”是儒学的终极价值。在儒家学说中，反映终极关怀的终极价值可以用“道”来概括。

（二）以“德”、“文”为代表的生命核心价值观

“德”与“文”是孔子的生命核心价值。台湾大学齐益寿教授认为，从孔子最赞赏一生并无事功的颜渊，从孔子在与众弟子言志时惟独赞同许曾点的“沂水春风”之志，从孔子于匡、宋、蔡三遭危难而能坦然无惧，从孔子所言“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等话语，均不难看出“仁德”与“文德”是孔子的生命核心价值。

（三）重视人格尊严教化

“人格尊严”是孟子突出强调的基本价值。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于建福教授指出，人格何以尊严，如何赢得和保持人格尊严，历来是儒学关注和探究的重大问题；孟子基于人性本善、人格平等、人格独立，特别注重人格尊严，鄙夷“自侮”、“自贱”人格，倡导“爱人”、“敬人”，主张持“君子之守”，养“浩然之气”，修得人格尊严，为当代人格尊严教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资源。

（四）以“和谐”为代表的政治理念

“和谐”是儒家的核心理念。孔子思想的核心价值，无论是其礼乐文化观，还是其仁孝修身观，这两个联系密切的基本理论，都可归结为“和谐”二字。南京大学杨明教授提出，以“中”、“和”为表征的和谐思想是儒家的一个核心理念，儒家“中和”理念具有天与地、天与人、人与人、人与己之间的普遍和谐的丰富内涵和实现普遍和谐的基本原则。儒家核心的政治理念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和谐”是其基本精神和理想目标，即以个体身心和谐为基础，进而实现家庭和谐、社会和谐，最终达到国家乃至天下和谐的目标，认为儒家这种修齐治平的治国模式、追求和谐的历史传统及其内在联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二、大众文化对当代价值观的影响

袁贵仁教授曾撰文指出，价值是指事物的意义，价值观是关于什么样的事物是有意义的看法、观点、态度。研究价值观，不能不研究文化，各种文化的最深层次都是要指向价值观。一切文化的不同，最根本的是价值观的不同。因此，只有把对价值观的研究放在文化的视野中去才具有研究的价值性和思想性。中国的传统文化即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文化体系。而关于儒学的核心价值，出现最多的关键词就是“仁、义、礼、智、信”。传统的儒学核心价值作为五千年来中国文化的传承者，在当下却遭遇了大众文化的挑战，多种价值观念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价值观多元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如何进行价值观教育逐渐引起海内外专家学者的研究兴趣。

（一）对大众文化的批评

大众文化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美国哲学家奥尔特加《民众的反抗》一书中。主要指的是一地区、一社团、一个国家中新近涌现的，被大众所信奉、接受的文化。当前国内外的学者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主要集中在这样几点：

首先，以商业电影、流行音乐、小说、广告为代表的大众文化被受教育程度低的公众普遍消费，而真正的文化却日益式微。这种以技术性、标准性为代表的文化形式强迫公众在闲暇时被迫接受流行文化元素，并限制了公众的想象力。

其次，大众文化消解了高级艺术与大众文化的区别，扭曲了人们的审美观。以日常生活审美化为例，文化不再以经典为标准，与欣赏高雅文化带有更多的个体精神性不同，公众对于街头广告、电视剧、流行音乐、时装、畅销书等大众文化的接受，往往与日常生活过程交织在一起。这种日常性固然可以使艺术打破神圣或神秘性而与公众亲近，但又容易使艺术变得低俗、庸俗或媚俗。

最后，大众文化所带来的消费主义改变了人们传统的价值观。消费主义的兴起促使人类告别了节俭生活和按需消费的时代，使人们认为自我价值实现程度的根本标志就是占有物质财富的多少和所消费的商品档次的高低。在消费主义价值观的指导下，评价商品是否具有价值不是看其使用价值而是看它是否符合“时尚”，最终使人沦为“物”的奴隶，从而造成现代人精神上的焦虑、痛苦和压抑。人的需要是无穷尽的，这种无穷尽的需要不可能在消费主义所提倡的物质享受中得到满足，只能在精神的王国中才能实现，在消费主义价值观指导下追求幸福无疑是南辕北辙。

（二）对传统价值观的诉求

大众文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要求我们必须对国民特别是青少年进行有效的价值观教育，而从儒学价值传统中吸取精华更是意义重大。一个民族存在的依据说到底取决于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而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自然肩负着保持、改造、发展中华民族主流价值观念，不断向前发展的特殊使命。无论时代对儒学加以利用还是彻底否定，儒学传统都自觉地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和孜孜进取的入世精神参与到时代价值确立和变革的过程中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在儒学核心价值中研究当代价值观教育也是历史使然。从而国民特别是在校生能够在价值观多元化，甚至是价值观混乱的时代背景中能够利用儒学精髓，摆脱价值追求的困惑、疑虑、徘徊，确立“真、善、美”的普世价值观。

三、当代价值观对儒学核心价值的扬弃任何国家和民族都十分重视自己的价值观教育，任何成熟的民族也都需要成熟的民族精神和民族价值观。面对西方大众文化对我国价值观的影响和渗透，我们已经意识到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并把建立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然而，社会主义的文化软实力建设是不是就一定要抛弃中华传统文化构建新的文化？如果连儒家积极入世的核心价值也遭到否定我们还谈什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叩问自己：是否儒学核心价值就能够担当拯救价值体系重建的重任？党在十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这样一个科学命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即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实际上就是以结合我国民族精神以及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构建新的价值体系。

（一）儒学核心价值不能取代核心价值观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其中的核心价值确实可以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内容。但任何带有时代烙印的价值观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阶级性，儒学核心价值作为传统文化的精髓流传千年，一直体现了封建阶级的文化诉求，这种诉求面对当今的市场经济和民主、科学、和谐的时代氛围显示出一定的被动性和局限性。比如儒学核心价值中的以“义”为代表的重义轻利思想，使中国人用处理兄弟关系的准则来作为处理社会关系的规范，使“人治”大于法治；“仁”强调的忍让、宽恕、克制、谦和的道德标准约束了人们自我意识的觉醒；儒家所追求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可避免地在客观上约束或限制了人生发展目标的多样性；儒家强调和谐、平衡、中庸，因而缺乏竞争的传统；儒家重“道”轻“器”，重人文轻理工，即“君子不器”；儒家所重视的“智”主要侧重人文知识，把对于万物的探究都看作“无用之辩，不急之察”（荀子《天论》）而缺乏科学精神。这些思想观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大相径庭。因此，在本质上儒学的核心价值无法取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儒学核心价值为当代价值观确立提供智力和文化支持

首先，儒学核心价值体现了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和八荣八耻的荣辱观，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思想传统。儒家提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崇尚“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主张“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的操守，提倡晓大义，知情理，讲“诚”、“信”，重礼节，嫉恶如仇，从善如流，忧国忧民的美德，都为中华民旅的精神传统补充了源源不断的养料。

其次，儒学核心价值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文化越来越成为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历代的儒家学者始终以传承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为神圣使命，中国历史上的儒家学者始终自觉传播、提供、强调中华文化的价值观念，使得这些价值观念渗透在一切文化形式之中，从而影响到全体民众的文化心理。如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操，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牺牲精神，这种道德情操和济世情怀，是中国人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的不朽精神支柱。

最后，当代价值观的确立也必须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前提、以儒学核心价值为基础。合理面对儒学核心价值，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通过社会、家庭、学校、制度、政策、思想宣传等多种途径进行宣传和教育实践，使之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科学民主精神相协调，实现当代价值观同儒学核心价值的有机结合。

参考文献

[1]赵吉惠.中国传统文化导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

[2]袁贵仁.价值观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篇5

1中学语文教材选目的定量和定性分析

据不完全统计，以现有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初高中语文教材为例，其中所收纳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从广义的文学概念来看，中学语文教材所选篇目或许称为“现代文”更适合）共计130余篇。从定量研究（quantitativere-search）和定性研究（qualitativeresearch）两个取向来看，中学语文教材对现当代文学作品的选汰体现出以下几个问题。从作品文体类别的角度来看，中学语文教材所选择的作品多为散文类和诗歌类。其中，散文类作品共占总数的80%以上，小说和诗歌类作品各约占总数的10%，戏剧类作品不足1%。其中所选的现代小说除了鲁迅《社戏》、《故乡》以及沈从文《边城》等经典作品之外，寥寥无几。这种文体比重倾斜的状况或与教材的容量和小说及戏剧文体的长度有关。

从作品所涉及的题材分布来看，在这些篇目中，多数为生活类、人情类、家庭伦理类、思想品德类以及科普知识类的题材，而政治思想教育、革命史教育之类的题材所占比重和以往教材相比在逐渐减少。诸如朱自清《背影》、张晓风《敬畏生命》、周立明《动物游戏之谜》、梁思成《中国建筑的特征》、钱钟书《谈中国诗》等篇目都体现出这一题材和主题取向。另外，经过本文粗略的考察，从初中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随着年级的晋升，现代文所占比重稍有下降减少，而文言文所占比重则稍有上升。在现代文中，所选作品更倾向于经典作品。以高中语文第三、四、五册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像鲁迅《拿来主义》、《雷雨》、巴金《小狗包弟》等作品都体现出某种潜在的意识变化。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学语文教材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选择和分布体现出一种新的文学教育思路。通过对中学语文教材所选现代文的文体类别、题材分布及数量的变化的考察，从定量分析的角度，我们可以发现中学语文教育一些潜在的导向、思想和意识驱动问题。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对中学语文教材进行初步的定性分析。这些质性（qualities）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文学教育导向的改变。当今中学语文教育逐渐转向以人文教育和人格教育为主导的方向，正逐渐淡化以往中学语文鲜明而浓厚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色彩。知识教育、情感教育、审美教育和生活教育成为中学语文的主要内容。这一点从现代文学篇目的选择可以看出来。尽管其中还是选择了为数不少的关于中国现代革命史以及政治内容的作品，如《人民百万大军横渡长江》等作品，但这些作品主要并不是用来表现政治和意识形态内容的，而是更多地用来体现特殊文体的基本特征。

（2）中学语文教材在选择篇目的时候更注重其内容的知识性、趣味性和文学性。

（3）对现代文的选择更趋多元化，已不仅仅限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家作品，而是根据中学教育的阶段性特点进行选择。从以上的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两个方面来看，我们可以发现，现今中学语文教育，尤其是文学教育随着社会环境、教育环境和知识的进展也出现了新的变化。从现当代文学这一范围来看，可以看到本学科学术研究对中学文学教育的投射和影响，尽管这种影响是缓慢的，而且是不明显的。

2现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关系、现状和问题

应该说，中学语文教材出现的这些新变化，从根本上说，是受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思想与方法更新的启发。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进展。其中，最主要的就体现在新时期以来改革开放、人文启蒙思想的影响。现代文学研究也就逐渐走上了去政治化和去意识形态化的道路。所谓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体现在人文启蒙、审美现代性上。这一点和80年代改革开放的社会文化语境相关。在中学语文教育界，也逐渐受到学术研究的深刻影响，语文教材的修订也体现出这一点。

尤其是对现当代文学作品的选择，更体现出80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研究的深远影响。以往那些具有鲜明政治教化和思想教育的文本开始淡出中学语文教材，取而代之的是能够体现和包容人文素养、审美、知识和情趣的作品。但在这一趋势中，我们对现代文学作品的分析与阐释遵循的仍是传统社会历史批评的反映论。其基本教学思路是：首先是介绍作品所产生的时代背景，然后是作家生平介绍，再是作品的意义分析。这就形成了“时代———作家思想———作品意义”的思维逻辑和阐释模式。这种模式能有效地解释作品和世界的关系（作品———作家———世界———读者），但又会遮蔽作品内在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这一点在传统的中学文学教育中占据着长期而重要的地位。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形成相对稳定范式的条件下，中学文学教育也受到潜在的影响。应该说，这种影响关系更深层地源于80年代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历史语境。中学文学教育实践在这一宏大背景和深远的历史环境下，也因此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思维方式和实践教学模式。那么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进展又如何对中学文学教育进一步产生影响呢？中学文学教育实践又如何将新的信息反馈于文学研究呢？这是本文要继续追问的问题。

3现代文学研究的新进展与中学文学教育的可能性

如何实现当代文学研究与中学文学教育的沟通与衔接，形成一种良好的互动关系，既是这一学科发展的基础，也是学术研究对文学教育和国民教育的义务。从具体的层面上来说，新的文学研究理论、思路与方法，如何更新中学文学教育，是值得探索的课题。

首先是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观念、新思想和新方法体现在中学文学教育当中。诸如一些新的文学批评理论和方法，应用到中学语文教学的课堂当中。这是对教师理论素养的提高要求。#p#分页标题#e#

篇6

在社会全面转型，知识经济初显端倪的全球化趋势下，当我们大力推进现代化建设之际，现代文明（东、西方）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审视与批判，可谓机遇与挑战同在，迷茫与前景并存。为了不断做大“经济馅饼”，满足贪婪的物质消费欲望，人类正在向自然开战，向自己的同类索取。人类失去了敬畏自然和尊重生命之心，不断地消灭其它物种和生命，正在成为“生命的孤独者”，难以享受到与其它物种和生命共存共娱的欢乐。同时，自大的人类亵渎神灵、失去信仰、放逐崇高，正在成为一个精神无所归依，失去终极关怀的精神流浪者。

正在这种全球背景下，诸多先驱已经开始呼吁保护人类地球，尊重自然，提倡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并由此提出“生态文化”的概念。从文化层面来看，生态主义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亚文化。生态主义文化在中国虽然诞生的时间不长，且处于被人们忽略的状态，但种类齐全，从生态哲学到生态文学都已经存在，而生态报告文学的兴起，为整个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本文试图从生态报告文学在文化格局中的坚守、 生态报告文学的时代警示、走向开放的生态报告文学三个方面予以阐述，以期对报告文学作家的创作进行理论上的探讨。

一、精神坚守：生态报告文学的本我确认

“作为一种‘时代文体’，报告文学发生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特定社会文化生态的激发。它会以强新的世纪无限壮阔、无限丰富、无限复杂的社会现实存在，报告文学作家坚守关注国计民生、守望人类价值原则的高尚的文学精神，以及视觉文化时代（“全媒时代”）纪实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的受众因素等等，都使报告文学有可能成为新世纪一种强势文体。”[2]

何谓生态报告文学的精神坚守？对此的回答可能莫衷一是，著名评论家周政保认为：凡富有时代的前沿精神，做到卷入现实而思考现实，将精辟独到的见解贯穿于真实可靠叙述之中，也就称得上是找到了报告文学创作的灵魂。

而事实上，很多报告文学作家正是以这种具有这种精神坚守，即意味着报告文学作家对于生活沉入达到了相当的深度；沉入，便会负重；负重的作品才会有它的分量。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中，被称为“环保作家”的哲夫（被称为“中国的唐吉诃德”），放着好好的作家不当，好好的小说不写，偏要和一个远比风车更可怕的敌人决一雌雄。他连续5年跟随“中华环保世纪行”活动，沿长江13个省采访，历时108天，行程2万多公里；从源头到入海口，沿黄河采访，行程上万公里，纵横8省区……所有这些，最后凝聚成了三本沉甸甸的书--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我国首套生态纪实文学丛书：《长江生态报告》、《黄河生态报告》、《淮河生态报告》。在他的文字记录中，作者在揭示环境问题，暴光种种污染的同时，将笔伸向历史和社会的更深处，不仅写到动植物的保护、山体滑坡、沙尘暴，水土流失等问题。 作家陈建功在三大江河生态报告的序言中，用“颤栗、震惊”形容自己的阅读感受，“抱着随便翻翻的心态翻开这几本书”的他，很快便不由自主地“陷入血脉贲张、惊悚骇然的境地”，因为他看到的是“猝不及防涌到面前的穷形尽相的生态惨景”[3]。

明瑞光：转型期生态报告文学的多维美学品格同样，徐刚所有的作品似乎也都围绕这样一个主题：为了生命的广大和美丽。先后推出了《绿梦》、《中国风沙线》、《倾听大地》、《中国，另一种危机》、《守望家园》、《地球传》、《长江传》等一系列重磅作品，厚重的文字，让文坛起了轩然大波，，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在这末日一般的黑暗浑沌之中，风是唯一的主宰，沙可以掩盖一切，我们完全可以设想，那些中国西部的历史名城：统万城、骆驼城、楼兰、精绝都曾经历过这样的沙尘暴，并且从此被这强劲的黑风从地球上抹去， ”在这段文字中诗人徐刚在揭示滥伐悲剧时，常常以激情洋溢的抒情语言，谴责对于生态环境的恣意破坏，表达对于生态现状的深切忧患，文字优美富有感染力，具有诗的韵味和意境。他的笔锋尖利，他面对人类所处的生态问题，用社会学的调查方法，更为立体的叙述方式，大量的真实数据和动情的文字把那些危害我们人类今天和明天的陋习、痼疾予以集中的揭示和穿透[4]。另一位报告文学作家李青松，近年来把目光投向大自然，关注野生动物的命运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创作了系列生态报告文学，代表作如《遥远的虎啸》、《孑遗》、《中国竹事》等多篇，讲述了虎、狼、大熊猫、蛇、古树、竹子等几十种动植物，尤其是珍稀动植物的有趣故事、现状、保护成果及存在问题，谴责了破坏生态环境、滥杀野生动物的坏人坏事，歌颂了一大批保护生态环境和野生动物的人们。从这些作家的作品中，我们能深刻地感受到责任的重大，保护环境是每个人所必须承担的责任。

王晓华先生说：“中国生态主义虽然还处于初始阶段，但其精神资源却是明晰的。有本土资源，如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观念，老子哲学中的自然崇拜，也有非本土资源，如印度的整体主义哲学和西方后现代哲学的影响。老子对于功利、技术、竞争、过度消费的批判使他成为生态主义的先驱。生态主义文化在中国虽然诞生的时间不长，且处于被大众忽略的状态，但种类齐全，从生态哲学到生态文学都已经存在，如宋祖良的《拯救地球和人类未来》、余谋昌的《生态伦理学》、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徐刚的生态报告文学，等等。这些著作的作者都是知识分子，他们认为知识分子不仅是社会的良知，而且应是宇宙的良心[5]。他们为人类提供最真诚的精神关怀和思想指引。他们秉持了报告文学作家那种关怀现实，干预现实，批判现实的文体精神。这样就使得生态报告文学的本我确认成为可能与必要，从而，也构成审美的多维美学品格。

综上所述，报告文学作家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他们通过对于人类功利、技术、竞争、过度消费等短视行为的反思和批判，认为报告文学作家不仅要在思想上扛起改造和塑造人们思想的大旗，让生态主义的观念深入人心，营造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社会大氛围，同时从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理念出发，通过关注生态、敬畏自然和尊重生命，适时也及时提出了坚持天人合一的价值立场，责任、正义、良知成为生态报告文学坚守的主题。生态报告文学所体现出来的坚守精神，就在一种自觉的状态下进行了本我确认。

二、文体自觉：生态报告文学的时代警示

报告文学是一种比较自由的文体，在保证真人真事的前提下，它善于吸收其他文学样式的一些特长。八十年代，当代文学创作发生了许多明显而重大的变化，长期以来一元化统治的意识形态视角被打破，人们关照历史与现实、人类与社会、艺术与文学因进入了文化的层面而壮阔，从而形成了多元共存、交织互补的大趋势。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报告文学自觉地成为时代的号角，有更深的参入精神和忧患意识。

报告文学作家以自觉的意识，对报告文学刻意追求的“文学性”进行了一次反思，他们力图使报告文学回归到新闻本质，回归调查报告形式。通过文字传达出人类共同心声与愿望，字里行间，透露的是一种大众的呼声，是人类共同关注的问题，它自觉地成为时代的警号。

生态报告文学作为传统文化格局中的一分子，它注重自然文明的保留。随着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显现，中国的生态局面也日益严峻，生态主义运动随势而起。这股旨在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具有后现代意味的社会文化思潮，潜在而有力地影响着国家及民间意识形态的现代转型。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生态报告文学适时萌动并迅速崛起，勇敢地承担起保护环境、优化生态、促进天人关系和谐发展的人间大义，并初步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实绩。放眼未来时态的生态报告文学写作，宜在现实感应、主题诉求以及生态话语的智慧表达方面继续开掘，不断深化。

转型期生态报告文学以徐刚的环境文学选《枯荣家园梦》为代表，这本书深刻体现了徐刚的忧患意识。其中徐刚的《伐木者，醒来》将目光投向了正在被破坏的森林植被，揭示了现实社会一个触目惊心的现实：“在阳光下还是月光下，只要屏息静听，就会听见从四面八方传来的中国的滥伐之声。”乱坎滥伐导致生态破坏的恶性循环：越穷越开山，越开山越穷，越穷越砍树，越砍树越穷。徐刚执意描写森林资源被滥砍滥伐的现实，写出了盗伐哄抢林木的状况，以触目惊心的场面和确凿的数字展示出滥伐哄抢森林资源的事实，使其成为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代表作。一直关注着环境报告文学的评论家李炳银说，真正建立在新的环保观念上，自觉地把自己的文学创作同关注生态平衡、环境保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是从徐刚的中篇报告文学《伐木者，醒来！》开始的。此前，在不少人的感觉和意识中，维护生态平衡，加强环境保护，不过就是一些节约用水、搞好环境卫生之类的生活琐事。但到了徐刚的作品发表时，作家的思考已经达到问题的根本层面——必须从维护生态平衡着手来实现保护环境的目的。

徐刚充满深情地赞美森林给人们生活带来的福祉，愤怒地控诉了那些肆意毁坏森林的野蛮行径，为维护森林的生存权利和人类自身的生存向愚昧、向贪婪、向罪恶发出了大声的斥责，为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环境不遭破坏，发出了强劲的呐喊。在这以后，在报告文学创作中还先后出现了岳非丘呼吁保护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安全的《只有一条长江》、出现了杨兆兴报告在内蒙古沙坡头人与沙漠相互对持搏斗情形的《沙坡头世界奇迹》，出现了长篇报告太原一位退休钢铁工人以愚公移山一般的意志搬走城市造成严重污染的钢铁废渣山事迹的《走出古老的寓言》、出现了李青松遗憾许多野生动物家园遭毁坏，又遇人类袭击而灭绝，很多同动物之间发生的美好故事只能到记忆中去寻找的《遥远的虎啸》、出现了陈桂棣带着深深的伤痛心情报告淮河惨遭污染情形的《淮河的警告》以及徐刚此后陆续发表的《江河未必万古流》、《中国风沙线》、《水啊！水》、《最后的疆界》、《地球传》、《长江传》等许多作家有关反映生态环境问题的作品。“这些作品从不同的角度几乎对所有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进行了真实具体的报告，对于增强人们的危机感和生态环境意识的提高，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6]

龚举善教授说，生态报告文学这种新时期的报告文学要以新的战略眼光来审视自然，并且认识到把握自然和利用自然的最高境界是维护自然的尊严、最大限度地争取与自然和谐相处.事实确实如此，只有人和自然达到和谐才会维持整个生态的平衡，生物链才不至于受到迫害。从这一层面来看，生态报告文学无疑是忧患的报告文学。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忧患意识，但这常常被视为个体的一种人生观，而未像报告文学作家那样把它作为国家民族整体的思维模式；中国文学的大部虽也时常将“忧患意识”作为文体功能，但却没有像报告文学那样角色明确和自觉，并且能一以贯之。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忧患意识”是报告文学主体思想情结的核心和本源，这应当被视为报告文学审美生成的关键所在。 原因就在于，处在今天这个人口饱和的年代，农村移向城市的人口日益上涨，生存、住房、工作成了人们需要解决的当务之急。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人们无所顾忌的拼命挣钱成了他们生活奋斗的目标。人们全然不知当他们在享受日新月异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遭遇到了新的生存危机，而具有“忧患意识”的作家，把脉了社会前进的脉动，体验现实环境带来的痛苦，正视了人类面临的生存危机，诸如：环境污染，人的尊严和价值被冷落等等。

上述诸多迹象表明，环保性生态报告文学将在调解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方面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它从人文关怀出发把崇尚和尊重人的生命、尊严、价值、情感、自由的精神与关注人的全面发展、生存状态及其命运、幸福相联系，从这一层面来看，生态报告文学崇高的审美价值应运而生。

承此，生态报告文学作家在对环境、自然文明等认识和描述的基础上寄寓一种人文关怀，这势必给整个生态文化带来新的契机与发展的可能。

三、文化建构：走向开放的生态报告文学

转型期文学的发展形式是复杂多重的，这就要求报告文学作家具备立体多维的关照视角和思维方式，对任何问题都要进行客观地、全面地、深入地揭示这些复杂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而生态报告文学所关注的社会以及生活全貌，使它重新确立了自己的文学地位与话语权。它所蕴涵的哲学、美学上的艺术风格，成为文化构建的一个部分。

随着都市化、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现代人日趋急功近利，甚至开始了不计后果的野蛮掠夺，人为加剧了天人矛盾。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纪实文学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破译，既往的文学思维确认人类认识自然的目的在于征服自然，征服自然的标志是改造自然。李建军也认为：“‘向内转’导致了文学与外部世界的疏离与隔绝。它至少从两个方面对中国当代文学造成消极的后果：一是只关注作家个人的缺乏意义感的内心生活，从而导致私有形态的‘个人化写作’、‘反文化写作’等‘消极写作’的泛滥；二是把技巧形式写作‘内部研究’的内容，把意义、价值、主题等因素当作‘外部研究’的内容，导致文学与生活、与社会的脱离，导致作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瓦解，在这种文学观念的影响下，关注苦难与拯救，关注底层人的生存境况，通常被当作与文学无关的事情。”[7]

值得庆幸的是，“我国新时期的报告文学清醒地认识到，认识和把握自然的最高境界，便是最大限度的争取与之和谐相处、互惠互利。这显然是现代生态伦理观念在报告文学层面的敏感投射。”以沙青的《北京失去平衡》，针对首都地区水资源极度短缺的严酷现实。正告人们：“我望见了自然界虎视眈眈的眼睛，听到了自然界咬牙切齿的诅咒”，“向往着找到这80年年代剧烈演变着的城市终归回和自然界重归于好的答案”。郭传火《中的安徽》对水灾的忧戚，杨民青等《大兴安岭大火灾》对火患的诘问，以及《伐木者，醒来！》、《中国风沙线》、《西部在移民》、《中国生存的悲歌》等无不表现出厚重的关于现实生活境况和人类生存依据的忧愤心态与守护意识。

此一时期，梅洁女士顺应时代的要求，积极地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把创作视点投向基层群众，创作出一系列优秀的生态报告文学作品，如《山苍苍，水茫茫》。她以其女性特有的敏感和善良情怀审视着现实社会，尤其对鄂西水资源等重大环境问题的关注，体现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和鲜明的生态意味。

概括起来，生态报告文学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学，它代表了人与自然环境关系演进的潮流，它的出现引发了一系列的变革：首先，是人的价值观的革命，即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观代替人统治自然的价值观；其次，是世界观的革命，即用尊重自然、敬畏生命的哲学，代替人类中心主义哲学，用关于事物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生态世界观代替机械论、元素论；另外，它还会引发人类思维方式的革命，整体的生态学思维如莱昂波尔德等提倡的“像一座山那样的思考”将代替机械论的分析思维。

龚举善教授说，生态报告文学在生态哲学、生态美学与生态伦理学等多学科综合规约下的具有特殊审美意义的生态符号学，这种具有强烈现代意味的审美符号学，既是转型期中国文坛的必要，同时也是文学形式高尚社会操守的必然体现.从此一层面出发，新时期生态报告文学逐步走向开放已经成为可能与必然。

生态报告文学的文化经由单纯的或内部“消极写作”或外部研究的片面发展阶段之后，最后走上了关注人与自然最大限度的争取与之和谐相处、互惠互利较为全面的道路。这种对人与自然的全面关注，使文化的构建日趋完善，同时，它引起的一系列变革，为生态报告文学本身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道路。

四、结语

报告文学属于艺术范畴，是来自现实又超越了现实的跨越时空的精神价值审美。报告文学的至美，首先不在形式，而在其锄奸鞭挞恶，追求超越的惊天地警告力量，所以生态报告文学在文化格局中的坚守、时代警示、 文化构建都体现了生态报告文学的美学品格。

预测生态报告文学的未来走向是困难的，但是在对生态报告文学进行了回顾和前瞻后，我们预感新时期生态报告文学之路日渐明晰。在日益广泛而深刻的全球化语境下，可以预言全面、具体、真切表现全球生态伦理观念、文化生态碰撞的报告文学作品必将引起社会的关注和读者的热衷欢迎。生态报告文学作为生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全面转型、全球化趋势渐浓的势态之下，我们有理由相信：清醒而明智的生态报告文学作家会审时度势，做新时期的参与者、记录者、思想者。

[参考文献]

[1] 龚举善.转型期生态报告文学的理性审视[J].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1）：4854.

[2] 丁晓原.可能与现实：走向强势的报告文学[J].甘肃社会科学，2005（1）：37.

篇7

一、 影视作品应保留独特舞台艺术特色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掀起了一股狂潮，在当代艺术舞台上独占鳌头。在这个发展阶段过程中文学作品在艺术舞台上充当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而影视作品在创作过程中依附文学作品是理所当然的。文学作品和现实生活以及人物关系等都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因此，影视作品充分结合文学作品能够全面提升影视作品的叙事功能，文学作品对于当代影视行业的发展起着促进作用。譬如影视作品《新版红楼梦》《我的父亲母亲》以及《红高粱》等都是改编自经典的文学作品，并在上映后获得了受众热切追捧。

但实际上，影视作品在新时期中获得如此大的成就不仅是因为与文学作品的结合，还是因为影视作品在创作的过程中并没有完全参照文学作品进行改编，而是在创作过程中突出了影视作品的艺术特点。[1]影视作品在以文学作品作为创作底材时，通常会围绕着文学作品的主题思想和精神内涵展开创作，并通过采用影视作品创作特色来对原著中的内容进行增加或者删减，使得人物形象更加丰富和鲜明。因此，影视作品如果想要获得较大成就，就需要保留着自身舞台艺术特色，并拒绝做文学作品的附庸产品。

影视作品在以文学作品作为创作底材过程中应当充分汲取文学作品中的精华和精神内涵，但是应当要保留着影视作品的艺术特色和形式，这样才能促进影视作品的迅速发展又不至于使得影视作品内容过于乏味。因此，影视作品创作者将文学作品改编成为影视作品时应当要充分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切勿让影视作品失去舞台艺术特色。而当前来说隶属文艺片的影视作品都受到影院与受众群体的排斥，而文艺片影院票房更是一落千丈。[2]当今时代是消费时代，许多观众进入电影院观看电影主要是为了寻求感官享受和精神享受，而文艺片所表达的主题内容都是比较沉重和悲剧，因此，电影影院和受众群体都不太喜欢此类影视作品。同时，导致文艺影视作品不受到观众喜爱的原因，还有导演在改编过程中的局限性思维。许多导演在制作影视作品时容易受到文字思维局限性的影响，致使我国影视行业比西方更为落后。影视作品在改编文学作品过程中应当不要受到文学思维的限制，而是跳出文学思维束缚并以全新模式来进行电影创作。譬如文学作品中散文式、抒情式以及叙事性等，一旦应用到影视创作中便会导致电影作品枯燥乏味，致使观众对电影作品提不起兴趣。因此影视作品创作人在改编文学作品的过程中应当要注重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结合时展需求和市场上大众心理需求从而创作出具有独特舞台艺术特色的影视作品。

当前来说，电影市场上，不仅商业片排挤艺术片，而好莱坞大片也打击着我国影视作品的发展。在好莱坞西方大片的打压下，国产影视作品应当要充分结合电影发展的基本特性，汲取文学作品的精髓和精神内涵，创作出独具特色的影视作品。我国影视作品想要在电影行业中取得较大成就，就必须注重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两者之间的关系，从而推动着影视作品的迅猛发展。

二、 文学作品应当坚持艺术创作特色

当前已经逐渐进入全民消费时代，人们难以耐心花费长时间来阅读文学作品，但很多人愿意通过观看电影来释放内心的压力和情绪。文学作品逐渐边缘化，越来越多的人群更加青睐于影视作品，而影视作品在艺术舞台上地位日益凸显。

在时展和生活压力的影响下，当前我国许多文学作家逐渐开始进入影视行业，在影视行业中充当着影视编剧，并按照影视作品的基本要求来创作文学作品，这种行为导致经典的文学作品逐渐转变为世俗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想要在影视行业发展如日中天中获得更多利益。就人性来说，受到生活压力的影响，文学作家进入影视行业开启影视编剧道路是正常的，但是文学作家在进行影视剧本创作过程中应当要重视影视作品市场发展和艺术特点，始终保持着正确而良好的心态，不能只顾着市场需求来撰写出世俗文学作品，这样会导致文学作品只能成为影视作品发展的奴隶。所以文学作家在进行文学作品创作过程中应当要保持着端正的态度，不仅要看到电影市场的基本需求，还要创作出经典的文学作品，不能使创作的文学作品过于世俗。文学作品在创作过程中应当要充分坚持着其独特特色和创作模式，不能为了创作电影而创作文学作品。同时文学作家应当要重复认识到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之间的关系，文学作品具有独特的艺术特色，因此，应当要以端正且正确的态度去看待文学作品与影视作品之间的结合。

在当今时代文学作品逐渐边缘化，而实际上文学作品所具备的独特特色和艺术魅力是无法被其他物质完全取代的。文学作品在精神内涵和人物塑造以及语言艺术等方面相对于影视作品更好。[3]目前是图像时代，但是影视作品也难以完全取代文学作品在艺术舞台上的实际地位，文学作品永远都不会被消除，因此，文学作家在创作文学作品过程中不能做影视作品的奴隶。在创作过程中应当要保持良好的心态，为受众群体创作出更加富有艺术特色的作品。

三、 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相辅相成

相对于文学作品来说影视作品的发展历程相对较短，但是却能够在短期内获得如此大的成功，而文学作品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发展盛况不再，有的人认为影视作品能够逐渐取代文学作品在艺术舞台上的地位。而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完全没有认识到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本质关系，只要对两者本质关系进行深入探究，就会知道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都有着各自独特的舞台艺术特点，两者相辅相成，并且都难以取代各自在艺术舞台上的地位。

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都能够通过其各自的形式和表现方式来呈现出人物形象特征和感情心理，从而使得观众产生情感共鸣。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两者的表现形式有着很大的差异，而两者能够在艺术舞台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就说明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都有相互借鉴的地方。相对于影视作品来说文学作品在人物塑造和叙述结构以及情感表达上更富有感染力，而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影视作品在创作过程中可以充分结合着文学作品精髓来展开创作。影视作品更加重视舞台艺术效果和视觉感受效果，在感官感受上更胜文学作品一筹。而影视作品的受众群体和传播速度以及传播范围等都比文学作品更好，因此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两者都有着各自的特点，但两者都能相互借鉴各自的精髓并相辅相成。

当前来说，我国影视作品在叙事结构和人物形象塑造上仍然存在着较大的缺陷，对于影视作品这种普遍现象就必须结合文学作品的展开创作。譬如国著名导演张艺谋所创作的《英雄》以及陈凯歌的《无极》等逐渐由艺术片向商业片转变，因为电影叙事逻辑和情节逻辑以及人物性格逻辑等方面较为紊乱，所以在上映后漏洞不断，并受到观众的抨击。[4]在新时期发展过程中影视创作者应当在影视内容中融入文学性，从而使得影视作品的商业性和艺术性始终保持着平衡关系，只有美艳画面和绚丽动作没有丰富的故事内容是无法满足观众需求的。因此，影视作品在创作过程中，导演不仅要重视视觉和精神享受，同时还能让观众情感得到共鸣。始终保持着艺术和商业的相互平衡，以满足当代观众的基本需求。

同样的，文学作品在发展过程中也离不开影视作品，许多文学作家在评价影视作品过程中通常会以文学视觉和文学思维来看待影视作品，因此，对于现代化影视作品的认识仍然存在许多误区。文学作品应当要充分观照影视作品的优点，脱离文学固有思维的禁锢。在现代化消费时代里影视作品能够充分满足社会大众心理需求和情感需求。因此，文学作品在创作过程中也要充分结合大众文化展开创作，从而通过文学思想和精神内涵来激发观众的情感共鸣。此外，文学作品还可以借助于影视作品来不断拓宽受众范围和受众群体，充分利用影视作品的优势特点来宣传文学作品中的艺术特色和精神内涵。不但能够有效提高影视作品文学素养，还能有效推动着文学作品的迅猛发展。譬如改编自文学作品的影视作品在上映后便受到广泛好评，便会引发许多观众阅读原著的热情与积极性，这样不仅让影视作品得到发展，而且还能不断拓宽文学作品的受众范围和受众群体。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两者都具备着平等的地位，都有着各自的艺术特色，两者相互结合能够实现“双赢”目的。

影视作品在以文学作品作为创作底材过程中不能延用文学作品的创作形式，而是实现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形式的相互转化。文学作品在改编成影视作品过程中不但要遵循着原著的思想主题和精神内涵，而且还应当结合现代化时展和市场发展的基本需求，对文学作品内容进行改造，保留原著作品中的精髓内容并摒弃原著作品中的糟粕部分，这样才能够创作出更加良好的影视作品。同时影视作品在创作过程中也可以结合艺术灵感展开创作，即使没有完全遵循文学作品的思想主题和精神内涵，但是却能让影视作品更富有文学性，两者相互结合能够达到更好的效果。

影视作品在改编文学作品过程中，应当要注重故事内容和人物形象两个关键点。对于文学作品来说，故事与人物直接组成了精神内核，也就是影视作品中的重要内容。良好的影视作品在改编过程中仍然保留着文学作品中的精神内涵和人物形象特点等，而是对其内容进行相应更改。正如批评家张卫所说，在改编文学作品过程中应当要注重“神似”，这样不仅能够遵循文学作品的思想主题，还能够实现影片内容创新。在改编过程中可以遵循文学作品精神内涵，但不应当局限于文学作品的创作形式，需要不断创作出具有着影视作品独特特色的电影。此外，也不能胡编乱造使得影视作品完全脱离文学作品。譬如国内著名导演张艺谋所制作的影视作品《红高粱》与《我的父亲母亲》，其中这两部影视作品结合电影的主要特点来对故事情节进行相应的改动，但是在改编的过程中仍然延续了文学作品中的感情基调以及精神气质等。影视作品《红高粱》和文学作品《红高粱家族史》两者都将人物形象和情感内涵表现出来。而影视作品《我的父亲母亲》和文学作品《纪念》两者都能够使得观众真切感受到父亲与母亲的情感。但是张艺谋所制作的影视作品《满城尽带黄金甲》是对话剧《雷雨》进行改编，而实际上该部影视作品在情节编排与人物塑造等方面都和话剧《雷雨》有着很大的差异，无法表达出原著中的效果。

结语

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应当要相互结合，文学作品在影视创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影视作品也能够不断拓展文学作品的受众范围和受众人群，两者相辅相成，并具有各自独特的艺术特色，能够不断丰富社会人们的精神生活与情感体验。

参考文献：

[1]周利荣.传播媒介发展与文学文体演变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2：12.

[2]周建华.西方文学电影改编理论的发展流变[J].巢湖学院学报，2015（2）：57-62.

篇8

    我国当代关于外国文学的作品研究大多是前苏联时期的作品,且都是当时流行读物,缺乏真正对外国文学的研究。总体来说,外国文学与我国当代作家联系并不密切,造成当代文学与国际文学交流产生困难。追究其原因,这是由于我国当时国情与文化背景所造成的。上个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与西方国家交流甚少,因此很难读到英美等国作品,接受外国文学读物的国家基本只有前苏联。在80年代以后,由于翻译时间、质量有限,虽然国民能读到一定的西方文学作品,但在总体理解上都存在偏差。21世纪以来,在世界全球化格局的趋势影响下,中国文学必将与世界文坛接轨,若不能以一种世界观的视野看待文学发展,必将存在重大问题。如果不能与西方文学思想直接进行交流,又何以融进世界文学主流,与外国作家取得交流对话。与此同时,作家的思想、眼界都必然受到限制,狭窄的艺术资源是不可能写出优秀的文学作品。

    2、外国文学的网络化

    其实当下我国作家整体英语水平还是有一定程度的,许多高校出身的作家都能通过自身英语基础看懂文学着作,也有一些可通过借助一定的翻译工具来阅读一些外国名着。其实,无论外语水平高低,最根本问题在于,作家自身想不想读。如今,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电子信息日渐深入人心,互联网的运用已遍及千家百户,也改变了外国文学资源的渠道问题。如果说以前我们是因为接触外国文学渠道有限,所以才知之甚少,那今天的资讯变化已彻底解决了这一问题。如今的外国文学不再受翻译、时间以及空间限制,许多书店都已设置有外国文学专柜,将国外着名作家的文学作品全数收入囊中,不管是作品集、选集以及全集,甚至还有作家的人物传记,都应用尽有,这为了解外国文学提供了更加深入的方便。在外文书店,甚至可以找到原版作品,完全敞开了外国文学资源的流入。对于资金有限的文学爱好者来说,大量的外国文学图书尤其是原版图书不可能全部买入,网络资源的利用就可把这一问题立即变得简单化。网络信息资源的海量特点将全球名着一网打尽,几乎所有作家的作品都能悉数找到。另外,例如《中国学术期刊网》数据库,便从1979年开始,陆续发表国内外优秀文学研究论文,并且这些研究文献可以自行下载使用。对于一些英语比较好的人来说,阅读外国文学网站毫不费力气,这些网站内容丰富多样、生动别致,并且大部分属于免费提供服务。因此,为更真实的接触外国文学,使阅读研究不受客观因素干扰,浏览有关外国着名文学网站便是最有效的途径。当下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有许多文学原创爱好者的加入,无论是在网站、论坛、贴吧等平台,都能够找到许多国外诗歌、小说以及散文等作品。网络写作最开始源于外国,有一部分外国着名作家最初是在网络上作品,被称之为网络,后继成名。因此,通过网络形式外国作家发表作品,读者浏览最新网络原创外国作品,这一性质都属于外国文学作品的网络化。网络的介入使外国作品已不局限于纸质图书载体,它以灵活性、多元化、快速、便捷为人们所用,打破了传统报刊、书刊等内容的限制。如果一个作家仅仅只从书本上了解到小范围的外国文学作品,那么他所接受的教育也相当落后,思想必然和国际脱离。当代人们无论是在学习、生活以及工作,网络都是其赖以生存的基础。几乎所有相关外国文学信息都能够在网络上查找到,无论是外国文学作品、作家历史发展背景,还是外国文学作品的写作理论、技巧等。可以说,被称之为文学教育大众化的今天,网络资源的使用正在发展成为一种文学时代背景。

    3、文学教育的大众化

    文学教育的大众化是相对于文学教育的精英化这一概念而存在。精英化主要针对高校本科生以及以上的高素质人才。目前我国本科生教育已逐渐倾向于大众化,但全民教育实现还有待研究。相对目前我国文学教育来说,所运用教学方法、目的、任务等,对汉语言文学专业与外国语言语文学专业培养都是高级专门人才。但是,也有如下几个方面值得我们注意。

    3.1大众化文学教育培养很有必要。各高校应重视对当代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利用学校这个大环境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以及吸收文学内涵精华。众所周知,华中科技大学就专门设立了人文素质课程的选修,所有在校学生必须修够一定学分且期末考试合格后才能毕业。这一改革虽然在当时引起了诸多争议,但面对当今的文化背景看来,确实很有可取之处。术业有专攻固然重要,但是如果一个理科生仅仅局限于自己专业领域之内的知识,对文化知识一无所知,不仅有碍学生将来广阔发展,更是教育弊端存在的明显体现。另外,事实证明,世界上理工科出身的作家、诗人等超过全部文学作家的三分之一。而一心置身于文学研究出身的作家,取得创造成果且成功的并不算多。因此,全面培养文学教育,以此实现大众化发展具有根本意义。

篇9

曹文轩的文学创作离不开他的家乡情怀和童年记忆，他有过一段贫困艰难的童年生活，很早就体会到了苦难的滋味，同时也感悟到在贫瘠的生活状态下人性闪烁的真善美的光芒，因此其作品或多或少折射了他自幼获得的心理印象和生命体验。同时，扎实的理论功底和学术背景也是他创作的一大基石，给予他广阔的写作视野和炉火纯青的写作技巧。

在大众眼里，曹文轩是一个典型的儿童文学家，甚至可以被称为当代儿童文学第一人。首先，他的作品的最大阅读群是各年龄层的孩子们，曹文轩借助儿童生活题材，描写悲喜交加的成长历程，塑造勇敢、正义和善良的中国儿童形象，儿童在阅读他的作品时不会感受到来自成人世界的偏见和隔阂，更易理解文章的内容和主旨；其次，曹文轩的作品具备典型的儿童文学的美学特征和价值取向，纯真、稚拙、富有生活情趣，能激发儿童想象力，丰富其情感，符合茅盾在30年代提出的儿童文学应当“助长儿童本性上的美质”的价值尺度。更为可贵的是，曹文轩具有儿童文学家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坚持“儿童文学承担着塑造未来民族性格的天职”的文学观，并身体力行，坚持不懈地写作， 是儿童文学领域的领军人物。除了写作，他还通过其他方式增强中国儿童文学的影响力，如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天天出版社共同成立了“曹文轩儿童文学艺术中心”，设立“青铜葵花儿童小说奖”和“青铜葵花图画书奖”，为繁荣中国儿童文学事业、培养中国儿童文学作者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这次获得安奖是对曹文轩的文学成就的一次忠实表彰。国际安徒生奖由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BBY）于1956年创设，每两年评选一次，旨在奖励世界范围内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和插画家，属于作家奖，一人一生只能获得一次，为终身荣誉。此外，安徒生奖还有一个别称――“儿童文学的诺贝尔文学奖”，也称“小诺贝尔文学奖”，这一称谓足可见其在文学界的分量之重和获奖难度之高。

但曹文轩却自称不是一个典型的儿童文学家，他说自己写作时从不考虑阅读对象的年龄，实际他的书的阅读人群也横跨了各个年龄层，除了大量儿童阅读者，部分成年人也是其作品的追随者。这因为曹文轩写的是孩子们的故事，蕴含的丰富的文学情感和审美价值却超出了儿童的群体范围，他的作品蕴含着悲悯博爱的人文关怀，在社会上能引起更为广泛的共鸣。书中人物在逆境中的互相扶持、在苦难中的顽强不息具有打动所有人的力量，书中歌颂的无私奉献的亲情、纯洁无瑕的友情、懵懂美好的爱情则是人类永恒的话题，从这个层面上看，儿童文学只是曹文轩写“人类共同的喜怒哀乐、共同的向往和情怀以及共同面临的苦难”的一个平台，浅显易懂的故事下探究的是复杂的人性问题。

Q &A

Q：获奖最令您感慨的是什么？

A：现实中国向我提供了许多鲜活的、别具一格的，其他国家孩子会看着非常新鲜的故事。我的《草房子》、《青铜葵花》、《火印》等作品写的都是中国故事，是独一无二的，只能发生在中国，但它涉及的主题寓意全人类，因此任何国家的人都能产生共鸣。本次得奖，还论证了我自己多年来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判断，即中国最好的儿童文学就是世界水平的儿童文学，因此我相信未来还会有更多的中国作家获得“国际安徒生奖”。

Q：对您影响最大的作家是谁？

A：鲁迅在我的心目中一直是一个不可逾越的文学高峰，他对我的影响太大了，其实我的文字骨子里有他的东西。还有几个作家影响比较大，国内是沈从文，国外是川端康成。我很喜欢儿童文学作家，如意大利的罗大里、美国的怀特、但真正影响我文学观的是成人作家，儿童文学作家影响的是我的创作手法。

曹文轩自剖写童书的精神

我爱浪漫主义情调

我喜欢浪漫主义。更确切地说，我喜欢浪漫主义情调。我的小说，不能说是浪漫主义的，只能说具有一些浪漫主义情调。我觉得这种情调对少年很合适。少年更倾向于浪漫。他在还未长成大人时，绝无过于现实的思想。他们的想象总带有点诗意，总与天空凝在一起。

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都喜爱自然，但浪漫主义更喜爱自然，并且是以喜爱自然为根本特征的。我喜欢写自然，一写到自然，我就不再是我自己，我身心愉悦。人的感情不能轻易打动我，但，自然却常常打动我。我还喜欢浪漫主义描写自然的特有的韵味，丹麦有位博大精深的评论家叫勃兰兑斯。他很形象地区别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对自然的不同感受。他说，他有一天陪同一位浪漫主义诗人去德国的一处风景区游览。天气晴朗，万里无云，大自然在灿烂的阳光下，形象极其鲜明可爱。勃兰兑斯很兴奋，指着那些山，指着那片天空，向他的同伴说：“你看，你看。”那位诗人并不看，脸上毫无神采。这使勃兰兑斯感到失望与尴尬。可是勃兰兑斯说夕阳西下，黄昏将临时，那位诗人脸上却露出了兴奋之神色，而随着夜色加深，他的眼睛越来越亮，并时常神经质地向勃兰兑斯高叫：“你看！你看！”勃兰兑斯说：“我什么也看不见。”勃兰兑斯太了不得，他一语道破了浪漫主义喜爱自然的到底是什么东西：精灵。浪漫主义喜欢大自然的精灵。

我的作品有点忧郁

与喜欢浪漫主义相关的是，我的作品可能显得有点忧郁。我现在分不清楚，是因为我骨子里的那股忧郁的情调使我喜欢浪漫主义，还是因为我喜欢浪漫主义――爱屋及乌――喜欢上忧郁情调。前一种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儿童文学是让儿童快乐的一种文学。我一开始就不赞成这种看法。快乐并不是一个人的最佳品质。并且，一味的快乐，会使一个人滑向轻浮与轻飘，失去应有的庄严与深刻。傻乎乎地乐，不知人生苦难地咧开大嘴来笑，是不可能获得人生质量的。

儿童文学是让儿童产生的文学，而不只是让儿童产生快乐的文学。不能把与快乐混为一谈。包括快乐。悲剧也能使人产生――悲剧。我没有写那些悲切之事，我只是喜欢写一些微带忧郁的情调，我以为那就更应该得到容许了。我没有使读者心灰意懒，没有使他们感到世界到了末日。有人说，今天的小孩本来就是很累很苦的，文学应制造欢乐，而不应雪上加霜。这种说法，来自于一种印象，并无足够的事实根据。事实上，今天的小孩，倒是过多地沉浸于游戏之中，过多地沉浸于快乐之中了，我们还没有看到现代生活状态中的孩子所有的那种轻浮吗？

不现代，不后现代，我是古典主义者

与浪漫主义相联系的，我喜欢美。我写不了苍蝇，写不了鼻涕，写不了粪便，写不了腐烂的老鼠。我拒绝写这些。即使不写少年小说，我也拒绝写这些东西。因为我认为这些东西不是个东西！我成不了现代主义者，更成不了后现代主义者，我永远只能是个古典主义者。人类自从有了文学艺术以来，慢慢地形成了概念：文学艺术是寄托美好情思，并且是为人们创造美感的。总而言之，文学艺术是美的。基于这样一个认识，有多种流派，但各自的体系，都是围绕“美感”这一中心概念而建立起来的。

我对激情文学有骨子里的反感

我的作品缺少激烈的动作，缺少激荡起伏的情节，甚至是淡泊的，没有华丽的耀眼的色彩。“激情”一词在辞典中是这样解释的：“强烈的具有爆发性的情感，如狂喜、愤怒等。”同时它是一种达到极致的生命状态，是一种饱和的、昂扬的、亢奋的情绪，它是与平和相对立，更与消沉、颓废相对立，由积极的人生态度与生活态度所导致的一种情感形式，但激情也是很让人怀疑的。激情很容易失之于矫情，矫情就是做作、不自然、装模作样，感情不必要地激动或悲恸，思虑不必要地“深刻”。在一切场合，都用大量空洞的词藻去进行语言活动，而失去正常人的“人话”。矫情是一种让人厌恶的情感。文学乃是一种克制情感的叙述活动。文学在表现生活，在情感或动作的强度上不应当作升格处理，而只应进行降格处理。放松下来，不要让文学去承担社会责任的重压，也因为此，使我对激情的文学艺术有一种骨子里的反感。

那些年获安徒生奖提名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家：

孙幼军：

1990年获安徒生奖提名，代表作有童话《小布头奇遇记》、《小贝流浪记》，被誉为“一代童话大师”。

秦文君：

2002年获安徒生奖提名，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男生贾里全传》、《女生贾梅全传》、《宝贝当家》，作品被誉为“新时期少年儿童的心灵之作。”

金波：

1992年获安徒生奖提名，代表作有诗集《我们去看海》，童话集《小树叶童话》、《金海螺小屋》，多篇作品被收入中小学语文和音乐课本。

张之路：

2006年获安徒生奖提名，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第三军团》、《霹雳贝贝》、《非法智慧》、《蝉为谁鸣》、《极限幻觉》等，作品风格各异，极具可读性。

刘先平：

2010年获安徒生奖提名，代表作有《云海探奇》、《千鸟谷追踪》、《山野寻趣》、《黑叶猴王国探险记》等。

篇10

今年初,《人民文学》杂志开设“非虚构”专栏,陆续刊发了一系列非虚构作品,引起了广泛关注。在高校任教的学者梁鸿回到家乡,对农村生活现状进行了深入调查,写出了《梁庄》;小说家慕容雪村隐姓埋名在传销团伙中卧底23天,写出了《中国,少了一味药》;在深圳长期打工的萧相风写出了《词典:南方工业生活》,被认为是近些年来罕见的对工厂和工人生活深入的第一手的表达;图书馆馆员李晏的爱好是拍摄戏剧演出现场,这次他拿起的是笔,以亲见亲历记述了牟森、孟京辉等先锋戏剧编导们的戏剧人生和人生戏剧。特别是第9期的《梁庄》发表后,《人民文学》接到很多热情的短信和电话,认为读这样的作品比读很多小说过瘾,甚至有作家表示也要收拾行装,回到家乡去,深入地看看记忆中的家乡变成了什么样子。

10月11日,在《人民文学》举办的“非虚构:新的文学可能性”研讨会上,梁鸿、慕容雪村介绍了自己的写作历程。梁鸿称自己写这样的文章,并不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创作梦,而是出于一种精神上的矛盾和痛苦。最近五六年阅读小说的时候,发现作品的艺术很精美,语言、风格、结构都到了一定程度,甚至过犹不及,但觉得与心灵、与现实太远。尤其是乡土小说中所叙述的,与现实的乡村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乡村状况几乎没有任何对接的地方。这可能不仅仅是文学的主题或形式问题,而是作家和当代现实之间的距离到底有多远的问题,作者心灵与写作对象之间出了问题。在写作的过程中,梁鸿进行了好几种文学样式的转换,她说这一转换过程本身无意间也是和当代文学的某些东西进行对话。最后方式定为以人物自述为中心,以“我”的故乡之行为线索,有点像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调查,使作者、乡村、人物和读者之间心灵是平等和开放的,彼此是可理解的、容纳的。她甚至故意用一种比较粗糙的语言,不要修辞,不要比喻,那种随意的、充满棱角与意外的语言,让读者看到“我”在村里说话、聊天,“我”的乡亲们在乡间地头、房屋门口坐着站着,他们生活,他们痛苦,他们欢笑,也使你和他们一起在现场。首先是行动,走进自己所书写对象的“日常生活”而不是“观念生活”,艺术的构思与语言的推敲都要首先服务于你的人物,要寻找到最适合他们的生命及存在的表达方式,这样作品才会有真正的情感,才能打动人的心灵。

谈到真实性的问题,慕容雪村说到一个困惑,也就是即便是亲身经历,某些记忆依然不能完全可靠,某种时候只能按照自己想象中的真实来写。所以说某个意义上非虚构并不意味着放弃虚构。“但是我还是想尽量地尊重事实,也可能在这个前提下做一点小小的调整。我只能请求读者相信自己的真诚之心。”

目前,国内文学界对“非虚构”这种世界通行的甚至某种程度上可称为主流的写作方式的探索还局限在较窄的领域。研讨会上,、赵瑜、陈晓明、孟繁华、王树增、邢军纪、李云雷等学者和作家就非虚构的文学性、艺术特点和工作方式,它与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的关系,它与小说、散文的异同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大家表示,非虚构是一个广阔的艺术领域,它包含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对非虚构的倡导和推动,将为文学发展打造一个新的充满活力的生长点,由此,将推动文学更有力地重建公共性,重建它与时代、读者和社会的紧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