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程修订案范文
时间：2023-04-01 05:5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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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内容提要: 公司章程作为裁判的法源，在公司法上已经得到确认。与1993年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相比，200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强化了公司章程的裁判法地位。在理论上，关于公司章程作为裁判法源蕴含的法理存在契约说和自治规范说两种基本观点，但这两种观点都难以全面解释公司章程的真实本质。司法实践中对公司章程何以成为裁判的法源，同样存在争议。从公司章程内容所蕴含的法理来讲，公司章程内容可分为合同、自治规范以及根据具体情形确定为合同或自治规范，这种类型化的分析为公司章程成为裁判法的依据找到了正当化的理由。
作为法典化的法律文本，公司法沿袭了民法设总则的立法体例，将一般性规则或抽象的原则前置，使公司法的体系“可以像几何图形一样的由上往下演绎出所需的规范”。[1]这种疑似德国古老的潘德克顿体系的总则，深受立法者和学者的共同青睐，长期以来一直被用来阐释立法目的、法学基本理论及法律的基本原则和原理，并担当起统摄整个规范体系最重要的功能。因此，总则部分的规范总是立法者深思熟虑的结果，每个法条承载着特殊的价值和意义。公司法的总则也是如此。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与1993年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相比，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的总则增加了4个条文，而这增加的部分几乎都与公司章程有关。[2]这凸现了公司章程在整个公司法规范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事实上，当“公司自治”被确立为2005年公司法修订的主题时，公司章程就注定要承担起这一新的立法使命。而这样的结果，最直接的就是导致了公司法规范结构的改变，公司章程成为一个具有内在价值的体系存在于公司法的规范中。仔细揣摩，不难发现，《公司法》总则中有关公司章程的规范演绎了这样一个逻辑，即公司章程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违反公司章程会导致法律上否定性的评价。这就意味着《公司法》总则宣示了公司章程的裁判法地位这样一个事实。《公司法》总则的这种宣示，在整个公司法的规范体系中不断地显现，验证了公司章程所具有的实践性格。从这个意义说上，公司章程已大大超出了一般法律文件的意义，具有丰富的法学内涵。公司章程如何作为裁判的法源，无疑成了公司法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有鉴于此，笔者拟对公司章程作为裁判法源的立法表达与司法实践作番探讨，以期对我国公司法的理论与实践有所助益。
一、公司章程作为裁判法源的立法表达
（一）2005年《公司法》对1993年《公司法》的修订
1993年《公司法》规定，“设立公司必须依照本法制定公司章程”；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则将其修改为“设立公司必须依法制定公司章程”。从“依照本法”到“依法”，虽然寥寥两字之差，但却是立法者对待公司章程态度上所发生的质的变化。1993年《公司法》对如何记载公司章程事项大都有明确的规定，且强行法色彩浓厚，实践中的公司章程基本上是从公司法中剥离出来的，最多做几项“填空”而已。只在个别情形下，允许公司章程对法律的规定予以细化或补充。例如，“董事长、副董事长的产生办法由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除本法有规定的外，由公司章程规定”，等等。公司法并没有给公司自由地制定公司章程留下多少空间，导致出现了千差万别的公司却有着整齐划一的公司章程的现象。可见，1993年《公司法》对公司章程的“法律化”程度是非常高的，在该法唯一的一项有关股东救济的条款中，[3]公司章程的裁判法地位被立法者忽视了，这种状况大大降低了公司章程应有的功能和作用。
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对公司章程的修改，无论从广度还是从深度来看，皆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通过对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的梳理，不难发现，与1993年《公司法》相比，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关于公司章程规范的数量、性质和地位都发生了根本的变革。若不计援引适用的重复规定（如股份有限公司适用有限责任公司的规定），1993年《公司法》共有45个条文涉及公司章程，而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涉及公司章程的规范猛增至64条，其中删除2条、[4]拆分1条、[5]修改4条、[6]新增22条，新增或修正的绝大部分内容体现在进一步尊重公司章程的法律地位、彰显公司章程的司法化理念等方面。尤其是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引入了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或者“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范，从而一改1993年《公司法》仅允许公司章程在个别内容上对法律予以细化或补充的立场，转而允许公司章程排除适用公司法的规定。这样的规范在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上一共有6处，[7]除了股权继承为新增条款外，其余条款都是在1993年《公司法》的基础上修订而来的。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以“但书”的立法技术，将原本为强制性的法律规范转变为任意性的法律规范，从而使公司法的这些规范仅仅具有填补公司章程空白的功能。这一变革使公司章程真正得以成为国家法律规范中的次级法律规范，并成为裁判的法源。
（二）公司章程作为裁判法源在公司法中的体现
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在实质意义上将公司章程作为裁判依据的共有11项规定。[8]在这11项规定中，仅有前3项沿袭了1993年《公司法》的旧制，后8项均为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新增的内容。最高人民法院于2007年正式出台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基本上也印证了《公司法》的这一变化。根据《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规定，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案由多达22种，比2000年颁布实施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多了7种。[9]其中，与公司章程有关的纠纷在这些案由中不同程度地得到了体现。值得一提的是，《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以当事人讼争的法律关系为基础，将1993年《公司法》规定的与公司章程有关的纠纷分别表述为“合同纠纷”、“权属纠纷”和“侵权纠纷”，而《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以民法理论对民事法律关系的分类为基础，将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规定的与公司章程有关的纠纷皆纳入到“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中。表面上看，《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对以法律关系性质作为案由的确定标准并没有改变，似乎只是民事案由体系编排方法上的一种变化，其实不然。这种编排方法不纯粹是编纂的技术，也反映了司法者的理念和价值取向。据不完全统计，从1994年7月1日《公司法》实施到2005年《公司法》修订时为止，《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公布的典型案例共400件左右，其中涉及公司、证券的案件10余件，主要包括股权转让、股票确权、公司收购、股份回购等方面的纠纷。在这10余件案件中，法院只在极个别案件的判决文书中依照《公司法》阐述了判决理由，绝大多数案件法院仍然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作出裁判的。虽然这些典型案例对与公司有关的纠纷而言，或许算不上十分“典型”，但至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1993年《公司法》的司法化程度是相当低的。因此，司法实践中将与公司章程有关的纠纷根据不同情形分别视为合同纠纷、权属纠纷和侵权纠纷，也就不足为奇了。从这个意义上看，《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用“与公司有关的纠纷”统揽这类讼争，折射出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的实践品格。这些纠纷无需像以往那样借助于《民法通则》或《合同法》作出裁判，因为《公司法》为裁判依据提供了充分的制度保障。因此，从适用法的角度讲，可以将“与公司有关的纠纷”解释为“与公司法有关的纠纷”。
二、公司章程作为裁判法源的法理基础之检讨
（一）学说争论
《公司法》虽然有总则的规定，但却无裁判法源之规范，这样当法官裁判案件时可能面临“找法”的难题。事实上，公司章程能否成为裁判法源，或者其作为裁判法源的法理基础是什么，在理论上是有不同看法的。长期以来，在判例和学说中形成了两种主流观点：一些学者认为，公司章程在公司与股东之间产生“法定契约”的效力。这是英美法中比较盛行的观点，大陆法系国家也有部分学者持此种观点。该观点起源于英国的判例法，[10]英国《1985年公司法》第14小节基本上是这种观点成文化的结果。[11]修订后的英国《2006年公司法》虽然对公司章程作出了部分改革，但仍然坚持认为其“是股东与公司之间、股东相互之间的法定契约”。[12]之所以称之为“法定契约”，是因为它不同于“普通契约”的地方在于，公司章程的修改要经过股东大会表决权数的3/4多数同意，而“普通契约”条款的变更只要经过当事人的一致同意。“普通契约”的有些规则不适用于公司章程，如公司章程不能因为错误的意思表示、普通法上的错误、不当影响或者强迫而撤销；公司章程一经登记，即使不能代表股东的真实意思，法院也无权修改；法院也不能从外部情形推断默示条款来补充公司章程等。[13]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公司章程是公司内部的自治规范。其立论的基础在于，“章程不仅对成立当初与公司有关系的人，而且对于因受让股份而成为新的股东，以及成立后选任的董事、监事也具有约束力。这是由于章程具有自治法的性质”。[14]多数大陆法系国家的学者倾向于支持这一观点。
应当说，遵循既有的契约理论来阐释公司章程的基本法理，是有深厚的法制史背景的。追溯公司法制的历史沿革，不难发现，公司法原理最初是从合伙法的规则中脱胎而来的。由于合伙人之间为契约关系，因此，契约法是合伙的规范模式，是公司法的根源。[15]只不过，在公司法的发展过程中，合伙法的规则和契约理论对解释公司法律关系问题逐渐显现出它的局限性，所以在适用民法中有关契约的规定时，“要斟酌民法上关于契约的每一条文所具有的意思之后再决定是否在章程上类推适用”。[16]也正是因为如此，反对契约说的人认为，如果大幅度承认对一般契约的例外，那么公司章程的性质就很难视为契约，而且也没有视为契约的实际意义。[17]
（二）对现有观点的反思
用“法定契约说”或“自治规范说”来解释公司章程所蕴含的法理基础，其背后实质上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裁判思路。“法定契约说”着眼于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认为公司章程使公司与股东、股东与股东等之间存在法定契约关系，这意味着公司章程条款的制定是由公司与股东或股东与股东等相互之间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而“自治规范说”强调的是公司的“自主立法”，[18]站在公司的立场，认为公司制定的章程对包括公司在内的相关当事人具有约束力。两种学说的基本差别在于前者为公司与股东或股东与股东之间的意思表示，后者则为社团的意思表示。析言之，其差别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1）对“法定契约说”而言，制订或者修改公司章程的主体是公司与股东或股东与股东；对“自治规范说”而言，制订或修改公司章程的主体则是公司本身。（2）在“法定契约说”的场合，公司章程的具体条款是公司与股东或股东与股东之间相互合意的结果；而在“自治规范说”的场合，公司章程的内容是在“资本多数决”原则下股东大会决议的结果。可见，两种学说虽然都承认公司章程所具有的规范意义，但对据以作出裁判的法理基础则大相径庭，从中表达了在判决理由上的不同逻辑。
事实上，“法定契约说”主张在适用契约法规则时应作调整和变更，目的无非是为了使裁判具有正当性的基础。但是，在什么情形下应遵守契约法的一般原理和规则，在哪些情形下不适用这些原理和规则，“法定契约说”似乎未能给出清晰的答案。这就容易导致裁判思路的紊乱，从而造成相同案情不同裁判结果的司法窘境。同样，当公司章程排除适用公司法时，依“自治规范说”不加区别地承认“资本多数决”原则，必然引发对公司章程正当性的疑问。迄今为止，两种学说的奉行者仍然相互杯葛，这个问题也就成了公司法理学中待决的历史遗留问题。笔者认为，无论是“法定契约说”还是“自治规范说”，都无法全面揭示公司章程的真实本质。当我们站在某一学说的立场来审视、评判另一种学说的不足与弊端时，会惊奇地发现，两种学说在思维上所犯的其实是同一个错误，那就是公司章程似乎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文件。这种思维错误十分类似于“私法的公法化”这样一种表述。当民法是私法成为学界的共识时，无意间便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私法就是民法，于是，当民法出现公法色彩的规范时，被煞有介事地总结出一个结论，即私法的公法化。显然，这是逻辑思维上的一个错误。因为，如果把民法规范理解为包含私法规范和公法规范的话，是难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的。关于公司章程的两种学说，在思维上也正是犯了这样一个类似的错误。如果把公司章程内容分解的话，恐怕结论就不言自明了。因此，“法定契约说”也好，“自治规范说”也罢，针对的只能是公司章程中不同的具体内容，而不是整个公司章程。
三、公司章程作为裁判法源的司法实践
（一）对公司章程作为裁判法源的经验性考察
公司章程要真正成为裁判的法源，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公司章程的内容必须是有效的。在司法的过程中，违反法律强制性或禁止性规范的行为应归为无效，否则强制或禁止的法意无由贯彻，这一点已成为司法上基本的观念。从反面解释，未与法律的强制性规范或禁止性规范相冲突的行为就是有效的，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经验性的解释方法。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一解释方法的有效性得到了印证；但在特殊情况下，违背强制性规范的行为“亦有仅一部为无效或仅为得撤销或加以别种制裁者，稀有不完全之规定，其违反亦无制裁者”。[19]尤其是在强制性规范未具明文化的情形下，如何认定公司章程的效力就值得认真研究了。
近年来在司法实践中，因公司章程的规定而引发的纠纷不少。其中，多数争议源于对公司法上“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的理解和适用不同所致。公司法在导入公司章程“另有规定”之规范时，未能充分注意到适用公司章程的法理基础，从而出现法律漏洞，以至在司法实践中对公司章程的“另有规定”徒增争议。例如，2007年周岩诉江苏省大丰市丰鹿建材有限公司股东权纠纷一案，[20]被告以原告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由，与原告解除了劳动合同，之后召开股东会议修改公司章程，规定股东因辞职、除名、开除或被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股东会可以决定其股权由其他股东受让。虽然原告对此投了反对票，但被告仍依照公司章程修正案的规定转让了原告的股权，遂引发纠纷，原告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强行转让其股权的股东会决议无效和公司章程部分条款无效。一审法官认为，根据公司法“资本多数决”的基本原则，被告修改公司章程的程序合法，其修改的内容不违反现行法律法规，应为有效。二审法官则认为，股东权的自由转让是股东固有的一项权利，股东权一经设立，除非经合法转让，或由国家强制力予以剥夺，或公司经清算程序予以分配，否则不能被变动。因此，股东权的自由转让原则应理解为强行性法律规范中的效力规定，凡违反该原则，限制股东权自由转让的公司章程条款应归于无效。需要注意的是，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试行）》）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其对此类问题所作的规定是：“公司章程规定股东因退休、解聘、调动等原因离开公司时应将股权转让给其他股东，但未规定具体受让人，且当事人无法协商一致的，股东会确定的股东有权受让该股权”。[21]《意见（试行）》显然与一审法院的主张是一致的。事实上，这类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已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例如，在2006年滕芝青诉江苏省常熟市健发医药有限公司股东权纠纷一案中，[22]法院也认定公司章程修正案所规定的“自然人股东因本人原因离开企业或解职落聘的，必须转让全部出资”的条款无效。可见，各地各级人民法院对公司章程“另有规定”之规范缺乏全体认同的法学思维方法和适用法律的解释方法，这一现象带来的消极后果就是司法难以统一，公司法难以得到社会的认同。[23]
（二）对公司章程内容的类型化分析
基于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所带来的变化，公司章程在司法化的过程中，其作用机理难以单纯用“法定契约说”或“自治规范说”来加以阐释，因此，有必要对公司章程内容作类型化的分析，以便为公司章程成为裁判的法律依据找到正当化的理由。从公司章程内容所蕴含的法理来讲，笔者认为，公司章程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3类，即合同、自治规范以及根据具体情形确定为合同或自治规范。下面分述之。
1.作为合同的公司章程。将公司章程赋予公司与股东之间、股东相互之间合同效力的公司法规范，在公司法上主要体现在股东的出资责任上。这包括：（1）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能按照公司章程履行出资义务时对其他股东的违约责任；（2）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能按照公司章程履行出资义务时其他股东对公司的连带责任；（3）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未能按照公司章程履行出资义务时其他股东对公司的连带责任，等等。[24]立法上“违约责任”、“连带责任”的用语，表明了公司章程有关股东出资的规定，在性质上属于公司与股东、股东与股东之间的合同关系。
2.作为自治规范的公司章程。这部分内容主要有：（1）公司的内部事务管理，包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经营范围、营业期限或其他解散公司的事由；（2）公司机关的权限以及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3）董事的任期、执行董事的职权、董事长、副董事长的产生办法；（4）监事会中股东代表和公司职工代表的比例；（5）公司转投资和为他人提供担保；（6）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转让本公司股份的特别规定，以及董事、经理与公司之间订立合同或进行交易的规定等。其中，关于经理的职权、公司转投资和为他人提供担保、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以及公司法定代表人等规定，在1993年《公司法》上为强制性规范，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则转变为任意性规范，授权公司章程可以对公司法规定予以补充或者排除适用公司法的规定。
3.根据具体情形确定为合同或自治规范的公司章程。这部分内容主要是有关对股东权的“另有规定”，具体包括：（1）股东表决权；（2）股权转让；（3）股权继承；（4）利润分配权。其中，股东权本质上属于股东的私权，而股东与公司又分属于两个不同的人格，因此，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内容究竟是属于契约还是属于自治性规范，不无疑问。笔者认为，公司章程的这类内容应从两个层面加以分析：其一，如果公司章程的“另有规定”平等地对待全体股东，那么，“资本多数决”规则就有适用的空间，这部分内容可被视为自治性规范；其二，如果公司章程“另有规定”针对的是个别股东权，则采取“资本多数决”原则对个别股权予以限制或剥夺缺乏正当的理由，因此，除非依法予以变动，否则，“未经股东同意，不得以章程或股东大会多数决予以剥夺或限制”。[25]在此情形下，公司章程的“另有规定”只能以合同的方式加以规定。[26]不过，关于股权继承，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第76条规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显然，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范围限于具有人身属性的股东资格，而对股权所包含的财产性权利不在其列。立法的用意在于维护有限责任公司“人合”的本质，而非对股权继承作出优于继承法的特别规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是否接纳其合法继承人为股东，取决于其他股东的意思，与死亡股东的意思无关。因此，对股东资格的继承，不具有合同机制存在的基础。在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公司章程对股权继承“另有规定”的，应当“从其规定”。
对公司章程内容类型化的分析具有重大的裁判法意义，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公司章程条款所具有的法学意义。尤其是通过类型化的分析，公司章程每一条款所蕴含的法理基础能够十分清晰地呈现出来，为司法实践中对公司章程条款效力的认定提供了思考的方向。在“法定契约说”十分盛行的英美法系国家，也有学者开始反思公司章程是否真的存在合同机制，提出了“初始章程”与“章程修正案”之间存在实质性差别的观点，即“初始章程存在合同机制，而章程修正案无须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不能视为一种合同，因此，不能直接依赖合同机制的存在作为基础，支持章程修正案排除适用公司法”。[27]将公司章程两分的观点，对认识公司章程的基本法理虽然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由于公司章程的修改有时也可能是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的，因此这种“两分法”也存在某种局限性，无法彻底厘清公司章程作为载判法源的法理基础。由此可见，公司章程内容的类型化分析，不失为一种包含方法、原理的司法化路径。
四、结语
虽然在立法层面上，公司章程作为裁判法源的一种制度性安排已经确立，但在司法层面上对公司章程的司法化却未见成熟。司法实践中对公司章程的不同理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公司成文法的不完善，而公司法又未能给法官提供一种站在立法者的立场去思考问题、遵循稳妥的判例与学说的方法。尤其是“当一种正式的权威性的法律渊源就某个法律问题提供了一个明确的答案时，那么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就不需要亦不应当再诉诸法律的非正式渊源”[28]时，公司章程究竟该如何司法化，是摆在法官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对公司章程内容的类型化，依不同内容蕴含的不同法理将公司章程作为裁判的法源，是笔者的基本观点。无疑，在个案中，通过对公司章程作为裁判法源的解释，从适用公司章程的基本法理中推导出司法判决的个别规范，并提供这些个别规范对其他案件在适用法上的借鉴意义，是公司章程司法化的任务。公司章程已经成为公司法规范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公司章程裁判法源地位的深入研究，目的是为了探明这种规范起作用的基本原理，避免出现面对司法难题而在学理上集体失语的困境。果真如此，笔者作此番探究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注释:
[1]苏永钦：《私法自治中的经济理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2]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总则中涉及公司章程的条文只有一条即第11条有关章程的效力和由章程规定公司的经营范围，而200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总则涉及公司章程的条文增至六条，除了保留原有第11条的内容外，新增了由章程规定法定代表人和公司对外投资或担保、股东违反公司章程的公司法人格否认，以及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会、董事会决议撤销之诉等。
[3]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11条规定：“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侵犯股东合法权益的，股东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要求停止该违法行为和侵害行为的诉讼。”
[4]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84条（公开募集股份的申请）和第165条（发行公司债券的申请）并入200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5]200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将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1条第1款（公司章程的效力）和第2、3款（公司的经营范围）拆分为两条分别规定。
[6]200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将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有关董事、监事、经理的义务的规定（第59条、第61条、第123条、第128条）调整合并为第148条和第149条。
[7]参见2005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42条、第43条、第50条、第72条第4款、第76条、第167条第4款。
[8]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84条、第94条、第104条、第113条、第150条。
[9]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1年第1期；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8年第4期。
[10]see （1882） 8 app cas 65，p.70.
[11]英国《1985年公司法》第14小节规定：“公司章程一经登记，就能约束公司和股东，在某种程度上就相当于每一个股东已在上面签字盖章，并包含每一个股东遵守所有章程条款的约定。”
[12]see companies act 2006 explanatory notes，chapter 2（65）.
[13]see simon goulding，company law，2nd ed.，cavendish publishing limited，london，1999，pp.96-97.
[14][日]龙田节编：《商法略说》，谢次昌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3页。
[15]see paul l. davies（ed.），gower’s principles of modern company law，sweet & maxwell 1997，pp.178-179.
[16][17]参见[韩]李哲松：《韩国公司法》，吴日焕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6页。
[18][28]参见[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21-423页，第415页。
[19]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
[20]参见吴晓峰：《股东权不得依公司章程强行转让》，《法制日报》2007年5月27日。
[21]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3条，http：//lawov.comhtml/ss2n897311214.html，2010-01-05。
[22]参见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2006）常民二初字第335号民事判决书。
[23][26]参见钱玉林：《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检讨》，《法学研究》2009年第2期。
[24]参见2005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84条。
篇2
[关键词]债权；债转股；商业性债转股；法律问题
[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4）47-0171-02
2011年11月23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了《公司债权转股权登记管理办法》，并于2012年1月1日实施，这是我国规范商业性债转股登记管理的第一部行政规章，也标志着国家正从政策性债转股转向商业性债转股。本文在研究商业性债转股涉及的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对商业性债转股操作流程进行探讨，以期对商业性债转股实践有所帮助。
1商业性债转股概述
债转股即债权转股权的简称，根据《公司债权转股权登记管理办法》第2条：“债转股是指债权人以其依法享有的对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债权，转为公司股权，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行为”。
目前，我国并存着两种债转股形式，一是政策性债转股；二是商业性债转股。债转股最初是为化解国有商业银行不良债权所设定的一种政策性制度。国务院以及国家有关部委了相关行政法规和规章对之加以规范。例如，国家经贸委、中国人民银行于1999年7月30日的《关于实施债权转股权若干问题的意见》，国家经贸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于1999年11月23日的《企业债转股方案审核规定》等。此类债转股常被称为“政策性债转股”。除政策性债转股外，其他公司制企业所实施的债转股通常被称之为“商业性债转股”。因政策性债转股有特定的法律法规进行规范，因此，本文将主要针对《公司债权转股权登记管理办法》界定的商业性债转股予以论述。
2商业性债转股的法律分析
一般来说，商业性债转股主要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公司债权转股权登记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商业性债转股涉及公司非货币出资方式问题，2005年《公司法》修订前，我国《公司法》对公司股东的出资形式一直是采取列举的方式加以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显而易见，债权并未作为一种出资形式，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2005年《公司法》修订前，债权并不是一种我国《公司法》所认可的出资形式。2005年《公司法》修订后，包括2013年修订的《公司法》第27条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这一规定以“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取代了原来全面列举式的规定，实质性地扩大了股东出资的范围，同时也将符合条件的债权纳入了可用以出资的财产范围。而且2005年《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修订后，包括2014年修订的《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14条规定“股东的出资方式应当符合《公司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但股东不得以劳务、信用、自然人姓名、商誉、特许经营权或者设定担保的财产等作价出资。”亦未排除债权不能作为股东的出资形式。因此，实质上，债权作为非货币出资的形式是在2005年《公司法》以及《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修订后才得到了法律认可。
然而，在实际的经济活动中，商业性债转股早已开始实践，例如2003年2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对商业性债转股纠纷有如下规定：“第14条，债权人与债务人自愿达成债权转股权协议，且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在审理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中，应当确认债权转股权协议有效。政策性债权转股权，按照国务院有关的规定处理；第15条，债务人以隐瞒企业资产或者虚列企业资产为手段，骗取债权人与其签订债权转股权协议，债权人在法定期间内行使撤销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债权转股权协议被撤销后，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清偿债务：第16条，部分债权人进行债权转股权的行为，不影响其他债权人向债务人主张债权。”从实质上来讲，该司法解释已经认可了商业性债转股的法律效力。
虽然，现《公司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未排除债权作为出资形式，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亦对商业性债转股的法律效力进行了认可。但直至2011年11月23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制定并颁布了《公司债权转股权登记管理办法》，并于 2012 年 1 月 1 日实施后，我国才正式有了第一部关于商业性债转股的行政规章，结束了办理商业性债转股工商登记时无法可依的局面，初步形成了商业性债转股的法律体系。
3商业性债转股的操作流程
根据上述相关法律法规及商业性债转股实践，一般来说，商业性债转股在实务中的操作流程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3.1明确商业性债转股的范围
根据《公司债权转股权登记管理办法》第3条：“债权转股权的登记管理，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适用本办法：①公司经营中债权人与公司之间产生的合同之债，债权人已经履行债权所对应的合同义务，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或者公司章程的禁止性规定；②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确认的债权；③公司破产重整或者和解期间，列入经人民法院批准的重整计划或者裁定认可的和解协议的债权。”因此，商业性债转股仅适用于以上三种债权形式，这是实施商业性债转股的前提条件。
3.2明确施行债转股是否必须经过政府主管部门批准
根据《公司债权转股权登记管理办法》第5条：“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债权转股权须经批准的，应当依法经过批准。”因此，考虑到债权本身的特性，比如债务企业系国有企业的，施行债转股也许必须经过政府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实施。
3.3制定债转股方案
该债转股方案须符合公司章程，并经债务企业股东（大）会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表决通过。
根据《公司法》第11条规定“设立公司必须依法制定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约束力。”因此，债转股方案必须符合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根据《公司法》第43条规定“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而债转股必然涉及注册资本的变化，因此，债转股方案必须经债务企业股东（大）会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表决通过。
3.4具有资质的验资机构对债务企业的资产、债务评估
出具验资证明，且债权转股权的作价出资金额须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根据《公司法》第27条规定“对作为出资的非货币财产应当评估作价，核实财产，不得高估或者低估作价。法律、行政法规对评估作价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根据《公司债权转股权登记管理办法》第6条规定“债权转股权作价出资金额与其他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金额之和，不得高于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七十。”
根据《公司债权转股权登记管理办法》第8条规定“用以转为股权的债权，应当经依法设立的资产评估机构评估。债权转股权的作价出资金额不得高于该债权的评估值。”
根据《公司债权转股权登记管理办法》第10条规定“公司提交的股东（大）会决议应当确认债权作价出资金额并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债权作为非货币资产，因此，在进行债转股中必须对作为出资的债权必须进行评估，且债权转股权的作价出资金额须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3.5债权人、债务企业、债务企业股东三方达成债转股意向，签订债转股协议债转股比例的确定关系到债权人、债务企业、债务企业股东三方的切身利益，是债转股操作中的关键环节。例如，债转股最简单的方式是 1∶1 转股，假设评估的净资产为a，拟转股本的负债为 b，则进行 1∶1 转股后债权人所占股份为：b÷（a+b）×100%。
3.6债务企业应依法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变更登记根据《公司债权转股权登记管理办法》第9条规定“债权转为股权的，公司应当依法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变更登记。”
篇3
一、公司治理总体来说比较规范,但也还存在以下一些问题:
1,《公司章程》尚未完全按照《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6年修订)》修改;
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已在2016年度股东大会对《公司章程》中股东大会召开通知等内容作了部分修改,但是还有大部分条款未进行修改.公司将在情况明了后对《公司章程》进行全面修改,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公司部分制度尚待修订与完善;
(1)公司需要对内控制度进行完整的评估并形成自我评估报告;
(2)公司需建立《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3,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工作尚未完成.
由于公司第一大非流通股股东与第一大流通股股东对公司股改方案未达成一致意见,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提出的两次股改方案都未获通过.公司将促进大股东之间加强沟通,尽快就股改方案达成一致意见,以启动第三次股改.
4,期权激励工作尚未开展
由于公司未完成股改,无法实施有效的期权激励.董事会将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出台期权激励方案,待股改完成后实施.
为了向广大投资者全面扼要地揭示公司的治理架构,使投资者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治理情况,公司对治理情况进行了自查,并拟订了该份治理报告.针对上述几方面的问题,公司已制订了整改计划.并将自查报告全文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公司网站,诚挚希望广大投资者对公司治理提出宝贵意见建议,促进公司提升治理水平,以更持久,更健康,更稳健的发展回报投资者.
二,公司治理概况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的要求,不断完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层独立运作,相互制衡的公司治理结构.下:
股东大会方面:股东大会为公司最高权力机构,公司股东大会依据相关规定认真行使法定职权,严格遵守表决事项和表决程序的有关规定.公司历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均由律师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股东大会合法,合规的法律意见.
董事与董事会方面:公司共有9名董事,其中独立董事3名,董事会人数和人员构成符合法律,法规和《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的要求.公司严格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选聘程序选举董事.公司各位董事能够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出席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在召开会议前,能够主动调查,获取做出决议所需要的情况和资料,认真审阅各项议案,为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重要决策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能够积极参加有关培训,熟悉有关法律法规,了解作为董事的权利,义务和责任.
监事与监事会方面:公司共有5名监事,其中职工监事2名,监事会的人数和人员结构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监事能够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能够本着对股东负责的态度,对公司财务和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履行职责的合法合规性进行监督.
与控股股东的关系方面:公司与控股股东严格执行"五分开",公司与控股股东基本上实行了人员,资产,财务分开,机构,业务独立,各自独立核算,独立承担责任和风险.公司没有为控股股东及其控股子公司,附属企业提供担保或提供资金.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企业也没有挤占,挪用本公司资金.公司通过积极采取措施降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企业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控股股东提出并保证切实履行股东的职责,确保与公司在人员,资产,财务上分开,在机构,业务方面独立,不越过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直接或间接干预公司的重大决策及依法开展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利用资产重组等方式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内部控制制度方面:公司根据政策要求和自身经营情况需求,制定了各项内控制度,并得到较好的落实.公司制定了《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和《总经理工作细则》,使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在运作中,总经理在工作中严格按照上述规则执行;公司制定了涵盖公司各营运环节的内部管理制度;公司明确各部门,岗位的目标,职责和权限,建立相关部门之间,岗位之间的制衡和监督机制,并设立了内部审计部门.
信息披露方面:公司指定《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为公司信息披露的报纸,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披露信息.并主动,及时地披露所有可能对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决策产生实质性影响的信息,保证所有股东有平等的机会获得信息.
绩效评价与激励约束机制方面:公司已经建立了公正,透明的高级管理人员的绩效评价标准与激励约束机制,并逐步加以完善.由于公司未完成股改,无法实施有效的期权激励.
相关利益者方面:公司能够充分尊重和维护相关利益者的合法权益,实现股东,员工,社会等各方利益的协调平衡,共同推动公司持续,健康的发展.
篇4
一、基本情况
全省第一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告一段落后，校党委就后续整改工作进行了再安排再部署。根据省活动办要求，学校制定了《青海广播电视大学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班子整改方案》，瞄准问题，明晰了六个方面、20项整改内容。同时，制定了制度建设计划，从8个方面加强建章立制，其中修订完善的制度13项，新建制度11项。主要涉及密切联系群众，规范决策、权力运行，厉行勤俭节约，整治文山会海，加强干部教师培训、绩效考核，加强校园稳定，规范运行质效，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等方面。
需要说明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大学为系统办学，其州、县电大均隶属于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管理，省电大进行教学指导。除省校(总部)为第一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试点单位外，各州、县电大根据省活动办安排部署，均随各地进入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单位。因此，学校根据省活动办《通知》中有关的工作任务落实情况，重点针对学校自身工作开展了认真自查。
二、主要任务落实情况
一是在整治工作作风方面：制定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工作作风的实施办法》，从开展调查研究、服务师生、改进宣传报道、厉行节约、加强督查等方面提出了改进作风的具体措施。我校按照《办法》的各项要求，在全校认真开展了作风建设年、师德师风建设年、整顿工作纪律等系列活动，加强了日常监督，严肃了工作纪律，通过一系列活动的开展，促进了工作作风的进一步转变，教职工精神面貌发生了明显变化，增强了工作干劲。
二是在整治文山会海方面：以规范会议为突破口，修订完善了《校党委会议事规则》、《校长办公会议事规则》、《学校各类会议管理办法》，精简会议规模和数量、规范会议管理，精简全省性电大系统工作会议2个;以公文管理为切入点，修订了《青海广播电视大学公文规范管理办法》、《青海广播电视大学关于进一步规范会议和材料的规定》，学校党政文件得到有效精简，今年校内全面启用了电子公文系统，发件印制数量大幅减少。
三是在整治庸懒散现象方面：修订完善了《学校各部门工作职责和岗位职责》、《校内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考核办法》和《教职工年度考核办法》，明确职能、职责任务和岗位要求，提高部门工作运行质量和效能。通过绩效考核带动干部职工恪尽职守、爱岗敬业，增强了内驱力、执行力和创造力。同时，校组织人事处加大了工作时间巡查力度，严格执行考勤制度和职工外出请销假制度，有效遏制了个别部门存在的庸懒散现象。
四是在整治三公经费方面：学校对公务接待、公务用车和因公出国(境)经费进行了全面清理，严格执行省财政下达的三公经费预算标准，厉行勤俭节约，经费使用符合财务管理规定，并进行全校公示，加强财务公开和群众监督。2013年学校三公经费支出较上年同期压缩15.85万元。同时，为加强纪检监察和审计工作，制定了《青海广播电视大学内部审计工作办法》、《青海广播电视大学廉政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管理办法》营造了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
五是在加强制度建设方面。针对教职工提出的加强制度建设，规范内部管理等问题，校领导班子在广泛调研基础上，新建了《青海广播电视大学调研工作制度》、《学校学术委员会章程》，为探索现代大学制度提供了组织和制度保证;新成立了教学工作委员会，制定了《青海广播电视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明确职责和运作范围，形成了有利于维护学校的学术声誉、严谨学风和相应的学术规范;修订《青海广播电视大学教学事故认定处理办法》，加强教学及教学管理工作的规范有序，为防范和有效地处理各类教学事故的发生提供了制度保障和政策依据;修订了《青海广播电视大学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办法》，确保了校园的安全稳定。
三、存在不足和后续整改思路
在学校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的正确领导下，我校教育实践活动整改落实、建章立制工作按照既定目标有效推进，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个别党支部对承担的整改任务重视不够，存在思想松懈的现象;二是个别整改任务没有完全按照时限要求落实到位，需要抓紧整改。
反对，改进作风是一项长期任务。我校将按照省活动办的部署和要求，认真总结前一段工作，进一步巩固在理论上、实践上已取得的成果，针对尚未整改到位的问题，狠抓工作落实，持之以恒，常抓不懈，抓出成效。
我校后续整改工作思路是：认真按照中央和省委关于第一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收尾不收场的要求，以反对，正风肃纪为核心，以落实整改方案、制度建设计划和专项整治方案为抓手，统筹推进、逐项落实，不断巩固和深化教育实践活动成果，为全面加强学校党的建设，推动电大转型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思想和作风保证。
一是强化整改落实。全面落实《青海广播电视大学领导班子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整改方案》，继续聚焦坚持领导带头，以身作则，发挥表率作用，通过主要领导带班子成员，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坚持求真务实，立说立改，既着眼长远立规矩、定制度，又立足当前抓整改、促落实，用整改成效取信于师生。
篇5
为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走内涵发展之路，创建学习型学校，更好地适应新课程改革的发展需要，营造“读教育名著，学教育理论，导教育实践”的氛围，为读书爱好者搭建交流的平台，平度实验小学根据市教体局读书工程的要求，成立了“苔花”教师读书社团，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一、积极发动，入社自愿。
学校领导非常重视教师读书社团的成立，学校行政班子研究讨论通过活动的启动，成立预备小组，制定活动社团方案，起草《读书社团章程》草案，由教科室组织宣传发动有志于读书的学校教师积极自愿参与，填写表格，吸纳社员。经过组织发动，有三十七名爱好读书的老师加入到社团中。
二、评选社长和组长，讨论修订《读书社团章程》草案。
5月中旬，学校组织社团成员召开了一次预备会议。会上，社团成员们首先评选出了社长和副社长。接着，社长张淑爱宣读了《实验小学“苔花”教师读书社团章程》草案，并把此草案发动学校内部邮箱里供社员们讨论修改，在启动仪式前修改完毕。最后，社团根据年级组和教研组的位置分成了三个读书小组，评选出了组长和副组长。
三、举行读书社团成立仪式。
6月4日下午，实验小学“苔花”教师读书社团在多功能厅举行启动仪式。市教科所的陈同亮所长作为特邀嘉宾参加了本次活动。
王瑞芹副校长进行了热情洋溢、充满期许的动员讲话，希望大家通过读书实现心灵的成长和专业的成长，通过读书汲取智慧，做一个有情趣、有智慧的教师。副社长宣读了社团章程和社团成员名单。接着，社团代表马春波老师就平时的读书体会谈了自己的心得与收获。特邀嘉宾陈所长和王校长在现场给社团成员代表们分发了精美的图书。最后，陈所长在总结讲话中对读书社团提出了几点建议：要充分发挥好团队读书学习的积极作用，以达到个人学习所不能及的读书境界。坚持读好书，不搞形式主义，要以书为友，努力提高教师专业成长，做一名有智慧的实小教育人。
四、分散与集中相结合，活动形式多种多样。
为了不影响老师的正常上课和教学工作，实验小学教师读书社团的活动主要形式是每月一次的集中读书活动和平时的分散读书相结合，也可以是节假日三个一群，两个一伙与孩子们一起的外出采风、读书交流活动。正像陈所长所说，我们不搞形式主义，我们要的是老师们能真正的静下心来读书。
篇6
xxx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方案
年
月
日
为进一步加快公司发展，优化股权结构，推进管理和体制创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特制订本方案。
一、增资扩股的原因和目的
2001年8月，公司经整体改制，成立了有限责任公司，通过体制创新、机制转换和加强管理，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企业活力不断增强，新体制的优越性初见端倪。目前公司还处在结构调整和开拓发展的“创业期”，生产经营尚未完全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亟待通过现有产业扩能，投资开发新的经营项目等方式做强做实企业，提高经济效益和维护股东权益。但是，公司现有股本规模和股权结构已经限制了企业的经营发展和对外开拓。一是公司现有的注册资本不能真正体现公司目前所占有、使用的资产总量；二是现有股权结构过于分散，无法体现责任与风险、利益的统一关系，同时也抑制了企业的活力，延缓了对市场变化和市场机遇的反应，从而降低了企业发展和竞争能力；三是现有的企业规模与公司的战略规划和发展要求不相适应。因此，需要通过增资扩股，增加公司注册资本，
优化股权结构，提高开拓发展能力和经营决策的效率，以维护股东权益和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二、增资扩股的规模及公司总股本：
现公司注册资本为AAA万元，拟增资扩股到BBB万元。计划募集资金CCC万元。
三、增资募股方式和对象：
本次增资扩股采取定向募集方式。
对象为：XXX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现职中高级管理人员和主办科员、正副车间主任等生产和工作骨干。本次增资募股出资额、比例及出资方式如下：
[b]股东出资额、比例及出资方式[/b][b][/b]
[b]单位：元[/b][table][tr][td]
[b]股东[/b]
[b]姓名[/b][/td][td]
[b]股东[/b]
[b]性质[/b][/td][td]
[b]原持股[/b]
[b]份额[/b][/td][td]
[b]本次增资扩股出资额[/b][/td][td]
[b]出资方式[/b][/td][td]
[b]增资扩股后合计持股[/b][/td][td]
[b]占注册资本（%[/b][b]）[/b][/td][/tr][tr][td]
XX公司
[/td][td]
老股东[/td][td]
[/td][td]
[/td][td]
现金实物[/td][td]
[/td][td]
[/td][/tr][tr][td]
XX公司工会
其中：
王XX
期 股[/td][td]
老股东[/td][td]
[/td][td]
[/td][td]
现金
现金[/td][td]
[/td][td]
[/td][/tr][tr][td]
曹XX[/td][td]
老股东[/td][td]
[/td][td]
[/td][td]
现金[/td][td]
[/td][td]
[/td][/tr][tr][td]
陈XX[/td][td]
老股东[/td][td]
[/td][td]
[/td][td]
现金[/td][td]
[/td][td]
[/td][/tr][tr][td]
合计[/td][td]
[/td][td]
[/td][td]
[/td][td]
[/td][td]
[/td][td]
[/td][/tr][/table]
说明:①、XX公司工会本次出资为187万元，其中陆XXAA万元、中层管理人员及正副车间主任10人（每人B万元）计BB万元、设期股BB万元；
②、期股由XX投资公司垫付，董事长代持，在下次股本调整时由涉及岗位变动及新进员工实持（为现金认购）。
四、增资扩股用途：
本次增资扩股所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公司现有产业（XXX）的扩能、现有厂区的开发利用及其他新项目的开发。
五、增资扩股的办法：
1、本次增资扩股，由出资者自筹资金。XXX投资有限公司以现金和实物资产出资；自然人股东和持股会员以现金方式出资，不设配股。
2、增资扩股后，原股东权益由新老股东按增资扩股后的出资额共享。
3、本次增资扩股，由股东大会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经原登记机关办理变更手续，并予以公告。
六、增资扩股步骤：
1、召开股东大会，审议增资扩股方案。
2、由本次增资扩股的出资对象填报“入股申请书”。
3、经公司董事会确认后，发放股权认购证。
4、出资对象凭认购证和本人身份证在规定的时间内将现金交财务科，逾期作放弃处理。
5、财务科凭股权认购证和交款单发放记名出资证明。
七、其它事项：
1、出资者自愿认购股金。按岗位职务设立认购上限，在其上限范围内按照自愿原则进行认购，不强求、不摊派。为确保公司股本总额，如募集资金不足XXXX万元，缺额股份由XXX投资公司认购。
2、自然人股东及持股会会员本次增资按《公司员工激励条例》的有关规定，在五年内按1：2的比例给予分红。
3、出资者认股后，公司只对有资格的出资人员负责，员工中代购股等所引起的纠纷，公司概不负责。
篇7
【关键词】上市公司反收购章程法律规制
我国1993年发生的“宝廷事件”拉开了中国上市公司收购的序幕,也揭开了我国上市公司收购与反收购的历史。宝延事件之后,许多上市公司对反收购问题给予了高度的重视,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反收购预防措施,比如实行员工内部持股计划,通过配送股推出金融新品种(如可转换债券等)增大股本等,但最普遍采用的是在公司章程中增订反收购条款,如董事会改选人数的限制、公司回购股份等。这方面我国最典型的案例是大港油田入主爱使股份受阻。[1]爱使股份反收购虽未全部成功,但其董事及高管人员得以保留的结果,使爱使股份成为当时证券市场上引人瞩目的焦点。
同样,与爱使股份一样,方正科技也是我国股市上的“三无概念股”。由北京裕兴公司联手其他几家公司举牌收购方正科技,引发的方正科技股权之争,以北京裕兴等公司无法入主方正科技,收购失败而落下帷幕,一场沸沸扬扬的股权控制大战暂告结束。[2]方正科技董事会反收购行为是否合法也已引发争议。
以上两个案例,均涉及公司章程中反收购条款是否有效的问题。所谓公司章程,乃规定公司组织及活动之根本规则,可谓居于宪法之地位,举凡公司之基本权益关系与组织架构,皆须透过章程加以厘定,借此对于公司员工、股东、债权人甚或社会大众产生规制之作用。根据各国公司立法或者司法的通例,公司章程作为公司重要的法律文件,对于公司本身及其股东、董事、经理的行为均具有直接约束效力。[3]对于上市公司而言,章程的意义尤为重大,因为公司治理和公司控制权变更等可能对证券市场产生重大影响的事宜通常都透过公司章程加以安排。在我国,随着股权分置改革这一证券市场重大变革的圆满完成和全流通时代的到来,收购与反收购势必日渐增加。在此过程中,公司章程不可避免地成为原股东、潜在收购者、管理层等各方角力的工具。在实践中,对于反收购的诸种措施,通常都通过公司章程作出安排。反收购中公司章程的应用通常存在如下情况:
1驱鲨剂条款
所谓驱鲨剂,是指公司出于反收购的目的,在公司章程中设置的一些作为收购障碍的条款,又被称为“箭猪条款”或“反接收条款”。在我国上市公司反收购实例中,“驱鲨剂”条款出现了以下两种:
1.1限制大股东表决权条款和董事资格条款[4]
投票权是股东最高决策权的核心内容,其中选举董事会成员的表决权又是重中之重。因此,实践中限制大股东表决权通常与董事资格条款联系在一起。董事资格限制是指规定董事的任职条件,非具备某些特定条件者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在收购发生以后,通过董事资格某些特定的条件来限制收购方进入董事会,从而阻止收购方取得公司控制权。比如新大洲案。[5]
董事资格是担任董事的条件,是某人能否进入董事会的前提条件,也是法律为防止无才无德之士混入董事会滥用董事职权而确立的预防性制度。因此,各国大多对董事资格作了积极资格和消极资格两个方面的限定。董事的积极资格是指董事任职必须具备的条件,如持股条件、国籍条件、身份条件和年龄条件等。董事的消极资格是指不得担任董事职务的条件和情形,如品行条件、兼职条件等。
我国《公司法》第147条第1款对董事的消极资格作了明确规定,但未就董事的积极资格作出规定。对此,依照《公司法》所奉行的加强公司自治的立法精神,应认为法律允许上市公司在不违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与公序良俗的情况下,通过章程对董事任职资格作进一步的限定。因此,我国上市公司可以采用这一反收购措施。[6]
1.2分级分期董事会条款
分级分期董事会[7]又可称为董事会轮选制,是指公司章程规定董事的更换每年只能改选其中的一定比例(如1/2或者1/3等)。在实施董事会轮选制情况下,收购者即使收购到了足量的股权,也无法对董事会做出实质性改组,因为董事会的大部分董事还是原来的董事,他们仍掌握着多数表决权,进而控制着公司。
在我国上市公司实践中,新大洲为实施反收购而修订的章程增加了以下内容:董事会每年更换和改选的董事人数最多为董事会总人数的1/3。这是上述所称的分级分期董事会制度的简单应用。这一措施的意图非常明确,就是保证公司现有实际控制人牢牢掌控话语权,给潜在收购方增加收购难度。因此,分级分期董事会条款明显减缓了收购人控制目标公司董事会的进程,使得收购人不得不三思而后行,从而有利于抵御敌意收购。这样就降低了收购者的收购意向,并提高收购者获得财务支持的难度,但其弊端是只能推迟控制董事会的速度,不能最终阻止收购方控制公司。总的来看,董事会轮选制是一种对股价影响较小而又非常有力的反并购策略。但实践表明,近几年来采用这一策略的公司数量正在下降。
2“焦土政策”
所谓“焦土政策”,是指公司遇到敌意收购而无力反击时,采取出售优质资产或者购置劣质资产甚至主动增加负债等手段在短期内恶化公司财务状况,从而消除收购方实施收购意图的措施。对于这种措施,公司通常也在公司章程中作出明确规定。焦土政策包含出售“冠珠”和“虚胖战术”等。所谓冠珠,是指公司中具有吸引力和收购价值的资产部分。将冠珠售出或者抵押,可以消除收购的诱因。比如,与白衣骑士订立协议使白衣骑士获得“冠珠”,如果白衣骑士在收购战中没有获得目标公司全部股份的话。如上所述,这种方式称之为“锁定交易”。虚胖战术做法多样,包括购入无关或者盈利能力差的资产、大量增加公司负债、进行无效和长期的投资等。
“焦土政策”实际上是一种两败俱伤的做法,对收购人来说无法完成收购的目的,对目标公司来说财务状况在短期内急剧恶化。这两种方式都能阻止收购者。收购者想利用目标公司弥补其收购支出是不可能了,而该目标公司可能身负债务,收购已经变得没有意义了。
3“金色降落伞计划”
这一计划是指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被并购接管且自己被解职的时候,可从公司一次性领取高额的安置费。这种方法可以增加收购方的收购成本,降低其收购后的公司的预期利益。[8]与之类似,还有针对于较低层管理人员和一般雇员的“灰色降落伞计划”和“锡降落伞计划”。从反收购角度来看,上述策略将加大收购成本或者增加目标公司的现金支出从而阻碍收购。通过上述方式在保障有关管理人员优厚待遇的同时,增加公司被收购的难度。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尚未发生类似案例。
篇8
实践中，一些公司的章程往往规定，对某些股东滥用股东权利，利用董事或高管职位假公济私给公司带来损害的行为，公司权力机关（股东会或董事会）可以以决议形式剥夺该股东的股东资格。对于该种条款的效力，由于法律并无明文规定，引起争议并导致诉讼的情况并不鲜见。
必须根本性违约
有限责任公司归根结底是一种契约型的企业组织形式，公司各股东根据股东协议和公司章程行使权利、承担义务。如同自然人之间的血缘关系一样，股东资格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由此，对于股东资格的剥夺，法律当然会加以限制。具体而言，作为一种企业组织形式，其应遵循公司法的规定；根据契约型的特点，也应遵守合同法的相关规定。
从合同法的角度看，股东除名要求被除名的股东存在根本性违约行为。什么是根本性违约？遵照公司法和合同法，首先，该股东违反股东之间的协议或公司章程所确定的股东的义务；其次，该等违约行为导致公司其他股东利益受到损害，使其他股东基于设立公司目的的期待利益难以实现。从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角度来看，被除名股东的行为已经严重损害了股东之间的信任和合作关系，被除名股东又拒绝修复已受损害的股东关系或者修复这种关系已无可能。例如：股东拒绝出资，经催告在合理期限内亦拒绝出资，该股东已经以其行为表明不愿意修复股东之间的关系，可视为根本性违约。
2007年11月，北京城建集团（600266）将其旗下的北京城建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改制，北京瑞丰恒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协议注资2.235亿元，成为城建四公司第一大股东，持有74.5%的股权。瑞丰恒基在注资4005.552万元后以城建四公司财务造假为由拒绝履行继续出资义务。2008年底，城建四公司股东会否决了瑞丰恒基的股东资格。2009年10月，北京一中院认为瑞丰恒基构成了根本性违约，使股东各方的期待利益难以实现，判决解除双方资产重组协议，瑞丰恒基的股东资格随之解除。
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目前公司法对于小股东的利益保护较弱，解除股东资格也就成了大股东欺压小股东的杀手锏。
抽逃部分出资不能“开除”
我国《公司法》规定股东负有不延迟地缴付注册资本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司法》的司法解释（三）第十八条明确，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全部出资，经公司催告缴纳或者返还，其在合理期间内仍未缴纳或者返还出资，公司股东会可以解除该股东的股东资格。股东未实际出资，一般不影响股东资格，但如果股东未实际出资，经追讨后仍不出资，则损害了股东之间的信任关系，股东可以向法院提起解除出资不实股东的资格。另外，该诉讼为形成之诉，并非确认之诉。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这种情形下剥夺股东资格的前提是：必须是全部未出资，如果仅缴付了一部分，尚有部分未缴付，则不能剥夺其股东资格；必须是抽逃全部出资，抽逃部分出资则不能剥夺其股东资格；必须是经催告，在合理期限内仍未缴纳或者返还出资；在争议当事人对是否已经出资具有争议的情况下，需要首先通过诉讼确定是否缴付了出资，不宜直接将股东除名。
2012年初，ST思达（000676）控股子公司、上海英迈吉东影图像设备有限公司，开除其股东王满仓股东资格纠纷案，在上海浦东法院开庭审理。上海英迈吉称王满仓未履行出资义务，从而以股东会决议形式开除了其股东资格。庭审表明，王满仓至少履行了部分出资义务，因此上海英迈吉败诉在所难免。
穷尽救济前慎用除名
一些公司章程规定，如果担任公司董事或高管的股东违反勤勉或忠实义务的，公司股东会可以将该股东予以除名。一家有限责任公司的章程就规定：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如果利用职务便利收受商业贿赂的，公司股东会可以将其除名。这种规定是否有效？学理界及司法界对此持不同的看法。
有人认为，公司法作为一部私法，应遵循法无明文禁止则视为允许的原则。公司章程是股东各方订立的，目前并无法律禁止该种约定，所以应为有效。这种说法有失偏颇。公司章程规定的除名条款的有效性不可一概而论，而必须根据个案情况，确定该股东是否构成根本性违约。如构成根本性违约，则可以剥夺其股东资格，否则不能剥夺。此时公司可以通过其他民事途径寻求司法救济。
结合司法判例，笔者认为，公司章程如果规定了股东除名的条款，那么这些条款必须满足以下条件方为有效条款：股东违反的是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且给公司带来重大损害，构成根本性违约；必须穷尽内部救济程序后方可以予以除名。
除名是对公司股东最为严厉的制裁手段，所以必须给予合理限制。例如，公司未缴纳出资时，必须予以合理期限的催促期，督促其补足出资；当担任董事或高管的股东有违反公司章程的行为时，公司可以以有权机构通过决议免去其董事或高管职务来缓和紧张气氛。如果没有穷尽内部救济程序而断然开除其股东资格，法律恐怕难以支持。
此外还须注意，股东身份的剥夺是否支付了对价。当剥夺一个股东的身份时，除未完全出资外，其他情形下股东已经履行了出资义务，因此，将某股东除名时应支付合理的对价。这种合理的对价在司法实践中一般以公司净资产为基准，或由各方共同委托的中介机构认定。
激励违约也是除名依据
股东协议，是股东之间的协议，确定股东各方的权利义务与出资目的。一些有限责任公司为了激励的目的，允许一些核心管理人员持有公司股份，但同时加以一些限定条件。例如，约定该管理人员三年内离职时须将持有的公司股份按原价转让给公司指定的其他股东，五年内离职时须将持有的公司的股份按对应的公司净资产转让给公司指定的其他股东等。
该等约定应为有效。首先它不违反法律规定；其次，如果持股的管理人员离职，不被解除股东资格，则激励的目的难以达到，离职人员拒绝退出便构成了根本性违约。因此，司法实践认为这种约定是有效的。从而，股东协议亦是股东除名的依据之一。
篇9
（.......学校理事会会议通过，2020年12月8日.....学校董事会会议修订通过。）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明确学校法律地位，规范学校办学行为，保护举办者（出资人）、学校、教职工和学生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等规定，结合实际，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学校设立时名称为“掇刀区星辰艺术培训学校”，后同时使用“掇刀区星辰艺术培训学校”名称。2020年后停止使用“掇刀区星辰艺术培训学校”名称。学校现名为“星辰艺术培训学校”。
第三条学校是举办者利用非国有资产自愿举办的从事教育服务的营利性社会组织，属于民办非企业单位。
第四条学校以培养普及艺术教育，提高全民素质办学宗旨，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遵守社会主义道德风尚，遵循教育基本规律，面向全体学生，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努力培养合格人才。
第五条学校的审批机关即业务主管单位为荆门市掇刀区教育局，登记管理机关为掇刀区行政审批局。
第六条学校依法接受审批机关（业务主管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的业务指导、监督管理和年度检查。
第七条学校的住所地为荆门市掇刀区关公大道55号。
第二章举办者、开办资金和业务范围
第八条学校的举办者是吴晓蝶、吴国平、吕正旭。
第九条举办者享有下列权利：
（一）制订学校章程；
（二）推荐董事和监事；
（三）了解学校的办学情况和财务状况；
（四）查阅董事会会议记录和学校财务会计报告。
第十条学校开办资金为人民币10万元，由举办者吴晓蝶、吴国平、吕正旭出资。各举办者出资情况如下：
出资人
**
**
合计
出资额（万元）
占总出资比例
第十一条学校的业务范围即办学内容为少儿舞蹈、成人舞蹈、瑜伽、美术、跆拳道、口才、乐器。具体内容如下：
（一）学校类型：民办艺术类盈利性培训机构。
（二）办学形式：业余。
（三）办学规模：200人（学生）。
（四）招生范围：主要面向荆门地区招生。
（五）招生对象：少儿、成人。
第三章组织管理制度
第十二条学校设立董事会，由吴晓蝶、吕正旭、吴国平3人组成。 董事会是学校的决策机构，组成人员名单报审批机关（业务主管单位）、登记管理机关备案。
第十三条董事会由举办者（出资人）代表、校长、教职工代表组成，其中1／3以上的董事必须具有5年以上教育教学经验。首届董事会由举办者推选；个别董事离职，由董事会会议确认；增补个别董事，由董事会会议选举。董事每届任期3年，任期届满，连选可以连任。董事会在职人数少于1／2时，即宣布解散，并组建新一届董事会。
第十四条董事会行使下列事项的决定权：
（一）聘任、解聘校长和由校长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副校长及学校财务负责人；
（二）修改学校章程和制定学校规章制度；
（三）制定学校发展规划，批准年度工作计划；
（四）筹集办学经费，审核预算、决算；
（五）决定教职工的编制定额和工资标准；
（六）决定学校的分立、合并、终止；
（七）罢免、增补董事；
（八）决定学校内部机构的设置；
（九）决定学校其他重大事项。
第十五条董事会每年至少召开2次会议。在董事长认为必要或者超过1／3的董事提议的情况下，应当及时召开董事会会议。
第十六条董事会会议召开前，应由董事长或者其指定的人员于会议召开10日前将会议的时间、地点、议题等一并通知全体董事。董事因故不能出席，可以书面委托其他董事代为出席，委托书必须载明授权范围。
第十七条董事会会议应由1/2以上的董事出席方可举行。会议表决实行一人一票制。
第十八条董事会会议作出决议,必须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方为有效。但是，下列事项的决议，必须经全体董事的2/3以上通过方为有效：
（一）聘任和解聘校长；
（二）修改学校章程；
（三）制定学校发展规划；
（四）审核学校预算、决算；
（五）决定学校的分立、合并、终止；
（六）决定学校重大教育教学改革方案。
第十九条董事会会议应当制作会议记录。形成决议的，应当制作会议纪要，由出席会议的董事审阅、签名。董事会决议违反法律、法规或者章程的规定，致使学校遭受损失的，参与决议的董事应当承担责任，但经证明在表决时反对并记载于会议记录的，可以免除该董事的责任。董事会记录由董事长指定的人员存档保管。
第二十条 董事会设董事长1名，主持董事会日常工作。董事长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或者罢免。
第二十一条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一）召集和主持董事会会议；
（二）检查董事会决议的实施情况；
（三）代表董事会签署有关文件；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权。
第二十二条校长由董事会参照湖北省荆门市公办学校校长的任职条件聘任，身体应当健康，能够坚持正常工作，年龄适当放宽。
第二十三条学校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校长负责学校的教育教学和行政管理工作，对董事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
（一） 执行董事会的决议、决定；
（二） 实施学校发展规划，拟订年度工作计划、财务预算和学校规章制度；
（三） 聘任和解聘学校工作人员，实施奖惩；
（四）组织教育教学、科学研究活动；
（五）拟订学校内部机构设置方案；
（六）负责学校日常管理工作；
（七）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不是董事会成员的校长列席董事会会议。
第二十四条学校设监事1名，负责对董事会成员及学校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监督。
第二十五条监事在学校举办者（出资人）、教职工或者审批机关（业务主管单位）推荐的人员中推选产生或者更换。
监事任期与董事任期相同，任期届满，连选可以连任。
董事、校长和财务负责人不得兼任监事。
第二十六条监事行使下列职权：
（一）检查学校财务；
（二）对董事、校长执行学校职务时违反法律、法规或者学校章程的行为进行监督；
（三）当董事、校长的行为损害学校利益时，要求其予以纠正。
监事列席董事会会议。
第二十七条学校设立党支部，聘任党支部书记1人。党支部负责学校党建工作、干部教育、管理和监督，对学校的重大问题认真参与讨论研究，保证决策的方向性和科学性
第四章法定代表人
第二十八条学校的法定代表人由董事长担任。
第二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学校的法定代表人:
（一）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
（二）正在被执行刑罚或者正在被执行刑事强制措施的；
（三）正在被公安机关或者国家安全机关通缉的；
（四）因犯罪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3年，或者因犯罪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5年的；
（五）担任因违法被撤销登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法定代表人，自该单位被撤销登记之日起未逾3年的；
（六）非中国内地居民的；
（七）法律、法规规定不得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条学校董事会换届或者法定代表人离任时，应当进行财务审计。
第五章资产财务管理与劳动用工
第三十一条学校办学经费的主要来源为：
（一）开办资金；
（二）学费收入；
（三）银行贷款；
（四）利息及其他合法收入。
第三十二条学校办学经费必须用于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发展教育事业，盈余不得分红。
第三十三条学校出资人暂不要求取得合理回报。
第三十四条每个会计年度结束时，学校从年度净资产增加额（年度净收益）中提取25%—30%作为学校的发展基金，用于学校建设、维护和设备的添置、更新。
第三十五条学校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会计制度，设立会计账簿和各类财务账目，依法进行会计核算，保证会计资料合法、真实、准确、完整，自觉接受税务、会计主管部门依法实施的监督。
第三十六条学校配备具有从业资格的会计人员。主办会计不得兼任出纳。会计人员调动工作或者离职时，必须与接管人员办清交接手续。
第三十七条每个会计年度结束时，学校具实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委托中介组织进行财务审计，接受有关部门监督。
第三十八条学校严格执行法律、法规和有关部门规定的劳动用工制度和社会保险制度。
第六章章程修改
第三十九条修改章程，应当召开董事会会议，经全体董事的2/3以上同意方可通过。董事会表决通过后15日内，新章程文本由董事会分别报审批机关（业务主管单位）、登记管理机关备案（核准），并向社会公示。
第七章终止及资产处理
第四十条学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终止：
（一）完成章程规定宗旨的；
（二）无法按照章程规定的宗旨继续办学的；
（三）发生分立、合并的；
（四）自行解散的。
第四十一条学校的终止，应当在董事会表决同意后15日内，报审批机关（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
第四十二条学校办理注销登记前，应当在审批机关（业务主管单位）、登记管理机关和有关部门的指导下成立清算组织，清理债权债务，处理剩余财产，完成清算工作。清算期间，不进行清算以外的活动。学校剩余财产，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
第四十三条学校应当自完成清算之日起15日内，向登记管理机关办理注销登记。学校必须妥善安置教职工和在校学生。
第四十四条自登记管理机关发出注销登记证明文件之日起，学校即为终止。终止后，由举办者（出资人）代表学校及时办理注销组织机构代码、税务登记、银行账户手续。
第八章附则
篇10
长期以来，我校广大教职员工潜心育人、专心科研、爱岗敬业、追求卓越，为学校各项事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今年以来，学校坚持改革创新，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协同创新为引领，着力抓好高水平大学建设的申报和推进工作，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学校顺利入围**省高水平大学重点建设高校行列，对学校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2017年的《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中，我校作为广东仅有的3所学校之一进入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400强；学校“创新强校工程”工作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今年学校本科招生生源质量进一步提高，本科人才培养方案、转专业、研究生培养等教育教学改革以及创新创业教育成效显著，教育教学质量进一步提高。上半年到位科研经费2.03亿元，获“973”滚动课题8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6项、国家社科基金6项，教育部人文社科立项数连续七年在全国农业高校中排名第一；获得各类科技奖励40项，其中省科学技术一等奖1项，省农业技术推广一等奖3项。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建设全面推进；学校还与广东大华农动物保健品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海洋生物产业合作协议，携手打造“海上温氏”新模式。上半年接收新教工158人，其中高层次人才8人；有1位教授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并被授予“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学校申报的科技部创新人才培养示范基地获得立项，3位教授同时入选创新人才推进计划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此外还各有1位教授分别获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师德标兵、省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在校务管理方面，《**大学章程》经省教育厅核准正式颁布实施，并修订了校学术委员会章程，学校内部治理机制进一步完善。这些成绩的取得，凝聚了每一位华农人的辛勤付出和无私奉献。在此，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立德树人，教师为本；科技创新，人才为先。高校教师不仅承载着科教**和人才强国的历史重任，而且肩负着科技创新和社会服务的重要使命。高水平的人才师资队伍建设是高水平大学建设的重中之重，是目前学校发展的第一要务；学校正通过深化人事制度改革致力培养和引进一批高层次的拔尖人才，努力造就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
希望广大教职工始终以教书育人、科技创新和社会服务为己任，争做育人的楷模、科研的尖兵、服务创新驱动发展的先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