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作品范文

时间:2023-03-19 08:42:48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梁实秋作品,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梁实秋作品

篇1

2、《英国文学史》著于1985年,代表作品;

3、《雅舍小品》(散文集)著于1949年,代表作品;

4、《文学的纪律》(评论集)著于1927年;

5、《文学的纪律》(评论集)著于1928年;

6、《偏见集》(评论集)著于1934年;

7、《约翰孙》(评论)著于1934年;

8、《冬夜草儿评论》(评论)与闻一多合著于1927年;

9、《北平年景》(怀乡散文)著于50年代;

10、《实秋自选集》著于1954年;

11、《谈徐志摩》(散文)著于1958年;

12、《梁实秋选集》著于1961年;

13、《清华八年》(散文)著于重光著于1962年;

14、《秋室杂文》著于1964年;

15、《文学因缘》(散文)著于1964年;

16、《谈闻一多》(散文)著于1967年;

17、《秋室杂忆》(散文)著于1969年;

18、《略谈中西文化》著于1970年;

19、《实秋杂文》著于1970年;

20、《关于鲁迅》著于1970年;

21、《实秋文存》著于1971年;

22、《西雅图杂记》(散文)著于1972年;

23、《雅舍小品续集》著于1973年;

24、《看云集》(散文)著于1974年;

25、《浪漫的与古典的》(评论集)著于1927年;

26、《梁实秋自选集》著于1975年;

27、《梁实秋论文学》著于1978年;

28、《梁实秋札记》著于1978年;

29、《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著于1988年;

30、《白猫王子及其他》(散文)著于1980年;

31、《雅舍小品》(3、4集)著于1982一1986年;

32、《雅舍杂文》著于1983年;

33、《雅舍谈吃》(散文集)著于1986年;

篇2

视频网站与唱片公司的关系一直非常微妙:可以水火不容,与对方对簿公堂;也可以结为伙伴,共同合作创建公司。

近日,有消息称谷歌旗下视频网站YouTube和全球最大唱片公司环球唱片牵手,成立免费音乐音像网站,由YouTube提供技术和广告销售支持,播放环球唱片的MTV(音乐电视)。新网站的名字定为vevo,预计将会于今年全面推出。谷歌方面称,该网站的成立旨在提高音乐视频对广告客户的吸引力,使双方获取更高的营收。

在网页搜索上谷歌一直很有自信,但在寻求新的盈利增长点上,谷歌却大伤脑筋。两年前,谷歌花165亿美元收购了全球最大的视频网站YouTube,之后却因为找不到最佳的盈利模式而在业绩上受到拖累。进入2009年,他们似乎看到了一点光明,推出推荐用户购买音乐的链接广告、让版权人有偿销售视频和网上有偿直播交响音乐会等。此次,谷歌与环球音乐集团共同开发视频音乐网站,其目的也是为了进一步寻求更加持久稳定的赢利模式。

此事乍看上去非常简单,但合作本身对于双方的意义,却并不像两家公司所宣称的那样。

环球移花接木

一直以来,互联网在音乐版权方面没少折腾。不久前,谷歌中国联合巨鲸网,与环球、百代、索尼BMG、华纳四大唱片公司签署协议,推出正版音乐搜索和免费下载(详见本刊第174期《谷歌抢先百度握手四巨头李开复笑纳百万正版歌曲》)。正如华纳唱片亚太区总裁拉奇・卢瑟福所说,这是唱片公司首次在中国网络市场进行的创收尝试。不过也别高兴得太早,拉奇・卢瑟福对此还有所保留,“我目前还不能过高地估计它的重要性。”

目前,音乐视频网站的世界已经十分拥挤,在盗版肆虐和数字音乐抢占市场的情形下,无论是YouTube等视频网站还是唱片公司,都希望从这个价值十几亿美元并迅速增长的行业中分得好处。而对于视频网站来说,一旦涉及到音乐版权问题,就不得不与唱片公司扯上关系。

为此,谷歌使出了浑身解数。据消息人士透露,自去年秋季以来,YouTubb就一直坚持不懈地与环球唱片公司就“vevo”的新服务进行谈判。尽管到目前为止,谈判已经取得了阶段性进展,但双方都感觉颇为“拧巴”。

之前,YouTube在与环球和其他唱片公司达成的许可协议上规定,唱片公司允许旗下音乐和视频出现在YouTube上,并获得一定比例的广告营收,“其实绝大部分的广告收入都进了唱片公司的腰包”,谷歌一位内部人员说。尽管如此,唱片公司没有知足。此前,环球一直抱怨自己在YouTube那里得到的收入寥寥无几,他们认为录影带每点击1000次应该有25―40美元的收益,而他们只得到了3―8美元。

谷歌同样也有难言之隐。他们一直不肯披露YouTube的营收,但承认其收入低于预期。据瑞信银行估计,YouTube在2009年的亏损额将达47亿美元。

不仅在经济收益上双方都不怎么愉快,新服务的运营模式更是让人大跌眼镜。

最初的报道称,环球音乐的视频将出现在YouTube网站上,但事实并非如此。比如。用户虽然可以通过YouTube的搜索技术找到说唱歌手里尔・韦恩的最新单曲,但点击后却进入到新的vevo网站才能观看。而目前,只有环球音乐的“非付费内容’可以在YouTube网站上找到。

除此之外,谷歌和环球音乐的新协议中称vevo是两家的合资公司,但美国著名科技与媒体博客网站Silicon Alley Insider主编彼得・卡夫卡透露,表面上YouTube给vevo提供网站技术,环球提供内容和员工,而实际意义上vevo是环球音乐完全拥有的子公司,它的最终目的是打造属于自己的团队。

环球音乐早就有建立自己独立音乐网站的想法。自从MTV频道以播放音乐影片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并赚进大把钞票后,唱片业才猛然觉悟,发现自己错失了音乐影片的价值,仅把其当成了一种促销工具。环球音乐执行长道格・摩里斯曾表示,在唱片业营收大幅衰退的时代,没有任何东西是“促销的”,而音乐影片非常值钱。建立vevo,无疑是最好的办法。与此同时,摩里斯还与其他几大唱片公司谈判,试图劝说它们加入。

不难看出,环球音乐在YouTube的帮助下,正将旗下视频从后者转移到自己的平台上,而YouTube只不过是给环球音乐做嫁衣而已。

谷歌破釜沉舟

谷歌显然也察觉到了形势对它的不利,但它暂时还毫无办法。

视频网站得罪不起唱片公司。去年12月,由于华纳音乐与YouTube就新的版权协议没有达成共识,YouTube不得不从其网站上撤销了数以万计的音乐视频。2007年,媒体娱乐集团维亚康姆因YouTube未能撤下有其拥有版权的内容,一纸诉状将谷歌告上法庭,要求后者赔偿10亿美元。

据视频网站研究机构TubeMogul营销主管戴维・伯克介绍,在YouTube网站点击率最高的一百个视频片断当中,39个来自艺人和唱片公司。这些代价对于目前尚处于盈利摸索阶段的YouTube来说非常惨痛。

谷歌作为一家追求“完美”的搜索引擎公司,无法忽视音乐这块领域。在中国,其最大竞争对手百度因为音乐搜索业务而得到大量流量。有调查显示,41%的中国搜索引擎用户使用的是百度MP3搜索,而谷歌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仅占13.2%。在国外,Hulu作为视频网站的后起之秀,从一开始就顺风顺水,未经证实的消息显示,其营收已经超过了6500万美元,毛利润为1200万美元。

尽管在版权问题上谷歌一直不懈努力,但收益却少之又少。之前,谷歌联手巨鲸,与唱片公司合作推出音乐搜索所得的广告收入也纳入唱片公司和巨鲸手中,谷歌并不从中拿到分成。

现在,很多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所有的问题都不在钱上。谷歌的举措,包括此次YouTube与环球合作的意图,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那是寄希望于音乐搜索带来的流量增长和品牌认知度的提高。为了抢占音乐市场。谷歌不得不全力以赴,加强在音乐方面的扩展。

但谷歌的如意算盘还是没打准。谷歌联手环球唱片推出vevo的目的是为了提升网站的流量,从而向广告主提供一个专业、干净的空间,并让客户心甘情愿地投入宣传费用,但视频网站和唱片公司间的合作仍然不乏一定的风险,从过去十年唱片业务在网络上的努力就可以看出。

分析人士还认为,就算凭借谷歌的技术可以让环球音乐更加容易地创建并运营起一个网站,该网站又会有多大的关注度?YouTube吸引用户的部分原因是该网站的内容丰富且雅俗共赏,而vevo则只能吸引对音乐视频感兴趣的用户,更何况到目前为止还仅仅是环球音乐的视频。

篇3

关键词:梁实秋;散文;怀乡情结

梁实秋从事文学创作六十余年,作品硕果累累。在其创作中,以怀乡散文的气质最为独特。怀乡散文的一路追随他生活的足迹,随时间的逝去日臻圆熟。怀乡情韵的表达自然流露在作品字里行间,北平的市井风情,见闻琐事,节日氛围,童年记忆,戏园的热闹,都在梁实秋的怀乡散文中意态宛然的呈现出来。

一、梁实秋怀乡散文渊源及其形成

梁实秋,1903年1月6日生于北京,1915年就读清华学校,1923年赴美国,1926年由于战乱回国。在国内依然为躲避战乱四处奔走,中年远赴台湾,老年漂泊美国,一生颠沛流离。对于梁实秋来说,不论何时,他内心魂牵梦萦的始终是充满古朴意蕴的北平。“一棵大树,从土里挖出来,移植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都不容易活,何况人?”移居异国的梁实秋脱离了他熟悉的生活环境,文化传统,思乡之情充溢着他的胸怀。

1948年后台湾成为孤岛,怀乡成为台湾文人的普遍心理情结,经过浸润积淀最终形成台湾乡愁文化并成为梁实秋怀乡散文的土壤。两岸文人怀乡念旧,追忆故土的意识一脉相承,梁实秋散文中的怀乡情结正是这种文化传统的产物。

二、梁实秋怀乡散文的文化意蕴

(一)安土重迁

梁实秋深受传统文化熏陶安土重迁是他性格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章的动人之处。在大陆的乡情充满希望,客居台湾的乡情充溢苍凉,在美国的乡情近乎绝望。他对故乡的怀恋缠绕在他的生活中,台北的高楼喧嚣常使他的思绪时常飘回北京城“不知为什么,我时常忆起北平街道的景象”。梁实秋以骆驼自比,是对他入台后悲凉生活的自喻。这全部是因为离开了北方故土。

(二)莼鲈之思

怀乡,有一大部分是由家乡食物的想念而构成的。谈吃为表,吃中传递思乡怀旧之情为本。简洁精到的叙述中穿插诗词典故,风俗趣闻,“吃”中饱含的浓郁的乡愁越发清晰。

(三)每逢佳节倍思亲

梁实秋作为传统的国人,毫不例外喜欢几合家团聚,佳节离别的痛苦,羁旅苍凉益发的铭心刻骨,“每逢佳节倍思亲”是他真实的心理写照。梁实秋在《北平年景》中这样写道:“过年需要在家乡里才有味道。羁旅凄凉,到了年下只有长吁短叹的份儿,还能有半点欢乐的心情?……北平远在天边,徒萦梦想……”他日渐老去团聚日益渺茫,只身一人的他只能,将这份难以释怀的乡愁深藏在心中。

(四)缺月重圆会有时

怀乡情结在作者笔下的意义不仅仅是故乡风物,人文景观的怀想,更表现作者对民族统一的渴望,是一种超越了地域与时代政治关系的关系的民族文化意蕴。他曾这样表明过自己的态度 “国家是需要统一的,对外是需要团结的,但是思想不需要统一”。梁实秋渐渐老去,晚年年复一年的孤独使他清晰的感到自己的垂垂老矣,故土旧物是他获得心灵安慰的源泉,这种单纯可爱的怀乡情结伴随着梁实秋过完了一生。

三、怀乡散文的审美特色

(一)简洁典雅,素朴自然

梁实秋在创作中却始终心态平和,用词精炼准确,表达感情细腻节制,既清楚明白,有文理清晰余味悠长。散文中常常引用诗词俗语,却从不使人感到坠余,只觉得更增添了一份飘逸,自然灵动。淡淡的语气,直白简单的文字,却不露雕饰痕迹的将怀乡的深情呈现在读者眼前。

(二)含蓄唯美,幽默醇厚

在梁实秋怀乡散文表象静谧安适之下,是乡愁敦厚绵长的意蕴,他怀乡散文的雅致,来源于学养与性情的浸润,可以说是雅人有深致,雅致―贯穿于他的创作,成为一个总主题。而语言的含蓄唯美则是雅致情怀的重要表现,梁实秋的幽是把节制的讽刺和绅士的自嘲结合,就事论事,玩味般的幽默中缠绕的家国之思却日渐醇厚,耐人寻味。

(三)人性角度出发,关注劳苦大众,民族命运

抛开政治因素,梁实秋始终是深爱着自己的民族故土的。秉持新人文主义观点的梁实秋其实是相当爱国的,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他热心于抗日救亡宣传所以读梁实秋的散文,我们都常常被他那深沉的爱国思想所感染。对古老中国的忧心,劳苦大众的牵挂,为他散文的怀乡情结增添了一份厚重。怀乡散文在大陆引起别样的反响,与他一贯的强烈的爱国情感密不可分。

(四)雅而能俗,以雅化俗

梁实秋的怀乡散文用最常见直白的文字,日常生活中最为普通的场景构建自己的乡愁世界,优雅的表现着世俗生活。在生活中他不仅作为一个生命个体,而且能将主体精神抽离出生活并将生活作为审美对象,以欣赏的态度来看待生活,并以此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从而使琐碎的生活与恬淡的精神追求完美结合,呈现出和谐的韵味。“显示出了以雅为本,雅而能俗,以雅化俗的艺术特点,并形成了一种雅致闲适的重要的散文创作范式”。

梁实秋怀乡散文幽默与雅致并举,文采与趣味并重,词浅意深,言近旨远。简洁朴素的叙述中,人文关怀精神指引下,民族情感的关照下,表现出对中国现代文化独特的理性关照,保持了独立超然的价值观念。表现出一个知识分子对现代文明,传统文化和西方价值观的思考,在新的历史时期中,为中国散文的发展开辟出独特的道路。

参考文献:

[1] 梁实秋:《梁实秋文集》,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

篇4

摘要:《威尼斯商人》是莎士比亚的著名喜剧之一,本文从两方面入手对朱生豪、梁实秋不同译本进行对比研究:第一,通过对典故的翻译来研究两位译者在直译/直译加注/意译的翻译策略上的运用;第二,通过两位译者对归化/异化的不同翻译策略来体现其各自的翻译模式和理念。本文旨在通过以上研究获得对原文的最佳处理和翻译。

关键词:威尼斯商人;典故;直译/直译加注/意译;归化/异化

1.引言

《威尼斯商人》是莎士比亚早期的重要作品,这部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不朽巨作到目前为止已有数十个汉语译本,其中又以朱生豪和梁实秋的译本最受欢迎,已被学术界广泛认可。朱、梁两位翻译家虽属同一时代,又同为翻译莎翁作品的权威,但二者的翻译策略不同,其译本各具特色。朱生豪译本以“求于最大可能之范围内,保持原作之神韵”为宗旨,译笔流畅,文词华瞻。而梁实秋译本以其则忠实反映莎士比亚原剧的风貌,而深受海内外广大读者的好评。本文从两方面入手对朱生豪、梁实秋不同译本进行对比研究:第一,通过对典故的翻译来研究两位译者在直译/直译加注/意译的翻译策略上的运用;第二,通过两位译者对归化/异化的不同翻译策略来体现其各自的翻译模式和理念。本文旨在通过以上研究获得对原文的最佳处理和翻译。

2.直译、直译加注与意译

所谓直译,就是在译文语言条件许可时,在译文中既保持原文的内容,又

保持原文的形式一一特别指保持原文的比喻、形象和民族、地方色彩等;直译加注指如果直译不能让目的语读者理解原文的指定含义,甚至会误解原文含义,但同时译者又想保留原文的形式,那么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可以选择直译加注的策略;而意译则从意义出发,只要求将原文大意表达出来,不注意细节,译文自然流畅即可。

3.典故的翻译

近年来,对典故翻译的研究有了不小的发展,学者们从语言学、社会学等许多方面对典故翻译进行了探讨,其中多为对典故来源、内容及意义的讨论,很少涉及行文中典故翻译的具体方法。如何翻译使得典故易于理解,使得其中的形象在目的语读者的头脑中重现一个相似或者甚至是相同的形象成为了有待解决的问题。这里便以朱生豪和梁实秋在《威尼斯商人》中采取的直译、直译加注和意译等翻译策略为基础进行相关问题的探究:

例Bass.Hang on her temples like a gold fleece,

Which makes her seat of Belmont Colchos’strond,

And many Jasons come in quest of her.

巴萨尼奥:她的光亮的长发就象传说中的金羊毛,把她居住的贝尔蒙变成了神话中的王国,引诱着无数的伊埃宋前来向她追求。

(朱生豪译)

巴:黄色的头发披在她的额角上就像是金羊毛;使得她的贝尔蒙住宅变成了考尔考斯的海滨,来了无数的求她的哲孙。

【注:考尔考斯(Colchos),国名,在黑海东端,哲孙(Jason)曾至此寻求金羊毛,事见希腊神话。】

(梁实秋译)

西方人对于Jason寻找金羊毛的典故很熟悉,但是中国读者就几乎不知道这一典故了。在该例中,朱生豪很成功地处理了这个问题。他把“gold fleece”翻译成“传说中的金羊毛”,把“Colchos”翻译成“神话中的王国”。“传说中的”和“神话中的”很容易让目的语读者联想到两者之间的衔接,此处可谓是朱生豪意译的佳作。而在梁实秋译本中,“goldfleece”被直接翻译成“金羊毛”,“Colchos”则直接翻译成“考尔考斯”,即使给“考尔考斯”加注,也很难让目的语读者理解他们之间的衔接。以此来看,朱译本此处的意译显然是上乘之举。

4.归化与异化

概括而言,归化要求译者向目的语读者靠拢,采取目的语读者所习惯的目的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而异化则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采取相应于作者所使用的源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

4.1归化:从“外国思维”到“中国思维”

例Jes.Past all expressing,――it is very meet

The Lord Bassanio live an upright life

For having such a blessing in his lady

He finds the joys of heaven here on earth…

杰西卡:好到没有话说。巴萨尼奥大爷娶到这样一位好夫人,享尽了人世天堂的幸福,自然应该不会走上邪路了。

(朱生豪译)

杰:我喜欢得不能说。巴珊尼欧若是生活规矩,那是很应该的,因为,娶了这样贤惠的夫人,他简直是在地上得到了天堂的快乐。

(梁实秋译)

在该例中,梁译本严谨而平实,几乎是逐字逐句地翻译,朱生豪则按照口语习惯流畅地翻译成了中文口语中对等的句子。例如在第二句的处理当中,梁实秋按照句式对等原则,首先转换成“The Lord Bassanio live an upright life,it is very meet.”然后翻译成“巴珊尼欧若是生活规矩,那是很应该的。”而朱生豪在全句的处理当中,直接按照原意和中文习惯进行创造性的翻译,并且没有丢失“循规蹈矩”、“娶了一位好夫人”、“享尽天堂的欢乐”这三层意思,同时又按照中文的思维习惯,打乱原文句序,理顺原文三个短句之间的逻辑关系,重新组织语言,反而译出了原文固有的简练风格。由此看来,此处朱译本所体现出的“中国思维”式归化法更易于中国读者接受。

4.2异化:我们所熟悉的“外国文化”

例Jes.For if they could,Cupid himself would blush

To see me thus transformed to a boy.

杰西卡:要是他们瞧得见的话,那么丘必特瞧见我变成了一个男孩子,也会红起脸来哩。

(朱生豪译)

杰:因为假如情人能看得见,鸩比得见了我这样女扮男装也要脸红吧。

(梁实秋译)

丘比特一直扮演者庆祝爱与爱人的角色,这个文化形象已经被中国人广为接受了。鉴于中国读者对此的熟知,理解上亦无困难,也无需花费额外的认知努力,所以归化是不合适的,而异化策略恰恰保存了原文风味并产生了最大的上下文效果,达到了最佳关联,实为最佳翻译策略。综上看来,两个译本都采用了异化翻译的策略,因而两个译本的翻译都很好。

5.结语

本文通过朱生豪与梁实秋《威尼斯商人》译本对比研究,发现梁实秋多用直译、直译加注、异化的翻译策略,而朱生豪则在意译和归化上显示出其“求于最大可能之范围内,保持原作之神韵”的宗旨。二者翻译策略不同,译文的形式及其达到的效果就各具特色。直译/直译加注一方面有助于保存原著的格调,另一方面又有助于不断从外国引进一些新鲜、生动的词语;而当译文不通顺甚至引起读者困惑时,则应使用意译法。译者对于归化与异化的选择反映了文化需求,是引入还是抵制外来文化,决定着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时译法的选用。(作者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

参考文献:

[1]包惠南.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2]范仲英.实用翻译教程[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

[3]孙致礼.中国的文学翻译:从归化趋向异化[J].中国翻译,2002(1).

篇5

作者真的只是在表达“我爱鸟”吗?如何品读梁实秋的这篇作品呢?

《鸟》有三条线索:

叙事线索:去四川前――在四川――离开四川以后

情感线索:爱―不忍―叹赏―喜悦―反思―悲哀―失落

逻辑线索:自由之魅――生命之美――存在之思

而逻辑线索,正是这一文本的多重内涵。

一、自由之魅

梁实秋经常引用之“不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和“狮子和老虎永远是独来独往的”这两句名言,他追求人格的独立,认为许多东西是无法统一也不应该统一的,思想便是其中之一。他说:“中国令人不满的现状之一,便是没有思想自由。”(《思想自由》)“最高贵的莫过于内心的选择的意志的自由,最普通的是免于束缚的生活上的自由,放浪形骸之外而高呼‘礼教岂为我辈设哉!’,那也是在企求自由。”(《谈徐志摩》)

所以,课文开篇就说,在“我”看来,从前常见到的“人胳膊上架着的鹰”和“笼子里的鸟”,不再是大自然的精灵,而变成了供人娱乐的。这种生命存在不过是行尸走肉,“我”从它们身上感觉不到生命的活力和造化的大美――它们不过是尚有呼吸的,甚至是没有活气的死物。文章结尾再次提到“囚在笼里的小鸟儿”来与开头呼应,从而强化对“自由”的呼唤。囚在笼里的鸟,因为不自由所以苦闷:“我想它的苦闷,大概是仅次于贴在胶纸上的苍蝇;它的快乐,大概是仅优于在标本室里住着吧?”因为失去了自由,这样的鸟其实就已经失去了作为“鸟”的本质(它们变成了“家禽”),失去了自由生命的魅力。那么,“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对“鸟”有了重新发现的呢?是在“我”去了四川以后。

二、生命之美

爆发后,梁实秋于1938年夏天辗转到重庆,1939年4月,日寇飞机开始大举轰炸重庆。当时梁实秋正在教育部教科用书编委会任职,遂随机关疏散到远郊北碚。梁实秋与朋友合建了一所瓦房,取名为“雅舍”。“雅舍”其实是一所四川乡下的低级茅舍:“有窗而无玻璃,风来则洞若凉亭,有瓦而空隙不少,雨来则渗如滴漏。”“‘雅舍’的位置在半山腰,下距马路约有七八十层的土阶。前面是阡陌螺旋的稻田。再远望过去是几株葱翠的远山,旁边有高粱地,有竹林,有水池,有粪坑,后面是荒僻的榛莽未除的土山坡。”“窗户要糊纸,墙是竹篾糊泥制灰,地板踩上去颤悠悠的吱吱作响。”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他欣赏到了真正意义上的鸟,在山野之中作为自由生命而存在的鸟!

于是在作者的笔下,在四川的山野之中,绽现出众声喧哗、五彩缤纷的生命乐章――

1.天然:各适其天,斯为大快

四川的山野,正是“鸟国鸟家”――非也,应该说是“鸟的天堂”,所以也成了“人的天堂”。

这里有各种不同的鸟。首先是鸣声不同:“有的一声长叫,包括着六七个音阶,有的只是一个声音,圆润而不觉其单调,有时是独奏,有时是合唱,简直是一派和谐的交响乐。”然后是形体不同:“有的曳着长长的尾巴,有的翘着尖尖的长喙,有的是胸襟上带着一块照眼的颜色,有的是飞起来的时候才闪露一下斑斓的花彩。”没有人要求他们整齐划一步调一致,没有人以任何一种主流标准来评判他们的善恶美丑。它们保持着自己的自然天性,自由地生活在广阔的世界里。想怎么鸣叫就怎么鸣叫,只管发出自己的声音,不必考虑会不会显得“另类”。在一派天然的山野里,它们活出了一派天然的自由生命。

2.丰富: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正是因为每一个生命都保持了自己的自然天性,这个世界才会如此丰富美好。正是所有的“不同”,造就了天下“大同”。就像著名社会学家先生所总结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也就像美国的自然文学作家所信奉的:“美来自一种持续感,一种深层的生态感,一个自然有序的世界,一种整体共生的优雅。”

四川山野中的鸟,鸣声各不相同,却能前呼后应形成一派“和谐的交响乐”;形体各不相同,在美感方面却又毫无二致:“几乎没有例外的,鸟的身躯都是玲珑饱满的,细瘦而不干瘪,丰腴而不臃肿,真是减一分则太瘦,增一分则太肥,那样的纤合度。”这就是丰富而又自然有序的世界,它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整体共生的优雅,如诗如画。

3.生动:生机盎然,富于变化

生命的本质特征就在于:有生气,有变化。它不是静若止水的,不是一成不变的。作者花大量笔墨描写了“有生气”“有变化”的鸟:

“不知有多少个春天的早晨,这样的鸟声把我从梦境唤起。等到旭日高升,市声鼎沸,鸟就沉默了,不知到哪里去了。一直等到夜晚,才又听到杜鹃叫,由远叫到近,由近叫到远,一声急似一声,竟是凄绝的哀乐。”黎明时的鸟鸣“简直是一派和谐的交响乐”,午时鸟鸣就消失了,到夜晚便又“复出”,而且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丰富的变化使得鸟鸣更加令人着迷。

“跳荡得那样轻灵,脚上像是有弹簧。看它高踞枝头,临风顾盼――好锐利的喜悦刺上我的心头。不知是什么东西惊动它了,它倏地振翅飞去,它不回顾,它不悲哀,它像虹似的一下就消逝了,它留下的是无限的迷惘。”随着鸟的轻灵跳荡,高踞枝头,临风顾盼,振翅飞去,作者的心情也由喜悦而迷惘。“好锐利的喜悦刺上我的心头”是比拟的修辞,把心情当作一种尖锐的物体来写,表达了鸟的生命活力给“我”长久麻木的感官带来的强烈震撼和巨大冲击。鸟机敏、洒脱、美丽而神秘,“它倏地振翅飞去,它不回顾,它不悲哀,它像虹似的一下就消逝了”,留给人们的,是留恋与怅惘――就像是曾经心心相印的恋人突然果断地作别,头也不回,毫无留恋和感伤,洒脱地离去,“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只留下“我”伫立在原地目送它渐渐远去,内心不由惆怅迷惘。

“有时候稻田里伫立着一只白鹭,拳着一条腿,缩着颈子,有时候‘一行白鹭上青天’,背后还衬着黛青的山色和釉绿的梯田。就是抓小鸡的鸢鹰,啾啾的叫着,在天空盘旋,也有令人喜悦的一种雄姿。”白鹭或立或飞,都是生动美好的;即使是抓小鸡的鸢鹰,也有“令人喜悦的一种雄姿”。这里不仅写出了变化,而且写出了生命的力量,也就是“有生气”。

文中这些看得见看不见的鸟,都在暗暗传递作者的一种审美:生命应当是有生气的、有变化的,它的美就在于它在“动”,所以我们猜不着,看不透。

三、存在之思

作者开篇就说“我爱鸟”,如果仅仅从字面意思来看,要回答“作者爱鸟的什么”这个问题很简单,作者自己已经说出了答案:“我爱鸟的声音、鸟的形体。”但是文章为什么不到此为止?问题解决了,答案水落石出了,用最后一段结束全文就首尾圆合了,为什么还要在第5自然段写到文化概念的杜鹃和真实的杜鹃之间的差别,为什么还要在第6自然段写带给人悲苦的冬天的鸟?这两段文字到底有什么样的深意?

1.自然:守护生命本真,少一些文化重担和道德重担

作者说:“我对鸟并不存任何幻想。”“我”爱的是鸟的自然本真,无关人为附加的文化概念(典故啊传说啊等等)甚至道德概念。关于道德概念,这里另有一例证:“就是抓小鸡的鸢鹰,啾啾的叫着,在天空盘旋,也有令人喜悦的一种雄姿。”作者并不因为老鹰会抓小鸡就憎恶老鹰,他一样只是把老鹰当作一只自然本真的“鸟”来看待的,这只自然本真的“鸟”在空中盘旋的时候,显示出一种潇洒的雄姿,这种生命的力与美征服了作者。

对于杜鹃,作者也是一样,只是把它当作一只自然本真的“鸟”来看待。无论典故传说把杜鹃美化得多么诗意,也无论真实的杜鹃是多么“豪横无情”,都不会影响“我”对它的感受――它只是一只单纯的“鸟”。

所以,第5段其实传递了一种存在之思:应当尊重生命的自然与本真,不要人为附加太多的文化重担和道德重担。保持自然本真就是善,扭曲自然本真就是恶。

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关于杜鹃,作者在第3段中说夜晚“听到杜鹃叫,由远叫到近,由近叫到远,一声急似一声,竟是凄绝的哀乐。客夜闻此,说不出的酸楚”,在第5段却又批评“有人初闻杜鹃,兴奋得一夜不能睡,一时想到‘杜宇’‘望帝’,一时又想到啼血,想到客愁,觉得有无限诗意”,是否前后矛盾?如何理解?

仔细体会你就会发现前后并不矛盾。前者是自己的切身感受和体验,是由杜鹃鸟的叫声而自然引发的真实的情感――客居他乡的酸楚;后者是从知识和概念出发,通过机械的认知模式来理解杜鹃鸟这一陌生事物――以致兴奋得一夜难眠。知识层面上的了解,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理解。真正的理解需要用情感去和事物进行沟通,而不是拿死的知识跟活的事物来对号入座。作者想要告诉我们,生命胜于概念,感受重于接受。内心真实的感受,比外在的知识接受更重要也更美好。

2.自足:精神自由以外,还应当物质自足

第6段引用了哈代诗中的内容:一只冻死在雪地里的小鸟让诗人悲伤地感喟;又联想到自己曾经看到的场景:羽毛蓬松戟张着啄食枯叶的麻雀,就像垃圾堆上的大群“褴褛而臃肿的人”。

同样是自由生命(哈代诗中的小鸟和作者看到的麻雀都活在野外的自由世界),同样有“声音”和“形体”,同样是自然本真的生命,作者为何并未对冬日里孤苦伶仃的小鸟和麻雀表现出爱意,反而说它们“给人悲苦”?

很显然,麻雀的悲惨命运让人不忍直面世间的沧桑与悲凉、生命的无助与凄凉,“我”由麻雀联想到“那垃圾堆上的大群褴褛而臃肿的人”,“我”对自己的同类尚且没有能力去怜恤帮扶,小小的麻雀“也就不暇令人哀了”。麻雀的遭遇让人看见世界的苦难与凄凉,所以,作者心中只有忧患,没有喜悦。所以,“我”爱鸟,但我爱的鸟应当是自足自在的,不用饿着肚子在世间挣扎,而能够活力充沛地在枝头跳跃欢鸣,或者高踞枝头临风顾盼,或者在阳光中盘旋于蓝天。这是对鸟的生命状态的期待,也是对人的生活状态的期待。

教材后面的“思考探究”第三题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文章第6段写道,鸟‘有时也给人悲苦’。这与作者看到笼中鸟时的感情有何不同?”

要研究作者感情的不同,先要研究这两种现象的性质有什么不同。

这显然是两种不同的悲剧:冬日里的麻雀是享有生命自由然而物质上不自足,笼中鸟是享受着十分的物质“优待”然而精神上不自由。前者让人沉重,后者让人悲哀,都让作者“不忍”面对,但感情有所不同:对于悲剧的主角,作者期待前者能物质自足,后者能精神自由。

这样的对比,同样传递了作者的一种存在之思:生命的存在,物质的自足和精神的自由,缺一不可。

这篇作品属于学者散文,学者散文具有知识性、哲理性、趣味性的特点。余光中在《散文的知性与感性》一文中说:“学者的散文当然也要经营知性与感性,更常出入情理之间。我曾经把这种散文叫做‘表意’的散文,因为它既不要全面的抒情,也不想正式的说理,而是要捕捉情、理之间洋溢的那一份情趣或理趣。”

作为学者散文,梁实秋的《鸟》可谓当行出色。其文字散发着浓郁的书卷气,引经据典、穿插各种掌故轶事、民俗风情、诗文俚语等等,旁征博引,学识深宏。譬如引自庄子《逍遥游》的“抟扶摇而直上”,“减一分则太瘦,增一分则太肥”则从宋玉《登徒子好色赋》中化用而来,还涉及杜甫《绝句》中的“一行白鹭上青天”、关于杜鹃的文化典故和生物学知识、济慈的《夜莺》、雪莱的《云雀》、哈代的诗,等等。作者的所“历”、所“阅”、所“思”,展现出丰富的生活阅历和深厚的人文素养,蕴藉深厚。因着丰富的生活阅历和深厚的人文素养,文本又充分显示出作者对人生、人性、人情以至于历史与风俗的深刻的理解力和敏锐的分析力。同时,其文白结合的丰富语言、中西融合的深厚功力,均非玩弄词藻博取眼球的泛泛之辈可比。余光中曾这样评价梁实秋:“他的谈吐,风趣中不失仁蔼,谐谑中自有分寸,十足中国文人的儒雅加上西方作家的机智,近于他散文的风格。”梁实秋的散文,和他的谈吐,自然是出于一辙。

篇6

这也不奇怪,有社会地位有影响力的人,具备物质与话语权等影响力,人们要求他们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在情理之中。陈光标做慈善出名了,就有绝症患者家属给他写信求援。微博上经常有人直接向富翁表白,希望得到支援。甚至有农民买彩票中了五百万大奖,也很快有素昧平生的人上门求助。一方面,求助者可能确实别无他法;另一方面,成功人士提携一下后进,也是积善积德的事。

作家及其作品要直面文学批评,也要直面大众的说三道四。但文学批评以理性探讨为前提,本身需要遵循一定原则、方法论等规范性要求,没有哪个批评家会自以为有权、有能力指导作家的创作活动。众声喧哗,更不是文学创作的价值坐标系与指挥棒,它经常是无原则的、情绪化的。而作家与作品有无价值、价值大小,应由历史来淘洗与评定,试图通过发动一场舆论攻势来影响作家,完成触及灵魂的改造,是狂妄与无知的表现。

针对莫言的所谓“民意”,说穿了就是要求他“讲政治”,要文学家站队、表态。从文学史来看,文学与政治勾肩搭背从来没有结出过什么好果子,实际上只带来了悲剧与荒诞。比如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曾经被视为揭示资本主义罪恶的经典与杰作,现在却被目为“主题先行”的样板,读者已经很少。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与以梁实秋为代表的“新月派”论战,争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在《文学与革命》一文中,梁实秋主张文学应当反映“永恒不变的人性”,反对把文学当作政治的工具。而鲁迅与之尖锐对立,不承认“永恒不变的人性”,强调文学的政治属性。现在看来,鲁迅自有其深刻之处,但梁实秋那些专讲吃喝玩乐的文字,经历历史的大浪淘沙之后,被证明也有其恒久魅力。

有人强调,我讲的此政治非彼政治,似乎他顺应历史潮流,手握真理,讲的是“好政治”。但正如“开放社会”旗手波普尔所言,人并不能掌握真理,而只能无限接近真理,所以自以为发现真理的人不要盲目自信。极“左”的年代,人们不是真诚地以为极“左”就是真理吗?文学应有思想含量,但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文学与“真理”最好还是保持距离。

自以为手握真理的人还有一种说辞,认为中国文学传统强调“文以载道”,所以莫言也应当“文以载道”。所谓“文以载道”之“文”,本来是指传统士大夫所写“文章”,即散文。小说向属俚俗与末技,根本不在“文章”之列。自然,我们可以把小说纳入文以载道的传统,问题是“道”是一个高度抽象的概念。你拿着的是道,别人怀揣的同样是道。莫言小说观照“传说、历史与当下”,已经文以载道了。

篇7

【关键词】莎士比亚 《罗密欧与朱丽叶》 双关语 翻译

皇皇三十七部戏剧,两部长诗,一百五十四首十四行诗,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超级大文豪莎士比亚给全人类留下的一笔文化遗产。他作品中的那些精彩绝伦的双关,具有不可思议的艺术效果,对刻画人物形象,暗示故事情节等起着重要作用。尝鼎一脔,笔者将选取《罗密欧与朱丽叶》(以下简称《罗》)中的两个典型例句,对双关语的理解和翻译做一初步探讨。

一、双关及其分类

英语修辞格pun也称paronomasia,来自拉丁语paronomazein一词,意为“以不同的名称称呼”。

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词典(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给pun下的定义是:pun, also play on words--n, an amusing use of a word or phrase that has two meanings, or of words with the same sound but different meanings[利用有两层含义的词或同音异义词的]双关语,语义双关的俏皮话。范仲淹在《赋林衡鉴・序》中提到:“兼明二物者,谓之双关。”:现代汉语词典(汉英双语版)下的定义为:用词造句时,表面上是一个意思,而暗中隐藏着另一个意思。(use of a word in such a way as to express one meaning on the surface while hiding another.)

英语双关大致可以分为谐音双关(homophone)和词义双关(homograph)两种不同的形式。

1.谐音双关。谐音双关是利用词义根本不同的谐音词来构成的双关。例如:

He drove his expensive car into a tree and found out how the Mercedes bends.

这句话巧妙地将Mercedes Benz(奔驰车)中的Benz,故意改写成谐音的bends,构成双关,充满戏谑调侃之意,但又不至于让人感觉到讽刺和挖苦:他把自己的豪车撞到树上,终于明白奔驰车(Mercedes)是怎样撞弯(bends)的了。

2.词义双关。词义双关是利用一词多义的特点构成的双关。例如:

An ambassador is an honest man who lies abroad for the good of his country.

大使是诚实的人,但为了本国利益不得不在国外撒谎(或居住)。

英语lie除了“居住、驻扎”外,还有“说谎”之意,在这个语境下,一语中的的说明了大使工作的性质和特点。

二、《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双关语汉译例析

双关是莎士比亚每剧必用的主要修辞手法之一。在他的全部剧本,长诗和十四行诗中,运用得最多的则首推这部《罗密欧与朱丽叶》。据保守的统计,莎士比亚在该剧中运用双关谐语至少有175个。这些双关经他的精心安排,对刻画人物的性格、展现人物间的关系、展示时代风貌、预示人物的命运和全剧的结局都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剧中的双关语可谓俯拾皆是,这里仅以该剧中的一些经典名句为例,结合朱生豪、梁实秋的译本来逐一进行探讨。

1.谐音双关的翻译。如前所述,利用词的同音或谐音,有意使语句具有双重意义叫谐音双关。莎士比亚是个双关大师,本剧开场就是一个经典的谐音双关:

Sampson: Gregory, o` my word, we`ll not carry coals.

Gregory: No, for then we should be colliers.

Sampson: I mean, an we be in choler,we`ll draw.

Gregory: Ay, while you live, draw your neck out o` the collar.

这是本剧开篇凯普莱特(Capulet)家(即朱丽叶家)两个仆人在市场上的对白,其中collier,choler和collar读音基本相同,连续构成双关。很明显,Gregory用的collier.是顺着Sampson所言carry coals而来的,根据梁实秋的注解,carry coals(搬煤)俗谓“忍辱”之意,在各项劳役中,搬煤是最下贱的工作。怪不得Gregory坚决不同意做colliers(即coalman,搬煤工)了,这就引出了谐音双关的第一个谐音词。而Sampson似乎担心Gregory不明白他的本意,干脆把话挑明:只要有人惹毛了他们(be in choler,),他们就会动刀子(draw)。Gregory继续发话:要是真打起来,别做缩头乌龟,要把脖子从领口(collar)抽出来,随时准备战斗!短短四句对白,莎士比亚创造了三个谐音双关词,不愧为双关大师。而且通过双关语的表达,两大家族中刻骨的仇恨和剑拔弩张的关系,已经展露无遗,也为矛盾的冲突埋下了伏笔,吊足了观众和读者的胃口。

翻译家朱生豪开篇采用比喻的说法“让人家当做苦力一样欺侮”,把本轮对话中的collier的两层意思表达出来,这可以说是个充满智慧的方法。在语音层面上,为了照顾collier和choler的谐音,朱生豪把第一个draw译为“动武”,我们有理由相信朱生豪意在押韵――押的是“欺辱”和“动武”的尾韵“u”。而学者型翻译家梁实秋在翻译collier所在的第一轮对话中,仅仅译出第一层基本含义,“我们不能给人搬煤”和“不能,因为那么我们就成了煤黑子啦。”而第二层含义则采用的是加注的方法(见上述梁氏注解),虽然没有做到在形式上完全对等,但是他的注解对于初读英文版的读者理解这个绝妙的双关是非常有帮助的。可见,翻译谐音双关时,舍弃音的层面(至多在韵脚上注意遣词),放弃形似;保留义的部分,追求神似,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2.词义双关的翻译。词义双关是利用相同的词,在同一语言环境中表达出说话者的双重意义。《罗》中这种双关语也很多,要译好这些双关语,要准确理解其包含的表层以及深层意思。例如:

Romeo:Courage, man; the hurt cannot be much.

Mercutio:No, `tis not so deep as a well, nor so wide as a church door: but `tis enough,

twill serve: ask for me to-morrow, and you shall find me a grave man .

提伯尔特在大街上挑衅罗密欧,虽然罗密欧本人由于朱丽叶的缘故,爱屋及乌,就极力忍让,“我爱你之深是你所不能想象的,除非你知道了我爱你的理由”,所以一直退让妥协。但是罗密欧的好友,勇敢的茂丘西奥不愿屈服于提伯尔特的,与提伯尔特格斗。打斗中,提伯尔特用剑刺伤了茂丘西奥。茂丘西奥受到致命的剑伤,生命临近终点,还不忘说一句幽默的双关。这句话中grave是个关键词,它具有名词“坟墓”(hole dug for corpse).和形容词“严肃的”(serious)的双层语义。所以可以理解为:我要死了,我也将成为一个严肃的人,不会再开玩笑了。而实际上,serious也具有双重意义:“严肃的”和“严重的”。受到致命的剑伤,可不是很严重吗?在这里又进一步构成双关,不禁让人拍案叫绝!。一句双关,不仅栩栩如生地刻画了茂丘西奥幽默、诙谐、视死如归的人物形象,更深刻的体现了莎士比亚天才的遣词造句能力!

这句话的处理,朱氏译为“要是你明天找我,就到坟墓里来看我吧”;梁氏译为“你明天再打听我,你会发现我己经在坟墓里了”。但深层意义“严肃的”则丧失殆尽。整句话很遗憾的只做到了一半的忠实,当然这也是无奈之举。我们大概只能采用变通的加注的方式,才能勉强把意思说清楚吧:明天你来找我,我己经躺在坟墓里,再也不能和你们开玩笑了。

三、结语

或严肃,或轻松,或义正词严,或插科打诨,莎士比亚式双关语的魅力就在于它能用一个词表达一表一里两层不同的意思。 要译好这句双关语,我们或许可以采用朱生豪的比喻法,即把双关的深层意义当做本体传达出来或者采用梁实秋的加注法,即当只能传达出一种含义时,另外一层在注解中详细说明,或者用变通的方法,把本应该在注解中说明的内容,采用从句的方式表达出来。

参考文献:

[1]李树德等.英语修辞简明教程(第二版)[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2]朱生豪译.莎士经亚全集(八)[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篇8

关键词:莎士比亚戏剧;意象翻译;传承与变迁

一、引言

意象是文学作品的灵魂。早在南朝的 《文心雕龙・神思篇 》中,刘勰就把对意象的把握看作是 “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 ”(于195)。在译界,意象的翻译更被视为一种审美艺术。“意象”二字,本身由“意”与“象”两方面构成,“言”明“象”,“象”表“意”,“意”因“象”而起,“象”乃是“意”中之“象”,两者互相融合,难以分割(夏230)。莎士比亚戏剧中意象丰富,包括各类意象,如动植物意象,圣经意象,颜色类意象等等,准确理解这些意象,并在翻译时妥善传承与变迁,无疑对于读者理解莎剧精髓会有莫大帮助。

二、莎剧意象翻译的传承――等值传递

意象的传承主要是指“象”的等值传递,也就是源语之“象”在目的语中得到保留(仇86)。事实上,“等值”并非绝对意义上的“等同”,形式上的对等易于实现,而绝对意义上的“等同”则较难实现。针对莎剧中的意象翻译,在达到形式上的“意象”对“意象”的同时,为了尽可能的传承原意,则可采取直译加释义的策略。

直译加释义,即在文中直接将意象的“象”和“意”同时传递,保留“象”的同时也将“意”和盘托出,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目的语读者“观象取意”的过程。以下举出《哈姆雷特》中的一个意象:在这部剧中,哈姆雷特称即将上演的“戏中戏”是“鱼子酱”。

Eg,…It was caviareto the general.(《哈姆雷特》第二幕第二场)

朱:它是不合一般人口味的鱼子酱;……

梁:对于一般人是腌鱼子;…… (caviare 系俄人喜食之腌鲟鱼卵,未惯食者恒不喜之。)

方:是一盘不合一般人口味的鱼子酱。

在处理“caviare” (鱼子酱) 这一意象时,朱译本和方译本都采用了直译加释义的方法,即在直译“鱼子酱”的同时,将这一意象背后的信息――“不合一般人口味的东西”――也一同译出,让不熟悉这一意象的目的语读者能够更加快速地“观象取意”。这样,无疑更好地传承了原意。

三、莎剧意象翻译的变迁――改值传递

所谓意象翻译的变迁,指的是译者用目的语中的另一个“象”取代了源语之“象”(仇103)。这种情况下,源语意象在“象”和“意”上的契合点并不为目的语读者所熟知,而在汉语中,恰巧有另外一个“象”能够与源语意象之“意”相契合,此时改译的做法能让目的语读者更顺利地获得对“象外之意”的审美求解。具体来讲,意象的变迁可采用“改值传递”的做法。

改值传递,即源语意象在目的语中仅发生“象”的变形,“意”依然保持基本不变。此时,目的语读者仍能凭借“新象”观得“原意”。以下选取一个典型例子。

Eg,…Pray God your voice, like a pieceof uncurrent gold, be not cracked withinthe ring.(《哈姆雷特》第二幕第二场)

朱:求求上帝,但愿您的喉咙不要沙嘎得像一面破碎的铜锣才好!

梁:要祷告上帝,你的喉音可别像费金币似的在中间发生裂痕。(指童伶倒嗓时沙沙之音。金币上有圆线,线内有元首之像,金币如有裂痕侵入线内,则不能行使。)

方:求上帝保佑你的嗓子吧,别成了破嗓子,像一枚边缘磨损的金币,不通用了。(意谓不希望童伶还没到发育期变了声,破了嗓子,就没法扮演女角了。)

此段话中出现了“uncurrent gold”(不通用的费金币)这样一个意象。在朱译本中,这个意象被崭新的意象“破碎的铜锣”所取代。对比梁译本和方译本中保留源语意象并辅之于注解的做法,不难发现,朱译本更简洁生动。不需任何解释,读者即可从“破碎的铜锣”这样一个新意象中感知源语意象,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也方便了读者直接观象取意的审美求解过程。

四、结语

结合朱生豪、梁实秋、方平这三位译者在翻译莎剧意象时的不同处理策略,本论文重点探讨了莎剧意象翻译时的传承与变迁。一方面,当源语意象与目的语意象可以等值传递时,则妥善传承,同时,可视具体情况辅之以“直译加释义”的策略;另一方面,当源语意象在目的语中没有找到合适意象时,则应灵活变迁、采取改值传递的策略。总而言之,翻译是一门艺术,而莎剧中的意象翻译更是一门艺术。在翻译时,如果想要最大限度的还原莎士比亚戏剧精髓,则一定要妥善传承与灵活变迁!

【参考文献】

[1]方平译.新莎士比亚全集[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2]梁实秋译.莎士比亚全集(第八集)[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

[3]仇蓓玲.美的变迁[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4]夏之放.文学意象论[M].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

[5]于民.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0

[6]张泗洋,孟宪强.莎士比亚在我们的时代[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

篇9

【关键词】文本细读 因果逻辑 故意

美国作家莫提默・J.艾德勒和查尔斯・范多伦写的《如何阅读一本书》提出了“主动阅读理论”,其核心是:“你在阅读时要提出问题来――在阅读的过程中,你自己必须尝试去回答问题。”笔者觉得文本细读的要义也是如此。

文本细读,就是向文本的深部展开,而能够被深入探索的是两个方向的问题:人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作家为什么要这样写?前一个问题指向于通过文本的细部解读,找到用来解释人物行为的信息,从而使文章在字里行间达到一种通透的程度;而后者指向对作家与写作的解读。

文本细读是一个不断细致化地研读文本从而对文本的理解逐步走向深入的过程。细读有一种价值追寻,那就是不断地试图对已被解读的文本进行新的解构,并找到支持这种解构的逻辑。在实际的课堂中就表现为学生对文本的多角度提问,那些在教师备课中没有被解读的或者未能关注的部分,恰恰是学生提出新问题的地方。对这类问题的解决往往成为语文教师文本细读的重要切入点。而文本细读的主要任务便是引导学生完成对这些疑问的因果逻辑的论证。在这种论证中,学生便加深了对作品、作家、写作的理解。

一、情节是由写作目的决定的

许多文本难以深入细读进去的原因是读者对写作目的理解过于简单化。

比如梁实秋的《我的一位国文老师》,学生认为此文表达了对徐老师的敬慕与怀念。但依据此中心再去联系全文,学生又无法解决这样两个问题:(1)为什么前面要将徐锦澄先生写得如此不堪?仅仅是欲扬先抑?(2)为什么要写徐锦澄先生的“凶”?而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必须关注整个事件发生的“背景”。因当今学生与事件发生的时代背景有一定的距离,往往因为对事件发生的背景的认知缺失,阻碍了对文本的解读。这个背景便是:“上午的课全是用英语讲授,下午的课全是国语讲授”,“下午的课稀松,成绩与毕业无关。所以每到下午上国文之类的课程,学生们便不踊跃,课堂上常是稀稀拉拉的不大上座”,国文先生也“奉行故事,乐得敷敷衍衍”。

这只说明一个问题:国文教育在当时地位是比较低的。追问下去,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产生呢?我们联系梁实秋的生平推断,他“十八九岁”时恰恰是肇始之时,20世纪初的带来了新的西方文化,但同时也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反映在此文中便是“国文教育”沦落为一种可有可无的教育形态,国文先生的“敷敷衍衍”说明他们已经对此习惯成自然。但徐锦澄老师不同,他在“编教材”“课堂教学”“批作文”三个方面的努力与用心,恰恰说明了他对国文的那份挚爱。他正是因为爱,才有了对国文地位的忧,正因为有“忧与爱”,才有了对学生的怒,外化出来,便是他的“骂人”与“凶”。这样隐藏在文中的一个写作目的便呼之欲出了:同样喜欢国文的梁实秋表达了对国文地位式微的现实担忧,这种担忧不仅存在于他上学的那个时代,也应存在于他写作的当时。而徐先生为国文作出的巨大努力才是真正使之敬慕与怀念的。

再如杨绛的《老王》一文中,杨绛为什么要写老王给他们一家送香油和鸡蛋这一情节?鸡蛋和香油在当时到底意味着什么?这和作者要表达“愧怍”有什么关系呢?文中展示了老王的生存困境:老王住在“破破落落的大院里”,靠三轮车勉强活着,是挣扎在生存线上的“老光棍”。这个情节发生在“”开始后,那时国家物资匮乏,再加上老王自己糟糕的生存状况,那么这香油和鸡蛋无疑是非常珍贵的东西。老王为什么将这么珍贵的东西送给杨绛一家?虽然杨绛一家对老王的关怀与帮助非常微薄,只限于给过他一瓶鱼肝油治眼病和坐他的三轮车维持老王的生活,但这对于“乘客不愿坐他的车”的孤独又贫苦的老王来说,这种人生的温暖一直记在心中。所以珍贵的香油和鸡蛋恰恰表达了老王内心对杨绛一家的感激之意,更是他对杨绛一家所给予他的人生温暖的一种巨大回馈。而杨绛在接收这份礼物之时,并未真正体味出其中的珍贵和特别的意义,未能发觉当时已重病的老王内心的孤独感和巨大的感激之情。老王将其看得那么重,而“我”把这次送礼看得太淡太轻。所以结尾处“愧怍”二字就是杨绛对自我灵魂的解剖,这与“香油与鸡蛋”是有着极为密切的内在关联的。几年过去,当杨绛重新思考这“香油与鸡蛋”对于“幸运”地活着的“我”的意义时,老王显得那样孤独、不幸。原来“我”从未真正走入他的内心。

二、作者自己和写作对象会有契合之处

一些作家往往在作品中会将自己的个性写入文本,会不由自主地在笔下的人物形象中暗合自己的影子。

如阅读孙犁的《亡人逸事》时,学生问:“天作之合”本意指旧制度下美好的婚姻,而从整个文章来看,夫妻之间生活艰辛,算不上美好,那么从哪里能看出是“天作之合”?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确认“天作之合”之义:这是作者对其夫妻生活美好的确认,也是对妻子的一种肯定,就是说妻子是他内心非常欣赏的形象。

这个形象是怎么展示出来的呢?文中写了三件事:看戏、操持家务、买花布。这些事既描绘了其妻贤妻良母的形象,又展示了一个女子的心性美丽。“看戏”主要体现观念的“封建”。“封建”这个看似贬义的词其实未必不受作者喜欢,我们也能从“封建观念很重”联想到旧时女子的羞涩矜持。而婚后持家所选的“摘南瓜”片段则是少有的有趣生活,显示出妻子可爱的一面;最后以买花布事件体现了妻子的“含蓄”之美。“花布”是作者买给妻子的,妻子明明知道“花布”是买给自己,却偏问“为什么把布寄到我娘家去啊”,这是明知故问;而作者也明明知道妻子问话的真实意思,却回答“为的是叫你做衣服方便啊”,这叫明知故答。花布是夫妻深情的见证,其妙在皆不点破又都心领神会。孙犁将自己对妻子的一片深情寄于对以往生活的碎忆中,不直接却又让人真切地体味,含蓄隽永,在娓娓道来中又让人止不住地为之感动。这样一个“含蓄”的孙犁和这样一个“含蓄”的妻子怎能不是“天作之合”?我们在认识到这样一个“含蓄”的亡妻形象时,不也见到了一个“含蓄”的孙犁吗?

再如的《我的母亲》一文,有学生提到:此文主要的写作对象是母亲,为什么文章前三段写的是作者自己的生活经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了解母亲在整个家庭中的处境。母亲比父亲小三十岁,二十三岁守寡,又是当家的后母。大哥比母亲大两岁,这样年轻的后母对继子的影响力是微不足道的。所以面对“大哥从小就是败家子,吸鸦片烟,赌博”的现状,母亲只能隐忍。自古婆媳关系难处理,更何况面对跟自己年龄相仿的儿媳?况且加上“寡妇门前是非多”,失去了丈夫的母亲在五叔面前自然是被轻侮的。所以文章的后半部分就是在强调母亲在整个家庭中的困境。回来再看作者的年少时光,为什么母亲不准他和“野蛮的孩子们一块玩”?因为这样的一个母亲是难以给孩子更好的保护的,是很难在与他人的争执中获得话语权的。“我”玩“掷铜钱”也被别人以“麇先生也掷铜钱吗?”这样的方式嘲笑。“大人们鼓励我装先生样子”好像是“大人们”把“我”当作一个家庭的大男人看待;而有人提议要派“我”加入前村的昆腔队学习吹笙或吹笛时,却遭到族里长辈的反对,理由是说“我”年纪太小。家族中这种前后矛盾的态度恰恰折射了“我”因丧父而带来的生存环境的尴尬与困难。我们比较容易看到一个处境艰难、内心容忍的母亲形象,却也很容易忽视作者年少时的“处境艰难”与“内心容忍”,这一点与其母亲是相同的。

三、古诗与小说受其固有的创作规律限制

古典诗歌与小说的创作往往受其创作规律影响。小说与古典诗歌不如散文来得即兴,更强调写作规律对作品的限制。

比如杜审言的《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一诗:“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忽闻歌古调,归思欲沾巾。”学生在理解诗歌时认为这首诗很简单,就是表达了诗人思念故乡的情感。于是我追问道:“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就是说情语是通过景语来体现的,那么这首诗中的景语是如何与“思乡”的情语相关联的?”其实这个问题是针对许多人认为诗人在选取意象时只是随机而为这一情况提出的。既然“一切景语皆情语”本质上说明“情”主导了意象,也必定决定诗人选择了哪一个景,怎么去描绘,才能与特定的“情”相契合。诗的三四句“云霞出海曙”语序应为“海曙云霞出”,而“梅柳渡江春”的语序也应为“江春梅柳渡”,这两句与第二句中的“物候新”相承。而第四句中最耐人寻味的便是“渡”字,到底是谁在“渡”?显然不是“我”,是“春”渡还是“梅柳”渡?其实作者运用了拟人化的方式写了春渡过大江向北延伸,梅柳也随春的到来由南向北而绿。再联系作者的处境,此时他身处江南的常州,而故土却在江北之洛阳,想象春渡江北,心也似飞回故土。第五句“黄鸟”这一意象又是江南江北都有的一种鸟,所以更有一种外乡人在声音上所能感受的春意和故土情怀,而“绿”这一意象本身的特点是“无根”,不正如漂泊异乡的作者吗?再加上一个“转”字,恰能使人联想起自身“流转”的特点。所有这些意象的组织排列,使诗从第二句的“新”向第八句的“归”顺利过渡。举这个例子其实想强调,诗歌中的意象选择是作者故意的。虽然从触发诗情的角度来说,也许是无意的;但进入写作的层面,诗人在选取意象上一定要“故意”,方能保持“一切景语皆情语”这一创作原则的顺畅实施。

同样小说创作其实也是小说家坚持了“故意”的原则。小说本质上逃离不了“真实的谎言”,正如村上春树所说的“小说家是职业说谎者”,这就是说小说家认为在作品中“说谎”是必要的。如欧・亨利的《最后一片叶子》中有这样一个问题:老贝尔曼可不可以不死?因为没有证据证明老贝尔曼在去为琼珊画那片叶子的时候一定想到自己会因淋雨而得肺病,他也未必想到在这一次的行动中会产生“杰作”。小说的结局“老贝尔曼死去,琼珊康复”,的确“出乎意料”。从小说的表达意义来看,这便是作家的故意。从小说的表达意义来看,小说家选定某个群体是特定的。如鲁迅写底层妇女祥林嫂,是为了表达对底层人民的同情与关怀,写知识分子吕纬甫是表达对知识分子的思考。如果结合此文所选择的人物身份,我们会发现,欧・亨利写老贝尔曼这个搞艺术的人,目的是在谈自己对艺术的思考――怎样的艺术作品才叫佳作?艺术与命运的关系如何?若老贝尔曼不死,其行为与作品就不足以打动读者,“常春藤叶”难以承载巨大的艺术价值;而“将美撕毁给别人看”永远在文学作品中给人以震撼人心的悲剧力量,但有时往往作家撕毁的是人的命运。艺术的成功与人生命运的悖论是艺术创作中普遍存在的哲学命题。

篇10

[论文摘要] 文章通过对闻一多爱情诗歌的细致解读,分析其爱情诗的情感线索。闻一多的爱情诗交织着诗人对于爱情诗人既执着追求又理智地舍弃的感情,对于婚姻既依恋于它的温馨又遗憾于它的平淡和苦涩的复杂情绪。闻一多在爱情诗中表现出来的复杂心态充分印证了他既现实理智又浪漫热情的复杂的精神特质。

闻一多是我国现代时期重要的文化人士。在他短暂的人生中,实现了从诗人到学者再到斗士这三种身份的转变。梁实秋曾说过:“闻一多短短的一生,除了一死轰动中外,大抵是平静安定的,他过的是诗人与学者的生活,但是对日抗战的爆发对于他是一个转戾点,他到了昆明之后似乎是变了一个人,于诗人学者之外又成了当时一般时髦人士所谓的斗士。”与梁实秋一样,很多学者都惊异于闻一多的变化,惊异于这三种身份本应具有的不同的或者说矛盾的精神气质怎会在同一个人的身上出现。但实际上通过对闻一多生平的了解和对他诗歌的解读,我们就会发现现实理智和浪漫热情正是闻一多精神气质的主要特征。“这种现实与理想、忍耐与反抗的冲突不仅是闻一多爱国主义诗歌张力效果的主要来源,同时也是他的一种基本的人生态度,坚韧地忍耐人生一切不得不忍耐的东西,正视苦难而又抗拒苦难。 闻一多的诗歌交织着矛盾的情绪,不仅爱国主义诗歌如此,爱情诗也是如此。闻一多一生创作了不少爱情诗篇,如《红烛》诗集中的《国手》《爱之神》《红豆》等,《死水》诗集中的《收回》《你指着太阳起誓》《你莫怨我》等,《真我集》中的《相遇已成过去》。闻一多的爱情诗充分体现了诗人在对爱情的执着追求与对爱情的决绝舍弃这两种矛盾情感间的挣扎,和在对婚姻的依恋和对婚姻的不满这两种矛盾情感问的挣扎。

一、爱的执着与爱的舍弃共存

闻一多最早的诗歌创作开始于清华求学时期。他出生于一个质朴的旧式家庭,早年的求学生活是平稳安逸的。这种生活造就了青年闻一多的单纯、浪漫与热情。有学者认为早年的闻一多是一个唯美主义者、浪漫主义者,他热诚地追求美、赞美美。

对美好的自然和美好情感的赞美构成了闻一多早年诗歌的主要内容。在《冬夜评论》一文中,闻一多曾提及:“严格的讲来,只有男女间恋爱的情感,是最热烈的情感,所以是最高最真的情感。¨到因此爱情诗在闻一多早年的创作中占据着较大的比重。在《爱之神》一诗中,诗人借助维纳斯画表达了他对爱人的想像“这么俊的一副眼睛— /两潭渊默的清波!/……那潭岸上的一带榛薮,/那分明的黛眉啊!/那鼻子,金字塔式的小邱,/红得象樱桃一样。/扉内还露着编贝底屏风”,在诗人笔下,爱人的美是令人眩目的,爱让人迷惑却难以抗拒。在诗中,诗人还表达了他对爱强烈的渴望:“爱人啊!你是个国手/我们来下一盘棋;/我的目的不要赢你,/但只求输给你——/将我的灵与肉/输得干干净净!”(《国手》)“心爱的人儿啊!/这样清幽的香,/只堪供祝神圣的你:/我祝你黛发长青!/又祝你朱颜长娇!/同我们的爱万寿无疆!”(《香篆》)诗人对爱的追求是毫无保留的为了神圣的“你”,可以将自己的灵与肉输得干干净净,这和许多评论中所提到的那个克制的闻一多是不同的。诗人还在诗中勾画出自己在梦境中与爱相遇时的情景:“那娉婷的模样就是他么?/我们都还没吐出一丝儿声响;/我刚才无心地碰着他的衣裳,/许多的秘密,便同奔川一样,/从这摩触中不歇中冲洄来往。”(《幻中之邂逅》)与爱的相遇,虽然是在梦中,却是甜蜜的当梦逝去时,反而“扰得我辗转空床,通夜无睡”。闻一多在诗中对爱情寄予了美好的想像与渴望,但现实中的闻一多并没有真正品尝过爱情的滋味。闻一多在清华期间为什么没有恋爱,原因也许是多方面的,或是因为家中父母早早为他定下的婚事让他觉得失去了爱的资格,或是因为他认为过早的恋爱会荒废学业,总之现实生活中他对情感的克制与其诗歌中对情感的炙热渴望是多么的不同。

1922年,还未真正品尝过爱的滋味、感受过爱的甜蜜的闻一多却不得不屈从于家人的安排,与只在幼时匆匆见过一面的未婚妻完婚,仓促地开始了他的婚姻生活。包办的婚姻击碎了闻一多对爱情曾经寄予的理想,正如诗人所感慨的:“啊!浪漫的生活啊!/是写在水面上的个‘爱’字,/一壁写着,一壁没了;/白搅动些痛苦底波轮。”(《忏悔》)出于对家的责任,闻一多自知从此无望于爱情,因此在后期的爱情诗歌中,诗人用决绝的口吻表达了自己对爱的失望与放弃,“相遇已成过去,到了分手的时候/温婉的微笑将变成苦笑,不如在爱刚抽芽时就掐死苗头。”(《相遇已成过去》)“你莫怨我!不要想灰上点火,/我的心早累倒了,/最好是让他睡着!/你莫惹我!……你莫管我!/从今加上一把锁;/再不要敲错了门,/从今算我撞的祸,/你莫管我!”(《你莫怨我》)梁实秋在谈到《相遇已成过去》这首诗时提到“本事已不可考,想来是在演戏中有什么邂逅。”但是正如李蕾所说:“诗人在越轨的想象后兴奋的同时,潜意识也感到了危险,他从理智上及时地遏制和规劝了自我的冲动。在感情的自由真率和现实的道德力量的矛盾冲突下,诗人不得已做出冷酷的姿态。” 闻一多用自己的诗歌表达出自己将正视已婚的现实并从此决绝于爱的诱惑和幻想的决心。

梁实秋提到闻一多的《相遇已成过去》一诗时也曾说过:“他为人热情如火,但在男女私情方面总是战战兢兢的,在萌芽时就毅然掐死它。”可以说正是为人的理智造成了婚后的闻一多“在男女私情方面总是战战兢兢的,在萌芽时就毅然掐死它”但是为人的理智与克制只是闻一多性格的一个方面,他性格中还有“为人热情如火”的一面。这种性格的两面性造成了闻一多对爱情极其矛盾的态度,一方面他理智地拒绝爱情,另一方面他又幻想并执着于爱情。因此对美好爱情的渴望和义无反顾地追求构成了闻一多后期爱情诗歌的重要内容。诗人用“欢悦的双睛,激动的心”(《相遇已成过去》)描述了真正的爱情到来时在人的内心激起的巨大的波澜;诗人用“那一天只要命运肯放我们走!/不要怕;虽然得走过一个黑洞,/你大胆的走;让我掇着你的手;/也不用问那里来的一阵阴风。//那斑烂的残瓣,都是我们的爱,/拾起来,戴上。/你戴着爱的圆光,/我们再走,管他是地狱,是天堂!”(《收回》)这些诗句表达了作者对爱情义无返顾地追求;作者用“将来有一天也许我们重逢’/你的风姿更丰盈,而我则依然憔悴。/我的毫无愧色的爽快陈说,/‘我们的缘很短,但也有过一回。”’(《相遇已成过去》)表达了爱过就无悔的情感。有学者研究认为闻一多在青岛大学任教期间曾有过情感的越轨,而《奇迹》这首诗正是其情感越轨的产物,但正如李蕾所说:“在这里,我们要讨论的重点不是诗人情感越轨的对象,而是这种感情的冲突变化及这种情绪体验在诗中所呈现的面貌。” 也就是说,通过对闻一多后期的爱情诗篇的解读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诗人在情感深处从未放弃过对爱的强烈渴望与好奇。

从闻一多早期的爱情诗中对爱情的憧憬与想像,到后期爱情诗中对爱情的渴望与克制,闻一多的爱情诗充满了情感的张力,让读者感受到一种矛盾的张力。“闻一多的诗与郭沫若、徐志摩都不相同。郭沫若的诗带来的是畅通无阻猛烈宣泄的,徐志摩的诗带来的是舒徐从容宣泄的。闻一多的诗则不在宣泄而在蓄积,他将情绪以诗的形式聚集并储积起来,只给以有限的宣泄,但这宣泄似乎也是为了储积。所以他的成熟期的诗读了令人感到满闷,而不感到痛快或愉悦。这是一个自我的意志和愿望不得周围环境所理解的人的情感表现。” 爱情诗中闻一多对爱情矛盾的态度,体现出闻一多精神世界的构成特质,其中交织着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与斗争,充满了忍耐与不忍耐之间的矛盾与抉择。

二、对婚姻的依恋与对婚姻的遗憾共存

对自身婚姻的描述与体验构成了闻一多爱情诗歌的重要内容。在这些以作家的婚姻生活为题材的诗歌中,同样充满了诗人情感的矛盾,那就是既屈从于父母的安排又不甘于这种安排既依恋于这种包办婚姻所给予的温馨又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婚姻的不合理。

在清华期间的闻一多虽然对爱情没有真实的体验,但是他对爱情已经有了自己独立的认识。清华推崇的美式教育理念让闻一多较多地接受了民主与自由的思想,在他的认知中,婚姻应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的,是灵与肉的结合。但现实中的闻一多却不得不面对家人给他包办的婚事,这也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悲哀,他们的思想往往是先进的,但行为上却是软弱的,鲁迅等皆是如此。闻一多和他妻子的婚姻是儿时就定下的,对于这桩婚事,结婚前的闻一多的态度也是暧昧的,一方面他不满于这桩婚事,因此不愿提及这桩婚事,采取了逃避的态度;但另方面他又没有直接反抗这桩婚事,内心默认了这桩婚事的存在。实际上从闻一多在婚前对存在的包办婚姻的态度就能感受到闻一多对现实既妥协又抗争的矛盾心态。

1922年,闻一多无奈地接受了家人的安排,与妻子高贞走入婚姻的殿堂,开始了他既感到幸福又感到遗憾的婚姻生活1923年,新婚刚刚五个月的闻一多告别了新婚的妻子只身来到美国求学。婚姻对于年轻诗人来说毕竟是一种新的感受,新婚的柔情还未品够,就饱尝分离的痛苦。分离的痛苦再加上东西文化的不适感、遭受不公的愤懑感等等因素使诗人开始回味他的婚姻生活。1923年在美国创作的《红豆》组诗就是诗人描述自己婚姻的重要作品。在《红豆》组诗中,作者用甜蜜的心情描画了自己的蜜月生活:“我曾在玉萧牙板,/一派悠扬的细乐里,/亲手掀起了伊的红盖帕;/我曾著着银烛,/一壁撷着伊的凤钗’/一壁在伊耳边问道:‘认得我吗?’(三十六)“你午睡醒来,/脸上印着红凹的箪纹,/怕是链子锁着的,/梦魂儿罢?/我吻着你的香腮,/便吻着你的梦"。”(三十八)在《红豆》组诗中,诗人还用很多新颖有趣的比喻表达了自己对妻子浓浓的相思之情。在诗人笔下“相思”成为那匍匐在人身边撩得人整夜不睡的抹月光,成为了出奇不意咬人一口留下奇痒的蚊子,成为了一支入侵心门的部队……这些比喻既展现了闻一多丰富的想像力,也充分展现了闻一多对妻子深深的思念。在《红豆》组诗中诗人还热情地赞美自己的婚姻与自己的妻子:“我俩是一体了!/我们的结合’/至少也和地球一般圆满。”(十>;“但我要描出我常梦着的伊——/一个通灵澈洁的的天使!”(三十九);“我们自己的爱力/在天边碰着,/碰出金箭似的光芒,/眩瞎我们自己的眼睛”。(四十)这些诗歌充分印证了婚姻中的闻一多强烈的幸福感与满足感。他对梁实秋说过“世上最美妙的音乐享受莫过于在午问醒来静听妻室儿女在自己身旁之轻轻的停匀的鼾息声。”闻一多的妻子高贞性格柔顺,她爱自己的丈夫和家人。在动荡的年月里,她一直伴随丈夫左右,随他四处奔波,给他养儿育女,给他一个温馨的家。妻子的贤淑让闻一多依恋自己的家,爱自己的家。

闻一多的儿子在回忆父亲与母亲的婚姻生活时,曾经提到:“新郎呢,他显然喜欢妻子的温柔纯朴、善良宽厚、贤惠和勤俭。尤其令他感到欣慰的是,她虽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封建妇道的影响,却有一颗不甘于现状、向往自由的心。面对清纯的妻,他心里充满复杂的感受,其中有对她的同情和怜爱,也有自身的苦涩与哀怨,更有一种同‘命’相怜的酸楚笑语声。”正如闻一多的儿子所说,妻子的温柔与贤惠让闻一多感受到婚姻的美好,但同时这种婚姻存在的不合理也让诗人感到无比的痛心和苦涩。这种不合理首先体现在婚姻的包办性质上,因此诗人用“我们是鞭丝抽拢的伙伴”(二十四)、“我们弱者是鱼肉;我们曾被求福者/重看了盛在笾豆里,/供在礼教底龛前,/我们多么荣耀啊!”(二十五)、“他们削破了我的皮肉,/冒着险将伊的枝儿,/强蛮地插在我的茎上”(三十)等诗句诅咒了那将婚姻强加于两人的外力,充分地流露出这种强加的婚姻给自己所带来的苦涩与无奈。闻一多的婚姻缺憾还体现在夫妻双方之间的文化差异和隔膜上。闻一多曾经非常努力地去提高妻子的文化水平,如他早年写信给未来的丈人让他安排妻子上学接受文化教育,还有在婚后不断督促妻子学习,即使在妻子快要生孩子的时候,闻一多还写信给家人让他们给孩子找乳母,不要因为照顾孩子而耽误妻子的学习。但闻一多所做的这些并不能根本上改变闻一多和妻子之间在学识和思想上的差距,这种差距让闻一多非常地痛苦也非常地焦虑。诗人通过他的诗歌传达出这种痛苦,“哦,脑子啊!/刻着虫书鸟篆的/一块妖魔的石头,/是我的佩刀底砾石,/也是我爱河里的礁石,/爱人儿啊!/这又是我俩之间的界石!”(三十一)对于夫妻俩思想上的隔膜、文化上的差距,诗人是深感忧郁的,他担心这会成为婚姻道路上的重要障碍,“冬天的长夜,/好不容易等到天明了,/还是一块冷冰冰的,/铅灰色的天宇,/那里看得见太阳呢?/爱人啊!哭罢!哭罢!/这便是我们的将来吆!(三十三)”可见这种文化差异给诗人的婚姻蒙上了一层阴影。

闻一多既珍惜婚姻的安定又痛心于婚姻的缺憾。在不能漠视和选择这种情感的局面下,那么闻一多是怎样处置这样的矛盾呢?笔者认为,闻一多采取的是尽力弥合缝隙的办法。他选择了用忠诚来稀释这种痛苦,以热烈之心感染和善待妻子,凭借传统的文化韵味来说服旁观者。¨ 因此他在诗中写到“我的人儿她不爱说话,/斋里夜夜给我送烟茶;/人家里灯光象是泼溶银,/吴歌楚舞不肯放天明——/我们怎能够比别人?//人睡向青山去休息,/我们也一同走人黄泉里;/人堂上的燕子找不着家,/飞到我们的檐前骂落花— /我们比别人差不差?”(《比较》)这里可以看出诗人试图用家庭的安稳、情感的忠贞来安慰自己、说服自己。应该说这些出于理智的考虑的确让闻一多的家庭保持了完整,但这并不意味着闻一多在思想上与情感上已彻底地屈从了现实的安排。在精神上,闻一多从没有放弃过对两情相悦的浪漫情感的渴望。因此在他后期的诗歌中,对两情相悦的浪漫生活的渴望和对柴米夫妻间责任的认同这两种情绪复杂地交错在一起。这种复杂的心绪在他的诗歌《大鼓诗》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让我只在静默中赞美你,/可是总想不出什么歌来唱。//纵然是刀斧削出的连理枝,/你瞧,这姿势一点也没有扭。/我可怜的人,你莫疑我’/我原也不怪那挥刀的手/… …我知道你永远起不了波澜,我要你永远给我润着歌喉。/假如最末的希望否认了孤舟,/假如你拒绝了我,我的船坞,/我战着风涛,日暮归来,/谁是我的家,谁的我的归宿?//但是,娘子啊!在你的尊前,/许我的大鼓三弦都不要用;/我们委实没有歌好唱,我/既不是儿女,又不是英雄!’’(《大鼓师》)很显然这诗里面既有诗人对柴米夫妻间质朴情感的认同,又有诗人面对这种平淡的夫妻生活的无奈。对于自己的婚姻,诗人始终在认同与不认同之间痛苦地挣扎。

热情的闻一多从没有放弃过对美好的爱情和婚姻的憧憬与想像,但理智的闻一多却又努力克制自己的情感以避免自己和家人受到困扰。闻一多的情感世界是充满张力的,在冷静中有着热情,在克制中又有着抗争。正如王富仁所说:“正视现实又执着于理想,实际上是把坚实的追求置于坚韧的忍耐之中,现实是铁的不移的事实,必须要忍耐也只能忍耐,不忍耐现实的重压便是自身的毁灭,一切的理想都成泡影,但这忍耐不能是屈服,不能是甘愿如此,而必须是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忍耐。这种忍与不忍的对立也是闻一多诗歌张力的来源。”

参考文献

[1][4][6][9]梁实秋.谈闻一多[A].梁实秋怀人丛录[c].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7:57,82,8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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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闻一多.冬夜评论[A].闻一多全集(第 2卷)[c].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