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的爱情诗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徐志摩的爱情诗，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徐志摩 爱情诗 爱与生命

徐志摩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但是一直以来，他与林徽因、张幼仪与陆小曼的爱情故事却完全将他的诗名掩盖，这些爱情诗得到了后世的极高评价。爱情诗虽然是描写爱情，但是却富于哲理。在徐志摩的思想观念下，爱是生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生命的传承，下面就对徐志摩的爱情诗进行深入的解读。

一、徐志摩爱情诗中的思想与人生信念

作品是思想的有机呈现，徐志摩的爱情诗中蕴含着他的人生信念与思想观念，认为：“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信仰’。”这种信仰包括爱、自由与美，一直以来，他都希望这三者可以得到有机的融合。在三个因素之中，“爱”是其中的核心因素，徐志摩这种信仰的形成与他的人生经历、个性与文化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徐志摩是家中的独子，家庭环境殷实，养成了一种任性、自我的性格，这也是他放弃家业走救国路线的主要原因。在到英国留学后，剑桥浓郁的人文景观与文化氛围给徐志摩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他不仅受到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华兹华斯、济慈、雪莱以及剧作家莎士比亚的影响，还结识了著名的作家曼殊菲尔、嘉本特、威尔斯，更是与哲学家罗素成为莫逆之交。在他们的影响下，徐志摩人生观逐渐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倡导自由、个性解放。在这一阶段，他还结识了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爱上了他的女儿林徽因，由此引发的情愫也为他的创作带来了无限的灵感源泉。

二、徐志摩心路历程对于其爱情诗创作的影响

徐志摩诗歌中反响最大的就是爱情诗，在他创作的诗歌作品中，爱情诗的数量超过了半数。对于徐志摩爱情诗的界定，学术界尚未得出统一的思想，有的倡导坐虚，有的主张坐实，由于关于此的划分标准尚未统一，因此，学术界目前对于徐志摩爱情诗的研究还不够深入。一般情况下，在评价徐志摩诗歌时，往往回避他的爱情诗，实际上，要想深刻地分析徐志摩的诗歌本质，就一定要对其心路历程与爱情经历进行深刻的分析。

张幼仪是徐志摩的结发夫妻，但却是父母包办的婚姻。当时徐志摩崇尚救国，对文学并不感兴趣，因此在这一阶段并未创作诗歌，但是，这并不是说明他与结发妻子毫无感情，相反，虽然是父母包办，但是在多年的相濡以沫中依然产生了感情。在徐志摩初到伦敦后，就写了家信希望张幼仪可以常伴左右。在与林长民的频繁交往下，徐志摩才逐渐移情林徽因，他内心的反叛精神完全被点燃，可以看出，他与张幼仪的结合完全是一种被动的接受，在蒋百里婚变的刺激下，他开始向往自由的恋爱。为此，他放弃了博士学位，追随罗素，而罗素与妻子的分手也对徐志摩产生了深深的触动，为了追求自己的真幸福、真恋爱，他提出与张幼仪离婚，豁达善良的张幼仪很快签字同意。在离异后的3个月，他为张幼仪写下了第一首也是唯一一首诗歌――《笑解烦恼结――送幼仪》，在同年的11月8日，徐志摩在《新浙江》副刊《新朋友》上发表了自己的离婚通告，这是对传统婚姻制度的一种挑战，也是他单纯理想主义的标志性表现。

徐志摩的婚变引来了各方的斥责，但他依然坚持自己的信念，他满意欢喜地认为自己找到了生命中的灵魂伴侣，但是，始料未及的是，林徽因在不久后不辞而别，这使徐志摩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中。

在与林兜兜转转的情感之中，徐志摩结识了陆小曼，他们相知相爱，从北京移居上海，但徐志摩并未完全忘怀林徽因，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在矛盾与痛苦中，他将自己的情感寄托在诗歌上。在林徽因回国之后，徐志摩将自己的情感深深埋藏在心底，这在后期《你去》、《在病中》的描述可见一斑。

在徐志摩的心目中，陆小曼符合理想伴侣的标准，陆小曼出生世家，才情兼备，能歌善舞。徐志摩是典型的文艺青年，他浪漫任性，充满绅士风度，他们意味相投，两情相悦，很快就迸发出了爱情的火花。在《雪花的快乐》、《我有一个恋爱》等诗歌中都充分表达出自己对陆小曼的真爱。但是，现实往往是残酷的，陆小曼是有夫之妇，他们在一起难免会受到家长的反对与社会的飞短流长，他们的爱情也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虽然欢喜，但是也有着莫大的压力。在《为要寻一个明星》、《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中，徐志摩就深刻的表现出社会环境与封建礼教给自己带来的压迫感，但这反而增强了他与世俗观念斗争的勇气与信心。终于，他们冲破世俗的压力，喜结连理。在婚后，他写下了《眉轩琐语》、《望月》、《鲤跳》、《新催妆曲》等诗歌，在这些作品中，都记录着自己与陆小曼幸福的点点滴滴。可快乐的日子总是转瞬即逝的，陆小曼的讲排场与多病，导致徐志摩入不敷出，身心疲惫。到了后来，陆小曼吸毒成瘾让徐志摩更加痛苦，他创作灵感逐渐枯竭，陷入了迷惘与彷徨中，自己费尽心力追求来的爱情却竟然是这样，此后的夫妻见面常常伴随着无尽的争吵，徐志摩逐渐沦落到了失意与落魄的境地。

三、从徐志摩爱情诗中窥探爱与生命的传承

在简短的一生中，徐志摩创作出大量的爱情诗，正是由于他自己的感情生活丰富多彩才给他的创作带来了无尽的灵感，在诗歌形式上，他追求“浓得化不开”以及“分行的书写”，这也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深刻的体现。在表达情感时，他的口语表达方式更适宜表现内心情感的变化和自由变幻的心理活动。口语表达自然、生动、贴切、灵活多变，是徐志摩爱情诗艺术美的一个重要体现。

徐志摩曾经在《艺术与人生》中提过：“我们没有艺术，正因为没有生活。”正因为徐志摩有着丰富多彩的爱情生活，才会在诗歌上取得巨大的造诣，这正是他爱与生命传承的主要表现。徐志摩很多情诗都应用散文的抒情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爱生活，如《我等候你》，相比其他诗人规范统一的格式，徐志摩诗歌的形式更加自由。很多诗歌中都应用了“神仙似的句子”，其表现手法也主要是直抒胸臆，如“我望着户外的昏黄，如同望着将来，我的心震盲了我的听”。徐志摩善于捕捉转瞬即逝的情思与意向，不会过分追求画面的完整性，写人注重传神，写物则可以将自己的情思寄托在物的描写上。

徐志摩常常借鉴西方现代诗的象征手法，将幻想与写实相结合，表达出自己内心的苦闷。总之，徐志摩为爱而生、为爱而死，他与张、林、陆的感情故事正是他诗歌的来源。

四、结语

总而言之，徐志摩爱情诗中有着优美的语言、敏锐的心灵以及细腻的情感，他的诗歌中蕴含着自己对于爱情的信念与理想的执著。在诗歌上徐志摩的成就是巨大的，在爱情上他忠于自己，努力地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他曾经获得了彻底的幸福，但是也伴随巨大的苦闷与绝望，他英年早逝，但是他爱情诗中蕴含的独特内涵对于后世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参考文献

[1] 高占伟，丁毅.初恋失败的咏叹调――读徐志摩《再别康

桥》[J].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3）.

[2] 王俊虎.意象・音乐・诗魂――徐志摩诗歌美学意蕴探析

[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

篇2

我以为王蒙谈及阿Q向吴妈求爱失败的原因，简直就像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太不注重现实，太过浪漫和书呆子气了。

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究竟是处于怎样的一种经济情况和现实困境9“阿Q没有家，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春米便春米，撑船便撑船。”况且，他的头皮上还长着几处不知起于何时的癞疮疤。即便是这样，阿Q却还要打肿脸充胖子，声称自己先前比赵太爷们还阔。

试想，像阿Q这样一个浑身上下都是毛病的人，难道会讨得吴妈的喜欢?这个连斗大的字都认不得几升的阿Q，倘若真的按照王蒙开出的求爱秘笈，背诵着徐志摩的诗向吴妈求爱的话，吴妈肯定会大骂阿Q性骚扰，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活脱脱是个瓜兮兮的二百五和神经病!

在我看来，阿Q求爱之所以失败，并不在于阿Q不懂得用徐志摩的诗去赢得吴妈的一片芳心，而是在于阿Q身上的各种劣根性太不讨吴妈喜欢了。现实生活中，如果诗歌真的可以像王蒙所说的那样，成为阿O摧毁吴妈们心灵防线的精神原子弹，那风度翩翩、才华横溢、诗情喷发的徐志摩哪里还用得着对林徽因费九牛二虎之力?

我们说，男女爱情需要浪漫，但最根本的还是要看对方来不来电。王小波在《黄金时代》中描写主人公王二向陈清扬求爱，其想法简直比阿Q还要“卑鄙下流”得多：“我在二十一岁生日那天，打算在晚上引诱陈清扬，因为陈清扬是我的朋友，而且胸部很丰满”，“脸也很漂亮”。王二想引诱陈清扬，简直比阿O想和吴妈困觉更加有过之而无不及。

面对陈清扬，王二并没有像文人求爱那样，动不动就冒酸，去背诵什么徐志摩的诗歌，而是直截了当地打开窗子说亮话：“我已经二十一岁了，男女之间的事还没体验过，真是不甘心。”没有一点思想准备的陈清扬既没有给王二一个耳光，骂其是流氓，又没有像吴妈那样“啊呀”大叫着边跑边嚷。因为在那样的苦难的日子里，远在边疆插队的王二和陈清扬除了有着“伟大友谊”之外，两个人始终都在互相倾听对方的心声，同病相怜。王二获得陈清扬爱情的“法宝”，首先靠的就是这样心心相印的关爱和体贴。

也许，正是基于王蒙这种片面的追求浪漫，在现实生活中，许多年轻人往往会把浪漫当情和生活的全部。一些年轻人在求爱时甚至不惜节衣缩食以省下钱来为自己的恋人送上九百九十九朵玫瑰，但在满足了对方短暂的虚荣心之后，这样的爱情往往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烟消云散。

在一般人的眼中，诗人们的生活和爱情可以说是最为浪漫的，但现实中，诗人们的爱情却常常就像易碎品一样，是那样的不堪一击。海子的诗，不可谓不美，海子对于爱情的追求，不可谓不执着。海子曾天真地对自己心爱的恋人发誓：“我以诗歌的庄严答应你，永远不背叛你!”这位写出“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诗人，在经济拮据的现实面前却挽留不住恋人的离去。著名诗人顾城在留不住妻子去意徘徊的哀叹声中，并没有用黑夜给他的黑色的眼睛去寻找光明，而是去寻找砍向妻子的可怕的斧头。

篇3

美丽标准：会说洋文的大脚女人。20世纪之初，洋货、传教士、大众传播媒介把西方生活方式传入中国。一本倡导女权运动的书《女界钟》应运而生，该书不仅措辞激烈，极力攻击缠足，而且主张妇女“剪发、读书、参政”。

美丽人物：赛金花

这个直到21世纪还能为娱乐界“爆料”的奇女子。那段被野史写滥了的“以身救国”，一个一厢情愿的“石榴裙抵挡八国联军”的故事，赛金花之所以成了一个美丽动人的谜，美丽是根本，“西化的美丽”则是催生剂，在那个年代格外有效。

二

美丽标准：在20世纪之初稍微开了个头的妇女解放运动开始深入人心。妇女解放运动首先从自由恋爱、自由婚姻开始，新式婚礼在都市里流行开来。这个时期的女子着装多穿窄而修长的高领衫裙，下穿黑色长裙，衣衫比较朴素。这种装束，时人送它一个专有名词：“文明新装”。

美丽人物：杨步伟

这个早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获医学博士的女孩子，毕业后在北京开私营的森仁医院，宣扬自己“终身不嫁”，为风气之先。虽然这个誓言不久就被尊为“汉语言学之父”的语言学家赵元任的求爱攻势打破，但收敛的美丽、不凡的事业、惊人的独立，让这个不媚不俗的素朴女子光彩照人。

三

美丽标准：有身段的才女。“五四”运动就像一阵清劲的风，一下子给曾经压抑沉闷的社会注入了新鲜空气。新诗人刘半农就是在这个年代之初，开创性地将“她”这个汉字增添进中国文字，那首为了宣传“她”字而创作的白话新诗《叫我如何不想她》，成了这个时代的音符。

美丽人物：林徽因

因为与浪漫诗人徐志摩的一段扑朔迷离的恋情，80年后美丽高雅、多才多艺的林徽因重新被演绎成一代新偶像。

四

美丽标准：中西合璧名女人。巴黎的新款漂洋过海，几个月的工夫上海就开始流行，其后，全国其他城市也开始流行。各大报刊杂志也开辟了服装专栏，红极一时的月份牌时装美女图更是为文明新装的流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美丽人物：胡蝶

胡蝶的形象，符合中国民间传统的美女标准。除了脸若银盘、明眸皓齿、肤如凝脂之外，双颊上的一对酒窝是她的招牌。也许是因为胡蝶的缘故，那个年代，有酒窝的女子都有被冠以美女的幸运。

五

美丽标准：禁忌。美丽、爱情、感情生活……这些词汇几乎已经成为一种禁忌，阶级斗争，是此时中国的惟一时尚，爱情也在大众生活中完全绝迹。当被扼杀的男女情爱后来在知青群落中慢慢苏醒，其标志是爱情歌曲与爱情诗的流行。从1969年以后，传唱爱情歌曲、传抄爱情诗歌一直都是知青群落中的时尚。但是，那是秘密的。

美丽人物：邓丽君

对于那个年代的中国人而言，邓丽君的歌声里所流露出来的小家碧玉式的温润、柔美、柔情蜜意，具有摧毁的力量。

六

美丽标准：张扬。蝙蝠衫、吉他这些廉价的时尚过去以后，名牌香皂唱起了主打歌。“物质文化”开始显现其力量，时尚第一次有了不菲的标价。东方美女不再追求简单的讨人喜欢，与生俱来的个性与魅力才是最厉害的武器。

美丽人物：刘晓庆

她是那个时代第一个叉着腰讲“我漂亮”的女人。她张扬自我的个性魅力对那时候的中国人来说确实具有另一种启蒙作用。按照现在的话说，她就是那个时代的“另类人物”。

七

美丽标准：多变。20世纪90年代你得保持新鲜。经典美女形象已成为过去，评判美女的标准也不再那么整齐划一，化妆手法越来越高明，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只要不惜代价，每个人都可以是美女。

美丽人物：张曼玉

刚出道时俨然邻家傻妞，脱去稚气，便显得僵硬。然而她后来的沧桑都蜕变成了美丽。猫一样善于变幻的张曼玉，成了观众新宠，她并不出众的容貌，却因可纯真和妖媚的造型变化，征服了所有人。

篇4

在朗诵训练中，许多人拿起作品就读，造成了念字式、念经式、八股式、演戏式等不规范的朗诵方式。原因之一即没有通读作品、揣摩作品、解析作品，更没有去思考写作背景以及其它必须处理的问题。因此，分析作品对于朗诵艺术中内心视像主题与基调的构建有重要的作用，应当注意以下四点：

1.把握作品的思想方向与情感方向。思想方向指的是作品的主题，情感方向指的是作品的情绪基调。

2.分析作品情感表达的关键词和主题句，确定内心视像中的主画面。

3.反复试读，逐渐地记忆文章内容，构建起内心视像的轮廓。

4.分析字里行间的潜在信息，“从已知中揭示未知”，排除“感觉和理解上的盲点”[2]1。

（一）解读文本

以席慕蓉的爱情诗《一棵开花的树》为例：

1.作品本身内在的变化及联系。第一段：求佛——结缘，第二段：幻化——等待，第三段：走过——凋零。显然，三个段落演绎的是一个纯情少女等待爱情的故事。发现了故事，就为情感的调动与想象的发挥奠定了基础。

2.确定诗的主基调及变化情形。本诗的主基调是凝重的，但是中间有些变化。比如开始的节奏舒缓，中段明快，末尾则是沉重的。即在末尾，是大喜到大悲的跌落。

3.揣摩字里行间潜藏的意味。“慎重地”表明一种用心的经营。“五百年”是夸张，并非事实，但却表现出虔诚与执着。台湾是一个信奉佛教的地方，凡事讲缘，“缘”是不能自主的，爱情也是佛无法主宰的。“无视的”三个字，否定所期望与所付出的一切，足以令人产生无限的伤感。这样的字眼分析，可以为把握文本凝重的基调提供支持。

4.反复揣摩，领会美感。反复试读、揣摩、品味，直到为那份纯情的、执着的、只有一个人的爱而感动，并最终体会到清丽、忧伤且凝重的美感。

(二)了解写作背景

在分析作品，构筑内心视像时，光有字句分析还不够，需深入了解写作背景。如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许多人认为它传达的是“袅袅的情思与感伤沉默的哀婉情态”[2]153，甚至是“愈来愈凝重的离愁”[2]154“袅袅的情思”自然是有的，而“感伤沉默的哀婉情态”就缺少根据了。依据孙绍振先生的解读，这首诗的特点是“潇洒、轻松、还有一点甜蜜，找不到一个字可以说明是‘感伤沉默的哀婉情态’特别不能证明是‘愈来愈凝重的’”[2]154。孙教授的理由是本诗写于1928年11月，写作背景与林徽因有关。1928年3月林徽因与梁思成在加拿大结婚，作者徐志摩过去与林徽因漫步剑桥的浪漫回味已经不便公开，所以是“轻轻的”“悄悄的”。

又如林徽因的《你是人间四月天》也同样遭遇写作背景的误读。据有关资料，该诗“是林徽音写给自己的长子梁从戒的,用来表达她对孩子的无比的喜爱之情,以及从儿子身上看到的生的希望和活力”[3]。然而许多人将他理解为爱情诗，如果确证那是一首写给天真无邪的孩子的诗歌，却作为爱情诗朗诵，不仅有悖于作者的初衷，而且效果滑稽。

二、体验作品体验，也叫体会。

“体验到的东西使得我们感到真实，现实，并在大脑记忆中留下深刻印象。”[4]体验作品可以使朗诵者对作品情感获得艺术化感知，对作品意义的理解进一步深刻化，并将自己个性化的色彩涂抹在其中。体验作品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展开：

（一）调动情感

情感是“人受外界刺激而产生的心理反应，如喜、怒、悲、恐、爱、憎等。”[5]作者的情感在文章中已经存在，通过正确的文本与背景分析，就可以获得，但仅此是不够的，内心视像的形成除了不能脱离作者的情感意志外，还必须把朗诵者的主观情感和对作品的理解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要使自己的情感与作者的情感相契合。朗诵者很大程度上是在代替诗人传情达意，但也需要在其中渗入自身的情感。如何调动情感使之服务于内心视像的构建，办法有四：

1.从“我”的角度，以画面形式形成故事，为内心视像的构建奠定基础。朗诵者根据文章提供的情景，虚拟一个“我”的故事。如根据李文辉《春韵秋声》改编的诗《未婚妻》，“我”就是“未婚妻”，是50多年前的一位渔村姑娘。诗篇最初展示的是一幅“小小海岛”、“我唱渔歌你吹笛”的清纯羞涩的画面；其次是一幅“你被抓上去台湾的船、我哭得晕倒在大海里”的生离死别令人心碎的画面，同时也是历史性的定格；接着是“等啊等，盼啊盼，我等得满头霜雪”，由青丝缕缕到白发斑斑，这是女子思念未婚夫而早生华发的情形；最后，“回来先看看你那/年过花甲的未婚妻”，已是一幅老年的画面。

2.从作品的某些文句入手，寻找情感记忆的导火索。如朗诵《未婚妻》，有人说，最能使他产生情感的是“窗外，月光如洗，窗外，阵阵涛声又送来了年轻的你”这句；有人说，最让他动情的是“盘中留着你爱吃的月饼/枕边躺着你长吹的竹笛/梦中我还唱着渔歌/和你轻轻相语”；有人说，诱发他产生情感的核心是“我摇撸，你撒网/我唱渔歌你吹笛/每当目光相碰时/满仓鱼虾都有情”；有人说，只要朗诵到“我跪在婆婆面前/紧紧抱住她双膝/“不，妈，我不走/我永远是你的儿/我永远做你的媳……”便泪流满面。由个人所认定可以激感的文句，调动曾有的情感记忆，同时与主题内容会合并扩展开来，藉此有望形成饱含情感的内心视像。

3.有选择地运用生活情感。不同的人会从不同的角度及自身的经历寻找调动情感的缺口，但是，如果生活情感不经加工就直接运用到朗诵中去，有时会适得其反。如，《未婚妻》“等啊等，盼啊盼/我等得满头霜雪/婆婆盼得双目失明/咽下最后一口气时对我说/“孩子啊，咱别等啦/你的终身快去另许/我跪在婆婆面前/紧紧抱住她双膝/“不，妈，我不走，/我永远是你的儿/我永远做你的媳……”这些语句确实感人，也可以在朗诵时着力渲染，成为增加艺术感染力的一个重要段落。但如果真的声泪俱下去表现，将严重影响朗诵艺术本应有的美感，即在于混淆了生活情感与艺术情感。

4.借助外在媒介以及类似的情感记忆，通过体验以获得真实的情感。例如，对于已有爱情经历的人，朗诵《未婚妻》这样的诗篇，可以借助自己的现实身份，很好地体验诗中所传达的身为未婚妻的情感内涵。而对于一个还没有爱情经历的少女来说，要朗诵这篇诗歌，在情感体验上会有相应的难度，这时就需要借助外在媒介以及类似的情感记忆，如可以把孩子对母亲的依恋情感迁移到“未婚妻”对“未婚夫”的情感体验上。这就要求朗诵者学会积累日常的生活情感，并对其进行加工与提炼，升华到作者所要表达的高度，为朗诵艺术所用。

（二）发挥想象

文学作品一定要有想象，要超越生活的原态，加以变异，并把主观的感情渗透在其中。朗诵者不但要明白这一点，而且还要想象着作者的“想象”，这是一种内心视像的再创造。一个优秀的朗诵者，要让文字成为“有情之物”，就得把眼前的文字变成心中的形象和脑中的画面，使人如临其境，以达到忘我的审美境界。

如《乡愁》，作品本身的视像已经很明晰了：

第一幅，小时候—我这头—邮票—母亲那头

第二幅，长大后—我这头—船票—新娘那头

第三幅，后来啊—我外头—坟墓—母亲里头

第四幅，而现在—我这头—海峡—大陆那头

以四个特征性物象分别构建四幅画面，且共同指向一个情感触点——乡愁。也就是说，朗诵者可以在内心勾画出四幅思乡思国的画面。空间想象的意象有四个：“邮票”、“船票”、“坟墓”、“海峡”，“小时候”、“长大”、“后来”、“现在”四个词从时间上很好地与空间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不至于使四幅画面变成孤立的、毫无联系的碎片。这样的画面如果辅以古雅、幽婉的古筝乐曲，诗画的境界便油然而生。

篇5

一、从个人的性情出发钩沉遴选，创新体式

柳青是中学语文老师，学生当然是她写这本书的目标读者之一。但是，面对千年诗歌天空的耀眼星光，她摘取“诗星”的标准完全颠覆了肆虐已久的应试教育的理念和套路，既不屑于围绕高考大纲规定的“必考内容”去编织什么诗歌欣赏的“宝典”“攻略”“核弹”，也不受缚于课程、教学大纲中专家们圈定的“课外阅读书目”。在她看来，那无异于制造“毒药”，再次拉紧套在学生脖子上的精神绞索。书稿的遴选还冲破了传统约定俗成的名家名作的尺度限制，既不沿袭文学史/诗歌史划定的诸如“在当时曾经有过重要地位和影响的作家作品”之类的框框，也不按照文艺学的流行观念“穷而后工”“愤怒出诗人”等等去指导取舍。她认为那是作茧自缚，必然收窄自己的眼光，抑制自己创造的活力，最后只能令读者看了书的目录就会兴味索然。

柳青有自己选材的标准，那就是“从个性出发，沿路捡拾随处可见的散落的珍珠”。因为“诗乃性情之物”，“每一代诗人，都有着他们不同的生命意识不同的审美追寻不同的人生价值，可是，相同的是那份诗意与情怀”。当选者的性情与诗人的性情相遇相合，就如同一个相见恨晚的知音，诗人诗作才会成为选者的审美对象，艺术欣赏、文学评论才会发生。柳青本就是痛恨虚伪的性情中人，她的心灵没有多少负累，轻r直上。在风雅的儒士、诗意的文人、性情的诗人之林中自由穿梭，那些没有任何束缚的自由歌唱使她心醉神迷，不能自已。在她眼里，凡审美地表达真性情的诗歌，不论言志还是缘情都在可选之列。只有真性情的诗歌才是真正心灵的呼唤、灵魂的放逐、身心的交融，她的钩沉遴选可说是“随性所欲”。

然真性情的诗歌何其多，她毫不隐讳自己的偏爱：“或许是审美期待的差异，我更喜爱阅读那种散淡柔美的诗词。……诗歌仅仅拿来怡情养性，而不必充满杀伐之气。”如此，当读者打开书稿，熟悉又陌生，丰富又新鲜，从“《诗经》的浪漫”到“六朝的风采”，从“唐诗的风姿”到“清诗的性情”，从“白话诗的风流”到“网络诗的另类”；从“风情摇曳的美丽时光”到“左岸江湖，右岸琴声”，从“悲情诗人的心灵呼唤”到“我是人间惆怅客”，从“如秋雨般凄凉的内心世界”到“活在希望里虚构一个王朝”，一个个诗情画意的标题，无不是千年诗歌的诗性之美、诗心之美、诗趣之美的标记，折射出选者情怀的自在、思考的自主、放言的自由，从而唤醒读者沉睡的诗意，撩拨读者审美的冲动。

《千年诗情千年叹》的写法不同于“诗歌评论”和“诗歌鉴赏”这类流行的文艺批评模式，从书中有不少引自诗话词话的材料来看，作者可能吸取了我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本事诗”和诗话的某些优长。唐末的“本事诗”专记诗本事，以故事解说诗的背景、内容和写作过程。宋代诗话比它成熟，除“闲话”“记事”外，增添了议论和学问，有的还能针对当时诗坛存在的问题发表一些文学见解，指导诗歌创作与欣赏。柳青的书稿，共十一章，基本按照文学史的断代顺序编排，每章分若干节，除《诗经》外，每节评说一位诗人及其诗作（一首或数首），既“抒写性情故事”，又探究性情文本，二者互文互补融汇成一个整体。在情感充沛、优游自在的叙述与评说中，自然呈现出历史的背影、诗史的轨迹，故事中的人生、诗词里的性情，间或还有对时弊的抨击，关于古今知识分子命运的思索，写诗与读诗的点睛之论。这种新诗话的批评体式，随意收放，不拘一格，颇有张力，很适合作者“兼顾诗性与人生，历史与人文，思维与情感”的写作需要，大有利于她从性情出发张扬个性，因而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

二、回归诗歌本体，持守“同情之理解”

自由的心灵是评论者、欣赏者进入诗歌文本探寻诗人诗性情怀的通行证。宋学家认为，“心者性情之主也”“心统性情”，我们不妨把佛教的“明心见性”理解为性情的呈现有赖于心的澄明自由。评论、欣赏主体心灵的自由源于专制观念的颠覆，思维桎梏的打破，精神污染的清除。作为一名现代知识女性，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和西方现代先进思潮的洗礼给予了柳青比较开放的思想、自由的心灵。在书稿中，这种心灵的自由表现在两个维度上，一个维度是对诗歌本体的认知与追寻。柳青说：“诗词的魅力，首先表现的是对一种美学意义的追寻。”甚至认为：“古典诗词，许多时候，写作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表达情意，而是为了营造一种美学意义上的诗词境界。”这是很有见地的。的确，诗歌是人类自由生命的独特表现，是人类爱美天性外化的独特方式；诗的魅力就是美的魅力，写诗和读诗都是人们对美的一种寻找，对自我生命表现的一种肯定方式。面对诗歌，如果离开了审美这个本体，主体的心灵就会陷入政治教条、僵化思想的泥淖，那是怎么也自由不起来的。哪怕只是偏离这个本体，心灵的自由也会大打折扣，如同沉重的翅膀让鸟儿无法飞高飞远。柳青引领读者去寻找、体验和思索美的魅力，这正是《千年诗情千年叹》的魅力所在。比如李商隐的诗，柳青就认为后人的阐释往往如同猜谜一般，不得要领，离开了审美的方向。当她把解读拉回审美的正道，发现“用高深的诗句诉说难以言明的哀伤，用远古的故事隐喻内心深藏的波澜”，就是李商隐寻找到的一种新的审美方式。他为什么如此选择？因为他写作之时，“就不想将那些隐秘的心事随意说出，他只想说给看得懂读得懂的人”。我认为此解颇中肯綮。

为让读者不在审美的道路上迷失，柳青在追寻诗词中的美学意义时，常常于不经意间发挥出一些诗歌欣赏的经验之谈，提醒、启发、引导读者。没有在传统文化中浸染过，没有长期的诗歌欣赏经验的积淀，这些看似平常的话是难以说出来难以说到位的。如柳青指出了在欣赏、评论中常犯的偏离审美方向的一个毛病：“欣赏诗歌，最怕的就是坐实了诗歌的意蕴。”这应该是诗歌欣赏与评论中产生种种“误读”的重要原因。消除“坐实”意蕴这种误读，柳青提出了最直接的方法：“透过眼前实景，玩味内在意蕴，方为读诗之趣。”而只有“细细品味”，方能 “读懂诗心”。读卞之琳的《古镇的梦》，如只盯住瞎子白天敲算命锣和更夫晚上敲报时棒的“实景”，是无法窥知“诗人蕴含在单调的场面描写之中的丰富思乡情愫”的。林徽因的《别丢掉》，在怀念徐志摩的单一意蕴背后还有深情倾吐、轻声叹息、哀告诉求、祈盼追寻、守候祈求，诸多微妙的波澜律动的诗情，最后才可能彻彻底底读懂她的诗心：“宣泄一种感伤而沉凝的情绪，一种隐幽而寂寞的思绪，一种欲说还休的尴尬，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惆怅，一种物是人非两茫茫的伤情。”穿透了眼前，就能见人之所未见，发人之所未发。在阐发《诗经・氓》的阅读体验的过程中，柳青还提出了突破“坐实”解码“误读”的根本解决之道，即要承认好的诗歌“具有多元解读的可能性”。这种源于心灵自由的多元解读，有时是一个词语，或一个意象，有时是一个形象，或一个意境。它既为诗歌自身的审美特质所决定，更与不同读者不同的生活经历、情感倾向、文化积淀、审美趣味和由此而来的对作品不同的主观感受（想象、体验、理解）分不开。这正是诗歌的巨大魅力所在，能够“让经典变得更为经典”。柳青特别强调了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方法在多元解读中的重要性，这当然不难理解。她认为，面对《氓》这样的作品，女性阅读由于保持了一种独立与清醒的女性意识，将诗中女子放在与男子对等的位置，可以得出与以往不同的结论。在紧紧把握住审美方向的解读中，柳青娴熟运用女权主义批评方法，从而颠覆了学术界几乎达成共识的“弃妇”说，诗中的“她”被重构重塑，站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唯我独尊的女性叙事主体形象”，一个全新的别开生面的形象。多元解读不过是文学批评中的常识，但在《千年诗情千年叹》中得到自觉而充分运用，在当下教育语境中无疑具有挑战的意义。

对诗人诗作作“同情之理解”，是柳青自由的心灵进入文本探寻诗性情怀的另一个维度。史学大师陈寅恪说过，对于研究对象“应该有了解之同情”，就是设身处地地对其“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同情”。这实际上是提倡一种尊重历史和历史人物的史德，他说的是历史，也同样适用于文学批评/诗歌欣赏，可谓之文德。《千年诗情千年叹》无疑是一本讲究文德，有君子蔼然之风的书。面对千年诗坛千古诗情，柳青不是居高临下的判官，不是冷漠寡情的看客，也不是以意识形态之苛评为能事的说教者。她内心少有政治戒律的禁锢，美学教条的束缚，从心灵的自由中生成独到而柔和的眼光，敏锐而通达的思想，潇洒而宽容的气度，使她能够以开放通达的历史观回望过往的诗坛风景、人生故事、诗作情怀，带着深深的悲悯之心与诗人们交朋友，真诚地做他们才情的欣赏者、命运的同情者、困惑的解析者。在与诗人们心灵的融汇、灵魂的契合、时空的跨越中，她以自己的方式尽可能读懂他们的人生，读懂他们的诗。在她温婉流丽，柔中带刚的笔下，没有生硬的“爱国主义”“同情人民疾苦”的标签，没有冰冷的 “时代局限”“阶级局限”的印记。时代的风云都有温度，悲情的诗人都有尊严。她力图从生命意识的细微褶皱中，从人性幽暗的隐秘角落里去抚摸那些鲜活的生命、诗意的灵魂，因此对诗人们在历史关头痛苦地作出人生选择时的“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有着深切的理解，真诚的同情。

柳青特别擅长从常见的诗性文本，特别是专家学者们尚未注意到的文本中去打开诗人的内心世界，在诗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去发掘被遗忘的真情，被遗忘的诗性。比如李白，万千论著给我们描绘的是潇洒飘逸、桀骜不驯、玩世不恭的“诗仙”形象。关于他的爱情诗，最新的十一卷本文学史认为，那是“对妇女的命运提出控诉”，柳青却提出了质疑。她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审视，认定“李白的爱情诗，与他平淡无奇的爱情生活一点关系也没有”。她从“入赘妻家十年”的故事推断：“在最浪漫最富有幻想的年龄，却没有幻想与浪漫的资本。所以，对女人，李白一直是若即若离甚至敬而远之的。”依据还来自于对两首遭冷落的《长相思》的细读，她发现了与诗仙李白性格与生活轨迹不相称的生活真实：“我想李白内心是寂寞的，他的相思曲才会抱怨之语多，钟情之语少。”柳青认为，像李白这样的男人是不宜于有家室的。因为“家，是现实的存在。诗，是浪漫的幻境”。女性阅读的优势将李白拉下了神坛，她对李白无疑比我们有更多更深的“同情之理解”。其实柳青这种独到的眼光和悲悯的情怀，在追寻朝代更替之际的诗人们的心灵轨迹，关照面对多种人生抉竦氖人们的灵魂煎熬时，得到了更充分的展现，那里有更多历史的吊诡，人生的悲剧，美学的意味。正是在一幕又一幕跌宕起伏、诗情洋溢的悲剧中，柳青看到了诗人与时代的碰撞、人性的挣扎、生命的呼号，并把她对诗人们的“同情之理解”化为对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思考。

三、找回消失的诗意，安顿被纠缠和贬损的灵魂

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诗意的时代。权力任性、金钱疯狂、精神堕落、道德沦丧，诗意已渐从大地和人的内心消失，灵魂的自由和尊严也随之受到纠缠和贬损，安顿灵魂的“诗意的栖居”成了空中梦幻。面对残酷的现实，柳青没有闭上自己的眼睛。当她“看到在尘世挣扎的灵魂”“看到在生命的尘埃里苟活的芸芸众生”“看到年轻人衷情网络游戏忘却了砥砺精神内质”，忧思满怀，叹息不已。的确，失去诗意的情怀和自由的心灵，也就失去了寻找、发现生活和世界美的眼睛，人生会陷入残缺、悲凉。唯有找回消失的诗意和美，找回与它相伴相随的心灵的自由和尊严，才能实现对苦难的救赎、对现实的超越。从哪里去找？柳青以己之力以己之长，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古典诗词。在她眼里，那是一道迷人的风景，有诗意和美的营造，有心灵自由的追求，是一个“可以随意逗留随意休憩随意安顿”的心灵港湾，我们“从远古诗情获得精神的养料，于风物意境获得审美情趣，以此化解生命的艰辛和理想的幻灭”，来“完成心灵的安抚”“充盈我们贫乏的人生”。正是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和这个平实低调富于诗情的认知，激励着柳青继出版《千古文章千古情》之后，又完成了这部姊妹篇，只为“唤醒心底沉睡的诗情，拂去现实人生的尘埃，勾起诗意栖居的梦想”。

在《千年诗情千年叹》中，柳青的现实关怀不是浮于面现于外的大词高论，而是心灵在自由飞翔中诗意的审美的表达。她充分利用新诗话体式的张力，在展示诗性故事诗性文本，重构其中的画面、氛围和意象、形象、意境，重现诗人内心微妙的律动婉转的思绪之时，自由随性地融入自己的体悟与思索，设身处地心临其境为读者演绎了一出又一出人生诗剧，而又大多聚焦于一个又一个中国古代诗人的悲剧命运。从这系列悲剧中柳青体悟到：“中国古代文人，需要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徘徊，总是辛苦而艰辛，需要在儒学与道学之间选择，总是矛盾而纠结。”“这是中国读书人的宿命，是几千年儒家文化浸染的必然。”书稿中对每个人生诗剧和悲剧命运的评述与思考，有些写得比较精彩且富感染力，而有的就不那么准确乃至有相抵牾之处，不会被读者完全认可与接受。但是，我比较欣赏柳青在这本并非专门的学术著作中提出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选择和悲剧命运这个问题的勇气，更关注她诗意的、审美的思考这个问题的过程，从这里强烈感受到她浓烈的人文情怀，她对知识分子追求灵魂的自由与尊严，找到灵魂的归宿――“回家的路”的悲悯之心和急切之情。显然，她写这本书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引读者沉溺于诗意和美，而是为了现在，为今日之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寻找诗意和美、自由和尊严的再生之道，寻找自己的安身立命之道提供借镜。从镜中的精神、灵魂之美，可以照见失去诗意和美的现实之乏味和丑陋，失去自由和尊严的灵魂之污秽和破损，使我们羞愧、惊醒，去洗涤、拯救、安顿自己的灵魂，增添改变生活的勇气，让诗意慢慢回到内心，回到大地。

柳青不仅从古代诗词寻找诗意和美，还给读者送去了现当代诗情的浪漫。古代知识分子的坎坷人生和悲剧命运“千载难解，千古延续”，现代知识分子的困境与此一脉相承。在他们身上也仍然延续着对诗意和美的追求，闪现出坚守灵魂自由与尊严的光影，既使是当下诗坛的堕落也不能将它们完全掩去。书稿告诉我们：徐志摩之所以是“诗魂”，因为他一生都在追求爱、自由和美。余光中在对李白的追寻中重认传统，找回“整个民族的记忆”，实现了灵魂的超越。食指找到了安放灵魂最好的方式――与命运抗争，喊出了时代的强音：“人死了，精神永不沉默！”从而为我们保留了一块精神的高地。卧夫面对“王八看绿豆/癞蛤蟆走到了马路上”的现实，真情直言“我做不到再用童年的目光阅读这个世界”。南山为了“寻找生命价值和生活真谛”，呼叫着“让酒精来燃烧雄性的血液”。老巢能在现世的安逸中闻到死亡的气息，他有一句诗可能流传后世：“换个朝代我也能认出自己。”柳青从个人性情出发捡拾的自由诗和网络诗，的确够得上是“古典情怀的现代延续”和发扬光大，是我们唤回诗意，灵魂回家的另一途径。所以，“最后两章在去留之间依旧留存”，是柳青作出的正确选择。当然，诗毕竟只是诗，不论古典的还是现当代的，其作用是有限的，正像书稿里引用的网络诗人余秀华说的：“诗歌并不能改变生活。”“诗歌不过是一个人摇摇晃晃地在摇摇晃晃的人间走动的时候，充当的一根拐杖。”这一点，柳青应该是清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