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音乐的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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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音乐教育与音乐文化二者之间是紧密联系的，音乐教育的发展是音乐文化得以传承的重要途径。目前我国的音乐教育还主要处于一种基础教育阶段，较多的重视对音乐技能与技巧的培养，关于音乐的文化教育相对要少，因此导致学生对传统音乐文化了解较少，阻碍了音乐的发展。本文在此背景下，提出了音乐教育与音乐文化的关系研究，主要介绍了文化和音乐文化、音乐文化与音乐教育以及音乐文化教育的重要性，旨在从文化的角度说明音乐教育的重要性，以促进音乐教育的发展。

随着素质教育观念的深化开展，目前很多国家的音乐教育已经开始与文化相融合，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音乐教育。由于每一种音乐背后都有一种文化对其进行有效的支持，因此可以说音乐是一种文化的表达，音乐与文化共存亡，没有文化就没有音乐，而没有音乐也就没有对文化的有效解读。音乐教育是一种对音乐与文化的有效传承手段，为音乐的发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但我国目前的音乐教育还没有将文化有效的融合进来，因此很难获得真正意义上的音乐艺术的发展，要有效的繁荣我国的民族音乐文化，对音乐进行文化渗透是必要的选择。

一、文化与音乐文化

文化是一种历史表现与历史传承，狭义的文化主要是对人的一种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的描述，广义的文化是一种精神财富的综合。音乐作为一种艺术体现，也属于精神文化的范畴，因此可以说，音乐是文化的一部分。同时音乐的表达一定程度上是受其背后的文化氛围的支撑的，因此可以说音乐与文化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音乐文化的教育主要是按照文化的发展模式来研究音乐的发展，实际上，音乐与文化二者之间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感念，音乐文化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是一种文化传统的结合，我国音乐历史源远流长，在音乐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无不体现了音乐文化的艺术魅力，这种文化包括各种音乐乐器的发明与使用，以及各种经典音乐作品的出现，比如高山流水的创作，体现了朋友之间的情谊。嵇康在《声无哀乐论》中提出了关于音乐美学的理论，体现了中国音乐文化的光辉和音乐思维及审美情趣，与我国的传统文化一起构成了我国音乐的巨大艺术魅力展示。

二、音乐教育与音乐文化

音乐教育与音乐文化二者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一方面是音乐文化对音乐教育的促进作用，音乐文化作为音乐教育的基础元素决定着音乐教育的文化特性，决定了音乐教育的发展方向，如果没有音乐文化，音乐教育则只剩下对音乐技巧和技术的应用与描述，而失去了其审美情趣以及艺术表现力；另一方面，音乐教育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又促进了音乐文化的发展，音乐教育的持续发展会促进音乐文化内涵的逐渐丰富。音乐教育作为音乐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和途径为音乐文化的创新提供了有机的促进作用，如果没有音乐教育，那么音乐文化也会停滞不前。

音乐文化一定程度上制约着音乐教育的发展，有什么样的音乐文化背景，就会有什么样的音乐教育模式，目前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国内外交流沟通的增加，世界上不同的音乐教育模式及音乐文化底蕴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音乐教育的发展。另外音乐教育的转换也会促进音乐文化的不断繁荣和丰富，比如音乐教育过程中对其他音乐文化的吸收与借鉴，会对我国的音乐文化产生一定的同化作用，对促进我国的民族音乐文化具有重要的作用， 转贴于

三、重视文化音乐教育

音乐教育某种程度上对文化的发展起到一种持续与稳定的作用，经典音乐是表现艺术价值的途径，是一种在感觉的不断积累的过程中实现其价值的形式。因此可以发现音乐教育的基本智能是对音乐文化的一种延续，通过音乐教育的形式使得音乐文化不断的进行创新和发展。同时有计划、有目的的音乐教育也可以有效的对音乐文件进行传授，使得受教育者能够最大限度的领略音乐教育的要领，获取音乐知识。音乐教育对音乐文化的有效传承实际上是一种去粗取精的过程，通过不断的筛选与整理实现的，这种筛选的过程主要依据社会的发展需求和受教育者的心理要求来决定的。比如我国音乐文化历史上，曾经采用简谱、五线谱等音乐符号来记录音乐，随着社会的发展和音乐教育的进步，五线谱和简谱逐渐成为社会音乐活动发展的需要，成为音乐教育活动中记谱法的主要教学内容。另外音乐教育还将音乐文化的内容进行了重构，以更方便的形式使受教育者接受音乐形式，从而最大化的提高受教育者对音乐知识的掌握程度，从而不断的掌握音乐文化的主体标准，确保音乐文化系统的统一性和完整性发展。音乐文化教育作为一种持续发展的动态过程，是一种不断进行传承的过程，将音乐教育与音乐文化结合起来，以促进文化和音乐文化的发展。

受中国教育模式的影响，教育的发展更多是重视对基础的训练，反应在音乐教育领域，更多是对音乐教育的技术和技巧进行培训，而对音乐作品背后的文化，学生的创造能力和想象能力等的教育和培训相对较少，学生不能深刻的理解音乐的艺术价值，制约了学生创造能力的发挥。就音乐教育来看，目前许多国家都将音乐教育规定为美育教育，音乐教育的主要目标是提高学生的创造能力，审美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在我国，音乐教育虽然处于一种基础教育阶段，但音乐的文化内涵也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民族音乐的发展与文化的有效结合取得了初步性进展和成功，音乐的文化教育发展特点越来越明确。

四、结论

在音乐的文化教育与传承过程中，音乐与文化二者是紧密相关的，任何形式的音乐教育都必须经过文化的衬托才能体现出其艺术价值，文化对音乐教育的促进作用是目前音乐教育领域的重要理念。一种音乐只有与其特定的文化内涵相联系，才能获得良好的发展，充分体现出其艺术的价值。因此在音乐教育的过程中，还需要进一步的发现音乐作品背后的创造背景以及文化内涵，以感悟到音乐作品中的文化积淀。我们应该充分的认识到音乐教育对音乐文化传承的重要性，积极发挥音乐教育的作用，体现出音乐教育的价值，促进我国优秀音乐的发展，保证我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独特性和多元性价值的发挥。

参考文献

[1]张计.我国音乐教育与音乐文化协调发展探析[J].学术交流，2010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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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音乐教育 人文关怀 素质教育

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孔子认为只有经过“乐”才能达到人格完善的境界，因此提倡礼乐并重，并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育人成才规律。我国现行的教育也是提倡素质教育，目的在于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其中对艺术的欣赏和理解也是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高素质人才不可缺少的方面；音乐教育所带来的心灵的启发，恰恰是音乐中所包含的人文精神。培养学生对人文精神的领悟，从而提高音乐审美能力，从优秀的音乐中获得情感体验和精神力量，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成为当代音乐教育的一个重点。由此而见，“音乐不仅仅是音符、节奏和旋律的简单组合，它既包含了人类的情感的自然流露、一种充满着思维力量的展现，又包含了一种深刻的思考，促使人们懂得透过音乐作品去理解人生，品味人生，进而在自己的生活中诠释美”。用音、用艺术的美去引导人们思考，能够主动地、充分地使其感性和理性、情感和理智得到协调共处，使其多方面得到较好的发展和完善。

人文精神是一种人文的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珍视，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之所以是万物之灵，就在于它有人文，有自己独特的精神文化。而音乐作为人类所创造和不断发展的一种艺术形式，其核心正是透过各种各样的音乐形式宣扬人文的精神，倡导“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宣扬人文精神。关注学生的生活态度，对人和事物的情感意识和价值取向，以及宽容乐观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这些都体现了在音乐教育中宣扬人文精神的必要性［1］。

从音乐教育的过程来看，学生们通过学习音乐知识、欣赏优秀的作品，从而培养对音乐深层次的理解，激发学习兴趣、让音乐为热爱音乐、热爱艺术、热爱生活的人带给更多的愉悦。与此同时，注重培养学生与人为善的品质和爱国报国之心，具有自强、自立、自理的生活能力，且具备健康的心理和完整的人格，正确理解人类美好的生活。以学生为本，注意个性发展，提倡学科交融，弘扬民族教育，拓展教育的人文渠道必将起到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使人类的优秀人文知识成果和其所蕴涵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人生态度、审美情趣、思维方式内化为受教育的品格。要求养成学生的良好个性与品格，满足学生追求真善美的需求，使其个性得到发展与完善，提高注意力，培养想象力，进而极大地实现赏析的人文教化作用和审美功能［2］。

由此可见，人文教育与音乐教育两者是相互交融的，人文教育熏陶的是全面的人性，而音乐教育则造就学生的艺术审美能力和艺术创造能力，两者的交融有利于养成良好的精神品质，如：第一，真与善的交融引发出巨大的精神动力。科学求真，人文务善，求真要求人们遵循客观实际及其规律；务善应体现对人与社会的终极关怀。求真务善的交融，在教学上相互融合有助于学生树立高度责任感。在这个目标的指引下，人们就会拥有永不衰竭的积极向上的强劲动力，从而促使内心深处激情的升华，以迸发出艺术创造力。第二，具备较强的工作能力。工作能力要求工作者不仅有高洁的人性作动力，而且要有非凡的灵性作基础。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个人的工作能力突出表现为善于学习、善于思考、积极实干。学习是基础，思考是关键，实践则是根本，三者的紧密结合是我国教育一贯的优良传统，“博于问学，明于睿思，笃于务实，志于成人”的传统成为典型的范例。音乐与人文交融，对于人们工作能力的提高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有利于形成完备的知识基础，另一方面有利于形成优秀的思想品质，这主要体现在科学思维的保证、艺术的原创性和良好的实践能力上。

音乐的世界是多姿多彩的，充满各种各样的音乐形式，有着迥异的风格，既表现着人类各式各样的文化，又记录着人类思想的发生、发展的过程。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风土人情各不相同，观看或聆听中国各族的音乐作品，可以让学生知道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音乐风格和特色，也在对音乐的学习中接触到各族的文化，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无穷魅力。这无疑对培养学生爱家、爱祖国的人文意识有着很大的帮助。

柏拉图曾说：“音乐教育是至高无上的，因为任何事物都不能像节奏与和声那样深达人类内心深处并给予最强烈的震撼。”［3］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应将音乐铭刻于心，正如所言，音乐之力量在于它不仅仅是某些音符的组合、某些演奏技巧的表现，而是音乐中所蕴涵的音乐家对外在世界和人类内心世界的一种探索。长期以来人们只关注音乐课程的外在价值，而忽视了音乐课程的精神实质，人文精神才是音乐中精华的东西。在音乐教学中，我们要处处体现“以人为本”的教育观，体现人文关怀的精神。新时代的音乐教育在于培养有着正确人生观和价值观、健全的人格、进取的人生态度和从容的生活态度的新一代人才。这要求我们应该让人文精神成为音乐教育的灵魂并贯穿到音乐教育中去，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

参考文献：

［1］陈俊光.音乐教育中的人文精神的培养［J］.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4，24（4）：399-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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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艺术和文学艺术，有诸多方面的相似性，例如：作品中对节奏感和韵律感的把握、对表现内容进行意境的塑造以及想象空间的展开、作品中通常都蕴含着丰富的情感与深刻的精神内涵等等。

（一）节奏感和韵律感

节奏感和韵律感，共同存在于音乐艺术和文学艺术中。音乐被称为声音的艺术，也被称为时间的艺术和情感的艺术。声音，是音乐的特质。音乐艺术以时间为载体，以节奏为基础，音高的变化为律动，旋律为主要的表现方式来塑造音乐形象。在音乐进行中，节奏与旋律成为音乐表现的核心，对塑造不同的音乐形象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如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第一乐章，就是由两个节奏和旋律感不同的结构因素组成。第一主题是短暂、急促的节奏和音调，象征着不向命运低头的英雄性格。第二主题虽然由第一主题引申而来，但旋律悠长抒情，表现了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在对立的因素中展开和发展，使音乐具有更鲜明的特点。

文学作品的节奏感和韵律感，则是通过语言的手段来表达。尽管这种语言是通过文字记录而成，但它同时也是可以朗读的，可以运用有声的语言完成对一部文学作品的欣赏，民间口头文学就是最好的例子。对文字的运用，字句的长短，造成不同的节奏感。叙述方式的运用，修辞方法的选择，采用特定的叙述方式，使作品具有独特的韵律感，也是文学作品的主要特征之一。诗歌的风格尤为突出。如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借由诗句的长短变化，朗诵时节奏、断句的处理，经由听觉抵达听者的内心，隐藏在字里行间的韵律感油然而生，并由此产生的特定艺术氛围。

（二）意境塑造与想象空间

无论是音乐艺术还是文学艺术，对作品的意境塑造以及想象空间的展开，都有着相同的要求。音乐艺术作为时间的艺术，它以流动的旋律，架构于特定的曲式结构，在一个相对固定的时间段呈现。正如叔本华所说：音乐是活的时间，音乐所揭示的正是那个“由生命活动本身标示的时间。这个时间便是音乐的首要或基本的幻象；而这一切活动都是以一个有机体的生命结构所具有的逻辑式样进行的”。在特定的音乐结构里感知音乐的同时，在流动的音符中感知音乐所指向、塑造的艺术形象和情感的体验，这种体验开启我们的想象空间，把瞬间的音乐体验转化为情感的体验和对情感的想象，从而与音乐产生共鸣。

文学艺术中，也存在着时间性。例如诗歌、散文、戏剧、小说在作品结构上，以及他们的内容表现形式上存在的张力、矛盾的冲突、解决等等，决定了文学艺术的时间性。当我们阅读文学作品时，在或长或短的时间里，由作品的客观表达方式唤起我们对作品意境的想象，进入一个由作者构建而成、由读者自己去体会的巨大的想象空间，从而达到对作品的深刻的情感体验。

（三）优秀的音乐作品和文学作品，都具有丰富的情感与深刻的内涵

情感与内涵，是音乐艺术和文学艺术表现的主要内容，也是它们演绎的最终目的。正如康斯坦丁诺夫所说：“感情的方面进入所有艺术作品的内容，无一例外，它不仅是内容必备的，而且是十分重要的一个部分。”它们通过各自特有的表现方式和不同的艺术载体，既表达感情，又传达感情。文学与音乐，它们的作品无一例外的渗透着感情内容。一部小说当中，无论是描写、叙述还是对论，都带着不同程度的感情内容，诗歌中的每一句都是感情的抒发。音乐则与感情的联系更为密切，人们往往把音乐作为感情的艺术。

当感情在作品中展开、呈现、深入，才使作品具有灵魂，表现出丰厚的含义和深刻的内涵。尽管文学与音乐，它们的表现手段和方法不同，但最终的目的却是相同的。在这一点上，它们有着惊人的一致性。

二、音乐艺术和文学艺术的相异性

虽然音乐作品和文学作品在节奏感和韵律感，对作品的意境的塑造以及想象空间的展开，以及作品都具有丰富的情感与深刻的内涵等诸多的方面有着相似性，但是这两种艺术之间还是有很多相异之处。

（一）音乐和文学的艺术表达方式不一样

中国古代名著《乐记》中，就有关于诗与歌的论述，曰：“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由此可见音乐与文学的差异。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也曾指出，诗借“语言”来表达，“留给我们某些从事思想的东西”；而音乐“通过感觉来诉说”，它比诗“更丰富多彩地激动我们的心境”。当代苏联著名文艺理论家莫.卡冈则认为：文学是“思想的直接表现和感情的间接体现”，音乐则是“感情的直接体现和思想的间接体现”。凡此种种论述，使我们认识到音乐与文学在表达方式上的差异。

音乐被称为“流动的建筑”。虽然音乐由乐谱记录，以一定的曲式结构创作完成，但所有的旋律都是稍纵即逝的音响，在非可视性的状态中进行。音乐中的每一个声音都没有被赋予具体的概念和明确的含义。它以声波的形态，在不间断的运动中营造出情绪的氛围和音响的声势，从而产生具有吸引力和渗透力的情感内涵，使听者不由自主的与它产生共鸣。而声波所体现出来的音调的高低与轻重；音频的急缓与疏密；音量的强弱与大小；音质的粗细与刚柔等等，所有这些付诸于我们的听觉，经由听觉进入我们的心灵，以此完成音乐对事物的表达。

文学与音乐不同，它有良好的可视性。文学作品以文字的形式存在。人们阅读文学作品，体会文字，词汇，语句中所包含的精确含义。通过例如小说情节的叙述，或是诗歌音调的抑扬顿挫，或戏剧中的矛盾、冲突、解决等等来使人追寻到隐藏于文字之后的情感所在，深刻的思想和充满想象的，把客观的文字化为主观的情感体会。

（二）思维方式不同

音乐艺术是感性思维，而文学艺术是理性思维。由于音乐的非语义性的特点，我们在欣赏音乐时更多依靠的是对声音的感觉和判断能力。在音乐里我们体会的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感情，它是模糊的、非具象的，并以情感经历作为想象的前提。这种想象所体现出的具象的感受，也是因人而异的。例如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就曾经说过，欣赏《二泉映月》这首二胡曲，应该跪着欣赏。缘于这首乐曲，使他感受到中国民间音乐的纯粹、博大、精深，同时，也传达出他对中国民间音乐尊崇、喜爱的个人感叹！

文学艺术的语言，具有精确的语义性。我们阅读文学作品时，文字语言提供给我们精确的含义，依靠文字构建的理性思维达到解读作品的目的。阅读的过程，其实是作者提供理性思维的叙述空间，由读者跟随文字语言的思维产生想象、联想和情感的体验过程。这个过程是具象的，是语言思维和文字思维共同作用的结果。

三、关联性

音乐与文学的关系历来非常密切，研究音乐史假如不熟悉文学史是绝对不行的，文学史中也有不少与音乐有关的现象。文学思潮与音乐思潮相互渗透在历史上也屡见不鲜。其中最突出的是十九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思潮对音乐的影响。浪漫主义音乐的产生和发展始终与当时的文学思潮有十分密切的联系。音乐与文学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形成两种艺术真正意义上的相互渗透与融合。以文学作品为题材进行音乐创作，就是最为常见的方式，尤其以艺术歌曲和歌剧最为突出。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数不胜数，例如门德尔松的艺术歌曲《乘着歌声的翅膀》，是以著名诗人海涅的一首抒情诗为基础创作而成；威尔第的歌剧《茶花女》，是根据小仲马的同名悲剧改编而成；比才的歌剧《卡门》，以梅里美的同名小说为蓝本进行创作；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被柴可夫斯基以此为素材创作出了同名交响幻想曲；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创作的管弦乐曲《天方夜谭》，取材于阿拉伯民间故事等等。音乐吸取文学作品的故事情节、戏剧成分、矛盾冲突、情节发展，作为音乐构思的基本线索，并且从文学作品中凝练出特定的精神气质作为音乐构思的基础。

在音乐与文学相互渗透、融合的过程中，文学为我们展开了理性、客观的过程，音乐则向我们开启感性、主观的世界。当客观世界的人与社会和自然在我们面前展现，以音乐来展示人的内心情感和体验时，音乐的想象和联想能力激发了我们对于客观主体所表现的喜怒哀乐，并投影在我们的内心世界。这时，我们能解读非语义性的音乐里流动着故事性、叙述性的元素，也能够感受音乐里矛盾、戏剧性的冲突。当音乐与文学产生高契合度的联动，我们就可以在音乐里体会文学艺术的理性、客观的描述；也可以在文学里想象感性、主观的情感体验。例如，舒伯特根据歌德的同名叙事诗创作的艺术歌曲《魔王》，歌曲保持了诗歌中叙述者、父亲、儿子、魔王这四个角色，运用不同的旋律、音色、节奏、和声等分别代表各自不同的音乐形象。当我们欣赏这首歌曲时，对比歌德的诗歌，我们会发现，歌曲和诗歌里对情感的展开是完全同步的，使抽象的音乐和形象的诗歌在内容的演绎上达到高度的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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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对文化产业和音乐产业理论的重要贡献是无可争议的，政治经济框架对于分析流行音乐业务的逻辑和动态及其复制的全球所有权和控制模式是不可或缺的。资本驱动的逻辑首先显示在巩固民族音乐市场上，通过战后美国的横向和纵向一体化战略，到了70年代中期已经国际化。2000年以后各大公司已经将生产和消费与流行音乐进行对接。但这远远不够。文化商品消费的波动和不可预知性，如音乐CD或专辑下载，必须采用各种生产策略，试图塑造和控制消费环境。政治经济学方法的价值在于它试图表明生产制度如何产生消费并塑造它。这意味着他们还将消费者的账户作为该控制系统的支持。但音乐消费者的文化中介，人们实际购买的品位的选择和变化在文化生产方面已经非常大的转变。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认为，生产完全控制了音乐类型、消费者的品味以及产品被聆听的方式。因此，阿多诺认为流行音乐已经完全商品化了。这个过程是成熟的资本主义将文化商品化的战略的一部分，从而通过将文化生产与制度的要求结合起来，进一步整合休闲与工作。结果是，流行音乐变得越来越标准化，一个产品和下一个产品之间只有微小的变化。阿多诺在这里强调非常可预测的音乐类型的微小变化可以确保核心标准化，同时满足在音乐消费者中寻求新奇的欲望。

阿多诺甚至认为流行音乐的形式是预先消化的，他们对消费者进行了深入分析，这就是产品生产的消费者的可预测性。他们也会对消费者进行不注意的倾听，这样的结果是一个可预测的核心的一系列不可预测的变化。因此，阿多诺认为听众被婴儿化，即品位降低到儿童的水平。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严肃的音乐几乎没有机会。这种观点认为，音乐不仅完全商品化，而且还成为社会控制、舒缓和安抚普通听众的人。所有这些都表明生产能够控制消费，品位的模式将由音乐事业决定。但是，数据也表明青少年流行市场非常不稳定，远远超过了命中率。这表明，流行音乐的制作与消费之间存在相当大的距离，而音乐商品化却使得广泛定义的音乐消费类型的发展不可能将消费完全整合到首选的生产设计中。

二、文化生产：从过滤到文化中介

虽然将音乐作为主导结构的重点放在生产上是非常有道理的，但音乐业界对于唱片公司等组织的分析显示，这些组织允许对可变、复杂的文化制作进行描述，在消费时甚至可以有争议。這种模式的文化生产集中于了解音乐中的象征性物品如何在特定的商业和制度环境中产生，这些环境会影响到受欢迎度和可销售的趋势，文化组织（如唱片公司）将根据消费趋势和风格来解释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行为。 这种方法的价值在于它演示了音乐及其商业交换的象征价值往往是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这些结果发生在组织中，成功取决于他们能够控制业务的程度并将音乐作为商品而不是消费者的口味。实际上，音乐风格的模式和趋势不仅仅是消费者需求的结果，更多的是生产者决策的结果，有时候能够成功地与观众和其他因素连接。这种观点表明，生产和消费之间存在相当的距离，生产者在面对不可预测性的情况下，通过开发其控制音乐市场（水平和垂直整合，过度生产，差异选择和推广）的实践来面对音乐消费者的不可预测性。产品输出的边界是媒体，它可以选择性地覆盖新的风格和标题。由于唱片公司依靠广播电视引进新艺人和创造新纪录，所以宣传活动的目标受众是媒体守门人或消费者，例如DJ，唱片评论家和作品编辑。媒体构成了文化产业的制度性子系统，因为这个战略检查点阻止或促进了时尚潮流。这是因为消费者的意识的存在和可用性取决于报纸和杂志的特色故事、评论栏和广播电台的播放。唱片公司对这些媒体看门人的反馈非常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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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搜理是起点

文献“是记录人类科学文化知识的一切载体的总称”④。因此，对于撰写音乐论文来说，确定一个选题后，首要任务便是搜集相关音乐文献，并通过案头整理、分析和研究进行适当的取舍。因此，在针对音乐专业学生开设的《论文写作》课程中，还应讲授有关文献与文献学的相关知识。音乐文献相较于其他学科的文献虽有共通性但更具其学科的特殊性。音乐文献不但包括以书面文字记录下来的文本类资料，还包括与音乐有关的各类实物乐器、乐谱、图像以及录音、录像等，上述种种都应纳入文献搜理的范围之内。

目前音乐专业学生在撰写论文时搜集文献的途径一般以图书馆藏书和网络资源为主。相对于图书馆中书籍类的文献来说，网络上的文献资源更加多元多样，但其中也不乏谬误和糟粕之说，因此鉴别网络文献真伪以及针对选题筛选可用材料也是音乐专业《论文写作》课程中应当授予学生的重要内容。目前常用之网络文献资料较多，如CNKI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即中国知网）、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即维普资讯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超星数字图书馆等等，皆可从中获得相关学术期刊论文、硕博论文、会议纪要、年鉴等作为可靠的文献参考。

二、历史研究奠基础

恩格斯曾说过“我们根本没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了解任何事物之基础，就是想要明了其历史，音乐也不例外。对于音乐专业的本科生来说，在其必修课程里安排的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或欧洲音乐史）等史学类课程都是与历史音乐学密切相关的，是音乐学学科中关涉历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基础内容。在音乐专业毕业论文中单纯的阐述某一音乐现象或某一乐种历史的研究算是最初级的追源溯流，对于学生来说掌握一定程度的相关历史便可完成。然而，若上升至对某一音乐历史的研究，则不但需要熟悉历史，更要掌握音乐史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与步骤，包括对前人已有研究的分析与总结；对史料搜集整理与辨析使用的能力；对史学研究状况的通达与展望等。

此外，与音乐历史有关的音乐考古学、音乐图像学等也对研究历史有极大的帮助。利用考古学的学科知识对与音乐相关的实物史料进行研究这是音乐考古学和音乐图像学的基础工作，可以认为是历史音乐学中的一个范畴。东方音乐也好，西方音乐也罢，乃至世界其他地区、国家、民族的音乐，都或多或少留存下相关的实物材料，即经历了历史淘涤留存至今的一切与音乐有关的遗物或者遗迹。这些埋藏在地下若干年的古物，经过考古学家的发现与挖掘，在音乐学家的辨析与整理后得以重见天日，像当代世人展现出古代人类社会中音乐的面貌，比如墓穴中挖掘出来的古代乐器、棺椁中的生活用具，再比如石壁上绘述音乐的壁画、雕刻，亦或是图书馆、博物馆中收藏的乐谱等，对于历史音乐学的研究来说皆是重要的实物史料。

三、学科交叉助认知

在音乐学学科分支中有不少是与其他学科领域交叉授粉的。其中有的涉及自然科学，有的涉及人文科学；有的涉及社会科学，有的涉及精神科学。

一般认为自然科学是增加人们对所生活的整个自然界的认知、总结众多自然规律从而引导人们更好的认识世界本质的学科知识。当自然科学类学科与音乐学交叉授粉后，就形成了诸如音乐音响学、音乐心理学、音乐生理学等分支学科。作为音乐专业的学生来说，在选题时关注与自然科学相关的内容是有一定难度的。若要展开此类研究，必须要具备一定程度的相关自然科学的学科知识，比如物理学、解剖学、数学等，这也是较少有音乐学本科毕业生倾向此类选题的主要原因。但是这些有关音乐的自然科学基础和原理知识也有助于音乐专业的学生更好的认知音乐的本质。比如音乐音响学有助于音乐专业学生从本质上了解体鸣乐器、气鸣乐器、弦鸣乐器、膜鸣乐器甚至电鸣乐器的发声原理，从而在演奏时有更好的感受和领悟。再如音乐生理学、音乐心理学则有利于学生认识人体发声的原理以及大脑接受音乐的感知过程。这些自然科学的学科知识对于音乐专业学生不但在实践中起到引导的作用，在论文写作中也会有所帮助。

音乐学学科中还有一些是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精神科学密切相关的分支学科。这些边缘学科有的是从哲学角度探究音乐的内容和本质，如音乐美学；有的是研究社会与音乐关系的，如音乐社会学；还有的是以实地的田野调查为基础，挖掘世界各民族传统音乐存在与发展的，如民族音乐学等等。这些交叉学科的学科知识是音乐专业学生撰写论文时极大的理论支柱。不但引导了学生的选题方向，更促进了学生理论研究的深度。在思考和撰写论文时，若能准确结合这些学科的知识，则更有助于学生把握论点，充实论据，提高论证的说服力。

四、结语

音乐专业教学中的《论文写作》课程是专门针对各院校音乐专业学生开设的，因此在传授基础写作技巧的同时，更应当紧密的结合音乐学各学科知识，突出该专业特色与亮点，引导学生选题和撰写。音乐学学科范畴极宽泛，在实际的理论研究中与其他学科交叉的情况也较多，这也是音乐学理论研究不断拓展和创新的体现。

作为音乐专业的学生，除了学习相关的音乐表演或实践能力，也不能忽视自身的专业理论研究能力。笔者结合自身教学和指导体验，尝试性的提出在音乐专业《论文写作》课程中糅合音乐学各学科知识，其目的在于构建完善的专业知识体系，以期学生在该课程中形成健全的学科理念，在进行选题和撰写论文时能充分的体现音乐学的学科特征。同时，愿以此文作抛砖引玉之效，与诸多教授本门课程的教师共探音乐专业《论文写作》课程的改革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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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音乐与感情早在两千多年以前，我国古代乐论《乐记》就已经提出“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的看法，并描述了音乐是以怎样不同的声音来表达出哀心、乐心、喜心、怒心、敬心、爱心等六种不同的心情。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斯多德就把音乐与人的感情生活联系起来，认为音乐能表现出愤怒和温和，勇敢和节制以及一切相互对立的品质和其他的性情。德国古典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黑格尔在他的《美学》中反复强调音乐的内容是感情的表现，认为只有感情才是音乐要占为己有的领域。并且说：“在这个领域里音乐扩充到能表现一切各不相同的特殊感情，灵魂中本论文由整理提供一切深浅不同的欢乐、喜悦、谐趣、轻浮、任性和兴高采烈；一切深浅不同的焦躁、烦恼、忧愁、哀伤、痛苦和惆怅等，乃至敬畏崇拜和爱之类的情绪都属于音乐艘表现的特殊领域。”（黑格尔：《美学》）在现代的音乐美学研究中，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也比较多。博览音乐家卓菲亚•丽莎认为：“在音乐中，由于缺少具体的、实在的、单个的客体，感情反映的因素便能比较强烈地发挥作用，占据了首要地位——这便是音乐在反映显示的方式上的特殊性。”她还认为：“音乐的内容是感情，而很少是唤起这些感情的那些现象本身。”（卓菲亚•丽莎《论音乐的特殊性》）在欧美现代音乐美学研究中，也有人坚持主张音乐是表情的艺术，影响较大的是英国音乐学家柯克。他在《音乐语言》一书中指出：“事实上，音乐是包含着音乐以外的，正如诗歌是包含着文学以外的，因为，音符和文学一样，有感情的含义。让我们再说一遍，音乐，在伟大作曲家的笔下，用纯属他个人的表现方法最完美地表达了人类的普通感情。”（柯克《音乐语言》）在我国当代的音乐美学研究中，也普遍认为音乐能够表达感情，而且认为音乐内容主要是感情内容。当然，也有人认为把音乐看作是表达感情的艺术的说法是不全面的，音乐所表现的应该是本论文由整理提供人类的全部精神生活，它应包括人的思想、感情、心地、灵魂、意志、梦境、幻境以及潜意识等等全部精神活动的内容世界。我认为，主张音乐能表达人类全部内心世界的观点和主张音乐善于表现感情的观点并不矛盾，因为它们所针对的是听一个范畴中的内容。只不过，后者力图把音乐的表现内容涵盖得更全面一些。因此，我们认为提出“音乐是表现感情的艺术”或“音乐主要是表现感情的艺术”，应该说是抓住了音乐表现内容的最主要、最核心的东西。问题在于我们不要把这种提法作狭隘的理解，把感情仅仅看作是某中描象的形式；而应该把感情表现理解为显示生活的反映，它有丰富的内涵并和人们的其它心理活动有密切的联系。

我们知道感情是指人的喜怒哀乐等心理过动，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态度的一种反映。在心理学里关于感情和情绪的研究中，特别引起人们兴趣的是关于“表情动作”这一学说。从艺术的角度来看，面部表情与身段表情，更多地表现在戏剧、舞蹈以及造型艺术中。和音乐关系最密切的无意是语言表情，语言的语言、声调、节奏、速度等都是表情手段。人由于情绪的激动，发出各种不同的富有表情性的声音，这是人的由体内变化所引起的一种必然性的外部表现，而不是一种简单的外在的比附。正因为如此，音乐学家们极为重视语言表情在形成音乐的表情上的重要作用。卓菲本论文由整理提供亚•丽莎曾经指出：“音调结构可以反映现实中的两种现象，即听觉和视觉可以把握的，也即感官可以体察到的实际运动过程和感官不能直接体察到的人类感情，这一种现象可以用间接方式，通过对伴随这种感情的表情运动中最重要的一个总类就是具有音调特征的人类口语。因此，这种音语在音乐中起到的巨大的作用。”另外，丽莎还提出将这种语言音调向音乐音调移植或翻译理论，她认为“翻译的过程，就是将现实存在的现象和各种不同类型的表情运动的结构形式加以概括和抽象的过程，就是讲这个结构转移到声音这一物质材料上去。”（卓菲亚•丽莎《论音乐的特殊性》）。

以上的论述可以使我们看到，音乐之所以能够表现感情，一方面是由于人的感情的情绪变化引起人的机体内部的各种生理变化，这些变化呈现为一定的运动形态；另一方面又由于人的感情具有一种宣泄释放的要求，这种要求的外部表现正是人的表情动作，其本论文由整理提供中语言表情与音乐的关系最密切，它通过表情动作向音乐音调的移植和翻译，构成了音乐具有表情性的基本根据。此外，格式塔心理学也为音乐之所以能表现感情提供了理论依据。

音乐运动与感情活动之间存在着“运动”这个共同的因素，它们同时在时间中伸展变化，都表现为一种时间的运动过程。它们在运动形态上都存在着高低的起伏、节奏的张驰、力度的强弱、色彩的浓淡等，格式塔心理学把这种共同性叫做“同构关系”，或者叫“同形”或“同态”的关系。正是这种“同构关系”为音乐以类比或比拟的方式摹拟或刻画人的感情活动提供了各种可能性。格式塔心理学派的创始人之一柯勒认为：“任何实在的意识，在各个场合，不仅盲目地联系于相当于它的心理的物质过程，而且在基本结构的特性上是于它相似的。”格式塔心理学特别着重于视觉艺术的分析，另一创始人韦太默认为，对舞蹈动作的形式因素与它们表现的情绪因素之间，在结构形式上是等同的。美国心理学家鲁道夫•阿思海姆在《艺术与视知觉》一书中指出“悲哀这种心理情绪，其本身的结构式样在性质上与上述舞蹈动作的结构式样是相似的。一个心情十分悲哀的人，起心理过程也是十分缓本论文由整理提供慢的，而且很少能超出与它的直接经验和眼前的喜好知觉联系在一起的状态，他的一切思想和追求都是软弱物理的。既缺乏能量，有缺乏决心，他的一切活动看上去也都是好想是由外力控制着。”美学家苏珊•朗格也曾运用这一心理学原理论述了音乐与它所表现的感情之间的关系。她说：“我们叫做‘音乐’的音调结构，与人类的感情形式——增强与减弱，流动与休止、冲突与解决，以及加速，抑制，极度兴奋，平缓和微妙的激发，梦的消失等等形式——在逻辑上有着惊人的一致。这种一直恐怕不是单纯的喜悦和悲哀，而是与二者和其中一者在深刻程度上，在生命感受到的一切事物的强度，简洁和永恒流动中的一致。这是一种感觉的样式或是逻辑形式。音乐的样式是用纯粹的，精确的声音和寂静组成的相同形式。音乐是情感生活的音调摹写。”（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中国的音乐美学研究总，也有一些学者运用这一原理论述了音乐与人类感情之间的关系。钱仁康认为：“音乐可以用旋律的起伏、节奏的张驰、和声和音响的色调变化，在运动中表现感情的变化和发展。这是任何语言艺术所不能企及的本论文由整理提供。”（钱仁康《音乐研究》）于润洋曾指出在：“在声音和人类感情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形式上的差别性，前者是一种物理现象，而后者则是一中心理现象，但是，音乐结构时间之所以能够表达特定的感情，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二这之间存在着一个极重要的相似点。那就是这二者是在时间中展示和发展，在速度、力度、色调上具有丰富变化的极富于动力性的过程。这个极其重要的相似点正是这二者之间能以沟通的桥梁。”（于润洋《音乐美学史学论稿》）。超级秘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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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的教科书中都有关于歌唱情感表达的相关章节的介绍。例如在胡郁青主编的《中外声乐曲选集》这本书中，第一部分关于歌唱技巧的介绍中就提到了歌唱者在演唱的时候要“以情带声，声情并茂”。

关于歌唱中情感把握与表达的文章也是屡见不鲜的。例如由李静写的论文《歌唱中的情感体验和情感表现》就详细的介绍了如何表达作品的情感；再如金美淑的论文《歌曲情感表现的若干原则》也是对这一问题的论述。除此之外，有关这一论题的文章还有文铁林的《“声情”如何并茂―声乐声情关系再探》以及程娟娟的《浅析声乐演唱中的情感处理―以古老的歌为例》等等。

通过对相关书目和文章的梳理，关于歌唱中情感的表达与把握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扎实的演唱技巧是情感表达的基础

在许多的论文中都提到声乐技巧是歌者表现歌曲的基础。声乐技巧包含很多方面的内容。例如发声、咬字、音色、气息等等。只有声乐技巧得到充分的发挥，才能赋予作品新的生命。 所以歌者要不断地提高自己的音乐素养和演唱技巧，要把作品情感淋漓尽致的表达出来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行腔的情感把握

演唱者可以在行腔过程中揉入泣声和笑声。同时气口的巧妙运用也可以产生感人肺腑的效果。也有学者谈到演唱时说、唱、喊等技巧的应用也会产生打动人心的效果。

（二）咬字吐字的情感把握

字是歌词的基本元素，演唱者根据作者对字的用声要求进行二度创作，从而达到“情由感发，感从字来”的境界。演唱时通过“俏”、“重”、“响”、“柔”等演唱技巧把字的情感唱出来。

二、对作品创作背景的了解

每一首作品都产生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因此对作品时代特征和创作背景的了解对把握歌曲情感是至关重要的。例如在周箐和李丽梅的论文《歌曲黄水谣演唱情感分析》一文中就提到要把握《黄水谣》这首作品的情感就必须了解该作品是大型声乐套曲《黄河大合唱》的第四乐章，是一首女中音独唱曲。只有抓住了《黄水谣》这首歌曲“的情感，但潜伏着希望和斗争”这一中心思想情感基调，并围绕这个主题进行创造和刻画，才能把情和声有机的结合起来。

三、对歌曲的音乐分析

对作品的分析主要包括作品的曲式结构、调式调性、旋律、和声、速度、力度、节奏、节拍等的分析。通过对这些相关因素的分析可以对作品谱面有个理性的认识，进而对作品有整体的把握，为歌曲情感表达打下基础。

四、表演中的情感表达

在很多的论文中都提到，对歌曲的情感表达如果没有“演”，“唱”也是肤浅的。歌者在演唱时通过表演拉近与观众的距离，会产生很好的艺术效果。歌者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通过面部传情

注意面部表情和眉目的传情达意，充分发挥“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的作用。借助眼神和面部表情把歌曲的“酸甜苦辣”表现出来。

（二）通过动作传情

中国戏曲很讲究手、眼、身、法、步。这在演唱中对歌者也是很重要的。协调优美的肢体语言同样会给作品情感表达增添无穷的魅力。

（三）通过妆饰传情

妆饰传情即演出时的服饰要与演唱歌曲相符合，合适的色彩搭配和服装款式也会为表演者很好的投入演出做铺垫。

五、想象与联想对歌曲情感表达的意义

音乐是情感的艺术，可以概括音乐最基本的内涵。而音乐的内涵往往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正如圣桑所说：“音乐始于词尽处。”它能传达出任何语言不能表达的那些印象和心灵状态。而声乐作品的内涵更广阔、更丰富、更深邃。因此，演唱者要把歌曲所包含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必须运用想象力充分发挥表演者的联想和想像，尽量去启发音乐的想象力，去抒发歌曲所描绘的内容和情感。

六、个人素养对歌曲情感把握的意义

也有学者认为，歌者的音乐素养对歌曲情感的把握也有一定的影响。一个综合素质较高的歌者，对作品的把握和表达会更准确更全面更深刻，对歌曲的诠释也会更加真实。

以上观点是笔者对歌曲情感表达现有观点的大致梳理，可以看出大家对歌曲情感的把握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认为歌者的个人阅历尤其是实际情感经历对于把握作品情感也有重要的意义。艺术源于生活，每一首声乐作品都是基于现实生活创作的，有着深厚的生活积淀。一个个人情感经历不丰富的歌者，要表现好作品中抽象的情感内容是十分困难的。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决定意识，没有亲身的实际经历是不能够完整真实的诠释作品情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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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统音乐 校本教材 研究综述

20世纪60年代，英、美两国兴起“新课程运动”。以此为开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逐步开始了课程改革运动。90年代初，校本课程开发的理念和思想传入我国台湾与香港。进入90年代中期，校本课程及教材开发的理念逐步引起了我国大陆少数课程研究学者的关注。

通过对中国知识资源总库及万方数据库的模糊检索，截止到2016年5月31号，以“校本课程开发”为关键词能够检索到10000余篇研究文章，硕博论文2000余篇。以“校本教材开发”为关键词能够模糊检索到1900余篇期刊文章，600余篇硕博论文。以“音乐校本教材”为关键词能搜索到的的相关文献仅70余篇期刊文章，硕博论文3篇。由此可见，虽然国内音乐校本教材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但随着我国三级课程管理体制的实施，我国基础教育领域校本课程以及校本教材开发与建设工作已有了长足的发展。

以下就“新课程运动”以来国内外传统音乐校本教材开发研究文献做详细梳理及阐述。

一、国外研究现状

校本教材开发始于20世纪50、60年代西方的“校本课程运动”[1]。校本课程开发一词最早由菲吕马克和麦克莱伦在1973年爱尔兰阿尔斯特大学的国际课程研讨会上提出[2]。到20世纪90年代，才在日本、美、英等国家有所发展，很多国家鼓励各地区、各学校设计具有特色的课程[3]。国内外很多学者将校本课程与校本教材合并在一起进行研究，而针对校本教材，没有完整独立的研究，故相关少数民族音乐校本教材的研究可谓是凤毛麟角。

（一）校本教材研究

世界上多数国家并没有像我国一样实行统一的教材制度，而是由各个学校甚至是教师自行选择、选编适合学校、学生发展的教材，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校本教材[4]。例如：经历了“新课程运动”挫折后的美国教育采取分权制，全国没有统一的课程标准、教学大纲和教材。大多数学校都有自己所属的学校董事会负责学校教科书的选购以及教学策略的决定，政府不能干预各州的教育事务。教师作为课程实施者，有着诸多选择、改编教材的机会[5]。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只能通过立法、调研、协调等手段对教育施加影响。出版商有权自己编写教材，学校有权选择教材，教师有权增删教材内容。美国的音乐教材具有既注重本土化和民族性，又十分尊重多元文化的特点[6]。而英国一直都有尊重教师专业自的传统，自“新课程运动”后采用学校普遍享有课程决策权和教材选择权，教师可主动参与课程开发，选择或改变教材，也可以决定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英国采用的是教材自由制度，即教材的出版发行是完全自由的，学校和教师可以自由选择教材，也可以根据需要自编教材，教育部也没有指定教材开发编写的固定或审定的法规。自1988年教育改革法颁行以来，各学科的课程标准和“普通中等教育证书”的考试标准，就成为了全国统一课程教科书的编写依据[7]。

（二）传统音乐教育研究

国外传统音乐教育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向：

1.少数民族音乐教育政策

该研究方向的文章仅仅将视野停留在教育政策文本本身，关注的内容由少数民族音乐生存状态到课程实践不等，在理解层面都能深入探究教育政策与教学现状的矛盾与问题。

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的Neryl 和 David （2008）特教授在《澳大利亚当代音乐教育中的传统音乐》[8]一文中探讨了澳大利亚传统音乐在澳大利亚学校课程中的生存状态。文章指出，澳大利亚的学校音乐教育对本土音乐（或艺术）的学习是匮乏的。文章通过对各州音乐教育政策的实例分析提出了在学校课程中加入更多澳大利亚本土音乐教学的愿景。

较早意识到利用政策的实施来深化传统文化环境的是香港教育学院的Yip和Scott（2010）博士，她在论文《保护本土传统音乐：一个在音乐教育的政策和实践两难的局面》[9]提出：在香港，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的保护已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现代化的城市适应不断增长的人口，而随之产生的问题是：传统音乐环境逐渐被恶化，传统音乐有消亡的危险。论文通过香港传统音乐生存现状的分析，提出音乐教育实践政策的漏洞和困境，最后提出一系列政策性的建议。如：允许教学实践的创新，支持学生在传统音乐相关领域工作的研究等。这些建议对香港当地文化遗产的保护是十分有益的。

此外，研究者Han 和 Leung（2015）对不同地区传统音乐在音乐课程中地位进行比较研究，还有研究者提出传播平台和模式的改良是保护传统音乐文化一种有效途径等等[10]。总体来说，该研究方向的文章不仅没有关注到音乐政策在教育实践中的问题和解决途径，也鲜有文章关注政策对于传统音乐教材的影响与作用。仅有的研究难以概括整个文化多样性影响音乐教育政策的全部内容。

2.少数民族音乐教材研究

芬兰西贝柳斯学院的Heidi（2000）教授论文《不断发展的实践：本土音乐教材的新视野》关注的是芬兰的本土音乐教材的生存状态[11]，以及教材在互联网教育上（尤其是音乐教育上）的应用。文章批判性地回顾了本土音乐教材的发展，并探讨其在音乐教育中的潜力与局限性。然而，该研究并无特别涉及教材文本的部分，资源仍十分有限。文章分析了对本土音乐教材对于芬兰音乐教育产生重要影响的一系列基本情况，对未来的少数民族音乐教材编写提出了一些建议。

日本的Ritsuko （2009）博士在《“音景”的“肌理”：日本音乐课程的重新审视》[12]一文中提出，日本普通音乐教育中的教材只是简单的将传统和民间视为某种音乐流派，很少有人考虑为什么要用“传统”或“民间”这样的词汇对音乐加以界定。

此外，有研究者关注于传统音乐教材的设计中如何更好体现语言包容性的问题；更有研究者集中关注于传统音乐教材编写中认知偏好的适应性策略，以及学生对于传统音乐态度的实证性研究[13]。但是该方向的研究没有涉及到教材编写的具体设计和实践问题，对于教材运用到实际音乐课堂和教学中的反馈情况也鲜有提及。因此，少数民族音乐教材研究无疑处在一个初级阶段，对于少数民族音乐教材编写这一新领域的研究将是一种有意义的尝试。

3.少数民族音乐实践研究

国外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教学研究主要关注教学风格、模式、实践三个角度。研究者提出的观点有较强的针对性，一些建议和理念视角独特新颖、引领研究前沿。

Wang（2006）的研究认为：民族音乐课程在教学理念上应是多元的和功能性的世界音乐。这是由该课程的教学内容、世界音乐文化发展的实际状况以及培养音乐教师的需要和责任所共同决定的，其本质是要将它与西方音乐语法的不同规律分离开来，进行自身语言智力结构、文化结构的探索，打破以西方音乐本体结构为标准的认识框架的制约，进行自己较独立的系统建构[14]。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非常关注音乐教育中的民族文化传承问题，在近现代音乐教育历史上就有以柯达伊（Kodály Zoltan，1882-1967）、奥尔夫（Carl Orff，1895-1982）和卡巴列夫斯基（Db.kbalefuskuu，1904-1987）为代表的民族音乐教育体系。他们各自所创的音乐教育课程体系始终与其国家历史、文化传统、民族特性密切相关，他们的音乐教材不仅在本国学校音乐教育中广泛使用，还被世界上很多国家音乐教育学者、教师们作为参考教材。

柯达伊曾说“如果每一代人不能够很好的继承传统的话，我们祖先的文化不久就将会消失，文化是不能自动永存的，我们正是为此而工作[15]”。柯达伊认为“儿童的心灵纯净如水，只有真正的艺术、经得起推敲的音乐才能够拿来教给孩子们[16]”。“如果我们不愿意把孩子培养成外国人的话，我们就只能用民族的音调培养他们学会音乐的读写[17]”。柯达伊把音乐的感受变成身体的律动，音乐的音律变成节奏、变成了力量。他在教学手段和内容上突出民族音乐在教学中的重要地位，强调了音乐教学中民歌的演唱，以歌唱教学作为音乐教育的主要手段。他重视学校音乐教材内容的选择，强调学校的教育作用。

奥尔夫曾在“奥尔夫音乐学院”成立典礼上的演讲中说过：我所有的观念，关于一种原本性教育观念，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18]。而只是一个把古老的精华继续传递下去的人。奥尔夫体系的突出特点是，把“原始的”、“基础的”、“初级的”、“自然的”、“元素性的”的贯穿到课程设计、教学方法上，通过肢体的活动让人们感受音乐元素，并常常把音乐训练与民族音乐教学联系在一起。

卡巴列夫斯基的新音乐教学大纲，以“三根支柱”――歌曲、舞蹈、器乐为主要教育形式，以民族音乐为主要教育内容，树立音乐价值观和人生价值观。达到学生能通过学校俄罗斯传统乐曲而理解俄罗斯民族精神，了解俄罗斯传统文化的目的。大纲规定：一至三年级主要以民族音乐内容为主，以“熟悉民间风俗、家乡民歌传统旋律；了解俄罗斯传统乐器、民间歌曲及传统音乐表现形式”[19]为教学目标实施民族音乐教学。

综上所述，国外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音乐政策与教材研究及传统音乐教育传承的实践研究。研究整体上更加强调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有效结合，但从整个宏观背景下校本教材的研究情况来看，少数民族音乐教材研究还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少数民族音乐教材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视野仍需要进一步扩展。

二、国内研究现状

在我国现阶段的学校教育中，教材仍然是基础教育的核心环节。新课程改革实施以来，我国学者在研究校本课程的同时，也关注到了校本教材的开发，从教科书的“一纲一本”到“一纲多本”再发展到目前的“多纲多本”来看，校本教材研究在适应着教育改革发展的同时也在推进课程改革。综合目前研究文献来看，我国对校本教材开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两个层面。

（一）校本教材研究

目前，国内校本教材开发的理论研究主要是在校本教材建设的思考、校本教材资源开发、校本教材编制、策略等方面。如蔡伟等（2006）在《校本教材建设的思考》中提出，校本教材与统编教材应该相互借鉴补充，各具特色，并在融合中扬长避短、尽显其能，校本教材的编写目标应该是在适应现实的基础上促进发展，编写内容应看重科学性和求趣味性取得平衡[20]。刘学（2012）在《从“以何为本”到“何以为本”―关于少数民族地区校本教材建设的思考》中对少数民族校本教材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四种解决方法：1.适应社会发展状况；2.充分利用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资源；3.充分体现学校特色；4.要促进学生的终极发展。就校本教材的资源问题。孙娇（2011）在硕士论文《校本教材应用的困境及策略研究》中，分析校本教材的应用现状，指出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困境，并分析出导致这些困境的原因；通过调查校本课程在实施中的问题，提出校本教材使用的原则。凌美凤（2010）等学者认为，在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新理念、新领域中，“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被提上重要位置。在实施新课程的过程中，人们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到，没有课程资源的合理开发与有效利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宏伟目标就很难实现[21]。

从已有研究视角来看，我国基础教育中的地方音乐校本教材资源建设和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已逐步得到重视。如：英（2007）的《苗侗民族山歌走进校本教材》和刘小兰（2009）的《民歌校本教材开发的价值及教学范式》两篇文章中都是将地方民歌融入到校本教材的建设与实践中，寻找民歌中育人的文化内涵，来培养学生审美情趣、爱国爱乡情感的目的。吕志明（2011）的《本土母语音乐校本课程可行性分析》中也提到，在我国，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多民族环境下，本土母语音乐进校园的必要性。在少数民族音乐文化校本教材资源研究中，鱼彬的硕士论文《本土音乐资源开发在西宁市中学音乐教学中的应用研究》中对青海西宁市本土音乐资源开发在中学音乐教学中的应用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并进行问题分析，根据现状为青海省在中学音乐教学中开发应用本土音乐教材给出了相应的途径措施与建议。博雅杰、杨丽容（2010）《新疆多元文化背景中校本课程开发探究》，博雅杰、张波、尹爱青（2012）《影响民族音乐校本课程开发的教师因素分析》与夏敏（2012）《地方课程开发与校本课程实施》《新疆中小学音乐校本课程开发与实施的对策之我见》等文章，在研究方法及观点上都主要集中在理论综述、讨论分析等方面。缺乏对具体的开发策略、实践的可操作性以及个案研究的描述。

（二）传统音乐教育研究

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音乐教育学者们认识到学校教育在音乐文化传承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专家和学者将研究的触角伸向了传统音乐教育研究领域。1994年《音乐研究》第二期刊登了《中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之得失》《关于当代中国音乐教育的文化思考》两篇文章，拉开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理论研究的序幕。1996年《音乐研究》第四期刊登的《传统音乐与学校音乐教育》中提出了“传承民族文化，是学校教育的主要任务之一”的观点。1999年，在呼和浩特召开的“全国民族音乐教育学术研讨会”上，谢嘉幸教授提出“让每个学生都会唱家乡的歌”、赵宋光教授提出“扎根办学”的呼声得到倡导。2001年11月在南宁召开的“全国21世纪面向基础教育的高师音乐课程改革研讨会”上，与会专家们深入讨论了“学校音乐教育中的民族音乐传承”问题。随着各种学术会议对民族音乐与学校音乐教育的关注，很多专家学者开始关注教学实践层面的学校教育传承[22]。如由谢嘉幸、杨立梅负责的国家“九五”课题“学校教育艺术实践研究”的子课题――“民族音乐传承与学校艺术教育”项目，先后调查了“福建泉州中小学南音比赛”、“内蒙古呼伦贝尔学院开办蒙古长调大专班”、“贵州省榕江县的多声部侗族大歌进课堂”等各地乡土教材的开发与民族传统音乐文化传承活动；湖南吉首市民族中学音乐组开发的《湘西民族音乐》校本教材，教材内容由当地主体民族土家族的歌、舞、乐三个单元组成；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秦岭路小学《戏剧音乐校本课程》，教材内容由河南豫剧的演唱与演奏组成；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附属东昌中学开发的《微型音乐剧实践与音乐剧鉴赏》音乐校本教材，内容由国内外优秀的音乐剧组成；厦门市第二实验小学的刘瑛老师主持开发的《闽南民间音乐校本音乐课程》，结合闽南民间音乐特点设计编写了《闽南民间音乐》校本教材等。

我国多民族的独特自然环境、社会风俗、语言文化孕育了丰富多彩、辉煌灿烂的民族音乐资源。在经济全球化的语境下，在现代多元文化的冲击下，我国的传统音乐文化、特别是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文化面临传承危机。近年来，传统音乐文化在学校教育中的传承问题得到了国内音乐教育专家们的关注。如王耀华（1997）在《福建南音继承发展的历史及其启示》中梳理了福建南音的发展历史，并对继承这一传统音乐文化提出了建设性的启示；孙丽伟（2000）《福建南音进课堂的实践与思考》一文从教学实践层面提出了很多我们可以借鉴的方法与策略；杨殿斛（2003）《论侗族大歌音乐传承》中就我们如何把握好基础教育改革的良好机遇、如何把当地少数民族传统音乐引入基础教育课堂和高等院校殿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刘泽梅（2008）在《客家传统音乐保护与传承之策略研究》中对客家传统乐种、剧种-汉乐、汉剧的历史发展及生存状况进行了详细分析，并对客家传统音乐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提出了建设性的策略方案；伍国栋在《当代中学音乐教育的守土职责-关于民族音乐的基础教育理念及其认知讨论》中指出：“中学音乐教师在音乐教学的本土化进程和民族音乐的青少年传承方面，具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23]；岳圣东等（2014）在《自贡市部分中小学开展传统音乐课程教育现状调研报告》中对四川传统音乐课程教育状况进行调研、探讨，分析了当下省内学校基础教育阶段中音乐课堂开设四川传统音乐课程所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提出意见与建议。国内更有不少硕博论文也在关注传统音乐文化在学校教育中的传承问题。如张亚利（2008）在《本土音乐文化在学校音乐教育中传承的可行性――对郑州十所中学豫剧教学状况的调查研究》中发现和总结了豫剧教学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为本土音乐文化在学校教育中的传承提出可行的建议；乐康（2008）在《南京本土音乐在初中音乐课程中实践的可行性研究――以南京白局、方山大鼓为例》一文中采用教育行动研究方法，结合学生实际情况，以南京白局、方山大鼓这两种音乐形式设计了符合学生水平的教学课案进行课堂实地教学，通过多种方法手段让学生参与、实践、创编音乐活动，并邀请老艺人进课堂表演等形式来进行学习，目的是使学生从小受到本土音乐的熏陶，培养对本土音乐文化的认同感。与此同时，跟踪、调查、测量以探讨学生在实践过程中的学习态度与音乐成就的变化，从而提出可行性建议；石莹（2015）在《中学音乐教育中的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研究――以西安五所初中调查为例》中分析了目前西安民族音乐教育在中学开展现状不理想的原因，并提出了改善的方法。

在学校传统音乐教育案例方面，目前最值得我们学习的要数福建南音进校园活动。从1990年开始，泉州市教委、文化局联合发文，正式将福建南音列为学生课堂的教学内容[24]。市政府还推出一系列的奖励措施，每年举办中小学南音演唱比赛，获奖者可作为音乐特长加分。市教育局、文化局成立南音教材编撰委员会，根据学生的实际状况和南音演唱的难易程度，编撰和修订中小学南音教材[25]。2009年9月，“福建南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泉州文化的标志[26]。

综上可见，目前很多国家的学者都将校本课程开发与校本教材的开发研究融合在一起，从实践操作层面来看，国外校本课程开发较早的一些国家，校本教材的开发研究更加深入。但整体而言，国内外关于校本教材研究仍处在探索发展阶段，仍缺乏独立完整的研究体系。

管建华先生曾说：“乡土音乐体现了民族灵魂的本质，每个民族、国家都将立足于自身的音乐文化的历史与世界交流，并面向未来[27]”。随着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力度不断加大，我国大部分地区的音乐校本课程及音乐校本教材的开发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如何有效地开发利用好地方民族音乐课程资源，使其能够与学校音乐课程结合使用，更好地为基础音乐教育发展服务，将是新时期音乐教育工作者无法回避的责任和使命。

注释：

[1]钟启泉：《现代课程论》，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8页。

[2]庞健：《初中弹性教学管理实践探索》，硕士学位论文，西南大学，2012年。

[3]王秋菊：《语文校本教材开发的理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2010年。

[4]王秋菊：《语文校本教材开发的理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2010年。

[5]王秋菊：《语文校本教材开发的理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2010年。

[6]王秋菊：《语文校本教材开发的理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2010年。

[7]王秋菊：《语文校本教材开发的理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2010年。

[8] Neryl，J， & David， D. （2008）. Commission for Policy： Culture， Education， Mass Media. Bologna： [1] Melbourne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2008.

[9]Yip，L.C，&Scott，G.J. （2010）. Music Education Policy and Implementation：Culture and Technology[C].Zhengzhou： Henan University press.

[10] Han，R.C，& Leung，B.W.（2015）. A survey on Weifang pupil attitudes toward teaching Chinese folk music.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sic Education[J]，December 17.

[11]Heidi，P.（2000）.Participatory assess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in folk and popular music programs in Finnish music universities. Education & Educational Research [J]，196.

[12]Ritsuko，K.（2009）. New status of traditional childrens songs：“Warabe-uta” in the Japanese School Music Curriculum. Journal of Artistic and Creative Education， 2， 166-174.

[13]Han，R.C.，& Leung，B.W.（2015）.A survey on Weifang pupil attitudes toward teaching Chinese folk music.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sic Education[J]，December 17.

[14]Wang，J.C.（2006）.Multicultural and popular music content in an American music teacher education program. Education & Educational Research 196 out of 224.

[15]甄琦：《齐齐哈尔市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现状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哈尔滨师范大学，2013年。

[16]金顺爱：《中小学音乐课程的民族性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9年。

[17]石莹：《中学音乐教育中的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5年。

[18]金顺爱：《中小学音乐课程的民族性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9年。

[19]金顺爱：《中小学音乐课程的民族性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9年。

[20]彭岚：《湖南省初中英语校本教材的问题及改进策略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湖南师范大学，2013年。

[21]凌美凤：《思想政治课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新课程学习》（基础教育），2010年第12期。

[22]张亚利：《本土音乐文化在学校音乐教育中传承的可行性――对郑州十所中学豫剧教学状况的调查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南大学，2008年。

[23]伍国栋：《当代中学音乐教育的守土职责-关于民族音乐的基础教育理念及其认知讨论》，《中国音乐教育》，2012年第11期。

[24]刘婷婷：《论福建南音的传承》，《中国校外教育》，2014年第8期。

[25]博雅杰：《民族音乐校本教材开发的现状与对策――以新疆伊犁州直县市十五所中学为例》，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11年。

篇10

关键词：听觉识别；品牌传播；品牌识别

中图分类号：G2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1）05-0149-02

一、研究背景

品牌作为企业竞争力的核心资产，在“全球扁平化”的商业竞争中日益凸显重要作用。工业时代的传统营销理论正转向后工业时代的体验营销。新媒体的出现，愈发加速了品牌的多元化发展。随着体验经济的到来，视觉传达已远远不能满足消费者的心理需求，而听觉识别却为品牌与消费者之间的沟通建立了更为有效的渠道，并高度影响消费者对产品及品牌的态度形成，更重要的是，它赋予了品牌更深刻的内涵，对品牌传播及品牌形象的塑造具有重要意义。

二、研究意义

本文试通过吸纳国内外在听觉识别领域的最新研究动态及成果，阐述其在企业识别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并结合心理学、听觉学、消费者行为学等学科深入剖析听觉识别之品牌形象及品牌文化的重要性，梳理品牌声音将要面临的问题与机遇，进而尝试性地对品牌听觉识别的构建提以可行性建议。

三、研究方法

（一）文献法

阅读大量文献，包括消费者行为学、听觉学、传播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著作，听觉识别相关的前沿动态介绍及最新理论研究文章等等。

（二）内容分析法

选取经典品牌的声音案例，通过对它们的内容进行分析，归纳出听觉识别对品牌传播的影响机理。

（三）比较分析法

根据国内外实践经验，对视觉识别与听觉识别进行比较分析，从而进一步论证听觉识别系统建立的可能性与前瞻性。

四、研究综述概况

本文针对品牌听觉识别研究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以反映该理论的研究状况。其基本理论前提是，采用心理学和品牌学方法论，将听觉识别作为一种基于品牌形象的存在介质进行研究，从而探讨品牌听觉识别的新视野。本文主要以Pro Quest 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ARL）和EBSCO host两个国际英文数据库为数据来源，使用了关键词“Sound Identity”进行文献搜寻。在Pro Quest 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ARL）数据库中搜到27篇，从中选取近年相关领域学术论文4篇；在EBSCO host数据库中搜到196篇，从中选取近年相关领域学术论文58篇。这62篇文章均以听觉识别为主题，本人将其作为分析研究对象。按照主题域状况，对这些论文进行理论分析，概括出近年来品牌听觉识别的研究动向和热点。

五、主题域分析

从论文所涉及的主题来看，本人将这些论文分为：听觉识别构建与企业文化的初步研究、广告音乐对于消费者的影响探究以及专业学科分类研究三个方面。

（一）听觉识别构建与企业文化研究

如果说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企业竞争是数量上的竞争，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的企业竞争是质量上的竞争，那么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的企业竞争则是文化上的竞争，而企业文化的建立离不开企业形象的建立，听觉识别亟待构建。（此领域论文有19篇）

听觉识别在与视觉识别（Visual Identity）、行为识别（Behavior Identity）、理念识别（Mind Identity）的企业CI系统构建中，相对处于弱势地位。但随着体验经济时代的到来，国内外学者以及业界都已对其显示了足够的重视。Fordon Ann E的Sound Identities《听觉识别》与Gluck Robert J的Sounds of a community: Cultural Identity and Interactive Art《社区声音：识别与互动艺术》均有详细描述。

（二）广告音乐对于消费者的影响探究

此领域在听觉形象的研究中占有43%的比重，可见国内外学者基本对广告音乐对于品牌建设的强势作用取得肯定。（此领域论文有26篇）

1.广告音乐的品牌价值对于消费者的影响。声学专家John Brown在其著作Music Acoustics中，将声音定义为“可以听到的某种东西”。它通过响度、音色、音高三要素的巧妙组合，承载了极其丰富的信息。[1]在树立形象的过程中，广告音乐的品牌价值对于消费者而言具有特殊影响。Robot Ary在Brand Value for music《广告音乐的品牌价值》中阐述，广告音乐的商业价值和文化价值相结合的特性决定了其代表商品品牌价值的特殊必要性。无论它采用的是简单的“表音符号”[2]， 还是特殊的“歌曲”方式，它是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文化载体而存在的，并非根据音乐艺术的本质规律反映其自身的客观意义。

2.广告音乐的音色设置对于消费者的影响。Capps Brooke在More than just jingles：One shop uses sound to give brands voices《不仅仅是铃声：一个商店选用声音来赋予品牌生命》中阐述：铃声带给消费者清脆、亲近之情感，人们在一天疲倦的工作之后可以尽享它所携有的美好感受。例如全球耳熟能详的《Jingle Bells》，单纯的音色就赋以人愉悦之美。丹麦一著名公司的总裁Mr. Rupp提到：“We all have ears, but most brands don't have voices。”当Intel的四个单音在电视广告上频频亮相时，消费者从此再也无法对其忘怀。

3.广告音乐的传播与受众心理分析。Joyce Kurpiers在Reality by design: Advertising Image, Music and Sound Design in the production of culture《设计的灵感：广告形象、音乐与声音设计在文化中的角色》中讲到，受众在接触广告信息时会产生信息加工的心理动机(Psychological Motivation)[3]。这一点通常由受众介入的程度来衡量，介入越深则心理动机越强烈。例如，一个古典音乐爱好者（Classical Bird）在接触音响广告时，由于对音响器材有兴趣，自然会积极地以自己的经验衡量广告中的各种信息， 但对于一些受众对其作用尚不十分清晰的产品，则需要通过广告中，音乐等形式因素拉近受众与产品的距离，以广告的外在形式因素来加深受众的感性诉求，即受众因为对音乐、画面等形式因素的熟悉与喜爱，而对广告产品产生兴趣动机。在这里，音乐等形式因素有效充当了受众认知与学习的桥梁， 进而增强受众对产品的购买动机。

（三）专业学科分类研究

听觉识别涉及的学科十分广泛。在各种类型研究中，符号学、心理学与消费者行为学这三方面的学科占据所有学科的79％之多。

1.符号学层面。从符号学角度探讨的论文有7篇，其中又以近六年的文章居多。Philip H. Pollock在A measure of the Multiple self states Model of Identity disturbance in Cognitive Analytic Therapy《听觉识别模型在认知分析治疗中的自我表述性》中描述――（1）不同的能指可以表达同样的所指。比如可口可乐（Coca Cola）公司的形象标识，可用英文表达，汉字表达或者可口的经典瓶身都指向同一个所指――饮料产品可口可乐。这些作用于我们感觉器官不同的刺激感受的物质媒介都有一个唯一的和固定的所指。[4]（2）同一个能指系统在不同的语境下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所指含义。比如早期的可口可乐是作为一种药品来推向市场的，用来治疗头痛（Relieve Pain）。在那个年代，当听到“可口可乐”这个品牌时，人们会联系起它的药用功效，也就是该符号的所指意义。而当下这种饮料赋予的含义是年轻活力（Young Forever）。这种对同一个符号能指――饮料可口可乐经广告作用后在不同年代形成了不同的所指含义。

2.心理学层面。从心理学角度分析的论文有5篇，其中以近5年的文章居多。一项信息传达的总效果二言词7%+声音38%+面部表情55%。其中38%的声音即指音色、音高、力度、节奏等声音特性，55%的面部表情我们可以理解为形体语言。Alain C, McDonald KL, Kovacevic N, McIntosh AR, Cerebral Cortex的Spatiotemporal analysis of auditory “what” and “where” working memory《对于听觉识别中介质及渠道的记忆时空分析》与Argo JJ的 The sound of brands《声音品牌化》中均有相关表达，声音形象可以引发“通感”（Synaesthesia）的效果，这种声音形象可以不依赖视觉形象而独立发挥作用。

3.消费者行为学层面。从消费者行为学角度分析的论文有3篇，其中以近5年的文章居多。Elizabeth Burlingame, Harvey M. Sussman, Ronald B. Gillam, Jessica F. Hay在An Investigation of Speech Perception in Children With Specific Language Impairment on a Continuum of Formant Transition Duration《对一个连续的共振峰过渡期的长短调查与特定言语儿童的语言感知》中提到：许多孩子选择麦当劳食物庆生，用“Auntie Mc Donald”扮演女主人，欣赏I’mlovin’ it的歌曲，它已成为消费的偏好模式。另外，英国的一项实地研究探索了音乐节拍（Music Beat）对实际和感知的就餐时间、支出餐费的影响。结果显示：当播放慢速音乐时，英国消费者就餐的时间要比播放快速音乐长得多，并且慢的节拍增加了消费者在餐馆里的饮食消费。

根据上述统计分析，本人试得出以下结论：

1.听觉识别在企业文化的建设中一直处于弱势的地位，现在情况有所好转。听觉识别的研究出现在近10年内，尤其是近5年来，作为企业文化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越来越受到各界学者的重视。

2.主题域方面，广告音乐对品牌塑造的研究是热点。

3.在对国外文献的研究过程中，本人发现国外学者大多会从访谈与实验的可操作层面来剖析声音的内涵，用第一手资料来把握其动向。

4.在对品牌听觉识别的现状及愿景研究中，多以IT行业及餐饮行业的知名品牌案例研究居多。

5.当今，美澳学者对听觉识别的研究独占鳌头。然而，纵观国内外，听觉识别尚未形成鲜明体系，其前景不可估量。

从实际意义上来讲，听觉识别的建立有利于重建企业文化，增强产品竞争力，并且有利于企业的多元化、国际化经营，对于企业来说则可以更加容易获得消费者的认可。最后借用哲学家叔本华的话：声音是对整个世界的‘摹仿’，是世界的‘副本’――这一事实的真实性极其深刻、无可置疑，而且着实令人惊讶：每个人都能在瞬息之间领会到它。

参考文献：

[1] 约翰•布朗.音乐声学[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7.

[2] 戴维.迈尔斯.社会心理学[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