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蛰的意思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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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2、在冬天，一些动物会进入一种不吃不喝、不活跃的状态,称之为"蛰伏"或“蛰”，而当春天到来,大气的活动会引起云层发出雷声,同时气温升高,蛰伏的动物开始活跃,这个节气故称为"惊蛰”。

3、惊蛰的含义

天气转暖，春雷始鸣。

惊蛰时节，春气萌动，温度回升，春雷阵阵，春雨淅沥，大自然有了新的活力，一年春耕也由此开始了。

4、惊蛰的风俗

（1）祭白虎化是非

中国的民间传说白虎是口舌、是非之神，每年都会在这天出来觅食，开口噬人。犯之则在这年之内，常遭邪恶小人对你兴波作浪，阻挠你的前程发展，引致百般不顺。大家为了自保，便在惊蛰那天祭白虎。所谓祭白虎，是指拜祭用纸绘制的白老虎，纸老虎一般为黄色黑斑纹，口角画有一对獠牙。拜祭时，需以肥猪血喂之，使其吃饱后不再出口伤人，继而以生猪肉抹在纸老虎的嘴上，使之充满油水，不能张口说人是非。

（2）打小人驱霉运

惊蛰象征二月份的开始，会平地一声雷，唤醒所有冬眠中的蛇虫鼠蚁，家中的爬虫走蚁又会应声而起，四处觅食。所以古时惊蛰当日，人们会手持清香、艾草，熏家中四角，以香味驱赶蛇、虫、蚊、鼠和霉味。久而久之，渐渐演变成不顺心者拍打对头人和驱赶霉运的习惯，亦即“打小人”的前身。所以每年惊蛰那天便会出现一个有趣的场景：妇人一边用木拖鞋拍打纸公仔，一边口中念念有词地念：“打你个小人头，打到你有气冇定抖，打到你食亲野都呕”的打小人咒语。

（3）祭雷神蒙鼓皮

惊蛰是雷声引起的。雷神作为九天之神，地位崇高，古人想象雷神是位鸟嘴人身，长了翅膀的大神，一手持锤，一手连击环绕周身的许多天鼓，发出隆隆的雷声，来震动人间，所以过去有惊蛰日祭祀雷神的习俗。惊蛰这天，天庭有雷神击天鼓，人间也利用这个时机来蒙鼓皮。《周礼》卷四十《挥人》篇上说："凡冒鼓必以启蛰之日。可见不但百虫的生态与一年四季的运行相契合，万物之灵的人类也要顺应天时，凡事才能达到事半功倍之效。

（4）惊蛰吃梨

篇2

（西北大学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陕西 西安 710001）

摘 要：本文通过对马克思思想中关于哲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经济哲学的研究，从而吸取马克思经济哲学中有价值的东西，应用于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

关键词 ：马克思；经济哲学；当代意义

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4-0037-02

一、关于经济哲学定义的探讨

关于经济哲学，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这个提法就频繁出现于我国的哲学和经济学文献中。有人认为经济哲学是“处于哲学和经济学的交叉地带”，所研究的内容是各个经济形态的“共有的、基本的规律和问题”。然而，与此相反者则认为，经济哲学“不是经济学和哲学相结合所形成的交叉学科，而是一门部门哲学。所谓部门哲学，就是对世界的某一部门或某一领域的哲学问题的哲学思考”[1]。在这两种表面看来截然不同的观念之外，还有一种似乎中立的看法：“经济哲学是用哲学方法研究经济问题，或用经济学方法研究具有哲学性质的经济问题的一门学科。”[2]所谓经济哲学就是经济学的哲学，是对经济生活和经济学进行哲学反思的一个学科门类，旨在通过经济学和哲学的联盟，发挥两门学科的优势，对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社会存在和发展问题进行整体性的综合研究。西美尔认为，包括经济学和货币学在内的任何经验性学科，上下两端都靠哲学支撑，没有这样的支撑，经验性学科难以成为自身。上端者指学科起步时的逻辑前提，如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人性自私论、天赋人权论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论就是这种情况。下端者指经验事实意义和价值性质的解释。经济学能够用经验的方法确定和描述基本事实，如我国目前的贫富两极分化现象。但是，这些现象仅仅是经济行为主体活动的结果，经济学没有能力回答这些问题，非要回答，只能像加里·贝克尔的“经济学帝国主义”一样在哲学面前出丑。他在其代表性著作《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中不知天高地厚地说：“经济学的分析方法高于和优于边沁、康德和马克思的方法。”[3]

二、对马克思经济哲学的认识

经济哲学的兴起是经济学和哲学相互融合和范式变革的产物。马克思是将哲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典范，他既重视经济学的研究，也重视哲学的研究，他留给后人浩如烟海的文献，奉献给人类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

首先，马克思所研究的经济哲学既非单纯的经济学也非纯粹的哲学，而是在融合了两者基础之上而形成的一种客观性与主观性相统一的全新科学，它打破了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考察经济问题的方法。马克思首先对唯心主义经济哲学的思想进行批判，这在他最初的经济哲学研究成果《哲学的贫困》中就有着充分的体现。他批评蒲鲁东从普遍理性出发建构经济学的哲学体系，把经济范畴视作“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4]的思想不过是一种先验的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而马克思所要实现的是关于经济学要能够真正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本质和规律，必须跳出哲学的圈子研究经济现象，这是一种蕴含着从经济现实、物质生产出发的唯物主义经济哲学思想。同时，他还对机械唯物主义的庸俗经济学思想进行了反思，这使马克思意识到，经济哲学要走出“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对“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的误区[5]，就必须突破以往的理论，冲破思想障碍，敢于进行理论创新。

其次，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相统一的，他分别从物与人的角度，充分体现出了人类对世界的两种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科学性强调客观性和事实评价，人文性强调主体性和人文关怀，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的对象，无疑是“现实的人”[6]。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既是“社会关系的总和”[7]，又是能动的、有价值、有理想追求的主体。因此，经济哲学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应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辩证统一。马克思既反对从所谓“纯粹的客观性”或单纯的技术理性模式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他认为这种做法撇开了主体的人，而且缺乏对人的地位体现，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同时，他又反对从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义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做法抛弃了客观的物，只能使人成为虚假的主体和片面的“道德人”。所以，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独到之处就在于他既能够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人类社会历史本质的同时，又能够把它们视为以人的生产实践为基础的过程。

再次，马克思经济哲学的思想侧重于从实践角度表述主客观关系，是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决定性就是承认人类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是有自身规律可循的自然历史过程，肯定了客观世界和其规律的必然性及其对人的制约性；选择性即承认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又是历史主体的人有目的的活动过程，肯定了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认为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一身兼任“剧中人物”和“剧作者”双重身份[8]，因为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运动的规律是通过现实的人的有选择的能动性活动而得以实现的。人的实践是联接两者的中介，正是在实践基础上，两者达到了辩证的统一。经济哲学研究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过对经济现实的理性考察，为发挥人的自主能动性提供理论根据，因此它应当从决定与选择的统一角度研究作为客体的世界与作为主体的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

最后，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是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这是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中又一个基本的方法论思想。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不仅仅从经济现实出发，而且在研究经济现实中进行哲理性的分析推论，并从中引出世界观、方法论的结论。同时，在对经济现象进行哲理的分析的过程中，融入经济的实证，使之有根有据，而不是流于形式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绎。马克思在创立经济哲学之初，就批判地审视了当时的经济理论，反对蒲鲁东用先验原则、抽象哲学理念投射经济现实，认为这只能导致“可笑的哲学”[9]；又批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停留于纯粹经济事实的肤浅表述和实证归纳，认为他们不从经济关系的社会历史性考察、深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导致了他们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固定永恒的规律的唯心史观结论。纵观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其哲学与经济学在相互交融基础上达到了辩证统一。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既是社会的、历史的、哲学的经济学，又是经济的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

三、研究马克思经济哲学的当代意义

经济哲学在我国发端于哲学界的呼唤，但实际上也是经济学界的需要。正处于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中国，面临经济发展、制度转型、走向世界过程中一系列棘手的、复杂的、整体的、深层的问题，迫切需要经济哲学的发展。就实践意义而言，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急需理论的正确指导，而中外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似乎滞后于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因此，经济哲学在我国具有深厚的生存土壤，同时也具有光明的发展前景。

首先，虽然由于时代的巨变使得马克思那个时代的经济哲学研究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与现在这个时代存在极大的差异，但是马克思当年从客观性与主体性相统一的角度研究经济哲学的思路和方法，仍能为我们从事当代经济哲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启迪。在此，不妨借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经济哲学要想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就必须“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10]。同时，我们还要充分发挥每一个主体特有的主观能动性，打破陈旧的传统观念，解放思想，积极创新，与时俱进。

其次，科学性与人文性辩证统一的经济哲学方法，有助于我们研究经济全球化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增长、转型、变化和发展的现状、历史和未来趋势，从而立足于科学的实证经济学，从客观世界中认识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理解人的价值需求、人生的现实性、时代的变易性、社会生活的真实性等，从而为确立与之相对应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观依据。与此同时，也有助于我们研究人在当代社会中的自身价值，从而运用科学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达到自己的愿望和要求，最终实现人的生存意义。

再次，借鉴马克思的决定性与选择性相统一的方法来考察当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有助于我们制订新世纪现代化战略决策，走出“超越论”和“循序论”误区，立足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研究诸如中国与世界体系的联系与交往中，经济的调整、重组、改革、开放等关系；又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创造性，在历史的决定性与选择性的交错点上“抓住机遇”，切实把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做好。同时，也有助于我们走出“人类中心论”或“生态决定论”的两极，进而深入研究诸如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与自然成本、生产效率、物质生产、人口生产、精神生产等等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

最后，借鉴马克思经济哲学中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相统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一方面，在探讨诸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等具体问题时，运用世界历史理论、社会形态论加以理性抽象；另一方面，在研究的社会结构论、形态论、本质论、动力论等基本理论时，根据世界、中国的社会经济变化现状和趋势，以及新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理论加以验证。最终，在融合两者特征的基础上，创建能够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经济哲学理论。

参考文献：

〔1〕刘敬鲁.经济哲学需要研究的三类问题[N].光明日报，2001-10-23.

〔2〕于文军.经济哲学的学科归属[N].人民日报，2000-3-9.

〔3〕加里·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19．

〔4〕〔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40，149.

〔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8．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3．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476.

篇3

    内容提要: 死者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也不具备民事权利能力。但是,死者死后仍然有某些人格利益尚存,这些利益有受到侵害的可能性,有值得法律保护的价值。我国的司法实践、理论学说和国外的立法、学说、判例均支持对死者人格精神利益的保护,并存在直接说、间接说和混合说的分歧。在正确处理与言论自由、历史研究和艺术创作等利益衡量的关系基础上,应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2条规定的“民事权益”作扩张解释来对上述利益进行保护,并应明确保护范围、保护主体和保护期限等具体问题。

    一、死者人格精神利益保护的理论与立法现状及评述

    民法通说认为,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1]《民法通则》第9条也规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据此,死者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也不具备民事权利能力。但是,死者死后仍然有某些人格利益尚存,这些利益有受到侵害的可能性,有值得法律保护的价值,例如对死者的名誉、隐私、人格尊严、肖像等进行侵害,法律仍然不能袖手旁观,仍需要对此进行保护。

    在学说上,对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存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侵害死者的人格权的行为同时侵害了遗属的人格权,遗属可以以自己的人格权受到侵害为理由要求赔偿。此说称之为混合说。第二种观点认为,侵害了遗属对死者的虔敬之情。此说称之为间接保护说。上述两种学说存在的问题是:第一,死者的利益与遗属的虔敬之情并非永远一致。第二,当死者没有遗属时,对侵害死者人格权的行为是否就可以放任不管?第三种观点认为死者仍然享有人格权,在其受到侵害时,遗属可以代为行使诉讼权利,此说被称之为直接保护说。德国学说和判例均支持直接说,典型判例是梅菲斯特案[2]。台湾多主张间接说,其中蒋孝严案为代表性判例。[3]而我国司法实践中一直在直接说、间接说和混合说之间摇摆,并未有支持某一学说的倾向。

    英国和美国认为名誉、隐私的权利是受害人的专属权,因此不能以他人的名誉、隐私受到侵害为由起诉,而且死者的名誉、隐私在受到侵害时,遗属不能替代死者行使权利。但是在侵害死者的名誉、隐私的同时也侵害了遗属自身的名誉、隐私时,属于例外。法国有较多的关于死者肖像权和隐私权的判例,但是其理论构造并不十分明确,学说上也有分歧,其中侵害了死者近亲属对死者的感情这一学说比较权威。瑞士的判例和学说也基本倾向于认为侵害了近亲属对死者的怀念之情。[4]

    在德国,学说与判例均认可死者自身的人格权不受侵害,具有代表性的判例是关于“梅菲斯特”案。德国审判实践认为,在权利人死亡后,对于由一般人格权所保护的法益也应该予以尊重。否则,德国基本法的价值取向就不可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5]

    《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152条第1款规定:“公民有权通过法院要求对损害其名誉、尊严或商业信誉的信息进行辟谣,除非传播这种信息的人能证明它们属实。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要求,也允许在公民死后保护其名誉和尊严。”[6]

    在日本的法律规定中,不存在认可死者人格权的规定,仅在着作权法中有关于保护着作者死后的人格权。[7]但是日本的判例中有很多保护死者人格权的案件。日本法学界有关死者人格保护问题上存在着直接保护说和间接保护说的分歧。

    《加拿大魁北克民法典》第一编第二题第四章规定了对死者死后身体的尊重[8],虽然不是关于死者人格精神利益的规定,但是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在人格权部分规定了死者人格利益保护的民法典。

    《埃塞俄比亚民法典》第30条规定:当其肖像被展览或售卖的人已死亡或处于不能表达意志的状态时,如果该展览或售卖行为在性质上会导致对死者荣誉与名声的损害,则其权利将授予死者亲属。[9]

    《匈牙利民法典》第86条规定:死者名誉受到侵犯时,可以由死者的亲属和死者遗嘱受益人起诉。如果损害死者声誉的行为同时也损害社会利益,则检察长也有权起诉。[10]

    《葡萄牙民法典》第71条规定:人格权在权利人死亡后也受到保护。属上款所指之情况,死者之生存配偶或死者之任一直系血亲卑亲属、直系血亲尊亲属,兄弟姐妹、侄甥或继承人,均有请求采取上条第2款所指措施之正当性。[11]

    为何要对死者的人格精神利益进行保护?对此有学者认为,人格权虽不得继承,但对于人格权的保护并不限于生前,依较新理论及判例已扩及于死后的人格保护。[12]有学者进一步认为,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姓名权、肖像权,它们存在的目的并不完全依附于人的生命。涉及人类的整体尊严和善良风俗,故有延后存续和保护的价值,不宜使之随同人的生命终止而立即消灭。[13]本文认为,从法理上说,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因此,死者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也不具备民事权利能力,故而死者不应该有人格权。但是,生活中出现了大量侵害死者人格权的案件,尤其表现为侵害死者名誉、隐私、人格尊严、肖像等。仅仅从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这一民法基本理论就推导出死者不享有人格权,从而对死者的人格利益不予保护,就失之简单化。正确的路径是首先承认实践中大量存在的侵害死者人格的事实,其次通过对传统民法理论进行改造和局部修正来扩大理论的解释力和包容力,使其能够适应和解释这一法律现象。基于上述理论立场,本文认为死者生命终止,因此在死后于法律上不再享有人格权,但是却仍然存有某些值得法律保护的利益。这些法律上的人格利益虽然不一定能被现行法律确认为权利,但是由于其独有的价值,涉及人类的整体尊严和善良风俗,故有保护的必要。因此将其确认为法律上的利益从而用民法进行保护是解决此类问题的正确路径。至于对死者人格权的保护是采直接说或间接说再或混合说、保护的范围、行使的主体以及保护的期限等具体问题,将于下文中予以论述。

    需要指出的是,死者人格权保护主要分为三大部分,即对死者人格精神利益的保护、对死者人格财产利益的保护和对死者遗体的保护。基于研究主题,本文将集中探讨死者人格精神利益的民法保护问题。

    二、我国死者人格精神利益保护的发展历程

    1.司法解释及司法文件。最高人民法院共出台过5项关于死者人格利益保护的司法解释或司法文件,分别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死亡人的名誉权应依法保护的复函》(1988年),该复函采直接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范应莲诉敬永祥等侵害海灯名誉权一案有关诉讼程序问题的复函》(1990年),该复函也采直接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范应莲诉敬永祥侵害海灯名誉一案如何处理的复函》(1993年),该复函采混合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5条(1993年),该解答采直接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7条(2001年),该解释采间接说。

    2.《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共公布了3起关于死者人格精神利益保护的案例,分别是:1992年第2期的《陈秀琴诉魏锡林、〈今晚报〉社侵害名誉权纠纷案》(荷花女案),1998年第2期的《李林诉〈新生界〉杂志社、何建明侵害名誉权纠纷案》(李四光案)和2002年第6期的《彭家惠诉〈中国故事〉杂志社名誉权纠纷案》(彭家珍案)。

    3.发展历程梳理—以司法解释和公报案例为主线。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荷花女案件采用直接说。在该案件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吉文贞(艺名荷花女)死后,其名誉权应依法保护,其母陈秀琴亦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此可以看出,法院认为死者依然享有名誉权,此实际为直接保护死者权利的直接说。

    范应莲诉敬永祥等侵害海灯名誉权一案,最高人民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范应莲诉敬永祥等侵害海灯名誉权一案有关诉讼程序问题的复函》中提出:海灯死亡后,其名誉权应依法保护,范应莲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此即为直接说的观点。然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范应莲诉敬永祥侵害海灯名誉一案如何处理的复函》中又指出:被告行为构成对海灯名誉的侵害,但对范应莲名誉的侵害较轻,可适当承担民事责任。这体现出混合说的立场观点。一个细微之处在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范应莲诉敬永祥等侵害海灯名誉权一案有关诉讼程序问题的复函》中认为死者海灯的名誉权应依法保护,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范应莲诉敬永祥侵害海灯名誉一案如何处理的复函》中认为被告的行为构成对海灯名誉的侵害,显然认为死者并无名誉权。虽仅一字之差,却反映出保护立场之不同。

    李四光一案中,两级法院皆认为死者名誉权受损,显然采直接说,但与此同时又认为由于死者名誉权受损导致原告精神痛苦,原告也有权利获得精神损害赔偿,此为间接说立场。因此可以认为在本案中,法院采用了混合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规定:“自然人死亡后,其近亲属因下列行为遭受精神痛苦,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该规定是间接说的观点。在该司法解释出台后的彭家珍案中,二审法院指出:彭家惠作为彭家珍烈士的近亲属对杂志社提起诉讼,是维护彭家珍烈士的名誉,而非自身的名誉权受到侵害,此为直接说观点,与上述司法解释所采间接说显然不一致。

    4.小结。从上文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采用了间接说的立场,在此司法解释出台之前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的案例中,一直在直接说和混合说之间摇摆,未能有统一鲜明的立场。而在该司法解释出台后的公报案例中,又未能顾及司法解释的明文规定,径直采用直接说。因此,可以认为对于死者人格精神利益民法保护这一问题,司法实践并未形成统一观点,一直在三种学说间摇摆。

篇4

【关键词】劳动者 经济处罚 法律环境

在现实劳动关系中，一些用人单位对劳动者惯常以经济惩罚作为有效的管理手段，动辄对违规违纪劳动者罚款，轻则几十几百元，重则千元几千元，随意性大，严重侵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职业安定和生活保障，并由此引发了大量的劳动争议，影响了企业发展和社会的和谐与稳定。2007年6月，国家颁布了《劳动合同法》，于2008年1月1日起施行。2008年1月15日，国务院颁布第516号令废止了1982年颁布的《企业职工奖惩条例》(以下简称《奖惩条例》)，并明确该条例已被《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代替。在新的法律环境下，用人单位对劳动者能不能进行经济惩罚?如何处罚?本文将通过对新旧法律环境的比较，分析了现行法律环境下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经济惩罚权的法律依据。

一、旧的法律环境下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经济惩罚权的依据

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惩罚包括纪律处分和经济处罚。在《奖惩条例》被废止前，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惩罚权的法律依据主要有：(1)劳动法律，如《劳动法》；(2)劳动规章，如《奖惩条例》。其中《劳动法》规定的比较笼统，只有第三条“劳动者应当……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及第四条“用人单位应依法建立和完善规章制度，保障劳动者享有劳动权利和履行劳动义务”，《劳动法》对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经济惩罚没有明确的规定。《奖惩条例》的规定很详细，它规定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经济惩罚有罚款、停发工资、降低工资级别和赔偿经济损失四种形式。《奖惩条例》规定适用于全民所有制企业和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全体的职工，而我国除了国有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外，还有私营经济、个体工商户、联营经济、股份制经济、涉外经济等，除了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外的企业中，都存在对职工罚款的问题，而这些企业行使罚款权在当时是无法可依的。

二、《奖惩条例》已时过境迁，不适合现实发展要求

《奖惩条例》是在计划经济时代背景下出台的，是以固定工为主体的劳动用工条件下制定的，企业劳动者作为计划经济的要素，按照计划经济的模式由政府纳入了计划的编制。公有制的企业为了维持内部的计划经济模式的正常运作，在企业实行行政化管理的背景下企业对职工的惩罚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在劳动关系已经全员劳动合同化的今天，固定工在法律上已经成为历史，《奖惩条例》已明显的不适合现实的发展要求了。

笔者认为，根据国家法律规定，只有行政机关才有罚款权。《奖惩条例》明显有参照《行政处罚法》和《刑法》的痕迹，这在计划经济时代对当时具有行政属性的劳动关系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但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日趋契约化，劳动关系的形成和调节方式主要通过劳动合同方式来实现的今天，《奖惩条例》已不适应市场经济劳动关系的发展，且在一定程度上与现今的法律是相悖的。正是因为不适合现实的发展要求，《奖惩条例》于今年1月份被废止，为《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所代替。

三、新的法律环境下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经济惩罚权的依据

2008年1月1日，《劳动合同法》开始实施，同月，《奖惩条例》被废止。纵观新颁布的《劳动合同法》，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经济惩罚权在如下条文中有所规定：(1)第二十二条：“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专项培训费用，对其进行专业技术培训的，可以与该劳动者订立协议，约定服务期。劳动者违反服务期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违约金的数额不得超过用人单位提供的培训费用。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支付的违约金不得超过服务期尚未履行部分所应分摊的培训费用。”(2)第二十三条：“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保守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和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保密事项。对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可以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条款……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3)第二十五条：“除本法第二十二条和第二十三条规定的情形外，用人单位不得与劳动者约定由劳动者承担违约金。”(4)第九十条：“劳动者违反本法规定解除劳动合同，或者违反劳动合同中约定的保密义务或者竞业限制，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从上面所列的条款可以看出，《劳动合同法》对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经济惩罚权规定了违约金及赔偿经济损失两种形式，且违约金只适用于因用人单位提供了培训而约定的服务期条款及竞业限制条款两种情况。

笔者认为，在具有行政管理色彩且不符合市场经济时展的《奖惩条例》已被废止，新颁布的《劳动合同法》已生效实施的法律环境下，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罚款权已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即用人单位不能再以“劳动者迟到罚款50元，矿工罚款300元”等理由对劳动者实施罚款，即使这些规定写进经企业合法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也是不能成为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罚款依据，因为这些规章制度的内容本身是不合法的，根据我国的法律，只有行政机关才有罚款权。在现行法律环境下，笔者认为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经济惩罚权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实现：

1.违约金。用人单位可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违约金。但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只能在用人单位提供了培训而约定的服务期条款及竞业限制条款两种情况下约定违约金。

2.赔偿经济损失。《劳动合同法》第九十条：“劳动者违反本法规定解除劳动合同，或者违反劳动合同中约定的保密义务或者竞业限制，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原劳动部颁发的《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因劳动者本人原因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用人单位可以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要求其赔偿经济损失。经济损失的赔偿，可从劳动者本人的工资中扣除。但每月扣除的部分不得超过劳动者当月工资的20%。若扣除后的剩余工资部分低于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则按最低工资标准支付。”从上述规定可知，因劳动者原因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用人单位可根据劳动合同的约定或合法劳动规章制度的规定要求劳动者从工资中进行赔偿，该赔偿数额根据劳动合同的约定或合法劳动规章制度的规定应是确定的，且每月从工资中进行赔偿的数额有限制，即不得超过当月工资的20%或剩余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笔者认为，如赔偿数额事先没有在合同中或经合法制定的规章制度中得到确定，用人单位不可单方确定赔偿的数额并从劳动者工资中直接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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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整体观念；阴阳学说；医患矛盾

整体观念是中医学的一大特色，阴阳学说是中医哲学的基础。中医学的整体观念类似于西方的唯物辩证法，即用全面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来看事物。中医哲学的阴阳学说类似于西方的矛盾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笔者就整体观念和阴阳学说在医院管理和发展，以及在解决医患矛盾问题中的应用作一探讨。

1 中医整体观念的指导价值

整体，就是完整性和统一性。整体观念，是中医学关于人体自身的完整性及人与自然、社会环境的统一性认识。

中医学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构成人体的各个部分之间在结构上是不可分割的，在功能上是相互协调、相互为用的，在病理上是相互影响的。同时也认识到人体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重要关系和相互影响，人类在能动地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地斗争中，维持着机体正常地生命活动。这种内外环境的统一性和机体自身完整性的思想，即为整体观念。

整体观念首先指导我们作为医院的最高管理者，不仅要看到自己医院的经济效益，还要看到郊区医院和社区医院的巨大潜力，要看到城区大医院、郊区医院、社区医院是一个医疗体系，是一个整体。要想为老百姓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大医院应该肩负起重任，支援郊区医院，发展社区医院。试想中国13亿人口，如果都不信任郊区和社区医院，大病小病都到城区大医院看病，大医院能不出现问题吗？所以医院领导和一些有经验的大夫要定期到郊区医院出诊，有实力的医院要和政府一起办一些社区医院，把轻病和慢性病患者分流到郊区和社区医院，这是当前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必然选择。

2 中医阴阳学说的指导价值

阴阳是对自然界相互关联地某些事物或现象对立双方属性地概括，并含有对立统一地内涵。阴和阳，既可以代表两种相互对立的事物和势力，又可以代表和用以分析同一事物内部相互对立的俩个方面。“阴阳者，一分为二也”，明确指出，阴有矛盾对立统一的辨证观点。

笔者试从阴阳学说中的“阴阳的互根互用，对立制约”两个方面来谈一下医患关系问题。阴阳的互根互用，是指一切事物或现象中相互对立的阴阳两个方面，具有相互依存、互为根本的关系，即阴和阳任何一方都不能脱离另外一方而单独存在。阴阳的对立制约，是指属性相反的阴阳双方在一个统一体中的相互斗争、相互排斥、相互制约。

中医讲究的是阴阳平衡，阴平阳秘。阴阳的平衡，是动态的常阈平衡，是动态的均势，而非绝对的静态平衡。维持其平衡状态的机制，则是建立在对立制约与互根互用基础上的阴阳双方在一定限度内的消长和转化运动。现代医院中的医患关系就象阴阳关系一样，整个患者群体属阴，医护人员属阳。医患之间既是互根互用的关系，又是对立制约的关系。正是医患之间这种矛盾关系推动着医疗体系的向前发展，维持着医患之间的动态平衡。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医院”的医院文化是当今公立中医院现代化的管理模式和目标，也是现代化医院管理模式发展的新趋势。营造和谐医院、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最主要的是要解决医患之间的阴阳关系。当今社会，医患这对阴阳关系总体上是平衡的、是好的。但是医患之间的矛盾在增加，也有许多不如意的地方。主要表现为阴胜阳虚，一方面，患者阴方的要求和维权意识在大幅增加，另一方面，医者阳方的服务和责任意识在下降。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阴阳两个方面入手，即要“降阴升阳”。

一是要“降阴”解决患者这一方的矛盾。要做到以患者为中心，真正做到“视患者如亲人”，“急患者之所急想患者之所想”，将解决广大患者最感急切的难点、热点问题做为医院服务的主要宗旨，强化服务意识，全面推行人性化医疗服务，以患者的满意度作为评价医院工作绩效的重要指标。二是要“升阳”解决医生这一方的矛盾。充分调动医院员工积极性，提高员工素质。调动职工的积极性是医院管理永恒的主题，作为知识经济下的公立中医院，同样也是一个中医技术密集型的单位，是研究高新技术应用最广泛，最有发展潜力的领域之一。因此，现代化的公立中医院更要靠先进的医疗技术水平来实现持续、稳定地发展。打造自己的品牌，先进的技术由人来创造，由人来实施，人是最重要的承载者，只要赢得了人才，就意味着成功了一半。医院应该培养树立员工终身学习的理念，营造“百家争鸣，百花齐发”的学术氛围，让员工认识到医疗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态势。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使医院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保健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1]。

3 小结

总之，要想建设和谐医院、和谐医患关系，就要利用整体观念，将患者分流到社区、郊区。利用阴阳学说平衡医患这对阴阳关系，使其关系维持在动态平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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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精神疾病；意外死亡；护理对策；社区

[中图分类号] R7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4721（2014）04（a）-0059-03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cause of accidental death of patient with mental disease in community in order to find out the countermeasure. Methods The accidental death causes of 53 cases of patients with mental disease in community from January 2009 to December 2012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by telephone follow-up. Results Among all patients，the number of suicide，sudden death，violent death and fall death was 16，12，15 and 10 respectively.The number of schizophrenia，affective disorders and other mental disorder was 32，14 and 7 respectively.Cause of death in patient with different discharge time was compared，with statistical difference（χ2=8.66，P0.05）. Conclusion A higher incidence rate of accidental death is existent in community mental patient，take timely and appropriate care for different reason can effectively prevent the accidental death of the patient.

[Key words] Mental disease；Accidental death；Nursing countermeasure；Community

精神病患者意外死亡包括突然窒息，抢救无效的噎死死亡，非意料中的自杀和杀死他人，不明原因的猝死等[1]。目前，我国约有重性精神疾病患者1600万人，患病率由20世纪的0.27%上升至现在的1.347%[2]。精神疾病具有病程长、治愈率低、复发率高、费用高等特点，许多慢性期、恢复期患者均接受居家治疗[3]，但由于家属对精神疾病知识的缺乏及对精神病患者照顾不到位，社区管理网络不健全等原因发生意外死亡的案例时有发生。精神病患者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意外死亡具有突发性和多变性[1]。为防止社区精神病患者发生意外死亡，有针对性地开展社区精神卫生防治网络工作，对社区精神病患者意外死亡原因进行分析，以期为临床提供借鉴的教训经验及探索有效的应对措施。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09年1月～2012年12月在本院住院且出院后意外死亡的53例精神疾病患者，对其相关资料进行电话回访了解并进行分析。所有患者均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10版）（ICD-10）》的诊断标准，男35例，女18例；年龄19～66岁，平均（39.2±10.9）岁；病程2～40年，平均（16.3±6.5）年；职业：无业33例，农民或渔民6例，企事业单位职工4例，学生1例，离退休人员9例；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12例，初中13例，高中或中专10例，大专及以上18例。

1.2 方法

由6名精神科护士组成随访组，通过电话、门诊等方式向家属、乡医及知情者进行了解，如确定患者属于意外死亡，再询问其住址、性别、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当时诊断、发病时间、死亡时间、死亡原因等。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3.0软件进行数据的分析和处理，计量资料以x±s表示，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以P

2 结果

2.1 患者死亡原因分析

53例意外死亡患者中16例为自杀，12例为猝死，15例为暴力死亡，10例为跌倒死亡；其中发生在春季为5例，占9.4%，夏季23例，占43.4%，秋季12例，占22.6%，冬季13例，占24.5%；当时诊断为精神分裂症32例，占60.4%，情感性精神障碍14例，占26.4%，其他精神障碍7例，占13.2%。

2.2 不同出院时间患者死亡原因的比较

不同出院时间患者的死亡原因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8.66，P

3 讨论

表1结果显示，不同缓解时间患者意外死亡原因分布不一样。患者在发病早期得到家属重视，常被作为家庭的重点对象，及时送医、住院治疗，出院后刚开始也是家庭关心、照顾的重点对象，因此发病早期患者意外死亡的危险性明显较低，而后期家庭经济耗竭，病情迁延反复，且患者患病后性格改变，出现懒散、多疑，久而久之家属厌烦，对其失去信心，疏于管理或放弃不管任其流浪，导致肇事、肇祸事件增多，甚至发生暴力致死事件。抑郁型精神疾病患者在恢复期自杀率较高[4]，所以需要建立一种机制，强化监护人的责任，发挥家庭的作用[5]。除了家属的厌烦和疏于管理外，患病后期由于长期服药，药物的毒副反应易使患者身体的各项功能发生改变，是社区精神病患者康复后期易发生猝死、跌倒死亡等意外的诱因。

3.1 自杀死亡原因分析及防范

表2结果显示，自杀在精神障碍患者意外死亡中占30.2%，居首位，提示自杀与精神疾病密切相关，所有精神疾病均会增加自杀的危险性[6]。自杀在精神病患者意外死亡中占首位，自杀是精神分裂患者过早死亡的原因[6]。精神分裂症发病率高，病程长，即使社区康复期患者，大部分仍存在幻觉、妄想等精神症状，受精神症状支配自杀意念强烈不易动摇，且不直接表达自杀意图，不断寻找自杀机会。社区精神病患者自杀方式一般以服药和自缢为多，少数为坠落、溺亡。精神病患者除受精神症状支配外，其次是悲观厌世、对治疗缺乏信心及生活事件等。医护人员除了帮助患者做好回归社会前的角色转变，进行有效的心理护理及健康教育，还要指导家属建立防范自杀的安全体系，包括督促患者坚持按医嘱服药，稳定病情。家属发现患者病情复发，应及时就诊，减少在幻觉、妄想支配下的顽固自杀行为；加大家庭干预的心理卫生知识宣传教育力度，向家庭提供有关精神疾病知识及观察出现自杀行为前的征兆。相关文献报道约80%有自杀倾向的患者在实施自杀行为前曾表现过一定的自杀征兆[6]。社区精神病患者自杀方式以吞服药物、自缢及利器伤为主，故家庭中加强安全防范、防止患者藏药、妥善放置危险物品，是防止和减少自杀行为的有效途径[7]。

3.2 暴力致死原因分析及防范

精神病患者在社区发生暴力杀害行为时，危害性极大，防患措施较薄弱，应加大暴力行为的干预措施。通过宣传教育提高人们对精神疾病的认识及对精神疾病防治工作的理解和支持，消除对精神疾病的偏见和歧视，促进患者坚持服药治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患者服药依从性，使其病情稳定。教会患者家属如何及时发现疾病加重的征兆、逐渐升级的情绪变化，出现紧急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理的方法。建立三级管理治疗网络，成立由686项目办、社区居委会干部、社区民警、社区医生家属或监护人等组成的社区精神病患者管理治疗小组[8-9]。随时掌握患者的情况，发现异常情况及时协助处置，预防或减少社区精神病患者暴力行为的发生。精神病患者在家中发生猝死，一旦发生家属将束手无策，无一例抢救成功。临床上值得注意的是，抗精神病药出现心脏毒性反应及椎体外系反应是其主要诱因[10]。居家康复治疗的精神病患者家属应学会观察药物副反应，尤其是常年服用经典抗精神病药物的患者，其不良反应大[11]。指导家属定期带患者复诊及作一些必要的检查，如心电图、血药浓度、肝肾功能，有异常及时复诊。

3.3 跌倒死亡原因分析与防范

由于抗精神病药的副作用，易引起低血压、头晕、乏力，再加上服药时间长，年老体弱，患者易发生跌倒。本研究中有1例跌倒的死亡病例，因在家中，其头晕、乏力未引起家属重视，独自上山劳作时跌倒落入井里溺亡，提示精神科工作人员及社区精神卫生工作者应指导家属，观察患者药物副反应，患者房间设置尽量简单，设置可以扶持的器具，改变时速度要慢，有类似副反应不让患者单独外出。

综上所述，社区精神病患者意外死亡方式多种多样，防范虽有一定的困难，但只要健全社区管理治疗网络，提高家庭、社区的精神卫生知识，帮助解决患者家庭存在的困难，指导其家属提高监管责任心，仔细观察爱护并及时发现千变万化的事故苗头，可有效降低意外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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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近年来电商经济的火热，线上线下的共荣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增长点。因此，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也成为了当下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市场经济环境下，消费者与生产者或者经营者共同组成了不可或缺的市场主体，两者的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市场的种种问题。基于此，本文对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进行了分析，并从经济和法律两个维度说明了笔者对这一选题的看法，以供大家参考。

[关键词]消费者权益；经济；法律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7.10.085

[中图分类号]D9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7）10-0-02

0 引 言

当前，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体制优化的关键时期，各项事业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其中与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的相继颁布，这也预示着国家对市场秩序进行了新一轮的调控。在互联网经济发展的今天，市场秩序有了新的变化，传统的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关系在国家的逐步调控中，逐渐变得更加合理。相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调控是基于经济形势进行的，在传统的商业模式中，消费者与卖家之间是面对面的沟通与协调，即便是在发生纠纷时，也能在法律的框架下得到相应的解决。但在新经济常态下，线上交流变成了卖家与买家联系得最为紧密的购物场景，这就意味着一切协议以及纠纷的处理，如果按原有的流程进行处理将会变得异常困难，在互联网环境下的纠纷解决中，经济层面与法律层面的考量，使举证难、纠纷处理代价太大，导致消费者始终处于被动的局面，而这一局面在线下同样存在。这种状况会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增多，长此以往，其会成为法律体系下解决纠纷的一个“真空区”。因此，对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经济及法律进行分析，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1 对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经济分析

市场经济经济几十年的发展，对社会消费心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利益最大化的心态最为显著，这种心态在消费者和经营者中是一直存在的。当然，辩证分析这一现象产生的众多原因，其中信息不对称是最重要的原因。一方面，经营者掌握着商品的来源以及其他敏感信息，另一方面，消费者决定的做出总是基于物美价廉这一基本原则，所以这在之间，很容易导致商业纠纷的产生，特别是在电子商务中，这种情况更为突出。对消费者权益保护进行经济分析，需要涉及消费者、经营者以及政府层面，并不能只针对一个维度进行分析。

1.1 经营者

消费者权益保护首先会涉及经营者侵权的问题，即经营者利用信息不对称对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进行侵害，造成经济损失或其他损失，以期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很显然，这违反了市场经济中公平交易的原则。其次，经营者作为法人组织，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能够接触到更多的生产要素信息，同时也掌握着更为全面的消费者购物心理以及营销手段，甚至会针对性的根据消费者的行为进行精确的信息推送和行为监控，当然这一系列操作的成本最终都会由消费者承担，特别是对一些消费能力不足或者产品信息极为不对称的客户而言，这种诱导式的营销手法将会促使消费者进行消费。

1.2 消费者

消费者是权益被侵害的一方，通常情况下，经营者认为理想的消费者会对其违法行为选择退让或者默认，其主要原因在于消费者为了维权而付出的成本远远大于其维护的权益，这导致用户在选择维权方式时，会仔细斟酌。简单来讲，消费者的维权成本太高，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时间成本。时间成本对于消费者而言是维权过程中，代价最高的，这是由于维权本身就非常复杂，这不仅包括一系列的协商环节，还包括取证等过程，会耗费不少时间。

（2）通讯成本。维权从来就不只关联消费者和经营者双方，由于维权往往会让第三方仲裁机构参与，来回的交通费和通讯费，理应算在维权成本中。

（3）诉讼费等。在一些较大的维权案件中，会涉及请律师，这也会产生相应的诉讼费用，且其费用较高，这也是消费者放弃维权的重要原因。

1.3 政府层面

现阶段，政府对经营者的处罚力度不大，这导致消费者在遇到侵权时，诉诸维权的动机不强，例如，消费者在网购的过程中，经常受遇到快递包裹遗失的情况，而这种情况下消费者的获赔金额是非常小的，这种情况下，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就很明显的受到了侵害，却得不到合理的解释。久而久之，这类情况会变得更加普遍，间接增加了维权成本。

2 对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分析

在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三层含义中，首先需要分析其法律性，我国是法治国家，法制建设也正在深入推进，消费者嘁姹；な瞧浣衔重要的领域。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消费者的定义已经发生了变化，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消费者在整个购物流程中的权益和义务也都得到了明确，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法律体系正在形成。其次，各个执法部门也对消费者权益进行了保护，比如工商部门，加大了对企业经营状态的调研。结合到时下流行的网络购物，无论是购物平台自身还是国家立法机构对网购法律的修改，都体现了国家层面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重视，其中影响面较大的就是7天无理由退货，这一新增条款打破了原有电商企业退换货的霸王条款，为消费者创造了较为公平的交易环境。再次，随着监测技术的进步，消费者的食品安全保障更加系统，如《产品质量法》和《食品卫生法》把食品安全进行了法律规定，让企业强制执行食品安全标准，食品安全有了法律上的保证，也为食品的溯源提供了法律依据。

虽然整体上，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基本上实现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进程。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法律的适用性问题再度被业内提及，比如《消费法》中对消费标的的规定集中在商品或者服务，对于虚拟性的产品却很少涉及，这在司法实践中容易出现法律依据的混乱。还有一点需要着重说明的是，维权的法律意识薄弱，法律意识薄弱有两个重要表象，其一是消费者对相关法律不清楚，法律意识淡薄，对一些可以用作法律证据的票据往往不会细心保管，这导致其在维权时很难有强有力的证据作为支撑。其二是维权繁琐的手续让消费者放弃维权，选择忍让。消费者应该认识到，法律框架下消费者的维权行为是受法律保护的，无论是手续再复杂还是程序再多，都需要进行维权，这也是公民基本法律素养的体现。

3 从经济和法律维度对我国消费权益进行保护的建议

3.1 持续开展普法教育，提高维权意识

在互联网经济环境下，消费者与经营者在时间和地域上都有了更加深度的联系，这就意味着你在购物网站的所有信息，包括截图、语音、突破以及聊天记录都有可能成为日后的关键证据，所以做好相关备份事项不仅可以当作一个习惯，还应成为一种意识。另外，普法教育的开展并不是局限在每年的3.15那段时间，笔者认为普法教育是一项持续性、大众性的活动，应该让普法教育走进高校、走进社区、走进各大商圈，特别是要加大对老年群体的宣传，近年来，针对老年群体的诈骗活动逐渐增多，大多以投资理财和保健品居多，不少老年在受骗后往往都选择沉默或者放弃维权，因此加大对这一群体的宣讲力度很有现实意义。

3.2 完善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相关法律，增强适用性

任何一部法律的制定和实行都有其阶段性，换言之，法律的完善是需要循序渐进的，我国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相关法律从无到有，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见证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历程，所以，经济的发展现状能够为法律带来更多的新鲜元素，促使相关机构修正法律，以适应新的发展形势。因此，笔者认为首先应拓展消费者对消费标的的认知范围。新形势下，消费标的的形态会有所不同，虚拟产品在网络上能够自由流通，作为一种特殊的产品，其维权路径是什么，这都需要有法律作为支撑。其次，应加强对消费者信息的管理，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会接到不同未知平台的电话，这是因为你的基础信息已经被转卖，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应以法律的形式进行确定，严格禁止平台对用户信息进行倒卖的行为。

3.3 提高惩罚性损害赔偿的比例，降低诉讼成本

我国消费者在进行权益保护时，会付出大量的成本，导致在现阶段，消费者主动维权的比例是相对较低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赔偿比例太低，远远无法抵消维权成本。所以，加大赔偿比例是有效的一个途径，相关人员应从法律层面遏制不法经营者进行损害消费者的行为。对普通消费者而言，维权是个费事、费力的事情，因为涉及多个机构，经常会来回沟通协调。另外，高昂的诉讼费用让维权行动停滞不前，所以，政府需要降低诉讼成本使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还可以让败诉方支付受侵害方合理成本，加大对败诉方的惩罚，扩大其赔偿范围。

主要参考文献

[1]陆旭.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研究[D].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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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急性脑梗死(ACI)常伴有较高的病死率和致残率，故临床医生对其病情发展及预后判断十分重视。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是一种细胞内蛋白质，特异地存在于神经细胞和神经内分泌细胞。当缺血、缺氧、中毒或损伤时，细胞膜的完整性受到破坏，NSE便从细胞内释放出来。动物实验表明，脑脊液NSE可用来判断脑梗死急性期脑损伤程度和鉴别脑的可

复性与不可复性变化，这是许多现代影像学技术如CT、磁共振成像等所不能代替的〔1〕。本文检测206例ACI患者血清NSE水平，探讨其对ACI病情及预后判断的临床意义。

1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2008年1月至2009年12月我科住院ACI患者206例，男112例，女94例，年龄48~79〔平均(52.3±2.8)〕岁。病程4~24 h;均符合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病学术会议修订的标准〔2〕，并经头颅CT和(或)MRI证实。正常对照组为同期我院健康查体者120例，其中男女各半，年龄50~80〔平均(55.3±2.1)〕岁，排除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及最近有感染史、严重肝肾功能障碍及外伤者。ACI组于入院次日清晨以及正常对照组体检日清晨抽取空腹静脉血，分离血清保存待测。根据患者临床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标准〔3〕按病情轻重分为轻度组69例，年龄49~72岁，男42例，女27例;中度组56例，年龄52~79岁，男28例，女28例;重度组91例，年龄48~75岁，男42例，女39例。参照陈明生等〔4〕对脑梗死灶大小的分类标准，将患者分为大面积梗死组(>10 cm3)65例，男37例，女28例，年龄50~72岁;中面积梗死组(5～10 cm3)77例，男43例，女34例，年龄48~75岁;小面积梗死组( 24分者为非脑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者82例。根据MMSE评分结果，将脑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者分为轻度组52例，男30例，女22例，年龄48~76岁;中度组38例，男20例，女18例，年龄52~73岁;重度组34例，男18例，女16例，年龄50~79岁。

1.2标本采集和处理ACI组于入院次日清晨以及正常对照组体检日清晨抽取空腹静脉血，凝固后3 000 r/min离心10 min，分离血清于-70℃低温冰箱冻存。所有标本均无溶血。

1.3检测方法NSE试剂盒由解放军总院放射免疫学研究所提供，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放免法检测。

1.4统计学方法数据以x±s表示，采用SPSS13.0软件，多组间均数比较采用方差分析，两组间均数比较采用t检验。相关性分析采用直线相关分析法。

2结果

2.1ACI患者与健康人NSE水平比较ACI患者血清NSE水平〔(35.54±3.68) ng/ml〕明显高于健康人〔(5.69±3.24)ng/ml〕(P

2.2不同病情程度ACI患者的NSE水平轻、中和重度ACI患者血清NSE水平分别为(12.47±2.98)、(34.69±3.72)、(76.73±3.51)ng/ml，重度ACI患者血清NSE水平较中、轻度ACI患者明显增高，且中度高于低度者(P

2.3不同梗死面积ACI患者血清NSE水平比较大、中和小梗死面积ACI患者血清NSE水平分别为(69.63±2.66)、(38.92±2.70)、(13.67±3.13)ng/ml，各梗死面积间差异显著(P

2.4不同认知水平ACI患者血清NSE水平比较合并认知功能障碍者NSE水平〔(40.75±3.79)ng/ml〕高于无认知障碍者〔(20.41±2.97)ng/ml〕，且随认知障碍程度增加，血清NSE水平也明显增加，轻中重度认知障碍组血清NSE分别为(23.51±2.61)、(35.92±2.71)、(48.90±3.49)ng/ml，各组间差异显著(P

2.5NSE水平和梗死面积与MMSE水平的相关性相关性分析显示，NSE水平与梗死灶面积大小及认知功能障碍程度均呈正相关(r=0.589，r=0.298)。

3讨论

NSE作为脑组织损伤后的特异性蛋白，虽然对ACI的诊断不具有较高的特异性，但是其血清水平可以反映神经元的损伤程度，为判断ACI后中枢神经系统受损的程度提供定量判断标准〔5〕。本研究结果提示，随着ACI病情的加重及梗死面积的增加，NSE水平逐渐增高，与上述研究结果一致〔5〕。因为NSE特异性地存在于神经元和神经内分泌细胞中，而外周血中NSE的含量是观察脑内神经元损伤和坏死的特异性指标，其释放水平多少与神经元细胞死亡数量呈直接相关，而与胶质细胞数量等无关，故血清NSE水平可以用来反映患者病情的严重程度。本实验结果证实了此结论。脑卒中后患者经常出现认知功能障碍。本研究中合并认知功能障碍者124例，占60.2%。认知功能是指大脑智力活动的各个方面，如感知、记忆、语言、抽象思维等。脑的认知功能通常由各部脑组织密切配合来完成，边缘系统是人体智能的基础结构，其纤维联系通过脑室周围的白质，构成完整的体系，是人体内外各种信息的储存和初步运算中心，而这些部位又经常是脑梗死患者常见的病变部位〔6〕。故本研究中的ACI患者中有较高比例者并发了脑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有研究结果显示血管性痴呆患者的脑脊液中NSE水平与其痴呆严重程度呈正相关，认为NSE不但可作为反映脑损伤严重程度的灵敏指标，同时也可能作为智能因子参与人的认知活动〔7〕。本研究结果则提示，NSE不但可以判断ACI患者病情的严重程度，判断梗死面积，而且可以用来评价其认识功能的水平，故NSE的检测对于ACI患者具有较重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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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淑贞，马驰骋，曹丽丽，等.老年脑卒中患者血清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的测定及意义〔J〕.中国老年学杂志，2006;26(3):410-1.

篇9

原文：

《行至罗江以代者爽期得史者书复还涪滨径走富乐山中借馆 其一》朝代:宋    作者:程公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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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关键词】 脑梗死；神经功能；炎症因子；依达拉奉

脑梗死是临床的常见病和多发病， 有较高的致残率和致死率， 主要为动脉硬化后斑块破裂形成栓子阻塞脑血管， 使脑组织缺血缺氧损伤而发病。另外研究还显示， 炎症在动脉硬化的发生中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并且炎性物质的水平与脑血管事件的发生有密切的相关性。因此， 挽救缺血半暗带及降低炎症因子水平是治疗脑梗死的治疗关键， 作者应用依达拉奉治疗脑梗死， 并对患者神经功能及炎症因子的改善情况进行观察， 旨对临床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选择2012年3月～2014年5月本院收治的118例脑梗死患者， 所有患者均符合本次临床研究的纳入及排除标准， 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 各59例。对照组男32例， 女27例， 年龄42～75岁， 平均年龄（65.76±7.14）岁， 其中高血压者43例， 冠心病者11例， 高血脂者32例， 糖尿病者10例；观察组男34例， 女25例， 年龄41～79岁， 平均年龄（66.25±6.86）岁， 其中高血压者46例， 冠心病者13例， 高血脂者31例， 糖尿病者9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合并症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1. 2 纳入及排除标准 均符合第4届全国脑血管学术会议制定急性脑梗死相关诊断标准， 均经脑CT或MRI确诊， 均为首次发病， 发病时间

1. 3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均予降压、降脂及降糖， 吸氧、镇静、降颅压、抗血小板聚集、稳定斑块、纠正水电解质紊乱及酸碱平衡等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方案的基础上， 给予依达拉奉注射液30 mg加入0.9%生理盐水100 ml中， 静脉滴注， 2次/d。治疗14 d后观察两组神经功能缺损、炎症因子改善情况。

1. 4 疗效评定标准 基本痊愈：患者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减少在91%～100%；显效：评分减少在46%～90%；有效：评分减少在18%～45%；无效：评分减少

1. 5 统计学方法 数据资料采用SPSS13.0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 x-±s）表示， 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率（%）表示， 采用χ2检验。P

2 结果

治疗前两组的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和hs-CRP相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治疗后两组的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和hs-CRP相比较， 观察组均优于对照组（P

3 讨论

脑梗死的病理基础主要为脑动脉硬化， 动脉硬化后斑块破裂形成栓子或脑血栓形成导致脑动脉血管管腔狭窄闭塞， 使相应脑组织血液循环障碍， 形成缺血半暗带， 导致脑组织缺血缺氧而坏死及功能丧失。缺血半暗带形成后在脑灌注时可产生脑组织的再灌注损伤， 释放大量自由基， 加重生物膜的过脂质氧化， 加重脑神经的损伤及脑水肿， 从而出现一系列脑梗死的症状。研究显示， 炎症是促使和形成脑动脉硬化的重要决定因子[1]。缺血再灌注的损伤和急性炎性反应在急性脑梗死的病情变化及疾病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2]， hs-CRP是形成动脉硬化和促使脑梗死发病的一种重要的炎症因子， 可以加重脑梗死后炎性反应， 反之炎性反应又可增加氧自由基的产生， 共同加重脑损伤[3]。因此， hs-CRP在脑梗死的发生及发展过程中起重要作用[4]， 并且与脑梗死的病情程度和预后密切相关， 是脑梗死预后的独立预测因子。

依达拉奉注射液是一种新型的自由基清除剂， 在体内可有效抑制黄嘌呤和次黄嘌呤氧化酶的活性， 清除自由基， 抑制脂质过氧化， 有效刺激体内前列环素的生成， 显著减少白细胞三烯等炎症递质的生成， 降低脑组织自由基的浓度， 阻止或减少缺血半暗带发展为梗死的体积， 抑制迟发性神经元死亡[5]， 从而抑制脑细胞、血管内皮细胞、神经细胞的氧化损伤。本次临床研究显示， 治疗前两组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和hs-CRP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而治疗后两组的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和hs-CRP相比较， 观察组下降明显优于对照组（P

综上所述， 依达拉奉治疗急性脑梗死， 可以有效降低急性期脑梗死患者炎症因子水平， 减轻脑损伤， 改善患者的预后， 成为治疗脑梗死的一种新的方法。

参考文献

[1] 张建伟， 徐辉， 邵瑞芳.依达拉奉对急性脑梗死神经功能缺损及C-反应蛋白水平的影响.中外医学研究， 2014， 12（16）：38-39.

[2] 李忠音， 张军.依达拉奉对急性脑梗死患者血清炎性因子及神经功能的影响.河北医学， 2015， 21（1）：122-125.

[3] 周秋华. 依达拉奉对急性脑梗死患者血清hs-CPR及神经功能的影响. 山东医药， 2011， 51（45）：82-83.

[4] 杨阳.急性脑梗死患者血清CRP水平测定及病情、预后的关系. 山东医药， 2011， 51（23）：82-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