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人短篇小说范文

时间:2023-03-22 22:24:50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感人短篇小说,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感人短篇小说

篇1

【关键词】小说;情节

一部好的小说,要有足够的情节才能打动读者,苏轼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自然界的景物千变万化,多姿多彩,而文章则正如景物一般,要求曲折生动,感人肺腑,正所谓“文似看山不喜平。”

说起短篇小说,大家肯定对三位卓越的短篇小说家印象深刻,他们都是写短篇小说的奇才,法国的莫泊桑,俄国的契柯夫和美国的欧•亨利。他们三人虽没有一个活过五十岁,但都留下了丰厚的文学遗产,很多学生都很爱看他们的小说,在写文章时纷纷效仿,但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在此,我想就短篇小说的情节安排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一、所选题材要有现实基础

正所谓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如契柯夫的《变色龙》,在世界短篇小说的瀚海里虽是一朵小小的浪花,但它显得那样新解,活泼有力,令人回味不己,它像一面镜子,使人们看清了沙皇统治下充满丑恶的社会现实。

楚洛夫审理“案件”的过程,是小说情节的发展和,作者以十分个性化而又颇具幽默感受的语言,生动地描述了这位沙皇警官多次“变色”反复无常的种种丑态。

奥楚蔑洛夫是一挤进人堆,便在公众面前在耍其威风,专横地吆三喝四,大喊大叫,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当他听了首饰匠赫留金的申诉,因不知狗是谁家的,便装腔作势,声色俱厉地断然决定,要把狗弄死,并且要惩罚狗的主人,可当听到这狗是将军家的狗时,他立刻变了色,,胆怯地浑身冒汗,竟反过来训斥赫留金是出了名的鬼东西,是自己把手被小钉子弄破的,但又听巡警说这狗不是将军家的狗时,他又变了色,转面大骂小狗,而且在赫留金全面前显出一副公正嘴腔,赫留金,你受了,我们决不能不管……”活似秉公执法的青天大老爷。可又听别人说:“没错是将军家的!”于是他又变了色,大骂赫留金是“浑蛋”,称赞小狗是“名贵”的动物,而且是将军家的厨师又否定狗是将军家的,他又变了色,骂狗是“野狗”,“弄死他算了”但厨师又说那是将军哥哥家的狗食,他顿时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脸上洋溢着含笑的温情”在奥楚蔑洛夫裁决狗咬人的案件的过程中,十二次对话中竟有六次“变色”而他阴阴阳阳,变来变去,又完全取决于对狗“身份”的估计,这就淋漓尽致的表现了他骄横虚伪、欺下媚上,见风使舵,反复无常的变色龙丑态,由此我们可以明白作者将“变色龙”——这种皮肤能随环境的颜色而不断变化的小动物作为小说标题的用意,这一标题不仅富有讽刺意味,而且形象醒目,有画龙点睛的作用。情节安排合理化,有相应的辅助和暗示。《项链》中有一系列出人意料的情节。小说写女主人公一直向往上流社会,可是接到部长的情帖后,却“懊恼”“发愁”,她在舞会上大获成功,眼看时来运转,却又丢失了项链,赔完项链,最后才得知项链是假的,然而这些情节看似出人意料,却是合乎情理的,这与作者作了一系列铺垫是分不开的。且看小说开端,作者大段大段介绍玛蒂尔德向望过上流社会的心理,这就为下面描写人物懊恼发愁,遭到挫折提供了依据。小说还提到女主人公与她的朋友佛莱思节夫人的关系,看似无足轻重,却是下文情节发展的重要因素,女主人公借项链,失项链、赔项链、还债务,发现项链是赝品,都与此有关,在借还项链时,佛莱思节夫人毫不在意,这蕴藏着一个暗示,项链不是值钱的东西。小说最后点出是假的,读者再想到上文的暗示,会恍然大悟。:

篇2

有人曾说过,此文来源于文秘站网的真谛是给予而不是索取。在小说中,女主人公德拉多次抽泣,但这并不是委屈的泪水,而是迷茫的泪水,她不知道自己可以给丈夫送什么圣诞礼物,她的钱太是少了少得可怜,总共才一块七角11分钱,而这与她想买的那条金表链的价格相差太远了,怎么办为此她的泪落了下来,哭泣后,她决定了,把她那能与希巴皇后的珠宝相貌美的头发卖了,才如愿以偿地买到了那条表链,同样如此,丈夫杰姆为了给德拉买梳此文来源于文秘站网,把那块足以是所罗门王嫉妒得吹胡此文来源于文秘站网瞪眼的金表卖了,才买到了那套梳此文来源于文秘站网。也许有人会说:“多么可惜啊!”但更多的人在羡慕道:“好感人!多幸福!”

瓦西夫在《情此文来源于文秘站网论》中表明过这样的观点:此文来源于文秘站网的最高境界是以对方的幸福为自己的幸福。

“杰姆和德拉真正做到了这一点,这套梳此文来源于文秘站网是德拉心仪已久但又要不可机的东西,这条表链是杰姆相中多时但却不敢奢望的东西,他们为了使对方的愿望实现,舍弃了自己最珍贵的东西,这是多么高的境界啊!他们之间这种纯洁真挚的此文来源于文秘站网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世界需要此文来源于文秘站网,也需要我们奉献此文来源于文秘站网,每个心中都应有此文来源于文秘站网,不仅对自己,对他人,对是生活也应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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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篇3

此奖项创立于1976年,每年一届,奖励出类拔萃的优秀西语作家,旨在推动西班牙语文学的不断繁荣。塞万提斯文学奖由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亲自颁发,西班牙首相萨帕特罗、文化部长、塞万提斯学院院长、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院长等参加颁奖仪式。

帕切科的获奖感言是历届获奖者中最为简短的,因为他做事从不张扬,讨厌哗众取宠。但是过程却非常精彩、感人。领奖之前,当他走过安检时,裤子要掉下来,他丝毫不紧张,边笑边说都怪他的裤子没有吊带,“瞬间你就成为大众的普通一员”。睿智的表达引来一片掌声。

帕切科首先回忆起两个日期:1547年,塞万提斯出生年;1947年,当时刚刚8岁的他第一次看话剧《堂吉珂德》。“从那天起我开始懂得,还有另外一种叫做小说的现实。我还发现自己每天说的语言竟然是一笔独特的财富,可以让别人明白和运用……无意当中进入了卡洛斯・弗恩特斯(墨西哥杰出作家)所说的‘拉曼查领地’,从此再也没有离开。”

对于帕切科来说,《堂吉珂德》不是轻松的故事,谈及此他似乎很悲痛。他说,塞万提斯把写《堂吉珂德》当作复仇的手段,在为其痛苦的一生鸣不平。

帕切科说,接受这笔巨额奖金,他觉得好像是“堂吉珂德式的不现实”,他真的很希望这笔奖金是赠给塞万提斯的。“如果塞万提斯的最后那些年有这笔钱,他的生活一定会过得轻松些。众所周知,他的作品取得的巨大成功并未给他带来任何经济回报。”

帕切科感慨地说:“塞万提斯的境况并没有得到改变,只是换了名字而已。现在几乎所有的作家,不管你是否愿意,都成了‘乞丐’一族的成员。原因是我们所处的电子时代让这个问题日趋尖锐化了。”

他最后提到2010年。在2010年初始,发生了难以预测的灾难:地震、火山灰、贫困、暴力,墨西哥同样面临其中的问题。一切都在变,而且是瞬息万变,到处是灾害。但是,在这灾难当中,在恐惧越来越靠近人们的今天,堂吉珂德的神秘与荣誉比任何时候都更有力量给我们作出答案。

西班牙文化部长高度赞赏这位墨西哥诗人,称帕切科是巧妙运用时间的大师,伟大的寓言家。说他的话告诫人们,人生短暂,切莫虚度,珍惜时间,有所作为。文化部长说,她十分钦佩帕切科的人格。脱离民众高高在上,还是成为大众一员,他显然选择了后者。因为他几十年的创作成果是最好的见证。他的诗歌会帮助人们完善自我,变得坚强。

西班牙国王称赞帕切科是富有创造力的多才多艺的作家,集诗人、小说家、文学评论家、翻译家、剧作家、编纂家等于一身。“他的笔总结出善良和纯朴、人性和友爱。”他感谢帕切科对文学研究和对西班牙语文学未来的发展做出的无私奉献。

篇4

一、选材要沙里淘金

是指要选取生活中的一个片段、一个侧面、一个镜头或一个小故事加以放大、细致描摹,忌“面面俱到”。通常来说,我们要尽量选择自己所熟悉的题材,摹写自己所熟知的生活。可以从校园生活、家庭生活、社会生活甚至动物人生中选材,来达到惩恶扬善的目的;也可以撷取熟悉的历史故事的一个片段,或扩写,或改写,故事新编,来达到借古讽今的目的。

二、情节要出奇制胜

小小说的篇幅特点决定了它不能有太复杂的情节,但情节简单并不意味没有情节冲突,应做到出奇制胜。或者开头造成悬念,扣人心弦,然后居高临下,势不可遏;或者开门见山,挥斧直取,而后含蓄蕴藉,曲径通幽;或者抖包袱,亮底牌,使主题得到升华,出乎读者意料,让读者大吃一惊,等等。

三、立意要一叶知秋

立意深刻是小小说的灵魂,虽然情节简单,篇幅短小,但要能以小见大,做到篇幅的短小与意旨的深远完美统一,从而一叶知秋,以小事件和平常的现象反映出大主题或深刻的道理。

四、人物要鲜明突出

小说中人物的描写方法很多,有语言、动作、外貌、心理、环境描写等。受篇幅限制,小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通常只能有一两人,人物间的关系也不能复杂。要努力刻画主要人物,一要写人物的闪光点,就是容易感人的那一点,这个闪光点必须是人物特征的有力说明,必须是能树起人物形象的典型生活侧面;二要写典型细节,典型细节能准确抓住人物的个性特征,使人物个性鲜明、形象饱满。

请欣赏著名作家马克・吐温的小小说《好朋友》中的文字:

约翰在街上碰到他的好朋友麦克,便对他说:“唉,我遇到一件很麻烦的事,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什么事?我们是好朋友,你有什么麻烦事就该对好朋友说,也许我能帮你想想办法。”

“我发现我正处于热恋之中。”

“这是好事啊,你怎么会觉得麻烦呢?”麦克不解地问。

“我同时爱上了两个姑娘,她们一个长得漂亮,但没钱;另一个长得不漂亮,却很有钱。你看我应该跟谁好呢?”

“当然是那个长得漂亮的。这年头,钱算得了什么?”麦克坚决地回答道。

“对!”约翰说道,“谢谢你的好主意,再见。”说完转身就走。

“等一下,约翰。”麦克叫住他,“你能不能把那位有钱的姑娘的住址告诉我?”

篇5

1981年,《大淖记事》为汪曾祺先生赢得当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在当时以反思政治运动、反映社会生活的主流(伤痕文学)之外,另辟了一片展现乡土风情的天地。

汪先生是江苏高邮人,“大淖”的确在他的家乡且还是由他正了名的。这一点使汪先生颇感自豪,以致在《大淖记事》的第一段就迫不及待地交代了对“淖”字的考证。读过这部小说的人,一定对它的结构印象深刻:小说共由六节组成,前三节都在记述大淖的景致、风物习俗和生活场景,第四节才出现主要人物和情节。并且后三节的叙述也并不被主人公巧云和十一子的爱情故事约束,比如第五节,引入刘号长之前,就有大段大段水上保安队日常生活的细致描写。

汪先生何以如此倾心于展示风俗,甚至不惮于破坏情节的紧凑?他说自己对风俗有兴趣,因为觉得它很美,“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的抒情诗”(《<大淖记事>是怎样写出来的》)。《大淖记事》中,可以为此作注脚的片段俯拾即是,如:

这些“女将”都生得颀长俊俏,浓黑的头发上涂了很多梳头油,梳得油光水滑(照当地说法是:苍蝇站上去都会闪了腿)。脑后的发髻都极大。发髻的大红头绳的发根长到二寸,老远就看到通红的一截。她们的发髻的一侧总要插一点什么东西。清明插一个柳球(杨柳的嫩枝,一头拿牙咬着,把柳枝的外皮连同鹅黄的柳叶使劲往下一抹,成一个小小球形),端午插一丛艾叶,有鲜花时插一朵栀子,一朵夹竹桃,无鲜花时插一朵大红剪绒花。因为常年挑担,衣服的肩膀处易破,她们的托肩多半是换过的。旧衣服,新托肩,颜色不一样,这几乎成了大淖妇女的特有的服饰。一二十个姑娘媳妇,挑着一担担紫红的荸荠、碧绿的菱角、雪白的连枝藕,走成一长串,风摆柳似的嚓嚓地走过,好看得很!

眼前这就出现了女人们浓黑油亮的发髻,大红头绳和插花装饰,整齐扭动的腰肢,担子里水淋淋的各色鲜货;鼻际萦绕着她们头上艾叶的清香、栀子的幽香和担子里蔬果的甜香;耳畔传来了女人们走动时衣裤摩擦的“嚓嚓”声、不忌生冷的号子声,也许还会有她们相互打趣的笑声……这是幅多么色彩明丽、水润灵动、摇曳生姿的画面啊!

难怪不少评论家说汪先生的的小说有“画意”,或是有风俗画。“我的喜欢看画,对我的文学创作是有影响的。我把作画的手法融进了小说”,“我对画家的偏爱,也对我的文学创作有影响。我喜欢疏朗清淡的风格,不喜欢反复浓重的风格,对画,对文学都如此”(《我的创作生涯》)。正如作者自己总结的那样,他的小说风格往往疏落闲淡。这恐怕又与小说语言的锤炼密切相关:有的短峭古朴而意象层出,如“绿柳丛中,露出雪白的粉墙,黑漆大书四个字:鸡鸭炕房,非常显眼。炕房门外,照例都有一块小小土坪,有几个人坐在树桩上负曝闲谈”,“绿柳、粉墙、黑漆”以鲜艳的色彩带纷呈的景物,“黑漆大书、负曝闲谈”的古语用词既洗练典雅又调节了节奏韵律;有的含蓄精当又情真意切,如“十一子微微听见一点声音,他睁了睁眼。巧云把一碗尿碱汤灌进了十一子的喉咙。不知道为什么,她自己也尝了一口”,“不知道为什么,她自己也尝了一口”是小说构思时没有想到的细节,它是作者贴住人物的感情自然产出的“神来之笔”,这一动作细节正体现了巧云愿意与十一子生死与共甚至代他受苦的决心,感人至深;有的散漫流畅却关合映带,如:“炕房、浆坊附近还有几家买卖荸荠、茨菇、菱角、鲜藕的鲜货行,集散鱼蟹的鱼行和收购青草的草行”,这与后文东头姑娘媳妇挑鲜活以及“巧云十六了,该张罗着自己的事了。谁家会把这朵花迎走呢?炕房的老大?浆坊的老二?鲜货行的老三?”的描写遥相呼应。

凌宇说汪先生的语言“每句拆开来看,实在很平常,没有华丽辞藻的堆砌,也没有语言的锤炼。但合起来,却神气全出”,所言甚是。这与汪先生的自觉追求有关。他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语言要有暗示性和流动性,“语言的美不在每一个字,每一句,而在字与字之间,句与句之间的关系……要互相映带,互相顾盼”(《我的创作生涯》)。苏轼的“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是他向往的境界。这就使他的小说呈现散文化的倾向。在《<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自序》中,他坦言自己小说的“散”是有意为之。因为故事性太强会让他觉得不大真实。

可是小说本就是虚构,应以塑造人物形象、设计故事情节为根本,大量的环境描写是否有喧宾夺主之嫌?首先,就像有青年作家所说的那样,小说的题目是《大淖记事》,不是《巧云和十一子的故事》,所以侧重表现大淖的生活群像和风物氛围。再者,作者主张“气氛即人物”,小说写风俗是为了写人。“所写之景,既是作者眼中之景,也是人物眼中之景,是人物所能感受的并且浸透了他的哀乐的”(《我的创作生涯》)。小说根据写人的需要,对富有审美价值的风俗是作了取舍的,如大淖放荷灯的情景是很美的,但与主人公的悲喜无关,小说就没有描写(《<大淖记事>是怎样写出来的》)。作者在《浅谈风俗画》中指出风俗和人的关系,大体有三种:以风俗作为人的背景;把风俗和人结合在一起,风俗成为人的活动和心理的契机;看起来是写风俗,实际上是在写人。

在《大淖记事》,这三种情况都有,难作区分。不吝笔墨的风俗描写都是以“这里的一切和街里不一样……这里的人也不一样。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风俗,他们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观念和街里穿长衣念过子曰的人完全不同”为旨归的,“风土”和“人情”是紧密相连的。大淖人的身上充满了自由野性的生命力和真诚重情的价值观,尤其表现在东头姑娘媳妇对待男女关系的随便上:

这里人家的婚嫁极少明媒正娶,花轿吹鼓手是挣不着 他们的钱的。媳妇,多是自己跑来的;姑娘,一般是自己找人。这里的女人和男人好,还是恼,只有一个标准:情愿。姑娘在家生私孩子;一个媳妇,在丈夫之外,再“靠”一个,不是稀奇事。

这里的女子全然不被三从四德、三贞九烈的儒家伦理拘束。她们以情愿为婚姻爱情的唯一标准。正因对这种风气习以为常,所以,巧云的妈跑了,巧云的爸倒没有怎么伤心难过。“这种事情在大淖这个地方也值不得大惊小怪。养熟的鸟还有飞走的时候呢,何况是一个人!”鸟都有去留的自由,何况是思想、情感丰富的人?当“情”已逝,强留空皮囊又有何用?这于对方是残忍的,对自己也不公平;所以巧云被刘号长破了身子后“没有淌眼泪,更没有想到跳到淖里淹死”,而是豁然地想到“人生在世,总有这么一遭”。她的失身对十一子乃至左邻右舍并不是件惊天动地的事,我们也不会对巧云另眼相看,或是给予她不平等的怜悯与同情。

正如杨红莉所说,这部小说的风俗描写不仅形成了一种抒情氛围,提供了一点“异域情调”,而更以大淖的“情愿”风俗冲击读者已有的阅读经验(女性失去贞节的悲剧命运与对施暴者的控诉),为小说的团圆结局奠定了读者的期待视域。“也许,从批判社会的角度而言,小说的力量被削弱了,但是从人性的、审美的角度而言,这确是一个无限美质的文本”。

参考文献:

[1]周志强.汉语形象中的现代文人自我:汪曾祺后期小说语言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篇6

他们用自己最美丽的心灵赠送给对方都将是一件无价之宝。而这无价之宝,确实世间任何自认聪明或富有的人永远不会,也不能给予的礼物。

圣诞节是西方国家最重要的节日之一。每年的12月25日,人们都会在欢乐的气氛中互赠礼物以表祝福。那些各种各样的礼物把寒冷的平安夜变成温暖的天堂。但是,怎样的礼物才是最珍贵的呢?美国短篇小说家欧•亨利为我们描述了一个普通却内意深刻的故事——《麦琪的礼物》。耶酥诞生之日,三位麦琪赠送给他三样礼物,那些礼物预示着耶酥的一生。而欧•亨利《麦琪的礼物》中所讲述的故事,是一个圣诞节里发生在社会下层的小家庭中荒唐却感人的故事。男主人公吉姆是一位薪金仅够维持生活的小职员,女主人公德拉是一位贤惠善良的主妇。他们的生活贫穷,但吉姆和德拉各自拥有一样极珍贵的宝物——吉姆祖传的一块金表就算“地下室堆满金银财宝、所罗门王又是守门人的话,每当吉姆路过那儿,准会摸出金表,好让那所罗门王忌妒得吹胡子瞪眼睛”;德拉一头美丽的瀑布般的秀发则可以“使那巴示女王的珍珠宝贝黔然失色”。为了能在圣诞节送给对方一件礼物,吉姆卖掉了他的金表为德拉买了一套“纯玳瑁做的,边上镶着珠宝”的梳子;德拉卖掉了自己的长发为吉姆买了一条白金表链。他们都为对方舍弃了自己最宝贵的东西,而换来的礼物却因此变得毫无作用了。

也许有人会认为,吉姆和德拉都很“傻”,他们极不明智地为了对方而牺牲了他们最最宝贵的东西,欧亨利的小说似乎显得荒诞无意义。其实不然,故事里出现的有些夸张的偶然,让两位生活在困窘中的主人公显得有些捉襟见肘,而通过这个带着些悲剧情调的故事,我们从一个角度感受到欧亨利为我们传达的从苍凉中透出的温暖——关于“礼物”的价值。

吉姆和德拉,即使只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却拥有着对生活的热情和对对方的深爱,在这些温暖的感情面前,贫困可以变得微不足道。在圣诞节前夕,两个人还想着要为对方买一件礼物互赠,多么浪漫多么温馨。即使这一份礼物似乎失去了使用的价值,它们却成了世间最珍贵的礼物,变成一份真挚的爱赠给了对方。

麦琪是聪明人,聪明绝顶的人,由于他们是聪明人,毫无疑问,他们的礼物也是聪明的礼物。而我们的吉姆和德拉,虽然极不明智地为了对方而牺牲了他们最最宝贵的东西。不过,让我们对现今的聪明人说最后一句话,在一切馈赠礼品的人当中,那两个人是最聪明的。在一切馈赠又接收礼品的人当中,像他们两个这样的人也是最聪明的。无论在任何地方,他们都是最聪明的人。他们用自己美丽的心灵赠给对方的是一件无价之宝。而这件无价之宝,确实世间任何自认聪明或富有的人永远不会,也不能给予的礼物。

篇7

田中禾小说的诗性意蕴,首先表现在其作品的谋篇构思之中。在他的小说里,无论是累累数十万言的鸿篇巨制,还是万言、数万言的中短篇结构,无不漫溢着厚重悠远的生活韵味和人生哲理。他的长篇代表作《匪首》就是这样一部优秀的力作。

若对《匪首》严格界定,它应该属于一部历史小说。小说透过一个家族的经历和变迁以及这个家族三兄弟[姬有申、杨蒹之、杨季之]之间的心灵对抗、感情纠葛,来再现当时豫西南地区风云变幻、动荡不安、匪患丛生、民不聊生的历史情状,并试图剖析和探讨形成这种历史情状的深层原因。这三个人物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他们个人,三个人之间的心理冲突实际上代表了当时官、商、匪三种文化的激烈碰撞和搏斗,人物所处的社会生活如匪情匪患、商业争斗、、风物民情等现时情状具体真实生动细微,众多人物的个性特征以及性格形成的发展脉络把握准确精当,这些真实具体细致入微的刻划与叙写,生动地再现了当时豫西南地区的世情风貌,真可谓一部活灵活现的特定地域的历史教科书。

但是,《匪首》又不是一部纯粹意义上的历史小说。田中禾也并没有把它当做一部纯粹的历史小说来写,而是打破了传统历史小说的写法,直接站在今天的角度,运用诗性的语言和哲人的目光,透过幽深的历史隧道,去观照和叙写中国三十年代前后豫西南的社会生活。作者继承了中国文学重情蕴,重性灵的传统,把自己的文化积淀和历史意识直接寄寓在鲜活生动的乡土历史之中,努力让小说的建构和语言神秘化、散文化,使整个作品以散文式的叙事笔调自由驰骋瑰丽的想象,以优美含蓄的诗化语言抒写感觉和情感,必要时甚至穿插梦境、幻觉、潜意识等现代手法,即使在写民风民情时也时时注意描绘人物的感受,设置象征物和象征性场景。这些诗性手法的综合利用,大大拓展了作品的社会容量和思想容量,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隐喻性、暗示性、象征性、抽象性和诗性,使整部小说境界旷达宏大,意境神秘深邃,实与虚、藏与露、隐与显相互交织,互生互补,形成了虚实相映、隐现互陈、亦真亦幻、亦情亦理的美学意境。

除却长篇小说,田中禾的中短篇小说也都漫盈着这种令人神牵魂绕,感悟万千的诗性意蕴。无论是他的成名作《五月》,还是他后来相继发表的《南风》、《枸桃树》、《明天的太阳》、《轰炸》以及他的小说集《落叶溪》等,都无一例外俱是如此。《五月》的香雨五月回家探亲,正赶上农村的丰收季节,但她看到的却不是农民丰收后的喜悦,而是丰收带给农民的无奈和艰辛。作品聚焦在卖粮难上。香雨的父母及全家为弄到卖粮条儿四处奔波、求告无门,两天两夜忍饥挨饿排队等候,等来的却是质检员的无端挑剔和肉体加精神的双重折磨与打击。这些变化迫使香雨来重新思考现实中农民的生活与出路,觉得妹妹“是该寻一条别样的路走”。最后妹妹改娃终于走了“一条别样的路”。在这篇小说里,作者的情感向度是显而易见的,小说在结尾部分浓墨重彩描绘明媚阳光照射下的乡野景色,年轻健壮、充满青春活力的改娃在阳光和美景的调和色调里雀跃前行。这一切都表达出作者对改娃所选择的新生活道路的欣慰和肯定。如果我们打破体裁形式的界限,可不可以说《五月》就是一首用小说语言写成的喻义深邃、令人深思的诗章?

不仅仅是田中禾小说的谋篇建构充盈着沉郁悠远的诗性,其实他的小说里的人物,每一个也都是一首丰润饱满真切感人的诗。这种诗性的人物当首推长篇小说《匪首》中的母亲形象。

《匪首》中的母亲是田中禾塑造的一座巍峨沉郁的大山。她简朴、善良、宽厚仁慈、吃苦耐劳、刚毅果断、坚韧不屈,身上闪射着中国传统伟大女性的那种摧不垮,压不倒的斗争精神,在任何打击和灾难面前,都从容镇定,临危不惊,以大无畏的气概迎接命运的挑战,全力战胜和克服困难。作者并没有直说母亲是神,他仍然在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叙写生活中的具体的母亲,但他在叙写的时候将母亲虚化、神化、拔高了,母亲就成了作者心中的“神”。《匪首》中的母亲是智慧的象征,是能力的象征,是人类爱的象征。作者在母亲身上浓缩和凝聚了中国传统母性几近完美的人格精神,母亲的身上体认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她是作者崇拜母亲心理情结的集中体现。

同《匪首》中塑造的诗性人物形象一样,田中禾在他的《五月》、《坟地》、《最后一场秋雨》等中短篇小说中,都塑造出了一个个勇于同命运奋力抗争、争取自由生存的诗性人物。《五月》中的改娃勤劳纯朴,沉默寡言,但她的身上却没有中国传统女性的安分顺从,艰辛难熬的生活把她打磨成了一个倔犟刚强、善于思考的人。《坟地》中的爱弟走得更远,她勇敢地摆脱世俗的偏见,深爱着被人唾弃的常十三。《最后一场秋雨》中的大凤则更多带着原始的野性和刚勇。在她扭曲的行为背后,透示着未经现代文明污染的疾恶如仇、正直和傲然,她那不怕官、不惧上的无畏精神,不正是今天的许多现代人身上所缺失的吗?

田中禾小说的成功之处,不仅仅在于其诗性的建构和诗性的人物,而且还有其诗性语言铺陈的景物描写和人物描写。田中禾的小说语言是一种诗性语言。但是他的这种诗性语言,又与先锋小说家们的诗性语言所不同。先锋小说家们的诗性语言,是从价值的相对观念出发,着意摧毁虚构世界与经验世界的对应关系,走向了对既有语言形式的颠覆之路。田中禾小说的诗性语言与先锋小说家们的诗性语言截然不同,他追求的是中国传统具象语言与意象语言之间的统一,既注重依倚生活的率真写意,又强调俯视生活的潇洒抒情,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散文化的诗性语言。

田中禾小说的诗性语言无处不在地体现在他的小说里,但最精彩之处还是表现在它的环境描写、景物描写和人物描写上。其中,最让人感到震撼和深思的还是他的环境描写。这种环境描写包括生活环境和文化环境两个方面――即生存环境的描写。《南风》中的环境描写是通过石海的视角来完成的:“刺槐林,灌木丛,红砖瓦房,黑旧草房,泥剁的刚可钻进一个人的茅厕,大路沟车辙翻出一道道硬泥。”作者在作品里有意识地反复描写那一道道荒坡,一座座坟丘,颓败的没有门楼和门扇的板打的院墙,断肘的吱吱作响的木椅,木纹、榫眼松动、藏满灰尘的小桌,昏黄的灯光下庄稼人的血战――赌博。这些又实又虚的环境描写,不就是二十世纪中叶中国农村的真实写照吗?

在田中禾的小说里,景物描写俯仰皆是,而且手法花样翻新、多姿多样。他不仅在描景时努力突出景物的地方特色,还时时在静景中掺入人声笑语、鸟语花香,以构成动态的艺术画面。《枸桃树》写“秋天的田野,晚风清清爽爽从绿绿莽莽的庄稼地里掠过,大自然发出怡悦的鸣籁,蟋蟀响亮地悠远地叫着”。“树叶在头顶上哗哗闪过,好像 疾飞的绿翅鸟”。冬天里“风摇撼着干枯的槐树林,树上冰凌嘎嘎崩响,世界被冰冻结了,只能听到大自然的喧嚣”。《鬼节》中写鬼节时人们放河灯时的情景:“河灯是用小木板粘着松香,点着,放下水,顺流荡漾。站在西河码头,远远望着黑蒙蒙的河面,先是三两点,像鬼火一样,随着水流起起伏伏。接着,船上隐隐传来锣鼓声[这是惊醒鬼魂来取灯],河里的灯也多起来,远远近近,点点行行。那时候我觉得河水宽阔无边,黑暗中大地失去轮廓,山野化为淡灰一片,周围是无边际的神秘,人世似乎已经不存在。每盏小灯像一个游魂,在隐约间飘飘荡荡。我感到毛发悚竖,心里涌动着博大的怜悯和感动,在不知不觉中流下泪来。”这些景物描写或作为主体事物的背景,或用来烘托环境气氛、铺垫人物,或借以外化人物心灵,或用来抒发作者自己的感情。作者正是通过这些描写,来抒发自己对大自然的热爱、对社会和人生的顿悟,进而启迪人们心灵中的美好精神。

篇8

需要说明的是,在本届评奖过程中,一些在小读者心目中有着较大知名度的作品,因有关单位未及时申报参评而未能入围,不免留有遗憾;也有一些曾获过奖的作家,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因而梅开二度,在本届评奖中再度获奖。我认为这是正常的,本届评奖虽有“遗珠”之憾,但无“混珠”之嫌。纵观初评入围与终评决出的作品,整体上反映了近几年我国儿童文学创作的艺术成就与审美追求。坚持儿童本位的写作立场,高扬以善为美的美学旗帜,始终将目标锁定在民族下一代精神生命的健康成长,努力为不同年龄阶段的少年儿童提供时代性、艺术性、可读性兼具的作品,加强儿童文学题材内容、文体类型的多样化建设,这是目前我国儿童文学的整体发展态势,我国正从儿童文学大国向儿童文学强国迈进。

第一,坚持导向性:以善为美,以爱为旗,打造良好的人性基础。

纵观本届评奖,一个突出的感受是: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家自觉地将文化担当与社会责任放在首位。尽管当下少年儿童的文化生态环境有这样那样的混乱、陷阱、不尽人意,尽管有暴力、恶俗、垃圾充斥视觉感官,但只要一进入儿童文学领域,孩子们整体上获得的是安全、淡定、向上,获得的是人性善与人间爱的滋润和陶冶。新世纪儿童文学坚持把导人向上、引人向善、养成儿童本性上的美质、夯实人之为人的人性基础坚定地写在自己的文学旗帜上,用曹文轩的话说就是“追随永恒”。

黄蓓佳的《你是我的宝贝》、李建树的《真情少年》(此为初评入围作品,以下凡同类作品均以“初评入围”表明)两部长篇小说之所以感人肺腑、一读难忘,就因为浸透在字里行间的作家对人性美的礼赞、刻绘与追随。黄蓓佳一直抗拒世俗对童心的侵害,通过智障孩子贝贝水晶般纯洁的眼睛,不仅写出了善良者的人性温度与冷血者的人性丑陋,更将人性的光芒指向如何让每一个生命都获得有尊严的生活。李建树笔下的少年张军数年如一日、风雨无阻地背残疾同学林树上学、谋生,这决非出于“施恩”与“做好事”,而是基于两个少年之间彼此的欣赏、性格的投缘和对未来的共同追求,这是生命对生命的尊重,真情与人性点燃的真作品。

儿童文学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对人类崇高精神的诗化。金波的《蓝雪花》、冯海的《早安天使》(初评入围)两部长篇抒情童话讲述的都是关于牺牲、舍己、苦难、宽容的主题,童年的梦幻与现实的真情交相辉映,演绎着人间大爱的活剧。属于同样暖人心扉的作品还有彭学军调动童年记忆与湘西风情写就的长篇小说《腰门》、满涛抒写残疾孩子自强自励的长篇小说《一条会飞翔的鱼》(初评入围),以及张秋生的童话《爸爸狗和儿子猫》(初评入围)、安武林的童话《核桃鼠和他的伙伴们》(初评入围)等。

儿童文学尤其是童话的艺术特征之一,在于人类愿望特别是儿童愿望的表达和满足。我们在李东华的长篇童话《猪笨笨的幸福时光》中看到了一种可爱的愿望表达与满足。天真笨拙的“猪笨笨”形笨实不笨,猪笨笨在猪妈妈满腔挚爱的呵护下一样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作家倡扬了一种脚踏实地、自信满满、质朴诚实的人生价值观,透显出对普通孩子满怀爱意的成长期待。一样的美丽愿望,不一样的生命个体和成长经历,在众多作家笔下,化成了绚丽的人性光芒与生气盎然的艺术文本。我们在汤素兰的长篇童话《奇迹花园》、周静的长篇童话《跟着音符回家》(初评入围),吴然的散文集《踩新路》、党兴昶的散文集《北方的家》(初评入围),傅天琳的儿童诗集《星期天山就长高了》(初评入围)、萧萍的诗集《狂欢节,女王一岁了》,白冰的幼儿文学《狐狸鸟》、保冬妮的幼儿文学《元霄灯》(初评入围),汤汤的短篇佳作《到你心里躲一躲》、孙雪晴的短篇佳作《我和妈妈的粥》(初评入围)等作品中,都能细致入微地体验到爱的温度和善的滋润,使千百万小读者获得一种高贵的、甜蜜的、诗意的,但也是沉甸甸的精神享受。而商泽军的长篇抒情诗集《飞翔的中国》(初评入围),则以宏大叙事的笔力与激越奔放的情感旋律,抒发了对祖国、对人民、对儿童炽烈的爱与赤诚的情,这是大气之作、催人奋进之作,是儿童生命成长的精神补钙之作。

第二,坚持多样性:勇于开拓,善于创新,不断丰富儿童精神世界的审美空间。

新世纪儿童文学的一个可贵品质就是不满足、不守成,不断为丰富儿童精神世界的审美空间而探索、跋涉。曹文轩是其中突出的“这一个”。这些年他以一百八十度的大转身,由纯美小说创作转向幻想文学,多卷本《大王书》的第一部《黄琉璃》正是曹文轩力图扭转当今国内幻想文学“有幻想无文学”窘境的探索之作。作品以恢宏的气势,在美丑对照的原则下,书写永恒的善恶对决主题;并一改以西方巫术幻想为中心的时尚思维,使小说在充满普适性的原始想象和哲理奥义的同时,又深具中国特有的审美意蕴和诸多东方文化元素。虽然这部作品在可读性方面尚需加强,但却为探讨汉语言幻想文学叙事的多种可能性提供了新鲜经验。张之路的科幻小说《小猪大侠莫跑跑・绝境逢生》也是一部富有创新气息之作,作品以“转基因计划”与“极限穿越器”的科学元素,传达了一个关于亲情、友情、正义的永恒话题。此外,翌平的长篇小说《少年摔跤王》书写的特殊竞技题材与勇于进取、矢志不渝的少年形象,董宏猷的长篇小说《“好大胆”与“好小胆”》(初评入围)对幼儿心理的娴熟把握以及对幼儿题材小说的艺术建构,葛冰的《神龟“曹操”》(初评入围)、萧袤的《吐火者的后代》(初评入围)对童话题材与艺术手法的开掘,吴然、樊发稼、党兴昶的儿童散文《踩新路》、《小溪与湖泊》(初评入围)、《北方的家》(初评入围)所体现的对标准、优美的汉语书写的追求,萧萍、王立春的儿童诗《狂欢节,女王一岁了》、《写给老菜园子的信》(初评入围)所透显的诗人的超凡想象与描摹奇特意象的才能,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现实主义精神在魔幻、惊悚、刺激元素风行的当下文坛,依然被坚定地定格在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美学坐标上。秦文君的长篇小说《云裳》(初评入围)、杨红樱的长篇童话《那个黑色的下午》《一头灵魂出窍的猪》(未申报),均以儿童视角直接表现地震灾难,以儿童文学的叙事艺术阐释当代中国的重大现实生活。邱易东的报告文学《空巢十二月:留守中学生的成长故事》、王巨成的长篇小说《穿过忧伤的花季》、曾小春的短篇小说集《公元前的桃花》、胡继风的短篇佳作《想去天堂的孩子》(初评入围),紧贴现实的中国土地,揭示农村儿童的生存困境与精神挣扎,与他们一起歌哭嬉笑,有苦难,有困惑,有憧憬,有希望,也有温暖与阳光。

关于现实主义儿童文学,近年还涌现了一批“70后”、“80后”创作的抗战题材作品。薛涛的长篇小说《满山打鬼子》,充满浓郁的东北地域特色,将一位集顽蛮的孩子气与英雄主义于一身的少年满山刻绘得栩栩如生,是近年抗战题材颇具艺术魅力的优秀之作。毛芦芦以江南水乡抗战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柳哑子》(参评)、殷健灵以上海“孤岛”为背景的长篇小说《1937・少年夏之秋》(参评)、童喜喜以为背景的长篇童话《影之翼》(未申报),均是值得关注的同类题材作品。虽然早已远离了我们,但中华民族坚不可摧、凤凰涅的民族精神永远鲜活地流贯在儿童文学的艺术版图中,成为激励民族下一代精神成长的动力。

动物小说与大自然题材的作品在本届评奖中十分引人瞩目。黑鹤的《狼獾河》,夹带着一股雄浑、悲壮的东北丛林之风,并突显出鄂温克族人独特的生存流光,在对丛林、人、动物三者复杂关系的细腻刻绘中,不断探索着天人和谐的共存意境,力图以文学的形式留下正在远去的那一段独特的民族文化剪影。沈石溪的《中华龙鸟》(初评入围)、牧铃的《艰难的归程》(初评入围)、金曾豪的《义犬》(初评入围),均是近年动物小说的可圈可点之作。位梦华的科学纪实作品《独闯北极》,以大手笔表现北极的独特风韵,作者集科学家、探险家、作家于一身,以其故事全部出自作者亲历、亲见、亲闻的真实性与感染力,让我们惊奇地看到了爱斯基摩人与北极一样的厚实、辽远与梦幻。刘先平的《走进帕米尔高原:穿越柴达木盆地》(初评入围)也是一部值得称道的大自然题材作品。以上这些作品,指向关于生命、关于生存、关于地球等“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指向关于力量、意志、挫折、磨砺等少年儿童精神成人的根本性命题,因而是少年儿童的重要精神钙质。发展繁荣包括动物小说、大自然文学、少年科学文艺在内的生态文学创作,已经成为新世纪儿童文学的重要趋向。

少数民族儿童文学是我国当代儿童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从张锦贻的获奖论文《改革开放30年的少数民族儿童文学》中,充分感受到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的发展轨迹、艺术成就与民族化特色,以及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独特的精神之美、诗性之美。这篇具有历史穿越感和质感的论文,是张锦贻的心血之作,而她扎根内蒙古、毕生献身少数民族儿童文学事业的精神也让儿童文学界深深敬佩和感动。

第三,坚持儿童性:儿童本位,服务到位,营造多层次的儿童文学艺术格局。

儿童文学说到底是服务儿童的文学,儿童文学是一种基于童心的特殊写作。坚持儿童本位的写作立场,充分关注并兼顾少年、童年、幼年三个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们对文学作品的接受心理与审美趣味,这是儿童文学创作的重要原则。因而不同层次、不同题材内容的儿童文学与少儿出版的“多元共生”,正是我们所需要的艺术格局。

进入新世纪以来,原先“两头大、中间小”的艺术窘境(即服务中学生年龄段的少年文学与服务幼儿园小朋友的幼年文学发展较好,而处于中间核心层次的服务小学生年龄段的童年文学则长期薄弱),已有很大改变,为小学生年龄段服务的童年文学,正在日益成为儿童文学创作的主体,我认为这是符合儿童文学的艺术本质与其特殊性的。近几年,小学生校园文学尤其是小说创作,十分红火,涌现了杨红樱、汤素兰、郑春华、伍美珍、郁雨君、郝月梅、商晓娜、赵静、葛竞、周志勇、王勇英、徐玲等一大批深受孩子们欢迎、拥有广泛“粉丝”的小学生校园小说作家。这一创作现象在本届评奖中自然也有充分反映,郑春华的长篇小说《非常小子马鸣加精选本》,正是这一类作品的代表性文本。这部作品全方位地观照小学生马鸣加的校园生活,细致入微地刻绘马鸣加性格中的真挚、急切、简单和虔诚,也有因无知、粗率、自私和小心眼而产生的笑意。马鸣加的成长故事具有充分的艺术真实性与感染力,既有这一代独生子女的共性,也有其独特的个性,因而这是一个立得住、传得开的艺术形象,自然与一般的“类型化”写作区别了开来。

篇9

[关键词] 《聊斋志异》;爱情主题;动漫改编

课题项目:本文系河南省软科学项目“动漫产业对传统文学继承改编研究”的结项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32400410124)。

在动漫强国的冲击下,我国动漫产业从20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初的20年中发展速度缓慢。近年来,政府提高了重视程度,大力扶持动漫产业发展,自2004年开始,动画片产量以20%的速度增加,2011年生产的动画片已经达到了令人震惊的26万分钟,是世界动画片产量第二名日本的三倍;2012年动画片产量虽然有所下降,也达到了22万分钟。[1]但优秀作品极度匮乏,目前仅有《喜羊羊与灰太狼》《虹猫蓝兔》等寥寥几部动画片受到观众和专家的一致好评。

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要提高动漫产品质量必须在情节、人物、语言、形象中加强传统特色,形成国产动漫的独特风格。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以传统的“水墨动画”风格为代表、取材于传统故事的中国学派就取得过巨大的成功,使中国动画屹立于世界之林。如果要传承民族风格、深入挖掘传统素材,那么由490多篇短篇小说构筑了幻想世界的《聊斋志异》,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动画片素材库或创作范本。因此,山东大学教授马瑞芳始终有一个想法,想把《聊斋志异》改编成动画片,因为《聊斋志异》中的故事很适合这种既现代又时尚的传播方式。[2]

一、聊斋动画改编的得失

《聊斋志异》“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化之状,如在眼前”[3]。它既有传统志怪小说的幻想,又有传奇故事情节曲折跌宕、人物丰富饱满、描写精致细腻的特点,而且还充满幽默笑料,引人入胜。小说的这些特点不但迎合了年轻观众的观看心理,而且也符合动漫作品的改编需要。

但尴尬的是,《聊斋志异》改编的影视剧数不胜数,改编的动漫作品却委实不多。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由同名小说改编的《崂山道士》(1981)、由《促织》改编的《蛐蛐》(1982),徐克执导由《聂小倩》改编的《小倩》(1997)是目前改编自《聊斋志异》较有名的动画片。这三部动画代表两种不同的动漫风格,前两部属于中国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水墨动画风格;后者属于商业动画大片。

《崂山道士》(1981)和《蛐蛐》(1982)两部动画改编忠于原著,充满童趣,在各级别电视台多次播放,得到观众的极大好评。但可惜的是,一方面,水墨动画投资不小,作品时长却很短,难以进行商业推广;另一方面,《聊斋》中充满童趣的篇章似乎显得太少。因此,在注重商业价值的今天,没有从业者打算延续这种动画拍摄方法对聊斋故事进行改编。

著名香港导演徐克花费四年时间整合了《倩女幽魂》系列电影,制作出令人眼前一亮的84分钟的动画大作《小倩》(1997)。该动画片仅从小说中提取了一些素材,是一部充满浓重现代商业动画大片风格的艺术作品。该片从人物关系与故事框架上讲,宁采臣与聂小倩之间爱情与谋害、聂小倩与黑山老妖之间单恋与自恋、燕赤霞与聂小倩之间的厌恶转而同情支持、燕赤霞与白云之间由同行关系到因理念不同转而为敌的情感矛盾转换,形成了爱人之间、正邪之间、正正之间具有多层次的、复杂的、富于变化的矛盾冲突关系,充满艺术张力。围绕这些矛盾变化,构成了动画片曲折多变、扣人心弦、以爱情为主线的故事情节。

《小倩》整体上延续《聊斋》幻想丰富的特点,大胆改造故事细节,将《聊斋》以文字表达的幻想以图像的方式更好地呈现出来。光怪陆离的鬼城、能言会飞的轿子、快速飞奔的楼梯、各种造型的鬼怪构成了一个奇妙的鬼域。这个鬼域去除了《聊斋志异》世界的阴森沉痛,代之以轻松调侃带来的亮丽色彩。加入了投胎火车、演唱会、红绿灯、灵位手机、巨型机器人等现代因素,融入宁采臣追求事业被女友甩掉等现代人生活经历,锤子砸人丧失记忆的现代思维。这种古今结合的形式一方面增加了影片的艺术张力;另一方面增添了很多笑料,增强了影片的喜剧色彩;更重要的是这种做法迎合了现代人的欣赏观念,更容易被观众所接受。

该片画面十分绚烂,制作精细,创意十足,在香港动画中第一次采用了二维加三维的动画片技术,让观众大开眼界。于是,该片上演后受到业界的高度评价,并获得第34届台湾金马奖最佳动画电影。本来,该片可以为中国动画长片开拓出一条崭新的道路,中国动画可以沿着《小倩》开拓出的道路走向辉煌,但可惜的是,该片票房差强人意,不但让后来者望而却步,甚至连导演徐克也心灰意冷,不再涉足动漫领域。

二、聊斋动漫改编的瓶颈:爱情主题

《小倩》投资高达4 000万港币,宣传费用也达到了600万港币,在20世纪90年代的香港绝对属于大投资、大制作,而配音演员则是由吴奇隆、苏有朋、洪金宝、张艾嘉、刘若英、罗大佑、郑中基等众多明星构成的豪华阵容。

2004年上海美术制片厂与台湾中影公司联合拍摄的中国传统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2004)的情况与《小倩》颇为相似。投资不小,虽然故事情节欠推敲,但也称得上制作精良、大力宣传,获得了包括金鸡奖、百花奖在内的众多奖项,却也没有得到市场的认可,票房惨淡。

加以分析,我们发现这两部动画片都是以爱情题材为线索,爱情在片中占有重要位置,体味片中角色的感情历程是理解影片内容不可避免的重要一环。而中国动画市场的不成熟与成人对动画片的偏见决定,动画片的观众主要是少年儿童。中国父母很不愿意掏钱买票带孩子看爱情动画,而家长是否愿意出钱买票才是票房的保证。因此,动漫作品与爱情题材天然就具有不相融性。即使在思想观念比较开放的西方,动漫作品也尽力避免爱情题材。即使无法避免,爱情也以一种孩子能够理解的概念式状态出现。

动漫作品对于爱情题材的这种不相融性给聊斋故事进行动漫改编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聊斋志异》共有近500篇作品,其中有记述奇闻逸闻的短章,也有记叙曲微的长篇,被称为“一书而兼二体”。第二种风格显然更适合进行图像化改编,而在第二种风格中描写爱情题材的作品占相当比例,这部分内容故事更加优美动人,情节更加曲折跌宕,人物形象更加丰满,感情更加感人至深。1986年内地拍摄的电视连续剧《聊斋志异》共74集,改编了44个聊斋故事,35个都改编自爱情主题的作品,比例高达80%。1956年编辑的《聊斋志异选》中,爱情题材作品也超过半数。由此可见聊斋故事中的爱情题材的作品的受欢迎程度。因此如何处理聊斋故事中的爱情,成为聊斋动漫改编的关键之一。

三、爱情主题的淡化

对少年儿童来说,爱情只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却又不特别关心的无法了解也不必深入了解的感情形式。把爱情作为主题放在动画片里进行探讨,本身就是一件值得商榷的方法。把少年儿童能够理解的、更加关心的题材作为动漫作品的题材选择(如《功夫熊猫》的锄强扶弱、《狮子王》的复仇主题、《花木兰》的拯救国家、《大闹天宫》中的追求自由),才是一种既适合观众又有利票房的动漫创作方式。那么在对聊斋故事进行动漫改编时,就必须尽量对爱情主题进行淡化。

对聊斋爱情主题进行淡化,可以从爱情本身、故事矛盾线索和人物关系三方面入手。以下将参考优秀动画片进行说明。

1.改变故事爱情的性质。将成人世界的爱情简化,剥离纷繁复杂的爱情细节,将爱情符号化,浓缩成为少年儿童容易理解的、常见的日常举动。一些成功的动画片虽然也涉及爱情,但这种爱情只是故事中一种连贯情节的符号,不需要观众去感受体会爱情的性质。如《公主与青蛙》(2009)中,爱情被符号化为亲一下;《怪物史莱克》(2001)中,爱情只是史莱克的一个美丽追求;《飞屋环游记》(2009)中,爱情婚姻生活浓缩到了一个存钱罐身上,在片中只是历险经历的导线;《喜羊羊与灰太狼》中灰太狼和红太郎的关系则浓缩为一句“快去捉羊”和平底锅中。这样,他们既容易理解也容易接受,可以很快把注意力从爱情转移到其他内容当中。

2.改变矛盾主线。直接对原作中矛盾主线进行改变,将原作中的爱情主线降低到次要位置,而将次要矛盾强化为主要矛盾进行改编。例如,在博蒙夫人原作中《美女与野兽》是美女与野兽爱情故事,而在动画片中《美女与野兽》(1991)则将野兽变为王子的次要线索变为主要矛盾,于是就成为一个帮助王子的拯救故事;《海的女儿》是美人鱼爱上王子的美丽故事,动画片《小美人鱼》(1989)则更进一步,成了拯救男女双方的故事。在格林童话《莴苣》中,描写更多的是莴苣和王子的爱情,而由《莴苣》改编的《长发公主》(2002)却将历险改编成为主要内容。

3.改变男女主角关系,不再是恋爱的双方。在少年儿童的世界里,人和人之间有更多的关系需要处理。可以将聊斋故事中成人世界的爱情改编为孩子世界中常见的人际关系。如《闪电狗》(2008)中波特和是一同流落天涯的难兄难弟,《驯龙高手》(2010)中的小嗝嗝和亚丝翠、《功夫熊猫2》(2011)中的阿宝和悍娇虎,则是一起战斗的伙伴,《哆啦A梦》中的大熊和小静是一起玩耍的同学。性别的差异在这些动画中表现为男女朦胧的、有限度的好感,虽然这种感情没有爱情的丰富和细腻,但也利用性别的不同增加了喜剧冲突,为动画增添了一种调剂。甚至可以更大胆一点,将某些特殊的爱情改编为同性间的友情,这种友情同样吸引观众,如《汽车总动员》(2006)中的闪电麦昆和板牙、《玩具总动员》(1995)中的胡迪和巴斯光年之间的友情也感人至深。

将爱情符号化,改变爱情的性质,爱情依然可以是故事的主线;将爱情主线降低到次要位置,爱情仍然在故事中存在;改变恋爱男女主角关系,则最大程度淡化了爱情主题,甚至使爱情主题完全消失。因此,这三种方法,淡化爱情的程度一种强于一种。在改编中,如果改变了男女主角的爱情关系自然就改变了故事的矛盾线索;如果将故事中的爱情进行了符号化,那么也需要扩充更多的内容来填补空白,自然也就对原作中矛盾主线进行了改变。从关系上来讲,它们不是僵化的、孤立的,而经常相互联系、共同作用。方法可以灵活利用,最终的目的却是明确的:留下《聊斋志异》爱情故事中,具有强烈吸引力充满幻想的部分,淡化爱彩,利用传统元素,创作出观众喜闻乐见的优秀动漫作品。

[参考文献]

[1] 陆斌,等编.动漫蓝皮书:中国动漫产业发展报告(2012版)[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2] 马瑞芳.聊斋适合拍动画.[N].金陵晚报,2006-03-19.

篇10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说过:“伟大人物的优秀作品都是产生他们不得利的无偿写作,或为很少报酬而写的时候”。美国作家舍伍德•安德森一生对创作情有独钟,他以体验生活、观察生活、揭示生活为追求,不论是穷是富,是喜是悲,都不放弃自己的追求,使自己的作品真实、感性,脱离了传统的模式,成为人们所喜爱的伟大作品,似乎正好走上了叔本华指出的路径。

艰难抉择:理想在放弃中获得舍伍德•安德森(1876-1941)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的一个小镇,由于家境贫寒,一家人居无定所,整日颠沛流离。他从14岁开始便开始谋生,靠打工接济家里,使他有了人生历练的资质,有了体会生活、洞悉生活特质。这样,便给他幼小的心灵里种植上了成为一个故事家、小说家的“基因”。“叙事者与故事的关系、叙事者的角度,是从来的小说家都十分用心的问题,一个作家采取某种描述角度即使是不合理的,对他来说也是有意的、自觉的、事出有因的。”[1]安德森成人后的经历,更为他将来走向文学创作之路奠定了基础和条件,提供了广泛的素材资源。他20岁时离家到芝加哥去当工人,有了下层人为生活艰难挣扎但顽强工作的实践与观察;其后当过兵,有参加过美西战争的经历;当过俄亥俄州一个小镇的颜料厂经理,担任过广告撰稿人,经过辛苦经营与奋斗,他很快成为一个发迹的实业家。此后便有挖掘自己厚厚的生活积淀的念头,从事小说创作,探索生活的意义。然而,经商与写作两种职业间的矛盾与冲突使他异常苦恼,左右掣肘。在这些简单又难处理的矛盾面前,他精神几乎崩溃,1912年突然离家出走,经几番周折展转,后终于回到芝加哥,彻底弃商执笔,开始走上了他的职业作家生涯的道路。

“艺术的真正生命在于对个别特殊事物的掌握和描述,作茧自缚家如果满足于一般,任何人都可以照样子模仿。到了描述个别特殊这个阶段,人们称为‘写作’的工作也就开始了。”[2]安德森进行大量一般素材的积累后,也便开始探索普遍之中的特殊,进行了具体之中的抽象。深刻揭示生活:作家的兴趣与使命写生活重在揭示生活,而揭示生活最深刻的方式莫过于反映人们看不见,但能体会得到的真实内心世界。阿•托尔斯泰在谈写作经验时说过:“仗着内心的视力去观察他所描写的对象,这样来创造作品———这是作家的规律”。而安德森就擅长通过内心的视力去观察生活。他否定美国传统中追求成功的价值观,注重人尤其是普通小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潜意识,他运用“意识流”,采用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自由联想和内心独白的表现手法,探析、剖析人们在精神和肉体受到压抑时所表现出的沮丧和怨恨。

因此,描写正常人的异常心理,描写易动感情的人受压抑后产生的精神创伤和变态心理,往往是入木三分。他迷恋于揭示生活表层以下的精神状态,表现那难得的片刻片断,那断断续续的如梦如幻般的人生,以及人生中的追求和摸索。他认为,作家要表现的不仅仅是人们说什么和做什么,更重要的是表现人们在想什么而且在这种想的支配下会引发什么。为了较好地做到这一点,他放弃了传统小说的结构,采用一种新型的短篇小说艺术,凭借敏感的想象力和透视力,紧扣情节中或者生活中能够唤醒人们共同感情的一种气氛或一种情调,能够引发人们思考的一个地方或一个人物,能够激起人们想象的一股狂热或一种梦幻,并略着笔墨加以描绘或渲染,以牵引读者在阅读中思考,在思考中阅读。安德森的小说正是这样:不是以明显的或者连贯的情节取胜,而是通过某种富有象征意味形象,某个突然受到启示的片刻来揭示事物本质。

另辟蹊径:简明情节的社会透射力《我想要知道为什么》是安德森的短篇小说名篇,小说通过孩子的眼睛在大脑的“调色板”上投影的世界,揭示出天真的孩子在接触社会和成人世界时的幻灭感。15岁的孩子,是典型的美国小城镇的孩子,还没有沾染上大城市的坏习气。小说中描写的这个孩子非常喜欢马,他感到没有什么东西像马“那样的漂亮、那样洁净、浑身是劲、老实可靠了。”他也爱黑人,因为他们勤恳能干,对孩子比白人更讲公道。他所神往的是一个开阔的、洁净的、有泥土和青草味的世界,其中的人是诚实、有感情而麻利能干的。他以为自己在一位驯马的教练身上看到了他的理想化身,不禁对那位教练充满了敬爱和仰慕。可是,那样教练却在他亲身训练的“一道光”这匹美丽、勇敢、洁净的马赢得了比赛胜利之后,跑到一个“气味难闻、讲话下流”的地方同一个“既不好看,也不值得接近”的坏女人鬼混,孩子无意中看到这一幕景象,感到心灵受到莫大的打击。这样以来,他眼中的一切都变了,用小说里的话讲就是:“在跑马场上,空气的味道不那么正了,闻起来也不那么香了。”孩子在悲伤又迷惑的同时,他不禁要问为什么,他们不难给他接出下文,为什么理想被沾污了?为什么天真要散去?为什么知识的彼岸就是毁灭?是多么令人深思的发问呀!独特的人生经历使他这篇小说写得自然、流畅、明白如话,他就像一位善于说书的人,对着一群听众,讲得娓娓动听。小说通篇都是以一个孩子的口吻来讲述。语言极其口语化,浅显易见,口气清新自然,贴近生活。就像一位少年信口而说,似未加任何雕琢的天然原料。透过他的讲述,我们仿佛看到一位天真少年活生生地站立在我们面前。这是一位稚气未脱的少年,天真纯洁,对良种赛马痴迷之极,虽然天真,但他对周围的人和事物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思考。

少年的第一人称讲述,使小说洋溢着一种抒情的气氛:“赛马从马厩里走出来,马童们骑在马背上,这个时候站在那里看着,真是怡人。”孩子充满童真,他爱赛马,也爱赛马场旁边的一草一木;他的爱是一个孩子好奇的爱,描写得是那么有感染力,“那边的棚子里传来黑仔唧唧呱呱的笑语和歌声,熏肉和咖啡的香味飘过来,所有的一切都清爽,客人,咖啡,马粪,黑仔,烟香味,混在一起,再没有什么能比得上。那简直能把你迷倒,真的,不是我吹牛。”孩子眼中的世界、小镇、赛马场,是那么的清新芳香,孩子眼中的黑人是那么亲切和善,那么勤恳能干,那么幽默快乐;这一切出自一个15岁孩子的口中,读起来是真切感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