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河的诗歌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母亲河的诗歌，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在一个城市里有一个十分狡猾的商人。他开了家商店叫“龙龙商店”。

有一回，有一个外地游客买东西一不小心来到了狡猾商人的店里，外地游客想买一个面包，问多少钱，狡猾商人说：“10元”。过了一天，外地游客到别的商店去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面包才2元钱，外地游客大惊，发出感叹。那家的主人对外地游客说：“您是外地人吗？”外地游客说“是的。”店主说：“您给你那方的人说，不要在龙龙商店买东西了，因为那家店的主人很贪心！”外地游客说：“好！”

外地游客回到自己家乡后对他的朋友说了这个事，朋友又对朋友说，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一时间许多地方、许多人都知道了龙龙商店的贪心。

有一天，狡猾商人的妈妈从乡下来到城里，听说这个城市有一个贪心的商人，便问路人，大家都说是龙龙商店。妈妈很快地跑到儿子的店里，把儿子狠狠的骂了一顿，她儿子哭了。狡猾商人对妈妈说：“我这么做是为了挣更多的钱，让您过上好生活呀！”妈妈哭了！妈妈边哭边说：“孩子，我只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贪心了！做人做事要诚实，妈妈就会觉得很幸福！”

篇2

回望故乡

“故乡是我唯一可以着奔跑的地方//榆钱儿的甜槐花的香连同我的梦想/会在那里恣意流淌//故乡是一把锃亮的犁铧/时常搅动我晶莹的泪光//离别的鞭子/常常会抽打我的心房”（《故乡》）。

故土是一个诗人的生命起点和文化归宿。在光怪陆离、浮华喧嚣的现实生活中，故乡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评论家谢有顺说：“文学的日趋贫乏和苍白，最为致命的原因，就是文学完全成为纸上的文学，和生活现场、大地的细节、故土的记忆丧失了基本的联系。”

在这里，我们真切地看到群杰回望故乡的深情目光，听到了他对生命起点哽咽着的呼唤。

作为一个诗人，作为一个行者，也许脚步离故乡越来越远，但渗入血脉的纯朴、浓重的情感却历久愈醇。

触摸文化之魂

群杰诗中的故乡，不仅是袅着炊烟的豫东平原的村庄，还是文化灵魂的驻足所在。

“携带着悠扬清越的声音/你从黄土层走来/披挂着历史的风痕和雨迹//骨笛/你是一部推动民族音乐发展的历史书籍/你是一个至今依然可以/吹出魂魄吹出血性吹出自豪和尊严的/古老乐器”（《骨笛》）。

群杰的阅读，更多的是用脚步去感受线装书的厚重，用耳朵倾听古老文明的踅音，用心灵去叩开历史的尘封。

他又沿着时间的河床，溯流而上，用八千年风雨无法剥蚀的文明之骨作笔，饱蘸八千年沸腾不息的黄河之水，痛浇胸中块垒，尽抒激荡豪情。

他看到了沧浪之水清则濯缨、浊则濯足的屈原，“跋涉在时间的重峦叠嶂里/看星驰云涌沧桑巨变/看《离骚》正气《天问》肝胆”（《端午节怀想》）。

蜕变的挣扎

从爱国青年到卫国战士，从戎装钢枪到弘扬法治，群杰完成了一次次的蜕变。

群杰通过诗歌来诠注心灵蜕变的坚守

与转身，将自己化作一只蝴蝶。恍惚间，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

“我是一只蝴蝶/青山一程绿水一程/谁能知晓/我曾几度蜕变几度重生//谁能知晓/浮生如梦的辛酸和悲痛”（《我是一只蝴蝶》）。

我们能够感受他蜕变过程中内心经历的挣扎。

“时间和记忆/终将会忘掉这条即将枯萎的河/……/当前脚迈进一百年的古宅/后脚的鞋底仍沾满现代都市的尘埃”。事实上，他的蜕变不是简单的挽留与挥别，远行与迷茫，融入与拒绝，安定与怀恋，真正的蜕变是如何完成从乡村走向都市，完成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对接。

河南人追光

现代文明没有改变群杰骨子里对故乡浓厚的情感。他用现代文明的舞台演绎为故乡撰写的大戏。他把笔触、把镜头、把舞台的追光灯对准了“知大义、行正道、乐奉献、勇担当”的河南人。他创作的纪实文学《河南人感动中国》、《家在河南》，策划拍摄的电影《火红的杜鹃花》、《守望乡村的女人》等，以不同的方式讴歌了河南人的淳朴善良、侠肝义胆的品性。

他赞美河南人不仅着眼现实，也追溯历史—正在筹拍中的电影《台北知府》，讲的是河南省临颍县孝台村人陈星聚任台湾知府，带领台湾人民打败了法国侵略者的故事。谒访这位河南籍民族英雄的故里时，他又一次诗情勃发。“你有力的脚印从这里延伸/仿佛星聚先生在谆谆教导我/为国纵然一死/也要把悲歌唱成/壮歌”（《晨过孝台村》）。

这种英雄壮歌从历史再唱到现实，正气始终充溢着诗人的胸腔。听着河南人谱写的一曲曲见义勇为的壮歌，群杰总是热泪满眶，慨然而诗。

有礼赞也有呐喊

群杰的诗行中，不仅有礼赞和歌咏，也有愤怒与呐喊。

作为一名资深新闻人，他有着深沉的感情，也有着锐利的目光。“每天都要把一批蛀虫写进文章/……/用我的法眼/去辨别这个时代的/魑魅魍魉”（《法制记者》）。

当看到作为中华文明母亲河的黄河逐渐干涸时，群杰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愤慨。

“母亲河呀，母亲河/你怎么了/是不是地

球变暖是不是季风减弱/是不是滥砍滥伐是不是泥沙太多/是不是森林毁灭是不是荒山阻隔/我已把这些统统写进诉状/能活多久/我就为你写多少控诉的诗歌/……/我想大声喊/我想大声说/我想发发脾气，点燃我的麦秸火/看谁再敢虐待我的母亲河”（《母亲河》）。

读到这里，每一位读者，都会为之感染，都会为之感动，都会为之拍案，忍不住和群杰一起大声喊：“看谁再敢虐待我的母亲河！”

这是群杰诗歌的力量。

个人简介

李群杰，1970年生，河南太康人。著名记者、作家、书法家、资深媒体人、影视文化策划人。

主编的作品：《刑事执法全书》、《民事执法全书》、《行政执法全书》、《党员素质教育》、《中国工会常用政策法规汇编》、《法学辞源》、《当代中国法学名家》、《中国土地常用政策法规汇编》等；

所策划的活动：“12？4全国法制宣传日书画作品大赛”、“全国法制经济论坛”、“全国法制新闻人物评选”、“全国监狱高层论坛”、“全国法制新闻培训班”、“11？8庆祝记者节—全国新闻界书画作品展”、“全国新闻界新闻培训班”、“国家安全生产高层论坛”和“全国法学名家高层论坛”等；

策划的影视作品：《来福来福》、《金阁山传奇》、《火红的杜鹃花》、《道口烧鸡铺》；正在策划筹拍的有电影《守望乡村的女人》、《大爱无言黄久生》、《龙门大佛》、《台北知府陈星聚》等；

篇3

就在今天下午的第一节课，我们班开展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诗歌朗诵会。

这次诗歌朗诵会我们期待已久了，在这周的星期三，刘老师就开始给我们时不时地透露一点儿消息，说这周五的班会要改成诗歌朗诵会，而且还要排名次，前几名还有神秘奖励呢！那大家都很兴奋，很期待，当然还有那么一点点疑惑。第二天，刘老师居然真宣布了：“请各位同学做好准备，明天我们班进行诗歌朗诵会，主题是‘母亲河’，请大家务必做好准备。”刘老师的话一说完，教室里便叽叽喳喳地炸开了锅，乱成了一团。我也挠了挠头，去找我们小组的组员们商量。经过我们小组公平地议论了一番后，决定由戢印雪来找诗歌，我来领读。

周五，我怀着复杂的心情来到学校，有激动，有兴奋，当然，还有那么一丁点儿紧张。来到教室，戢印雪将她准备的题材拿了出来，原来是《黄河颂》。《黄河颂》一共六段，我们小组一共五人，一人读一段，最后一段大家齐读。我粗略地看了一下内容，诗歌激情澎湃，朗读时应用充满激情的声音读。当我把我的想法告诉我的组员们后，他们十分支持，因此一致决定排练时听我的。中午，我们小组认真地排练了一下，没想到效果好得惊人！我便十分认真地对他们说：“大家听着，如果我们这次诗歌朗诵会得到了好的名次，那么我会奖励每人两元钱，作为鼓励。”大家听了，都十分兴奋，“斗志昂扬”，看来，我这句话给了大家精神上无比巨大的支持，所以说仅有精神上的鼓励是不够的。

下午的诗歌朗诵会终于来了，只见两位小主持人将十个组的序号打乱，然后把写有数字的那一面朝下，随意地将其铺在桌面上。朗诵会开始了，第一个环节便将气氛推入了——由老师揭晓这次小组上台的先后顺序。刘老师走到布满纸张的桌前，轻轻地掀开第一张纸，上面写着“9”这个数字，只听九小组发出了尖叫，不知是绝望还是高兴的。第二张卡片也被揭晓了，是“3”这个可爱的数字，也正是我的小组。接着的便是“7”、“6”、“10”、“4”、“1”、“2”、“8”、“5”。在开始朗诵前，刘老师让每个小组的组长给其他上台的小组打分：满分十分，最低六分。第九小组率先登台了，他们朗诵的是《长江之歌》，虽然他们表现得不是太好，但是我也给他们打了7分。紧接着，我们小组上台了！我用我那雄浑的嗓音，亲切地朗诵着《黄河颂》，从“朋友……伟大，坚强”，我们小组一直充满激情地朗读，我相信，我们的朗诵使所有听到的人看到了黄河那波涛汹涌、豪情万丈的场面！但是，我最欣赏的还是第二小组，他们的声音使我沉醉：周思岑的嗓音优美，恰似一首钢琴曲；林家威的嗓音雄厚，将我带到了翻腾着的黄河身边；杨澜的声音清脆动听，仿佛一汪恬静的湖水，原来率性的黄河也有沉静温柔的时刻……

诗歌朗诵会在热烈而激情的气氛中很快结束了，但是长江和黄河留在了我们的心中！

篇4

兰州分院作为中国科学院在全国的12个直属分院之一，对兰州市乃至甘肃省的经济发展、科技进步都有重要的作用。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小学充分利用科学院系统在甘肃特有的人文资源、科技资源、信息资源，加强德育工作，成效显著。

第一，学校利用开学典礼、新队员入队仪式、开笔礼等各项活动机会，将两院院士、科技英才请进学校，请他们为学生佩戴红领巾、讲解自己的成长经历等，为学生树立德育榜样，从而使学生在各项活动中展现出良好的精神风貌。

例如，2015年4月24日，我校邀请中科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简称寒旱所）研究员赵晖博士为孩子们做了一场是为《黄土・黄沙・黄河》的科普讲座。当学生看到黄土高原的图片、听赵晖博士讲过“黄土高原从哪里来”后，纷纷就环保问题提问。赵晖博士因势利导，发出保护“母亲河”黄河的倡议，学生纷纷响应，当天就提出“从我做起，不乱扔垃圾”“节约用水”等口号。一周后，“我给黄河母亲写封信”主题中队会在各班召开，学生纷纷创作保护、赞颂黄河的诗歌作品，其中我班学生王淞栏所写诗歌《黄河最美》获兰州市“首届黄河母亲节暨黄河母亲雕塑落成30周年征文比赛”一等奖，并作为“首届黄河母亲节”现场诵读作品之一（全市中小学仅有两篇）参加了当天的庆典活动。

第二，学校充分利用中科院兰州分院的寒旱所、近物所（中科院兰州近代物理研究所）等具有多个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优势，组织学生集体参观，通过图片演示、视频播放、科研人员讲解等方式，让学生了解我国科技工作者克服重重困难、攻克科技难关的感人事迹，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树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献身的远大理想。

例如，2016年5月10日，刚参加完中国第32次南极科考的中科院研究员李传金博士来到我校道德讲堂，以《我心中的南极》为题，给学生讲述了他及他的团队在南极科考时的种种见闻。当他讲到自己所在科考小组遭遇暴风雪暂时与大本营失去联系时，学生紧紧盯着大屏幕，期待他们转危为安；当看到“雪龙号”破冰船为多国科考队破冰服务时，学生脸上洋溢着自豪；当看到科考队员利用休息时间为同伴过生日的温馨画面时，学生为之鼓掌祝福；当看到他穿着厚重的防冻服抱着突破重重困难为实验室钻取的冰芯时，不少学生为之感动落泪……

这些德育活动如春风化雨，滋养着孩子们的心灵，使孩子们的行为悄悄地发生着改变。如今，他们在学校能做到不乱扔纸屑、主动捡起地上的垃圾，校园环境变得更加整洁；学生在家里也能主动为父母分担家务，不断送给父母惊喜……

学生的变化、学校的发展同时也引起了媒体的关注。2015年10月，新华网专门对我校开笔礼活动进行专题报道。2016年9月，甘肃电视台少儿频道对我校的少先队入队仪式、运动会进行专题报道，10月又对我校学生慰问榆中敬老院的“崇孝立身 传承美德”活动进行了报道……

篇5

2、北京故宫。北京故宫旧称紫禁城，是世界十大宏伟宫殿之一，它建于明朝永乐时期(1406-1420年)，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完好的木制建筑综合体，这些都是按照封建的建筑等级制度设计出来的，它反映出当时皇帝的权威和地位。

3、紫禁城可以作为中国传统宫殿建筑的样板，1987年，它成为世界遗产，此外，它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上最大的保存古老的木制建筑。

4、西安兵马俑。作为考古历史上最伟大的发现之一，西安兵马俑已经被埋在地下2000多年，直到1974年，作为世界第奇迹，现在是最大的地下军事博物馆，展示了秦朝(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206年)所有的兵马俑，从历史上看，秦始皇兵马俑被层神秘的面纱所。

5、长江。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中国的生命之血，长江同时也是中国最大、最长的河流，全长超过6300公里，这是一种奇妙的自然景观和灿烂的人类文化的融合。

6、流经9个省，这条“穿越天河”，最终通过上海涌入东海。重庆和宜昌之间的那一段的风景可以说是最壮丽的，乘坐舒适的长江游轮，你将有机会欣赏壮观的三峡，它被认为是中国最壮观的景点之一，以及所有壮观的三峡大坝。

7、广西的桂林。漓江有天下第一的赞誉，它蜿蜒是山谷中，乘船在其间是感受河流美景的最佳方式，还可以看到两侧山峰倒下来的影自，如“百里画廊”一样。

8、四川的九寨沟。九寨沟是一个聚集神秘与浪漫的地方，湖水清澈、平静，还有高耸的古树和野生动物，走在九寨沟，似乎步入了人间天堂。

9、云南的香格里拉。这里的天空被称为全国最美丽的天空之一，清新、自然，被称为离天堂最近的地方。丰富的民族特色使得香格里拉更有吸引力。广阔的草坪、神圣的雪山、深邃的峡谷，还有宁静的湖泊让人领悟到世界的魅力，忘记所有烦恼。

10、浙江的乌镇、西湖。乌镇被称为“鱼米之乡”，是我国江南水乡的代表。该镇保留了晚清和中华民国的格调，古镇的图案和风格尽显在遮阳篷船和各种古朴建筑中，给人以休闲、舒适。

11、西湖的背后有许多诗歌和民间故事，这里被称为“人间天堂”，无数学者和文人被这种陶醉，留下了远近闻名的诗篇

12、陕西的秦始皇兵马俑。兵马俑是世界上的奇迹之一。它们规模巨大，受到中外游客的高度重视。在游览时游客可以加深对历史的了解，逼真的情景让人仿佛回到了秦朝。

篇6

黄河与长江都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中华民族祖先的生活乃至古老的中华文化历史从一开始便与这两条江河结成了一种不解之缘。在近两百万年的漫长历史中，中华民族的祖先一直在黄河中下游流域过着采集、渔猎的生活。“缘水而居，不耕不稼”，就形象地展示了处于蒙昧阶段的华夏先民在选择居住场所的景象。黄河以其博大的胸怀和丰富的资源慷慨给予了华夏祖先维持生存所需的基本物质条件，使得中华民族至少在一万年以前就结束了自己的蒙昧时代。中国文明是一种农耕形态的文明。华夏先民在结束蒙昧时代后的早期社会活动，是以农耕为主的基本生存生产。现代考古发现证明，早在七千多年以前，中华民族就已经有了相当发达的农牧业。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冲积平原肥沃而疏松的土地，便于引水灌溉的有利条件，以及温暖湿润的气候等优越的地理环境，使得华夏先民们在铜石并用或青铜时代，就已经获得了较多的剩余产品，开始迈上文明时代的旅途。

在中华社会、文化的发展进程中，水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以江河湖海等多种自然形式存在于中华大地的水，为中华社会、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环境保证，为华夏先民的生存与生产带来了众多的有利之处，但江河湖海定期或无常的泛滥，也使华夏先民饱尝了水患之苦。当农耕生产的形势得到稳定和发展之后，随着生存发展带来的物质条件的高要求，华夏先民就不再满足于完成生存所必需的基本生产了。滔天洪水留下的惊心动魄的记忆，激发出了中华民族最初的意识觉醒，终于勇敢而坚定地迈出了向大自然挑战的第一步。他们转而以主观能动的方式进一步认识水，从而求得社会的进步与文化的发展。流传至今家喻户晓的“鲧禹治水”的故事，就是中华古代文化依托人与水的密切关系而产生、发展的极好例证。鲧窃息壤为民除害，触犯了天帝的权威，以致牺牲了性命。但他仍不屈服，又生出禹来继承自己的遗志，终于消除了水患。正是向自然挑战艰难而又必然的第一步的迈出，使华夏先民摆脱了对环境的单纯依赖；也正是这智慧和果敢的第一步，揭开了中华古代文化发展史的新序幕。

水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一直都是极高的。中华古代的文化命题差不多就是从“水”开始的。譬如说，中国国家和法律的起源就与水有着至为紧密的关系。“法”字是由“水”“D”“去”三部分构成，许慎《说文解字》十部上“D”部说：“，刑也。平之如水，从水。D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D、去。”“水”旁在“法”中的意义是“平之如水”的象征。考古学家苏秉琦指出：中国文明起源和国家起源，“从文献与考古结合考察，洪水与治水传说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中原地区的文明起源要从洪水到治水谈起”。前面提到的鲧禹治水的故事，技术层面上是肯定禹“导流”的思路，精神层而上是推祟鲧的反抗精神和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高风亮节，更深一层的含义，则是表述中华民族在治水过程中已经开始形成本民族的宇宙观，那就是“以柔克刚”、“顺势而为”的思想和性情。最显豁的例子，有《左传》子产谏君的话：“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有唐太宗李世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之说，都是以水势来喻民情的。

在中国，水作为人的对象物，浸透着古今哲人们博大精深的人文精神。中华民族在不断发展和自我进化的同时，也通过多彩的文化内容表达了对水的认识和理解。先秦渚子以水论事、以水喻理、以水明志的精辟论见，堪称华夏文化的思想宝藏。老于是把水放在哲学层面上来看的：“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老子认为世上具有最高道德境界的是水，甘处最卑地位的也是水。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他作出具有军事学意义的论断：“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管子则从人文角度打通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他从水的特征上看出了人的品行，并进一步看出了为政的奥妙：“大水淖弱以清，而好酒人之恶，仁也；视之黑而白，精也；量之不可使概，至满而止，正也；唯无不流，至平而止，义也；人皆赴高，己独赴下，卑也。”告子在论及“性无善无不善”时，曾巧妙地以水作喻：“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五分于东西也”。孔子一生与水结下了不解之缘，“见大水必观焉”，其博大精深的文化思想中蕴涵着丰富的水文化因子。孔子有句名言：“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水为何被孔子这样的智者所乐呢?靳怀熔在《孔子与水》中认为：“孔子的‘乐水’，绝不仅仅是陶醉、流连于水的自然之趣，他主要是通过对水的深入观察和体验，从中领略人生的真谛。也就是说，孔子对水的感悟和思考，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构建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大厦为切入点的。”“孔子通过对水的观察、体验和思考，或从社会历史的层面，或从哲学思辨的角度，或从立身教化的观念出发，阐发了自己对水的深刻理解和认识，进而以此业把握、认识人生、社会和自然世界的规律。”“望着滚滚东流的河水，孔子曾发出‘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感叹。这是孔子对消逝的时间、人事与万物，有如流水般永远留不住而引发的哲思，它既有因时光流逝、功业未成而导致的深沉感叹，又具有对时间、永恒、变化等物质运动的抽象哲学问题的沉思带来的哲学感悟。”

篇7

望着一尘不染的瓷砖，你想必也会想多了解一下这所学校吧！

你站在一间教室门口，瞧，门中央的公告栏的上方，挂着一个牌子“金星班”，这个班一定是个讲文明的班级吧！你静静注视里面的一切：老师讲话时，同学门一片寂静；回答问题时，一双双小手举的老高，期待老师点到自已的名字；发言时，每个同学都有自已独特的见解，常常如滚滚江水般滔滔不绝。。。。。。

下课铃响了，只有一小部分同学出去玩了，他们在轻快地跳绳。几位老师经过，所有的同学立刻停下玩耍，恭恭敬敬地行了个队礼，齐声说：“老师好！”那声音是多么响亮。。。。。。

其他的同学在教室里和你闲聊，但不久也都回到位子，准备下一节课的书本。书柜开了，图书管理员整忙着登记着还回来的书籍和借出去的书籍呢。

原来讲台桌的右前方， 是一个大书柜。你到后门走向前仔细看，哟！这些书都是归了类的，这边是童话书，那边是故事书；上面是百科书，下面是知识书。。。。。。同学们已经察觉到你的到来，但他们并没有分心，仍专心致志的讨论、看书、下棋。

又是一堂课。“课前一支歌”和“课前一首诗”开始了。同学们的歌声是那么动听，读书声是那么整齐。

你信步来到操场，不觉眼前一亮。这虽不是美丽平坦的塑胶操场，可天然本色的沙子操场更让人喜爱。看前面是一片草地、旁边有大树、花坛，扑鼻的花香和绿色的氧气布满操场。比起带着浓厚塑料味儿的塑胶操场，不是更环保，更有益身心健康吗！

上体育课的同学们在操场上快乐地玩耍，一个个小脸蛋儿红得像苹果般，也还是继续跑着、跳着，还大声念着自编的诗歌。。。。。。

你一定会依依不舍说：“这所学校真让人留恋忘返呀！”

篇8

一．伊通河环境变迁对长春市农业发展的影响

伊通河中下游两岸地势低平，土壤肥沃，农业发达。建国以后，随着长春市人口数量的不断增长，对粮食的需求量也不断增大。由于当时长春市城区范围并未包括伊通河沿岸，所以农田向着具有丰富水源地的伊通河两侧扩展，农作物以水田为主。但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农田阻塞河道导致水流不畅，在8、9月暴雨季节引发洪水的问题，造成农业产量大量减少。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城区的扩展和重工业发展的需求，大量工厂兴建、迁移至河流两岸，污染问题开始出现并日益严重。特别是城区段的下游地区，灌溉水成黑色，利用河水灌溉的水稻出现了稻苗烂根、枯死的现象，“稻米的味道也越来越难吃，赤脚下田的农户很多患上了皮肤病”①，长春市下游的三胜乡原水田700晌，1980年锐减至240晌；万宝乡已经全部改为旱田。用此种水浇灌的稻米在当时被称为“毒大米”，对人体健康产生了极坏的影响，同时也对长春市创建绿色农业品牌极为不利。在伊通河城区段水质污染日益严重后，非汛期水质变黑，成了一条臭气逼人的排污渠道。60年代后，由于心理城水库建成，“平均每天只为南岭水厂放水4—5万立方米”②，排入城区的河段内的污水的不到稀释，水面浮游生物几乎绝迹。引伊通河水入水库、水泡养鱼，由于河水污染，百花鲢鱼、草鱼、鲤鱼不能生长，只有鲫鱼还能生存。1980年红旗水库内鱼苗全部浮头，只好提前捕捞。每条鱼的重量只有二两左右，鱼味怪异，有明显的肥皂味、柴油味，鱼头的异味更大，不堪入口。农民作为农业活动的主体，在河流环境的变迁过程中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伴随着城区的和工业区位的转移，还出现了一种比较常见的现象：大量农业用地称为城市用地，农民在失去土地得到一定补偿后，被迫迁居城市。但是在他们转变为非农业生产人员的同时，也出现了无法适应城市生活、因缺乏知识和技术无法获得工作的，收入水平较低等社会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的市政部门及时加以关注，采取相应措施妥善安置这部分人口，使他们积极转变成为城市生活的一份子。

二．伊通河洪涝和污染对长春市造成的损失

建国以后，伊通河沿岸因为具有沿河的区位优势，人口不断增长。由于人们长期在河道内乱挖、乱建、乱倒垃圾，使河道变窄，泄洪能力降低，再加上夏季降水集中，导致洪水频发，对人们生产生活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从1949年到1985年的36年间，共发生了洪涝灾害13次。其中对城区危害较大的有4次。在1985年的夏季，伊通河爆发的洪水，新立城水库放水量由上午的182立方米/秒增加到下午的230立方米/秒，长春市建筑材料厂和造纸厂北侧伊通河堤发生严重滑坡，水库下游1万多名居民紧急疏散转移，导致全市423户房屋被冲毁，受灾居民17906人，45家工厂停产或半停产，淹没农田5733公顷，毁坏市区道路26万平方米，直接经济损失达1049万元。对于伊通河来说，污水的问题也由来已久，伊通河畔出现城镇以来，河道便是居民排放污水的主要途径，随着长春人口不断增长，工业企业陆续增加，污水排放量也日益加大，城市化进程也随着工业化进程而展开。这使得一些先前已存在的污染问题进一步加重。据70年代的检测资料，伊通河城区段化学耗氧量年平均值为183.21毫克/升，超过地面水三级标准29.5倍。根据80年代资料，长春市近八成的工业和生活污水在未经处理的情况下直接排入伊通河，“城区河段除部分重金属杂物外，其他污染物都超过地表水三级标准”③。由于一些企业利用渗坑、渗井和明沟排放工业废水，城郊利用污水灌溉以及伊通河污水的渗入，地下水受到较大范围的污染。日复一日源源不断的污水，已经使伊通河变得臭气熏天，伊通河变成了人们不再愿意接近的污染。在那个时期，河流两岸基本被建筑垃圾所覆盖，多的地房垃圾堆积有两三层楼高。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居民备受煎熬，也选择迁离伊通河两岸。

三．伊通河环境的改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随着治理活动的不断开展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伊通河在进入90年代后，沿岸工业活动逐渐减少，引起了城市区位的相应变化，工厂迁往市郊和河流下游，伊通河环境总体上大为改善。居民区日益扩大，逐步代替了工业区。与此同时，一些生态公园和景观带也得以建设。下表为市政府86年后对伊通河的治理措施和成果：百家论坛2000年后，伊通河沿岸生态价值逐步提高，产生了巨大的经济价值。现在伊通河畔生态住宅社区的建设就是明显的例证：中国人注重傍水而据，使得沿岸土地价值凸现。据统计，2010年12月长春市的新房均价为5445元/平方米，而同期伊通河附近楼盘的均价则为6450元/平方米。伊通河环境的改善不仅对长春市整体人文生态环境的提升起到了重要作用，更推动了旅游业的发展：伊通河城区段中游的回忆岛就是一个成熟的范例，岛上通过景观的模拟，体现了历史上伊通河的景观风貌与长春市密不可分的关系。又如城市风情园，重点突出现代长春的汽车文化、影视文化、饮食文化和科技文化，按照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系列文化的展示线。伊通河风光带是一条开放式、富有生命力的带状景观绿地，整体上粗犷大气，带有鲜明地北方地域特色，形成了一条纵贯南北的滨水旅游通道，市民和游客可乘车包揽伊通河两岸鲜明的城市自然风光，尤其是轻轨二期的建成，更方便了市民游览。根据我们的考察，伊通河中游的回忆岛已经成为了长春市一个标志性的景观，是很多市民休闲和外地游客长春之行的必游之地。2007年冬季，借助瓦萨国际滑雪节的契机，利用伊通河自由大桥到赛德大桥的宽阔冰面资源，打造了以运动、游乐等传统冰雪项目为主要内容的开放式冰雪乐园，开展适合普通百姓的冬季户外游乐活动，推动了长春市旅游业的发展。四．伊通河对长春市民环境保护意识影响在经济发展程度较差的建国初期至80年代中期，人们往往忽视工业、农业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对环境与社会的紧密联系也没有概念。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伴随着大量索取、破坏、污染的活动，对伊通河的环境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洪水和污染问题愈加严重，促进了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反思。自80年代后期开始，长春市民的环保意识开始博兴，人们开始采取保护、治理河流的种种措施。这类措施首先由政府和管理部门倡导，在85年的特大洪水之后，长春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动员全市人民综合治理伊通河城区段、建设滨河公园的决议》，提出了“人民的城市人民建”的口号，敦促社会各方付诸实际行动。环保意识随后发展到普通市民的自发行为当中：2002年5月，国商百货商店举办了“清洁长春日，关爱母亲河”大型公益环保欢动，约有500名公益环保志愿者踊跃报名，积极参加了此次活动，2005年，长春理工大学的学生社团也组织学生到伊通河欢乐岛进行集中清理，他们捡拾垃圾，拔除杂草，为社会环保事业进了自己的一份力量。与前几年相比生活垃圾的大量减少也是市民环保意识增强的体现。与此同时，长春市民也兴起了歌颂伊通河的热潮，大量的诗歌散文频频见诸报端，也激发了市民的环保意识和城市责任感。

下面列举王庆祥和王连喜的诗词两首④：

伊水千年梦伊水悠悠柳色青，长歌一路入黄龙。洪涛曾载军资重，细浪常埋民怨声。

两岸新天织锦绣，三江伟业创兴隆。兴衰宠辱千年梦，都寄匆匆舟橹中。

伊通河畔澄清一水逐东风，扮靓春城实有功。广路繁荣接南北，通衢兴旺绾西东。

篇9

20世纪末期呈现出诗歌的叙事性其实是诗歌发展的必然现象，如同1940年代的诗歌背景，对西方诗歌的介绍、对传统的反思、对诗歌功能的重新思考、写作视域的调整……让人们寻找新的写作方式。杨秀武，作为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正式涉足诗坛的恩施苗族诗人，虽然身居大山之中，但还是受到了这股强劲春风的影响，在中国当代诗歌与传统文化割裂而更多依附于西方现代主义潮流中，引入西方叙事诗的思维特征与艺术技巧，同时注重中国古典叙事艺术传统母体与文类秩序演进的吸取，从而构成了杨秀武诗歌独特而多元的叙事艺术。这既体现了艺术形式在少数民族诗歌领域演进的文类自觉，又充满了杨秀武本人对诗歌本体美学技艺寻求的现代意识。杨秀武的诗歌依凭着这种的叙事书写，获得了成功：杨秀武诗歌是恩施文学一个独特的存在；也是研究湖北民族文学、中国苗族诗歌不可绕开的一环。尤其是他的诗集《巴国俪歌》2008年获得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他成了湖北省第一位获国家级文学大奖的少数民族诗人。

在文章正式进入主题之前，我还要做个特别说明，那就是：我在这里论述的“叙事”，不仅仅是普通诗学意义上对20世纪80年代中国当代诗坛浪漫主义和布尔乔亚抒情诗风的反驳与纠偏，以修正诗歌与现实的既定关系；更是现代诗学上的叙事，是表达内容的一种手段，隐藏或在场的叙事者直接参与叙事。

一、绘画性叙事

在杨秀武那里，诗歌不仅仅是一种抒情艺术，更是一种视觉艺术，因为他在诗歌艺术创作过程中，不是简单的借助话语本身来达到审美创造，而是更多调染着情感的色块，将自己的感情隐藏或寄寓客观的描绘中，借助画家的视角和语言的表述功能，注重以画入诗，追求着“超以象外”的艺术境界，所以他的许多诗歌作品都渗透着形象化的艺术成分，甚至有不少诗歌的标题都透着浓烈的画面感，比如《眺望石马》、《柳浪含烟》、《密密的相思林》、《歌声飘过森林》、《我撞响虎钮錞于》、《大水井的姿势》……都像极了一幅幅色彩明丽而又不失朦胧美的静物画。其实，在中外艺术史上，诗歌与绘画之间水融的关系一直有着很长的渊源。古罗马诗人贺拉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曾经提出的“诗如画”的观点影响了西方诗歌艺术上千年，诗与画被并提为姊妹艺术。17世纪德国学者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在《拉奥孔》中对这两类艺术表现形式的特征做过比较与论述，他认为诗歌与绘画是艺术的两种形式，前者是语言艺术，体现着所表现事物的时间性，读者主要通过瞬间的记忆来把握它的内容；后者是视觉艺术，体现所表现事物的空间性，观者可以细致地观赏画面的细部特征。[3]在我国，自唐宋以来就有“诗画异名同体”的说法，所谓“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4]对于诗与画之间的互通性，美国现代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更是斩钉截铁地说：“世界上也许存在一种最基本的美学，诗与画是它的不同表现方式”，[5]杨秀武一直生活在风光迤逦的恩施，独特的恩施寸土皆风景，被认为是祖国的“三大后花园”之一，杨秀武长期从事的文化与旅游工作，给了他与大自然身心交融的机会，并发展了他审美自觉的捕捉能力。正是因为在他的眼里，世界都是色彩斑斓的，很直接就导致了他在诗歌书写中对绘画特征的鲜明表现与独特追求，这既是一种情感的牵引，更是一种审美的超越。

诗人直接得益于画家的我以为主要是一种敏锐的艺术洞察力，或者说从纷乱繁冗现实世界直击事物本来面目和深刻内涵的“眼力”。而艺术洞察力无疑能强化诗歌的表现力和内在张力。美国现代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说诗人通过眼睛来思考。[6]在他看来，通过眼睛来思考即意味着借助记忆和想象来把握外部世界；并直接将两者与诗人的艺术洞察力联系了起来。杨秀武诗歌中有不少语言就有着这种独特的视觉效应。比如同样表示“观看”意思的动作却使用了几个颇有深意的词：“回望”、“看到”、“眺望”、“遥望”……。“我在清江等你/沿着诗意的河流遥望香溪/昭君走出这条溪流的回望/目光深邃这方水土的灵气/多像我们心中所渴望的热爱/我在昭君母亲的故乡等你……” [7]（《我在清江等你》），“我作为巴人的后裔/终于在这里/看到了天上最亮的星辰/听到了大地最洪的声音” [8]（《我撞响虎钮錞于》），“其实是两匹战马/一匹马的前蹄与基座的伤口/长成了此刻的一只眼睛/仅用一只眼睛眺望一匹战马/战马就在抽象的嘶鸣” [9]（《眺望土司王城石马》）。“回望”、“看到”、“眺望”、“遥望”分别代表了几种不同的观看方式。“回望”，含有向后看的意思，表示反观或回望，即在回忆中观看；“看到”，含有一种发现的意思，大多情况以一种想象的方式去观看；“眺望”含有向前看的意思，是一种站在高处而又耽于想象或思考的远观；“遥望”也含有向前看的意思，就是向远方观看……其实，不论是在记忆中的回望，还是在想象中的发现，还是向远方的展望，诗人要展现的都不是现实世界/生活的简单摹本，而是对它们的深刻领悟和独特理解。另外，诗歌对土司王城石马的描写采用剪影式的叙事方法，让图景之间通过跳跃性的结构把作者的诗情发挥出来，以达到诗情与画意的统一。

同时，杨秀武还喜欢使用颜色词来展现他说讴吟与展现的世界，不同的颜色常常具有着不同的意义。“云龙河独特的色彩/诠释土生土长的艺术魅力/赤色，伤感的哭嫁/橙色，激昂的摆手/黄色，惬意的毛古斯/绿色，青春的木叶/青色，浪漫的扬花柳/蓝色，惊奇的上刀梯/紫色，铿锵的肉连响/黑色，喜庆的跳丧舞” [10]（《云龙河》）。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充满深情的描绘，这是一个画家的视角，将自己的感情隐藏、寄寓于客观的描绘之中，迅速而准确地把握感觉印象，并将之清新而明晰地再现为视觉形象与单纯的绘画不尽相同的就是诗歌更善于去表现那些或立体、或重叠、或流动……更为丰富的意象。色彩，作为表现视觉形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介质，被杨秀武充分而巧妙地融合到了诗歌创作中。在这里，各种色彩都被诗人高度典型化了。特别是利用排比的句式将不同的色彩推出，形成一种流动的质感；因为这些色彩不仅仅是作为诗歌形象的修饰成分而存在，而在它本身就负载有一定的意义。杨秀武在诗歌中常常用这种鲜明、丰富的意象群来构建繁复广阔的抒情画面，让感觉、形状、声音和思想的高度融合，以形成一种感受力的统一，从而制造出了他诗歌艺术的独特情境。

在诗歌创作中，杨秀武还将现代绘画艺术对外部世界的解构与重建过程移植到了他的诗歌语言中。自十九世纪晚期以来，人们就渐次不再把绘画艺术看看做是对现实世界“一对一”式的逼真临摹，现代派画家将绘画的过程视为包含解构和建构的分解和变形的过程。艺术家利用直觉和想象打破日常事物的整体性和延续性，将现实世界分割成无数个小块，只从中撷取能为自己所用的部分，然后再有意识地将头脑中的素材给以重新加工整理，来组合成某种全新的艺术形式，以此来重构外部世界。现代绘画已不再是对外部世界的客观临摹，种种离奇夸张的表现形式带着画家强烈的主体意识，给人震撼心灵的视觉冲击。“栱桐林里飞出的鸽子/落在土家人的手里/艺术的放飞之后/栖息在土司城的眉尖/是一群赶不走的灵气/一阵风吹来/是否经过一个哲人的思想/翅膀总是和雪色联系在一起/被风吹引到我的窗前/永久的注视/说不清楚是她们在窥视我/还是我在解读他们” [11]（《皂角》）杨秀武在这首诗中采用了解构主义式的结构形式，意象与意象之间似乎关联不大，特别其中的“栱桐林”、“鸽子”、“哲人”、“翅膀”、“雪”……等意象似乎与诗歌的主题“皂角”也并无多大关联，整首诗就像一幅立体主义画派的画，打破连贯性，分解整体性。整首诗用分散的诗歌结构来解构现实表象，以此进行重构新的艺术审美世界，打破人们对世界的惯常认知。从“鸽子”在“土家人的手里”“放飞之后”到“眉尖”的发现，“一阵风吹来”到“我的窗前/永久的注视”，到最后的疑惑，除了作者抒发对“皂角”礼赞与沉思外，诗人还通过诗歌的书写与思想历程很巧妙表现出了事物发生变化的真实性，也就是结构主义者们所说的“形成”（becoming）的过程，从而也断定世界万事万物都不会具有永恒不变的“本真”（being）。连一颗“皂角”都如此，何况其他的物什呢？

杨秀武的诗歌在结构和叙事上还呈现出了特别的空间结构意识——通过彼此对立的意象来表现事物之间的矛盾关系。空间结构最初源起于西方现代美术家塞尚，他用分析的眼光将所看到的事物化为几何图形，并将看似杂乱无章的景物置放在有几何构造的画面中。这种抽象的视觉艺术手段在塞尚之后不断发展，马尔蒂斯、毕加索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自20世纪开始，西方文学创作就对这种新兴的视觉创作手法大加采用。杨秀武在诗歌书写中，自觉不自觉的吸取西方绘画艺术的优秀表现手法，将彼此对立的意象或主题放置到不同的意境板块，从而形成对立的画面空间结构。比如《放排的蒙古姑娘》就有着较为显著的对立结构。“站在木排上/扳起棹”“就像在草原上挥舞着套马杆”，一个是在急湍的水流，一个是在辽阔的草原，对立的画面设置叙说着放排蒙古姑娘的坚强、勤劳、勇敢与粗犷。诗歌接下来再写到“在一个平静的黄昏”的“晚霞”、“杜鹃”、“月亮”、“吊锅”、“酒碗”，直到最后“千仞绝壁上的青藤/固执地解释着姑娘的缠绵/宽阔的江面/映着姑娘的心胸如草原辽阔”。[12]这整首诗里，多重对立构图和虚实映衬带给我们视觉的冲激，有着独具特色的纯粹。特别是他诗歌中冷色与暖色等的色彩对比以及不同的呈现质感、线条的组合甚至光影的变化，在展示诗人异彩诗歌智慧的同时，更是扩大了诗歌画面空间结构的表现内涵，制造了诗歌独特的视觉效应；同时也对少数民族特色物什的诗歌表现做出了有意义的探索。

二、小说化叙事

谈论杨秀武的诗歌艺术，小说化手法我以为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13]许多的诗歌评论将诗歌的小说化视之为“戏剧性情境”或“戏剧性对白”，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诗歌的小说化其实就是一种表达方法，它所要表达的就是一种意境，其基本特点就是“非个人化的设境构象”。[14]“非个人化”就是指诗歌创作中的客观性与间接性，将作者“我”的体验和情感视为外在的客体加以审视，这样的书写姿态可以达到对情感、经验等多个层面的认识，从而丰富诗歌的个人内心。杨秀武的诗歌中，意象与意象之间有很大跳跃，而且时时有奇喻、典故出现，有部分读者觉得杨秀武的诗歌有点不是怎么好读，意象嫁接之间有显生硬，或许就是这种“非个人化”背后强烈的个性根源所在。“设境构象”则是一种多层次开放性的艺术表现方式，是对传统旧体诗中意境的营造和西方现代诗歌中戏剧性处境的设置的综合借用。就像诗歌《柳州城头的夕阳》[15]，诗中大量使用了“夕阳”、“余辉”、“旭日”、“城头”等古典意象，但总体语言却相当清新，并且全文将作者“我”的体验和情感隐藏在了文字的背面。我为什么说这不是一种戏剧化而是一种小说化？那是因为作者在整个书写中更倾向于一种意境的营造，更多是为了作者情感的丰富，而并不必然是矛盾的冲突与张力。

在《言语与小说》中，巴赫金指出，仅凭语言形象还不足以体现小说化特点，作家们还必须为这些形象谱上管弦乐，把它们从单一的重述“他人讲话”的角色转化为间接表达作者观点的“口技表演”；同时，他认为作者通过一种三角形模式将自己的观点注入小说化的语言形象中，三角形的每一条腿都离文学作品的语义核心有一段距离，而三角形的中心则是作者本人的创作意图。[16]杨秀武在诗歌创作中，吸纳多种文体风格，巧妙地使用小说艺术让诗歌语言的向心和离心作用达到最佳地平衡状态：一方面采用多重叙述，形象的展示事物的发展经过，体现语言的离心力；同时在另一方面，他又巧妙地将它们串成一个有机整体。比如：“陶渊明笔下的那个地方/走出了一个女研究生/那年暑假/正逢桃花源村换届/村民坐在原始的土地之上/把神圣地一票，不约而同地/投给了22岁的芳龄”[17]（《村主任》）。在这里，杨秀武为诗中的语言形象谱上了巴赫金所说的“管弦乐”：“陶渊明笔下的那个地方”，散文化的语言；“走出了一个女研究生”和“那年暑假/正逢桃花源村换届”，报纸专栏文章的风格；“村民坐在原始的土地之上”，俨然如戏剧的舞美设计；“神圣地一票”，是政治性术语；“不约而同”，普通叙述性话语；“投给了22岁的芳龄”，洋溢着叙事的风标。我们可以看出，杨秀武在诗歌创作中运用小说化叙事手法有效地平衡了语言的向心力和离心力；同时，模仿小说手法，在诗歌中尝试展示各种文体；并还通过有意识的调节和充分利用语言的“杂语性”，模糊语言形象，让诗歌离心的倾向渐次向作者的抒情主题主题靠拢。

莱辛说：“诗歌是在时间中发出的声音。”[18]当然，这不同于一般物理学意义上的时间，而是在诗意化、情绪化、风格化的诗学审美艺术。杨秀武是诗歌书写中常常比较模糊地交代叙事时间和人物，有时甚至还不作交代，通过铺叙和白描直接进入了叙事情境。“玄武的面颊/被阳光之手/在唐崖河洗净风尘/心安理得躺在古老的战车上/出征的眼睛/有太阳盘旋天空/……/我看见在响亮的鞭声之外/一位苗族诗人/正用乐章叩开未来之门”[19]（《唐崖土司寻踪》）。作者不做任何交代，直接白描手法和场景呈现勾勒出历史的起伏，故事随之展开。其中，时间随着叙事人称的转换而不间断的变化，从最初的“他者”到“我”再到“他者”而从历史语境回到现实情境——“一位苗族诗人/正用乐章叩开未来之门”；然而，对“唐崖土司”的寻踪却一直还在隐约重叠。在这里，杨秀武通过幻化的时间，将不能共时的历史与现世时间形态叠加，用模糊的情境叙事和朦胧的时间界限，将现代的思绪寓意于推远虚拟的故事之中，从而造成时间的非时序性与非连续性的共存。同时，让抽象的思维与具象的意象紧密融合，移情入境，尝试着意象化小说叙事。

我们知道，诗歌的创作常常是一种想象力的创作，因而诗歌的结构也就常常表现为一种想象力结构，从文体学的角度来说，也就是一种叙述结构。由于杨秀武诗歌“小说化”叙事因素的介入，因而也就表现为一种叙事结构。根据结构的简易与复杂程度，我以为主要体现在这样三个层面：一是单线式叙事结构，这主要是依凭着时间顺序、情节发展顺序来推动抒情/叙事的发展。比如《跳丧舞》、《土家汉子》、《小平说的那棵树》、《游四洞峡》、《木林子之春》等，大都围绕一件具体的事、一处具体的景、一个（类）具体的人、一件具体的物来展开想像与叙述，结构线索简单而清晰；这类结构的诗歌在杨秀武的整个诗歌书写生涯中占了很大一部分的比重。二是并列平行式叙事结构。比如《村主任》，前半部分写对“主任”的选举，后半部分写新主任上任后对桃花村的发展景况；比如《朝东岩》中两群不同的“猴”；再比如《父子书》中“父”与“子”两个不同的叙事视角，都是两条既独立平行又内在统一的独特叙事结构，这样一种独特的时间和情绪表达方式，无疑是现代诗学意识在想像力结构方面的一种尝试。三是一种相对较为复杂的多声部、多层次结构。比如《土家人的母亲河》，看似一种对“清江”礼赞的单线式叙事结构或者对恩施风情礼赞的平行结构一类，实际上，它更倾向于一种“复调”的叙述，“我”流连于清江流域的民俗风情，可“风情”又与“我”交融，并且又“我”因为“求索”而又成为清江新的风情，清江——一条静止的河，因为风情，又与“人”有了联系……这从而使得对整个诗歌文本的解读产生了多种可能性。当然，这还包括对诗歌叙述视角变化的尝试。比如在《观音坐莲石》[20]中，杨秀武尝试将直接抒情转换为一种客观叙事，第一节叙写石头的传说，第二节的叙述主角就直接变成了“我的主动参与”，叙述由暗含传说的历史时空一下子就转换到了作者体验的现实时空。再比如《柳浪含烟》：“乳雾来临前的夜晚/爷爷总要骑在三条腿的板凳上/必须搓好一根赶马的鞭子/必须为奶奶劈一堆柴禾/挑一缸清亮亮的纯净水/磨一簸箕细细的包谷面/然后坐在椅子上抽旱烟/等乳雾的升起”[21]。

杨秀武的许多诗歌都有着类似的叙写风格：在展示地方风俗的基础上，叙述了一个故事的发生与发展，作者抓住生活的细节描绘人物心理，把故事情节一层层推进，写风俗写故事其实真正的是为了写故事之外的人和情；独特的地域性风尚习俗中往往蕴含着人类共通性的命题。我们知道，优秀民间文化根据口传的方式具体到文学理论阐释的文学体裁上主要是两类：“散文化”和“诗歌化”，与此相对的口传方式为“讲述”与“吟唱”。而苗族就是一个有着特殊小说叙述艺术才能的民族。比如它的歌唱艺术，不论是苗家最美丽的歌《仰阿莎》还是苗家最悲壮的歌《哈迈》，还是《阿娇与金丹》、《阿荣和略刚》、《久宜与欧金》……都是以叙事为主体的。作为苗族后裔的杨秀武，也就很自然地承接了这一优秀的民族叙说传统：小说化叙事，并且还在诗歌创作中不断试验着自己的多元艺术个性。比如通过极力打开想象视野来尝试叙事的跳跃。如此一来，在让叙事结构更具有张力的同时，可能也造成了部分读者或者批评家所指责的“晦涩”，因为要顺利对其诗歌的解读可能更需要主观的努力。例如诗歌《皂角》中就有两个层次的跳跃，这不仅的意象的跳跃，更是叙事的跳跃。我在这里想借机特别说明的是，诗歌结构上的困难不应该成为想象的过错，诗歌所需要的正是极大限度地跳动诗人的想象力，诗歌真正的生命力我认为也正是在于对它无限解读的可能性。再比如说杨秀武在诗歌中还尝试用一种客观的方式去弥补主观化方式，让作者的“情绪由实情向诗情转换”，[22]从而让诗歌所传达的经验和内容更让人接受与信任。例如《晴田洞的雾》，[23]除了开头暗示性的有两句“流动的是轻纱/凝固的是乳”外，全诗只字未提“雾”，然而却在“腐蚀的岁月”、“失眠的体温”、“变成禾苗滑翔着绿翅”、“歌谣的回响”……等客观叙述中反复抒情，在强烈的诗歌表现力上给人以全新的阅读感受和经验——更真实、更现代。因为，叙述既是作者与对象关系的对话性调整，同时也是一种语言经验的转换。

三、戏剧化叙事

诗歌和戏剧虽然属于不同的文学载体，然而诗人和剧作家在他们具体的创作实践中，往往互相借鉴对方的某些表现手法以达到某种特殊的艺术效果，故而有了剧诗和诗剧。比如莎士比亚的许多戏剧和但丁的《神曲》。美国著名学者克林斯·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和罗伯特·潘·华伦（Robert Penn Warren）宣称，所有的诗歌都具有戏剧性特色：“一切诗歌的表现方式最终都是戏剧性的。事实上，我们说在所有的诗中——即使是在最简单、最浓缩的抒情诗中——我们也会发现某人对某人讲述，而讲述者的言语出自一个具体的情境。……从某种意义上讲，所有的诗都是一部小小的戏剧。”[24]古希腊伟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甚至还认为，即使是史诗“情节也应像悲剧的情节那样，按照戏剧的原则安排，环绕着一个整一的行动，有头，有身，有尾，这样它才能像一个完整的活东西，给我们一种它特别能给的。”[25]

前面已经论说到杨秀武的诗歌有着小说化叙事的特性，因为他的诗往往叙述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除了这种叙事模式之外，杨秀武在诗歌书写中，也尝试着诗歌戏剧化的效应、叙事主体的“复合的声部”所带来的独特诗美追求。杨秀武诗歌中的戏剧性特色主要包括戏剧性对话、戏剧性独白、戏剧性场景（戏剧性时间、地点、人物）、戏剧冲突等。他诗歌的戏剧化结构尝试还有意识的打破了传统诗歌的平面化的戏剧性叙事，而营构成一种错落、跌宕的张力结构，这又主要表现在一种多重叙事策略和形式技巧，这既包括由戏剧化叙事场景、戏剧性冲突等因素构成的多重性叙事效果，还表现在话语独白对白、环境渲染、人物工笔白描等叙事策略，甚至还尝试了景物渲染、心理刻画、人物描写等戏剧化手法，极大地拓展了诗歌叙事的张力结构。

杨秀武在其诗歌中借助戏剧对话和戏剧独白形式叙事。人物对话和独白被叙事学家称为直接引语，“直接引语主要包括人物对话和独白，而直接引语被认为是人物说出来的话的本来面目，一般用引号将其与叙述者的话语分开。”[26]由于人物对话和独白有助于更真实地去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内心世界，因此常常被诗人采用。“父：我坐在爷爷的木排上/……/子：你坐在爷爷的豌豆角上/沿着木排的履痕/……/父：你深情地望一眼船尾的浪花/子：我看到了渺渺巴人远去的背影/走向大地的深处/归来便是声声的牛角号”[27]。整首《父子书》就是采用“父亲”传统的视角和“儿子”现代的视角来对恩施民族的起源、发展、历史以及现在，进行一种近乎于史诗般的书写，这是一种独特的叙述方式，更是一场生动的人物对话。整个诗歌的书写和抒情的表达，就是一出舞台演出，鲜活、具体的形象呈现，给人一种很强的氛围感染和听觉共振。对恩施民族历史的诗歌书写，恩施的许多诗人都有过尝试，但杨秀武这首却独具美感，我以为这主要是因为对戏剧性对话方式的引入，而有了一种极强的审美效果。然而，杨秀武在诗歌书写中常用的却不是那种两者之间鲜明的对话叙事模式，而是注重对一种对话式叙事方式的运用。比如《穿越木林子》：“……我看见一个身着白衬衣的男人/……/从很远的地方向木林子走来/我告诉那个男人/你同样是在你前世的骨头上/盖起现代化的高楼/同样在自己的骨灰上栽种生活”。[28]

与对话相对的就是独白或旁白。杨秀武诗歌也非常注重对戏剧性独白或旁白的运用。有时，甚至还大胆尝试多种戏剧声音的混合、穿插。《村主任》写到的一个叫“桃花园”的村庄，村民们在选举时都把票投给了一个只有二十来岁的女研究生，女村官于是就决定将这里建成了一个如诗如画的好地方，“城里有的，我们要有/城里没有的，我们要有”，女村官的铮铮誓言是她的独白；而这之前刚刚被选举上的女村官，想着“全村的目光挤在这双丹凤眼里/拥挤的痛苦使她连续失眠”，[29]这是旁白。直接听众是“桃花园”的村民，间接听众是读者。诗人通过女村官的内心独白讲述和旁白的叙述，一下子就拉近了读者与“桃花园”、女村主任的距离。

戏剧和诗歌作为两种不同的文体，虽然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但当戏剧遭遇诗歌时，抒情主人公的作用常常被降低，这时诗歌的连贯一般主要依赖于场景与场景之间那种可以意识到的联系。所以，戏剧化场景，也是诗歌戏剧化叙事的特点之一。而诗歌戏剧化叙事的场景又主要集中在诗歌的叙事时间、叙事空间、叙事场景、叙事人物这样四个方面。杨秀武在诗歌也不例外，也非常注重对戏剧化场景的营造与书写。《茶歌为我引路》写到：“晨露在茶叶上淌着泪水/我站在这里仰望/海一样蓝的天空/在土地滴翠的夹缝里/变成一条条绿色长龙/接近黄昏的阳光/所有的茶叶都找回自己的香浓/只有茶歌的绵缠和锵锵/向我逼近/一抬头就是采茶女/楚楚动人的季节/向我表达歌中的安慰”[30]。很明显，诗歌的叙事场景发生“茶园”里，时间分别是“晨”和“黄昏”，人物是“我”、“采茶女”。其实，很多时候，诗歌戏剧化场景的描写也是一种很独特的事件叙述方式。“事件是叙述的客体，但这一客体并不是纯粹客观的，生活中实际发生的原生事件、子虚乌有的虚构事件、被人感知和意识的事件、储存在记忆中的事件、形诸文字的事件以及被读者阅读阐释的事件不是一回事”。[31]在前面谈论杨秀武诗歌的绘画性叙事时我们已经发现，他的诗歌常常有着对立的画面空间结构。这种对立的结构在这里也就是一种很独特的对比手法在多个层面上展开：“茶园”与“海一样蓝的天空”的空间对比，“晨”与“黄昏”的时间对比，茶叶的“香浓”与“茶歌的绵缠和锵锵”的形态对比……既有视觉形象又有听觉形象。“一个历史事件是否被解释为一个开端，一个过渡，或者一个结局性事件取决于其在被讲述的那组事件中的时间位置，也取决于历史学家选择那一段历史记录来处理。在小说中，也正如在历史事件的陈述中，对叙述事件因果关系的解释，受到叙述的一组事件中该事件所处的时间位置的影响。”[32]特别是诗歌的叙述从“晨露”开始，然而情感的叙事却是戏剧化的一天，这除了展现前面所说的戏剧化叙事美学的同时，还从哲学上对“永恒”进行了消解。

法国戏剧理论家布伦退尔说，“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戏剧冲突是表现人与人/物之间矛盾关系和人的内心矛盾的特殊艺术形式。生活的常态本就是“近乎无事的悲剧”。比如《火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火塘是恩施农家一个必不可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火塘用土砖砌在伙房的一角，成不规则正方形，里面盛满草木灰，生火烧水、做饭、取暖、熏肉，作用很多。甚至是冬月夜长接人待客的好地方，主家热不热情，主妇贤不贤惠，不看脸色看火色。“城里人羡慕土家生活/把大山里的火塘/用现代的手法/移到豪华的餐桌/虽然有一阵阵火红的咳嗽/但总是吐不出生活原汁原味的纯粹……火塘以农家乐的名义/鬼使神差地/包围了一座座城市”，[33]诗歌用戏剧冲突，即代表乡村文化的“火塘”与代表现代文明的“城市”之间的关系，来表现城市文明对乡村文明的有效找寻方法：虽然不能被强行围猎，但稍微换一种方式——“农家乐”，却很容易唤起疲惫的“城里人”对家园乡村意识的精神与体验皈依式的亲近，从而有效的突出诗歌主题。同时，杨秀武在诗歌中还尝试了对戏剧性情境的营造，这包括对戏剧氛围的营造和对戏剧情节的构建。比如“城里人”对“火塘”的喜好，直接搬到“餐桌”，但“总是吐不出生活原汁原味的纯粹”，到最后的终于以“农家乐”的名义获得“乡村享受”，曲折的戏剧情节制造了强烈的戏剧效果。“火塘”、“农家乐”……与时代、人生等宏大的思想主题建成了异质同构关系，从而透露了另一种思考的风向。诗人的作用是准确捕捉，“准确”成了最重要的诗学标准。

人们常说，“戏场小天地；世上有，戏上有”。这是一种思维方式，所以中国的文学艺术家在进行艺术思考的时候常常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带上这种思维偏见。杨秀武在诗歌书写中对戏剧化叙事方法的尝试，既是一种思维方式，又是一种艺术手段。然而，他所使用的一系列戏剧手法，有效地增加了诗歌的戏剧效果，拉近了读者与诗写内容间的距离，读者便很容易深入到诗歌的氛围之中，与作者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很好的传达了诗人的艺术情感。

（杜李，湖北省文艺理论家协会会员）

参考文献：

[1]布赖恩 麦克黑尔：《关于建构诗歌叙事学的设想》，尚必武、汪筱玲译，《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2]、[32]戴维 赫尔曼：《当代叙事理论指南》，申丹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301页。

[3]、[4]钱钟书：《钱钟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22—253、187—222页。

[5]高琛：《内省的探索者——试论华莱士？史蒂文斯的诗与立体主义画派的联系》，《当代外国文学》1998年第2期。

[6] Macleod， Glen. Stevens and Surrealism： the Genesis of “The Man with a Blue Guitar”. American Literature， 1987（3）。

[7]、[8]、[9]、[11]、[20]、[23]、[27]杨秀武：《杨秀武诗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254、40、21、43、80、34、8、页。

[10]、[17]、[21]、[28]、[29]、[30]、[33]杨秀武：《亲吻清江》，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25、121、45、17、121、90、76页。

[12]、[15]、[19]杨秀武：《巴国俪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97、33、29页。

[13]关于小说化手法，其实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小说化”就是张曼仪在《卞之琳著译研究》（香港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中所说的那样：“利用虚构的人物和情节，制造某一个程度上的艺术距离，以看似客观的物象表达诗人的主观感受”；而广义的“小说化”，就是下面所谈到的“非个人化的设境构象”。

[14]王文彬：《卞之琳的贡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3期。

[16]Reynolds ， David S. Emily Dickinson and Popular Culture ，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mily Dickinson ， Ed， Wendy Martin ， New York：Cambridge U P ， 2002， P288—289。

[18]莱辛：《拉奥孔》，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2页。

[22]罗振亚：《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77页。

[24]Brooks， Cleanth. Warren， Robert Penn. Understanding Fiction.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4. P48。

[25]亚里士多德、贺拉斯：《诗学 诗艺》，罗念生、杨周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2页。

篇10

张小东：“Like”型

“读书，要根据自己的爱好来读。”

看起来，这是一句再实在不过的大白话了。不过，人福医药集团董事、创始人之一张小东能够清晰地回答出，自己的阅读爱好是什么。

喜欢被叫做“老东”的他，连同艾路明，是当代创始人“七人帮”生物系化学系背景下的特色。学新闻出身，老东更喜欢在阅读中寻找一种思维独特性的享受。

“读书，要注重有所得。”这里的所得，老东指的是，能产生灵魂的自我追问。

老东说自己很喜欢两本书，一本北岛先生的《青灯》，一本高尔泰的《寻找家园》。

北岛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但在老东眼里，北岛的散文同样散发着璀璨光芒。出版于2008年的散文集《青灯》，收录了他17篇新作，在“理性的激情中，洞悉人性最深刻的寂寞，和一种理性的不妥协”。

《寻找家园》是高尔泰在美国撰写的回忆录，用文学创作的手法，回顾了自己跌宕起伏的大半生，给人一种强烈的人生如梦、得失荣辱皆儿戏的沧桑感。“这样的书，才是有思想。”

张小东认为，做企业，每天只是计算买进卖出多少，是做不好的。做企业也要思考。

从做学问，到做企业，身份的转变使自己不得不了解商业、企业管理之类的基础知识。

“刚做企业的时候，自己连个报表都不会看。没办法，只有从头开始，看书。”老东一向对书的语言要求很高，为了工作，老东也去读那些略带枯燥的经济管理类图书，来完善知识结构。

为需要而看，还是为乐趣而看？张小东觉得是一种实用与兴趣的关系，需要自己去平衡。

“在机场里，我看那些关于商战、商界的书卖的挺火。那种美国式的实用畅销书，比如《谈判的技巧》，若是个人喜好，可做了解，但真的有没有用，我就不知道了。”

说到喜好，张小东偏爱语言很精致的书。比如古典文学作品。

他认为现代汉语的发展才将近百年，远远达不到文言文的高度，“推敲”的造诣不再。“现在写东西，只要求表达清楚就可以了。”

在当代作家中，除了北岛、高尔泰的诗性风格，老东还喜欢读王小波，“他的语言很独特”。

王小波在《万寿寺》里说道：“人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需要一个诗意的世界。”

张小东，读到了那个世界。

李江颖：“Life”型

她反复强调，自己不是“喜欢”读书。因为阅读，已经自然地融入了她的生活。

“在自己所有的碎片时间里，我都在读书。”阅读对她来说，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李江颖告诉《新楚商》记者，自己家里有一面墙，全部做成了书柜。

谈到自己的阅读偏好，李江颖认为，每个阶段读的书都不一样。

“刚刚工作的时候，管理类的书读的比较多。现在，是啥都看。”没有负担地读书，用书来打发那些被裁剪下来的时间碎片。

看书，不必刻意地规定自己应该看什么、喜欢看什么。她觉得那是“投缘”。

若是和一本书投缘，自己花一天时间看完也没问题。若是不投缘，则是多看一眼也觉不耐。

李告诉《新楚商》记者，前不久读了《辛亥：摇晃的中国》，张鸣用一种理性和审视的眼光，看待那场革命。凤凰《读药》周刊第35期这样评价《辛亥》：这本书试图从史实出发，颠覆根深蒂固占据我们脑海的某些印象。

“书里面有一个观点，有一句话，对自己有启发，那就是一种收获”。这就是李江颖的阅读智慧。读一本书，不是读完一本书。

作为神州数码助理总裁兼中西区总裁、领航动力总经理、湖北省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李江颖也会读很多经管类的书。冯仑的《野蛮生长》，让她看到了那种企业家精神是如何炼就的。从《改革二十年》理论文集中，她系统地了解整个中国市场的变化与发展。

不仅自己有随手阅读的习惯，她还经常送书给身边的人。赠人玫瑰，手留余香。

每次送女儿书，她会写一段书首语，“告诉她为什么要送这本书，希望她在阅读的过程中体会到什么”。

今年春节，女儿第一次喝红酒，觉得味道很好，对它来了兴趣，“我就给她讲了很多葡萄酒的知识，出国的时候，专门给她买了一本《最爱葡萄酒》，图文并茂，很适合她的阅读年龄”。

每个季度，领航动力的班子成员都会收到李总的礼物，那些都是她在旅途中买到的“投缘”书。自己读了一本《中国的智慧》，那种多维度的思想触动了自己，也分享给别人。

公司内网还有一个员工荐书平台，哪个人想读什么书，只要推荐上去，它就会出现在公司赠送的生日礼物里。

阅读，对于李江颖来说，是一种随意的生活方式。

关杭军：“Learn”型

关杭军形容自己的人生，是把“工作变成艺术，艺术变成产业”。

从中戏的戏剧文学系毕业后，他在北京做过电影杂志的编辑、在海南创办过音像公司、在武汉广埠屯开过天涯书社，卖大量的社科、文艺类图书。

他之前在接受采访时说，“从小对影视、出版、写作的爱好和追求，一直是我挥之不去的情结。”从一个文化人向一个企业经营者的转型，他的人生面临一个很好的机会，同时更是一种挑战。

“中国企业的发展，其实只有短短二三十年。我做的文化产业，在中国的发展还不到十年。”必须向发达国家取经。通过了解公司组织的诞生和成长，研究公司制度的变化与创新，对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有更直观和清醒的认识，才能让企业少走弯路。

最简单的办法之一，就是看书。看那些讲公司、讲市场的书。

《公司的力量》和《追求卓越》这些书，开启了一扇通往那些“世界管理最佳公司”的经验之门。“卓越”的标准，除了财务上长期的优异业绩，更重要的是创新精神。

“中国的文化产业起步很晚，而且还以国企为主。”谈到民营文化产业的发展，关杭军认为，这个行业里感性的东西比较多，它缺乏逻辑，需要理性的市场思维来提速，来突破。从书本里，能找到一些“营养”做补给。

2003年银都创办之时，它还只是武汉文联《芳草》杂志的实际运作公司，到今天已经发展成为集原创漫画出版、动画影视制作为核心的文化创意企业，同时衍生出游戏设计、专业培训和消费品开发等周边产品，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同时，关杭军很清楚一点――自己做的是文化产业，必须注重产品的文化内涵，多出文化精品，才是企业的长久之计。

电影导演贾樟柯曾经说过，中国电影拍不好，与从业者的阅读之贫乏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心灵敏感之程度，或洞悉人情世故的经验，很多都来自阅读。”

关杭军，这个做文化企业的文化人，从来没有在追求艺术的道路上停止过。

喜欢读散文、诗歌，也喜欢看小说、历史传记之类的书，关杭军向《新楚商》记者特别推荐了齐邦媛的《巨流河》。

齐邦媛，辽宁铁岭人。其父为政界人士齐世英。1943年联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1947年随家人迁往台湾。

巨流河被称为辽宁百姓的“母亲河”。《巨流河》的记叙，从长城外的“巨流河”开始，到台湾南端恒春的“哑口海”结束，“以个人家族的历史，来反映中国100年的跌宕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