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示要红包的句子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暗示要红包的句子，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位于东莞的企业（工厂）诸如万士达、联胜、兆信、兔仔唛、诺基亚等……先后破产、歇业，揭示着一些“死撑”着的企业无奈地走到了命运的关口，整个城市散发着一种说不出的萧条之感……

老板们风光不再

这几年的经营艰难，让一些中小企业老板觉察到，自己过往稳固的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正在被现实颠覆。

陈跃是东莞桥头镇一家模具厂的老板，在广西南宁的老家，算是一个有出息的人。羊年的春节，让他真切感觉到了自己“形容猥琐”的另一面。按惯例，村里的老老少少，他都要派红包，以往都是数字随意，但绝对有面子。

“今年不行了，装红包的时候，和老婆坐在房间里左权衡、右计算，塞进去又拿出来，减了又减。”陈跃知道，村里人一定能从红包变化中觉察到自己此刻微妙的心理反应，从而推测出自己当前的处境。

然而顾不得这么多了。“最多是被他们骂几天，想开了，也没什么大不了。”

今年春节，他大年初四就回到了东莞，为的是躲避红包带来的尴尬。回到东莞以后，他还要继续躲―躲客户。

从桥头镇到东莞市区，开车大约需要一小时，陈跃不断往返。市区有很多生意场之外的好朋友，找他们喝点酒，可以暂时抛开烦心事，更重要的是，可以躲开客户。

元宵节没过，都算是春节期间，以往这是他跟客户拉关系的大好时机，送礼、送红包和请吃饭，花个大几上十万元，他不会心疼，因为这一“仪式”，肇始新一年的生意。

但现在他必须躲。“我一个客户也不想见，没钱啊。让他们见不到人，等元宵节过去，这事自然就过去了。”

在东莞办了十几年企业的他，如今口袋里常常揣着两包烟。一包是几十块钱的，一包是十块钱左右的，见到熟人，掏出好烟，独自一人的时候，则抽差点的烟。两包烟之间的切换，对应着截然不同的两种人生际遇在心头的交汇、冲撞。经济人的理性，让他并不觉得丢人――再穷也要装出一副有钱样，这是长期做生意带来的深刻认知。真正让他感觉耻辱的是，明知道苦熬没有出路，却想不出任何办法，这对于向来自诩聪明的他，是一种痛苦的心理鞭挞。

以往所有解决问题的能力，都建立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之上，即，2008年以前东莞的生意模式一直是高度线性的，“客户下单――材料采购――车间生产――完成送货――客户付款”，整个环节自然完成，唯一要操心的是自己的设计能力和制造能力。这种简单的步骤年复一年地自然重复，构建了陈跃以及东莞千万企业老板的市场自信。

而现在，每一个环节都变得枝节横生、复杂万端，陈跃发现，作为老板的个人自信和基本的安全感，已被倏然抽空。

变成自己曾经看不起的人

陈跃是个聪明人，但一直也是个有底线的老实人，现在，仅就生意层面而言，他蜕变成一个“滑头”，不得不耍起了各种花招。

客户来电话催货，陈跃都是不假思索地回答：“车已经出发了，马上就到。”电话再打来，他又说：“到了到了，你走出来，到门口就看到了。”电话又来，陈跃把自己的语气打扮得很恼怒：“唉，司机送错单了，安排你的，送了别人的，我说怎么你看不到车进去呢，不好意思，回头我骂死他！”

“事实上，我是明知道客户在东边，车其实去了西边，他的货根本没有出。”陈跃说。

一个加拿大的朋友曾经坐在他的副驾驶位上，听着他一路上谎话连篇，连连感叹。陈跃解释说，以前不会这样，现在是没办法。“我的供应商也在拖着我，敷衍我，我只能把这种欺骗传递下去。至少大家还愿意编造谎言，这已经算是一种善意。”

他也觉得自己正逐步变成原本自己所不齿的那种“烂人”，唯一的自我安慰是，“大家都这样”。

以往谈生意，无论生人熟人，按照线性步骤执行即可，而现在，双方都要预先耗费大量的精力，艰难地摸探对方的底细。“我说我有能力生产，他不会信，他说他能按时付款，我也不会信。”陈跃说，“所以现在，大家很少做陌生人的生意，磨合太难了，干脆放弃，不去冒险。因为只要一个单子出现风险，就可能让你完蛋。”

2012年，陈跃曾经为一家大企业做了一个两三百万元的大单，对方一直拖着不付款，最后陈跃自己撑不住，只能同意打折。“哇靠，最后是三折付款，给的还是期票，到了时间还没有钱兑现，继续往后拖。”

许多中小企业的倒闭，往往不是因为需求不足，而是因为欠款难追。吃过眼前亏，让老板们的心理忐忑外化为一种实质性的自我保护的行为机制。生意场上，心照不宣的心理较量时时上演。

去年陈跃为一家生产电视机的企业做了一套外壳模具，50万元，交货后迟迟拿不到货款。陈跃找上门去，面无愠色，绝口不提货款的事，而是主动表示要帮对方代卖电视机，拿走了一批货，货值53万多元。

超过50万元以后，对方开始警惕，不肯再给货。“但这个时候我不慌了，因为我掌握了主动，非常时期，欠钱的才是大爷。”此后，双方继续客套往来，但谁也不提货款或者电视机的事，都在等着对方先说话，然后反客为主。彼此心里早已想好了几步棋，但见了面却好像根本没有这回事。

“大家都在算计，一个小事情都要搞得十分复杂，这就是现在的情况，但在2008年以前是不可想象的，那属于违同底线的行为。”陈跃说，“市场的变化，让我们的嘴脸都会变化。”

“三角关系”暗涌

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政府对企业的“骚扰”多了起来，最重要的一项是查税。税收的实际增长能力与年初预期指标之间可能存在的落差，迫使相关部门必须积极督查、催缴，这让企业感觉到一只强大的手不时在企业内部翻腾。

“以往税收任务容易完成，政府一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在困难起来，就要倒查过去几年放过去的部分，查出来的全都要补缴。”东莞一家财税服务企业的负责人说。

黎一鸣是东莞中堂镇一家中型纸品贸易公司的老板，对此早已不胜其烦。

“有一次忍不住发火了，我说你们再这样搞下去，我就把企业搬走。他们说，你这么大一家公司，一整栋楼装修得这么漂亮，能搬去哪？”黎一鸣说，“我就回答他们，只要把物业一转手，我其实就是一个皮包公司，我想去哪去哪！听我这么说他们就不吱声了，这段时间就没有再来。”

陈跃以往很少面对政府，现在也要经常打交道。“一开始他们横，我不敢说话；后来反腐厉害，东莞抓了一批官员，那时轮到我横，他们也不敢怎么样；现在好久没抓了，他们又横了，我又得做回孙子。”

黎一鸣是土生土长的东莞人，看着地方政府从“小政府”变成“大政府”。尽管其中许多行为是全国大环境的要求，比如合同、社保、环保等方面的规范和检查，但他也认为，这种变化不可避免地削弱了东莞企业传统上的自由生长能力。在企业眼中，政府从以往难得一见的默默的守夜人，变成了时常出现的“搅局者”。

工人也在变得强势起来，至少表面上是这样。这部分得益于政府近年来对企业行为的规范和对工人权益的重视，但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劳动力供给的减少。

“我跟政府、跟客户天天玩算计，但我唯一不敢算计的就是工人。”陈跃说，“去年年底走了几个技术师傅，头都大了，还好后来招到一个1987年出生的师傅，干活一个顶几个，还不怎么抱怨，所以过年前我给他单独发奖金。”

陈跃后来了解到，这个师傅的勤恳，是因为家里有3个孩子要养。

这种有固定负担的工人已经不多。“现在的工人基本上是‘90后’，其中还有不少独生子女。自己年轻，没结婚，父母也还年轻，能干活，没多大负担。而且和‘70后’、‘80后’比起来，他们还比较贪玩，不能受气，动不动就要辞工。”一家电子企业负责人刘克说，“所以老板都不敢指责工人，做错了事、做坏了产品，你还得低声跟他讲道理。”

“还有一部分工人，没有什么理由，就是要辞工。”陈跃说，“干几个月，有点钱了，就辞工出去玩，花完钱了又回来找工作，反正不愁找不到。”

“老板圈子里有个形象的说法，以前招工要大专生，后来一路降，中专、高中、小学、文盲都可以，现在是只要有手就行。”因为工人难招，难伺候，而且工资成本高，生意也不好，陈跃在去年干脆撤销了技术部门，遣散8名设计师，自己一个人包揽模具设计。

正如企业老板必须变得“滑头”起来一样，现实的变化也促成了工人的群体性格相应改变，不过，他们的方向是和老板相反的，整体上变得更加直爽、烈性，与老板之间的心理落差不断缩小。相比在流水线上低着头任由约束和训斥的上一辈，他们的自我明显回归。

然而，精于计算的老板们不会等待着被工人“终结”而无所作为。刘克介绍，这几年的东莞，生产采用自动化设备，尤其是机械手、机器人的企业，大多取得了快速翻番的业绩。以机器取代人工，成为老板们摆脱用工浮动、人工成本高企、工人管理困难局面的最重要赌注。

与社会关系的日趋复杂化不同的是，东莞的经济链条始终简单，“工业景气――吸引人口――服务业繁荣”，作为第一环的工业，是其他一切行业繁荣的逻辑起点。

所以，政府、工业企业、工人组成的三角关系，是东莞最重要的一组社会关系，因经济的下行，三者的权力――权利――利益关系，正在出现一种逆转性变化。

躲起来的有钱人

2014年以来倒下的每一家大企业，都以“树倒猢狲散”的效应带累着一批小企业在行业内烟消云散。成也大客户，败也大客户，一夜之间，就可以毁掉老板们过往的所有无限风光，人生起落就是来得如此简单。

柳成的财税服务企业，以前忙着帮客户出审结报告、增资验资，而这两年来，主要业务成为了帮这些客户做破产清算。“生意好是好，但心里也不好过，清算一家就少一家了。”

“事实破产”的企业，比明面上的数字要多，柳成说，因为如果企业不止欠着供货商的钱，还有银行欠款，法院往往不会同意它破产。一方面银行的话语能量大，另一方面坏账的确牵扯整个金融系统的安全性――不批准破产，账至少还在。

所以还有一批企业，其实是僵尸一般地存在着，如果最终撑不下去，只能被迫跑路。而在死撑的过程中，它们还必须装得一切如常，让供应商们放心地送货，日复一日，最终套死这些无所凭依的中小企业。

兆信通讯董事长因为破产而跳楼，一管窥见的是，这些死撑企业的负责人，在“装”和骗的过程中遭受着的良心煎熬。

“过去的状态，概括说来就是，坐上顺风车自然会抵达目的地，只是每个人的时间长短不同而已。”黎一鸣说，“东莞不可能回到过去的繁荣轨道上了，东莞必须找到一条新的路。”

“东莞塞车，全球缺货”，这句话曾经展示着东莞的工业豪情和城市自信。然而如今变局当前，人们回过头来仔细品咂这个曾经让一代人膜拜的句子时，却发现它其实并不意味着什么。它用强烈地被人需要的表象，发酵出了巨大的产能，却掩盖了核心生存能力的空洞。当被人需要的感觉一下子被击垮的时候，人们就集体陷入迷茫，进而自信心逐步流失。

刘克重复着“转型升级”的老调子：“不要盲目扩大规模，要做精，做到别人不能做的程度，就能活下去。”而陈跃则坦言自己的企业是在等死，虽然他会一直做下去，直到实在没办法坚持为止。

柳成、刘克、陈跃的“朋友圈”，资金都在从制造业逃离，转入股市或者地下金融，这从一个侧面暗示着实业的衰落。不过，黎一鸣说，这几年做地下金融的，也没几个能笑出声来。

黎一鸣说：“前段时间我有一批货，想让一位长期合作的朋友做，谁知他说已经没能力接单了，公司已经名存实亡，早已经不请工人了。他不是没钱，也不是没有订单，他是觉得现在做企业太累了。”

累，正来自于前文述及的企业之间信任下滑导致的彼此算计，政府规范管理和各项检查造成的时间、经济、沟通成本增加，以及工人难以管理带来的精力耗散。

黎一鸣说，因为嫌累，那些真正有经济实力的本地资本持有者，都已经“躲起来”了。经济好转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