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小说蛙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莫言小说蛙，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莫言 《蛙》 姑姑 计划生育 人性

中图分类号：D6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5）12-0383-01

一、背景和创作基础

小说以乡土中国六十年波澜起伏的生育史为背景，讲述了“姑姑”万心这个山东高密地区妇产科医生传奇而复杂的一生，揭示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尴尬与矛盾，闪烁着对生命强烈的人道关怀和敬意。如果没看小说，也许会对莫言将小说取名“蛙”感到莫名其妙。小说之所以取名叫“蛙”，作者也有阐述，蛙，又谐音娃，蛙和“娃”读音相同，而主人公“姑姑”的一生都在和娃娃打交道，她的生活和工作，都离不开孩子;另外，蛙的叫声类似小孩子呱呱的哭声，这也是后期的“姑姑”一听到蛙声就备受煎熬、如临大敌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蛙”也音同“娲”，女娲的故事大都耳熟能详，女娲造人，文中的主人公“姑姑”也是一位妇产医生，送子娘娘。

历史往往是只看结果不论过程的。很多东西也一样。抗战的胜利，国家的解放，发展进步改革开放，无一不是历史最好的注脚。不过在胜利和成功背后的无数先烈和鲜血却是永远埋葬在历史长河中的泥沙。小说重点剖析了计划生育这一历史事件，将历史的功过通过“姑姑”这一乡村医生的角色展现得充分而立体。不过与当代文学惯常的历史书写方式不同的是，这部小说并没有采用“现实主义”式的叙事成规，而是具有鲜明的后现代主义写作的特征。

二、“姑姑”的人物形象和性格

“姑姑”的父亲是当年八路军跟随白求恩的从军军医，在当地小有名气。“姑姑”继承衣钵，卫校毕业后在高密东北乡当起了妇产科医生。她推行新法接生，很快取代了“老娘婆”在妇女们心中的地位，用新法接生了一个又一个婴儿，被当地人奉为“送子娘娘”。但是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以后，“姑姑”也从万人敬仰的“送子娘娘”变成人人唾弃的“杀人妖魔”。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姑姑是有着一种为计划生育事业奋斗终身的决心和信心。她手段极其强硬，变得六亲不认。步入晚年后，姑姑意识到自己罪孽深重，开始寻求自我救赎之路。她对青蛙的恐惧、对泥娃娃的吊唁直到最后上吊自杀，都是对过往的一种忏悔，对自身的一种救赎。

1.“姑姑”的最初时期

姑姑作为老军医的子女，性格坚强刚烈，当被日本人控制在城里时也是毫无惧色，胆识过人。姑姑从卫校毕业后，继承父辈的衣钵，成为了一名乡村妇产医生。她坚信科学，鄙视老接生婆对科学的蔑视、对人命的草率。年轻时就能对自己厌恶的接生婆大打出手。这时的姑姑是年轻有活力的。她医术高明，很多情况危急的产妇都在她手里转危为安。每个经她接生的产妇都对她赞赏有加、心生敬意，渐渐的“姑姑”也小有名气，取代了传统的接生婆成为了东北乡远近闻名的“送子娘娘”。她是勤奋善良的。为了救人，她可以冒雨骑山路赶去接生;就连家里面母牛难产，她也竭尽全力。“姑姑”既是党员，也是烈士遗孤。她的优秀让人望而却步。飞行员王小倜的出现让“姑姑”对爱情和家庭充满希望。但是随着他开飞机叛逃到台湾，一切的梦想因此破灭，她的爱情也因此夭折，在我看来这也是“姑姑”性格变化的起点。虽然后来有很多条件优越的追求者，但是姑姑始终放不下这一块心病。

2.“姑姑”的第二时期

计划生育政策出台后，在党和国家的号召下，姑姑带着自己的助手“小狮子”，成为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忠实支持者和坚定执行者。为了实行计划生育，她和张拳一家弄的不可开交，最后逼得张拳老婆溺死在了河里一尸两命。自己的侄子媳妇王仁美性格直率而可爱，从不接受流产到逼的不得不接受安排，最后难产大出血死在病床上。她的执着也让懦弱的“我”束手无策。她对政策的执行近乎疯狂，得知王胆的身孕后，和王胆一家子玩起了捉迷藏，不惜时间和代价一定要达到目的，最后王胆路上早产虽然生下了女儿陈眉但也死在了逃跑的路上……在那样一个疯狂的时期，曾经泼辣的万心还在，但已经不是那个懂得善待和感恩的“姑姑”了。她在自己的家乡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计划生育政策，雷厉风行，大义灭亲。这个时期的姑姑，完全没有了自我意识和辨别是非的能力，变成了一个为了计划生育事业无视一切、无视生命的人。

3.“姑姑”的最后时期

“姑姑”一辈子相信科学，坚信无神论和唯物主义。但是在她晚年的时候，虽然在家庭里表现的风轻云淡甚至有些随性泼辣。其实她不断地经受着来自自己经历的拷问、灵魂的煎熬和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痛苦。在作品的最后话剧阶段，那些在姑姑手下流走的无数小生命幻化成青蛙妖精不断地对姑姑进行着拷问和鞭笞。脑海中的那些蛙声，在姑姑的耳朵里就像孩子们的哭叫，都是来向她讨债的无数冤魂。姑姑的晚年也一直生活在这样的恐怖气氛中，这是灵魂里的痛苦。姑姑最后嫁给了村里的泥人匠，她让丈夫用泥巴将那些因为计划生育政策被打掉的孩子一个个捏出来。姑姑将他们供奉在小黑屋子里，每每上香也振振有词，这是她对自己前半生罪恶的忏悔，也是对生灵的告慰。话剧中最后一幕，姑姑在“我”的注视下上吊自尽，被救下后的姑姑得到了心灵的救赎和轻松。“我就是死过一次的人了”，死过的人这是赎罪，也是对自己的交代。这是一种死而复生和“姑姑”对自己的新生。

三、对“姑姑”的评价和解析

“姑姑”这样一个角色在小说中的出现，我们不能用单纯的善恶来评价她。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一个热血的时期。每个人都更像是机器的一部分而并非活生生的人。作者莫言借“姑姑”这个人物，表现出了作为亲历者对当时社会状态的分享和思考，对传统和愚昧的抗拒、抵抗。对“姑姑”这个人物，我们不能一味的厌恶和鄙视。作为一个计划生育的前线执行者和妇产科医生，我相信她也并非冷血无情，她也是对自己有过拷问和无数次的纠结。她对生命的态度是认真负责的，就像她在文中的一句“我有什么办法呢。”。一位受人敬爱的“送子娘娘”，在原则和时代的推搡下，逐步放下了自己善良的包袱，成为了王仁美口中“忠实的走狗”。人性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也变得相对扭曲。

“姑姑”同时也是一个可怜可爱的人。她一只手托起生命，另一只手沾满了鲜血，为国家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她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她对家人的爱、对生命的尊重在她生命的末期得以宣泄。用她自己特殊的方式，书写了那一代人的无奈和悲哀。

参考文献

[1]张勐. 生命在民间──莫言《蛙》剖析. 南方文坛. 2010年第3期

篇2

第一，莫言现象是一个文学现象。随着莫言获得了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包括他前年刚获得茅盾文学奖，这两年莫言在中国当代文坛可以说是炙手可热，在世界文坛也是如此。所以莫言现象首先是一个文学现象，莫言的获奖刺激了中国当代文坛，使很多的当代文学评论家、当代文学研究者，乃至于整个中国文学研究者都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价值不得不刮目相看。当然，这里面又有不同的观点。一部分人属于坚定的“倒莫派”，即使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对他的评价仍然很低，比较反感，比如一些人认为他的作品比较粗糙、放荡，各种各样的评价都有，甚至深圳有个大学教师发微博，明确地表示他不看莫言的作品，说什么一看莫言长着一张村支书的脸就写不出好东西，这种言论实在不像是一个有教养的人说出的话，过于情绪化，裹挟着极大的非理性冲动。我觉得这里面存在着大量的误解，大家仅仅是从“莫言现象”这个文学泡沫本身在思考问题。无论是“倒莫”还是“挺莫”，许多言论都带有很强烈的情绪化色彩。“莫言现象”作为一种时代热点现象，它已经逾越了莫言其人其文，不属于作家的创作所能掌控的范围了。所以我觉得作家的思考这时候比民众要冷静得多，莫言在他刚刚获奖的时候就说他希望“莫言热”赶快冷却，而且他也知道“莫言热”会很快冷却，不管是主观愿望还是客观效果，指望通过莫言获奖来刺激当代文坛的复苏，这样一种想法本身就不是很现实。我们不能指望“莫言现象”能够拯救我们当代文学，事实上当代文学也不需要拯救。当代文学一直存在着、发展着。文学并没有死去，也不会终结。这些年关于文学的死亡论、终结论甚嚣尘上，但文学的繁荣其实远远超出了大家的想象。除了所谓的精英文学或纯文学之外，通俗文学、网络文学、影视文学也都是文学，文学无处不在。文学是空气，不是大餐，空气的存在我们浑然不觉，好的文学状态就是呼吸新鲜空气。大餐虽然让人印象深刻，但吃大餐其实是一种“非常”状态。我们现在就处于一个文学空气和文学大餐并行不悖的多元状态。这种文学生态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好。我以为当代文坛中已经取得了与莫言同样成就的作家不下于五个人，有五个与莫言大体同等成就的作家存在着，这足以证明当代中国文坛是取得了骄人的成绩的。反过来说，“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那些谩骂莫言的评论，它们将会被历史淘洗掉，因为很多评论莫言的人并没有认真地阅读莫言的作品。我有一个感觉，我觉得三十年来的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这当代文学的两翼，前者的成绩远远高于后者，我们的评论还需要努力，我们的研究还需要努力，当然我们的作家也需要不断地反省和思考。我们的作家已经在西方世界发出了自己独特的文学声音，而我们的评论家和文学研究者还长期纠结在失语症中无力自拔，发不出自己独特的学术声音。莫言们在欧美文学秩序中已经有了一席之地，而我们的文学学者还没有贡献出让西方人震惊的学术成果。我接触到的很多作家都在不断地反省，不断地突破，相反，我们的文学评论，我们的文学研究者，我们的文学学术界却出现了高度规范化了的体制化学术，在我们的高校中目前非常流行这样一种学术。想想都觉得脸红。夸张一点说，我觉得真是乏善可陈，而作家的自由地思考、独立地创作的成果要远远高于文学学术界所贡献的成果。

第二，莫言现象甚至已经成为了一个政治现象。莫言肯定不希望他的获奖成为一个政治性的话题，但他还是无意卷入此中来，这是莫言的尴尬，也是中国当代作家在写作身份上的一种集体尴尬。莫言获奖了，很多人不去关心文学，却去关心一些政治问题，认为莫言获奖是不是因为某些政治的原因，真的以为“功夫在诗外”似的。这里暴露了国人的一种百年来滋长的精神弱点或者说心理误区，就是不自信！就是缺乏民族自信力！总觉得万事不如人。仿佛莫言获奖了也不是因为他的文学本身，而是外在力量的推动。我觉得这对于坚持文学创作三十年，对文学孜孜以求的莫言来说是不公平的。有些人质疑莫言的官方身份，比如中国作协副主席的身份，曾经的部队作家身份，还有他对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回应……也有人从另外的角度看，认为莫言的获奖也许跟《蛙》有关，因为《蛙》涉及了对于建国之后的根本国策——计划生育政策的批判性反思，这是一个带有政治敏感性的题材，可能是莫言获奖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蛙》的题材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莫言在《蛙》中所做的人性忏悔，这是高于政治忏悔的一种文学忏悔，达到了较高的精神心理深度。所以《蛙》获得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但《蛙》并不是莫言最好的小说，这部长篇还不够厚重，对人性忏悔主题的开掘还不够深广，以莫言的才华，《蛙》可以写得更有打击人心的力量。由《蛙》的政治题材，然后推而广之，人们发现莫言很多的小说都有政治敏感性，比如说《丰乳肥臀》，莫言因为这部小说而离开了部队，转业到了一家报社，又比如说《天堂蒜薹之歌》，这部长篇还有一个题目叫《愤怒的蒜薹》，也是社会批判力度非常强的作品，较早地触及到了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寄寓了青年莫言对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忧思。诚然，莫言在创作中并没有回避政治，因为政治是老百姓生活中无法回避的因素，莫言一直宣称要“作为老百姓而写作”而不是“为老百姓写作”，不管他这种文学宣言是否真的百分百地做到了，但有了这种文学理念的作家肯定无法不直面惨淡的现实人生。所以这个时候的莫言就有点里外不是人了，一部分人说他是体制内的作家，仿佛他的获奖沾了政治的光，另一部分人说他获奖是因为他对中国当代社会体制的批判，由此可见“莫言现象”已经异化成了一种政治现象，这是莫言始料未及的。

第三，莫言现象还是一个流行文化现象。当下的中国是一个后现代气息十分浓烈的国度，尤其是在互联网和城市空间中，后现代的情绪更加浓重。本来莫言是当代文坛的一个劳动模范，三十年如一日，对文学创作勤勤恳恳，尤其是对小说叙事艺术的革新，更是充满了无穷的创造精神和实验精神。显然，莫言是一个严肃的纯文学作家，虽然“纯文学”的概念多有分歧，但这里不是辨析这个概念的地方。我要说的是，作为一个纯文学作家的莫言，在当下这个后现代情绪和商业化气息十分浓烈的社会语境中已经严重地被扭曲了。人们可以不去读莫言的作品而肆无忌惮地放谈莫言，莫言已经成为了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流行文化热点，一个流行文化符号，许多非理性的社会情绪通过这个流行文化符号而得到宣泄和表达。其实许多的关于莫言的言论已经远远超出了莫言和文学本身，它们不过是关于莫言的言语增殖和话语膨胀而已，与莫言并没有太大关系。莫言获奖就像我们这个时代的任何一个事件一样，它往往会成为当下的中国民众宣泄自己内心的心理郁结的一种载体，一种投射物，我们发现社会媒体和公众在不断地制造热点，然后在对很多热点的探讨中经常把探讨者内心的很多个人化的情绪或者时代的情绪宣泄到里面去，这个时候的热点或焦点就成了供大众和媒体消费的对象。比如这次莫言获奖，网络上就出现了很多恶搞的、搞笑的段子。有的人拿莫言的长相说事，有的人拿莫言的笔名说事，有的人拿莫言的奖金做文章，有人拿莫言故居做文章，还有人借此宣扬“红高粱文化”，这是市场经济时代的中国十分流行的社会文化发展模式，正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连莫言出席颁奖典礼应该穿什么服装，是唐装还是汉服，是中山装还是燕尾服，民间网络媒体也争论得不亦乐乎。有好事者甚至为莫言专门做起了领奖服装设计，莫言穿上不同服装的合成照片吸引了许多网民的眼球。莫言已经不再是文学意义上的莫言了。莫言肯定会感觉到媒体制造出来的那个莫言是如此的陌生！这个时候的莫言身在网络江湖，身在消费世界，他已经身不由己了。总之，在我们这个商业化的时代里，在现代都市网络语境中，人们往往会以一种后现代的方式来看待一切严肃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莫言现象”在某种意义上也被卷入了当下中国所流行的后现代文化思潮中，成为了凸现社会文化心理症候的消费符码。这是需要大家加以辨析和警惕的。不仅如此，既然莫言现象是一种流行文化现象，而流行文化的土壤得益于商业消费语境，所以莫言现象也必然是一种商业现象、经济现象。炒作莫言、包装莫言成为了莫言现象中无法回避的问题。通过炒作和包装莫言的作品，图书市场出现了消费莫言的热潮，各种老版本的莫言书籍被抬高到了令人乍舌的价格。几家出版社都忙不迭地推出莫言的各种文集或全集。毫不夸张地说，莫言现象猛然振兴了趋于疲软的当代中国文艺图书市场。莫言获奖引起了所有媒体的不同反应，对一些媒体从业人员来说，莫言的获奖甚至给他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巨大震荡，打乱了他们的工作节奏和生活规律，他们沉浸在制造“莫言现象”的文化幻象中，因为只有制造热点才能形成卖点，莫言现象就这样成为了当下中国的一个巨型消费符号。所以现在很多媒体上所谈论的莫言已经不再是莫言了，已经远远超出了莫言自身。

篇3

在他的家乡高密，鬼怪就是当地世俗构成。阿城说，他听莫言讲鬼怪，格调情怀是唐以前的，语言却是现在的，心里喜欢，明白他是大才。

对于这样的评价，莫言却出奇的冷静。

他称自己根本就不是什么大才，连中才也算不上。如果他这样的就算大才，那他们村子里的那些老头老太太都是“超大才”。

1986年夏天，阿城和莫言在辽宁大连相聚，莫言讲起自己有一次回家乡山东高密，晚上近到村子，村前有个芦苇荡，于是卷起裤腿涉水过去。不料人一搅动，水中立起无数小红孩儿，连说吵死了吵死了，莫言只好退回岸上，水里复归平静。但这水总是要过的，否则如何回家？家又近在眼前，于是再趟到水里，小红孩儿们则又从水中立起，连说吵死了吵死了。反复了几次之后，莫言只好在岸上蹲了一夜，天亮才涉水回家。

阿城说，这是他自小以来听到的最好的一个鬼故事，因此高兴了很久，“好像将童年的恐怖洗净，重为天真。”

大概是从小受《聊斋志异》等古典小说的影响，莫言笔下的世俗杂糅着魔幻气息。而莫言说，在他的家乡高密，《聊斋志异》中的很多故事都在民间口口相传，从小深入他的骨髓。

有评论说，莫言是“中国的马尔克斯”。和那位写就《百年孤独》的作家相比，这个经常踱步在山东小村落中的身影，确实有着相似的眼光和视角，对生活，也有着相同的观感和笔触。

莫言的作品均以高密为背景，故乡于他可谓如影随形。美国当年有“天才”之誉的小说家托马斯·沃尔夫，生前不敢回故乡，英国小说家劳伦斯也被他的乡亲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在莫言看来，他们都是在外边“吹牛太过，不知天高地厚，伤了乡亲们的感情。”

高密的“三贤四宝”（三贤：晏婴、郑玄、刘墉，四宝：年画、泥塑、剪纸、茂腔）伴随他长大，决定了他基因中的“高粱地”。而他想当作家的愿望至为简朴：就是盼着一日三餐都能吃上香喷喷的饺子，娶石匠女儿当老婆。

莫言说话，每每言及他的故乡，他的童年，他心中的“高密东北乡”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如今，“高密东北乡”已经成了中国乃至世界的一个缩影。就如莫言所说，他小时候的生活环境跟他的命运紧密相连，已经成了他生命履历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作家不可能是万能的，他只能写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谁没有自己的一个高密东北乡呢?”

从《红高粱》到《生死疲劳》，从《天堂蒜苔之歌》到《蛙》，以及《丰乳肥臀》、《檀香刑》，读过莫言的人，会发现其作品无处不显示着对历史的沉重反思，对现实的尖锐拷问，以及对人性的剔骨描写，还有那肆意的想象力。

在莫言的小说里，时常还会流露出一种前乌托邦主义的心态，通过对已经消失的美好世界的描写，来否定现存的丑恶世界；用原生态的社会模式来反讽秩序化的呆板现实逻辑。他总是表达一种要回归过去，重返婴儿时代的愿望。这种愿望，或许是基于对现实生活的不满而产生的。莫言的小说里常常出现一种鲜明的对比模式：过去和现在的对比，儿童世界和成人世界的对比。

在这种对比中，莫言流露出对“生态多样性”的向往。他说，“当这个世界所有的鸟都变成凤凰的时候，是多么的单调，所以我们要有凤凰、要有乌鸦、要有麻雀、要有孔雀那才好看，当然我是乌鸦。”

虽然有一个地理上的故乡，但是，莫言眼里的故乡不是封闭的，而是不断扩展的。故乡久远的历史源头是纵向的扩展；在空间上，作家也往往有着把异乡当作故乡的能力。乡土是无边的。“我有野心把高密东北乡当作中国的缩影，我还希望通过我对故乡的描述，让人们联想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莫言有自己的生存之道。他的《生死疲劳》是一部有关的小说。他在开篇引用了佛家的概念，他说，“写作有慈悲，写作有自在。”

通过慈悲和自在的书写，莫言的作品成了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他的文学表现了中国人的生活，“站在人的角度上，超越了地区和种族的界限。”

莫言代表作

《蛙》(长篇小说):2009年首次出版，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生死疲劳》(长篇小说):2006年首次出版，获第二届红楼梦奖首奖。

《四十一炮》(长篇小说):2003年首次出版。

《檀香刑》(长篇小说):2001年首次出版，获台湾联合报2001年十大好书奖，第一届鼎钧双年文学奖。

《丰乳肥臀》(长篇小说):发表于1995年，获“大家文学奖”。

《酒国》(长篇小说):19 9 3年首次出版。

《天堂蒜苔之歌》:1988年首次出版，莫言第一部长篇小说。

《欢乐》(中篇小说集):1987年首次出版，收入20多部中篇小说，艺术风格鲜明，各具特色。

篇4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jhlt.net.cn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莫言小说叙事研究”（AHSKY2014D111）

作者简介：彭正生（1979―），安徽和县人，巢湖学院文学与传媒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方维保（1964―），安徽肥东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米哈伊尔?巴赫金在阐释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时首次将音乐术语“复调”（polyphony）引入文艺研究与批评，提出叙事文学的复调理论，并以对话和狂欢等思想共同构成巴赫金文艺哲学的中心。在中国当代小说家中，最具巴赫金意义上“复调型的艺术思维”的小说家当属莫言，他不仅具有理论自觉，更是在小说中以转变叙述姿态，建构狂欢话语世界并张扬多元意识来体现复调叙事。

一、“对话”：“讲故事的人”的叙述姿态

相对于传统叙事，现代叙事的重要变化是人物叙事功能的逐步凸显。在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的叙事理论中，“情节乃悲剧（注：叙事文学）的基础，有似悲剧的灵魂;‘性格’则占第二位。”[1]于是，在分析和阐释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狄浦斯王》的时候，亚里士多德有意识和倾向性地提出了“突转”和“发现”的情节理论。然而，同样是对古希腊文学的解读和研究，黑格尔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里读到的却是英雄性格的丰富性，并强调指出“性格就是理想艺术表现的真正中心”[2]，与亚里士多德可谓泾渭之别。这一革命性的转折与变化对19世纪的叙事文学影响深远，一方面，它为恩格斯提出现实主义文学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3]观点，以及“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的“典型”[4]理论提供了思想基础;另一方面，欧洲19世纪以人物为重心的现实主义小说的空前发达与繁荣，并塑造出诸如葛朗台、于连?索黑尔、爱玛?包法利、安娜?卡列尼娜等众多具有鲜明个性且性格丰富的人物形象，也逐步显示出人物（性格）在叙事文学中的重要性。20世纪以来，当代叙事理论的突破表现在视野更为开阔，思维更为开放，思想也更多元和具有包容性，在人物（性格）和情节（故事）的关系上采取了“折中”和“调和”的态度，它不再让二者彼此分裂，而是提出“行动”与“人物”彼此融合，相互“编制”。[5]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叙事文学的历史就是人物与故事的历史，是人物从“沉默”到“发言”、从“附属”到“中心”再到与故事构成互振共融关系的历史，或者说，即是从“单调”叙事向“复调”叙事转变的历史。

而如果深入叙事文学肌理与结构，上述人物与情节的关系变化则更为明显地标示着，并且也体现在叙事文学的作者（即“讲故事的人”）叙述姿态的转变，即：作者从“君临人物”转换为“彼此对话”。这种转变在巴赫金看来显然比人物在叙事文学里的凸显更为重要，因为它牵涉到作者“艺术视觉的一些新形式”、“新的艺术立场”乃至“一种新的小说体裁――复调小说”[6]360。巴赫金认为，传统小说中“作者不仅看到而且知道每一主人公以至所有主人公所见所闻的一切，而且比他们的见闻还要多得多”[7]。可见，巴赫金不是用“时间”的现代与传统来区分现代小说与传统小说，而是以作者与人物的关系来进行重新界定。在他看来，传统小说里的人物是作者意识的“传声筒”，即便性格丰富形象饱满，如果承载的是作者单一的创作意图，那就是独白型而非现代和理想的对话型艺术。换句话说，巴尔扎克纵然在《人间喜剧》里塑造了众多人物形象，但是这些人物实质上都是作者意识的“影子”或者被牵制的“木偶”，他们始终没有“跑出”作者的视野;相反，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里，作者抽身“隐退”，主人公的意识矛盾地交织，与叙事者的意识形成共振和自由对话关系。这便是“独白”和“对话”艺术的典型区别。

在与马丁?瓦尔泽的对话里，莫言指出“作家应该爱他小说里的所有人物”，并且坦言“与其说我是在写别人的命运，不如说是在写自己的命运”[8]，甚至最后自己也进入了小说。在莫言看来，小说不应该存在绝对的价值和道德标准，也并非只有一个主宰的核心意识，人物应该保有自己的独立性和自足性。也就是，“主人公对自己、对世界的议论，同一般的作者议论，具有同样的分量和价值。”[6]5

与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相似，莫言在《檀香刑》中也运用了多重叙事人称，小说“凤头部”的叙述者分别是孙媚娘、媚娘的公公刽子手赵甲、媚娘的丈夫赵小甲和与媚娘有私情的县令钱丁，“猪肚部”又增加受刑者孙媚娘的父亲孙丙和晚清刺客钱雄飞，同时，小说部分章节（例如“金枪”章）又独立存在着一位全知叙事者。这些人物的声音在小说中彼此交织，没有一个绝对的中心。此外，莫言还让不同人物从不同角度来叙述同一事件，例如孙媚娘和钱丁对私情的记忆，赵甲和孙丙在刑罚前的心理状态。这种叙事格局和结构以立体方式让事件和心理呈现，避免了单一叙述视角的片面性，从而形成对话关系。之所以如此，可能正如巴赫金所言，对话性是“地位平等、价值相当的不同意识之间”“相互作用的一种特殊形式” [9]，也是最准确的表达形式。

如果说《檀香刑》在叙事人称上的多重性直接抵达了对话状态，是一种显在的叙事技巧，那么《蛙》则是较为隐在的内文本对话关系。小说虽只有一位叙述者――蝌蚪，但是，在似乎叙事人称单一的表象之下，却处处暗含着对话关系。例如：在“我”给姑姑送兔肉一节，莫言写道：“兔肉的香气透过包袱散发出来。有两个我在辩论，打架，一个我说：吃一块，就一块;另一个我说：不行，要做一个诚实的孩子。”这是自我内心世界关于本能和理性的对话。“帮牛接生”一节父亲和姑姑关于母牛和女孩的对话则表达了对性别、生命的矛盾态度。这些，构成了在单一视角之下的内向对话和多元意识的碰撞。

不仅如此，莫言甚至还彻底颠覆了惯常的叙事姿态，让叙述者与叙述对象的位置“反转”过来。在《檀香刑》和《蛙》里，人物虽然摆脱控制，与作者构成平等关系，但叙事主体和客体关系较为清楚，叙述者/对象的施动/受动关系也较确定。而莫言显然还有其更为雄奇的想法，他不断地对小说叙事进行革命性的探索。

《十三步》（又称《笼中叙事》）应该是莫言迄今最难以阐释的小说。小说的叙述者是一个靠别人喂食粉笔的“笼中人”，他是人物的中心，更是神秘且喋喋不休的说话者。小说的神奇之处在于，这个叙述者（“笼中人”）不是面向“读者”（通常意义上，读者是小说预设的对象），小说中显然还存在着“悬置”的“听众”――“笼外人”。这样，“笼中人”和“笼外人”构成了自足的话语空间，而将真正的“讲故事的人”（作者）进行了放逐。而更耐人寻味的是，“笼中人”在叙述过程中又非常在意“笼外人”的反应，运用试探的口吻揣测对象的心理，这个细节性的信息意味着什么呢？答案似乎表明：任何价值的存在都是被确认而实现的，正如确认自我的方式是他人的认可，存在就是被认可。如果没有“笼外人”作为“镜子”，“笼中人”的存在即是悬疑，因此，与其说是“笼中人”不断在述说，不如说是由于“笼外人”的驱动。这样，叙述便成为一种镜像，一种叙述者获取被叙述对象认同的方式。

可以说，莫言发明了一种奇妙的“翻转”叙事艺术，他超越了巴赫金意义上的作者与人物的平行叙事和对话关系，让叙述主体成为受动者，而对象成为施动者。或者说，叙述者与对象之间“看”与“被看”（讲述与被讲述）的关系实现了颠倒，成为“被看”与“看”的关系。

如果说，正是因为斯大林时代的极权话语语境，激发起巴赫金内心世界的反抗精神，建构起“对话”理论，巴赫金期待“对话”对抗“独白”，“多元”替代“一元”，并追求一种人生的“对话”状态。那么，莫言则背负沉重的历史记忆穿过生命丛林，以小说的想象对抗生命的现实，并在虚拟的世界里达成对话的愿望。而莫言小说“对话”叙述来源何在呢？在瑞典文学院的获奖演讲文章――《讲故事的人》中，莫言共讲述了5个故事。也正是这篇纪实性的自传文章，包含着丰富的信息，尤其是关于母亲的故事。母亲故事的重要性在于它是莫言小说创作的源头：“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10]不仅如此，它的重要意义还在于：“母亲给以向上的血缘力量与现实影响中的向下堕落的人性力量之间的一场旷日持久的争夺战，成就了作为作家的莫言人格。”[11]107也就是说，它袒露了莫言的人格和灵魂的状态，其中包含着生命/伦理、批判/忏悔、守望/告别等情感和价值的矛盾共存和彼此对话，这也是莫言绝大部分小说文本的精神状态。而正是这种由最透骨的生命体验和历史记忆以及源于其而形成的复杂人格构成了莫言“对话”叙事的根本动机。

二、狂欢：不仅仅是一种话语方式

狂欢节（Carnival，又译嘉年华）的概念来自于欧洲传统的民间民俗和广场节庆活动，具体而言，它表现为“某些诙谐仪式和祭祀活动、小丑和傻瓜、巨人、侏儒和残疾人、各种各样的江湖艺人、种类和数量繁多的戏仿体文学等等” [12]4-5的共存形态。

如果超越原始语意符号系统，狂欢节则具有文化隐喻功能，具有象征性意味。内涵上，它代表着反叛权威、对抗等级、推崇自由，主张对话与平等，反对独白与霸权等;形式上，它则可表现为狂放不羁、谐谑戏仿和幽默嘲笑等方式。

而狂欢作为术语和范畴进入小说叙事理论，在基本精神和气质上与其文化隐喻基本同构，它指的是对“狂欢节的世界感受”的抒写和表达，表现一种经验而非经历意义上的内心状态。在这样的小说中，粗鄙的意象、生理的欲求、低俗的现象等构成文本的符号和话语系统，它不关心理性、严肃和常态的世界。一如巴赫金在拉伯雷的小说里发现的：“物质――肉体的因素被看作包罗万象的和全民性的……同一切与世隔绝和无视大地和身体的重要性的自命不凡相对立。”[12]23而这一点，在美学追求上则表现为文体的杂糅、逻辑的混乱和风格的怪诞。

莫言小说里的狂欢首先表现为狂放和雄奇的话语方式与符号系统。具体来说，莫言恣意地运用自由的戏仿、喧哗的杂语和怪诞的风格，然后在这样的话语里让小说意义域无限延伸，文本意识不断增值。《酒国》无疑是莫言最具狂欢色彩的小说，小说中的人物李一斗与莫言在通信过程中不断模仿各种文体和话语方式，在不断的戏仿中来影射社会，嘲讽文学界从令人忍俊不禁到恶心再到担忧的生态，显示出强烈的批判锋芒。而丁钩儿在侦查过程中的遭遇（比如路遇美女司机、矿区宴会等）显然完全脱离了现实秩序世界，进入了超现实、荒诞的心灵世界。像卡夫卡的《城堡》一样，小说从貌似现实世界开始，却带领着作者慢慢走近再走进非现实的世界，正是这种狂欢的文体和怪诞的风格使小说具备了复调特征，充满了寓言和象征意味。

而在《红高粱》和《檀香刑》等小说里，狂欢则呈现为恣肆的生命欲望舞蹈和芜杂的民间意识奔涌。它们不仅以民间视角来审视历史，更是以民间话语来重写历史，并充分展现出民间的狂欢特质。《红高粱》以土匪余占鳌为核心人物、余戴的悖伦情爱为中心情节透视出莫言对传统叙事话语的超越。戴凤莲在临死之前那段著名的内心独白则彰显出对自由生命欲望的执拗追求以及对庙堂正统意识的狂欢颠覆，而“我”在小说开始对高密东北乡那种“极端热爱”又“极端仇恨”的近乎于梦魇和迷狂的矛盾情感则又让文本内涵充满了不确定性。在《檀香刑》中，莫言刻意运用了最为纯粹的民间艺术形式――猫腔，在这部文本形态和话语形式可能是最为特异的当代小说中，莫言用极富张力和弹性的戏剧话语构成小说。小说“凤头部”的标题“眉娘浪语”、“赵甲狂言”、“小甲傻话”、“钱丁恨声”等都充分表明了小说的杂语形态和狂欢意识，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它让我们最终明白，民间和狂欢彼此互文，民间是狂欢的精神之源，狂欢是民间的精神之形。而这种狂欢化的创作美学的形成谱系，正如有研究者指出，它“在世界文学传统中可以归到拉伯雷的《巨人传》的渊源”，来自于“民间‘下半身’文化的不断张扬人性”的“狂欢力量”[11]109。而有意味的是，巴赫金也正是在《巨人传》以及中世纪民间文化中读解出“狂欢”，并将之与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读解出的“对话”一起，共同建构起他的复调叙事理论。

然而，狂欢又不仅仅是一种话语方式，更是一种革命的精神和邪怪气质。在《天马行空》一文中，莫言写到：“创作者要有天马行空的狂气和雄风。无论在创作思想上，还是艺术风格上，都必须有点邪劲儿”[13]。邪，在东方话语系统里，它对应的是正，所谓正邪之分。正，如果说代表着规则、常态、秩序和理性;那么邪则是对正的颠覆和嘲弄，往往以一种戏谑的方式来顺从真实和自由。因此，如若不是从政治伦理和社会道德范畴来区分邪与正，它们似乎也就不再承载价值色彩。而从文学来看，正若指称批判现实主义，那么邪则可用来形容莫言的怪诞现实主义。

在《丰乳肥臀》里，莫言这样描写“日本兵交锋后”的场景：“她认为早已死去的司令竟慢慢地爬起来，用膝盖行走着，找到那块从他肩膀上削下来的皮肉，抻展开，贴到伤口上，但那皮肉很快从伤口上跳下来，往草丛里钻。”在这里，死人复活，皮肉跳跃等似乎构成了一幅如同《聊斋?画皮》里的荒诞和邪怪景象。而最能彰显莫言狂欢气质的是“雪集”一节，“雪集”如同狂欢节，人们习惯把一个矮小懦弱的人装扮得宏伟高大，一个平时老老实实的人在这个欢庆盛典上可以做出一些为道德所不齿的行为等等。莫言用极度夸张的辞藻描写现象，喜欢且擅长在营造一个阔大的场面后使它变成一个闹剧，颇具小题大做的意味。然而其目的是为了突出形式和内容之间的滑稽对比，充分体现戏谑写作手法的艺术效果。他们没有任何森严的等级观念和禁忌，将统治者设定的社会法则和道德规范抛之脑后，完全从被束缚和受压制的体制中解放出来，将人类本能的欲望袒露在读者面前。甚至可以说，《丰乳肥臀》中的“雪集”是一种浓缩了的隐喻，是狂欢意识的集中体现。不仅如此，它似乎还可以成为莫言小说的集体象征，即：如果将莫言的小说综合起来，就是当代小说一场宏大和狂欢的“雪集”。

三、多元意识：复调叙事的精神核心

如果说“对话”和“狂欢”是复调叙事艺术的“两翼”――“对话”代表了复调叙事在作者和人物关系上的变化，“狂欢”彰显了复调叙事在话语方式上的气质――那么，复调叙事的真正内涵和精神核心是多元意识，即：复调包含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6]4。

与复调叙事相对的概念是独白叙事，它是一种一元化叙事观念和形态，其特点为强调在作者的意识支配下塑造人物和讲述故事;而复调叙事则旨在解构独白叙事所体现出的意识霸权，它弱化作者的意识，重视人物的声音和思想，并主张人物的意识和作者的意识平等，人物与人物的思想并行，认可各种矛盾甚至对立的观念、价值和思想，让叙事呈现出“众声喧哗”的状态，使叙事文本主题多元化。

在莫言的小说世界里，我们几乎难以简单地进行价值判定，也无法寻找一种一劳永逸的阐释办法，原因就在于莫言从来不将其小说意义固定化。他似乎从未想过要关上小说意义之门，而是让它无限地敞开，不仅如此，他还像一个不知疲倦的工匠，不断地在墙上凿出一个又一个新的窗户。正如他所说，“好的长篇应该是‘众声喧哗’，应该是多义多解。”[14]莫言赋予叙事以丰富的象征功能，让小说承载丰富寓意价值。在《檀香刑》里，施刑者、受刑者和观刑者构成了小说的话语世界，表面上看，莫言似乎是在敷衍和铺陈历史的片段，钩沉出掩藏的历史记忆，而事实上小说全然不是纯粹的历史叙事和演义，也远非有关于孙丙抗德的历史再现。小说的价值在彼此关联又相互独立的叙事者的叙述和内心状态呈现背后，通过不同主体面对刑法的不同考虑来撕裂人类的精神之幕，或怜悯或愤怒，或绝望或麻木，这些心灵状态让小说仿佛虽然置身于一条黑暗的隧道，但是这条隧道的指向却是难以摸清的不同出口。在《蛙》里，于“叠加”的叙事“套盒”结构之外，小说采用信件叙事、剧本写心的文体“叠加”。在小说的信件叙事部分，蝌蚪讲述了乡村计生干部的生命情状，而在小说的剧本叙事部分，蝌蚪则展现了姑姑的内心世界。然而，在讲述计生干部追踪怀孕妇女迫使她们流产甚至致人死亡等等故事的呈现里所表达的小说意识，与在剧本部分以象征方式抒写姑姑塑造泥娃娃所赋予的小说意识显然不是同一种意识。前者，我们似乎感受的是愤怒与批判;后者，我们体验到的则是忏悔和宽恕。这里，作者并没有预设自己的意图，当然也就没有以自己覆盖人物，而是让叙事者和人物处于平行的对话状态，人物按照自己的逻辑来表达和思考。由此，在莫言的小说里，他让社会历史意识和生命人本意识共振，文化意识与宗教意识互衬，交织着批判意识和拯救意识。

莫言曾说，“我从读出了马尔克斯的不足，意识到了自己的进步”[15]。又在与李敬泽的对话中表明了“从中国古典小说和民间文化中寻找创作灵感”[16]的决心，也标示出莫言对继承和创新、影响和超越的多元理解，他总是在不同的土地上吸收养分，以此来实现成长。如果将莫言小说视为整体性互文，那么在各个小说之间又构成了复调性的多元意识。

我们知道，五四时期，鲁迅等启蒙知识分子的话语逻辑的典型表现就是现代性逻辑。在现代性逻辑里，文明伦理是历史维度的，它暗含着从劣到优的历史进化意识，所以在鲁迅的小说里，鲁迅将传统文化与劣根性、历史与吃人相互指涉。可是，在京派小说家沈从文那里，他却与五四启蒙知识分子的文明立场（包括对现代性的理解）不同，在湘西与都市两种文明形态的想象中，沈从文更倾向于认同乡土文明和农业世界里“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而不是现代性土壤上长出的“恶之花”，或者说，在沈从文小说中，人生并非合乎永恒进化的历史逻辑，而恰是轮回的生命形式。若以莫言小说中的现代性体验为例，我们则可以看出他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小说中显示出对现代性的多元思考。

在1985年创作的《白狗秋千架》里，小说书写了离开乡土进入城市的知识分子“我”重返故乡的见闻，在叙事结构上与鲁迅的小说《故乡》相似，都采用了“归来――离去”的叙事模式。不仅如此，小说中莫言对乡土文明和现代文明的态度与五四时期的鲁迅也似乎一致，即对现代性的向往、艳羡和渴慕。“我”不情愿地返回故乡，所看到的是一样衰败落后的乡土景象。“我”以一种优越的身份来俯视和审视乡村世界。小说结尾则将现代性向往的意识发挥至极致，生活在故乡的暖半路等待准备离开故乡的“我”，为的就是要献身于“我”。这显然具有强烈的隐喻性，作为现代文明的“我”被作为乡土文明的暖视为拯救的力量，暖对“我”的主动献身和希望被占有则显示出现代性的优越意识。

篇5

莫言的《蛙》获得“茅盾文学奖”，评委会的颁奖词是：在二十多年的写作生涯中，莫言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激情。他的《蛙》以一个乡村医生别无选择的命运，折射着我们民族伟大生存斗争中经历的困难和考验。小说以多端的视角呈现历史和现实的复杂苍茫，表达了对生命伦理的深切思考。书信、叙述和戏剧多文本的结构方式建构了宽阔的对话空间，从容自由，机智幽默，在平实中尽显生命的创痛和坚韧，心灵的隐忍和闪光，体现了作者强大的叙事能力和执着的创新精神。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的颁奖词是：莫言是一个诗人，一个能撕下那些典型人物宣传广告而把一个单独生命体从无名的人群中提升起来的诗人。他能用讥笑和嘲讽来抨击历史及其弄虚作假，也鞭笞社会的不幸和政治的虚伪。他用嬉笑怒骂的笔调，不加掩饰地讲说声色犬马，揭示人类本质中最黑暗的种种侧面，好像有意无意，找到的图像却有强烈的象征力量。（《新华文摘》，2015年第14期）

显然，“茅奖”的评委会着眼于莫言讲述故事的方法以及修辞的技巧和风格。“诺奖”的评委会所强调的是莫言小说中的人性以及作品的社会价值功能。不同的视角表达了西方阅读莫言与我们的区别。莫言的获奖意味着，在文学领域，我们终于可以和西方强势国家平等地交流对话，作家和作品可以经受不同视角的解读，证明了作家的伟大与作品内涵的丰富。

对于同一作家作品，不同的读者可以有不同的评论，甚至同一读者，在不同时期也会有不同的评论。长期以来，“标准”的鲁迅论述，总是强调他“肩住黑暗的闸门，放光明进来”。海外学者夏济安论鲁迅，着眼点却在黑暗，说表现了“死和美的恐怖”的无常与女吊“在鲁迅一生中都保持着魅力”。夏济安说鲁迅“透过浓厚的白粉胭脂的假面，窥视着生命的奥秘”，“他甚至可以被生活中存在的这种黑暗的威力所震魇，他同情那些脱离了他们的社会环境而处于孤独时刻的个人”。

1979年，李泽厚在《略论鲁迅的思想发展》那篇文章中，也说到鲁迅的孤独：“尽管个人主义的孤独感对鲁迅一生有强大的影响……但鲁迅一生的出发点和着眼点始终是广大人民。”但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李泽厚对鲁迅有新的诠释，他说，鲁迅之所以有独特的光辉和强大的吸引力，是因为他“一贯具有孤独和悲哀所展示的现代内涵和人生意义”，“这种孤独悲凉感由于与他对整个人生荒谬的形上感受中的孤独、悲凉纠缠融合在一起，才使他更具有了那强有力的深刻度和生命力”。这是从承认鲁迅的“孤独”到称赞他的“孤独”。

篇6

莫言与妻子杜勤兰是同乡,感情甚笃。1981年,他们的女儿呱呱坠地。莫言给女儿取名“管笑笑”,希望她能够永远幸福、快乐。管笑笑八九岁时,莫言调到总参谋部工作,女儿则跟随妻子生活在高密县城。莫言只要回家探亲,就会忙着帮妻子干活。在女儿的记忆里,父亲会给她带回很多书籍。只是莫言很少有时间带女儿出去玩,感到很对不起女儿。

1995年,一家人终于在北京团聚。莫言正处于构思长篇小说《丰乳肥臀》的关键时期。管笑笑读高一那年,一天中午突然下起了大雨。笑笑没有带伞,中午到食堂吃饭时暗暗叫苦,下午可怎么回家?然而回到教室却意外发现课桌上放着一把崭新的伞。同学们告诉她:“笑笑,刚才你爸爸给你送伞来了。”一股暖流涌上笑笑的心头,从学校到莫言上班的魏公村有四站多路,而莫言放弃午休一路奔波,只是为给女儿送一把伞。

身为作家的莫言,喜爱读书自不必说,笑笑自小也爱读书。在读书买书这件事情上,父亲和女儿可以说是“心有灵犀”,管笑笑每次在书店看到可能会对父亲创作有用的书,她都会毫不犹豫买下来,莫言也常常这样,结果父女几次把相同的书买回家。

莫言对女儿和其他父亲一样有一点小小的“痴心”。女儿参加高考时,莫言坐在送考的出租车上,看到车牌上的号码尾数是575,心中就暗喜,想到女儿也许就能考到575分。2000年,管笑笑考入山东大学,一次,管笑笑别出心裁,用毛笔在宣纸写了一封几百字的信,待墨迹晾干后叠得方方正正寄给了父亲。莫言收到这封信后深为感动,他把信贴在客厅的墙壁上,一有时间就细读赏阅。莫言的小楷也写得刚劲有力、煞是漂亮,他时常也用毛笔回信给女儿。

进入大学后,管笑笑就开始构思、酝酿,计划写一部反映当代大学生校园生活的长篇小说。大一暑期,管笑笑感到时机成熟,她把自己关在小屋里写作。暑假过完了,19万字的初稿也画上了句号。妻子建议莫言看看女儿的小说,莫言一听着实吃了一惊:没想到啊,女儿已经开始写小说了,而且一个暑假就拿出了十几万字的稿子。然而看完初稿莫言并没有夸奖女儿,只是淡淡地说:“还行”。因为他们全家曾去东北旅游,管笑笑那时候就认识了春风文艺出版社的编辑,一直保持着联系,管笑笑就把书稿寄给那位编辑。2003年初,《一条反刍的狗》出版发行,在读者中引起不小的反响。有人问莫言,女儿的书出版和名作家父亲是否有关系,莫言坦率地说:“起码处理稿子的时候,能比别人处理得快一点吧。”

莫言并没有对女儿的文学创作投入多少关注,他认为女儿对文学只是玩票性质。女儿写什么,做父亲的并不问。管笑笑在写过《一条反刍的狗》以后还写些别的作品,不过很多作品并没有出版,她说,突然觉得自己还是个小女孩,写东西感觉不能完全脱离小情小调。而父亲莫言的文字则元气充沛,读起来非常的顺畅,没有枯涩的感觉。

管笑笑大学和研究生阶段都将文学作为主攻专业,莫言书柜则是笑笑回家后的小型图书馆。一次,管笑笑迟迟不能确定硕士论文的研究方向,感到很头疼。看到女儿为论文烦恼,莫言并没有多说什么,而是利用工作之余的一切空闲时间,找来准备论文需要的书籍和女儿一起阅读,然后告诉女儿自己的意见。管笑笑后来又翻译出版了《加百列的礼物》。如今,她在北京一所高校任职。

篇7

在北师大学会了小说秘诀——轻轻地说

莫言曾回忆北师大，回忆童庆炳、韩兆琦等老师上的课，表示这些对他后来的创作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他深情地说：“师大地理上离家近，心理上离心近。”

北师大教授童庆炳是莫言的导师，给研究生班上“创作美学”课。莫言曾说，他虽然也逃了一些课，但对其中的一节课印象深刻。那节课童老师讲的是“形式情感和内容情感的互相冲突和征服”，以俄国作家蒲宁的小说《轻轻的呼吸》为例，说明文学内容和形式之间对抗所产生的审美愉悦。莫言说：“当时我就很兴奋，似乎感受到了一种伟大的东西，但朦朦胧胧，很难表述清楚。十几年来，我经常回忆起这堂课，经常地想起蒲宁这篇小说，每次想起来就产生一种跃跃欲试的创作冲动。我一直也弄不明白这堂课为什么让我如此难忘，直到近两年来，在我又一次进入了一个创作的旺盛期后，才省悟到，童老师这堂课里，实际上包含了一个小说秘诀，那就是：轻轻地说。”

轻轻地说，低低的调。莫言的同门师弟、博士江飞说，在莫言的小说如《酒国》《檀香刑》《蛙》中也可以看到这种“举重若轻”的叙事风格和形式美学的追求。

在北师大写出了独特的见解——“成寇败王”

莫言，不言则不言，一言惊四座。

北师大教授韩兆琦当年给作家班上过12节课，主讲被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等古典文学课。没想到，他至今还保存着莫言的一份作业，是复印的，原件应该发回给了莫言。

这份作业的题目是《谈谈看〈史记〉的体会》。作家班20多人交了作业。在文章里，莫言对刘邦与项羽的成败有着自己的理解，他认为刘邦追求的是结果，而项羽追求的是过程。世俗的观念认为，刘邦是胜利者，项羽是失败者，其实，项羽不是失败者，刘邦也不是胜利者。刘邦成了皇帝，中国的皇帝有成百上千，不多他一个；而项羽在过程中“玩”战争，在战场上玩得成效大，是战场上的大英雄，历史上的西楚霸王，只有他一个，可以说是胜利者。

文中，莫言还表示，当下很多人在说“玩电影”“玩电视”等，而他想做的是“玩战争”，这里的“玩”其实就是把玩过程的一种态度。那时起，许多人开始期待莫言写出一部“玩战争”的巨著来……

1994年，莫言的硕士毕业论文题目是《超越故乡》。文中他提到要建立“自己的文学共和国”。莫言在那时就认识到，只有思想的超越、哲学的超越，才能拿到通向世界的通行证。现在看来，他做到了。

师大第一，荣耀历史

率先制订大学章程。1903年清廷批准管学大臣张百熙等奏拟的《奏定学堂章程》，该章程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以教育法令公布并在全国实行的学制，对中国高等教育的规范建设起到了奠基作用。

在中，学生匡互生首先打破窗户跳进曹宅，打开大门，点燃了之火，成为第一勇士。

1919年，学校废除了学监制，成立了学生自治会，这是中国第一个学生自治会。

1919年在马尼拉第四届远东运动会上，学生朱恩德一人独得田径运动五项全能和十项全能两个冠军，被赞誉为“中国英雄”。

1920年，学校开办教育研究科，这是我国高等学校考试招收研究生的开始。毕业时，学生被授予教育学士学位，这也是我国首次授予教育学士学位。

学校黎锦熙教授的《新著国语文法》是我国第一部科学、系统、完整地研究白话文语法的专著，也是现代汉语语法的最早法则。

学校钟敬文教授第一个用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研究祖国的国民素质文化，第一个创建了关于它的理论体系、教育模式和中国学派，被国际学界誉为“中国民俗学之父”。

篇8

关键词：莫言 语言特点 原因探析

莫言80年代的成名作《红高粱家族》赢得了巨大的声誉，随后的《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蛙》等更是获得了评论家与读者的一致赞誉，奠定了其在中国文坛上不可撼动的地位。如莫言的作品里随处可见天马行空的语言――词汇随意拼合，超常组合。不仅充满了魔幻气息，更体现了巨大的张力和海纳百川式的包容。被称为“语言的魔术师，文学的拓荒者”，丝毫不显夸张，他和他的作品赐予语言和文学新的生命。

一、写人之不曾写

莫言的传统中文写作行为的偏离，给广大读者笼罩上了一层陌生感，一丝新鲜感，逐渐衍生为读者心中由衷的赞叹。在字词句的选择上，自成一派，带有鲜明的莫言特色。非凡的语言与作品中的自由观念、反叛意识达到了水融的完美契合。鲁迅说过：“毛毛虫不能写，鼻涕、大便不能写。”[1]之前文学里的这些禁忌，反而在莫言作品中大量出现。

例一：三月七号是我的生日，这是一个伟大的日子。这个日子之所以伟大当然不是因为我的出生，我他妈的算什么，我清楚地知道我不过是一根在社会的直肠里蠕动的大便，尽管我和名扬四海的刘猛将军同一天生日，也无法改变大便的本质。（《红蝗》）

评论家口中“恶”的描写，莫言在他的作品中对这些肮脏龌龊的东西进行了细致描写，创造了新的文学历史。首先一点，这些脏话是属于对客观事实的如实表现，现实生活中比这卑鄙的事想必更多。再者，这些描写的出发点往往都是文学和艺术的需求，对于人物的刻画，情节的推进是不可或缺。

例二：侦察员……一边扇一边骂：“我不是人，我是畜生，是土匪，是流氓，是狗，是粪缸里的长尾巴蛆，打，打死你这个王八蛋……”（《酩配国》）

文中的侦查员为了阻止女司机的进一步自虐，求得她的宽恕，急中生智，无可奈何地一边扇起了自己的嘴巴，还一边狠狠地骂自己。这段描写增加了作品的真实性，充满了生活意味，恰到好处。需要指出的是，莫言这些“脏”描写，主要集中在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一方面是因为多时文坛正处在改革开放后的“爆炸”期，西方文学观念大量输入，国内作者可以随意在语言、结构、故事和任务上面各展所长；另一方面也是因为90年代的经济大潮席卷走了一大批的作家，莫言“虽然一直在坚持写，但心态也受到了影响，写了许多游戏的文字。”[2]让莫言此阶段的作品触碰到了汉语文字上的丑恶。

二、写人之写不出

莫言作品的魅力，不仅仅体现在特立独行的词语选择，也体现在场景、人物心理的新颖细腻的描写，在他的作品中，到处充溢着朦胧神秘的意境，“读莫言的小说，你可以从任何一页的任何一行读起，他首先征服你的，……是那语言本身。”[3]

例三：强烈的绿色像扎眼的电焊火花刺激得你头脑灰白，口腔里充满苦涩清冷的青草味道，咯咯蹦蹦响着用力咀嚼的牙齿，下巴骨哆嗦连着颤抖，胃里发出乌鸦般的鸣叫。这时候你一转脸，就看到了被古历八月初下午和善的太阳照成橘黄色的大湾子水。湾水平静，像一面踱了浅金的铜镜。（《欢乐》）

此文是由一段段回忆的意识流构成，通篇不分段落，文中的描写更是浓重而清新。短短124个字，视觉、味觉、触觉、听觉轮番出场，各显神通。作者塑造了如梦如幻的各种场景，刻画了细微入神的人物心理，感觉铺张而浓烈，读者须心无旁骛地沉浸在莫言用心营造的幻境，从而去读懂作品的真情实感，领会文字背后的意义所指。

细腻的感觉描写与修辞的运用是分不开的，为达到效果，除了要调动各种感觉的语言，莫言也创造了独树一帜的修辞。莫言的修辞手法往往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这同样源于他打破了语言的惯性使用习惯，创造出了自己的词汇体系。研究莫言作品中的修辞，能够深深地感觉到莫言想传达给读者一个“物我交融”的世界，这一理念尤其体现在他对比喻的运用上。莫言笔下的比喻本体大多为人（神情、动作等）或某些物件，而喻体往往是乡间一些为人熟知的动植物或常见的器物，如猫狗鸡鸭，春兰秋菊，礁石泥沙等等。

马骡驴粪像干萎的苹果，牛类像虫蛀过的薄饼，羊龚稀拉拉像震落的黑豆。（《红高粱家族》）

有一个女人，像一只涂满各种香料的熊掌，在文火上炖了几十年，现在，她终于熟透了。（《酒国》）

之所以莫言作品中的比喻如此呈现，主要原因是他的小说多是农村题材，哪怕是描写部队或城市，出发点也是反叛者的角度，用冷嘲热讽的口吻来揭示其中的荒诞和变态。莫言比喻中的本体和喻体，带着对农村生活的眷恋和不舍，饱含民间的热情。

三、原因探析

莫言的创作受到家庭成长背景、生活环境、艺术追求和整个社会大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莫言曾说，“如果你是一个有着独特的经历和人生体验的人，你写出的东西就会跟别人的不一样，而所谓新，就是跟别人不一样。”[4]他的故乡高密，自古以来都被认为万物有灵，崇拜多神，民间有着独特的世俗文化，突出的便是泛神论色彩的动植物崇拜意识。在家庭里，莫言是听着爷爷等长辈们的鬼怪故事长大的，满肚子的神仙鬼怪故事，名人名胜的传说，是莫言小时候夏日河堤上、百听不厌的精神食粮。比常人更能敏感地触摸到时代变化的脉搏。文学作品的创造，是作家的写作方式、语言选择和艺术思索都会沾染着时代的气息。莫言说：“我的故乡和我的文学是密切相关的，高密有泥塑、剪纸、扑灰年画、茂腔等民间艺术。民间艺术、民间文化伴随着我成长，我从小耳濡目染这些文化元素，当我拿起笔来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这些民间文化元素不可避免地进入了我的小说，也影响甚至决定了我的作品的艺术风格。”[5]

莫言对自身的艺术追求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八九十年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颠覆了原有的价值观，人们渴望解放与自由，而对莫言的文学创作来说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各种价值体系规范又一次‘失规’，时代情绪心理的骚动更加剧烈：困惑、仿徨、迷失、厌倦、放纵、恐惧、悲观甚至绝望，这不仅与莫言对童年的迷乱有暗合之处，更使莫言获得了传达这一时代情绪心理的通道。他的创作更加注重“怎么说”而非“说什么”，莫言认为语言的功能不仅是准确无误地再现生活，用之塑造文学形象，而是通过对常识和惯例的背叛来刺激读者的记忆和想象，让读者自己来建构某种形象。这个理念强调语言的陌生、刺激和新奇，他的语言才会飞扬跋扈、恣肆，铺张细腻、夸张变形。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中国籍作家莫言，诺贝尔委员会颁奖词为：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是对莫言的文学风格及其原因的高度概括。综上所述，不管是语言还是结构，莫言的小说力求变化，他努力实现各个不同，这种自由的艺术探索精神，决定了他大量的艺术作品各有特色，呈现出了众彩缤纷的绚烂。

参考文献

[1]莫言.说吧莫言・访谈对话集[M].海天出版社，2007（7）：386.

[2]杨扬.莫言研究资料[M].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3]贺立华、杨守森.莫言研究资料[M].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

篇9

张磊 李晓红 河北联合大学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2013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课题编号：201304064。

摘要：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是一个不可争议的事实。就是这一个不可争议的事实对当代著名作家莫言的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莫言的创作中，中外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其创作题材的选择上，对其作品主题的提炼上，对其创作方法的选择上。结合莫言先

生的文学作品探讨这种影响，不仅可以促进当代文学的创作，而且还可以提高读者阅读的水平。因此，我们广大的理论研究者对此应

该给予高度的关注。

关键词：中外文化的影响；题材的影响；主题提炼的影响；创作方法的影响

莫言的作品不仅影响着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而且，莫言的

作品也影响着世界文学的发展。不论是八十年代的小说《红高

粱》，还是后来的《天堂蒜薹之歌》以及备受争议的《丰乳肥臀》

等等作品都给他的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细读莫言众多的文学

作品，探析文学作品中丰厚意蕴，我们会发现，中外文化对莫言

的文学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

中外文化对莫言的创作究竟产生过什么样的影响呢？下边

结合自己对莫言作品的理解与感悟，参考其他研究者对莫言及其

创作的论述，谈一谈中外文化对他创作的影响。

探析中外文化对莫言创作的影响，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

进行详细阐释：中外文化对莫言文学创作中题材选择的影响；中

外文化对莫言文学创作中作品主题的影响；中外文化对莫言创作

中创作方法选择的影响。

1.中外文化对莫言创作中作品题材选择的影响

众所周知，任何一个作家以及任何一个作家的任何一部文学

作品都不会凭空产生。莫言也不例外。莫言众多的文学作品中，

蕴含着中外文化对其影响的痕迹。中外文化对莫言创作的影响，

首先表现在莫言对创作题材的选择上。莫言创作中对题材的选择

主要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莫言的主要作品如下：

《檀香刑》、 《生死疲劳》、 《丰乳肥臀》、 《红高粱家族》、

《透明的红萝卜》、《丰乳肥臀-增补版》、《藏宝图》、《四

十一炮》、《天堂蒜薹之歌》、《拇指铐》、《白狗秋千架》、

《莫言精选集》、《莫言作品精选》、《酒国》、《食草家族》、

《白棉花》、《红树林》、《月光斩》、《老枪•宝刀》、《会

唱歌的墙》、 《司令的女人》、 《良心作证》、 《锁孔里的房间》、

《什么气味最美好》、《传奇莫言》、《莫言散文》、《莫言中

篇小说选》、《莫言王尧对话录》、《战友重逢》、《蛙》等。

在这些作品中，我们仅以其《红高粱家族》为例，探讨中国传

统文化对莫言创作中题材选择的影响。 《红高粱家族》由以下五部

作品：《高粱酒》《高粱殡》《狗道》《奇死》《红高粱》组成。

这五部作品不论是从题材的表面看，还是从作品题材所蕴含

的意义看，都非常明显地暗示着中国传统文化对莫言创作的影

响：首先，“红高粱”既代表着莫言对家乡特产的喜爱，又是代

表作者对故乡人奋争历史的熟悉。作者以特定的“红高粱”所代

表的故事作为宣传家乡，再现故乡生活的媒介，这不仅是对传统

文化中热爱家乡思想的继承，而且还是对现实主义创作传统的一

种继承。其次，《红高粱家族》系列作品，从题材来看，所有的

作品都是对生活的再现。而中国的与其他国家

的有着不同形式的内容和过程。利用中国传统文化

有的形式宣传，利用中国人特有的方式抗击日本侵略

者，这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对题材选择的影响。如，在《红高

粱》这部作品中，大家在中使用的武器都是具有中国特

色的武器装备：中国古代的土炮、鸟枪等，就连中国特色的农具

铁耙也充当了战斗的武器。特别是作战过程中，农民抗战的特色

更能说明传统文化对莫言创作题材选择的影响了：有的人在埋伏

时鼾声如雷、有人因哑巴跌倒枪走火而出师未捷……

2.中外文化对莫言创作中作品主题的影响

文学作品的主题是这部作品蕴含的主要思想意义。而对作品

主题影响最深的，或者说对作品主题最有影响力的因素，应该是

作家本国的传统文化。在上边列举的莫言创作的《红高粱家族》

系列作品中，作家的主题也被打上传统文化的烙印。如从题材来

看，作家利用农民抗战的故事来表现作者家乡广大的人民在那场

战争中抗争。但这场发生在作家故乡的抗争与其他抗日题材的作

品一样，题材深处还蕴含着中国文学传统的永恒主题——爱情。

不能说所有的中国的文学作品都要表现爱情的主题，但却可以说

爱情的主题可以渗透到所有的中国文学作品中。 在小说 《红高粱》

中，作者虽然选择的抗战题材，但在小说的叙述中，作者却表现

了中国传统的爱情主题。这也就是说，是故事的主要内

容，但在主要内容中，作者却通过具体的事迹表现出“我爷爷”

与“我奶奶”那段惊世的爱情传奇。

3.中外文化对莫言创作中创作方法的影响

中外文化都对莫言的创作方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创作方

法中，外国文化中的怪诞的表现方法对莫言的创作影响最大。虽

然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怪诞的表现方法，或者说怪诞的创作方

法，如《聊斋志异》等，但细读莫言的作品，外国文化对其怪诞

创作方法的影响显然是最重要的。如在莫言作品《杜小雷》中，

作者为我们描述了这样可怕的情景：小说主人公的妻子，因为不

孝，把一只蜣螂放在了自己婆婆的碗中，这本来是一件生活中的

琐事，但事情的发展却出现了怪诞的结局：杜小雷的妻子因为自

己的不孝的行为受到了上天的惩罚，老天爷把她变成了一个半人

半猪的怪物。杜小雷妻子这种怪诞的变化，足可以说明作者的创

作受到了西方怪诞创作方法的影响。因为作者曾经对自己这样怪

诞的创作说过这样的话语：“魔幻现实主义对我的小说产生的影

响非常巨大，我们这一代作家谁能说他没有受到过马尔克斯的影

响?我的小说在八六、八七、八八年这几年里面，甚至可以明显

看出对马尔克斯小说的模仿。”（见新浪网，著名作家莫言作客

新年流访谈实录，2003.08.06）

外国文化中的怪诞对莫言创作的影响表现在多个方面：首

先，外国文化中的怪诞表现在莫言利用这种方法创作的人物形象

上。在莫言的作品《檀香刑》中的主人公赵小甲就是这样一个怪

诞的人物形象。赵小甲的怪诞表现在他对自己父亲的迷恋上。迷

恋自己的父亲本无可多议，也谈不上怪诞，但赵小甲的父亲却是

与众不同，他是一位刽子手。一个正常的年轻人，不迷恋自己年

轻貌美的妻子，却一反常态，迷恋自己特殊行业的父子，这不能

不说是一怪诞的行为。更为怪诞的是，赵小甲还能推断出当时官

府的衙役是由大灰狼变成的，轿夫是由驴变的，更可笑的是县太

爷是由一只白虎变来的……再如在《红耳朵》中，作者不仅为读者塑造了一个具有怪诞

长相的主人公：王十千的耳朵大得吓人，但其耳朵还比较灵敏。

更为怪诞的是当他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还梦见了一个大耳朵的

乞丐， 当他出生后， 这个大耳朵的孩子还专门和长工生活在一起。

在算命的先生发现了他的大耳朵后，他的命运出现了奇迹般的变

化：上学堂、沦落为乞丐……

其次，作者不仅利用怪诞的方法塑造人物形象，他还在自己

的作品中， 利用怪诞的表现方式突出人物形象的内心世界。 在 《丰

乳肥臀》中，上官领弟因为自己的爱情鸟丢失了，而把自己幻想

成一只鸟。 不仅具有鸟的外形， 还有鸟儿那样轻盈的动作：“……

她跳上石梅树梢， 把柔柄的树枝压得像弓一样。 母亲急忙去拉她，

她却纵身一跃，轻捷地跳到梧桐树上，然后从梧桐树又跳到大楸

树，从大楸树又降落到我家草屋的屋脊上。她的动作轻盈得令人

无法置信，仿佛身上生着丰满的羽毛。她骑在屋脊上，双眼发直，

脸上洋溢着黄金般的微笑……”

在这里，作者把怪诞的创作方法可谓是发挥到了极点。主人

公不仅有怪诞的想法，而且还有怪诞的行为，更有趣的是人物怪

诞的行为还带来了怪诞的结果。即读者对作者这种怪诞创作方法

的认可。

再次，怪诞不仅是作者莫言用来创作人物形象的手段，而且

作者还利用怪诞的创作方法，在人物形象上寄予了对社会问题的

关心，表现出对社会现实生活问题的关注。当然了，这种关注是

基于怪诞手法中的一种关注。在莫言的作品《球状闪电》中，小

女孩蛐蛐利用自己怪诞的“飞”不仅为家挣钱，还引起了众多的

人对她“飞”这种怪诞行为的效仿。而且还把“飞”当成了自己

谋生的手段。可以说，在这部作品里，作者利用“飞”这种怪诞

的行为方式，表现出来的是作者对现实生活中“贫困”的一种关

注。再有，近亲结婚的事实，造成了社会生活中诸多怪诞事情的

发生。作者莫言利用社会生活中诸多的怪诞事实，表现出对近亲

结婚这种现实的关注。

可以这样说，作者莫言在外国文化的影响下，他为我们创作

了众多怪诞的人物形象，再现了这样人物形象怪诞的行为和怪诞

的命运与怪诞的精神世界。

总之，中外文化都对莫言的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些影

响表现在作者对创作题材的选择上，表现在作者对作品主题的提

炼上，同时也表现在作者对创作方法的运用上。当然了，中外文

化早就开始交流并融合在一起了，因此，我们很难把这两种文化

对莫言创作的影响截然分开阐释，但这两种文化对著名作家莫言

的影响却值得我们深思。

参考文献：

[1]刘广远，王敬茹.莫言研究综述[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2013.01.30.

[2]王春林.莫言小说创作与中国文学传统[J].山西师范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2013.01.05.

[3]费立军.莫言小说的怪诞书写与价值[D].延边大学,2012.06.

作者简介：

张磊，女，1984年7月出生，讲师，河北联合大学轻工学院；

研究方向为英语教学、翻译理论与实践及中外文学。

李晓红，女，1973年6月出生，教授，河北联合大学外国语学

篇10

一样的日子，不一样的精气神，大师就是大师

北京作家李洱说莫言深受儒家思想浸染，谦和忍耐贯彻在莫言的待人接物里。出租车司机讨厌去拥堵的地方，远又拉不着回头客的地方。那脸子挂的别提多难看了！莫言的女儿家住得很偏远，恰恰属于北京司机痛恨的区域。莫言为此很忐忑，如坐针毡，一路上都觉得嗓子眼里神经性地很痒，又不想大声咳嗽；聊天也不好，怕被人家噎着。下车多给些钱的想法，似乎有瞧不起车船店脚衙的嫌疑。后来，莫言每次打车前就去搜罗一盒好烟，多是中华之类的，上车先给司机献上，心说只要你别一路臭着一张脸，然后稍稍坦然了些。当然，这还是文人思维，还不直接多给30块钱，保证司机和颜悦色的。

莫言目前的稳定收入来源是担任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学院院长的工资。他创作一部作品常需历时数年，而作品又面临着严重的盗版侵权。为了照顾莫言和女儿管笑笑，爱人杜勤兰在北京一直没有出去工作，过去女儿管笑笑上学，90岁的老父亲也需要赡养，全靠莫言一个人的收入。

虽然收入并不丰厚，但莫言却仍然尽量为老家平安村作些贡献。村口的一块功德碑上，刻有2009年为村里修路的捐款者名单，莫言的名字列第一个，捐献了3万元。

“多到长安街上走，少到胡同儿里面串”，这是莫言在北京生活近30年后总结出的一套生活经验。莫言把当兵时爸爸的家训继承得忠实啊，连这番诉苦和委屈都没敢在北京倾吐，而是隔着千山万水、在一次香港的书展上，身边是彰显个性的张悦然和永远高调的陈冠中，估计气场也比较有感染力。

其实在新作《蛙》里，莫言就曾经写到过一段在京生活多年的主人公在胡同里被本地人“欺负”的场景。张悦然询问故事的真伪，莫言坦承就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段经历。他说这是北京千余年来的帝王文化，外地人就好像《沙家浜》里的阿庆嫂，需要借贵方一块宝地谋生。莫言总觉得，北京越住越陌生，故乡反而越来越近。但其实，故乡也只是心里的，那个不再长高粱的高密，莫言早就回不去了。

爱吃煎饼卷大葱 说话不多雷倒人

邻居曾经问杜勤兰，莫言老师那么大的作家，挣那么多钱，怎么看你很少买肉，每次都买一大堆蔬菜？杜勤兰说，其实家里改善生活就是包一顿饺子。饺子，是莫言几十年来最喜欢的美食。

一个大作家，身居京城文化高层，国宴大席都司空见惯，海鲜西餐熟视无睹，最好的那口是烙饼卷大葱和大酱，到了饭馆，只要有这个，肯定不选别的。朋友说，别看莫言20多岁就离开故乡，跟我们一块吃饭时，先挑那些做煎饼的餐馆。每逢有人去北京出差，总会给莫言带上一些煎饼，让莫言打打“馋虫”。

守着北京这个国际文化大都市，自己的本子被人艺和空政都搬上舞台了，但话剧歌剧芭蕾音乐剧，莫言一个都不动心，最上心的娱乐消遣就是茂腔。

“啥时咱们见见面，抽烟喝茶听茂腔（猫腔）。”这是莫言打油诗《答老乡》中的两句。另一首是：“当兵两年还故乡，车站广场听茂腔。此曲唯在高密有，使我潸然泪两行。”

山东文学圈的朋友聚会，大伙都让莫言唱几句茂腔戏。没想到沉默寡言的莫言竟然答应了，开口就唱，唱完还很在意地问大家好听不好听。

莫言具有山东人的热心和慷慨。研究生齐林泉分配到北京，莫言对他关爱备至，每到周末包水饺的时候，都要约到家里；另外一个研究生赵学美的恋人在北京工作，莫言千方百计帮助在京找工作。

早些年，两岸还没有实现“三通”，为了能让朋友顺利成行，莫言把自己所有的书稿都抵押给了台湾出版商，不惜做政治和经济的双重担保。

莫言生活中不是一个木讷的人。刚出道时，莫言作品研讨会非常热闹，莫言却默默无言。23年之后，莫言获得中国长篇小说最高奖——茅盾文学奖，也没说太多话。有次徐晓斌向他转达了翻译葛浩文从美国传过来的话，他竟然毫无表情。等饭吃完了，他才微笑着说了一声“谢谢你”，把徐晓斌雷倒。

然而时隔15年之后——莫言在澳大利亚主持会议，将东西方文化交融一处，引经据典妙趣横生，不断引起笑声与掌声，再次惊到徐晓斌。原来，这15年，莫言在表达方式上扮演了一部《国王的演讲》。

徐坤说莫言：“第一，他不说假话；第二，他特别会说话，谈吐机智，幽默风趣，纵横捭阖，举重若轻，非常有智慧，不是一般的修炼，是洞若观火、成仙成魔的道行。他两年前在法兰克福书展的演讲很有代表性，听了很长学问。”

莫言虽然话不多，但寥寥数语就能带来快乐。奥地利的研究者去看他，和父母一块迎接的莫言说：“非常欢迎！我父母除了在日本鬼子进村的时候见过外国人，还没见过别的外国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