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字文解释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千字文解释，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题记

一

爷爷是一名小学教师。

自打我小时候起，爷爷就喜欢读《千字文》给我听。这些年来，他朗诵《千字文》的次数，肯定不下千遍。他说：“我们小时候，也经常读《千字文》，你可要认真学哦！”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千字文》没有一个字重复。爷爷是想让我认识多点儿字，明白事物的道理。爷爷真是用心良苦啊！可是，年纪尚幼的我哪能懂得这些道理呢？现在，每当想到那时的不懂事，我就悔恨莫及。

二

三岁。

我朦胧不清的记忆，就是从一句句《千字文》开始的。早上刚醒来，第一眼看到的就是爷爷蜷曲的背影，还有那本不知有多少年的《千字文》。爷爷的《千字文》，封面已经破旧不堪，书边也起了卷儿，但爷爷一直舍不得把它丢掉。

童年的我好奇心强，总是嚷着要看爷爷的书。爷爷也不反对，总是笑眯眯地把书递给我。我一翻开书，里面尽是爷爷的笔记和注释，几乎没有空白。我皱了皱眉头，大喊“太多啦！太多啦！”然后就跑开，自顾自玩儿去了。爷爷也不生气，继续读他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晚上我玩累了回来，躺在床上，听着爷爷的吟哦声，沉沉睡去……

三

八岁。

我上小学三年级了。下午放学回来，也总有时间没事儿干。爷爷便在我无聊时，拿出《千字文》，对我说：“铭儿，来，听爷爷叫你领悟‘国学精粹’。”那时我还不知道“国学精粹”是啥意思，问了爷爷，他的回答我也老是记不住，觉得太深奥了。

每当听到爷爷的叫唤，我便搬起小板凳，坐在爷爷跟前，拍着手喊“爷爷讲故事喽”，爷爷便开始一句一句地讲，还时不时解释一番。小小的我哪里听得懂，听了一会儿不耐烦了，就抢过爷爷的书，自顾自看了起来。我天真地说：“上面的字我全看得懂，但到底是什么意思啊？”爷爷也干脆不读原文，直接读故事译文，为的就是讨我开心。听着听着，我也慢慢记了下来。小伙伴来的时候，我就炫耀似的背给他们听。他们十分感兴趣，也坐在爷爷跟前，一起听爷爷的“国学精粹”。

四

十一岁。

我上小学五年级了，功课渐渐多了起来，也没有什么心情听爷爷讲《千字文》了。一天，我正在做作业，听到爷爷在外面吟诵。我被吵得心烦意乱，忍不住对爷爷大喊：“吵死了！你以后不要再读了！”说罢，摔门而去。爷爷发愣似的坐在那儿，不住用手抹去眼角的泪水，许久，喃喃起来：“孙儿长大了，成熟了……”从此，爷爷再也没有读过《千字文》。我那时不以为然，以为落了个耳根清净，只是看着他呆滞的眼神，心里有点不是滋味。

五

十二岁。

有一天，我回到家，却没有听见收音机欢快的音乐，父母在那偷偷抹眼泪，眼圈红红的。我好像感受到了什么，冲进卧室，却见爷爷已经长眠。他面带微笑，手里紧紧握着一本书，正是《千字文》！我泪如泉涌，冲到爷爷跟前，抱着他说：“爷爷，对不起，是我错了……”一切都晚了，爷爷再也听不到我的道歉了，我再也听不到他朗诵《千字文》了。三天后，爷爷火化了，他的遗像和骨灰，也被放在了银河公墓……

爷爷永远离开了我们，而那本《千字文》，也是我心灵的寄托，成了我怀念爷爷的象征。

六

现在。

每天早上，我都要听着《千字文》的录音起床;晚上，我也听着《千字文》入睡。虽然语音语调如初，但我仍然觉得缺了些什么，没有从前那么亲切了。而平时，我更喜欢朗诵《千字文》，仿佛只有这样，才能表达我对他的歉意，才是对他在天之灵一种深情的告慰。

篇2

天灾

大地在颤栗。汶川在哭泣。

四川汶川遭遇百年难遇的天灾，全国人民都和汶川人民站在了一起，人人都伸出了援助之手，帮助他们度过这个难关，这一刻，我们都是四川人；这一刻，我们都是汶川人——我们的心紧紧和他们在一起。

不可避免的伤害，深深刺痛了我们的心。望着那些无助的目光，我们泪眼朦胧。有谁能够知道，在那幼小的心灵中隐藏着怎样的伤痛，家园的毁灭，失去亲人的无助，这一切需要多大的努力才能平复！

爱心

当灾难的消息传来，汶川的人民并没有被人们遗弃，成千上万的人民自发地组织捐款捐物，在那一个个广场上，志愿者向来往的行人讲述着汶川地震的事实，路人也当场拿出口袋里的钱，毫不犹豫投进募捐箱。有老人也有小孩，几角的、成块的、一百的……血浓于水呵，善款箱里，无数的爱心在堆积，在萧瑟的天空下，浓浓的暖意汇聚成爱的河流，从四面八方涌来。

这时，世界人民知道了灾区的情况，纷纷带来慰问和善款，无数华人华侨向祖国同胞伸出了援助之手，将自己的心意献给亲爱的同胞，无数的温暖从四面八方涌来，给了灾区人民最大的慰藉和支持。灾难无情人有情，众志成城，抗震救灾，成为全国人民的有力行动，在灾难面前，中国人民体现了坚忍不拔顽强不屈的民族精神，无数人将爱心深情地传递。

篇3

关键字：骨力；骨；力；劲瘦；筋骨

“骨”，作名词时指骨骼，即人与动物肢体中坚硬的组织部分。但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品质、气概，常言“骨气”“傲骨”即指此。书法中引入“骨”，不但是有品质，有气概之意，还包含“力”――“骨”中含力。骨与力相组合，意在强调力。《晋书・王献之传》中曰：“时议者以为羲之草隶，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献之骨力远不及父，而颇有媚趣。”此句表明王羲之字中含力大于王献之。字中“力”由笔力体现，故此王羲之还留下“入木三分”的美誉。

“力”大致有二层解释：①力量，力气。这种力在我们生活中无所不在，从提拿东西需要力到体育竞技的体操、举重等，都是力量的体现。②物体间的相互作用叫力。如宇宙中的万有引力。而书法中的“力”除了有物理性之外，还蕴含精神力量。书法中的“力”是笔墨技巧表现的一种美，也是人们在长期的生活当中不断积累形成的一种对书法审美上的追求。除了笔锋对纸的压力和摩擦力的物理上的力还包括创作者精神上的“力”。明朝赵宦光在《寒山帚谈》中对“力”作了解释：

“何为力量?同是刚劲之称”。同时，他不但对“力”作出了解释，还对力的大小作了进一步的论述：“深浅粗细从可分也，力浅量细，力易量难。露筋骨为力，藏筋骨为量，无筋骨为弱，急疾偏锋为露，正锋不滞为藏，柔媚婉转日弱。”

“骨力”一词可追溯至东晋卫夫人《笔阵图》，其中阐述了“骨”与“力”的关系。“下笔点画波撇屈曲，皆需尽一身之力而送之。”这是创作者与笔的关系。创作主体在创作时，每一笔每一画，都要用“一身之力而送之”。“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这是体现笔力与字之间的联系。善用笔力的人在字中体现为“多骨”；不善用笔力者，点画之间显得软弱无力，甚至臃肿肥大，称为“墨猪”。但并非力越大越好，卫夫人推崇“多力”但也需“微肉”，“多力”与“微肉”组合作用的结果是为“圣”，相反则是“病”。明朝汤临初支持此观点，并以此观点来批评时人：

“不知骨生于笔，肉成于墨，笔墨不可相离，骨肉何所分别?人多不悟作书之法，乃留意于枯槁生硬以示骨，效丑于浓重以见肉，二者不可得兼并一体而失之。”(《书指》)骨从笔出，肉从墨出，既然笔与墨不可分离，那么骨肉也同样不可须臾分开。汤临初批评时人，不清楚骨肉的来源及关系，以“枯槁生硬”体现“骨感”，以浓墨来表现“肉”。如果骨肉不可兼得，失其中之一者便是“病”。

为何书家要如此强调“骨力”呢?南宋赵孟坚在《论书法》中说：“骨格者，书法之祖也。”赵孟坚把“骨”推至“书法之祖”的地位。可见“骨力”在书法中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明朝赵宦光《寒山帚谈》中也说到相同的观点：“字法恶无骨”。赵宦光又言：“气象豪逸，。求其骨力”。气象大小、豪迈与否，取决于“骨力”。骨力是大多书家所追求的，但并非易事。明朝李日华在《竹懒书论》就感慨道：“知书道断在神骨，未可以功力意态取也。”书重在神骨，但并非单靠功力和形态就足够了。清朝刘熙载在《书概》中也谈到“骨力”的重要性。“书之要，统于‘骨气’二字。骨力而日洞达者，中透为洞，边透为达。洞达则字之疏密肥瘦皆善，否则皆病。字有骨敢之力骨也；有含忍之力，筋也。”刘熙载阐述了通过执笔的方式不一样，可得到不同的效果。“用骨得骨，故取指实；用筋得筋，故取腕悬。”

清朝杨宾《大瓢偶笔》中言：“书贵有骨，然骨存其人，非可强而致也。六朝以前无论已，唐后如欧、褚、徐、张、颜、柳、范、蔡、欧、苏、黄、米、朱、文诸公书，皆以其人相似，绝无软熟妩媚之态。钟绍京、蔡京、赵松雪辈书，未尝不佳，而骨则微矣。”“骨力”在书法中不可或缺，大凡成名成家者，在字中都有体现，只是表现的方式有别而已。如宋徽宗瘦金体，将“骨力”体现得直截了当；而像《礼器碑》这样的碑刻字体，经历史风雨的洗礼，力的体现给我们的是更多的想象空间。也有似赵孟燎绵里藏针似的“力”。人们在评论各种版本的《兰亭》时，大多以为《定武兰亭》以骨取胜，

《褚摹兰亭》以姿取胜，而《颍井兰亭》则以筋取胜。《颍井兰亭》言其锐利，“细筋入骨如秋鹰”。

(杨宾《大瓢偶笔》引无名氏语)《定武兰亭》与《颍井兰亭》都突出骨力。书写者在临摹《兰亭序》时，不忘追求“书贵有骨”的精神。

以下列举以木牍、纸本、石碑等不同材质表现的作者对“骨力”的诸种诠释。

《武威仪礼汉简》写于木牍之上，简长55.5-56,0.75cm，厚0.28cm，每简一般容六十字。大部分汉简都有粗糙、草率、信手拈来之特点，但此简却有很高的书法美学价值。虽经历将近两千年历史，但墨迹依然清晰可见。在还不到一厘米宽的木牍上，手指一动，就完成一笔，因此在对“力”的表达上体现出直接性，宛如裸的大卫像一样，毫无遮拦，一览无遗。作者在于钧一发之间，手腕一抖，笔到所想之处，分毫不差，气势在万马奔腾之中，如快剑斩阵，快、准、狠，一气呵成，极其爽快。

将“力”在书法中表现到极致的可推宋徽宗赵佶。宋徽宗怠于国政，但在书画上的造诣可谓一代大家。其书法源自褚遂良、薛稷t薛曜、黄庭坚而变其法，以劲瘦著称，自成一家，号“瘦金体”。‘瘦金体’本为‘瘦筋体’以‘金’易‘筋’是对

‘御书’的尊重”。在宋徽宗传世的《千字文》《欲借风霜二诗帖》等作品中，可窥见其“力”的表现。

《千字文》，宋徽宗年仅二十三岁时书之，纵观如一根根钢丝错落有致地散落在纸面上，通篇看似粗细一致，但细观之，仍有粗细变化。在对端点、折点、折笔和一些短促笔画上的重点突出，显出劲挺的筋骨。对于撇、捺和一些长笔画则充分舒展，加之以硬毫笔书之，笔毫弹力尽显，铁画银钩，“金缕”相衔，疏朗骨感，从中融入行书笔势，气韵流畅飘逸，字字清劲严整，通篇整饬有序。“故千文线条如张弓之弦，其形曲折，而其势如脱兔之迅捷，稍转即逝，得薛曜之劲而绚丽过之。”(陈振濂语)《欲借风霜二诗帖》瘦劲、挺拔、舒展、道丽的特点与《千字文》相差无几，但在结体和用笔上较之《千字文》更加纯熟。

我们再看看《礼器碑》，此碑立于东汉永寿二年(公元156年)，石在山东曲阜孔庙。清王澍《虚舟题跋》评云：“隶法以汉为奇，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而此碑尤为奇绝，瘦劲如铁，变化若龙，一字一奇，不可端倪。”王澍评《礼器碑》除了其它特点之外，用了“瘦劲如铁”这样概括、明了的言语突出

《礼器碑》“力”的特点。又云“碑文矜练以全力赴之，故力出字外”。功力不仅在字中，在字外是必不可少的。与其他汉碑相比，此碑笔画较细，然细而不弱，如铁画银钩，方而劲健。学习汉碑之人，欲下笔劲挺有力，可推此碑学之。

综上所述，“骨力”在中国书法的艺术表现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古人论书，尽管对此言人人殊，但无不以此为圭臬。对于“骨力”的强调和深入的研究，无疑还将作为书法艺术在传承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的一个重点。

参考文献：

1.《中国书法理论经典》杨素芳.后东.1998年.河北人民出版..

2.《明清书法论文选》崔尔平选编.1993年.上海书店出版社.

3.《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刘涛著2009年04f1.江苏教育出版社.

篇4

我到了3009年，就被那里的环境给迷住了。整片土地上种的都是花草树木，人们的房屋都是建在天上的云彩上的，而一些公共场所确实在海里面。我们的房子并不需要木头的帮忙，而是云彩。人们都是住在用云彩做的房屋里，里面的一切都是用云彩做的，而且屋子里的温度可以自己调整。

那里的交通工具更是神奇。交通工具的外形是UFO。为了节约，UFO是靠空气来形式的。它有3中形态：飞行，机器人，潜艇。另外他还具备了各种各样的功能。例如复制功能，洗心功能（就是把思想不正当的心换掉），自卫功能……

那时的人更是不一样，各个心地善良，乐于助人，而且寿命长达500岁。那时的人还不会生病，没有烦恼。他们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他们都遭遇过一次世界末日，他们不想让那一天再次到来。因为引发世界末日的是人类的野心，贪婪，自私。

篇5

而现在，我似乎只能和所有的大人们一样，只能一厢情愿地去惴测一个失去亲人的孩子是如何地痛苦和悲伤。这也许就像我们以为冬天很冷，就给小猫小狗穿上衣服和鞋一样。

我是说，或许，我们泛滥的关注本身就是对你的伤害。

人长大了，就会变得自以为是。

可是，人总要长大，关键是我们要选择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去长大。

你们一定不知道发生在1987年的那场大火，在祖国东北的大兴安岭，那场大火着了足足一个月才渐渐熄灭。

我就生活在那片林区。那个时候我也很小，这场大火究竟意味着什么，直到二十年之后的今天，我才刚刚有点明白。

那场大火之后的第二年，我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亲人——我是说，其实很多人的生命中都会有这样那样的苦难。而我们所能做的，是接受它并且尽量地不让它成为我们心灵成长的障碍。

我没能做到。

有差不多十年的时光，我一直是个很自闭的孩子。家里的变故，一直是我心中无法释怀的秘密。我小心地守护着我的秘密，警惕任何形式的外来关心和探寻。我记得有一天老师问我，为什么“家庭成员一栏”中填写的只有妈妈的名字，我的反应是整整一个下午的痛哭……

很多年后的今天，我终于明白，在我成长的那些日日夜夜，有很多人曾经想靠近我、帮助我，可是我执拗地选择了抵抗。

我以为那才叫自尊，或者说坚强。

可是我错了。

很多年后的今天，我可以平静地跟你讲起这件事，因为我已经坚强到足以接受任何的磨难，我也可以坦白地讲，我生活中的很多挫折都来自于我的性格，而这和我少年时代的自卑和脆弱有着很大关系，可是生活已经无法重来。

我做不到的，我想你能做到。

我还想说的是，这个世界很浮躁，可能不会有很多人去呵护你的感受，或许他们根本不知道你想要什么。或者说，他们不知道自己正在做的一些事情，其实你并不需要。我想你可以说出来——这没有什么难为情，在彼此关爱着的人们之间，这是最简单有效的沟通。

你会遇到很多挫折，但你要告诉自己这没什么不公平，因为所有的孩子都要在挫折中长大，而你可以骄傲的是，在跨跃这些障碍的时候，你更多地依靠了自己。我保证，这些经历，在你日后的人生中，将弥足珍贵。

篇6

安迅速地站了起来，把丈夫一直送到了门外。她今天穿的是纯白色的落地长裙可是这颜色在现在的这个场合却显得格外凄凉。安的眼泪还在不争气地流着。花园里的玫瑰鲜艳而夺目地开放着，谁会想到此时在这个国家里，却是个弥漫着硝烟的季节。

“Ann，别哭，我会回来的，”伊文轻抚这安柔软湿润的脸颊，眼神里充满了眷恋。

远处的绿色装甲车已不耐烦地鸣起了喇叭，伊文放开了安如冬天冻冰河水般的手，转身离开了。安始终哽咽得说不出一句道别的话，落地长裙随风摆着，泪水中，墨绿色的装甲车伴着飞扬的沙土逐渐缩小。

“Ann，别哭了。”伊文的安慰显然控制不了安此时无比无助与寂寞的灵魂。她疯狂地冲进了卧室，趴在床上嚎啕大哭起来。窗外橘红色的夕阳也快消失在地平线以下。暮色四合。

待安平静时，天上已挂满了无数颗璀璨的星星。安擦干泪痕，起身拿起了床边她和伊文的合影，那照片略微泛黄却不失甜蜜。安拿起笔，在背面写到：

“伊文，无论你身在何处，我都会永远牵挂着你。爱的你Ann。”

此后的几天，电视上的美国新闻不断地报道着阵亡名单。男主播的语气深沉而悲痛，安的心情也随之跌宕起伏。她双手紧紧握着那浸满汗水并有些发皱的照片，听着无数消逝的生命的名字，伊文，她每天反复叨念的名字，安怎么也不想此时在电视里听到。每当男主播说到“让我们为这些英勇的战士祈祷”时，安总是双手合十，也同时为远方依然幸存的伊文送去她最诚挚的祝福。

转眼间，战争已持续了三个月。飞鸟变换了飞行轨迹，植物脱去了绚烂外衣，而安每天只做着相同的事——看照片，看新闻。

这天晚上，安匆匆地跑上楼打开早已播放的美国新闻，深沉的声音再一次在安耳边回响。

“今天只有一位不幸的阵亡者，他的名字叫做伊文.伯明顿……”

安的双瞳无限放大，她机械地回退了几步。“不，不，这不可能！他说过他要回来……”安疯狂地嚎叫着。她最终还是瘫坐在了沙发上，把头深深地埋在了双膝里，电视幽暗的光芒把她的身体映照得忽明忽暗。那张照片从安颤抖的手中飘落下来，上面泛黄色的安和伊文，笑靥如花。

追悼会举行在了白宫的庭院里，美国政府降半旗以示哀悼。这天，安依然穿着那白得凄凉的落地长裙，穿行在无数阵亡者的家属行列里，听着政府的追悼词。终于，她找到了伊文的墓碑，把已保存半年之久的玫瑰摆在了前面。上面还有那张写着“我会永远牵挂里”的照片。安此时已说不出什么，脑海里只有和伊文在一起的记忆碎片。

远处来了一位佩满胸章的战士朝安走来。

“安，这张纸条是伊文倒下时特意让我转交给你的。”

安道了声谢后，打开了这早已被揉得发黑的纸条，上面是伊文清秀的字迹“

篇7

2010年7月末的一天,中国力学之父、著名教育家钱伟长先生远逝。大师远去,“三钱”不再,但大师留下这个振聋发聩的问题尚未破解。究其原因,就在于如今之教育不可与当年之教育相比,当年的教育纯粹;如今之知识分子不可与当年的知识分子相比,当年的知识分子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现在,中华民族已经摆脱了民族存亡的危机时刻,迈进了民族复兴的新时代,知识分子们却缺少了一份国将不国的危机感。提升知识分子的综合素养和使命感,培养战略知识分子,是破解“钱学森之问”的迫切需要。

知识分子是一个历史的文化的范畴,产生于人类发展的特定阶段和特定文化历史背景之下。在不同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知识分子的界定存在差异,其身份、特征和功能等也一直处于不断的变迁与演进中,从知识分子到战略知识分子不仅仅是名称的简单替换,更重要的是战略知识分子拥有一般知识分子所不具备的前瞻性、系统性和社会性。

知识分子具有一定的政治和文化功能。在中国古代,与近代“知识分子”涵义相近的概念是“士”或“士大夫”。“士” 位居士、农、工、商“四民之首”,占据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中心位置。通过血亲宗族、学校会馆和乡约民俗等社会组织,士在民间依然占据主导层。因而,在一般社会心理中,“士”是所接受的道德培养和知识训练使他们成为治理国家和领导社会的唯一人选。真正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产生于之后,受工业文明的影响,并伴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从封建士大夫中脱胎而来的。他们或传播新思想、新知识,或从事近代学术研究,或创办近代企业,或致力于现代化建设。梁启超,严复,张謇,詹天佑等人可以算作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

今日的知识分子,固然不限于孔庙,也不限于学校,而是分布在各行业、各部门。1980年代中期,随着大众价值取向与生活观念的变化,越来越多的青年知识分子涌向技术专家的领域,高科技与经济管理成为他们的职业首选。其结果是出现了以技术为基础的新的社会阶层和群体,新崛起的直接从事经济或技术活动的企业家阶层和中产阶层人员最引人注目。1990年代以来,人文知识分子阵营的内部也发生着分化:秉持传统精神而未与市场或大众融汇的人,保持着自己学院知识分子的身份;另一部分则适时调整了自己的价值立场和话语方式,面向市场为大众生产快餐式的“知识”和文化产品,兜售“文化口红般”的随笔散文、“心灵鸡汤式”的人生哲理和“擅术弄权”的历史故事等等。这些人被称为媒介知识分子或电视知识分子。

在社会改革的大潮中,知识分子与社会各种阶层和群体的联系日益加强,也使大量的知识分子打破行业、地区、单位界限参与社会流动,他们职业与身份的经常变动,使其群体结构呈现多样化、复杂化。这种分化,使得同是知识分子的个人在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公众影响力等诸多方面产生巨大差异。反映到知识分子群体意识上,则是身份认同的不一致性日益加剧,甚至形成某种对立倾向。知识分子越来越缺少纯粹性,分化与精神缺失现象日益普遍。

纵观历史,知识分子功能和角色的变迁,以及知识分子的群体性缺失,都对现今的知识分子提出更高的要求。注重提升自身的战略素养――前瞻性、系统性和社会性,显得尤为重要。

篇8

这要从字体的许可限制说起。为了保护版权，许多字体制造商对自己的字体进行了许可限制。比如有某种字体，你可以使用该字体在显示器上显示，并在桌面打印机上打印，但是，你不能把该字体嵌入到文件中，也就不能用该字体出版你的文档。所以我们在保存PPT文档时即使选择嵌入这些字体，也会由于许可限制而失败。（关于字体许可限制，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查阅Microsoft的相关文档）

为了规避这个问题，许多老师只用系统自带的“保险”字体，不过这并不是个好办法，为了保证演示效果，有时使用一些特殊字体是很有必要的。那么我们的电脑上哪些字体是“保险”的，哪些字体是有许可限制的呢？我们可以通过下面的方法进行测试。以PowerPoint 2003为例，单击“工具”菜单，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选项”，单击“保存”选项卡，勾选“嵌入TrueType字体”（如图1）。这样，保存PPT文件时，会默认嵌入字体，如遇某些有许可限制的字体，系统就会提示我们该字体无法保存，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系统中哪些字体是“保险”的，哪些字体是有许可限制的。

那么，怎样才能解决由于字体许可限制带来的嵌入失败问题呢？我这里有两种方法可以供大家参考。

方法1 将相应的字体文件随PPT文件一起复制到需要演示的电脑中，安装好这些字体即可保证演示的效果。不过每次都需要带着字体文件，这个方法显然比较麻烦。

方法2 将相应的字体保存为图片，然后重新插入。以PowerPoint 2003为例，在需要保存的文字对象上右击，在菜单中选择“另存为图片”（如图2），选择一种图片格式保存。为了保留透明度，最好保存为.png格式（如图3）。保存完毕后，将文字删除，插入刚才保存的图片即可。这个方法很简单，但缺点也很明显，因为将文字保存为图片后就无法编辑了，所以这个方法只适用于最终版本的PPT文档。

篇9

[关键词]敦煌古藏文文书；汉藏对音材料；唐五代西北方音；声母；韵母；声调

[中图分类号]K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24-0014-05

敦煌出土的古藏文文书中有一类特殊的卷子，其中汉字旁边用藏文注音的，称为“注音本”，只用藏文音译全部或部分汉语文献的，称为“音译本”或“译音本”，这种卷子一般统称“汉藏对音材料”。①这类汉藏对音材料不仅是研究古藏语的第一手材料，也是研究中古汉语的重要依据，一直倍受音韵学界的重视。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外很多语言学家和藏学家对敦煌汉藏对音材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国内较早研究敦煌汉藏对音材料的是罗常培先生。罗氏所著《唐五代西北方音》②是第一部利用敦煌汉藏对音材料研究中国古代西北方言音系的专著。他把《切韵》作为研究唐五代西北方音的出发点，利用五种藏文对音译音材料③和一种注音材料构拟唐五代西北方音，与现代西北方音进行比较，探讨其语音流变，并结合音理分析，识别并解释了两种语言对音难免的音近代替现象。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国内外许多学者围绕《唐五代西北方音》展开了一系列讨论和研究。他们根据新材料，运用新方法，对《唐五代西北方音》的汉藏对音材料进行了补充和修订，逐步完善了敦煌汉藏对音材料音系的构拟。本文试就研究材料与研究方法、声母、韵母、声调四个方面略作述评。

一、 研究材料与研究方法

探讨中古汉语方音，罗氏认为有两个方面的材料最为重要：一是汉字在外国语里的译音或外国语在汉字里的译音，二是保存方音性的汉字注音。④《唐五代西北方音》中用到的汉藏对音《千字文》、汉藏对音《大乘中宗见解》、藏文译音《阿弥陀经》、藏文译音《金刚经》四种材料属于第一类，注音本《开蒙要训》属于第二类。而《唐蕃会盟碑》当时只有劳佛（B.Laufer）与伯希和（P.Pelliot）利用其汉译藏音部分讨论过9世纪的藏语音韵，其他材料只是零零散散地被人引用过。⑤罗氏整理这些材料，并拟测出其代表的方音系统。这是国内学者首次利用当时刚发表的敦煌吐蕃古藏文文献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且得出了科学的结论，至今仍在国内外影响深远。

日本学者高田时雄根据新发现的材料，对罗常培的《唐五代西北方音》进行补充和修订，著有《敦煌资料による中国语史の研究——九·十世纪の河西方言》，⑥利用14种材料研究其中的音韵和语法现象。他所使用的材料，不管是数量上还是完备程度上，都远远超过了《唐五代西北方音》。

其实，除了罗氏和高田氏综合研究汉藏对音材料所反映的河西方言之外，国内外还有许多学者也对这些材料的整理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1920年，法国伯希和与马伯乐（H. Masperro）曾引用过对音本《千字文》的一部分。⑦1923年，日本羽田亨的《汉蕃对音千字文断简》释读、转写了汉藏对音，并确定了《千字文》的对音性质及与研究唐代西北方音的关系。1926年，托马斯（F.W.Thomas）与柯乐逊（G.L.M.Clauson）比定译音本《金刚经》，并注出了相应的汉字。1927年，柯乐逊比定《阿弥陀经》，且注出了汉字。柯乐逊还为《阿弥陀经》和《金刚经》做了汉藏互见索引。1929年，托马斯参照《大乘中宗见解》的译音本（ch.9，Ⅱ，17号）和重字，补全了其对音本（ch.80.xi号）的空白。财津爱象《敦煌出土汉藏对音の材料と〈韵镜〉との比较》⑧一文从汉语音韵史的角度，把《千字文》、《阿弥陀经》、《金刚经》三种汉藏对音材料分类组合与《韵镜》比较。1948年，托马斯和翟理斯（Lionel Giles）合写《一种藏汉词语写卷》，刊布了《藏汉对照词语表》写卷，比定出部分汉字。1958年，西门华德（Walter Simon）在《藏译汉文文献释读》⑨中介绍了《妙法莲华经》、《天地八阳神咒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南天竺国菩提达摩禅师观门》、《道安法师念佛赞》、《寒食篇》、《杂抄》、《九九歌》等文书，并用拉丁字母转写出了其中的一部分。1960年，陈国（Csongor）著《在敦煌发现的用藏文译写的汉文文书》，⑩再次讨论了罗氏使用的汉藏对音材料。1982年，王尧在其所著《吐蕃金石录》中录写了《唐蕃会盟碑》四面的汉藏碑文，在藏文下注出了拉丁字母转写。111982年，周季文在《藏译汉音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校注》12一文中，比定了该写卷，作了《汉—藏索引》和《藏—汉索引》，第一次为藏文注了现代藏语的安多音和拉萨音。1984年，黄布凡撰《敦煌〈藏汉对照词语〉残卷考辨订误》和《敦煌〈藏汉对照词语〉残卷考辨综录及遗留问题》，对《藏汉对照词语》残卷作了深入研究和进一步订正。131992年，郑张尚芳补解和订正了前人研究《藏汉对照词语》残卷中的缺释与舛误部分，并分析了其反映的语言现象。142006年，周季文、谢后芳通过对18种敦煌吐蕃对音材料进行了系统的整理，编成《敦煌吐蕃汉藏对音字汇》，为藏语文献的阅读和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工具。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日本财津爱象和匈牙利陈国的研究。罗氏写《唐五代西北方言》过程中看到了财津爱象的文章，对其文章提出了四点批评：没有收入《大乘中宗见解》；与《切韵》只是比较声母，没有比较韵母；没有认识到羽田亨和托马斯藏文转写方式的不同，未加以统一，照搬使用；藏文转写有讹脱之处。15罗氏又对其三种汉藏对音材料和《切韵》注音中的讹脱之处进行补充和订正。而陈国的研究则是建立在罗氏的基础之上，订正了罗氏《阿弥陀经》等材料的读音，是对汉藏对音材料的再研究，而不是音系的再构拟。高田氏评价陈国在研究方法上是有原则的，与罗氏基于藏文转写来整理材料不同，陈国认为应当从《切韵》体系出发。他认为陈国有改善之处，但达不到取代罗氏著作的程度。16当然，与高田氏时期相比，二者都存在资料不足的问题。

另外，方言材料方面，因为当时没有敦煌方言资料，《唐五代西北方音》只能退而求其次，用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书后所附《方言字汇》，选取其中的六种，包括兰州、平凉两种甘肃方言，西安、三水两种陕西方言和文水、兴县两种山西方音。罗氏用这六种方言与唐五代西北方音对比，探求从中古到现代西北方言的演变规律。关于高本汉对汉语方言记音的准确性，兰州大学张文轩教授曾经著文归纳了高氏所引兰州方言例字读音的声韵特点，指出了与今天兰州方言的7个共同特点和15点明显差异，分析出差异的原因是“发音人发读书音或口音不纯”，或“考虑古音差异而强生分别造成的”，当然也有记音的错误。17因此，罗氏利用高氏所记方言资料来探讨现代西北方音语音流变的方法是否可取，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

罗氏曾经谈到自己“所用的方法是先拿这几种汉藏对音的材料同切韵比较去推溯它们的渊源，然后再同六种现代西北方音比较来探讨它们的流变。”18耿振生认为，罗氏在研究方法上有几个特点：第一，有明确的地域观念和时间观念，他把这几种材料里的对音都看作是唐五代时期的西北方音，而不是笼统地把研究对象的语音现象说成“汉语”或“共同语”。第二，在汉文典籍与对音文献的关系上，重视汉文典籍中的音韵系统的参照作用，不是一味相信对音。凡是对音与古音文献的归类相矛盾的，有时要从对音的不确定性上找原因，不轻易否定汉语文献的音类划分。第三，对于近似音替代的原因分析比较透彻。他还指出“罗氏在研究中没有注意到西北方音与共同语的区别”，对音材料中“《唐蕃会盟碑》是唐王朝中央政府与吐蕃王朝会盟的文书，汉语这边的语音应该用共同语，不大可能用西北方音。真正属于西北方音的对音材料可能只有前四种”。而高田时雄则把敦煌的对音材料分为中原地区方言和西北方音两部分。19罗氏和高田氏的研究时间前后相差五六十年之久，不可否认前者的研究受各方面条件限制会有不完备之处，后者对汉藏对音材料的研究比前者更进了一步。另外，笔者的理解是：这与学者们的思维方式、研究思路及对西北方言的认知程度有很大关系。国内学者多用归纳法，如罗氏从汉藏对音材料本身出发，列表与文字相结合详细描述其语音现象，并比对《切韵》系，归纳其语音特点；国外学者多用演绎法，如高田氏，他首先假设当时存在一种语音体系，再以此体系作为比较的基础，利用汉藏对音材料进行论证，得出结论。

二、 有关声母问题

罗氏将唐五代西北方音的声母归为6组29类，认为这一系方言与《切韵》声类最大的不同有七点：第一，舌上音混入正齿音；第二，正齿音的二三等不分；第三，摩擦音的浊母禅邪匣变入清母审心晓；第四，床母大部分由禅变审，但澄母却变为照母的全浊；第五，轻唇音非敷奉大多数变与滂母同音已然露了分化的痕迹；第六，明泥两母因为后面声随20的不同各分化为两类；第七，y化的声母并不专以三等为限。这七点是四种藏音所共同具有的。21高田氏将河西方言声母归纳为5组26个。22另有几个重要问题下面分别讨论：

（一）全浊声母是否送气问题

罗氏发现汉藏对音《大乘中宗见解》里全浊声母字除十一字保持浊声本读外，其余的都变成次清了，算是“特殊的变化”。他又结合《千字文》、《阿弥陀经》、《金刚经》三种藏音里全浊声母读作送气音的情况，推论唐五代西北方音里全浊平声变次清、仄声变全清已经开始了。23张清常先生注意到唐五代西北方言的另一项材料——天城梵书《金刚经》对音残卷中，全浊声母并、定、从、群的对音同次清声母滂、透、清、溪相同，认为可把中古汉语全浊声母拟作送气声。24邵荣芬利用敦煌俗文学中的别字异文研究唐五代西北方音，发现浊音清化的趋势比较明显，并且“浊音仄声字都和全清互代，表明所变的清音都不送气”了。25刘广和先生根据不空的汉译梵咒材料讨论唐代8世纪长安音声纽，考订了全浊声母送气的事实，证明了罗氏的观点。26高田氏则认为，《大乘中宗见解》中全浊声母不分平仄，全部用送气音转写，是例外。同时，他发现在《开蒙要训》注音材料中浊音字有时用清音字注音，但通常是不送气音。27这和邵荣芬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即部分浊音字有向全清发展的趋势。马毛朋先生用实验语音学的方法，通过分析渭南方言存在的气嗓音现象，结合浊送气辅音和其后元音的声学特性，为唐五代西北方音全浊送气提供了语音学、声学依据。28围绕全浊声母是否送气的文章还有很多，但各抒己见，目前还未达成共识。

（二）喻三喻四问题

唐五代时喻三喻四是否有分别，也可通过汉藏对音材料进行考察。罗氏发现对音材料中喻母四等除了三个字例外，无论开合都读y，喻母三等开口有的读y，有的变为·（表示喉部破裂），合口写作’w 、’u或w。综括大多数例证，罗氏认为“喻三等读’w-，四等读y-”，29即云母、以母是有分别的。与此不同的是，邵氏根据敦煌俗文学的别字异文中喻母云、以互代的例子，结合在汉藏对音《千字文》里云母和以母都有读’w-、y-的情况，得出“云、以已经不能分辨”的结论。30高田氏与邵氏的观点基本一致，他还进一步说明云、以母藏文转写的不同，并不是声母本身的差异，而是反映出后续介音音色的不同。31台湾学者卢顺点根据罗氏书中所用到的四种汉藏对音材料，分析了晚唐喻三、喻四字发生腭化的程度。喻三字20.8%有腭化情形的，喻四则为98%。32当时方言中喻三喻四是否有差别，目前仍存分歧。

（三）精、见二系合流问题

较早发现精、见相混的是罗常培，由于五种汉藏对音材料只在《大乘中宗见解》有一例，他没有确定精、见二系相混的性质。但是联系《开蒙要训》注音里“以从注澄，以照注从，以徹注清，以清注穿，以审注心，以邪注禅及以晓注心诸例”，罗氏肯定了见组声母三四等也开始有腭化的趋势。33后来的研究者对此问题的态度不一。邵氏虽然在敦煌俗文学的别字异文中发现了精系与见系相代的例子，但他认为这些例子大部分是不可靠的，其余的一两个例子不足以判断当时见系字已经腭化。34丁治民、赵金文二位先生几乎穷尽了敦煌诗中的别字异文例，发现了精、见二系合流只有八例，分析了在文献中未见二系合流证据的原因，即五代后敦煌等西北地区丧失了中西文化交流出入口的功能，从而造成历史文献的断层。35尽管国内外许多学者还在研究腭化这一音变现象，但汉语的腭化问题仍是一个老难题。

三、 有关韵母问题

（一）模、鱼、虞韵

罗氏研究发现前四种汉藏对音材料里，“模母除唇音字外还没有变u，鱼韵也游移于i、u之间并没同虞韵完全混淆。不过鱼韵在《阿弥陀经》、《金刚经》里i多于u，在《千字文》里i与u不相上下，在《大乘中宗见解》里却u多于i：由这两音的消长上看，恐怕从五代起，鱼、虞渐有混而不分的趋势了。在现代西北方音里，模韵已全变[u]，鱼、虞两韵也已合而为[y]，不过因为受声母的影响各方面却微有参差”。40高田氏将模韵的情况进一步作了细分，“唇音字全部用-u来写”，《南天竺国菩提达摩禅师观门》、《道安法师念佛赞》、《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等也用-u来写，其余的用-o。鱼韵和虞韵的情况区别得很清楚，鱼韵用-i（-yi）、-u（-yu）两种标记法，而虞韵大多用-u。41而且罗氏认为鱼韵字读-i或 -u找不出分化条件，这个观点高田氏也赞同。邵氏所写敦煌俗文学的别字异文中，鱼、虞两韵有一部分字相混，同时，鱼韵与止摄开口字相通，虞韵与止摄合口字。邵氏的解释是“鱼一部分字读-i，一部分字读-u，找不到条件，说明对音不一定可靠”。42 另外，美国语言学家米勒也关注了罗氏书中提到的汉语效、流摄字和韵尾元音-i、-u的藏文转写，论述了汉藏对音材料中书面藏语 -u 和中古汉语-i的对应关系、语素d[a]、藏文的小词尾Cu（即“辅音+u”）、汉语ü的藏文转写等问题。43

（三）入声韵的收声

关于汉语入声韵的收声，罗氏认为咸深摄收-p，山臻摄收-t，宕江梗曾通摄收-k，但是在这四种藏音里它们写作-b、-r（-d）、-g。对于入声收尾到底是不是浊音，52罗氏引用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的观点，并推想上古音的入声收尾有浊音和清音两套：浊音的*-b、*-d、*-g比较容易丢掉或变成部位相近的元音，所以在中古时代就渐渐地消灭了；清音的*-p、*-t、*-k在中古时代大部分方音还都照样保存着，但是一部分方音却变成浊音的-b、-r（-d）、-g——现在所讨论的四种藏音就是属于这一系的。他的结论是：如果这种假设可能，藏语译音的-b、-r（-d）、-g就不一定是-p、-t、-k的替代音。53邵先生则认为藏语译音的-b、-r、-g就是汉语-p、-t、-k的替代音，他解释道：“藏语译音用b、g而不用p、k对译汉语的-p、-k，那大概是因为在藏语里b、g可以作尾辅音，而p、k不能作尾辅音的原故。至于用r而不用d对译-t，就更不难理解，因为塞而不裂的-t用r对译实际上比用d对译更切合些。”54

四、有关声调问题

另外，有关全浊上声字是否已经变为去声，罗氏认为《开蒙要训》中上去互注的例字反映了唐五代西北方音里已经发生浊上变去了，并拿唐代李涪《刊误》中“上声为去，去声为上”的例字做旁证。61邵氏肯定了当时敦煌一带方言浊上变浊去的事实，62但是注音本《开蒙要训》不能作为浊上变去的直接证据，其原因为，与浊上、浊去互注的例字相比，清上、清去互注的例字更多一些，并不能说明浊上已经变去，可能如唐代某些诗歌用韵中的上去通押现象63一样。

纵观我们所用到的敦煌汉藏对音材料，尽管它们不能完全详尽如实、准确无误地反映当时的实际语音情况，但藏文毕竟是表音文字，可以记录唐五代西北方音，在一定程度上突出地表现了其语音的某些特点。有了这种记录古代方言语音的第一手资料，我们可以再结合《切韵》系韵书进行研究，解决现在尚未解决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讲，敦煌汉藏对音材料是弥足珍贵的。这里我们只是简要概括了敦煌汉藏对音材料对唐五代西北方音的研究价值，当然还可以利用这些材料研究古藏语，甚至研究日本汉字音，现在已有学者在做这方面的尝试。64

[注 释]

①周季文、谢后芳：《敦煌吐蕃汉藏对音字汇》，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②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十二，1933年版。

③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自序第1页说“本书里所用的汉藏对音材料一共有五种”，正文第2页又说“有四种汉藏对音的文件”，差别在于后者不包括《唐蕃会盟碑》拓本。这里用的是第一种说法。

④212329333740444953555861 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第1～2页、第16页、第28～29页、第26页、第144页、第30页、第153页、第38～42页、第39～42页、第62页、第68页、第69页、第62页、第67页、第122～129页。

⑤18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自序》第1页、第2页。

⑥日·高田时雄：《敦煌资料による中国语史の研究——九·十世纪の河西方言》，创文社1988年版。

⑦法·马伯乐著、聂鸿音译：《唐代长安方言考》（Le dialecte de Tch’ang ngan sous Les T’ang BEFEO，XX，2，1920），中华书局2005年版。

⑧财津爱象：《敦煌出土汉藏对音の材料と〈韵镜〉との比较（其一）》，《东洋学丛编》1，1934年。もと《怀德》10，1932年。

⑨Walter Simon. A Note on Chinese Texts in Tibetan Transcription， BSOAS 21.334-43，1958。

⑩B. Csongor， Some Chinese Texts in Tibetan Script from Tun-huang，Acta Orientalia Hung （Budapest）10.97-140，1960.

11王尧：《吐蕃金石录》，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1～44页。

12周季文：《藏译汉音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校注》，《语言研究》，1982年第1期。

13黄布凡：《敦煌〈藏汉对照词语〉残卷考辨订误》，《民族语文》，1984年第5期；《敦煌〈藏汉对照词语〉残卷考辨综录及遗留问题》，《民族语文论丛》1集，1984年。

14郑张尚芳：《补〈敦煌《藏汉对照词语》残卷考辨订误〉》，《民族语文》，1984年第4期。

15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第28～29页。《敦煌资料による中国语史の研究——九·十世纪の河西方言》，第11页，李无未《日本唐五代汉藏对音译音研究》（《民族语文》2010年第5期）对此也有论述。

16222731384145高田时雄：《敦煌资料による中国语史の研究——九·十世纪の河西方言》，第12～13页、第108～109页、第69～75页、第102～107页、第180～181页、第116～119页、第10页。

17张文轩：《高本汉所记兰州声韵系统检讨》，《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19耿振生：《20世纪汉语音韵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2～284页。

20声随即韵尾。

2447张清常：《唐五代西北方言一项参考材料——天城梵书金刚经对音残卷》，《内蒙古大学学报》，1963年第2期。

25303442485462邵荣芬：《敦煌俗文学中的别字异文和唐五代西北方音》，《中国语文》，1963年第3期，第193～217页、第202页、第204～205页、第210页、第211页。

26刘广和：《唐代八世纪长安音声纽》，《语文研究》，1984年第3期。

28马毛朋：《唐五代西北方音“全浊送气”现象的声学依据——来自渭南方言的启示》，《音韵论集》，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8～65页。

32卢顺点：《论晚唐汉藏对音资料中汉字腭化情形》，《大陆杂志》81卷5期，1990年。

35丁治民、赵金文：《敦煌诗中的别字异文研究——论五代西北方音的精见二系合流》，《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36这里在《唐五代西北方音》中作n，为藏文字母繴的拉丁字母转写，《唐五代西北方音》的n本文均作。

3950王新华：《唐五代敦煌方音研究》，山东大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博士论文，2008年。

43米勒（R. A .Miller）著、史淑琴译：《关于敦煌汉藏对音的几个问题》，《西北方言与文化研究集刊》，华东师大出版社2012年版。原题为“Some Problems in Tibetan Transcriptions of Chinese from Tun-Huang”，载《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 ）》第26期，1967年，第123～148页。

46Walter Simon. A Note on Chinese Texts in Tibetan Transcription， BSOAS 21，pp.334～343，1958.

51孙伯君：《12世纪河西方言的通摄阳声韵》，《中国语文》，2012年第2期。

52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的“带音”和“不带音”，本文均作“浊音”和“清音”。

56W.South Coblin .T he Phonetic Values of the Tibetan Letter r in Tibeto-Chinese Transcription Texts from Dunhuang，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Volume 32.2—October 2009.（史淑琴译《敦煌藏汉对音文献中藏文字母r的语音价值》，《现代语文》，2012年第5期。）

57这里在《唐五代西北方音》中作“’”，为藏文字母纈的拉丁字母转写，《唐五代西北方音》的“’”本文均作。

59王新华：《敦煌变文“一”字的通假与变调的序列》，《文史哲》，2005年第4期。该文引用《唐五代西北方音》中“重写元音的例子”，证明“当时上声字的读音最长”。

60例子详见周季文、谢后芳《敦煌吐蕃汉藏对音字汇》，关于此问题的进一步论述详见拙文《藏文后加字的语音意义——敦煌汉藏对音材料为中心》（待刊）。

篇10

钱文忠先生在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讲过不少内容，《三字经》是其中之一。近日，钱文忠讲《三字经》的文字内容经较多补正后，以《钱说三字经》的书名重新出版，出版商希望我对此书谈点看法。其实，我对该书本身没什么看法，也说不出什么。逐字逐句地解释《三字经》，此类事情我以前就说过，这在中国历史上是蒙学，也就是小孩子该学的内容。到了现在，变为成年人的学习对象，真不知道该高兴还是悲哀。然而，《三字经》为何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为何延续使用了那么多年？后来又为何被批判？现在又为何受到重视？我们现在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三字经》等古代蒙学读物？这一系列问题倒是值得一说。

《三字经》出现于南宋时期，《神童诗》早一点，出现于北宋时期。就蒙学读物来说，还有更早的，例如《千字文》。我认为，《千字文》虽然最初的动议是梁武帝想给皇子们读书用的，但事实上，它并不符合蒙学读物的要求，它偏重于识字。内容方面对于儿童显得深奥，不容易记，也不容易理解，儿童读《千字文》大概没多少兴趣，只有死记硬背的痛苦。当然，如果把它当成学书法的材料则另说。《神童诗》及《三字经》先后在北宋和南宋出现，有它必然的历史背景。

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从理念上说，可以看成是普及教育的先驱，但普及教育成为政府推动的政策和制度，则始于宋朝。从北宋起，乡间私塾、书院，政府县学、府学、太学等教育机构的设置，形成了完整的教育系统，普及教育达到空前的历史高度，绝对领先于世界。这是造成蒙学读物开始出现和大量使用的重要原因。因此，不管是《神童诗》还是《三字经》，最突出的一点就是重视教育，告诉每个孩子读书学习的重要性，这也是中国人至今重视教育的优良习惯和传统依然根深蒂固的原因。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视教育的，中国也是最早实行普及教育的。这也是导致《神童诗》、《三字经》之类的蒙学读物历时几百年被人接受和使用的原因。相比而言，《千字文》更适合欧洲那样只有贵族才能受教育的传统，而《神童诗》和《三字经》则贯彻了孔子“有教无类”的平民化教育传统。

重视教育是一回事，以什么内容来教育是另一回事。对于后一个问题的不同答案，造成了后人对《三字经》的不同看法及反复，一直到今天。中国的普及教育从宋朝开始，也是有原因的。科举制度从隋朝开始建立，形象一点说，科举就是选拔，就是收获。但是，如果没有播种，收获就不会多。唐朝虽然也实行科举制度，但唐朝的问题之一是，科举的来源不够广泛，知识和教育被世家大族把持的现象较为严重。武则天想破除这一现象，但因没有具体播种的措施，结果也不够成功。因此，到了宋朝，为了广泛地选拔优秀的社会管理人才，教育普及就变得非常必要，这也是历史经验教训的结果。所以《神童诗》、《三字经》之类的蒙学读物才会在宋朝以后大行其道。如果没有广泛的普及教育，也就不会有大众化的蒙学读物。

要说《三字经》的内容，先讲《三字经》中的一个故事。“孟母三迁”的故事很早就有了，因为《三字经》中有“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的描述而更加广为人知。但是，孟子那时候真的是“不学”吗？孟母三迁的故事告诉我们，孟子始终在不断地学习，不管是学丧葬、学叫卖，还是学屠宰，其实少年孟轲都是在学，而且非常好学。如果每个母亲都像仉氏那样不让孩子学习那些内容，那些职业该由谁来做呢？因此，《三字经》中孟母三迁的故事涉及到这一蒙学读物的本质：读书的目的。如果我们理解了广泛的科举制度导致普及教育的需要，那么，《三字经》中孟母三迁的故事很明显地指向了唯一的目的，那就是读书做官。《三字经》在孟母三迁故事后面紧接着说：“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究其历史我们看到，窦燕山五个孩子“名俱扬”，都是指考上了科举，所谓“五子登科”，其中没有一个是现代工程师、实业家、发明家之类。事实上，《神童诗》中“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也是这个意思，“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鲜明地表达了读书做官的理念。这是中国古代教育的一个大问题。

孟母三迁所表达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观念是读书做官的典型体现。之所以说它是中国古代教育的大问题，是因为它涉及到推行教育的内容。我在我的《超越利益集团》一书中讨论过“李约瑟难题”，即李约瑟提出，中国在16世纪以前，科技一直领先西方，为何在16世纪以后，科技落后了。回答这个问题也可以从《三字经》孟母三迁、五子登科的故事中找到端倪。由于中国人很早就比欧洲人更重视教育，文化水平普遍比欧洲高，因此，那时候，科技比欧洲发达也就很正常。科举制度成熟后，中国的普及教育也世界领先，但是，为了科举这一收获，普及教育的内容偏重于道德教育，这是事实。这也是《三字经》中孟母三迁、五子登科等故事的本质，即重视道德教育，轻视技能和知识教育。《三字经》等蒙学读物为了科举的目的，过于强调读书做官这唯一的出路，在当时来说，它是有益的。随着历史的发展，它便显示出了不利的一面。尤其当欧洲也开始重视普及教育后，两者的差别非常明显：欧洲普及教育几乎只注重技能和知识教育。也就是说，中国的政府力量在推动道德教育，欧洲的政府力量却在大力推动知识教育，两者的结果很快出现了巨大差异。所谓“李约瑟难题”的结论也就在此。

《三字经》之所以能够成为众多蒙学读物中最出类拔萃的，乃至被冠以“经”的名号，也有它特定的原因。一方面，《三字经》比《千字文》之类通俗易懂；另一方面，《三字经》也包含了一些最基本的知识内容，例如日月星辰、四季五谷等，这是其他蒙学读物缺乏的；再说，识字本身也是知识内容之一，让孩子有兴趣就很重要。即便抛开读书做官这一学习的终极目的，《三字经》中“温席”、“让梨”等做人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对于长大以后不做官的大多数人来说，的确也是需要的。《三字经》将做人最基本的道德规范明确地放在“孝”的起点上，既是顺理成章的合理，也是用儒家思想作为主导的体现。事实上，读书做官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此外，包括中国古代的历史进程，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所了解，这也是文化自信的来源。因此，《三字经》在言简意赅地描述中国历史进程时，基本上采用比较客观的白描，除了少数地方用了春秋笔法的褒贬外，例如“王莽篡”，绝大多数关于历史的描述都只是基本事实。顺便说一下，《三字经》虽然始于南宋，但后世对它有过加工，《三字经》所描述的中国历史一直到明朝结束而没有清朝的内容，可以看出，现在流行的《三字经》应该是清朝定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