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悲剧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两种悲剧，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全剧时长 6小时的《兄弟姐妹》，以哥哥米什卡冒死写请愿书，挺身为解救农庄主席签字画押的动作，以妹妹丽莎“没有良心的人，就不值得活下去”的语言，铿锵结尾，赢得全场雷鸣的掌声。正是由于剧终带给观众悲剧的力量，让观众感受到现实主义戏剧的魅力所在。

兄妹俩要救的农庄主席是谁？是一个从战场上回来的汉子，是一个战前与有夫之妇相好而后回来勇敢面对的汉子――卢卡什。当全体村民通过了他当选新的农庄主席时，他知道接替的被罢免的农庄主席正是自己的相好――安菲萨。卢卡什勇敢地接过了权利与责任――不仅是农庄，还有个人的。他俩结合了，安菲萨忍着村民对自己的误解，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了辅助卢卡什的义务。

战前与战时的安菲萨是个敢于抗争丈夫的拳头、为追求自己爱情不惜违背婚姻的人，是个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舍身集体的人，是个敢于违背原则底线救助村民的人，但她也做错了一件事情。战后，她棒打鸳鸯，以安排米什卡伐木的名义，毁掉了米什卡与瓦卢哈的爱情，留给两人永生的伤痛。她用她第一任丈夫对她实施的“暴力”，实施了对在她眼里认为不过是“女大男小 ”的“闹剧”的制裁，同时，她也用“暴力”强行“排挤”走了瓦卢哈和自己战前的丈夫。这有悖人性的行为终于被处理成与她失去主席一职息息相关，并最终使她的良心受到了应有的谴责。

但是，安菲萨在陪伴卢卡什当农庄主席的日子里所表现出来的，是一个在不断地弥补亏欠他人行为的安菲萨：她暗中用劲儿使米什卡当上了管理者，自己丈夫的助手；她明里下绊，表明自己对特派员高压村民的不满。她的丈夫卢卡什尽管恪尽职守，跟着特派员，眼睁睁地看着村民的辛劳如何化为乌有，但是，在心灵的深处，他也跟妻子保持了某种程度上的一致――冷漠“高压”、心疼村民。这才有了擅自扣押公粮给村民的举动，才有了被捕入狱的结果。安菲萨出走去救助丈夫，她的本意是要跟他哪怕是死也要死在一起的。

当年安菲萨被罢免主席一职，她品尝过从被信仰到被踩踏的冷漠与无情，当卢卡什当选主席的那天，她就知道丈夫也会有沦落的一天。但她的心灵是担得起这种折磨的，因为，她的心灵中是坚信自己的力量的，这种力量来自人性的本初。果不其然，被他拆散了爱侣的米什卡，被正义与良心召唤，毅然决然地拿起笔为她的丈夫，第二任主席喊冤，要站在卢卡什一边。

总会有冷漠与无情伴着众人的脚步的。这不，当米什卡恳请村民在请愿书上签字画押时，村民们全都退缩了，因为“不光救不了他，还会将我们大家送进监狱”，“集体犯罪是要被定成大罪的”。保命要紧，良心其次。但是，还有米什卡的良心没有泯灭，当妹妹丽莎看到请愿书时，她高兴地问：是谁写的？写得这么好！当她得知是自己的哥哥写的时候，幸福一下子围绕在她的身边，面对丈夫要离开她的要挟，她还是义不容辞地签了字。

一个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普通村庄，四年里发生的一切灾难，让人们软弱不堪，无力承担哪怕是最后一小点的打击，这就是生活的冷峻与残酷，然而，在这残酷的背后，也会出现几个由肉体的痛苦上升到精神的升华的人，出现几个人性并未泯灭的人，出现几个善良宽宏觉悟的人。除了卢卡什和安菲萨，剧终的时候，又有两个人出现了，是两个年青的人，他们情感和思想的觉悟高度给观众带来了温暖、希望和力量，于是，《兄弟姐妹》_到了悲剧的高度。

古希腊人亚里士多德为悲剧所做的定义是：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模仿的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净化。悲剧总是模仿比我们还好的人。在悲剧中，主人公不可避免地遭受挫折，受尽磨难，甚至失败丧命，但其合理的意愿、动机、理想、激情，预示着胜利、成功的到来。悲剧主人公人格的深化是悲剧震撼人心的地方。

因此，早期悲剧以昔日英雄所经历的苦难为题材，意在激发平民对一些问题加以关注与思考，希望人人都能藉由悲剧所带来的“升华”作用，洗涤私心，净化情感；提升关心的领域，由只专注于一己之生命，达于深入探讨城邦更好的未来。悲剧发展到今天，仍然是在代代相承其主导的力量。经典的悲剧之所以成为经典代代相传，就在于它能起到洗涤私心，净化情感的人类需要共勉的力量。

悲剧总是模仿比我们还好的人。《兄弟姐妹》做到了这点。

在谈论《兄弟姐妹》时，不时地有人提起同样是在 20世纪 80年代首演的《桑树坪纪事》，因此，本人在言及《兄弟姐妹》后，认为也有必要再来反观《桑树坪纪事》的人物塑造。

《桑树坪纪事》再被提起，是因为它的内容与《兄弟姐妹》非常相像。它们都改编自小说。《兄弟姐妹》以高压强制为主题，暴露了那个特定年代某农庄凄苦的现实；《桑树坪纪事》也以围猎为主题，同样暴露了那个特定年代某山村凄苦的现实。不仅如此，《桑树坪纪事》剧的创作过程也和《兄弟姐妹》相同，集体下乡体验生活，集体创作，集体完成。《桑树坪纪事》在中国话剧史上奠定的地位不容置疑。它的首演，在20世纪 80年代中后期成为轰动中国文坛、剧坛的一件大事。它以演员的表演为中心，表现手法博采众长，有机地结合歌曲、音乐、舞蹈和造型艺术，将再现和表现统一起来，凝聚了新时期话剧探索的成果，被誉为“新时期中国话剧走向成功的标志”“探索戏剧的高峰”。

虽然它盛誉在身，但是，在革新的表现手法下的主题意蕴是否得到了深化，或是达到了悲剧的力量呢？将《桑树坪纪事》与《兄弟姐妹》两相比较，你会清楚地看到它们之间在塑造人物上的差距，这种差距导致了两个剧目所呈现出来的不同的力量。

村长李金斗，靠着耍赖、耍横、耍滑，成功地为村民少交了公粮而得意洋洋。于是，他成为远近有名的“能人 ”。这“能人”的能耐体现在：继续当他的村长，凡事他说了算；欺压比村民地位更低，比村民生活更困苦的麦客们；栽赃陷害赶走了只因占了窑洞的外姓人王志科，留下了孤儿绵娃；“坑蒙拐骗”了青女和月娃，继而坑害了福林；冷漠无视村民围堵逼疯了青女；残酷无情地毁灭了儿媳彩芳年青的生命，因此，无底线的私心膨胀致使他成为了“恶霸”。同时，整个村子的农民，不仅仅是辛苦劳动的参与者，也都成为了集体跟着村长围猎他人的帮凶。在被贫瘠荒芜压垮的肌体内部，集体的心灵也被扭曲到穷凶极恶的程度。比起《兄弟姐妹》中农民的“平静”态度，《桑树坪纪事》剧中的农民更有“血性”。

由序和三个章节组成的《桑树坪纪事》，该暴露的都暴露了，而且暴露得鲜血淋漓，在这一点上，甚至比《兄弟姐妹》还要残酷和深刻。然而，到来后急转直下的剧终带给观众的究竟是什么呢？主题意蕴真的震撼到观众了吗？给观众心灵造成的影响力是正能量的吗？

彩芳面对绝不善罢甘休的李金斗，自己的公公，果敢地说出：不能应，咱是人，不是牛不是马。她觉悟了，她是村子里唯一觉悟的年青人，然而，觉悟后的下场依然逃不脱跳井自杀的命运。这样一个能给观众带来温暖，带来希望，带来力量的人，最终却被处理成只能给观众带来泪如泉涌的可悲可泣声。

不知是否可以这样说，一部悲剧，苦尽了甘却没有来，它便达不到悲剧的震撼力，只能停留在惨剧的台阶上。

《桑树坪纪事》剧中的最后一个场面是：当灯光再次亮起时，李金斗抽着烟袋，坐在井口边，音乐响起：“九月里的娃娃下了个嫁，小口口说下了哄人的话；我把你当做朋友的待，你偏添了个新友就把良心卖，羊肚肚的手巾，三道道的难，劝了你的耳朵劝不了你的心。 ”李金斗磕了磕烟斗，踉跄而去。

似乎这样的处理，是让李金斗本人品尝苦果，让活着的他咀嚼自己的罪恶，他置彩芳于死地，同时也置自己于死地之中。但是这样的处理，创作者本身虽然清醒，经历过同样灾难的观众可能清醒，但绝大部分观众却得不到扬善惩恶的明示，进而达不到感受温暖、希望和力量的。因为，即使戏到了剧终，也依然看不到李金斗对自我的否定。李金斗的塑造仍然停留在最初的形态：集狭隘、闭锁、愚昧、无知、残忍于一身，又被特定的时代所利用，他就是个“坏”的人。特定年代的苦难本应归咎于那个年代，而大部分的人们只能被动接受，冷漠处置，犹如《兄弟姐妹》中的大部分村民，可在《桑树坪纪事》中，大部分的村民却跟着年代变得“狂热”，参与一切围猎。李金斗站在队列的前沿，领着一帮乌合之众，占尽了不肯紧跟者的便宜，而到剧终，他都毫无自知之明，毫无反省、毫o廉耻、毫无良心。结尾处李金斗在肉体上得到了报应，老天下雨给了他被报应的机会，残了一条腿，他就这样被动地得到了报应。观众也许被震动了，然而不是主题意蕴升华为悲剧的震动。这种被动带偏了观众，指导观众看着他的残腿觉得他可怜，生生地规避了对他精神上的鞭笞。

本该朝着悲剧性去努力的剧目，到剧终都没有能努力提升上去，这里是一边倒的围猎方式，这里没有反围猎，失去了平衡。而《兄弟姐妹》就有反高压的态势，卢卡什勇敢地被逮捕，安菲萨果断地去救夫，米什卡坚定地拿起了笔，妹妹决然地和哥哥站到了一起。尽管前途是生是死无法预料，但主动行为在大幕即将关闭之时，为观众画出了一道美丽的彩虹。

篇2

【关键词】体育教师；良好的；情感品质

教师是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在教学中起着主导作用。教师的情感不但影响自身的教学活动，而且随之直接感染着每位学生。教师良好的情感能唤起学生的情感共鸣，使师生情感融洽，相互信任，教学气氛活跃，更好地完成教学任务。因此，体育教师必须具备良好的、稳定的、最有利于教学的情感品质。

1 热爱之情

爱是对人或事物的最深的情感，可表现为一种倾向，形成一种动力。我国近代教育家夏丐尊说：“教育之不能没有爱，犹如池溏之不能没有水。”爱的情感是体育教师首先必须具备的情感品质。

1.1 对体育教育事业深切的热爱

体育教学是一项艰辛的劳动，教师在付出复杂的脑力劳动的同时还要付出繁重的体力劳动。教师只有对教育事业深切的热爱、执着的追求，才能具备吃苦耐劳、勇敢顽强的意志品质，全身心地投入到教育、教学中去，克服重重困难，很好地完成教学任务。

1.2 对学生真挚的热爱

教师关心热爱学生，可以产生巨大的感染力，不仅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果，也是建立融洽的师生关系的根本保证，是做好教育工作的巨大动力。它最能激起教师对教育工作的强烈愿望，最能激励教师千方百计地去教育好学生。这种情感驱使教师把整个心灵献给学生，对学生诲人不倦。使教师以更大的耐心和韧劲克服教学中遇到的各种障碍，挖掘出自身最大潜能，创造最好的教育方法，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对学生也是一种巨大的学习动力。有了这种爱，学生才会把教师当成亲人、知心朋友，师生之间才能建立起感情，才能激起学生对教师的亲近感和仰慕心理，从而把这种情感迁移到教师所教授的知识上。

2 期待之情

学生最信赖老师的判断力，对自己学习情况、能力水平的认识往往依赖于教师的看法，这样教师的期待之情对学生便尤为重要。它是对学生心灵上的支持，学生从中看到希望，获得自信、勇气和力量。体育教学活动多变，动作复杂，难度较大。学生在学习动作时经常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这时学生心中往往产生消极情绪、退缩心理。对原本有能力完成的动作丧失信心，自认为做不下来，而不愿继续努力。

此时，教师若能用期待的目光来鼓励学生：“一定能成功！你大有实力完成这个动作！来，再来一次！”学生会被这种深切真挚的期待之情所感染，认为自己真的能行，从而产生一种无形的力量，消除退缩心理，重新充满希望，鼓足勇气，克服困难，最终完成动作。若教师首先失去信心，流露出无望、厌烦的感觉，学生得到老师这样的情感信号，自然彻底绝望，认为自己果真不行，而放弃对动作的继续尝试。

3 愉悦之情

教师带着愉悦情感走进课堂并自始至终保持愉悦心情，能将学生带进一个和谐、轻松、友爱的学习环境，对课堂气氛、教育效果有重要意义。

要持之以恒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再优秀的教师也是平凡普通的人，也会经常遇到来自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各种冲击和干扰，时常出现忧愁、烦恼、悲伤、激动等情绪。若把这种情绪带到课堂，势必影响教学质量。这就要求体育教师要有博怀包容工作生活中的种种不如意，养成走进课堂之前迅速排遣心理干扰的能力，带着愉悦之情来面对学生。

教师在愉悦情感的支配下进行教学工作，思维敏捷，语言丰富有情感，动作优美自如，面部表情自然丰富。从而创设出轻松、欢快、无忧无虑的教学情境，牢牢地吸引住学生的心，增添他们的学习兴趣，使之感到学习是一种乐趣，可收到较好的学习效果。特别是由于体育教师与学生直接接触的机会较多，加之体育教学本身特点，能够触发激情的刺激源较多，如学生在投掷教学中不注意安全，违纪现象屡屡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教师愉悦的心境会使之平静理智地来处理问题，使突发事件转化为新的契机，不至于因发怒而影响原有的良好的教学气氛。反之，教师本来心情烦燥、压抑，遇到这种情况便怒火中烧，失去理智，向学生发泄出来。结果往往是，说话走火，刺伤学生的自尊心，导致师生关系紧张，整个教学情境随之变得沉闷、压抑起来。这样，会严重地影响教学效果。因此，体育教师应注意培养稳定的愉悦情感品质，要带着欢笑走进课堂，以愉悦之情唤起学生愉悦情感，使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情感环境中接受教育。

4 宽容之情

宽容是缩短师生心理距离、消除师生间隔阂的良药。体育教学活动复杂多变，学生又活泼好动，比较难于组织，学生经常违犯纪律，要求体育教师要豁达大度，对学生有宽容之情，采取恰当的方法解决问题。这种宽容之情能卸去学生的心理负担，给其改正错误的机会，使其有勇气纠正错误，教育效果明显。对待学生的错误应采取冷静的态度，不应横加指责，要站在学生的立场上设身处地地替他们想一想，采取恰当、有效的方法帮助学生改正。这种豁达大度的宽容之情使学生感到教师富有人情味，对教师产生一种既崇敬又敢于接近，友好相处的心理相容的亲近感，使学生从内心深处反省自己的行为，唤起学习激情。

篇3

内容提要: 从理论上看，被害人过错因素的存在降低了刑法对犯罪行为的可谴责性，被害人过错可以作为量刑情节。另外，被害人过错作为量刑情节引入刑罚也可得到我国刑事立法和刑事政策的支撑。被害人过错作为量刑情节关系到公正量刑、恶法改良、死刑限制、统一刑罚思路、告诫被害人等方方面面，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应当注重被害人过错量刑情节的运用。

在刑法上研究被害人过错，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对被害人公正合理地量刑。研究被害人过错，就必须与刑罚相连接，考察被害人过错的刑罚意义。只有与刑罚相关联的被害人过错才是刑法上的被害人过错，才有刑法上讨论的必要性。被害人过错在刑法中的地位和作用，为刑法学开展对被害人问题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刑罚考量中是否可以引入被害人过错量刑情节，引入被害人过错量刑情节的法律根据是什么，实践中引入被害人过错量刑情节又有什么实际功用？

一、 引入的理论根据

被害人过错是否可以作为量刑情节引入到刑罚中，也即是刑罚将被害人过错作为量刑情节的合理根据何在？对此，存在分担责任理论和应受谴责性降低理论的纷争。

分担责任理论借用民事侵权法上的混合过错归责原则，用以解释被害人过错为什么可以作为减轻犯罪人刑事责任的考量因素。如在一起民事案件中，若原告一方也存在过错，这将会导致被告给付的赔偿数额减少，减少的幅度就应当与原告的过错程度相当。将此理论运用到刑事犯罪案件中，相应的就可以把犯罪行为造成的损害看成一个整体，把所有的责任也看成一个整体，那么对存在被害人过错的案件，责任不再是只属于犯罪人一方，而是整个责任在犯罪人和被害人之间的分担问题。在审判活动结束时，被害人的分担责任会作为法官意识中的一个潜在减轻因素，从而使法官允许监禁刑期或者罚金数额得以减轻。[i]用这种逻辑方法推导出来的结论是：被害人过错责任可以通过抵消犯罪人的刑事责任的形式来分担整个刑事责任中的相应部分。例如德国刑法学者霍勒就认为，一些犯罪行为发生之前犯罪人与被害人的相互作用排除了将不法行为归咎于犯罪人。在那些案件中，犯罪行为部分应归责于被害人。[ii]

分担责任理论提出后在西方社会得到了广泛应用。这种理论在西方的流行有其深刻的原因：首先，对于“为什么犯罪会发生”和“被害人为什么是他而不是我”这样的问题，它提供了简单、实用、确切而直接的回答。其次，责难被害人也具有巨大的心理吸引力，因为它运用哲学的甚至是神学的信念探讨了为什么犯罪会发生在那些看起来是好人的人身上。再次，责难被害人融入到意识中还因为它是一个熟悉的主题，这种声音经常由不法行为人提出，并得到代表被告律师的回应与放大。[iii]这种看法在我国也有一定市场，比如有学者就认为，“被害人过错导致刑事责任的抵消不仅是一种客观存在，而且存在着内在的法理逻辑，……在存在被害人过错的场合，刑罚所惩罚的是行为人对于被害人责任相抵消后剩余的侵害和对规范的违反，而不是其他东西。”[iv]

不过，关于被害人过错作为量刑情节引入刑罚领域考虑，分担责任理论还不是解释其正当合理性的主流观念。通过分担责任理论解释被害人过错作为量刑情节的正当性，其弊端在于：首先，主张被害人承担部分责任的观点，是从被害人有过错就应对自己的过错负责这一“个人归责”的理念出发得出的结论，这种观念在处理民事案件时无疑是妥当的，因为民事责任是平等主体的当事人之间的负担，可以在当事人双方进行分配。但对于刑事责任，是犯罪人对国家所承担的责任，实质是单向的，被害人是不可能对国家负有刑事责任的，因此，在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分配刑事责任的命题本身就是不成立的。[v]其次，更为重要的是，主张在刑罚领域通过被害人过错责任而抵消犯罪人责任，从而减轻被害人的刑罚，这会违背现代刑法的基本性质。通过被害人过错责任而抵消犯罪人责任，这并不是刑法的量刑情节。在刑法的量刑情节之外通过被害人过错减轻犯罪人责任，这是法外开恩。对一个人的刑罚判定，不是通过刑法来衡量，而是通过刑法之外的因素衡量，直接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

英国学者马丁·瓦希克（Martin Wasik）对责任分担理论也持有异议，他认为这一观点会把被害人推动的问题引向错误轨道。许多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对犯罪的发生具有促成作用，在这些案件中，一些犯罪行为被害人的不当行为是导致犯罪行为发生的根本原因。在这些复杂的情节中，犯罪人和被害人的作用交织在一起，犯罪人和被害人对犯罪行为的发生都存在过错，最终谁成为犯罪人，谁成为被害人，可以说这是很偶然的结果，比如说在挑衅杀人例中。将挑衅杀人行为不作为通常的谋杀而是作为有减轻责任事由的谋杀处理是恰当的，两者的损害明显都是相同的，因此这样做的理由不是由于被害人遭受的损害小于没有挑衅时的杀人，而是因为犯罪人应受谴责性得以减轻。[vi]

刑罚是关于被害人可谴责性的评定，可谴责性大，刑法就严厉，可谴责性小，刑罚就轻缓。通过可谴责性降低理论，学者们找到了被害人过错进入刑罚领域的突破口。我们找到了被害人过错进入刑罚领域的路径，但具体应该怎样与当代刑法运作理论合流呢？在英美刑法中，具体找到了两条途径来实现被害人过错与当代刑法对接，一是通过部分辩护理由，二是通过部分正当化事由。[vii]部分辩护理由说认为，由于被害人过错存在并产生干扰作用，致使犯罪人丧失了部分自我控制能力，因而可以减轻刑事责任。[viii]部分正当事由说则认为，比较犯罪人对被害人的所作所为与被害人对犯罪的所作所为之后，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加害人的犯罪行为是被害人所要求的，具有一定正当性，可以减轻责任。[ix]不过，“无论人们强调挑衅是属于部分辩护理由还是部分的正当化事由，挑衅的原理确实是和在犯罪人与被害人双方之间分别分配过错没有干系，它仅仅是关系到犯罪人的应受谴责性程度。如果被害人的确是有过错，那么他们的过错也是与犯罪人的过错分开的。”[x]

我们认为，犯罪是一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刑罚是对犯罪的否定。而刑罚对犯罪行为的否定是通过可谴责性这个中间量得以实现的。不同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各不相同，可谴责性程度也就大相径庭。而对于犯罪行为的谴责，在一个法治社会，我们只能在刑法的范围内进行。在被害人存在过错的情况下，英美刑法通过可谴责性这个中间量，在刑法中找到了评判犯罪人行为危害性的具体途径，犯罪人之所以可以减轻责任，不是因为被害人分担了一部分过错，而是因为犯罪人本身存在减轻责任的辩护理由或者正当事由。由于刑法体系的迥然不同，在被害人存在过错的情况下，在我国刑法中不能找到与英美刑法相对的部分辩护理由或者部分正当事由。但是，从我国刑罚体系出发，被害人过错应该是一个影响犯罪人刑事责任的刑法上的量刑情节。正因为被害人过错的存在，激化了犯罪恶害程度，也就是说，如果在没有犯罪过错的情况下，犯罪人的行为本来不会表现出这么强烈的恶害程度。所以，正是因为犯罪人过错存在，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和客观危害才表现得比真实情况要强烈。理性的刑罚已经抛弃了原始的客观归责，我们在刑罚中追寻的是犯罪人犯罪行为中表现的真实客观危害和主观恶性。我们考虑被害人过错，我们就恢复了犯罪人犯罪行为本来的客观危害及其表现出来的主观恶性。根据被害人过错情节，在犯罪行为所表现出来的虚假的客观危害和主观恶性基础上，减轻犯罪人的刑事责任，因此就能够实现与犯罪真实的客观危害和主观恶性相对应，从而实现公正合理地谴责犯罪人。

二、引入的法律根据

分析被害人过错引入刑法领域的理论根据，从而让我们明白了被害人过错作为量刑情节在刑法上具有理论基础。但是，在一个法治国家，我们讲求罪刑法定，“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理论上的可行性和法律条文规定的具体现实性相结合，被害人过错作为量刑情节才具有可操作性。由此，我们不仅要讨论被害人过错作为量刑情节的理论根据，也要讨论被害人过错作为量刑情节的法律根据。以我国的刑法规定为视角，就总则和分则中和被害人过错相关的体现刑罚意义的诸种规定略加陈述。

（一） 总则规定

1、总的指导思想——关于罪刑相适应。我国刑法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这一条是罪刑相适应原则在我国刑法典中的具体化，它是指导刑罚判定的总原则。结合刑法理论语言，这一立法可以表述为：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人的可谴责性程度相适应。在存在被害人过错的犯罪中，要使刑罚的轻重与犯罪人的可谴责性程度相适应，也就是要求去伪存真，去掉犯罪人可谴责性的虚伪的外衣，使刑罚与犯罪人犯罪行为真实的客观危害及其体现出来的主观恶性相适应。罪刑相适应的刑罚指导原则，为我们在刑罚裁量过程中考虑被害人过错这一量刑情节提供了法律前提。

2、具体操作原则——关于量刑的根据。我国刑法第61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这一条是关于刑罚量定的具体操作方法。结合被害人过错分析这个条文，在刑罚量定过程中，被害人过错既会影响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犯罪的情节，也会影响犯罪对社会的危害程度。“被害人的过错行为，一方面往往影响犯罪者主观故意中的动机和目的因素，另一方面影响犯罪的客观社会危害程度，另外也影响犯罪后继发不良后果产生。”[xi]所以，必然会对量刑产生实质性影响。

3、个别性操作方式——关于防卫过当。我国《刑法》第20条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防卫过当行为在性质上已不是正当防卫，它已具备犯罪构成要件，是犯罪行为。那为什么防卫过当最终反而成了一个法定减轻情节？这就是考虑到了防卫过当过程中存在着被害人过错促成或激化的影响。正当防卫是因不法侵害人的不法侵害而实施的，构成防卫过当前提的即是正当防卫，因此，在防卫过当的情况下，被害人是存在过错的，他有侵害他人的前行不法行为，这种前行不法行为大大地减低了防卫过当人的可谴责性。正因为刑法考虑到了被害人的过错才减缓了对防卫过当人的刑罚，所以在具体适用这一情节的时候，我们必须紧密联系和科学量定蕴含其中的被害人过错。我们认为，从被害人过错角度出发，对于减轻情节，任何防卫过当案件都应当适用，应当在同一般犯罪行为所犯同类罪行所判刑罚基础上降格处理：而对于免除情节，应当综合考虑被害人的过错程度，被害人过错对激发防卫过当人的犯罪及其程度的影响，只有被害人在其中过错较大、影响较大时才可适用。

（二） 分则规定

1、默示性法律推定——交通肇事罪。刑法第133条规定了交通肇事罪。该条只是规定将肇事的损害后果作为良性的主要依据。不过，根据一般的刑法原理，在认定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的问题上，除了要考量损害后果外，还要具体考量事故双方各自所负的责任。2000年11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罪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规定：“交通肇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一）死亡1人或者重伤3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二）死亡3人以上，负事故同等责任”。这里的“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负事故同等责任”中的责任，不同于刑事责任，而是事故责任，也即是在发生交通肇事事故过程中，加害人应承担多少责任，相对的是被害人应承担多少责任。

在这种按比例分担的事故责任中，加害人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大小不仅与犯罪结果的大小成正比，而且也与其所承担的事故责任大小成正比。在判断加害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应该承担多大刑事责任时，必须同时考虑加害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后果的大小和加害人应承担的事故责任大小。同样的危害结果，在被害人负事故全部责任的情况下，加害人的行为将不构成犯罪；在被害人对事故负有一定责任的情况下，加害人的事故责任将相应减轻，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也相应减轻，进而影响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的认定。因此，被害人的过错对加害人刑事责任的影响是通过分担犯罪事件的一部分事故责任来实现的。由于被害人分担了一部分事故责任，加害人承担的事故责任相应减小。事故责任减小，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也就小，处罚也就减轻。[xii]

2、明示性政策指导——故意杀人罪。故意杀人罪是最典型意义上的有被害人的犯罪，因为杀人是针对一定个人的，这一定个人就是被害人，否则无所谓杀人可言。在故意杀人罪中，被害人对于犯罪的责任存在两种情形:一是被害人加害在先，引起他人加害。在这种情形下，正是先在加害行为引发后至的加害行为。二是被害人激化矛盾，引起他人加害。在上述两种情况下，被害人都是有过错的，属于被害人有过错的故意杀人罪。[xiii]对于故意杀人罪的量刑，在少杀慎杀刑事政策的影响下，被害人过错被界定为酌定的从轻情节。被害人过错作为酌定量刑情节，在故意杀人罪的死刑裁量中具有重要意义。1999年10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规定:“对故意杀人犯罪是否判处死刑，不仅要看是否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结果，还要综合考虑案件的全部情况。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犯罪，适用一定要十分慎重，应当与发生在社会上的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其他故意杀人犯罪案件有所区别。对于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或者被告人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的，一般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里给出了酌定从轻处罚的两种情形：一时被害人有明显过错，而是被害人对矛盾激化有直接责任。这两种情形都是存在被害人过错的情形。

由上可知，对于被害人过错，在我国刑法典及其相关法律解释中尚无明确性规定，唯一的益处明显痕迹是出现在指导性刑事政策文件中。不过，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完全可以断定，不管总则还是分则，我国刑法中完全可以容纳被害人过错这个量刑情节。在具体司法实践中，尽管没有明确的关于被害人过错作为量刑情节的规定，但是，如果存在有被害人过错的情形，我们依然完全可以而且必须运用相关的刑罚知识，充分地将被害人过错作为量刑情节考虑进来，从而对犯罪人的刑事责任进行总体性评价。

我们还可以断言，在刑法条文中明确规定被害人过错作为量刑情节已成为了刑事立法发展的一种趋势。在指导故意杀人罪司法实践的刑事政策中，我们已经强调了合理考虑被害人过错对于刑罚量定的重要性。由于公民预测可能性的要求，刑法天生具有稳固性，难以适应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现实。为了补救刑法过于稳定之不足，我们往往通过颁布刑事政策指导司法实践，以期使刑法能够满足变动不居的社会需要。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刑事政策总是代表了刑法发展的方向。为了更好地解决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刑法往往会吸收以往刑事政策的有益经验，讲形势政策的内容直接写进刑法典或者刑法修正案中。被害人过错作为量刑情节在有关指导故意杀人罪的刑事政策中明确表达，它预示了一个趋势：被害人过错作为量刑情节有必要而且必将会写进刑事法律中。

三、引入的刑罚功用

在解决被害人过错引入刑法的理论根据和法律根据后，我们打开了被害人过错与刑罚连接的通道。在刑法上，实现被害人过错与刑罚的对接并无任何障碍，现在唯一要考察的是，我们实现这种对接到底有什么功用，被害人过错作为酌定量刑情节引入刑法会给刑罚的理性运作带来何种便利。具体而言，被害人过错对刑罚量定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公正量刑

犯罪的问题最终是一个刑罚评价问题，刑事司法的过程在于确定犯罪人犯罪的性质和严重程度，最终匹配与之相适应的刑罚。然而配刑的基准在于对犯罪害恶性与犯罪预防需要的统一评价，也即是实现按罪配刑和按需配刑的理性化。按罪配刑和按需配刑相统一的理性规定可表述为“刑罚的严厉性与犯罪的严重性相适应”，严重的犯罪配严厉的刑罚，轻微的犯罪配缓和的刑罚。[xiv]犯罪严重性的评价取决于两个标准，一是犯罪的客观危害，二是犯罪所体现的主观恶性。在有被害人过错参与的情况下，是被害人过错激发了犯罪发生或者激化了犯罪向更严重程度发展，反言之，如果没有被害人过错存在，犯罪本来不会发生或者至少不会像现在这么剧烈。所以，是被害人的过错加重了犯罪的客观危害。另外，正因为被害人的作用引起了被害人更加强烈的犯罪举动，如果没有被害人过错介入其中，犯罪人的行动本不会像现在这么恶劣，因此，犯罪人犯罪行为所体现的主观恶性相对也就会更小。所以，也是被害人的过错加重了犯罪行为所所表现出来的主观恶性。还事实以本来面目，还犯罪人以本来面目，我们就必须去除那些虚饰在犯罪人身上的客观危害和主观恶性。在真实的客观危害和主观恶性基础上，才能给犯罪人以公正的处罚，才能真正实现公正司法。

（二）恶法改良

2006年4月21日晚，许霆来到天河区黄埔大道某银行的ATM取款机取款。在取出1000元后，他惊讶地发现银行卡账户里只被扣了1元。狂喜之下，许霆连续取款5.4万元。当晚，许霆回到住处，将此事告诉了同伴郭安山。两人随即再次前往提款，之后反复操作多次。后经警方查实，许霆先后取款171笔，合计17.5万元；郭安山则取款1.8万元。事后，二人各携赃款潜逃。同年11月7日，郭安山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并全额退还赃款1.8万元。经天河区法院审理后，认定郭安山构成盗窃罪，但考虑到其自首并主动退赃，故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1000元。而潜逃一年的许霆，17.5万元赃款因投资失败而挥霍一空，今年5月在陕西宝鸡火车站被警方抓获。广州市中院一审认为，被告许霆以非法侵占为目的，伙同同案人采用秘密手段，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行为已构成盗窃罪，遂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xv]这就是在今年法学界引起极大轰动的许霆恶意取款案。

我国刑法第264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1）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2）盗窃珍贵文物，情节严重的。”所以，当许霆恶意取款行为被认定为盗窃罪后，其具体的行为必然会被进一步评价为盗窃金融机构。因此，根据刑法264条规定，许霆面对的刑罚最低将是无期徒刑。然而，这种判决结果明显太过苛重，理论界和普通民众普遍无法接受，一片声中质疑法律规定的正当性。有人认为，在银行ATM机存在问题而银行负有极大过错的情况下，将许霆恶意取款行为定性为民事问题比刑事问题更合理。[xvi]所以，舆论界普遍认为刑法264条关于盗窃银行法定刑的规定有恶法之嫌。

但是，在一个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现代化法治国家，司法者虽然不是一个贝卡利亚所说的照章操作法律的被动的机器，[xvii]但是，他们仍应遵守“恶法亦法”原则，严格依照立法预防对刑罪关系的规定，舍弃司法预防的规定，[xviii]依法判定刑罚。不过，更理想的路径应该是，在刑法规定中某些弹性资源存在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利用这些弹性资源，改造刑法的僵硬性，改造刑法中有恶法嫌疑的某些具体条文。在本案中，作为被害方的银行存在重大过错，是它首先激发了犯罪人的犯罪欲望，使一个没有犯罪动机的人走上了犯罪之路；其次又是由于取款机的漏洞得不到及时修复，进一步激化了犯罪人的恶劣行为走向严重化，银行对许霆盗窃罪的发生和恶化具有不可推卸的过错。所以，在考虑被害人过错作为量刑情节的基础下，我们完全可以启用被害人过错这个因素，调剂刑法中恶法之不足，比如在许霆案中，我们完全可以借用被害人过错的理由，在法定刑之下对犯罪人判处刑罚。这样既不会使刑罚失之过苛，亦不会使刑罚的运行脱离罪刑法定原则轨道。

（三）死刑限制

死刑是关乎人生命的刑罚，必须慎重判处。在当前建构和谐社会的时代主题下，我们制定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提倡在严厉的刑罚下，我们的刑事司法还要保持有宽容的心态，多给犯罪人一点宽容，多给犯罪人一此重新做人的机会。在死刑问题上，我们一再提倡少杀、慎杀的刑事指导原则。根据刑法典第48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本条中的“罪行”一语有失周延，它实际上指的是犯罪行为所体现的客观危害、主观恶性及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xix]为了慎重地适用死刑，我们必须全面评价各个量刑情节，在充分考虑客观危害、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的基础上启动死刑程序。

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提出，在故意杀人案件中，“对于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对矛盾激化有直接责任，或者被告人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的，一般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一指导性刑事政策显示出将被害人过错与从轻处罚情节等量齐观的态度，因此很快被各级法院作为酌定情节广泛运用。[xx]由此，在故意杀人案死刑的判定过程中，我们必须充分考虑被害人过错这一量刑情节。在被害人存在过错的情况下，我们要严格把握犯罪人的“罪行”是否达到了“极其严重”的标准，如果尚未达到，就应依法对犯罪人从轻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一司法指导原则也为我们解决对其他犯罪是否适用死刑问题提供了良好借鉴。“罪行极其严重”是适用死刑的宏观标准，任何被适用死刑的犯罪分子，都必须根据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从犯罪性质、情节、危害后果、主观恶性等方面综合考察，均达到“极其严重”的程度，才符合适用死刑的标准。因此，被害人过错这一反映犯罪人客观危害和主观恶性的量刑情节对限制死刑适用能起到一定积极作用。我们在判处犯罪人死刑的时候，必须严格把握是否存在被害人过错量刑情节。

（四）统一刑罚思路

刑事司法中存在一些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情况，这些犯罪行为之所以能够得到刑罚的较轻评价，从传统刑法理论上很难解释，但当我们引入被害人过错量刑情节之后，棘手的理论问题迎刃而解。这些示例包括有防卫过当应当减轻、免除处罚的情况，“大义灭亲”、“为民除害”从轻、减轻处罚的情况，等等。

刑法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为什么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呢？从主观上来讲，防卫过当人具有犯罪的间接故意或者过失，此与一般犯罪并无二致；从客观上讲，犯罪行为造成的危害结果也与一般犯罪行为并无二致。所以，从根本上讲，之所以对防卫过当人减轻或免除处罚，这是因为防卫过当中的被害人存在着极大过错，被害人的“紧迫的不法侵害”行为是导致防卫过当犯罪发生的直接原因。被害人过错量刑情节的存在，降低了防卫过当犯罪人的可谴责程度。

另外，在“大义灭亲”、“为民除害”案例中，正是因为被害人存在着极大过错，犯罪人才不得已实施了犯罪行为。此类案件中，行为人实施的杀人行为几乎无一例外地是出于为民除害、为社会除害的动机。案发后绝大多数行为人在交待时，承认自己无权杀人，但却认为自己的杀人行为是有益于社会的。行为人的这种交待，应该说是符合其行为当时的心理实际的。[xxi]因此，在这些案件中，正是因为被害人过错的存在，因此降低了犯罪行为人的可谴责程度。

在这一类似的犯罪当中，比如还有帮助自杀、安乐死犯罪等等，针对其中被害人过错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我们应该确立一个统一的被害人过错标准，作为刑罚量定时的考虑因素。在这一类似犯罪中，被害人过错越大，犯罪人的可谴责程度就越小，从而也就应该对之判处更轻的刑罚。确立这一总的刑罚思路，类似犯罪类似处理，既方便了司法操作，又统一了司法评价标尺，从而能够更大程度上实现刑罚判断标准的统一。

（五）告诫被害人

犯罪学上有人专门研究了一些人为什么比另一些人更容易被害，一些人为什么比另一些人更容易成为犯罪的对象。在研究中，学者们得出了启示，一些人不谨慎的言行、脱轨的生活方式、面对犯罪的不当处理等等因素，或者使其更容易成为犯罪侵犯的对象，或者使其更容易受到犯罪的更剧烈伤害。也由此引起了学界对被害人的责难，这个责难的思维过程是这样的：首先并且是最为基本的，被害人的责难者推定被害人有什么事做错了，他们与那些从来没有被害过的人有重要的不同，要么是态度，要么是行为，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这使他们与没有受到侵害的大多数人区别开来。其次，责难者认为那些假定的不同是被害人不幸的根源。如果他们象其他人一样有理性地行为，就不会被挑中作为攻击的目标。最后，责难者主张若是被害人要避免更进一步的痛苦，就应当改变思维和行为方式。[xxii]

为了使被害人避免更进一步的痛苦，如何引导被害人改变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呢？法律作为一种行为规范，它具有指引、预测、教育、评价和强制作用。[xxiii]在刑法中设立被害人过错量刑情节的相关规定，首先它可以指引人们谨慎行事，尽量避免自己成为犯罪人的伤害对象；其次，它可以引导被害人预测自己行为在犯罪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再次，作为量刑情节而减轻犯罪人的刑罚，它可以警示、告诫、评价被害人，自己的行为并不就是对的，而是也有过错而不值得称道的，在犯罪行为发生过程中，它也同样应该受到谴责；最后，量刑情节导致减轻被害人刑罚结果的强制性适用，又进一步加强了对被害人的告诫力度，让被害人能够更加深刻反省自己的过错行为。

以上谈到的是被害人过错作为量刑情节的几个主要功用。正因为这些功用存在，在具体司法实践中，应该注重这些情节的科学适用。在侦查工作中，我们要全面掌握犯罪情况，既要充分掌握犯罪人的侵害事实，又要充分掌握那些体现被害人过错的情节。在审判工作中，我们则要将被害人过错作为一个量刑情节，合理而灵活地加以考虑。

注释:

[i] See Andrew Karmen. Crime Victims: An Introduction of Victimology. Pacific Grove， Califonia: Brooks/Cole Publishing Company， 1990. P105

[ii] See Patjana Hornle. Distribution of Punishment: The Role of a Victim’ s perspective Buffalo Criminal Law Review， 1999. P205

[iii] See Andrew Karmen. Crime Victims: An Introduction of Victimology. Pacific Grove， Califonia: Brooks/Cole Publishing Company， 1990. P121.

[iv] 熊云武：《关于被害人过错的法理探析》，载《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5期，第75页。

[v] 陈旭文：《西方国家被害人过错的刑法意义》，载《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第31页。

[vi] See Martin Wasik. Crime Seriousness and the Offender – Victim Relationship in Sentencing. In Andrew Ashworth and Martin Wasiked， Fundamentals of Sentencing Theo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8. P118.

[vii] J Dressler. Provocation: Partial Justification or Partical Excuse? Mordern Law Review， 1998.

[viii] 英美法系实行的犯罪评价模式是一种双层控辩模式。第一层次是犯罪本体要件，也称为积极的犯罪评价要件，包括犯罪行为和犯罪心态，用以肯定犯罪的成立或严重性；第二层次是责任充足要件，也称为消极的犯罪评价要件，包括未成年、精神病、错误、正当防卫等消极的犯罪评价要件，用以否定犯罪的成立或责任的严重性。在英美刑罚体系中，消极的犯罪评价要件非常重要，它能够阻却犯罪的成立或者减轻犯罪人的刑事责任。

[ix] 参见陈旭文：《西方国家被害人过错的刑法意义》，载《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第31页。

[x] Martin Wasik. Crime Seriousness and the Offender – Victim Relationship in Sentencing. In Andrew Ashworth and Martin Wasiked， Fundamentals of Sentencing Theo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8. P119.

[xi] 周晓杨等：《形式被害人过错责任问题研究》，载《法学杂志》2003年第6期，第34页。

[xii] 杨向华：《论被害人过错对过失犯罪定罪量刑的影响》，载《甘肃政法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第16页。

[xiii] 见陈兴良：《被害人有过错的故意杀人罪的死刑裁量研究———从被害与加害的关系切入》，载《当代法学》2004年第2期，第119页。

[xiv] 邱兴隆著：《刑法理性导论——刑罚的正当性原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第334页。

[xv] 可参见news.xinhuanet.com/legal/2008-01/09/content_7390710.htm，新华网。

[xvi] 清华大学法学院许章润教授就认为顾客与银行之间首先是一种民事法律关系。事发后，银行应该首先采用民事手段来实现民事救济，如果不行，才应当提起动用公共权力。银行有取款录像、有身份证号码，完全可以通过通知被告等后续服务来索回。直接动用公众权力是一种不恰当的做法。公共权力是依靠纳税人的资金来维持的，是一种稀缺资源。稀缺资源不得随便动用。我们感觉到这里有一个强强联合的问题，即金融这样强势一方与公安司法这样强势一方相结合，而没有把顾客作为上帝来看待。因此，这是一个重大的缺陷。见news.xinhuanet.com/legal/2007-12/24/content_7303762.htm，新华网。

[xvii] （意）贝卡利亚著：《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版，第12-13页。

[xviii] 邱兴隆著：《刑法理性导论——刑罚的正当性原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第334页。

[xix] 也许有人要问，将罪行解释为包括行为的客观危害、行为人的主观可性和人身危险性几个方面，是否有悖于罪刑法定原则？“我们认为，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因为这种解释与立法者的本意是一致的。何况罪刑法定原则的根本宗旨也在于保障被告人的权益；对‘罪行极其严重’作扩大解释，在精神上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宗旨相吻合。”高铭暄主编：《刑法专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528页。

[xx] 张丹妮：《被害人过错量刑情节分析》，载《当代经理人》2006年第4期。

[xxi] 高铭暄主编：《刑法专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63页。

篇4

采用实验测试的手段，对我国北方农村地区存在的两种典型建筑布局（南炕型布局与腰炕型布局）温度场与热舒适性进行了对比分析，利用温湿度自计议采集室内温度，利用Airpak软件对两种布局进行模拟分析，计算室内温度场与PMV、PPD值。通过实验结果与模拟分析得出：南炕型布局室内舒适性要优于腰炕型布局，但此种布局形式室内温度波动较大水平温差达7℃以上，垂直温差在3℃左右；腰炕型布局室内温度分布均匀，水平温差在4℃左右，垂直温差在2℃左右，且能耗小于南炕型布局。

关键词：火炕；建筑；格局

中图分类号：G267文献标识码： A

0引言

目前火炕作为我国北方劳动人民与严寒天气斗争的过程中创造的结晶，无疑仍然扮演着这一角色，在中国北方农村，仍然有将近85%的家庭在使用火炕[1]。近些年来，也有不少学者对炕的热性能、炕内烟气流动火炕结构等方面有了研究探索[2-11]，但是火炕作为一种采暖设施在室内不同的摆放位置对室内温度场与舒适性的研究却还没涉及到。笔者在2013年11月对辽宁省沈阳市几个典型的农村调查发现，火炕在室内确实存在着几种典型的建筑位置，而火炕不同的建筑位置的搭建也是根据当地经验与个人喜好进行的，缺乏理论指导。本文通过对辽宁省新民市两户典型的火炕摆放位置进行实验测试,为农村今后的住房建筑格局的选择提供一定依据与指导。

1火炕的布局形式

通过2013年11月的调查与相关文献指导[12]，总结出目前北方农村几种常用的火炕的建筑位置。火炕建筑位置几乎决定着建筑格局，根据经验与当地人喜好火炕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南炕型 腰炕型顺山炕型

图1：火炕型建筑格局

1)南炕型。火炕位于南窗下，通常为三间开见上图右侧。中间为堂屋，俗称外地，是厨房所在地，两边为正寝，供人们生活居住。这种类型的火炕通常在北墙设置火墙，弥补南炕对室内北部空气加热不足的缺点。而其优点是可以有效地利用日光，人们在炕上活动视线也较优。

2)中炕，俗称腰炕。此种建筑格局是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一种建筑格局，其具体格局形式见上图中，从图中可以看出此种建筑类型，厨房设置在北墙与炕体之间。

3)顺山炕。顺山炕，顾名思义其炕体与山墙走势相同，具体建筑结构见上图右侧，此种形式室内空间没有前两种格局利用充分，炕体较长，炕体表面温度分布更加不均匀，已很少被采用，所以本文重点研究前两种建筑格局。

2实验测试

测试地点在辽宁省新民市大柳屯镇下营子村两户农民住宅，其中一户为南炕加北火墙布局形式，编号为住宅1；另一户为腰炕型布局，编号为2。测试房间为两个住宅的东房，下图（图4）红色区域。

住宅1 住宅2

图2：测试住宅外观图

两个房间的层高为3m，平面结构与其他建筑尺寸见下图（图5）

住宅1平面图住宅2平面图

图3：测试住宅平面图

测试时间为2011年1月28号6:00-1月31号6:00，前两日为实验仪器调试适应阶段，采取最后一日试验数据进行对比分析。

测试内容，采用温湿度自记仪采集室内外温度，64路巡检仪采集室内围护结构、炕体火墙温度分布情况。室外温度与围护结构采集的数据为数值模拟提供边界条件。测试期间，两家加热时间相同，火炕加热量相同，第一家炕体与火墙加热比例为3:1，室内均无人员。

测点采用均匀布置法，一共布置24个测点，住宅1的测点布置如下图（图6）：住宅2的测点布置与1同理这里就不在赘述。

图4：室内测点布置

2.1实验数据分析

住宅1 住宅2

图5：住宅上层温度分布情况

此幅图为两家室内距地面2.4m处的九个测点温度情况，测点分布情况可参见图6，从图上可以看出两家温度分布趋势相同，住宅1的2.4m处的平均温度T2.4pj=12.97℃，住宅2的T2.4pj=12.53℃，住宅1比住宅2温度高出ΔT=0.44℃，住宅2温度波动小于住宅1。

住宅1 住宅2

图6 住宅中层温度分布情况

上幅图为两家室内距地面1.6m处温度分布情况，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住宅1测点10、11、12即距离炕上0.7m处的温度在10:00-14:00左右温度较高，大约高出同一水平面其他测点温度7℃左右，此平面内平均温度T1.6pj=11.75℃；住宅2测点16、17、18既据炕表面0.7m处温度在8:00-9:00炕体加热期间高出同一水平面其他测点4℃左右，此平面内平均温度T1.6pj=12.24℃。两住宅对比发现南炕的采光作用明显优于腰炕型，住宅2温度波动小于住宅1。南炕型住宅距地面1.6m处的平均温度要低于腰炕型ΔT=0.49℃。

住宅1 住宅2

图7住宅中层温度分布情况

上幅图是两户住宅距离地面0.7m处的温度分布情况，两幅图对比也可看出南炕的加热与采光作用明显优于腰炕，而住宅2的下层温度分布较均匀，无较大波动，说明腰炕可以起到温度室内温度分布的作用。住宅1此平面内平均温度T0.7pj=9.75℃，住宅2此平面内平均温度T0.7pj=10.64℃，两住宅温度相差ΔT=0.89℃。

住宅1的24个测点的平均温度Tpj=11.71℃，住宅2的24个测点平均温度 Tpj=11.95℃，两者室内平均温度几乎相同。住宅1的2.4m处平均温度高于0.7m处平均温度ΔT=3.22℃，住宅2的2.4m处平均温度高于0.7m处平均温度ΔT=1.89℃，说明住宅2上下温度分布更均匀。从三幅图总体也可以看出南炕的采光作用明显优于腰炕型，从上午10:00-14:00南炕型的火炕格局室内温度有明显波动，而腰炕型的格局室内温度分布较均匀，温度波动几乎与炕体加热时间同步，各有利弊。

结论

本文通过实验测试，对目前我国北方农村地区存在的两种典型火炕型建筑结构的室内的温度场与热舒适性进行了对比，得到具体结论如下：

1)南炕型建筑布局需要北火墙进行配合，联合向室内供暖，弥补南炕型布局北部温度较低的缺点，与腰炕型格局相比虽然多消耗了25%的能量，但室内舒适性要优于腰炕型，且此种南北通透的建筑格局，也是目前城市建筑比较受欢迎的建筑格局，利于通风及采光。

2)腰炕型建筑布局室内温度分布较均匀，建筑结构紧凑，且居室远离北外墙，减少室内热量的散失，是能源紧缺地区的优选的建筑布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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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陈雁与方明远是高中同学，两人自高一起就是好朋友，到了高三时，很偶然的一个机会，一直暧昧的两人成为了情侣。

2005年五一长假，高三毕业生只有一天的假期。可两人仍旧很欣喜，因为自从开始恋爱，两人还从未一整天都在一起。他们分别对父母说要和同学出去玩一天。父母也没有意见，毕竟就快高考了，适当的放松是应该的。

在郊外，两人躺在尚有些寒意的草地上，呼吸着清新的空气，享受着难得的远离尘嚣的感觉。陈雁觉得有些冷，不自觉地往方明远那边靠了靠，而方明远索性就抱住了陈雁，两人很快就抵御不了诱惑，偷尝了禁果

回到学校，两人躁动的心却再也平静不下来，这样的状态当然会影响高考，一估分，两人都只够三类大学的程度。方明远自小就很优秀，几乎从未受到过挫折，高考的不利让心高气傲的他很受打击，终日愁眉不展。可陈雁却毫不在意高考的事，整天沉浸在爱情中，幻想着今后与方明远的幸福生活。

2005年7月初的一天，两人相约一起看电影。散场后，陈雁便拉着方明远去逛街，一路上方明远简直形同木偶。看着男友心不在焉的样子，陈雁不高兴了：“你看你像木偶一样!”方明远叹了口气：“我努力了这么多年，却做梦都没想到，高考会考成这副样子。”陈雁把嘴一撇：“有什么关系……”还没等她说完，方明远马上粗暴地打断：“什么有什么关系?你懂什么?我是男人，大学不仅是我努力的回报，还决定了我今后的成就，你明白吗?”

看着方明远愤怒的眼神，陈雁委屈地哭了。方明远看着陈雁的泪眼，愈加不耐烦，他总是隐约觉得，是陈雁拖累了他，凭他的实力，一定会考上一流的大学。方明远推了一把陈雁，大声说道：“哭!就知道哭!你就在这里自己哭吧!”说完转身就走，留下陈雁一个人站在大街上，周围充满了陌生人疑问的目光。

方明远跌跌撞撞地回到家，一头栽倒在床上。房间里挂满了他的各种奖状和证书，如今看着这些，愈加失落。他想起了被他扔在大街上的陈雁，她现在到家了吗?她会不会还在大街上哭?可一想到自己即将到来的黯淡的大学生活，方明远又隐约地有一丝快意，似乎陈雁的伤心可以缓解自己的挫败一样。他就这样矛盾地挣扎着，最后终于给陈雁打了个电话。

两周后，陈雁去医院作了检查，她怀孕了。拿到化验单的一刻，陈雁最想知道的，是方明远对孩子的态度。按常理来说，陈雁该打掉这个孩子，毕竟两人还在读书，又都这么年轻。可陈雁坚信爱情是一辈子的事，她想生下这个孩子，并退学回家，一心相夫教子。

几天后，两人在一起吃饭时，陈雁装作随口问方明远：“如果我怀孕了，怎么办?”方明远一惊，筷子都掉在了桌子上。陈雁忙说：“哎呀我就是问问，如果我现在怀孕了，怎么办?”方明远这才恢复常态，笑着说：“那就打掉呗，我们还这么小，怎么承担得起这样的责任。就算想要孩子起码也得等到三十岁感情稳定。”几句话，陈雁像掉进了冰窟窿一样，从头顶冷到脚底。眼前的方明远，她深爱的方明远，竟然觉得他们的感情还不稳定，还要她打掉孩子。方明远看着陈雁的表情由惊讶，到委屈，到恼怒，完全不明白发生了什么，饭没吃完陈雁就忿忿地走了。

陈雁最终决定，无论如何都要生下这个孩子，因为这是爱情的结晶，是爱情的见证。但方明远的态度她永远不能原谅，所以，她要独自带大这个孩子。

又过了几天，陈雁给方明远打了电话，很认真的说要和方明远分手。方明远完全不明所以，陈雁也不多加解释，只是冷冷地说今后都不想再看见他，就挂了电话。方明远又不甘心地找过陈雁几次，可陈雁都不见他。就这样过了一个月，方明远终于意识到，他的这段初恋，连原因都没弄懂，就突然结束了。

时间已到了八月底。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第一时间，陈雁就瞒着家人，独自去办理了退学手续。

当陈雁的母亲陈立秋知道了女儿退学生子的决定时，老人家悲愤交加几乎昏厥。陈雁的父亲很年轻时就去世了，陈立秋就是独自一人抚养陈雁长大的，她知道一个女人又要照顾孩子又要赚钱养家有多艰难。陈立秋苦苦哀求女儿，甚至不惜下跪求女儿回心转意。陈雁也跪下了，泣不成声地说：“妈，女儿一直什么事都听您的。现在女儿也成了母亲了，您就让女儿做一回主吧。”陈立秋绝望地说：“我们家，这是造了什么孽啊……”母女俩相拥着哭起来。

每日辛劳只为养活儿子，轻率决定无奈后悔终生

2006年4月初，在沈阳市妇婴医院，陈雁生下了一个4400克重的健康男婴。

转眼儿子满月了，陈雁出去打工了，得养活儿子啊!她在家的附近一家饭店找了份工作，每月七百元钱，却要从上午九点工作到深夜。儿子还小，陈雁每工作三个小时还要跑回家给儿子喂一次奶。

陈雁在饭店工作时，陈立秋就在家中照看外孙。这么多年的辛劳早就摧残了她的健康。两年前她由于身体疾病退休，母女俩每月就靠一点微薄的退休金生活。为了让女儿过得好一点，她干过各种零活：缝布片，编中国结，给人当钟点工。

母女俩就住在沈阳市大东区小十字街的一栋普通居民楼里。小区里全都是老住户，几乎家家都认识。陈雁放弃大学未婚生子的事一夜之间传遍了整个小区，母女俩出门时总要面对邻居的指指点点和异样的目光。

10月底，母亲陈立秋病倒了。陈雁一看到检查结果马上呆住了：母亲得了急性肺炎和气管炎，得住院。之后的一周里，陈雁一边忙着工作，一边还得照顾孩子，还要按时为医院里的母亲送饭，忙得团团转。治疗了一周后，陈立秋的肺炎不但没有好转，反倒引发了高血压和心脏病。家里原来的一点点积蓄很快就花光了，无奈之下，陈雁只能四处求人借钱，借遍了所有亲友，最终只借来不到一万元。很快这饱含心酸屈辱的一万元也花光了，陈立秋淡淡地笑了笑，拉过女儿的手，很平静地说：“闺女，咱不治了，妈没事，回家养养就行。”陈雁伏在陈立秋怀里痛哭起来：“妈，女儿对不起您!是女儿把您害成这样啊!妈，您别离开我!”因为实在拿不出钱来，陈雁无奈为妈妈办了出院手续。

2006年12月中旬的一天晚上，陈立秋去世了，剩下陈雁和不满一岁的孩子，本来有些狭小的房子，霎时间显得空荡荡了。陈雁不知今后该如何生活，小饭店的工作肯定不能再干了，儿子没人照顾可不行，把儿子送到托儿所，又承担不起每月四百元的高额费用。万难之下，债主又陆续开始登门要债了。陈雁每天都要低三下四地哀求债主宽限一下，再宽限一下，这让一向要强的她生不如死。

没办法，陈雁只能像母亲那样，选择打零工。她在家给工厂洗旧布，织毛衣，锁扣眼……每天工作16个小时，挣的钱也只是勉强

够维持母子二人的生活。

昔日恋人对簿公堂，谁来承担孩子的痛苦

2007年10月底，陈雁已经带着孩子生活了一年多了。这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她简直像变了个人。贫困和高强度的劳动摧残得她像老了二十岁。她曾经无数次地想到过死，可看着可爱的儿子，她每每告诫自己要坚持下去。

一天，她把自己几天洗的旧布拿去工厂换钱。回来的路上，她远远地看到迎面走来一个人，只看了一眼，她就如遭雷击般愣住，往事一幕幕又浮现在眼前。原来那人不是别人，正是自分手后就再也没见的方明远。

近两年没见，方明远还是那样潇洒。他双手插在兜里，背着一个大包，好像正要去上课一样。两人逐渐走近，在擦身而过那一刻，陈雁轻轻叫了方明远一声。方明远一时没认出来陈雁，仔细端详了一会才猛然惊觉：“陈，陈雁?”他怎么也想不到，两年前自己深爱的女孩，如今竟然变成了这样。又脏又旧的衣服，麻木的神色，这怎么可能是往日那个陈雁呢?

陈雁也端详着方明远，看到他的表情变换，由茫然，到吃惊，再到不解，陈雁大概也猜到了方明远的想法。看着自己的落魄模样，再看看方明远不解的表情，陈雁又羞又愤，二话没说掉头就走，任凭方明远在身后一声声地喊。

回到家，陈雁就倚着门框哭了。是啊，曾经相爱的两个人，如今却如此天差地别。自己年少一时冲动做出的决定，不仅毁了自己的前程，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还间接地害死了母亲。可孩子的爸爸，却自在逍遥，甚至不知道这个孩子的存在!陈雁越想越气，同时也终于想到了缓解生活重担的方法：孩子是方明远的，他得对孩子负责!

第二天，陈雁抱着孩子就去了方明远就读的沈阳某大学。一见之下，方明远不禁又是一愣：昨天在路上偶遇的陈雁，又站在自己面前，怀里还抱着个孩子。方明远百思不解，只好堆起笑容打招呼：“陈雁，你，你过得好吗?”

陈雁冷笑一声，二话不说就把孩子推给方明远，说：“方明远，这两年来我受的罪太多了。这是你的孩子，你得负责。”

听到这话，方明远目瞪口呆。过了好一会，他才慢慢反应过来，大脑开始思考起来。他和陈雁只发生过一次关系，并且是在两年前。如果孩子是他的，为什么陈雁一直瞒着他?想到这，方明远笑了，说：“陈雁，我不知道这孩子是谁的。但请你不要无理取闹好吗?”

两年前的分手，究其原因是因为陈雁的不懂事，方明远并没做错什么。即使不再爱，方明远在陈雁心中也一直是个不错的人。可万万没想到，他竟然这样对待自己，还说“不知道孩子是谁的”。陈雁急了，骂道：“方明远，你不是人!”

方明远又笑了，他轻声说：“陈雁，看得出来，这两年你过得很苦。可你不能无缘无故就把孩子说成是我的啊。”

陈雁望着方明远，好像从来没有认识过他一样。过了很久，陈雁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方明远，你敢去做亲子鉴定吗?”

方明远当即同意，两人约定第二天早晨去中国医科大学做鉴定。

半个月后，鉴定结果出来了，结论是：方明远与孩子具有生物学亲子关系，也就是说，方明远是孩子的父亲。

陈雁叹了口气：“事到如今，我不是求你来爱我，因为我早已不爱你了。可孩子是无辜的，他不该从小就没有父亲。你是他的父亲，你得给他爱，并且要承担他的生活费用。”

方明远说：“陈雁，一直以来我甚至不知道这孩子的存在，更别提爱了。至于抚养费，我本人还在读书，没有收入怎么给?”

陈雁没有想到方明远会这么说，气得留下一句“法庭上见”就转身走了。

2007年11月底，也就是鉴定后的一个月，陈雁一纸诉状把方明远告上了法庭。法庭经过长时间的调解和不公开审理，2008年3月中旬，一审判决被告方明远于2008年4月1日起，每个月付给孩子抚养费230元至他18周岁为止。并一次性付给孩子2006年4月至2008年3月的抚养费5290元。

方明远仍以孩子出生自己不知情和没有收入来源为由，上诉至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篇6

【关键词】计量管理 计量器具 检测设备 计量管理体系 计量分类 检定周期/校准

0 前言

实际上，作为一家近百年的企业，济南卷烟厂早已于1996年即建立了企业的计量管理体系。而且为配合此体系的有效运行，企业组建了计量中心，专门进行企业计量与检测设备的管理、检定等工作。计量中心的建立为企业顺利的通过了ISO9000质量认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企业的发展、管理水平的提高、计量与检测设备的技术提高、计量中心人员的减少，旧的计量管理体系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当前计量管理。在企业进行计量管理体系重建时，本文作者提出了新的计量与检测设备分类方法。这既有助于满足企业管理需求，又能保证计量与检测设备的受检率达到100%。

1 计量器具与检测设备的概念

通俗的讲，计量器具与检测设备是在工业企业中用于生产经营、产品检测、安全防护、对外贸易中起到衡量作用的工具，其作用旨在保证企业生产质量、安全，确保交易双方的公平、公正。

2 计量管理

对计量器具与检测设备的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即为计量管理。全生命周期包括计量器具与检测设备的设计、购置、首次检定/校准、安装、周期检定/检测、报废等过程。根据国家相关规定，计量与检测设备均要纳入周期性管理。

3 计量器具与检测设备分类确定

一件（个）计量器具与检测设备到达企业后，企业计量主管人员就要根据其所起作用或所在位置对其进行分类定义，以确定其下一步的管理方式。因此，计量器具与检测设备的分类必须建立一个可行有效的标准。但该标准不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制检定的工作计量器具检定管理办法》相悖。

计量器具与检测设备只分三类：A类、B类和C类。

A类：

――用于国家强制检定的监视和测量装置；

――企业的最高计量标准和用于量值传递的测量设备；

――用于判断产品是否合格的质量检测用测量设备；

――用于特殊过程的关键测量设备；

――企业用于贸易结算的测量设备；

――列入强制检定的安全防护和环境监测的测量装置。

B类：

――企业生产工艺控制和质量检测中有数据要求的测量设备；

――企业二、三级能源计量用计量器具；

――安全防护和环境监测中未列入强制检定的工作用计量器具。

C类：

――除A类、B类之外的计量器具与检测设备。

4 检定/校准周期确定

为保证企业计量器具与检测设备均能准确、有效的运行，就必须对其进行周期检定/校准。一般来讲，周期确定原则如下：

1）、A类计量器具与检测设备，有国家检定规程的，严格按规程要求的周期进行；没有国家检定规程的，企业可根据自身情况进行周期确定。

2）、A类外的计量与检测设备，企业可依据测量设备的设备类型、稳定性、以往检定（校准）记录获得的数据趋势、使用的场所和严酷程度、环境条件、使用不合格测量设备的风险和费用的经济性等确定其检定周期。

5 周期性管理

篇7

[关键词] 中希悲剧；冲突范式；悲剧人物；“两大关系”

On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Tragedies and Greek Tragedies

LIN Wei-sheng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Gongdong Teachers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Arts, Guangzhou, 510507）

Abstract: Over a century, people have been researching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Chinese tragedies and Greek tragedies. But most of the researchers can only illuminate part of the differences by part of the causes. And they failed to explain the overall differences by a systematic interpretation. By comparison of tragedies characters, conflict paradigms, and aestheticexperiences between the two tragedies, the paper found that the “different epochs” and “different themes” were the two main causes that dominated all the artistic styles of the two tragedies.

Key words: Chinese tragedies and Greek tragedies; Conflict paradigms; Tragedies characters; "Two Big Relationship"

自从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一百多年以来，中西/中希悲剧艺术特征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学者们从多维视角进行观照，如从悲剧人物、冲突、结构、功能、风格、叙事等揭示两者艺术差异的表征以及艺术差异的成因。但大多学者采取“一异一因”的研究方式，对两者艺术差异表征的深层成因，缺乏系统化、逻辑化的归一研究。本文对中希悲剧（以下简称为“两剧”或“希剧”/“中剧”）三个核心艺术特征——冲突范式、悲剧人物、审美体验——为例进行重述与重释，力求寻找两剧艺术品格差异生成的深层动因。

一、悲剧人物：“前道德的强者”与“高尚道德的弱者”

（一）“前道德的强者”

中希悲剧的一个明显差别是主人公的不同，希腊悲剧用“大人物”（显赫人物），而中国悲剧则用“小人物”（普通人物）。

众所周知，希腊悲剧的主人公均为地位高贵、具有非凡的力量的帝王将相。希腊三大悲剧家的代表作中的主人公都是些“王公贵族”。埃斯库罗斯的《普罗米修斯》中的主人公是天神，《阿伽门农》是国王，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是公主，《特洛亚妇女》是皇后，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是公主和王子，《俄狄浦斯王》是国王。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论及悲剧人物说，主人公应当高于一般人，是那些“名声显赫、生活顺达，例如俄狄浦斯、苏厄斯忒斯和其他有类似家族背景的著名人物”。[1]（P97）公元四世纪的学者狄俄墨得斯将悲剧概括为：对处在灾难中的英雄人物(或神)的不幸的叙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斯卡利格在其《诗学》（与亚氏《诗学》同名）一书认为，“悲剧是对知名人物的不幸遭遇的摹仿”。[2]（P362）可见，主人公的非凡性是希腊悲剧的题中之义。

本文认为，希剧的主人公可用一个历史概念进行概括，那就是“英雄”，也就是维柯“历史三分说”中的“英雄”，他与神、人并列，是指介于神与人之间的一种属类——会死的神，是从神坛走下人间的中介物。古代希腊人朴素地认为出身名门、血统高贵的英雄，都是奥林匹斯山上神明的后裔，有着神一般的伟力，与神不同的是英雄与人一样有生命期限。

基于与中国悲剧主角比较的视角，本文将希腊悲剧的主人公符号概括为：“前道德的强者”，即“强者”＋“前道德”。

悲剧人物的第一个属性是“强者”。强者即英雄，如国王、皇后、王子、公主等，他们均是有权有势有力者。维柯在《新科学》中，将人类历史三分为：神的时代、英雄时代与人的时代，与此三时代相匹配的历史主角是神、英雄与人。希腊悲剧诞生于一个气势磅礴的英雄时代，与这个时代匹配的主人公当然是英雄。悲剧（史诗）是关于英雄的故事。在西方的词源学中，戏剧的主人公与英雄是同一个能指——英文为hero，法文为heros。

对这一选择动因，已有不少论者。朱光潜说，“不可否认，人物的地位愈高,随之而来的沉沦也就更惨，结果就更有悲剧性”。[3]（P120）何辉斌认为，“为了突出行动的力度，西方人趋向于选择英雄人物充当戏剧主人公。”[4]（P94）这些从戏剧效果切入的观点，是否触及到问题的本质还有待商榷。

本文认为希腊悲剧人物的这一选择，是历史形态的必然结果。在英雄时代里，社会的基本单位不是个人，而是英雄¬——一个集体性的符号，个体、个性意义上的人还没有诞生，还匍匐在集体符号之中。此时，希腊悲剧除了选择英雄、神这些“强者”，再也没有别的符号。

希剧悲剧人物的另一个属性是“前道德”。[5]英雄时代是一个尚崇力量、以“力”为社会秩序管理者的历史时代。自然/神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力量，它对人的征服与吞噬生成了希腊语境中最重要的观念——“命运”。悲剧正是把神话、史诗中的“命运”主题承接过来，并对“命运”这个无可逃避，唯有承担的必然之车轮（the wheel of necessity）继续进行承延、放大与升华。“命运”的在场，必然导致伦理的缺席。前者是“力”，后者是“理”，以“力”为秩序管理者不讲“理”，以“理”为秩序管理者贬斥“力”，两者是一种彼此消解的关系。

因此，希腊悲剧中的英雄表现为一个个野性丰盈、善恶同体的前道德强者。英雄的“前道德”性因于一个以“力”为秩序最高管理者，而“力”、“命运”的形成源于希腊险恶的海洋地理环境，在这个险恶的环境中，人与自然的抗争成为民族的本位关系。

（二）“高尚道德的弱者”

中国悲剧 人物与希腊相反，一般择用“普通人物”。例如，《窦娥冤》中的窦娥，《琵琶记》中的蔡五娘等。对这些人物特征的概括，已有不少论者提出有说服力的见解，谢柏梁说：“如果说悲剧人物还有所侧重的话，那么反映女性苦难的‘闺怨’戏倒确实是悲剧的重头戏。”[6]吴国钦也认为，这些人物“具有弱小善良的正面素质”。[7]本文将这类人物的属性概括为：“高尚道德的弱者”，即“高尚德者”＋“弱者”。

中国悲剧人物的第一个属性是“高尚道德”，即“德者”。中国悲剧产生于元朝 [8]，那时的中国早已远离英雄时代——中国式的英雄时代为尧舜禹时代，走进了一个维柯所说的“人的时代”。在“人的时代”里，历史舞台的主人公当然不再是集体符号的英雄，而是个体的人。在中国这个早发的农耕文明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早已成为该民族稳固的本位关系，因而，中剧所承载的内容当然是关于人与人的关系、人伦的关系。反映在悲剧人物形象上，便是对人物“德”的塑造。“德”常常以孝、忠与义为表现形态，例如在《窦娥冤》中窦娥是“孝”的化身,《精忠旗》中岳飞是“忠”的化身。

中国悲剧人物的第二个属性是“弱者”。让“德者”同时是一个“弱者”，这本身就可让“德者”更“德”，使人在一种无形的感情体验中抬高了德的高度，他（她）因力量的弱小，受到了恶势力的毁灭，这样可产生了怜悯的悲剧效果。如果这个人物不是一个弱者，而是与恶势力相当的强者，则会使悲剧人物变成了一个“既中（德）又希（力）”的“混血儿”人物符号，这样，反而削弱中剧特有的审美取向。

如果说，“人的时代”选择了中国悲剧的普通人/弱小人物，那么中国民族语境“人与人关系”的本位偏向，则决定了这个普通人/弱小人物中的“高尚道德”属性。

二、冲突范式：“力与力”/“力与德”的冲突

（一）希剧的“力与力”的冲突

冲突是悲剧的灵魂，没有冲突，就没有悲剧。文本认为，冲突是悲剧关于两个力量之间的矛盾冲突，是其中一个力量对另一个力量的摧毁。不同民族的悲剧表现出不同的冲突范式。本文将希剧的冲突范式概括为：“力与力”的冲突。

希腊悲剧的冲突范式与“命运”主题具有天然的同构性。“命运”是关于人与神（自然力）冲突而失败的形象演绎。“命运”本质上是关于两个“力”的冲突问题。例如，命运之神与俄狄浦斯王之间的冲突，盗火英雄普罗米修斯与宙斯之间的冲突。这些主题的内容，就是关于两个力的冲突。

“力与力”的冲突与命运主题一样，均在超道德的场域中进行。英雄人物的行为并未被善恶二元化，善与恶的因子被包藏在英雄行动的整体之中。冲突的展演不在于进行道德评判，而在于向世界昭示，在人与神之战中，人在绝望反抗中迸发出的火花。这一冲突范式的成因原发于希腊人与险恶海洋之间的长期抗争，是人与神/自然之间巨大张力中结出的艺术之果。

（二）中剧的“力与德”的冲突

中国悲剧冲突范式一直受到学者们的关注。蓝凡认为，是一种“评判冲突”，“所谓评判的冲突，指的是构成中国悲剧的冲突基础是善与恶、忠与奸、美与丑。”[9]（P554）邱紫华在《悲剧精神与民族意识》中认为，中国悲剧作品中的冲突性质大多以伦理的善与恶的方式构成。吴国钦认为，“善与恶、忠与奸、正与邪之间的矛盾斗争引发出来的”。[10]应该说，以“善与恶”二元进行概括，已经触及了中国悲剧冲突范式的本质。基于与希腊悲剧冲突范式的比较，本文将之描述为：“力与德的冲突”或“力对德的吞噬”。其中“力”是指那些不道德的“强者”的代表，这些“强者”常被伦理化为“恶者”、“奸者”、“邪者”、“残者”或“负心者”；与此相反，其中的“德”指的是弱小的“善者”、“忠者”、“德者”，正如吴国钦所说，“中国的悲剧人物具有弱小善良的正面素质，是些性格无缺陷的正面人物”。[11]“力与德”的冲突范式有两个规定性：

一，“退却”式反抗是“德者”对“力者”的最大反抗。退却式反抗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以自灭方式来对“力”（恶、奸、丑）进行控诉、抗争。这是中国悲剧的最高形式的冲突。它与希腊悲剧英雄的绝望抗争一样，构成世界悲剧的两大最高冲突模式——对“人受神之役”与“人受人之役”的最高反抗。

中国悲剧冲突的双方力量相差悬殊，如让这些小人物以力量去与“强大的恶势力”抗争，就如鸡蛋与石头的撞击，不能发出碰撞的火花，从而削弱了悲剧效果。在伦理文明语境的冲突中，虽“德者”力量弱小，但却敢于蔑视“恶势力”，以身取仁，难道这种超越生命的反抗，不是一种伟大、英勇的诉说方式吗？它是伦理文明中最憾动人心的抗争。饶芃子认为，“《赵氏孤儿》传入西方以后，引起西方人注目的正是这个剧本表现出来的伦理主题，那种为拯救无辜而不顾牺牲自己的精神。”[12]这里涉及到中国悲剧冲突的最高形式问题。

二，“道德反差”（而不是力量较量）是中国悲剧冲突效果的灵魂。“力”与“德”冲突的极致是：“力”的“恶”、“奸”、“邪”、“丑”的程度越强，“德”的“善”、“忠”、“正”、“美”的程度越大，也就是说，“力”与“德”的道德距离越大，“力”对“德”的吞噬、毁灭所产生的悲剧效果就越强烈。其中突出的代表是《窦娥冤》中“强大恶者”张驴儿对“弱小德者”窦娥的迫害。它有别于希剧式的冲突，在希剧中，冲突双方的力量越接近，是“强灭强”而发出激烈火花。

中希两剧的冲突范式，归根到底是人类“两大关系”何为本位在艺术上的反映。当一个文明较早地取得对自然的主动权时，人与人的关系便成为本位。通过对两个冲突范式的背后文化的层层推进，我们发现，力与力的冲突/力与德的冲突是“两大关系”在悲剧舞台上的变形与投射。

三、审美体验：希剧的“恐惧”与中剧的“怜悯”

（一）希剧审美体验的主调：恐惧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说，“悲剧……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疏泄”。[13]（P63）之后，“怜悯”与“恐惧”便不断上升为悲剧一组稳定的情感体验乃至审美范畴。但综观他族的悲剧，发现这组审美体验不单为希腊悲剧所独有，而是各民族悲剧的共同情感体验。不过，不同民族悲剧的审美体验的侧重点不同。本文认为，希剧最突出的审美体验是“恐惧”，中剧最突出的审美体验为“怜悯”，这一组审美体验偶然性地成为中希悲剧审美体验的最佳概括——恰恰能充分地体现了两剧的精神走向。

“恐惧”是人的自我保护功能受到威胁时的一种心理反映。希剧的恐惧源于希腊人险恶的海洋生存环境，源于人败于神/自然的心理恐惧。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悲剧是人类生活的恐怖。”[14]（P58）当面对恐怖时,人类被逼进行思考,并发现思考没有什么结果的时候,就要陷入了苦难、困境之中。对这一苦难、困境的艺术化解与舒泄，便构成了悲剧。从这一意义上说，希腊悲剧在本质上是对人类无助的恐怖的仪式性（即舞台）宣泄。

与恐怖紧密关联的是崇高，悲剧因恐惧而崇高。英国18世纪美学家爱德蒙·伯克（另译博克）在美学史上首先将崇高确立为审美范畴，他把人的基本分为两种, 一种是恐惧, 与人的自我保护相关;一种是爱, 与人的两性和社会交往相关。与之相对应, 也存在两种审美形态, 一种是崇高, 一种是优美。他在《论崇高与美两种观念的根源》中说：“凡是以某种方式引起痛苦和危险的观念（the idea of pain and danger）的事物，即是说，凡是可怕的东西，或接近可怕的事物，或者类似恐怖那样发挥作用的东西，就是崇高的来源”。[15]（P39）可见，在恐惧感/崇高背后是一个对人类的强大威胁力量。

本文认为，恐惧与崇高均源于一个威力无比的“力”，与这个力的英勇抗争或绝望抗争，便产生美学范畴的崇高或悲壮。或者说，崇高是人与神/自然冲突中，人/英雄对强大力量的绝望反抗而让人产生的审美体验。在西方，崇高成了审美的最高范畴，此刻，我们隐约地触通了一个道理：西方文明起源于“恐惧”(fear), 恐惧是西方文明滥觞的基因。恐惧－崇高－神役（神/自然对人的奴役）三者存在着一条内在的逻辑链。

（二）中剧的审美体验主调：怜悯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十三章说：“怜悯的对象是遭受了不该遭受之不幸的人”。[16]（P97）亚氏这里的“怜悯”指的是一种同情心, 对于悲剧人物不该遭受的厄运所引起的同情。本文认为，“怜悯”可以作为中剧最本质的审美体验。但是，中剧的“怜悯”与西剧的“怜悯”还有内涵上的差异。

其一，在希剧的怜悯中，观众与主人公没有距离感，两者合二而一。主角英雄代表的是“人类”在无可预测的命运之手中的无助的悲惨遭遇。主角不是某一个体，而是一个群体，是人类自身，观众正是其中之一员。正如亚氏所说，“悲剧的怜悯不是指向作为外在客体的悲剧主人公，而是指向通过同感已与观众等同起来的悲剧主人公”，“他们的痛苦已经成为我们的痛苦, 可以说我们和他们联合起来面对共同的敌人。”[17](P109－110)因此说，希剧的怜悯是一种观众与主人公合一的“自怜”。

在中剧的“怜悯”中，观众与主人公存在着距离感，主角“弱者”往往处于人伦关系金字塔形的底部，而观众则高高地坐在观审台上，与主人公构成了“落差”，以“俯视”之角对这些人物投以怜悯之情，因而，中剧的怜悯是一种观众对主人公的“他怜”。

其二，中剧的怜悯具有道德性与希剧怜悯则是超道德性的。余秋雨在《戏剧理论史稿》中指出：“怜悯借助的是道德感”。这里指的应该是中国式的怜悯。“怜悯”是“同情”的一部分，在中国文化语境下，怜悯需要一个道德语境的前提，即这个主角抱有好感，我们一般不去怜悯自己厌恶的人，所以中国悲剧人物都具有美德，是“德者＋弱者”式的人物，特别是弱小善良的老百姓与无辜受冤的妇女。

而希剧中的“怜悯”，是一种两虎相争式的抗争，是两力冲突中失败者的同情，是一种超道德性的同情。

希剧因恐惧而崇高，中剧因怜悯而凄美。有些国内研究者以西剧为标准，认为中剧缺少一种审美的冲击力，缺少一种“崇高性”，而贬低中剧的美学效果。这是一种“以西论中”的误读。本文认为，不同的悲剧有不同的冲突范式，可以产生不同的审美取向。西剧是绝望反抗，产生了恐惧与崇高；中剧是舍生取仁，产生了怜悯与凄美。

中剧的冲突是力（恶、奸、邪）对德（善、忠、正）的吞噬，德对力的“退却式”（杀身取仁）反抗而构成了自身的美学品格。吴国钦说，中剧“不是由‘恐惧’而引起的，而是由悲剧人物的自我牺牲精神和伦理美德所唤起的”。[18]这是一种准确的判断。在伦理文化的语境下，这种敢于用生命的代价去换取仁义，是一种最高的反抗。它与西剧中力对力的反抗具有不同的审美效果：一个是气势磅礴，一个是催人落泪。退却式的反抗是“德”对“力”的最高反抗，它代表了人类反抗精神的另一个极点。这一精神升为一种典型的审美体验，那就是凄凉、凄绝、惨烈之美，简而言之：“凄美”。

作为两剧最突出的审美体验，恐惧源于“神役”之恐，怜悯源于“人役”之怜。恐惧与怜悯实质上是“神役”与“人役”（人受人的奴役）两大古老人类情结在悲剧舞台上的曲折演绎。

结论

通过对中希悲剧人物（前道德的强者与高尚道德的弱者）、冲突范式（“力与力”/“力与德”）以及审美体验（希剧的“恐惧”与中剧的“怜悯”）三组艺术品格的比较与重释，发现两剧所处的时代背景（“英雄时代”与“人的时代”）以及所承载的“两大关系”主题的迥异，是中希悲剧艺术品格生成的两个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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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亚里士多德,陈中梅译注.诗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篇8

[关键词]黑格尔

悲剧理论　哲学思想　永恒正义

我国著名学者朱光潜在《悲剧心理学》中论及黑格尔的悲剧理论时，曾说过：“哲学家谈悲剧总是不那么在行。在悲剧问题上求教于哲学家往往是越说越糊涂。”然而，事实当真如此还是别有深意?显然，我们不能武断地下结论。本文就来谈谈黑格尔的悲剧理论。

黑格尔的哲学思想

研究黑格尔的悲剧理论，必须先了解其哲学思想。黑格尔有一句名言：“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主张思维与存在的统一。他认为逻辑推演的过程就是思想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客观世界发展的过程。黑格尔反对康德的“自在之物’’不可知的观点，他认为思想是“客观的”，是事物的本质。它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这就是黑格尔所谓的“绝对精神”，由此建立起了其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

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是辩证发展的，他反对“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认为正反两面是相互联系和转化的，不把反面看作对正面的简单否定，而把它看作构成正面的内部环节，正如黑格尔所说“纯粹的光明就是纯粹的黑暗”。嘿格尔把“绝对精神”分为三个基本阶段：逻辑、自然和精神。黑格尔的全部哲学主要就是对这三个阶段的描述。

“绝对精神”通过艺术、宗教和哲学三种形式来认识自己，哲学是“绝对精神”的完成形式，宗教介乎哲学和艺术之间，而艺术只是精神对自身的一种感性的、直观的认识，“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

黑格尔悲剧理论的主要内容

黑格尔的悲剧理论是他关于对立面统一的辩证法思想的一个特殊应用，悲剧中，相互对立的双方构成“冲突”，而对立上面的统一，即是通过“和解”的方式。

悲剧的产生：冲突说。黑格尔所谓的冲突，是指人物性格在某种具体情境中所遭受到的两种普遍力量(人生理想)的分裂和对立。普遍力量是抽象的，它只有结合到具体的情境或人物时，它才“得到定性”。在具体化过程中，它才“现出本质上的差异面，而且与另一方面相对立，因而导致冲突”，推动情节的发展，通过否定之否定，终于消除否定达到调和统一。冲突是对本来和谐的一种情况的改变，而这个改变本身也要被改变掉。“使这种破坏不能始终是破坏，而是要被否定掉”，破坏被否定，冲突就消除，然后复归和谐。

黑格尔把冲突分为三类：第一种是“物理的或自然的情况所产生的冲突”，如索福克勒斯的悲剧《斐罗克特》，该剧的冲突是由于主角斐罗克特的脚被毒蛇咬伤而引起的。黑格尔认为这种情况本身是消极的，邪恶的，因而是有一定危害性的。第二种是“由自然条件产生的心灵冲突”，一般以自然的家庭出身为基础的冲突都属于这一类，如因王位的继承权而产生的冲突。莎士比亚的《麦克伯》就是一个例子：戏剧冲突起于主人公麦克伯被剥夺了王位继承的优先权，由此而引发了麦克伯的一系列“罪行”。第三种是“由心灵性的差异面产生的分裂”。黑格尔认为前两种冲突是不合理或不公平的，它们只是一种“助因”，理想的冲突必须起于“人所特有的行动”，起于两种普遍力量的斗争。符合这种冲突的典型例子如《安提贡》和《俄狄普在柯洛诺斯》。

悲剧的解决：和解说。在谈了冲突之后，黑格尔接着在其《美学》第三卷中提出了他著名的悲剧和解说。这里，黑格尔首先提出了悲剧人物去追求目的的出发点：“是在人类意志领域中具有实体性的本身就有理由的一系列的力量”，如亲属之间的爱、国家政治生活、宗教生活。真正悲剧人物的性格需要有一种实现这些实体性伦理力量的积极性和活力，“他们完全是按照原则所应该做到而且能做到的那样人物”。这里的悲剧人物就不完全是凭着一时的主观感觉，而是凭借着一种信念和力量行动。

黑格尔认为，冲突双方要维护个别化于自身的实体性的伦理力量，这在他们看来是理所应当的，他们都有理由把各自坚持的伦理理想实现于行动，而同时每一方拿来总为自己所坚持的那种目的和性格的真正内容却只能是把同样有辩护理由的对方否定掉或破坏掉。这就造成了一种两难之境，变成了你死我活的斗争。而这种两难之境的解决，就是代表片面伦理力量的人物遭受痛苦或毁灭。就他们个人而言，他们的牺牲好像是无辜的，但就整个世界秩序而言，他们的牺牲又是罪有应得的。个体虽然被消灭了，但他们所代表的伦理实体并不因此而毁灭，而是在此基础之上出现新的“和谐”与平衡，也即是“永恒正义”的胜利。这样，矛盾由“冲突’’时的对立，走向了“和解”时的统一，贯穿于其巾的辩证法规律清晰可见。

和解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矛盾双方两败俱伤；一种是发出动作的人们主动放弃了自己的片面性，从而达到和解，也就是黑格尔所谓的“主观内在和解”。

对第一种和解方式，我们选择黑格尔认为从冲突这一方面看“最优秀最圆满的艺术作品”――梭福克勒斯的《安提贡》来谈谈这个问题。按理说，亲情和王法都是神圣的、正义的，但处在那种特定情境中，却又是片面的、不正义的。国王维护王法而剥夺了死者本应得到的葬礼，安提贡因亲情而无视王法，冲突双方都坚持自己的片面理想，最终冲突以安提贡的毁灭和国王克瑞翁家破人亡而得到解决，在冲突中遭到毁灭的不是王法或亲情这种实体性的伦理力量，而是企图片面实现这些伦理理想的个人，“永恒正义”岿然立于不败之地。

第二种和解方式，我们以黑格尔认为的“最完善的古代例证”――《俄狄普在柯洛诺斯》为例：俄狄普发现自己无意犯下了杀父娶母的罪行后，痛苦万分，于是他弄瞎了自己的眼睛，离开了忒拜国，开始了流浪，后来，他到了柯洛诺斯，服从神的指令，宁愿让复仇女神陪伴他，而不听儿子请他回国的央求，这样，他身上从前的分裂达到了和解，最终他净化了自己，他的眼睛复明，还成为了柯洛诺斯城的安全保障。这种和解里还包括了一种“主体方面的满足感”。

黑格尔又援引亚里士多德的“悲剧引起哀怜和恐惧”的论断，认为人类感到恐惧是伦理力量的压迫，而哀怜是对“对受灾祸者所持的伦理理由的同情”，同时，黑格尔认为在两者之上还有一种“调解的感觉”，也就是对“永恒正义”的胜利的欢欣。

批判地吸收黑格尔的悲剧理论

批判地吸收必须建立在正确理解之上，然而一直以来，学界对黑格尔悲剧理论有一种片面化的倾向，那就是把其“悲剧冲突说”归结为“善善冲突说”，牛津大学教授布拉德雷就是这一思想的代表。其实这是不准确的，黑格尔的冲突说认为，冲突是由于双方坚持各自片面的伦理理想，既然是片面，既然有对，也有错，就不能仅仅把冲突归结为善与善的冲突。

篇9

[关键词]公地悲剧；博弈论；内生规则

[DOI]1013939/jcnkizgsc201529111

1968年英国哈丁教授（Garrett Hardin）在《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一文中首先提出“公地悲剧”这一概念，它意味着“环境的退化会发生在任何时候，只要许多人共同使用一种稀缺资源”。本文把博弈论的概念和思想引入到“公地悲剧”这一现象中，致力于找出化解“公地悲剧”的方法。

1“公地悲剧”的博弈论模型

假设在由n个牧民共同拥有的草原上，每个牧民都养羊，根据世代多年放牧的传统，他们都知道这片草原上羊的最优的饲养数量，我们把这一数量设为Q1，那么每个牧民的最优饲养量为Q1/n。由于草原是公共的，只要有利可图，牧民养羊的饲养数量越多越好。假定每个牧民能获得收益的饲养量不低于Q1/n，这样，每个牧民羊的饲养数量有两个可能，一是超额饲养，二是根据统一的指标限额饲养。

为了使我们的分析更具有一般的普遍性，把草原上的n个牧民简化为两个典型性的代表A和B，A和B共同在这片草原上放牧，把羊的饲养量的确定过程看作是A和B相互之间的博弈，那么A和B就有两个可选择的策略，即超额或限额。在A、B选择不同的策略的情况下，A、B会出现收益变化：①A超额、B限额，在市场均衡的情况下，A的饲养里比B的饲养量多，收益也多，A的收益为a，B的收益为b，则a>b；②B超额、A限额，A的收益为b，B的收益为a，同理，有a>b；③A、B都限额，总收益为T，达到社会最优，A、B共享收益π，每人π/2，由公地放牧会导致非帕累托最优，有π>a+b，④A、B都超额，那么A、B的收益均为τ/2，有τ

2博弈模型分析

首先，假定以上“公地悲剧”博弈模型是在完全信息的情况下进行的，即A、B都知道对方的策略和收益；之后，将A和B的博弈分为同时博弈和序贯博弈两种情形。下面将对以上两种情形进行叙述分析。

当A和B同时博弈，对A来说，当B采取限制饲养数量的策略时，A的收益a>π/2，A的最优选择是超额；当B采取超额饲养策略时，A的收益b>τ/2；由以上分析可知对A不存在占优策略，A所采取的策略需要根据B的策略进行选择。对B来说，当A采取限额策略时，B的收益为a>π/2；当A采取超额策略时，B的收益b>τ/2，B的最优选择是限额；同样，B也不存在占优策略，B所采取的策略需要根据A的策略进行选择。

由以上分析可知，在同时博弈的情形下，A、B之间有着两个纳什均衡，即（限额；超额）与（超额；限额）。因为同时博弈存在的阶段性，纳什均衡不具有唯一解，这说明在实际情况下A和B会面临策略选择上的困境，在这样的情形下，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A和B均有可能以一定的概率选择超额策略或限额策略。那么，我们假定A选择限额策略的概率是r1，选择超额策略的概率是1-r1；B选择限额策略的概率是r2，选择超额策略的概率是1-r2，那么，A的最优化模型为：

VA=r1[[SX（]π[]2[SX）]r2+（1-r2）b]+（1-r1）[ar2+（1-r2）[SX（]τ[]2[SX）]]

求A在概率r1下的收益最大值Max[DD（X]r1[DD）]VA，有：[SX（]π[]2[SX）]r2+b（1-r2）-ar2-[SX（]τ[]2[SX）]（1-r2）=0，则，r2=[SX（]b-[SX（]τ[]2[SX）][]（a+b）-（[SX（]π[]2[SX）]+[SX（]τ[]2[SX）]）[SX）]>0

根据支付矩阵的对称性，可推出：r1=r2=[SX（]b-[SX（]τ[]2[SX）][]（a+b）-（[SX（]π[]2[SX）]+[SX（]τ[]2[SX）]）[SX）]

综上可知：r*1=r*2=[SX（]b-[SX（]τ[]2[SX）][]（1+b）-（[SX（]π[]2[SX）]+[SX（]τ[]2[SX）]）[SX）]为混合策略的纳什均衡，这一均衡说明了当A以概率r*1选择限额策略时，A进行策略选择时没有必要参考B的策略选择来进行，同样的，B以概率r*2选择限额策略时的策略选择也不需要考虑A的策略选择。

根据以上描述可得到以下结果：A、B选择限额策略的联合概率分布为：P（A=不超额；B=不超额）=r*1×r*2=[SX（]（b-[SX（]τ[]2[SX）]）2[][（a+b）-（[SX（]π[]2[SX）]+[SX（]τ[]2[SX）]）]2[SX）]；A、B选择超额饲养策略的概率分布为：P（A=超额；B=超额）=（1-r*1）（1-r*2）；A、B选择相异策略的概率为：r*1（1-r*2）+r*2（1-r*1）=2η*（1-r*2）=2r*2（1-r*1）。A和B中只要有一人选择了超额饲养策略，草原的饲养量将偏离帕累托最优，出现“公地悲剧”现象，出现的概率为：P（A=超额；B=超额）+P（A=超额；B=不超额）+P（A=不超额；B=超额）=（1-r*1）（1-r*2）+2η*（1-r*2）；根据概率的相关知识，“公地悲剧”出现的概率也可表示为1-P（A=不超额；B=不超额）=1-r*1×r*2∈[0，1]。

把A和B两个牧民决定羊的饲养数量的决策过程看作是一个博弈，根据以上计算可知，“公地悲剧”这一现象会以一定的概率出现在博弈的收益中，这样，从博弈论的视角分析“公地悲剧”就有了可行性。

其次，A、B连续博弈。当A和B两个牧民中有一个人在某些方面优于另一个人即具备先行者的优势时，那么先行者就有观望和利用先行者优势两种选择，这时A、B之间的博弈不再是同时博弈而是连续博弈。这里假设在完全信息的情况下，A是先行者，A先行动、B后行动，收益矩阵和同时博弈的时候相同。

对A来说，A知道假如他选择超额策略，由于b>[SX（]π[]2[SX）]，B的最优策略为限额策略，那么，A将获得a的收益，B获得b；假如A选择限额策略，那么B一定超额，那么A获得收益b，B获得a。当A具有先行者优势时，A能够先行动，并获得a的收益（a>b），所以无论如何A也会选择超额策略，这时，博弈的均衡解释（超额；限额）。这就表示在连续一次性的博弈过程中，A、B两个牧民的羊的总的饲养数量将超过草原上的帕累托最优数量，出现“公地悲剧”。

从上文中的分析可知，理论上，在一次博弈的情形下，不管是同时博弈还是连续博弈，“公地悲剧”都可能发生，但在实际情况下，因为养羊这个活动是不间断连续进行下去的，那么草原上牧民之间养羊数量的决策过程就是重复博弈的过程。一旦存在重复博弈，牧民之间由于人际关系、文化等原因会形成一种相互牵制的情况，最终使草原上羊群的饲养数量限制在符合集体利益最大化的帕累托最优数量上面。

3对策研究

由以上分析可知，A、B因为存在a-[SX（]π[]2[SX）]的超额收益而产生了超额饲养羊的投机心理。A和B都是理性人，都是自私的，都不愿意因为自己限额而损失了额外的收益，更不愿意看到因为双方都超额而带来的共同损失。当不存在一个实际有效的机制来约束双方行为时，为了能减少自身的损失，在博弈的过程中，博弈双方会透露这样的信息：如果在社会交换的过程中出现了违约者，则拒绝与他合作，而拒绝合作给违约者造成的损失大于他不违约的损失，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可信的、有效的威胁。A和B在牧羊博弈的过程当中自主地限制羊的数量，使其形成一个内生的规则。当限额策略合理地解决了“公地悲剧”问题时，在接下来的重复博弈中，人们会将这一行为坚持下去，就成为了一种制度，一种内生的制度，“公地悲剧”便得到了解决，不再出现。

4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当牧民们在选择羊的饲养数量时，相互之间存在一种相互约束、制约机制，并且这一博弈是重复进行时，那么，饲养羊数量的限额将成为一个内生的博弈规则，它不需要借助外界或第三方的力量来保证实施便能自己起到约束双方行为的作用，因而“公地悲剧”能够依靠内部的约束机制自发解决。

参考文献：

篇10

关键词：伍麦叶 贞情诗人 爱情悲剧 美学

爱情是艺术创作永恒的主题，在阿拉伯贾希利叶时期，爱情就成为了阿拉伯诗歌所涉及的主要内容之一.而到了伍麦叶时期，情诗成为了阿拉伯文学中一个独立的门类，这时期的情诗分为两类：贞情诗与诗，贞情诗是诗人们歌咏自己纯真情爱、苦恋与相思的诗篇。在众多的贝都因贞情诗人中，最著名的是布塞娜的情人哲米勒、莱依拉的情人盖斯・本・穆劳瓦哈、利布娜的情人盖斯・本・宰利哈、陶白与莱依拉・艾赫叶丽娅。这几位贞情诗人通过诗歌歌咏自己柏拉图式的爱情悲剧故事，感情真挚，凄婉感人。本文从美学角度对伍麦叶贞情诗人的爱情悲剧故事进行解读，剖析这些爱情悲剧故事在阿拉伯地区深入人心的原因。

一、伍麦叶贞情诗人爱情故事的悲剧冲突与结局

悲剧的美学意义，主要是通过悲剧冲突的展开和悲剧结局必然性的昭示而得以体现的。伍麦叶贞情诗人们的爱情悲剧故事有着相似的悲剧冲突和悲剧结局，人们可以从中体会到故事的悲剧意蕴。

1、悲剧冲突

伍麦叶贞情诗人们的爱情悲剧冲突体现在旧的文化传统和婚姻爱情观念对大胆追求纯真爱情的部落男女青年的束缚。"古阿拉伯人有一种传统习俗：反对诗人赞美自家的闺女，如果诗人在诗中有这方面的词句，即会引起她亲人的愤怒，并要把诗人赶出当地，如果诗人还胆敢向他所爱的姑娘求婚，他们不仅断然拒绝，而且很快将姑娘嫁给别人。"①因此，尽管哲米勒与布赛纳、盖斯・本・穆劳瓦哈与莱依拉、陶拜与莱依拉・艾赫叶丽娅两情相悦，但当男方不顾阿拉伯传统文化观念在情诗中大胆歌咏爱人时，女方的家属毫无例外都认为这有损女方的贞洁名誉，并强行将自家女儿许配给他人，即使男方极力争取也无济于事。发生在盖斯・本・宰利哈与利布娜身上的悲剧冲突虽然不是由情诗引起，但他们仍是传统婚姻观念下的牺牲品，古时阿拉伯人将妻子的生育能力看作妻子的头等义务，因此利布娜未能生育引起了男方家属的极大不满，即使双方已完婚，男方家属仍千方百计逼迫盖斯休弃利布娜，盖斯多次抗争无效。追求真爱是人的本性，然而阿拉伯地区这种基于部落体制的传统习俗却压抑了这种人性，这些贞情诗人们大胆追求真爱的行为打破传统礼教，追求人性自由，从这层意义来看他们是社会新生的进步力量，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悲剧冲突是社会新生的力量为了争取美好的爱情与传统礼教所进行的斗争。

2、悲剧结局

悲剧的结局永远是主人公心中最珍贵的希望破灭及毕生幸福的丧失，并且很多悲剧的结局往往是同主人公的死亡分不开的。贞情诗人们的爱情悲剧故事都有着"肉体毁灭型"的结局，这种类型的悲剧结局表现为悲剧主人公肉体被毁灭，而精神未灭。在贞情诗人们的悲剧故事结尾，哲米勒被布赛娜家人逼到走投无路只得流亡在外，最终病死于埃及；盖斯・本・穆劳瓦哈因情而痴，最后葬身于沙漠；盖斯・本・宰利哈被逼休妻后积郁成疾，至死未能与利布娜破镜重圆；陶白战死沙场，莱依拉・艾赫叶丽娅葬身于他的墓前。虽然悲剧人物在结局中都遭到毁灭，但他们的精神并没有因为生命的结束而结束，他们用死亡表达了他们对于传统礼教束缚的反抗，以及对真爱、自由婚姻的向往和追求。他们执着地追求人类所肯定的价值，在死亡中显露出人的尊严与价值，获得了升华与超越。这不同于中国许多悲剧故事的悲剧结局，中国的悲剧故事往往以"和解团圆"收场，例如《梁山伯与祝英台》中最终梁祝化蝶相伴相随。与"和解团圆型"的结局相比，"一悲到底"的结局更能激起人们心中的悲愤之感，更能增强悲剧效果。

二、贞情诗人爱情故事的悲剧美学意义

悲剧美是美学的主要范畴之一，它能给欣赏客体带来悲怆的情绪感染、强烈的心灵震撼以及深刻的思想感悟。从悲剧美学这个角度出发，贞情诗人们的爱情悲剧故事具有重要的审美价值，它能引起一系列心理上的美的感受。

1、崇高感和生命力感

悲剧主人公的人生悲惨地结束了，但在其生命凋谢的同时，却给后人留下了意味深长的省略号，他们的爱情悲剧故事虽然让人感到遗憾，但更带来了激励意义，也就是让人们感受到了悲剧的崇高感与生命力感。康德认为，"崇高感它先有一种生命力受到暂时阻碍的感觉，马上就接着有一种更强烈的生命力的洋溢迸发"。②悲剧主人公们与传统礼教的斗争以有情人的分离、因爱牺牲收场，这使读到悲剧的人们首先感受到人在强大的传统势力面前的渺小与微不足道，悲剧使人们生畏，但是，"随着感到人的渺小之后，会突然有一种自我扩张感，在一阵恐惧之后，会有惊奇和赞叹的感情。"③在短短的一瞬间，悲剧主人公们敢于追求真爱、与传统势力抗争的精神让人们"看到一种比苦难还要坚强得多的灵魂，看到一种没有东西可以摧毁的勇气，从而振作起自己的精神"。④贞情诗人们的悲剧故事为后人带来的激励与鼓舞就是悲剧所激发的崇高感与生命力感。

2、痛感中的

悲剧是一种复杂的心理现象，最早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诗学》中提出了悲剧一说，他认为悲剧所产生的是悲剧的特殊功效，并且是与悲剧欣赏者的怜悯和恐惧的情绪紧密相关的。"怜悯是由一个人遭受不应该遭受的厄运引起的；恐惧是由这人与我们相似引起的。"⑤ "悲剧净化怜悯与恐惧两种情绪。净化就是情绪的缓和。悲剧是一种混合的情，由痛感转化为，情绪得到缓和，即达到净化的效果。"⑥在贞情诗人们的悲剧故事中，诗人们与爱人两情相悦却被迫分离，最终不是遭到驱逐，就是积郁成疾甚至丧失理智，至死有情人也未能成为眷属，他们的苦难唤起了人们对诗人们的怜悯。同时，悲剧主人公们在传统势力压迫下的毁灭让人们深切感受到了人的渺小与无力，这种渺小感产生了一种恐惧的感觉，怜悯与恐惧这两种情感的交错令人产生痛感，在痛感被感觉到时，人们将这种悲苦之情宣泄出来，情绪得到了缓和，这时人们因悲剧主人公勇于挑战传统文化的伟大精神而感受到了人的高贵与价值，一股积极向上的情感油然而生，从而痛感转化为，这种给人们带来了美的感受。

三、贞情诗人爱情悲剧的接受美学意义

如果贞情诗人们在贞情诗中记录下的这些爱情悲剧故事没有读者，那故事的意义就不会被挖掘。"姚斯认为，在作者、作品与读者的三角关系中，读者绝不仅仅是被动的部分，或者仅仅做出一种反应，相反，它自身就是历史的一个能动的构成。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思议的。"⑦贞情诗歌投射出的爱情悲剧故事在阿拉伯地区如此深入人心，与当地读者的能动作用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从读者角度解读这些悲剧故事有助于发掘它的魅力所在。接受美学最重要的理论范畴就是读者的期待视野，"任何一个读者，在其阅读任何一部具体的文学作品之前，都已经处在一种先在理解或先在知识的状态。没有这种先在理解与先在知识的状态，任何新东西都不可能为经验所接受。这种先在理解就是期待视野。"⑧ "视野融合"是接受美学的一条重要原则，即只有读者的期待视野与文本相融合，读者才能接受和理解。期待视野的形成与读者所处的大的历史、社会背景紧密相连。阿拉伯人在阿拉伯民族性格与民族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了其独特的期待视野，而贞情诗所投射出的爱情悲剧故事恰恰迎合了这种期待视野。

1、民族性格影响下的期待视野

阿拉伯民族性格特点的成因与其生活的地理环境是分不开的。最早生活于阿拉伯半岛的阿拉伯人在沙漠旷野中过着游牧生活，在广袤的沙漠中，没有东西阻挠大风的流动，没有东西遮蔽烈日的暴晒，也没有东西阻挡雨洪的奔流，不羁的自然给予了阿拉伯人自由直率的性格。然而沙漠严峻而恶劣的生存环境以及极为匮乏的物质条件使得阿拉伯人经常劫掠他人的物资，部落之间经常爆发冲突，"劫掠是有数的几种表现丈夫气概的职业之一"⑨，这种生活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使得该民族养成了易冲动的性格。其次，沙漠生活的不利条件在艰难时期阻碍了外敌入侵，保护着游牧人，使他们能够坚持战斗，所以阿拉伯人形成了不屈服于外来束缚的性格。虽然伊斯兰教成立后阿拉伯人的生活方式已经发生改变，但这种自由直率、易冲动、不屈服于外来束缚的民族性格始终流淌在阿拉伯人的血液之中。

在贞情诗人们的悲剧故事中，悲剧主人公的行为正好体现了这几种性格。伍麦叶时期的阿拉伯传统礼教压抑了人追求真爱的本性，剥夺了人自由恋爱的权利，然而贞情诗人们不屈服于传统文化习俗的压迫，在情诗中直率地表达对恋人的爱恋，感情真挚，如哲米勒在诗中吟道：

"假若布赛纳差人前来，那是要取走我的右手；

虽然这是如此的苦难，我仍将断臂让他带走。

行前我还会告达于她：'我满足你一切需求！'"⑩

诗人们的"毫不避讳"与"逆行倒施"喊出了自己内心深处对自由恋爱的渴望，一方面表现出直率的性格，另一方面展现出不屈服于传统礼教束缚的个性。盖斯・本・穆劳瓦哈在莱依拉被许配给他人后更是因情而痴，扯破衣服，光着身子在荒漠中四处游荡，与野兽为伍，他丧失理智的行为让人感受到其冲动的性格。因此，在民族性格层面，贞情诗人们的爱情悲剧故事迎合了阿拉伯人的期待视野，使他们与故事产生了共鸣。

2、民族文化影响下的期待视野

阿拉伯人在接受伊斯兰教信仰后，人生观、宇宙观、生死观、婚姻观等诸多意识形态领域内的认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发生了质的飞跃，阿拉伯民族创造了独特的伊斯兰文化，伊斯兰文化渗入到阿拉伯穆斯林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阿拉伯人的期待视野也必定受到伊斯兰民族文化的影响。在爱情与婚姻方面，伊斯兰文化不提倡禁欲主义，它认为爱是人的天性，爱是不能忽视的，人为地抑制爱的欲望是违背天意的，是违反客观现实和自然规律的，而人类爱的方式的最好选择和最佳环境就是结婚，结婚是满足人的天性需要的、合乎情理的归宿；其次，伊斯兰文化强调男女双方都有婚姻自。伊斯兰教认为，"婚姻的成立与否完全取决于男女双方的自愿，取决于男女相爱的感情，如果男女双方或其中有一方不同意，则婚姻绝对无效。"⑾伊斯兰教还主张父母在子女婚姻上充分尊重子女的意见，不能有过分的干涉。从伊斯兰文化中的爱情婚姻观念可以看出，伊斯兰文化是反对贞情诗人们所处社会所盛行的压抑人性的陋俗恶习的。贞情诗人们通过反抗传统礼教来表达自己对真爱、自由恋爱、自由婚姻的渴望，这与伊斯兰文化开明、人道的精神产生了共鸣，因此阿拉伯人作为伊斯兰文化的创造者、传承者，贞情诗人们的爱情悲剧故事与他们产生了视野融合。

四、结语

通过对伍麦叶时期贞情诗人们的爱情悲剧故事进行美学解读，我们不难找出故事具有长久生命力与深刻影响力的原因。从悲剧美学角度看，这些爱情故事虽然以悲剧收尾，但故事主人公们追求真爱、反抗传统的勇气给人们以崇高感和生命力感；此外，悲剧给人们带来的痛感通过人们情绪的净化最后升华成为了，因此悲剧美感油然而生。从接受美学角度看，这些爱情悲剧故事迎合了阿拉伯人独有的期待视野，而这种期待视野的形成与阿拉伯民族性格、民族文化息息相关。虽然发生在伍麦叶时期的贞情诗人的爱情悲剧距今已有一千多年，但故事本身的美学价值给予了其长久的生命力与深远的影响力。

注释：

①汉纳・法胡里，《阿拉伯文学史》，郅溥浩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6月第1版，p117.

②朱光潜，《悲剧心理学》，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p76.

③朱光潜，《悲剧心理学》，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p74.

④郭玉生，《悲剧美学：历史考察与当代阐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p91.

⑤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7月第1版，p97.

⑥叶倩，悲剧世界的终极力量说与莎士比亚悲剧的审美性解读，《宁夏大学学报》，2011年3月第33卷第2期。

⑦金元浦，《接受反应文论》，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p115.

⑧金元浦，《接受反应文论》，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p114.

⑨希提，《阿拉伯通史》，马坚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8年7月第1版，p25.

⑩汉纳・法胡里，《阿拉伯文学史》，郅溥浩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6月第1版，p118.

⑾张秉民，王玉琴，浅谈伊斯兰婚姻家庭关系的合理性，《中国穆斯林》，2004年第2期。

参考书目：

1、专著类：

[1]佴荣本.悲剧美学[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1版

[2]郭玉生.悲剧美学：历史考察与当代阐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