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传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张爱玲传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拥有张爱玲所有作品版权的台湾皇冠出版社近日宣布，作为对作家最好的纪念，又一本流落已久的张爱玲的首部电影剧本――《不了情》将结集出版。《不了情》是张爱玲的电影“处女作”，她在1946年末至1947年初的短短半个月时间里把这个剧本一挥而就，稍作修改即于1947年2月6日由桑弧执导开拍，至3月杀青。同年4月初，《不了情》在上海公映，被誉为“抗战胜利以后国产影片最适合观众理想之巨片”。但《不了情》剧本未能保存下来，连电影《不了情》胶片也一度下落不明。直到近年广州俏佳人文化传播公司出版“早期中国电影(1927-1949)经典收藏”，电影《不了情》才奇迹般重见天日。剧本是根据修复的电影拷贝还原文字的对白。自然这样的剧本与原稿还是有距离，有遗憾，但也只能退而求其次了。

2005中国电影产业投资高层论坛召开

由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和《资本市场》杂志社共同举办的‘2005中国电影产业投资高层论坛不久前在北京召开。这是为纪念中国电影百年而举办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盛会，是国内首次举办探讨资本和电影产业互动关系的高层论坛，也是业内人士对一系列新问题进行思索和探讨的良好平台。

在电影政策日渐开明、电影业投资环境日渐好转的今天，面对改革的新形势，论坛主办方邀请了国家广电总局的高层官员、国内外电影业精英、投融资机构人士、电影创作人员、电影投资商、制片人、发行商、电影院线机构经理人以及电影产业相关人士近300人，就电影业面临的发展机遇与挑战，电影和资本的高效连接，如何把握电影产业化商机等问题进行研讨。论坛致力于在电影和资本之间、在电影产业链各环节之间搭建一个高效交流的平台，让大家了解各自在整个产业链上的价值，开展更多的竞争与合作。

本次论坛还了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金融学博士巴曙松牵头调查、撰写的《中国电影产业投资分析报告》。这是国内第一份由经济学家牵头撰写、得到电影业人士广泛支持的权威的电影业投资报告。巴曙松博士认为，在中国这个面临资源短缺和环境的压力，而又拥有五千年灿烂文化的国度，大力发展对资源依存度低的传媒文化产业，将是中国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而“电影”这一集文化、艺术与娱乐于一身的产业，市场前景巨大，可以说是文化产业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中国最具投资潜力的“钻石矿”之一，未来很有可能成为中国内需增长动力的新引擎之一。

(冯湄)

首部武侠动漫电影上映在即

首部国产武侠动漫电影《勇闯天下》预计将在11月初与全国观众见面。这部电影投资达1000多万元，采用了目前国产动画片中少见的三维电脑动画与二维电脑动画相结合的手法，由广州统一影视数码特技制作中心历经两年多时间打造而成。据了解，房祖名有望演唱这部动画片的主题曲。

《勇闯天下》取材于黄飞鸿故事，讲述了少年黄飞鸿以武惩恶的励志故事。经过演绎加工并赋予神话色彩，以适合观众的欣赏心理。片中三维的场景如神秘笋林、佛山城、活动堡垒、飞弩箭雨等都刻画得相当逼真；而二维的人物则主要表现在武打设计上，据说片中每一个拳术脚法都参照真人动作设计。武戏占到全片70％，复杂程度远超出一般以文戏为主的动画片。有专家介绍，这是继《宝莲灯》之后，有望再次引爆国产动漫电影市场的大制作。

王义夫首度触电出演公益电影

儿童贺岁公益电影《浅蓝深蓝》已于9月1日投拍。一批演艺明星、体育明星和社会名人倾情出演。

片中王义夫和陶虹出演小主人公凯文的父母。凯文是小区孩子们游戏当中的小裁判，他出身体育世家。为了把真正的体育精神自然而然地带入小凯文的家庭，剧组特意邀请了奥运会六朝元老王义夫出演父亲，邀请曾是优秀花样游泳运动员的陶虹出演母亲。

作为奥运会六朝元老的王义夫这次是第一次“触电”。奥运会上，王义夫英勇拼搏，打完最后一枪后晕倒在地的悲壮情景让人们记忆犹新，也成为他对体育精神的亲身诠释。这次，他热情地接受了剧组的邀请，他表示愿意为儿童做些事，为弘扬体育精神做些事。剧组请他出演，以图通过剧情和人物塑造，将他身上折射出来的体育精神给孩子的心灵以潜移默化的影响。

首部僧人抗日电影令人动容

篇2

关键词：王安忆 张爱玲 上海传奇

上海是近代以来中国都市文化高度发达的大都会，其丰富独特的人文内涵哺育了许许多多的作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以上海为题材的都市文学描绘中，张爱玲和王安忆是非常突出的两位。两位作家同在上海长大，熟悉上海生活的点点滴滴，对上海市民，尤其是上海女性的生活习惯、心理状态、审美趣味和价值观念都非常了解。共同的地域文化，女性特有的把握世界的方式，使得二人在创作中有很多相似点。

1.上海―文学想象的共同空间

张爱玲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有一种“上海情结”。张爱玲文学写作的经验和想象来源于她所生活的上海，构成张爱玲叙述底蕴的是上海这个都市。上海之于张爱玲，其意义如同鲁镇之于鲁迅、北京之于老舍、湘西之于沈从文。张爱玲欣赏上海人于传统与新潮中那种不失开化的容忍、兼收态度，以及由此获得的某种“智慧”。

王安忆也深深热爱着自己生活着的上海。王安忆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插队、返城、改革，时代的烙印深深融入她的生命。王安忆的创作涉猎各种题材，其书写状态远比张爱玲复杂。王安忆文本中呈现的叙述空间很广，包括乡村、小城镇及上海。然而，总体看来，她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以上海为创作空间的。对于上海来讲，王安忆虽是个“外来户”，但她早已把上海作为自己深爱着的第二故乡。

两位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作家，以敏感而深刻的眼光，深深眷恋和关注着上海这个或许是近代以来中国最具魅力的都市，把它作为各自的书写空间。上海给她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她们也在自己植根于上海的书写中呈现和延展着上海的景观，并以各自的文字赋予上海以独特的魅力。

2.旧式传奇的贴肤书写

1944年，小说集《传奇》出版后，光艳夺目的张爱玲便一下子跃上了文学的舞台。张爱玲生活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与香港，带有浓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色彩的上海租界是张爱玲主要的书写空间。当时的上海是有着特殊的地域色彩的：作为商业中心，世界性都会，上海承受了江南几百年累积的富庶和文化，同时，欧美帝国主义把它作为最后的盘踞地，革命党人将其视为散播新思想的中心，日寇的侵略又造成上海孤岛畸形的繁荣与混乱。

怀着深厚的“上海情节”，张爱玲取材上海普通小市民生活，以人生的安稳作底子，新旧意境杂糅，新旧场景交替，以小观大，准确描摹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与精神状态。张爱玲生来就有一个天才女子的聪慧与高傲，有一种都市人的优越感，对上海都市生活的熟稔、深刻的观察与领悟、天才的表现与想象，使她用生花妙笔把衰败的旧家庭、没落的贵族女人、都市男女的日常生活及对人性的关注与时代变动中的道德精神状态的把握成功结合起来，书写着上海生活与殖民地文化，呈现出旧派小说不可比拟的精神内涵与审美情趣。张爱玲和上海是浑然一体的，对城市的天然亲和力与认同感使她的叙述高度市井化，成为上海都市的贴肤书写者。张爱玲的都市小说堪称中国现代都市文学的标高。

3.新式传奇的历史建构

王安忆的都市小说也大都取材于上海，也在续写着上海生活的“传奇”。王安忆认为：“其实，每一日都是柴米油盐，勤勤恳恳地过着，没一点非分之想，猛然间一回头，却成了传奇。上海的传奇均是这样的。传奇中人度的也是平常日月，还必须格外地将这日月夯得结实，才可有心力体力演绎变故。别的地方的历史都是循序渐进的，上海城市的历史却好像三级跳那么过来的，所以必须牢牢地抓住做人的最实处，才不至恍惚若梦。”

作为都市上海的阐释者，王安忆热切地想拥抱这个城市，想融入这个城市，想发表自己对这个城市的想法与看法，这使得她常常自觉地直接跳进文本的叙述中，表达自己的理性思考。在《长恨歌》的开头王安忆一往情深地描写“弄堂”、“闺阁”、“流言”这些具有都市特质的对象，并进行理性的概述。王安忆对上海生活的理性审视使得上海没有完全融入王安忆的叙述中去，但却比张爱玲的叙述视角要更开放些、宽广些，也更具有历史的意味。王安忆深入都市生活，在对都市上海进行历史建构时，在理性思考中探寻出比张爱玲更广阔和丰富些的都市生活的“芯子”。

综上所述，张爱玲与王安忆都以上海作为自己的书写空间。比较而言，张爱玲用高度市井化的叙述，在相对静止的叙述时间和相对封闭的叙述空间内，以人生的安稳作底子，书写着上海三四十年代传统与现代因素叠加下的日常生活的旧式“传奇”。应该说，王安忆的叙述视点，既有其个人的文学取向，更有历史发展所提供的契机。张爱玲和王安忆的都市小说文本，从不同维度为读者构建了一道丰富多彩、意蕴深厚的上海景观，我们可以从中清楚地看到上海这个都市在文学文本中的阐释的巨大变迁。

篇3

三毛把自己无私的奉献给了无垠的撒哈拉沙漠。她用笔书写了自己的生活，平朴的文字、真实的感情。她用一个小女子的心态活着、爱着、写着。那么多的文字里是同一个三毛，我在读那些恍如隔世的故事时，甚至可以看到写字的三毛、流浪的三毛、快乐抑或悲伤的三毛。她是这样真，真到了纯。我愿意相信那些剖析自我的人，那些人写出的文字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传奇。有时去读那些泛滥在市面上的小说，我总是觉得，没有经历过的人，写下的文字，不过是一堆没有骨架的腐肉。

荷西死了，三毛的笔终于不再属于自己，写下的文字也不再是自己的传奇。她寂寞地独自生活，碰上了另一个男子——王洛宾。她以为她依旧可以如曾经那般放下一切不顾一切的去爱，然而她错了，在她来说无所谓的年龄差距却没有让王洛宾勇敢爱她。荷西走了，王洛宾走了，文字也走了，三毛终于决定做自己的终结者，用一只丝袜来结束自己飘忽的生命。

对，飘忽的生命。灵魂太过轻灵就无法依赖重心稳稳站着，或许最后终结是最好的结局。

另一个传奇女子的生命却太过厚重，如同大上海里妖娆的胭脂，晕开来，是浓重的猩红，不停的蔓延，无法停息。

她叫张爱玲。她笔下的爱情总有着太多的无奈，有好的结尾如《倾城之恋》，也有始终的无奈像《半生缘》。张爱玲的才气是时代给予的。在那个奢靡的城市里，我想象着她燃着的烟夹在手指上，丝丝苦涩缠卷着她的心扉。我似乎能看到她深冷如幽潭的目光俯瞰着这大上海繁华背后的颓萎。那姿态何等冰冷寂寞，‘众人醉唯我独行’是境界，更是痛苦。

她写了那么多的爱情，写的都是别人的，她可以看透别人的心，我无话可说。这世上聪明如三毛可以剖析自己的人极少，如张爱玲可以剖析别人的人更是少之又少了。

若荷西是三毛爱和魂的终结者，那张爱玲的命运更是惨淡许多。张爱玲最终选择离开卖国贼胡兰成——选择离开了她唯一的爱。现实和她的小说何其相似，最终总是无奈的结局。张爱玲再也写不出什么好的东西了，再也无法爱上别的什么人了，而这，是她选择离开时她就知道的。看——她是如此聪明。

篇4

另一则是张爱玲，这个“民国临水照花人”，她用自己传奇的人生点燃了无数美丽的烟花，瞬间璀璨，而后，弹指湮灭。

传奇的张爱玲，写过一本《传奇》的集子，她笔下的女人们，曼桢、七巧、白流苏，将传奇的一生寄附于传奇的时代。是的，张爱玲的诞生，那些如花似玉的音容、如梦似幻的人生能够存在不是历史的偶然。她们必然也只能存在于民国。

乱世出英雄，悲痛出诗人，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唐传奇的传世是由于传奇的唐代，仅那公公搭上儿媳的皇家爱情就足够令人叹为观止。

正因为民国，因为那个战火连天中反现妖异美的乱世，才容得下这么瑰丽的传奇。张爱玲让一座城的沦陷成全了一个女人的爱情，那么民国就是用整个世道的混沌成全了无数女人的传奇。

《倾城之恋》改编成电视，女主角由陈数出演，我本来不甚以为然。看过几集后却觉得，虽然并不那么惊艳称心，却也有演出了几分张爱玲骨子里的清冷凄楚之意。张爱玲，她以一种独特的色调孤存，那种色由朱红衬以暗紫，亮蓝揉进墨绿，那是热闹之后的荒凉，是繁华过后的悲哀。她用凉薄的笑掩饰自己的孤独，用莫大的热情来面对人世的失望。这样矛盾的一个人真真有颗七窍玲珑心，她的灵魂活在笔下的每个人物身上，身世如她的白流苏也分得了一魂一魄。

这样的女子，若要寻个得当的人扮演，我想总该有几个基本条件。一自然是要貌美，美丽的女子才有创造传奇的资本。然则，美固然重要，却不是绝对条件，潘玉良容貌说不上国色，却耽不了她演绎一场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传世大戏。张柏芝美得毫无争议，却让周璇在她现代容貌的演绎下黯然失色。所以更重要的是那骨子里的清冷，这要靠眉目间那点清朗之气来把握。清朗之气，一是清明二是硬朗，所以选的女演员在柔媚中总该带点丈夫气。

眉目清朗的陈数“发迹”于《暗算》黄依依，那也是个民国女子。民国因为政局的动荡混乱，反而给了文化更多的自由和可能。五四之后旧的已破新的还未建立，一方面封建遗老遗少们固守自己浸染鸦片气味的长袍马褂绣花鞋，而留洋少爷小姐们狂热的追求法兰西英吉利风的礼帽西装紧身衣。

黄依依就是“海龟”先驱的一员，由千年禁锢到彻底自由，猛然勃发的生命意识让爱之火熊熊燃烧。她就像一头刚出笼的懵懂小兽，这头小兽知道要去爱却还不懂该怎样去爱，怎样让爱之火在一个安全的范围内燃烧，既获得温暖，又不会灼伤彼此。她对爱的执着热烈奔放实在令人叹为观止。安在天的静水深流没能浇熄这捧跃动的火焰。爱之火给了她温暖，却也最终焚毁了肉身。

白流苏不是黄依依，她更像张爱玲自己。没落的遗老家族出身，放不下尊贵的身份，却不得不接受现实的窘迫。想保留自己的自尊，却不得不拿自尊换取体面生存的权利。就像晴雯叹词中唱的“心比天高，身为下贱”。在这样的夹缝中，想追求幸福都要小心翼翼，时不时问自己问别人“可不可以”。 这样的环境使白流苏形成“赌徒”的性格，她唯一的赌注是自己的青春和美貌，为了挣脱命运的悖论庸俗的赌一把。当爱来到身边，她不敢相信，因为这种不信，也因为相似出身范柳原的不信。他们俩就像两只蜗牛，玩起了爱的游戏。躲在厚重的壳里，不断伸出触须想探知对方心意，一旦触须落空，就赶紧缩回，用冷漠来掩饰自己的失望和受伤。爱情，平白多了许多挫折。直到香港城的沦陷，在非常时刻，他们才勇敢的拥抱在一起，忘记身上的负累，忘记身后的刺芒，忘记所有责任义务虚荣世俗，大胆拥抱自己的爱自己的幸福。

但是，时局安定之后，他们又会缩回自己的壳中，开始反复的试探吧。张爱玲说“他们开始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仅仅是一刹那的彻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如此通透的谅解，也不过维持十年八年，比起人类不算长的寿命，这也算不上长吧。这是人性的劣根，是人生的宿命，天长地久只是童话。小说的结尾，不像电视那么光明。电视要给太太小姐们看，结尾太悲了是没人高兴的。就像前些日子的《宫锁心玉》，听说芒果台要播一个悲剧结局，听说而已，就险些被四爷党八爷党峰幂粉的口水淹死。

张爱玲可怕不着这个。战火暂时平息了，一切如常，白流苏和范柳原的婚姻终成美满，但白流苏最后笑吟吟的将蚊香盘踢到桌下，那一脚不免又让人心灰起来。张爱玲，她是不肯让你痛快笑一场的。就算已经王子公主从此生活在一起，她也得给你留个巫女在窗外冷笑的楔子，让你心里咯噔一下，惴惴一时。

篇5

【关键词】变态母性；情绪记忆

一、张爱玲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官宦家庭

母亲黄逸梵是清末南京水师提督黄军门黄翼升的孙女。黄逸梵出生之前即丧父，出生后不久，母亲也染病去世。因此，她从未享受过亲情的温暖，致使她对亲情相当地淡漠，直到自己成为母亲，她的这种心理也未曾改变过。

四岁那一年，张爱玲经历了她人生中的第一次分离：时年二十六岁的黄逸梵抛夫别子，与小姑子远赴法国留学，直到张爱玲八岁才回国。然而不久，张父又故态复萌，黄氏忍无可忍，终于再次离家，不长时间之后就与张廷重离婚，从此再没有踏入张家半步。她解脱了，年幼的张爱玲却从此少了更多的被爱的希望，这给她幼小的心灵带来了巨大的创伤，她感觉自己是被彻底抛弃了。这种心理，使她对爱抱有最初的怀疑态度。

在《私语》中，张爱玲曾说道：“最初的家里没有我母亲这个人，也不感觉到任何缺陷，因为她很早就不再那里了。”①童年母爱的缺失，对张爱玲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母亲只是一个名词，存在在她的头脑中。这也反映出，张爱玲与母亲在一起的快乐时光是少之又少的。唯其因为少，张爱玲才将一点一滴都印在脑海中。对于这少得可怜的时光，张是很珍视的。

二、作品中不健全，甚至变态母性形象的来由

“如果说，四岁那年与母亲分离时，张爱玲因为年龄的关系，更多感受到的是一种物理空间意义上的分离，那么十余年后她与母亲的再次分离则是张爱玲清醒认识到的心理空间意义上的分离。

……如果说四岁那年母亲的远去，并未让年幼的张爱玲觉得有‘任何缺陷’，那么这一次母女间的分歧却让她遭遇了人生中第一次严重的心理危机。”[1]母女两人自有不同的思想，并且互相不理解对方。她虽然在母亲身边，但是，她的世界里还是无爱的。她是裸的一个人。而在《童言无忌》中，张爱玲写她当时对母亲的感觉：“在孩子的眼里，她是辽远而神秘的。”[2]感觉母爱辽远而神秘，是因为长期的分离，造成了张爱玲与母亲的隔膜。它在张爱玲的心上造成了难堪与折磨，爱只能一点点被吞噬掉。很难想像这样的母亲，究竟能给女儿多少真正的关怀？张爱玲用这一系列语言来描述对母亲产生怀疑后的无依与绝望。这种无依与绝望感在张爱玲的身上来得分外强烈，敏感内省的气质使她对外在伤害的感觉纤细而深刻。

暴虐的遗少父亲，极少相处而又冷淡的母亲，这就是张爱玲全部的来自家庭生活的感情体验。没有体味过深厚的父母之爱的人，又怎能写出充满温情的作品？因此，她笔下才出现了不健全、甚至变态的母性形象。

三、在《传奇》中，最具体典型性、最复杂也最为变态的是曹七巧

曹七巧出身寒门小户，原本是一个青春泼辣、生活无忧无虑的美丽姑娘。三十年前，她由兄嫂安排嫁给了患骨痨的姜家二少爷。在姜家，她虽是主人，但她贫寒的出身、粗浅的见识与言语，使她经常受到妯娌们的鄙夷，甚至丫头们都看不起她。在这冷酷的世界，她没有做人的尊严，没有人关心她、理解她、在乎她，她体会不到人生的乐趣，人间的温情，时刻伴随着她的是孤独与空虚，因此，她便将所有的心思都倾注在金钱上。为了钱，她在分家产时大闹，她骂走了年幼的侄儿，骂走了她唯一爱过的男人姜季泽。她紧紧地抓住了钱，她的生命中只剩下了钱。对她来说，钱是最可靠的。对金钱的极端占有欲，使她的性格变得狂躁、尖刻，她渐渐失去了温厚的本性。她对谁都不信任，包括自己的儿女。

如果说，之前的曹七巧是金钱异化的结果，那么她对儿女的态度则体现了性压抑对人性的戕害。曹七巧渴望正常的性生活，可是她的丈夫根本就不能满足她。她爱上了三少爷姜季泽，几次勾引，都没有成功。性的压抑，使七巧变得暴躁变态、喜怒无常。不知不觉中，她将自己郁积多年的怒气疯狂地发泄在自己的一双儿女身上。她为儿子长白娶了一房媳妇，却又时时刻地霸占着儿子，让儿子一夜夜地烧烟泡，诱使儿子说与媳妇的闺房私事，然后再添油加醋地在牌桌上告诉众人，羞走了亲家母，媳妇不敢反抗，不敢表示不满，在变态婆婆的之下，最终积郁成疾而死。另一个丫头绢姑娘在扶正后不久就吞食鸦片自杀了，这自然又是七巧变态行为下的牺牲品。儿子从此不敢再娶亲，只往窑子里钻。七巧终于达到了霸占儿子的目的。

女儿长安也并未逃出母亲的魔掌。女儿因为恋爱而“时时微笑着”，也不再反抗她，并且努力戒烟，她心里不由得就有气。她以女儿的名义邀请女儿唯一可能的结婚对象吃饭，却又故意在童世舫面前诋毁女儿，彻底破坏了女儿的婚事，将女儿一步步逼入“没有光的所在”。七巧变成了一个极端变态与疯狂的母亲，其行为让人不寒而栗。

七巧的变态除了自身的性格缺陷之外，主要是外部环境造成了她人性的毁灭。

张爱玲笔下的变态女性形象的独特性在于：“她们是中西文化混杂的现代城市北京中为金钱名利异化、物化，为感情压抑折磨的变态典型，这些生活在十里洋场的变态女性显得更写实、更世俗化。”这些都与张爱玲早年对女性的情绪记忆密切相关。也许，我们还应该感谢她这段不幸的经历，使她创造除了如此独特的母性形象，成就了她对女性生存状况与心理的深入挖掘与思考，有了她作品与人生的“传奇”。

注释：

篇6

关键词：张爱玲小说；浪漫主义；个人身世；安稳情怀

张爱玲作为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有过重要影响的上海女作家，其苍凉与华丽的文学风格带有强烈的浪漫主义特征。当然除了浪漫主义理论影响，张爱玲的生活经历、社会姿态乃至气质秉性都影响了她的创作，所以对于张爱玲小说的浪漫主义问题，不能将作品与浪漫主义理论逐一对应，要充分考虑到时代精神、人文环境和个人生活际遇的变迁，对其小说的浪漫主义问题进行个性化的梳理。

张爱玲的小说从不塑造时代英雄的传奇，她塑造的是可怜可恨的平凡男女，在参差对照中追求真实和素朴的美，通过小说的叙述中表达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既是自己生活际遇和女性命运的感伤，又蕴藏着对人世命运的悲观和通达。对于张爱玲小说的浪漫主义风格，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个人身世的感伤

张爱玲承自清末名臣李鸿章，如此传奇的身世，影响了张爱玲一生的创作。张爱玲小说的主观性强，大胆表现人性和欲望，流动着强烈的个人情绪。早期的小说，《心经》的小寒，《沉香屑 第一炉香》的葛薇龙都带有张爱玲生活经历的影子，一直到移居美国后创作的《小团圆》，个人身世的感伤风格更加强烈。徐子东认为“自传体文学”出现在四十年代后，有一个由社会转向私人的倾向，《小团圆》沿着这一方向继续往极端发展。作家在她中年至晚期的“美国阶段”痛下决心，只写自己，撕肝裂肺，不厌其烦，而且基本上，只写男女关系与母女关系。”①与同时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女性相比，张爱玲的经历又显得更为复杂。

张爱玲的英文自传体小说《雷峰塔》和《易经》取材于张爱玲的生活经历，小说中琵琶与露的母女关系是小说中刻画得细致入微、撼人心魄的一笔，与以往文学作品中慈爱宽容的母亲相比，露可以说是现代文学史上独特深刻的母亲形象之一。“一般人总以为父亲和胡兰成是张爱玲一生的痛点，看完《雷峰塔》和《易经》，你才发觉伤害她更深的，其实是母亲”，②在张爱玲的一生中母亲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她对母亲的情感也是矛盾复杂的，既想在她面前有所成就又不免自惭形秽，既想与她保持距离心里又藏着敬爱。这样爱恨交织、层次丰富的情感成为她小说创作的重要参照。

“浪漫的灵魂是一种分裂的灵魂，冲突只在内心，在灵与肉，情与理之间，而不在（至少不直接在）现实生活的人与人之间”。③在《雷峰塔》中，一段婢女葵花与保姆何干的对话耐人寻味：“雷峰塔不是倒了吗？”难道世界都变了。”禁锢女性的雷峰塔是倒了，但女性自身内心的禁锢却没有倒塌。在新旧文化的激烈交锋中，露和琵琶都是传统家庭走出的新女性，她们受到西方的新式教育，但她们走出家门走向社会后，又发现社会对女性的包容和女性的生存空间都是有限的，因此她们在精神意识上依然带有传统的枷锁，碍于自身的伦理责任与性别角色，又无法挣脱内心欲望的呼喊，在过去与现在，情理与欲望之间徘徊无助。

张爱玲的小说刻画了众多畸形病态的母女关系，如《金锁记》中的七巧，《花凋》中的郑太太，张爱玲无意描述这种社会关系的伦理道德与责任，而是在母女关系中表达个人身世的感伤，是对于传统道德与个人自由，性别责任与内心欲望的挣扎与矛盾。她的小说一再解构了传统意义上的母亲形象，她用深刻细腻的笔触批判着母亲，也鞭笞着个人的自私无情。对母亲的复杂情感，想要走出而不得，成为禁锢一生的阴影，这样复杂的情感一直影响着张爱玲的创作，乃至人生。

二、乱世中的安稳情怀

在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中，很少谈及政治，她书写的是宅门弄堂里小儿女的爱恨情仇和现代都市的摩登生活，对于张爱玲来说，时代历史只是一个华丽的场景和促使小说发展的契机，无论时代如何变幻，对于安稳情怀的追求始终没有改变。面对新旧文化参差、战火纷飞的时代，张爱玲企图从过去寻找诗性的记忆，可是文明的脚步已经让现代人无法回到兽性的时代，当战火摧毁了文明与过去，张爱玲的精神家园也坍塌了，她极力想抓住当下真实琐屑的生活，它是短暂的安稳，但仍然是永恒的。在张爱玲的艺术世界里，真实琐屑生活是顺应人性的、自然的追求，是逃避过去与未来的人生形式，在这样的人生形式里，安稳是对时代宿命的悲观，是悲观后的通达。

张爱玲写的是乱世中的普通市民，她无意渲染人世的苦难，而是以现代女性的视角刻画古老与现代交汇下，战争烽烟中最普通真实的人性。 《倾城之恋》是张爱玲小说中刻画战争背景下平凡男女的经典之作，写的是小儿女的日常生活与情感算计，身处乱世，她在这样的背景下借主角命运表达了孤独苍白的人生无常，幻灭之后对人世生存的安稳情怀。当城市文明的脚步越来越近时，都市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对人生和生命普遍的怀疑和悲哀，文明的进步使人类追求生活的欢愉，当文明倒塌，活着的意义又是什么？ 张爱玲的笔触是真实残酷的，这是张爱玲独特的人生体验和历史视野。

不同于我们对战争的惯性想象，战争最大的劫难，是人世普遍的苍凉。战争摧毁了文明，人无法从现在和过去的记忆中寻找依靠，在生死劫难中只有继续生存下去，寻找自私平凡的生活。白流苏和范柳原是战争背景下的凡人，张爱玲无意塑造战争影响下顿悟的英雄，她刻画的是自私和软弱的普通人，在过去与现在的矛盾中，张爱玲的小说选择了安稳情怀，时间和变化都是如此仓促，人只有紧跟文明的节拍，抓住当下的物质生活，但是在时代的变迁中，安稳和文明只是暂时的，生活充满了破坏的威胁，这是张爱玲对人生的感怀和疑惑。她不推崇完美的人性，她喜欢的是真实、琐屑的人性，正是这些短暂的安稳构成了时代的永恒。她无意去创造英雄美人的神话，她忠于人性的真实和复杂，对世情保持自己冷静的思考与嘲讽，在平凡琐屑的世俗生活中去收获千帆过尽后的平静和寒凉。张爱玲的安稳情怀是一种带有嘲讽的安稳，是在乱世中寻求精神的慰藉，是充满怀疑苍凉想象，在自己建构的小说图景中寻找短暂的心灵归宿。

三、结语

张爱玲的小说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她从不隐藏个人的自私和欲望，她表达着最真实细腻的生活体察和生命经验。张爱玲的浪漫主义带有悲观苍凉的性质，是对过去的失落和对未来的怀疑。在新旧交替、传统与现代参差碰撞的时代，张爱玲选择了安稳情怀作为精神的家园，孤独苍白的家园图景是真实基本的存在，在那些平凡琐屑的存在中收获短暂的慰藉。现在是悲观的，却无法从过去中寻找归属，在更大的破坏中抓住那一点安稳的情怀，蕴藏着对时代和人生失落与幻灭后的通达理解。（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注释

① 许子东：《张爱玲晚期小说中的男女关系》，见《许子东讲稿.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② 张瑞芬：《童女的路途：张爱玲〈雷峰塔〉与〈易经〉》，见张爱玲《易经》，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1页。

③ 许子东：《郁达夫风格与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浪漫主义》，《许子东讲稿.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6-87页。

参考文献

篇7

知道胡兰成，自然是因为张爱玲。这个仿佛一直生活在旧上海滩的女子一直是我眼中的传奇，透过她的文字，在那满目繁华抑或苍凉和世俗背后，分明是个翩翩浊世佳人，宛如邈姑射仙人的出尘与蹁跹。然而，却有个叫胡兰成的男子让她落了红尘，结了缘复又断了缘，从此老死不相往来。所以，在看完《今生今世——我的情感历程》时，我觉得，他的不守节，在私人生活上也暴露无疑。《今生今世》的胡兰成，是中国文学中难得一见的唐璜式人物。他对女性，情虽不伪，却也不专，他要的是“此时语笑得人意，此时歌舞动人情”，而他的情意会随其行踪的转移而改变，焉能系于一身！他自认为是“永结无情契”的高人，旁人看来，到底只是个朝秦暮楚的荡子。对胡兰成，是可以骂一句“负心薄幸”！而《今生今世》便也通篇都成了一句推辞和借口。

全书中胡兰成回忆了一生中六个重要女子：婚后七年病殁的发妻玉凤，“民国女子”张爱玲，武汉护士周训德，温州范秀美，日本女子一枝，还有老来相伴的奇女子佘爱珍。胡兰成一路走来，人生竟有如此多的偏离与转折！他总是自称“天涯荡子”，他说，“回到天地之初。像个无事人。且是个最最无情的人。”多情与无情，对于这么一个天涯荡子，原本就不是那么分明的。

才子散文，胡兰成堪称个中翘楚，巨奸可为忧国语，热中人可作冰雪文，评诸胡兰成，倒也贴切。然而，他的多情节亏使文品也变得面目可憎，但他却不自知，他逃离武汉后曾写就《武汉记》一书，内中大量并详细地写了他与武汉护士，文中称为小周的周训德的相识相处，并寄往上海一心向张爱玲卖好，张回信一句“看了开头，实在看不下去”打发了他，此时的胡兰成竟又惊异：“爱玲也会吃醋的么？”他复又解释说“自觉与爱玲俱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这红尘的纠缠又怎能烦扰她的心？”乍听之下倒真该笑骂这个文人一声“憨厚爽直不解机心”了，可这又怎么可能？！胡兰成不是普通的人，他是当年的红人，汪伪南京政府宣传部政务副部长，《中华日报》社论委员会主笔，在政治上实是惯于官宦沉浮、长袖善舞又游刃有余，后一路逃命到日本，处处留情又怎会是个不解风情的榆木疙瘩？张爱玲说：“你何必在我面前遮掩？”胡兰成的借口由此可见一斑。

“女人矜持，恍若高花，但其实亦是可以被攀折的，惟也有拆穿了即不值钱的，也有是折来了在手中，反复看愈好的。”胡兰成深明男女关系的个中三昧，“今生无理的情缘，只可说是前世一劫，而将来聚散，又人世的事如天道幽微难言。”在与张爱玲分手的许多年后，仍说“世上但凡有一句话，一件事，是关于张爱玲的，便皆成为好”，然后一边说一边又走到新的情感中去，这些话，自然又成了苍白的借口，他背叛的遮羞布！

不过还好，张爱玲及时解放了自己。在那封著名的绝交信中，她说：“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这次的决心，我是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她表现出了高妙和收敛的姿势，尽管她仍然伤心，在信中附了三十万元。

篇8

张爱玲（1920-1995）近百年中国最知名女作家，出身名门，一生特立独行。代表作《传奇》《流言》等。

作者手记 民国女子里，张爱玲是最有现代感的一位，这种现代感，包括她对于爱情和故乡的理解。她原本对爱情并不执着，对故乡也无概念，她的小说纵然多言及情事，也写得理性冷冽，但真正进入爱情的实战中，才发现，她并不是自己想象中的那个人，但最终她还是走出了爱情也远离了家园。下文围绕“爱情”与? 故乡 ?两概念，展现张爱玲生命里的? 重 ?与? 轻 ?。

《异乡记》

1946年，火车上，穿着蓝棉袍的张爱玲安静地坐着，旁边是一个乡绅模样的男子。周围人声喧嚣，张爱玲从早晨坐到黄昏，到站了，前面的站牌上，写着“杭州”。

男子带张爱玲到亲戚家投宿，张爱玲艰难地跟人打着招呼，被安排到一个房间，和一个女人挤住在一起。她不知怎么跟对方搭讪，只有把自己压缩再压缩。深夜，她捂嘴流泪，心里问：“兰成，我离你很近了吗？”转汽车，到温州。胡兰成正在生炉子，抬头看见她，一惊。他又警觉地看了眼四周，低声喝道：“你来做什么？”屋里，一个女人问：“谁来了？”胡兰成回头答：“我妹妹。”三人在灯下坐着。胡兰成说，我现在还是不安全，只说你是我妹妹吧。指着那个女人说，这位是范秀美，这次多亏了她护我一路到这里。张爱玲想问什么，还是没有说。

张跟胡街上散步，竭力快乐地谈文学，胡兰成只是漫不经心，又说肚子疼。两人回到旅馆，范秀美来了，胡兰成马上像个孩子一样向她诉说起自己的痛苦来。张望着两人，不觉愕然。

闪回到1943年，上海。胡兰成敲响一家公寓的门，一个女声说：爱玲小姐不在。胡兰成留下个字条离去。到家接到电话，说，爱玲小姐明天来访。次日，张爱玲坐在他的房间，安静、苍白、寡言。胡兰成滔滔不绝说起自己的经历，张听得兴味盎然，她很少这样。出门时，胡兰成做了个的姿势，在她头上一比，说：你这么高，怎么可以？张爱玲瞬间惊诧，但也是笑了下。

胡兰成带了诗集到张爱玲家看，张爱玲边看边评论，随口一说，便舌灿莲花，让胡兰成倾倒不已。

又闪回至张爱玲的上海公寓房间，胡兰成说：“我不喜欢恋爱，我要和你结婚。”张爱玲微笑：“我想好了，将来你在我这里来来去去亦可，你知道，我不在乎形式，连乡愁这种东西都没有。”胡兰成说：“那怎么行，你是一个女人。”张爱玲说：“我只想将来去找你，我们在边城昏黄的油灯下重逢。”闪回胡兰成家中，他的妻子歇斯底里地扇了他一耳光，痛哭着去收拾箱子。

镜头切换：胡兰成和张爱玲共同打开一张大红婚书，张爱玲写道：“胡兰成先生和张爱玲小姐，结为夫妻。”胡兰成添上：“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张不以为意地一笑，胡兰成正巧看见，不由得惊异了，对这个女子，他其实并不真的懂得。

胡兰成逃亡去武汉，认识了护士小周，迅速坠入爱河，和她的恋爱是轻松的，追逐打闹，或去江边散步，非常快乐。他把这些写进文章，给张爱玲看。张很不愉快，两人有点冷战。

抗战胜利了，胡兰成被通缉，张爱玲送他，说天涯海角都会去找他。他们终于在昏黄的油灯下重逢了，却是三个人而不是两个人。张爱玲惊觉，那爱情不过是一场想象，这世上，又有多少真正的懂得，都不过是误解碰撞上误解。

不得已张爱玲坐船离去，在船上泪落如雨，到这时，她才真正感到是在异乡，相爱如在故乡，不再爱，便瞬间变成异乡。

篇9

张爱玲，那个有着“恶俗不堪”的中国名字的女人，那个被无数文人墨客描了又描写了又写的痴情女子。她在自己编织的文字与梦魇里从容穿梭，可一到自己的感情生活，却即可变得手足无措。在那桢黑白照片里，她有着凛冽的眼神，仿佛她所要的一切早已被她的纤纤素手紧握。只是当她看向掌心时，却分不清那纠缠着的生命线的走向。她也只是个被命运拽着走的可怜女人，无论头上罩着多少天才的光环，此刻也黯然无光。

记得有人曾说过，如果把苏青比作春天，把炎樱比作夏天，那张爱玲就是比秋天还要萧索的冬。就是在这样一个冬夜里，寒风凛冽着，冰冷着张爱玲的心。

作为一个执笔者，张爱玲把自己的感情构筑的太过于美好。她曾在《倾城之恋》中借范柳原的口说过：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想，这可能是最悲哀不过的诗句了，因为牵手之后便是放手。张爱玲与胡兰成，两人若是平行线，那么他们便永远不会有交点，在相同的方向上不断延伸，却只能彼此遥望；两人如果是交线，那么就只能在相遇后说再见，然后奔向各自的远方。只因为她是张爱玲，他是胡兰成。他们只是直线，不是曲线。不肯弯曲，亦不肯回首。

张爱玲的生命是一个多风的夜，幸福于她总是那般吝啬。

篇10

1984年香港著名导演许鞍华以忠实原著的态度对张爱玲的《倾城之恋》进行改编,但只在人物设置和情节安排上遵循了原著,却没能抓住原著的精髓,在对原著故事表达的精神领略上发生了错位,导致电影失去了原著的风格神韵。

一

作为张爱玲小说改编的最早尝试,许鞍华的电影《倾城之恋》推出后,引来学者与“张迷”的很多不满，其中显而易见的原因就是，许致力于在形式上与张爱玲的小说达到契合，演员的说辞对白守于小说原著的窠臼，对原著的字句过于遵循，使得整部电影成为小说《倾城之恋》的“影像志”，并没有导演再创造的意义所在，只是单纯的记录小说。电影是一门绘声绘色的艺术，其独特的语言是镜头的记录，电影《倾城之恋》的内容却是由张爱玲精彩的文学性对白来支撑，这就使电影《倾城之恋》丧失了作为一部电影本初的魅力。又由于张爱玲的小说语言精致而富有张力，给读者留下韵味无穷的想象空间、思考。《倾》电影微弱的镜头表现力与精彩的哲理化的台词相结合，使观众沉浸于回味咀嚼人物对话的思考之中，同时，电影因遵循原著频繁的镜头切换与冗长的人物对话，使整个观赏影片的过程节奏都非常紧张，影片安排没有张力，致使观众对于电影更多是“审视”，少有“审美”之感。《倾城之恋》电影多处用情节演绎旁白显得苍白无力，不合常理。如“白流苏送徐太太在下楼后，“徐太太道:‘……明儿吃饭的时候免不了要见面的，反而僵的慌。’流苏听不得‘吃饭’这两个字，心里一阵刺痛，硬着嗓子，强笑道……”［2］电影在演绎这段文字的时候不能够表现人物的心理活动，但导演同时放弃了外在的镜头表现形式，比如对演员表情的刻画，电影中只有僵硬的说一句“吃饭？！”代替上述的心理描写，丧失了原著的生动。再如白流苏从香港回家以后，白家认为流苏有辱家门，大逆不道，大家先议定“家丑不可外扬” 这对于封建保守的白家是合乎情理的，而在电影中白家人心里刻薄流苏的话借四少奶奶之口展现了出来，这就改变了张小说中为白家营造的伪善，中庸的氛围。

二

小说《倾城之恋》披着才子佳人故事外壳出场,但张爱玲实质表达对传统才子佳人小说的颠覆。正如小说所说“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人,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他们把彼此看得透亮。因而虽然最后作者以香港的沦陷成全了他们,让他们成为一对平凡的夫妻,但他们的结婚,交易的成分多于爱情的成分。这样的故事情节与小说标题“倾城”构成反讽的意味，张爱玲不过想描写庸庸碌碌的众生之相，对于读者阅读标题的期待形成审美距离，但是,许鞍华却将一个颠覆才子佳人的故事拍成了才子佳人的套路。

首先，导演对小说的精神内质没有很好的把握。电影的序幕是于昆曲《牡丹亭》“惊梦”一出拉开，虽然没有唱出戏文，却可以想得出柳梦梅那句：“恰好花园内，折取垂柳半枝。姐姐，你既淹通书史，可作诗以赏此柳枝乎？”许鞍华正想就此死亦可以生的古典轰烈，与白流苏废墟之中建立的爱情构成一个互文的效应。电影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大义凛然的范柳原和一个木讷温婉的白流苏，小说中二人机关算尽，斗智斗勇的主题全然不见，张爱玲在小说开头的结尾反复咏唱“胡琴依依呀呀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拉过去，说不尽的沧桑故事――不问也罢！”［3］这句话奠定了小说苍凉基调和小市民百无聊赖的一种感情状态，电影的改编把小说这一层的精神内蕴解构殆尽。

其次，是电影这种艺术形式钳制了张爱玲小说精神内蕴的表达，《电影的本性》中论述道“小说也常常热衷于描绘实体―――脸、物体、风景,等等。但这只是小说所掌握的世界的一部分而已。作为一种文字的作品,它能够直接提出和深入挥究内心生活的事件―――从情绪到观念、从心理冲突到思想争论。小说的世界主要是一种精神的连续,这种连续现在常常含有某些非电影所能掌握的元素,因为这些元素并不具有可资表现的客观形态……在摄影机所能再现的现实范围内不存在任何可以依附的东西。”［4］

三

电影《倾城之恋》对于小说形式上细节的遵循和精神内质的误读，造成了电影自身出现矛盾的状况，电影主题游离于“梦幻爱情”与讽刺批判之间。

张爱玲的的小说往往被认为关注私人生活而缺少时代意识。实际上，张爱玲的创作依然曲折地回应了社会现实问题，白流苏的生存状况是关于女性启蒙状况的隐喻，反映了20世纪前期普通女性生存与启蒙之间的对立冲突，间接传达了五四启蒙范围。白流苏去香港，与范柳原谈恋爱，建立自己想要的婚姻，是流苏第二次主动追求自己的人生、开创自我生命的勇敢、惊人之举，白家是一个在几千年儒家思想熏陶下大家庭，白流苏的举动是违反封建纲常的，小说语言把白的举动戏谑为“一些辽远的忠孝节义的故事，不与她相干了”，白流苏在镜子前的对照，实质上是一种自我生命的审视与重估，生命轨迹和态度的再选择从这一刻改编，电影中对于流苏镜前自照的一段演绎的十分生动，但是后来演员对于流苏形象的塑造又回到软弱，没有生气，等待他人救赎的状态，归根结蒂，还是导演对于小说精神的误读造成的。

许鞍华的《倾城之恋》一改张爱玲《倾城之恋》给读者的华丽印象，拍出普通男女平实恋爱的感觉，这是导演再创造的显现。其他的情节实际上就是一种失却了原著神韵的机械复制,因而一个在才子佳人故事外壳下颠覆才子佳人传奇的作品,只剩下了一个才子佳人故事的外壳,其失败也就是必然的了。

注释：

［1］夏志清：《张爱玲的短篇小说》，《再读张爱玲》，刘绍铭等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