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霍光传范文

时间:2023-03-31 22:18:31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汉书霍光传,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安徽 鲍亚民

【朝令暮改】《汉书·食货志上》:“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王念孙《读书杂志·汉书四》:“‘朝令而暮改’,改,本作得,言急征暴赋,朝出令而暮已得。非谓其朝令而暮改也。”后以“朝令暮改”形容政令多变。

【一顾倾城】《汉书·外戚传上·孝武李夫人》:“延年侍上起舞,歌曰: 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后遂以“一顾倾城”形容美女的眼波,亦以喻女子的美貌。

【三人为众】《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序》:“三人为众,虽难尽继,宜从尤功。”颜师古注引孟康曰:“言人三为众,虽难尽继,取其功尤高者一人继之,於名为众矣。”后多作“三人成众”。谓数目达到三人即可称为众人,已不算少数。

【不足挂齿】不值得一提。语出《汉书·叔孙通传》:“此特群盗鼠窃狗盗, 何足置齿牙间哉?”

【千钧一发】千钧重物用一根头发系着,比喻万分危急或异常要紧。语本《 汉书·枚乘传》:“夫以一缕之任,系千钧之重,上悬无极之高,下垂不测之渊,虽甚愚之人,犹知哀其将绝也。”

【千载一弹】典出《汉书·王吉传》:“吉与财禹为友,世称‘王阳在位,财公弹冠’,言其取舍同也。”吉,字子阳。后以“千载一弹”极言彼此交情深厚,甚为难得。

【卑之无甚高论】《汉书·张释之传》:“释之既朝毕,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论,令今可行也。’”本谓要多谈当前可行的事,不要妄发过高的空论。后用来表示见解一般,没有什么独到之处。

【南户窥郎】 《汉书·广川惠王刘越传》:“昭信谓去(刘越孙刘去)曰:‘前画工画望卿舍,望卿袒裼傅粉其傍。又数出入南户窥郎吏,疑有奸。’”后因以称女子偷看男子。

【匡鼎解颐】《汉书·匡衡传》:“无说《诗》,匡鼎来;匡说《诗》,解 人颐。”颜师古注:“如淳曰:‘使人笑不能不止也。’”后以“匡鼎解颐”谓讲诗清楚明白,非常动听。

【不屈不挠】形容顽强斗争,在敌人或困难面前不屈服,不低头。语本《汉 书·叙传下》:“乐昌笃实,不桡不诎。”

【不学无术】《汉书·霍光传赞》:“然光不学亡术,闇於大理。”亡,通“无”。本谓霍光不能学古,故所行不合于道术。后用以泛指缺乏学问、本领。

【不避斧钺】谓不怕杀头。斧钺,古代用以杀人的武器。钺,形似斧而大。语出《汉书·赵充国传》:“愚臣伏计孰甚,不敢避斧钺之诛,昧死陈愚,唯陛下省察。”

【屯毛不辨】《汉书·沟洫志》“河复北决於馆陶,分为屯氏河”唐颜师古 注:“而隋室分析州县,误以为毛氏河,乃置毛州,失之甚矣。”后因以“屯毛不辨”喻不能分辨相近或相似的事物。

【目不窥园】《汉书·董仲舒传》:“扞仲舒呴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 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后遂以“目不窥园”形容专心致志的苦学精神。

【相反相成】谓相互对立的事物有相互依赖、相互促成的一面。语出《汉书 ·艺文志》:“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

【画眉举案】西汉张敞为妻描画眉毛,见《汉书·张敞传》。东汉孟光为夫 送饭时,把端饭的盘子举到和眉毛一样齐,见《後汉书·逸民传·梁鸿》。后以“画眉举案”形容夫妻相互敬爱。

【当刑而王】《汉书·黥布传》:“少时客相之,当刑而王。及壮,坐法黥, 布欣然笑曰:‘人相我当刑而王,几是乎?’”后谓先经受磨难而后飞腾黄达。

【积少成多】谓只要不断积累,就会从少变多。语出《汉书·董仲舒传》: “众少成多,积小致钜。”

【耗矣哀哉】语本《汉书·董仲舒传》:“秦国用之,死者甚众,刑者相望, 秏矣哀哉!”颜师古注:“秏,虚也。言用刑酷烈,诛杀甚众,天下空虚也。秏音呼到反。或曰,秏,不明也,言刑罚闇乱。音莫报反。”秏,同“耗”。后用以表示对政治、社会昏乱的悲愤。

【蟲叶成字】《汉书·五行志中之下》:“昭帝时,上林苑中大柳树断仆地,一朝起立,生枝叶,有蟲食其叶,成文字,曰‘公孙病已立’。”病已,汉宣帝名。后以“蟲叶成字”指称谶纬。

篇2

陈宣章

读者来电,对《闲话“辈分错乱”》提出异议。现补记:

1。“2009年4月1日杨振宁18岁的玄孙女嫁给杨振宁的岳父(妻子翁帆的父亲)65岁的翁云光(补办婚礼)”:其实,2009年4月1日是补办婚礼日;因为18岁的小杨嫁给65岁的翁云光在此以前,属于不满法定年龄“结婚”。与<16岁的女人结婚为违反刑法;与<20周岁的女人结婚为违反婚姻法;先结婚再补办婚礼属于打擦边球。

2。“他是他自己的外公”:应该是“他是他异母妹妹的外公”,也是他自己的外公。

3。《汉书·外戚传》:“孝昭上官皇后。祖父桀,陇西人邽人也。”“初,桀子安取霍光女,结婚相亲,光每休沐出,桀常代光入决事。”“时上官安有女,有女,即霍光外孙。”“长主以为然,诏召安女入为婕妤,安为骑都尉。月余,遂立为皇后,年甫六岁。”

又说:“孝宣霍皇后,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光女也。”“初,许后起微贱,登至尊日浅,从官车服甚节俭,五日一朝皇太后于长乐宫,亲奉案上食,以妇道共养。及霍后立,亦修许后故事。而皇太后亲霍后之姊子,故常竦体,敬而礼之。”

因此,上官皇后是宣帝的叔祖母,霍皇后是上官皇后的姨母,宣帝娶霍皇后,即娶叔祖母的姨母。

《汉书·外戚传》:“孝惠张皇后,宣平侯张敷女也。敖尚帝姊鲁元公主,有女。惠帝即位,吕太后欲为重亲,以公主女配帝为皇后。”这是亲母舅娶外甥女为妻。

4。馆陶公主刘是汉文帝女儿、窦皇后唯一亲生女儿、汉景帝唯一同母姐姐、汉武帝的姑母兼岳母。刘因母而号称窦太主,嫁给了堂邑侯陈午。

董偃十三岁时随母出入窦太主家,被窦太主收为义子,教其读书、写字、相马、驾车和射箭。窦太主见其容貌俊俏、温柔可爱,竟然看上义子董偃,和他情同夫妻,并将长门宫献给女婿汉武帝。汉武帝公开承认他们的关系。元光五年,窦太主女儿陈阿娇皇后被废,住到了长门宫。再过了一年,陈午去世,窦太主守寡。董偃死后,与窦太主合葬于霸陵。

5。隋炀帝弑父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娶他美丽的庶母宣华夫人陈氏。宣华夫人为陈宣帝第十四女宁远公主、陈后主妹;隋炀帝还娶了庶母容华夫人蔡氏、陈后主第六女陈婤、陈后主第四女广德公主、李渊外甥女王氏(唐同安长公主女)。

隋炀帝父亲隋文帝杨坚还有一位妃子弘政夫人陈氏,即陈宣帝第二十四女临川公主、陈后主妹。

6。隋炀帝的萧皇后,西梁明帝萧岿之女。宇文化及起兵扬州,炀帝自缢萧氏成宇文化及的偏房;宇文化及被窦建德灭,萧氏被窦纳为妾;突厥人威胁中原,因突厥处罗可汗的妻子义城公主是萧氏的小姑(即杨广之妹),窦不敢得罪,将萧氏交给处罗可汗,成为可汗的爱妃;不久,处罗可汗病逝,萧氏被新任可汗纳为妾;唐军攻入突厥,唐太宗李世民对萧氏一见倾心,封其为昭容。

7。李世民的杨淑妃是杨广与萧氏之女,生子吴王李恪、蜀王李愔;而李渊(李世民父亲)的外甥女王氏是隋炀帝杨广的妃子。

8。武则天母亲杨氏封郑国夫人,怎么她的大姨子武顺也封郑国夫人?杨氏是唐高宗岳母;武顺之女贺兰氏“封魏国夫人,欲以备嫔职,难於后,未决”,唐高宗无奈,也封武顺为郑国夫人,意思也是“岳母”。

古人说:“英雄难过美人关。”所以,反过来又有“红颜祸水”一说。亡国的责任往女人身上一推,万事大吉。国人喜欢造词,“贤内助”就是。帝王将相再有本事,抵不了床头风一刮,弄不好还要垂帘听政。

天汉元年苏武奉命以中郎将持节出使匈奴,被扣留。单于说:“既然你不投降,那我就让你去放羊,什么时候这些羊生了羊羔,我就让你回到中原去。”苏武被流放到北海(今贝加尔湖)边,发现这些羊全是公羊。苏武历尽艰辛,十九年持节不屈。至始元六年方获释回汉。苏武死后,汉宣帝将其列为麒麟阁十一功臣之一,彰显其节操。

我记得小时候唱《苏武牧羊》歌:“苏武留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穷愁十九年。渴饮雪,饥吞毡,牧羊北海边。心存汉社稷,旄落犹未还。历尽难中难,心如铁石坚。夜在塞上时听笳声,入耳痛心酸。转眼北风吹,雁群汉关飞。白发娘,望儿归,红妆守空帏。三更同入梦,两地谁梦谁?任海枯石烂,大节不稍亏。定叫匈奴心惊胆战,共服汉德威。”

篇3

关键词: 《汉书》 中华书局 校勘 辨正

中华书局1962年版点校本《汉书》最善,但疏漏难免,今参校《汉书》其它传世善本(“景v本”系沿用旧称,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北宋刻递修本;“庆元本”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宋庆元元年建安刘元起刻本;“白鹭洲本”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嘉定十七年白鹭洲书院刻本;“汲古阁本”据日本早稻田大学藏明崇祯十五年汲古阁刻本;“殿本”据五洲同文书局光绪癸卯冬十月石印清武英殿本;“补注本”据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清光绪长沙王氏虚受堂刊本),并结合有关资料展开讨论,纠正点校本《汉书》中10例讹误。文章所称引《汉书》之文皆依据中华书局1962年第1版,2009年2月北京第14次印刷本。

1.《宣帝纪》第八:

(元平元年)十一月壬子,立皇后许氏。赐诸侯王以下金钱,至吏民鳏寡孤独各有差。皇太后归长乐宫。初置屯卫。(册1/页239/行8―9)

按:句末“初置屯卫”四字,殿本同,而景v本、庆元本、白鹭洲本、汲古阁本、补注本皆作“长乐宫初置屯卫”,多“长乐宫”三字。王先谦《汉书补注》:“官本(殿本)脱‘长乐宫’三字,《通鉴》亦有,荀《纪》作‘长乐初置屯卫’,无‘宫’字。”[1](P109)案有“长乐宫”三字文意始足,点校本当加补。“长乐宫初置屯卫”见《资治通鉴》、《前汉纪》文外,又见诸以下文献:

《西汉年纪》卷十九《宣帝》:“十一月壬子,立皇后许氏,皇太后归长乐宫。长乐宫初置屯卫。”[2](P294)

《玉海》卷第一百二十三《官制・九卿・未央长乐卫尉》:“《纪》:宣帝元平元年十一月壬子,皇太后归长乐宫。长乐宫初置屯卫。”[3](P2287)

2.《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第四:

信武肃侯靳歙

以中涓从起宛朐,入汉,以骑都尉定三秦,击项籍,别定江汉,侯,五千三百户。以将军攻g、布。(册2/页533/一栏/二格)

按:“江汉”,各本同,然当作“江陵”为是:

《史记》卷十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信武。以中涓从起宛、朐,入汉,以骑都尉定三秦,击项羽,别定江陵,侯,五千三百户。以车骑将军攻黥布、陈g。”[4](P883)

《汉书》卷四十一《靳歙传》:“靳歙,以中涓从,起宛朐。攻济阳。……还击项籍军陈下,破之。别定江陵,降柱国p大司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致雒阳,因定南郡。……以骑都尉[从]击代,攻韩信平城下,还军东垣。有功,迁为车骑将军,并将梁p赵p齐p燕p楚车骑,别击陈g丞相敞,破之,因降曲逆。从击黥布有功,益封,定食邑五千三百户。”(页2086―2087)

诸文均作“别定江陵”,且靳歙“降江陵柱国p大司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生致之雒阳”,知表文当将“江汉”校改为“江陵”。

3.《百官公卿表》第七上:

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银印青绶,光禄大夫无。(册3/页743/行5)

师古曰:“《汉旧仪》云银印背龟钮,其文曰章,谓刻曰某官之章也。”(册3/页743/行9)

按:师古注文“银印背龟钮”之“背”字,庆元本、白鹭洲本、殿本、补注本同,而景v本、汲古阁本作“皆”。案当作“皆”字,点校本作“背”形近而误:

《汉书》卷十九《百官公卿表》上:“比二百石以上,皆铜印黄绶。”(页743)师古曰:“《汉旧仪》云六百石、四百石至二百石以上皆铜印鼻钮,文曰印。谓钮但作鼻,不为虫兽之形,而刻文云某官之印。”(页743)由此知铜印是“钮但作鼻,不为虫兽之形”,则反知银印之钮当但作虫兽之形,即龟钮,不为鼻钮,知作“皆”为宜。汉时有金印、银印、铜印,盖其所配之钮亦有定形,不相乱。

考《汉官旧仪》卷上:“中二千石、二千石银印青绶,皆龟纽,其断狱者印为章。”[5](P5)又《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先驯则赏Y金而赐龟绶,后服则系头颡而衅北阙。”李贤注曰:“龟谓印文也。《汉旧仪》曰:‘银印皆龟钮,其文刻曰“某官之章”。’”[6](P2932)均作“皆”,是其证。

4.《楚元王传》第六:

内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论,兄弟据重,宗族磐互。历上古至秦汉,外戚僭贵未有如王氏者也。(册7/页1960/行11―12)

师古曰:“(磐互)磬结而交互也。字或作牙,谓若犬牙相交入之意也。”(册7/页1961/行6)

按:师古注文“磬结而交互”之“磬”字,景v本、庆元本、白鹭洲本、汲古阁本、殿本、补注本均作“磐”。案当作“磐”是,点校本作“磬”形近致误。正文作“宗族磐互”,则知师古注文“磐结而交互”正是释此“磐互”之语。

考《册府元龟》卷二百八十七《宗室部・忠谏》:“内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论,兄弟据重,宗族磐互。历上古至秦汉,外戚僭贵未有如王氏者也。注:(磐互)磐结而交互也。”[7](P3384),是其证。又《汉书》卷八十五《谷永传》:“百官P互,亲疏相错,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洞洞属属,小心畏忌,无重合p安阳p博陆之乱。”(页3451)师古曰:“P互,P结而交互也。”(页3452)

“磐”即“P”字,考《经典释文》:“P,步干反,字又作磐。”[8](P1369)又《经典释文》:“磐,步丸反,今作P同。”[8](P1655)

综上所述,点校本当将“磬”校改为“磐”字。

5.《蒯伍江息夫传》第十五:

D若浮Y,动则机兮!(册7/页2187/行16)

师古曰:“D,弋射矢也。Y,疾风也。言缯弋张设,其疾若风,动则机发。Y音必遥反。”(册7/页2188/行7)

按:师古注文“缯弋张设”之“缯”字,殿本同,而景v本、庆元本、白鹭洲本、汲古阁本、补注本均作“D”。案当作“D”字,师古注文“缯弋张设,其疾若风,动则机发”是对正文“D若浮Y,动则机兮”的训解,知应作从“矢”之“D”为是。

考《说文》:“D,c(弋)射矢也。从矢曾声。”[9](P110)许慎此解当是师古作注所本。又《说文》:“c(弋),缴射飞鸟也。从隹弋声。”[9](P77)又《说文》:“缯,帛也。从纟曾声。”[9](P273)“缯”与“弋”之训相去甚远,而“D弋”一词载籍多见:

《庄子》卷二《应帝王》:“且鸟高飞以避D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凿之患,而曾二虫之无知。”

(10)(P48)又《汉书》卷九十一《货殖传》:“鹰隼未击,D弋不施于兴怼!保ㄒ3679)师古曰:“弋,缴射也。D者,弋之矢也。”(页3680)

知点校本当将“缯”校改为“D”字。

6.《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第三十四下:

终军字子云,济南人也。少好学,以辩博能属文闻于郡中。年十八,选为博士弟子。至府受遗,太守闻其有异材,召见军,甚奇之,与交结。(册9/页2814/行6―7)

师古曰:“博士弟子属太常。受遣者,由郡遣诣京师。”(册9/页2814/行10)

按:“至府受遗”,景v本、庆元本、白鹭洲本、汲古阁本、殿本、补注本皆作“至府受遣”。案当作“遣”字,点校本作“遗”字盖因“遣”、“遗”形近致误。由师古注文“受遣者,由郡遣诣京师”知正文处当作“遣”字无疑。

考《西汉会要》卷四十四《选举上・博士弟子》:“终军选为博士弟子,至府受遣。”[11](P454)又《册府元龟》卷七百七十三《总h部・幼敏》:“终军少好学,以辩博能属文闻于郡中,年十八选为博士弟子,至府受遣。”[7](P9189)又《玉海》卷第一百十四《选举・科举・汉博士弟子O》:“终军选为博士弟子,至府受遣。”[3](P2111)皆是其证。

7.《东方朔传》第三十五:

吐唇吻,擢项颐,结股脚,连尻。(册9/页2863/行3―4)

师古曰:“,臂也,音谁。”(册9/页2863/行11)

按:师古注文“臂”字,殿本同,而景v本、庆元本、白鹭洲本、汲古阁本、补注本均作“臀”。案当作“臀”,点校本作“臂”误:

考《说文》:“,也。从肉隹声。”[12](P170)又《说文》:“,髀也。从尸下丌H几。”段玉裁注:“髀者,股外也。此云髀者,专言股后。”[12](P400)又《说文》:“髀,股外也。从骨卑声。”[12](P165)由此知“”即指“股后”之“臀”明矣。

又《广雅》卷六《释亲》:“臀谓之。”[13](P205)是为明证。

8.《杨胡朱梅云传》第三十七:

昔仲尼称不得中行,则思狂狷。(册9/页2928/行8)

师古曰:“《论语》载孔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中行,中庸也。狷,介也。言不必得中庸之人与之论道,则思狂狷,犹愈于顽ㄎ奘墩咭病a音子掾反。”(册9/页2928/行13―14)

按:师古注文“狷音子掾反”之“子”字,庆元本、白鹭洲本、殿本同,而景v本、汲古阁本、补注本作“工”。案当作“工”:

考《说文》:“狷,褊急也。从犬O声。古县切。”[9](P206)又《文选》卷第九《畋猎下・射雉赋》:“若夫多疑少决,胆劣心狷。”李善注曰:“《说文》曰:‘狷,急也。古县切。’”

(14)(P124)则知“狷”音“古县切”无疑。

又《类篇》:“狷,圭玄切。有所不为也。又古泫切,又规掾切。”[15](P359)又《玉篇》:“工,古红切。”[16]知“古”、“工”声部同。

综上所述,“狷”、“古”声部同,“古”、“工”声部同,知“狷”、“工”声部同,则“狷”音“工掾反”非“子掾反”明矣。

9.《霍光金日传》第三十八:

帝祖母傅太后崩,(金)钦使护作,职办,擢为泰山p弘农太守,着威名。平帝即位,征为大司马司直p京兆尹。帝年幼,选置师友,大司徒孔光以明经高行为孔氏师,京兆尹金钦以家世忠孝为金氏友。徙光禄大夫侍中,秩中二千石,封都成侯。(册9/页2964/行12―15)

按:“大司马司直”,景v本、庆元本、白鹭洲本、殿本同,而汲古阁本、补注本作“大司徒司直”。王先谦《汉书补注》:“周寿昌曰:一本作‘大司马’。案:哀帝时更丞相为大司徒,丞相有司直。大司马位虽尊,于元寿二年始置,官属有长史,不闻有司直也。”[1](P1313)周寿昌已提出怀疑。今案当作“大司徒司直”为是:

《汉书》卷十九《百官公卿表》下:“(孝平元始元年)大司徒司直金钦为京兆尹,一月为侍中。”(页854)其所述与此传文同属一事,传文谓“平帝即位”,即表文“孝平元始元年”,时间上一致;传文“征为大司徒司直p京兆尹”即表文所谓由“大司徒司直”为“京兆尹”;传文“徙光禄大夫侍中,秩中二千石,封都成侯”即表文所谓“一月为侍中”,则知该传文当作“大司徒司直”明矣。

10.《盖诸葛刘郑孙将何传》第四十七:

以数子之名迹,然将污于冀州,孙宝桡于定陵,况俗人乎!(册10/页3269/行10)

师古曰:“将隆为冀州牧,与史立p丁元共奏冯太后事,是为污曲也。污音一胡反。”(册10/页3269/行14)

按:师古注文“丁元”二字,殿本同,而景v本、庆元本、白鹭洲本、汲古阁本、补注本均作“丁玄”。案当作“丁玄”,殿本作“丁元”是为康熙帝玄烨避讳而改,然点校本他处均作“丁玄”,独此一处沿袭殿本作“丁元”,不校改,非,全书前后用字当一致,作“丁玄”是。师古所说“将隆为冀州牧,与史立p丁玄共奏冯太后事”见《汉书》本卷《将隆传》及卷九十七《外戚传》下:

本卷《将隆传》:“王莽少时,慕与(将)隆交,隆不甚附。哀帝崩,莽秉政,使大司徒孔光奏隆前为冀州牧治中山冯太后狱冤陷无辜,不宜处位在中土。本中谒者令史立p侍御史丁玄自典考之,但与隆连名奏事。史立时为中太仆,丁玄泰山太守,及尚书令赵昌谮郑崇者为河内太守,皆免官,徙合浦。”(页3265―3266)是为详叙,作“丁玄”。

又《汉书》卷九十七《外戚传》下:“哀帝即位,遣中郎谒者张由将医治中山小王。由素有狂易病,病发怒去,西归长安。尚书簿责擅去状,由恐,因诬言中山太后祝诅上及太后。太后即傅昭仪也,素常怨冯太后,因是遣御史丁玄案验,尽收御者官吏及冯氏昆弟在国者百余人,分系雒阳p魏郡p巨鹿。数十日无所得,更使中谒者令史立与丞相长史大鸿胪丞杂治。(史)立受傅太后指,几得封侯,治冯太后女弟习及寡弟妇君之,死者数十人。”(页4006)亦是此事,作“丁玄”。

参考文献:

[1][清]王先谦.汉书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宋]之.西汉年纪[M].《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

[3][宋]王应麟.玉海[M].南京・上海: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90.

[4][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5][汉]卫宏.汉官旧仪[M].《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

[6][南朝宋]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7][宋]王钦若.册府元龟[M].北京:中华书局,1960.

[8][唐]陆德明.经典释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9][汉]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2010.

[10][清]王先谦.庄子集解[M].《诸子集成》本,上海:上海书店,1986.

[11][宋]徐天麟.西汉会要[M].《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

[12][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13][清]王念孙.广雅疏证[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

[14][梁]萧统.文选[M].上海:上海书店据世界书局影印清胡克家刻本影印,1988.

篇4

关键词:“刺” 解释 询问

一.说文及章太炎解释

《说文解字·刀部》:“刺,君杀大夫曰刺;刺,直伤也。从刀,从朿,朿亦声。”意思是说君王杀死大夫叫做“刺”,可以引申为直接伤人,是一个形声字,从刀形,从朿声。《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朱希祖)说:“1.上杀下曰刺,用刑也。引申为直伤。2.《汉书》‘刺史’及‘刺探尚书事’,故刺有探察义。3.刺探,刺穴以探取秘密也。名刺者,古以铁笔刺简也。刺绣为本谊。”本人认为,解释1、2大致可信,解释3也应可信,但“刺探”是否由“刺穴”而来则有待考证。

二.词典中“刺”的解释

《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中“刺”字有6个义项和一个连绵词,分别解释如下:

1.扎,用尖利的东西刺。《韩非子·外储说左下》:“树枳棘者,成而~人。”《史记·李斯列传》:“利剑~之。”

2.尖利像针的东西。陆龟蒙《蔷薇》诗:“中含芒~欲伤人。”

3.斥责,指责。《战国策·齐策一》:“能面~寡人之过者,受上赏。”

4.刺探。《汉书·丙吉传》:“驭吏因随驿骑至公车~取,知虏入云中、代郡。”

5.撑。多用于“刺船”,即撑船。《庄子·渔夫》:“客曰:‘……吾去自矣!’乃~船而去。”

6.名帖,相当于后来的名片。王充《论衡·骨相》:“通~倪宽。”

7.刺促、刺蹙:忙碌的样子。《世说新语·政事》“山公以器重朝望”注引王隐《晋书》:“和峤刺促不得休。”

《王力古汉语字典》中有5个确定义项和2个备考义项,分别解释如下:

1.用刀刺。春秋僖公二十八年:“公子买戍卫,不卒戍,~之。”引申为名词。物之尖端。淮南子汜论:“古之兵,弓剑而已矣,槽矛无击,修戟无~。”汉书霍光传:“若有芒~在背。”

2.指责,讽刺。战国策齐策一:“能面~寡人之过者,受上赏。”

3.撑(船)。史记陈丞相世家:“乃解衣裸而佐~船。”

4.于中采取。史记封禅书:“而使博士诸生~六经中作王制。”

5.名片。论衡骨相:“通~倪宽,结胶漆之交。”

【备考】①绝。荀子富国:“~屮殖谷。”杨倞注:“刺,绝也。”②探候。汉书丙吉传:“至公车~取。”颜师古注:“谓探候之也。”

综合以上各词典解释,“刺”的主要义项一共有8个:

1.用刀或锋利的东西扎;

2.尖利像针的东西或物体的尖端;

3.指责,讽刺;

4.撑船;

5.于中采取;

6.名帖,名片;

7.绝;

8.刺探,探候。

三.“刺”的询问义

在周代的刑讯、审问中,有“三刺”的说法,《周礼·秋官·小司寇》:“以三刺断庶民狱讼之中:一曰讯群臣,二曰讯群吏,三曰讯万民。”东汉郑玄注之曰:“刺,杀也。三讯罪定则杀之。”

本人认为这种解释不甚准确。首先,古代五刑先有墨、劓、剕、宫、大辟,后有笞、杖、徒、流、死,只有叛国、叛军、杀人等“不赦”之恶才会被判为“大辟”之刑(死刑),并不是犯了任何罪都会被处死,那么“三讯定罪则杀之”的说法显然不能成立。

其次,周礼中本身有对“三刺”的解释,即“一曰讯群臣,二曰讯群吏,三曰讯万民”,因此三刺和讯群臣、讯群吏、讯万民是有对应关系的,那么此处的“刺”和“讯”就应互训。

何谓“讯”?《说文解字·言部》中说:“讯,问也。从言,卂声。”《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朱希祖)说:“讯,与‘询’同。”也就是说,“讯”是询问的意思。那么,“三刺”中的“刺”也应是询问、咨询之意。在断案中,先询问群臣的意见,再询问群吏的意见,最后询问万民的意见,在“三刺”之后才能对案件作出较为准确、周密的定夺,这样的解释既符合古代礼仪,也体现中国古代诉讼程序和重“人治”的社会制度,因而是可信的。如果解释为“杀”的话,“三”和群臣、群吏、万民对应,“刺”和杀对应,就没有动词和“讯”对应了。

再次,此处的“刺”也不能作刺探、探察解。如上述词典中所引例句《汉书·丙吉传》“驭吏因随驿骑至公车刺取,知虏入云中、代郡”中的刺是暗中刺探消息之意,而“三刺”中的“刺”不是暗中进行,而是就某个案件公开询问、征求群臣、群吏和万民的意见。但这两个义项确有相通之处,即都有【+询问】的义素。

篇5

大惊小怪的同义词:

少见多怪 小题大做 蜀犬吠日

详细解释:

【解释】:非常害怕,脸色都变了。

【出自】:《汉书·霍光传》:“群臣皆惊愕失色,莫敢发言。”

【示例】:金方伯听见不是王慕维,又自称举人,不觉~。

清·张春帆《宦海》第二回

【语法】:连动式;作谓语、补语;表示下意识的表情

为更好地掌握这个词语,以下是大惊小怪造句:

1、她对这件事大惊小怪,惶恐不安。

2、一个人说一两句过头话是难免的,用不着大惊小怪。

3、你要做一个勇敢的少年人,不可为一些芝麻小事在那儿大惊小怪。你知道,弱者在这世界上是不好过日子的。

4、按性格她本不该对那事大惊小怪的。

5、妖妖忽然大惊小怪地叫起来:“陈辉,你是诗人呢!你有真正的诗人气质!”。

6、振古如兹的事,报纸电视台已报道不少,不必大惊小怪。

7、然而她的脸由于经常露出各种大惊小怪,喜怒哀乐的表倩,还是很有人情味。

篇6

1.归有光《项脊轩志》:“借书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坐,万籁有声。”[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语文》(必修)第三册(2004年6月第1版)。]

高中语文第三册未给“借”字作注,其他古文选本亦不注。似乎“借”就是现在的“借进”。其实不然。归有光为什么要把借来的书入满自己的书架呢?这合情理吗?“借”上古属铎部精纽,“藉”上古属铎部从纽,因“借”可以通“藉”,为叠韵通假。例如《诗・大雅・抑》:“借日未知。”《汉书・霍光传》引《诗》作“藉”;《荀子・大略》:“非其人而教之,赍盗粮借贼兵也。”《战国策・秦策》:“此所谓藉贼兵而赍盗粮者也。”“藉”本义是古代祭祀朝聘时陈列礼品的垫物。《说文解字》:“藉,祭藉也。”既然是垫物,他物便可置之其上。如《文选・孙绰〈游天台山赋〉》:“藉萋萋之纤草。”李善注:“以草荐地而坐曰藉。”由此可知,“借书满架”就是“藉书满架”,直译就是“置放的书排满了书架”。

另,“余自束发读轩中,一日,大母过余曰:‘吾儿,久不见若影,大类女郎也?’”

其中“过余”,课本注释为:“到我(这里来),意思是来看我。”按课文注释体例,这里的“过”讲作动词“到”了。引申义倒是符合文意的。其实,只要搞清了“过”在此的确切含义,无需再将“过”进行引申。

“过”在此当释为“探望”、“看望”。如《史记・田叔列传》:“会贤大夫少府赵禹来过卫将军。”《史记・信陵君列传》:“臣有客在市屠中,愿枉车骑过之。”《后汉书・马援传》:“援间至河内,过存伯春。”《世说新语・赏誉》:“兄子济每来拜墓,略不过叔,叔亦有候。”《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商务印书馆1980版93页)注:“过,访,探望。”《新编说文解字》(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118页)注:“过,访,探望。如:过存(问候)。”可见,课文中“大母过余”与“过卫将军”、“愿枉车骑过之”、“过存伯春”、“略不过叔”句式相同,即“探望、看望”。故课本应注为:“过余,看望我。”如此,更忠于原意,不致于转弯抹角,把本来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高中文言文评点译释》(江夏、肖毅等编,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的注释倒是值得参考的:“过,看望。”

2.张溥《五人墓碑记》:“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 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语文》(必修)第三册(2004年6月第1版)。]

“顾”字不注,其他古文皆不注。似乎就是“回头看”。其实不然。人之将死,回头望来路吗?还是留恋亲人?“顾”在中古有“还”、“回来”的意思。《韩非子・内储说上》:“商太宰使少庶子之市,顾反而问之曰:‘何见於市?’”《文选・古诗〈行行重行行〉》:“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 刘良注:“言佞臣蔽君之明,使忠臣去而不返也。”可见,《五人墓碑记》中“蹈死不顾”理解为“返”、“回来”,更能表现五人的视死如归与大义凛然。

3.《孔雀东南飞(并序)》:“府吏闻此变,因求假暂归。”[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语文》(必修)第三册(2004年6月第1版)。]

课文未给其中的“暂”作注,其他注本亦如此,似乎解为“暂时”,无需注。实则不然。同书《琵琶行(并序)》:“如听仙乐耳暂明”注“暂,突然”。“暂”在上古还有“疾速”、“猝然”的意思。《说文解字》:“突,犬暂出也。”《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妇人暂而免诸国。”《史记・李将军列传》“广暂腾而上胡儿马”皆用此意。由此可见,“暂”应该表示“疾速”的意思,唯有如此,才可以显示出“府吏”对刘兰芝用情之深。

4.《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语文》(必修)第六册(2002年10月第1版)。]

课文未给其中的“以”字作注, 其他有关古文选本亦未作注,似乎它与介词“以”相同而无需作注。其实,无论用介词“以”的哪一种用法来解释此处的“以”都不妥当。这里“以”通“似”。《汉书・高帝纪上》:“乡者夫人儿子皆以君。”颜师古注引如淳曰:“以或作似。”《史记・高祖本纪》作“皆似君”。《玉篇・人部》:“以、似,二同,像也。” “以”上古属之部喻纽,“似”属之部邪纽,因此“以”可通“似”,为叠韵通假。由此可见,“以秦王之威”意思是“像秦王那样的威风”。

5.《信陵君窃符救赵(节选)》:“得选兵八万人,进兵击秦军,秦军解去,遂救邯郸,存赵。”[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语文》(必修)第六册(2002年10月第1版)。]

其中“解”字,课本注释为:“解去,解围而去。”此注不妥。单独一个“解”字古无“解围”义,此“解”当训为“撤退(军队)”。“解”字有“撤退(军队)”之意,陈霞村先生《〈史记选〉注释质疑》(载《山西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多有论述,今再补一例,以资佐证。《史记・苏秦列传》:“齐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三军之良,五家之兵,进如锋矢,战如雷霆,解如风雨。”进、战、解分别是军事行动的三个不同情形,“解”与“进”、“战”对举,则为“撤退”之义无疑。

其中“选兵”未加注释,目前通行的古文选本的注释又令人无所适从。程希岚、吴福熙主编的《古代汉语》注:“选兵,挑选精兵。”《史记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100页)注:“选兵,选的士兵。”中华书局出版、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的《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注:“选兵,经过挑选的精兵。”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的《历代文选》(上册)注:“选兵,挑选出的精兵。”江夏、肖毅等编、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高中文言文评点译释》将“得选兵八万人”译为:“得到精兵八万人。”

比较以上诸说,愚以为江氏的说法较为妥贴。因为,若释“选兵”为“挑选精兵”,则“得”字无着落;若解“选兵”为“经过挑选的精兵”或“选的士兵”,则“选”究竟为何义仍嫌含糊。我们认为,“选”在此当释为“精、善”,“选兵”即“精兵”。如:《诗经・齐风・猗嗟》:“舞则选兮,射则贯兮。”郑笺:“选者,谓于伦等最上。”《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夫吴,城高以厚,地广以深,甲坚以新,士选以饱。”《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遣选车千三百乘,彀骑万三千。”《汉书・王莽传上》:“君以选故而辞以疾,君任重,不可阙,以时亟起。”颜师古注:“选,善也。”《韩诗外传》卷五:“夫车固马选而不能以致千里者,则非造父也;弓矢直而不能射远中微者,则非羿也。”晋袁宏《后汉纪・光武皇帝纪》:“惟公多拥选士精兵,众郡骏马、仓谷、帑藏,皆得自调。”

篇7

关键词:直道;甘泉;匈奴;祭天;径路

中图分类号:K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7)06-0137-07

作者简介:王子今,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教授,陕西理工大学汉江学者 (北京 100872)

《史记》有北上远征的汉王朝骑兵军团缴获休屠王“祭天金人”的记载,《史记》注家以为匈奴“祭天”地点曾经在甘泉宫左近,如此则直道线路应与匈奴在一定历史时段的南北交通实践有关。进行相关考察,有助于全面认识直道选线缘由以及其交通作用之沟通与交汇不同民族文化的特殊意义。被看作“匈奴祭天处”的“径路神祠”,所谓“径路”与“直道”的语言对应关系或许也有值得交通史和民族史学者P注的价值。对直道连通区域若干具有神秘主义色彩历史遗存的关注,应当可以深化直道史的研究。“匈奴祭天处”与匈奴“祭天金人”的移动,也可能与直道交通有关。而对于秦汉交通史、区域文化史和民族关系的总体认识,也可以因此获得有以推进的条件。

一、《史》《汉》所见之匈奴“祭天金人”

《史记》卷一一一《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霍去病北征大漠的战绩,战利品中包括匈奴礼祀的偶像:

冠军侯去病既侯三岁,元狩二年春,以冠军侯去病为骠骑将军,将万骑出陇西,有功。天子曰:“骠骑将军率戎士u乌X,讨o濮,涉狐奴,历五王国,辎重人众慑慑者弗取,冀获单于子。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有余里,合短兵,杀折兰王,斩卢胡王,诛全甲,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首虏八千余级,收休屠祭天金人,益封去病二千户。”

关于“休屠祭天金人”语,出自“天子曰”。可知“收休屠祭天金人”的捷报,得到汉武帝的认可,并以为“益封”之据。所谓“休屠祭天金人”,裴S《集解》:“如淳曰:‘祭天为主。’”司马贞《索隐》:“案:张婴云:‘佛徒祠金人也。’如淳云;‘祭天以金人为主也。’屠音储。”1《汉书》卷五五《霍去病传》:“去病侯三岁,元狩二年春为票骑将军,将万骑出陇西,有功。上曰:‘票骑将军率戎士乌X,讨o濮,涉狐奴,历五王国,辎重人众摄者弗取,几获单于子。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有余里,合短兵,鏖皋兰下,杀折兰王,斩卢侯王,锐悍者诛,全甲获丑,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捷首虏八千九百六十级,收休屠祭天金人,师率减什七,益封去病二千二百户。’”颜师古注:“如淳曰:‘祭天以金人为主也。’张晏曰:‘佛徒祠金人也。’师古曰:‘今之佛像是也。休音许虬反。屠音储。’”2又《汉书》卷五五《金曰传》:“武帝元狩中,票骑将军霍去病将兵击匈奴右地,多斩首,虏获休屠王祭天金人。”3《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元狩二年)春,汉使票骑将军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耆山千余里,得胡首虏八千余级,得休屠王祭天金人。”4

对于“收休屠祭天金人”,《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写作“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

其明年春,汉使骠骑将军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余里,击匈奴,得胡首虏万八千余级,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

匈奴“祭天金人”进入汉文历史典籍,但对于其名义和性质的理解却有不同。这应当是民族文化存在隔阂而信仰世界有所区别的缘故。

二、匈奴祭天处考辨

(一)“匈奴祭天处本在云阳甘泉山下”

几位权威《史记》注家的解说,均注意到与“祭天金人”相关的匈奴“祭天”地点。裴S《集解》:

《汉书音义》曰:“匈奴祭天处本在云阳甘泉山下,秦夺其地,后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象祭天人也。”

司马贞《索隐》:

韦昭云:“作金人以为祭天主。”崔浩云:“胡祭以金人为主,今浮图金人是也。”又《汉书音义》称:“金人祭天,本在云阳甘泉山下,秦夺其地,徙之于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象祭天人也。”事恐不然。案:得休屠金人,后置之于甘泉也。

张守节《正义》:

《括地志》云:“径路神祠在雍州云阳县西北九十里甘泉山下,本匈奴祭天处,秦夺其地,后徙休屠右地。”按:金人即今佛像,是其遗法,立以为祭天主也。5

所谓“云阳”、“甘泉山”的指向,使得匈奴游牧人群介入中原农耕文化的历史动向呈示出一个值得重视的观察点。

《汉书音义》所谓“匈奴祭天处本在云阳甘泉山下,秦夺其地”,“金人祭天,本在云阳甘泉山下,秦夺其地”,《括地志》所谓“径路神祠在雍州云阳县西北九十里甘泉山下,本匈奴祭天处,秦夺其地”,都强调“甘泉山下”。而“甘泉”,据《史记》记述,是秦始皇直道的终点。《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秦始皇)三十五年,为直道,道九原,通甘泉。”6《史记》卷八八《蒙恬列传》:“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瞪杰Ч龋千八百里。道未就。”1所谓“甘泉山下,本匈奴祭天处”,暗示秦直道南端“甘泉”的神秘背景。相关历史迹象体现直道线路应与匈奴在一定历史时段的南北交通实践有关。

前引《史记》诸注说,或言“匈奴祭天处本在云阳甘泉山下,秦夺其地,后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或否定此说,言“事恐不然”,以为“得休屠金人,后置之于甘泉也”。无论何种说法更接近历史真实,“匈奴祭天处”与匈奴“祭天金人”的南北移动,都很可能与直道交通条件有关。

《汉书》卷下《严安传》载严安以故丞相史上书,说到汉武帝时代的军事扩张,包括对匈奴进取的战争局势:“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k,略D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龙城,议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长策也。”关于“龙城”,颜师古注:

龙城,匈奴祭天处。2

《汉书》卷六《武帝纪》:“(元光六年春)匈奴入上谷,杀略吏民。遣车骑将军卫青出上谷,骑将军公孙敖出代,p车将军公孙贺出云中,骁骑将军李广出雁门。青至龙城,获首虏七百级。广、敖失师而还。”关于“龙城”,颜师古注:

应劭曰:“匈奴单于祭天,大会诸国,名其处为龙城。”3

“龙城,匈奴祭天处”与“徙之于休屠王右地”的“金人祭天”地点的关系可以讨论。但“龙城”当在更北的远地,也与秦始皇直道自“甘泉”北上的大方向一致。

(二)“甘泉山下”的“径路神祠”

《匈奴列传》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云:“径路神祠在雍州、云阳县西北九十里甘泉山下,本匈奴祭天处,秦夺其地……”说“匈奴祭天处”即“径路神祠”。

《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下》的说法则不同,指出“径路神祠”的祭祀对象是“休屠王”:

京师近县……云阳有径路神祠,祭休屠王也。

颜师古注:“休屠,匈奴王号也。径路神,本匈奴之祠也。”4

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匈奴的另一神祠的空间位置也在“云阳”这一与关中重心咸阳―长安存在特殊关系的亦被称作“都”的地点5。而所谓“径路神祠,祭休屠王也”与前引“秦夺其地,徙之于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的说法都指示“休屠王”事,也特别值得重视。

前引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云“径路神祠在雍州云阳县西北九十里甘泉山下,本匈奴祭天处,秦夺其地,后徙休屠右地”说“径路神祠”“本匈奴祭天处”,与“径路神祠,祭休屠王也”之说异。

《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左冯翊”条也说到“云阳”的祀所,可见分说“休屠”、“金人”、“径路神祠”:

云阳。有休屠、金人及径路神祠三所,越巫祠三所。6

这里明确区分“休屠”、“金人”、“径路神祠”为“三所”,或可读作“休屠”、“金人”、“径路”,为“神祠三所”。这样的理解,或可澄清“云阳有径路神祠,祭休屠王也”说法可能产生的误识。

三、“义渠”等“戎翟”的“甘泉”故事

《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追述匈奴种族和文化渊源,说到春秋时期中国北方诸“戎翟”,涉及活动于“岐、梁山、泾、漆之北”地方的“义渠”:

当是之时,秦晋为强国。晋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簟⒙逯间,号曰赤翟、白翟。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故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

“义渠”活动的地域,可能包括“云阳”“甘泉”。司马贞《索隐》:“韦昭云:‘义渠本西戎国,有王,秦灭之。今在北地郡。’”张守节《正义》:“《括地志》云:‘宁州、庆州,西戎,即刘拘邑城,时为义渠戎国,秦为北地郡也。’”1

《急就篇》卷二:“宪义渠”。颜师古注:“宪氏之先,本为周之布宪,司寇之属官也。其后以为姓焉。义渠,国名也。后为县,在北地。以县为名也。”2可知汉代民间意识,也以为“义渠”在“北地”。

司马迁在《匈奴列传》中对于战国时期“义渠”活动区域的表述,显示民族关系史和战争史的记忆中,“义渠”的势力并不囿于“北地”:

……自是之后百有余年,晋悼公使魏绛和戎翟,戎翟朝晋。后百有余年,赵襄子u句注而破并代以临胡貉。其后既与韩魏共灭智伯,分晋地而有之,则赵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与戎界边。其后义渠之戎筑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蚕食,至于惠王,遂拔义渠二十五城。惠王击魏,魏尽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3

这里说到“上郡”,而“义渠之戎筑城郭以自守”,秦惠文王“拔义渠二十五”等记载,显示“义渠”在这里的行政控制曾经是相对稳定的。

“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这一故事除了体现秦宣太后时代行政、情感与民族关系的特殊情形之外4,也提示了有关历史民族地理的一则重要信息,即“义渠之戎”活动的重心地带包括“甘泉”。

《匈奴列传》裴S《集解》引《汉书音义》曰:“匈奴祭天处本在云阳甘泉山下,秦夺其地,……”,司马贞《索隐》引《汉书音义》称:“金人祭天,本在云阳甘泉山下,秦夺其地,……”,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云:“径路神祠在雍州、云阳县西北九十里甘泉山下,本匈奴祭天处,秦夺其地,……。”所谓“云阳甘泉山下”,“云阳县西北九十里甘泉山下”,或许与“义渠戎王”居于“甘泉”的史实有关。《匈奴列传》毕竟是把“义渠”故事置于匈奴史的记述之中的。

司马贞《索隐》发表质疑此说的意见:“事恐不然。案:得休屠金人,后置之于甘泉也。”5看来似未可信从。

四、直道与匈奴祭天处的关系

(一)直道交通线上的祀所与神秘主义纪念地点

《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下》记述了位于汉王朝中枢地方即所谓“京师近县”的特殊祠祀重心:

京师近县,则有劳谷、五床山、日月、五帝、M人、玉女祠。云阳有径路神祠,祭休屠王也。又立五龙山M人祠及黄帝、天神、帝原水,凡四祠于肤施。6

位于“云阳”的“径路神祠”与位于“肤施”的“四祠”:“五龙山M人祠及黄帝、天神、帝原水”,应当置于直道交通文化带这一体系中观察和理解。而“云阳有……祠,又立……四祠于肤施”句式,体现“云阳”“径路神祠”与“肤施”“黄帝”等“四祠”的内在关系。

据说黄帝葬于桥山,汉武帝曾经在这里祭祀黄帝。或说桥山在秦始皇直道经过的子午山1。这一信息,也值得研究者注意。

而陕西甘泉方家河直道遗存左近发现的凿刻年代可能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岩画,与发现于河南新郑的,一些学者认为与黄帝传说密切相关的具茨山岩画2形制之相近,也可以帮助我们考察和理解直道沿线的黄帝纪念遗存的历史文化意义3。

直道交通带的扶苏、蒙恬纪念遗存4,以及佛教石窟遗存5,也应当以这一理念为基点有所认识和说明。

(二)汉匈语言互译方式与“径路”“直道”联想

匈奴是否有文字,汉与匈奴之间怎样借助文字实现文化交往,至今存在历史疑点。例如,著名的“冒顿乃为书遗高后,妄言”,是通过何种文字形式实现的,“单于遗汉书”言“使郎中系雩浅奉书请”以及其中说到的“皇帝让书再至,发使以书报”,又“汉遗单于书,牍以尺一寸,辞曰‘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所遗物及言语云云。中行说令单于遗汉书以尺二寸牍,及印封皆令广大长,倨傲其辞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所以遗物言语亦云云”等6,其“言语”究竟是怎样的形式,我们并不清楚。而“(中行)说教单于左右疏记,以计课其人众畜物”7,所谓“疏记”,应当是使用文字的。而口语交流形式,或许如白登之围时“高帝乃使使间厚遗阏氏”8,可能需要通过“译人”9。

关于前引《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下》“径路神祠”,颜师古注:“休屠,匈奴王号也。径路神,本匈奴之祠也。”猜想所谓“径路”二字,不排除匈奴语音译的可能。然而汉字“径路”,字面意义则使人得出或与交通道路相关的理解,甚至可能联想到与“直道”语义之相近。这使人疑心“径路”或许由匈奴语义译汉语的可能性。

《说文・彳部》中,除对“彳”的解说外,“德”字列为第一,“径”字列为第二:“径,步道也。从彳。y声。”段玉裁注:“《周礼》:夫间有遂,遂上有径。郑曰:径容牛马,畛容大车,涂容乘车一轨,道容二轨,路容三轨。此云步道,谓人及牛马可步行而不容车也。居正切。十一部。按《u部》‘道’、《足部》‘路’皆厕部末,此厕部首。不同者,错见之意。”10“径”、“畛”、“涂”、“道”、“路”中,“径”作为“步道”,是等级最低的较简易的交通道路,但同时也可以理解为最捷近的道路,最方便的道路。明代学者曹学纭吨芤卓伤怠肪砥摺遏蕖方馐汀棒尬山为径路”:“径路者,高山之上成蹊,非如平地之大涂也。”1清代学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五九《阶州》:“若其制两川之命,为入蜀径路者,则曰阴平道,入蜀之间道也。”2

汉代语言习惯有以“径路”言交通者。见于历史文献者如《后汉书》卷七七《班勇传》载班勇上议:“旧敦煌郡有营兵三百人,今宜复之,复置护西域副校尉,居于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长史将五百人屯楼兰,西当焉耆、兹径路,南强鄯善、于K心胆,北I匈奴,东近敦煌。如此诚便。”3其中有“西当焉耆、龟兹径路”语。又《后汉书》卷七八《霍传》:“光衣冠子孙,径路平易”4,《三国志》卷二一《魏书・阮籍传》裴松之注:“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5《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吴主传》:“陆逊别取宜都,获秭归、枝江、夷道,还屯夷陵,守峡口以备蜀。关羽还当阳,西保麦城。权使诱之。羽伪降,立幡旗为象人于城上,因遁走,兵皆解散,尚十余骑。权先使朱然、潘璋断其径路。十二月,璋司马马忠获羽及其子平、都督赵累等于章乡,遂定荆州。”6裴松之注引《吴录》:“是冬魏文帝至广陵,临江观兵,兵有十余万,旌旗弥数百里,有渡江之志。权严设固守。时大寒冰,舟不得入江。帝见波涛汹涌,叹曰:‘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遂归。孙韶又遣将高寿等率敢死之士五百人于径路夜要之,帝大惊,寿等获副车羽盖以还。”7《三国志》卷四七《吴书・鲁肃传》:“权使朱然p潘璋断其径路,即父子俱获,荆州遂定。”8《三国志》卷六《吴书・贺全传》:“林历山四面壁立,高数十丈,径路危狭,不容刀J,贼临高下石,不可得攻。”9《说郛》卷五九下孙盛《魏春秋》写道:“阮籍常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10也都说到“径路”与交通行为的关系。

言“断其径路”,“于径路夜要之”者,所谓“径路”明确与交通条件有关。

然而,匈奴又有“径路刀”,名号竟与“径路神”、“径路神祠”同。《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记载,汉元帝时,“汉遣车骑都尉韩昌、光禄大夫张猛送呼韩邪单于侍子”,韩昌、张猛与呼韩邪单于盟约:

昌、猛见单于民众益盛,塞下禽兽尽,单于足以自卫,不畏郅支。闻其大臣多劝单于北归者,恐北去后难约束,昌、猛即与为盟约曰:“自今以来,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毋得相诈相攻。有窃盗者,相报,行其诛,偿其物;有寇,发兵相助。汉与匈奴敢先背约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子孙尽如盟。”昌、猛与单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诺水东山,刑白马,单于以径路刀金留犁挠酒,以老上单于所破月氏王头为饮器者共饮血盟。

对于“盟约”外交仪式的重要道具“径路刀金留犁”及其使用,颜师古注:“应劭曰:‘径路,匈奴宝刀也。金,契金也。留犁,饭匕也。挠,和也。契金著酒中,挠搅饮之。’师古曰:‘契,刻;挠,搅也,音呼高反。’”11

应劭的解说“径路,匈奴宝刀也”,并没有提示“径路”一语的由来。“径路刀”与“径路神祠”之“径路”当有一定关系。12在具备可以确切说明这一关系的条件之前,有关“径路”或与“直道”意义相近的假想,似乎还仅仅只是假想。

宋代学者王观国《学林》卷四“饮器”条讨论了韩昌、张猛与呼韩邪单于盟约仪式上另一重要用器“以老上单于所破月氏王头为饮器者”,这件“饮器”的制作见《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1“至匈奴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2王观国写道:“以此知所谓‘饮器’者,饮酒器也。虽为饮酒器,然非宾主常用饮酒之器,若有盟会之事,则以其器贮血盟之酒,以示盛礼也。”3所谓“径路,匈奴宝刀也”,也应因其贵重神圣“以示盛礼”。也许“径路刀”与“径路神祠”之“径路”语,只是取其“神”性。而“径路”之神圣意义自有由来。

篇8

文言文是中学语文的重要板块,我们在阅读和讲授文言文时最大的难点就在于词汇,训诂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古代的字义和词义,所以,训诂学对文言文的教学至关重要,下面试着从四个方面谈谈训诂学对文言文教学的作用。

一、运用形训,建立词义和字形的联系,直观其形象

形训,是训诂的重要方法,又称以形索义,就是通过分析汉字的形体结构来解释字义,这种训诂方法是根据汉字的特点而建立起来的。

汉字是一种以象形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表意文字,其形体和意义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造字时字的基本意义往往可以从字形的分析中显示出来。而且古代汉语以单音节为主,用汉字记载的古代汉语书面语言,基本上一个字就是一个词。因此,古代汉语书面语言里的词,除了有音、义两个要素外,还有一个“形”的外在要素,这就是形训的理论根据。例如:

(一)苏教版高中语文《孟子·滕文公下》:“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元”字,在这里是“脑袋”之义,这个字的古字形是“”,本义是头,下面是个人形,上面的圆形指示人的头部。“丧其元”就是丢脑袋。这一字形形象而生动,令人过目不忘。

(二)文言文中的常见词“及”。“及”字的古字形是“”,整个字形像一支手把人抓住,其本义是“追赶上”,引申为“达到”,再引申为“到那个时候”、“趁这个时候”、“趁着”,再引申为“涉及”、“到”、“与”等等。

(三)苏教版高中语文《孟子·粱惠王上》:“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走”古义是“跑”,这里应解释为“逃跑”,很多学生往往受今义的影响理解为“行走”。“走”古字形作“”,像人跑时两手大幅度摆动,与现在的“行走”义不同。而“行”的古文字形作“”,本义是“道路”。“行”供人行走,因而引申为“行走、行进”。教师在讲课的过程中,如果能展示出“走”和“行”的古字形,学生便能更好地理解并加以区别这两个字的古义了。

二、运用声训,建立词义和字音之间的联系,有效掌握通假现象

声训,又称音训、因声求义,是通过汉字声音线索的分析来探求和诠释词义的训诂方法,被释词与用来解释的词之间往往音同或音近,或双声或叠韵。中学文言文中通假现象普遍存在,辨识通假字历来是中学文言文教学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教学环节,同时也是一个教学难点。我们在教学中可以运用声训帮助掌握通假现象。例如:

(一)《论语·阳货》:“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归”通“馈”,赠送。“归”与“馈”韵部相同,声母相近,是叠韵通假关系。

(二)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五中归有光的《项脊轩志》:“借书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坐,万籁有声。”课文未给“借”字作注,其他古文选本也未注。我们通常的理解就把“借”理解为普遍的“借进”义,联系语境,归有光为什么要把借来的书装满自己的书架呢?细细想来不合情理。《诗经·大雅·抑》:“借日未知。”《汉书·霍光传》引《诗》作“籍”,“籍”的本义是古代祭祀朝聘时陈列礼品的垫物。《说文》:“藉,祭藉也。”如《文选·孙绰〈游天台山赋〉》:“藉萋萋之纤草。”李善注:“以草荐地而坐曰藉。”[1]“借”上古属铎部精纽,“籍”上古属铎部从纽,“借”与“藉”为叠韵通假。“借书满架”就是“置放的书排满了书架”。

三、运用训诂学的知识可以订正中学文言文教材中错误的注释

根据中学语文教学大纲的要求,初高中的文言文教学始终将字词教学确立为文言文教学的重点,在文言文的教学中,对字词理解的准确与否至关重要,有时会直接影响到对整个句子乃至全篇的认识和理解。中学课本里的文言文注释绝大多数是正确可靠的,但仍有一些地方需要加以订正。例如:

(一)人教版八年级下册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今诸生学于太学,县官日有廪稍之供,父母岁有裘葛之遗,无冻馁之患矣。”课文解释“县官”为“官府”。这种解释显然不准确,据考察,“县官”一词出自汉代,最初是对天子的称呼。唐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县官,谓天子也。所以谓国家为县官者,《夏官》王畿内县即国都也。王者官天下,故曰县官也。”又如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后来也泛称朝廷,如《史记·景帝本纪》:“令内史郡不得食马粟,没入县官。”[2]《汉书·食货志》中晁错的《论贵粟疏》:“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3]

(二)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二《孔雀东南飞》:“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举手长劳劳”课文注释:“举手告别,忧伤不止。”[4]注释将“举手”就理解为今天所说的“举手”,对吗?《汉语大词典》解释“手”其中一个义项是通“首”。《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陈知其罪,授手于我。”洪亮吉诂:“惠栋曰:‘手,古首字。’……今案《家语》作‘授手于我。’”由此可知这里的“举手”应是“举首”,就是“抬头”。

四、运用训诂学知识可以指导我们弄清文言文中词语的确切含义

语言是发展变化的,词汇和词义也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在中学文言文课文中,某些注释虽无大错,但仔细推敲起来却总觉勉强,利用训诂学的知识,可以帮助我们弄清课文中词语的确切含义。例如:

(一)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四《廉颇蔺相如列传》:“故令人持璧归,间至赵矣。”“间”课文注释为:“小路,名词作状语,从小路。”[5]《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范蠡怀其宝,间行已去。”司马贞《史记索引》:“间行,犹微行也。”《史记·陈涉世家》:“又间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史记·魏公子列传》:“侯生乃屏人间语。”《史记》中的“间”用在动词前面常作“暗中、秘密”的意思。所以“间至”译为“暗中回到”更好。

(二)人教版语文必修三《师说》:“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师襄”课本注释为:“春秋时鲁国的乐官,孔子向他学过弹琴。”[6]这个注释不是很准确,按这样的注释,学生很容易认为“师襄”是姓“师”名“襄”的人。这里的“师”应该是乐官的称谓,翻译为“一个叫襄的乐师”。在这篇课文中提到了“巫医乐师百工之人”,春秋时期,“师”原指“乐官”,例如《太平广记·王子年拾遗记》中提到的“师延”、“师旷”、“师涓”等,这三位都是当时的乐官,但他们都不姓“师”。这里注释应该注明这种特殊身份,以免引起学生的误解。

注释: 

[1]李善等.六臣注文选[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2]司马迁.史记·孝景帝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82:448. 

[3]班固.汉书·食货志[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4]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五[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 

[5]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四[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 

篇9

关键词:董仲舒;礼法;春秋

董仲舒是西汉时的一位大儒,他在天人三策中向汉武帝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定儒家为一尊,使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官方统治思想。他所构建的天人感应学说体系,影响了两汉学术的发展的方向。有人说他杂糅诸子,不是醇儒,偏离了儒家的正统,然而董仲舒能够适应时代的变化,综合各家思想,自成一体,这正是董仲舒的高明之处,作为两汉时的一代大儒,他当之无愧。董仲舒的礼治思想与法治思想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应把二者统一起来讨论,这样才能更准确的把握董仲舒的礼法观。本文拟就董仲舒的礼法观进行探讨。

一、礼法观的理论依据

(一)“天人感应”的理论依据

“天人感应”论是董仲舒礼法观的重要理论依据,董仲舒在其著作《春秋繁露》中有大量关于“天”的描述。他说:

“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1]308

“天地者,万物之本、先祖之所出也。”[1]194

“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1]301

董仲舒认为天产生万物,是万物的主宰,是宇宙的本原,具有最高的权威,正如周桂钿先生说:“在董仲舒的哲学体系中,天是最高的范畴,天既是整个宇宙,又是宇宙中一切事物的主宰者。”[2]48既然天具有无上的权威,人就应该对其绝对的崇敬与服从,人应该向天学习,效法天而行,而圣人就是向天学习的最佳人选,董仲舒说:

“尽人之变,合之天,唯圣人者能之,所以立王事也。”[1]152

“天不言,使人发其意;弗为,使人行其中;名则圣人所发天意,不可不深观也。”[1]207

“天地神明之心,与人事成败之真,固莫之能见也,唯圣人能见之,圣人者,见人之所不见者也,故圣人之言亦可畏也,奈何如废郊礼?”[1]298

他认为圣人具有极高的智慧,能够把握天道,通晓天意。天这个无上的权威本身并不能说话,但天可以通过种种天象将自己的意思表露出来,圣人的主要任务就是考察天象,代天言事。董仲舒说:

“礼者,继天地,体阴阳,而慎主客,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故圣人之

治国也,因天地之性情、孔窍之所利,以立尊卑之制,以等贵贱之差。”[1]201

董仲舒认为礼是圣人根据天地之象,考察阴阳的规律制定出来的,它的作用就是明贵贱,定尊卑。天在当时具有无上的权威,而礼是圣人体认天意而制定,那么礼的规定就是天意在人间的体现,也就不容违背与破坏。同样,董仲舒认为法也是天道的体现,他说:

“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3]563

“天地之常,一阴一阳,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1]249

如此一来,董仲舒同时将礼与法提高到了一个天道的高度,认为礼与法是天道的组成部分,为礼与法提供了一个哲学本体的内涵,这样也就加强了礼法在国家治理中的合理与合法性。

(二)人性论的理论依据

在董仲舒以前,关于人性的讨论,有三种观点,一种是孟子的性善说,一种是荀子的性恶说,一种是告子的性无善恶说。董仲舒关于人性的问题,提出了不同以上三者的看法。他说:

“圣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中民之性,如茧如卵,卵待覆二十日,而后能为雏;茧待缲以涫汤,而后能为丝。”[1]218

他把人性区分为“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其中圣人之性是生而就有的“过善”之性,是一般人所不能达到的;斗筲之性是生来就恶不服教化的,但他们也畏惧刑罚,只有通过刑罚这种强制性的手段,才能使他们向善的行端靠拢,而正是因为拥有“斗筲之性”的人存在,作为刑罚的法在国家治理中也是必不可少的。然而,拥有“圣人之性”与“中人之性”的人在整个社会中毕竟只占有少数,绝大多数的人只具有而“中民之性”,董仲舒认为对具有“中民之性”的人应该利用礼教而使他们逐渐向善。他说:

“性待渐于教训,而后能为善;善,教训之所然也。”[1]218

“善如米,性如禾,禾虽出米,而禾未可谓米也;性虽出善,而性未可谓善也。”[1]218

他认为只有中民之性的人才可以被教化,教化之后才可以使他们向善,成为具有善性的人。人性和善的关系就好像禾和米的关系,米并不是禾,米是禾去掉皮的产物,同样,善也不等同于人性,人性的善是通过后天的教化才显现出的。正因为人性有表现善的可能,所以礼乐教化才会发生作用,这也是董仲舒坚持以教化为本的理论根源。对于具有“中民之性”的人,可以用德礼来教化他们使他们遵守秩序,安守其分,而对于那些具有斗筲之性的人,礼的教化发生不了作用,就只有用刑罚来处理,强制的规范的行为。因此董仲舒的人性论,是其礼法观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

二、礼法的关系

梁启超说:“儒家谓社会由人类同情心所结合,而同情心以各人本身最近之h圈为出发点,顺等差以渐推及远・・・故结果殆将政治与教育同视,而于经济上之反配亦甚注意。吾名之曰:‘人治主义’或‘德治主义’或‘礼治主义’。”[4]77在中国古代,礼治通常以德治为表现,为政以德通常就是以礼治国的意思。《诗・大雅・抑》: “敷求先王,克共明刑。”毛传: “刑,法也。”在古代,“刑”通常代指“法”。因此,我们这里讨论董仲舒礼法观中礼与法的关系,也就是讨论德与刑的关系。董仲舒说:

“天有和、有德、有平、有威、有相受之意、有为政之理,不可不审也。春者,天之和也;夏者,天之德也;秋者,天之平也;冬者,天之威也。”[1]349董仲舒认为天是有感情的,也有温和、恩爱、公平和威严的表现,春天代表天的温和,夏天代表天的恩爱,秋天代表天的公平,冬天代表天的威严。他又说:“天之序,必先和然后发德,必先平然后发威,此可以见不和不可以发庆赏之德,不平不可以发刑罚之威,又可见德生于和,威生于平也,不和无德,不平无威,天之道也。”[1]349董仲舒认为人间是天上的反映,天所有的人间也应该具有,人应该服从天道,天有和、德、平、威,作为统治者也应该有温和、恩爱、公平、威严四德。先和而后德,即是要求君主不要滥赏他人,过分宠溺;先平后威,即是要求君主不要滥施刑罚,要公平公正,合乎情理。他又说:

“天出阳为暖以生之,地出阴为清以成之,不暖不生,不清不成,然而计其多少之分,则暖暑居百而清寒居一,德教之与刑罚犹此也。故圣人多其爱而少其严,厚其德而简其刑,以此配天。”[1]261

他说天地有阴阳,有暖清,则国家相应的也应该具有德教与刑罚,但“暖暑居百而清寒居一”,也就说“天之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上天亲近阳而远阴,在国家的统治者应该效法天,任德而不任刑。他又说:

“先王显德以示民,民乐而歌之以为诗,说而化之以为俗,故不令而自行,不禁而自止,从上之意,不待使之,若自然矣・・・・・・故孔子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1]190

“是故天数右阳而不右阴,务德而不务刑;刑之不可任以成世也,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谓之逆天,非王道也。”[1]234

董仲舒在这里描绘出了一幅理想的政治蓝图,他认为先王实行王道,以德治教化子民,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在德教的熏陶之下,逐渐就会形成淳朴的民风民俗,该做的会主动去做,不该做的都不去触碰,这样虽然有刑罚而不用。而如果君主单纯的依靠刑罚来治理国家,就是逆天而行,实现不了王道政治。

董仲舒将人间的礼法,比附宇宙中的阴阳,并明确指出上天偏好阳而不好阴,阴从属于阳。他说:“天以阴为权,以阳为经;阳出而南,阴出而北;经用于盛,权用于末;以此见天之显经隐权,前德而后刑也。”[1]233说阳为经,阴为权,就是说阳是常态,阴是非常态,也就是说统治者应该为政以德,当德教无法解决问题的时候可以用刑罚来代替。从以上我们可一看出,董仲舒认为礼法关系就是法依从于礼,天下不可无礼,也不能没有法。然而德礼是主要的,刑法是作为德礼的辅助形态而出现的。因此在治国理政方面,董仲舒坚持以礼为主,法为礼辅。

三、董仲舒礼法观形成的思想渊源与社会背景

董仲舒作为西汉时期儒家的代表人物,其礼法观与先秦儒家思想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早在春秋时期的孔子,就已经谈到了礼与法。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5]132孔子认为刑罚应以礼乐的实施为前提,先礼乐而后刑罚,只有实行了礼乐制度,刑罚才会得当,百姓才不会手无足措。孔子又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5]11他认为,如果仅以刑罚来整顿百姓,他们只会暂时的免于罪过,没有廉耻之心,只有用道德教化他们,用礼教整顿他们,才会让他们内心归服免于犯罪。孔子这一句话,也定下了儒家礼治为本的施政基调。董仲舒显然也是继承了这一思想,并对之加以发挥,以天地阴阳类比来加以论证其合理性。在孔子那里,对于以刑罚为特点的法谈论的还比较少,到了战国时期的荀子这里,对法的谈论逐渐多了起来。李泽厚先生认为:“孔孟以‘仁义’释‘礼’,不重‘刑政’,荀则大讲‘刑政’,并称‘礼’、‘法’,成为荀学区别于孔孟的基本特色。”[6]99荀子认为人性本恶,仅仅依靠礼教不足以治理百姓,他说:

“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7]416

“听政之大分:以善至者待之以礼,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两者分别,则贤、不肖不杂,是非不乱。贤、不肖不杂则英杰至,是非不乱则国家治。” [7]115

他认为治国之道,礼与刑都不可偏废,对于心焉埔獾娜艘待之以礼,对于奸恶的人就要处以刑罚,这样就可以使贤人处于上位,国家就会大治。董仲舒也继承了荀子的这一观点,他说:“务致民令有所好,有所好,然后可得而劝也,故设赏以劝之。有所好,必有所恶,有所恶,然后可得而畏也,故设罚以畏之。既有所劝,又有所畏,然后可得而制。”[7]124 董仲舒认为,人总是有所喜好有所厌恶,所以对于人的这一特点,统治者相应的就应该有赏有罚,要用礼教劝化百姓,也要用刑罚来使百姓畏惧而不敢过度地放纵自己的欲望,这实际也是荀子礼法观的延续与发展。

秦国统一天下后,建立了封建大一统的秦帝国,经济、政权上统一也促进了思想上的统一,丞相李斯向始皇帝进言:

“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8]47李斯认为天下一统后,思想的混乱容易对国家的稳定造成危害,所以思想也应该统一。作为法家的代表人物,他当然希望法家思想能够成为国家的统治思想,因此他向始皇提出“以吏为师”的建议。董仲舒约生于公元前198年,离秦朝的灭亡相差不远,秦祚虽短,但是作为一个统一的帝国,十几年的时间“以吏为师”的风气足以形成。汉初法令的制定者萧何,本身就是秦朝的一个县吏,汉初的法令就是萧何根据秦律为底本修改而成。董仲舒生于这种社会环境中,不可避免的也要受到法家的影响,因此他也认为作为法的刑罚在国家治理中的必要性。西汉初年虽废除了秦朝的一些苛刑,但刑法依旧很惨重,《汉书・刑法志》中曾记载:“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斩右止者又当死。斩左止者笞五百,当劓者笞三百,率多死。”[3]153文帝表面上废除肉刑,但实际上并没有达到减轻刑罚的实际效果,到了汉武帝即位,对内大兴土木,对外连年作战,以致“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 [3]153 。

就是在这种大的历史背景下,董仲舒既受了秦以来法家学说的影响,认为法不可废,有其用处,同时也鉴于秦亡的教训,以及武帝时期社会矛盾的尖锐而提出上天好阳不好阴,任德不任刑的主张,希望统治者能够效法天道,施行仁政,能够减刑省罚,达到缓和当时的社会矛盾的目的。

四、董仲舒的礼法观对两汉治狱的影响

董仲舒礼法观在政治上的具体实践,就是他“《春秋》决狱”思想在司法上的运用。

自从汉武帝采取独尊儒术的政策后,当时的法律也逐渐开始儒家化,其中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春秋》决狱”,也称“经义决狱”,其所依据的主要儒家经典就是《春秋》。董仲舒是西汉时公羊春秋学的大家,汉景帝时就在朝廷中任职博士官,曾广收门徒,教授春秋公羊学。董仲舒对《春秋》这部经典十分推崇,他说:“古今通达,故先贤传其法于后世也。《春秋》之于此事也,善复古,讥易常,故其法先王。”[1]11-12又说:“孔子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万民之所欲,下明得失,启贤才,以待后圣。”[1]112他认为《春秋》是孔子所作,蕴含着天道人情和先王的良法美意,是综合古今的一部权威经典,可以作为后世统治者的行动纲领。他认为《春秋》所具有的治狱原则就是“原心论罪”,他说:“《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1]63他认为在定罪量刑的时候,要考虑犯罪动机,是有心还是无心。如果是无心的过失就应该从轻发落,反之则要重惩。董仲舒这里引《春秋》决狱并不是要严刑峻法,其主要目的是要破坏当时的酷刑苛法,建立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的封建法典。他说:“是故《春秋》为仁义法,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1]176他认为《春秋》是一部以“仁义”为其精神的法典,它的根本目的不是让人自私自爱,而是要爱护他人,不是要规范约束他人,而是要规范约束自己,在这一点上,董仲舒企图用儒家的仁德思想来缓和武帝时刑法的严苛。董仲舒晚年不问产业,一心著书立说,但朝廷时常会派人向他请教国事,《汉书・董仲舒传》中记载“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明法。”[3]570张汤是当时朝廷的廷尉,主管全国的司法事务,他向董仲舒请教的也多是刑法方面的问题,据记载董仲舒曾将他指导过的司法案例汇编成《春秋决事比》,这本书也成为两汉时期断案的一部重要参考书。

董仲舒“《春秋决狱》”的思想对两汉的司法影响深远,桓宽的《盐铁论》中谈论“《春秋》决狱”时说:“故《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9]115王充也十分认同“原心论罪”的司法原则,他说:“刑故无小,宥过无大,圣君原心省意,故诛故误。”[10]181由此可见,董仲舒“原心论罪”的思想已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共识,深入人心,《后汉书》中记载的一个事例就更能体现这一点。东汉霍的舅舅宋光被人诬告入狱,年仅十五岁的霍为了救他的舅舅,向当时的大将军梁商上书说:“闻《春秋》之义,原情定过,赦事诛意,故许止虽弑君而不罪,赵盾以纵贼而见书。此仲尼所以垂王法,汉世所宜遵前修也。”[11]476霍认为“原情定过”是《春秋》所体现的治狱思想,他的舅舅宋光同许国的太子止一样,都是无心之过,应该受到赦免,并补充说“原情定过”是孔子垂遗下来的先王圣法,汉家应该遵守执行。最终,大将军梁商被霍说动,请皇帝赦免了宋光。从这一个案例中,我们就可以看出, “《春秋》治狱”、“原心论罪”的思想在东汉时依旧有着极大的影响。

对于“《春秋》决狱”、“原心论罪”的治狱思想,近代以来对其多有微词,认为这种思想,使量刑定罪更加主观,给法吏提供了徇私枉法的机会,他们可以根据春秋中的内容进行附会解释,以满足自身的需要,这样法律的权威性就收到了极大的破坏。这固然是“《春秋》决狱”所具有的弊端,但董仲舒“《春秋》决狱”思想是在汉承秦制,大量严苛的秦法仍然存在的情况下提出来的。董仲舒引儒家经义来处理案件,就是想用儒家“仁”的思想去破坏秦汉的严酷刑法,从而缓和当时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而且这一治狱思想弥补了儒家法思想的这一理论不足,推动了‘独尊儒术’运动的l展,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曾振宇.春秋繁露新注[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2]周桂钿.董学探微[M].北京:中华书局,2008.

[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7.

[4]粱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5]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58.

[6]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7]荀子.荀子[M].北京大学《荀子》译注组,注释.北京:中华书局,1979.

[8]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6.

[9]桓宽.盐铁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篇10

黄霸字次公,淮阳阳夏人也,少学律令,喜为吏。使领郡钱谷计,簿书正,以廉称。察补河东均输长,复察廉为河南太守丞。霸为人明察内敏,又习文法,然温良有让,足知,善御众。为丞,处议当于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吏民爱敬焉。

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幼,大将军霍光秉政,大臣争权,上官桀等与燕王谋作乱,光既诛之,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罚痛绳群下,由是俗吏上严酷以为能,而霸独用宽和为名。

会宣帝即位,在民间时知百姓苦吏急也,闻霸持法平,召以为廷尉正,数决疑狱,庭中称平。守丞相长史,坐公卿大议廷中知长信少府夏侯胜非议诏书大不敬,霸阿从不举劾,皆下廷尉,系狱当死。霸因从胜受《尚书》狱中,再逾冬,积三岁乃出。胜出,复为谏大夫,令左冯翊宋畸举霸贤良。胜又口荐霸于上,上擢霸为扬州刺史。三岁,宣帝下诏曰:“制诏御史:其以贤良高第扬州刺史霸为颍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官赐车盖,特高一丈,以章有德。”

时上垂意于治,数下恩泽诏书,吏不奉宣。太守霸为选择良吏,分部宣布诏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邮亭、乡官皆畜鸡豚,以赡鳏寡贫穷者。然后为条教,置父老、师帅、伍长,班行之于民间,劝以为善防奸之意,及务耕桑,节用殖财,种树畜养,去食谷马。米盐靡密①,初若烦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见者,语次寻绎,问它阴伏,以相参考。尝欲有所司察,择长年廉吏遣行,属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邮亭,食于道旁,乌攫其肉。民有欲诣府口言事者适见之,霸与语,道此。后日吏还谒霸,霸见迎劳之,曰:“甚苦!食于道旁乃为乌所盗肉。”吏大惊,以霸具知其起居,所问豪不敢有所隐。鳏寡孤独有死无以葬者,乡部书言,霸具为区处,某所大木可以为棺,某亭猪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其识事聪明如此,吏民不知所出,咸称神明。奸人去入它郡,盗贼日少。

霸以外宽内明得吏民心,户口岁增,治为天下第一。征守京兆尹,秩二千石。坐发民治驰道不先闻,又发骑士诣北军马不适士,劾乏军兴,连贬秩。有诏归颍川太守官,以八百石居治如其前。前后八年,郡中愈治。天子以霸治行终长者,下诏称扬曰:“颍川太守霸宣布诏令百姓向化孝子弟弟贞妇顺孙日以众多田者让畔道不拾遗养视鳏寡赡助贫穷狱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向于教化兴于行谊可谓贤人君子矣。其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颍川孝弟有行义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赐爵及帛。后数月,征霸为太子太傅,迁御史大夫。

(节选自《汉书・循吏列传》)

【注】①米盐靡密:指代细小之事。

1. 对下列句子中加点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坐公卿大议廷中知长信少府夏侯胜非议诏书大不敬坐:通“座”,安设座位

B. 以章有德章:通“彰”,彰显、表彰

C. 班行之于民间班:通“颁”,颁布

D. 以霸具知其起居具:通“俱”,全部

2. 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点词语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组是

A. 尝欲有所司察

若属皆且为所虏

B. 鳏寡孤独有死无以葬者

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C. 其赐爵关内侯

君知其难也

D. 而颍川孝弟有行义民

德不厚而望国之治

3. 下列对原文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黄霸初为地方官时,由于对人谦逊有礼,知足自持,且精习文学,所以深得上司、同僚的喜爱,受到百姓的尊敬。

B. 黄霸宦海浮沉,曾遭贬官甚至入狱,但每次再被起用,他都能以百姓利益为重,做好治理地方的各项工作。

C. 黄霸担任地方官,既注重上情下达,也注重搜集民间信息,并且能把这些信息用于日后行政,因此百姓钦服。

D. 本文善于运用具体的事件刻画人物的性格特点,以小见大,例如从黄霸熟知某地大树可以为棺一事可以看出他记忆力强、心系民生的特点。

4. 翻译文中画线句子。

(1) 霸因从胜受《尚书》狱中,再逾冬,积三岁乃出。

(2) 甚苦!食于道旁乃为乌所盗肉。

5. 用“/”给文中画波浪线的部分断句。

颍 川 太 守 霸 宣 布 诏 令 百 姓 向 化 孝 子 弟 弟 贞 妇 顺 孙 日 以 众 多 田 者 让 畔 道 不 拾 遗 养 视 鳏 寡 赡 助 贫 穷 狱 或 八 年 亡 重 罪 囚 吏 民向 于 教 化 兴 于 行 谊 可 谓 贤 人 君 子 矣

【参考答案】

1. A (坐:因……犯罪)

2. B (没有用来……的。A. 指出动作、行为的对象,相当于“……的” / “为+所”的结构表示“被”;C. 句首语气词,表祈使语气,无意义 / 指示代词,这;D. 连词,表并列 / 连词,表转折)

3. A (文章第一段的“又习文法”“足知”不是“精习文学”“知足自持”之意,而是“熟悉法律”“多有智谋”之意)

4. (1) 黄霸于是在监狱里向夏侯胜学习《尚书》,(在狱中)度过两个冬天,总共待了三年才出狱。

(2) (你)太辛苦了!在路边进餐,竟然被乌鸦抢走了(自己要吃的)肉。

5. 颍川太守霸 / 宣布诏令 / 百姓向化 / 孝子弟弟贞妇顺孙日以众多 / 田者让畔 / 道不拾遗 / 养视鳏寡 / 赡助贫穷 / 狱或八年亡重罪囚 / 吏民向于教化 / 兴于行谊 / 可谓贤人君子矣

【说文解字】

(1) 因……犯罪或犯错。 坐发民治驰道不先闻(《黄霸传》)

(2) 定罪,入罪。 犯法不坐(《损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