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元春之死范文
时间:2023-03-26 05: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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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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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元春是《红楼梦》中的人物,并不是历史上真实的人物。
贾元春是金陵十二钗之一,贾政与王夫人所生的嫡长女,贾珠的亲妹妹,贾宝玉的亲姐姐,贾家四姐妹之首。贾元春比贾珠小一两岁,比宝玉大十一二岁,贾府通称娘娘。
贾元春因生于正月初一而起名元春。元春十几岁时便已入宫做女史,23至24岁时加封贤德妃。为了迎接元春省亲,贾府建造了大观园。元春24至25岁回娘家省亲,热闹欢腾,同时又表现出她在深宫高处不胜寒的辛苦。元春的命运关乎贾府兴衰,秦可卿之死标志着贾府末世来临,元春晋封皇贵妃则令贾府重现生机,她也是四大家族最大的支柱。高鹗续书的后四十回她与王子腾先后暴卒,贾府失去了靠山,很快就获罪抄家。
(来源:文章屋网 )
篇3
【关键词】文化悲剧;《红楼梦》;悲剧精神;新境界
一、《红楼梦》对传统悲剧文化的继承
《红楼梦》是一部汇集我国传统悲剧文化精髓的经典之作。其之所以能够继承传统悲剧文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曹雪芹的个人经历与家族变故
许多学者认为,《红楼梦》的悲剧精神在很大程度上与作者曹雪芹的个人经历与家族变故有着密切的关系。曹家曾经是一个钟鸣鼎食的书香门第之家,曹雪芹自幼饱读诗书,有过一段富足、幸福的童年生活。但由于家道衰落,曾经富足、幸福的生活成为了过眼烟云,因此,曹雪芹对悲剧有着深刻的认识。正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的:“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
(二)文化背景
《红楼梦》之所以能够继承传统悲剧文化,与当时的文化背景有着直接的关系。一方面,《红楼梦》受《牡丹亭》一类明清小说的影响,以“情”作为整个故事的核心概念。塑造了以林黛玉、贾宝玉为代表的一系列“情痴”形象;另一方面,明清时期的小说大多都带有浓厚的悲剧色彩。这一文化背景,成为了滋养《红楼梦》的一种重要的精神养料。
(三)社会背景
《红楼梦》的悲剧精神是对当时社会的一种映射。《红楼梦》诞生于18世纪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当时清政府实施闭关锁国政策,举国上下沉醉在康乾盛世、天朝上国的迷梦中。这时期从表面看来,好像太平无事,但骨子里各种社会矛盾正在加剧发展,整个王朝已到了盛极而衰的转折点。
二、《红楼梦》对文化悲剧精神的创新
《红楼梦》对文化悲剧精神的创新,主要体现为《红楼梦》文化悲剧精神的多层次性。具体来说,《红楼梦》从婚姻悲剧、悲剧、家族悲剧以及社会、文化悲剧这四个角度进行了描写,从而展现了一种极具现代意义的文化悲剧精神。
(一)婚姻悲剧
1.薛宝钗和贾宝玉的婚姻悲剧
薛宝钗和贾宝玉两人虽然有着一定的感情基础,但他们之间始终缺乏激情的碰撞与心灵的契合,两人的感情更多的是道德、理性的客套。这种缺乏深刻爱情基础的婚姻,无疑是一种悲剧。
2.王熙凤和贾琏的婚姻悲剧
王熙凤和贾琏的婚姻是建立在家族利益之上的,他们之间互相猜疑,互相算计,甚至落井下石。这种“同床异梦”式的婚姻必然是一种悲剧。
3.迎春、探春的婚姻悲剧
作为偿债“抵押品”的迎春,她与“中山狼”的婚姻是一种悲剧,而同样对自己婚姻无可奈何的探春,她的远嫁无疑也是一种悲剧。在这种的婚姻里,她们都只是家族利益,甚至国家政治利益的牺牲品。
(二)悲剧
《红楼梦》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描写人情和欲的悲剧,并塑造了很多这样的悲剧人物形象。例如:
1.像贾宝玉、林黛玉这样的“情痴”
这类悲剧人物身上不仅体现了作者以“情”为主的审美观念,还寄寓了作者深深的同情。最刻骨铭心的爱情,往往都以悲剧结尾,因此,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故事最终也只能以悲剧结尾。
2.像王熙凤、贾雨村这样的野心家。
这类悲剧人物头脑灵活、才干出色,但他们对功名利禄充满了欲望。在欲望的驱使下,他们将礼义、道德、廉耻等都统统抛在脑后,最终却人财两空,落得悲剧的结尾。可谓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3.像贾珍、贾蓉这样的纨绔子弟。
这类悲剧人物是一群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败家子。他们既不考虑个人的前途,又不操心家业的发展,整天无所事事,好逸恶劳,其结果也自然是悲剧的。
(三)家族悲剧
《红楼梦》中主要描写了以贾府为核心的贾、薛、史、王四大家族的兴衰落寞,其中,贾府的家族悲剧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贾府的经济基础
《红楼梦》中多次提到,贾府表面繁华的背后,潜藏着巨大的经济危机。正如王熙凤所说:“外头看着虽是烈烈轰轰的,殊不知大有大的艰难去处。”
2.贾府的政治依托
在当时,政治地位不仅是一个家族获得经济利益的重要前提,还是一个家族兴废存亡的关键。贾府也不例外,学术界普遍认为,贾府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是元春之死,因为,元春的死使贾府失去了最大的政治靠山。
3.贾府的人才资源
《红楼梦》中贾府后继乏人、阴盛阳衰的现象非常严重。这种人才资源的缺乏无疑也是一种家庭悲剧。
(四)社会、文化悲剧
《红楼梦》不仅描写了婚姻悲剧、悲剧以及家族悲剧,还深刻地揭示了当时的社会、文化悲剧。这种对社会、文化悲剧的揭示是《红楼梦》对文化悲剧精神的一种创新。《红楼梦》通过对婚姻悲剧、悲剧以及家族悲剧的描写,揭示了导致这些悲剧的社会、文化悲剧。事实上,当时的社会风气使贾宝玉、林黛玉等有新气象、新精神的年轻人遭受了发展的限制,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人的悲剧、家族的悲剧。换而言之,《红楼梦》实写了人的悲剧、家族的悲剧,虚写了社会、文化的悲剧。而这种虚实相对的悲剧描法,不仅增强了整篇文章的悲剧艺术效果,还体现了极具现代意义的文化悲剧精神。从本质上来讲,现代文化悲剧精神的目的主要是对现实社会文化的批判以及渗透历史理性精神。因此,《红楼梦》悲剧精神的新境界是其对社会、文化悲剧的揭示。
二、结语
《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性与思想性,还有着极具现代意义的文化悲剧精神。总而言之,《红楼梦》的悲剧精神有着两个方面的标志性意义。一方面,《红楼梦》融汇了我国传统的文化悲剧精神,对传统悲剧文化进行了继承;另一方面,《红楼梦》从婚姻悲剧、悲剧、家族悲剧以及社会、文化悲剧这四个层次对悲剧文化进行了创新,展示了其悲剧精神的新境界。
参考文献:
篇4
如果说我的心胸像一棵常青树,那么浇灌它的必定是从书中涌来的清泉,如果说我的心胸是一朵开不败的鲜花,那么照耀它的的必定是从书中升起的太阳。多少笑容因书而升起,,多少泪水因书而,揩开。书的港湾含情脉脉,书的清风灌征满帆。“通向知识的大门成千上万,但看门的钥匙只有一把。”对,这把钥匙就是书。
记得4岁时,妈妈把一本图画书扔给我看,我一看,立刻被那五彩斑斓的图画吸引住了,于是,我便让妈妈教我拼音,于是,我便通过汉字上面的拼音读那富有神奇色彩的童话故事书。从此。书就成了我童年必不可少的玩伴,通过童话故事书,我认识了命运悲惨的卖火才的小女孩,娇小可爱的小红帽,甘愿为爱付出的海的女儿……我似乎去了水晶宫殿,海底世界,墙角……那时,异想天开的我竟然让妈妈送给卖火柴的小女孩一身新衣,竟然也站在井玩小球,要领略青蛙王子的风采,身子嚷嚷着要去森林探望七个小矮人,“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让我拥有了良好的品质,善良的心地,对美好世界的无限向往,对知识的无限畅想!1,2年级时,我我又有了新的伙伴——唐诗,宋词,古今贤文。世是七色小天使·,词是五彩使者,古今贤文是我国的瑰宝,他们都是我国古代先着对生活的描述,对人生的理解,对国家的热爱!他们有时悲痛万分,有时豪情壮志,还有是热闹万分。他们是我们无声的老师,教会了我们孝\行\信任\爱国\知识……“苟利国家生死心,岂因祸福避趋之。”“忧国孤臣泪,平胡壮士心。”“国家是大家的,爱国是每个人的本分。”这是在教我们要有一颗爱国之心。苏洵告诉我们:“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国之衰。”拿破仑说过;“爱国市文明人的首要品德。”“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黑发不知勤学早,白发方悔读书迟。"精神的浩瀚,想象的活跃,心灵的勤奋;就是天才。对,天才只是勤奋的结果。3,4年级时,我开始与《红楼梦》《海底两万里》《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童年》《在人间》《冰心文集》《朱自清散文》《爱丽丝梦游仙境》等书来了一次次亲密接触。可是这些书总有一些搞不懂的问题,这些书基本不是当代的,读起来好有难度,感觉枯燥无味,但是,我还是带着问题一遍遍的读,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看懂了。看了《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我不禁为海伦凯勒叹息,为什么命运这么不公,要让一个弱女子度过87年孤独岁月。不过,人生几何,谁没有区则,莫扎特28岁双耳失聪,司马迁狱中写《史记》谈迁手稿被盗,但一定要勇敢面对。看了《冰心文集》我情不自禁地为冰心奶奶啧啧赞叹,爱是那么伟大,创造了一位这么伟大的文学家。看了《红楼梦》我不禁为古代那些深宫女子叹息,可怜的黛玉干干净净得来,孤孤单单的去。而宝钗呢?做一个循规蹈矩的女子,没有自己的情感,袭人却一直不可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元春虽不多出现,但但是贾府地位最高的人,做了一辈子活祭品。这些书,陶冶了我的情操。到了五年级,我又爱上了校园小说,尤其喜欢阳光姐姐\跳跳姐姐\杨红樱阿姨的书。
风儿吹过来,告诉我书是永不改变的目标,阳光照射过来,告诉我书是灿烂无比的人生。小草迎风飘荡,告诉我书是知识之门的钥匙。读书伴我成长。
薛城区北临城小学五年级:王宇
篇5
关键词:钗黛合一 红楼梦 宝钗 黛玉 宝玉
在红学研究中,黛玉与宝钗的优劣问题成为诸难题中的第一大公案。[1](P379)这个问题在曹雪芹去世后至今的250多年里争讼不休。1920年代,俞平伯最先提出了“钗黛合一”的观点,给钗黛关系的问题带来新鲜的声音。但是从五十年代中期,俞平伯的这个观点受到了集中的批判。这个批判运动由李希凡与蓝翎于1954年发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开始,后李希凡在《俞平伯先生怎样评价了〈红楼梦〉后四十回续书》一文中又明确将俞的观点概括为“钗黛合一”论。[2](P204)直到1980年代,学界基本上都是否定“钗黛合一”说法的。但近二三十年来,又有若干零星讨论的文章,基本上又都重新认可了俞平伯的观点,但对这个问题的分析还有很大的空间。
一、“钗黛合一”的存在根据
俞平伯于1923年出版《红楼梦辨》一书,在《作者的态度》一文中,他说:“书中钗黛每每并提,若两峰对峙双水分流,各极其妙莫能相下,必如此方极情场之盛,必如此方尽文章之妙。”[3](P110)又在《论秦可卿之死》一文中说,太虚幻境中之可卿,“明为钗黛作一合影”。[3](P188)
我们这里要说的是,在《红楼梦》中,钗黛合一的问题确实存在。如果用学界的概念说,这里有内证,也有旁证。所谓内证,就是《红楼梦》文本中的内容;所谓旁证,主要是指脂砚斋的评点。
首先我们说内证。这集中体现在第五回中,即贾宝玉在太虚幻境所看册子中的图画与判词,以及所听的“红楼梦”曲子。金陵十二钗正册的图册共十一幅,第一页的就是钗黛二人合为一图、合为一词。其词曰:“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与之相应的“红楼梦”曲子,除了“引子”和“收尾”,虽说整整十二支,但并不是分别对应于十二钗。从“恨无常”到“好事终”的曲子与从贾元春到秦可卿的图画判词是一一对应的,但是“终身误”与“枉凝眉”却并非一钗一黛。在我看来,尽管“枉凝眉”所指颇有争议,但“终身误”合写钗黛是没有问题的。
第五回接着又写宝玉在听完曲子后所见女子:“其鲜艳妩媚,有似乎宝钗;风流袅娜,则又如黛玉。”此女子即名为“可卿”,梦境中的“可卿”显然就是宝钗与黛玉的合体,而作者塑造这样一个梦境人物当然并非无意。这里更为明晰地蕴含了“钗黛合一”的意味。
其次,我们说旁证。庚辰本第四十二回回前脂批说:“钗、玉名虽二个,人却一身,此幻笔也。今书至三十八回已过三分之一有余,故写是回,使二人合而为一。请看黛玉逝后宝钗之文字,便知余言不谬矣。”[4](P575)脂砚斋的说法应该是比较靠谱的。所以严格说来,脂砚斋是最早提及钗黛合一问题的。
这里我们注意,在脂砚斋看来,钗黛合一是为“幻笔”。那么,何为“幻笔”?第二十五回的脂评提醒读者:“以幻作真,以真为幻,看书人亦要如是看为本(幸)。”[4](P467)我们可以说,“幻笔”的本质在于“以幻作真,以真为幻”。那么第四十二回的幻笔到底是什么意味呢?本回主要情节中与钗黛二人相关的就是宝钗劝说黛玉不要读《牡丹》《西厢》之类的书,以免“移了性情”,而黛玉是“心下暗服”。接着在李纨处关于惜春画画的一节对话同样证明黛玉是真正信服宝钗的。在宝钗与黛玉关系的发展中,第四十二回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这样也就有了第四十五回写宝钗探望黛玉时二人进一步的推心置腹。
如果我们对二人的金兰之契有所怀疑,那就应该看看与此两回相印证的第四十九回。本回同样也是关于《西厢记》的谈论,但谈话双方不是黛玉与宝钗,而是黛玉与宝玉,那么这肯定都是真心话无疑了。宝玉所说的“孟光接了梁鸿案”即是指黛玉与宝钗之间嫌隙的冰释。黛玉评价宝钗说:“谁知他竟真是个好人”。
但就小说来说,这里完全没有虚构,为何却为幻笔?这是不是脂砚的误读?我们可以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分析。弗洛伊德在《心理分析工作中遇到的一些性格类型》一文中曾说到路德维希・耶克尔斯(Ludwig Jekels)发现了莎士比亚特有的一种写作技巧,就是:“莎士比亚常把一个人物一分为二,这两个分裂的人物如果割裂来看根本无法理解,只有将他们重新合二为一才可能完全理解他们。”[5](P226)
第四十二回脂砚总评所说即是作者的写作手法,而这正与耶克尔斯所说莎士比亚的写法是相同的。如果这样来看,钗黛二人其实应该是一个女子的两种性情分化为两个女子,二人之间的矛盾就是一个女子内心的冲突,而二人矛盾的化解则是一个女子对于根本的问题有了清晰的认识。这可不就是幻笔了么?
但是如果我们细考较去,脂评所言钗、黛“一身”“合而为一”其实是针对于《红楼梦》的写法而言,与第五回所写的“可卿”为钗黛合体是两种不同的情形。也就是说,在《红楼梦》中,钗黛合一确实是存在的,只是这个“合一”其实有两个方面:宝玉角度的“合一”和作者角度的“合一”。但是俞平伯以及此后对此问题研究的学者都没有将这两种不同的“合一”区别开来。
二、宝玉角度的“钗黛合一”
宝玉梦入太虚幻境,背景正是黛玉、宝钗先后都进了贾府。第五回在写宝玉到宁府之前,开头先写了黛玉与宝钗的对照。尽管宝玉与黛玉二人之亲密友爱与别人不同,并且同在贾母处住,“日则同行同坐,夜则同息同止”。但同时又将宝钗与黛玉对照,这里尤其花了不少笔墨讲宝钗之好,乃黛玉所不及;并且宝玉与黛玉由于熟惯亲密,难免有“求全之毁,不虞之隙”。
这段叙写,也正为宝玉在秦氏房中之梦做了铺垫。弗洛伊德对梦有一个根本性的见解:“梦是欲望的满足。”[6](P124)宝玉初见钗黛,他对女子的态度就得以体现。他希望女子应该是完美的,当然他这时的理想还主要是外在容貌上的。随着黛玉与宝钗之间矛盾的逐步展开,宝玉的内心也明确地产生了二美合一的愿望。宝玉梦中所见“可卿”身上的二美合一,正是宝玉在初见黛钗之后产生的一种女性理想,也是他对“见了姐姐忘了妹妹”的那种心理矛盾的幻象式解决。
梦境之外,也有宝玉这种愿望的呈现。第二十八回最后写宝钗与宝玉在贾母处,宝玉看宝钗的红麝串子时的心情。文中写道:“宝玉在旁看着雪白一段酥臂,不觉动了羡慕之心,暗暗想道:‘这个膀子要长在林妹妹身上,或者还得摸一摸,偏生长在他身上。’”并且写道:“再看看宝钗形容,只见脸若银盆,眼似水杏,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比林黛玉另具一种妩媚风流,不觉就呆了。”这段与第五回开头二人对照的叙写也是照应的。
由此看来,较早一段时期,宝玉对于女性的赞扬,其实主要是出于外在的容貌。对宝玉来说,黛玉与宝钗的合一,首先是体现在钗玉的形貌互补上。这种互补在第五回梦游太虚幻境所见“可卿”身上得到虚幻的落实。
诸多学者认为,《红楼梦》中有两个世界,只是对这两个世界的具体阐述有所不同。余英时在《〈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一文中说这两个世界,一个是大观园内的世界,一个是大观园外的世界。[7](P31)前者是理想的世界,后者是现实的世界。他还认为,大观园其实就是一个太虚幻境。吴晓南则认为这两个世界分别是太虚幻境与宝玉生活的现实世界。他说:“据称‘兼美’者,是贾宝玉在太虚幻境中,警幻仙姑许配给他的仙姬。因其体现在梦中,是幻境中事,我们称之为理想世界的事情。在现实世界里,爱情没有‘兼美’,因此就有选择,个人有个人的选择,家族有家族的选择,贾宝玉的个人选择是林黛玉。”[8](P17)二人所说的两个世界其实并无大异。
不过,我们这里的讨论用吴晓南的两个世界的表述更方便些。因为这两个世界对于宝玉美的理想来说更能说明问题。太虚幻境中的“兼美”是他的美的理想,但在现实中这种理想却无法实现。小说第二十一回与第二十二回连续写宝玉续庄参禅,其实暗示着宝玉已经开始超越以前对于钗黛二人外表的扬弃。
第二十一回宝玉续《庄子》说:“焚花散麝,而闺阁始人含其劝矣,戕宝钗之仙姿,灰黛玉之灵窍,丧灭情意,而闺阁之美恶始相类矣。彼含其劝,则无参商之虞矣,戕其仙姿,无恋爱之心矣,灰其灵窍,无才思之情矣。彼钗、玉、花、麝者,皆张其罗而穴其隧,所以迷眩缠陷天下者也。”第二十二回宝玉参禅写偈云:“你证我证,心证意证。是无有证,斯可云证。无可云证,是立足境。”尽管宝玉不能答黛玉机锋,实是未悟,但却在内心有了一个质的改变,这是肯定的。
黛玉与宝钗曾经有隙,宝玉却希望将钗黛二人的优点集合起来。但随着情节的发展,钗黛二人的关系得到了改善,达成了“合一”,二人之心相互理解,而宝玉则由外在的喜好深入于内心的志同,也就不再执著于“二美合一”的幻象。第三十二回写宝玉与湘云、袭人之间的对话便是一明证。
三、作者角度的“钗黛合一”
太虚幻境中的可卿“明为钗黛作一合影”,这是宝玉心中的女性理想。然而,钗黛之美,一如玉环、一如飞燕,这又是不可兼得的。不过也正像俞平伯所说:“书中钗黛每每并提,若两峰对峙双水分流,各极其妙莫能相下。”“《红楼》一书中,薛林雅调称为双绝,虽作者才高殊难分其高下。”[9](P160)在笔者看来,这又是作者在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后对二人形象的处理。
作者是小说的叙事人,作品叙事中通常会渗透着作者的态度。作者在第五回中将钗黛合为一图、合咏一词,并位于十二钗之首,这分明是要让二人成为《红楼梦》众多女子的代表。俞氏这点说得很对,二人在小说中各极其妙,难分高下。作者这种处理也是表现了他的一种美学理想。
首先,钗黛二人是女性的代表,女性代表的是美的事物。所以,钗黛的悲剧,也是红楼女性的悲剧,也是美的事物的悲剧。在这一方面,她们二人是没有区别的。
宝钗之“钗”,寓意“裙钗”;“黛玉”之“黛”,寓意“粉黛”。故钗黛二人,即是女性之代表。第五回金陵十二正册中第一幅图画咏黛玉与宝钗说:“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一为“玉”,一为“金”,所以“红楼梦曲”中“引子”中所说“怀金悼玉”就是悲悼宝钗与黛玉。钗黛又为女性之代表,悲悼钗黛也就是悲悼以钗黛为代表的天下所有之女性。故有“悼红”“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云云。不仅如此,宝玉之名,合宝钗之“宝”,与黛玉之“玉”。所以,宝玉的真正身份,却是女性的代言。
作者在第一回假石头之口写了自己创作小说的缘由,其中有对以前小说戏剧等叙事作品的批评说:“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的那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拟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间拨乱,亦如剧中之小丑然。”这既然是作者对以前俗套的批评,当然作者就不能落入其中。这样,薛宝钗也就不是像某些读者所认为的那样,始终是破坏贾林二人爱情的“小丑”。所以,宝玉、黛玉、宝钗三人并非三角恋爱,宝钗并不是宝黛爱情的破坏者,只是三人都进入了以宝玉为核心的同一个婚姻悲剧而已。
其实,宝钗与黛玉也并非是对立者。尽管她们都各有优点与缺点,但从整体上都是作者赞美与同情的对象,所以我们说薛宝钗是封建道德的卫道士并不合适。我们与其这样说,倒不如说她是君权社会等级观念的牺牲品。君权宗法制度下,黛玉与宝钗同是受害者。对于宝钗来说,她劝宝玉读书取仕,这的确为宝玉所反感。但是,宝玉的反抗仕途经济并非作品的主要旨意,作品的主旨是对女性的赞美与叹惜。
钗黛的合一,有一重要体现是在对待《西厢记》的态度上。尽管《西厢记》在《红楼梦》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在《西厢记》可能会“移人性情”上,黛玉是肯定宝钗的见识的。也就是说,小说还有对《西厢记》的否定态度。这一点通常被读者所忽视,而这正是第四十二回回前脂批所言钗黛合一的重要基础。这不单体现在钗黛二人对《西厢记》的谈论上,小说一开始其实就已经奠定了这样的基调。小说第一回,作者其实是借石头之口讲了自己的创作观。
他说:“至若佳人才子等书,则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滥,以致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西厢记》虽不算典型的“坏人子弟”的“风月笔墨”,但说是佳人才子之书是没有问题的。作者还说:“再者,亦令世人换新眼目,不比那些胡牵乱扯,忽离忽遇,满纸才人、淑女、子建、文君、红娘、小玉等共熟套之旧稿。”显然,《西厢》一书,亦在此列,张生与莺莺,最终亦“涉于滥”。这是作者所坚决否定的。在这一点上,宝钗与黛玉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说,在本质性情上,她们是完全一样的。我们可以说,在男女问题上,宝钗与黛玉都遵守着同样的道德规范。当然,我们并不能说这就是封建道德。
其次,黛玉与宝钗,是中国古代女性中两种美的典型。从形象气质、人生态度等方面,钗黛二人分别作为中国古典文化中的两极,共同具有深刻的文化象征意义。
甲戌本第五回脂批说:“按黛玉宝钗二人,一如姣花,一如纤柳,各极其妙者,皆性分甘苦不同世人之故耳。”[4](P111)钗黛二人,从外形上说,一是“环肥”,一是“燕瘦”;从气质上来说,一是“山中高士”,一是“世外仙姝”。钗黛二人又分别成为中国古代女性两种不同类型之美的典型代表。
黛玉与宝钗的差异也构成了中国古典文化中的美学结构。钗黛二人的差异犹似阴阳的差异。黛玉有弱症,故可属阴;宝钗有热病,故可属阳。按照中国古典美学,阴阳相济是一种最高的理想。黛玉属阴,宝钗属阳,故“二美合一”才是阴阳和合之正理。所以,作者的处理也暗示着钗黛二人应该合一,这也是作者的一种美学理想。
此外,黛玉的不足之症是生下便如此的,而宝钗的热病也源于“从胎里带来的一股热毒”。钗黛二人,代表了两种人生:一是理性的,一是情感的。宝钗的热毒,即是世俗之“理”的毒害。这种“热毒”,需要“冷香丸”的治疗。香,可以是俗的;但冷香,却是脱离世俗的。“冷香”,即是“幽香”。《红楼梦》中写“幽香”,一为太虚幻境,二为黛玉(第十九回、第二十六回),三为宝钗。太虚幻境为“清净女儿之境”,故有幽香;黛玉也“有一段自然的风流态度”,故亦有幽香。然而,宝钗的幽香则是从所吃冷香丸中而来。
朱良志先生在《曲院风荷》中讲中国艺术,第一讲便是说“香”。他说:“香具有超越有形世界的特点,尤其是那淡淡的幽香,似有若无,氤氲流荡,可以成为具象世界之外境界气象的象征。”[10](P2-3)由此,黛玉本然便具有一种超越世俗的生活态度,而宝钗则需要外在之物的滋养才可如此,但其“俗”病却很难根除。但是,宝钗之“俗”的内在根由不在于她,而在于那个世道人心的“俗”。所以,钗黛二人的悲剧,也是作者给我们展现的一幕入世与出世的双重悲剧。
所以,在人生态度上,黛玉与宝钗似有了高下之别。所以,《红楼梦》对于黛玉和宝钗的描写,写黛玉重神,写宝钗重形。第三回写黛玉:“两弯似蹙非蹙I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微微。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第八回写宝钗:“头上挽着漆黑的油光纂儿,蜜合色棉袄,玫瑰紫二色金银鼠比肩褂,葱黄绫棉裙,一色半新不旧,看去不见奢华。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脸若银盆,眼如水杏。罕言寡语,人谓藏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第二十八回又写宝钗容貌:“脸若银盆,眼似水杏;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作品中黛玉与宝钗的容貌,都是从宝玉的视角而看到的。所以,钗黛合一,也是一种形神兼具的美学理想。
我们通常认为,黛玉为道,宝钗为儒。其实,虽说黛玉是出世的态度,故而近于道家,但她也坚守着儒家所重的基本道德;虽说宝钗是入世的态度,故而近于儒家,但她也有着道家所重的生活态度。如第八回写她:“罕言寡语,人谓藏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其实,儒道之所以能够互补,也是由于儒家思想内在地包含着一种对个人功利的超越,而道家思想内在地包含着一种对人世的深情。
注释:
[1]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
[2]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红楼梦问题讨论集(一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
[3]俞平伯:《红楼梦辨》,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4][法]陈庆浩:《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增订本)》,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年版。
[5]弗洛伊德:《论艺术与文学》,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版。
[6]孙名之等译,弗洛伊德:《梦的解析》,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版。
[7]胡文彬,周雷:《海外红学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8]吴晓南:《“钗黛合一”新论》,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9]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