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简介范文
时间：2023-03-15 12:32:24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贾平凹简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高考；考试评价；诊断性分数报告
中图分类号：B8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84（2012）05-0461-05
1 基本背景
考试是一种重要的学业评价方式，其是否科学合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教育的走向，影响着学生的素质发展，也关系到整个社会的教育公平与民族素质的提高。
考试自创立至今有1300年的历史了，人们常把考试比作一把尺子，通过考试分数可以测量出参加测试人的水平，但是，仅有一个考试总分又有多大意义呢？分数并不代表一切，考试分数只有结合具体实际观察加以解释和分析才更有意义。也就是说，考试不仅要测量出一个结果，更要结合结果进行有效地评价。对于不同的人，得到同一个相同的考试分数，其意义是不相同的。因此，对考试分数进行解释主要包括两个目的：第一，使分数有意义；第二，将有意义的信息传达给参与考试的所有当事人。传统的做法一般都是在解释分数时在参照标准上做文章，例如提供一个常模参照分数或标准参照分数。近年来，由于考试出现了“基于统计的测量向基于理论的测量，考试内容更加全面和深入，评价方式也呈现出多元化倾向，再者，由于运用了更多的现代测量理论和技术，面向诊断”等等转变，考试分数的解释也出现了一些有别于传统的新趋势。
目前考试结果的反馈形式，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第一，缺乏对不同科目试题所考核的能力层次和知识领域上不同属性的分析，从而减弱了教学评价的导向功能。第二，对考试数据本身所提供的信息挖掘不够。对于考生成绩的报告，往往只有各个科目的总分，没有对每个科目的不同能力层次或不同知识领域的分数的报告。第三，考试评价方式和数据反馈形式不利于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对教育质量做出客观公正地评价。改变评价方式、充分挖掘考试数据本身提供的信息，将极大地丰富考试的评价功能，从而使得教育评价更好地为不同层次、不同群体的发展服务。
2 诊断性分数报告的研究与现状
评价的目的不是为了证明，而是为了改进（Stufflebeam，1983）。这句表述已经得到了理论和实践工作者的高度认可，更彰显了教育评价内在价值的回归。作为教育评价的主要形式，考试的诊断、反馈与矫正功能日益被关注，这直接推动了诊断性测验及其分数报告模型的快速发展。其中，分数报告的地位和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它即承载了各种先进的测量、评价技术，又是教学主体采取干预、改进措施的主要依据。同时，理想的分数报告还需要符合国家教育制度关于课程、教学以及质量要求的规范，并赋予教育教学的内涵。因而，结果的科学性和精确性、呈现结果的通俗性、内容上与上位教育质量框架的契合性，是衡量分数报告可资参考的三个标准。在此，结果的科学性和精确性是基本前提。目前，不少研究集中在如何改进评价模型以准确评估考生的知识和能力水平。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围绕如何让测验提供更多的诊断性信息，研究者进行深入地探讨，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方法，力图科学准确地反映出个体在知识结构、能力水平方面的人际差异。Yen（1987）提出了目标表现指数（Objective Performance Index）的算法，采用了根据测验总体表现来估计子分数的方法，得出基于次级考查目标观测分数与整体表现的加权平均分。目前该方法在CBT的考试项目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Wainer等（2001）提出了强化分数（Augmented subscore）的测量模型，与Yen不同，他坚持从各次级考查目标的表现而非整体表现来推导出子分数，其理由是：不同次级考查目标分数之间的相关性都比较高，即使是中等程度的相关，也需要将之纳入对相应子分数的估计中，这一点，在数学、科学中尤为明显。因而，Wainer进一步认为可以根据各次级考查目标分数之间相关程度的大小来设置不同的权重，采用经验贝叶斯估计法来得出强化分数，这种算法类似于Kelley（1927）提出的回归算法，只是增加了多个次级考查目标分数作为估计时的变量。近年来，各种认知诊断模型大量涌现（RSM，Tatsuoka，1983，2009；DINA，NIDA，Junke & Sijtsma，2001；AHM，Leighton，Gierl，& Hunka，2004；RUM，Roussos et al.，2007；GDM，Von Davier，2008），把分数报告的研究和实践推向了一个新高度，虽然理论、模型各异，但其共同的目标在于对被试属性掌握情况进行更加细致的报告，包括能力层次、特定领域的表现、学习的强弱，这些方法和技术算法上比较复杂，对数据的要求较高，短时间内还难以在大规模考试中广泛应用。最后，在测量理论的选择上，诊断性分数报告主要采用了CTT、UIRT和MIRT（Gessaroli，2004）。对于测量目标具有层次性的测验（如pisa、naep的评价框架），HO-IRT模型（Higher-order IRT）也开始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De la Torre & Hong，2010），而且不少研究都显示：从模型匹配度的指标（Akaike信息准则、Bayes信息准则）来看，HO-IRT模型更加适用。且以均方根差（RMSE）指标，HO-IRT模型对被试能力参数、试题参数的估计精度（特别是在分测试题目数量较少时）优于UIRT和MIRT。然而，在教育考试实践中，提供诊断性分数报告也面临不少批评。有关的行业标准明确要求（AERA，APA，& NCME，1999），只有在信度、效度和结果可比性明确的前提下，分数报告才可以进行。批评者认为，诊断性分数的信度难以保证，而且对诊断性分数的使用容易带来难以预计的结果，可能完全违背测验的目的。支持者认为，如果对命题、考试方式进行调整，并用于过程性评价或以群体为单位的评价，其风险则要小一些，毕竟它们提供的诊断性信息对于改进教学具有无法替代的作用。
3 国内外的实践与经验
就考试评价本身来讲，其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考试结果反馈教学情况，激励和改进教师教学、学生学习能力的功能；二是通过考试结果评价学生学习成绩，对学生进行选拔、安置，以及衍生出来的对教师、教材等相关问题的评价功能。三是通过不同群体和区域的考生结果的比较，挖掘影响学生学业能力的因素，为国家和地区制定相应政策提供服务的功能。因而，能否充分挖掘考试信息，全面的反馈考试结果，是考试能否充分发挥功能的关键。
3.1 国外研究现状
3.1.1 SAT和ACT的分数报告
在美国与我国高考最相似的大规模考试就是大学入学考试SAT和ACT，它们都属于常模参照的高利害性考试。其中，SAT提供给学生的结果报告的框架包括：（1）学生的分数；（2）学生在每个类型的问题上表现；（3）分数汇总（累积分数记录）；（4）ID信息；（5）学生个人及大学的基本信息；（6）学生提供的信息。如表1所示，SAT提供学生的分数，包括学生在SAT1和SAT2上每个分量表的量表分数（标准分），分数区间〖ZW（DY*〗
量表分数是学生能力的近似值而非精确测量值，这里提供的是其精确测量值所属的分数段。〖ZW）〗及该分数在国家参照群体或者州参照群体中的位置（百分位数）。另外，还提供学生在每个类型的问题上的分数，包括在每种题型的试题总量、学生回答正确的数量、错误的数量，原始分数，以及百分位数的估计值，见表2。
SAT和ACT测验在提供个人分数时，除了提供原始分数（或量表分数）外，还有百分位数和区间估计，同时提供考生在各知识领域（子测验）以及题型上的分数和百分位数，对学生的掌握程度有了详细的分析。另外，美国学生在完成SAT和ACT测验时，需要同时填写大量的个人背景、入学意愿等相关信息，考试机构会据此对学生的大学选择和职业发展提供详细的指导，因而报告的内容非常丰富。
另外，美国推出的其他一些考试，如托福，于2004年推出了新的分数解释，它不仅给考生提供分数，还给考生提供了达到各个分数学生能力的描述。
3.1.2 澳大利亚EAA的分数报告
受美国教育考试行业发展的影响，澳大利亚教育评价中心（Educational Assessment Australia，EAA）在一些考试项目的分数报告中，也开始积极的尝试。其基本的指导思想也是尽可能提供丰富的诊断性信息。不仅报告考生的考试分数，还针对每个考生明确报告他的优势和弱点、每道题所测量的能力、考生所在的位置以及其他考生和他自己的答题情况。
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EAA还研制了网上成绩报告系统，这个系统允许考生和家长、学校根据不同的ID和密码从网上查阅和打印成绩报告以及证书。报告内容包含了州、学校、考生各个年级、各个知识、能力表现以及考生不同年级的变化情况；不仅报告考生的优势，也向考生提供劣势分析，帮助学生诊断学习障碍。由于其具有强大的数据库支持，并且提供了进一步统计和制图软件系统，允许学校和教师利用数据形成自己感兴趣的分析报告。其数据和图形还可以导出用于研究。
3.1.3 PISA的有关报告
PISA是学生能力国际评估项目的缩写。它是一项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起的学生能力国际评估计划。旨在评估15岁学生在即将完成或完成义务教育之后，是否能够掌握参与社会所需的知识与技能。PISA在2000年首次开始评价，其后每三年进行一次，根据评价年命名。PISA2000、PISA2003、PISA2006和2009已经完成。2012年测试工作仍在进行中。PISA测试评估主要分为3个领域：阅读素养、数学素养及科学素养，由这3项组成一个循环，如2000年测试重点为阅读素养，2003年、2006年将分别以数学与科学素养为测试重点，2009年又回到阅读素养的测试重点。在每一个评核周期里，有2/3的时间会对其中一项领域进行深入评估，其他两项则进行综合评测。PISA除测验之外，还包括了学生问卷和学校问卷，目的是收集有关社会、文化、经济和教育因素的指标，这些指标与学生的成绩相联系。它超越了对各参与国家或地区在三个主要领域的相对排名，涉及更广范围的教育成果，如学生的学习动机、对自己的自信心以及学习策略等，以获得来自学生、教师、学校和家长的综合看法和观点。需要指出的是，PISA目的不是指导教师如何进行教学，而是向公众、政策制定者和教育者提供学生在各个学科方面的能力的描述性信息，并对各参加国的教育质量进行横向比较，其分析框架中包含了个体、教学、学校以及教育体制四个分析层面，这样就为公众、政策制定者和教育者提供更全面的信息。
3.2 国内的现状
目前，国内对于考试成绩的报告仍然停留在总体成绩报告上，缺乏对不同科目试题所考核的能力层次和知识领域上不同属性的分析，从而减弱了教育评价的导向功能。如何充分挖掘考试数据的信息，改进评价方式，逐步形成适合我国教育实践的从命题到试卷分析的整个过程的标准化的程序尚没有系统的研究。
现存的考试评价方式和考试信息的报告，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首先，现有的考试功能比较单一。现有的考试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起到了对考生进行排序的功能，通过考试将考生的成绩由好到坏排队，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应试教育”的盛行。第二，考试的内容和考核能力层次人为性和主观性明显，考试以能力为导向的特点不明显，对各科目所考核的认知能力层次没有明确的反馈和说明。第三，对考试数据本身所提供的信息挖掘不够，对考生测试结果反馈形势比较单一。对于考生成绩的报告，往往只有各个科目的总分，没有针对不同科目的不同能力层次或不同知识领域的分数的报告，很难全面客观评价学生的学业状况。第四，以往的评价方式和反馈信息不利于各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对不同群体教育质量和特点进行合理、公正的评价。第五，目前考试数据的反馈报告形式，不足以为国家决策机关提供有效的决策依据。
考试除了能帮助我们用来选拔和甄别以外，本来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可以帮助教学管理者、教师、考生了解考生已经掌握的知识水平，区别出不同考生的学习潜能，诊断出教师在教学中、考生在学习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从而，帮助教学管理者调整教学投入，帮助教师改进教学，帮助学生进行更有针对性的学习。
从近来国外考试分数报告的变化，我们看出考试工作者需要进一步完善我们的考试，社会现在需要我们对考试分数有一个更合理的解释。其实，人们很早就认识到了考试分数本身并没有任何意义，仅有一个简单的分数，我们很难去解释它，任何考试分数必须有参照才具有实际意义。大规模考试产生以后，人们逐渐地认识到考试只有与团体或预定的标准去比较才更有意义，于是人们开始使用常模的概念，把分数与常模进行比较来进行解释；同时，人们发现还有不少考试需要与预定的目标进行比较，看考生是否达到了规定的标准。这样就出现了以常模为参照和以标准为参照的分数解释体系。但是，在现实中，我们也常常发现，对考生的实际水平的评价，有时不仅要借助与特定的标准作为参照系，而且还要借助于在一定程度上标准的样本组，即借助常模来建立参照系。并且，为了使考试对实际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有促进作用，往往还需要提供更为详尽的诊断性信息。基于以上的认识，结合我国大规模考试的实际，我们认为改革我国考试分数报告形式势在必行。
4 探索与尝试
为了尝试开展自己的分数报告形式，在深入研究和学习国外经验的基础上，我们从2007年开始在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NCRE）MS-Office和全国高等学校入学统一考试、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进行了试点，以期达到完善我国考试分数报告体系的工作，为后续在高考中的改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011年，教育部考试中心在云南、海南两省开展了高考评价改革的试点工作。试点工作旨在利用现代教育评价的理念和方法，改革传统的高考分数报告方式，依托现代网络技术，向学生、中学、教育行政部门和命题部门，提供内涵丰富的分析报告。
面向学生提供的高考成绩分析报告单都是个性化的，内容也更加丰富。报告单除了记录考生本人的单科成绩和总分或综合分外，还列有每个科目的成绩在全省同类考生中的百分等级、考生各科成绩的均衡状况以及在各科目内容分项上的表现。通过提供升学指导测验的专业性向结果，帮助考生结合自己的兴趣、特长理性地选择专业。这些分析结果，为考生提供了内涵更加丰富、具有诊断与发展导向功能的重要信息，帮助考生更加全面、清晰地认识自己，更好地规划自己的学业。另外，面向学生的成绩报告成为网络时代的“成绩报告单”，不光从技术上改变了传统的“一张纸条几个分数”的分数报告办法，而且较纸质报告单可以容纳更多的内容，从更多的维度解释考试分数的含义。
面向中学的成绩报告包含了大量经过专业分析后的图表，帮助中学分析考试数据，发现教学中的长处和不足，以有针对性地改进教学组织工作。同时，利用考试机构的历史数据，帮助中学分析不同年度间教学质量的变化趋势。并且引入了“增值评价”等先进工具和理念，尝试建立纵向的学科能力量表，加大对学生进行发展性评价的力度，引导与改进教育教学评价办法。
面向教育行政部门的分析报告从不同维度提供了高考的基本情况分析，而不仅仅是“升学率”和“平均分”，同时，提供各种专题评价报告，供教育行政部门决策参考。
最后，面向命题部门的分析包括考试的基本情况、成绩分布、信度、效度、区分度以及各道题的专业统计指标值，能够帮助命题人员了解试题的质量，不断提高命题的水平，促进自身的专业发展。
去年试点工作在两省高考中推出后，取得了不小的社会反响，这为考试评价改革开了一个很好的头。其意义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迈出了在大规模考试中进行考试评价工作的第一步，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对教育考试行业起到了积极的引领作用。二是丰富了考试评价的方式方法，将考试与非考试手段结合，来对不同群体、考生、命题工作进行评价。三是推动了由单一一个点的评价到形成性评价的开展，有利于积极引导中学教学。四是拓展了考试评价的服务领域，在为政府决策咨询、改进教育教学、帮助考生全面认识自己等方面积累了经验（李光明，2012）。
参考文献
李光明.（2012）.探索考试评价，促进高考改革.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增刊，5-9.
De la Torre，J.，& Hong，Y.（2010）.Parameter estimation with small sample size：A higher-order IRT model approach.Applie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34，267-285.
Gessaroli，M.E.（2004）.Using hierarchical multidimensional item response theory to estimate augmented subscores.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Council on Measurement in Education.San Diego，CA.
Junker，B.W.，& Sijtsma，K.（2001）.Cognitive assessment models with few assumptions，and connections with nonparametric item response theory.Applie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25，258-272.
Kelley，T.L.（1927）.The interpretation of educational measurements.New York：Word Book. Leighton，J.P.，Gierl，M.J.，& Hunka，S.M.（2004）.The attribute hierarchy model for cognitive assessment：A variation on Tatsuoka's rule-space approach.Journal of Educational Measurement， 41，205-237.
Roussos，L.A.，DiBello，L.V.，Stout，W.F.，Hartz，S.M.，Henson，R.A.，& Templin，J.H.（2007）.The fusion model skills diagnostic system.In J.Leighton & M.Gierl （Ed.）， Cognitive diagnostic assessment for education：Theory and application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tufflebeam，D.L.（1983）.The CIPP model for program evaluation.In G.F.Madaus，M.S.Scriven，& D.L.Stufflebeam（Eds.）， Evaluation models：viewpoints on educational and human services evaluation（pp.117-141）.Boston：Kluwer-Nijhoff Publi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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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n Davier，M.（2008）.A general diagnostic model applied to language testing data.British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and Statistical Psychology， 61，287-307.
Wainer，H.，Vevea，J.L.，Camacho，F.，Reeve，B.，Rosa，K.，Nelson，L.，Swygert，K.，& Thissen，D.（2001）.Augmented scores—“borrowing strength” to compute scores based on small numbers of items.In D.Thissen & H.Wainer（Eds.）， Test Scoring（pp.343-387）.Mahwah，NJ：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Yen，W.M.（1987）. A Bayesian/IRT index of objective performance.Paper presented at the meeting of the Psychometric Society.Montreal.
Education Evaluation based on Data Mining into Examination：Theory and Practice
Ma Shiye Zhang Jianshi
（The National Education Examinations Authority，Beijing 100084）
篇2
穿过贾平凹纪念馆，沿着贾府大院左边一条羊肠小道前行不足二百米，一座七八十年代修建的瓦房就挡住了去路。由于这座房子地势低，几乎和羊肠小道持平，所以“高兴家”这几个字一下子就映入眼帘。拐个弯顺着台阶下去就来到了刘高兴家的正门，跨过门槛，只见正对面的厢房里摆着一张巨大的书案，书案上摆着笔墨纸砚和两捆书以及一些零碎的物品，显得异常凌乱。墙上挂着一些书画作品以及相框等物，一看就不是特别讲究。在这些书画作品里，一幅贾平凹的墨宝《哥俩好》尤其引人注目。
一位年逾六旬的老者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一手握笔，一手压纸，正在习字。对于类似我的这种造访貌似早已习惯，他只是轻轻抬了下眼皮打量了一下，又沉浸在自己的创作之中。据早先进去的游客讲，这位老人就是传说中的刘高兴。
进入院子环视四周，除了几间房子外，能看到的就是碗口粗的杏树和挂满葡萄的葡萄树，青黄色的杏儿甚是惹眼，葡萄的幼果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亮。书案前，一串类似蒜瓣儿的莲蓬自上而下挂在房檐，随风摆动，有一种艺术世家的味道。
我走进书案，拿起一本叫做《我和平凹》的书，边看边和高兴聊天。高兴说：“我的这本书五十块钱一本，不但可以签名，而且还可以免费合影。喜欢我书法的，我还可以另外赠送一幅字。我的字单买也要四五百块钱呢，绝对很划算。”当我问及书的销量时，高兴摇摇头：“不行，二一五年印了一千本，到现在还没有销完呢，咱是自己玩呢，不像人家平（他称呼贾平凹为平）是专业的，有市场，咱只是业余的，充个门面而已。”
当他得知我是从事文化传播行业的时候，他异常兴奋：“你能帮我设计个手提袋不？你看我的书这样放着多没有档次，如果用手提袋装起来，不但很扎实，还有利于宣传。你看，我把商标都注册下来了，就叫刘高兴。”说着，他从墙上把商标注册证摘下来，让我拍照。其实，我也很乐意与刘高兴这样的实在人合作。很快，我们就达成了初步的合作协议，他的手提袋由我先设计，觉得满意后再确定制作数量。刘高兴再三强调：“一定要便宜，可不敢太贵了，我可没有钱。娃还在西安给人开出租车哩，钱要省着花哩，都不容易。”
合作的事情确定后，刘高兴裁了一块儿宣纸，在上边写下了“‘高兴’系列丛书――读书明理”几个字，并盖上自己的大印，说：“这是咱的内容，你给咱设计得美美滴，我不会电脑，弄好了你就给我打电话。”
篇3
摘 要：贾平凹创作的《废都》经历了出版――被禁――再版的曲折历程，其中呈现了读者在接受作品过程中的评论及对其的争议，正是在这样一个不断争论中《废都》完成了两大阶段的经典化历程，最终成为了经典作品。
关键词：贾平凹；《废都》；经典
贾平凹是我国当代最具叛逆性和世界意义的作家，而90年代创作的《废都》更是引起了当时学术界的争议，本文以《废都》曲折的经典化过程为研究重点，综述三个阶段学者对其的评论及争议，并以此反思在当代如何才能理性地评判文学作品。
一、《废都》的经典化历程
经典是对文本的价值评价，其地位是动态的。《废都》属于不能在当时被认可，却被后代“追认”为经典这一类，它在中国的境遇是曲折的，经历了肯定――否定――肯定的过程，每一个阶段的评论是充满争议的，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正是评论家对此的不断争议、评论才使《废都》最终确立了经典的地位。
1.1993年，贾平凹在陕西完成了《废都》，随后的出版，使其不仅成为热销书，还受到了众多评论家的关注，写成了《废都大评》。分析这个阶段的评论基本是理性的，毁誉参半。
但好景不长，下半年《废都》就被禁，贾平凹因此还受到了强烈的批判，评论界集成批判大军，许多评论基本是一窝蜂地批判，并没有多少学理分析。
分析学术界对其的评价，主要从知识分子精神迷失和性描写等方面进行了批判，比如王晓明教授就和学生一起从两个方面讨论了《废都》现象，一是认为此现象的出现是一种促销策略。二是从文化层面对小说中采用的删节方式进行批判。昌切认为小说“是大众文化和感官文化排挤精英文化的畸形产物”，还说贾平凹“醉入感官文化，赚取大众喝采。[1]”李建军和孟繁华都批评了《废都》，指出了存在的问题。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对《废都》持肯定的态度，他们主要从文本深层含义入手，丁东认为小说展示了中国知识分子在世纪末的精神大幻灭。更为重要的是，季羡林和马原都对小说表示赞同，季羡林说“《废都》20年后将大放光芒。[2]”马原认为“《废都》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里空前地把当代知识分子的一种无聊状态描写到极致[3]”。
总之，从出版到被禁《废都》经历了戏剧化的历程，引起了评论家的集中评判和争议，形成了《废都》现象，反而赢得了更多的读者的关注、评论，这是在这样的争论中《废都》步入了经典化历程的第一个阶段。
2.2009年，《废都》重版。期间人们的价值观和认知都逐步走向开放，《废都》逐渐被批评家和普通读者所接受，很多专家开始重评《废都》。如今，对于它的评论是多样的，研究角度也比前一个时代丰富了不少，正是多角度的研究才使《废都》的意义不断被赋予。
从时代语境对《废都》进行分析的，比如陈晓明反思了之前对小说的不当评价。李敬泽也认为小说在时代和出人意料的地方建立了秘密的联系。这两位学者都写出了小说所独具的时代特点。
对作品自身进行探讨的，主要是运用西方理论对文本研究，比如从存在主义视角来解读，认为“废都”意识传达了颓废的精神状态和世纪末的焦虑。还有从生态女性主义视域下解读的，小说是对处于“失语”情境下的女性命运进行了反思，挖掘隐藏在背后的社会根源。
从主题角度研究的，一般探讨的是知识分子的精神的迷失，还有郑安纲探讨了小说和创作背景的“废都意识”。
从审美角度研究的，韩鲁华，樊瑛认为小说是对一个时代及其精神的概括。储兆文挖掘了废都的一个个建筑意象。朱佳宁则提出小说用了叙事技巧，达成了现实与作品的搭建。刘再复认为庄之蝶是个颓废的知识分子形象。
此外还对其进行了比较研究，与《秦腔》、《浮躁》、《白鹿原》、《红楼梦》、《金瓶梅》等的比较，从比较中展示小说的多重方面。
从这一阶段对《废都》的重新评论中可以看出肯定的态度是占主流的，不同角度的评论对小说意义的解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从《废都》曲折的历程中可以看出，一部文学作品要想成为经典，就必须得到出版，并引起批评家的注意，最后成为经典的重要标志就是进入大学的教科书和载入文学史。这三方面的因素是缺一不可的，显然《废都》这三个因素都满足了，正是读者的喜爱、评论家的肯定、教科书的收纳才使《废都》完成了经典化的第二个阶段。
二、反思当今文学的经典化
由《废都》曲折的认同历程看，所处时代的文化语境是非常重要的，它能够影响一部作品的评价，而对于曾经的评判应该理性地予以看待。同时对于当代文学经典作品的评判应该适应时代的要求，重建文学价值体系。
在当今时代，对于《废都》出现这种曲折的经典化过程应该予以理性的看待。毕竟文学经典的价值理念是随着时代而变化的，就像“五四”文学革命时期的文学经典就打破了原有经典的评判标准，打破文以载道的观念。同样，九十年代文学界对《废都》的评判很大程度上是和当时的文化语境相关的，如今看当时的批判是极不成熟，但不能因此而否认当时的文学评论，只是因为当时的文化语境是不允许“非正统”作品出现的。虽然这种批判使得作品的经典化道路更加艰难，但从另一方面说却构成了《废都》的多个角度、多个层面的审视，反而有助于经典地位的确立。
此外，我们应该认识到的是：文学的经典化过程就是确立作品价值的过程。这种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因此需要从不同方面不断发掘作品中的经典性元素，从而使其的经典地位得以巩固。另外不可否认的是，经典地位并不是一直稳固的，如果作品中的经典性元素不足，就会影响其经典地位。就像“红色经典”一样，时期的评价主要强调其意识形态，因此被定为成为经典，但现在看来，虽然也不乏优秀之作，但其经典性地位还是受到了影响。另外，文学经典化的确立标准是随着时代而变化的，但对于文学经典评价标准中的人文性、文学性尺度应该予以留存，这样才能对作品进行更好的评价。
总之，对于作品的评定不能依据惯性思维，而要从内在挖掘作品的价值，使真正优秀的作品得以传承、延续。
参考文献：
[1] 昌切.世纪桥头的凝思――文化走势与文学趋向[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
篇4
关键词：20世纪;医生作家;病患作家;文体风格
中图分类号：I05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4）11-0250-03
疾病叙事是指文学作品中关于疾病与疾病故事的讲述、表达、展现的叙事。作为20世纪疾病叙事小说创作的两大群体，病患作家与医生作家的小说创作文体风格呈现出与其他作家不同的面貌。病患作家是指正在罹患疾病或者曾经罹患疾病，且非一般的小病如感冒，而是有着较长时间的病程，且该病对作家的生活和创作造成显著影响的疾病。曾经遭遇这种疾病的作家我将其称之为病患作家。如贾平凹、路遥、阎连科等。所谓医生作家，其中既有先前学医后来弃医从文者如鲁迅、郭沫若，也有先前从医后来弃医从文者如余华、毕淑敏，更有先前从医后来医文兼具者如苟天晓、林雪儿。
就病患作家而言，疾病对其小说创作产生深刻影响。这种影响同样作用于其他艺术家身上。在中外文艺史上，疾病对文学艺术创作的影响已经被鲜明地指出过。比如，疾病对绘画产生深刻的影响，凡高在患精神分裂症之前与之后其画风有着明显的差别，患病前期画风平静，患病后则画风紧张。毕加索的很多绘画的断裂感是以精神分裂的方式对其心理骚乱的反映。疾病也深刻地影响了作家的文学创作风格。在文学史上，杜甫的早衰多病使得他的诗风呈现出悲慨沉郁的风格。卡夫卡体弱多病，他的作品多有变形。而普鲁斯特的作品风格与其患有严重的哮喘病及其导致的对世界的病态思维有关。作为影响之表现，疾病作者小说创作文体风格最典型表现为沉郁风格、崇高风格、病幻风格。就医生作家而言，其独特的医学背景和职业经历也影响到其小说创作的题材、主题、形象、风格等，而其文体风格最典型表现为冷静风格。
一、沉郁风格
疾病深刻地影响了作家的创作心理。变态心理学研究证明，疲劳或者伤风感冒都会对人的心理思维等产生作用，更不用说难以治愈的或者致死性疾病了。生病会使人陷入忧郁，精神失控，敏感多疑，疑死惧死，甚至心理异化。布封提出“风格即人”。扬雄则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这些说法都深刻揭示了作家个性气质、心理状态对作品风格的影响。疾病对作家的影响是其创作心理和思维沾染病态气质，其创作也随之烙上病态特征。沉郁风格来自于病痛导致的创作主体的情绪失落和身心自卑。疾病对作家创作的影响力的主导面是风格的沉郁悲苦。这是因为病患作家往往在其作品中对病痛进行低吟浅唱式的抒发，其作品风格也随之缠绵善感。如杜甫沉郁的诗歌风格与他的老年多病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契诃夫前期与后期创作风格发生了重大转变，早期作品风格幽默戏谑，后期作品风格则变得沉闷忧郁。导致他创作风格前后转变的正是肺结核。肺结核使得契诃夫一想到自己有病，他就感到沉闷。而谈到郁达夫的创作风格，也不能不考虑肺结核对他的影响。肺结核“和别的疾病一样，肺结核不但影响人的身体，还影响着人的精神，人的性格;对作家、艺术家来说，还会影响到他创作的风格。”
在郁达夫的作品中，多病多愁善感是他小说人物的重要身心特点。肺结核使郁达夫思想消沉，心情沉重。他的日记中屡有对肺结核病症和痛苦的记叙。从作品内容来看，疾病是不受欢迎的公民。很多疾病叙事文本中充斥着病痛、死亡、孤独、自卑，处处不见亮色和希望。这是很多病房写作作品的重要风格特征。阅读这样的作品，给人以沉郁之感。同时，小说中的病人形象也会影响到作品的沉郁风格。如巴金的《灭亡》和《寒夜》等作品中都有肺结核患者。患有时代绝症的杜大心和汪文宣偏偏处身于黑暗战乱的年代。杜大心是一个病态的革命家。他奉行憎恨主义。他的憎恨“一是由于他底环境，二是因为他底肺病。最重要的就是他那不停地在发展的肺病。……有肺病的人更是多感的。……他底第二期肺病使‘他开始觉得这长久不息底苦斗应该停止了。他想休息，他想永久地休息’。而事实上，也只有‘死才能够使他享受安静的幸福’。”汪文宣在忍受肺结核病痛的同时，不得不忍受战乱和失业的威胁，妻子的离去让他感到生活的无望。病痛、绝望是两部小说的主导情绪。
二、崇高风格
疾病导致的另一种风格是刚健向上的崇高风格。它与沉郁风格是一体两面。崇高风格是对疾病导致的痛苦和自卑的超越。阿德勒认为，器官缺陷导致的自卑反而成为向上和创造力的重要动力。他指出，人类历史上很多有杰出成就的人才大都有器官缺陷。这正是自卑导致的正面作用力。在遭遇到病痛的折磨和不幸，在经历了对自我无用的深刻怀疑和生命将止乎此的巨大恐惧之后，一种不屈不挠的超越精神油然而生。这种精神与同命运进行抗争的西西弗是相通的。疾病困境与受到惩罚的西西弗的处境相似。西西弗不屈的抗争精神是人类抵抗存在荒谬的希望所在。同样，在与疾病导致的人类困境抗争的过程中，人类表现出不屈不挠的超拔精神。
张海迪的创作是这种精神的形象写照。作为有着四十多年病龄的作家，在与疾病抗争的过程中，作为对生命不屈意志的表达，张海迪的作品表现出了一种昂扬向上、超拔不群的风格。张海迪的《轮椅上的梦》和《绝顶》都体现了一种自强不息，超拔向上的精神气质。在文体风格上具有崇高特征。崇高艺术一般要由三个要素构成：“（1）与自然与社会进行伟大斗争的正义主体。（2）以人的感官、想象、思维、能力、难于掌握的无限大为特征的实践对象。（3）发现和创造崇高美的人。”而崇高的特征表现为体积巨大，朦胧晦涩，以及无限。张海迪小说中的崇高美是通过人物的崇高言行和自然界的崇高意象来体现。首先是崇高对象，即自然界的崇高意象。如《绝顶》中的梅里雪山神秘雄伟。其次是崇高主体，即人物的崇高言行。人物主体的崇高言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深陷困境中人的自强不息的精神气质，其二是征服自然的不屈形象。前者主要表现在《轮椅上的梦》中的方丹和《绝顶》中的安群身上。
《轮椅上的梦》是张海迪的自传体小说。小说讲述了一个名叫方丹的残疾女孩自强不息，自学医学，为乡亲免费看病的传奇经历。《绝顶》中的因车祸而残疾的安群从痛失丈夫和女儿的致命困厄中走出，继续音乐创作。而对自然的征服主要表现在《绝顶》中。《绝顶》的名字首先表达出的是不屈不挠勇攀绝顶的形象。绝顶取自杜甫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诗句。小说讲述了梅里雪山攀登队员在极端恶劣的自然条件下，以坚强的毅力屡屡冲击梅里雪山绝顶的故事。虽然小说最后的结局是命丧雪山，但是攀登者永不屈服勇于挑战的形象和姿态却成就了崇高美。因为“冲突中，主体外观的渺小与客体形貌的强大，主体的顽强斗争与客体的被动保守反差越大斗争越强烈，主体的崇高美就越鲜明。”
三、病幻风格
长期生病对病患作者心理造成极大影响。朱光潜认为，任何人的心理都有或轻或重的“变态”成分。如疾病给贾平凹的作品带来病态幻觉与浓郁药味，使他的创作呈现出病幻风格。贾平凹的很多作品也是在病床上完成的。此类病床作品不可避免地沾染了病床的味道、病态的思维和病人的心态。对此，贾平凹老实供认，“每当我进入非非之境时，我就偷偷拿出笔来胡乱的记，写这些文章，家人和朋友一经发现就极力呵斥，以为我是不死而催死。其实我很爱我的生命，病不是我写作所致，病中写文章也不受累，写文章如同打针吃药一样都是为了我能活着的需要。但我要说明的是，既然这些文章大都写于病床之上，它散发着药味，或许观点偏颇，或许用情亢奋，都不同程度的有着久病之人的变态情绪，但决不是无病的。”变态心理的另一表现是过度联想，它在文学创作中的表现是时空纵横，跳跃性大，神秘联系，怪异幻觉，想象力极其丰富等。如贾平凹的《太白山记》、《白郎》、《烟》等作品都是此类病态心理的产物。金吐双认为，“贾平凹患病住院，已经住得很久，以他所说，世界观也改变了，再加上他崇尚气功，脑子里整日是怪异念头，这些全体现在《太白山记》上了。”《太白山记》总共20篇短篇小说，记述的是太白山的奇异故事。这些奇异故事虽然与太白山的灵异传说有关，也渗透着作者的独特生命体验。如阴阳互通、时间更迭、奇异变形、神灵感应、特异功能等。阴阳互通主要体现在《寡妇》、《少女》、《阿离》、《小儿》等篇章上。时间更迭则主要表现在《观斗》中。文中的阿兑在山上坐观虎斗，下山后发现世道已然更迭巨变。表现奇异变形的作品如《猎手》中与猎手格斗的狼最后却变成了四十岁的男人。《小儿》中的×俊上坟之后长出尾巴。《饮者》中的酒客在桌上蘸酒画圈，圈中竟然出来诸多饮者。而《挖参人》中妻子对丈夫暴死城中的感应则体现了神灵感应。表现特异功能的作品如《领导》中的小偷能隔墙听耳，协助公安局破案。《丑人》中的丑人的影子竟然像肉身一样有感觉。《母子》中的影子竟然一层层贴在门上。
四、冷静风格
与病患作家风格不同的是，医生作家的创作风格是出奇的冷静。这与医生作家的从医经历和医学知识有关。作为医学背景的影响，渡边淳一、侯文咏、鲁迅、余华、毕淑敏等作家的作品等无不风格冷静犀利。
鲁迅的创作始终笼罩着他的医者眼光。张定璜说：“鲁迅先生站在路旁边，看见我们男男女女在大街上来去，高的矮的，老的小的，肥的瘦的，一大群在那里蠢动。从我们的眼睛，面貌，举动上，从我们的全身上，他看出我们的冥顽，卑劣，丑恶和饥饿。……我们知道他有三个特色，那也是老于手术富于经验的医生的特色，第一个，冷静，第二个，还是冷静，第三个，还是冷静。”郭沫若在评价契诃夫和鲁迅时说：“他们都是研究过近代医学的人，医学家的平静镇定了他们的愤怒，解剖刀和显微镜的运用训练了他们对于病态和症结作耐心无情地剖检。他们的剖检是一样的犀利而仔细。而又蕴涵着一种深厚沉默的同情。”
余华的冷静更是从骨子里面散发出来的。尤其是在描述暴力故事和死亡场景时，其超越常人的冷静总让人想起余华的医生出身。这位儿时经常看到医生父亲从手术室中满身鲜血地走出来的医生作家，在从事了五年的牙医职业后，对鲜血、疼痛、暴力已经具备了常人所不具备的息止暴力惊吓的免疫力，反而乐此不疲地展示暴力以及暴力作用下的鲜血、身体、尖叫。余华在描述鲜血与暴力时的心平气和，与他从医经历中的面对鲜血与死亡心平气和的训练不无关系。在余华的回忆性散文中，余华经常回忆到他在医院度过的童年，以及童年中的医院记忆、死亡哭喊、手术鲜血，他甚至在夏日躺在太平间里乘凉。因此，他笔下的死亡、暴力、鲜血织就的故事，展示在读者眼里的似乎只是一位整日与手术、死亡、病患打交道的医生讲述的故事。死亡、暴力、鲜血不会激起多年从医的医生的惊叫，同样也不会及其作者余华的惊叫，一切都如医生的日常职业一般自然。
毕淑敏在谈到从医经历对她创作的影响时屡次提到冷静。她说：“医生对我的规定性非常大。医生需要非常冷静，哪怕病人绝望时，也不能情绪用事。”“20年的医务生涯对我来说是特别重要的一种塑造。医生起码要特别冷静，这个东西已然是溶化在血液里了。”作为冷静风格的重要体现，毕淑敏小说中的医生形象都是艺术高超遇事冷静的形象。他们深切地懂得生命的本质。他们笑傲一切残酷的字眼，如难产、绝症、死亡、临终关怀等不动声色。
注释：
[1]余凤高：《飘零的秋叶：肺结核文化史》，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8月第1次印刷，第143-144页。
[2]巴金：《七版题记》，《巴金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4月第2次印刷。
[3]刘法民：《怪诞艺术美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23页。
[4]刘法民：《怪诞――美的现代扩张》，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第115页。
[5]贾平凹：《<人迹>序》，《贾平凹文集》（第14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第1次印刷，第198页。
[6]金吐双：《<太白山记>阅读密码》，《上海文学》1989年第8期。
[7]张定璜：《鲁迅先生》，载李宗英、张梦阳主编：《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上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33-34页。
[8]郭沫若：《契诃夫在东方》，《沸羹集》，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第201页。
[9]朱悦华：《为了生命――女作家毕淑敏访谈录》，《市场报》1998年3月7日。
[10]吴菲：《毕淑敏访谈：最好的作品还在我心中》，《广州日报》2002年4月5日。
篇5
《老生》以老生常谈的叙述方式记录了中国近代的百年历史。故事发生在陕西南部的山村里，从二十世纪初一直写到今天，是现代中国的成长缩影。书中的灵魂人物老生，是一个在葬礼上唱丧歌的职业歌者，他身在两界、长生不死，他超越了现世人生的局限，见证、记录了几代人的命运辗转和时代变迁。开头交代倒流河及唱师的神奇，倒流河之神奇在于逆流而上棒槌峰端的石洞“逢贵必流”，唱师的神奇在于其玄乎得近妖，可以说，他就是个神话。而就是这个神话，小说开头即处于弥留之际。“在炕上躺着，身子动不了，耳朵还灵，脑子也清白。”他听着老师给孩子讲授《山海经》，听了四天，回忆了整部书的四个故事。结尾部分，在“我念一句，你念一句”讲经领读结束后，便见唱师躺着的“内窑里飘出一团气，白色的，像云一样，悠然从窑洞口出去了……”唱师仙逝。当夜，“棒槌峰端的石洞里出了水，水很大，一直流到倒流河”。
片断摘录：
爹还说，去了要悄悄的，不要弄出响声。但老黑快活的是罂粟开花，罂粟的花是那样艳丽，当太阳在山梁上斜照过来，把这些花映在石壁上，有了五光十色的图影，他就莫名其妙地兴奋，大声地吼，天上的乌云肯定要掉下一阵子雨。爹骂起老黑：你迟早会招来熊的！真的到了中秋，他们在罂粟地里和熊遭遇了，熊是按住了老黑的胳膊，老黑的一只脚还在踢熊的腹部，爹急喊：装死，装死！老黑没有装死，但也没再动，熊就开始笑了，笑得没死没活。老黑是睁着眼看着熊笑，直到熊笑得晕过去了，他从竹筒里拔出胳膊，说了句：笨熊！还要拿刀砍熊掌，是爹拉着他赶紧跑了。
素材延伸：
为了生存而战斗
影片《荒野猎人》中，格拉斯在被菲茨杰拉德抛弃之后，身负重伤的他爬出坟墓，由于喉咙被母熊划破，导致他喝水都困难，为了消毒他往伤口撒火药，然后点燃。为了生存直接生吃活鱼和动物的残肉和内脏。为了避免被追来的苏族人发现，他在激流中求生。摔下悬崖后刨空身边被摔死的马的内脏，然后躲进肚子里取暖。就像这样“死”过几次之后，他活了过来。
适用主题：生存意志；经历；勇气……
篇6
摘要在中国本土思想资源中,道家文化与中国现当代作家是否有契合性,这从他们的作品以及所表现出来的文学观上可以略有体会。而道家文化的深潜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也成就了中国现当代作家的文化气质。道家文化为中国现当代作家探索个体生命自由提供了巨大的精神能量,道家文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文学观念、文学精神及审美形态多有或潜在或显在的影响,体现了文学现代化变更过程的复杂性和多元性。
关键词:道家文化 中国现当代作家 文学观念 审美形态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一 道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
中国文学是中华民族思想的组成部分,而中国文学作品一直以来也深受着中国文化长期以来的熏陶,特别受儒、道、佛三家文化思想的影响和制约。但是人们一直认为,中国的文化以及历代的文学作品,大部分是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至深,认为儒家文化占据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地位,而忽略了其他文化对于中国文学以及作家的影响。实质上,综观历代以来的作品,不仅仅只是表现儒家的那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政治理想模式的功利思想,也有许多作品具有与儒家文化一样高尚的地位和恒久的话语权威。比如说道家文化的取向与儒家文化的取向恰恰相反,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却十分重要。如果我们从空间而不是从时间着眼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结构的话,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是两种典型的文化模式。如果我们从现代生命主义哲学的立场去考察道家文化的话,道家文化就是中国传统的生命哲学。儒家文化致力于社会理性的构建,道家文化却追求个体生命的自由。尽管道家文化的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价值取向,但是,其思考问题的核心却是以个体生命自由为基点的。正是在这一点上,道家文化为中国现当代作家探索个体生命自由提供了巨大的精神能量。
历代以来,在我们现当代文学评论里就有许多带有浓厚的道家思想的文学批评方面的术语以及概念。如果说儒家的文化精髓是实用主义,那么道家文化对中国文学的熏陶就是一种经验以及超脱,也正因为这样,使得儒、道这两种文化在物质与精神的世界里才可以继续衍生发展。
从文学艺术领域来看,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三大支柱之一的道家文化,对中国古代以及现当代作家都有着深刻的影响,这些影响所反映的思想也很深刻地以作品的形式在作家的作品里打上了很深的烙印。古代的“诗仙”李白便是道家文化影响的杰出作家。魏晋南北朝的“游仙诗”中,神仙思想给我们后人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
二 道家文化在中国现代作家身上的体现
道家文化的代表人物是老子、庄子。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经验不同于儒家的实用主义,而是一种以思辨方式去探索把握宇宙本体、宇宙生成等问题的智慧体系。如果与儒家文化崇尚“人文”相对,道家文化则是崇尚“自然”。老子主张“道法自然”,庄子强调“天而不人”。“自然”就是道家文化的终极价值,也正是道家文化的最重要命题。在自然中,道家崇尚的是浪漫与想象。老子说“道法自然”是一种不受人为操作、干扰和改变的性质,具有天然性、自然而然性以及人类的不可介入性。这种自然性反映在现当代作家当中也十分明显,比如鲁迅与道家文化精神的联系,就首先体现在这种对价值自然的认同上。青年鲁迅在确立“立人”思想的过程中,“剖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派众数”,在对传统封建文化和现代文明病进行激烈批判的时候,其价值尺度和道家文化的“自然”具有密切的关系。鲁迅认为,“倘其不安物质之生活,则自必有形上之需求。”对西方浪漫主义“自然”的认同,与对中国传统道家文化“自然”的回归,两者并非偶然性的巧合,而是一种深刻的共鸣。
此外,在现代作家当中,我们还能够看到像郁达夫那种“对大自然的迷恋,似乎是我从小的天性”,而郭沫若以诗人气质的热情来歌颂“物我同一”以及“泛神”就是无神,一切自然就是“我”的表现的精神张扬。更有著名女作家萧红笔下的“呼兰河”,就是和道家创始人老子的哲理诗篇《道德经》里所歌颂的那种貌似柔弱,实则坚韧的“水”的自然精神有着内在契合之处。“呼兰河”作为萦绕作家心际,哺育着作家,激发着作家创作灵感与哲思的一条“挥之不去”的“母亲河”,成为一种“浓得化不开”的母性文化情结与寻根意识,道家思想是它的文化之“根”。
审视中国现当代文学,发现道家的这种精神方式在现当代文学这样的语境以及现当代作家群体当中的生存十分不易。从“五四”到今天的文学发展史上,我们所搜寻的也近乎是一种大海捞针般的艰难。这种艰难并不是文学的错,也不需要把责任归咎于作家,因为社会发展到了近现代,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是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乱局之中,整个社会时局的喧哗生变,现实也是一个方生未死、玄黄待定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觉醒的文化先驱者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以及思想,但他们大部分是为“人生派”以及“革命派”的代表,抱着救国救民于水火之中的愿望来对待文学,使得文学在某种意义上有了政治功利的角色。他们认为政治束缚着思想,文学就应当承担起政治的角色,不但要担当起政治救亡、思想启蒙的重任,还要肩负道德拯救的重任。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比起这类理想派,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像林语堂的那种对人生意识即道家的超越意识,而“京派”作家的那种“礼失而求诸野”的中国传统式的思维方式,和在所求之野的乡土社会中对不与世推移的人性之常、人性之美进行挽歌式的创作模式本身就是一种另类。如同他们带了乡土气息的作品,“京派”作家虽然身处繁华闹市,现代都市却成为他们想象中的“恶之花”。我们暂时不说京派鼻祖沈从文对复归人性的强调,其创作风格与创作行为也具有浓厚的道家文化精神,就其得意弟子汪曾祺就是受着道家影响很深的作家。从汪曾祺的作品里小说人物生活态度的旷达超脱、适性得意,就能够深深体现出道家思想。再有《徙》中的谈甓渔有着浓厚的出世思想。《岁寒三友》中的穷画师靳彝甫虽然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却“活得有滋有味。”
道家所表现的文化精神内核,是一种淡泊悲凉背景下的庄子的那种“哀乐不能入”的坐忘隐世情怀,面对时世变迁以及浮躁凌厉的社会,人们普遍有着不平衡的心态,这种心态决定在他们的作品里不可能与道家沾上亲戚,甚至他们认为那是一种消极遁世的心境。其实他们并没有看到人性本真所需以及道家所真正表现的更是一种对自由意志和真诚个性的张扬的这样一种新的道家气质。
三 中国当代作家的道家文化气质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道家精神开始有个复兴历程,汪曾祺、贾平凹、阿城、韩少功、李杭育、马原等作家在当代文坛唤回了道家精神,尽管他们不曾对道家精神做过深入的研究,也不曾树起什么“新道家”的旗帜,但他们的作品足以确认:新时期一种新的道家作为一种文化思潮,已在世纪末成其波澜壮阔之势。对道家精神的当解,我们依然可以将“新道家”的自由精神置于世纪末的悲凉背景下考察时,也就能明显感受到它的当代性,淡泊、静虚也好,旷达、奔放也好,都是对浮躁心态和委琐人生的批判,都是对自由意志和真诚个性的张扬。这种浩然正气正是当代“新道家”区别于庄子哲学中“哀乐不能入”的“坐忘”、麻木、冷漠之气的根本所在。
在生存日益压迫感的重力之下,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从汪曾祺的作品中看出,他笔下的人生世界中并没有作为一种完美无缺的生存方式而出现,否则,出世必将代替入世,这显然不是汪曾祺笔下的人生。这是由道家自身特质决定的。我们知道,道家将“道”推至宇宙本源的地位,而道创生万物依循的是自然而然的法则。因此,“自然”便作为一种规则在道家思想中占有至高的地位,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那么,道家的人生哲学也只能是自然无为了。这种人生追求的极境,是超越人世的孤独与泯灭情感的冷漠,即《庄子・大宗师》所谓:“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后;若化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己乎”的境界。这种孤寂清虚的人生很难为一般人视为幸福。显然,在汪曾祺笔下,入世与出世都没有被作为一种理想的人生方式而占有独尊的艺术地位,他寻找的是一种更理想的人生。
贾平凹在对宇宙人生的观照中亦表现出对道家文化的认同,这种观照是借助于对神仙、鬼怪、道士、隐士、女人、水等意象建构来表现的,于是形成了一个极具道家文化意蕴的意象世界。贾平凹自《废都》以来的作品中的悲剧意识,富有浓郁的道家色彩,这既是他创作的继续,又是他创作的转变。这种转变表现在对现实悲剧性的审视视角,从社会政治层面转向历史文化层面最终转向道家。
同时,作家张炜《古船》中的人物隋抱朴的道家养气之术,也正是融入了现代政治的智慧。从《古船》里我们甚至可以看出张炜的心理结构中,蕴藏着丰富的道家精神。从张炜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本人及作品中的人物,都有着道家精神的影响并认同了道家的主要价值观。
文学发展到了21世纪之后,文学的边缘化以及商业化也日益突出,越来越多的作家摈弃了固有的传统,不再是为了一吐而快地写作,而是为了写作而写作。后者就纯粹迎合市场的需要,以金钱为枢纽。但任何一个作家一旦为了挣钱就陷入了一塌糊涂的境地。如果作家一旦陷入这种境地,他的眼里与作品里就再也看不到自然以及人性,也无法超脱自己的精神,更无法超越一切认为的束缚。这就与道家所强调的那种人与自然的合一、看重作为人的自由之构的本性、重视本体超越伦理有着严重的冲突。而在现代化进程中,人们的本体安全受到了威胁。在信仰缺失的现时代,读者特别是青少年同样面临着普遍意义上的迷茫与失落。但是在这种背景下,却出现了另外一种奇异的小说现象,这类小说绝大部分以中国某一古代历史时期或超时空为背景,融合幻想、神话、武侠、励志、爱情等多重因素进行创作,通常都带有中国传统的道家文化的特色,我们称之为玄幻小说。现代玄幻小说得以出现的文化源泉,是中国的传统神话包括了从开天辟地到诸神战争等丰富的现代奇幻小说的素材。庄子《逍遥游》中“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玄幻小说的体现也是在道家经典中引入了超现实色彩,它凭借古代神话志怪小说,像先秦的《山海经》、魏晋的志怪小说、明代的《西游记》等,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浪漫主义元素在各个时代的体现,这一特点也反映在著名的玄幻小说《搜神记》和《诛仙》中,为读者呈现出一个另类的奇异世界,宣扬的是一种超越世事沧桑的人生感悟,是一种看尽烟花后的自省修身之态。比如《悟空传》的结尾是百代草木容枯的意象,《大唐双龙传》则以主人公退隐江湖,漫步风雪漫天街头收尾。这种超越寄托了中国道家的哲学思想精华。而《灵侠传说》中的“这套心法把禅宗的寂灭无意和道家的有意无为两种精神境界融合,讲究的是无意无为,即是又或不是的那种玄之又玄的精神层面。”再如《紫金传说》里的:“他一直以为自己正在修炼精神力,这样恰恰符合了道家的无为的主旨,无形中让他避免了许多厉害的魔障。”
四 小结
从以上的分析,关于中国现当代作家与道家文化的关系,实际上也只是勾勒出一个宏观的基本轮廓,还有许多问题有待于进行更细致地思考和探讨。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道家文化在中国文学史上并没有离开,并且总是若隐若现。
参考文献:
[1] 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2] 叶玉麟:《白话译解庄子》,天津古籍书店,1987年版。
[3] 胡孚琛、吕锡琛:《道学通论――道家・道教・仙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4] 刘保昌:《道家文化与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观》,《社会科学研究》,2004年第3期。
篇7
【关键词】数字电视;内容产业;对策
1.数字电视发展概述
数字电视作为电视数字化和网络化后的产物,近年在政府、媒体生产厂家等多方的大力推广下,快速发展。电视媒体已进入数字化时代,数字电视正成为众人瞩目的新的电视产业经济增长点[1]。数字电视产业涉及内容提供商节目集成商网络传输商地区有线网络运营商或以太IP网用户等环节。其中节目集成商基本形成以中数传媒、上海文广互动、鼎视传媒三足鼎力的格局;网络传输由中广集团、中国卫通、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等运营商来运作,并辅于歌华有限、东方明珠、广电网络、中信国安和电广传媒等地区有线网络运营商。中央电视台、中视北方股份等虽然作为内容提供商来进行运营,但真正的内容提供商则是源头的影视节目制作商。目前,数字电视内容的匮乏成为影响数字电视推广的主要瓶颈,同时发展数字内容产业也是各省分享数字电视产业一杯羹的主要途径[2]。
2.陕西省数字电视内容产业发展现状
2.1 陕西数字电视发展概况
陕西省自2004年开始运营数字电视业务以来,经过近5年的发展,截至2009年,转换数字电视用户为150万户。虽然数字电视用户的数量在政府的推动下有所增长,但是付费电视收费率较低,尚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数字电视用户。而截至2009年,陕西省共有广播电台11座,电视台11座,县级广播电视台88座。全省共播出123套电视节目。其中,省台无线节目3套,有线节目5套,西部电影集团有线电视节目1套;市级台无线节目11套,有线节目15套;县级广播电视台节目88套①。
2.2 陕西省数字电视内容产业基础
2.2.1 影视制作能力较强,为数字电视内容提供奠定了良好基础
广播电影电视业的稳步发展是数字电视内容制作的重要基础。目前,陕西省拥有两三百家传媒制作企业,数字电视内容制作产业潜力巨大。2009年全国获得《电视剧制作许可证(甲种)》的机构132家,陕西省共3家,为西安电影制片厂、陕西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西安电视剧艺术中心,约占全国总数的2.27%;全国获得《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的机构3343家,陕西共162家,约占全国总数的4.85%,如表1所示。
虽然陕西GDP位居全国第19-20位,而影视剧产量则位居第5、6位,仅逊色于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等发达地区。影视作品,如电视剧年均15部、400-500集左右,如表2。
2.2.2 部分影视创作企业脱颖而出,具有一定的国内影响力
陕西省影视制作,即数字电视内容制作单位较多,作品数量也较多,部分企业脱颖而出。例如:西部电影集团是中国六大电影集团之一,在全国电影制片单位中,第一个在国际A级电影节获得最高奖项,获国际奖项数量位居全国第一,影片出口量全国第一。西影曾经代表了华语电影的最高成就。而西安光中影视是国内独立投资制作发行影视作品数量最多的公司之一,是国家广电总局批准的全国24家拥有甲种许可证的民营电视剧制作单位之一,其拍摄的《关中匪事》《软弱》《双枪李向阳》等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目前,省内丫丫公司、大唐影视公司、陕西金河影视文化有限公司等民营企业异军突起,约占全省企业的90%,将成为未来数字电视内容制作的主力军。
2.2.3 影视基地的建立为数字电视内容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
西安光中影视基地、西部电影集团数码基地和西安曲江影视基地等纷纷投建运营。西安光中影视基地将建成西部最大的室内电影电视拍摄中心以及数码影视后期制作中心、影视动画制作中心、西部艺员经纪培训中心、创意视听工业制作中心、影视节目制作中心、国际影视制作外包服务平台,形成年产50部1200集电视剧、1000小时影视节目的生产能力。西部电影集团数码基地引进世界先进的影视数字化加工设备,将结束我国西部地区拍摄的电影难以在当地后期加工的历史。西安曲江影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依托西安市影视联盟,加快基地建设,有效整合省内资源。基地建设为未来数字电视内容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2.2.4 深厚的文学文化底蕴,为数字电视内容创作提供了可能
陕西文学底蕴深厚,文化氛围较浓,拥有一大批优秀的文学创作人才和文学创作作品,在国内外获得诸多奖项和荣誉。例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实的《白鹿园》、贾平凹的《秦腔》相继获得矛盾文学奖,尤其是贾平凹,曾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5年度杰出作家”、美国美孚飞马奖、法国费米那文学奖、法兰西文学艺术最高荣誉和“红楼梦文学奖”。总之,陕西省经过千年历史的沉淀、浓厚文化熏陶,涌现出诸多优秀的作品为影视内容创作奠定了坚实基础、提供了丰富素材。
2.3 陕西省数字电视内容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2.3.1 竞争能力一般,缺乏精品和大制作
陕西省数字电视内容制作虽然具有一定的产业基础,但是广播电视台不少,收视率不高;影视节目制作商不少,优秀作品不多;影视剧数量全国名列前茅,而有影响力的精品制作和大制作较少。这主要是目前影视竞争不是企业数量、影视剧数量的竞争,而是质量的竞争,一个大片的票房率或收视率可能高于一个小片的百倍。大制作、精品制作,将是影视制作的必然趋势,也是企业竞争取胜、提高获利能力的必由之路。
2.3.2 资源分散,单打独斗现象明显
面对火爆的影视消费市场,新一轮影视制作投资热潮掀起。但是业内普遍缺乏整体观念,没有从产业发展的高度看待产业电视,省内各个经营单位资源分散,各自为阵,单打独斗,形不成合力[3]。内容特色不明显,针对性较差,尤其是硬件资源共享性差,而各个单位由于自身资金制约,大型设备投入有限,致使区域整体拍摄处理能力有限。这种局面有望随着影视基地大平台的搭建而有所改观。
2.3.3 融资困难,发展资金短缺
目前,民营中小企业成为陕西数字电视内容制作的主力,融资困难、资金紧缺,成为企业发展普遍面临的问题,陕西又是经济欠发达的省,省政府难以给予资金支持,导致企业对大戏、大制作的投入少,精品少。此外,省内有针对性的扶持政策较少,企业基本都是通过自有资金来发展,无法享受如北京一样根据剧本评估,进行银行贷款等相关优惠政策。诸如以上这些问题都阻碍了陕西数字电视的发展。
3.陕西省数字电视内容产业发展对策建议
3.1 加强数字电视内容制作基地建设,为产业发展提供有效支撑
以西安光中影视基地等三大基地为主要载体,加快基地建设,搭建良好的产业发展软硬件支撑平台,使其成为新媒体节目研发、孵化中心、技术支撑中心,提升全省、乃至西北地区的影视拍摄、制作、处理水平。同时,有效整合三大基地优势,加大扶持力度,积极申报国家级数字影视基地,扩大知名度和全国影响力。
3.2 制定产业政策,加强产业扶持
放眼未来,长远规划,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力争使数字电视内容产业企业等同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的各项优惠政策。发展数字电视需要大量的资金。传媒与资本的直接合作,更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给予的空间[4]。政府应鼓励各类担保基金向数字电视内容产业倾斜,引导金融机构积极向符合条件的企业和项目开展信贷业务,通过项目评估和产业抵押等多种形式,有效吸引社会资金投入,有效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针对我省影视制作民营企业多、企业规模小、资金短缺等现状,选取1-2个龙头企业,重点扶持,共同探索陕西数字电视内容制作的发展之路,从而推动区域数字电视内容产业迈上新台阶。
3.3 转变观念,促进大制作、精品制作和个性化服务
数字电视内容产业必将走向市场细分,走向对象化、专业化、精细化,大品牌、大制作、个性化服务必将成为未来主要的盈利模式。陕西省应利用自身资源优势,立足源远流长的陕西文化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并通过对获奖或收视率高的制作适当奖励,催生出一批富有时代特点和陕西历史文化底蕴的大剧、大戏,大片,实现由小片、短剧到大品牌、大制作的战略转型,扩大陕西数字电视内容产业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同时,积极推进广播影视产业的数字化、网络化和商品化,强化内容提供商或集成商的个性化建设,丰富节目内容,提高节目质量。鼓励陕西广电网络集团联合电视台、电台等机构共同建设集成全国节目资源、服务全省乃至西北的强大视音频节目制作、展示、交易、运营平台,并与省市政府加强合作,通过平台的互动电视频道,及时将政务信息、便民服务、教育培训、商品信息等通过有线数字电视节目传达给全省各地用户,利民便民,切实丰富内容,满足民众需求。
注释:
①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
参考文献
[1]周应军.“内容为王”:数字电视发展之路[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5,3(10).
[2]黄勇.数字电视之忧:没有“内容”的盛宴[N].IT时代周刊,2004.
[3]高巍,吴祈宗.数字电视产业供应链研究[J].广播与电视技术,2005(2).
[4]赵兴玉,张纪.突破内容瓶颈 促进广播电视数字化、产业化发展[J].广播与电视技术,2004(9).
基金项目:陕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项目资助(No.DF0104090602)。
作者简介:
惠调艳(1977―),女,陕西榆林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产业研究、战略研究。
篇8
关键词：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儒家文化
茅盾文学奖作品中，有许多对传统文化寻根的表现，同时也有许多对儒家文化核心精神的展示。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本身建构这人们的民族身份认同感与使命感。不难看出，自第一届茅盾文学奖以来，矛盾文学作品中就出现了有关于我国社会不同时期、不同题材的代表作品。但不论其历史如何变化，都可以表现出作家想要发表对儒家传统文化以及不同态度的认知。故而对这些作品进行分析，更加有利于丰富人们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本身的理解，从而将我国儒家传统文化的精髓更好地展示出来。
一、儒家传统文化与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关系
（一）儒家文化传统对作家的影响
儒家传统文化与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本身有着重要的联系，首先就是其对我国作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究其作家前身，实际上是由古代的“士”演变而来的，所以儒家士人完全可以被当作现代的知识分子看待。而在古代时期，士本身需要确定其政治角色，并且通过相应的官僚制度来使得其履行社会职能。故而其本身就是伦理道德、精神文化的领导与楷模。从儒家文化传统角度来看，当代作家本身也承载了古代“士大夫”身上所具有的独特精神传统，这种传统最为直接地展现就是忧患意识。追随到古代时期，孟子就曾说“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故而这种意识在当前的文学作品、文学作家身上均有所展现。
（二）儒家文化传统对读者的影响
儒家文化不仅对于文学作品和作家有所影响，其对读者的影响也是直观的，这主要就体现在读者自身有着怎样的文学想象。因为在当前的文学组品中，人们很容易看到现实意义的存在。比如《白门柳》中，就曾经描写了历史转型时期，知识分子如何对自身的命运进行选择。所以读者在阅读小说之前，往往内心已经形成了对其一定的文学想象，所以在其实际应用与阅读过程中，更是本着作品应该贴近生活、实际的理念，故而儒家传统文化思想对读者的影响也是相对深远的。
二、儒家传统文化在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的体现
（一）以改革小说为例――《沉重的翅膀》与《英雄时代》
儒家传统文化在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的体现，表现在方方面面，甚至其在改革小说方面的展现，更是使得我国传统文化有了深层次的含义。以改革小说发展为例，其主要展现的是我国新时期进程所带来的美好，同时也是其对传统文化基本态度的展示，所体现的必然是作家以及当前社会文化环境的相互融合，并且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不断进行改革与发展的展示。在这一时期，《沉重的翅膀》与《英雄时代》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两部作品，分开来看，《沉重的翅膀》所反映的恰好是改革开放初期的相关故事，并且针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以及新时期转型所进行的第一部长篇小书记叙。小说中所展示的事态发生背景为汽车厂整改，而这时也恰好是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社会历史的大转型阶段。而其中所描述的正副部长、普通工人对当时经济改革所产生的不同态度，都成为其不同内心世界的彰显。所以作家正是通过这一特殊时期，不同人群对待改革以及社会的不同态度，体现出改革之初，新旧文化冲击、文明与愚昧的对接以及改革还是守旧抉择的一种矛盾体现。而小说中为人们塑造的副部长这一积极改革的高级干部形象，实际上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我国儒家文化的独有内涵。
而《英雄时代》也恰好反映地是改革阶段的故事，这部小说描述的是党的十五大前后的故事，其发生的故事依据与背景都是围绕社会现状展开的。这一时期，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还不够健全，同时社会中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更是使得人们在内心产生了严重的波澜。那一时期，国企亏损、下岗工人不知何去何从以及社会严重的贫富差距，更是形成当时那一特殊时期的特殊现状。实际上两部小说本身都是以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状况为典型的，所以其本身恰好是社会转型阶段的重要展示。尤其《英雄时代》中史天雄与陆小艺离婚，实际上不再是受到旧意识的束缚，而是受到了经济的影响。故而这种观念本身就是信仰所指导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国家利益做为其一切工作的标准与行为的准则，这也就充分展现出我国儒家传统文化中仁义礼智信的方方面面。
（二）以乡村小说为例――《白鹿原》与《秦腔》
提到了改革小说，那么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还有一类比较常见的作品，其主要方向就是乡村小说。在近些年来，乡村小说的主要代表就是《白鹿原》与《秦腔》，并且这两者皆可以从文化思想的角度切入，从而了解作家本身的思想态度与立场文化。
先分析《白鹿原》，去诞生于1993年，而此时恰好是我国儒家文化寻根热潮的重要阶段，此时兴起的儒学热更是使得文化界对传统文化本身形成了一种再认识的现象。而《秦腔》则是贾平凹自身对传统乡土文化逐渐陨落的一种可惜，同时在这个不断衰落的工程当中，展开了对当前农村现状与社会实际状况的思考。
《白鹿原》所展现的实际上是现代化进程当中，儒家文化传统所具有的坚韧，比如其中的白嘉轩，其是典型的儒家文化人格的化身，同时也被人们称之为该作品中塑造的最成功且最为深沉的形象。其将民族精神全部展示了出来，也使得我国封建社会维系了几千年的传统与精髓展示了出来。例如朱先生所指定的《乡约》，其中“德业相劝”以及“礼俗相交”等，都是白嘉轩内心所信奉的内容，更是其精神支柱，同样也是我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典型代表。故而在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无论是处于社会发展重要阶段的小说，还是社会转型期的小说，乃至描述乡村生活的小说，其主要展现的内容都离不开人们内心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影响，并且也真正将传统儒家文化人格的精神魅力体现在了小说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上。
结束语：
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有许多反映儒家传统文化内涵的部分，同时其也是未来茅盾文学奖奖项的重要标准。将儒家文化内容展现出来，有利于我国文学作品深入性研究，更有利于我国儒家传统文化的发扬与光大。
参考文献
[1] 毛克强.文化的解读与文化的冲突――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评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1，03：111-116.
篇9
在这样的一个城市，西北大学显得有些形单影只。
西北大学在省外的名声确实有点不够响。在我报考西北大学时，我还不知道它究竟在哪座城市，也没有听说过还有这么一所大学。如果说兰州大学是中国最孤独的大学，我想，西北大学应该就是中国最容易被人误解的大学。“西北”这两个字本身就是一个让我们有些误解的名词，总是让人想到戈壁、沙漠、风暴、干旱、黄土等，也更让人觉得学校就在甘肃、青海等更西部的省份。上大学的时候，我经常写些小文章投给报刊。写得多了，有时就连回信地址中的省市名也省略了，直接写“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然而，在收到的回信中发现有些信封很有意思。有一个信封上面贴了个“退改签”的字条。我细看，原来信封上只写了“西北大学”，没有写具体省市，从邮戳上看，这封信是从兰州大学转过来的。最离奇的一封信，地址写的居然是“甘肃省西安市”。编辑是好心，只想让信件能准确到达，却没料闹出了笑话。这一则小插曲，从另一个侧面或许也可以看出西北大学的尴尬。
虽然西北大学遭遇了这样那样的尴尬和误解，但它从不抱怨，不慌张，只埋头做着自己的事情，像极了这座城市：一座城墙圈住洗净浮华的沧桑，与外界相安无事。记得我还在学校的时候，地质学系的舒德干教授正处于科研高产时期。他以第一作者在《Nature》和《Science》杂志共发表研究论文10篇，获得了空缺了好几年的“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他对古生物进化的研究使他获得了世界级的声誉。当北京一所著名高校想用重金挖他过去时，他只说了一句：我爱西北大学。
舒教授是个工作狂，一天十几个小时他都在实验室里寻找早期生命进化的真谛。有幸去过一次他的办公室。他的办公室就像一个采石场，桌上摆放着一块块大大小小的碎石，地上堆满了一摞摞还未开封的装满化石样本的木箱，屋内飘浮着细细的尘土，只有桌上的那台显微镜还能时时提醒人们这是一间实验室。就在这间实验室里，舒德干教授从一个绿色的大保险柜中，双手捧出那块为中国科技界带来无上荣誉的“昆明鱼”化石，开始为我们讲解这块不起眼的石头。难以想象眼前的这条小鱼儿就是包括我们人类在内的整个脊椎动物的“老祖宗”。舒教授说，当时找化石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当地人要他们每天交300元的开采费，否则便不准开采。他们经费紧张，拿不出这笔钱来，开采工具经常被收。没办法，舒教授他们只好偷偷摸摸地去采，采下来后赶紧运走，否则也有被没收的危险。“昆明鱼”的那批化石就是连夜运走才免遭“劫难”，要不然那位“老祖宗”便无出头之日了。舒教授还有一个更令人惊讶的“癖好”。他经常喜欢睡觉前躺在床上想问题。他说这不仅能起到“催眠”的效果，而且还会有更奇妙的“灵感”。第二天醒来时，舒教授忽然来了灵感，就马上从床上跳下来，找杆笔把要点记下来，生怕忘记，然后心满意足地刷牙洗脸，推上他那辆破旧的永久牌二八自行车，开始他的工作和生活。
西北大学就如西北老农一样朴素、踏实，面朝黄土兢兢业业地潜心学术，百年间，从这里走出的名人数不胜数，、廖仲恺、舒德干、何炼成、张维迎、贾平凹、迟子建、牛汉、雷抒雁、陈宗兴、……曾被誉为“中华石油英才之母”、“青年经济学家的摇篮”、 “作家摇篮”，位列全国重点大学、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院校、省部共建高校行列，这在众多地方性大学里的确不多见。我总是想，这也许是因为西北大学面临的尴尬让许多学子终究要承受这种默默无闻的坚守，他们更愿意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来证明自己。经济学家张维迎的导师何炼成在多年后回忆说，张维迎的研究生3年，除了最后一年忙于毕业论文，前两年，大多捣鼓他的读书会。他的大量时间，都耗费在研读现代经济学的原著上。一次，张维迎从外文书店买回一本台湾的翻译版本《中级微观经济学》，繁体字，非常厚，鼓动读书会成员人手一本。一个月后，何炼成再次看到这本书时，上头已被标注得密密麻麻。这本书，张维迎至今保留在手。如此多久仰大名的校友，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我们的自豪感。那时候我们在宿舍经常卧谈，说西北大学应该合并西北工业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重新组建新的西北大学。每每听到或者看到别人对学校的误解和偏见，我们总是要乐此不疲地鸣不平，校史、科研成果、名师……一切都可以作为佐证。
当然，这些都只是笑谈。西北大学在这样的一座城市，终究要承受这种默默无闻的坚守。它虽然无法给予我们巨大的光环，但是西大的老师们对学生却无限关爱。学院资料室的朱老师就是这样。朱老师烧得一手好菜，同时具备南方的特色和北方的风味，煞是让人羡慕。她每天早晨都给我们带些早点和小菜。早晨起得很晚的我，常在睡梦中被她打来的电话唤醒，叫我去吃早餐。后来才知，朱老师是有意改变我晚起床、不吃早餐的习惯。朱老师最喜欢煮稀饭，往往一煮就是一大锅。一到吃饭时间，那些中午不回家的老师就跑到她的办公室，坐在那儿等着她把饭做好，然后瓜分干净。夏天的时候，朱老师常给来资料室看书的学生熬绿豆汤，天天能喝到。到后来，平时几乎不到学校来的人，也要来喝碗绿豆汤再回去。
还记得开学接新生的时候，有一个海南来的女生，第一天晚上哭得泪眼婆娑，哭着嚷着嫌西北大学条件太差了，要回家。我和几个同学一起，在食堂安慰了她半天，情绪才算有所好转。结果后来，她本科毕业以后，又接着在西北大学上了研究生。可见，她对西北大学的感觉终不是无可救药。我觉得，这里的学生大都如此，刚进校的时候，怨言很多。但慢慢地，就像恋爱，就发现出学校的好来。
学校档案：
西北大学肇始于1902年的陕西大学堂，1912年始称西北大学，1923年8月改称国立西北大学。1937年抗战爆发后，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等内迁来陕，组成国立西安临时大学，1938年更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1939年8月复称国立西北大学。现为全国重点大学、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院校、省部共建高校。学校被誉为“中华石油英才之母”、“经济学家的摇篮”。学校是后备军官培养首批试点院校之一。
招办电话：029-88302211
篇10
关键词：广府方言 词汇 教学策略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97（2013）07-0026-03
基金项目：本文为佛山市顺德区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广府方言区高中生规范使用汉语言文字问题与策略研究”（编号：SD20110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姜勇军（1976―），湖南邵阳人，本科学历，中学高级教师，广东佛山市顺德区第一中学语文教师，佛山市优秀教师，顺德区骨干教师。研究方向：高中语文教育行动案例研究。
一、广府方言词汇特点简述
广府方言主要分布在广州、佛山、南海、番禺、顺德等县市以及香港、澳门等地，总计约2000万广府片人口使用广府方言。
（一）单音节词汇居多
单音节词汇多，正是语言经济性的体现，符合广府经济社会的特点。经济社会的特点决定了广府方言不需要太多的形容与修饰，语言简洁明快，符合语言交际“简明、准确”的特点。如：裙（裙子）、裤（裤子）、耳（耳朵）、靓（漂亮）、乜（什么）、（桌子）、仔（儿子）、憎（憎恨）、监（监牢）等。
（二）保留较多古义用法
在词汇方面，广府方言保留较多古词古义，措辞古雅。在北方方言中，有些古词已被废弃不用或很少用，如粤语中的粘（）、差人（警员）、箸（筷子）、渠（他）、饮茶（喝茶）、出粮（发工资）、行（走）、睇（看）、食（吃）、老母（妈妈）、企（站）等，不胜枚举。广府方言中的很多词汇都可以直接在古汉语的典籍中找到来源，如晏昼（下午），“宴”古义为“晚”，如“大官丞日宴不来”（《汉书・东方朔传》）；例如语气助词“忌”（现常常被写作“”），见《诗经・国风・郑风・大叔于田》“叔善射忌，又良御忌”。又如在语法方面，修饰成分后置、在人名前加“阿”表示亲昵，这些都是古汉语特征的遗留。
广府方言词汇中的古义保留也存在词义扩大和缩小现象。如“走”， 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的“走”，是“行走”的意思， 从古代汉语传承下来的“跑”义只出现在固定词语里， 如“走马观花”。广府方言仍然保持古代汉语“走”的各类义项，粤方言中还有“走难（逃难）、走快点（快点儿跑）、走走碟碟（四处奔波）、走来走去（跑来跑去）、走珠笔（光滑流畅的签字笔）、走地鸡（农家放养的柴鸡）”等词汇，“走”的词义范围比现代汉语词义有扩大。
（三）语序不同
同是双音节词，广府方言词汇习惯将形容词放在所修饰的中心词后面，相对汉语普通话而言形成所谓的倒装构词结构，如：公鸡――鸡公、母牛――牛母、干菜――菜干等。
（四）外来语的影响
语言不是一成不变的，由于岭南文化善于吸收和补充新内容，具有新形式的开放性，多文化特色的兼容性和与时俱进的创新性，而且广东受外来文化影响较深，广府方言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吸收了不少外来语或者以其译音作为新词。
比如：波士（老板）、香口胶（口香糖）、巴士（公共汽车）、朱古力（巧克力）、雪糕（冰淇淋）、的士（出租车）、士多（综合商店）、波鞋（运动鞋）、埋单、搞掂、八卦、有型、走光、生猛整蛊做怪（装神弄鬼）等。这些外来语丰富了粤语，进而随着粤语的辐射，大大丰富了普通话的词汇。
（五）特殊词语表示时态
广府方言有不少特殊词语表示时态，顺德话也有不少表示时态的关键词。如“紧”表示动作正在进行，比如“我吃紧饭”；“住”表示动作在持续，如“我吃住饭”；“”表示动作完成，如“我吃饭”；“开”表示动作继续，如“我吃开饭”。这些都与有时态的外语十分相近，仔细琢磨，十分有趣。
（六）广府方言词汇的辐射影响――语言“北
伐”
粤方言是时尚的代表，代表一定的文化、经济、潮流的方向。粤方言的特点，与强势经济一起影响到北方方言，甚至影响到中央媒体，激活了北方一些原本消失，但仍保留在粤语之中的词汇。
如“企稳”，“企”等于“站”，“高企”即是指价位持续停留在较高的位置不落，且有再升高的可能，中性词。此词常用于金融业、股票业、物价类，如“油价高企”“CPI高企”“失业率高企”“房价高企”等。1996年《现汉汉语词典》虽然收入了“巴士、的士、生猛、炒鱿鱼”等粤语词汇，但总的来说增收的粤语词汇并不多。2008年的第五版《现代汉语词典》，收入的粤语词汇显著增多，仅房地产方面就有“按揭、楼宇、楼盘、楼花、置业、物业、写字楼、烂尾（楼）”等。可以说，这是粤语“渗透”的结果。
在普通话南下同化地方音的同时，粤语也在北上，影响北方地区，足可见粤语的顽强生命力。究其原因有三：一是粤语的两大中心城市广州和香港本为经济发达地区，其文化产物如歌曲、戏剧等具有扩张性；二是粤语地区的本地居民坚持使用自己的方言而且代代相传；三是粤语与普通话的差别足够大，普通话发音难以轻易影响到粤语的发音。
二、广府方言词汇特点对写作表达的影响
（一）正向影响：语言简洁，经济
从粤曲《宝玉访香鬟》（根据叶绍德原曲改编）中的贾宝玉【花间蝶】可以大略看出广府方言的这一特点。
访香鬟；日午人困心意烦，为谒娘亲当此信步行，金钏榻前倦态难展惺忪眼，人未惯，我只恨无力荫花慰解哪玉颜，空自平添怅叹。
宝玉【口白】金钏姐。
金钏【口白】啊，二爷，你呀。
宝玉【口白】金钏姐，睇你懒展星眸人慵，不若小憩园中暂偷闲好嘛。
金钏【口白】唉，都唔好二爷。夫人处，我、我我返上去！
唱词中大量使用单音节词语，保留了古汉语的特点，语言简洁、明快，别具韵味。
（二）负向影响：词汇不够丰富，表达方式单一
学生长期受到广府方言的影响，思维存在定势，表达思想时总是想到用单音节词语，从文学性角度来说，语言不够细腻，缺乏丰富多样性，不利于语言表达，不利于高考作文得高分。
三、词汇教学策略研究
（一）培养学生主动丰富词汇的意识
讲清道理与原理，告诉学生，只有积累语言、丰富词汇，才有多样表达的选择。而高考作文语言“有文采，有意蕴”是发展等级分的给分点，作文到了最后往往比的就是语言。
（二）学生自主开展词汇对比研究
寒假期间全校学生自主开展“漫游语文世界”研究性学习活动。不少学生对广府方言和普通话进行比较研究，他们从词义的义项角度比较方言和普通话之间的词汇差异，在方言和普通话词义的对比中理性审视方言的不规范之处。
学生研究作品展示：《顺德方言与普通话差异研究》
1.名词方面
2.动词方面
3.副词方面
4.介词方面
5.叹词方面
（三）建构诵读材料，分层积累词汇
建构诵读材料，主要是选取文学作品中有定论的，汇编从文学角度“很妙”的作品供学生诵读鉴赏，如余光中《听听那冷雨》，贾平凹《丑石》，朱自清《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作品，采用多朗读、多活动的方式引导学生多角度自主学习。
对于美文，除了多读以外还要多动手，边读、边抄、边记忆，最后老师与学生一起鉴赏、探究。如朱自清《荷塘月色》，我们重点鉴赏第1段到第5段的叠音节词语。从表达效果上看， 它们可分为3 类：加重语气的，减轻语气的，增添喜爱色彩的。通过小组讨论，可以得出参考答案： 加重语气的――日日、迷迷糊糊、蓊蓊郁郁、曲曲折折、层层、缕缕、密密、静静、远远近近、高高低低、重重、隐隐约约；减轻语气的――悄悄、淡淡、薄薄、弯弯、阴阴；增添喜爱色彩的――田田、亭亭、静静、薄薄、弯弯、曲曲折折。
（四）以“勾连法”进行词汇教学
针对学生阅读量、词汇量和写作量不够的困难， 除了统计“经典阅读量” 和进行“名作仿写”以外，“勾连法”词汇教学能帮助学生掌握与所学词相关的多个词语的意义和用法。不孤立讲词义，大量解释词语不同的意义，再讲在不同的语境里应用的方法和形式，使学生灵活地记住词语实际应用的形式。
“勾连法”还可以讲清词汇源流，如“莫、漠、幕、墓、暮”等同音的词语，在语言起源上有一定的关联性，都具备了“不要、结束”的否定意味，本源上是一个“家族”。再如：“渠（）”是广府方言中常见的代词“他”，在古文中有其源流。《孔雀东南飞》中“渠会永无缘”的“渠”解释为“他”；朱熹的《观书有感》中“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亦如是。而“靓”字在广府方言中更是用得最频繁，它有两个读音，一个读1iang，表示漂亮；一个读jing，表示女子打扮。《后汉书》中有一段描写王昭君的文字就用了“靓”字：“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就是说王昭君装饰艳丽，光彩夺人；唐诗人宋之问在吟咏西施时也用了“一朝还旧都，靓妆寻若耶”的诗句。这些词都说明了粤语的古汉语源流。
词汇教学始终是课堂教学的重点。采用经典篇目阅读吟诵法，课堂教学采用词汇“勾连法”，以一个词为基点，探究词语孳生的多向性，以“词语套”的方式建构语族，浸润熏陶，拓展视野，长期建构，定能使学生语言素材更丰富。积累了语言素材，再辅以名篇名作仿写法，将可全方位训练学生充分积累运用语言素材。
参考文献：
[1]陈胜洪.广东顺德方言录[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