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信任危机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信任危机，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诚信建设 信任危机 建议

许慎在《说文解字》云：“诚，信也。信，诚也”。诚者，真心、实在、真实；信者，诚实、信任、不欺骗。通俗讲，诚信即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诚信是一个道德范畴，是公民的第二“身份证”。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诚信作为一种维持社会正常秩序、维护个人正当利益的基本道德规范，对于人们生活的重要性，近乎鱼之于水，人之于空气，是一个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石。当今，诚信问题已成为一个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热点问题，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一、当前诚信建设存在问题

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中华民族形成了重承诺、守信义、以诚立业、以信取人的传统美德。改革开放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受各种因素的影响，社会诚信状况不容乐观，失信行为四处滋生。说假话、考试作弊、买卖假证、学术造假、借钱不还、喝牛奶喝出三聚氰胺、买家具买到假进口的“达芬奇”、连捐款都可能落入“郭美美”们的腰包，领导干部中也存在、权钱交易、贪污受贿、搞形象工程等现象。祖先们留下的这笔精神财富似乎在这个时代沦落，公众不得不以怀疑的态度看待身边的人事物，信任危机不断蔓延——谈“食品安全”即色变，对的至关重要经济数据抱以怀疑、投放贷款不得不依赖资产抵押、对听闻到的“事实”质疑不断、对别人许的承诺掂量又掂量、对部分地区政府的公共形象评价负面……这无疑对以信用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运行造成极大地冲击，长此以往，必将危及到实体经济的健康、社会的和谐。

二、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建议

重振公众信心，缓解这场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可能还需从根本上改进，从质上提升，多方协同努力，构建“诚”的观念体系与“信”的行为体系。

（一）基础：注重个人信用理念塑造

个人是构成社会的基础元素，亦是社会诚信建设的中坚力量，其诚信度的高低直接决定社会的诚信水平。加强社会诚信建设，应从个人抓起。首先，注重从小教育培养。日本是一个可借鉴的范例。日本整个社会基本以诚信为本，实现的基础是良好的教育。从幼儿园开始，日本就非常重视诚信教育，说假话被认为是最大的耻辱，家长也很配合学校的教育，不许孩子说假话，这种教育一直延续到大学毕业。到了社会上，说假话、造假数被认为是最大的问题，影响到个人的生存和发展。可见，诚信理念要深入人心，个人成长、教育的整个过程都应注入诚信内容。其次，注重舆论引导，促进信用理念根植。守信之人为自己的生活创造了很多便利，如贷款审批时间更短、向亲友邻里求助很快得到回应、为自己的企业赢得更多发展机会等。因而，信用对市场经济主体来说即是一笔财富，但这笔财富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获得，需要慢慢积累。同时，随着人类道德底线屡受冲击，越来越多的机构、组织、人员采取抵制措施，让失信人付出巨大的代价和成本。在市场经济中，应向个人灌输以上信用财富及失信成本观念，引导其牢固树立诚信理念，规范自身行为，珍爱每一次信用活动。具体舆论引导措施，可采取如各级党委、政府及各单位、学校、社区、村镇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网站等形式进行诚信观的宣传教育，使诚实守信深入人心；根据《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制定《公民诚信行为守则》，建立诚信制度，规范民众行为；有意识地宣传和推广一批诚信及失信典型，搞好示范和警示，引导和带动全社会形成诚实守信的良好风气。

（二）主体：强化“三位一体”建设

政务诚信、商务诚信、司法诚信“三位一体”构成社会诚信的核心内容。以政务诚信为先导、商务诚信为重点、司法诚信为保障的诚信体系建设，推动整个社会诚信建设迈上一个新台阶。

政务诚信建设，一是在于执行力建设，完善首问责任、限时办结、一次告知、专项督查等服务机制，保证各项工作落到实处；二是推进党务公开，以政务网站、公开栏、新闻媒体等为载体，畅通群众了解政策、反映问题、提出建议的渠道，对涉及群众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开操作，提高政务透明度；三是避免执法不公，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而导致的司法不公是对政府形象的最大损害；四是规避政策多变，出台政策前要科学论证，避免政策行为多变导致的市场主体预期和行为短期化。

商务诚信建设，注重两环节。一是引导市场中的商业活动主体以法为纲、守法经营，在信贷、纳税、履行合同等方面讲究诚信，维护自由竞争、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优化外部信用环境；二是引导商业活动主体以确保质量安全、防范失信风险为重点，健全信用管理体系，着重在原料采购、产品质量、流通销售、用户投诉、债权债务管理等环节健全信用管理制度，强化内部信用管理。对于司法诚信建设的重点，一是要严格执法，完善程序公开、评议考核、执法投诉、过错问责等监督措施，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要追究；二是要公正执法，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严格履行受理立案、案件查处、诉讼审理等程序，加强法律中介服务；三是要加强社会管理，落实领导干部公开接访、下访制度，健全定期排查、分级负责和联动调处机制，以诚信理念抓管理。

篇2

关键词：公共管理失范;　社会信任危机;　政府

社会信任是一个社会安全机制中的重要内容，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产生着直接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受到市场经济建设初步发展的影响，我国社会上的信任水平相对较低，甚至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一度出现了下滑趋势，对国家经济增长、政治稳定以及国际地位的提升产生了相应的不利影响。从社会运行理论的角度看，导致这种社会信任危机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公共管理失范。因此，现阶段我国政府应该加强对公共管理失范的研究，从不同角度对公共管理失范进行分析，进而结合公共管理失范问题探索社会信任危机的解决办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相应的贡献。

一、公共管理失范的具体表现和失范原因

1.公共管理失范极其表现。失范是社会学研究领域中的重要概念，根据涂尔干的相关研究理论，主要指人们在呈现出夸张化文化建设目标中逐渐失去了对规范趋同的情感支持，而在实际目标的建设中通过一定的手段极力获取未获得法律支持的利益，在集体意识发生改变和社会结构出现转型的历史时期，经济活动所带有的非道德取向变化导致公共生活出现一定的危机，造成社会整体结构和功能出现失调和紊乱现象，个人的目标成为影响其行为的主要因素，最终必然会造成社会整体稳定情况的急剧恶化，行为规范的应有效力丧失，整个社会出现信任危机的病态发展征兆。现阶段，我国公共管理失范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结合方面：其一，工作人员懒惰怠工，本应在公共管理中发挥相应作用的工作人员不作为，损害群众利益，造成政府信用出现断链；其二，渎职失责，推卸本应该自己履行的责任，在工作中，造成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现损失，对政府信用产生不良影响；其三，权钱交易、、，政府公共管理失效，对政府信用体系的建设产生不良影响；其四，两面行政，公共管理人员“台上一套、台下一套”，阳奉阴违，实施地方保护主义，不利于执法监督工作的开展，也推动了政府信任危机的产生。2.公共管理失范出现的原因。当前我国导致我国公共管理失范出现的原因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整体行政意识较差。受我国传统行政管理心理的影响，一些政府组织成员自身行政意识较差，对法制建设相对忽视，不利于政府行政工作的高效开展。近几年，尽管我国已经认识到行政法制建设的重要性，并不断完善行政体制，但是在落后行政意识观念的影响下，组织成员的主观思想对行政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公共管理失范的产生，对政府行政管理工作造成不良影响。第二，政府管理职能缺乏明确的定位。现阶段，在我国行政机构的建设中，由于管理职能缺乏明确的定位，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不同职能之间的职责和职权发生分离或重合现象，造成公共部门存在内部竞争和推诿责任现象，致使公共管理失范现象的出现。第三，政绩评估工作不够合理。尽管当前我国政绩评估共合作已经开始实施政治和经济的双重标准，但是受到政绩评估工作复杂性的影响，评估体系中仍然存在薄弱环节，造成一部分政府官员为了自身利益而忽视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促使公共管理失范产生。第四，权力的监督和执行规范性较差。由于我国公共权力的行使存在单一发展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严重限制和上下级之间的相互监督，对公共机构的监督和管理也缺乏足够的参考，致使公共管理失范现象产生，对政府信用体系的建设产生严重不良影响。

二、克服公共管理失范，解决社会信任危机的对策

1.培育科学的公共管理精神、公共管理精神是社会公共组织在各项工作中所表现出来的生命力、凝聚力等整体性精神风貌，是对公共服务进行管理的持久性承诺。现阶段，基于政府信任危机，亟需在社会建设中培育和构筑一种科学的公共管理精神，对公共管理工作做出正确的指引。这一精神的构筑一般包含效率、公正、责任和创新等方面的内容，其中效率具体指利用现有资源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公正则指通过合理配置公共资源或者行使正义的自由裁量权来维护社会的公正和公平；责任代表着为公共利益而服务的意识和责任态度；创新表现为与时俱进的探索公共管理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解决办法，促使公共管理效用得到充分发挥。在工作实践中，公共管理精神能够通过适当的自我教育、社会舆论、组织强化和道德考核等方式，激励个体在公共管理方面的行为自觉，最大限度的克服行为失范现象，为政府信用体系的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2.构建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要想从根本上消除社会信任危机，就必须构建相对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在当前我国社会的转型发展时期，要构建一个健全、良好的社会信用体系，必须以政府信用体系的建设为切入点，从政府信用体系的建设开始逐步打造能够真正兼顾人民利益、取信于民的公共信用体系，进而建成能够对现代化建设产生极大辅助作用的全社会信用体系，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贡献相应的力量。在此工作中，政府应该在各项工作中坚持以民为本的工作原则，相关制度的制定和政策的出台都应该符合社会公益、公理、公德等方面的要求，促使政府工作的开展能够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自觉维护。同时，政府相关部门还应该不断建立健全的公共管理和服务模式，进一步提升管理效率和效果，为社会大众提供更为优质的管理服务，真正实现公共管理工作的开展亲近民众、为民众服务、维护民众的基本利益，推进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进程。3.对公共管理决策进行优化处理。一般情况下，社会风险与信任危机之间存在一定的正比例影响关系，即社会风险的影响性越大，公共信任危机也必然越大，社会大众的社会信任感则必然受到不良影响而逐渐下降，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因此必须提升公共管理决策的科学性，规避社会风险或最大限度的降低社会风险可能造成的损失。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加强决策机制建设，在公共管理工作中在对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加以制定和贯彻落实之前，应该对国情和民情进行具体的考察，尽量听取社会上不同阶层对社会对本次决策的建议和要求等，进一步提升决策的科学性和社会适用性，保证公共决策的制定能够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发展需求相适应。同时，在体察民情的基础上也应该发挥相关专家在决策制定方面的重要作用，建立多元化的决策咨询机制和信息获取系统，切实提升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规避决策风险。其次，坚持预防原则。任何政治决策的制定必然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因此在制定公共管理决策的过程中应该加强对决策评估工作的重视，明确决策执行后可能带来的相关风险，并针对风险做好评预防和应对方案，维护社会大众的根本利益。最后，建立完善的当事人参与决策体系。一般情况下，公共管理决策的制定必然关系到一定的公共群体，甚至在维护某些人利益的同时也会对其他社会大众的利益造成损害。因此在决策制定过程中要兼顾不同参与者的意见，保证各个方面参与者的意见能够得到充分的表达，最大限度的降低民众对决策的抵触心理，促使管理决策得到良好的贯彻落实，提升公众对社会的信任度，为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贡献相应的力量。

三、结语

总而言之，当前我国公共管理体系存在相应的公共管理失范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社会信任危机的产生，所以为了规避社会信任危机，必须采取科学的措施加强公共管理，提升公共管理实际质量，进而在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基本利益的基础上，增强公众对社会的信任，完善社会公共信任体系，促使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作者:姚亚菲 郝婧 单位:宁师范学院经管系 河套学院经管系

参考文献：

[1]袁建欣,覃凤阳,戴璐等.公共管理失范与社会信任危机研究[J].卷宗,2014(10):485-485.

篇3

【关键词】 社会责任； 信息披露； 印象管理

*此研究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批准号：10YJA630212）、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批准号：2010MS14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引言

现代公司社会责任运动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欧美发达国家，随着中国加入WTO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社会责任理念在我国逐渐渗透和强化，人们在关注公司经济责任履行的同时，也日渐关注公司在环境保护、产品质量与安全、劳工权益保护、慈善捐赠等方面的社会责任表现。2006年9月，深交所《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鼓励上市公司进行社会责任信息自愿性披露；2008年5月，上交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建议上市公司独立披露社会责任报告。这些规定促使上市公司披露的社会责任报告数量逐年递增。但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数量提高的同时，披露质量并未有相应的提高，披露内容和形式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不一致性（沈洪涛和金婷婷，2006），印象管理行为较为普遍。

二、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印象管理的主要表现

印象管理是指人们试图控制其他人对自己形成某种印象的过程（Rosenfeld et al.，1995）。将其应用到社会责任信息披露领域，即公司利用语言信息的特点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法律法规的空白，通过有意识地操纵信息披露的内容、程度、方式和时机等，试图控制公司信息受众对公司的印象，从而最终影响他们与公司相关的决策行为。

（一）披露内容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内容方面的印象管理表现可以归为三类：一是社会责任信息类型的选择性披露。扩大披露内容的要求与日俱增，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关注的问题不仅限于环境，还包括经济、社会各方面与企业经营有关的问题（李章华和朱 ，2008）。一般认为，社会责任信息应当包括环境保护、公平雇佣、员工参与、社区服务、慈善捐赠、产品质量安全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内容。在国内，随着毒奶粉、地沟油、瘦肉精、矿山事故和员工跳楼等一系列负面社会责任事件接连发生，人们日益关注产品质量安全和劳动权益保护问题，相关的信息披露需求日益增多。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公司在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时存在高度选择性，对行政管制、法规约束较多的环境信息和有利于体现公司积极形象的社区服务和慈善捐赠信息披露相对较多，而其他类型的社会责任信息相对披露较少。李娟（2012）、沈洪涛和金婷婷（2006）的研究都揭示了这一点。

二是不同性质社会责任信息的选择性披露，披露内容“报喜不报忧”、“假、大、空”现象普遍。在外部监督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企业可能不太愿意多讲自身的缺点和过失，担心给公众造成不良印象（李章华和朱 ，2008）。随着外部监管尤其是媒体治理效应日益显现，刻意隐瞒负面社会责任事件的行为一旦被动曝光，反而会产生更大的破坏性后果。从当前的披露现状来看，这一趋势显然还没有得到企业的普遍重视。许家林和孙清亮（2010）利用上市公司2009年的271份综合社会责任报告为样本进行统计分析，调查发现上市公司将有亮点的部分浓墨重彩作为披露的重点，存在不足或未采取有效措施的部分，则一笔带过甚至只字不提。吉利等（2010）对我国报告年度为2005—2008年的311份社会责任报告进行了内容分析，也发现没有任何公司披露不利于自身的信息。

三是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内容的表现形式选择。由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大部分公司来说属于自愿性披露的范畴，披露内容的表现形式更加自由、多样。客观而言，图文并茂的表现形式有利于增强信息披露本身的吸引力，尤其是对非专业财务分析师而言。宋献中和李诗田（2009）选取2005—2007年的92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进行统计分析，发现超过41.3%的社会责任报告在其正文中放置各类图片，这些图片具有一定的视觉效果，信息使用者至少会在一定程度上对这种信息的披露形式作出反应。梅跃碧（2009）对从巨潮资讯上收集到的65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进行分析，结果显示91.67%的报告既有文字描述又有数字信息，有27份（45%）含有照片或图表。

（二）披露程度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程度的印象管理主要表现在有无货币化披露、有无数量化披露等定量信息披露方面。在我国，社会责任信息非货币化为主的披露形式为印象管理提供了客观条件，虽然公司披露的社会责任报告的数量逐年上升，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定量信息披露程度不高，特别是具有实质性的关键定量指标信息严重匮乏。许家林和刘海英（2010）选取125家央企披露的社会责任报告作为研究对象进行详细研究，结果显示这些企业多以定性语言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内容，热衷宣传公司的功绩，但对社会公众关注的绩效指标披露分散，少有企业编制关键绩效指标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机构商道纵横也做了类似的研究，它以579家上市公司的报告为样本做定量指标评估，结果显示上市公司关键定量指标平均披露个数不足2个，56%的上市公司没有披露任何关键定量指标。以环境类指标为例，在温室气体排放量和耗水量指标上，上市公司的披露程度都不足1%（于娜，2012）。

（三）披露方式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方式包括媒体和官方网站（含临时公告）、公司年报及独立社会责任报告三种实现方式（尹开国等，2012）。2009、2010、2011年我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包括可持续发展报告和环境报告）数量分别达到371、483、531份。与此同时，有关社会责任的临时公告、媒体和官方网站等多种形式的信息披露也日益丰富。但总体而言，现有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形式还较为单一，系统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年报和独立的社会责任报告所占上市公司比例都较少，网站披露质量参差不齐，各类披露方式间缺乏有效的整体规划、整合。静态披露较多，持续、动态以及允许交互信息反馈的披露方式不足。李正和向锐（2007）、宋献中和李诗田（2009）等人的研究都指出了上述问题。

（四）披露时机

披露时机管理主要表现为公司管理层刻意控制信息披露时间以规避管理责任，瞒报、延迟披露负面社会责任信息现象突出。例如，在2011年3月15日被央视曝光“瘦肉精事件”之后，双汇发展2010年社会责任报告的预约披露时间从3月31日延迟至4月29日，可以理解为双汇发展为了弱化“瘦肉精事件”的负面效应所做的择时管理。

三、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印象管理的治理对策

适度的印象管理无可厚非，理应是企业公关、声誉、投资者关系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过度印象管理可能导致信息过载，“劣币追逐良币”，垃圾信息泛滥，缺乏应有的决策价值。宋献中和龚明晓（2007）采用内容分析法对我国上交所510家上市公司2004年年报中的社会责任信息质量和决策价值进行了整体评价，发现我国上市公司会计年报中的社会责任信息质量水平和决策价值都较低。江炎骏等（2011）采用事件研究法研究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的市场反应，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整体水平不高，投资者认为企业的行为不够真诚，导致企业没有取得显著的市场反应。当前的主要问题不仅仅是要增加披露数量，而是要从决策价值方面提高披露质量。在实践层面，如何加强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规范和外部监管、切实提高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是当务之急。本文尝试从以下三个方面提出治理对策和建议：

（一）推进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标准化披露

克服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特别是独立社会责任报告的过度印象管理问题，客观上需要建立一套类似于会计准则的制度体系，以将披露内容、方式及其量化程序进行标准化。具体而言，一是要引进、发展并引导企业采用标准化报告规范。目前，社会责任履行及其报告的相关标准包括全球报告倡议组织发行的指南（GRI）、联合国启动的全球契约、经济优先权委员会认证署推广的SA8000、英国标准协会发行的管理可持续发展手册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跨国企业指导纲领。以采用比例最高的GRI为例，该指南列出了对大部分机构都十分重要且适用的50项核心指标及对某些特定机构可能适用且重要的29项附加指标，其应用等级要求还对具体披露标准、披露管理程序和绩效指标提出了明确等级分类，有利于推进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规范化、可比性披露。二是要在遵循通用规范的基础上进一步标准化行业性披露指标体系。借鉴欧洲铝业协会、美国石油协会和英国化学工程协会等已经出台行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标体系的经验，国内行业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指标体系可由各行业协会具体制定并推行，时机成熟之后可另由证券监管部门或交易机构出台针对行业的披露规范或指引。

（二）强化社会责任信息外部监督机制

总体而言，目前亟待加强以下三种形式的外部监督机制：一是政府监管。何丽梅和朱红（2012）执行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50.52%的机构投资者认为现时社会责任报告所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不够完善的原因之一主要是政府部门的监管力度不够。政府监管应能起到弥补市场化自发披露失灵的功能，规范强制性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违反强制披露规则的行为给予严格处罚，提高违法、不当披露成本。二是社会责任报告外部审验。独立的外部审验机构可以利用其专业技能和审计标准对公司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进行鉴证，并独立审验意见，提高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三是媒体监督。媒体通过提供持续的新闻曝光、社会评论和舆论参与平台，能够影响公司管理层的声誉及其行为动机，已日渐成为现代公司外部治理的重要方式。“假、大、空”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如果被媒体挖掘并报道，将对公司经营和管理层声誉产生负面影响，因而强化媒体监督有助于扭转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行为中的过度印象管理趋势。

（三）引导和规范第三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评级机构的发展

第三方评级机构是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规模和数量达到一定程度，特别是独立社会责任报告大量出现后的产物。在美国，由KLD研究与分析有限公司（KLD Research & Analytics，Inc.）编制的多米尼指数（Domini 400 Social Index）是目前国际上最有影响的以社会性与环境性议题为筛选准则的指数，其筛选指标主要来源于公司各类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数据、资料，业已成为社会责任投资机构的基本管理工具。在国内，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润灵环球责任评级（Rankins CSR Ratings，RKS）等少数机构已陆续推出了针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评级数据，这对于增进公众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认知、吸引投资者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关注、支持关注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议题的各类学术研究起到了积极作用，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进一步研究和探讨如何提高第三方机构的独立性、公正性和权威性，推动评级机构自身的市场化、可持续发展。独立、公正、权威的第三方评级有助于提高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可比性，为社会责任的信息使用者提供科学、客观的企业社会责任评级信息，将成为约束、激励和规范企业社会责任披露的积极因素。

四、结束语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企业经营环境的不断变化，传统的财务会计信息对于各类利益相关者来说存在较大的局限性，无法真实、全面地反映企业的真实价值。在此背景下，以社会责任信息为主的非财务信息披露受到普遍关注。然而，与当前国内上市公司投资者所面临的过度盈余管理现象相似，在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数量提高的同时，披露质量并未有相应的提高，印象管理行为较为普遍。针对这一现象，本文归纳了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内容、披露程度、披露方式和披露时机四大类印象管理行为类型及其具体表现，进而从推进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标准化披露、强化社会责任信息外部监督机制、引导和规范第三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评级机构的发展三个方面系统提出了治理对策和建议。

【参考文献】

[1] Rosenfeld， P.， Giacalone R. A.， Riordan C. A. Impression management in organizations： Theory，measurement and practice[M]. London：Routledge，1995.

[2] 何丽梅，朱红. 机构投资者视角的社会责任信息决策有用性研究[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2（5）.

[3] 吉利，冯利花，王环环.组织印象管理对CSR报告质量特征的影响[J].会计之友，2012（13）.

[4] 江炎骏，徐勇，刘德格，周美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市场反应[J]. 经济与管理研究，2011（8）.

[5] 李娟.加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印象管理[J].经济研究导刊，2012（13）.

[6] 李红，王建琼，屠嘉.管理层印象管理行为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J].财会通讯，2009（7）.

[7] 李章华，朱 .三重基线——21世纪企业可持续发展解码[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

[8] 梅跃碧.从印象管理管窥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J].会计之友，2009（2）.

[9] 宋献中，龚明晓.社会责任信息的质量与决策价值评价[J].会计研究，2007（2）.

[10] 沈洪涛，金婷婷.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现状分析[J].审计与经济研究，2006（3）.

[11] 许家林，孙清亮.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发展与思考[J].财会学习，2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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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需求 专业技能 人才培养模式

一、意义

成人高等教育是成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和谐社会的建立发展，人们的观念也在不断的变化，唯文凭的观念正在淡化，重真才实学的人才观日益深入人心，这种社会的进步和人才观的转变，为成人高等教育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在知识经济时代，由于知识和技术的快速更新，人们为了适应社会需求，除了要掌握基础知识外，还要有一定的专业技能。为培养一线的专业技能型人才，成人高等教育也必将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创新，以适应社会进步的要求。因此，培养适合社会发展的专业技能型人才，已经成为继续教育创新的突破口。

二、社会需求的专业技能

根据社会发展的趋势，在“素质本位”人才培养模式的框架内，社会需要的人才应具备最普遍的、最基本的素质结构。

（一）知识结构

知识结构是人类知识内化到个体头脑中所形成的类别、数量、质量及相互联系。合理的知识结构是综合素质形成的第一个过程，是良好综合素质的基础。这个结构主要包括科学文化知识、专业技术知识。

（二）能力结构

能力是指顺利完成某项任务的心理特征，是个体从事一定社会实践活动的本领，它是在合理的知识结构基础上所形成的，是多种因素的综合，与知识相比，能力不仅存储在头脑中，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活动中，它抽象、无形，一旦形成后不易失去。合理的能力结构是从事职业、适应社会、寻求发展的基本而关键的条件。能力主要由专业能力、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构成。

（三）素质结构

这里的素质是指在先天生理的基础上，受教育、环境的影响，通过个体自身的认识和实践，养成的比较稳定的身心发展的基本素质。素质与知识和能力相比，层次更高。一般来讲，知识是能力的基础和前提条件；能力是知识的抽象和内化；素质则是知识与能力的升华和高层次上的再现，素质比知识和能力涵盖的范围更广。我们在这里将其分成科学文化素质、专业素质、思想品德素质、身心素质。

三、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专业技能型人才培养模式构建

根据社会需求，应从以下几方面构建专业技能型人才培养模式：

（一）更新教学理念，契合职业发展心理

教学理念是教学模式的基本指导思想，传统的教学理念无法适应成人高等教育现展的要求，而职业发展理论也要求更新教学理念，以契合职业发展心理。

1.树立终身教育的教学理念

树立终身教育的教学理念，将各类教育形式有机结合，合理配置，创新成人高等教育的教学模式。成人高等教育肩负着发展终身教育的重任，依据社会的发展以及职业需求搞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在职人员岗位培训、知识更新教育和继续教育，尽可能满足社会和经济发展勇于进取各种人才的要求。

2.强化开放办学的指导思想

世界许多发达国家通过开放办学使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甚至普及教育，如澳大利亚的远程教育、英国的公开大学等。我国成人高等教育要由封闭办学转为开放办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远程教育和网络大学。由于这类学习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更加适合各类在职人员的学习需要，从而成为21世纪成人高等教育发展的新生长点。另一方面要利用成人教育对对象是在职的优势，与企业、社会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积极开展校企合作，使成人高等教育在自身发展壮大的同时，进一步提高为社会服务的功能。

（二）引入校企合作的教学模式，夯实职业发展道路

在成人高等教育过程中，他们大多要兼顾学习和工作的双重压力。就职业发展理论而言，成人高等教育教学模式必须考虑到职业发展需求是以学习专业理论和专业技能为主。为了找到学习和工作之间的平衡点，并提高成教学员的实践动手能力，有必要引入校企合作的双元制教学模式，以夯实职业发展道路。

1.建立校企联动机制

合作的前提是信任和需求，关键是寻求联动的结合点，否则难以形成合力。校政企三方都有实施教育的愿望和条件，这就给创建校企联动机制铺平了道路，也为实施校政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扫清了障碍。

2.规范校企管理模式

双方或多方合作，必须以合同或协议的形式建立一种有约束力的办学关系，明确双方责任与义务。根据企业的实际需要，建立以学校为主，政府和企业参与的教学管理制度，合理安排教学环节，达到规范性与灵活性的完美结合。在办学实践中，由学校和企业共同研究制定培养计划、管理制度并组织实施。在具体的教学实施过程中，校政企各方紧密合作，共同培养合适人才。

3.合理设置培养目标与教学计划

要培养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专技能型人才。实现这个目标，关键是要制定一个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确定教学内容与学员的职业发展，从业岗位密切相关的实践教学环节。因此，我们在制定教学计划时，应该充分利用学员及其所在单位这一宝贵资源，让学员和社会各界充分参与到教学计划制定和课程设置中来，使我们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内容更具针对性和实用性，以适合社会发展的需求。

参考文献：

[1]周满玲，张进辅，曾维希.职业发展的混沌理论[J].心理科学进展，2006（5）.

[2]肖玉梅.加强校企合作，发展“学历+技能”型的人才培养模式[J]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06（1）.

篇5

关键词 媒体；信任危机；公信力；化解途径

中图分类号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5）133-0170-02

正处于社会转型加速期的中国，新闻媒介业也向多方向纵深发展，然而目前许多媒体自身价值观偏向了商业利益，正面临着公众的信任危机，失去了受众的信任，导致了媒体的公信力正在流失。韩晓杰[1]分析了中国媒体信任危机的几个表现方面，提出了如何化解中国媒体的信任危机，建构受众对新闻媒体的信任的途径。王润泽[2]认为引起媒体信任危机的罪魁祸首是虚假新闻。在此后的新闻媒体信任危机研究中更加深入。樊葵[3]指出 “同源异质”新闻的报道，给新闻媒体带来了信任危机，破坏了的媒体的公信力。陈艳辉[4]指出传统媒体应该为社会发展提供建设性和理性的观点来新闻媒体的信任危机。张吉存等[5]指出假新闻让媒体面临信任危机。朱宏军[6]提升媒体公信力的有效措施，通过完善相关法律、加强新闻媒体的内部管理等相关措施，使新闻媒体在化解社会风险。本文对当前媒介生态环境变迁下媒体信任危机的产生原因、媒介的公信力影响因素、信任危机的化解途径三个方面加以探析，既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同时还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1 新时期媒体信任危机的产生原因

人们对新闻媒体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的同时，一些媒体出现了自身价值观偏向，失去了受众的信任，导致了媒体公信力的流失，具体突出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1）虚假新闻。随着人类进入信息时代，媒体运作进入市场化，媒体在给人们带来各种益处的同时，在金钱利益的驱使下，也带来很多弊端，缺乏客观真实、片面报道、随意猜测等的假新闻也来势汹汹、层出不穷。持续发展下去的话，媒体的社会生命力、影响力被相应弱化，直至最终消失[6]。假新闻归纳起来大致分三类：部分失实新闻、凭空捏造新闻、媒体从业者主观臆断

结论[5]。

2）媒体从业者、媒体无法抵抗利益侵袭。中国社会在经济转型期冲突和矛盾事件频发，利益的纠葛是其中关键所在。而媒体从业者和媒体在利益纠纷中，站在利益团体的一方，为利益集团的立场鼓与呼，不敢与“财神爷”闹僵，做一些有偿新闻，对一些既有的应该报道的事实保持沉默，缺乏公正、客观的理念和态度。不能为弱势一方底层的社会成员和群体提供帮助及解决问题。这些价值观上偏向了利益集团问题的存在，使媒体和媒体成为从业者逐步成为利益团体的“奴隶”，导致了媒体面临信任危机。

3）低俗、恶俗、媚俗新闻。新时期部分媒体传播内容片面的为了迎合受众的某些需求或趣味，吸引受众眼球，传播写低俗、恶俗、媚俗化严重的新闻。在新闻传播中媒体放弃了自己的责任，媒体公信力被扼杀，媒体的长久利益受影响。这些低俗、恶俗、媚俗化严重的新闻，受众只是一时把它们当作娱乐、消遣的消息，遇到严肃的重大问题或突发事件，受众依然会向严肃、权威的媒体求证及获取消息。受众不会在关键时刻、关键事情上信任那些充满着低俗、恶俗、媚俗化信息的

媒体[6]。

2 媒体公信力影响因素

无论是网络媒体还是广电或电视媒体，要想受众对媒体“买账”或“感兴趣”，公信力是最重要的因素。简而言之，媒体公信力就是公众对媒体的信任及其强度的集中表现。媒体公信力是在市场竞争者媒体制胜的关键，同时它也是媒体发挥舆论导向的前提和保障。媒介公信力影响的因素可总结为以下几点。

1）决定性因素。总体而言，真实性、高尚性和权威性的是媒介公信力的决定性影响因素[7]。（1）真实性：真实性赋予了新闻生命，坚持新闻的真实性的媒体才能获得受众和行业内的尊重与信任；（2）高尚性：好的新闻作品面向受众宣传正能量，高品位的新闻所产生的效应是持久和深远的，它有助于在受众心目中树立良好的形象；（3）权威性：权威性形象能大大提高媒体的公信力，做到所报道的新闻令人信服、真实可靠、公平公正等。

2）外部因素。媒介公信力的外部影响因素较多，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影响因素为经济和政治。（1）经济：新闻媒介的发展受经济因素的制约，经济因素和媒介公信力相互作用。健康、强大经济因素能是媒体更好的发展，为受众和读者提供更真实准确、公平、客观的新闻，不断提高媒介的公信力；（2）政治：媒介公信力受政治因素的影响是巨大的，由此产生的公信力能真正的征服受众和读者[7]。

3 媒体信任危机的化解途径的思考

化解新时期媒体面临的信任危机，建构受众对新闻媒体的信任，应结合媒体公信力的影响因素，从以下几个途径进行思考。

1）掌握话语权，加强媒体内部整顿和管理。由于疏于对媒体监督，使媒体在传播中处于杂乱无序的状态。掌握话语权是政府参与媒体管理的一项重要举措。政府相关部门应加大对媒体的监控力度，对新闻源及其传播的领域进行把关，提高信息的真实准确性，在重大突发的新闻中要建立向民众、媒体及时通报，澄清民众的困惑，避免出现不必要的恐慌[6]。

2）加强职业道德，培养媒体从业者的专业理念。媒体相关的从业人员缺少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是产生消极影响的重要原因。新闻工作要服务公众利益，有评判事实的真伪，服从事实为最高权威，媒体从业者要接受行业自律[1]。媒体从业者应不屈服于外力，按新闻传播规律办事、实事求是增强媒体公信力，获得受众信任。

3）加强媒体监管，完善现有法律法规。对媒体的监管尤其是新时期的媒体要加快新媒体管理监管的立法，制定和健全相对的法律法规，并以此为准绳，对新媒体实施法律监管。新时期媒体的发展迅速、形式多样、涉及面广，而我国对媒体的监管制度和监管体制还不健全。新媒体的监管中存在管理多头、条块分割、效率不高，尤其是监管部门间监管边界不清晰，容易出现监管空白或职权交叉，出现监管空位现象[8]。

参考文献

[1]韩晓杰.中国新闻界的信任危机[EB/OL].[2009-11-17]..

[2]王润泽.媒体信任危机的历史与辨证思考[J].国际新闻界，2003（6）：11-15.

[3]樊葵.“同源异质”报道与媒体的信任危机[J].新闻传播研究，2005（4）：27-29.

[4]陈艳辉.传统媒体在信任危机事件中应该如何担当――以“李刚门”事件为例[J].今传媒，2010（12）：163-164.

[5]张吉存，许晓楠.假新闻让媒体面临信任危机[J].记者摇篮，2010（6）：18.

[6]朱宏军.媒体信任危机的社会风险及其化解途径探析[J].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10（1）：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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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幼儿教育;信任危机;应对措施

近年来，人们深受“教育从娃娃抓起”，“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等思想的影响，对小孩子的教育给予了强烈的重视，尤其对幼儿早期智力开发等很是在意，与此相适应，各类幼儿教育机构也是遍地开花，双语幼儿园已经数见不鲜，全脑开发的早教机构势头正旺，但是在实际的幼儿教学实施中还是存在许多问题，信任危机是普遍存在的，而且愈演愈烈，对家庭和社会来说都很困扰。

一、幼儿教育信任危机的表现

（一）教育公平信任危机

俗话说“三岁看老”，幼儿阶段是启智阶段，是孩子思维培养和习惯养成的重要心理时期，受到普遍重视。但受到家庭经济条件限制，地域环境差异等因素影响，幼儿接受教育的机会，享受教育的质量水平都有分化趋向，如有些家庭经济条件相对不够优越，无法将孩子送到优质的幼儿园就读；有些家庭所在区域有学区限制，家长期望无法达成；甚至有些地区还有户籍限制。这些因素影响幼儿受教育水平与质量的平衡，不同程度导致了教育公平信任危机。

（二）教育安全信任危机

幼儿的安全是家长和学校首要注意的问题，目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关注度最高的家长最关心的教师虐童事件，二是易出现在学生上下学过程中的校车事件，三是突发校外不法人员闯入伤人事件。教师虐童事件属个别现象，多是教师自身原因导致，而校车事件和伤人事件则是校方管理的纰漏，这些都不仅是舆论的焦点，也是最令人担忧的问题。

（三）教育效果信任危机

家长把孩子送去幼儿园接受教育，就是要通过正规专业的教育来实现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家长能通过观察孩子的变化和成长来判断幼儿园的教育质量，目前这个问题也普遍存在。主要症结集中在以下两点：一是学校的教育内容，目前我国幼儿教育系统构成为私立占绝大比重，达90%以上，教材和授课内容都自行选择，有的注重知识学习，有的注重能力培养，能否适应幼儿心理发展期进行合理教学很难保证；二是教师教育方式方面，由于预期目标不同，有的幼儿教育机构以盈利为目的，忽视教育内容，敷衍了事，有的教育机构则为在家长面前展示教育成果，偏重知识教育，走入“幼儿教育小学化”的误区。另外教师的流动也是原因之一。

二、幼儿教育信任危机应对

（一）加强国家干预，实现公平

幼儿教育公平危机是社会问题，国家有责任有义务对其进行干预，加强监管和引导。首先是立法方面。我国注重教育事业的发展，对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都已经有完备的全国性的髙效力的法律法规，如我们熟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相比之下，在幼儿教育方面就相对薄弱，相关政策法规的效力较低，如《幼儿园管理条例》等法规，都属于这一类。国家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强制约束和规范幼儿园的日常操作，招生缴费等都应具备一定的流程和实行标准，对于违规的可以处以罚款警告，约谈，整改等，情节严重屡教不改的予以取缔。严刑峻法是杜绝不良行为的有力武器，国家必须狠抓落实。其次是政府方面需要做出努力。幼儿教育公平危机的根源在于经济发展的差异，尤其是城乡差异尤为严重，政府加大投入进行经济建设，缩小差距，提高相对落后地区幼儿教育基础设施水平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二）强化管理，社会协力

幼儿教育安全问题，主要应归咎于教育机构的管理。教师虐待体罚儿童，归根结底是教育机构选人用人工作的失误，应加强对教师筛选，对教师行为作出严格限定，切实保护幼儿的身心安全，这也包含了幼儿心理安全方面的要求，教师要从身心各方面关爱幼儿。校车事件、伤人事件是教育机构对幼儿安全保护意识低下，对幼儿的人身安全不负责的体现，这惊醒我们，学生安全应该渗透入教育的方方面面，教育机构必须时刻注意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还要制定责任人制度等，必须形成完善的系统。另外，这也需要全社会的协助，对教师的监督，对校车的礼让，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反应，都是我们每个人自觉自愿的行动，形成安全良好的氛围，保证幼儿安全健康成长，是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是社会责任感的体现。

（三）强化教师队伍

在教育的任何阶段，教师的主导作用都是极为重要的，幼儿教育效果信任危机，是对师资力量的拷问，因此，提高师资力量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教育机构首先应该做好教师聘用工作，对教师资格和执教能力必须严格限定，不能随意而为；其次，还是要做好教师的培训，幼儿教育在不断发展，新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必须及时补充；还要保证教师队伍的稳定性，一般来讲，学生应配备固定的老师，这对幼儿习惯的养成等都是必要的。

三、结语

幼儿教育信任危机普遍存在，问题也集中体现在公平、安全、教育效果等方面，不是一时一刻就能彻底解决的，我们首先应对幼儿教育的现状有所自觉，然后针对实际情况对症下药，寻求解决办法，各相关部门都应负起责任。另外，家庭和社会的力量更是不可或缺。家长要与教育机构做好沟通，积极参与，助力孩子成长，不能一切都交给老师，自己做甩手掌柜，对孩子的教育不闻不问，这会导致教育的缺失。社会普遍存在的危机感是幼儿教育危机的催化剂，因此注重社会和谐也是缓解幼儿教育危机的途径，如社会舆论多一些正能量的传递，不对幼儿教育问题大加渲染，恶意散播，对事件能有客观评价，杜绝网络暴力等。

作者:柳芳红 单位:衡水市桃城区第一幼儿园

参考文献：

[1]张燕.浅析幼儿教育信任危机的表现及其破解策略[J].教育探索,2013,(06).

篇7

如果说电影、文学作品等属于艺术创作,允许存在一定的虚拟性的话,即使创造一两桩伪民俗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那么,由政府主持的庄严隆重的民俗仪式也被不客气地打入不信任的领域就值得深思了。这些年来,这样那样的大典层出不穷,花样繁多,并且每一场大典无不与民俗文化有关、无不“盛况空前”,却也无不引发民众的质疑,“搬出老祖宗,能医好文化肾虚吗?”①这是对民俗传播行为本身的不信任。

对于民俗传播而言,信任危机的产生有其传播原理的根源。民俗文化意义上的传播,不是一般传播学意义上的传播或者消息扩散,它更多的是以世世代代的民众自身作为文化载体的传播。②“传统社会中,由于社会交往的空间相对狭小,信息环境和客观环境基本处于重合状态,人们感受信息环境,也就是在感受客观环境本身,而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的交往无限扩大,大众传媒系统较为发达,人们生活在一个‘媒介环境’中,这时的信息环境与客观环境发生了分离,成为不同于环境本身的‘二次环境’,并且有了相对的独立性。当代的民俗及民俗传播正存活于这样的‘媒介环境’和‘信息环境’之中,并发生着一系列的变化。”③当代社会,人们生活在由媒介塑造的“二次环境”中,接触到的是通过媒介“过滤”的民俗文化,而我们知道,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储存着真实信息的“原生环境”,民俗文化还有一个真实的原生态。与原生态的疏远或隔绝导致了对媒介传播信息的不放心,因为人们无法确认媒介信息是否符合真实信息。

“二次环境”的隔绝是不信任的发端,最终导致信任危机的则另有原因。首要的是传统的消失。曾经有学者认为,我国社会的信任危机缘于现代化进程中日常生活世界的根本性变革所造成的传统断裂。④传统断裂实际上就是传统的消失。传统是民俗文化最重要的内涵,对于民俗传播而言,传统断裂所造成的影响不言而喻。它从两个方面引起了信任危机。一方面是传统文化的逝去导致许多民俗事项不可再现,传播中的民俗信息因“死无对证”而成为无凭无据的口头传说,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而传说是不可信的。另一方面,传统的消失带走了一大批仪式,导致民众缺乏共同的信仰基础。民俗是模式化的生活文化,仪式是这模式中的模式,它能提供秩序、意义、价值和信仰等诸如此类的东西。格尔兹曾经指出,以象征和仪式的意义体系为核心的文化,是一个难以随政治经济秩序变动而变动的体系,相反,前者往往决定后者发展的形态。我们当今的文化恰恰是一个随社会转型而变化的体系,这也证明仪式文化已从我们的文化当中衰退甚至丢失,由此造成行为道德规范和价值信仰的缺失。这正是马克思所揭示的异化现象,他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加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却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⑤人类在现代化的征程中前进得越远,传统的信仰精神也就退化得越严重。离开了传统的道德规范和共同信仰,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著名社会学家齐美尔曾对信任的重要性有过这样的论述:“没有人们相互间享有的普遍的信任,社会本身将瓦解。几乎没有一种关系是完全建立在对他人的确切了解之上的。如果信任不能像理性证据或亲自观察一样,或更为强有力,几乎一切关系都不能持久……”民俗传播,尤其是心意民俗传播,对人际信任的依赖更强。抽掉了信任,传播就会陷入危机。

导致民俗传播出现信任危机的另一个原因是商业惹的祸。商业时代,一切可被利用的资源无不打上了商业的烙印,文化也不例外。“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已是公开的生财之道,并且屡试不爽,而民俗文化由于其独特的魅力更是不被放过。当然,这也并非是坏事。毕竟,在商业这只“无形的手”的操纵下,被包装好的文化有可能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得到更充分的发育,更出色地实现它所负载的功能。梁祝文化节就是将民俗文化进行商业包装获得成功传播的一例。但是,也有偏离正常的商业运作轨道导致不良后果的现象。有些“搭台”的单位为了经济这出戏唱得好看,夺人眼球,不顾特定民俗的特定场合,一味生搬硬套,以致天天都是“泼水节”,到处都是“锅庄舞”,稍微有点古意的地方就整个“民俗村”、“民俗城”,实际上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打着民俗的幌子贩卖到处可见的旅游工艺品。如此进行“民俗传播”,将民俗庸俗化、商品化,实在是对民俗的糟蹋,违背了民俗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更有甚者,在利益的驱动下,不惜制造伪文化、伪民俗,例如占卜问卦、看相算命等封建迷信“伪民俗”的借尸还魂。伪民俗、伪文化的大行其道,民俗的不正当传播引发的负面影响,以及民俗本身在其商业传播过程中的失真、扭曲,都导致了人们对民俗的商业传播行为的警惕和防范。商业意识剥夺了人们对传播行为的纯粹简单的信任,甚至殃及非商业传播行为――人们在准备接受任何一桩民俗传播之前都得仔细思量,无须引导,自然而然就会猜测在其传播行为背后隐藏的利益动机,中华文化标志城就是一例。

以上是导致民俗传播遭遇信任危机的主要原因,此外,在具体分析时还需考虑其他因素。地域的阻隔制造了文化隔阂和取证困难;作为民俗载体的人和作为传播渠道的媒体缺乏可信度;民俗专业人才不足,无法从事充分的田野考察以获得全面的第一手资料,不能对传播中的所有民俗信息进行证实或证伪,无法为大众提供权威的可信的鉴别依据……这些都可成为产生信任危机的理由。

实际上,上述原因往往是综合发挥作用的。有一个笔者亲身经历的例子:家里的婴儿啼哭不止,隔壁一位来自四川的奶奶抓来一撮不知名的茶叶,一再敦促孩子家长把茶叶放在口中嚼出汁液再喂到孩子嘴里,说是能立即止住小儿腹痛。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土方法的年轻家长自然不敢让孩子“以身试法”,口中答谢着那位好心的邻居,背地里却将那撮茶叶扔进了垃圾桶。且不管那种土方法是否有效,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民俗传播”的失败原因。显然,在拒绝的背后隐藏着不信任,这个不信任又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对传播内容――治疗小儿啼哭的民俗方法的不信任,二是对传播者――来自不同地方的年龄大、文化程度低的邻居奶奶的不信任。试想,如果那种土方法不是随着传统文化的消失而罕为人知,或者孩子家长可以从四川取得可信的证据,或者不是邻居老奶奶而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中医提供的治疗方法,传播效果也许就不一样了。可见,在这个事例中,传统的消失、地域的阻隔、权威的缺乏,这诸多因素合力导致了这次民俗传播在信息接受的环节上遭到信任危机的堵截而终止。

毋庸置疑,信任危机对于民俗文化的传播不啻一场灾难。文化部部长孙家正曾把文化比作“水”,文化因其特质似水,柔而有力,因此能渗透人心,文化的交流是人类心灵的交流、是情感的沟通,作为一种“软实力”,具有其他交流不能替代的作用。⑥然而,没有了信任,即便文化似水,也无法穿越人心之间竖起的“防盗门”。没有了信任,任何文化交流都只能望而却步。民俗文化以人自身作为载体,当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被堵塞的时候,民俗传播也就戛然而止了。

信任危机还给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带来障碍。原本是“伪民俗”和“伪民俗保护”⑦引发了信任危机,“真民俗”和“真民俗保护”却不幸深受其害,人们在长期信任危机引起的“信任疲劳”状态下,对民俗和民俗保护一概不予轻信。要想真正对民俗施以科学的保护,就必须解除民众的防范心理,完成信任重建,这就徒然给民俗保护工作增添了许多额外的困难。

信任危机不仅阻碍了民俗的传播和保护,还削弱了民俗文化的创新。“信任是一种允许作出冒风险的决定的态度,没有信任,风险就可以避免,创新行动就不会出现,有的只是为回顾性意义而采取的常规性行动。”⑧可以说,没有了信任,不仅民俗文化的传播、传承变得不可能,民俗文化本身也将变成一潭了无生趣的死水。

“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⑨民俗文化是人类的文化之母,是人类生生不息于其间的生活文化。民俗传播是最广泛、最深层、最基本的文化传播,对于“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和责无旁贷的使命。民俗传播效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类社会的运行效率和人类文化的发展方向。我国正处于史无前例的社会转型期,面临商业文化的冲击和传统文化的式微,遭遇了严重的社会信任危机,民俗传播也未能幸免。

注 释:

①人民网文化频道。

②③仲富兰:《民俗传播学》,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第174页,第92页。

④高兆明:《信任危机的现代性解释》,《学术研究》,2002(4)。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⑥陈强、郑贵兰:《从“中国年”到“孔子学院”――文化传播与国家形象的柔性塑造》,《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

⑦仲富兰:《“伪民俗保护”应当缓行》,《新民周刊》,2005(47)。

⑧罗德里克・M・克雷默、汤姆・R・泰勒[美]:《组织中的信任》,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年版,第240页。

⑨詹姆斯・W・凯瑞[美]:《作为文化的传播》,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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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幼儿教育；信任危机；策略

中图分类号：G612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2-1578（2013）10-0290-01

1.幼儿教育信任危机的表现

1.1教育安全信任危机。目前频发的虐童事件导致民众对幼儿在园期间的安全问题越来越担忧，使得幼儿教育安全信任危机凸显。尤其是最近浙江温岭女教师虐童照片的曝光，把这一问题推向了舆论的焦点。如果孩子在幼儿园的人身安全不能得到保障，幼儿园、甚至整个幼儿教育体系就会失去公众的信任。曾有报道指出，有些家长为了了解孩子在幼儿园的情况，将录音笔装在孩子的口袋内。目前，有条件的幼儿园流行在教室里安装监控的做法，家长可以随时在互联网上查看孩子的一日活动情况。从表面上看，这种方式能使家长放心，但从实质上讲，视频监控体现的正是教育信任危机问题。生活在监控之下，一举一动都会被无数只眼睛监视，无论对教师还是幼儿，都是一件令人不舒服的事情。也许在这样的环境中师生的行为会更规范，但其心理也会变得越来越恐惧，不利于师生身心的健康发展。因此，监控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信任危机问题，并且会带来某些负面影响。

1.2教育内容信任危机。目前教学内容偏重于读、写、算，有的幼儿园甚至直接使用小学教材，为了让孩子多学文化知识，而挤占了孩子的户外活动时间。幼儿园盲目传授小学内容、甚至让幼儿写家庭作业的做法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幼儿教育内容信任危机弥漫。对人的一生发展来说，知识固然重要，但良好心理素质和行为习惯的养成以及价值观念的树立等亦是不可或缺的。

1.3教育方式信任危机。目前，许多幼儿园的教学活动以传统的讲授法为主，教师讲、幼儿听，教师念、幼儿读，游戏成分偏少，在游戏的组织形式上，表现为自由游戏多，益智游戏少。上课时幼儿要统一坐端正，手背后，不准随便离开座位，教师提问时要先举手后回答，教师讲课不准随便插话，俨然一副小学生的模样。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倾向于将自己的所知灌输给幼儿，不重视让孩子在玩中学，没有充分发挥自主探索在幼儿学习中的作用。这种注入式的教育训练方式，将会使幼儿的创造意识和创新精神磨灭殆尽，也使得应试教育正在幼儿教育中渗透、生根、发芽。

2.幼儿教育信任危机的对略

2.1完善立法，加强管理作保障。目前，我国现有关于幼儿教育的政策法规，如《幼儿园管理条例》《幼儿园工作规程》《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等都属于教育法律体系的第四个层次，所具有的法律效力较低，而在义务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领域都有着层次较高的全国性法律。有了完善的教育法律法规，才能够完善幼儿教育的管理体系，规范办园行为，加强政府对幼儿教育的监管力度，保障幼儿教育事业的有序发展。

2.2增加投入，经费筹措是关键。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经费作保障，幼儿教育的发展必然受限。目前，幼儿教育领域存在的许多问题说到底是经费的问题。近年来，各级政府对中小学教育的投入都有所增加，但唯独没有增加对幼儿教育的投入。幼儿教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石，决定着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存亡。因此，国家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建立以政府为主的幼儿教育投入机制，进一步增加财政投入，多渠道筹措经费，确保幼儿教育的健康发展。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希望可以将学前三年的幼儿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范畴，这将有助于实现教育公平，提高幼儿教育的质量。

2.3打造队伍，教师素质是重点。首先，加大幼儿教师职前培养的力度。国家要鼓励师范大学开办学前教育专业，同时要给予人力、物力、政策上的扶持，缓解我国幼儿教师稀缺的问题。其次，加强对在职幼儿教师的培训。由国家出资，由师范院校的相关教育教学机构承担培训任务，通过短期培训和长期置换研修的方式，有效提升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和整体素质。第三，提高幼儿教师的社会地位。应将幼儿教师纳入到小学教师管理体系中，明确幼儿教师的身份，提高幼儿教师的待遇，让所有幼儿教师都能愉快而有希望地工作，做到安心从教、乐于从教。

2.4改进教法，提高质量为目标。应针对幼儿的身心发展特征开展幼儿教育，将幼儿视为"小大人"，一味进行知识灌输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幼儿教育"小学化"从短期效果看，也许确实会令教师和家长感到欣慰，但这种暂时的成绩是以牺牲幼儿的习惯和品格的养成为代价的，最终会影响到幼儿一生的发展。幼儿园贯彻《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和《幼儿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的精神，依据幼儿身心发展的特点和教育规律，坚持保教结合和以游戏为主的原则，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为幼儿创设良好的生活和学习的环境，让幼儿从事探索世界、认识世界的活动。唯有如此，才能提升幼儿教育的质量。

2.5注重沟通，家园共育为途径。家庭和幼儿园是幼儿生活的两个最重要的环境，家庭教育伴有亲情，幼儿园教育更为专业，两者的协调配合对促进幼儿的发展意义重大。家庭教育和幼儿园教育应该保持方向上的一致性，否则幼儿就会陷入两难的境地，不利于促进其身心的健康发展。家长和教师可利用家园联系册、幼儿园开放日、家长学校等形式进行交流和沟通，了解幼儿在家和在园的表现。在交流和沟通时应本着"平等、民主、一切为了孩子"的原则，切忌教师向家长告状以及家长向教师兴师问罪式的交流。对于幼儿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尤其是一些不良行为的出现，家长和教师更要注意双向沟通，共同商议解决方案，千万不能想当然、一厢情愿地办事。如果家长发现问题不是在第一时间与教师进行沟通，而是通过自认为有效的途径对问题进行处理。这种单方面解决问题的方式，对幼儿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所以，教师和家长要充分认识沟通的重要性，互相尊重、理解和体谅，加强交流，从而形成对幼儿教育的合力，促进幼儿身心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丁斐.提高幼儿教育质量的策略探讨[J].新课程（下），2012，11：126.

篇9

[关键词]非营利组织；信任危机治理；组织工程

[中图分类号]D0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863（2013）09-0104-05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70年代以来，非营利组织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并以其解决“市场失灵”和“政府失败”的独特优势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成为一支重要的经济和社会力量。然而，近年来非营利组织的扩张性发展、市场化变革和官僚化倾向，引发了专业不足、责任缺失与服务低效等问题，严重削弱了公众对该类组织的信任，使其陷入“志愿失灵”的困厄之境。同时，迫于政治和经济的压力，不少非营利组织沦为商人避税的工具或是官僚的“次殖民地”[1]，被当成市场和政府的“衍生品”，这加剧了公众对其民间性、独立性、公益性、非营利性和志愿性的质疑。诚如莱斯特·萨拉蒙（Lester M. Salamon ）所言，就目前的发展势头而言，非营利组织面对内部冲突和外部限制时仍然十分脆弱，其“志愿主义”和“完美无限”的神话应该重新解读 。[2]

与营利组织相比，非营利组织的信任流失是其致命问题，因为信任是其合法存在的基础，而且伪装成善行的“邪恶”让公众感到的是更为伤心的侮辱。[3]在“非零起点”的信任构建中，破坏性信息往往比建设性信息具有更大的话语权重，因而非营利组织的自我修复容易受公众“邪恶印象”的映射而夭折。特别是在公民社会发育不良和社会资本存量匮乏的场域里，非营利组织难以从外界摄取足够多的营养元素，这使信任损伤的规避和再生变得更加困难。由此可见，非营利组织信任危机治理是一个亟待探讨的重要课题，同时也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拓宽研究视野，以科学有效的方法指导理论研究与实践操作。

将组织视为一个生命体，以研究生物学的方式研究组织[4]，已成为管理学的经典范式。作为一个具有生命力的社会有机体，非营利组织的器官同样会发生“病变”，亦需寻求功能恢复的治疗之道。为此，笔者引入“组织工程”的视角来探讨和分析这一问题。组织工程（Tissue Engineering）也被称为“再生医学”，是指用生命科学和工程学的原理和方法来研究正常和病理哺乳类动物组织的“结构—功能”关系，以及研制生物代用品，以恢复、维持或改善其功能的一门交叉学科 。[5]简而言之，组织工程是研究受损功能修复或再造的科学。其意义不仅在于提供了新的治疗手段，还在于突破了仅靠自体组织修复损伤的窠臼，提出了复制“组织”和“器官”的新思想。这种理论关怀，为非营利组织信任损伤状况的诊断和修复进路的创新提供了一个新颖有效的跨学科工具。

二、组织工程：逻辑推衍与话语移植

（一）组织工程的方法意蕴

跨学科研究要求剥离研究对象的具体物质属性，撇开那些特殊的、个别的东西，而着眼于各种事物或过程的共同点[6]，亦即寻找隐藏在事物背后的深层逻辑。对于非营利组织信任危机治理而言，组织工程理论的借鉴意义主要体现在方法论层面。基于这种学术立场，我们对组织工程所涵盖的“感性事实”进行了“理性抽象”，推衍出以下三个带有普遍性和整生性的命题。

1.组织生长受到应力作用影响，具有开放性。当受到外部压力时，组织的各质点会产生一个连续的、有方向、有大小的应力（Physical Stress），并聚合成组织生长的“场”，也即组织生长环境。这种场既可以改变组织的外部表征，可以改变组织的内部功能，是影响组织进化的重要因素。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应力作用对细胞或组织结构、功能和产品质量的影响可能是决定性的 [7]，它既是组织损伤产生的原因，又是组织功能恢复的关键。当负向应力作用超出组织承受范围时，组织功能就会发生损伤；而正向应力作用则会推进组织与所处的“场”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并藉此使组织功能得到修复或强化。如果将健康组织所处的理想环境称为“原始场”，那么组织功能恢复便是寻找“原始应力”的过程。一言以蔽之，在组织工程理论的视域中，组织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与外部环境互动而生的“场”塑造着其结构和功能，互动的过程具有连续性和方向性特征。

2.组织演化受到组织基因控制，具有内生性。基因携带构成和维持生物体生命形式所必需的所有生物信息，影响生物体的一切生命现象[8]，是生物组织演化的内控因素。基因复制可以保持和维护生物的基本特征，其特有的记忆和表达功能使组织拥有自我修复的功能。当特定基因被唤醒或转染到受损部位时，受损部位的新陈代谢功能会因“基因复制”而得到长久标示，组织修复进程也变得持续有效；基因再造则可以改变DNA分子结构和功能，为组织演化提供原材料，是弥补组织功能先天缺失和后天发育不良的重要方法。当然，基因再造具有极大的风险，如果再造过程失去方向和力量的控制，便会导致基因恶性突变进而引发组织功能的衰竭和退化。一般认为，外部物理因素、化学因素和生物因素的刺激以及基因复制过程中的断裂都有可能引起基因突变。总之，基因是组织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其结构与功能的变化过程是组织演化的实质。

3.组织功能因植入异体而变迁，具有可塑性。异体来源于外部环境，但与温度、湿度等其它外部因素的应力作用相比，异体植入对组织功能的影响是替代性而非互动性的，其直接性、目的性、时效性、彻底性和爆发性更为明显。在组织工程学的视域中，植入异体（Xenograft）会引起宿主的免疫反应，促进或抑制组织功能的改善。当具有生物活性的“异体”复合在组织上时，会通过成长因子的信号传输来控制细胞表达正确的基因和进行分化，从而形成具有特定功能的新生组织，并且参与工程组织与受体组织的整合过程。[9]不同类型的“异体”具有不同的功能属性，只有与宿主匹配恰当并顺利完成组织“结构—功能”的整合重塑，才能诱致有利反应的出现，否则就会引发强烈的排异反应，导致移植的失败或者宿主的死亡。可见，组织可借助“异体”完成功能重建或修复，而成败与否则取决于“异体”的活性及其与“自体”的相容整合程度。

（二）组织工程语境下非营利组织信任危机治理的解释框架

将理论发现移植应用于新领域时，往往有助于促成进一步的发现。[10]理论移植成功的前提是“本体”与“类体”具有紧密的关联。由前述可知，组织工程与非营利组织信任危机治理具有契合性：其一，两者都是为了解决组织难以修复的深度损伤，所面临的问题具有相似性；其二，非营利组织信任危机的触发机制和治理机制是复杂的，组织工程开放的系统观和创新性的修复方法可以提供有益的启示，两者在基本原理上具有相通性；其三，以组织工程为视角，有助于从功能维度而不仅仅是关系层面考察“信任危机”。依循组织工程的方法，我们认为，非营利组织信任损伤的消解和修复是外部环境和内部基因共同控制的结果，政府、企业、其它NPO、公众及其附着之上的资源等“异体”的植入则起到催化剂的作用。鉴于有效的治疗必须首先探明“损伤”的病状和病因，而后才能开出正确的“处方”，我们按照“损伤修复”的过程，尝试着将组织工程的话语“移植”到非营利组织信任危机治理的讨论中。

1.器官病变与信任损伤的类比推理。当组织存在基因缺陷或无力抵抗应力场侵蚀挤压时，器官的形态或功能就会发生变化。如果病程迁延或者治疗不当便会导致组织器质性病变，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对于非营利组织而言，组织文化、组织结构和行为方式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传承性，是控制其演化的基因，也可以称为“惯例”。如果组织发育不善，又掣肘于消极的“惯例”，便容易与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产生紧张关系。当组织信任这一“质点”难以承受外部应力时，就会导致组织信任危机。此时，该类组织或是无力阻止信任流失，或是在匆忙应对中引发信任的“次生危机”。不存在基因缺陷的非营利组织也难免陷入信任危机，因为信任是一种稳定的“脆弱状态”[11]，公众对背信行为的指控更为偏好。在这种情境下，组织打破原有平衡的创新（如植入异体改变组织结构或基因突变打破组织惯例等）和信任损伤后的修复等无过失行为都有可能导致其信任的流失。此时，非营利组织外部认同空间的大小决定其信任损伤发生的概率和程度。因而，非营利组织的信任损伤是易发、复杂且动态的，这就要求我们对其进行全面、系统而细致的考察。

2.功能重建与信任修复的思维耦合。生物组织具有天然的自愈力，当器官发生病变时，遗传有修复功能的基因会被复制并触发组织自我恢复机制，帮助生物体摆脱疾病的困扰和非健康的状态。当组织自愈力不强时，组织功能恢复就需要借助他愈，如植入同种或异种器官替换病变器官、植入带有活细胞装置诱导病变器官再生或再造基因以优化组织结构等。非营利组织信任损伤的修复也有此种特性。其一，非营利组织自身发展过程中累积的各种资源，会通过复制、转染等方式参与到关系裂痕的修复中。组织规模、资源汲取能力和社会形象等“生命指征”的强弱决定了信任修复的效果。其二，在社会资本丰富的均衡社会中，非营利组织可以借助彼此理解、互惠合作的关系网络完成信任的修复，行动的成功与社会资本存量呈正相关。其三，在恶性循环的环境中，背叛、猜疑、逃避、利用、欺诈和无序在相互强化[12]，非营利组织应当通过自我革新以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基因再造和植入异体是两种有效的革新手段，前者主要是通过打破“惯例”，优化组织功能；后者则通过引入恰当的力量来完成组织内部的功能整合，弥补组织损伤带来的功能缺失。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构建非营利组织信任危机治理的“损伤修复”解释框架，详情见图1。

三、我国非营利组织信任危机：病理探微与治理进路

（一）非营利组织信任损伤的诊断

非营利组织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及所承担的义务影响着信任的存在，而其满足社会期望的能力和动机则决定其信任水平的高低。因此，非营利组织的信任损伤多源于公众对其社会地位、治理能力和社会责任的质疑。在现代化进程加速的情境下，这种损伤表现得更为复杂。运用组织工程的方法论，我们对其生成机理进行分析与探究。

1.社会转型带来的裂痕限制了非营利组织的认同空间。对于非营利组织而言，信任的“原始场”是一个政策环境宽松、公民社会发育完善、社会资本存量充足的理想状态。社会转型改善了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外部环境，但消极“惯例”的惯性、现代性精神的缺失、群体共有伦理的失范等社会裂痕的存在，却使其脱离了“原始应力”的作用。政府虽然提出了“小政府，大社会”的政策构想，向社会让渡了一些权力，但实质上仍然是公共资源的垄断者。当非营利组织不可避免地与政府形成竞争公共资源的局面时，其通过政治规范和法律体系认可的机会被严格控制。事实上，我国很多“民办”非营利组织因无法注册成社团法人而被迫注册为企业法人，这带来了法律保障缺失、组织目标不明、活动范围受限等一系列问题。而公民社会发育的不完全，尤其是契约精神、法治精神、志愿精神和合作精神的缺乏，又使非营利组织的活动缺少社会响应。在“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的间隙，公众仍倾向于向各自的单位或政府而非非营利组织表达利益诉求。更为严重的是，社会转型时期的否定性冲动所造成的传统断裂引发了普遍的信任危机，人们赖以安身立命的信任感突然塌陷。[13]在社会成员彼此期望下降和共享价值体系失落的情况下，非营利组织的认同空间被进一步压缩。这些负向应力的存在，诱发了非营利组织的信任损伤，亦使其在社会结构中的应有位置难以确定。

2.行政力量的植入削弱了非营利组织的自治地位。自治是非营利组织体现自身独特价值和合法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当外部力量植入非营利组织内部并影响其决策独立性时，组织的公信力便会下降。我国非营利组织多脱胎于政府系统或由政府拨款筹建，其治理结构、组织文化、行为方式都具有很强的行政性，部分工作人员还隶属于国家公务员序列，具有一定的行政级别。同时，政府对非营利组织实行了“双重管理体制”，即民政部门负责登记管理、业务主管单位负责业务管理，这挤压了非营利组织的自治空间，导致理事会等自治机构的虚置。因而，我国非营利组织常因官办色彩浓厚而被称为“受政府支配的非政府组织”（GONGO）或“第二政府”。而“民办”非营利组织为了获得更多的财政拨款或政策支持，往往主动挂靠政府机关，要求行政力量支持或涉入自身管理活动。这种对政府部门的先天依赖性，使“民办”非营利组织复制了官僚制的部分禀性，管理运行模式趋于保守、僵化和低效，与外部环境的互动也逐渐失去平衡。当行政力量对其结构和功能产生影响时，非营利组织或是没有或是丢失自治性的特质，缺乏对公众的号召力和影响力。

3.社会需求的激增挑战了非营利组织的治理能力。当组织对外部期望表现出“有心无力”时，能力质疑型信任损伤便会发生。一方面，非营利组织自身存在权威缺失、慈善不足、活动狭隘和家长式作风等基因缺陷，具有内在的局限性。加之受资金匮乏、人才不足、设备缺失和管理不善等问题的影响，处于初创阶段的非营利组织的活动能力、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较弱，难以吸纳充足的社会资源以实现组织目标。另一方面，伴随着政府职能转变和社会期望值的提升，非营利组织被要求承担更多的公共服务。同时，社会利益多元化格局的形成，又使得非营利组织需要面对不同类型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公共需求并对诸多利益相关者负责。因而，在治理能力有限的情况下，社会需求的快速、复杂变化加剧了非营利组织治理的困难。当非营利组织在政府和市场不愿做、做不好的领域表现得不如人意时，其存在的价值便会受到质疑。

4.组织演化的失序降低了非营利组织的社会责任。由于缺少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我国非营利组织“经济人”的特性日趋明显。在逐利性市场环境的影响下，一些非营利组织的非营利性和公益性基因发生恶性变异，、渎职失职等现象严重。一些供职于非营利组织的员工不再是为了公益事业，而是想要获得一个编制或丰厚的报酬；部分领导者为了谋取私利，挪用组织资源从事营利项目，甚至侵占和贪污公益基金；有些非营利组织演化为利益交易的场所，为圈钱、洗钱、偷税漏税、窃取优惠政策和特权等非法行为提供庇护。这些情形将非营利组织带离了健康状态，其社会正面形象和公信力受到损害。同时，非营利组织在自身发育不善时所推行的民营化改革，虽然提升了行动效率，但也将委托的风险暴露无遗，并引发了信任危机。

（二）非营利组织信任损伤修复的进路

可以肯定，非营利组织信任损伤的修复是一个多种因素互相整合的过程，既需要外部环境的改善，又有赖于内部结构与功能的优化。利用组织工程这一“工具包”，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探讨非营利组织信任危机的治理之道。

1.改善外部场力，拓宽非营利组织的认同空间。正向应力对非营利组织信任危机治理具有重要作用，它既能降低信任危机发生的风险，又能减少信任修复的阻力，是组织健康发展的保障。其一，对非营利组织重新定位。政府、企业和公众要对非营利组织的地位和作用达成一种共识，即非营利组织不是政府机构精简的安置所、政府职能转变的工具、政府权威的挑战者、公共资源的竞争者，而是政府与市场缺陷的补救者，具有重新配置社会资源、扩大社会公平、净化社会风气、促进民主建设的功能。其二，为非营利组织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政府应在资金筹措、人才引进、技术革新等方面为非营利组织提供支持，放松对已登记非营利组织的管控，将工作调动、工资调整、职称评定等日常事务管理权返还给非营利组织“理事会”。同时，建立合理的法律框架，完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办法》等行政法规，提高非营利组织管理的法制化水平，解决非营利组织必须先挂靠业务主管单位而后才能登记为社团法人、一个地区不能成立一个以上相同功能社团、不允许基金会设立分支机构等“作为失当”问题，降低非营利组织获得合法身份的成本与门槛。其三，重塑社会价值体系，将法治、平等、诚实、互信、互助等理念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中。社会舆论应引导公众参与公益事业，增强非营利组织的社会合法性，降低公众对单位和政府的依赖程度，为非营利组织信任修复提供一个社会资本丰富的“场”。

2.优化组织基因，增强非营利组织的治理能力。能在复杂、多变环境下生存与发展的组织，必然具有比外部环境更高的复杂性。因而，为了修复信任损伤，非营利组织必须提升治理能力，以向外界释放出强而有力的责信信号。其一，激活组织基因，复制和转染非营利组织的原始价值理念，以独特的历史使命重拾人心。为了赢得民众的支持，非营利组织需要显示自我价值，以表明本组织能为公众利益有效地开展工作。[14]非营利组织要理顺与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保持自治地位，同时摒弃“为自我利益工作”的思想观念，将自身定位于承担公共责任的机构，而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营利机构。其二，打破消极惯例，增强非营利组织的活力与行动力，以积极有效的作为彰显其社会作用。“官办”非营利组织要尽可能地弱化与业务主管机构的行政隶属关系，变集权封闭结构为分权开放结构，增强在人事、分配等方面的自，并建立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形成需求导向、政事分开、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精简高效的运行模式，以提升对公共利益诉求的回应性；“民办”非营利组织要建立完整的组织框架，汲取更多的政策、资金和人力资源，争取获得恰当的社团法人身份，通过扩大和提升公益活动的范围与专业化水平、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赢得声誉。此外，非营利组织还要建立包括预警机制、应急机制、恢复机制在内的信任危机治理框架，完善信息披露机制以提高决策、执行的透明度，并通过有效的公关活动争取公众的谅解和支持。其三，控制基因突变方向，保证组织及成员行为符合基本规范。对于非营利组织而言，组织演化失序时，直接的反应便是建立有效的自我监控机制。非营利组织要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建立决策机构、执行机构、监督机构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组织运行机制；要健全非营利组织的规章制度，通过财务管理制度、项目管理制度、信息公开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的实施等防治信任危机事件；要建立能力监控机制，对非营利组织的使命、资金、设备、员工、工作效率进行自我评估，并以此确定非营利组织的业务性质与范围，保证公共服务的供需平衡；还要建立有效的学习机制和激励机制，培育和强化非营利组织的公益型组织文化。

3.植入活性力量，弥补非营利组织的功能缺陷。植入与组织结构相吻合的异体能够强化组织功能，改善组织损伤的修复效果。因此，借助外力扩展组织功能边界是非营利组织信任修复的有效途径。其一，植入外部信任。信任具有扩散性，将具有较高信任水平的组织或个人“植入”非营利组织，可以获得社会大众的“快速信任”。鉴此，非营利组织要积极引进社会声望高、业务能力强的人员或团队，借助“名人效应”加快信任修复的速度。其二，植入民营化的运作机制。虽然不恰当的民营化策略会加剧委托的风险，但适恰的民营化有助于非营利组织打破僵化的运作模式，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在当下，非营利组织可以遵循顾客导向、结果控制、程序简化、竞争、分权等原则，借助信息化技术再造组织流程，提高非营利组织运行模式的灵活性与适应性。其三，植入外部监督力量。自我监督的局限性要求非营利组织构建有效的外部监督机制，以保证组织演化的正当性。由于非营利组织需要对不同的利益诉求主体负责，因此需要构建由政府、企业、媒体、公众等多元主体参与，法律监督、社会监督、行业监督等多种方式构成的外部“责信网”。具体而言，政府要加强对非营利组织的法律责信，监督非营利组织遵守法令规章并履行委托责任，通过行政处罚、行政诉讼、追究刑事责任等方式对不作为、不正当竞争、腐败等行为进行规制，进而为非营利组织的诚信建设型塑刚性机制；媒体、服务对象、捐款者、民意代表要通过舆论监督、投诉、等途径向非营利组织施加持续、有效、具有震慑力的“责信压力”，以保证其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的实现；行业协会、业内组织要根据专业领域内已经建立的共识、规范与流程来落实“同行责信”（Peer Accountability），以检验非营利组织的专业资格并判断其提供的公共服务是否达到专业水平。[1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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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Lester M. Salamon， S.Wojciech Sokolowski. Global Civil Society： Dimensions of the Nonprofit Sector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Center for Civil Society Studies， 1999.p37.

篇10

【关键词】信任 信任危机 信誉机制 集体惩罚

一、信任的特性及信誉的集体惩罚机制

信任是在存在风险状况下对他人或组织的可靠性及可依赖性的认同和正面预期。信任是一种心理因素,又须通过一定的行动来表达。信任具有一些特性从而影响人们的信任行为。

1、信任具有风险性

这里的风险是指一方将面临由于另一方的不可信行为而导致潜在负产出(伤害或损失)的可能性。信任在本质上意味着承担风险并使施信方在受信方的行动面前是脆弱的,信任的风险性是由信任的主观性、时间差、不确定性、施信方对受信方的依赖性而产生的。如果交换结果对施信方不重要,则信任是不必要的,因为施信方不用担心损失。正因为施信方利益的实现依赖于受信方的行动,施信方才必须作出信任行为且面临着被要挟、受背叛的风险,特别是当难以对受信方进行监督和控制时,施信方的利益只好依赖于对方的善意。在适合信任发展的情境如监控不易及必须依靠对方等,也容易出现背叛信任的惰性。当然,信任的风险性只有当施信方付出了行为信任(behavioral trust)时, 才由施信方直接承担;仅仅表示愿意信任他方而暴露脆弱性是没有承担风险的。当风险特别大时,为了减少或避免损失,人们只能采取不信任行动。

2、信任具有脆弱性

这是因为信任可能被背叛或违反,施信方不能控制或强迫受信方去实现对他(她)的预期,也就是说信任带有使施信方受到伤害的脆弱性,施信方承担着被不履行预期的风险。“这种脆弱性是建立在风险事态上的后续行为且基于对方选择。”信任关系的建立与消失在时间上具有不对称性。信任关系的建立是在交往或交易过程中逐渐实现的,需要花很长时间,然而它的消失却可以在瞬间完成。在交往、交易过程中,任何一次非预期的行为都有可能导致对信任的破坏,并且重建这种信任会花费比前期更多的时间、金钱等。信任的形成带有幻想的成分,特别是在信任关系形成的初期,在缺乏第一手资料的情况下,施信方会对彼此的信任关系存在某种程度的幻想,但随着双方互动的日益频繁,任何有关受信方投机的证据都会减弱初始的信任及幻想,进而使信任的程度倒退回低信任或是不信任。

3、信任具有传递性

信任或不信任可以通过社会媒体、关系网络进行传递,A-B,B-C的信任(或不信任)关系在适当的时机很可能演变为A- B- C的信任(或不信任)关系。

4、信誉的集体惩罚机制

信任的产生是施信方在无法完全掌控受信方行动的条件下,通过审慎评估交换关系中可能遭遇的收益及损失,在确信受信方守信的利益将大于失信的成本情况下所作出的理性选择。如果预期损失将大于预期收益,人们则会选择不信任。对于信任的产生机制,最典型的是祖克尔(Zucker,1986)所提出的社会性特征、交易过程和制度,其中制度是促使信任产生的最重要机制。制度性因素会被内化为社会成员的心理信念,从而影响社会成员的信任关系。由于大家共同信任这些制度,从而使行动者之间产生信任,其实质是这些大家共同认可的制度承担了对行动各方采取监督及对违约行动实施惩罚的功能。正如Lewis & Weigert 所说的,人们会通过陌生的房屋中介商进行交易,这并非相信对方,而是因为相信国家法律会强制对方遵守契约。一个社会若缺乏健全的法律制度,人们的信任程度就会下降。然而,仅仅依靠制度产生信任是不够的,在大量的交易活动中,信任是借助于信誉机制来维持的(Macauley,1963;Greif,1993),有信用才能建立起信誉,当主体建立起自身的信誉后,更容易得到别人的信任,因为在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下,信誉是反映信誉主体可信任度的信号显示,使有交易与合作意愿者节约了信任的搜寻与甄别成本,能够降低不确定性和人们信任的风险。好的信誉能赢得人们的信任甚至忠诚,而不好的信誉只能让人们产生不信任感,使失信者失去当期的和未来潜在的交易机会。所以,信誉就成为激励和约束人们行为的一种机制。

信誉机制通过公众给予守信行为以奖励和给予失信行为以惩罚,从正反两方面激励人们重视自身的信誉,以达到制约违约行为、维护经济秩序的目标,其中信誉机制的惩罚作用分为对失信者个体的惩罚和对失信者所在集体的惩罚。泰诺尔(Tirole,1996)曾经研究过个体声誉与集体声誉的关系,他认为个体声誉是集体声誉的基础,集体声誉是个体声誉的集合,个体声誉与集体声誉之间是互相影响的。良好的集体声誉会使该集体中的每一位个体受益,这时好的声誉产生了正的外部效应。但是,当集体中的个别成员出现失信行为时,则会产生负的外部效应,给该集体中的守信者甚至整个集体也都带来坏的名声,失去人们的信任,从而集体性地蒙受损失。在经济领域,一个行业是由众多企业组成的集体,其中一家或几家企业不守信用,会影响到该行业其他企业的声誉。

二、我国奶业的信任危机

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发生后,消费者对于相关政府机构食品安全监测能力和对于企业经营诚信度的怀疑,导致对乳品消费热情骤减,中国乳业在国际上的信誉在近期也一败涂地,中国的乳品(特别是奶粉)出口受阻,危机的爆发已使行业内所有企业面临同样严峻的考验。目前国内大概已库存积压了30万吨奶粉,若不能在保质期内及时处理,乳企将面临无可挽回的巨大经济损失。奶粉的滞销直接冲击了奶农的积极性,在浙江金华等地,已出现奶农大规模倒奶现象,而滞销严重如甘肃、宁夏等地,则开始出现奶农杀牛救急的现象。尽管事件之后政府和企业已加强了对奶制品的检测和监控,并通过媒体对三聚氰胺的知识进行解释和宣传,许多奶制品厂家也纷纷进行了大量的促销活动,但是,人们仍然对国产奶制品表现出明显的不信任,不愿购买。而另一方面,外资品牌则利用消费者对国产乳品的信任危机而抢占中国市场,从而进一步加强在中国中高端奶粉市场的垄断地位,近年来国产知名品牌在中高端奶粉市场与之相抗衡的局面将因此次事件而丧失。在2007―2008年上半年时,进口奶粉一直是3.5万元/吨,而现在降到1.6万元/吨,受进口奶粉低价倾销的冲击,国内许多企业大量进口廉价奶粉,这也是导致国产奶粉滞销的重要因素。此次信任危机由点及面,守法的奶业企业信誉因其所在的行业信誉受损也受到了不利影响,正是信任的集体惩罚机制发挥了作用。

三聚氰胺事件的发生及其所引起的我国奶业的信任危机,根源在于相关制度不健全。第一,过去我国对奶制品的监测标准中没有对包括三聚氰胺在内的有毒有害化学物质进行规定,因此从来也没有企业对三聚氰胺进行过检测。第二,奶业没有严格的行业准入制度,良莠不齐的企业包括不具备生产条件的企业也一拥而上。第三,前些年鼓励奶业扩张,导致生产能力过剩,原奶收购价格偏低,在政府对原奶采购环节监管缺位的情况下,诱发了各种掺假行为和奶制品市场的混乱。第四,奶业协会没有发挥应有的自律作用,龙头企业如蒙牛、伊利等的三聚氰胺含量超标直接打击了消费者对我国奶业的信心。第五,我国奶业的信任危机只是近年来我国频繁爆发的食品安全事件的集中反映,这充分暴露了我国整个食品安全质量监管制度的缺陷和生产经营者的诚信问题。

三、对策建议

这次危机如果处理得好,会促进我国奶业直至整个食品行业法律和监管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有利于我国奶业的可持续发展。如果处理不好,我国奶业市场将被外资大量抢占,国内奶企将失去话语权。我们目前应对危机的策略应该综合考虑短期和长远利益。

1、从短期来看,需要尽快恢复消费者对国产奶的信心,同时申请对外资低价销售乳制品的反倾销调查

第一,政府相关部门和媒体共同进行乳品质量安全知识的宣传。三聚氰胺事件发生以后,企业和商家都对乳品采取及时的降价促销,媒体也对三聚氰胺的相关知识进行了报道和解释,但多数消费者对国产乳品仍持观望态度。这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对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和商家信任程度较低,另一方面也与媒体的宣传力度不够有关。因此,为了全面恢复消费者信心,在人们心目中拥有较高信任度的政府相关部门如食品检测和监管部门、卫生部门可以在各大商场乳品销售处设立固定的宣传和咨询点,商场正在销售的乳品应该公示该批次乳品的检测证明材料。各大媒体应该开设专门版面坚持进行乳品质量知识和相关信息的报道。

第二,对陷入困境的守法奶企和奶农,政府可以进行补贴和其他优惠措施、收购滞销的奶粉。

第三,针对个别外资乳品的低价销售行为,可以向世贸组织申请反倾销调查。

2、从长期来看,我国奶业的可持续发展还得依靠相关法律制度的健全和乳业生产经营资源的优化

第一,认真贯彻落实《食品安全法》,借鉴国际上先进的产品检测标准,禁止生产经营用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食品。

第二,实施对乳品行业的准入制度,对现有的乳业生产经营资源进行优化重组,提升乳业的整体水平,控制奶业的过度扩张。

第三,对乳业产业链的各个环节进行全面质量管理,特别是对原先被忽视的原奶采购环节政府部门要进行监控。

第四,奶业协会要引导和敦促企业发挥自律作用,及时披露不合格企业和产品,龙头企业应该带头担负起守法经营的社会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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