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丝万缕绳艺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千丝万缕绳艺，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巴渝文化；传统元素；视觉传达

巴渝文化是长江上游最富有鲜明个性的民族文化之一， 是重庆文化的重要源流，是相对独立的文化，其中有典型的文化视觉符号，比如川剧脸谱、大足石刻、铜梁龙舞、秀山花灯、綦江农民版画、荣昌折扇和陶器、东南地区的古镇、吊脚楼等。这些形象多次出现在摄影作品、杂志和宣传海报上，已经成为巴渝文化的象征符号。

作为重庆本土设计一个研究的方向，我们着重研究巴渝的传统图案设计形式与现代设计艺术的基本理念的有机结合，探索民族艺术元素在平面设计中的价值，使传统视觉符号服务于现代设计，既能体现巴渝文化的本土特色，同时兼具时代性和国际性，符合现代视觉审美规则。

视觉传达中所涉及的范围很广，涵盖平面广告、标志设计、包装设计、书籍装帧、网页平面设计等。重庆本土视觉传达设计应该立足于本土，充分拓展巴渝传统符号在现代设计中的适用性，挖掘符合民族文化的设计风格，构建更富创新的设计思路和设计理念，推广和发扬巴渝优秀传统文化，既有丰富现代设计语言又包含富有代表性的视觉造型符号。探索巴渝文化符号在视觉传达设计中的运用具有现实意义。

探讨视觉传达设计传统图形元素的运用，研究如何让传统图形符号的衍生和重构，在现代设计理念基础之上，把传统图案与现代设计理念结合，创造出新的设计语言，对文化的传承提出新的思考。在当代视觉传达设计当中，挖掘巴渝传统文化中典型的、可改造的视觉符号，通过分解和重组，构建新的符号体系，既符合现在设计的审美要求又继承了文化特征。

日本在挖掘传统文化视觉符号，并在现代设计里发扬光大这一点上，做得非常好。日本是一个历史比较悠久的国度，同时，日本的现代视觉传达设计又排在世界前列。日本的现代设计无时无刻不与日本的传统文化精神发生联系。日本设计师也非常注重本民族元素在符号化过程中的地位。日本设计重视对本国文字和传统文化符号的研究，作品有强烈的民族性和典型的国际风格。

日本的科技也相当发达，他们从摄影和电脑等方面获得了更多的表现手法，设计作品向多元化发展，他们的作品里都渗透着对日本传统文化的热爱。所以，当我们提到日本的优秀设计作品时，我们能很快把它们同日本的传统文化联系在一起，比如文字、建筑和服饰。

我们把中国传统视觉符号看作一个经过历史演变的视觉信息体，它包含了丰富的视觉造型语言和深刻的人文内涵，这些内容与中国传统生活、传统建筑、绘画艺术，传统戏曲艺术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它们都具有典型的中国视觉文化的特征，必定也会影响着中国现代视觉设计发展的轨迹。如何看待和取舍当今视觉符号与传统视觉信息，是一个研究中国现代视觉传达的发展与创新的重点。随着大众审美取向、心理趋向以及社会意识形态的改变，中国传统视觉符号的存在价值也在发生着变化。

如何做到价值的创新，让传统视觉符号重新焕发活力，以适合的姿态融入到当代视觉设计中，同时能呈现给世界应有的东方声韵与风采，值得每个中国设计师思考。

设计师们利用传统的符号、民族元素结合原有的作品本身的文化特色或历史风情重新组合，而在早期的现代设计作品中，优秀的作品往往是那些把旧元素加以新组合的作品。以建筑设计为例，它们在设计风格上的体现通常是在作品形式或形象上就能让受众直接感觉到这个作品中的中国元素。

早在1982年落成的北京香山饭店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贝聿铭在香山饭店这个原清代皇家园囿中没有搞琉璃瓦大屋顶，而是把江南民居、传统庭园中许多装饰元素与现代形式融合于一处。

当然，中国传统建筑中除了能作视觉符号用的形象成分外，凝聚在中国传统建筑中的中国传统的观念、意识、心理方面的因子，也被吸收进新建筑中来。传统文化的作用对社会群体的影响力是巨大的，也是潜移默化的。由美国SOM公司设计的坐落于上海浦东的金贸大厦，在国人眼里与东方明珠相比其风格是现代的，但反而更易于被接受的，或许人们通常不会去追究原因――其外观造型与中国古典宝塔的传统形象相似，这种视觉上并不十分明显的特色无需文字宣传便在国人的潜意识中被默认了。

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图案作为一种构成元素融入于现代设计中，在充满现代气息的外部造型和材料加工工艺中，突出传统地域文化、民族特色的人文特征。仿佛这些元素有跨越时空的能力，它们经过衍生、变形、夸张等方式演变为现代人同样认可和喜好的视觉符号。

我们能看到的文化符号种类繁多：如中国书法、篆刻印章、中国结、秦砖汉瓦、兵马俑、京戏脸谱、皮影、武术、桃花扇、景泰蓝、玉雕、中国漆器、红灯笼（宫灯、纱灯）、龙凤纹样（饕餮纹、如意纹、雷纹、回纹、巴纹）、祥云图案、中国织绣（刺绣等）、对联、门神、年画、 鞭炮、谜语、饺子、舞狮。图形元素如：蝙蝠、鹿、鱼、石榴、鸳鸯、松鹤等。又比如石榴象征多子多孙，鸳鸯象征夫妻恩爱，松鹤表示健康长寿。梅，兰、竹、菊 “岁寒三友”“三羊开泰”等图案则又是一种隐喻，借用植物某些生态特征赞颂人类崇高的情操和品行。

在靳埭强为中国银行设计的标识中，受到结了红绳的古钱的启发而产生出创意。用古钱孔和红线构成了“中”字,现代造型中内含着民族特色，形简意赅地体现了中国银行的信息内涵和视觉形象。该标造型简洁流畅，形象传神，寓意深刻，在单纯中有变化，表现了中国资本、银行服务、现代国际化的主题，以及诚信、规范、勤勉、高效的服务宗旨和以客户为中心、全心全意为客户服务的理念。标志取汉字“中”与图形“古币”的复合象征方式，极具中国格调，正是这两者的有机结合，使得这个标志获得了高品位的审美性，成为现代标志设计中的一个经典之作。

在重庆，巴渝文化符号在重庆产品的包装设计、海报设计和书籍装帧设计中被运用得很广泛，但是都是比较传统的形式，没有赋予传统符号新的生命力。目前我国对传统文化符号的解读和创新有许多新的理论和成果。重庆大学戚序教授长期研究传统文化与现代视觉传达这一课题，并创作了很多以传统文化符号为主要造型语言的作品。这些作品及延续了传统图案中的“意”和“神”，又延伸了它的构成形式，经过改造、提炼和运用，赋予作品时代感。她的作品里传统与现代并存，既有民族性又有个性。

篇2

如今，书籍的更新越来越快，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从而促进了人们的阅读。阅读途径基本分为书籍、杂志、网络等。网络固然是一种很环保的方法，但有一定的局限性――并不是人人都有电脑，有电脑的都联网。这就给工薪阶层带来了一些不便，而书籍和杂志则是一种很好的选择――廉价，阅读方便。

对于看完后对书的处理，70%的人选择将书留在家里；15%的人选择将书卖给回收站；10%的人选择将书转交别人；（低价卖出、免费送人、借给别人……）5%的人选择其他。这些书读完后，很少有人会再次阅读，所以将书留在家里，会降低书的利用率。卖给回收站――很多人会认为这是个不错的处理方法，不仅能够将书籍的纸张再次利用，还能得到一笔小小的收入。但资料显示：虽然现在我国废纸利用率高达49%（目前世界最高值为56%），但由于政府仍未立法完善我国废纸回收再生体系，未设立专门的废纸回收机构，对国内废纸开展有组织、有指导的收集、分类和供应，没有制定出统一的行业标准，以实现造纸产业的循环经济模式。目前，国内纸张的回收率低于30%，与43.7%的世界平均水平相比，尚还存在一定差距。

看完的书籍往往没有什么破损污渍。假如把它们转交给他人，实现多次使用，那么这本“旧”书就不再是回收站的“废纸”，还是一本价值依旧的宝书，这样就提高了“旧”书的利用率。将书多次使用无疑是一种很好的办法，但具体的做法也有很多种。比如：把书借给感兴趣的同学或者把书送给关系很好的朋友……现在，很多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会将自己用过的书低价卖给学弟学妹，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学校也可以搞一些旧书交换活动，以书换书。这些行为不仅很环保，还可以促成友谊、增进友谊、扩大交友面，可谓“双赢”。现在，书本重复使用也可以解决一些副科课本利用率低的的问题。当然，还有一种更好的方法――去图书馆借书。图书馆的藏书很多、涉及范围广，选择性很大。而且，国内很多地方图书馆现已实行免费开放，只要交一定的押金，就可以尽情阅读。而这其中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增加单本书的阅读次数，实现最大程度的重复利用，创造最高利用率。

如今，人们提倡低碳环保生活，旧书的再利用只是环保行为中的一小部分。“低碳环保”并不深奥，也不复杂，只要人们能够充分挖掘慧心，改变一些生活中不曾注意的细节，便可以在多方面实现低碳环保。以旧书为例，转手流通以促成二次阅读是利用，借编、折、叠、粘等方式加工成生活物件是利用，经专门艺术手法打造成吸人眼球的工艺摆设还是利用，但凡能唤醒其二次生命的途径和手段，通通都与环保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旧书雕刻的“奇观”

当你从书架上拿下一本厚厚的旧书，掸去上面的灰尘，翻开一页页泛黄的纸张，时间似乎一下被扯回了过去。然而，总有些有才的艺术家，他们不满足游走于过去的时光，思考着如何让这些旧书焕发“第二春”。他们将书籍变成雕塑，使旧书们拥有更持久的生命力。

“书雕”并不是一项新兴的艺术，早在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蒂姆・罗宾斯将厚厚的《圣经》镂刻出锤子的轮廓之前，这门艺术就存在了。但是能达到神级水平的，恐怕只有Brian Dettmer一人了。经过艺术家的精雕细琢，古旧的书籍便有了另一种让人叹为观止的“内涵”。

Brian Dettmer是一位来自纽约的艺术家，因“书籍外科医生”的名号而被大家熟知。他用镊子、刀等外科医生常用的手术工具解剖和雕刻老旧的厚重书籍，让它们成为复杂而美丽的雕塑。他一般选用地图、百科全书、教科书等古老的书籍进行创作，“我的工作就是把过去的故事和现在的创造结合，以此来展现新的世界。”

旧书涂鸦

谁也不想老去，但老去是我们共同的宿命。所幸的是我们还有化腐朽为神奇的艺术家。妆容师将人们塑造得千姿百媚、春光焕发，艺术家Mike Stilkey则选择给旧书涂鸦，为旧书赢来了一次崭新的生命。

这些书籍大部分来自于图书馆丢弃的图书及别人的捐助，Mike Stilkey根据作画的内容，将旧书垒起不同形式，与涂鸦配合得天衣无缝，突出画作的惟妙惟肖。

有的恢宏，有的小巧，有的粗犷，有的精致，Mike Stilkey天马行空的艺术情怀，让旧物的灵魂又一次绽放光芒。

植物花盆改造

从一本厚厚的纯英文复古书中长出肉肉的绿色植物，这些植物似乎也在吸引文学的营养，这样一幅画面你能想象出有多美好吗？这些只不过是废物再利用罢了。如果这本厚厚的旧物放在角落里，也没有什么意义。这样一本植物花盆书籍制作方法非常简单，只需要一本厚厚的旧书，用刻刀将植物放置的位置掏空，再将你所喜爱的植物填入就可以了。

旧漫画书可以拿来做什么？拿来种菜怎么样？东京艺术家河地贡士就把“少女椿”种在旧漫画书里活了过来。

至于具体的制作过程，首先，你要把旧的漫画书捆起来，把种子撒在你最爱的一页。然后就是等待了。泛黄的书页成为植物的生长土壤，不用多久，叶芽就会从书中冒出来。日本名古屋商场还专门做了这种漫画种植技术的装置展览，吸引了好多孩子前去参观，回去把作业书拿来这么干也说不定。

手工书

在印刷制品充斥的这个年代，手工制品给人一种更纯粹与珍贵的感觉，其实从原始人的结绳记事开始，就有了手工书这样一种十分古老的文化产物，而当代手工书常被人融入艺术的灵魂。手工书并不一定用作阅读，有时候当做艺术品欣赏也是很不错的。

手工书，英文名handmade books，在手工书的世界，书本不再是纸与字的单调组合，制作它们的材质可以有很多种：比如实木、皮、碎布、彩线、旧杂志等，在创作者用心的设计中绽放不一样的美感，一本制作精良的、充满想象力的手工书，一定是一件上好的艺术品。

画布

Ekaterina Panikanova是一位画家，但是她却不把画画在纸上，抑或画布上，而是一本本旧书上。她说，她喜欢旧书，那种磨损感似乎能让她感受到每一本书特有的气质，以及旧书主人的脾性。而有趣的是，在翻页中，还能变换画布的格局，奇妙的组合之中也带出画者的一丝聪明。

海洋生物

篇3

一、清代阳羡文化家族的联姻观念与联姻形态

清代阳羡文化家族以“陈、储、吴、史、任、路、蒋、徐”等几大著姓为构成主体。这些家族大多为南渡之族，于宋元战乱之际迁徙到阳羡。阳羡位于太湖西滨，地理位置较为偏僻，少富商巨舶之往来，而传统文化根基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得以深植，重视耕读传家的地域文化风气相当浓厚。受此熏染，阳羡文化家族具有深厚的崇文观念。在其发展过程中，大都坚持以儒为业，以不文为耻，以科第望其家。这由县志、府志等各类方志中屡被称颂的清代阳羡文化家族便可知，如《宜兴县旧志》载吴氏家族“科甲蝉联五世”，其中吴达可，万历五年进士子吴正志，万历十七年进士孙洪亮、洪裕举人，洪昌进士。曾孙贞吉举人，贞庆进士；元孙元臣进士，人以为“德业之报”［1］。储氏家族“三凤家声”，即康熙五年，储方庆与兄储善庆、堂侄储振登同榜进士；雍正十年，储晋观、储传泰、储鼎泰同中举人，名震一时［1］；同时“五凤齐飞”，储方庆五子右文、大文、在文、雄文、郁文同登进士榜［1］，成艺林佳话。又据《万氏宗谱》《陈氏家乘》《储氏族谱》等谱牒文献，万氏家族因明代中期万士和、万士亨兄弟同时登第而名列望族。陈氏家族于晚明因陈于廷、陈一教、陈于泰、陈于鼎等人先后登第、同朝为官而称望于乡邑。储氏家族因晚明储昌祚、储国祚、储显祚等先后登进士榜被视为名士之族。由此可见，阳羡文化家族以追求科举功名作为家族发展的重要途径。为了实现崇文尚儒的理想，阳羡家族文人在读书课业的同时，注重积累一定的学术优势或文学优势，逐渐形成明确的文化追求，因时间的沉淀而渐积丰厚。随着家族承衍，这种优势最终融汇为独特的家学传统。如储氏家族尤擅古文，陈氏家族则以词鸣，吴氏家族以诗文而著称，万氏家族专攻经学。虽然各个家族的文化素养及其各自擅长有所不同，但是在特定的时间、空间，阳羡文化家族的稳定发展，能够产生“文化家族叠加”关系，形成特有的地缘文化现象。清代阳羡文化家族不仅重视自身的文化建树，而且还非常重视家族婚姻圈的建立。清代阳羡文化家族间具有与生俱来的地缘性，以此为基础而展开社会交往，易形成趋同的社会观念，从而产生密切联系。这种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间的一般往，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必然要引发质变，而在重视宗族血缘关系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合二姓之好”的联姻，无疑成为建立超越地缘交往关系的最佳方式。阳羡文化家族正是“利用联姻策略来实现自己的社会和政治目的”，“借助联姻形式强化自身的组织性”［2］41，形成以血缘和亲缘为纽带的家族联盟，使彼此更为稳固，并以此来影响一时一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阳羡文化家族联姻的过程，是以某一姓氏为中心，通过婚姻与他姓望族不断进行社会交往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双方家族的文化素养，这是家族文化积累沉淀的结果。以陈维崧家族的婚姻为例来看，维崧祖父陈于廷有四子，长子陈贞贻配本邑路氏女，乃路云龙的孙女；次子陈贞裕娶同郡进士吴道行女；三子陈贞达娶常州进士郑振先女；四子陈贞慧娶同郡进士汤兆京女。陈于廷的两个侄儿陈贞元、陈贞禧分别娶万炯女和万震祈之女。陈于廷的三个女儿分别适举人吴洪裕、庠生曹懋勤、进士吴简思。陈于廷养女杜氏适进士吴正心。陈于廷弟陈于明的女儿，长适太学生万诚，次适明戊辰进士路进，三适壬午解元癸未进士卢象观。陈于廷弟陈于扆的女儿，分别嫁太学生储懋学、庠生徐荪。显然，陈氏家族在其择婚过程中，非常重视对方的文化背景和功名成就。陈维崧家族本身就具有深厚的文化积累，以诗书传家，而与陈氏有嫁娶关系的吴氏、曹氏、万氏、卢氏等，亦世以风雅为胜，文化层次较高，体现了重视文化门第的择婚观。反观之，吴氏、曹氏、万氏、卢氏等选择陈氏，也同样是以陈氏文化声誉作为一个重要标准。以上阳羡文化家族的联姻，说明了清代阳羡文化家族坚定的文化取向和处于共同社会层次的内在要求，而正是这种“取向”和“要求”的不断实现，使得其联姻行为具有规模效应，这主要反映在家族联姻形态上，具有世代连续和连环共存的特点。清代阳羡文化家族联姻，往往并不满足于单一的嫁娶关系，而追求世代缔结“秦晋之好”。以清初阳羡吴氏与陈氏的联姻为例，缔结了四代婚姻，纵向历时长、辈份衔接紧。首先是吴洪裕娶陈维崧姑母，其次是吴洪裕之子吴本嵩娶陈维崧堂姐，再次是吴洪裕孙女嫁陈维崧弟陈维岳，最后是吴洪裕曾孙女嫁陈维崧子陈履端。阳羡文化家族的世代联姻，形成了亲戚关系的累复叠加。例如储氏与陈氏的婚姻，储懋学娶陈维崧堂姑，储懋学之女又嫁陈维崧，陈之堂姑又是他的岳母。此后，陈维崧孙陈克猷又娶储懋学曾孙女。再如万氏与陈氏的婚姻，万复古娶陈维崧表妹，万复古子万峰娶陈维崧女，陈维崧女的表姑同时兼为她的婆母。又如吴逢原娶储欣妹，吴逢原侄孙吴来燕娶储欣女。阳羡文化家族间的世代娶嫁，可能会出现暂时性中断，但很快就会因文化门第对等而“再续姻缘”，如储氏与史氏，明末储昌祚女适史汤诰，因储昌祚与史汤诰“同登万历壬午贤书，契甚，因此以次女为公配”［3］，储氏女与史汤诰之子即著名词人史惟圆。在这一桩史、储联姻之前，史汤诰的曾祖母也是储家女。清代中期，储、史之间又出现了较大规模的联姻，储在文之女嫁史惟圆侄孙史镕英，储在文侄孙储嗣会娶史承谦之女，另一侄孙储成璋娶史承谦的侄女。史氏与徐氏也是如此，在清初缔结婚姻后，于康熙末年再续“前缘”，乾隆初期“宜兴二史”史承谦、史承豫的母亲即著名词人徐瑶之女。从以上家族间嫁娶关系的梳理中可以发现，吴、储、陈、万、史等以各自家族为中心，形成各1042012.3自的婚姻圈，而每个家族的婚姻圈又呈现交集，在共时性内，形成以某一家族为原点，向四周辐射、绾结的态势。如以陈氏为中心，吴氏、储氏、万氏聚合为姻亲族群，以储氏为中心，陈氏、史氏、徐氏又形成了一个关系紧密的姻娅家族联盟。虽然，因家族文献材料散缺的缘故，我们尚不能全景式地展现清代阳羡文化家族间繁复错杂的姻亲图谱，但就以上陈氏、储氏、万氏、吴氏、史氏等阳羡文化家族交相迭错的联姻形态，已俨然形成了一张姻娅网络，联结着来自不同家族的阳羡词人。由此不难看出，清代阳羡词人不仅具有地缘关系，而且还保持着深厚的血缘、亲缘关系。清代阳羡文化家族，通过门第对等的家族联姻，实现了共同处于同一社会结构的文化追求，缔结了一个以亲缘和血缘为纽带的亲族群。清代阳羡词文学集群的产生，正是基于这种姻亲关系。阳羡家族文学力量因联姻而得以凝聚，因创作实践而得以发挥，最终成就了清代阳羡词学的辉煌。

二、清代阳羡文化家族联姻所形成的词文学氛围

阳羡文化家族的联姻，反映了家族生存的一体化趋向和强烈的类聚性特征，这是家族间根据自身要求所进行的文化选择。家族间如此相攀互联，持续得越久，所历世代越多，则越有利于家族的繁衍、家风与家学的培育，家族文化的积淀越淳厚。地域之内，联姻关系成为形成人才渊薮的内在机制；家族之间，随着亲缘和人文的渗透，姻娅网络就形成一个意味独特的人文空间和共同体。阳羡文化家族的词创作的兴趣与创作取向，正是在联姻所构造的这一人文空间和共同体中逐渐生成发展的。阳羡文化家族往往都具有一门风雅、词人辈出的文化特征。陈氏家族有陈维崧、陈维嵋、陈维岳、陈宗石、陈维岱、陈履端、陈枋等，储氏家族有储福宗、储欣、储贞庆、储方庆、储国钧、储秘书等，万氏家族有万树、万锦雯、万廷仕、万松龄等、徐氏有徐荪、徐喈凤、徐翙凤、徐瑶、徐玑、徐洪钧等。同时，这些家族间姻亲关系错综，如万廷仕与陈维崧为表亲，与万锦雯为从叔侄，又与万树为堂亲；徐荪既是徐喈凤兄弟的叔父，又是陈维崧的表姑夫。然而，正是陈氏、储氏、万氏、徐氏、史氏词人共同吟酬创作，才促成了清代阳羡词兴盛的局面。清代阳羡词文学创浓厚作氛围，正是在家族间所形成的联姻关系中勃然兴发的。这种家族姻娅联盟，就是一片丰沃的词学土壤。我们不妨转换一下视角，以储氏家族联姻脉络为路径，从时间流程上进一步纵向观照阳羡词文学氛围的流变。由此可以发现，顺康之际储贞庆、储福宗、储欣等与史惟圆、陈维崧等多有唱和，文学交往密切，雍乾之际储氏后人储国钧、储秘书叔侄与史氏后辈史承谦、史承豫则过往甚密，时相吟咏酬和，以储氏、史氏为核心，又形成了阳羡家族姻娅圈中另一个值得重视的词集群。而不同时期储氏、史氏词人的递相汇聚，足以说明联姻所形成的文学环境具有多么深厚的影响。显然，雍乾之际以史承谦为首的阳羡词人群，是联姻所构造的文学环境对家族文学力量的再聚合。而这一群体的核心人物史承谦，亦是姻亲延绵与文化渗透所胚育的重要词家。据严迪昌先生考证，史承谦系史惟圆从侄曾孙，徐瑶之外孙，史惟圆与徐瑶父徐喈凤，皆为清初阳羡派名家，徐瑶亦有《桂子楼词》《双溪泛月词》，与史承谦祖父史陆舆为同辈姻亲［4］231，史承谦所置身的词文化氛围由此可察。

联姻还有助于家族间在道义上彼此扶持，在政治、文化上共同发展，激发并增强集体忧患意识。这种精神一旦凝结为地域人文传统，必然会成为家族文人自觉的精神选择，进而对文学创作产生影响。自晚明以来，阳羡联姻家族间就积淀着崇尚气节的清流之风，陈于廷、汤兆京、史孟麟等，既为姻亲，又同为东林党中的刚介之士，抗争阉党尤为坚决。清兵南下之际，阳羡卢氏、陈氏、潘氏、万氏、储氏等联姻家族同仇敌忾，自发组织抗清义军，抵御侵略，诸族都有大量遇害或牺牲的士人，人数之巨居于江东前列。阳羡姻亲家族间的这种忧患精神，随着联姻网络的铺衍，逐渐渗透到阳羡家族文化血脉之中，影响着清代阳羡词人，形成“直面现实”的创作传统。清代阳羡词人是清词史上尤擅拈大题目出大意义者。特别是清初的阳羡词人，对明清易代历史现实的反思，“显得醒豁明朗，主题宏大而集中”［5］125。陈维崧《夏临初本意，癸丑三月十九日用明杨孟载韵》，以词体写作“甲申”三十年祭，表达故国之思，最为典型。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心态，并非独陈氏一人所有，而是清初阳羡文化家族的集体情绪。陈维崧和他的姻亲史惟圆、曹亮武、蒋景祁等人，还有题咏“虎丘五人之墓”词，及吟咏“题《钟山梅花图》”词等，都是群体性悼家国沦丧、寄托故国哀思的重要作品，是阳羡联姻家族的忧患意识的艺术再现。阳羡词人擅拈大题目出大意义还在于，具有敢于表现清初社会民生的现实主义精神，汤恩孝《念奴娇江南奇旱，时抚臣奏欲告籴湖广而楚中荒疏复至》、史惟圆《沁园春十月初五纪鬼声之异》、陈维崧《贺新郎纤夫词》等都是哀民生艰辛、世事艰难的优秀词篇。雍乾之际的阳羡词人，虽无大题目可拈，但仍能坚持“直面现实”的创作传统。史承谦《采桑子》（郁轮袍曲当时谱）、储国钧《梦横塘晓行》、储秘书《风入松芜城秋感》、任曾贻《甘州》等作，在感怀、羁旅中直视自我境遇，抒写才人失路、仕途潦倒的失意之情，反映被盛世所弃的寂寞寒士的真实心态，具有一定的现实精神。虽其题材未可称重大，亦不以悲慨激荡见长，但置于难有萧骚凄怨之音的雍乾词坛，亦可视为蕴含现实意义之作。新生的姻缘联系叠加固有的地缘关系，使阳羡文化家族间建立起超越地缘交往的更为稳固亲密的结盟关系，联姻网络中核心文学人物的影响力也更为直接而深刻。曹亮武由诗转词的创作转型最为典型。曹亮武曾与陈维崧一起受业于侯方域，初涉文坛时以诗文创作为主，并不喜词。陈维崧曾言：“南耕与余少同学，长以诗文相切劘，余好为长短句，数以咻南耕，南耕颇薄之，弗肯为。”

然而，当陈维崧宗法辛苏，大力实践以诗为词、以词存史之后，曹亮武也受之影响，由诗转词，尝试作纪游及他词数十篇。初学词者，往往从仿婉约情韵起步，而曹亮武作词之始，就自觉以诗为词，陈维崧称其“益奇绝有宋人所不及者”［6］，其词语言健举洒脱，词情沉郁，绝少柔媚之态，显然是受陈维崧词的艺术启发。在联姻所构造的新的人文空间里，阳羡词人形成了融通无间、共同交流、知音相赏的状态。清初阳羡词家中隐逸色彩最为浓重的史惟圆，既是陈维崧的姻亲，又与之有三十年文字深交。据陈维崧《蝶庵词序》载，史惟圆与陈维崧曾探讨彼此的词风个性，“譬之‘子’，子学《庄》，余学屈焉，譬之‘诗’，子师杜，余师李焉”［7］。由此可以推想，二人之间必数次深入交流，最终各取所长，形成交相赏契的审美氛围。这也就不难理解，陈维崧为史惟圆《蝶庵词》作《鹊桥仙蒙城舟中读云臣蝶庵词》，“读完半卷蝶庵词，吹铁笛、洒然而去”。陈维崧《乌丝词》刊刻行世不久，史惟圆《沁园春题其年乌丝词》便随之问世：“将古人诗，比似君诗，惟髯绝伦。更倚声写句，镂冰雕玉，风樯牛马，牛鬼蛇神。年事蹉跎，交游零落，短褐赢僮逐路尘。愁凝处，纵才如云锦，不疗饥贫。”《鹊桥仙蒙城舟中读云臣蝶庵词》《沁园春题其年乌丝词》成为阳羡家族姻娅圈中词人共享而激活创作的典型作品。史惟圆又有《沁园春为雪持题像》，为追和储贞庆《沁园春自题画像》而作，其中“共钓徒词客，相对婆娑”之语流露出知音之赏，亦可视为阳羡家族姻娅圈中词人交流创作的重要表现。而随着时代的远去，词集的散佚，以上文字亦成为了解阳羡词人创作现场化特征的文学史料，弥足珍贵。

三、联姻关系网中的清代阳羡家族词人集群

清代阳羡文化家族之间的词人们，通过家族联姻关系而得以再聚合，分散式的“一门风雅”由此转变为亲族相系的“数门联吟”，形成家族集群式的联袂创作的状态。家族文人本来就是地域文学的重要创造者，而一旦形成联姻关系，以之为基础的新词人集群，无疑成为引领清代阳羡词学发展的更为强劲的力量。清初阳羡词派的诞生，是阳羡文化家族以联姻关系为纽带聚合的最为典型的例证。阳羡成派的过程中，除了文学史发展的内在要求，以及时代风云际会与地域文化传统等影响因素之外，更为直接的、关键的原因在于众多联姻家族的积极支持和参与。陈维崧“僦居里门近十载专攻填词”后［8］，陈维崧弟陈维嵋、陈维岳，从侄陈枋、子陈履端等，陈维崧表姐夫史惟圆、表弟曹亮武，以及陈氏的姻亲吴本嵩、吴梅鼎、蒋景祁、董儒龙、任绳隗、徐喈凤、万树、万锦雯、万大士、储贞庆、储福宗等，加之任、万二氏的姻亲史鉴宗等，纷纷积极响应，共同酬和创作，晨夕往还。他们访梅以词柬之，观牡丹以词邀之，赴约不成以词示歉，怀念朋友以词表意，离别亲人以词感怀，借物抒情以词明志，于是有了“东溪修禊”、“石亭访梅”、“荫绿轩观牡丹”、“钟山梅花图题咏”等诸多寄情抒怀的同题唱吟活动，形成“或一姓而联唱骚坛，或同声而搴芳莲社，一时作者俱为天际朱霞”［9］的局面。据稽考，从康熙元年至康熙二十1062012.3年，阳羡文化家族词人群体性的唱和活动计有四十余次，以至于“人各有集，家各有集，即素非擅长，而偶焉寄兴，单辞只调，亦无不如吉光片羽，啧啧可传”［8］，当时即有“近时倚声一席，独推阳羡”［10］的赞誉。而后，徐喈凤子徐瑶、侄徐玑，曹亮武子曹臣襄与路传经、路念祖兄弟，及徐氏、路氏的姻亲潘祖义、潘宗洛等，亦投身清初阳羡词坛的唱和活动之中，或继续保持阳羡派的悲豪疏朗，或另觅路径，追求清疏淡逸的艺术风貌，进一步丰富了清代阳羡家族词人基于一定联姻关系而自为集群的文学传统。雍乾之际阳羡词的“界内新变”，亦是以具有联姻关系的家族词人为主体的。史承谦是这一时期阳羡词坛的领军人物。史承谦词博取众家之长，兼有众美，陈廷焯誉之为“一代词手”［11］3737，可与清初陈维崧、朱彝尊相比肩。这一时期围绕在史承谦周围，与之多有唱和的词人包括：史承谦弟史承豫，任氏任曾贻，储氏储国钧、储秘书叔侄等。雍乾之际的阳羡词人群，规模与名气都不及清初阳羡派，这些词家虽拥有深厚的家族文化血脉，但大都属于盛世词坛的寂寞之人，科第仕途上无大作为，其家族发展也已渐入衰微。但在乾隆初年以醇雅为宗的浙派风气之中，这一群体的词学理论及其创作实践却具有补救词坛、稍振词风的意义。

史承谦与他的词友，既远阳羡，又不近浙西，对词坛主流浙西词多有反思，明确指出词坛典范当推小山、少游、美成诸人，词体不同于诗体，应守词情、词韵之正格：“诗歌词曲，各有体制。风流婉约，情致缠绵，此词之体制也”［12］，词的语言以自然为宗，但自然要从琢磨中来，“绚烂之极乃造平淡耳，若使语意淡远者稍加刻画，镂金错绣者渐近天然，则骎骎乎绝唱矣”［13］。显然，史承谦等人坚守词之婉约本色，以异量美的视野，积极疗救词作疏离于情的弊病，史承谦《小眠斋词》则是这一词学理论指导下的代表性创作成果。《小眠斋词》“于古人不屑屑句摩篇仿，而一种幽情逸韵，流于笔墨之外，盖能自出杼轴，而又得体裁之正者”［12］，呈自然本色之态。史承豫、任曾贻、储国钧、储秘书等，词风大多和史承谦相近。雍乾之际的阳羡词人群，既非清初阳羡派的延续，又有别于当时一唱百和的浙派，虽仅三四人之力，亦能自出机杼，挽时风众势之所趋。是继清初阳羡派之后，清代阳羡文化家族以姻亲为纽带进行集群式词创作的又一重要表征。嘉道以后，清廷衰落，江南频起战事，阳羡文化家族经兵火摧残，日趋式微。乱世之中，仍有蒋氏一族续承阳羡词学传统，并得到妻族储氏的积极支持。蒋氏一门祖孙、昆季、胞妹并善讴吟，延续并彰显了清代阳羡词学的家族特征。蒋氏家族的重要词人包括：蒋萼，字跗棠，自号醉园，性闲静寡，自称为竹山后裔，仿蒋捷以诗词自娱，有《齑臼词》。蒋萼取法先辈陈维崧、周济之词法，既有悲慨之语，又有柔媚之言，以词抒写性情，风格多样。蒋彬若，字次园，蒋萼弟，有《替竹盦词》，艺术风格与其兄多有相近。蒋萼妻储慧，字啸凤，有《哦月楼词》，存词十余首，大多为闺帷内的侧艳之词，织丽有余，风韵不足。储慧父为蒋萼之师，亦有作词雅兴，并与储慧兄及蒋萼、蒋彬若时有唱和，惜因战乱，其词集已不传。蒋萼子蒋兆兰，字香谷，亦擅倚声，曾参加寒碧词社、鸥隐词社，有《青蕤庵词》前后两集。蒋兆兰还是民国初年重要的词论家，著《词说》一卷，总结词体特征、阐述词体流变、申发各家各派的艺术风格，颇有见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