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资本论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对“现代世界如何诞生”的思考实质上是理解当前人的存在方式的基本前提，而对这一问题玛丽•伊万丝侧重于从“技术”层面给予回答，麦克法兰则除了技术之外，看到了人们对“财产权的态度”以及“对利润最大化、对积攒财富和花费财富的态度”是其中最为“核心之处”。但是，在现代世界建构过程中，人们怎么会成为“心甘情愿”的参与者？换句话说，人的存在方式、价值观念如何能够同步于这一建构？福柯的“规训政治学”显然有助于我们介入其中加以扩展思路。福柯曾用“酷刑到规训”来勾勒现代世界“支配人体的技术”的改变，即不再是“增加人体的技能，也不是强化对人体的征服，而是要建立一种关系，要通过这种机制本身来使人体在变得更有用时也更顺从”，这是一种新型的“政治解剖学”。它的意图在于“规定了人们如何控制他人的肉体，通过所选择的技术，按照预定的速度和效果，使后者不仅在‘做什么’方面，而且在‘怎么做’方面都符合前者的愿望”。这就是说，通过“技术”使得人们成为了“听话”的人，“规训”也就达到了自我实现而不是“强迫”的效果。福柯将这种思考归功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述，他认为，“马克思在几个地方强调了劳动分工问题与军事战术问题的相似性”，“这样就出现了一种必须用纪律来满足的新需求：建造一种机制，应能通过其各基本构成因素的协调组合而达到最大效果”。但是，对于纪律以及商品世界中纪律以哪些形式得以铺展并未引起学术界太多的重视。实质上，“价值”概念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正是作为现代人生活的“规训”（Discipline）之一种形式，马克思由此开启了“规训”的政治哲学思考。

1.“价值”概念成为人的劳动乃至人的生存的“规训”手段。

在马克思看来，价值不同于商品可感觉的粗糙的对象性，在价值的对象性中，“连一个自然物质原子也没有。因此，每一个商品不管你怎样颠来倒去，它作为价值物总是不可捉摸的”。价值不是一个“实体”，而是一种关系，“被设定为交换价值的产品，本质上已经不再被规定为简单的产品；它被看作和它的自然的质不同的质；它被看作是一种关系”。价值只有在对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双重扬弃时才呈现出来，一本书既可以用来读（使用价值），也可以用来换一块面包（交换价值），但是，读和换是隔离的，不能合为一体。交换关系的完成需要“产品把自己看作是一定量的一般劳动即社会劳动时间的实现”。对此，我们不妨再以宫川彰举的例子来说明，人民辛勤地用汗水耕种，收获了具有使用价值的蔬菜，但是作为商品出场时，就存在了一个被市场、被“价值”评判的过程，如果不能满足条件，这些蔬菜只能腐烂处理，“最终元凶就是价值关系”。这种“价值关系”成为了衡量人的劳动的尺度便一目了然，“私人劳动的独特的社会性质也只有在这种交换中才表现出来”，每个私人劳动者自身的劳动是否有“价值”并不在于自身，而必须交由“市场”裁定，从而“价值”在商品生活中不再是一种逼迫，而成为了一种自觉的劳动取向，实现了“规训”人的劳动。进一步讲，私人劳动与私人劳动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从而也“规训”了现代人的“商品化的存在方式”，即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被展现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人与人“分离”了。

2.价值概念的抽象性成为“人受抽象规训”的存在论基础。

我们知道，依据福柯的意思，支配人的方式从一种“外在的”通过技术化处理成为一种自觉自愿的内在的“抽象力量”。马克思也正是通过“价值的四种形式”展现了现代世界是如何走向“抽象”的。价值具有“可感又超感”的特征，这种超感性只能通过另外一种商品体表现出来，最终在货币那里完成了整个商品世界的抽象过程。抽象世界（货币）发生的第一个阶段是个别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20码麻布=1件上衣便是这种形式的最重要特征。第二步是把1件上衣置换为10磅茶叶，2盎司金或其他等等，这是扩大的价值形式。第三步，则是对第二步的一种“颠倒”，各种不同质的商品体能够展现为“同一商品体”，这一步至关重要。因为，这里对于“等同性”作了强调，马克思批评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不可能在质上等同”，因为他“缺乏价值概念”。也就是“一切劳动都表现为等同的人类劳动，因而是同等意义的劳动”。显然，能够将各种商品世界中出现的物（Sache）等同起来在第四步，即货币形式中完全借助“抽象”（货币）实现了。马克思正是在价值形式的“历史性”层面上告诉我们货币是怎么来的，实质上是告诉人们，现在完全被一种“抽象”统治（规训）着。这就类似于一个人在衡量自身的价值、社会属性的时候，往往以某种“身份符号”作为自己的标准一样，经济生活中的价值概念的表现本身就具有此种高度的抽象性，这也是马克思所说的人们受着资本、权利与形而上学抽象统治的基础，没有经济生活，当然为商品经济保驾护航的权利、形而上学的观念也无从谈起。

3.价值概念维度中的“剩余价值”揭示了现代世界“规训”的根本秘密。

在人们理解剩余价值的过程中，总是简单地认为其仅是“对无酬劳动的占有”，即“超过其劳动力价值的价值”，这样的理解显然还无法推进到马克思剩余价值的真实内涵。恩格斯就指出，这在马克思之前的经济学家那里，“也有人已经多少明确地说过”。马克思正是在这些人止步的地方进一步说明，不是要将这种“对无酬劳动的占有”作为一种“经济事实”加以描述和确认。相反，他要将“经济事实”置放到历史的语境下，追问这是从哪里来的。所以，他“第一次确定了什么样的劳动形成价值，为什么形成价值以及怎样形成价值”。“并且论证了商品和商品交换怎样和为什么由于商品内在的价值属性必然造成商品和货币的对立”，并进而又将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第一个详尽地阐述了剩余价值形成的实际过程，从而说明这一过程，而这是他的任何一个前人都没有做到的”。恩格斯的意思再清楚不过，在经济学家直接面对的事实的地方，马克思将其引入到历史中瓦解其秘密，通过对劳动与资本的分离才能够回答剩余价值何以可能，这一点揭示出现代人生活的所有规训的秘密，并最终引向了对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权批判。进而，马克思又通过剩余价值积累展现了整个人类历史的趋势，实质上，今天所谓的空间理论不过也是对剩余价值的扩展，也正是通过这种概念的分析，马克思呈现出现代世界构造的图景。

二、“价值”的实体化“错认”与观念世界的拜物教“支配方式”

如果说“价值”构成了客观的商品世界的建构，那么，它同时也需要完成对人的观念世界的建构才能真实地阐明“现代世界的诞生”的秘密。这需要价值拜物教来完成“颠倒世界”的正当化过程，“货币作为现存的和起作用的价值概念把一切事物都混淆了、替换了，所以它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混淆和替换，从而是颠倒的世界”。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正是通过拜物教批判这一资本论全卷的观点来完成的。对这种颠倒，马克思说，“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本身的客观的（Gegenstndliche）性质，真实地反映成这些物（Dinge）的天然属性”。之所以造成人们将一种历史性赋予的特征看作是自然性、永恒的，马克思曾从生产的角度给予过论证，诸如认为“生产资料的使用价值的旧形式消失了，但只是为了以新的价值形式出现”。这一点诚如詹姆逊所说，“资本擦拭了自己的前历史的痕迹（还擦拭了它之前的生产方式的存在痕迹），正如它坚决地把生产的直接痕迹从产品中擦掉一样”。可以更为直接地推论，商品交换社会生成过程就是不断消除历史意识的过程，于是，拜物教意识自然成为主流的意识。实质上，马克思还在“价值”概念的讨论中更进一步深化这种拜物教批判工作，这与福柯所谓的新时代“支配人的方式”有着某种隐性的相似点。从福柯的“规训政治学”切入来看，他认为，国家必须要想尽办法去维持人们的健康、强壮、勤奋和安全，而需要两样东西作为保障，那就是知识体系和行政设备，后者主要是一些关于自由、平等、公正、进步和理性以及价值观念的集合而成的体制。也就是说，福柯已经完全看到“价值”也能够成为一种“规训”，但这还是一种哲学层面的价值观念，我们上文讨论的是经济学生活之中的“价值”，两者有什么样的关联？在20世纪80年代开启的“价值哲学研究”中，所谓经济学价值概念与哲学价值概念之间一直争论不休。实质上，从经济生活中以价值概念实现对人的规训（统治），转而深入到人的意识之中，踩着如此这般的思考路向将能够明白后者正是一种“哲学上”讨论的价值概念。诸如，马克思在谈到三位一体问题时认为，整个商品世界的颠倒对人的意识的影响，“把在生产中由财富的各种物质要素充当承担者的社会关系，变成这些物本身的属性（商品），并且更直截了当地把生产关系本身变成物（货币）”。换句话说，也正是人们的视野将外在的商品世界看作一个既定的事实承接下来，不再去在内在逻辑上思考其“从哪里来的”。从而整个现代世界所需要的“忘记财产权的不正当来源吧，就从这里开始吧”便获得了价值观念的支撑，这便得到了一种“价值”观念的规训的完成。详而言之，在商品交换层面来看，日常生活通过“价值实体”的交换被看作是“习以为常”才能够完成上述任务。对此，马克思分析认为“，1磅铁盒1磅金，虽然具有不同的物理和化学属性，却代表同一重量，同样，包含同一劳动时间的商品的使用价值，也代表同一交换价值。因此，交换价值表现为使用价值的社会的自然规定性，表现为物的使用价值所固有的规定性，由于这种规定性，使用价值在交换过程中按一定比例相互替换，成为等价物”。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总是将“交换价值”看作是物本身固有属性的观念，随着种种交换的经济生活逐渐得到强化，人们面对的与之周遭生活的“物”内在地也被看作是具有“交换价值”。例如，地下器官买卖、拐卖儿童之类的非法交易，在价值拜物教的视野中，竟然连身体本身也蕴含了“交换价值”。这就是真实的人们的拜物教处境，“这种现象只是由于日常生活中看惯了，才认为是平凡的、不言自明的事情。”当然，这已经非常接近对商品世界日常意识分析了。再集中一点讲，为了试图更准确地把握，还得回答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劳动产品一采取商品形式就具有谜一般的性质究竟从哪里来的呢？显然是从这种形式本身来的”。诸如，从形式上来看，一块面包作为商品要和一本书来交换，这种可能性使得人们觉得“神秘”，也使得人们自觉地以为价值就是一种“实体”，反而认为商品内在并无“价值”这一个固定属性倒是无法想象的了。接着，我们再从劳动产品作为商品来生产的社会性质来看，马克思认为，“在一切社会状态下，劳动产品都是使用物品，但只是历史上一定的发展阶段，也就是使生产一个使用物所耗费的劳动表现为该物的‘对象的’属性即它的价值的时代，才使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从这里可以看到，只有在人们的劳动被“表现为”物的自身固有的价值的时候，那个劳动产品才能够是商品。但这个过程的完成，还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使用物品成为商品，只是因为它们是彼此独立进行的私人劳动的产品”，这是财产权的确立。但是，私人劳动如何才能成为得以认可的社会劳动呢？这必须要将劳动产品置于“交换”之中。这样的结果便是，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不是被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展现的直接的社会关系，反而“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显然，劳动产品只有放入交换才能够具有一种“价值对象性”并与“使用对象性”分离，劳动产品自身的此种分裂“只是发生在交换已经十分广泛和十分重要的时候，那时有用物是为了交换而生产的，因而物的价值性质还在物本身的生产中就被注意到了”。所以，对于这些劳动者来讲，他们在生产过程中，已经作为“交换者”的形象在从事劳动了。当人们在劳动过程中，劳动所生产的产品本身的价值在生产中就已经作为存在前提。诸如对于一个面包商人来讲，他所生产的面包从一开始就是赋予了价值于面包之中的。如果这个面包商从来不考虑“交换”中的“价值”，那么他的面包可能在无法交换后成为腐烂物。再从劳动产品的交换进一步来看，在“交换”过程中，人们首先关心的当然是自己的劳动产品能够换到别人的劳动产品的“比例”，可是这些比例也并不是一种“天然的事实”。这也是“由于习惯而逐渐达到一定的稳固性时，它们就好像是由劳动产品的本性产生的。”实质上，劳动产品在交换中所表现的“价值”也不过是“通过劳动产品表现为价值量才确定下来的，价值量不以交换者的意志、设想和活动为转移而不断地变动着。在交换者看来，他们本身的社会运动具有物的运动形式，不是他们控制这一运动，而是他们受这一运动控制”。而一旦完成交换之后，进入到商品世界所完成的货币世界，这种价值的掩盖形式更加隐蔽，价值也就获得了“规训”的最高级形式。诸如在G-G′中，人们仿佛真的以为货币能够生出货币，因为货币本身具有“价值”，并且连货币所获得增值也被看作是货币本身的属性，而忘记这不过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由此，“价值”所具有的自然性以拜物教的“错认”方式完成了对人的生活的“支配”。

三、走出“价值”概念的拜物教与拆解“规训”的实践智慧

历史地看，在商品社会中人们是以“交换者”的姿态从事劳动。可是，在经济学中，“它甚至从来也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一内容（劳动—引者注）采取这种形式（价值形式—引者注）呢？为什么劳动表现为价值，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量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呢？”正因为将此作为既定的事实前提，他们当然不懂得，这是“生产过程支配人而人还没有支配生产过程的社会形态”。但是，“在政治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意识中，它们竟像生产劳动本身一样，成了不言而喻的自然必然性。”当然，关于政治经济学家的此种思维方式的“奇怪”（拜物教）看法，在上文我们对马克思通过“价值”呈现了整个现代世界的“建构性”的论证，正好反映了人们深陷于拜物教意识之中。那么，现在我们要追问的是，既然人们的“现代生活”整个“规训”机制在根本上说，来自于商品交换中的“价值”，即“价值拜物教”。那么，如何拆解这种规训，则涉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拜物教批判对资本主义的整体性分析。

1.拆解“价值”规训必须瓦解资本主义生产的占有原则，改变劳动生产的“交换性特征”，让交换劳动走向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

如果仅就劳动过程本身来讲，它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化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为人类生活的一切形式所共有”。在这个语境下，我们当然也就不再会谈论“一个劳动者与其他劳动者的关系，一边是人及其劳动，另一边是自然及其物质”。但是，马克思并未从这种“生产的一般”直接宣判资本主义的劳动的交换的“非正义性”，他还需要进一步分析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特征，“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在马克思的视域中，生产一般中当然有属于如上述的一切时代的特征。可是，现代的人们如现代的经济学家一样将现有的特殊的物质生产方式看作是这种“生产一般本身”，而忘记了两者的差别，从而这样的看法也便成为拜物教深入人心。“资本，别的不说，也是生产工具，也是过去的、客体化了的劳动。可见资本是一种一般的、永存的自然关系；这样说是因为恰好抛开了正是使‘生产工具’、‘积累的劳动’成为资本的那个特殊”。这个特殊实质上就是对生产资料“占有”的特殊性质。人们在解释生产的前提占有时，总是以寓言的方式认为，“在很久很久以前”，一种人“是勤劳的，聪明的，而且是节俭的精英，另一种是懒惰的”，但是，马克思通过历史回溯的方式论证了“原始积累”是充满暴力的过程，“决不是田园诗式的东西”。这种积累使得“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所以，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这种特殊的“生产”已经以“资本积累”为“起点”，生产、分配等都依据于占有原则，所以，“国民财富”的增长不过和“人民贫穷”（相对性的理解）是一回事情。

2.超越“价值”规训的实质是走出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

就资本逻辑对世界塑造的内在矛盾来讲，一方面资本试图将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向社会领域进行普遍化的拓展，另一方面“资本又绝没有把历史一体化”。如今，正因为商品的生产过程已经改变了整个社会生产的性质，即生产过程不是使用价值的生产过程，而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体的生产过程，同时，这种生产还要求投入中的“增值”，这也是资本逻辑的本质。所以，对于资本来讲，“扬弃以自我消费为生产主要目的的、仅仅出售多余商品的那种生产方式”成为了商品流通的前提。从而，“一切与资本关系有关的要素本身越是成为商品，也就是说，这些要素只有通过购买才能占有，资本关系就发展得越充分”，这种生产也就“越是成为资本主义生产”。今天，这种资本逻辑的延展不仅在民族国家内部完成其使命，它还外推为“全球化”的空间扩展，哈维等人如今的工作正在展现剩余价值概念的空间维度。一时间，历史完全臣服于资本逻辑，正如福山所叫喧的“历史的终结”那样得到了认同。马克思的《资本论》难道就是告诉了一个我们被封闭在资本逻辑内部的一个生活事实吗？显然不是。马克思实质上在瓦解资本与劳动分离的基础上打开了走出这个封闭的可能，这个可能性奥斯本以及维拉都已经看到了。如今所谓资本主义把历史普遍化，它不过“只是量化的抽象形式”罢了，“资本主义绝没有把历史一体化”，这恰恰是“另一种生产方式的使命”。这才是真正超越“价值”规训提供可能性的路径。

3.在人的生活受“价值”宰制、规训与超越“价值”规训的辩证处理中，智慧地走出资本逻辑为主导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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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薪资管理体系不够完善

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煤矿企业薪资管理的起步比较晚，管理体制机制仍以粗放型为主，缺乏精细化管理，特别是在持续长效增长方面，还未形成长效机制。有的煤矿企业采取降低薪资标准减少成本开支的方式，这样虽然从表面上看节约了成本，但却影响了工作效益，严重影响了员工积极性。

3.薪资管理激励手段单一

在煤矿企业中，有的企业采用现金支付方式，缺乏与之配套的方式与手段。作为企业员工，就会感觉到自己是在给企业打工，在给企业创造劳动价值，而无法感受到主人翁的待遇。正是因为员工主人翁精神的缺失，员工就会将工作单纯地看着不得不完成的任务，降低了员工工作的主动性，影响企业对员工的凝聚力，削弱员工集体战斗力。

4.薪资管理缺乏民主性

在煤矿企业薪资管理中，薪资管理主要是由经营者单方面制定的，没有广泛听取员工意见。在这种非民主模式下制定的薪资管理制度，是缺乏民意基础的，很难获得广大员工的认可与支持。从煤矿企业的工会组织来看，在维护员工的合法权益方面，难以发挥出积极有效地作用。因此，员工也就很难参与到薪资管理中去，从而就会对这种薪资管理不满，引发消极思想与行为，严重阻碍企业的安全生产和高效运行。

二、企业员工薪资对策与建议

1.科学制定薪资标准

在煤矿企业中，要针对存在的同工不同酬问题，实行绩效薪资制度，尽量做到公平公正。一是工资待遇向底层倾斜。要将工资待遇与工作环境、工作强度、工作危险系数联系起来，要着实提高底层员工的薪资待遇。二是要坚持公平原则。应按照同工同酬的要求，不管是正式员工，还是临时工，必须一视同仁，不让普通员工感到委屈，增强他们的积极性。三是实行绩效工资制度，将薪资待遇与工作绩效联系起来，尊重不同技能人才待遇的差异性。对于专业技术性较高、工作绩效优异的人员，应该获得更高的薪资待遇，而对于工作绩效较差，则只能享受较低的经济待遇。这样及可以增强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还能增强员工做好工作的责任感。

2.建立长效增长管理机制

要建立长效的薪资增长机制，以此增强企业对员工的吸引力，让员工获得更强的归属感。用充分考虑员工的工龄、工作强度及工作能力，构建科学的薪资管理制度，形成长效机制。一是采用“职级加薪级”的薪资体系，构建绩效薪资制度，要让拥有高新技术和业绩突出贡献突出的员工，获得长效的奖励。要实现动态薪资管理模式，与行业发展、企业运营、工作业绩等情况为依据，奖励动态化的薪酬制度。二是注重薪资考核管理。要分门别类地进行考核，采用扁平化考核的方式。将考核结果与薪资地待遇联系起来，可以采用月考核、季度考核和年度考核联系起来，从而实现部门、员工的有序竞争。

3.采用“做资入股”的方式

要避免只采用现金支付这种单一的薪资方法方式，可以采用做资入股的方式，将员工的一部分薪资作为股份。一是员工入股，年终分红。将普通员工成为企业的小股东，采用年终分工的方式，让员工在年末也能享受到企业盈利带给自己的好处，这样员工就能够增强主人翁意识，从而在工作中更加积极和更加主动。二是员工入股，企业融资。采用员工利益部分薪资入股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对企业的资金进行了支持，这是一种间接的融资方式。由此可见，做资入股的方式，不仅可以增强员工与企业的联系，而且将员工的利益与企业捆绑成休戚与共的共同体。

4.增强薪资管理民主性

一是广泛听取民意。在煤矿企业薪资管理中，要广泛听取广大员工的意愿，让员工更加信服，切实增强薪资管理的民意基础。二是充分发挥企业工会作用。作为企业工会，要切实维护好企业的根本利益。通过工会作用的有效发挥，就能够增强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为企业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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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的模型中创造性地使用了如下分析手段：一是在对荆州市人力资本存量进行广泛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对优化积累路径的一些比较具有前瞻性的看法；二是对人力资本形成的主要决定性因素教育资金的投入做重点分析，并结合湖北省当前教育培训资源发展现状，从各教育机构和培训机构与企业单位进行人力资源对接等角度，全方位探讨了提高教育资金使用效率和拓宽有效使用方式的办法。

二、经济效应分析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1.国外文献综述

从西方经济学史上看，最早提出重视经济因素中的教育、知识等因素作用的学者是英国的亚当·斯密，他认为劳动技巧和其熟练程度是导致资本生产效率提高的重要环节，而这必须通过时间和经费投入才能造就；1803年，法国经济学家萨伊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1960年，美国经济学者舒尔茨曾详细探讨了在1927-1953这些年间美国的人力资本（包括知识、技术、人才和教育经费等）对美国经济的贡献度，得出的数字大约为33%，这是对传统的资本同质效应理论的有力突破；此后，阿罗提出“干中学”理论，将人获取知识的途径作为经济增长模型的内生变量；另一位美国学者加里·贝克尔提出人力资本收益规律，丰富了这一理论的构架。

2.国内文献综述

张军对中国省际人力资本积累路径进行了估算，得出人力资本存量序列值；于桂兰、袁宁提出学习能力的提高使得劳动者可以相对平时以较快的速度吸收新的工艺和操作方式，从而提高动手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加出勤率；王金营提出人力资本存量的积累依靠一代代人的努力，其中人是人力资本的载体，人力资本持续发展带来技术创新和扩散，这使得科技水平持续提高等。

三、湖北省荆州市人力资本积累的现状调查和问题

1.荆州市人力资本存量的形成机制和路径调查

从传统的人力资本积累推动因素来看，湖北省荆州市目前仍以公共财政支出当中的教育资金和为改善医疗卫生条件的投入经费为主。本文在两大人力资本积累成因板块，选取了2006-2013年这8年间的关键性数据分别的形成机制进行说明。通过对荆州市的财政经费当中教育所占比例的分析，说明该市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同时为了简便，将卫生与健康专项经费投入绘在一张图中。

2.人力资本积累中存在的问题

在调查中，除发现荆州市教育经费投入有着明显与财政总支出费用不相称的缺陷外，还存在人力资本积累相关的机制问题：一是相关教育部门偏重教学但比较严重地忽略了教学质量和育人效率；二是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重视程度不够，申请基本教育经费困难，这类院校且普遍缺乏基本教学和科研思路；三是教育资金使用效率低下，这主要反映在资金的重复利用、教育资源的浪费和网络教学等新型模式的推广步伐较为迟滞等方面；四是为知识型人才所配备的医疗和卫生设备远不能满足这类人群的现实需求，导致科研效率低下和普遍身体素质不强；五是人力资本积累当中存在踩脚效应比较严重，企业单位的科研部门和大专院校等高技术人才集中的区域内普遍缺乏知识技术的交流和共享，使得同一种技术被反复创造，对各行业的总体运作效率带来了负面影响，不利于宏观层面经济增长和产业转型。

四、对荆州市人力资本积累方式的实证分析

1.模型的建立建立模型的主要理论基础为美国经济学家戴维·罗默提出的新经济理论，这一理论又习惯上被称为内生增长理论，在阿吉翁的《内生增长理论》中和内罗毕的《长期政策分析和长期增长》中都有对其详细的论证。根据该理论，人力资本存量的形成除了取决于教育经费的投入，还取决于资金的利用率和知识外溢的程度。

2.湖北省荆州市人力资本积累形成要素贡献率计量分析

另外通过人力资本存量求出各年份的流量具体数据之后，结合上表中的其他各数据分别求自然对数，并且根据，两边取对数可得：其中，H（L）为人力资本流量，A（t）为技术因素，E为教育资金投入，S为医疗和卫生健康经费投入，而为随机干扰项。分别代入求了对数之后的数据，代入Eviews5.0计量分析软件，按照菜单指示，设置方程样，年份选取2006-2013年，这样经过计算可以得出教育资金和医疗卫生健康经费投入在人力资本存量中所占份额分别为26.47%与35.10%。根据Eviews5.0软件中得出的结论，不拒绝零假设的概率为0.23，所以拒绝零假设。另外，杜宾检验和可决系数都正常。本文还针对参数的准确性进行了置信区间计算和平稳度检验，证明了上述测算结果跟实际是基本相符的。

五、有关荆州市人力资本积累效应的主要政策建议

1.继续加大教育经费投入，积极寻找扩大资金来源的方式

拓宽教育资金的来源渠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一是积极寻找校企合作的有效方式；二是通过彩票、社会教育基金等形式扩大社会资金来源渠道；三是征收为兴办教育和扩建教育设施为主要目的的教育税，并及时向社会公布资金利用状况等多元化的资金来源。

2.营造较好的教育教学环境，注重人力资本积累的质量

教育要以人为本，以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的提高为主要参考指标。在教学期间或者指导科研活动期间，教师可以施行丰富多样的教学形式，以促进学生情感交流、提高学生协作效率。

3.教育公平公正，医疗卫生要消除歧视

教育公平公正，可以使得每个学生和科研人员平等接受教育，共享人力资本积累的环境，从而避免人才流失导致的生产要素损失。相关部门应该对在科研和创新领域有着较突出能力和已经做出一定贡献的人才给予特殊的医疗照顾。

4.重视教育科研机构的师资力量建设和硬件设施完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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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区域的经济增长与发展，取决于区域内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以及区域要素流动与货物和服务流动产生的外部作用。由于衡量区域经济发展指标太多，为了将问题简单化，我们选择区域经济增长作为研究对象。区域增长的源泉，主要是生产要素的增长和技术进步。人力资本作为主要的生产要素，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有着较大的影响。人力资本理论形成于上世纪50、60年代。经济学家舒尔茨、明塞尔、贝克尔是该理论的正式发起研究者，对该理论作出过巨大贡献，其研究堪称经典，其中舒尔茨主要侧重于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方面的研究。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一个区域而言，其经济增长越快，会吸引更多的优秀企业入住，同时，也会间接吸引人才进入该区域寻找更好的就业机会。人才的聚集，会造成一定程度的知识溢出，在该区域形成知识增长极，在各类人才的共同努力创造下，该区域经济会得到进一步的增长。对于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两者的关系，有较多学者作了相关研究。

1.国外学者的研究在《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一书中，大卫•李嘉图（DavidRicardo）认为，社会财富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熊彼特（J.ASchumpeter）则认为，企业家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非物质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这种非物质资本称为“人力资本”。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丹尼森（E•Dension，1962）利用美国1929～1957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为舒尔茨关于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说明，并进行了补充。

2.国内学者的研究李进江（2012）将经济增长及各要素投入作为内生变量建立VAR模型，通过分析发现，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相较于其他要素而言具有显著性。同时，他发现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和阶段性。祝金琴、刘洋（2010）利用1978年到2007年新疆的相关数据进行计量分析，认为新疆的人力资本对其经济发展有较大影响，两者之间存在着长期协整关系。在与物质投入等其他投入进行对比后发现，新疆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较小，其人力资本投入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该区域的发展。因此，应该提高该区域人力资源配置效率。蔡洁（2009）在对我国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的关系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是资本投入，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增加人力资本投入将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较强的外部效应，并就我国如何发展人力资本以促进经济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议。刘传江、董延芳（2007）认为，异质人力资本流动，既会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的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也会对由若干地区组成的区域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二、浙江省经济发展与人口就业现状

浙江地处我国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南翼，东临东海，南接福建，西与江西、安徽相连，北与上海、江苏接壤，地理位置较为优越。其面积大约10万多平方千米，常住人口约为5477万人，是我国面积最小、人口密度最大的省份之一。浙江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发达的交通以及人民的努力奋斗，成为全国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被称为“丝绸之府”“、鱼米之乡”和“文物之邦”。

1.经济发展现状（1）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的GDP呈现出逐年增长的态势，在经历了30多年的发展后，全省GDP由1978年的123.72亿元，上升到2012年的34606亿元，发展十分迅速，每年都会带来最高值。同时，浙江不仅在GDP的绝对值上逐年增长，其增长速度亦由刚开始的十分缓慢到后来飞速增长和跨越。增长速度虽然在1998年左右有所下降，但就整体趋势而言，浙江省生产总值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2）浙江省自1978年以来，不仅总体GDP不断上升，而且人均GDP亦以飞快的速度上升。2012年，全省人均GDP突破一万美元达到63266元，超出全国人均GDP水平36121元，位于全国领先水平。浙江省所辖11个地级市的人均GDP亦十分高，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表明浙江地区发展十分均衡，发达程度高，达到上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根据上述分析不难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的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不论是从总体还是人均而言，均为全国发展迅速的省份之一，且从区域发展看，浙江省11个地级市之间发展虽存在一定差距，但差距并不大，在全国各省市仍处于前列。因此可以说，一定程度上浙江省的经济处速发展中，且发展较为平衡。

2.人口就业现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从业人员数量占总人口的比重，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1978～1988年这一期间上升速度较快，由47.85%上升至60.02%。20世纪90年代，从业人口所占比重基本没有变化，而进入21世纪以后，其比例又有所上升，至2011年，已达76.84%。同时，2000年以来，浙江省三次产业就业人口发生了较大变化。其中，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呈现出显著的下降趋势，且下降速度越来越快；第二、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则逐年有所增加，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于2002年超过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位列第二。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始在全省处于主导地位。2011年，浙江省三次产业的就业人数中有50.86%从事第二产业，说明到目前为止，浙江省依旧是以第二产业为主导产业结构，第三产业依旧在发展阶段。

三、数据选择与模型建立

1.数据选择通过前文的分析，对浙江省目前的经济状况及人口就业状况有了基本的了解。但是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究竟有何作用，还需要进一步探究。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选择浙江省生产总值（Y）、物质资本（K）、人力资本（H）、年底就业人口数（L）4个变量作为VAR模型的内生变量。浙江省生产总值、年底就业人数可直接从浙江省统计年鉴中获得。但为了消除利率等因素的影响，需将其进行换算。笔者以1990年为基础，即1990年物价水平为100。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测量可通过永续盘存法进行测量。

2.模型建立笔者所采用的是柯布———道格拉斯函数：AKαLβ。鉴于本文所采用变量的差异，引入人力资本投入要素，将其变为：Yt=AKtαLtβHtγeμ。其中，Yt代表产出，以GDP代替；A代表技术，本文假设技术不变，因而A为固定值；L、K和H分别表示劳动力数量、物质及人力资本投入；μ为随机扰动项。为使计算简单化，将其转化为对数形式。据此，可以将本文的计量模型设为。

四、结论与建议

1.结论通过实证分析，可发现人力资本投入、物质资本投入、从业人口数对经济增长均有作用，且都呈现正相关性，说明三者对经济增长都产生推动、促进作用。就三者对于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大小而言，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最强，物质资本投入次之，而从业人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小。

篇5

经济增长与要素投入的关系是一个学术界长期关注的课题。1956年，索洛修正了Harrod－Domar模型的生产技术假设，运用资本与劳动可替代的C－D生产函数创立了新经济增长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量的数据实证研究发现，相同的实物资本投入，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所带来的收入有着很大的差距。于是，人们开始关注物质资本之外的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在其演讲《论人力资本投资》中首次提出人的知识、健康、技能等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远大于物质资本投资［1］。他发表的《关于农业生产、产出与供给的思考》、《人力资本投资》、《教育与经济的增长》等著作使之成为构建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理论框架的第一人。此后，学术界关于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越来越多。1964年，贝克尔的《人力资本》一书系统阐述了形成人力资本的各类投资及其产生的收益［2］，这一著作被西方学术界认为是“经济思想中人力资本投资革命”的起点。丹尼森是最先进行人力资本要素作用计量分析的学者，他通过精细的分解计算，论证出1929－1957年美国的经济增长中，有23％的份额要单独归功于美国教育的发展，从实证方面论证了舒尔茨的观点。1986年，罗默在其文章《收益递增经济增长模型》中引入知识这一变量，构建了知识溢出和驱动模型。他认为拥有特殊知识和专业技能的人力资本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3］。1988年，卢卡斯在《经济发展的机制》中提出了人力资本积累增长模型，认为真正促进经济增长的是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经济得以持续增长离不开人力资本的积累［4］。除此之外，当代关于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在实证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力资本作用于经济的途径、人力资本的外溢作用、人力资本质量的研究以及政府政策对人力资本的影响进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中，关于人力资本外溢作用的经验研究始于Rauch，Rauch从美国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差异的现象入手，利用1980年美国200个标准大都市人口普查资料，计算出这些都市每年教育水平会带来3％的生产率增长，人力资本外溢作用大约在3％～5％之间［5］。Cronovich研究了政府人力资本密集型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认为，政府支出向熟练劳动力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转变引起了熟练劳动力价格的相对变化、研发部门（比其他部门使用更密集熟练劳动）的收缩以及创新率与经济增长率的下降［6］。Barro用数学和科学测试中的IQ作为教育质量的指标，证明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影响最显著的部分是它的质量，而不是它的数量（用分配到教育体系中的财政资源来度量）［7］。

我国学者对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起步较晚，直到20世纪90年代对人力资本的相关研究才在国内发展起来。总的来看，对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理论研究主要包括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两个方面。在定性分析方面，主要是论述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刘迎秋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论述了人力资本在实现国民经济高速成长中的作用，认为过去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人们忽视了与物质资本不同的人力本身所具有的资本属性，因而才没有使本来能够发展得更快的国民经济实现其应有的高速发展［8］。向恒从人力资本角度解读贫困，在分析我国主要反贫困对策的得失的基础上，提出人力资本投资是消除我国农村贫困的一种战略选择［9］。在定量分析方面，沈利生、朱运法把不同教育的成本进行加总，以此来衡量人力资本，并通过行业分类建立模型，定量分析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此外，国内学者还运用中国的经济数据，从实证角度考察了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10］。周天勇运用教育收益率法测算出1953－1990年间我国的人力资本平均增长率是13．43％，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是22％［11］。王小鲁和樊纲用教育程度和专业技术人员来衡量人力资本，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人力资本的地区差异是制约中西部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12］。安徽省是劳动力资源大省，是中部地区劳动力最为密集的地方，通过对人力资本与安徽省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研究，可以对安徽省的人力资本优化配置以及经济发展战略提供切实可行的意见与建议，这对安徽省的经济结构转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将在上述理论的基础上，基于安徽省1990－2012年的经济数据，从实证角度来研究安徽省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对研究结果的分析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2　模型构建

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是一个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因此，研究两者关系首先得确定一个具体的生产函数模型。以往的学者在研究过程中采取了各种不同的模型，诸如C－D生产函数、Harrod－Domar模型、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等。本文将采用最常用的C－D生产函数来研究这一问题。由于人力资本对经济的影响通常是通过劳动力素质、技能、知识水平的提高实现的，因此，在研究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时，不能将人力资本与劳动力分开来分析，本文通过两者乘积的方式引入人力资本这一变量。

3　指标和数据处理

3．1　指标确定

（1）总产出Y。文章选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安徽省经济总产出。

（2）物质资本K。对于物质资本的估算，以往学者的做法有两种：一种是以某个数据较完整的年度为基础，根据前后各期的新增投资和资产折旧率来估算各期物质资本存量；另一种是直接用固定资产投资额来替代物质资本存量。本文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以及研究重点是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关系而并非测算人力资本对经济的贡献度，所以采用后一种方法，用安徽省固定资产投资额来代替物质资本存量。

（3）劳动力L。劳动力这一变量用安徽省就业人数来衡量。

（4）人力资本H。如何衡量人力资本水平是本文的一个重点。传统的衡量方法有两种：一种叫资本形成法，即根据形成人力资本的各种途径（如教育、医疗保健、在职培训等）所费的总成本来测量；另一种叫教育年限法，即直接用受教育年限来衡量人力资本水平。目前较为常用的是教育年限法。第一种方法考虑的因素较为全面，但是各种成本的测量不方便，数据的可得性较差。而后一种方法仅仅考虑了教育这一个因素对人力资本形成的作用，这是比较片面的。本文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综合教育、医疗保健这两大因素，选用安徽省人均教育经费、人均受教育年限、高校数量、高校毕业生数、人均卫生经费、医疗机构数、卫生人员数这七个指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出一个综合指标来衡量安徽省人力资本水平。

3．2　数据整理

本文收集整理了1990－2012年安徽省相关经济数据，其中GDP、固定资产投资额、就业人数这三个指标的数据获得相对较为容易，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和安徽省统计年鉴。人力资本综合存量需要通过SPSS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由表1可以看出，人均教育经费、人均受教育年限、高校数量、高校毕业生数、人均卫生经费、医疗机构数、卫生人员数这7个指标可以提取一个主成分，就用这一个主成分来衡量安徽省人力资本水平，记为H。由表2可以得出：H＝0．985　X1＋0．882　X2＋0．951　X3＋0．974　X4＋0．953　X5＋0．903　X6＋0．963　X7其中X1、X2、X3、X4、X5、X6、X7分别表示人均教育经费、人均受教育年限、高校数量、高校毕业生数、人均卫生经费、医疗机构数、卫生人员数。由此可以得出1990－2012年安徽省人力资本综合存量。

4　实证研究

4．1　平稳性检验

本文所选的数据为时间序列数据，为了避免“伪回归”问题，在估计模型前有必要对这些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采取常用的ADF检验法。检验过程中的滞后阶数按照AIC准则来确定，AIC的值越小，滞后阶数越佳。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时间序列lny、lnk、ln（hl）的ADF值均大于临界值，所以不能拒绝原假设，即原序列非平稳。原序列一阶差分后得到Δlny、Δlnk、Δln（hl），至少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一阶差分序列的ADF值均小于临界值，所以拒绝原假设，即一阶差分序列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的。

4．2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由ADF检验可知，安徽省的lny、lnk、ln（hl）是非平稳的，服从I（1），Δlny、Δlnk、Δln（hl）是平稳的，服从I（0），在此基础上可以对HL与Y之间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由上述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5％的置信度水平下，安徽省的人力资本综合存量与GDP增长之间存在着Granger因果关系，ln（hl）是lny的Granger因，但lny不是lnhl的Granger因。这说明安徽省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是安徽省经济增长的原因，人力资本投资增加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但是，经济增长却不是人力资本增加的原因，这与现实中教育投资不断上升是不符的。

4．3　协整关系检验

为了区分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动态关系以及避免出现虚假回归的问题，需要对变量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进行检验。常用的检验方法有E－G检验法和Johansen检验法。本文采用Johansen检验法。根据赤池信息准则（AIC）和施瓦茨（SC）准则，确定最佳协整滞后阶数为2。另外，由于文章所采用的理论模型是：lnYt＝α＋αlnKt＋βln（HL）t＋ε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34．408　0＞29．797　0，4．937　5＞3．841　5，所以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和至多存在两个协整关系这两个原假设。又13．468　5＜15．494　7，因而不能拒绝至多存在一个协整关系的原假设。所以Johansen协整检验的最终结果是：lny、lnk、ln（hl）这三个变量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即安徽省经济增长、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之间存在着某种长期均衡关系。

4．4　长期均衡关系模型估计与分析

（1）安徽省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和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均为正数，说明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对安徽省的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这与以往的理论上的研究相一致。

（2）安徽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大于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说明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超过了物质资本的投资。可能的解释有两个：一方面，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投入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少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从而使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减少；另一方面，人力资本投资不仅会通过劳动者知识水平、素质、专业技能的提高对经济增长产生直接效应，也会通过增强本地区吸收消化新技术、研发水平的提高等方面间接地推动经济增长。

4．5　误差修正模型

由Johansen协整检验可知安徽省经济增长、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但是，在短期，这三者之间可能是非均衡关系。对于短期非均衡关系可以通过误差修正模型来表述。采用的方法是Engle－Granger两步法：先建立长期均衡关系模型，再将长期均衡关系模型中的残差作为非均衡误差项加入到误差修正模型中，并用OLS估计相应参数。从ECM模型可以得出：

（1）安徽省物质资本投资与人力资本投资的短期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正效应，这与长期均衡关系模型的结果一致。本期人力资本投资增加1％，本期GDP将增加0．3738％。

（2）误差修正系数为－0．537　6，符合反向修正机制，且t值显著，说明安徽省每年实际的GDP与长期均衡值的偏差中的68．8％被修正。该误差修正模型反映了安徽省经济增长受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影响的短期波动规律。

5　结论和政策建议

5．1　结论

本文先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测量出了安徽省1990－2012年各年度人力资本水平，接着利用相关计量知识得出了安徽省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投资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以及反映两者短期关系的误差修正模型，得出的结论是：（1）无论是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安徽省的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正向关系。长期来看，人力资本每增长1％，GDP将增长0．4957％。（2）安徽省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大于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说明近年来安徽省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越来越大，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越来越突出。（3）人力资本不是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它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发挥离不开与物质资本和劳动力资源的协调配合。

5．2　政策建议

安徽省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已经成为了影响安徽省经济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且对安徽省经济增长的影响已经超过了物质资本要素的投入。为了能够更好地继续发挥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本文给出了以下建议：

（1）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推动教育事业不断发展。人力资本不同于物质资本，它的形成需要长期的投资开发。根据舒尔茨的理论，人力资本的形成来源于五个方面：教育、医疗保健、在职培训、非企业组织的学习项目、个人和家庭适应于变换就业机会的迁移。其中教育是关键因素。因此，必须进一步发挥政府对于人力资本投资的主导作用，加大政府财政对教育的支出、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改善教育结构。同时鼓励个人和社会团体对教育方面的投资，提高民办和公办教育的质量，推动教育事业不断发展。

（2）制定激励政策，吸引并留住人才，保证人力资源合理流动。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00年安徽省人口流出总数位列全国第二，劳动力流失较为严重。因而，政府在重视教育、培养人才、提高劳动者知识水平和专业技能的同时，更要为人力资源的发挥创造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环境，制定相应的激励政策，保证其合理流动，提高人力资源配置效率。

篇6

在本文中，我们主要利用主成分分析得出就业质量的综合指标。需要说明的是，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并不是最终目的，只是用主成分分析法综合原始变量的大量信息，得出多个变量的综合指标。通过碎石图分析，本次研究提取的5个主成分可以在80%的程度上解释原来所有方差，已经符合一般的统计要求。通过对数据进行因子分析，然后对主成分的各个值进行预测打分，再运用公式（F1+F2+F3+F4+F5）/5得出总指标F0。

二、变量统计性描述

根据问题研究的需要，选取一系列指标分别对人力资本以及控制变量进行度量，主要变量统计性描述如表2。

三、回归分析

表3为人力资本对高学历群体初次就业质量的OLS回归结果。从整体的结果上来看，各项检验指标表现都较为良好，调整后的R方为0.64，这说明此模型拟合效果较好，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程度较高。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受教育程度越高，毕业生的就业质量越高，其中，研究生毕业生的就业质量比本科生平均高出10.8%和18.7%，且这种影响在0.001的统计水平水平上显著；人文社科类、工程技术类等专业的毕业生有着相对较高的就业质量，而农学、理学及自然科学类等专业的毕业生则就业质量相对较低，但这些影响在统计意义上大部分都不显著；在校成绩对于就业质量的影响在0.05的统计水平是是显著的，说明受教育期间在校GPA排名靠前的求职者，其就业质量相对更高一些；相对于没有获奖经历的求职者，有获奖经历的求职者会更有优势，这一影响在0.0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有实习经历的就业者比无实习经历的就业者初次就业质量要高出5.7%，且这一影响在0.01的统计水平上是显著的；相对于没有本专业相关技能证书的就业者来说，有一项或以上的本专业相关技能证书的就业者就业质量会相对更高一些，但这一影响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括号内为参照组。

从OLS回归的结果可以看出，控制变量中，高学历群体初次就业质量在性别上有显著差异，男性的就业质量比女性高出了15%。而从年龄上来看，不同年龄段的就业者的就业质量并不存在显著差异。外貌对于高学历群体初次就业质量也存在显著影响，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外貌出众的求职者更容易得到招聘单位的青睐，就业质量也相对更高一些。

四、结语

篇7

关于资本成本会计的理论框架，会计理论界曾出现过许多的观点，尤其以安东尼教授提出的理论构想最具代表性，因此，我在此就在安东尼教授的观点引导下做一下资本成本会计的理论框架分析：

1．关于会计要素问题。会计要素是会计对象的具体化，它把会计对象用会计特有的语言加以表述。另外，它还是财务报表的组成项目，会计恒等是描述了各个要素的数量关系，按照安东米教授提出的资本成本会计理论构想，在资本成本会计中，会计恒等式应修改为：“资产=负债+股东权益+主体权益”。与此变化相适应，安东尼教授对会计要素及其相关问题也进行了讨论。①单独设置“业益”要素。会计要素及其设置数量的多少，主要应该取决于会计信息系统的目标。虽然会计要素本身就是一种信息，但是它毕竟是一个综合信息，根据安东你教授所提出的资本成本会计构想应该单独设置“业益”要素取代原来的“净收益”或“全面收益”要素。它在数量等与资产总额与负债和股东权益之和之间的差额。其主要来源是主体的经营活动。②对资产、负债和股东权益要素的重新定义。安东你教授认为现行的财务会计概念结构无法提供解释会计主体实际发生情况的信息，同时，它对“资产“要素的定义不具有实际操作性，因此，安东尼教授在资本成本会计中对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要素的概念作了重新定义，具体表述如下：①资产是主体的资本存在形态。资产包括货币性项目、未耗用成本和各项投资。其数额未凝固在各种资本存在形态上的数额。②股东权益反映由股东提供的资本数额。它包括股东直接投入的资产以及这些资本的应计利息。

2．关于会计目标问题。会计目标是会计系统运行的必然趋势，是会计系统运行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表现位于其应达到的目的。它的基本目标时提供有助于人们进行有目的的控制和决策的财务信息计其他有关信息，这是一切经济条件下的会计所共有的，并不以经济环境的改变而变化，资本成本会计业不例外。但是，现行的财务会计实务中，仅仅确认显现成本，即债务资本成本，而没有确认隐含成本，即权益资本成本。安东尼教授认为资本成本中不仅包括债务资本成本，而且还包括权益资本成本，因此，在资本成本会计中，会计信息系统所提供的有目的的控制和决策的财务信息中应反映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一切成本，既包括显现成本，又包括隐含成本。

3．关于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问题。关于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研究在西方财务会计文献中早已存在。例如：美国会计学会认为会计信息系统所提供的信息必须符合相关性、可验证性、公正不偏性和可定量性四项准则。资本成本会计信息在质量特征方面也符合这四项准则。①就相关性而言，确认和计量资本成本中的隐含成本，对于提高会计信息的决策游泳性，增强会计信息的相关性的回答是肯定的。②就可验证性而言，对于资本成本会计的权益资本成本计量来说，它是指根据相同的数据和方法，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专业人员进行权益资本成本的结算，应该得到基本相同的结果。对于这一点，利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来计算权益资本成本得到相同的数据并不难以实现，因为在高度发达、完善的金融市场条件下，模型中所取得有关变量树脂相同，计算结果也会基本相同。③就公正不偏性而言，它要求会计信息的提供和传递过程中不渗入个人偏见，以免损害其他信息使用者的利益，既然权益资本成本计量具有可验证性，那么，不同经济利益关系的集团，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就可以通过权益资本成本计量结果来进行验证，从而敦促会计信息系统遵循公正不偏性准则。④就可定量性而言，权益资本成本的计量过程本身就是最好的例证。

4．关于会计基本假设和会计原则问题。会计假设侍从会计实践中抽象出来的，是最基础的一个层次，使整个财务会计结构的基础，是会计理论的最高层次，对会计理论和会计实务具有普遍有用性。资本成本会计作为会计的分支，它只是强调在确认成本是，不仅包括债务资本成本，而且还包括权益资本成本。在会计所处环境、核算对象等方面无很大区别，因此，财务会计上的四个基本假设：主体假设、持续经营假设、会计分期假设和货币计量假设，仍然适用于资本成本会计。

会计原则既是会计假设的延伸，以沟通会计理论与会计实务；又是对会计实务中存在的某些共性的高度抽象。它的基本原则同样适用于资本成本会计，只是在稳健性原则的问题上，有些争议：按照资本成本会计的基本原理，在确认权益资本成本时，借记“资本成本”账户，贷记“留存收益”账户。据此，有人认为这是在计量权益资本成本的同时，也就确认了权益资本收益，在收益实现前便确认的做法，违背了财务会计的稳健原则。但若从资本成本会计的角度看，事实却不尽如此，①在现行财务会计程序和方法夏，企业当期的净收益包括权益资本成本和真实利润两部分。若把本应属于成本的部分作为净收益，实际上是高估了当期的净收益。如果按照稳健性原则的定义，应该说，违背稳健性原则的不是资本成本会计而是现行财务会计。②随着经济环境的变革，经济流动的不断创新，旨在保护债权人利益的稳健性原则及其相依存的实现原则也有其固有的局限性，面对全球性的金融工具创新，现行财务会计的理论如会计的确认基础、会计的计量属性等将受到冲击与挑战，因此，稳健性原则仍应作为资本成本会计的一项基本原则。

5．关于安东尼教授的资本成本会计的理论构想的简略

安东尼教授提出的资本成本会计理论构想主要涉及两个问题：①资本城本，尤其是权益资本成本的计量问题；②资本成本会计本身的问题，即如何将权益资本成本计列于产品成本以及由此导致的一系列问题。

对于上述两个问题，安东尼教授分别提出了设想，首先，第一个问题，他建议可以由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确定权益资本成本率；其次，第二个问题，它在题为“权益资本成本”的论文中对资本成本的核算程度提出了具体的设想，这一部分将在后面的章节中重点论述。

二、资本成本会计理论框架的影响

第一、资本成本会计是连接财务会计与管理块的桥梁

在现行会计理论体系中，财务会计主要侧重于“对外”，管理会计主要侧重于“对内”，资本成本会计则起到了两者之间的桥梁作用，它“对内”可提供决策信息，以有效控制企业所有资金的使用，提高资金利用效益，“对外”可提供真实和相关的会计信息，不仅可让投资者更深入的了解企业的财务状况，还可为国家、主管部门和银行等提供制定有关政策的依据。

第二、资本成本会计协调了会计学与经济学的关系

经济学对于费用或成本的解释从来就有其高度的理论概括，而“会计学则会因客观经济发展的需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赋予其各项要素以不同的构成内容”。另外，经济学认为，企业所有资本的来源都是对一定资源的占用，应该是有偿的。资源的机会成本也应该是成本的一部分。资本成本会计是两权分离的产物，权益资本成本实质上代表着一种机会成本，在经济学的收益计算中，它是被扣除的部分。然而在会计学中，权益资本成本却与债务资本成本一样，都是能较为直接的取得的社会资本形式，对资本所有者与使用这而言，其经济意义是相同的。而且，在会计上，在我国的现行的现金流量表里，把利息收入和股利收入同化分为投资活动的现金流入，把利息支出和股利支出同化分为筹资活动的现金流出。这更加表明，权益资本成本与债务资本成本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因此，在资本成本会计中，将权益资本成本作为成本项目，在收益中减除，是与经济学一致的。

篇8

人力资本投资风险问题是人力资本投资理论的重要内容。因此,人力资本理论的开创者们在创立人力资本理论时就已经初步探讨了人力资本投资风险问题,虽不系统深入,但仍富有启发意义。他们主要从三个方面对教育人力资本投资风险进行了分析。

首先,指出了教育是一项具有风险性的投资。被西方经济学家誉为“人力资本之父”的西奥多·W.舒尔茨在1961年《高等教育的成就》一文中,指出了由于个人在评价其先天禀赋时所面对的不确定性所导致的教育投资的风险本质,他说:“在高等教育领域中的每项投资,不论采取何种形式,都是超前的、长期的、对未来承担义务的,因此都被某种风险和不确定性所困扰。”而对人力资本理论作出杰出贡献的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加里·S.贝克尔(1975)也在其《人力资本》一书中指出:“以上的讨论正好说明了,高等教育上的投资经受着相当大的风险,而且很明显这种投资是相当不易改变的。”舒尔茨还指出了人力资本投资与物质资本投资一样都具有收益不确定即存在风险的特点:“教育投资的这些收益的确难以确定,但是这种不确定性也并非是它所独有的特点,因为其它方面的投资之收益也很容易具有不确定性。”

其次,指出了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来源。1964年,舒尔茨在《教育的经济价值》一书中讨论教育费用时指出了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三个来源:对自身才能的不确定、就业的不确定和资本市场的不确定。他说:“学生一般只晓得自己在上学,而不知自己的学习才能如何,学生对知识技能的投资能在四十年或更长的一段时期为他们服务,这笔动产的价值就一个人整个一生来说还是未定之数;他们很难知道在不久的将来是否会有就业机会,也就是说,很难肯定当他们一完成学校教育即有职业和收入……即使学生确信他们具有必要的才能,相信将来收入可以保证他们在更多的学校进行投资,他们又会发现,把资金贷给学生的资本市场很不完善。特别在贷金既包括学费又包括学生放弃的收入情况下,这种资本市场就更显得糟糕。”

贝克尔也指出:“人力资本的实际收益围绕着预期收益变动,这是因为某些因素的不确定性。寿命的长短总是不确定的,这是决定收益的一个重要因素。人们也不能确定他们的能力,特别是对进行了大量投资的年轻人来说更是如此。此外,一个年龄与能力既定的人的收益也是不确定的,因为还有许多无法预料的事情。”贝克尔还指出,信息的缺乏是导致存在教育投资风险的重要原因,他说:“增加了预期高等教育收益的困难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这种收入要在非常长的时期内才能收回来。较长的报酬支付期增加了风险,它与收益之间的低联系一起降低了投资时得到的信息的价值。”“得到一笔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要很长时间,这就减少了可获得的知识,因为在能得到收益的条件下才要求获得知识,而且投资与收益之间的平均时期越长,所能得到的这种知识就越少。”

此外,还指出了在风险下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加里·S.贝克尔(1976)批评了当时流行的把教育投资当作安全资产的观点[见Glick&Miller(1956),Morgan&David],指出:“从教育中所获得的收益应该与具有同样大的风险和不可转移特征的投资中所获得的收益相当。”

他们并没有完整系统地论述人力资本投资风险,只是作为经济学家,他们的敏锐直觉使他们意识到了在人力资本投资中的风险问题。因此,其缺陷是明显的:其一,对影响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诸因素缺乏具体化、数量化分析,内容显得较为单薄;其二,虽然已经指出了风险影响人力资本投资,但对其影响人力资本投资的内在机理的认识却显得不够;其三,这时的人力资本投资理论是在收益完全可以预测的假设下发展起来的,并没有建立一个把风险内生化的人力资本投资模型。

二、西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问题研究的深入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有关学者发表了一系列的关于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论文,大大拓展了前人的研究。他们通过把人力资本投资中的不确定性予以内生化,从而使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研究从简单的感性认识阶段发展到了理性认识阶段,同时也克服了前人研究的一些缺陷。这一时期,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理论作出贡献的主要有赖武海瑞和韦斯、斯诺、罗纳德·瓦闰和约瑟夫·威廉姆斯(A.Snow、RonaldS.Warren、JosephP.Williams)等。他们主要研究了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起源、风险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和如何化解人力资本投资风险。

1.赖武海瑞和韦斯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理论的开创性贡献

1974年,赖武海瑞和韦斯(D.Levhari&Y.Weiss)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风险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一文。在这篇文章中,赖武海瑞和韦斯以期望效用理论为基础建立了一个把风险内生化的两时期人力资本投资模型,在其中讨论了风险对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的影响。

赖武海瑞和韦斯假设只有两个时期:当前和未来。个人计划包括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投资规模决策。我们认为人力资本投资是时间消费型的(比如,教育),而且0<λ<1是第一期花在人力资本投资上的时间比例;第一期花费在工作上的时间比例是1-λ。效用仅仅依赖于当前和未来的消费;因此,在下一阶段(未来)的人力资本投资完全说是外生的。

赖武海瑞和韦斯(1974)通过这个两时期模型,他们得出了人力资本的期望边际收益率高于物质资本的期望边际收益率,从而证明了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更大的风险。赖武海瑞和韦斯(1974)研究还指出,在存在风险下最优时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期望边际收益率一定相等。

此外,赖武海瑞和韦斯(1974)还考察了初始财富增加、市场利率上升、风险增加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在递减的绝对风险厌恶和递增风险的假设下,赖武海瑞和韦斯(1974)的研究表明,初始财富的增加会鼓励人力资本投资;当个体在投资期间是一个净借贷者时,利率的上升会导致人力资本投资的下降;当他是一个净储蓄者时,利率的上升会导致正好相反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其结果是不确定的;而当风险从零上升到一个正的水平时,人力资本投资将会减少。

而对于如何化解人力资本投资风险,赖武海瑞和韦斯(1974)在其开创性的文章中指出:“为了分散他的人力资本,个体必须获得通用性教育,并且放弃专业化的好处。”

2.威廉姆斯、斯诺等人对赖武海瑞—韦斯模型的进一步发展

威廉姆斯(1978)考察了在风险人力资本投资与可出售的资产投资之间的联系,指出他们都具有风险收益的特点。他也发现不确定性增加会导致教育投资的减少。威廉姆斯(1979)的另一项研究表明:在一个人力资本形成的连续时间模型中,不确定性会导致同样的结果。在这篇文章中,威廉姆斯(1979)考察了当一个人面对几种影响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的来源时,劳动、闲暇和教育投资在生命周期中的最优时间分配问题。然而按照其他的研究,比如,考德(1986)指出,不确定性对教育需求的影响不可能明确地予以确定,而是依赖其在收入函数中引入的方式。威廉姆斯(1978、1979)还指出,应该利用资产组合投资来分散人力资本投资风险。

1990年斯诺和瓦闰发表了《不确定下的人力资本投资与劳动供给》。在文章中,他们通过把劳动供给作为一个选择变量从而扩展了赖武海瑞-韦斯(1974)模型。他们指出,不确定性会使人们增加相对于未来的现阶段的劳动供给。他们的研究还表明,如果这种投资是一种次要的活动,且个体表现出递减的绝对风险厌恶偏好,那么,作为对收益风险增大的反应,人力资本投资会下降。然而,如果投资是正常的,那么,风险增大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在一定的假设下,斯诺、瓦闰和赖武海瑞、韦斯的分析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比如,不确定性增加对教育投资具有消极的影响。

约瑟夫·阿尔托内(JosephG.Altonji,1991)、韦森特·豪根和吉恩·沃克(VincentHogan&JanWalker,2001)研究了不确定下的教育选择问题。约瑟夫·阿尔托内(1991)建立了一个简单的两时期模型,考察了能力、教育偏好、高校课程、家庭背景等对教育投资决策及收益的影响。在把教育作为一种选择和个体一旦离开学校就无法返回的假设下,韦森特·豪根和吉恩·沃克(2001)应用选择理论的技术研究了教育收益不确定时的教育决策问题,指出风险的增大将导致个体推迟离开学校,即个体将更多地投资于人力资本。

3.西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研究的最新进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亚历山大·瑞勒斯(AlexandraRillaers,1998)在前人工作(Michel,1993;delaCroix,1996)的基础上提出一个交叠世代模型用以说明不确定性在个人教育投资决策和长期经济增长模式中的作用。在这个模型中,人力资本积累通过一个在物质资本中规模收益不变的技术解释了内生增长。亚历山大·瑞勒斯在个体水平上把不确定性纳入到人力资本积累函数中:个体决定教育努力的水平但并不知道它的事后收益。假设每个个体在人力资本形成中拥有不同的利用教育努力的能力。而且这种能力事前无法观察到,将在个体决定他的教育努力后反映出来。结果,同样的教育水平并不一定会提供给每个个体以同样的人力资本水平。

亚历山大·瑞勒斯研究后也发现,不确定性对个人教育努力和经济增长具有消极影响。然而,在一般均衡框架内,亚历山大·瑞勒斯的研究进一步推进了斯诺和瓦闰(1990)的研究,指出一个面对严重不确定性而又无法予以保险的个体会减少其在教育上的投资。起初,经济会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物质资本积累而使人力资本变得相对稀缺。这种开始的消极反映部分会由价格和资源稀缺的影响所弥补。一方面,工资上升利率下降,从而提供给个体在下一阶段以更多地投资于人力资本的激励;另一方面,物质资本积累将创造新的来源来提高储蓄,降低利率。结果会使得人力资本投资增加,直至回复到原来的水平。但是,当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时,教育投资又会趋于下降。

亚历山大·瑞勒斯(1998)还从政府的角度提出了减少不确定性的政策建议:首先,帮助个人准确评价自己的能力,从而减少不确定性;其次,提供最低收入保障,如失业保障或基本收入保障;最后,通过提供补助金或奖学金来减少个人教育的成本以吸引个人投资于教育从而刺激经济增长。

肯尼斯·扎德(1997)指出,人力资本投资不像资产组合投资。人力资本投资的风险经常是个性化的,而且人力资本是一种不具有流动性的资产。金融投资与人力资本投资的一个主要区别是:作为对新情况和不断变化的目标的反应,一个人可以改变金融投资,而教育和培训一旦进行则很难改变。而且还由于,第一,人力资本投资的总体风险与投资的规模不成比例,而且个人无法使其人力资本投资多样化。例如,一个人不能部分投资于中学教育,部分投资于高等教育。第二,人力资本投资常常带来个性化的不变的风险。所以,肯尼斯·扎德指出,我们不能应用来自金融方面的最简单的论述,他建立了一个人力资本资产价格模型(HCAPM),把非线性假设、劳动供给、风险金融资产等纳入到模型之中,阐述了最优人力资本投资水平。肯尼斯·扎德(1997)也指出,应该利用资产组合投资来分散人力资本投资风险。

戴恩·安德博格、弗瑞锥克·安德森(DanAnderberg,FredrikAndersson,2000)研究了人力资本投资对收入风险的反作用。按照传统的观点(如明塞尔,1974),教育似乎是与上升的收入波动相联系的。然而,他们指出,得出收入波动的结论似乎是与所考察的时间单位相关的,因为一个人的收入可能会随时间而变化。

他们研究证明,教育可以帮助一个人避免低收入或低报酬的工作。有许多证据支持教育在帮助人们避免低收入落入陷阱中起着关键作用。比如,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很少会失业,因此,教育可以降低失业风险;此外,教育还可以帮助人们降低职业伤害风险。

三、西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研究文献的评论

西方学者研究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总体思路是:以期望效用理论为基础、求人力资本投资主体风险与给定偏好的约束下预期收益最大化。

具体来说,在研究方法上首先是建立了局部均衡的分析框架(Levhari和Weiss(1974)等),即人力资本投资供求均衡,到20世纪90年代逐渐建立起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亚历山大·瑞勒斯(1998)等),人力资本投资与物质资本投资供求均衡。

在一个局部均衡的分析框架内,赖武海瑞和韦斯(Levhari&Weiss,1974)在假设存在一项无风险的金融资产与人力资本投资时,最优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的确定。而威廉姆斯(1978)则考察了具有一种风险资产与人力资本资产时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的决定;而在一般均衡的框架内,肯尼斯·扎德(1997)运用资产组合理论建立了一个人力资本资产价格模型(HCAPM)来说明了当具有两种风险金融资产与人力资本时最优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的决定;亚历山大·瑞勒斯(1998)在前人工作(Michel,1993;delaCroix,1996)的基础上,提出一个交叠世代模型用以说明不确定性在个人教育投资决策和长期经济增长模式中的作用。

西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理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初步建立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但在肯定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理论研究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指出,西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理论中一个很大的局限是:它是建立在期望效用理论基础之上的,即分析是以个体预期收益最大化为目的,而现实中的个体投资决策考虑的主要不是预期收益的大小而是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之间的差距,这就是涉及到行为经济学的理论,但我们在西方现有的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研究中尚未看到有行为经济学的影子;而且虽然西方在阐述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原因时提到了信息不完全,但是分析的还远远不够;此外,与对物质资本投资风险的研究相比,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研究仍较薄弱,还缺乏动态分析。

为推进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问题的研究,我们应该借鉴物质资本投资风险理论特别是金融投资风险理论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因为目前金融投资风险的研究已趋于成熟,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研究理论、研究方法。在研究方法上,还应积极引入新的经济学分析工具如行为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契约理论;在研究内容上要继续深化和扩展,加强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生成机制的研究,以此来推进人力资本投资风险问题研究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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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关键词：人力资本投资决策风险一、人力资本的概念“人力资本”最初被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在研究美国经济中物质资本存量与产出差距在不断加大，出现巨额余值时使用，并由此产生了人力资本理论。舒尔茨及以后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人力资本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形成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在随后的近半个世纪在西方发达国家牢固树立起了“人力资源是第一资产”的理念，并掀起了人力资本研究的热潮。

人力资本是与物质资本相对的一个概念，是指通过人力投资形成的、体现了个体或群体的知识、技术、能力等，并能够为其带来长期收入来源的生产能力。

人力资本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资本化了的人力资源。马克思曾指出，资本的本质属性在于对利润的不懈追求，人力资本既然属于资本化形态，当然就不例外了。无论个人还是企业都希望能在将来获得回。

本文主要讨论通过正规教育形成的个人人力资本投资的决策问题。二、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是否继续投资的决策：

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形式是教育，因而有必要分析教育投资的成本与收益。

下图显示了学校教育投资的可能分析。一个人面临两种选择：需要S年全日制学校教育，在完成后假如就业，会有年收Ws，直到退休年龄，比如65岁。更一般地说，年龄T。学校教育有直接成本如学费、书本费等K。另一选择是不接受学校教育，直接工作，可赚得工资W0，。

这里有一个假设前提：没有能力限制，没有退学风险，收入在整个工作年限内不变。工作经验与决策无关，没有失业风险。

假设投资成本包括直接成本K和机会成本W0。而放弃的收益即机会成本是成本中较大的组成部分，我们可以通过比较两种方案中整个生命周期贴现收入，选择贴现收入较高的方案。我们还可以将不接受学校教育的收入从接受教育的收入中减去，假如结果为正，可以猜测该个体会选择投资于学校教育。在第一个S年，每年的差距为-K-W0，

该个体必须付出学费和书本费等K，并且不能享有收入W0，因此，每年的W0为机会成本，即由于选择了教育而放弃的收入。W0K为每年的投资成本。从整个生命周期看，贴现后收入为图中的BC，在S年之后，两种收入流改变：获取Ws。差额Ws-W0为教育带来的利得。较高的年收入是由于学校教育。同样考虑折现，可以发现贡献于整个生命周期的收益差额为A。

假如由教育决策带来的终生净收入为正数，或所得利益大于投资成本，那么该个体会选择学校教育。假如人们可以以市场同期利率进行借贷，则该市场利率为折现率。

这个非常简单的模型有以下几个结论：假如符合以下条件，则参加学校教育的人数会增加：未来收益增加，即工资奖金对那些已经完成其学校教育的人来说增加了。直接教育成本减少，比如学校降低学费或政府增加教育补贴。贴现率降低。由于未来工资收益相对于以前工作阶段中的成本增加了，或者说对那些着眼于未来利益而非当前利益的人来说，贴现率较低会使人们倾向于学校教育。教育筹资变得轻易。如银行更愿意贷款并且降低利率甚至提供免费的奖学金。

进一步分析，假如给定受教育的年数，与工资增加Ws-W0相对应的年回率是投资决策中必须知道的一个重要指标。由于每增加一年的教育会产生一定收入百分比的增长，这个增长的百分比则是教育的回。为了计算它，理论上必须知道某人实现的收入并等到退休。

关于是否投资教育或继续投资教育已经有许多公式化研究，美国人口经济学家恩格尔曼认为，人力投资的时间比较长，难以根据已知的投资期限来计算投入量与收入量，为此，他把投资期限限定在一个时期，而把收益扩展到其他时期带来的收入，用来分析教育投资的收益率。公式为式中，C表示受过第13年教育的直接费用，W0表示受过第13年教育而放弃的收入，Xi表示受过12年教育的人的收入，Yi表示受过13年教育的人的收入，n表示受了13年教育之后可以赚取收入的总年数，r表示第13年教育的收益率，i表示观察的年份。根据这个公式，利用所要求的资料可以计算出教育投资的收益率，个人就可根据对投资与收益的分析，做出是否继续投资教育的决策。决策基本原则是，预期收益流量之和不能小于人力资本投资流量之和，否则，人们就不愿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即受过13年教育的人的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不能低于受过12年教育的人的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否则，人们只进行12年教育投资，而不选择13年教育投资。

最佳投资的决策：

由于学校教育具有连续性，有的个体获得比其他人更多的学校教育，在做出最佳投资决策时，我们必须分析学校教育的最佳长度。受教育每增加一年，就会增加生命周期的收入，但并不稳定。在最初的几年，假如一个人继续增加教育年份，生命周期收入的增长幅度会增加，但以后年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投入学校教育的边际收益递减的情况。对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的YoramBen-Porah公式化了教育投资过程并描述了其主要决定因素。在他的模型中，个人通过已有的人力资本和他自己的时间、其他市场资源相结合来达到产出的增加。Yoram最佳资本积累的模型是个人人力资本生产函数：Qt表示个人在时期t人力资本的总投资；Kt表示个人在时期t初始人力资本存量；St表示个人在时期t内贡献于存量Q的时间；Xt表示积累人力资本购买的商品和劳务。假如初始人力资本较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个人首先会进一步增加人力资本存量，也就是说，全部时间都花在学校教育上。在完成全日制教育后，会在接下来的工作中继续他的在职培训。参数B是由Becker在1975年运用同一生产函数时增加上去的，它表示“有限的个人体力和智力”，使Yoram的规模酬递减的假设合理化。原因是随着个人在增加其人力资本累计的过程中，成本增加。个人生命是有限的，随着受教育时间的不断付出，工作年限会缩短，这减少了获得利益的时间，结果最终是收益的增长幅度减少。而且个人继续延长其受教育时间，增加的教育年限的成本是增加的，一个简单的原因是：机会成本增加了。接受学校教育的时间越长，在同等教育水平下获得的工资越高，同时也意味着更大的花费。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假如学校教育年限不断延长，边际收益会下降而边际成本会上升。受教育的最佳年限出现在边际成本线与边际收益线相交的那一点。假如教育年限超过S，则产生的额外成本要大于额外的收益，此时再选择学校教育从经济上来看是不理性的。

因此，S为最佳投资点。在此点上，投资者可获得最高的收益率，即内部收益率，是投资成本现值与投资收益现值相等时的贴现率，也就是说图1中面积A=B时的贴现率。这个模型也可得出几个猜测：

边际成本曲线较低的人选择更多的学校教育投资。如较易获得贷款的人，资金成本较低。如图中A曲线。

边际收益曲线较高的人会选择更多的学校教育投资。比如由于家庭关系网络、有较高的学术理论水平或智商很高而学校教育恰好能与之互补等原因较易在接受教育后找到工作的人。如图中B曲线。三、人力资本投资决策中的风险因素简单的模型能反映问题的实质，却轻易忽略一些重要的因素，比如风险，下面讨论人力资本投资中的风险因素。

在传统的经济理论中，人力资本投资风险较少被论及。但事实上，有投资就会有风险。与证券市场相同，人力资本市场包含许多资产，即各种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回不仅与受教育的时间长度有关，而且与所受教育的种类有关。每个人选择与其未来收入的风险和回相匹配的资产来获得最优选择。与证券市场不同的是，教育资产市场有几个重要的限制：首先，多样化不可能。第二，任意调整不可能。也就是说，不能通过在金融市场上套利来调整投资。投资于教育是不可撤回的，一旦你持有某种教育，你就不能再出售它。加之投资收益具有很强的滞后性，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有限理性、信息不充分以及市场环境等导致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的不确定性增加。

这些投资风险概括起来说，有市场风险和个别风险。

、市场风险：影响整个市场上或一个受教育群体内所有投资者的投资回的不确定因素。

1．未来人力资本市场供需变化

假设每个人都有相同的能力获得在任何教育水平的期望回，每个人都是理性的投资者，只关心生命周期收益的最大化。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会选择有最高净收益的教育。则我们只需观察接受每一种教育的人群。在一种教育下，每个人的净收益都是相同的。这种相同可以通过弹性工资来建立。假如太多的人选择同一种教育，在劳动力市场上会出现供大于求的情况，会使接受这种教育的毕业生的工资下降。相反，假如只有少数人接受这种教育，在劳动力市场上会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短缺会使接受这种教育的毕业生的工资上升。只有当工资产生的终生收益相等时才会出现均衡的态势。

2．市场分割

YumingFu和StuartGabriel研究得出结论：教育投资在私人部门的回要高于在国有单位的回。另外从职业等级上看，存在高等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市场和中初等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市场。由于高等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市场上的工作岗位对求职者有着较强的专用性人力资本要求，而大学生所具有的人力资本并不会自然保值，假如就业时选择了中初等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市场，其专用性的人力资本就长时期处于闲置状态，最终将逐渐贬值。因此，投资回中包含了失业风险和由于就业于不利的行业或部门而导致的低收入风险。

此外，还有市场平均工资、流动限制等风险因素。

、个别风险：只影响个体或群体中少数人的人力资本投资回率的因素。个体在许多方面是不同的，比如智力能力、动机、爱好等。这些因素使教育回的估计变得不是很准确。受更多教育者获得较高工资不仅因为他们在学校学到的知识，还由于他们的能力及其他特征。具体地，个别风险有以下：

自身熟悉的不确定性：

个人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时面临几种不确定性。首先，人力投资者对其所选择的教育本身的信息了解并不充分。比如，许多教育系统在学生步入大学教育之前向学生展示越来越多的选项。而潜在的学生并不知道哪种学科对自己来说是必要的，以及喜欢与否，能否达到学科的要求。第二，在完成学科后，学生在劳动力市场上同样面临不确定性。即便是接受过职业或专业教育，他仍可能缺乏职业所需的能力或其他要求。而个人并不能明确地知道他相对于职业的真实能力。AdamSmith早在1776年就清醒地熟悉到这一点，他说：“任何特定的个体永远拥有资格于他的工作的可能性在不同的行业中有很大的不同。让你的儿子去当鞋匠的学徒，几乎毫无疑问他会做出一双鞋；但假如送他去学法律，精通法律的可能性与他会在此行业中站得住脚的可能性相比，至少为20比5。”

生命风险。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主体的人是有生命周期，随着年龄的增长，人力资本的生产效率将会下降，人力资本受益期也将随之缩短，人力资本投资成本则必须在更短的时期内得到补偿。因此人力资本投资的风险也随着主体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加大。极端地说，人力资本投资也会随着一个人的生命或工作能力的丧失而全部损失掉。

此外，还有人力资本投资成本中个人承担的份额、个人已有的人力资本存量、时间的投入、机会成本、经验等。

总之，我们在进行个人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时，需要进行是否继续进行教育投资的决策以及最佳投资的决策，在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影响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的风险，能够帮助投资主体做出更客观准确和相关的决策。文章今后努力的方向是如何进一步将风险因素量化，从理论上和实证上更加完善个人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的研究。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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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一、对净现值法的评价

任何一种投资理论都需要阐明以下问题：面对未来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决策者如何决定是否投资于一个新工程。现在的决策理论一般应用净现值法。其决策过程是：首先计算投资产生的预期现金流量的现值；然后计算投资支出现金流量的现值；最后计算两者之间的差一投资的净现值。如果净现值大于0，则可以进行投资。如果净现值小于0，则应当放弃投资。而在实际工作中，很多决策者知道传统净现值法存在着一些弊端：他们需要包含更多信息的值，但这些值却没有体现在传统算法的过程中。实际上，决策者不仅仅要求净现值大于0。在很多情况下，即使使用的贴现率远远大于公司的资本成本，他们也要求净现值大于0。一些人认为要求极高的回报率是一种缺乏远见的行为，但是我们认为其中另有原因：也许使决策者了解公司的期权其成本是昂贵的，因此不轻易行使期权。

要了解这些决策者的思维过程，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净现值法及其应用规则。任何使用净现值法进行投资决策的决策者必须解决两个基本问题：首先是如何确定该项投资产生的预期现金流入量和预期现金流出量；其次是如何选择计算净现值所需的贴现率。当前的投资理论都没有说明计算现金流入量和现金流出量的最佳方法。实际工作中，决策者们经常使用获得一致同意的数值或使用高、中和低估计值的平均值。但是无论采用何种方法确定现金流入和流出值，他们都不自觉地运用了一个隐含的错误假设，这个假设就是他们都认为投资工程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开始，通常是现在。实际上，净现值法假定了一个固定的方案，在预期的时间内公司开始并结束一项工程，然后产生现金流量，没有任何偶然情况。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市场情况发生改变，该方法没有预期导致延迟或者放弃投资工程的任何偶然性。

当前的投资理论在关于贴现率的选择上给予充分的重视并给出明确的定义，即贴现率就是用于特定工程资本的机会成本，即具有相似风险的投资的预期回报率。这个机会成本反映在与特定投资工程相联系的不可分散风险（系统风险）上。这个风险可能具有和企业其它投资项目或平均投资活动不同的特点，但是在实务中，由于具体投资的机会成本很难测量，因此人们常常用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代替该机会成本。只要企业投资工程的不可分散风险相互之间差别不是很大，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就是一个很好的替代值。

很多传统投资理论的支持者认为他们能够用简单而有效的方法进行投资决策：估计投资的预期现金流量；使用企业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计算投资的净现值（有时也可能需要调整以反映具体投资的风险特征）；如果值是正的，就可以进行投资。

但是调查证明，决策者很少用这种净现值法进行投资决策，他们经常有意识地把贴现率设定为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的3到4倍。来自企业减资决策的证据也与这个调查说明的情况相符。在很多行业，一些企业虽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发生入不敷出，但仍旧照常营业。即使经过传统的净现值分析他们早就该关门停业了，然而在价格大大低于平均变动成本的情况下，这些企业也没有进行减资或退出该行业。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很多的美国农民以及铜、铝和其他金属的生产者，在市场价格剧减的情况下，大部分都没有缩减投资。这种情况的出现无法用净现值理论解释。但是如果考虑了不可逆性和期权价值，他们的行为就可以很容易地解释了。关闭工厂意味着无形资产和有形资产的不可逆损失：如果工人们分散到不同的行业，则对该行业来说他们的专业技术将不复存在；商誉效力将减弱，等等。如果不久后市场情况好转，资本的重组成本将是相当高的。继续经营可以保留期权，以便以后重新开始盈利。期权的价值是昂贵的，因此，企业审慎地选择继续营业，即使以同时损失金钱为代价。

二、资本投资决策中期权理论对净现值法的修订

上面已经说过，净现值法的基本原则十分简单：计算投资的净现值，然后根据其正负属性决定是否进行投资。虽然净现值法应用起来相对简单，但是它是建立在错误的假设上面的。净现值法假设下面情况两种中的一种：一是假设投资是可逆的。换句话说，如果市场环境比预期的要差，则可以取消投资，且可以收回已经花出的费用。二是假设投资如果不可逆，即投资机会就不会再来。如果企业现在不投资，就永远失去了投资的机会。

虽然有些投资确实属于这个范畴，但是大多数投资却与这种情况不相符。在大多数情况下，投资是不可逆的，并且实际上是可以延迟的。研究表明，不可逆投资的延迟能力极大地影响了投资决策，延迟能力同样削弱了净现值法的有效性。因此，为分析投资决策，我们需要一种更加适用的方法，一种能够使决策者更直接地解决不可逆性、不确定性和时间安排的方法。这就是投资决策中的期权理论。

最近的研究表明，恰恰与投资不是可逆就是不可延迟的假设相反，企业有机会选择投资，因此他们必须决定如何才能更有效地利用这种机会。该研究是建立在与金融期权类比的基础上的。有机会进行投资的企业很像持有买入期权，有权利而不是义务在将来选定的时间购买一项资本。如果企业开始了一项不可逆的投资，实际上它就行使了买入期权。所以可以把如何利用投资机会归结为一点：企业如何能最优化地行使期权。

最近对投资进行的研究，为决策者如何评价投资机会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建议，同时也强调了净现值法的不足。当企业通过进行一项不可逆的投资执行了期权后，它实际上就消除了这项期权。换句话说，通过决定开始进行投资，企业实际上就等于放弃了等待最新的信息，而这种信息可能影响投资的取舍和开始时间。当市场情况发生相反方向的变化后，企业也不能减资。失去的期权价值也是一种机会成本，也应当作为投资成本的一部分。因此简单的净现值法需要修订，它不仅应当是正值，而且投资产生的预期现金流量的现值超过投资成本的现值部分至少应当等于持有投资期权价值的现值。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从传统计算公式中减去行使投资期权的机会成本而重新定义净现值，从而保证“净现值大于0就进行投资”方法的正确性。但是为了强调评价期权的重要性，我们更愿意把这种方法和传统的净现值法分开。

传统净现值法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它忽略了创造期权的价值。有时一项投资单独考虑可能是不经济的，但是它能创造期权，在将来市场情况好转的条件下，使企业能够进行另一项投资。较明显的例子就是研究和开发项目，由于没有考虑到投资于研究和开发项目能够创造期权，纯粹的净现值分析将导致企业在这方面的投资过少。

当决策者进行投资决策时，期权价值具有重要的作用。例如，即使传统的分析方法表明现在进行投资就是经济的，决策者也需要延迟投资决策以等待更多的市场信息。另一方面也可能存在这种情况，未来的市场情况是不确定的，利用传统的分析方法可能要求放弃投资，但是根据弃权理论却要求企业加速该项投资。这种情况往往在该项投资能够创造其他期权，使企业有能力在未来进行另外一项投资时发生。例如，对研究开发活动进行投资能够产生专利，从而创造很多期权，产生盈利的机会。

三、期权理论在投资决策中的应用

商品的价格极易发生变动，例如铜的价格可能在几个月之间翻番，也可能下降一半。为什么铜价如此易变？生产者如何根据铜价的变化开新矿或关闭旧矿。投资的期权方法能够提供这类问题的答案。

铜工业的投资和减资包括很大的沉没成本。建立一个新的铜矿、冶炼厂或精炼厂需要大规模的资金投入。考虑到铜价的易变性，决策者知道在投资前需要知道更多的信息。即使现在铜价相当的高，铜价和新铜矿的净现值也必须足够高，以补偿放弃期权的机会成本。减资也是一样的，一旦关闭了铜矿、冶炼厂和精炼厂，就不能再轻易地重新营业。因此，决策者即使在当前的价位下是亏损，也不会轻易关闭这些设备。他们意识到如果关闭设备就放弃了等待将来高价位的期权产生的机会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