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诗歌大全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中国古代诗歌大全，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为此，草堂小学立足于“启迪学生的智慧”为核心目标，开展丰富的德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学生发现自己的智慧，协助学生发展自己的智慧，指导学生应用自己的智慧，培养学生创造自己的智慧。

国学开启智慧大门

诗意浓浓的国学经典赏析课 学校成立了国学研究室，主要工作是组织协调草堂诗社、班级读书会、习惯连锁店等学生社团，深入研究国学教育教学方法，发掘有价值的教学内容，收集整理学生的活动形式，表彰国学活动先进个人和集体，推广国学活动先进经验，推进全校的国学教育活动。各年级结合学生特点各自开展年级课程，进行国学经典诵读研讨活动，促进老师之间的学习与交流，与此同时，推出了系列国学精品课。

2012年2月，学校开发了校本课程—国学课程之二十四节气，这门课程以国学教育为基点，以中国传统二十四节气为线索，以经典的真善美教育人，体悟人文之善、艺术之美。本课程为活动性、体验性、创造性相结合的综合国学校本课程。课程设置结合我校地域文化所蕴含的丰富人文精神，与我校的诗歌文化教育特色相融合，以课本剧表演、自创节气诗、手绘节气画等形式开展教学活动。

中国古代神话故事的起源和发展，反映着中国古代人民的智慧和对天、地、人的独特认知，他们用自己的想象，构建出刻有中华民族印记的神话之路。为此，学校开设国学课程之神话校本课程。每周一的集体朝会，也是呈现给全校师生的一场悠远而神秘的神话视听盛宴，从开天辟地到女娲造人，从精卫填海到愚公移山，从神龙尝百草到大禹治水，学生根据中国古代神话故事自创剧本，自导自演。神话独有的魅力与神秘，让全校师生沉醉在中国五千年的悠久文化之中，叹服于神话这朵灿烂的智慧之云。

丰盈充实的实践活动 自2006年起，每年正月初七，即中国传统习俗中的“人日”，百名草小学子都会应邀参加杜甫草堂“人日”诵诗活动。学生身着唐装，手捧诗卷，肃立在杜甫像前，在绵绵春雨中用清亮的童音，齐诵一千多年前高适与杜甫“人日”唱和的诗作。至今，“人日”唱和已成为学校一项极具成都味道的特色实践活动。

2012年9月，位于杜甫草堂博物馆内的青少年国学教育基地、诗歌教育基地—仰止堂正式启动使用，并对成都市所有大、中、小学生开放。草堂小学作为首批试点学校，率先在此开展诗歌教育活动。品茗论诗，探秘繁体字，走进一个个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在老师的带领下，同学们每周二下午都准时到仰止堂内开展丰富多彩的国学活动。

“草堂留后世，诗圣著千秋。”2012年9月，在杜甫的寓居地—成都草堂博物馆，草堂小学师生和中外来宾齐聚在草堂博物馆，纪念杜甫1300周年诞辰。仰止堂内，草堂小学的师生一同为来宾们展现了颇具古典韵味的茶艺，大家在茶中品味诗韵，在诗中品味茶情，也在俯仰之间欣赏着草小学子的诗歌、绘画、书法、摄影、手工等作品。与此同时，来自草堂小学的小诗童们在活泼、欢快的音乐韵律中开始了别具一格的诗歌“闪读”，在他们的带动下，很多游人也加入了“闪读”的行列，过足了诗歌吟诵瘾，草堂内顿时响起了此起彼伏的诵读之声。草小孩子用他们的热情真诚和对诗歌的热爱，为大家呈现出了一场诗歌盛宴。

书香成就智慧人生

在草堂小学的校园里，你会发现，书与诗在每一步阶梯上，在每一处楼梯转角处，在每一面长长的诗歌墙上，在每一方小小的漂流书栈里，在每一间教室的书吧里，在每一棵茁壮的草堂树上。

与书为友，成就书香娃娃 建设书香校园是我们为孩子构建的一个最理想的文化生态，而丰富多彩的读书活动就是书香校园建设的载体。三月天，读书天。孩子们最渴望的盛典—第二届校园书香节便拉开了序幕。看，“淘书乐”的场面更是盛况空前。经过前期的自主设计、策划，各家书店的店名、书目推荐表、宣传海报已经一一到位，店长、收银员、导购员也已准备就绪。这一次，前来淘书的孩子们也是有备而来，专购科普书、中外名著、历史小说、儿童绘本……我们欣慰地发现，孩子们在淘书乐活动中真正感受到了买书、卖书、换书的乐趣。

书林探宝谁最行，科普世界我做主。2012年3月，学校组织“读书—淘书—品书”系列活动，通过丰富多彩的读书活动，激发了孩子们的读书欲望，使课堂知识得以扩展延伸，同时形成了一种多读书、读好书的良好学风。那一张张凝结着读书智慧的海报就是证明，那一句句饱含着激情和哲理的言语就是宣告。

与书为乐，成就书香家庭 与书为乐，是每一个家庭的美好愿景。我们把书作为磁石，用书连接彼此，一个个书香家庭便萌发生长。

这是一位家长在荣获成都青羊区“书香家庭”称号后所写的感言：“女儿很小就会自己看《儿童故事大全》了。如今，她恨不得走到哪里都要抱着本书。我想，小小年纪的她应该是找到了读书的乐趣。书已经成了我们家庭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管世事多么纷杂，我想我们都可以在书中找到一片净土！”

篇2

［关键词］意境;表意空间;创构

“意境”是为中国古代诗学所特有、用来表示诗本身表意空间的一个用语。在后来的使用中，并不局限于诗，在绘画的品评中也被经常使用。被视为我国古代文艺作品评鉴的最高境界和最高准则。

从中国古代诗学的发展来看，“意境说”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发展和形成的。无论就其历史形成，还是就其本身的丰富内涵来看，意境的含义都不是简单地指对外在物象的单纯描摹或单层面的自然再现，而是一个“意义层深”，即“表意空间的创构和拓展”。

关于这种创构和拓展，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在其诗论中曾有过一个相当精彩的概括：“有形发未形，无形君有形”。在这个概括中，包含着三个层次：有形、未形、无形。在此之前，关于中国艺术意境的构成从未有过这样凝炼集中的概括。因此，把中国艺术的意境理解为三个层面是比较合理的。这三个层次也即中国诗论中经常提到的境、境中之意和境外之意。王国维是中国古代意境论的一个集大成者。他的意境说，实际上也是包含了这样三个层面。可见，“意境说”的基本精神就在于，特别注重作品表意空间的创造性建构。

中国人特有的宇宙观认为，人和宇宙是融为一体的，人是融于大自然之中的，大自然也融于人的心间。人总是追求现实空间的无限扩大，因此，总是希望能够有尽可能丰富的体验，尽可能广阔的时空。而意境则是这个空间的极致。

一、意境：电影表意空间的创构和拓展

电影是一种影像――声音的综合性媒介手段。其综合性具有极其复杂的构成。这一特性，使得电影成为了诗、画、音乐三位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并且能够恰到好处地吸收其他各种艺术的元素和精神。

然而，从艺术创作的角度而言，这种综合性特征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为艺术家们提供了巨大创新和发展的空间，然而另一方面，它过于复杂的构成、过于丰富的元素和过于微妙的关系，也使得大多数创作者和欣赏者都在面对电影形式、结构、手段、内容等等“有形”或者“未形”的对象中，而忽视了对于 “无形”这样更深更广的表意空间的创构和探索。

因此，对电影意境的把握，我们必须注意以下几点：第一，情景交融，即景非单纯的景，情非直露的情。正如王夫之所谓：“景者情之景，情者景之情也”；第二，含不尽之意于言外，言有尽而意无穷，即所谓“超以象外”：“象外有象，景外有景”；第三，真切自然，巧夺天工。

更值得注意的是，“意境”说并不是仅仅针对创作者而言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叶嘉莹女士在考证了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提出的“境界”一说之后，指出：“境界之产生，全赖吾人感受之作用；境界之存在，全在吾人感受之所及。”这个感受，既包括了艺术作品创作者的感受，也包括了作品欣赏者的感受，更包括了创作者与欣赏者思想的碰撞所激发出的奇妙共鸣。

因此，从电影作品创作与欣赏的全过程来说，意境的建构实际上有两个维度。其一，从创作者和表现对象的关系来说，强调的是创作者的主体意识和作用，不论是“有我之境”还是“无我之境”；不论是表现人物还是表现景物，都是如此。其二，观众与电影作品的关系来说，强调的是观众通过作品产生某种联想，而且想象的内容越丰富，越广阔，越深刻，其审美价值就越高。与此同时，观众的情感和思想就会得到陶冶，得到升华，即观众的审美趣味也会得到不断的提高。

电影意境的创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首先，实际上，意境本身就是一个从古到今始终众说纷纭的话题。其次，中国文化从《易经》开始，就一直强调一种整体观和全息观，而意境更是这种观念的集中体现，从任何角度孤立地来谈意境，或者说把意境拆分成各种因素，都是同意境的基本精神相冲突的。

因此，一部电影作品，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意义层构，大到整个风格的和谐，小到某个细节的表达，都可以是意境的体现。要看一部作品是否有意境美，一方面是要看它是否具有整体和谐的风格，另一方面是要看它是否具有完美的元素。更要看元素之间的配合是否和谐，是否有助于整部作品特征的体现。

二、典范：从经典影片看电影意境的创构

电影的意境追求，是电影创作者的一种重要的审美追求，具体体现在电影时空、画面、声音、叙事、风格等方方面面，可以看作是衡量一部影片特别是中国影片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特征的重要美学标准之一。

1．电影时空与意境的创构。

电影的巨大魅力之一，就是可以为人们提供超越现实的时空以外的别样空间。也就是说，运用电影所特有的蒙太奇、跳切等等表现手段，创造出瑰丽、自由的时间和空间。因此，构筑电影意境的首要因素之一，就是如何打破现存的电影空间，构建出更加广袤而自由的时空。

历来追求意境的中国诗歌、戏曲和绘画，在时间和空间方面，有着极其丰富的想象力。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说：“中国这种移远就近，由近知远的空间意识，已经成为我们宇宙观的特色了。”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能够把这种时空意识通过电影最成功表现出来的，却还是被誉为日本电影天皇的黑泽明。这种对境界的营造在他晚年的作品《梦》中发挥到了极致。面对生态失衡、生存危机、灾难频繁等等现代人命运面临的重大问题，作为一个深谙东方文化精髓的老人，黑泽明很自然地选择了寓言的方式，从自己的记忆和幻想中选择了“八个梦”，把它们连缀在一起，既各自独立，又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同时，运用丰富的电影手段表现了他的主题动机――人类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理应是归顺自然，只有保存自然，保存艺术和美，才能保存人类自身。

作为一个电影艺术家，黑泽明倾向于采取一种冷静的态度，客观地表达自己潜意识的主观愿望和情绪。因此，他选择了“梦”这样一个可以衍生出无限想象空间的载体，以做梦者的视点展示人类的集体无意识心理的各个阶段，从而拥有了更多的表现张力和自由，并且轻而易举地产生让人信服和震撼的力量。在《梦》里，传说与生活、幻觉与现实的界限被巧妙地打破，它不再是对某个故事的阐释，而成为了引人深思的严肃话题。没有人会对事情的本源发出怀疑，因为此时的传说和幻像都已经变成了某种人类生存状态的比喻，并且将观众引入到一种奇特的想象和氛围之中。黑泽明彻底摒弃了惯常的讲故事的方式，而是仿佛一位先知，像巫师吟唱通灵的歌谣般向我们描述出他心中的预言，令人深深地感到震撼与恐惧，并且沉浸在这种情绪中久久不能自拔，深思再三。

2．电影画面与意境的创构。

众所周知，电影是主要用镜头来讲故事的艺术。然而，作为诗和画的结合，“情”与“景”真正交融的艺术，电影更具备利用动态的画面营造意境的优势。正如法国电影理论家马赛尔・马尔丹所说：“电影画面含有某种言外之意，又有各种思想的延伸”，“构成影片的不是画面，而是画面的灵魂”。

从传统美学“意境”说的角度，来审视电影画面，是一件很有意味的事情。因为对于很多观众来说，对某部电影留下的深刻印象，其实并不在故事本身，也不是故事的立意有多高，反而往往就在某个画面，或者某个画面所构筑出的意境之中。

台湾导演李安在这一点上颇有造诣。在他的影片《卧虎藏龙》中，就成功地运用画面营构出了一种含蓄的意境。这一点从影片对李慕白弥留的那场戏的处理便可见一斑。

李慕白中了玉面狐狸的毒箭后躺在俞秀莲的怀中，先是两人的近景和全景，脸上打上一束光，随着李慕白向死亡的步步进逼，镜头越拉越远，两人的光影越来越小，逐渐融入到茫茫的夜空之中。这些以冷色调为主的，略显压抑的镜头较好的处理了这对相互倾慕已久，却又为传统伦理束缚而不愿表达的恋人的生离死别，同时也成为“英雄”李慕白壮观谢幕的仪式。

另外，影片中的武打场面不追求单个动作的形式感，而是力图造成一种节奏感，营造一种整体氛围。不能不提及的是“竹林比武”，这是玉蛟龙对李慕白产生感情的重要契机，一个目空一切的骄傲女子被男子的才华所征服，感情发生转变的微妙过程。竹林迷蒙的绿色之中两人的白衫若隐若现，有一种淡淡的暧昧；在竹林之颠两人轻盈的跳跃、翻腾、追逐更显示出了某种微妙的节奏，像恋爱中的双方在互相来回纠缠，若有若无，却又触动心弦；在这个打斗中不断插入玉蛟龙面部的特写，由一开始的凌厉、凶狠，慢慢地显示出柔和、迷惘，尤其是突然一失足往下坠时脸上的一丝惊恐，被李慕白拉起后掩饰不住地出神，彻底暴露了小女子内心的微妙变化。李安巧妙地将中国功夫的美妙身段、安西竹林的绝美风光和一对男女由相争到相惜的微妙感情变化结合得天衣无缝，极富东方特色的竹林的意象以及长镜头、大全景的使用，使影片产生了一种舒缓的节奏和氛围，一种如饮醇酒般的东方美学韵味油然而生。

3．电影声音与意境的创构。

传统的电影理论研究，往往对影像比较重视，而对声音比较轻视。人们忽视声音的原因在于，声音往往是抽象的、辅的，当观众的注意力被画面和情节所吸引时，往往会忽略声音的存在。然而，一部优秀的作品，在触动人心时，往往是充分调动了一切手段的。由于声音直接通过听觉作用于观众的意识层面，因此，就更容易产生出属于观众自己的、更为广阔和深远的意象。

从意境的角度看电影音乐，不得不提及香港的鬼才导演徐克。尤其在影片《青蛇》中，深得中国文化精髓的才子黄和灵气飞扬的作曲大师雷颂德通力合作，在此片中融入印度音乐和电子音乐的元素，营造了一种空灵、幻灭和非人间的氛围，和徐克所强调并表现的那个“用法术变出来的，不真实的世界”尤为吻合。

影片的主题曲《流光飞舞》，以一段清丽的古筝开场，立马给人光彩流动的感觉。彼时白蛇与许仙的爱情，青白二蛇的友情都恰到浓时，正如江南草长莺飞、春光明媚。一派柔媚空灵、心旷神怡的景象。

然而，“情”之一物，原本就是天堂与地狱的混合，可以美艳如盛放花朵，又可残酷血腥如杀戮。因而整部影片的音乐风格也呈现出了两种基调：一个是以古筝、箫、笛等中国传统乐器构成的，属于描述“人”的层面，代表爱的美丽与忧伤的情怀。“思情”、“初遇”、“流水浮灯”、“柳腰细裙儿荡”、“识情”、“寻夫”，清新缠绵的旋律伴随着一幅幅仿佛水墨彩绘渲染而成的画面流淌而出，清纯美丽的气韵神境充满了不染红尘的真诚之情。

然而，既然误堕俗世，情字背后就必然是甩不开的祸患。于是，从“人间魔域”开始了另一个基调。唢呐、鼓、法螺，敲击乐中混杂的民乐器极有气势，甚至还有寺庙的钟声和僧人的佛号声，构筑出了一派妖气冲天群魔乱舞的诡异景象。尤其是“斗法”一段，在唢呐和锣鼓急促而乐声中，许仙引路降白蛇，合钵收妖镇雷峰。其实白素贞无惧于死，又何惧于镇？只是看着心爱的人后退的身影，看着缓缓落下的钵盂，该是怎样无法言喻的绝望和悲戚。越来越强烈的鼓点和越来越尖锐的乐声变得尤其猛烈，直叫人不堪忍受。然而，鸩一样的孽情，从相遇的那一刻起，便已毫不犹豫地饮下了，再念西湖初遇时，碎裂世间痴情缠绵！万念俱灰之时，响起的竟又是开头时“流光飞舞”的曲调，彼时曼妙的撩人情怀，到得此时徒留爱恋嗔恨万千。最后的一阕“人生如此”，更将电影主题点了个通通透透，也更加引人深思 ―― “人生如此，浮生如斯，缘生缘死，谁知谁知……”所谓情爱，多么回肠荡气，多么惊天动地，过尽千帆，却终究不过沧海桑田，就如同影片的始与终都作为象征的那一滴清泪，虽铭心刻骨，却也只能随流光飞逸。

4．电影叙事与意境创构。

“情节”与“意境”说来仿佛是一对矛盾的命题。因为情节在电影中，多半表现为人物一连串起伏跌宕的外部动作，，尤其在情节片里，观众差不多完全被银幕上人物的外部动作所吸引，这种快速的推进，几乎很少留给观众较多的感受、体会、思考的时空余地；而“意境” 则相反，银幕上给我们看到的东西，基本上是相对静止的画面，为其表面上的“静止”，观众才可能感受“静止”后面的波澜，思想的悠远；才可能细细体会它的无穷韵味。因此，如何经过巧妙的艺术处理使“情节”与“意境”融为一体，从而产生自由和谐的整体美，就成了相当关键的问题。

日本导演岩井俊二的影片《情书》，由一个同名同姓的误会开始，通过两个女子书信的交流，以含情脉脉的笔触舒缓地展现了两段可贵的爱情，并且通过细腻感人的影象深深地印在每一个观众的心里，永远不变。

其中少年藤井树站在轻纱浮动的窗边看书的一幕，堪称整部影片意境之经典。仿佛有水一样的绿光在空气中浮动的晴朗日子，少女在不经意中抬头张望，微风轻轻拂动着薄如蝉翼的白色窗帘，少年优雅的身影在随风飘扬的轻纱中若隐若现，鹅黄的阳光从窗外照进来，淡淡地洒在少年的脸上，微风轻轻地撩拨着他额前的头发……少男少女暗生情愫的微妙过程，通过这样一些唯美细腻的镜头语言被表现得丝丝入扣，在清新纯净的色彩书写的青春记忆中，一种恬淡、含蓄而略带感伤的东方韵味扑面而来。

而在影片最后，当女藤井树看到男藤井树当年在借书卡背面所画的她少女时代的素描像时，于刹那间明白了一切。年少时的羞涩终于在明媚的阳光下一览无余，只是事隔多年，恍若隔世，此物虽在，故人已去，如同少年当年还给少女的那本书一样――《追忆逝水年华》。在学妹们灿烂笑脸的映衬下，淡淡的钢琴声在唧唧喳喳的少女们柔嫩的嗓音中慢慢流淌出来，鹅黄的阳光从屋外大树上倾泻而下，如多年前一样纯净美丽，女藤井树微笑着，流下了百感交集的泪水。缺憾是一种让人心痛的美丽，“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原本有些过于戏剧化的情节在这样的意境之中，显得自然而美好，《情书》也因此成为了许多人青春记忆中永恒的经典。

5．电影风格与作品整体意境的塑造。

风格是对作品整体特征的表达，是一种感受性事实。也就是说，当电影的时空、画面、声音和叙事等元素因为某种内在的联系而被高度统一、完美、协调地发挥作用，并且产生了可以被感受到的整体特征的时候，电影的风格也就产生了。这个风格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一部作品的整体意境。

和谐、完整、统一，这是任何艺术作品的基本要求，不仅是外在的，更是内在的，也是更本质的。我们要求整部影片应当是和谐的完整的，而它的每一个镜头则是这部影片完整的局部、元素。这些局部或元素必须是服从影片整体的需要的。因此，有的作品，每个元素看起来好像都平淡不经，一旦组合起来，却产生了奇妙的节奏和韵味，轻而易举地将观众代入到某种意境之中。

比如费穆导演的巅峰之作《小城之春》。据影片编剧李天济讲，费穆是按坡词《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的意境和韵致构思全片视听形象的。词中写道，“花褪残红青杏小，子燕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声不闻声渐消，多情却被无情恼。”词境中的哀怨感伤，黯淡怅惘，化为《小城之春》的淡墨山水小品，仿佛苦涩的茉莉香片。“色淡而隐然可见内里颜色，味苦正如离乱年代坎坷人生”。

费穆说，“必须是使观众与剧中人的环境同化，如达到这种目的，我以为创造剧中的空气是必要的”。此中“空气”，即为“氛围”。影片中孤寞萧瑟的小城，残破颓败的家园，杂草漫生的蜿蜒小道，让人“触目愁肠断”。而三角恋情中一双男女“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含蓄蕴藉，辅以徐缓节奏，低沉情调，看来凄凄惨惨戚戚，却闪烁着颓靡之美。描摹出特定历史环境中，一幅关照人们生存状态、精神面貌和文化心理结构的灰色画卷。

费穆毕生所追求的，是中国画与中国旧剧那种奇异的美，他曾指出“中国画是意中之画，所谓‘迁想妙得，旨微于言象之外”――画不是写生之画，而印象确是真实。”他所追求的这种意境，其实就是“虚实相生”。因此，有评论者称它为“东方电影”的经典，“体现了我们东方人对感伤经验、感伤文化的态度……迷而不乱，恨而不惘”。影片隐隐透出的雅文化性，整体的压抑和封闭感，精到的人物心理刻画，恰到好处的情绪渲染和环境气氛营造，无不显示出十足的中国古典美学写意风韵。

三、意境美，中国电影的突围之路

具有意境美的中国诗歌在历史上曾达到极高水平，或者说诗歌中的意境始终被视为诗歌的极致。“意境”作为我国传统美学的重要内容，是东方艺术精神的核心范畴之一。

电影本身就其本性而言，同样也具有传神写意的魅力。这种淡化了情节、以意境和哲理给人带来情感震撼和思考愉快的电影样式，是完全有可能形成一股独特而有力的艺术潮流的。因此，当中国电影经过了百年的摸索，却仍然被奥斯卡遥远的光环折腾得跌跌撞撞找不着北，当中国电影正在谋求一条自强振兴之路的时候，我们更有必要从我国传统美学“意境” 说的角度，对电影做一个反观，寻找一些启示，进行一些探索。

中国文化为我们的电影提供了如此独特而丰厚的资源，中国的电影真是没有理由不有所作为啊！

[参考文献]

[1] 王夫之.《古诗评选》.[M].卷二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

[2] 王夫之.《唐诗评选》[M].卷四.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

[3] 叶嘉莹.《及评论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P153-154.

[4] 宗白华.《美学与意境》.人民出版社］1987.P252-253.

[5] 马塞尔・马尔丹.《电影语言》.中国电影出版社，1987.P4-7.P18-21.

[6] 费穆.略谈“空气”.载《时代电影》1934年11月.

篇3

首先，以中国历史上的三次翻译为例，翻译的重要性可窥见一斑。

发生在汉魏至唐宋元时期的佛经典籍翻译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翻译。这次翻译给中国文化带来重大影响，对举凡哲学、宗教、文学、音韵学、语言文体、音乐舞蹈、绘画雕刻等无不发生深远的影响。佛经佛典的翻译传播了佛教教义，促使许许多多中国人信奉佛教，中国也成为佛教在亚洲重要的传播和信奉中心之一。在文学上，佛经佛典中大量的幻想成分，通过翻译传递给中国人，给中国文人插上了幻想的翅膀，创作出一些富有幻想色彩的文学作品。《西游记》、《封神榜》就是其中的代表。中国古代文学中较少有幻想成分，以话说，就是“像印度人那种上天下地毫无拘束的幻想能力。”所以的结论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是印度文学影响的产儿。佛经佛典的翻译采用“不加文饰，令易晓，不失本义”的翻译语言，打破了两晋南北朝盛行的骈偶文体。骈偶文体说理不求明白，记事不求准确，写景不求清楚，只讲究对仗工整声律铿锵。至唐以后，佛经佛典的翻译语言开始开花结果，催生了白话诗白话文。佛经佛典的翻译使汉语增加了35000个词汇，导致了古代音韵学上四声的发明和诗歌韵律的变化。一些佛经佛典是长篇故事，如《佛所行赞》、《普曜经》、《佛本行经》；一些带有故事和戏曲的形式；一些是半戏剧体半小说体的作品；有些佛经佛典在一段散文记叙之后，又用韵文重说一遍，韵文部分被称为偈。这些新的文学式样催生了小说、戏曲、弹词里的说白与唱文相揉的文体。所以，梁启超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中，也说“我国近代之纯文学――若小说，若歌曲，皆与佛典之翻译文学有密切关系”。

佛经佛典翻译使中华文化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致使中华文化在唐朝时期在世界上占据领导地位。长安成为世界文化的中心。佛经佛典的翻译是中华文化史上的盛举。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首屈一指的。

第二次翻译发生在明后期至清初，大体历时两百年。16世纪后期，马丁・路德进行的新教改革席卷整个欧洲，新教代表着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夺去了天主教在西欧、北欧的大部分地盘，并将势力发展到北美。所以天主教教会决定派遣教士到东方宣传教义，争取新教徒。先后到达中国的传教士知名的有七十多名，比如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熊三拔等。天主教教士在中国为推广教义，宣传介绍翻译西方算学、天文、水利等科技知识。据统计，此期间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共著译书籍约三百多种。除去宗教宣传书籍外，波及天文学、数学、物理学、机械工程学、军事技术、舆地学、生物学、医学、文学等领域。代表的有《欧几里德几何》、《几何原本》、《泰西水法》、《奇器图说》、《万国全图》等等。中国的《老子》、《易经》也在传教士的努力下有了第一批欧洲译本。传教士翻译的科学书籍，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发展了当时中国的科学领域。我们以舆地学为例，舆地学就是地图学，《万国全图》的翻译使当时的中国人具有了五大洲的概念，介绍了欧洲测绘地图的方法。康熙年间的《皇朝全览图》就是聚集传教士的努力，结合中西地图测绘法完成的。在军事技术方面，明末时期，明朝饱受倭寇的侵犯和北方满洲的进犯。徐光启深知西洋火器的厉害，于是上疏皇帝，请求“多铸西洋大炮，以资守城”。皇帝应允，专门派人到澳门招聘西人铸炮。此炮被称为红衣大炮，在与清军作战时发挥了作用。清太祖努尔哈赤就是被此炮击中而亡的。传教士翻译的西洋科学著作，不仅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促进了这些领域的发展。而且引起明朝学界风气发生改变。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明朝以八股取士，一般士子，除了永乐皇帝钦定的《性理大全》外，几乎一书不读。学界本身，本来就像贫血症的人衰弱得可怜。”“利玛窦、庞迪我、熊三拔、龙华民、邓玉涵、阳玛诺、罗雅各、艾儒略、唐若望等，自万历末年至天启、崇祯间，先后入中国，中国学者如徐文定（光启）、李凉庵（之藻）都和他们往来，对于各种学问有精深的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学界空气，当然变换。后此清朝一代学者，对于历算学都有兴味，而且喜谈经世致用之学，大概受徐、李诸人的影响不小”。可以说，这次翻译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第一个。

1840年后至民国是中国第三次翻译，这次影响最广，意义深远。第三次翻译经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翻译“造船舶、造枪炮”等技术著作为主。目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第二阶段为翻译西方哲学人文著作为主，因为仅仅“师夷长技”不能达到“制夷”的目的，不能摆脱被外国列强欺辱瓜分土地财富的命运，所以文人士大夫有识之士等认识到只靠翻译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是不行的，必须翻译学习西方的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著作，以达到革新国人思想，建立新体制，富国强兵的目的。著名的翻译家严复翻译的《原富》、《天演论》等都是那时的代表。在翻译哲学人文著作的同时，文学作品的翻译也进入。这次翻译影响波及政治、思想、科技、经济、法学、文学等几乎所有方面。政治上，封建政体解体，进入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科学技术方面，“科学”被引入中国文化，追求崇尚发展科学成为共识；思想文化领域，人们追求民主自由，反对封建专制；在文学方面，以文言文为主体的创作语言让位于白话文，文学的体系从原来诗体文学为中心地位转化为小说为中心地位。中国文学融入到欧洲文学，世界文学之中，进入近代化、现代化历程。这次翻译影响深远，意义重大。钱存训在《近代译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中说：“自19世纪中叶以来，翻译一事成为中国政府走向现代化的一种特殊措施。”

对于翻译对于中国文化的巨大作用，著名学者季羡林有这样的论述。他说文化（文明）的发展可以分为5个阶段：诞生、成长、繁荣、衰竭、消逝。这是一个普遍规律，任何文化都有消亡的时候。然而，中华文化似乎是个例外。五千年来，虽然经历了不少波折，走过了不少坎坷的道路，但是中华文化至今没有消逝。原因就是，翻译给中国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他说：“倘若拿河流来作比，中华文化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长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用大矣哉！”

这是翻译促进文化繁荣在中国的表现，在世界其他地区翻译同样发挥着神奇的作用。翻译给固有的文化带来新的营养，注入新的活力，使之发生变异，促成繁荣。

古代日本地域狭小，经济文化落后，没有固有的文字和文学样式。但是日本不遗余力地学习别国的先进文化，学习的主要手段之一是翻译。明治维新之前主要学习翻译中国文化。通过翻译借鉴中国文字和文学体裁，日本在公元9世纪左右创立自己的文字，而且也大约在这个时候，在模仿中国文学的基础上出现了日语表现形式――和歌和物语文学。日本江户时代（1600―1867）是日本翻译中国书籍的鼎盛时期之一，《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肉蒲团》、《金瓶梅》、《三言二拍》、《游仙窟》等作品都在这一时期一译再译。其中《水浒》译本达11种之多，并产生了大批诸如《日本水浒传》、《女水浒传》、《俳谐水浒传》、《忠臣水浒传》等等的模仿作品。明代瞿佑的《剪灯新话》传入日本后，被浅井了意翻译改编，并据此创作出了《御伽婢子》、《狗张子》等，可以说对中国俗语文学的翻译促进了江户时代庶民文化与文学的繁荣。明朝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在日本于1637-1714年间曾翻刻了8次，仍不能满足广大日本医药学界的阅读需求，日本人便不断地以“和谈”、“和名”、“倭名”等注释加翻译的方式出版了一批诸如《图画国语本草纲目》、《广益本草大全》、《本草和名》、《本草纲目启蒙》等“本草系列”。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掀起了日本学习西方文化的。明治初期是日本全面移植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时期，英美书籍的翻译介绍盛行。到了明治中后期翻译一直未有间断，所译的书籍内容无所不包，难以数计。日本在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后，逐渐开始独创的科学研究，在大气运动以及台风理论、破伤风血清的发现等等领域取得了为世界所瞩目的成就。明治后期日本工业发达，国力膨胀，科技方面日本也追赶上了世界的先进水平，1906年，明治初年成立的学士会院加入了万国学士院联盟。译书是日本加速实现现代化的特殊手段，对日本社会各个方面和日本现代化进程发生了深远影响。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在世界思想史和文化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浩如烟海、繁若星斗的学术文化作品，独创性的理论体系，盖世不朽的思想家、艺术家，对欧洲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重要的作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如此灿烂，正是它博采众长，广泛吸收学习东西方文化的结果。

公元750-1258年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鼎盛期，此时是阿拉伯帝国的阿拔斯王朝统治时代。阿拉伯帝国的疆域地跨欧、亚、非三大洲。拜占庭、波斯、印度西北部、两河流域、叙利亚、埃及、马格里布、西班牙、中亚等地都在阿拉伯帝国的统治范畴之内，当时的帝国首都巴格达既是一座繁荣的国际城市，更是一处世界文化交融的学术中心，波斯、印度、希腊、罗马、犹太教、基督教、摩尼教、瑞罗亚斯德教、萨比教等众多文化模式和宗教思想在这里汇合。阿拉伯帝国的哈里发为适应帝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发展的需要，实行宽松的政治文化政策，倡导、鼓励学术活动，大力提倡翻译事业。从公元830-930年的百年时间，在政府的鼎立支持下，帝国学者把来自不同地区的文化学术成果用希腊语、波斯语、古叙利亚语、梵语、希伯来语、奈伯特语等，译介成阿拉伯语，这次规模宏大、译著丰富的活动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百年翻译活动”。旷日持久的百年翻译活动激发了阿拉伯人的智慧，哺育了博大精深的阿拉伯文化。在公元12世纪即欧洲中世纪后期，阿拉伯文化通过西班牙和西西里岛等地借助翻译影响到欧洲大陆，对欧洲文艺复兴和欧洲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准备了条件，奠定了基础。阿拉伯文明在世界文明发展中的贡献被形容为“保存了人类文明精华的火种，并成为文艺复兴的灯塔”。勒本在所著《阿拉伯文化》一书中写道：“直到15 世纪，欧洲学者没有一个不受阿拉伯学术影响的。”“他们或师承阿拉伯人，或翻译阿拉伯文典籍。阿拉伯人的著作，特别是科学著作，被欧洲各大学广泛采用，达500年之久。”

翻译不仅对东方文化繁荣产生了重要作用，对于世界其他地方的文化繁荣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文化的繁荣与复兴，与翻译有不解之缘。西方文化史上的几次大的文化复兴运动，都与翻译――文化传输有关。

14-16世纪在意大利掀起的文艺复兴运动始于翻译大量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古典著作：布鲁尼、波吉奥等对古典文化典籍的搜求与翻译，为文艺复兴提供了思想资源；瓦拉对《圣经・新约全书》的考订、辨误、翻译和注释，不仅直接否定了罗马教会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的权威地位，而且还形成了一整套怀疑主义和批判主义的学术精神与方法，传到北方后推动了马丁・路德宗教改革运动的爆发，被史家认为在此改革中“扮演了特洛伊木马的角色”。文艺复兴运动后来波及到欧洲各国，翻译也起了巨大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波澜壮阔的文艺复兴运动本身就包含并有赖于规模空前的翻译活动”

16世纪之前，德语“只配用来与马讲话”（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语）。但是马丁・路德翻译了《圣经》后，这个局面彻底改观。因为通过翻译《圣经》，德语得到改良，出现了新词，文学语言形式初步形成。有人说“自那以后，作为一个文化单元的德意志才算上了路。”德国文化的起点始于翻译，所以德国至今仍保留着这个由马丁・路德为德意志确立的优良传统。有统计资料显示，作为被翻译的文字，德语仅次于英文和法文，位居世界第三；而在把其他文字译成德语方面，德语则在世界上占居首位。

篇4

关键词：文成公主;松赞干布;吐蕃;影响

从古至今，“好”的和亲都能增进不同地区人文观念的相互融合和趋同性发展。两个民族之间的广泛交流，具有先进文明的一方必然会对文明较落后一方的社会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特别是与汉族和亲的少数民族，中原先进的文明逐渐会消磨掉他们文明中的落后因素，逐步汉化。文成公主入藏，不论自身学识还是带来的陪嫁物必然会给吐蕃带来影响。文成公主出嫁时，“唐王以释迦牟尼佛像、珍宝、金玉书橱，三百六十卷经典、各种金玉饰物作为公主的嫁奁。……卜筮经典三百种，识别善恶的明鉴、营造和工技著作六十种，治四百零四种病的医方百种，诊断法五种，医疗器械六种，论著四种。……以车载释迦佛像，以大队骡马载珠宝、绸帛、衣服及日常必需用具。……”。[1]公主入藏时，太宗又“复赐负运此珠宝，绫罗、衣服、饰品与及当时所需资具之马骡骆驼等甚众”[2]。从她带来的陪嫁物看，文成公主对吐蕃的思想文化及社会生活等方面一定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思想文化方面

1、儒学走进吐蕃

公主出嫁吐蕃时，弄赞则“率其步兵次柏海，亲迎于河源”[3]。松赞干布见道宗：“执子婿之礼甚恭，既而叹大国服饰礼仪之美”[4]。公主归国，赞普“谓所亲曰：我父祖未有通婚上国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为幸实多。当为公主筑一城，以夸示后代”[5]。这一切就是由儒家思想来支配。这段史文，说明这样两个礼仪程式：第一、所谓“谓所亲曰”者，即皇帝、皇后受到群臣祝贺;第二、所谓“我父祖未有通婚上国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为幸实多”，即告庙者，是松赞干布对其先祖的祈祷与祝愿。[6]这种婚礼仪式，就是按照唐代儒家传统礼仪制度进行的，其本身也说明孔子思想在当时开始传入吐蕃。同时公主本人带去了大量的经史、诗文等书籍，还带去了一些精通儒家文化的儒士。松赞干布虽信仰佛教，但也在文成公主的影响下，开始渐慕华风，钦慕汉族的儒雅生活。于是“遣酋豪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7]。改“释毡裘”为“袭w绮”等。这些都为儒学在吐蕃进一步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吐蕃统一后，随着社会秩序安定，和同唐交通、贸易的日益发展，学习儒经风气的氛围日益增强，吐蕃人入唐学习的机会也较之前有所增加。吐蕃不仅派遣学生前往中原学习经典的儒家思想，每次出使唐的使者也不错过学习的机会，虚心学习儒学。回来后，他们都将自己在中原所学到的儒家文化带到吐蕃，促进了吐蕃社会的发展，提高了吐蕃人的文化素质。

2、佛教的继承与发展

长安从隋开始就是我国佛教传播的中心，文成公主自小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早已对佛教文化耳闻目染，也是笃信佛教的圣女。文成公主入藏时，将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佛像和大量佛经带到拉萨。为了宣扬佛教文化，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一起还主持修建了小昭寺供放佛像，并协助赤尊公主建造大昭寺，还同吐蕃人辣隆多吉贝将汉文佛典翻译成藏文。同时，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的和亲，还为西行求法的汉僧开辟了一条捷径，一部分僧人从长安出发后经吐蕃，在至尼泊尔然后去印度，使吐蕃-尼泊尔道成为当时赴印求法的主要陆路通道之一。吐蕃的佛教，因文成公主而得到发展。

二、社会生活方面

1、礼仪与服饰

中国古代和亲非常注重礼仪，我国从西周开始就制定了周礼，并将其制度化，不仅有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等六礼，还有严格的服饰礼仪文化。在与少数民族和亲过程中，这种文化随着和亲公主传播开来。

吐蕃最早的婚礼礼仪文化就是受到文成公主的影响。文成公主和亲时，松赞干布前后两次派遣使臣入唐求婚;太宗同意求婚后，赞普有派宰相禄东赞献金五千两，作为聘礼贡献唐朝;文成公主出嫁吐蕃时，弄赞则“率其部兵次柏海，亲迎於河源”，这些都完全按照汉族婚俗进行迎娶。可以说，文成公主开启了唐朝礼仪在藏传播发展的先河。松赞干布“亲迎于河源，见王人，执子婿礼甚谨，既而叹大国服饰礼仪之美”，吐蕃人民通过中原的物质文明与服饰打扮的耳濡目染，审美视角也发生了部分变化。文成公主带去的服饰文化对吐蕃来说必然是一大冲击。如《旧唐书》载：“公主恶其人赭面，弄赞令国中权且罢之，自亦释毡裘，袭w绮，渐慕华风”。吐蕃人原以“毡帐而居”，“穿毡裘衣”，在文成公主的影响下，改变了过去一年四季老羊裘的游牧装束。这就表明吐蕃的服饰文化也在逐渐改变。

2、医学

藏史记载，文成公主陪嫁物中有：能治404中疾病的药品，100种诊断和五观六行的医术，还有四续医书。[2]被编译成《医学大全》，为文成公主带到吐蕃的第一部汉地医著，该书经当时汉地和尚玛哈酝奂安厝舜锫旯霞翻译成藏文。这些给吐蕃人的身体健康与医术水平带来很大的变化。就如诗歌《公主带来的曼巴》中写到：“求神打卦多年， 疼痛总不离身， 公主带来的曼巴， 治好了我的病根。”[9]足以证明文成公主推动了藏医学的跨越发展。

3、民歌

汉藏史籍中均未记载文成公主在民歌方面教授过藏族人民，但公主对藏族人民做出的突出贡献，使藏族人民深深怀念，他们编成歌颂文成公主的民歌历代传诵，如《文成公主不辞辛苦》民歌：“有一处美丽的地方，此地名曰贝桂雄，那里有文成公主带来的粮食种籽，共播下了三千八百种。”另一首是：“阿姐文成公主带来工艺五千种，为吐蕃的工巧技艺，打开了繁荣之门”。这些在歌谣中被收集。从侧面印证了公主对藏区民歌的深远影响。

4、天文历法

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去《博唐八十数理》、《珍宝之堆》、《主干综述》等多数历算经典。《贤者喜宴》载“八十七部占筮历算法”，《汉藏史集》载“占卜历算之书六十种”。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扩充了吐蕃的天文历法知识。据说文成公主就精于占卜，《王统记》、《王统世系明鉴》等著作中就记载着在逻些填湖建造大昭寺时，就请文成公主占卜择地动土。她不仅懂得天文地理，运用星象学和金、木、水、火、土五行之说，还懂得观察天象地气。她仔细地看了拉萨几遍，就对松赞干布说，拉萨有着王都气象。四周群山环绕，有如八瓣莲花;天空有如八幅金轮，吉祥无比。又根据五行相乘相克的理论，献策于松赞干布，认为庙宇工程，宜用白山羊背土填湖。赞普采纳了公主的意见，在公元646年破土动工，建立大昭寺。这充分证明文成公主丰富的天文历法知识，并利用它造福吐蕃人民。从侧面反映出文成公主在大昭寺的选址和勘察设计方面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此外公主还亲自主持设计建造了小昭寺，把唐代中原地区的建筑风格和技术带到吐蕃，成为有文献记载以来，吐蕃学习内地建筑工艺技术的滥觞。[10]

文成公主一生献身于汉藏两族人民友好团结的伟大事业中，充当了沟通汉藏两大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不仅在政治与民族关系上产生深远的影响，更在经济、文化、思想、社会生活等方面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是非常值得后人敬仰和歌颂。（作者单位：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参考文献：

[1]索南坚赞.吐蕃王朝世系明鉴[M].三联书店，1963：6

[2][8]索南坚赞.王统记[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3][4][5]王溥.唐会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97）.

[6]顾吉辰.孔子思想在吐蕃[J].研究，1993：42

[7]刘 d等.旧唐书[Z].北京：中华书局，1975（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