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非语录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孟非语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1、很多人都是活在别人的眼中的，但是也有很多人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这都是不同的生活方式。

2、孟非直言：不是每个男生的爸爸都叫李刚。

3、孟非对俞夏说：我非常担心你的衬衫扣子会崩开。

4、女人真的有时候搞不懂。比如和她说甜言蜜语这件事情，如果你对一个女孩嘴很甜，那个女孩会说，一看这种油嘴滑舌，就会说甜言蜜语的男人就特别靠不住，很花心；如果你不这样说，那个女孩就会跟你说，哪个女孩不喜欢听男人说点甜言蜜语，你连这点都做不到，我怎么跟你过日子呢？

5、我觉得这事儿跟我没什么关系。因为我照相的水平非常烂，而且最近的节目发现，男嘉宾都喜欢照相，而且照相的水平都比我高，我已经改了我的爱好，改画画。虽然岁数大了一点，但是从头学起，没有关系。拍照不如别人，我们就画，我们就向工笔画方向发展。如果从现在开始，以后上来的男嘉宾说我的爱好是画画，那我就觉得出鬼了。

6、最近一期，某女说男嘉宾看起来没有干劲儿。孟说，我蛮有干劲儿你是说哪方面！

7、如果你想讨好所有女嘉宾，那你会死的很惨。

8、有时候容易受骗是一种善良的表现。

9、如果饭都吃不饱，却天天喊着明星梦，那是非常可怕的。

10、不把过去的伤痛彻底厘清，将永远生活在抑郁氛围中。

11、当你的能力不够巨大时，过早狂妄会付出惨痛代价。

12、要想有自信就去努力挣钱，而不是钻研花鸟鱼虫。

13、我到目前为止没见过比你胆子更大的人。

14、你是个含蓄的人吗？你的鞋子比菲律宾总统还要多。

15、所以说爱情会为饭碗让路。

16、那笛非常难找对象，朱真芳就是在模仿凤姐。

17、你说你梦中情人是白娘子，你喜欢个古人还不行，非要喜欢个神话里的。

18、我也有辆B字开头的车，我觉得比亚迪的车很不错还环保！

19、我总是莫名其妙的被牵扯到，上次有一个带眼镜的男嘉宾，被说委琐，他说我也带着眼镜……你说我招谁了！

20、马诺是一个非常能打击别人的人，同时也是一个自身抗打击能力很强的人

21、更重要的是，我们一直可能活在一个不属于我们自己的世界中，用那个世界的套子和模式来自我暗示‘我们应该如此这般’，现在我们把这个不属于我们自己的莫须有的帽子摘掉，我们没有了压迫，我们可以自由呼吸，我们开始知道自己是谁，我们拥有了真实的力量。

22、洞见的最大困难，就在于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的内心是有虚弱的。你愿意承认吗？发自内心的承认。

23、我们每个人一生中发展的局限和性格有关，我们的停滞不前和性格有关，我们所犯的人生错误的代价和性格有关，重复的人生代价和性格有关，我们无法突破的自我瓶颈和性格有关，我们自以为是以为我们全部都知道了其实什么都不知道和性格有关。

24、孟非：你要的女朋友最好你唠叨的时候她作倾听状，你沉默的时候她又能说话为你解闷，这样你还是找个收音机吧。

25、你到了我这个岁数，可能你就会发现，喝凉水都发胖。

26、三岁一个代沟吗？在幼儿园里5岁的可能要比4岁的大很多，但早上公园里锻炼的，78岁的未必比72岁的老。

27、看样子这11盏灯，还有很多的母爱准备着释放。

28、男人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成长起来的，就是在抛弃别人和被人抛弃的过程当中成长起来的。

29、我倒是希望我每件衣服都变大了，可不幸地发现每件衣服都变小了。

30、孟非：台上的女人，也不要认为，你拎了某一个包，穿了某一个品牌。什么都不能证明。

31、孟非：和父母住不住在一起，和个人的独不独立是两码事。尊重父母和没有主见也不是一回事。

32、孟非：你总在证明自己是有思想的人，其实真正有思想的人是不用时时来证明自己的。

33、孟非：讲到单亲家庭，人们总以为缺少爱，但是可能有另一种情况，单亲孩子可能得到2个家庭的爱。

34、如果我点出来的问题被他重视，远远比他上来领走一个女孩子重要得多。

35、职业与非职业只是赚钱途径的区分，专业和非专业则从技巧手法等来判别

36、红色性格的人最要紧的就是在非常压力大的时候不要做决定，不然一定会付出极惨重的代价。

37、将复杂的事物在表达上简单化，并且形象地烙印在听众的心灵深处是第一本领；将简单的事物在思想上复杂化，并且有深度地洞见其中的规律是第二本领。

38、如果你想知道你是谁，你来自哪里，现在何处，将去往何方，你必须需要洞见。

39、彻底洞见的重要意义是在于，当我们有了一个全新的认知，我们就可以轻松地接纳自己，抛却掉很多不属于我们的沉重负担，从此开始新的生活。

40、他叫大卫不是戴卫，就像我叫孟非而不是叫莫非！

篇2

经典语录：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

——《管子·牧民》

经典语录：临患不忘国，忠也。

——《左传·昭公元年》

经典语录：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屈 原《离骚》

经典语录：苟利国家，不求富贵。

——《礼记·儒行》

经典语录：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陆 游《示儿》

经典语录：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天祥《过零丁洋》

·明志篇

经典语录：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论语·里仁》

经典语录：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论语·秦伯》

经典语录：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史记·陈涉世家》

经典语录：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诸葛亮《诫子书》

经典语录：有志者事竟成。

——《后汉书·耿弇列传》

经典语录：志小则易足，易足则无由进。

——张 载《经学理窟·学大原下》

经典语录：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

——苏 轼《晁错论》

经典语录：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长百岁。

——石成金《传家宝·俗谚牧民》

·持节篇

经典语录：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论语·子罕》

经典语录：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论语·子罕》

经典语录：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论语·卫灵公》

经典语录：不降其志，不辱其身。

——《论语·微子》

经典语录：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孟子·滕文公下》

经典语录：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孟子·尽心上》

经典语录：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司马迁《报任安书》

经典语录：宁可玉碎，不能瓦全。

——《北齐书·元景安列传》

经典语录：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

——李世民《赐萧瑀》

经典语录：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周敦颐《爱莲说》

经典语录：名节重泰山，利欲轻鸿毛。

——于 谦《无题》

经典语录：粉身碎骨浑不怕，留得清白在人间。

——于 谦《石灰吟》

经典语录：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

任尔东南西北风。

——郑 燮《题画·竹石》

·自强篇

经典语录：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周易·乾·象》

经典语录：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老子》第三十三章

经典语录：不怨天，不尤人。

——《论语·宪问》

经典语录：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

——《孟子·告子下》

经典语录：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孟子·告子下》

经典语录：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屈 原《离骚》

经典语录：以修身自强，则名配尧禹。

——《荀子·修身》

经典语录：能胜强敌者，先自胜者也。

——《商君书·画策》

经典语录：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曹 操《龟虽寿》

经典语录：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刘禹锡《酬乐天咏老见示》

经典语录：眼前多少难甘事，自古男儿当自强。

——李咸用《送人》

经典语录：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李清照《乌江》

经典语录：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朱 熹《答巩仲至》

·贵和篇

经典语录：二人同心，其利断金。

——《周易·系辞上》

经典语录：亲仁善邻，国之宝也。

——《左传·隐公六年》

经典语录：礼之用，和为贵。

——《论语·学而》

经典语录：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 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

——《孟子·梁惠王下》

经典语录：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孟子·公孙丑下》

经典语录：千人同心，则得千人力；万人异心，则无一人之用。

——《淮南子·兵略训》

经典语录：单者易折，众则难摧。

——崔 鸿《三十国春秋·西秦录》

经典语录：和以处众，宽以接下，恕以待人，君子人也。

——林 逋《省心录》

经典语录：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论语·学而》

经典语录：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

——《论语·颜渊》

经典语录：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

小人甘以绝。

——《庄子·山木》

·敦亲篇

经典语录：哀哀父母，生我劬劳。

——《诗经·小雅·蓼莪》

经典语录：事父母，能竭其力。

——《论语·学而》

经典语录：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

——《孝经·天子》

经典语录：孝在于质实，不在于饰貌。

——桓 宽《盐铁论·孝养》

经典语录：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孟 郊《游子吟》

经典语录：夫妇和而后家道成。

——《幼学琼林·夫妇》

经典语录：兄弟敦和睦，朋友笃诚信。

——陈子昂《座右铭》

经典语录：父不慈则子不孝。

——颜之推《颜氏家训·治家》

经典语录：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

——《孟子·离娄上》

经典语录：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

——《后汉书·宋弘列传》

·好学篇

经典语录：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论语·学而》

经典语录：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论语·为政》

经典语录：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论语·述而》

篇3

【关键词】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背景 宗旨 编纂特色 性质 意义影响

一、创刊背景

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过18世纪的飞速发展，迫切需要开拓海外市场，并进一步达到其侵略发展殖民地的目的，而拥有广袤领土，人口众多的中国无疑对西方列国有极强的吸引力，作为西方侵略势力急先锋的西方传教士必将为此目的服务，加快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但这些西方传教士在中国面临的形势是非常严峻的。

当时的中国仍旧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思想守旧，狂妄自大，并且统治者也早已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威胁，康熙帝就指出“我有理由担心，在未来的几百年，中国可能会陷入与来自海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冲突的危险中”，⑴随后清朝统治者便开始了对西方传教士的迫教活动，禁止西方传教士公开布道，并且禁止利用出版物传教，“嗣后著管理西洋堂务大臣留心稽查，如有西洋人私刊书籍，即行查处销毁”；⑵在此种情况下，西方传教士选择了在中国领土之外的地方创刊办报加强对中国人进行基督思想的渗透，于是便有了在马六甲由马礼逊、米怜创办的中国第一份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随后由麦都恩主办的《特选撮要每月统记传》和麦都恩、台约尔创办的《天下新闻》，这三种期刊为中国最早的三种中文期刊，发刊地均不在中国本土，对中国国民的影响有限，而在19世纪30年代的世界形势下，西方列强迫切要求打开中国的门户，但使用武力条件还不太成熟，这就需要尽量发挥报刊这种间接方法的作用，改变过去直接宣传基督教的报刊内容，更多地为现实政治服务，为西方列强武力打开中国门户，改变中国国民思想意识的行动作准备。正如郭士立表示“诚恳的期望，应该采取某些更为有效的措施，以打开和中国自由交往的道路，我如能尽微力，为推进这一事业做些有益的工作，将感到莫大荣幸”，⑶《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二、创刊宗旨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不同于《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特选撮要每月统记传》、《天下新闻》等三份基本上以宗教宣传为主的刊物，在当时19世纪30年代特殊的背景下，《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也有其特殊的创刊宗旨，这从刊物的主要编辑人员郭士立的言论中，可窥见一斑。

郭士立在1833年6月23日就《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创刊专门写过一份创刊意见书，他在意见书中说：“当文明几乎在地球各处取得迅速进步并超越物质与谬误之时——即使排斥异见的印度人也已开始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出版若干期刊——唯独中国人却一如既往，依然故我。虽然我们与他们长久交往，他们仍自称为天下诸民族之首尊，并视所有其他民族为‘蛮夷’。如此妄自尊大，严重影响到广州的外国居民的利益，以及他们与中国人的交往。本月刊……是为了使中国人获知我们的技艺、科学与准则。它将不谈政治，避免就任何主题以尖锐言词触怒他们。可有较巧的方法表达，我们确实不是“蛮夷”，编者偏向于用展示事实的手法，使中国人相信，他们仍有许多东西可学。悉知外国人与地方当局关系的意义，编纂者已致力于赢得他们的友谊，并希望最终取得成功。”⑷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编者主要目的是打破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尤其是“夷夏”观念，传播西方文明，使中国人认识到西方文明的伟大，愿意向西方学习，主动打开国门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交往，进而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维护在华外国人的利益，这也是编者创刊最主要的目的，正如黄时鉴先生也认为他们的目的是“鉴于中国人的妄自尊大，固步自封，视异族为‘蛮夷’需要谨慎巧妙的展示西方文明，使中国人认识到洋人不是‘蛮夷’，并且知有不足，愿向西方学习，俾以维护在华洋人的利益，发展他们与中国人的交往。”⑸

三、编纂特色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是中国本土第一份中文期刊，在当时环境下属清政府被禁之列，而此刊不但没有被禁，而且生存下来，这与当时郭士立与当地政府官员的关系是分不开的，而此刊印数增加、影响扩大是与其编纂特色有很大关系的。此刊最初很少有中国人看，这一点郭士立也认识到“中国人本身从不重视如此性质的出版物，因而可立即期待于他们的支持祗是少量的支持”，⑹所以他们的编纂特色主要目的是吸引更多的中国人来重视此刊，编纂上主要有以下几点特色：

第一，极力迎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大力推崇儒学，直接引用孔孟语录，以期吸引更多的中国读者。

当时来华的西方传教士都懂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崇尚儒学，奉孔孟语录为经典，自幼熟读四书五经，言必称孔孟，所以编者从刊物封面题字到文章内容，大量引用孔孟语录，以便中国读者能有兴趣地读下去，通常编者会在引用孔孟语录之后引出自己的观点、看法，使中国读者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接受编者的观点。

篇4

一、天地之性与本心

人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规定，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东西。人与动物有着根本的区别，因而人性应该是一个有着具体内容的实在。而人性论则是对于人的本质规定的看法，是从社会生活出发对于何为人性或人的本质的认识的总结。所有的人性论都是抽象的，因为它是对于人性问题的哲学概括；所有的人性论也都是具体的，在抽象的理论或观点背后，反映着具体的和丰富的社会生活。就此而论，把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人性理论冠之以"抽象人性论"而予以鄙薄，是一种狭隘和独断的做法。

在历史上以及在不同的个体之间，人们对于人性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因而人性论在时间上是在不断地演变的，在空间上是多样存在的。在哲学发展的童年时期，人们往往把人的自然属性当作人的本质规定，而在以后人们逐渐认识到人的社会规定性。中国儒家哲学倾向于把人的道德性作为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本质规定，这虽然已是以人的社会性来规定人的本质，但其将道德涵盖人性之全部，则甚有偏颇与局限。wWw.133229.COM而今人则认识到"人的根本就是人"，用人的实践、人的生活来说明和看待人的本质。这都标志着人们对于人性问题的认识上的变化与进步。由于儒家主要从道德上来说明和规定人的本质，所以我们可以把儒家的人性论称作道德人性论，并以此分析朱陆对于人性与道德问题的理论和观点。

1、性即理与心即理

朱子言"性即理"，象山言"心即理"，朱陆在道德人性论问题上似乎大相径庭。实际上，朱子与象山在与人性有关的许问题上看法都极其相似。

第一、朱子与象山都主张性善论。朱子说："人之性皆善"（《朱子语类》卷四），象山说："人性本善，其不善迁于物也。知物之为害，而能自反，则知善者乃吾性之固有，循吾固有而进德，则沛然无他适矣。"（《语录上》，《陆九渊集》卷三十四）

第二、在人性的根源上，朱子与象山都认为"性"来自于"天"。朱子说："性者，人物之所以禀受乎天地也。……自其理而言，则天以是理命乎人物谓之命，而人物受是于天谓之性。"（《答郑子上》，《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六）"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中庸章句》）所谓"性"，是人从"天"处所受之"理"，就此而言，可谓"性即理也"。

朱子言"性即是理"，又讲"天"讲"命"，此"天"与"命"、"性"与"理"四者如何区别？朱子同意将四者作如下区分："天则就其自然者而言，命则就其流行而赋于物者言之，性则就其全体而万物所得以为生者言之，理则就其事事物物各有其则者言之。到得合而言之，则天即理也，命即性也，性即理也。"（《朱子语类》卷五）此四者之关系，"从本质上说，是实同而用异。"（同上）此外，"天"、"理"和"性"、"心"还有这样一种关系："大抵言性，便须见得是元受命于天。"（同上）"性与气皆出于天，性只是理。"（《朱子语类》卷五十九） "理在人心是之谓性。……性便具许多道理，得之于天而具于心者。"（《朱子语类》卷九十八）因此，就"性"之来源而言，其来自于"天"；就"性"之本质而言，"性"乃是"理"；就"性"之担当者或主体而言，其属于"心"。

象山也同样把"性"的根源归之于"天"，他明确提出"在天者为性"的论断。象山弟子问："如何是尽心？性、才、心、情如何分别？"象山答道："且如情、性、心、才，都只是一般物事，言偶不同耳。"又问："莫是同出而异名否？"象山曰："不须得说，说着便不是，将来只是腾口说，为人不为己。若理会得自家实处，他日自明。若必欲说时，则是在天者为性，在人者为心。"（《语录下》，《陆九渊集》卷三十五）何为"在天者为性"？张立文先生认为，此即是有"天命之谓性"的意思。象山说："'成之者性也'，又复归之于天，天命之谓性也。"（同上）人性的根源就在于"天"。

朱子与象山把人性的根源都归结于天，从学术源渊上来说，他们都接受了《孟子》、《中庸》中把"性"推之于"天"的路线。《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尽心上》）而《中庸》开篇则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朱子在《四书集注》中对此也都有解释和发挥。而象山也多援引上文。如曰："孟子言'知天'，必曰'知其性，则知天矣'；言'事天'，必曰'养其性，所以事天也'。《中庸》言'赞天地之化育'，而必本之'能尽其性'。人之形体，与天地甚藐，而《孟子》、《中庸》，则云然者，岂固为是阔诞以欺天下哉？"（《天地之性人为贵论》，《陆九渊集》卷三十）

第三、人性是关于人的类的本质，而在说到具体的个人所具有的人性之形成时，朱子与象山皆操"气禀"或"资禀"之说。

朱子持"气禀"之说："性离气禀不得，有气禀，性方存在里面；无气禀，性便无所寄搭了。"（《朱子语类》卷九十四）人性是共同的，但作为每个个人所具有的人性，却是有差别的，这差别的根源，则在于气禀之不同。象山对于具体人性的形成，持"资禀"之说。他说："资禀好底人阔大，不小家相，不造作，闲引惹他都不起不动，自然与道相近。资禀好底人，须见一面，自然识取，资禀与道相近。资禀不好底人，自与道相远，却去锻炼。"（《语录下》，《陆九渊集》卷三十五）象山所说"资禀"，和朱子所言"气禀"相同，都是以禀气之如何来说明人性之差别。"人生天地间，气有清浊，心有智愚，行有贤不肖。必以二涂总之，则宜贤者心必智，气必清；不肖者心必愚，气必浊。而乃有大不然者。"（《与包详道》，《陆九渊集》卷六）个人根性之差别，也同样是由于气禀不同所致。

以上是朱陆二人在人性问题上的相同之点。而上述相同点的背后，又有着理论指归上的根本不同。人之性本善，人之性虽然皆来自于"天"，人之具体之性也皆是由气禀所致，但人性的本质却有所不同。

在朱子看来，人性的本质或曰本质规定是"理"，亦即其所云"性即理也"。朱子对此论述甚详。如其曰："性只是理"。（《朱子语类》卷四） "吾之性即天地之理。"（《朱子语类》卷九十八）"性者，人所禀于天以生之理也。"（《孟子集注·滕文公上》）

朱子"性即理"，实是承自程颐。他对小程夫子"性即理"一句评价甚高。二程讲"性即理，理则自尧、舜至于途人一也。"（《二程全书·遗书》卷十八）朱子对此评价说："伊川性即理也，自孔子孟后无人见得到此。"（《朱子语类》卷五十九） "伊川'性即理也'四字，颠扑不破。"（《朱子语类》卷四）

何谓"性即是理"？朱子言："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为性，同得天地之气以为形。"（《孟子集注·离娄下》）此所言"性"，乃是人人所俱有的共同人性，亦即"天地之性"，或曰"天理之性"。人性的本质在于"理"。如果"性即是理"，那么何以不谓之理而谓之性？朱子弟子陈淳曾释之曰："盖理，是泛言天地间人物公共之理；性，是在我之理。只这道理，受于天而为我所有，故谓之性，性字从生从心。是人生来具是理于心，方名之曰性。"（《性》，《北溪先生字义》卷上）朱子本人解释说："性即理也，在心唤作性，在事唤作理"。（《朱子语类》卷五）可见，"理"是人性的本质，并且"性"是"理"这种本质在人心中的显现。

"性即是理"，但具体个人之"性"又各不相同，除极少数圣人之外，个人之性又绝非全是"天理"。其原因在于人的气禀不同，气有清有浊，人所以有贤与不肖之分。但气禀如何，人与人在禀受"天理"方面只是多少程度之不同，而都具"天理"却是共同的。朱子以"理"来说明人性的共性，以"气"来说明人的个体之"性"的特殊性。

象山也讲"天命之谓性"，认为人性之来源在于"资禀"。"资禀"虽然在禀"气"方面与朱子"气禀"之说相近，然而其内在本质规定则说得不明。象山有时也称人"资禀"之"性"为"资性"，认为"人资性长短"（《语录下》，《陆九渊集》卷三十五）不同。但人所由"气"而"禀"者为何？朱子明确地讲为"理"，而象山则对此并不言及。朱子以"理"为本体，以"天"为人性之源，而人性乃为"得天之理"（《孟子集注·告子上》），是以"天"与"理"不二。象山以"心"为本体，也以"天"为人性之源，但象山认为"心即理"，更主张"心外无理"、"外心无道"，而"天"与"心"又不相同，故象山不问所禀者为何，也无法回答所禀者为何。这是朱子与象山在人性来源问题上的差别。

象山不言所禀者为何，是否表明象山哲学体系在这方面存在着漏洞或者缺陷呢？恐怕也不能如此说。朱子讲"气禀"于"理"而象山不讲"气禀"于何，是由于象山哲学与朱子哲学在本体上的根本不同所致。朱子用"理"与"气"杂，来说明个体人性之不同，说明人性之差别本是"理"同而"气"异。象山虽用"气禀"来说明人之资质不同，而其同者，则不为"理"而为"心"。如果说象山哲学中可与朱子"性即理"真正相对待的观点，与其说是"心即理"，不如更直截地说是"心即性"。朱子所说之"性"，乃"在心唤作性，在事唤作理"（《朱子语类》卷五），而象山所云之"性"，"在天者为性，在人者为心"（《语录下》，《陆九渊集》卷三十五）。在朱子而言，"性"与"理"不二；在象山而言，则是"性"与"心"不二。不仅如此，"性"之于朱子与象山，一在"心"，一在"天"。在"心"则是用"理"来说明"性"和规定"性"，而在"天"则是用"性"来说明"心"和规定"心"。

象山以"性"来说明和规定"心"，这便使"性"有高于与凌架于"心"之嫌，从而有妨于其以"心"为最高本体。这可以说是象山哲学中的一个不太明显的矛盾。因为象山对于"性"强调不多，并不过分重视。究其根源，则是来自于象山对孟子学说的继承和改造。象山继承了孟子"尽心、知性、知天"的思想路向，而在孟子思想中，"天"与"心"保持着一定的张力。孟子用"心"来说明道德的根源或人的道德能力，诸如"四端"；与此同时，孟子又把道德的根源推之于天，把人所具有的道德能力或种子、倾向说成是先天具有的。孟子哲学尚不存在哲学本体的问题，而到象山时，哲学本体论问题已经突显，故象山提升"心"之地位，赋予其大本大原的本体地位，从而对孟子关于"心"的学说作了改造，而对孟子学说的另一极"天"则未予以很好地清理，只是顺着孟子而言"天所予我者"等。这也就是说，象山在接着孟子讲"心"并把"心"提升为本体的时候，把孟子的"天"也接着讲下来，而没有很好地考虑和处理"天"与"心"的关系问题。

2、天地之性

朱子与象山都主张性善论，以性善论来引出道德之可能。但朱子与象山并非向先秦儒家那样，只说明人性为善，而是要从哲学上论证人性如何为善，为人性问题作出形而上的论证。

朱子以"天理"为性善论之根据，而"天理"所体现之人性，他称之为"天命之性"或"天地之性"。何谓"天地之性"？朱子解释说："论天地之性，则专指理言。"（《朱子语类》卷四）朱子认为，天地之间，一理而已，故所谓"天地之性"，亦即指"天理之性"，或曰"天地之性"的本质即是"理"。"天地之性"与"理"相应，则是人的先天的本性，是人的本体之性。这本体之性属于朱子的理想世界，它是个人人性的本原与根基。而个人之人性在真实存在中所直截表现出的形态并非"天地之性"，而是"气质之性"。"天地之性是理也，才到有阴阳五行处，便有气质之性。"（《朱子语类》卷九十四）若以"天地之性"为"体"，则"气质之性"是"用"，是"理搭于气"随阴阳五行之发用而成于万物之性，就此而言，"气质之性"是指人的现实性，是朱子的现实世界。

"天地之性"也称之为"天命之性"。"《谷梁》言天而不以地对，则所谓天者，理而已矣，……子思所谓天命之性是也。"（《天问·第三》，《楚辞集注》卷三）"天命之性"之得名，大概是得自于《中庸》"天命之谓性"。"天命之谓性，是专指理言，虽气亦包在其中，然说理意较多。"（《朱子语类》卷六十二）但"天命之性"与"天地之性"也略有区别。"天地之性"，则专以理言；"天命之性"，既曰"天命"，则不能不包气。"气禀之性"，虽由"气禀"，然这"气禀"，也非是个人能作为主体自作主宰的，也同样是与生俱来的，岂能说不是由于"天命"？所以朱子讲"天命之性"，便有二意："一是'理意较多'，二是气不杂于理，理自理，气自气。即使这样，也与专指、只是相抵牾。可见，朱熹在《语类》中说的话，前后是有冲突的。" 这个问题的产生，在于朱子未能很好地去区分先天的与先验的。"天地之性"在本质上乃"天理"，是先天的。先天相对于后天而言，它在人生之前是完满的，在人生之后则"理与气杂"，而不完满；"气质之性"则是后天的，它是人生之时由"气禀"所致，是人生之时及人生以后的现实之性，但它又是先验的，先验相对于经验而言，是在人经验之先而形成的。朱子对此分别不详，故在论述"天命之性"时，便不甚清楚，此中困难实在于"天命"二字。

朱子言"天地之性"，并把"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加以区别，是接着张载和二程讲的。张载说："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张子正蒙·诚明》）关于"气质之性"，《朱子语类》载："道夫问：'气质之说，始于何人？'曰：'此起于张、程，……。'"（《朱子语类》卷四）"天地之性"是纯粹至善的。"盖本然之性，只是至善"。（《朱子语类》卷五十九）"天地之性"是至善之性，其为至善之根据，则在于"理"。"然其本然之理，则纯粹至善而已，所谓天地之性者也。孟子所谓性善，程子所谓性之本，所谓极本穷原之性，皆谓此也。"（《论语或问》卷十七）儒家性善论发端于孟子，朱子在继承孟子以来的儒家性善论的同时，又用自己的"理"来改造和解释孟子的性善说。他讲："孟子说性善，便都是说理善。"（《朱子语类》卷九十五）以"理"来说性善，此中有着特别的意义。朱子的"理"，就其实际内涵而言，则是指儒家的伦理纲常，以"理"来说"性"，以此作为道德的根据，则是把伦理与道德整合在一起，使伦理与道德为一，而且是用伦理来规范道德。这是朱子道德学说的特色。

人性本善，而现实中那些经常为恶的人，是否也是性善的呢？朱子认为是的。那些作恶多端的人，虽然其气禀得偏了，但也须有天理在其性之中。因为人的"气质之性"是"理与气杂"，因而既有"理"，又有"气"。资质不好的人只是"气"多而"理"少而已。朱子强调"天地之性"乃人之善性，又以"气禀之性"中有"理"有"气"，从其对于道德学说的意义而言，它说明了人的道德性的共同基础，说明的人的道德性之普遍性，即使那些气禀甚为不好的人，也有道德的可能性存在，因而道德是每个人所不能回避的，也是每个人都具有的向上的可能。朱子有时按气禀清明与否把人分为四等，至于最末一等，他说："至于昏浊偏驳又甚，而无复少有清明纯粹之气，则虽有不通而懵然莫觉，以为当然，终不知学以求其通也，此则下民而已矣。"（《论语或问》卷十六）从朱子对最下等的"下民"的区分可以看出，此一类人不仅气禀甚偏，而且更重要的是其"终不知学"，亦即不肯去把自己道德的可能性用对于道德的学习与修养来变成现实性。自我毁弃道德可能性的人，最终不能"变化气质"，沦为"下民"。

3、本心

象山之性善论，也是承自孟子。象山强调："见到孟子道性善处，方是见得尽。"（《语录上》，《陆九渊集》卷三十四）朱子以"性"或"理"来说明性善，而象山藉以说明性善者并非是"性"，而是提出了"善非外铄"（《与诸葛受之》，《陆九渊集》卷三），用"心"来说明性善。"仁，人心也，心之在人，是人之所以为人，而与禽兽草木异焉者也，可放而不求哉？古人之求放心，不啻如饥之于食，渴之于饮，焦之待救，溺之待援，固其宜也。学问之道，盖于是乎在。"（《学问求放心》，《陆九渊集》卷三十二）张立文先生由此把象山对于人性本善的观点称作"心善论"。 象山所说"心"乃是义理之心。而义理之心乃是人与动物根本区别所在，从而也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规定。而这一思想，就其来源而言，仍然是对于孟子思想的发挥。象山曾引孟子之语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去之者，去此心也。故曰：'此之谓失其本心'。存之者，存此心也。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四端者，即此心也；天之所以与我者，即此心也。"（《与李宰·二》，《陆九渊集》卷十一）这里，象山提到"四端"，并把"四端"作为"心"的核心。

象山也常常把人所具有的能够为善的心或称可作为道德可能性的心为"本心"。"道塞宇宙，非有所隐遁。在天曰阴阳，在地曰刚柔，在人曰仁义。仁义者，人之本心也。"（《年谱》，《陆九渊集》卷三十六）人性之所以为善，其根源在于"本心"无不善。这正如象山弟子袁燮所说："学问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心之本真，未尝不善，有不善者，非其初然也。" "本真"即是"本心"的真实状态，"未尝不善"则是"本心"的本质属性。由此，象山也顺理成章地接受了此相对应的孟子的道德修养学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斯言，谁为听之不藐者。"（《象山先生文集序》，《陆九渊集·附录一》）"本心"乃是善性的根据，而"本心"所以为性善的根据，在于"心"具"四端"。

象山又把具有"四端"的"本心"称为"良心"。象山说："良心正性，人所均有。不失本心，不乖其性，谁非正人。纵有乖失，思而复之，何远之有？"（《与郭邦瑞》，《陆九渊集》卷十三）"人要有大志。常人汨没于声色宝贵间，良心善性都蒙蔽了。"（《语录下》，《陆九渊集》卷三十五）象山所云"良心"，即是孟子所云"良知"、"良能"。

象山在用"本心"或"良心"来说明人的善性，从而为道德提供可能性之根据时，也同样要遇到一个与朱子面临的同样的问题，即是否"恶人"也有善性的问题，这也同样关系到人的道德可能性的普遍性。象山的回答同朱子一样，也是肯定的。他认为："良心之在人，虽或有所陷溺，亦未始泯然而尽亡者也。下愚不肖之人所以自绝于仁人君子之域者，亦特其自弃而不之求耳。诚能反而求之，则是非美恶将有所甚明，而好恶趋舍将有待强而自决者矣。移其愚不肖之所为，而为仁人君子之事，殆若决江疏河而赴诸海，夫孰得而御之？此无他，所求者在我，则未有求而不得者也。'求则得之'，孟子所以言也。"（《求则得之》，《陆九渊集》卷三十二） "义理所在，人心同然，纵有蒙蔽移夺，岂能终泯，患人之不能反求深思耳。此心苟存，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也；处贫贱、富贵、死生、祸福一也。故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邓文苑求言往中都》，《陆九渊集》卷二十）象山同孟子一样，反对人们自暴自弃。

二、气禀之性与物欲

朱子与象山分别以"天地之性"与"本心"论证了性善论，并以此作为道德可能性之根据。然而，仅说明人性皆善，对于道德的根据而言，尚不充分。既然人性皆善，那么又何必非要道德存在呢？这就涉及到道德的必要性问题。道德之所以必要，在于有善的对立面"恶"的存在。"恶"的存在是道德必要性的根据。

朱子与象山同多数儒家学者一样，在人性论上主张性善论，而不主张性恶论。主性恶论者，必以说明人性本恶，何以有善。同样，主性善论，则必须说明既然人性本善，则何以有恶。朱陆二人分别从自己的体系出发，对于作为道德必要性根据的"恶"作出了哲学的说明和论证，包括"恶"的来源和对"恶"本身的分析。不仅如此，既然人性本善，善是人性之共性，那么具体的个人之性又为何是如此参差不齐，以至有天壤之别呢？朱子与象山在理论上还要从人性本善这一共同性出发，说明具体个人之性的差别和特殊性。朱子用以说明以上诸问题的范畴是"气禀之性"，而象山用以说明以上诸问题的则是"物欲"。

1、气禀之性

人性皆善，何以人有善有恶？朱子认为，"人之性皆善，然而有生下来善底，有生下来恶的，此是气禀不同。"（《朱子语类》卷四） "天地间只是一个道理，性便是理，人之所以有善有不善，只缘气质之禀，各有清浊。"（同上） "人性虽同，而气禀或异。目其性而言之，则人自孩提，圣人之质悉已完具。……善端所发，随其所禀之厚薄，或仁或义或孝或悌，而不能同矣。"（《中庸或问》卷三）朱子用气禀来说明个人善恶之差异。

那么，人之气禀何以会有差异？朱子解释说："且如天地之运，万端而无穷，其可见者，日月清明，气侯和正之时，人生而禀此气，则为清明浑厚之气，须做个好人；若是日月昏暗，寒暑反常，皆是天地之戾气，人若禀此气，则为不好底人何疑。"（《朱子语类》卷四） "人性虽同，禀气不能无偏重。有得木气重者，则恻隐之心常多，而羞恶、辞逊、是非之心，为其所塞而不发；有得金气重者，则羞恶之心常多，而恻隐、辞逊、是非之心，为其所塞而不发。水火亦然，唯阴阳合德，五性全备，然后中正而为圣人也。"（同上） 气禀之所以有偏有全，则与人生之时的自然条件有关。常人只能禀得金、木、水、火、土五行之一偏，而圣人则"阴阳合德，五行全备"。看来，朱子气禀的思想与其以气来说明天地万物之生成的生成论思想是一致的。

气禀而得之性，便是"气质之性"。天地之性纯然是理，而气质之性则不然。朱子说："论气质之性，则是以理与气杂而言之。"（《答郑子上》，《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六）为了解释"气质之性"如何是"理与气杂"，朱子有时也以水为比喻。《朱子语类》载："先生言气质之性。曰：'性譬之水，本皆清也。以净器盛之，则清；以不净器盛之，则臭；以污泥之器盛之，则浊。本然之清，未尝不在。但既臭浊，猝难得便清。故是愚必明，虽柔必强，也煞用气力，然后能至。'"（《朱子语类》卷四）这说明，理本是清明纯粹，无有不善的，但理搭于气中，气犹理之容器，理与其所存之器相杂，而人有各种不同之性。

性有"天地之性"，有"气质之性"，二者有何关系呢？除前云一为人性之普遍性，一为人性之特殊性或差别性之外，二者之间的关系还类似"理"与"气"的关系。"理"必须搭于气上，必须挂搭于气，否则便无个安顿处或顿放处。"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关系也是如此。"天命之性，若无气质，却无安顿处。"（同上） "才说性时，便有些气质在里，若无气质，则这性亦无安顿处。"（同上） "所谓天命与气质，亦相滚同。才有天命，便有气质，不能相离。若阙一便生物不得。既有天命，须是有此气方能承当得此理；若无此气，则此理如何顿放。"（同上） "天命之性"须顿放于"气质之性"，因为"天命之性，非气质无所寓。"（同上）这种关系就如同水与盛水之器的关系。"且如一勺水，非有物盛之，则水无所着。"（同上）所以朱子认为："性离气禀不得，有气禀，性方存在里面；无气禀，性便无所寄搭了。"（《朱子语类》卷九十四）而"气质之性"亦离"天地之性"不得。"如有天地之性，便有气质，若以天命之性为根于心，则气质之性，又安顿在何处。"（《朱子语类》卷四） "有气质之性，无天命之性，亦做人不得；有天命之性，无气质之性，亦做人不得。"（同上） 所以"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的关系。"性非气质，则无所寄；气非天性，则无所成。"（同上） "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关系，就如同"理"与"气"的关系一般。在朱子思想体系中，"理"范畴与"气"范畴的关系形成一个逻辑结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关系形成一个逻辑结构，而两个逻辑结构，则具有同构性。这反映了朱子思想的一致性和严密性。

"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关系虽如同"理"与"气"的关系，但并不能就认为二者与"理"、"气"是直接对应的。"天地之性"自然浑然是"天理"，可与"理"对应，而"气质之性"则是"理与气杂"，既有"理"，又有"气"，不可与"气"相对应。

"性非气质，则无所寄；气非天性，则无所成。"这句话表明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之间的关系，同时在道德理论上也表明善与恶分别作为道德可能性与必要性的根据，在道德成为现实性之根据方面是缺一不可的。也正是由此出发，朱子对于以往儒家的人性理论作了评判，认为孟子"论性不论气，……不备"，荀、扬则是"论气不论性，……不明"（《朱子语类》卷六十二）。

孟子论性不论气，何以"不备"？朱子认为，孟子性善论的不足在于没有说明"恶"是如何在性善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此理却只是善。既是此理，如何得恶？所谓恶者，却是气也。孟子之论，尽是说善，至有不善，说是陷溺。是说其初无不善，后来方有不善耳。若如此，却似'论性不论气'，有些不备。"（《朱子语类》卷四）在朱子看来，孟子道性善，又以不善在性善之后，这都是对的，只是没有从"气"来说明不善的根源，而用"陷溺"来讲不善，在理论上有些不完备。他对于孟子的性善论是持肯定态度的，只认为略有不足，因而说："论性不论气，孟子也，不备，但少欠耳。"（《朱子语类》卷六十二）

对于荀子和扬子，朱子的批评则要严厉得多。荀子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扬雄则认为"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法言·修身》）朱子对于荀、扬之人性论评论说："若荀、扬则是'论气不论性'，故不明。既不论性，便却将此理来昏了。"（《朱子语类》卷四） "论气不论性，荀扬也。不明，则大害事。"（《朱子语类》卷六十二）说其"性恶"论或"善恶混"为"甚害事"，主要是因为它否定了儒家道德学说的基础。诸如荀子，主张"性恶"最明显，其学说便由人性论开出了法治来，主张"礼法并用"、"王霸兼施"，而此与孔、孟唯道德主义的传统不类。朱子有时把唐代的韩愈的"性三品说"也放在一起加以评论。"孟子言性，只说得本然底，论才亦然；荀子只见得不好底；扬子又见得半上半下底。韩子所言，却蠊得稍近。盖荀、扬说既不是，韩子看来端底见有如此不同，故有三品之说，然惜其言之不尽。"（《朱子语类》卷四）何以说韩愈之说"不尽"呢？朱子说："就三子中韩子说又较近，他以仁、义、礼、智为性，以喜、怒、哀、乐为情，只是中间过接处少个气字。"（同上）朱子的意思，可作如下理解："所谓较近，是指距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说法较近。在这里，也可窥见为什么韩愈成为开宋明理学的端倪的痕迹。" 韩愈以"仁、义、礼、智"为"性"，则相当于说人性善，则可以之为道德可能性之基础；讲"喜、怒、哀、乐"为"情"，则说明"情"有不善而"性"无不善，则可以之为道德必要性之根据。所谓"中间过接处少个气字"，只是讲韩愈之说尚粗，未能用"气禀"之说来为何以性善而情恶作出一个哲学的论证。

从对于道德根据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论证出发，朱子认为主张性善而又发明"气质之说"的张载、二程，则理论甚为完备。他说：自孟子道性善之后，"却得程氏说出气质来接一接，便接得有首尾，一齐圆了。"（《朱子语类》卷四）朱子对于张载和二程的"气质之说"推崇备至，《朱子语类》载："道夫问：'气质之说，始于何人？'曰：'此起于张、程，某以为极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读之使人深有感于张、程。'"（同上）朱子对于"气质之说"有如此高的评价，在于其从理论上对于"恶"的问题给予了一个比较合理的说明。这个说明的合理处在于，第一、保持了孔、孟所持的性善论立场。孟子道性善，孔子未尝直截言性善，但孔子以仁为人的根本属性，则相当于持性善论。第二、用气禀说明了"恶"的产生。第三、在说明"恶"的时侯，与荀、扬不同，并不损害孔、孟的性善论。由以上三点，其为儒家的道德主义立场作出了合理性的论证，为儒家道德找到了现实性的根据。鉴于这种评价，朱子认为有张、程"气质之说"出，儒家上千年来关于人性善恶的是是非非都可以一并结束了，从理论上给予了最终的解决。"诸子说性恶与善恶混，使张、程之说早出，则这许多说话，自不用纷争。故张、程之说立，则诸子之说泯矣。"（同上）"孟子未尝说气质之性。程子论性，所以有功于名教者，以其发明气质之性也。以气质论，则凡言性不同者，皆冰释矣。"（同上）

"气质之性"的作用，不仅在于说明"恶"的根源，而且说明人在道德根性上的差别。"气禀之殊，其类不一。……今人有聪明，事事晓者，其气清矣。"（同上）朱子根据《论语》所云"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知之"、"困而不学"把人分作四等："人之气质不同，大约有此四等。"（《论语集注·季氏》） "其所以有是四等者何也？曰：人之生也，气质之禀清明纯粹，绝无渣滓，则于天地之性无所间隔，而凡义理之当然，有不待学而了然于胸中者，所谓生而知之，圣人也；其不及此者，则以昏明、清浊、正偏、纯驳之多少胜负为差，其可得于清明纯粹，而不能无少渣滓者，则虽未免乎小有间隔，而其间易达其碍易通，故于其所未通者必知学以通之，而其学也则亦无不达矣，所谓学而知之，大贤矣；或得于昏浊偏驳之多，而不能无少清明纯粹者，则必其窒塞不通，然后知学其学，又未必不通也，所谓困而学之，众人也；至于昏浊偏驳又甚，而无复少有清明纯粹之气，则虽有不通而懵然莫觉，以为当然，终不知学以求其通也，此则下民而已矣。"（《论语或问》卷十六）人以气质不同而可分此四等。朱子有时也把此四等分为两类："生而知者，气极清而理无蔽也；学知以下，则气之清浊有多寡，而理全缺系焉耳。"（《答郑子上》，《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六）前一类为圣人，禀气之清，全系天理，而后者，则是气之清浊不同。朱子有时也把人分为"圣"、"贤"、"不肖"三等："气之为物，有清浊昏明之不同，禀其清明之气，而无物欲之累，则为圣；禀其清明而未纯全，则未免有物欲之累，而能克以去之，则为贤；禀其昏浊之气，又为物欲之所蔽，而不能去，则为愚为不肖。"（《玉山讲义》，《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以"气禀"来说明人的差别，而此差别往往不局限于人的道德范围，"人之禀气，富贵、贫贱、长短，皆有定数寓于其中。"（《朱子语类》卷四）"气禀"也用于说明人的社会地位、命运之不同，则尤为谬误。

在朱子看来，由"气禀"之论，则于儒家人性论问题有了一个根本的解决。然而朱子本人在论述"气禀"之时，也不能不暴露出"气禀"之说所无法解释和克服的矛盾。朱子接着张、程讲"天地之性"皆善，而"气禀之性"中有善有不善，为"理与气杂"。而"理与气杂"，不等于说"理"为善，"气"为不善，而是"气"有清浊，把"气"之清浊作为个人根性善恶之根源。然而，如果进一步对此进行追问，则须说明何以"气"有"清"与"浊"之分。"理"为全善，"理"又无所不在，何以"气"会有如此差别？对于此，朱子的回答是矛盾的。他一方面讲："气有清浊，故禀有偏正。"（《延平答问》，《朱子遗书》）另一方面，他又说："二气五行始何尝不正，只衮来衮去，便有不正。"（《朱子语类》卷四） "人所禀之气，虽皆是天地之正气，但衮来衮去，便有昏明厚薄之异。"（同上）"气"如果开始都是"正气"，如何"衮来衮去"便"不正"、便"有异"了？对此，朱子并没有回答，恐也难以回答。就此而言，"气禀"之说，只是给"恶"的产生在性善论的基础上找到了一个与人之共同本性不同的来源，以此既说明"恶"，又不妨害性善。而这个作为"恶"的来源的"气"，却并不足于从根本上回答和解决"恶"的来源的问题。

2、物欲

"本心"是纯善的，然何以有恶？象山认为，善是人性的本质规定，而不善虽有，但不是人性上存在的本然。他说：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当如后患何？"今人多失其旨。盖孟子道性善，故言人无有不善。今若言人之不善，彼将甘为不善，而以不善向汝，汝将何以待之？故曰："当如后患何？"（《语录上》，《陆九渊集》卷三十四）

这即是说，为了强调道德，应该主张人性本善，而不以恶为人性之本质。但道德若要成为现实，仅讲性善是不够的，还必须为道德的必要性找到根据，作出说明。象山以"本心"来说明性善，用"物欲"来说明"恶"。

象山有时也用"气禀"来说明人与人的差别，但其用以说明道德必要性根据的"恶"的问题的，并不是"气禀"，而是与"本心"相对的"物欲"。"物欲"，象山也称之为"利欲"。"人无不知爱亲敬兄，及为利欲所昏便不然。欲发明其事，止就彼利欲昏处指出，便爱敬自在。此是唐、虞三代实学，与后世异处在此。"（《语录下》，《陆九渊集》卷三十五）

人之"本心"本是一个有"良知"、"良贵"的善心，不善来自于"物欲"对于人"本心"之"害"。象山把物欲对于本心的侵害称作"陷溺"或"蒙蔽"。"陷溺"、"蒙蔽"都是就"心"而言，"惟夫陷溺于物欲而不能自拔，则其所贵者类出于利欲，而良贵由是以浸微。"（《天地之性人为贵》，《陆九渊集》卷三十） "人要有大志。常人汨没于声色富贵间，良心善性都蒙蔽了。今人如何便解有志，须先有智识始得。"（《语录下》，《陆九渊集》卷三十五） "本心"是善的，而不善在于"物欲"对于"本心"的"陷溺"或"蒙蔽"。

"恶"是与"善"相对立而存在的，"有善必有恶，真如反覆手。然善却自本然，恶却是反了方有。"（《语录上》，《陆九渊集》卷三十四） "恶"既来自在于"物欲"，那么"善"与"恶"的对立，也就是"物"与"我"的对立。象山以《易》之《履》、《谦》二卦发明之：

"《履》，德之基"，是人心贪欲恣纵，《履卦》之君子，以辩上下，定民志，其成既定，则各安其分，方得尊德乐道。"《谦》，德之柄"，谓染习深重，则物我之心炽，然谦始能受人以虚，而有入德之道矣。（《语录下》，《陆九渊集》卷三十五）

"恶"是由于"心"受到"物欲"的侵害，是"人心"的一种病态，所以象山说："某之所忧人之所病者在心"（同上） "心不可汨一事，只自立心。人心本来无事，胡乱被事物牵将去。若是有精神，即时便出好。若一向去，便坏了。"（同上）

象山以"本心"是否陷溺于物欲来区分圣贤与常人。他说："生知，盖谓有生以来，浑无陷溺，无伤害，良知具存，非天降之才尔殊也。"（同上）普通之人，则是心受到了物欲的侵害。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也在于此。"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夫权皆在我，若在物，即为物役矣。"（同上）

象山以"物欲"来说明"恶"和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其理论在思辩性上虽不及朱子"气禀"之说，但其思想有胜于朱子"气禀"之说处。朱子以为人之根性之不齐，乃在于"气禀"，而人一旦出生，其根性便由"气禀"决定了。象山则以人皆有至善之"本心"，不善的人只是被"物欲""蒙蔽"了，待其去此"蒙蔽"，则复见其"本心"。由此，他对"气禀"有定之说作了批评，这可从他对于《五行书》的批判中见出："《五行书》以人始生年、月、日、时所值日辰，推贵贱、贫富、夭寿、祸福详矣，乃独略于智愚、贤不肖。曰纯粹、清明，则归之贵、富、寿、福；曰驳杂、浊晦，则归之贱、贫、夭、祸。关龙逢诛死，比干剖心，箕子囚奴，夷、齐为饥夫，仲尼羁旅，绝粮于陈，卒穷死于其家，颜、冉夭疾，又皆贫贱，孟子亦老于奔走，圣贤所遭若此者众。闒茸委琐，朋比以致尊显，负君之责，孤民之望，怀禄耽宠，恶直丑正，尸肆谗慝，莫知纪极。又或寿老死箦，立伐阅，蒙爵谥，以厚累世。道术之纯驳，气禀之清浊，识鉴之明晦，将安归乎？《易》有《否》、《泰》，君子小人之道迭相消长，各有盛衰。纯驳、清浊、明晦之辩不在盛衰，而在君子小人。今顾略于智愚、贤不肖，而必以纯粹、清明归之贵、富、寿、福，驳杂、浊晦归之贱、贫、夭、祸，则吾于《五行书》诚有所不解。"（《赠汪坚老》，《陆九渊集》卷二十）象山在这里批评了《五行书》以"气禀"来论定人的社会地位和命运的差别。这个批评虽不是针对朱子而发的，但就其所批判的思想而言，朱子也是可以对号入座的。例如他曾说："禀得精英之气，便为圣为贤，便是得理之全，得理之正。禀得清明者便英爽，禀得敦厚者便温和，禀得清高者便贵，禀得丰厚者便富，禀得长久者便寿，禀得衰颓薄浊者便为愚、不肖、为贫、为贱、为夭。"（《朱子语类》卷四） 此种言论，直和《五行书》一般，此为其不及象山处。

3、"恶"

朱子与象山二人对于"恶"之来源有不同的见解，一曰"气禀"，一曰"物欲"，然而其对于什么是"恶"的解释却大体相同，二人都把"欲"作为"恶"的本质内容。这反映了理学中道学与心学两派在制欲主义立场上的一致性。

朱子说："天理有未纯，是以为善常不能充其量；人欲有未尽，是以除恶常不能去其根。"（《戊申延和奏札五》，《朱文公文集》卷十四）这里，"善"与"恶"对举，"天理"与"人欲"对举。"人欲"即是"恶"之内容。所谓"恶"，是就是指有"人欲"存在。而这个"人欲"，朱子也同象山一样，把它叫作"物欲"、"嗜欲"或"私欲"。如：

众人物欲昏蔽，便是恶底心。（《朱子语类》卷七十一）

不为物欲所昏，则浑然天理矣。（《朱子语类》卷十三）

只为嗜欲所迷，利害所逐，一齐昏了。（《朱子语类》卷八）

然人有是身，则耳目口体之间，不能无私欲之累。（《论语或问》卷十二）

况耳目之聪明，得之于天，本来自合如此，只为私欲蔽惑而失其理。（《朱子语类》卷四十六）

朱子对于"人欲"甚为贬低，"人欲者，此心之疾疢，循之则其心私而且邪。"（《辛丑延和奏札二》，《朱文公文集》卷十三） "人欲"虽有如此之害，而人有耳目之官，人生于天地间又不能无欲，虽圣人也当不出于此。于是朱子便对人的合理欲望和"人欲"作了区分。"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同上） "此寡欲，则是合不当如此者，如私欲之类。若是饥而欲食，渴而欲饮，则此欲亦岂能无？但亦是合当如此者。"（江永：《近思录集注》卷五。见《朱子语类》卷九十四《后录》）在这里，朱子将人的本能和人的本能之外的欲望作了区分。人的本能是合理的，是人"合当如此"，这不仅不是"人欲"，而且还是"天理"，本能之外的欲望，则是"人欲"，则属于"恶"。

象山对于"恶"的认识，也是把人的欲望当作"恶"的内容。其所谓"欲"者，仍是"物欲"。"夫所以害吾心者何也？欲也。欲之多，则心之存者必寡，欲之寡，则心之存者必多。故君子不患夫心之不存，而患夫欲之不寡，欲去则心自存矣。然则所以保吾心之良者，岂不在于去吾心之害乎？"（《养心莫善于寡欲》，《陆九渊集》卷三十二）"欲"有时也与"道"对举。如："道可谓尊，可谓重，可谓明，可谓高，可谓大。人却不自重，才有毫发恣纵，便是私欲，与此全不相似。"（《论语说》，《陆九渊集》卷二十一） "主于道则欲消，而艺亦可进。主于艺则欲炽而道亡，艺亦不进。"（《杂说》，《陆九渊集》卷二十二） "部蠡、管之见，荡其私曲，则天自大，地自广，日月自昭明，人之生也本直，岂不快哉！岂不乐哉！若诸公所可喜者，皆是专于向道，与溺私欲不同耳。"（《与包敏道·二》，《陆九渊集》卷十四） "欲"与"道"对立，直是"善"之对立面。

朱子与象山都把人的欲望作为"恶"的内容，或者说都和人的欲望过不去，这在思想渊源上与孟子有关。孟子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孟子·尽心上》）然而，朱陆用"人欲"来说明"恶"，却又与孟子思想绝不相类。这是因为：

第一、孟子虽讲"寡欲"，但并不否定人的欲望的合理性。孟子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性也。"（《孟子·尽心下》） 程子解释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愿，则是命也。不可谓'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朱子《孟子集注·尽心下》引程子语）即按程子解释，孟子也并不否认人之欲望之合理性，而是认为不要过分地去勉强追求得不到的、实现不了的欲望。就在"养心莫善于寡欲"之下，《孟子》书又载孟子谈论"曾皙嗜羊枣"一事：

曾皙嗜羊枣，而曾子不忍食羊枣。公孙丑问曰："脍炙与羊枣孰美？"孟子曰："脍炙哉！"公孙丑曰："然则曾子何为食脍炙而不食羊枣？"曰："脍炙所同也，羊枣所独也。讳名不讳姓，姓所同也，名所独也。"（《孟子·尽心下》）

按朱子《四书集注》解释："羊枣，实小黑而圆，又谓之羊矢枣。曾子以父嗜之，父没之后，食必思亲，故不忍食也。"（《孟子集注·尽心下》）观孟子所言，何曾以曾子"食脍炙"而加半点谴责。

篇5

(一)“太虚”、“气”、“神”———“气”的不同表述形式

在宇宙本体论方面，张载把王充的元气自然论发展为“气一元论”，认为“气”是宇宙万物的本体，用“体用不二”的观点说明了“气”的本质、运动变化及其规律，是一种对形上与形下关系的清晰界定。气本体为张载哲学的逻辑起点，而太虚、道是气本体的基础。他用“太虚”来命名气，提出“太虚即气”，实际上，太虚为气的本然状态，是一种未聚而散的气。“气之聚散于太虚，犹冰凝释于水，知太虚即气，则无无”(张子正蒙•太和篇)，气的聚散变化，犹如冰的凝结与融化一样，是同一物质在运动变化中的不同形态，实际上指出了一个客观实在的万物根本。在古代的中国，“太虚”原意是宇宙的虚无缥缈状态，张载将其进行了改造与发挥，他认为世界上并不存在“虚无”的本体，“无”不能生“有”，而是充塞着“气”。同时，只有将元气作为体，其聚散作为用，才是对现实世界的真实反映，即“气”的体用不二:“有无”、“虚实”的统一是其“体”，“聚散”、“出入”运动变化是其“用”。“气聚，则离明得施而有形;不聚，则离明不得施而无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谓之客;方其散也，安得遽谓之无”(张子正蒙•太和篇)，即“太虚”不是虚无，万物是气的运行。“凡气清则通，昏则雍，清极则神。”(张子正蒙•太和篇)清的气构成天。而人与万物同属气，“游气纷扰，合而成质者，生人物之散舒”(张子正蒙•太和篇)，人与物的区别在于气的材料不同，万事万物就是由气之聚散产生的，“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张子正蒙•太和篇)。关于“神”，张载言“天之不测谓神，神而有常谓天”［2］10，其实质天即神，一种形上的东西，神妙莫测的领域，在这个意义上太虚也为神。

(二)合虚与气，有性之名———气与性的关系

张载用气之“聚”、“散”解释宇宙万物，又以太虚之气为基点过渡到“性”。正因如此，气聚为万物之时，万物也就具备了气之性。张载提出“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张子正蒙•太和篇)。即“太虚”为天，气动态变化的过程与规律为道，太虚与气共同作用构成宇宙本性。“太虚者，天之实也。万物取足于太虚，人亦出于太虚。太虚者，心之实也”(张子语录•语录中)，即太虚是物质与精神之本源，人亦在宇宙中产生知觉，即人的精神与人的认知。然气之聚散产生万物，万物便具备了气之性，即“天性”，天地具有健顺之德，即“天地以虚为德，至善者虚也。虚者，仁之源，忠恕者与仁俱生”(张子语录•语录中)。“虚能生仁”，虚是仁产生的根源，天性来源于太虚，而天地之性即气之性，因此天地之性也就因太虚的无不善而仁。但无不善的天地之性是不可能产生恶的，而人又为什么有恶呢?气质之性的产生便是对恶的来源之解释。在张载哲学中，“性”是一个指称人和万物共同本质的总概念。“性者，万物之一源，非我有之得私也。”(张子正蒙•诚明篇)天下万物，有、无、虚、实都有性，但就人而言，“天性在人，正犹水性之在冰，凝释虽异，为物一也”(张子正蒙•诚明篇)。人性来自天性，二者属同源，并非人生而后习，张载称这种本性为“天地之性”，也说明了“性”与“天道”的关系。牟宗三认为张载的思想“盖天道性命相贯通，是以凡言天、言道、言虚、言神乃至言太极，目的皆在建立性体，亦可言皆结穴于性体”［3］，即张载的思想贯通“天道”与“性命”，“性”为连接点，且此性上通天道，下至宇宙万物。

二、人性二重说之结构

张载的人性思想重申了孟子的性本善说，但他的结论是通过“气”得出的。“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张载眼中的人性，是由太虚的“天地之性”与气的“气质之性”相混合而成的。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不是平行关系，即张载的人性论属于二重人性论而非二元论。“人之刚柔、缓急、有才与不才，气之偏也。天本参和不偏”(张子正蒙•诚明篇)，分别是对气质之性与天命之性的说明，而天之“参和不偏”又是天命之性的根源。与此同时，张载认为，“虚能生仁”，即作为气之性的“天性”是无不善而仁的，这样一来，天性在人则为“天地之性”也就无不善。那么“天地之性”为何?张载言:“和乐，道之端乎!和则可大，乐则可久，天地之性，久大而已矣。”(张子正蒙•诚明篇)和指与天地的齐合，一种纯粹至善的状态;乐，非情绪的喜怒哀乐，而是内在的轻灵之喜悦，因而，天地之性纯善，具有持久与普遍性。但人是有善有恶的，怎么来说明这一点呢?张载又提出了“气质之性”，又或“习俗气性”、“攻取之性”来说明善恶的来源。“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开塞，所以有人物之别，由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别。”(拾遗•性理拾遗)这里“通”、“开”;“蔽”、“塞”分别是对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阻滞与显发。实际上，“张载的人性论以天地之性的‘至善’本原作为人的道德根据，这对每一个人而言都是相同的;而在实际生活中，人之所以存在德性上的差异，主要是由气质之性造成的”［4］。虽然万物包括人都具有性，但是人的“天性”是可以“通达于圣人”的，而物之天性却是闭塞的。人的天性能否达到圣人的境界，这取决于人禀气的清浊、偏正。“气质之性”是由人“所禀元气”的实体本身所带来的属性，所以是后天习得的，而其大都指的是饮食男女的自然本性。“禀气昏浊，又为习之所害，就会‘穷人欲’而‘灭天理’，这就是恶。禀得气之一偏，也会影响‘天地之性’，则‘善恶混’。”［5］358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划分，各有不同的功用。天地之性，作为万物的普遍本源，是包括人在内的宇宙之物之根本特性;而气质之性则是在具体个人身上的特殊气质。“气质犹人言性气，气有刚柔、缓速、清浊之气也，质，才也。气质是一物，若草木之生亦可言气质。”(经学理窟•学大原上)气质因各人各物而不同。“利贞者，性情也，以利解性，以贞解情。利，流通之义，贞者实也;利，快利也，贞，实也;利，性也，贞，情也。情尽在气之外，其发见莫非性之自然，快利尽性，所以神也。情则是实事，喜怒哀乐之谓也，欲喜者如此喜之，欲怒者如此怒之，欲哀欲乐者如此乐之哀之，莫非性中发出实事也。”(横渠易说•系辞上)张载对于性与情关系的理解尽在其中，突出显示了情为性中之显，是性中之情，二者是普遍与特殊的关系。“明儒徐必达所解:‘性者万物之一源，故曰其总。’”(高攀龙集注，徐必达发明，《正蒙释》卷二)由于张载是从世界总体的角度揭示世界万物(包括人在内)的共同生成根源的，因而，此“性”便具有了“其总”的特征。性不仅具有生成万物的共同根源的意义，而且还有其内在结构层次，此仍如徐必达所解“然有天地之性、气质之性两者，故曰合两”［4］。人性“合两”，为完整人性做了证明，同时，也为人性问题上所一直存在的“人性为善，为何做恶”这一内在的矛盾争端做了合理的解释。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说明了人性的内部结构和不同的层次，最终证明了它们的对立统一关系，即二者都来源于天性，统一于“天性”或天道，天地之性表征了人性是善的，但是气质之性又表明了人性的善恶是不可预测的，又因人所禀气的清浊、偏正而或善或恶。张载的人性二重说为二程及朱熹等宋儒人性论达到高峰奠定了根基。

三、人性论与道德修养

(一)变化气质的修养之道

人性的本质为至善的“天地之性”，但人性中也有恶，“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张子正蒙•诚明篇)。如何复归于人性之善，张载认为通过后天的学习修养可以达到除恶存善，这属于修养问题。“为学大益在自求变化气质，不尔皆为人之弊，卒无所发明，不得见圣人之奥”(张子语录•语录中)，即学习能够使人摆脱气质之性的束缚，能够使偏达全，由塞而通，即“气质恶者，学即能移”(经学理窟•气质篇)。与此同时，张载认为“变化气质”并非一日可成，需要长期的道德实践与积累渐修，他特别重视“穷理尽性”，认为性为人性之根本的“天地之性”，而尽性就是实现性与天道的合一，其结论为“养其气，反之本而不偏，则尽性而天矣”(张子正蒙•大心篇)。总之，张载的“性”是二分的，一为天性，一为“气”性，前者万物共有，是至善的状态，后者“气”性，是个体之“秉性”。后者阻碍前者，因而人要克服“秉性”即气质之性的局限，以认识自己内在的天性之善，即一个人要求的其内在的至善性，就要学习修养，现实中的人最终指向于变化气质。在如何变化气质方面，张载回到了孔孟一派。孔子教导人“弘道”，用心弘扬生命智慧之道;孟子教导人体悟本性，因为天人相通;张载叫人摆脱气质之限，获得“天地之性”，重获良知。他继承了孔孟以道德谈人性之传统，认为诚明之德乃天地间的良知，为人之最高道德依据，而天道下落于现实，就被赋予了仁、义、礼等人伦之内容，至诚便是道德境界之最高理想。变化气质就是以“天地之性”改“气质之性”，把人的欲望置与道德之下，从而实现良德。孟子曰:“居移气，养其体”，实则是指道德修养对于气质变化的意义。张载认为，人在修养时可以解蔽被气质之性所蒙的天性之能力，然若要从气质之性回归天地之性，关键点在于“系其善反不善反而已，善反，则天地之性存矣”(张子正蒙•诚明篇)，即善修养，善从“气质之性”返归“天地之性”，就可让纯善的“天地之性”无蔽地涌现。“苟志于学则可以胜其气与习，此所以蝙不害于明也。”(张子语录•语录下)学可以为善去恶，主要是关于道德实践方面的学习。“但学至于成性，则气无由胜。”(经学理窟•气质篇)“为学”强调的是克服人的自然与生理方面对人的限制，以至达到“圣”之目标，最终实现人的“天地之性”。

(二)“成天之性”与“成圣”的修养目标

张载在气本论的基础上将人“性”归附于天，使成天之性成为宇宙自然之一部分。而“学必如圣人而后已”［5］362，即成“天地之性”从而达到“圣人”之境是修养的目标。那么真正实现“天人合一”的境界，又需“悟”，体悟“天性”以及“天理”。也就是“穷理尽性”与“尽性穷理”。“穷理尽性”是学也，即个人靠自身修养便可尽得“天性”，“尽性穷理”则只需靠内心固有的“德性之知”与“天德之知”便可“成性”。实际上，人将自身看成宇宙中一部分，看成与己相通之整体，有着“无一物非我”的境界，便能成性，成圣。如:“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人”(张子正蒙•乾称篇第十七)。张载对于成“圣”也是比较乐观的，他坚持“致学可以成圣”以及“学必如圣人而后已”。然，孔子对于圣人也是自谓不敢当的，因而，张载也表达过“圣人”之于人的远凡脱俗或者说“成圣之难”，“中心安仁，无欲而好仁，无畏而恶不仁，天下一人而已”［2］121。但成圣之难并没有阻挡张载的道德理想，他认为:“大人化性则圣也化，化则纯是天德也。圣犹天也”［2］122。又言:“进德修业，欲成性也，成性则从心皆天也”［2］122。也就是说，圣人借“大其心”以尽性，他将人与包容世间万物的宇宙统为一体，认识到万物成于一理，都是“气”之凝聚。正是这种智慧，使得张载所凝思的圣贤境界，超越了一己之识，“圣人同乎人而无我”［2］122，这种境界将自身与宇宙的价值同时提升，而人要实现自身其实质就是对“天地之性”的展示。张载的个人信条:“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2］122，就是其个人对于“成天之性”与“成圣”之人性超脱的最好表达。

四、天人合一观与“向内做功”对现代道德教育的启示

(一)人性与天道贯通，天人合一人性观

张载人性论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将人性论置于天道体系中理解，为儒家的人性理论提供了以天达人的天道论根据，从而使儒家的人性论在天人相通意义上更加深刻，但其人性论也没有超出中国古代天人关系的范围。中国古代思想家总是从自己的宇宙观推衍出自己的人性论、认识论及修养之道，可以说“道法自然”的逻辑在张载这里得到了完全的体现。在他提出“太虚”———最高的哲学范畴之后，进一步论述了“太虚即气”的气一元论，气有其所固有的本性即气之“道”，气之“神”。由此，作为万物产生根源的“气”在其聚散的过程中赋予了万物气之性，那么万物包括人也就有了其自身生来就具有的“天性”。因此，人性与天道的关系，“天人一物”与“天人之本无二”(正蒙•诚明)以及“性即天道”的逻辑必然是“天人合一”。然张载却首次在中国思想史上明确提出“天人合一”范畴。他在《正儒家蒙•东铭》中指出:“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张载“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尽性穷理”修养方法上也有体现。“尽性穷理”指无须通过“学”，仅凭内心所固有的“德性之知”，即可悟得“天性”，即通过“大心”的“德性之知”便可直接观照到“天地之性”。显然在张载那里，如同孟子的“尽心知性”就可以“知天”一样，只要充分发挥自己的“德性之知”就可以体悟“天性”从而自我观照到“天理”。“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梏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孟子谓尽心则知性知天以此。”(张子正蒙•诚明篇)张载认为人若能实现与宇宙本体意识的合一，便能实现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之天人合一的天地境界。然“德性之知”不以感性知识为基础而获得“天性”之知，容易陷入神秘主义的怪圈，但“天人合一”不容置疑。李泽厚在理解这一关系时也曾说道:“宇宙论在张载以及在整个宋明理学中，都不过是为了开个头。包括宋、明、清历代编纂的《近思录集注》、《性理大全》、《性理精义》，一开头总要大讲一通理、气、无极、太极之类的宇宙观;然而，这仍然是一种前奏。前奏是为了引出主题，主题则是重建以人的伦常秩序为本体轴心的孔孟之道。张载和整个宋明理学都用宇宙论武装自己，是为了建立适合后期封建社会伦常秩序的人性论。从而都是要从‘天’(宇宙)而‘人’(伦理)，使‘天’‘人’相接而合一。”［6］（本文来自于《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杂志。《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杂志简介详见.）

(二)“向内做功”的道德教育方法及其现代启示

中国哲学往往不会用主客二分法来看待客观世界，实际上，它往往是将人道与天道合一的。比如:周朝的“敬德保民”与“以德配天”等思想，就是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它强调天对于人的意义，即人需要在“知天”的基础上，加强自我的道德修养从而实现与“天”的合一，强调人和人、人和社会以及人和自然的统一。这种“向内求”的路径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教育，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道德教育不仅仅包括灌输与说教，更应该是一种以叙事的方式获取意义价值的活动。比如:英雄史诗、神话、寓言与传说等，可以展示人的完美德性，是一种劝善的形式。实际上，这里强调的是道德教育的方式与方法。我们不能一味地依靠灌输，而应该更加注重必要的省察、反省等，应该在树立正确道德认知的基础上，将人的道德情感与道德人格等方面的培育放在重要位置。

第一，道德情感培育。我们要将社会的道德要求变成自己的道德需要，并能够将这种内化的情感外化在道德实践中。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德情感和道德实践存在某种指向性的内在关联。一方面，人们在活生生的道德实践中获得深切的道德情感体验;另一方面，道德情感又是道德实践产生的助力，即当人们有了真实的道德认知，并在情感中体验到了道德事件，那么道德情感便会成为人们进行道德实践的内在的精神动力。因此，在道德教育中，要设立环境激发受教育者的情感体验，从而鼓励他们的道德实践行为。“由于道德情感的发展与人的认知能力和道德判断力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与人的行为模式的完善联系在一起，我们必须根据人在成长过程中的不同年龄特征，在遵循道德情感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对人进行综合的训练。”［7］

第二，“道德人格主要是指人们的道德主体意识，包括追求高尚道德的内心动力，道德选择的权利感、责任感，独立进行道德选择的能力自信和人格尊严等”［8］。道德人格相对于外在的道德规范，其强调的是人内心的更深层的道德心理与道德动机。而现实生活中，我们不能穷尽所有规范来治理国家，且规范的多样与多元性，总是需要人们的选择和判断。因此，如果单纯依靠掌握规范来实现社会的良序，困难重重。如果把这种外在的规范灌输变成一种主体内在的道德人格，成为主体的一种自尊心、荣誉感，那么人们在道德行为的选择过程中，就会产生一种自主的、负责的态度，并在久而久之的实践锻炼中，变被动接受为主动实施。

第三，在道德教育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知其善而不行善现象的发生。实际上，“完善的道德行为总是理性的判断、意志的选择、情感的认同之融合:如果说，理性的评判赋予行为以自觉的品格、意志的选择赋予行为以自愿的品格，那么，情感的认同则赋予行为以自然的品格。只有当行为不仅自觉自愿，而且同时又出乎自然，才能达到不思而为、不勉而中的境界，并使行为摆脱人为的强制而真正取得自律的形式”［9］。这里规定了道德认知走向道德行为的中间环节，也为行为的善的实现提供了内在的依据。

篇6

主播智勋经典语录有：你奶奶跳广场舞必抢不到c位、你爸斗地主3456没有7、你妈买菜必涨价超级加倍等，主播是指“主持人型播音员”。简单理解，播音是在读别人的话；主持是在说自己的话。主持人比播音员要多做许多工作，是播音员和主持人的综合体。比如一般的播音员就是按稿件播读即可，而主播则往往需要做策划、编辑、采访、制作、导播、主持等一系列工作。

就国内来讲，读报类节目主持人更趋近于主播的定义。

多数消息类新闻节目，比如《朝闻天下》、《整点新闻》、《新闻联播》等，都是以提字器为基本工作手段在“播读”。播音员只是客观按稿件播音，很少有个人的即兴发挥。

而读报类节目主持人或一些说新闻的民生类节目的“主播”，除此之外，还要运用自身深厚的新闻职业素养和知识积累，敏捷的思维和语言组织、表达能力，给受众“说新闻”、“讲新闻”，要有自己的观点和态度。比如《南京零距离》的孟非，经常在节目中给观众讲新闻背后的背景和相关知识，信手拈来，无稿播音也滔滔不绝，这就是“主播”。主播是主持人和播音员的合一，绝非只有播音技巧功底可以达到的。

（来源：文章屋网 ）

篇7

关键词：《孟子章句》；以意逆志；诗学

周广业《孟子四考》曾称赞说：“媺哉，汉之尊经乎，儒五十三家，莫非贤传也，而孟子首置博士；九流百八十九家，莫非诸子也，而通义得述孟子。”[4](P101)这一观点指出，为《孟子》做注是汉儒对孟子的最大推崇方式之一。而赵岐不仅作《孟子章句》，将孟子推尊至“亚圣”地位；并且盛赞孟子在《诗》学方面的创获，即“尤长于《诗》《书》”；最为重要的是，其《孟子章句》章句设置、训释体例也得益于对孟子“以意逆志”说的承传。

一、赵岐对“以意逆志”的理解

孟子的“以意逆志”说见于《孟子·万章上》的一则记载，孟子弟子咸丘蒙以《大雅·云汉》询问孟子，如果按照《诗》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判定，那么舜为天子，其父应不应该以臣道侍奉舜。面对这一疑问，孟子提出了“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的“以意逆志”说，即对《诗》的理解不应局限于对字面的理解，而应当深入推求字面背后的深层含义。对此，赵岐解释为：文，诗之文章所引以兴事也。辞，诗人所歌咏之辞。志，诗人志所欲之事。意，学者之心意也。孟子言说诗者当本之，不可以文害其辞，文不显乃反显也。不可以辞害其志，辞曰“周馀黎民，靡有孑遗”，志在忧旱灾，民无孑然遗脱不遭旱灾者，非无民也。人情不远，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是为得其实矣。[4](P638)

赵岐对孟子的“以意逆志”说的阐释中，有一处尤应引起重视，赵岐理解“以意逆志”说为“人情不远，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是为得其实矣。”张伯伟先生指出，赵岐对“以意逆志”的理解基于人性论的角度，其中所“逆”，即是从自身角度开始的“推求”[2]P180，《孟子题辞》中对“以意逆志”说的理解再次证明了这一倾向：“欲使后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而赵岐强调阅读者在文本理解过程中的主体性作用，正是抓住了孟子“以意逆志”的精髓。换句话说，阅读者在文本阐释过程中的作用是第一位的，甚至要远远大于作者本人在文本阐释中所起到的作用。孟子提出这一观点，在于确立诗学阐释者在《诗》义理解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而赵岐领会了孟子的这一阐释意图，并把孟子的“以意逆志”说中所传达出的对阅读者的主体作用的强调扩展到了更为深广的文本阐释领域。

在彰明创作主旨的《孟子题辞》中，赵岐就明确表明自己对“以意逆志”的赞同与承袭：

孟子长于譬喻，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其言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为得之矣。”斯言殆欲使后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于说《诗》也。赵岐指出“以意逆志”在于使后人深入探求其文中所蕴含的微言大义，这一观点并不仅仅适用于《诗》，而是适用于对长于譬喻的孟子的解读。这是赵岐使用“以意逆志”以注《孟子》的明确宣言。在具体的注释过程中，赵岐也坚持了这一做法。

二、《孟子章句》的章指运用对“以意逆志”的贯彻

在《孟子章句》的章指设置上，赵岐运用了“以意逆志”的智慧。通过章指，概括出了每一章的微言大义。赵岐自述《孟子章句》的篇章设置特点在于“具载本文，章别其指”。所谓“具载本文”，即把经传连文，直接把传置于经后；而“章别其指”，则是在每章末尾撰写章指，总括该章整体意义。虽然类似的做法，在赵岐之前的经籍注释中也有出现，例如《毛诗序》、《楚辞章句》的篇序等，但是明确冠以“章指”之名，并在每张最后分析该章旨意的做法，却始于赵岐。阮元在《孟子注疏校勘记序》中便对赵岐设置章指的功劳给予高度推崇，指出章指中蕴含了推求微言大义的功能：“七篇之微言大义藉是可推，且章别为指，令学者可分章寻求，于汉传注别开一例，功亦勤矣。”[3]附校勘记清人周广业在评价《孟子章句》时也曾指出：“章指者，櫽括一章之大指也。董生言《春秋》文多数万，其指数千，知文必有指。赵氏因举以为例。”[4]P102这两处论断不仅是对赵岐以章指注《孟》的最好概括，而且也透露出赵岐设置章指的深层意图：“章指”一词，最初源于董仲舒对《春秋》的理解，而汉儒重视《春秋》，正是因为汉儒相信孔子于春秋》之中，蕴含着微言大义：“文多数万，其指数千”，这恰恰也是汉人专注于对经典的解读和阐释的原因之一。而阮元与周广业此处把赵岐做《孟子章句》与董仲舒阐释《春秋》相对比，显然已经窥破赵岐注《孟》的奥秘：即赵岐试图在《孟子章句》中阐发出《孟子》中蕴含的深层含义，或者以此为载体传达出自己的个人思想观点。而这一意图，也恰恰与赵岐对孟子“亚圣”的定位若合符节。 转贴于

三、《孟子章句》的篇章设置对“以意逆志”的集中彰显

赵岐把孟子的思想主张归纳为：仁义、礼、孝、性情、心等几个方面，并认为《孟子》的篇章设置正是由此而定。《孟子》介于语录体和传论之间，其中既有旨意明确者，也有连缀搜集者，赵岐对《孟子》七章的章指强作分类，其中不免有牵强附会之处。南宋林之奇《孟子讲义自序》就指出“大抵求孟子之意者必求其言，至文字多寡，篇名先后，出于一时之偶然，不可泥也。”[1]P102不仅如此，赵岐还从数理的角度指出，《孟子》分为七篇，正是与天上的“七纪”；而孟子的篇章设置，又恰恰与三时的日数相当。而字数的多寡，又恰恰与五常之道相应。从数理的角度阐发《孟子》的创作意图，充斥着的正是汉代学术界所流行的气运终始的五行观，这明显是站在了汉儒的立场对孟子创作主旨的附会和“以意逆志”。

赵注中“以意逆志”的特点虽然前贤并未道破，但是由此引发的流弊却广为学者诟病，例如朱熹便认为赵注“拙而不明”[5]，近人胡毓寰指责赵注“于义理方面确多肤泛之弊”[6]P85，今人黄俊杰先生在肯定赵岐注《孟》之功的同时，也认为赵岐由于过于关注对政治意图的阐发而沦为“政治化约论”[6]P258。而这些批判也恰恰证明了赵岐在注《孟》过程中对“以意逆志”做法的坚持。

赵岐在《孟子章句》的章指使用和篇章设置上对“以意逆志”的贯彻，体现了孟子诗学在汉代四家诗中影响的深远，其影响突破了诗学层面，而且广布至经、子典籍的注解与阐释。

参考文献

[1]周广业.孟子四考.（影印复旦图书馆藏清乾隆六十年省吾庐刻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2]张伯伟.中国诗学研究[M].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2，173-183.

[3]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4]焦循.孟子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7.

篇8

思想家和哲学家在运用文学手段的时候，有人永远把它当做手段，有人则不小心暴露了自己其实也算得上是一个文学家。先秦诸子由于社会影响巨大，历史贡献卓著，因此对中国文脉的形成有特殊贡献。但是，这种贡献与他们在思想和哲学上的贡献，并不一致。我对先秦诸子的文学品相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庄子、孟子；第二等级：老子、孔子；第三等级：韩非子、墨子。

在这三个等级中，处于第一等级的庄子和孟子已经是文学家，而庄子则是一位大文学家。把老子和孔子放在第二等级，实在有点委屈这两位精神巨匠了。我想他们本人都无心于自身的文学建树，但是，虽无心却有大建树。这便是天才，这便是伟大。

在文脉上，老子和孔子谁应领先？这个排列有点难。孔子的声音，是恂恂教言，浑厚恳切，有人间炊烟气，令听者感动，令读者萦怀；相比之下，老子的声音，是铿锵断语，刀切斧劈，又如上天颁下律令，使听者惊悚，使读者铭记。

孔子开创了中国语录式的散文体裁，使散文成为一种有可能承载厚重责任、端庄思维的文体。孔子的厚重和端庄并不堵眼堵心，而是仍然保持着一个健康君子的斯文潇洒。更重要的是，由于他的思想后来成了千年正统，因此他的文风也就成了永久的楷模。他的文风给予中国历史的，是一种朴实的正气，这就直接成了中国文脉的一种基调。中国文脉，蜿蜒曲折，支流繁多，但是那种朴实的正气却颠扑不灭。因此，孔子于文，功劳赫赫。本来，孔子有太多的理由在文学上站在老子面前，谁知老子另辟奇境，别创独例。以极少之语，蕴极深之义，使每个汉字重似千钧，不容外借。在老子面前，语言已成为无可辩驳的天道，甚至无须任何解释、过渡、调和、沟通。这让中国语文，进入了一个几乎空前绝后的圣哲高台。

我听不止一位西方哲学家说：“仅从语言方式，老子就是最高哲学。孔子不如老子果断，因此在外人看来，更像一个教育家、社会评论家。”外国人即使不懂中文，也能从译文感知“最高哲学”的所在，可见老子的表达有一种“骨子里”的高度。有一段时间，德国人曾骄傲地说：“全世界的哲学都是用德文写的。”然而，当他们读到老子就开始不说这种话了。据统计，现在几乎每个德国家庭都有一本老子的书，其普及度远远超过老子的家乡中国。

我一直主张，一切中国文化的继承者，都应该虔诚背诵老子那些斩钉截铁的语言，而不要在后世那些层级不高的文言文上厮磨太久。说完第二等级，我顺便说一下第三等级。韩非子和墨子，都不在乎文学，有时甚至明确排斥。但是，他们的论述也具有了文学素质，主要是那些干净而雄辩的逻辑所造成的简洁明快，让人产生了一种阅读上的愉悦。

更重要的是要让出时间来看看第一等级，庄子和孟子。孟子是孔子的继承者，比孔子晚了一百八十年。在人生格调上，他与孔子很不一样，显得有点骄傲自恃，甚至盛气凌人。他的文辞，大气磅礴，浪卷潮涌，畅然无遮，情感浓烈，具有难以阻挡的感染力。他让中国语文摆脱了左顾右盼的过度礼让，连接成一种马奔车驰的畅朗通道。文脉到他，气血健旺，精神抖擞，注入了一种“大丈夫”的生命格调。但是，与他同一时期，一个几乎与他同年的庄子出现了。庄子从社会底层审察万物，把什么都看穿了，既看穿了礼法制度，也看穿了试图改革的宏谋远虑，因此对孟子这样的浩荡语气也投之以怀疑。岂止对孟子，他对人生都很怀疑。真假的区分在何处？生死的界线在哪里？他陷入了困惑，又继之以嘲讽。这就使他从礼义辩论中撤退，回到对生存意义的探寻，成了一个由思想家到文学家的大步跃升。他的人生调子，远远低于孟子，甚至也低于孔子、墨子、荀子或其他别的“子”。但是这种低，使他有了孩子般的目光，从世界和人生底部窥探，问出一串串最重要的“傻”问题。但仅仅是这样，他还未必能成为先秦诸子中的文学冠军。他最杰出之处，是用极富想象力的寓言，讲述了一个又一个令人难忘的故事，而在这些寓言故事中，都有一系列鲜明的艺术形象。这一下，他就成了那个思想巨人时代的异类、一个充满哲思的文学家。《逍遥游》、《秋水》、《人间世》、《德充符》、《齐物论》、《养生主》、《大宗师》……这些篇章，就成了中国哲学史、也是中国文学史的第一流佳作。

篇9

中国古代作家作品

1.先秦作家作品

（1）诗歌——《诗经》与《楚辞》

《诗经》：“诗三百”，第一部诗歌总集，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六义”。与《书经》、《礼》（《周礼》、《仪礼》、《礼记》）、《易经》、《春秋》合称“五经”。

《楚辞》：收录屈原等人的作品，“楚辞体”又名“骚体”。代表作《离骚》，第一首长篇政治抒情诗，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

（2）散文——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

诸子散文：《论语》（后人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语录体专集，与《大学》、《中庸》、《孟子》合称“四书”）、《墨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等。

历史散文：《春秋》（第一部编年体）、《左传》（第一部叙事详备的编年体）、《国语》（第一部国别体）、《战国策》（《国策》）等。

2.汉代作家作品

（1）赋文——贾谊的《过秦论》

（2）史书——《史记》（开纪传体之先河，“二十四史”“前四史”）和《汉书》（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3．魏晋南北朝作家作品

（1）诗歌——“三曹”、陶渊明（东晋，第一位田园诗人）和乐府诗双璧

（2）史书——《三国志》（西晋陈寿）和《后汉书》（南朝范晔）

（3）文学理论——《文心雕龙》（刘勰，第一部文学理论专著）

（4）小说——《世说新语》（刘义庆，第一部笔记体小说集）

4．唐代作家作品

（1）散文——古文运动（“韩柳”）、刘禹锡（字梦得，《陋室铭》）、杜牧（《阿房宫赋》）

（2）诗歌——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四阶段

初唐：“初唐四杰”和陈子昂。

盛唐：两个流派（“王孟”为代表田园诗派和高适、岑参、王昌龄等为代表的边塞诗派。苏轼赞王维“味摩诘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和两大诗人（李白、杜甫。杜甫组诗“三吏”、“三别”），另有自号“四明狂客”的贺知章。

中唐：新乐府运动（“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元稹和白居易“元白”，白居易“叙事诗双璧”（《长恨歌》和《琵琶行》）

晚唐：“小李杜”（杜牧《樊川文集》）。

5．宋代作家作品

（1）散文——唐宋家（欧阳修《六一诗话》，“三苏”中苏洵《六国论》）、范仲淹和沈括（《梦溪笔谈》，我国第一部科学作品）

（2）词——婉约派和豪放派

婉约派：北宋有柳永（北宋第一个专业词人，《乐章集》）、欧阳修、秦观，南宋有李清照（易安居士，《漱玉词》）和姜夔。

豪放派：北宋有苏轼（开豪放一派）、范仲淹，南宋有辛弃疾（号稼轩，《稼轩长短句》）、陆游和文天祥。

（3）史书——司马光（我国最大的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与《史记》一起被誉为“史学双璧”）

6．元明清作家作品

（1）戏曲——元代有关汉卿（我国戏剧史上最伟大的戏剧家，《窦娥冤》、《救风尘》、《单刀会》）、王实甫（《西厢记》，张生和崔莺莺）、马致远（杂剧《汉宫秋》、散曲《天净沙·秋思》），明代有汤显祖（《牡丹亭》，又称《还魂记》），清代有孔尚任（《桃花扇》）。

篇10

关键词：陆九渊；易学；心学

陆九渊(1139-1193)，南宋哲学家、教育家，尝于江西贵溪象山建“精舍’’聚徒讲学，学者因称象山先生。陆氏为“心学”创始人，其易学思想构成了心学的根本内涵，他本人也成了中国古代易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但由于陆氏并未留下解说《周易》经传的专门著作，导致后人鲜有对其易学思想做出深入研讨。本文拟以散见于《象山先生全集》中的零散资料为依据，着重讨论陆氏对易学的心学建构。

《周易》与主体心性之间的关系，构成了陆氏易学最具普遍性的主题。通过对《易》卦爻符号的心学分析，实现以道心为体、以济世为用的目的，是陆氏易学的全部思路。他认为《易传》以来的易学研究并没有实现上述理想，究其根本原因则在于没有将主体心性介入其中，这就使得易学研究游离于人的主体存在，出现了宗派纷呈、观点混乱的局面。陆氏认为，要拨乱反正，必须首先回答《易》与心之间的关系问题。易学的任务于是被限定在了对《易》卦爻符号的心学分析之上。

“心”成为陆九渊易学的本质关怀，它植根于对易理的心学描述和对不同于象数派和理学派的易学建构。象数学派以数理和逻辑为手段，试图为《易》提供各种事物形式和性质的机械框架，从而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客观的物理世界。理学派以天理(事物的规律性)为事物之所以然，将一切实在视为独立自存的主体，从而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形而上学的观念领域。显然，它们都是以回避主体人的心理感受为前提的。陆九渊则认为，主体人的“心”与《易》的本质内涵、以及与外在世界的关系，始终是易学研究所无法解决的问题。而在此前的所有易学努力中，人的主体性问题显然并没有被强调到足够必要的程度。因此，陆氏主张用人的心性活动作为易学准则，认为人心充塞宇宙，既为宇宙之本，又是《易》之本根，力图用主体人的精神(尤其是道德情操)作为易学原则。

陆九渊正是在对象数派和理学派充分反思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心学体系的。象数派宣称：卦爻符号与实在之间是严谨的形式对应关系，即便是义理派所弘扬的义理，也是以象数为基础的，是象数基础上的义理。亦即，是在事实基础上的价值选择和意义对应。汉儒倡导的“逸象”，其初衷正是要澄清每一个个别卦爻符号的确切含义；邵雍的《皇极经世书》则代表了这种思考的又一高度。陆氏则认为：“易之书所以不可以象数泥而浮虚说也”(《象山先生全集。程文》——以下所引该书，径注篇名)。象数学只能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限制在每个具体的形式框架和严谨的对应关系上。这种对《易》符的精细分析最终带来的将是易学的经验材料，而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成果。陆九渊《语录》篇则云：“数即理也，

人不明理，如何明数?”《易数》篇云：“吾尝言天下有不易之理，易理有不穷之变，诚得其理，则变之不穷者皆理之不易者也”。主张从“理”这一总体系的意义关联上重新思考《周易》，并赋予个别卦爻符号以意义。易学研究的哲学内涵。陆九渊则是要在此基础上完成对易理(天理)的心学认可。其《与朱济道》云：“此理在宇宙间，未尝有所隐遁。天地之所以为天地者，顺此理而无私焉耳。人与天地并列而为三极，安得自私而不顺理哉!孟子曰：‘先立几乎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可见，陆氏虽然亦承认“君子以理制事，以理观象”(《语录》)，表现出与程朱理学的某种一致性，但是，陆认为天理并非是脱离人心而自主地存在于形而上的世界，这是与程朱理学的根本区别所在。

陆氏以“理”为纯粹主观的产物，不是如程朱所说“理具于心”，而是本心即天理。天理乃人心所固有的法则，通过诚己之心方可显露出来。陆九渊说：“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语录》)。又说：“此理充塞宇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杂说》)。这种心学思想落实到易学中，则表现为“爻之义即吾心之理，蓍卦之德即圣人之心”。其释《系辞》文“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云：“涤人之妄则复乎天者自尔微，尽己之心则交乎物者无惑累。蓍卦之德，六爻之义，圣人所以复乎天交乎物者，何其至耶?以此洗心，则人为之妄，涤之而无余。人妄既涤，天理自全，退藏于密微之地，复乎天而已。由是而吉凶之患，与民同之，而己之心无不尽。心既尽，则事物之交，来以神知，往以知藏，复何累之有哉!”(《程文》)《易》符本义正是为了去妄、复理，使本心发扬光大。

因此，并不是只要揭示了易符的数理结构或客观的理性原则，就完成了易学的使命。易学涉及到除开象数和理学之外的心性方面的范畴。亦即，《易》不仅表达了象数和理学先在的，而是从主体人的内心发出的。此心生来固有，所以称为本心，丧失本心则不见天理。因此，理在陆氏易学思想中，不仅不是起点，甚至也不是终点。他说：“道塞宇宙，非有所隐遁……故仁义者人之本心也”。(《与赵监》)他认为本心即理，理根于心，其发则充塞宇宙，人心即天理。

对理、心关系的这种看法，同样存在于陆九渊关于八卦起源的认识中。其《与吴斗南》云：“塞宇宙一理耳。上古圣人先觉此理，故其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于是有辞有变有象有占，以觉斯民。后世圣人虽累千百载，其所知所觉，不容有异，曰若合符节，曰其揆一也。非真知此理者，不能为此言也。”圣人尽其心而作《周易》，至诚如神。后人对易理的认识，最终获得对主体心性的投合，故既能成己，又能成物。理充塞宇宙、积淀于《易》八卦中，其在人则为仁义之心。因此，研《易》者应当致力于探讨《周易》和人类精神领域之间的关系，实为一种文化精神极其充沛、人生境界极其高尚的学术标准与追求。而这一点也事实上构成了心学解易派的主流特色。，

理学派将“理”置于绝对优先的地位，但却不明白“此心本灵，此理本明”(《与刘志甫》)、只有心中“无私”才能顺“此理”而动的道理，从而使得易学研究最终只能游离于人类精神领域，作一种枯燥的形而上学的阐释。陆九渊认为《易》表达了一种人们从中以某种方式来想象的意向性体验，因而更为注重研究易学的心性基础。《语录》云：“格物者格此(按此指明心中之理)者也。伏羲仰象俯法，亦先于此尽力焉耳。不然，所谓格物，未而已矣”。《与朱元晦》云：“此理至矣，外此更复有太极哉!以极为中则为不明理，以极为形乃为明理乎!”陆九渊把理(天理和易理)限定在人类心性范围之内，认为易学不是要去探讨数理或形而上的问题，而是要去探讨如何反思人类心灵自身以及心性主体在“理”中的能动作用问题。

总之，陆九渊倾向于展示一个借助易符所显现出来的心学结构。与《易》有关的实在皆为心性的实在，强调易符、实在和心性主体之间的关系是易学的重要内容，客体实在和主观心性及其关系全部包含在《易》卦爻的特征里。《与李宰》云：“天之所以与我者即此心也，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与傅齐贤》云：“心苟不蔽于物欲，则义理其固有也”。“理”为明心之理，无需外求。并认为此即《系辞》所谓“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简则天下之理得矣”(《与曾宅之》)的本意。

所谓“此理”，不仅是卦爻象所显示的某卦和某爻之义理，而且指宇宙人生的根本原理。相应地，易学理解不仅是个人的主观活动，而且更是一个人把自己放在“天地人”之理中的投入和参与。个人被放在天理之网中，他们总是在天理的背景下展开心性活动，展开易学理解。他们不再是用客观分析(如象数派那样)或形而上之理(如理学派那样)解释某一卦爻，而是通过主体的心性以及卦爻的心性背景(圣人之心)之间对话，找到天理的内涵。天理既规定着卦爻和主体人的心性，又必须借助于后者而得以呈现。由此，以易符为中心的心性分析遂取代了易符的象数结构和理学认可。

陆九渊主张“此心本灵，此理本明”(《与刘志甫》)、“自昭明德”(《与吴斗南》)，迥异于程朱“即物而穷理”的理学思路。他认为《易》实为存心明理之书，心性是超易符的，易学研究本质上是要求达到一个超易符的心性实在。

例如，《与曾宅之》解释坤卦六二爻辞说：此理也。故曰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孟子曰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此天之所与我者，我固有之，非由外铄我也。故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此吾之本心也”。所以，陆氏主张根据心性重新理那个“理”字。《与黄康年》云：“此道充塞宇宙，天地顺此而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顺此而动，故刑罚清而民服”。强凋“此理”的普遍性，并以“此理’’重新规范我们的行为。而此理(天理、易理)与人心并无差异，在易学理解中，心性得到了“同圣人心”的契合、并达到了天理允许的境界，从而获得了一个完美的天人合一、物我相谐的心流背景。

可见，易符与实在之间的对应是一种间接的情感和心性领域上的对应，不限于逻辑或形而上之“理”上的一致关系。陆九渊对易学的这种心学建构，放弃了客观方式的直接指称，而是要寻求易卦爻符号背后所蕴藏的人类共同的心性理解。所以，易象不是死象，象在意义层次上恰好表现了心流和情感传递。易象属于感受的层次，必须有主体人的参与。《周易》六十四卦结构的组合体系，其功能在于模拟天地人三道的天理背景。这种背景是由“象”揭示出来的，而这种揭示过程则是要推求出一个心学意义上的心性答案，讲究某种精神境界。

象数派易学的本质在于澄清易符的意义，力图使易符表达具有最大程度的科学性。理学派则致力于建立一个合“理”的、可供人们加以分析和理解的易学模式，两者都从属于某种方法学。陆九渊则致力于建构真正本体论层面上的易学——心的易学。研究易符的确切含义并不是易学的本质和全部任务，因为易符表达了外部世界和自身心性存在的各种实在和景象，主体心性将永远是易学研究所不容忽视的内涵。所以，陆氏易学不仅不是一种方法论，而且还是对方法论的批判，是对各种形式的或客观理性之理解的前提和限制的批判。对易象的理解成为心性的素材，而不再仅仅是方法论上的改进。对《易》的不同层次和功能的解释，本质上反映了人类精神和心灵结构的不同方面和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