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有关规则的事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一件有关规则的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2、所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我们的生活也有各种各样规则，学校有学生法则，道路有交通法，就连游戏也有规则，各种各样的规则约束着我们，让我们的生活井然有序。

3、就那排队来说吧，暑假的一天，我和妈妈坐飞机从厦门回来，上飞机时，大家井然有序的登机。下飞机时，无论是男女老少都很有顺序的去排队领行李，没有一个人插队。这也影响了我，本来我想早点拿到行李，就冒出了插队的念头，但是又没看到一个人插队，就连一个比我还小几岁的小男孩都没有插队，我变取消了这个念头。这就是规则的魅力。

4、又一次，我和妈妈去厦门的白鹭洲公园玩，我们看见门口排队的人很多，就像一条长龙，我想早点买到票，好早点入公园，脑子里就有冒出了插队的念头，心里想：“不就插个队吗？有什么大不了的？再说了，也没有看管。”但当我迈出哪一步的时候，我想：“我都是个四年级的小学生了，怎么能做出这么无视规则的行为呢？而且我们刚学了《谁说没规则》一课，课文中的第四节就是讲这种行为的。想了想，我又把那脚收了回来。

篇2

从小学开始，我们就学会了一个成语，并迅速泛滥于我们东拼西凑的作文中——“争先恐后”。

此成语历来被用来描述大家积极踊跃去做好事。但当我们成年后，则开始起疑：“争先恐后”真是一个褒义词吗？

当破坏规则成为权力

细细品味，其实“争先恐后”的本质，是“蔑视规则”。

粗略回眸中华五千年历史，我们看起来拥有一个最讲究秩序的文化（一切基于礼的儒家文化）。但如我们有勇气像鲁迅先生那样认真看进去，就会看到截然不同的另一面，我们骨子里其实是完全不相信规则的。

这话显然不中听，因而就有必要说清楚。

规则的本质是什么？是大家为了共同获益而共同遵守的东西。但是真实的中国文化，也就是每个人公开不说但内心都信并始终践行的，恰恰是：规则都是用来约束下面的，绝不包括上面和自己。

偶然听到某同行聊到一次采访，不小心却颇有代表性。他去采访一家开展精益生产的本土企业。与丰田一样，车间里用各种颜色标示着不同的功能区域，其中也包括参观者应遵循的行走路线。但在参观中他不慎一脚走出了参观区，旋即惶恐地退回并致歉。这时，陪同的企业领导马上很友善地安慰道：“没关系，这些都是用来管理工人的。”

当一种“规则”只用来约束一部分人，“恶”便开始了。因为越是这样的规则，越会让所有人看到践踏规则是多么诱人。于是，人们不再相信规则，不会遵守规则，更懒得完善规则。而必然出现的是：下面只想如何掌握制定规则的权力进而解放自己，如掌权无望便苦心揣摩如何钻规则空子进而图利自己，上面则只想如何通过不断制定和不断打破规则来展示权力而满足自己。这时所谓规则，已与大众利益、组织效能无关，而只与权力、欲望有关。

诚如“门”对于我们的意义，既不是开也不是关，而在于谁有钥匙来随心所欲地决定门的开和关。

当遵守规则等于迂腐

当有权者随意蔑视规则时，无权者必然群起摧毁规则。我多年前曾在昆明郊区亲历一件事。在一条高速路旁，我和多数人在长途车站站台排队等车，但也有人跑到50米外聚集。起初我很费解，但很快便愤怒地恍然大悟了。因为随后而至的长途车居然就在50米外而不是站台停了下来！于是那群“先见之明”者便雀跃着先上了车。而等我们目瞪口呆之余再跑过去，早已没了座位。高速路上严禁超载，于是所有守规则的人都失去了坐车的机会。而如果他们下去继续遵守规则，他们将可能永远坐不上车。

于是，出于对捍卫规则的倔强，我选择独自突兀地站在车上，直到下一辆长途车来——不管遭遇多少源于屁股决定脑袋的非议——因为这意味着在这段时间，这辆车将因我而不能启动。我就是要告诉车上的每一个人：不论司售还是乘客，你们都参与了破坏规则，并意图从中获得或者利益，最终将适得其反、受到惩罚。

但更多的时候，破坏规则的人获得了纵容和利益，而遵守规则的人不仅不受保护，反而受到了伤害，甚至遭到了嘲笑。当在现实环境下，遵守规则等于低智商，践踏规则才能求自保时，人们除了“争”和“恐”之外，还有其他选择吗？

篇3

关键词：证据，证据法，毒树之果

法学博士郑旭等最近完成了《中国证据法草案建议稿及论证》（法律出版社2003年7月版，以下简称《建议稿》），在中国证据法起草领域完成了一项大工程，对证据立法有重要的参考作用，其中有不少可取之处，也有一些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地方。本文拟提出一些问题求教《建议稿》的作者和专家。

一、关于证据

起草证据法，首先要明确什么是证据，是否必须在法律中写出证据的概念。建议稿第3条写道：“凡当事人提出的用于证明或者有助于证明本方提出的关于事实的主张的材料，都是证据。”笔者认为，这个定义是不完整的。

在中国，证据不仅是当事人提出的，法院也可以依法收集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侦查机关也应当依法收集证据，而法院和侦查机关都不是当事人。

这个定义称证据是“材料”，这不能包括各种证据形态。我们知道，证据根据形态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为有形的，通常称为“物证”（tangibleevidence或physicalevidence），第二类为无形的，称为言词证据（testimony），包括证人证言和被告人的陈述。我们平常理解的“材料”，通常是一种有形的物质，不包括未形成文字的陈述。中国现在的“证人证言”和被告人陈述，通常是在审判之前所作陈述形成的书面文字，①这当然可以称为“材料”，但是，根据（①按照传闻证据规则，此类陈述只是“传闻”，是不可以在法庭审理中采纳的。关于传闻证据规则，详见杨宇冠：“美国传闻证据规则”，载《诉讼法论丛》2001年第6卷；樊崇义、杨宇冠：“论传闻证据规则”，载《检察官学院学报》2001年第12期。“）联合国的刑事司法国际准则，被告人有权当面与证人对质①（①参见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关于与证人对质规定的论证，见杨宇冠著：《人权法-<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研究》，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4月版，第275-289页。），这种在法庭上的对质本身就起到了证据作用，但这种对质显然不是”材料“。这个定义可能来源于《布莱克法律字典》（BLACK‘SLAWDICTORY）。该词典证据（evidence）条第一句话说：”Any species of proof .or probative matter，legally presented at the trial or an issue，by the act of the parties and through the medium of witnesses ，recorded，documents，exhibits，concrete objects，etc.，for the purpose of inducing belief in the minds of the court or juryastotheircontention.“②（②BLACK’SLAWDICTORY，byHenryCampbellBlack，WestPublishingCo.1979，p.498.）译为中文可能是这样的：”由当事人提出的、以及通过以证人、记录、展示、和感知的任何证明的种类或证明材料“是证据。

但是，该词典接着还写道：“Testimony，writings，materialobjects，orotherthingspresentedtothesensesthatareofferedtoprovetheexistenceornonexistenceofafact.”笔者试译如下：“为了证明某件事情存在或不存在，而提出来让人感知的证人证言、书写物、材料或其他东西，”是证据。

该词典接下来还写道：“Allthemeansbywhichanyallegedmatteroffact，thetruthofwhichissubmittedtoinvestigation，isestablishedordisproved.Anymatteroffact，theeffect，tendency，ordesignofwhichistoproduceinthemindapersuasionoftheexistenceornonexistenceofsomematteroffact.Thatwhichdemonstrates，makesclear，orascertainsthetruthoftheveryfactorpointinissue，eitherontheonesideorontheother.Thatwhichtendstoproduceconvictioninthemindastoexistenceofafact.Themeanssanctionedbylawofascertaininginajudicialproceedingthetruthrespectingaquestionoffact.”这一段虽然比较长，但因为对理解何谓“证据”很重要，笔者再试译如下：“一切用于确立或否定提交侦查的任何声称的事情的真实性的方式。任何事项、意图或设想其被提出之目的是用于使人相信某事件存在或不存在，表明、澄清和肯定某事项，或某事项的任何一个方面，试图使人相信犯罪事实存在。法律所规定的用于在司法程序中确认某事项真实性的方式。”

这个定义确实比较长，而且文字很不好译，但我以为大意是不错的，反映了证据的含义。《建议稿》的作者可能怕麻烦，或认为太累赘，只取了其中一个意思。笔者认为，如果是这样，不如不写证据的定义，西方许多国家的证据法并不写证据定义；如果写了就应当写得全面，否则，该定义不能包含的事项就可能被排除在证据之外。

证据其实就是证明的根据。这个问题在我国有关法律中一直有些不明白的地方。我国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31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该法还称证据有下列六种：“（一）物证、书证；（二）证人证言；（三）被害人陈述；（四）被告人供述和辩解；（五）鉴定结论；（六）勘验、检察笔录。”

这个定义实不可取，首先一切事实不一定都是证据，证据也不一定是事实。例如，一件交通事故案件，可能有很多的人目睹，没有必要让一切目睹的人都提供证据，发生这件交通事故在宏观上和微观上留下无数的印迹，人们能认识或收集的只是其中有限的一小部分而已，不可能将一切事实都称为证据。

证据本身可能是事实，可能不是事实。任何证据，都可能是虚假的，或部分错误的，这才需要对证据进行审查判断。如果宣称证据是事实，何必再审查判断？

也许立法者的本意是：已经审查判断过并被采纳的证据是事实。其实也不能这样说，已经审查判断过的证据也可能是虚假的，否则对证据和案件事实问题就没有上诉的余地。

采取列举的方法将证据限定为六种，更是形式主义的表现。世界上的事物是无限的，不确定的无数人，包括现在人和后来人的认识能力也是无限的，而某个时期某些确定的人们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怎么可以用当时立法者的认识程度限制无限的证据形态呢？这无疑将许多证据排除在证据之外。例如，该列举中有关被告人的证据只有“供述和辩解”两种形式，这两种都是言词性质的，从而把被告人的行为排除在证据之外。设想如果被告人用点头、摇头对某事项的某一个细节表示承认或不承认，这是否应当作为证据？这又是何种证据？

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42条照搬了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31条，只是在“被告人供述和辩解”之前加上了“犯罪嫌疑人”，还加上了“视听资料”。但这个证据定义的缺陷问题依然存在，改进部分只是五十步和百步的关系。

证据按其形态可以分为有形的证据的证据和无形的证据，所谓有形的证据，是人们可以用视觉和触觉看见或触摸到的证据；所谓无形的证据，是人们不能以视觉和触觉感知，而必须以其他方式感知的证据。没有必要将其限定在六种或七种，事实上也是无限的。在这一点上《建议稿》有所改进，其中第四条列举了八种证据，并且说明，不限于这八种。既然如此，不如不列，法律条文贵在精确，不必画蛇添足。

二、关于证据法

证据法应当是调整证据的收集、提出、证明、采信等标准的一系列证据规则的总和，规范参加这些活动的诉讼各方，包括审判人员、起诉人员和侦查人员的取证行为。在我国的刑事司法中，审判人员、检察人员和侦查人员都有收集证据的职权。1996年《刑事诉讼法》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这三机关又有所侧重，通常由公安侦查机关收集证据、检察院审查证据和在法庭上用证据证明指控、法院审判判断证据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判决。因此，我国将来的证据法应当成为这三机关在处理证据方面的行为准则。《建议稿》第1条规定：“为保证法院准确、及时地查明案件事实，保障诉讼的顺利进行，确保程序公正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保护某些更为重大的社会利益，以实现刑事、民事和行政诉讼的任务，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建议稿》第2条的说明更明确宣称：“本建议稿适用于在我国境内法院进行的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也就是说，这部建议稿只规范法院的诉讼行为，而不规范检察机关和侦查机关的诉讼行为。这是审判中心论的体现。

《建议稿》列举了《美国联邦证据规则》和澳大利亚《1995年证据法》中有关证据法适用于法院诉讼的规定，论证《建议稿》如此规定的理由，但却忽略了中国的国情与这些国家的不同。

美国、澳大利亚属于英美法系国家，又称判例法国家，法院的判决能够起到立法的作用，不仅下级法院要遵照上级法院的判例，其他机构，如起诉、侦查机构也必须遵照法院的意见，规范自己的行为，否则案件在法院就可能败诉。中国的国情不一样，中国的公安、检察院和法院互不统属，这些机关办案只服从法律，称为依法办案，不受其他机关的干涉。如果一部“证据法”只适用于法院的诉讼，则它并不能规定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行为。也就是说，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不太可能因为法院的意见而改变自己的行为。因此，这样的“证据法”充其量只是“人民法院证据规则”，而不是“证据法”。

这个问题再深一步研究还涉及体制问题，美国、澳大利亚采取三权分立制度，其中司法权由法院掌握，可以与立法和行政机构成鼎足之势，不仅如此，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成员必须定期选举和更换，而法院的法官一经任命，则终身任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法院比立法和行政机关更稳定。再加上司法独立的理念，法院在诉讼之中无疑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它不必顾及起诉和侦查部门的反应，而起诉和侦查部门必须服从法院的意见。中国不实行三权分立制度，中国的法院在人员和财务上受制于其他机构，中国的法官们地位不比检察人员和侦查人员更高，法官的意见不能影响起诉部门和侦查部门，再说中国的法官基本上也不有制定法律意义的判决意见。中国的法官们还必须考虑到检察部门和侦查部门的反应，因为这三机关是“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因此，中国的证据法不能只规范法院的行为，而要明确规定侦查和检察部门的行为，这样才能规范到整个刑事司法中有关证据的各个方面。

三、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建议稿》第36条写道：“由非法获得的证据引出的其他证据可以采纳”。这就是关系到“毒树之果”（fruitofthepoisonoustree）问题，进而关系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否能够真正确立的问题。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通常指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使用非法行为取得的证据不得在刑事审判中采纳的规则。①（①参见《刑事司法百科全书》（EncyclopediaofCrimeandJustice），FreePress，1983年版，第715页。原文是英文：“Anexclusionaryruleisarulethatgenerallyoperatestoexcludefromadmissionatacriminaltrialevidenceobtainedasaresultofunlawfulactivitybylawenforcementofficersortheiragents.”由于不同的国家和国际机构规定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范围和条件不一致，各国对这个规则的表述也可能不一致。）这个规则于20世纪初产生于美国，后来逐渐为其他国家和联合国机构所采纳。②（②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起源、发展，联合国及各主要国家和地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情况，参见杨宇冠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司法和证据学范畴的一项规则，它还牵涉到宪法学、法理学、人权法学等学科的许多重大问题。该规则产生至今约一百年来，法学界对它有许多争论。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经采纳了这项规则。但是，对规则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各国在采纳规则的过程中，也都根据本国的情况对规则的内容和操作采取了不同的做法。近年来，我国法学界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很重视，发表了许多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研究文章，在是否采纳该规则，如何采纳该规则，以及中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当如何表述等方面，有许多不同观点。我国司法实践部门也多次表示，要在中国实行这项规则，因为它对于遏制刑讯逼供、实行司法公正、促进人权保护，都有重要意义。但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没有明确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虽然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司法解释中规定了对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的排除，由于没有相应的操作程序，它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操作。

“毒树之果”指以非法取得的证据为线索再次取得的证据，其中第一次以非法行为取得的证据是“毒树”，以它为线索再次取得的证据是“果”。例如，警察对某人的房子进行非法搜查发现海洛因。他们将这些证据给某人看，某人承认了持有这些。这里非法搜查所得的是“毒树”，以它为线索取得的口供是“果”。再如，对某人进行非法逮捕后得到其口供或以非法口供为线索取得的其他证据，都是“毒树之果”。

“毒树之果”这个概念虽然出现于1939年①，（①在1939年美国最高法院所审理的一桩案件中，用法兰克福特大法官（JusticeFrankfurter）“毒树之果”形容受到污染的证据，SeeNardonev.UnitedStates，308U.S.338，60S.Ct.266，84L.Ed.307（1939）。）但关于这项理论的起源则是1920年的朗伯诉美国案。②（②SilverthorneLumberCo.V.UnitedStates251U.S.385，40S.Ct.182，64L.Ed.319（1920）。）在该案中，联邦执法官员非法搜查和扣押了被告的一批文件，后经法院命令，文件又返还给被告。检察官通过大陪审团发出了扣押令，让被告人交出这些文件。法院认为这个扣押令是无效的，其意见如下：

“禁止用某种方法取得证据的规定的最重要的核心不仅是不得在法庭上使用这些证据，而且是在任何情况下不能使用这些证据。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证据成为神圣的和不可接近之物。如果它们是从另外一个独立的渠道而获得，它们可以像其他事实一样通过证明程序。但是，由于政府的错误行为而知悉它们的情况，则政府不能利用自己的错误，从而提出所知悉的情况。”

以上语言有些绕口，其主要意思就是：政府方不能利用自己的错误行为而得到的信息，根据这种信息而得到的证据就是“毒树之果”。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案件所确立的规则中，包含了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重要理解，即非法证据不仅是在法庭审判中不得用于对被告人定罪，而且在诉讼的其他过程中也不能使用。

《建议稿》认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应当排除的，该稿第33条写道：“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不具有可采性”。第35条写道：“违反本法关于令状主义要求的搜查、扣押取得的证据，不具有可采性。”这些条文包括了对实物证据和言词证据的排除。但是，《建议稿》的作者又称“毒树之果”可以采纳，这就为这些非法取证行为留下了生存的余地，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难以起到应有的遏制非法取证行为的作用。例如，如果用刑讯逼供的方式取得犯罪嫌疑人口供，依照该口供找到了其它证据，如果不排除这种证据，则刑讯逼供不能得到遏制。再如，在一次讯问中以刑讯逼供方式取得口供，在以后的讯问中不进行刑讯逼供，被讯问人也可能照上次的口供说，如果不排除以后产生的这些口供，只排除以刑讯逼供方式取证的那一次的口供，是不能制止刑讯逼供的，最多产生让讯问人员再“以合法方式”问一次的效果。

本人认为，“毒树之果”应当排除，但可以参考美国的有关做法，设置若干例外情况。

1、污染中断（PurgedTaintException）

该例外适用的情况指在发生了非法取证情况之后，由于被告人任意的活动使最初的违法性中断，而不再影响被告人活动之后所取得的证据，因为被告人出于自由意志的活动切断了原来的非法行为与后来取得的证据之间的联系。王申诉美国案①（①SeaWongSunv.UnitedStates371U.S.471（1963）。）可以说明污染中断的情况。被告人王申被非法逮捕后，然后又被释放了。在这以后，他又主动到警察机关投案并作了供述。他的供述本来是可以认为是“毒树之果”的，因为如果被告人没有第一次的被非法逮捕，则没有后来他到警察机关投案并作供述的行为。但是，因为他自己的主动投案切断了非法逮捕与他供述的联系，中断了其中的污染关系。后来，被告人又反悔并提出其供述是“毒树之果”的辩护。最高法院否定了被告方的申诉，认为他的供述是合法的，没有受到在这之前的非法逮捕的污染。

2、逐渐减弱规则（AttenuatedConnection）

在纳登诉美国案②（②Nardonev.UnitedStates，308U.S.338，60S.Ct.266，84L.Ed.307（1939）。）中，最高法院认为，要禁止直接使用非法证据，但对于间接使用则可以容忍，即所谓逐渐减弱规则。也就是说，在有些情况下，“毒树之果”的毒素已经大为减弱，从而可以使用。其实这是一个妥协的办法。

3、独立来源（IndependentSource）

这个例外指政府方所得到的信息是从另一个独立的来源所获得的，而不是依靠非法取得的证据为线索得到的。这种情况不适用证据排除规则。试举一例③（③Statev.O‘bremski70Wash.2d.425，423P.2d.530（Wash.1967）。）说明。警察非法搜查了被告人的住房，发现了他诱拐了一名少女。法院认为，少女所作的关于被拐的证言不是“毒树之果”，因为少女的父母几天前就报案说少女失踪，通过线人调查，警察已经知道少女在被告人家中。从这个案件中，我们可以看出，警察发现少女是有独立的信息渠道的，并不是因为非法搜查才获得的。

篇4

每一个市场都有其游戏规则（rules），监管者的工作是执行这些规则；在每一条规则背后都有一个原则（Principle）。问题是，我们应当如何区分监管的原则和具体规则呢？

举例来说，如果监管的原则是防止金融机构破产倒闭，那么相应的规则就是对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外加流动性和公司治理要求。原则需要使用者有较多的个人判断，而规则的使用者只要严格遵守规则字句的规定，就能在很大程度避免被牵涉到诉讼之中。

原则通过澄清各种法律或会计准则的目的以简化这些规则，但这往往会造成规则边界的精确性的丧失。而规则通过使用更多的词汇和术语来明确行为合规与否的边界，但这也导致了太多的信息量和较大的复杂性。

当前有一种趋势，即一旦市场的某一方面出现问题，一种新的规则就会形成。在亚洲金融危机和安然、世通破产案件以后，国际上许多会计准则、证券法律和治理规范都被更新，甚至形成立法。目前有很多人在抱怨规则太多，这大大增加了合规经营的成本。他们呼吁应该简化规则，回归到更加一般的原则上。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我们需要知道没有一件事情会完美无缺，而市场必须从自身的错误中获取经验教训。如果我们将市场的每一个问题都依赖或者归咎于监管者，那么将来的趋势就是监管者将制定更多的规则，在审批创新性产品过程中愈发谨慎。最终，市场也不再自我学习和创新。

过于繁复的法律会给全社会造成沉重的成本。全球金融行业的规章制度已非常复杂和繁重，以至于只有少数法律专家能够理解其真实含义。如果法律背后的基本原则不能够得到简单的理解，法律就很难被真正执行。自通过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以来，汇丰银行抱怨其每年在遵守和执行这一法案上的成本超过3 亿美元。我们是否应该将这些规则简化到比较宽泛的原则层面呢？如果是，又该如何简化呢？

一些人认为市场不喜欢太多的规则。其最好的例证是，某一行为符合所有的规则，但最终的结果却违背了这些规则背后的善意的基本原则，并确实造成了损害。比如，安然公司利用会计准则的漏洞来粉饰财务账目，将实际的损失伪造成了利润。

事实上，美国的规则已经过多，因为美国市场中的专业人士们偏好“边界明确的规则”。这种规则体系要求明确说明什么是准许的，什么是不准的。这将保护专业的律师、会计师和公司的董事们免于承担法律责任，只要他们能够清楚地说明其行为符合每一条规则。监管者也喜欢明确的规则，因为这样的规则容易执行。结果是市场有越来越多的规则。同时，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它的规则特点将会影响别的国家也去制定类似的规则。

但是，市场变化如此之快，以至于任何规则都会出现漏洞和例外。另一方面，如果规则太多，各个规则之间就可能出现矛盾，可以说，繁杂的规则也能创造套利的机会。实际情况正是由于这些规则自身愈来愈复杂，最终从来不能够被人们充分理解，市场开始发展出用以避税或者逃避规则约束的产品和服务。所以说，市场不仅仅是关于信息的套利，也是关于规则的套利。监管者必须明白，他们总是比市场慢半拍，从来不会有一条规则能够适用于任何产品、任何情形、任何时间。

应对快速变化情形的最好办法，就是要有一套清晰的指导原则。法律一定要清楚地说明，这些法律的目的是什么，监管者应该给予什么权力，市场自身的角色和责任是什么，有什么样的程序能够保证这些法律变得清晰、易于理解和容易遵守。

而宽泛的原则也存在问题，它要求实行过程中有许多个人判断。在此过程中，个人可能要承担一切有关的风险。那些担心惹来法律诉讼的律师和会计师们会强调要求清晰的规则，或者在规则不清晰时，他们得有一个“安全港”，一旦出现问题，监管者不能够惩罚他们。

在美国公认会计准则（GAAP）和国际会计准则（IAS）相互靠拢的过程中，美国开始朝着更多的原则的方向发展；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则发现为了和美国的会计准则更接近，还必须设定更多的规则。

篇5

一、WTO框架下收益的非对称性为国际贸易摩擦的产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战后。西方国家为了实现最大限度的相对利益，其主导国际事务的重心逐渐由权力导向转向规则导向，在实践中重视利用国际制度来攫取利益，WTO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种。因此，在WTO制度框架下，利益分配是不对等的。我们通过一个两单位谈判博弈模型(周骏字，2005)来加以分析。假设WTO内所有成员方可大致抽象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两类，用以下矩阵表示在贸易谈判中的利益分配：

P+Q为贸易利益总量；P>Q>0；M>0，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各提出有利于自己方的甲方案和乙方案。发展中国家可以选择A策略：坚持乙方案，拒绝甲方案；B策略：放弃乙方案。接受甲方案。发达国家可以选择C策略：坚持甲方案，拒绝乙方案：D策略：放弃甲方案，接受乙方案。若发达国家坚持甲方案，发展中国家放弃乙方案，则谈判结果为通过甲方案。利益分配(Q，P)有利于发达国家；若发达国家放弃甲方案。发展中国家坚持乙方案，则谈判结果为通过乙方案，有利于发展中国家。

因此，从总体上看，在WTO谈判产生的利益分配中，发达国家会获得绝大部分。如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达成的中，由于服务业是新兴产业，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服务部门尚处于十分薄弱的阶段，而发达国家则可以凭借其高度发达的服务业在世界服务贸易自由化中获得丰厚利润。因此，双方在局部利益上发生强烈碰撞自然在所难免，服务贸易领域摩擦的纠纷成为各国经济摩擦的一个新的主战场也不足为奇。

二、GATT/WTO中反倾销规则的不完善性为贸易摩擦的产生提供了机会

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反倾销措施的使用仅限于少数几个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使用的次数很少。但到90年代末，发展中国家也成了反倾销的积极使用者，进一步推动以反倾销为主引起的贸易摩擦在世界范围内扩展。反倾销成为当前贸易摩擦的主要表现形式，其原因是由反倾销规则的不完善性决定的。

(一)反倾销诉讼中当事人诉讼地位的不平等性

反倾销调查的申请虽然是由进口国同类产品生产者向本国主管当局提出的，但在具体操作中，申请一经提出并获得批准，反倾销主管当局就立即取得了裁决者的地位，从而诉讼也就转化成了进口方政府针对出口企业的行为。同类产品范围的界定、调查抽样方法的选取、出口价格与正常价值的调整与比较、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定、被确定为非市场经济时替代国的选取、诉讼期限的延长与否等等，几乎全部的由进口国主管当局自行决定，而出口企业所在国的政府只能作为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提供证据，或在对判决不满时提出争端解决要求。可见，反倾销诉讼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场力量悬殊的不公平较量。

(二)现行国际反倾销法律制度设计弹性过大，导致操作的主观性过强

法律规范应在合理的基础上尽可能增加可操作性。但反倾销法律制度在具体内容上的不确定性让执法者拥有了相当大的自由裁量空间。

第一，在倾销认定中过强的主观性。反倾销法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或一个统一的标准去分析数据，进口国调查当局完全可以根据需要，自由裁量，选取自己需要的时间段和交易的数据。这样一来，被申诉方很难预料自己的产品是否会受到反倾销措施的影响。

第二，在价格计算方面过强的主观性。对正常价格，《反倾销协定》把《反倾销条款》规定的三种可以采用的价格，即出，口国市场销售价、销向第三国的最高可比价格和出口国成本加利润价格的计算方法作了较详细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进口国主管当局调查中的任意性。但《反倾销协定》规定，在采用原产地国成本价时，如果按照实际数额的计算方法有困难，可以采用任何其他合理的方法。那么，这“其他合理”的方法到底是什么、所谓“合理”的标准又是什么、这样的规定给各国留下了相当大的空间。

第三，在损害确定中过强的主观性。《反倾销协定》对损害的确定作了比较合理的规定。但同时，《反倾销协定》又对损害列举了相当宽的事项：销售、利润、产量、市场份额、生产率、投资回报、设备能力利用的实际或潜在的下降；影响国内价格的各种因素；倾销幅度的大小：对现金流量、库存、就业、工资、增长率、筹措资金或者投资能力的实际或潜在的负面作用，都可列为损害的因素。而营销《反倾销协定》竟称这仍然没有穷尽，也就是说，各国可以自行对损害的范围进行规定。

反倾销规则的不完善性在倾销和损害判定过程中会产生很多风险和偏见，使反倾销具备了特殊保护的职能，成为现代贸易保护首选的工具。并且。反倾销诉讼中当事人诉讼地位的不平等性使得被控国政府在反倾销问题上处境被动、尴尬，从而减少了反倾销实施的难度，使反倾销措施更容易成功。反倾销的易成功性，将产生反倾销的示范效应，使一件反倾销不断在其他国家蔓延，产生多件反倾销案，于是国际贸易摩擦愈演愈烈。

三、GATT/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缺陷在遏制贸易摩擦产生方面力度不够

保障措施、反倾销条款的模糊性给了缔约国家“钻空子”的机会，导致了贸易摩擦的产生。一旦产生了贸易摩擦，GATT/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就应该通过集体或制度的力量来做出可信、有效的评判，有力地惩罚有关国家单方的钻空投机行为。但是GATT/WTO争端机制本身的缺陷实际上却可能纵容投机行为的发生。WTO争端解决机制已经比GATT时期的争端解决机制有了很大改进，但仍有不足之处。

篇6

原产地规则与纺织品与服装贸易的关系可能最为密切，因为纺织品与服装的生产、加工程序多，生产与加工所涉及的国家或地区也多。我们现在介绍的印度就美国纺织品原产地规则提起的诉讼，是WTO建立以来有关原产地的唯一案件。撰写此文的目的除了使读者了解原产地规则，专家组对印度各项诉求的裁决之外，还希望能从中悟出一些原产地的真正含义与功能，从而能对我们的立法与实践有所启发。另外，也希望从专家组的分析与裁决中能使我们悟出一些在WTO打官司的技巧和道理。

2002年1月11日，印度政府依据DSU的第4条、GATT1994第22条和原产地协定的第7条规定，就《美国1994乌拉圭回协定法》（URAA of 1994）的334节、《美国2000贸易与发展法》的第405节和相关的美国海关的实施细则进行磋商i。印度认为美国上述关于纺织品与服装的原产地立法违反了WTO《原产地规则协定》的第2条。经过近一个月的磋商，双方未取得满意结果。同年5月7日,印度要求成立专家组审理此案。2002年6月24日DSB成立专家组。2003年6月20日专家组正式散发其报告。同年7月21日，WTO争端解决机构召开例会，通过了此案的专家组报告。由于双方都未上诉，故我们现在介绍的专家组报告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案件裁决报告。

美国关于纺织服装的原产地规定

美国在乌拉圭回合之后，为履行WTO各项协定通过了URAA of 1994，并于1996年1月1日正式生效。其中第334节是对纺织品原产地的规定。该节规定纺织品、服装原产地的总原则是：产品的生长、生产、制造地为其原产地。其中又细分为：

（一）完全获得原产地原则，亦称为“单一国家规则”（single country rule），即指产品全部在一个国家或地区获得或生产，该地即为产品的原产地；

（二）纤维纺成地原则，指纱、线、绳等编织物，为其纤维的纺成地，或丝的挤压地，亦称“纱后规则”（yarn forward rule）。上述（一）与（二）项与美国过去所适用的海关条例的规定是一致的，没有任何变化。

（三）纺织地，即织品或织物（指在漂白、印染之前处于本色布状态的织品与织物）的原产地为其纺织地，称“织物形成地规则”（fabric formation rule 或称纺织地规则）。这一规定与美国过去所适用的规则不同，过去规定是：纺织品经过印染以及另外两项以上的完成工序（DP2），则视纺织品已转换成一项新的产品，印染地将视为其原产地。

（四）缝制地规则，其它的纺织品或服装的原产地为产品的缝制地。因此，仅是对布匹进行剪裁不再给予原产地待遇。

美国在该总原则项下还设定了两项特殊规定（例外规则），一是对16个协调税则下的纺织产品，可按前述的（一）、（二）或（三）项的规定来确定其原产地；二是针织品，依其针织发生地为原产地。

另外，该节还规定了“多国规则”，即当根据前述总原则和例外规则仍不能确定产品的原产地时，产品的原产地应是其“最重要的缝制地”或“制造地”，或者是其最后的“最重要的缝制地”或“制造地”。

然而，美国为了执行它与欧共体就原产地问题达成的协议，2000年由国会通过了《美国2000贸易与发展法》，其中第405节对URAA of 1994的第334节做了修改。与本案争端相关的是405节对334节规定的两项例外：（一）对丝、棉、人造或植物织品，其原产地为印染地；（二）某些纺织产品除缝制规则外，也可依印染地赋予原产地待遇。

印度的指控

首先印度认为美国的原产地规则是属于一般适用的规则，即不涉及多双边优惠安排情况下所适用的原产地规则问题。其次，鉴于WTO的非优惠的原产地协调规则尚未完成，故本案应适用《原产地规则协定》有关过渡期规定的第2条。

印度指出协定2（b）明确规定，原产地规则虽然与一国商业政策的措施或法律文件相联系，但它本身不能直接或间接地作为推行贸易目标的工具，而只能是实施这些措施和法律文件的一个机制。原产地规则不能用来限制进口竞争，保护国内产业，或者对一国的进口产品给予优惠待遇，而歧视他国的进口产品。原产地规则不能是贸易政策的工具。正如协定前言所提到的“期望保证原产地规则以公正、透明、可预测、一致和中性的方式制定和实施”。然而，美国URAA of 1994的第334节规定的对原产地的确定，却既不以产品的增值，也不以产品性质的转变为基础，而是依据商业政策文件中普遍使用的标准来确定其原产地。从美国原产地规则的设计与结构看，它是追求贸易目标的法律文件。例如，在334节的特殊规则中，除“缝制地规则外”，又对某些税则号项下的“平面纺织品”，规定了“原坯织成地原则”；“织物形成地规则”也不同于欧共体和加拿大等美国贸易伙伴的制度。

据印度了解，纺织品如继续加工、做成平面纺织品，则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采用美国的“织物形成地规则”，因为它们更注重于对织物的剪裁和缝制。原坯织物，包括已经印染后的织物可以用于各种加工用途，而一旦织物经过剪裁和缝制，则该织物就不能用于其它任何目的；而第334节规定的“织物形成地规则”，原产地赋予原坯织物的纺织地，适用于广泛的非服装产品，包括床上用品、房间装饰品以及时尚用品等。该规则不考虑织物的后续工序，如印染、其他完成工序、剪裁及缝制等。印度认为，这是对此类产品原产地规则的重大改变，是在推行美国的贸易目标。

印度政府指出，印度出口的大部分纺织品是原坯织物，在进口国继续加工后再出口到美国。根据过去的规则，这些制成品均不被视为原产于印度的产品，但是根据第334节的规定，同样的制成品却要被视为印度产品，要受到有关纺织品数量配额的限制。

同样，2000年美国贸易与发展法的第405节也是用来追求美国贸易目标的工具，因为从该节的设计与结构看，它只有益于欧共体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经过加工而再向美国出口的产品。印度指出，在美国通过URAA of 1994的第334节之后，欧共体在1997年5月曾要求与美国就该节进行磋商，认为美国新的原产地规定影响了欧共体纺织品，特别是丝织品的对美出口，因为这些产品原来可自由进入美国市场，现在却由于被视为是纺织地国的产品（印度等国），要受到配额的限制。欧美经过磋商，美国同意修改其立法，以解决欧共体关心的丝巾、丝织品以及印染后的棉织品的向美出口问题，双方并就此达成协议。后来美国法律的修改与欧美协议的内容完全一致。因此，该节的立法背景清楚地显示美国修改URAA of 1994第334节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与欧共体在纺织品原产地问题上的纠纷，完全是为了欧共体的贸易利益，是为了解决与欧共体的贸易纠纷。

印度特别指出，第405节制定的例外规则是极端荒唐的。例如， 如果印度的棉坯布出口到葡萄牙，葡萄牙经过印染后再出口到美国，依据405节的规定该印染后的棉布应视为葡萄牙产品，可自由向美国出口，不受任何数量的限制；而如果该印染后的棉布继续在葡萄牙加工，做成床单，然后出口到美国，此时产品的原产地却要返回到印度，要受到纺织品数量配额的限制。

印度还指责美国对原产地规则的制定是主观武断的,而且极为复杂：第334节对纺织品规定的是以织品形成地为原则，不考虑印染等工序；2000年为了满足欧共体的要求，以405节对334节规定了例外，丝、棉、人造或植物等纺织品，主要是床单、头巾和桌布等欧共体大宗出口商品，以其印染地为标准来确定原产地；然而，该印染地规则又不适用于毛织品。毛织品仍适用织物形成地规则（纺织地规则）；对缝制地规则，美国也规定了例外规则，即规定对16个税则号项下的产品仍适用纺织地规则。但是，欧共体认为这项例外规则损害了其贸易利益，美国便又修改法律，规定16个税则号中的7个税则项下的产品，不适用纺织地规则，而适用印染地原则；在例外之外的7类产品之中，美国又以不同产品为依据，规定了不适用印染地原则的例外，即如产品是由羊毛、棉或含16％以上棉的混纺材料制成，则其原产地又退回到纺织地。

印度认为，美国的原产地规则违反了《原产地规则协定》的第2（c）款，存在限制、扭曲和扰乱国际贸易的作用。美国通过原产地规则限制了印度纺织品向第三国的出口，因为产品要受到配额的管制 ，而在这些新规则实施之前印度可以自由向第三国出口，这是限制贸易；美国为了有利于欧共体纺织品对美出口，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将原产地由印染地改为纺织地。另外，以纤维的构成是棉、丝，还是羊毛为条件，对某些类别的产品提供优惠的市场准入，而对其它产品进行歧视，这是扭曲国际贸易；美国把原产地规则定得十分复杂，使用主观武断的标准，对国际贸易起了扰乱作用。

另外，印度还指控405节在法律和事实上违反最惠国待遇。美国在通过产品分类，即把紧密相关的产品分成不同的类别，从而适用不同的原产地规则，以达到有利于欧共体的出口，不利于印度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例如如果产品是丝巾，则原产地按DP2定；而如果是棉头巾，其原产地则按织物形成地规则定。这完全是主观的分类。

依据上述理由，印度要求专家组认定美国的原产地法的第334节和第405节的规定违反了《原产地规则协定》的第2条，要求美国修改法律，履行其原产地协定项下的义务。

美国的反驳

美国首先指出，《原产地规则协定》在前言中为其成员的原产地的制定与实施规定了指导原则，即制度应清晰、提供可预见性，其适用应能促进国际贸易；原产地法规及适用应具有透明度；原产地的制定与实施应公正、透明、可预见、前后一致并保持中性。但是，原产地协定并没有规定WTO成员应该采用什么样的具体的原产地规则。而这恰恰是本案中印度所争论的问题，印度试图强加一套WTO协定没有规定的原产地规则。美国指出，印度在WTO协定生效后8年都未制定自己的原产地规则，现在指控美国的法律，其根本目的是它不喜欢美国的这套规则。

其次，美国指出，印度并未证明美国的原产地规则如何违反了《原产地规则协定》的第2条，相反，它指控的是美国确定原产地的各种不同的方法，不同意美国把原产地规则从依据“实质改变（substantial transformation）”原则的个案处理，修改为更为清晰、可预见的，并予公布的规则。印度实际上是要求专家组从协定中找出原产地的具体标准，解释出如何赋予原产地，但实际上协定并无这方面的内容，协定不允许专家组这样做。相反协定规定在协调制度完成之前WTO成员可以改变其原产地的标准。

美国还抗辩道，新的原产地规则是为了制止对配额的规避，防止非法转运，促进协调税则，并科学地确定新产品的原产地。另外，第334节和第405节都是在最惠国待遇（MFN）基础上适用，符合WTO的要求，不存在违反《原产地规则协定》的地方。

对于印度的具体指控，美国反驳说：协定的2（b）-（e）并未规定在统一的协调税则制出台之前，成员必须采用特定的原产地规则；第2条也未规定要对某个特定的加工程序，或某项产品必须使用某项特定的原产地规则，例如并未禁止采用缝制地规则，也未禁止依原料或产品种类规定其原产地；其次，第2条也未规定禁止成员改变其原产地规则，相反第2条（i）款还预测到了可能的改变问题；美国还指出，《原产地规则协定》并未阻止成员之间以达成修改原产地规则的协议方式来解决其贸易纠纷。美国认为印度并未证明美国的原产地规则不符合《原产地规则协定》第2条的（b）、（c）和（d）。

专家组的裁决

1．本案适用的条文及含义

专家组指出，印度的所有请求都是基于《原产地规则协定》的第2条。第2条规定的是在有关协调原产地规则制订之前，也就是在过渡期内，WTO成员在非优惠原产地规则方面应遵守什么纪律。协调原产地规则完成之后，WTO成员就应按第3条履行义务。鉴于此项工作至今尚未完成，故印度有权依据协定的第2条提出主张。

第2条从（b）到（d）规定的是在过渡期内原产地规则不能做什么，例如原产地不能用来推行贸易目标，不能具有限制、扭曲或扰乱国际贸易的作用，不能施加过严的要求，不能要求履行与制造、加工无关的条件，或者在成员间进行相互歧视待遇。但是，第2条并没有规定成员必须做什么。因此，第2条并不限制成员制定赋予原产地待遇的标准，不时改变这些标准，或对不同产品实行不同的原产地标准。因此，在过渡期内WTO成员在运用原产地规则方面具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2．334、405节是否是美国推行贸易目标的工具 （即是否违反《原产地规则协定》第2条（b）项）

《原产地规则协定》第2条（b）规定：尽管原产地规则与商业政策的措施或法律文件相联系，但原产地规则不得直接或间接地用来作为推行贸易目标的工具。

专家组认为，印度对贸易目标的理解符合2（b）的宗旨。原产地规则可以用来执行或支持贸易政策，但不能替代或补充贸易政策的功能。允许成员使用原产地规则“保护国内产业，反对进口竞争”，或“对一个成员的进口产品给予优惠，而歧视另一个成员的进口产品”，将构成对贸易政策功能的替代或补充，是对第2条（b）款的违反。这些作法原则上可以构成贸易目标，原产地规则不能用于这些目标。现在的问题是美国的原产地规则，即第334节和第405节，是否是用于了这些目标。

对于印度指控的美国通过“织品形成地规则”实行保护其国内产业，推行贸易目标的问题，专家组指出，印度称除美国外其它WTO成员没有采用这一规则的，但专家组并未被提供这方面的信息。相反，在制定协调税则的工作中却有很多成员支持对平面纺织品采用这一规则。即便美国采用非正常的规则，也与本案无关，因为协定第2条并未要求成员必须采用哪种特定的规则。至于该规则的合理性问题，专家组说第2条并未就哪一道制造工序是平面纺织品的最重要的工序做出规定，因此WTO成员具有充分的自主性来决定哪一道工序对他们最适合。专家组指出，“无论如何，我们没有看出美国的观点认为平面货物（床单）表面上基本就是织物有什么不合理。我们的确已经注意到，在协调工作中织物形成地规则获得了大量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认为织物形成地规则存在固有不合理性。

至于印度提到的美国不考虑原坯织物的后续工序，如印染、剪裁及增值（印度曾举例说一件织品成本仅几个美元，而后续增值却高达200美元）问题，专家组指出，印度并没有指出协定要求原产地的授予必须是产品最高增值程序的国家；第2条也未要求成员应将原产地授予对产品赋予重要的，甚至是最重要的经济贡献的国家。专家组说：我们看不出原产地未赋予增值最高国家的事实如何能证明美国在运用这一规则保护自己的国内产业。

有关因纺织品实施织品形成地规则而使发展中国家本不受配额限制的出口纺织品受到美国纺配限制问题，专家组指出，采用这一规则肯定会使有关平面纺织品的原产地定位于织物形成地的国家，而且如果那个国家的纺织品在输美时受到美国的配额管理，该产品还要受到美国的进口配额限制。然而，专家组并未被提供下列证据与数据：哪些国家的出口纺织品在美受到配额限制？配额水平如何？配额使用情况？哪些国家是这类产品的重要供应者？那些国家的生产能力，以及产品的价格和质量如何？专家组也未被提供美国配额制度设计的具体信息、这类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的市场信息以及两类产品之间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专家组很难评估印度在事实指控上是否正确、重要及确切含义，因而专家组没办法得出任何结论。

专家组还指出，尽管自1996年由于美国对某些纺织制成品实行了织物形成地规则，从而使该类产品受到了配额限制，但是那些不实行配额或配额比较宽松、又是织品形成地国家的产品，却可以增加出口。如果更多的纺织成品因织物形成地规则而受到配额限制，这也只能说明实行第334节的原产地规则后美国的进口较前更具限制性。由此就不能说明如何能用织物形成地规则来保护美国的纺织品产业。协定第2（b）的宗旨是防止成员利用原产地规则替代或补充有关贸易政策。如果原产地规则与配额相关，它就不应加大已经由配额本身提供的保护程度。“印度的辩论集中在原产地规则改变的方向上，而未集中在改变的终点上。就是说，印度忽视了用原产地规则执行和支持配额制度与使用原产地规则补充配额制度的保护功能之间的区别。通过原产地规则使配额制度更具限制性，这与通过原产地规则来执行和支持配额制度是不矛盾的”。专家组指出，“另外，我们注意到不能仅仅因为使配额制度更具限制性的事实就谴责织物形成地的规则。一项限制性的织物形成地规则可以用来推行合法的目标。”

印度还指控美国试图以反规避为借口，从而使美国的配额更具限制性。专家组指出，印度未举出《原产地规则协定》、《纺织品与服装协定》中的任何条文，禁止成员对配额规避行为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

印度还例举美国在修改原产地规则时的立法资料、美国参众两院的有关报告、参议员的讲话、美纺织品进口商的声明以及一些学者和律师的文章，试图证明美国修改原产地规则的目的就是为了使美纺织品进口配额更具限制性，是为了保护美国的纺织产业，专家组说这些都不是美国原产地规则第334节本身的内容，也不能说这些就是织物形成地的目的。

专家组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印度未能证明第334节是为了保护美国纺织工业，是推行贸易目标的工具；印度未能证明第334节不符合《原产地规则协定》2(b)的规定.。

对于印度指控美国原产地的405节是为了解决美欧贸易争端，仅有利于欧共体纺织品的对美出口，而不利于其他WTO成员的出口，是在推行贸易目标的问题。专家组指出，405节是在最惠国待遇基础上适用的，怎么能证明它是在推行印度所说的贸易目标呢？虽然美国为了欧共体的出口利益，制定了一项例外规定（405节），但是例外本身不能证明它就是有利于欧共体的进口，而不利于他人的进口。印度在本案中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405节在实践上只对欧共体的相关产品有利。另外，通过双边协议贸易纠纷并不意味协议的当事方是在歧视其他的WTO成员。

关于印度提到的美国有选择地将某些纺织品的原产地由“织物形成地规则”又退回到“印染地规则”，从而导致“荒唐”结果的问题，专家组指出，即便印度说的是事实，也对印度指称的405节在推行美国的贸易目标没有任何帮助，因为美国修改334节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与欧共体的贸易矛盾。即便405的适用客观上具有对欧共体的进口有利，对其他成员的竞争性产品进口不利，这也是偶然的，而不是国际性的。专家组说“换句话说，我们不认为仅仅有利于欧共体的进口而不利于其它成员的进口的后果，其本身就能证明美国在制造推行一项目标的推断。”

根据上述考虑，专家组认为印度未能证明第405节是在用于推行美国的贸易目标，印度也未证明第405节违反了《原产地规则协定》的2（b）。

3．第334、405节是否限制了贸易、要求过严（《原产地规则协定》即是否违反了2（c））

专家组指出，协定的2（d）并不要求WTO成员对不同的货物，尽管密切联系，适用同一原产地规则。因此，2（c）提到的对国际贸易的负面影响就不应包括对不同种类制成品贸易的负面影响，应仅指对适用同一原产地规则之货物的贸易的负面影响。对于国际贸易，虽然两个成员之间的贸易也可以称为国际贸易，但是一项规则仅仅对一个成员的贸易有影响，就说对国际贸易造成了负面影响，似乎总不是很充分，具有结论性。

对于限制贸易问题，印度也承认这是一个事实限制问题，而不是一个法律限制问题。专家组指出，过去另一个专家组曾经裁过对事实上的限制，要更注重于一项措施在事实上对贸易的影响。然而，印度却没有提供什么事实证据，证明织品形成地规则对上游产品，特别是对原坯纺织品造成了哪些限制后果。印度只提供了一份“孟买棉纺织品出口促进会”的传真，其中称由于334节的织物形成地规则使印度向斯里兰卡出口的原坯纺织品遭受重大打击。但传真中没有任何文件证据或贸易数据。专家组认为印度未证明其原坯纺织品对斯里兰卡的出口存在下降，或者印度所称的原坯纺织品的出口下降与第334节的织物形成地规则存在任何因果关系。即便印度的原坯纺织品可能存在下降，但印度未必是唯一的这类产品的出口国，其它成员能生产有竞争性的这类产品，却可以增加出口。因此，专家组认为印度未能证明美国织物形成地的原产地措施限制了国际贸易。

对于扭曲贸易问题，专家组指出仅仅是一个成员改变其原产地的事实，即将进口到该国的某些制成品（例如床单）的原产地由一个国家改为另一个国家，不足以证明是对国际贸易的扭曲。而且如果不允许成员改变原产地规则，也不符合2（i）的规定。至于因改变后的原产地规则对不同产品造成不同后果的辩论，专家组说，印度如果想辩论成功，起码应证明新的规则对相互竞争的产品造成了扭曲。然而印度没有证明所谓享受优惠进入美国市场的欧共体的丝巾与欠优惠待遇的印度的棉巾之间存在竞争。对印度指控由于美国的新规则导致进口商改变了购货渠道、打乱了贸易格局的问题，专家组指出，原产地不是唯一决定购买渠道的因素。即便是，也不能说这项措施扭曲了国际贸易。因此，专家组的结论是，印度未证明美国的措施扭曲了国际贸易。

关于印度称美国的原产地规则极为复杂、主观标准、扰乱国际贸易的指控，专家组指出，原产地规则其性质本身就复杂。印度并未说明相关措施如何不必要的复杂，没有证明出口商因原产地极为复杂而停止向美国出口，也未说明所谓的复杂如何影响了国际贸易。相反，专家组不认为美国的原产地规则对出口商来说有多么复杂，有多难去理解。专家组还指出依产品的类别制定原产地规则不能说是主观标准。退一步说，即便是主观标准，印度也未证明它如何扰乱了国际贸易。因此，专家组驳回了印度的指控，认为美国的原产地规则不存在扰乱国际贸易的作用。

印度还指控美国原产地规则附加了与生产和加工程序无关的条件，也是对协定2（c）的违反。专家组指出，印度所说的条件不过是前面提到的产品的分类，美国维持这些分类是为了不同的产品适用不同的原产地规则。一项产品要适用某项特定的规则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除非对所有产品适用统一的原产地规则，否则产品分类就不可避免。协定2（c）第2句话的意思是：在决定原产地国时不得要求履行某些先决条件，但这句话并没说在适用某一特定原产地规则时不要履行某些先决条件。因此，专家组的结论是，美国对纺织品进行不同分类，从而适用不同的规则，未违反2（c）的规定。

印度还指控说，如果床单含86％的化纤和14％的棉，则要适用DP2规则（印染地规则）；但如含84％的化纤和16％的棉，就要适用原坯织成地规则，这是“过分严格”，而且与被赋予原产地的国家和床单没有什么“重大经济联系”。专家组认为这不是“过分严格”，不过是在规定产品适用的范围，而且，协定的第2条也没有规定在赋予原产地待遇时，要证明产品和原产地国之间应有“重大的经济联系”，因此，驳回了印度的指控。

4．405节是否违反了协定的2（d），即在法律与事实上违反了最惠国待遇

印度指责美国原产地的405节通过人为的对产品的分类－依纺织品的不同原料构成、将紧密相关的产品分成不同的类别，从而使其对欧共体的贸易有利而歧视其它WTO成员。专家组认为，2（d）只是规定“无论有关货物生产者的从属关系如何，不应在其它成员间造成歧视”，但并未规定不得在紧密相关的产品之间造成歧视，条文的直白含义并不支持印度的理解。因此，专家组驳回了印度的立场：即对从不同成员进口的紧密相关的产品应适用同一的原产地规则的主张。专家组在做出这一结论之后，对于印度所称的法律和事实上的歧视问题，以司法经济做了处理。

总之，专家组最后驳回了印度对美国原产地规则334与405节违反了《原产地规则协定》第2条（b）、（c）和（d）的全部诉求，对美国的法律和实践没有提出任何修正的建议。

评论

原产地规则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尤其是在双边或多边优惠贸易安排中更是如此。它不单单是国际贸易统计的依据，即便是按现在WTO的纪律，它还是执行一国经济与贸易政策的机制。因此，依据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定比较全面、具体的原产地规则无论对进口还是出口，乃至国家的政府采购，都是十分必要的。另外，认真、严格地实施国家的原产地规则更加重要。仅仅把原产地问题看成领证、发证，或是收费，而不去认真地核查、验证，这可能是当前最严重的问题。原产地既然与经济贸易政策相联系，那么这项法律制定的水平如何，执行如何，就必然影响到经济贸易，甚至产生问题。

篇7

写好开头，最重要的是要有文体意识。文体不同，写作风格就会不同，开头也随之不同，下面就从文体角度，对文章的开头技巧作一简要分析。

一、记叙文的开头技巧

记叙文开头要体现文学性、形象性和丰富性，常见的有几个方面：

1.直接以人物的语言开头。这种开头简短有力，能够产生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和迅速勾勒人物形象的艺术效果，快速推动故事发展。如《必须跨过那道坎》的开头：“妈妈说：孩子，你长大了，以后的路有很多的坎要你自己去跨。爸爸说：孩子，没有跨不过的坎，只要你多找一些工具。爷爷说：孩子，跨不过去就不要硬跨，回来找爷爷商量，爷爷会帮助你跨过去。”三个人物、三句话，从跨坎的必然性、技巧性和合力性角度作了很好的诠释，三类不同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并推动后文自己遇到困难有勇气跨过的情节的发展。

2.以简短的景物描写开头。景物的描写可以为情节的发展创设一个背景，或渲染某种气氛，或起到烘托人物形象的作用。如《怀想天空》的开头：“麦收时节，天空显得非常的明净。在黄金麦田上空，偶尔悠然地游过几朵白云。”这样开头，既描写了人物活动的情境，又渲染了事件发生的环境氛围，又可衬托人物的心境，一举三得。

3.以事件的结尾开头。其好处是可以为读者制造悬念，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如《一件珍贵的衬衫》就是倒叙的开头：“在我的家里，珍藏着一件白色的的确良衬衫。这不是一件普通的衬衫。这衬衫，凝聚着敬爱的对工人群众的阶级深情。”这样的开头让读者不禁联想：为什么这件衬衫会被珍藏在家里？一件衬衫跟有什么关系？还凝结着对工人群众的阶级深情？如此，读者的阅读兴趣就被调动起来了。

二、议论文的开头技巧

议论文开头要简短有力，又有指向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材料分析式开头。命题作文和话题作文可以从题目的内涵入手，有序导入自己的观点和主张;材料作文，要先对材料进行分析，然后概括归纳出文章的观点。如《“双赢”的原则》的开头：“‘山羊过独木桥’本是双方队员两两对决，能突破对方阻拦成功过桥者获胜，却出现了新情况：双方选手相遇时，互相抱住，全都顺利过了桥。这一新情况，看似是皆大欢喜的两方共赢，事实上，我认为并非如此。”前一部分是对材料内容的浓缩与诠释，后一部分自然导出文章的观点，循序渐进，自然、流畅，毫无突兀之感。

2.名言警句式开头。名言开头很常见，但往往产生两大误区。一是名言太旧，二是不能体现题旨。实际操作中，需要极力克服。好的名言开头，能够给人眼前一亮之感，体现文章的文学性和文化性。如“孔子所言，七十则随心所欲不逾矩。此乃是阅尽世事千般，才达到的境界。在规则框架内，亦是自由随心。事实上，墨守规则，亦为人所遵循的大道。”借助孔子的话开篇点题，站在更为理性的视角来审视规则的可贵性。这样的开头，能够从材料的核心观点出发，选择最有代表性和针对性的名人名言来涵盖，并将其放在文章首段，增强文章的文化气息和文学品位。

3.逻辑论证式开头。这类开头主要体现在辩证性材料作文或命题作文之中。关键词诠释开头的好处是第一时间彰显作者的逻辑思维，让读者一目了然。如《活得像梵高的向日葵》的开头：“梵高说：‘生活对我来说是一次艰难的旅行，我不知道潮水会不会上涨，及至没过嘴唇，甚至涨得更高，但我要前行。’耀眼的黄，浓郁的绿，夺目的蓝，梵高的向日葵以咄咄逼人的颜色，宣示着青春的热烈、张扬，豪情满怀。”文字虽然没有直白表述，但是却用了一个生活化的比喻，其中“热烈、张扬、豪情满怀”就是对青春的阐释，“旅行的艰难”“潮水的上涨”是对生命和挫折的诠释，两者合而为一，体现了材料中有关“青春”“朽或不朽”这两个关键词，既深刻，又生动。

三、散文的开头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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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务意识

首先要让幼儿明白以后到小学就有一定的学习任务了，不再像幼儿时期以玩为主，也就是一般人所说的要开始“上笼头”了。任务意识包括强制性、独立性、时间性等特点。幼儿园里基本没有强制性的任务，小学的任务则具有很强的强制性，完成任务的情况要受到老师的检查和奖励。所以，要引导幼儿做事的专注性，养成在一定的时间内独立完成一项任务的习惯，进入小学后能清楚地向家长转达学校的有关信息。教师要经常向幼儿布置一些回家后的任务，如到户外去观察、做记录、讲故事、背儿歌给家长听并把家长的评议信息反馈给老师。通过留“家庭作业”等形式来培养幼儿的任务意识。在提出每一个任务的时候，事先都经过周密考虑，做到要求合理，根据幼儿能力，提出的要求逐步提高，循序渐进。

从幼儿的能力来看，既是履行一些内容极其简单的任务，又要做出巨大的努力。如果教师对他们提出的任务不合理，他们接受不了，那么这样的任务就会落空。当幼儿做不到教师的有些要求时，往往会对自己的能力丧失信心，并且对教师的话产生怀疑，不再信任教师。当我们向幼儿提出任务的时候，注意做到内容具体、明确、语言通俗、简练，适合幼儿的年龄特征。比如，要求幼儿对人要有礼貌。我这样告诉幼儿：早上入园的时候要向老师、小朋友问好，回家的时候要说声“再见”，跟别人讲话的时候要专心，别人说话的时候不要插嘴。要求幼儿讲卫生，我就说，我们要做个讲卫生的孩子，不随地吐痰，不随地大小便；要求幼儿午睡时脱下的衣服裤子叠好放在固定的地方……这样的要求具体明确，幼儿才好照着去做。

二、规则意识

规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学习、工作中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和准则。良好的行为习惯建立在良好的规则意识和执行规则的能力上。《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社会领域就明确指出：“要在共同的生活和活动中，帮助幼儿理解行为规则的必要性，学习遵守规则；对幼儿进行规则意识的培养，帮助他们形成规则意识也是培养健全人格、适应社会需要的人才的必要环节。”我的具体做法是：

1.结合幼儿一日生活，建立园内常规

树立幼儿规则意识，将教育融入幼儿的生活，让孩子在快乐的幼儿园生活中潜移默化地执行规则，是培养幼儿规则意识的基本策略。幼儿从早晨入园到晚上离园，一天的生活中，上下楼、如厕、盥洗、进餐、午睡等每个环节都离不开规则，我们应该很好地利用这些活动环节来培养幼儿的规则意识，逐步在一日生活中树立起幼儿的规则意识。

2.利用形式多样的游戏，帮助幼儿了解各种规则

幼儿期是一个人身体、智力、情感和社会性飞速发展的时期，在幼儿规则意识的形成与培养中，充分利用各类游戏，将幼儿的规则学习与培养有机地融入游戏中，可以起到帮助幼儿了解规则、巩固规则的效果。如我们利用表演游戏“公共汽车”，让幼儿扮成身份不同的乘客，在反复游戏中了解乘车规则与礼仪，进而可以迁移到生活实际当中去。区角游戏中，利用环境暗示法，通过环境的设置让幼儿明白参与这个游戏应遵守的规则，如用插卡标志，限定游戏人数；用安静图标，告诉大家要安静，等等。

3.师幼共同讨论，制定班级常规，设计布置评比栏

我们的班规通过老师和幼儿一起讨论来制定，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激发幼儿的主人翁意识和自觉参与意识，进而引导幼儿经常对照常规来要求自己。教师定期组织幼儿对照遵守常规进行自评和互评，并结合实例让幼儿体验遵守常规的好处，使幼儿增强规则意识，为进入小学后遵守更多的学校规章制度奠定基础。幼儿的意志力不能持久，注意力很难长期集中，根据幼儿的这个特点，我采取不断鼓励的办法，矫正幼儿不良的行为。比如，大家在午睡的时候，往往有个别幼儿起来小便，脚步走得很重，就给他一个暗示，提醒他矫正；当幼儿小心走路的时候，就微笑着点头表示肯定。

三、合作意识

教师要采取有效措施，培养幼儿的合作意识，提高幼儿的合作技能。现在的很多独生子女既不会协商，又不会分工和交流，在游戏过程中发生矛盾时常用攻击性的行为来解决，遇到困难往往求助老师而不知道从同伴那里寻找帮助，对同伴遇到的困难也没有协助解决的意识。因此，从小培养幼儿的合作意识是非常重要的。在幼儿合作意识培养方面，我是这样做的。

1.在游戏活动中，培养幼儿合作意识和能力

教师对互相谦让、具有合作行为的幼儿可以提出表扬，在幼儿中树立他们学习的榜样。那些经常争抢玩具、独自霸占玩具的幼儿就会向他们学习，容易养成合作的意识与习惯。

2.在区域活动中，培养幼儿合作意识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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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自我控制能力自信心儿童的自我控制，是指儿童按照社会的期望和要求对自我的认知、情绪、行为等方面施加管理和控制，使自我在这些方面的表现符合社会的期望和要求。自我控制和独立性是人类个体从幼稚、依赖走向成熟、独立的标志。

自我控制能力的发展，直接影响幼儿的学习、生活、社会交往及其人格品质和良好个性的形成。研究表明，幼儿期是自我控制能力发展的关键期。如何培养幼儿的自我控制能力，我们可以从六个方面进行。

一、不断提高幼儿的自我评价水平，促进幼儿自信心的发展

一个人只有正确地认识和评价自己，才能提高自我控制的动机水平。如当幼儿认识到欺负小朋友是不良行为时，他才会不骂人、不打人；只有认识到助人为乐是一种高尚行为时，他才会放弃自己的利益去帮助小伙伴。所以，应当不断提高幼儿的自我评价水平，从而实现他对个人行为的自我调节。

首先，应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幼儿年龄小，刚踏入幼儿园一切都要依附于老师，如果得到老师的精心照料和爱护，他们就会感到安全，就会相信周围的一切，信心十足地做自己的事情。如果幼儿一开始就受到冷遇，就会产生恐惧、不安全感，他就会不相信自己、不相信周围的一切。

其次，促使幼儿获得成功的体验。如自己拿筷子吃饭，自己摆积木……虽然他们做得不好，却总是那样做。作为老师应当支持幼儿的这种独立意识，保护他们的主动性，这是培养幼儿自信心的重要条件。这种内心体验，可转化为幼儿前进的动力，就能使他们的自信心得到良好的发展。

二、创造适宜的环境，是培养幼儿自我控制能力的必要途径

要培养幼儿的自我控制能力，还要充分重视环境的作用，积极创设适宜的环境。所谓适宜的环境，当然不是不加管束、放任自流，但也要避免高控制、高监督。因为一提到培养幼儿的自我控制能力，人们就自然而然地会认为是对幼儿严格控制，就会认为是要让孩子们全坐得端端正正，认认真真。其实，这种看法有失偏颇。我们的教育对象是幼儿，我们要尊重幼儿的年龄特点，不要把他们当成是小学生、中学生、更不能把他们看成是大人。我们要向幼儿提出合理的行为界限或行为规则，帮助他们养成遵守日常生活行为规范的习惯。当幼儿能够遵守有关行为规则时，我们应及时表扬鼓励，当我们禁止幼儿做一件不能做的事情时，不要老是说：你不应该这样做，你不应该那样做。不能把对幼儿行为规则的训练变成对幼儿行为规则的监督，管束过严会压制儿童的自主性、积极性；而不加管束，放任自流也就违背了作为一个教育者的要求，应在宽松的环境下让幼儿逐步约束自己，养成较好的学习行为规则。

三、充分发挥榜样作用，是培养幼儿自我控制能力的有效途径

首先，要充分发挥榜样作用，教师就得时刻注意保持自己在幼儿心目中的良好形象。因为教师的一言一行都是幼儿模仿的对象、学习的榜样。因此，教师要时刻注意自己言行的影响，克制自己的不良情绪，不要动辄就发脾气，要以自己的良好言行感染幼儿，使幼儿自我控制能力得到良好的发展。

其次，要充分发挥榜样作用，教师还要重视同伴对幼儿的榜样作用。幼儿通过观察、模仿、等方式，向同伴进行着学习。良好的同伴常常能为幼儿树立一个积极的行为榜样，促进其良好行为品质的形成。因此，我们可以为幼儿树立同伴的良好榜样，鼓励幼儿向同伴榜样学习，这样往往能有效地影响带动幼儿，促进幼儿自我控制能力的提高。

四、经常开展趣味游戏活动

趣味游戏本身具有一定的规则性，幼儿在趣味游戏中扮演各种社会角色，承担各种社会职责，学习各种社会规范、行为准则，操作各种玩具，逐渐将在趣味游戏中获得的行为规则转化为主体意识，又通过趣味游戏的操作活动，将内化的主体意识具体表现出来，实现主体意识的外化，并在高一层水平上进一步内化，实现主体意识对自我的控制和调节，这样幼儿就会逐渐养成遵守一定规则的行为习惯，由他控到自控，逐渐形成自控能力。幼儿运用掌握的规则来评价自己，纠正自己的行为时，老师要及时表扬，强化幼儿的自信心，逐渐形成自控的习惯。

五、培养幼儿顽强的毅力和良好的行为习惯

一个有顽强毅力的人在受到挫折时不会垂头丧气，在成功时不会趾高气昂，在冲动时不会横冲直撞。例如，一个小朋友在玩游戏时不小心碰破了皮，很痛，但为了抓到坏蛋，他不怕疼痛，不当逃兵，一直坚持到底，表现了较好的自控能力和顽强的毅力。自控行为的多次重复就可形成良好的习惯，从而降低自控行为引起的紧张感，使自控行为容易完成和保持。例如，要求幼儿不随地扔垃圾，如果他每次都控制得住，以后就会形成有了垃圾不乱扔的好习惯。所以，在实际生活中训练幼儿良好的自控行为，对他们自控能力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

六、加强家园同步教育，是培养幼儿自我控制能力的有力途径

家庭是幼儿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幼儿的第一任老师。如果家园教育要求不统一，就会导致教育作用的互相抵消。因此，要培养幼儿的自我控制能力必须加强家园同步教育。

首先，我们把端正家长的教育观念，改进家长的教育方法，促进家长本身自我控制的完善放在家长工作的首位。开学初，我们利用家长会向家长介绍培养幼儿自我控制能力的重要性。家长们非常支持，有的家长说：“我的孩子上课不认真，老开小差，真怕他上小学跟不上，这样的教育我们非常需要！”有的家长说：“我的孩子天天要买玩具，一天不买就大哭大吵，乱发脾气，我们应该怎么教育呢？”以后，我们又通过各种形式的家园联系，向家长提出配合幼儿园教育的几点要求，使家长明确自己的责任，积极配合我们实施教育。

其次，注意调动家长的积极性，我们根据教育目标和家长需求，要求幼教专家以及优秀家长代表举办家教指导讲座，教给家长一些培养孩子自我控制能力的一些有效的方法。同时，利用双修日指导家长开展趣味性亲子游戏活动，鼓励家长在旁边帮助和指导孩子的活动，向他们提出具体、详细、明确的活动要求及行为规则，这样做有助于培养幼儿的自控能力。

再次，我们通过随访、传递信件等形式，与家长保持联系，及时了解幼儿在家的行为，对幼儿进行教育，并进行适当的奖励活动，引导家长学会放手，让幼儿有自和主动权。

所以，我们引导家长学会放手，多留给幼儿自己解决问题的机会，以锻炼他们自我调控的能力。这样家园配合，使教育环境不断得到优化，收到了明显的效果。我班幼儿的自我控制能力有了较显著的提高。

参考文献：

1王序荪.心理的自我控制与培养[J]心理学探新，1985，（3）.

2廖丽英.社会学习理论与学前儿童行为的调控[J]学前教育研究，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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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行为(speechact)指人们为实现交际目的而在具体的语境中使用语言的行为。…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M．Malinovski)于1923年首先提出这一概念。马林诺夫斯基从人类学的角度，通过观察一个民族的文化生活和风俗习惯来研究语言的功能，认为与其把语言看成“思想的信号”，不如说它是“行为的方式”。在语用学兴起后，这一术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言语行为被理解为人类实现目的的一种活动，构成人类总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人们的行为总要受到社会规约的支配，言语行为也就被看成受各种社会规约支配的一种行为。英国哲学家奥斯汀(J．L．Aus一曲)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言语行为理论”(speechacttheory)，后经塞尔(J．R．Searle)的完善和发展，成为哲学、语言学的重要研究课题，也成为现代语用学核心内容之一。

一、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

言语行为理论是英国哲学家奥斯汀首先提出的。1957年，他到美国哈佛大学去做讲座，以《以言行事》为书名发表了讲座的全部内容，在其论述中，贯穿了一个思想：人们说话的目的不仅仅是为说话，当他说一句话的同时可以实施一个行为。言语行为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是：人类语言交际的基本单位不应是词、句子或其他语言形式，而应是人们用词或句子所完成的行为。奥斯汀认为，传统语法把句子按其功能分成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等类型，这不利于人们对言语的理解和使用，因为同一句子在不同的语境中具有不同的功能。他认为不少话语不仅是提供信息，而且是完成或帮助完成许多行为。奥斯汀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

(一)表述句与施为句

在《以言行事》中，奥斯汀首先区分了表述句(constative)和施为句(performative)。很久以来，哲学家所持的一种假设是：陈述之言的作用或是描述事物的状态，或是陈述某一事实，两者必居其一，别无他用，而陈述之言所作的描述或陈述只能是真实或者是谬误。哲学家历来关心的只限于陈述的可验证性(verifability)，即如何验证某一陈述是真实的或是谬误的，以及如何规定某一个真实的陈述必须满足冉辱条件等。奥斯汀对哲学界语言研究中的这种传统观点提出了怀疑。他认为“许多陈述之言只不过是假陈述”(pseudo—state—ment)，人们所说的许多话语貌似陈述，但它们根本不以坦直地记叙或传递有关事实的信息为目的，或仅仅是部分地以此为目的。有时没有必要也无从区分语句的“真”或“假”，因为有些句子一说出来就是一种行为，而行为只有适当不适当之分，没有真假之分。奥斯汀主张区分有真假之分的句子和有适当不适当之分的句子。有真假之分的句子为表述句，其功能在于断言或陈述事实和描述状态、报道事态，所表述内容是可以验证的，即或是真实，或是谬误；有适当不适当之分的句子为施为句，它们不具有报道、描述和表述的功能，却具有实施某些行为的功能。施为句的话语都是不能验证的，它们无所谓真实或谬误。奥斯汀用了四个例句来说明这类话语：1)Id0(用于结婚仪式过程中)；2)InanlethisshipElizabeth(用于船的命名仪式中)；3)Igiveandbequeathmywatchtomybrohter(用于遗嘱中)；4)Ibetyousixpenceitwillraintomorrow(用于打赌)。在特定的情况下，特定的人说这些话实际上构成了某些行为的实施。换言之，说话人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不是在作陈述或描述，而是在完成某一动作，如结婚、命名、遗赠、打赌。

(二)言语行为顺利完成的必要条件

奥斯汀强调，施为句虽然没有真假，但仍有一些条件必须满足，否则就不能起到实施行为的作用。通过话语成功地实施行为，第一个条件是说话者必须是具备实施某一行为的条件的人，必须存在实施这个行为的合适的对象。例如，没有手表，就谈不上遗赠手表。第二个条件是说话人必须具有诚意，缺乏诚意则不能有所为。第三个条件是说话人对自己所说的话不能反悔。如果没有合适的程序，如果不是合适的人说出，言语行为不会奏效。同样，即使人员合适，如果场合不对也不行。如英国女王在家里说“InamehteshiptheQueenElizabeth”，这句话也不会奏效。对有些施为行为，有关人员的思想状态至关重要，如一个实施许诺行为的人必须准备兑现自己的诺言。

(三)言语行为三分说

随着研究的深人，奥斯汀意识到某种意义上每个句子都可以用来实施行为，不是只有施为句才有这种功能。就连像“state”这样典型的描述性、叙事性动词都可以用来实施行为。当一个人说“IstatethatIamresponsibleforit”，他就发表了一个声明，承担了一种责任。于是，奥斯汀又把人们说话时所实施的言语行为分作三类，即“以言指事”(1ocution)(又叫言内行为)、“以言行事”(illocution)(又叫言外行为)、“以言成事”(perlo．cuifon)(又称言后行为)，或称言语行为三分说。以言指事泛指一切用声音说出的有意义的话语；以言行事涉及说话者的意图，如：断定、疑问、命令、描写、解释、道歉、感谢、祝贺等；以言成事涉及说话者在听话者身上所达到的效果，如：使之高兴、振奋、发怒、恐惧、信服等，以促使对方做某事或放弃原来的打算。每一个话语都同时完成三种行为。例如，A对B说“Closehtedoor”，这是言内行为；A的意图是让B关门，这是言外行为；B听了A的话后，把门关上了，达到了说话的效果，这是言后行为。可见，言语行为理论对于解释言语行为的意图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奥斯汀把言外行为分为五类：1)评价行为类／裁决类(verdictives)：表达裁决或评价，如法官或裁判的裁决。2)施权行为类／行使类(ex—ecutives)：表达权力的实施。3)承诺行为类／承诺类(commissives)：表达承诺或者宣布意图。4)论理行为类／阐述类(expositives)：用于解释、阐述、论证。5)表态行为类／表态类(behabitives)：用于表明态度。

二、塞尔对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

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创立后立即引出了大量哲学论述。其中美国哲学家塞尔的影响最大，他将言语系统化，阐述了言语行为的原则和分类标准，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理论(indirectspeechacthteory)这一特殊的言语行为类型。正是通过他的努力，才使言语行为理论成为当今语用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言语行为的原则与分类

塞尔不是简单地继承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他把言语行为理论对孤立的话语意义的研究提升到对人类交际的研究。他认为使用语言就像人类许多别的活动一样是一种受到规则制约的有意图的行为。这些规则区分为调节规则(regula—ifverules)和构成规则(consittuitverules)。调节规则调节先前存在的行为形式，这种活动的存在逻辑上独立于规则的存在；构成规则不仅调节而且创造或规定新的行为方式，这种活动在逻辑上是依赖于规则的存在而存在的。[6奥斯汀试图论证这样一个假设：一种语言的语义学被视为一系列构成规则的系统，并且以言行事的行为就是按照这种构成规则完成的行为。塞尔继承了奥斯汀的“意图”论，认为说一种语言就是完成一系列的言语活动，每一个言语行为都体现了说话人的意图。

塞尔在研究和继承的基础上，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修正为以言行事理论和间接言语行为理论。他把奥斯汀的言语行为三分说改造为命题内容和以言行事。他认为，要成功地实施某一言语行为，除了一般的输入和输出条件外，必须满足以下四个条件：第一，本条件(essentialcondi-tions)：说话者打算通过说出一个语句，使他承担实施某一行为的义务；第二，命题内容条件(con—tentconditions)：说话者在说出一个语句时表达了一个命题，在表达命题时，说话者断定了自己将来的行为；第三，预备条件(preparatorycondiitons)：1)听话者愿意说话者实施某一行为，并且说话者相信他所要做的事是符合听话人的利益的，但这件事并非是他经常做的；2)讲话者在事情的正常进程中将去实施某一行为，这对讲话者和听话者来说都是不明显的。以言行事要有一定的要旨(point)。语言中有一种最小努力原则在起作用，体现为以最小的语言努力去获得最大的以言行事结果的原则；第四，真诚条件(sinceirtycondi—tions)：说话者打算从事某一行为。在这四个条件中，第四个条件具有构成规则的范式，而第一到第三条件则与调节规则相对应。在将“合适条件”(lfexibilityconditions)(保证言语行为得以成功实施的条件)作为使用恰当的以言行事指示语的规则的过程中，塞尔还提到“表达原则”，认为它可以单独地使基本上是语用上的言语行为的分析与字面意义的语义分析相一致，这样就可以把言语行为理论分为两类：一类为偏重于语义的言语行为理论(semantically—oriented)，另一类为偏重于语用的言语行为理论(pragmatically—oriented)，前者关注显示言语行为特征的表达式的分析，而后者将交际过程作为其出发点。

塞尔将言语行为重新分为五类，他把他的分类建立在以言行事(ilocutionary)与语法(gram—matica1)指示词和不同的言语行为所确定的不同的“词语”与“世界”的关系上。这五类言语行为是：1)断言类(assertive)，以前也称描述类(repre．sentatives)，指描述世界上的状况或事件的言语行为，如断言、主张、报告等；2)指示类(directives)，说话者想使听话者做某事，如建议、请求、命令等；3)承诺类(commissives)，指说话人表示将要做某事的言语行为，如许诺、恐吓等；4)表达类(ex．pressives)，在这种言语行为中，说话者表达自己对某事的情感和态度，如道歉、抱怨、感谢、祝贺等；5)宣告类(declaratives)，指能改变世界上某种事态的言语行为，例如法庭上法官说：“Guilyt!”，被告便成了罪人。

(二)间接言语行为

塞尔对言语行为理论的另一个重大贡献是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理论”。一个人直接通过话语形式的字面意义来实现其交际意图，这是直接的言语行为；当我们通过话语形式取得了话语本身之外的效果时，这就称作间接言语行为(indi—rcctspeechact)。简单地讲，间接言语行为就是通过做某一言外行为来做另一件言外行为，也可以说成是：“通过施行了一个言外行为间接地施行了另一个言外行为。”间接言语行为理论要解决的问题是：说话人如何通过“字面用意”来表达间接的“言外之力”，即语用用意，或者听话人如何从说话人的“字面用意”中推断出其间接的“言外之力”，即语用用意。塞尔提出了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和非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的理论，所谓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指对“怎么用意”作一般性推断而得出的间接言语行为。所谓对字面用意做出一般推断，实际上就是根据话语的句法形式，按习惯可立即推断出间接的“言外之力”(语用用意)。非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较复杂，也较不稳定。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按习惯就可以推断话语的间接言外之意，但非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却主要依靠说话双方共知的语言信息和所处的语境来推断。

间接言语行为在言语交际中是非常普遍的，陈述句不是陈述句，祈使句不是祈使句，疑问句不是疑问句的情况比比皆是。有时候，发话者说出一句话，借此表示该句字面意思，但同时又表达字面之外的其他含义，也就是说，话语意义与语句本身意义不完全一致。如：“Can yougivemethe book?”字面意思是询问听话人是否有此能力，但其言外之意则往往是请求。该请求是以询问形式发出的，但还要表达请求这一言语行为。至于如何理解像“It’Scoldinhere．”这类非规约性的间接言语行为旬，情况就比较复杂了。发话者可能真的是陈述这一事实，也可能是请求对方关上窗或门，或打开电暖气。遇到这种情况时，听话者需依赖语境、双方共知或语用推理等等才能奏效。

间接言语行为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影响间接言语行为理解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有时取决于语境，有时取决于听话人的身份、背景等，有的还取决于听话人的分析、推理能力。因此间接言语行为句的理解已不单纯是语义范畴，还包括语用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