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琼卖马的故事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秦琼卖马的故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讲述的故事为：

秦琼当时还是一个捕快，当时受命外出办差，由于身上盘缠丢失，身无分文，被逼无奈只好忍痛卖掉心爱的黄彪马，凑巧买主是名震山东的单雄信，而单雄信得知卖马人是大名鼎鼎的秦琼秦叔宝，不仅归还黄彪马，还请秦琼到庄上吃酒，临行送秦琼金银盘缠。

（来源：文章屋网 ）

篇2

一、汉字中与马有关的成语和俗语

文字是人类认识世界的见证，早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就有了象形字“马”，从古至今，随着汉字的演变，“马”字都有各种不同的写法。翻开书法史，不管是早期的甲骨文还是晚期的甲骨文，以及小大篆、金文、隶书、楷书，都有“马”字的具体写法。后来，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马的作用越来越大，汉字的使用越来越丰富，汉字里就出现了许多以“马”为偏旁的字，如骑、骐、骄、验、驮、驭等。

由于马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在人类进步的长河中，留下了许多与马有关的成语和俗语。汉语中含“马”字的成语非常多，如马到功成、一马当先、指鹿为马、青梅竹马、老马识途、马不停蹄等等；一些与马有关的俗语有“风马牛不相及”、“驴唇不对马嘴”、“人在衣裳马在鞍”、“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将军跃上马，各自奔前程”等。

二、我国历史上或传说中的马

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军事活动中，马都起到过重要作用，我国古代涌现过许多与马有关的历史人物，流传着许多与马有关的历史故事。

在我国的古书上，常见车马并举。战国以前，车马相连，一般没有无车的马，也没有无马的车，故古人说的乘马其实就是乘车，驾二马为骈，三马为骖，四马为驷。到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才从匈奴人那里学会了骑马之术，此后便形成了骑马之风。春秋战国时代，一车四马为一乘，按车乘的多少区分国之大小，天子是万乘之国，诸侯是千乘之国。

我国的历史上和传说中有很多名马，三国时，刘备的坐骑是的卢马，一次刘备遇难，危急之时落入檀溪中，的卢马一跃三丈，带刘备逃出了险境。昭陵六骏，是唐太宗李世民当年南征北战统一全国的六匹战马，李世民为纪念它们，将它们的形象栩栩如生地雕刻在自己陵墓的屏上。安史之乱时，在潼关之战中，忽然杀出数百骑兵，致使叛军仓皇逃窜，后来骑兵也突然消失。据守护昭陵的官员说，就在交战那天，昭陵石人石马汗湿欲滴。

《西游记》中，唐僧的坐骑叫白龙马，本是西海龙王之子，犯了死罪，后被观世音变为白马，随唐僧师徒到西天取经。汗血马，传说中的良马，它产于大宛，汗水从颈肩部流出，呈血色，一日之内可以跑千里路。

马曾为人类的生活作出过巨大的贡献，历史上人与马之间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事。如田忌赛马、王亥驯马、伯乐相马、老马识途、按图索骥、秦琼卖马、九方皋相马等。这些故事或借题发挥，警世喻人；或哲思横溢，寓理于物，皆意味深长，给人以深深的启迪。

三、民风民俗中的马

在无路无车的年代，人们的生活与马分不开，从需要马到喜欢马，再到后来的敬重马，积淀了丰厚的文化内涵。马是我国的十二生肖之一，每到马年来临之际，民间都要举行各种庆祝活动，欢迎马年光临人间，以示“马到功成”、一年好运之意。这一年，各类与马有关的肖形图案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或悬于街边门坊，或嵌于家具衣物，形象生动，气派非凡，可见人们喜欢马之情是何等浓厚。博大精深的中国象棋中，有两颗棋子是马，而且马的走法多种多样，杀伤力特大，由此亦可窥见马在古代军事中作用之一斑。英勇善战的蒙古人民，更是和马相依相伴，乐骑马，善射术，视马为生活中最好的朋友，并以“马术”本领精湛著称于世。马给了他们生活的勇气、智慧和精神，有了马，他们才有征服草原的伟大奇迹。我国香港地区甚至有赛马节，现在赛马这一活动已经走向国际舞台，成为大家热爱的一项体育活动。

四、文艺作品中的马

在几千年人与马的交往中，马为人作出了巨大贡献，人对马也倾注了许多真挚的情感。人们在纸上画马，在弦上弹马，在石上刻马，在戏中演马，在诗中吟马……。古今中外，不同的作品中，马的形象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杜甫在他的《房兵曹胡马》中写道：“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千里马和伯乐的关系一直是人们非常关注的话题，特别是韩愈的名篇《马说》产生后，就将马文化提升到一个极雅的层次，成为人们千百年来的美传。现代文学作品中，象臧克家的诗《老马》、周涛的《巩乃斯的马》等，都是写马的优秀作品，为大众津津乐道。

艺术作品中，有的画家就是画马的名家，如唐代的韩干、韦偃，近代的徐悲鸿等。著名的以马为题材的画作如徐悲鸿的“九方皋”、“奔马”，雕刻作品有“昭陵六骏”等。音乐作品中的名曲有琵琶曲“十面埋伏”、二胡曲“赛马”、笛子曲“扬鞭催马运粮忙”和“牧民新歌”。歌曲名作有“骏马奔驰保边疆”、“马儿啊，你慢些走”等等。

篇3

现在就请您随我一同进入庙中游览。

山门：

现在我们面前的建筑是山门殿，也称正门殿。面阔三间，门外楹梁正中悬挂“都城隍庙”匾额一块。那么，为什么此殿称为山门殿呢?中国古代的道教寺庙多修建在深山之中，通常进山便设有山门。因此，后来人们逐渐就把道教寺庙的第一层殿称为山门殿。殿内正中供奉的是道教的护法神王灵官，他金甲披身、手握钢鞭、长有三只眼睛。所以说他“三眼通晓天下事、一鞭惊醒世间人”可驱妖镇邪、保家宅平安。王灵官掌管天上人间纠察之职，相当于今天“纪检委书记”的职务。传说王灵官本名王善，原是湘阳城隍庙的城隍。得道的萨真人路过湘阳时，见人用童男童女活祭此处城隍。萨真人大怒祭雷火焚毁神庙。十多年后，萨真人云游到龙兴府，正在江边洗手时，水中冒出一员神将：方脸黄巾、金甲披身，对真人言到：我是湘阳城隍王善，被真人烧毁我的神庙后，暗地相随十二年，伺机报仇。怎料真人功德已高，又在天庭任职，我不记前怨，甘为手下部将，奉行法旨。”萨真人说：“像你这样的恶神入我法中，必损我法。”王善立即跪地发誓改过自新，永不背盟。萨真人才奉请玉帝将其收录仙籍。因他曾被封为“玉枢火府天将”所以人们又把他尊为火神。承德原有的火神庙供奉的主神就是王灵官。

王灵官东西两侧供奉的是道教的两尊护卫神：千里眼和顺风耳。据说史有其人。东侧的千里眼名叫离娄，又名离朱。是上古轩辕黄帝时期的人。他眼力极佳，据说可在百步之外看见“秋毫之末”，就是秋后鸟兽刚长出细毛的毛尖。他的眼力已超过了今天的高倍望运镜，被古人视为“千里眼”。有一次黄帝在夜晚丢失了一颗黑色明珠，众人怎么也找不到，于是叫来离娄一眼便找到了。王灵官西侧的顺风耳名叫师旷，是春秋时期著名的音乐家，曾做过晋国的乐师。他虽双目失明，但精于音律，而且辩音水平超群。晋平公曾铸大乐钟，乐工们都认为音律准确，只有师旷还能预知吉凶，他从太子晋的声音中听出他的“不寿”，三年后，太子晋果真夭亡。师旷又预言晋平公“入来年修百官，立太子，君将死矣。”到了来年，晋平公果然死了。也许闭着眼睛比睁着眼更清楚。而且晋悼公曾向师旷请教治国之道，师旷回答说：“惟仁义为本”。可见他还通晓治国之策。

钟楼 鼓楼：

穿过门殿后进入第一进院落，东西两侧的楼式建筑为钟鼓二楼。钟鼓楼为古时报时所用，但在庙宇中，每逢祭祀活动时都要鸣钟击鼓，以通晓神灵。道教把“三六九”作为吉祥数字。据说撞三下钟，可以“钟声三响，官升钱涨，”击六下鼓可“万事顺利”。所以升官发财、吉祥顺利，可撞钟击鼓，祈求神灵敷佑。

马神殿：

前面供奉两匹马的是马神殿，两匹神马是城隍神及其夫人的坐骑。传说两匹神马是齐天大圣孙悟空任职“弼马温”时。放天马贪玩而丢失的两匹。两匹神马跑到人间被城隍神发现，将它们降伏后，作为自己和夫人的坐骑了。每年的清明节，城隍神和夫人都要骑乘两匹神马出巡“收鬼”。马神殿背面供奉两尊马神。东侧名为温琼，西侧为马胜，他们是天庭掌管天马的主管。齐天大圣孙悟空在天庭任“弼马温”时受两位马神节制，所谓“弼”是“辅佐”之意，而“马温”就指马胜和温琼了。他们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局长和科长的关系。可见“弼马温”的官职更是极其卑微的，难怪孙悟空要大闹天宫了。关于温琼成为马神还有一段传说：温琼所在村子的人，除温琼外，常作恶事。土地神报告玉皇大帝后，玉帝大怒，于是赐给土地神一包“瘟药”，命其投入村子用水井中，毒死全村人。土地神回到村子后想起温琼常行善事，于是将此事告诉了他。温琼大吃一惊，为了救全村人，他抢过“瘟药”吞下。玉皇大帝十分感动，于是，封他为马神。而俗语“马王爷三只眼”指的便是马胜。他们两位与关羽、赵公明合称为道教“四大天将”。

福荫岩疆殿：

沿着马神殿后历史留存的三条石板御路(此为清朝皇帝来此庙礼香走的路)，我们来到了热河都城隍庙的主体建筑“福荫岩疆”殿前。大殿的黄色琉璃瓦显示出这不是一座普通的民间寺庙。黄色琉璃瓦是古代皇家建筑的标志，大殿的两层檐式建筑也是皇家寺庙的一种象征。大殿顶部最华丽的装饰物吻兽，在福荫岩疆殿上共有十个：正脊两端两个，前后垂脊、岔脊头上共有八个，所以说“九脊封十龙”意思是每天有十条龙来守护大殿。可见此殿地位极其尊贵。大殿上的对联是乾隆皇帝的御笔。上联：和会视几封妥斯苞茂，下联：阜宁征版籍报以馨香。上联指：战争平息，国家疆土统一，对有功者应给予封赏，从此走向繁荣富强时期。下联是指：人民安居乐业，国泰民安，将此政绩载入史册传遍天下。横披“福荫岩疆”指皇恩浩荡，如光辉普照广袤辽阔的大地，以至达到遥远的边疆。

大殿前原有石碑两座，上刻乾隆皇帝亲自撰写的《敕建热河城隍庙拈香瞻礼八韵有序》序文及诗。现石碑存放在避暑山庄博物馆。在这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这座庙宇的流光溢彩，更能够理解乾隆皇帝建此庙的良苦用心。清朝皇帝入关后积极巩固多民族国家的团结。承德的诞生和兴盛就直接得益于清朝统治者对满蒙少数民族的“怀柔”政策。热河都城隍庙的修建迎合了汉族群众的道教信仰，实现了清王朝利用宗教政策化解民族矛盾，以达“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的目的。

城隍是神话中城池的保护神，是由最初的护城沟渠水庸神演变而来的，具有“剪凶除恶，护国安邦”的神力。最早见于记载的是吴湖城隍，建于三国时吴赤乌二年(239年)。唐代以后城市崛起，经济发达，凡有城市就有城隍庙，后唐清泰元年(934年)封城隍为王。明太祖朱元璋对城隍崇拜推动极大，洪武三年(1370年)他曾亲自写文告颁布于世，规定了各州、府、县重建城隍庙，规格与当地官府衙门相同。清朝延续了这一祭祀礼制。城隍由民间俗神演变成天下共祭的高级神祗。又由于城隍庙多供奉道都神像和民间俗神，所以人们习惯将城隍庙归属为道教寺庙。

而热河都城隍庙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这里的城隍生前是清王朝皇室贵族，即康熙的第十七皇子允礼。

允礼，是康熙的纯裕勤妃所生。他自幼聪明持重，九岁后常随康熙到承德避暑山庄避暑及塞外秋狝。他勤奋自律，不参与皇子之间的皇权之争，深得康熙皇帝的喜爱。雍正元年封他为果郡王，管理藩院事。他身体软弱，雍正皇帝命他在其私邸中办理政务，隔十日左右进宫一次即可，这在当时是一种不寻常的特殊照顾。雍正皇帝临终时，命允礼辅政。乾隆继位，允礼任总理事务，管吏部，他秉性忠直，深受乾隆皇帝赏识，于乾隆三年二月去逝。乾隆皇帝万分悲痛，亲临办理丧事。允礼死后很多年，乾隆帝时常思念这位忠君叔父，以至于几十年后还常常想起，悲伤之感尤深。

热河当时是清王朝的直隶辖区(相当于现在直辖市)，任总督兼工部尚书的大臣周元理晓知皇上时常有这份悲伤心情。一日在避暑山庄澹泊敬城殿奏请皇上：热河现已成为一座规模不小的都市，又离京师较近，何不建一座城隍庙，既符合皇家礼制，又可安慰神灵。乾隆皇帝听了大臣的奏请，若有所悟，热河这地方自皇祖建立山庄以来，不断繁荣，人口越来越多，且风调雨顺，百姓安宁富足。这一定是有一位善神在默默地不记功名的保佑着大清王朝，保佑热河这方土地。于是，他就批准了督臣的奏请，随即开国库，拔银款，组织技术精湛人员营建施工。新庙落成，乾隆皇帝感念他叔父允礼忠心辅国佑帝之恩，封他为热河城隍神。庙内的等级陈设均按帝王规制。乾隆皇帝封神名号为“方隅”，让他来管理大清的“疆域”，是各地城隍之主。因此，热河城隍神也由此传为天下第一城隍神。

您看，殿内正中城隍神头顶上悬挂的匾额“敷佑下民”是乾隆皇帝的御笔，意指恩德仁慈，会使普天下的百姓幸福，安居乐业。其中的“民”字出头，还有深一层的含义：普天下的人民无论有多少冤屈，在清王朝的英明统治下总会有“出头”之日的。体现了乾隆皇帝安抚百姓深刻用意。

城隍神两侧供奉的八位鬼神是辅佐他处理阴司事务的“阴司臣”。城隍身边最近的两位是掌管善恶的判官。他们专记人在世上所做的功与过。东西两边素衣高帽的鬼使为黑白无常。其中的黑无常长有一张“阴阳脸”，从他的右侧看其脸，形似浅笑，而从他的左侧看，形似痛哭，所以称为“阴阳脸”。黑白无常是阎罗王派去勾摄生魂的“鬼”，有诗曰“一朝若是无常至，剑树刀山不放伊”。可见无常鬼的厉害。黑白无常座下的两位，东侧的为牛头，西侧为马面。他们是阴司的鬼卒。传说：牛头于世间为人时，不孝敬父母，死后变为鬼卒，牛头人身。牛头马面下面的是阴司职位最低的两个鬼兵，他们呲牙咧嘴，样子十分可怕。

寝宫殿：

穿过福荫严疆殿，拾级而上，我们来到了城隍庙最后一组建筑——寝宫殿，这是城隍及夫人的起居处。后寝宫建于原始留存的假山之上。道教寺庙中假山意指祥云，说明城隍及夫人生活在仙境。在我国的城隍庙中，将后寝宫修建于假山之上的是十分少见的。

在寝宫殿两侧的偏殿中供奉的是六十元辰，俗称六十甲子神。中国古代传统的计时方法是天干地支法。用十天干即甲、乙、丙、丁、戊、已、庚、辛、壬、癸与十二地支，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循环相配，六十年为一个周期称六十甲子。道教吸收民间“本命年”的说法，并把每个干支年号均附会一位仙人，即每个人自己均有一位本命神，保佑这一干支年出生的人平安富贵、多福多寿。

走出东甲子殿，我们会看到刻有“内经图”的石碑一块。碑体正面的图文形似人体的内部解剖，它揭示了道教炼气之法，即以精、气、神为药物，以人体的肚腹为鼎炉，结合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通过调节呼吸，炼精化气，炼气化神，最后达到强射健体，延年益寿，得道成仙的目的。碑体背面的文字解释了“内经图”。

西配殿：

参观完“内经图”的石碑之后，我们回到“福荫岩疆”殿前。大殿西侧的配殿是“文昌殿”。走进文昌殿，一股书卷气扑面而来，这里供奉的是孔子、朱熹和文昌帝君。

端坐正中的是文昌帝君，也称文曲星，掌管人间的功名禄位。相传秦朝时的张亚子，因反抗秦始皇“焚书坑儒”而英勇战死，人们在梓童的七曲山建祠供奉，尊为地方神。唐玄宗皇帝去蜀国(四川)途径七曲山时，曾驻跸那里，夜梦张亚子对其言讨国事，如言应验。现七曲山尚有唐玄宗“应梦仙台”的遗迹。梓童的张亚子因唐帝崇拜而声名远播，逐渐由地方神成为天下之通祀的大神。北宋时敕封张亚子为“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为忠国教家益民正直之神，简称文昌帝君，保佑世人加官司进爵。

左侧的是南宁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朱熹。朱熹是南宋徽州人，他一生博览群书，广注典籍，对孔子开创的儒学发展贡献极大，曾参与编订《四书》并为之作注。他著有《四书章句集经》《诗集传》《楚辞集注》，在明清两代被提到儒学正宗的地位。《四书》后来被尊为东方文化的《圣经》。

右侧的神像是孔子。关于孔圣人的生平事迹，众所周之，这里已不必赘言。在此借用明太祖朱元璋与大臣陶安的一幅对联描述孔圣人 ，上联：扇写江山，有一统乾坤在手。意思是：“手握绘有山水的纸扇就像江山在手”。下联：枕耽典籍，与许多圣贤并头。意思是：“虽然学问不深，但如果枕着《论语》睡觉，那就与圣人一样高了”。读书求学之人可礼拜孔子和朱熹，以求学业有成。

西配殿檐梁的彩画为苏式彩画，除各种象征图案以外，还绘有许多广为人知的人物典故，诗词意境。这里有“周游列国”的孔子;有“众鸟高飞尽”的李白;有“松下问童子”的贾岛;有“独钓寒江雪”的柳宗元……。如果有兴趣，您可以自己体会一下这些彩画的意境。

文昌殿两侧的游廊壁画，彩绘的是“十殿冥王”。道教认为每个人身体内部都有专记自己功过的“三尸神”，他每年上天一次汇报此人的善恶功过。天上的神明据此对世人进行相应的奖赏与惩罚。文昌殿两侧游廊的壁画讲述的就是人死以后，灵魂按照此人生前所犯罪行分别接受不同的惩罚。

东配殿：

福荫岩疆殿的东配殿是财神殿，供奉三位财神：文财神比干、武财神赵公明、义财神关羽。比干端坐在财神殿的中位。他是商纣王的叔父，为人忠耿正直。比干见商纣王失政，暴虐无道，十分着急，常常直言劝谏。纣王不但不听，而且愈来愈讨厌这位叔父。在《封神演义》中描述商纣王的宠妃，祸乱朝政，馅害忠臣。为了除掉比干，妲姬假装得了“心痛病”，需吃比干的“七窍玲珑心”方能治愈。有一次比干强谏纣王，纣王大怒便道：“我的爱妃妲姬病重需吃圣人的七窍玲珑心方能治愈，我听说你的心有七个窍”。于是命人当场把比干剖了膛挖出心来。但因比干吃了姜子牙给他的灵丹妙药，不曾当场死去。但姜子牙曾告诫他吃灵丹后，不能说话走出皇城，方可保全性命。“妲姬”为了害死比干，便装成卖菜妇人，在城门口叫卖无心菜，比干闻听后禁不住问道：“菜无心可吃，人无心如何?”“妲姬”回答说：“人无心必死”。比干因说话而使灵丹失效倒地而亡。比干是我国上古时期最早也最有名的忠臣，后代世俗将其奉为文财神。

义财神关羽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桃园三结义、温酒斩华雄、千里走单骑、单刀赴会……，他的身上被赋与了中国社会大丈夫的全部美德：富贵不、威武不屈、贫贱不移。被后人尊为义财神。清朝乾隆皇帝曾与刘墉利用一个有关关羽的故事来实现其对汉人的统治。相传，有一天乾隆皇帝在御花园里散步，对身旁的刘庸说：“腾仿佛听见空中有人说话。”刘庸说：“万岁何不回头问一句是谁呢?”于是乾隆回头大喊：“你到底是何人?”突然空中传来：“二弟云长护驾”的声音。刘庸闻听此言，忙跪在乾隆面前说：“万岁是蜀汉主刘备转世来统治汉人的，是汉人的真命天子。”于是刘庸将此事流传于民间，用于麻痹汉人，来巩固清王朝的统治。

武财神赵公明为道教的神明，姓赵名朗，字公明，与钟馗是老乡，终南山人氏，自秦时避世山中，虔诚修道。汉代张天师入鹤鸣山精修时，收之为徒，使其骑黑虎，守护丹室。张天师炼丹成功，分丹给赵公明食之，于是能变化无穷。后来人们尊赵公明为武财神供奉。

财神殿两侧游廊绘有古代二十四孝的故事，劝人孝顺父母，克尽人伦。

华佗殿：

穿过财神殿右则游廊的角门东行，便来到东跨院的华陀殿。这里供奉的是神医华陀。华陀，字元化，东汉末年著名的医学家。精通内、外、儿、妇多种专科，以“麻沸散”开创麻醉手术的先例。他根据虎、鹿、熊、猿、鸟等五种动物的动作姿态创编的“五禽戏”不仅是最早的健身体操，也被视为“五行拳”的鼻祖。华陀曾为关羽刮骨疗毒，为曹操诊治“头风症”，后来被多疑的曹操杀害，过去华陀殿中备有城隍医笺，以备信众求取。

篇4

【关键词】形象；演变；豪侠；忠臣

郑恩史无其人，他是宋太祖故事中的“伴生型”人物。随着赵匡胤形象在不同时期文学作品中的演变，郑恩形象也有相应的变化。

一、郑恩家世及外貌

郑恩祖籍何处，书中说法不一。据文学作品中的记载郑恩应是北方关中附近人氏。如《赵匡义智娶符金锭》中郑恩“祖居山后朔州人士”，《南北宋志传》中“小人郑州人士”，《飞龙全传》中“祖贯山西应州乔山县人氏”。虽然祖籍不定，但是家庭背景倒是一致的，父母双亡，浪迹江湖。

从元杂剧到清代地方戏郑恩外貌有一定的变化，但总体上相貌丑陋，形象狰狞。其外貌特征如下几点：

其一、双眼大小不一，早期作品中更是独眼形象。

元杂剧 《赵匡胤打董达》中郑恩是独眼形象：“好汉逞英豪，威风胆气高。结识英雄辈，绰号独眼蛟。”《飞龙全传》中是阴阳眼：“最异的那双尊目，生来左小右大，善识妖邪。”

其二、面如铁青，浑身黝黑

《南北宋志传》中：“生的面如铁青，眼若铜铃。”《飞龙全传》中：“周身上下黑如泥。浓眉分长短，神眼定雌雄。”

其三、面目狰狞

郑恩凶神恶煞的模样在其形象嬗变中一步步明晰。元明时期郑恩形象虽然不佳但并不是如此可憎，如《宋太祖龙虎风云会》中苗光裔说郑恩：“这个丑人是一个凶神太岁”。清代《风云会》中：“看你獐头鼠目，何由奋发云霓？”已无豪侠威武之气，在《飞龙全传》中：“相貌狰狞古怪，行如虎豹奔驰。”已变成比钟馗还丑几分的形象。

二、郑恩形象演变轨迹

1、宋元明勇烈疏狂的民间豪侠

宋元时期内容关涉郑恩的作品主要有《赵匡义智娶符金锭》、《赵匡胤打董达》、《穆陵关上打韩通》、《西华山陈抟高卧》、《宋太祖龙虎风云会》、《南北宋志传》。通过比较这一时期赵匡胤故事可发现，郑恩形象多出现在赵匡胤的微贱之时的故事中。元杂剧中的郑恩带有浓郁的粗放强劲、豪纵不羁的侠情义气。《南北宋志传》中郑恩形象除了武艺高强、重义知礼，还多了忠君成分。

（1）义勇刚烈

郑恩在杂剧的形象保留了古代侠士的某些特征，如好结交四方豪杰，性格勇烈、好打抱不平等。“义勇”包含两个方面，“义”是指对朋友甚至萍水相逢的人的帮助，在与朋友的关系上还体现出一种忠诚。“勇”是勇敢，还在一定程度反映出其武艺高强。“刚烈”侧重于人的性情、气质。郑恩喜欢结交好汉在《打董达》等剧目中有直接或间接的表述。《打韩通》、《符金锭》、《南北宋志传》中对赵匡胤、赵匡义的服从与爱护体现了其重兄弟义气。在“打死董达及董太爷”、“打韩松”、“怒打韩升”中足见其骁勇。豪侠之人因其爱打报不平及刚烈性格往往会显得性格恶劣些，也会留下四处惹事之名声。《宋太祖龙虎风云会》中郑恩因不满苗光裔说其丑，便要打杀苗光裔，可见其性格暴躁。

（2）知礼谦卑

相比较后代的郑恩形象，元明时期的郑恩较知礼节。知礼首先表现在为人处事的讨巧上，如《打董达》中“留下打发房宿酒钱”，《南北宋志传演义》中出钱请赵匡胤及兄弟在韩素梅处寻乐。“知礼”谦卑也体现在对结义兄长的尊敬及忠诚上。如《打董达》中，后赵匡胤与柴荣结为兄弟，郑恩对柴荣也相当尊敬。三人在酒店歇息时，郑恩帮赵匡胤及柴荣二人洗衣服。《南北宋志传演义》中有一样的情节。“知礼”还表现在明白事理上，郑恩在元明时期是明白事理，带有一定理性的形象，如《打董达》中说出“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道理。

（3）聪敏谨慎

郑恩在元明时期性格还不是非常鲜明，但是通过一些片段的描写，其聪敏谨慎的好品质还是体现出来了。透过几件事情的处理，如“打韩升”、“杀董太公”及“假装符金锭”都可以看出其有谋略。《南北宋志传》中郑恩设计赶走韩升，并在如何对付韩通抢亲问题上出谋划策。谨慎在《打董达》中体现得较清楚，赵匡胤等三人在赵太爷家中住宿，郑恩非常谨慎地睡在门旁边，且睡得很轻，三人才免于被董太爷带的人所杀。

2、清《风云会》中带有文人气质抱负远大的豪侠

清代郑恩形象进一步发展，李玉《风云会》中郑恩成了主角，是位志不得伸的英雄豪杰，并带有些许文人气质。元明时期的郑恩也并不是粗俗不耐之人，其曾给周世宗献过一首俗诗：

竹篱疏处见梅花，尽是寻常卖酒家。

争似汴京千万倾，春风无处不桑麻。

而在《风云会》中郑恩的牢骚抱怨及其所用语言都显示出其文人气质，这可能和作者创作意图有关。下面仅举一例：

干宵义胆，凌云豪气，半世泥蟠匏紧。

忆昔兴刘灭项，淮阴食户三齐。

若不得名铜柱、勒石燕然，枉却男儿志！

这两句话不但显示出郑恩的素养，还可以看出其凌云壮志。

其英雄豪侠形象较元明时期更加鲜明。元明作品中赵匡胤和郑恩二人一起打董达、打韩通，郑恩主要起陪衬作用，赵匡胤是赞颂的对象。在《风云会》中郑恩为民除害，不仅打死韩通，还杀了猩猩怪，解决了“三霸”。除去“三霸”后不求回报，显示出其打抱不平的英雄豪侠之风。征讨南唐众将比武郑恩夺冠挂帅，宋太祖登基后更封其掌管天下兵权。豪侠即打抱不平、乐于助人的英雄，郑恩救韩通之母、除猩猩怪都体现了其正义耿直的性格。救人除怪后不求回报更显义侠本质。

3、清《飞龙全传》中粗鲁忠诚并带有神异色彩的形象

《飞龙全传》虽然是赵匡胤的传，但是其中描写比较成功的人物是郑恩及陶三春。郑恩在其中形象刻画非常鲜明，质朴憨厚、天真直率但又好吃粗鲁，暴躁无常。其形象和张飞形象比较接近，是粗俗暴躁之人。

前代作品中郑恩是卖弓箭的，在此小说中郑恩卖油，英雄豪侠气质被世俗气取代。郑恩不再是抱负远大的豪侠，而是满足于有酒有肉、衣食无忧，眼光狭窄的粗汉。他的口头禅是“驴球入的”充分的体现其粗俗，最满足的时候是酒足饭饱以后。行侠仗义也会要求回报，如在孟家庄降妖前要了猪首及饼之类，降妖后在孟家庄安家享乐。也不再知礼谨慎，取而代之是只顾自己口腹的粗线条。赵匡胤、柴荣及郑恩三人杀死董家老小后在坟园休息，此时董美英赶来，赵、柴都被惊醒，唯有郑恩仍在美梦中睡着。在董达处得到的银子也被其粗心弄丢。郑恩对赵匡胤还算敬爱，但是对柴荣几乎没有敬意，不愿拜柴荣为兄长，护送柴荣进关发货时，一路上只顾自己吃喝、爽快，把柴荣气病，还把本钱花的一干二净。

但郑恩的粗俗失礼之举并不是出自狡诈，而是因为其天真直率的性格所致。如郑恩因觉得赵匡胤是有情有义的豪侠，而柴荣只是胆小的商人，所以不愿拜柴荣为大哥；在过关时弄丢银子也只是因图一时跑得畅快，而没想过后果。

《飞龙全传》中的郑恩还带有神魔色彩，其双眼是阴阳眼，能识妖邪。降妖甚至成了其糊口的生意。打死吃人儿女的鹿精和迷惑赵匡胤的狐狸精都显示其除魔降妖本领的高强。

总之郑恩形象在《飞龙全传》中非常世俗化，是深受民间发迹思想影响、重口腹之欲的乡井市民，也是带有一定的神魔色彩愚粗豪侠。

4、清晚期京剧中郑恩莽直忠君形象

随着地方戏曲的发展，郑恩形象也发生了适应时代的变化。此时出现了很多“打皇帝”的戏，如京剧《斩红袍》、《打龙蓬》、《斩黄袍》等。其中《斩红袍》中郑恩为救赵匡胤，手执钢鞭上殿，大骂周世宗：

骂声昏君瞎了眼，认不得老爷郑子明。

可见其莽撞及对皇权的挑战和蔑视。在《打龙蓬》中周世宗不愿赦免杀父仇人之子高怀德，郑恩和赵匡胤两人想尽办法使高得以豁免。郑恩在此剧目中仍是大字不识几个的粗汉，但却聪敏正义。为了救人能屈能伸，愿意给周世宗磕几个头，在世宗拒绝后怒骂道：

再若不会为王，你与我请请请请下了位。（白）二哥，来来来，你好像坐得朝廷了。（唱）吾保你做几年红脸的朝廷。

虽然郑恩说出让皇帝下马的话，但是在思想上其还是非常忠君的。打的、骂的是昏君，打骂的原因是想让皇帝做对的事。这种忠君思想在《斩黄袍》中体现的较为明显。郑恩在刑场上即将被斩，其子郑英劝其反了朝廷，被其大骂一通：

大胆奴才骂一声，我郑家本是忠良辈，岂做谋反叛逆臣。再若提起谋反事，血盆之下丧残生。

同为清晚期作品的小说《宋太祖三下南唐》中更有郑恩鬼魂劝诫陶三春出兵救宋太祖的情节。清晚期郑恩是鲁莽并带有一点愚忠的忠臣形象。

三、形象演变的原因

1.社会思想的变化

宋元明中期的社会思想主流是儒家哲学。忠君、维护正义的儒家思想观念贯穿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众多文学作品在叙述情节、描写人物时基本上贯穿了儒家的历史观、人生观，并用它作为评判是与非、忠与奸、明君与昏主、贤臣与佞臣的标准。郑恩此时期主要是为了衬托赵匡胤的英雄豪侠形象而存在的。如在《南北宋志传》中死之前劝诫赵匡胤收兵权，是在为宋太祖洗清历史污点，维护宋太祖贤明君主的形象。

明代后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思想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理学虽然仍旧是官方哲学，但实际上其统治效力到了明代后期就已经有所松动。明代中后期，个性解放思潮曾兴盛一时，它鲜明地肯定了人的自然欲望和对金钱等物质的追求。这种思想促进了世情小说的发展，同时封建社会末世民间与统治阶级的矛盾加深，民间的反抗意识也在加强。所以民间借郑恩之口大骂皇帝，发泄出内心对昏君的不满。如《打龙蓬》、《斩黄袍》等。

2.赵匡胤形象变化的影响

宋元明时期文学作品中赵匡胤的形象主要是心系万民的英明圣主和仗义助人的英勇豪侠。这受当时人们崇尚英雄风尚的影响。赵匡胤是圣主形象，身为其身边的兄弟必然得起到相应的陪衬作用。所以在元明时期郑恩的形象特征并不明显，凡英雄豪杰之事必是赵匡胤所为，郑只起帮衬作用。为了衬托赵匡胤的有情有义及以礼待人的人格魅力，郑恩被刻画成带点奴性思想的侠客形象。如《赵匡胤打韩通》中只因赵匡胤文武双全、名声在外，郑恩便追随赵远游关西，对其多加照顾，如为其洗衣等。在《南北宋志传》中因编者的“据史演义”的创作宗旨郑恩在宋太祖登基不久便死去，死之前的“收兵权”的谏言也是在为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开脱。

明晚期至清中叶，随着世俗文学的发展，帝王形象也呈现出世俗化趋势。帝王故事中的其他次要角色这一时期大放异彩。如李世民故事中的罗成，赵匡胤故事中的郑恩等。郑恩形象此时期甚为粗俗，变成一个只重口腹之欲的粗汉。赵匡胤、郑恩同为英雄好汉，赵是抱负远大、重义知礼的豪杰，而郑恩则是粗鲁、莽撞但又不失天真性情的神勇之人。

清晚期形象出现了很多赵匡胤负面形象，赵匡胤此时是昏庸糊涂、好酒贪色之君。有昏君则需要忠臣来显示其昏庸无能。皮黄《斩黄袍》等就刻画了直言忠臣郑恩的形象。宋太祖宠爱韩妃及其家人，郑恩劝谏不成，反被下令斩首；即将被斩，郑恩仍忠心不泯，大骂劝其谋反的二子郑英。

3.文体演变的影响

郑恩从符号人物到性格丰满的人物，其嬗变受到文体变化的影响。元明时期历史演义小说盛行，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宗旨即“据史演义”，追求真实。所以郑恩在这一时期形象不太丰满，多出现在宋太祖微贱时的故事中，甚至在《南北宋志传演义》中被安排得早早死去。崇祯时出现的《隋史遗文》，突破了“按鉴演义”的模式，着重描写秦琼、程咬金等“乱世英雄”，标志着说唐故事由历史演义向英雄传奇的转化。赵匡胤故事在明末清初的苏州剧作家李玉《风云会》中也完成了这一转化。完成这一转变的最主要的特征是郑恩变成与赵匡胤平分秋色的绝对主角。

英雄传奇小说文体特征由传奇性向平实化的转化。促使其向世俗化转变的因素之一是世情小说的影响。随着明晚期世情小说的发展，英雄传奇小说中加入了大量的世俗化得情节，如郑恩在《飞龙全传》中与陶三春的恩怨情仇。同时分析郑恩在《飞龙全传》中的形象还可看出神魔小说对其形象变化的影响。

地方戏兴起后，“它那通俗易懂的内容，清新明快的唱腔，生动活泼的表演，受到农民和市民的欢迎。”1 地方戏曲语言通俗易懂，并且通过生动活泼的形式来唱出广大人民的心声，表达人民的愿望和哀怨悲苦，所以受到广泛的欢迎。民间对于皇帝既崇拜，渴望一朝受皇恩，同时又带有一定的反抗精神。

注释：

1 《清代戏曲发展史》第542页 秦华生 刘文峰著 旅游教育出版社 2006年.

【参考文献】

[1]清・吴.飞龙全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2]清・李玉.风云会[A].李玉戏曲集：上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3]明・无名氏.杨家府演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4]清・好古主人、 潘 朱雪立点.宋太祖三下南唐[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5]明・熊大木编定、陈继儒编次.南北宋志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篇5

【关键词】苏轼；词；用典；叙事性

【中图分类号】I0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4）02-0033-6

词在产生初期只是一种“配合燕乐歌唱之歌辞”。至北宋时期，词逐渐从娱乐性的歌发展成为文人抒怀言志的文学体裁，且开始具备了纪事写实的文学功能。词所经历的这种由“歌”向“诗”的升华，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苏轼创造性地以用典的方式将词引入了文人交际的领域。本文论说的以典代叙，主要是指事典摘取人物、地点或情节等核心要素来征引故事的隐形叙事特点。苏轼正是充分利用了典故能以精简的核心词汇替代叙述完整故事的强大叙事，将词发展成为北宋文人交际的重要载体。最能体现苏轼词的交际性特色的当推赠寄词、宴游词等。

所谓赠寄词，是指具有明确赠寄意向的词作，这类词所抒发的情感是有明确对象的。为了论述的准确性，我们这里只关注题序中表明赠、寄某人的词作。依据这一标准统计，在苏轼现存的331首词中，有127首属于赠寄词，可见赠寄词在苏轼词的创作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分量。从赠寄的对象上来看，苏轼的赠寄词仅有26首是赠女子的，其余绝大多数都是赠亲友、同僚的，后者正是苏轼词活跃在文人交际领域的一个最直观的反映。苏轼的赠寄词，大致有送、别、遇（逢）、寄、答、呈、戏、劝、遗、和、次韵等具体形式。尽管形式众多，但依据空间距离，又可以分为赠寄者在场的赠词和赠寄者不在场的寄词两大类。赠词的主要场景有宴游酬赠和临歧赠别两种，需要说明的是宴游酬赠与临歧赠别也是常有交叉的，譬如，在为饯别而设的宴席上，酬赠词就是以抒发别情为主。为了凸显苏轼在别情词中的用典特色，我们将宴别之作独立在宴游酬赠词之外，将其归入临歧赠别一类。

一、尊酒相逢，以词纪事

苏轼交友甚广，宦游所到之处总是能与当地的同僚、文人、隐士等呼朋引伴，时常宴饮唱和，优游于山水之间。苏轼的宴游酬赠词共17首，其中既有如《江城子》（凤凰山下雨初晴）的“一朵芙蕖、开过尚盈盈。何处飞来双白鹭，如有意，慕娉婷”，以优美笔调在写景中叙述见闻；又有如《采桑子》（多情多感仍多病）的“尊酒相逢。乐事回头一笑空”，与友人在席间的感叹人生；还有如《少年游》（银塘朱槛麴尘波）词“好将沉醉酬佳节，十分酒、十分歌”的佳节宴饮行乐；更有如《满庭芳》（三十三年，飘流江海）词“步携手林间，笑挽ss”的故友重逢话旧。这些词不仅内容丰富、情感细腻，友人之间的饮酒作乐、登游泛舟、玩笑戏嬉等无不入词，而且在表现方式上，苏轼创造性地为词注入大量的叙事、纪实的成分。

苏轼常常把宴游的具体情节和场景巧妙地搬到词里。为了不丧失词之语言的要渺宜修和轻灵纤柔的特质，苏轼的以典代叙侧重于把事典浓缩为优美的语汇，借用事典的故事内容，以实现空灵虚冲的词的叙事性。如《西江月》（怪此花枝怨泣）一词，记录朋友相聚于真觉寺中赏玩瑞香花，曹子方因不识此花而误以为丁香。苏轼作词以戏之：“怪此花枝怨泣，君诗句名通。凭将草木记吴风。继取相如云梦。点笔袖沾醉墨，谤花面有惭红。知君却是为情浓。怕见此花撩动”。苏轼将司马相如《上林赋》中误把卢橘归为长安物产的事典，结合司马相如的作品语辞，提炼出“继取相如云梦”的典面。这既写出了一段趣事，又在字面上合乎了词的飘逸空灵之韵味，以虚写实。另一首《西江月》（昨夜扁舟京口）词：

昨夜扁舟京口，今朝马首长安。旧官何物与新官。只有湖山公案。

此景百年几变，个中下语千难。使君才气卷波澜。与把新诗判断。

词中记叙了苏轼在离任杭州时与新任知州林子中交接之事。全词几乎都是直白叙述，但苏轼巧用乐昌公主新官旧官的事典，以女子爱情事写公务，既借典故的柔婉消解了官务移交的严肃性，又在语境的跳跃中产生了幽默，为词增色不少。苏轼借用典故实现了宴游词的叙事性。丰富多样的事典也使苏轼的大多数宴游之作都具有独一无二的个性，大不同于之前花间、南唐宴游词的浮泛抒情。

苏轼词中还有一类宴游词虽在题序中没有说明赠寄某人，但内容是以记叙文人士大夫出游雅聚之事为主。这些宴游词也是极能体现苏轼词交际性的有力证据。

苏轼的宴游词通常是以词来真实地记录与友人的宴会和出游，可以说，是成功地实现了以词纪事。《瑞鹧鸪》（城头月落尚啼乌）词就是一首典型的纪游词，上阕“城头月落尚啼乌。朱舰红船早满湖。鼓吹未容迎五马，水云先已漾双凫。”在黎明前西湖月落乌啼、云水缭绕的景色中，又述说了太守未至，两县令先到的游湖之事。过片则是幅青山绿水间黄帽撑舟，岩上青烟升腾的风俗画。结拍回笔平淡而有禅机的写自己的僧榻小憩，在叙事中暗含情致。苏轼的词不仅纪游，还有不少纪宴佳作，他以优美的词笔将宴会雅集的趣事一一纪实。如《定风波》（两两轻红半晕腮）上阕：“两两轻红半晕腮，依依独为使君回。若道使君无此意，何为，双花不向别人开。”该词生动地记载了仲秋宴上赏菊，双花独向徐君猷而开之轶事。再如《减字木兰花》（回风落景）词：“回风落景。散乱东墙疏竹影。满座清微。入袖寒泉不湿衣。梦回酒醒。百尺飞澜鸣碧井。雪洒冰麾。散落佳人白玉肌。”以轻盈冲淡之笔记叙了夏日雅集晁无咎之随斋事，与词序所记的“主人汲泉置大盆中，渍白芙蓉，坐客俯然，无复有病暑意”结合，有虚实相生之妙。

苏轼运用浓缩历史故事的典故，来代替性的叙述当下之事，既古雅又增添了历史的联想，避免了直白生硬的叙事。苏轼最出名的记游词是记述密州出猎事的《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上阕以“亲射虎，看孙郎”的孙权射虎事典，叙述自己出城打猎之事，自比孙权，其豪迈雄壮之气势溢于言表。下阕“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一句用冯唐易老的事典，来表白自己虽已两鬓花白，但仍怀抱着为国驰骋疆场之凌云壮志。典故的蕴藉性特点使苏轼得以借用简短凝练的典面，实现词之叙事的同时，又饱含深情。

二、歧路沾巾，以词赠别

临歧赠别词是赠词的又一重要类别。我们把苏轼有明确赠送对象的、抒发离情别意的词，包括宴席上的别情之作，都一并归入赠别词之列，但排除离别之时的自我抒情排遣之作，如《江城子》（天涯流落思无穷）虽题序为“恨别”，但只是词人独自踏上征途时依依惜别之情在内心的涌动，并无赠别的对象，故不视为赠别词。根据这一标准统计，现存的苏轼赠别词有49首。

苏轼的“以诗为词”之特色也充分地体现在赠别词中。苏轼词的以典代叙，不仅借鉴了诗的抒情言志，还有诗歌描摹情节和叙述场景的艺术手法。苏轼的赠别词大多都有具体的情感寄托对象，往往能借典故将与友人分别的具体情境和赠别者的个人经历等都融入词中，使它们具有鲜明的辨识度。在赠别词中，苏轼通常会用事典来叙事的内容有以下三类。

一是用典故叙述临别时的具体情境，如《昭君怨》（谁作桓伊三弄）词，巧妙运用《世说新语・任诞》中记载的晋人桓伊回车为尚在舟中的王子猷弄曲三调，曲终便上车离去，始终不交一言的典故，叙写自己在江边凄清的笛声笼罩下为友人柳子玉送行之事。

二是常常借事典以写实友人离别之原因、去向等赠别之人的经历。如《南乡子》（旌旆满江湖）一词：“旌旆满江湖。诏发楼船万舳舻。投笔将军因笑我，迂儒。帕首腰刀是丈夫。粉泪怨离居。喜子垂窗报捷书。试问伏波三万语，何如。一斛明珠换绿珠。”苏轼依据友人杨元素将还朝，似有典兵之议这一特殊的个人经历，在赠行词中连续运用班超投笔从戎、马援受封伏波将军的事典，兼顾叙事与祝愿，不仅拓展了词的内容空间，而且使词中所表达的别情更加个性化，更加真切。再如赵晦之罢官归去，苏轼在送别之作《减字木兰花》（贤哉令君）：“贤哉令尹。三仕已之无喜愠”，就用到了《论语・公冶长》记载的“楚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的典故。下阕又紧接着说：“不如归去。二顷良田无觅处。归去来兮。待有良田是几时。”《史记・苏秦列传》载苏秦成功地以合纵之术游说六国，为六国相之后感叹：“且使我有洛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苏轼正是借苏秦无良田二顷而出仕事，来自嘲归隐而不得的无奈。又如《浣溪沙》（门外东风雪洒裾）词，梅庭老远赴薄职，苏轼赠词：“门外东风雪洒裾。山头回首望三吴。不应弹铗为无鱼。上党从来天下脊，先生元是古之儒。时平不用鲁连书”。巧用冯谖弹铗歌无鱼之事，让友人不用抱怨地僻职闲，又以张仪赞誉上党天下脊背之事来分析此地的重要性，最后更是反用鲁仲连箭书破城事，劝慰友人放宽心态接受现实。张元唐回秦州省亲，苏轼在赠别词《渔家傲》（一曲阳关情几许）以“风流膝上王文度”收笔，运用晋人王文度虽长大成人，却仍被父亲抱坐膝上的典故，来述说友人省亲得父宠爱之事，叙事贴切而有蕴藉。

三是叙写与赠别之人的交往故事，如《醉蓬莱》（笑劳生一梦）词中“赖有多情，好饮无事，似古人贤守。岁岁登高，年年落帽，物华依旧”，连用《史记・张仪传》中的犀首自嘲无事好饮的事典，及陶渊明《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所记九九重阳宴上孟嘉落帽，并用超卓文辞对答他人嘲笑之文的风雅趣事，将自己在黄州三年的重阳节都与徐君猷在栖霞楼畅饮之事娓娓道来。再如《临江仙》（诗句端来磨我钝）词：“酒阑清梦觉，春草满池塘”，以谢灵运梦见谢惠连而得“池塘生春草”佳句的事典自比，述说与友人诗文往来、磨砺辞句的深厚情谊。

苏轼还有连续填写数首词以送别挚友的情况，这种系列赠别词更突出了苏轼词写实事、吐真情之特点，可以看作是词之叙事功能的一次升华。如熙宁七年七月于杭州送别陈述古一事，苏轼就先后创作了6首词以赠别，每首词都配合题序，表达出了不同地点和场合下的送别情境，而典故（包括事典、语典）又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叙事角色。如登孤山宴竹阁，则填《江城子》（翠蛾羞黛怯人看），凭栏远眺，不禁想起晋明帝所谓日近长安远之事典，悲叹“天易见，见君难”，黯然神伤。追送述古，别于临平扁舟之中，则作《南乡子》（回首乱山横），不正面写自己伫立目送友人，而是借用唐人欧阳詹《初发太原途中寄太原所思》的诗句“高城已不见，况复城中人”，侧面写友人舟中回首，渐行渐远，“不见居人只见城。”故人离别之悲凄，跃然纸上。大量的事典的灵活运用，令苏轼的赠别词几乎每一首都具有了独特的面貌，抒发着各不相同的个性化离别之情，这是对赠别词的发展，也是苏轼的“以诗为词”创作理念在赠别词中的成功实践。

三、鱼雁传书，以词代简

赠词与寄词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赠词尚且有与受赠者现场的共同经历作为基础，而寄词则是纯粹的借词来跨越时空寄予情感。苏轼的寄词并不止步于抒情，或者言志的限度，他通常是以词代简，通过词来向亲友传达当时之事之情之志。因此，寄词对叙事性的要求就更高于赠词。在寄词中，苏轼依然是借助典故作为主要的叙事手段实现了以词代简。

如苏轼在给章质夫的书信中写道：“《柳花》词妙绝，使来者何以措词。本不敢继作，又思公正柳花飞时出巡按，坐想四子，闭门愁断，故写其意，次韵一首寄去，亦告不以示人也。”此书所附之词即著名的《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也可以是以词代书，如《江神子》（黄昏犹是雨纤纤）题序云：“大雪，有怀朱康叔使君，亦知使君之念我也。作《江神子》以寄之”，因大雪而感怀友人，且寄词以抒思念之情。苏轼在题序中标明“寄”、“怀”某人的词作有2l首，其中寄其弟子由的词最多，共5首。

苏轼的寄词主要有因事而作的应酬型和因情而发的倾诉型两大类。一般说来，因事而作的应酬型寄词是以叙事为基础的称赞或戏谑，故而多用事典。如因益州太守冯京平定边乱有功，苏轼作《河满子》（见说岷峨凄怆）词，词人一方面使用唐代名将李勤镇边固若长城，韦皋平剑南八国的历史故实来叙述并称颂冯京防御与招抚兼施的治边策略，另―方面又用卓文君当垆酷酒、王褒作新曲等蜀中事典，以增添冯京所治之益州浓郁的地方文化内涵。再如熙宁七年七月，苏轼寄苏州太守王规父之《菩萨蛮》（玉童西迓浮丘伯）词，亦属于因事而作的应酬型，词中借用浮丘伯、许飞琼等仙道事典，来叙述杭妓前往苏州迎接新任太守杨元素之事，又用唐代诗人韦应物曾任苏州刺史，及范蠡携西施泛舟五湖的古人故实，调侃王规父莫留杭妓、游湖不返。一首44字的小令竞连用四处事典，用事之密集，叙事之丰富，堪称小令中的佳作。

因情而发的倾诉型寄词，则是重在抒发内心深处的情感，故而在运用事典替代叙事之外，也时常引用前人语典，以增加表达效果。熙宁七年，苏轼自杭州赴润州，过丹阳时，重闻旧曲而引发思念，陷入与述古登山临水，题咏诗词的美好回忆中，于是作《行香子》（携手江村）以寄述古。词人用“绣罗衫、与拂红尘”句，带出魏野与寇准再度重游陕府僧舍，见当年二人题咏仍在，寇准之诗已被人用碧纱笼护，而魏野的诗则尘昏满壁，随从官妓用红袖为魏野题诗拂去尘土的故事。借言昔日与友人游湖题诗之事，这里的事典虽然也有代替叙事之用，但此处叙述仍是为抒发思念之情所设的铺垫。苏轼将本朝名人的逸闻趣事作为典故来运用，这也是在事典使用上的一个突破。苏轼在这类因情而作的倾诉型寄词中，总能根据创作的实际需求，灵活运用典故，充分发挥事典善叙事、语典善抒情的优长。如在《沁园春》（孤馆灯青）词：“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用陆氏兄弟少年才俊事典叙述自己与子由二人年轻时的才华横溢、意气风发。《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词：“约他年、东还海道，愿谢公、雅志莫相违。西州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用谢安扶病人西州的事典讲述自己终将归隐的雅志。而在《木兰花令》（梧桐叶上三更雨）词中，则化用温庭筠《更漏子》（玉炉香）：“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词句，表达深夜梦回时分幽独寂寞的思怀之情。著名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词中的佳句“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化用《温公续诗话》所载“月如无恨月长圆”之语，而“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也是化用唐人许恽《怀江南同志》中的诗句“唯应洞庭月，万里共婵娟。”

苏轼的寄词大部分是抒发与友人真挚的情义和思念。这类寄词有一个从当下到回忆再到感慨人生的基本情感模式。如在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的《沁园春》（孤馆灯青）词，即是从当下驿馆的凄清孤单起笔，下阕先回忆兄弟二人初入京城的风华正茂，随之抒怀“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的那种闲适、放旷的人生追求和价值观念。当然，不是每首寄词都完整的具备这三段模式，且各自的出场顺序也是有差别的。同样是寄予子由的《画堂春》（柳花飞处麦摇波）词，就是以“柳花飞处麦摇波。晚湖净鉴新磨。小舟飞棹去如梭。齐唱采菱歌”，二人曾游柳湖的欢快情景开场，下阕从回忆中醒来写及当下的风和日丽，“平野水云溶漾，小楼风日晴和”。接着再感叹“济南何在暮云多。归去奈愁何”，遥想远方的亲人和同归故乡的夙愿。

苏轼还有一类唱和赠答的特殊寄词。关于秦观《千秋岁》（水边沙外）词的群体唱和盛事便是最典型的例证。《能改斋漫录》载：“秦少游所作《千秋岁》词，……其后东坡在儋耳，侄孙苏元老因赵秀才还自京师，以少游、毅甫所赠者寄之。东坡乃次韵，录示元老”。可见，北宋唱和词已不仅仅是发生在宴席之上的娱乐游戏，而是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凭借书信往来的文学切磋、情感交流方式。苏轼次韵章质夫杨花词的《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是一首著名的唱和词，词中多处化用前人语典，从歇拍的“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化用唐人金昌绪《春怨》：“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的构思；到下阕的“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化用本朝词人叶清臣《贺圣朝》（满斟绿醑留君住）：“三分春色二分愁，更一分风雨”的用语，再到结拍的“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化用宋人曾季狸《艇斋诗话》引唐人诗：“君有陌上梅花红，尽是离人眼中血”的意境。频繁用典应该算是唱和词共同的特点之一，这大概与文人唱和的心理有关，在交流之余不免有逞才之嫌。

篇6

[关键词] 《梧桐雨》；民俗事象；故事情节；俗化倾向

[中图分类号] I23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639（2012）04-0057-06

元代著名杂剧作家白朴的杂剧代表作《梧桐雨》，全名《唐明皇秋夜梧桐雨》{1}，取材于唐人陈鸿《长恨歌传》，取自白居易《长恨歌》“秋雨梧桐叶落时”诗句，写唐明皇李隆基与杨贵妃故事。全剧结构层次井然，诗意浓厚，以致后世学者对该剧的风格倾向于俗化还是诗化产生很多讨论。张石川在《白朴的俗化倾向》一文中，提到日本学者狩野直喜在《元曲的由来与白仁甫的梧桐雨》[1]中论到元杂剧的俗的倾向，狩野先生认为其原因在于《梧桐雨》取材于颇具通俗情调的《长恨歌》。张石川在此基础上指出，《梧桐雨》不仅取材于《长恨歌》，而且取材于宋小说、金院本、元代诸宫调等多种通俗文学。但是接下来，文章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笔锋一转，提出：“《梧桐雨》是一部‘诗化’的杂剧。无论从语言还是从意境的营造上，都体现出与传统的诗词文学更为接近的特色，而所谓俗的倾向则应更多地体现在白朴的《墙头马上》这样的作品上。”[2]这一观点颇让人存疑。笔者认为，《梧桐雨》“诗化”的曲辞并不能掩盖其作为杂剧的俗化本质，《梧桐雨》的俗化来自于白朴高超的情节组材艺术。

《梧桐雨》之前，关涉李、杨故事的文学作品不计其数，故事情节也异彩纷呈，仅《杨太真外传》中就出现了二十五个情节元素{2}。白朴在创作《梧桐雨》时择取“洗儿会”、“七夕乞巧”、“爱情盟誓”、“信物定情”、“通奸”等五个民俗事象，将李、杨、安三个主人公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推动剧情发展。白朴之所以选择这五个民俗事象，是因为他深谙于杂剧的情节艺术本质，他按照平民百姓所熟知的、喜闻乐见的民俗事象去设置情节，从而展示出《梧桐雨》作为杂剧的通俗之美。

王国维先生对戏曲的定义为：“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3]“必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而后戏剧的意义始全。”[4]可见，戏曲艺术的内核是一个故事，怎样表现这个故事，让故事触动人心才是戏曲所追求的，其它因素如言语、动作、歌唱、舞蹈等只是为“演一个故事”而服务的。而故事的核心元素是情节，因此，情节艺术才是戏曲之根本。《梧桐雨》的俗化恰在于情节设置上对民俗的倚重。这种倚重突出地表现于它借助于五个民俗事象，完成了整个情节的建构。

一、洗儿会、七夕乞巧

《梧桐雨》剧中洗儿会和七夕乞巧，这两个节日的择取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们将杨贵妃与安禄山、杨贵妃与唐玄宗之间的感情纠葛提到了同等重要的地位，激化了剧中人物之间的冲突。从受众角度而言，洗儿会与七夕乞巧的习俗已是当时平民百姓所熟知乐见的。

（一）以传奇目的再现洗儿会

洗儿之风开始盛行于唐代宫廷，并且上行下效。而最有传奇色彩也最具特殊性质的洗儿礼是杨贵妃给安禄山所办的“洗儿会”，后人对其多持征信态度。《资治通鉴》载曰：“甲辰，禄山生日，上及贵妃赐衣服、宝器、酒撰甚厚。后三日，召禄山入禁中，贵妃以锦绣为大褪袱，裹禄山，使宫人以彩舆异之。上闻后宫欢笑，问其故，左右以贵妃三日洗禄儿对。上自往观之，喜，赐贵妃洗儿金银钱，复厚赐禄山，尽欢而罢。”[5]这一故事在文人中影响较大，宋代出现了一些有关杨贵妃洗儿的诗句，如舒邦佐的《读》：“锦绷儿啼妃子笑，鸡头肉念禄山来。”[6]刘克庄的《明皇按乐图》：“惜哉傍有锦绷儿，蹴破咸秦跳河陇。”[7]《唐二妃相》：“原来玉环子，别有锦绷儿。”[8]姚勉的《题杨妃出浴图》：“谁知迎洗锦绷儿，已在华清赐浴时。”[9]可见，许多文人对贵妃洗儿这一故事颇熟。

宋时，民间“洗儿会”已经作为一种习俗，为千家万户所接纳和遵守。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六“育子”条记载北宋都城东京一带民间盛行满月洗儿，此时洗儿程序复杂而有规范，有“围盆”、“搅盆”、“添盆”，还有“落胎发”等程序[10]。甚至当时一些著名文人也按习俗操办“洗儿会”，梅尧臣五十七岁时喜得贵子，当时一些著名文人和朝中大臣参加了其洗儿会，留下贺诗有欧阳修的《洗儿歌》[11]、范仲淹的《次韵永叔贺圣俞洗儿》[12]、富弼的《次韵永叔贺圣俞洗儿诗》[13]等。梅尧臣为答谢诸友的洗儿贺诗，作《依韵答永叔洗儿歌》诗以答[14]。

金元时期，洗儿会也颇受重视。《金史》卷八本纪第八载：“辛未秋猎。十月癸巳，还都。庚戍，幸东宫，赐皇孙吾都补洗儿礼。”[15]记载金世宗因出宫秋猎，回宫后还特意为皇孙补洗儿礼。《金史》卷七十五列传第十三载：“（泰和）二年，元妃李氏生皇子，满三月，章宗以玑（卢玑）老而康强，命以所策杖为洗儿礼物。”[16]可见金朝是“满三月”洗儿，大概为“百日洗儿会”。金章宗为了祈愿皇子能够平安长寿，用老臣卢玑的拐杖作为洗儿之礼，可见洗儿的时间和洗儿的礼物因时代的演变和个人的想法而有所变化。到了同样由少数民族统治的元代，洗儿会风俗依然盛行。宋末元初诗人方回《庆陆仁重举男四首》（其三）有：“升平重见上元天，箫鼓声中璧月圆。惟有高门更多喜，金盘分送洗儿钱。”[17]元末明初学者谢应芳《过金陵明道书院访友人高孟立山长适遇秩满且有侧室洗儿之喜作诗贺之六韵》[18]。由此可见，“洗儿会”自唐始而盛，经两宋，至少数民族统治的金元两朝，发展成为宫廷和民间的重要习俗。

白朴作为由金入元文人，对“洗儿会”习俗应该非常了解。杨贵妃给安禄山作“洗儿会”的故事在李、杨故事中是一件堪称引人注目的新奇事。因此，白朴既考虑到金元时期洗儿会盛行的风俗，又考虑到杂剧的民众性，选择杨贵妃为安禄山作“洗儿会”剧情，是有意识地以传奇之目的叙写这段传奇故事。

（二）以嫁接手法演绎七夕乞巧

七夕，因牛郎织女相会的传说而广受人关注。七夕乞巧，这一习俗也因牛郎织女故事的流传而逐渐发展成民间的普遍节日。后世文人为其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著名篇章，也因其而流传下来许多动人心魄的传奇故事。

魏晋南北朝以来，因七夕乞巧的习俗，产生了大量的诗篇。民间也有《乞巧歌》流传：“乞手巧，乞容貌，乞心能，乞颜容，乞我爹娘千百岁，乞我姊妹千万年。”[19]这一习俗发展到北宋，则显得繁华无比，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八“七夕”条[20]和罗烨《醉翁谈录》卷四“京城风俗记”“七月”条[21]中关于七夕的记述都非常详细，从中可以看出宋时七夕节的隆重，因七夕节所带来的市场繁荣场面与市民的购物狂潮丝毫不逊于中国传统的春节和中秋节。

元代七夕节的隆盛场面也令人叹为观止。生活于金元之际的杜仁杰有套曲《商调·集贤宾北·七夕》：

暑才消大火即渐西，斗柄往坎宫移。一叶梧桐飘坠，万方秋意皆知。暮云闲聒聒蝉鸣，晚风轻点点萤飞。天阶夜凉清似水，鹊桥图高挂偏宜。金盆内种五生，琼楼上设筵席。【集贤宾南】今宵两星相会期，正乞巧投机。沉李浮瓜肴馔美，把几个摩诃罗儿摆起。齐拜礼，端的是塑得来可嬉。【凤鸾吟北】月色辉，夜将阑银汉低，斗穿针逞艳质。喜蛛儿奇，一丝丝往下垂，结罗成巧样势。酒斟着绿蚁，香焚着麝脐，引杯觞大家沉醉。樱桃妒水底红，葱指剖冰瓜脆，更胜似爱月夜眠迟。【斗双鸡南】金钗坠、金钗坠玳瑁整齐，蟠桃宴、蟠桃宴众仙聚会。彩衣、彩衣轻纱织翠，禁步摇绣带垂，但愿得同欢宴团圆到底。【节节高北】玉葱纤细，粉腮娇腻。争妍斗巧，笑声举，欢天喜地。我则见管弦齐动，商音夷则。遥天外斗渐移，喜阴晴今宵七夕。【耍鲍老南】团圈笑令心尽喜，食品愈稀奇。新摘的葡萄紫，旋剥的鸡头美，珍珠般嫩实。欢坐间夜凉人静已，笑声接青霄内。风淅淅，雨霏霏，露湿了弓鞋底。纱笼罩仕女随，灯影下人扶起，尚留恋懒心回。【四门子北】画堂深寂寂重门闭，照金荷红蜡辉。斗柄又横，月色又西，醉乡中不知更漏迟。士庶每安，烽燧又息，愿吾皇万岁。【尾】人生愿得同欢会，把四季良辰须记，乞巧年年庆七夕[22]。

此套曲既对元代七夕节繁荣场面做了充分描绘，又展示了元代七夕节的特殊风俗，如挂鹊桥图等。元代文人对七夕节也情有独钟，产生了许多与七夕节相关的诗词。在这些作品中，有七夕怀友的，如萨都剌的《登乐陵台倚梧桐望月有怀南台李御史艺，七夕》[23]；有感伤悼亡的，如华幼武的《七夕薄阴悼亡有感》[24]；有寄信问候的，如陆文圭的《回俞亲家七夕问信》[25]；有七夕宴乐的，如刘仁本的《七夕宴会分韵得人字》[26]；有文人因七夕节而向亲友征集诗歌的，如宋褧《张仲容七夕来征诗就次韵以答》[27]；还有借七夕贺新亲的，如谢应芳《新亲贺七夕札子二首》[28]。而且从元代诗人七夕题材诗歌中也可见元代七夕之习俗，如祈雨、曝书等。

宋元时期，作为俗文学之大宗，小说戏曲中有关七夕的记载也繁荣起来，有些甚至是推动故事发展的重要元素，是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民间七夕节的热闹繁荣为人间男女欢会提供了一些有利条件，以此为背景，产生了许多动人的故事。如《新编醉翁谈录》乙集卷一有《静女私通陈彦和》的故事[29]，《绿窗新话》卷上有《杨生私通孙玉娘》的故事等[30]。

白朴则另辟蹊径，《梧桐雨》中关于杨贵妃七夕乞巧的叙写采取了张冠李戴的表现手法，将元代的七夕节习俗嫁接到了唐宫中，使得杨贵妃七夕乞巧情节具有了元代的民俗风情，从而大大加强了其作为戏剧的现实性和通俗化特质。因为随着时代的流变，七夕节中的诸多习俗虽然大致相同，但是某些具体习俗却有着不同的时代特征，如宋代开始七夕节流行买卖“魔合罗”。而元代七夕节最为典型的时代特征就是悬挂鹊桥图。元人熊梦祥《析津志辑佚·岁纪》中云：“宫庭宰辅、士庶之家咸作大棚，张挂七夕牵牛织女图，盛陈瓜、果、酒、饼、蔬菜、肉脯，邀请亲眷、小姐、女流，作巧节会，称女孩儿节。”[31]《梧桐雨》中关于杨贵妃七夕乞巧的内容，就有典型的元代七夕节特征，剧中唐明皇唱词：“小小金盆种五生，供养着鹊桥会丹青帧，把一个米来大蜘蛛儿抱定。”这里提到了悬挂鹊桥图，而文献记载显示，唐宫中七夕乞巧并没有悬挂鹊桥图的习俗，可见白朴所描绘的七夕乞巧其实是元代民俗生活中的节日活动，而非唐代宫中的七夕乞巧。

其实，在元杂剧中七夕节也是一个非常通俗化、大众化的男女情感表达的媒介。如白朴《墙头马上》剧中嬷嬷问李千金：“你看上这穷酸饿醋甚么好？”李千金唱道：“却待要宴瑶池七夕会，便银汉水两分开！委实这乌鹊桥边女，舍不的斗牛星畔客。”[32]武昌龄《张天师》中陈世英云：“既蒙仙子相许，小生怎敢负了此心？但仙子虽同织女，小生非比牵牛，怎么也要一年一会？做这般老远的期约也。”桂花仙子唱曰：“那七夕，会牛女佳期，你可也休卖弄。”[33]

二、爱情盟誓、信物定情

《梧桐雨》中择取唐明皇与杨贵妃于七夕之夜为爱情盟誓，寄钗钿信物以定情的情节，不仅为了表达李、杨二人之真情，也充分说明了白朴在创作《梧桐雨》时的市民化取向。

（一）以真情遇挫打动人心——爱情盟誓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有关爱情盟誓的记载非常丰富而动人。《诗经·王风·大车》有：“榖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有如皦日。”[34]汉乐府民歌中的《上邪》通篇以咒为诗，动人心魄：“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35]《敦煌曲子词集》中一首【菩萨蛮】：“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白日参辰现，非斗回南面。 休即未熊休，且待三更见日头。”[36]在主人公的眼中，爱情与山河同在，与日月共存，都是将宇宙之不可能以衬托主人公对爱情的真挚，对真情的坚守。

《梧桐雨》中设置李、杨二人在七夕之夜为爱情盟誓的情节也是非常打动人心的，通过爱情盟誓以表主人公情坚意长。而且，以皇帝与贵妃身份而情盟誓，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将二人的角色下移，更接近普通百姓的心理，即尽管他们是高高在上的皇帝和贵妃，但是在爱情面前，他们也像市井男女一样，会为了爱情的忠贞而盟誓，这自然拉近了受众与剧情的心理距离。

在元杂剧中，为爱情盟誓，甚至赌咒发誓的作品非常多，如关汉卿《救风尘》第三折周舍对赵盼儿的婚约产生了怀疑，赵盼儿赌咒发誓曰：“你若休了媳妇，我不嫁你呵，我着塘子里马踏杀，灯草打折臁儿骨。你逼我的赌这般重咒哩！”周舍听完赵盼儿的誓词之后就回家休了妻[37]。杨显之《潇湘雨》第一折张翠鸾怕“崔秀才此一去，久后负了人也”，崔甸士赌咒发誓以表决心曰：“小生若负了你呵，天不盖，地不载，日月不照临。”[38]

以上诸杂剧，均有为爱赌咒发誓的剧情，但是在海誓山盟之后，主人公却因为种种原因而没有获得天长地久的大团圆式结局。这种真情遇挫的剧情更能扣人心弦、打动人心。剧作家择取这类剧情除了能够吸引受众的眼球和调动观众的期待视野和观剧情绪外，对剧作家而言，还有利于激化戏剧冲突，推动故事情节发展，使得剧情跌宕起伏、张弛有度。

（二）以诚信受阻推动剧情——信物定情

《梧桐雨》中李、杨二人通过“钗钿”信物定情这一情节，也是中国古代民俗事象中的一个典型。《说文》云：“信者，诚也。”[39]即我们今天所讲的诚信。可见，所谓信物，不在于物的贵贱，而在于赠物之人的诚信。信物的种类丰富多彩，在中国文学史上，信物是抒情文学中的一个重要意象，但是，发展到元明清俗文学中，信物定情几乎成为关涉爱情的叙事文学中的固定情节模式，在一些小说戏剧中，它起到穿针引线、贯穿整个故事情节的作用。而在这类故事发展中，作为信物定情的主人公，大多遭遇种种阻碍和磨难，从而形成了三类结局：第一类是因主人公坚守诚信，并且不屈不挠地同现实阻碍抗争，最终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第二类是主人公没有坚守，男人始乱终弃，或女人见异思迁；第三类是主人公虽然坚守诚信，但是由于外力阻碍所不可抗拒，最终相爱之人只能落得悲剧结局。《梧桐雨》就属于第三类情况。

在中国文学作品记载中，定情信物的样式也多种多样。《诗经·王风·木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40]《诗经·郑风·丘中有麻》：“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治我佩玖。”[41]除了上述的瓜果、玉器作为定情信物，中国古代情人间的定情信物五花八门、各有特色，也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事。《世说新语·惑弱》有“韩寿偷香”的故事[42]，唐传奇中也有许多情人间互赠定情信物的，如《柳氏传》、《李章武传》、《霍小玉传》、《南柯太守传》、《莺莺传》等[43]，所赠信物各不相同，如相思枕、扬州青铜镜、扇子、交颈鸳鸯绮、同心结、香囊等等。这些信物大多是人间珍品，名贵异常。而到宋元明清小说戏剧中，主人公的汗衫、裹肚、袜儿之类也被当情信物，赠送给爱人。这些随带的贴身用品，不仅将赠送信物的范围普及化，而且也是社会风尚日趋俗化的表现。在宋元市井文化转型的浪潮中，普通人家男女之间为了表达爱情的真诚，以贴身俗物相赠，表达那种以“信”赠物，以真爱定情的寓意。元杂剧《金钱记》、《玉镜台》、《对玉梳》、《鸳鸯被》等，都是以信物作为杂剧之名，也是以信物贯穿全剧始终。

因此，《梧桐雨》里设置李、杨二人信物定情的故事情节，是通俗文学发展到元代的时代必然选择。在白朴《梧桐雨》中，信物定情在通俗意义上所预示的美满结局同现实中悲惨结局作对比所形成的剧情张力，也为剧本蒙上了浓重的不可抗拒命运的悲剧色彩，从而使剧情更具震撼力。

三、民众接受中对婚外情的想象与心理补偿——通奸

陶慕宁先生在《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中曾论到：“对男女两性关系的问题，民间的理解却并不认同于统治者所倡导的原则。如果说士大夫阶层是通过纳妾狎来弥补婚姻生活的缺陷的话，那么在下层社会则是用私通来解决同一问题。民间的男女所追求的是那种比较形而下的，侧重本能的两性之爱。”[44]这段话论述得颇为精到。从中国古代流行于下层社会的通俗文学中可以看出，私通、通奸等话题是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特殊调味剂，颇受，其实从民众心理视角而论，这种好奇心与民众接受中对婚外情的缺失性体验的想象与心理补偿有关。《梧桐雨》中也写到通奸的剧情，即杨贵妃与安禄山的通奸行为，这受到同题材宋小说的影响，但是白朴在作为面向大众的杂剧中设置这一通奸行为的剧情，无疑是充分考虑到民众的接受与期待的，这一选择本身就体现了白朴创作剧本时主观上的俗化倾向。

杨贵妃与安禄山是否有通奸行为，唐五代文人的记述颇为隐晦，只是提到杨贵妃自收安禄山为义子之后，安禄山经常出入宫廷而不受阻碍。但是随着宋代俗文学的发展，关于杨贵妃与安禄山之间的私情被文人逐渐夸张与放大，到了北宋后期秦醇的《骊山记》、《温泉记》中，其内容完全化，色彩浓重。如《骊山记》中描绘杨贵妃与安禄山，甚至还有唐玄宗三人后宫的行为：“贵妃虑其丑声落民间，乃以禄山为子。一日，禄山醉戏，无礼尤甚。”“贵妃虑帝见胸乳痕，乃以金为诃子遮之，后宫中皆效之，迄今民间亦有之。”“一日，贵妃浴出，对镜匀面，裙腰褪，微露一乳。帝以指扪弄曰：‘吾有句，汝可对也。’乃指妃乳言曰：‘软温新剥鸡头肉。’妃未果对。禄山从旁曰：‘臣有对。’帝曰：‘可举之。’禄山曰：‘初来塞上酥。’妃子笑曰：‘信是胡奴，只识酥。’帝亦大笑。”[45]但是《骊山记》中还是维护了杨贵妃的尊贵形象，将杨贵妃与安禄山之间的通奸叙述成杨贵妃被迫而为之的行为：“禄山数失礼贵妃，贵妃私甚恨，第无计绝之耳。晚年尤不喜之。禄山之守渔阳，贵妃屡言于上曰：‘渔阳天下之精兵所聚，宜用—心腹臣，禄山阴贼，不可为帅。’上不答。”[46]从杨贵妃谏言唐玄宗的言语中可以看出，作者在极力丑化安禄山这一胡人叛将。这与宋代文人谨承“华夷之辨”之大防，对安禄山一片斥责之声相一致。

而《梧桐雨》中虽然也写到杨贵妃与安禄山的通奸行为，但是却与宋小说中大不相同。首先，《梧桐雨》将杨贵妃与安禄山通奸设置成自愿而为之，并且肯定了二人的真情。第一折中写到杨国忠发现其妹杨贵妃与安禄山的私情，他谏言唐明皇发配安禄山去镇守边疆，以免东窗事发，累及整个杨氏家族。安禄山走后，杨贵妃是“妾心中怀想，不能再见，好是烦恼人也”。其次，《梧桐雨》中的安禄山形象并非小说中所描绘的那样十恶不赦和下流，而是一位了解政治形势的武将。第二折安禄山起兵时说：“如今明皇年已昏眊，杨国忠、李林甫播弄朝政。”再次，《梧桐雨》中的安禄山还是一位爱江山更爱美人的重情之人：“我今只以讨贼为名，起兵到长安，抢了贵妃，夺了唐朝天下，才是我平生愿足。”“单要抢贵妃一个，非专为锦绣江山。”《梧桐雨》中对杨贵妃与安禄山之间自愿通奸行为的叙述与安禄山爱江山更爱美人形象的树立，无疑极大调动了受众对故事情节的好奇和对剧中人物的复杂心理。受众既对剧中杨贵妃与安禄山的通奸行为大加谴责，同时也会对安禄山冲冠一怒为红颜的举动唏嘘不已，而并非宋小说中仅仅给人以感官刺激和对小说中人物的可耻行为深恶痛绝这种单一的情感体验所能比拟的。

白朴并没有因为《梧桐雨》作为历史题材而刻意加强剧本的严肃感，其对杨、安二人通奸剧情的选择与元代其它杂剧一样，元到通奸主题的剧作也很普遍，郑传寅在《论元人杂剧中“贪破家”悲剧》一文中专门对元杂剧中关涉有妇之夫“贪破家”剧情的剧本做过统计：“现存150多部元杂剧中有12部以有夫之妇贪破家的故事为表现对象，其中有4部具有较强的悲剧性。”[47]这种通奸模式在明清小说中更是大量出现，有人曾统计明末涉及情节的小说，竟然有近四十余部[48]。元明清时期通俗文学中对主题的选择和大肆抒写，除了一部分是为了劝人遵守妇道，大多情况下是为了满足读者的阅读需要，呈现出强烈的民间化叙事倾向。

四、结语

《梧桐雨》虽为简短的四折一楔子杂剧，但是其内容的涵盖量却非常丰富多彩。从《梧桐雨》中出现的五个民俗事象可以看出，虽然白朴采取的方法各不相同，但是都是为剧情的通俗易懂、引人注目、新颖可观服务的。以传奇目的再现洗儿会，首先考虑的就是剧本内容的吸引人；以嫁接手法演绎七夕乞巧，则充分考虑了剧情虚实相间的叙事原则。受众可以从爱情盟誓中体悟真情，但是真情遇挫、有情人终不能长相厮守，不得不令人感慨万千。受众也可以从信物定情行为中感受情坚与情贞，但是由于受到外力阻碍，爱情信物最终变成了爱情遗物，怎能不令人顿首喟叹。而剧中杨贵妃与安禄山的通奸行为不仅可以满足民众接受中对婚外情的想象与心理补偿，而且对于受众而言，还有种石破天惊的震撼效果。因此，从民俗事象来看，白朴创作《梧桐雨》充分考虑了杂剧的文本性质和演出需要，这些民俗事象既构成了《梧桐雨》的主体故事情节，也充分体现了《梧桐雨》的俗化倾向。而张石川《论中的意象——兼及杂剧意象的特征与功能》中认为：“如果我们从文体发展演变的角度来看，《梧桐雨》并不是一部成熟的元杂剧作品，它更多的体现出的是一种过渡的状态，一种游离于主流之外的创作倾向。”[49]联系他在《白朴的俗化倾向》中的观点，可以看出，他认为《墙头马上》是一部成熟的元杂剧作品，而《梧桐雨》由于曲辞的“剧诗”化，因此只是诗词到杂剧的文体过渡形式。这一看法显然过分强调了杂剧曲辞对杂剧本质的决定性作用。从笔者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他对《梧桐雨》的定位还是值得商榷和重新评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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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鲁迅.唐宋传奇集[M].济南：齐鲁书社，1997.

[44]陶慕宁.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p109～110.

[45][46][宋]刘斧.青琐高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47]郑传寅.论元人杂剧中“贪破家”悲剧[J].戏剧，2000（4）：p92.

篇7

作为世界著名的旅游国家，泰国和其他国家一样，受灾地区多是著名的旅游景点，此次海啸造成这些国家旅游业损失巨大，目前他们虽已着手开展各旅游景点的重建工作，但最重要的无疑还是恢复各国人民重来本地旅游的信心。然而，面对受灾国的呼吁，国内如果有人此时提出要去受灾国旅游度假，可能就会被舆论的口水淹死，因为这可能被认为是缺乏基本的人道情感。比如，前几天，田亮不顾马来西亚的灾难，仍要去拍写真，就被舆论批得无地自容。作为受灾国的泰国反而比我们更坦然更宽容，他们并没有将旅游重建和救灾对立起来，将迅速开展旅游重建看成是大逆不道之举，或者说一定要停止多长时间才能恢复旅游以示哀悼。对他们而言，旅游就是一项产业，是这些地方发展和生存的基础。灾难的记忆将永存脑海，但经济要发展，旅游要持续而且要想办法振兴。

与此相比，我们对富人、明星们却似乎存有偏狭之感，比如希望他们停下手中的工作，去捐款，并且要大声说自己捐多少钱。对于没有去捐款或者暂时走不开的，就会发出某某为什么没有出来的诘问，而对于捐款数目不详更会问为什么不公开数额，这些行为，并不是国人对于灾难应有的态度。在人道主义救灾面前，我们要相信，许多富人、明星们默默捐款的方式自然有其道理，因为他们也有自己的不得已之处。要相信一些富人、明星们没有到场去捐款，也仍然会以某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悲悯情怀，哪怕他们没有捐款，只要记住南亚这场灾难，也同样说明心中有对同类的爱心，甚至就算他们没有想起这场灾难，也应该用灾难中的人性之美去感化他，而不是我们目前的彼此怀疑和猜忌，这才是我们整个社会宽容的表现。事实上，也只有社会存在着越来越多的宽容，人道主义才会越来越多地展现。而当这个时候，我们才能让宽容的理念真正流溢于国际交往之中。

南方都市报文/翰楚

酷似天安门不是问题的焦点

我认为，我们不能把仿建天安门的问题焦点放在酷似天安门上。

在封建社会里，皇权的象征之一就是皇宫建筑。谁要是模仿这种建筑式样，就是对皇权的冒犯与挑战，就是大逆不道。随着社会的发展，法治化进程的加快，诸如"天安门"之类曾经象征着皇权的宫殿建筑，已经揭去了神秘的面纱，成为我国建筑艺术上的瑰宝，显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高度智慧和创造才能。

既然天安门这样的建筑模式是一种建筑艺术，那么只要经济条件许可，征得群众的同意后，不管在哪里、不管是谁都可以借鉴与模仿。

我觉得黄金镇真正叫人反感的是，在中央三令五申禁止搞形象工程、自身又负债累累的情况下，依然我行我素，打肿脸充胖子、劳民伤财。真正应该追究的是相关责任人这种不计后果、不考虑群众负担、滥用政绩成本的行为。

如果我们仅仅把目光放在这栋办公楼该不该酷似天安门上，只能误导群众，转移视线，为这些不作为、乱作为的官员开脱。

潇湘晨报 文/田德政

烟

文/马驰

我现在每天大概要抽一包烟，我自己知道，我的烟量又涨了。我平生第一次抽烟是在上初二的时候，躲在学校后面的小花园里，我的一个同班同学在上学的路上捡到了一包没抽完的烟，经过私下里热烈的讨论与严肃的思考，几个人决定把它抽掉，那是一个慵懒的夏日午后，几个十四岁的少年鬼鬼祟祟地给自己的人生开了戒，仿佛是为了给这个仪式增加点紧张的气氛，我们还特地安排了两个同学一前一后望风，为了不让偶然经过这里的学校老师发现。那一包不知从哪个可怜人裤兜里滑落的香烟实在没有给这几个同样可怜的少年带来多大的乐趣，在都被呛得相继咳嗽之后，大家就很快放弃了这个像做贼一样的仪式。再次频繁地接触香烟是上大学以后的事了，老同学面对相互敬烟似乎也成为了一种特殊的成人礼。

我记得我第一次公开在父母的身边抽烟是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那是一次家庭的聚会，一位长辈顺手递给了我一支烟，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很从容地抽掉了，坦率地说，这种从容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丝忐忑，因为我一直在观察着我父母的表情，事实上他们什么反应也没有――一个逐渐长大的儿子开始公开地抽烟了，他们对此保持沉默，这沉默意味着允许。

人为什么要抽烟，烟草究竟能够给人们带来多少乐趣，这个问题许多人有许多种答案。但是通常的事实是，人们在面临压力、焦虑、不安与苦苦思索的时候，似乎更愿意去点燃上一棵香烟，在慢慢升起的烟雾中，享受片刻的逃离与放松，似乎这小小的烟卷在自己的嘴边燃烧的时候，也真的能够把缠绕着自己的压力与焦虑慢慢烧掉，然后在轻烟曼舞中找到自己的对策。或许由于不同的人所要面临的问题也会各自不同，所以市面上的香烟从口味，到品种，从包装，到价钱也都完全不同，但它又不是无穷无尽，那些习惯于抽同一品牌香烟的人，他们的身上也大都有着许多相同的地方，他们所要面临的问题也都大抵相同。也不知道是人群把香烟给划分了，还是香烟把人群给划分了。

大人们不允许一个孩子抽烟，除了在健康方面的关怀以外，恐怕还有一层更深厚的心理动机，那就是他们不愿意看到一个孩子也会有忧愁，有焦虑，有挥之不去的紧张与时时袭来的压力。

我现在每次回家看望父母的时候，我的父亲都要递给我烟抽，我想我以后也会有拿烟递给我儿子的那一刹那――那会是一个成年人对另一个成年人的同情与关怀，毕竟，他也开始承载着生活中的焦虑、不安与无法言说的沉重。

不读书不等于没文化

近日，有媒体报道，五年来我国国民的读书率持续下降，生活节奏加快和媒体多元化是主要原因。其后的相关报道和评议，几乎"唉"声一片。

"学生原来不读书"的忧虑，有些年月了。早在上个世纪，互联网未兴之时，我就曾无数次以先进文化代表的身份，苦心劝谕天天追逐电视动画片的女儿："多读书吧，我们的知识，都是小时候读书积累过来的。"终于有一天，我被女儿更先进的文化噎得直翻白眼："我长大了，也对我的孩子说，多看电视吧，我们的知识，都是小时候看电视积累过来的！"

我无法驳倒逻辑和事实都成立的顶撞，尽管和众多父母一样，我对读图人的思维力能否超过读书人深表怀疑。但我又不太相信，文化素质和精神情操，非阅读不能养成。

这里所指的阅读，与求学和术业无关，说的是消闲方式。阅读率走低，全球皆然。据《青年时讯》报道，美国以前被认为最喜欢读书的18岁到34岁的年轻人，现在是阅读最少的一群；日本近半数人当月根本没有读书，比十年前增了10倍；英国40%男性表示他们从不读书。另有《中华读书周报》报道，德国人阅读兴趣也日渐萧索。沙龙读书和艺术活动薰陶出一代又一代绅士淑女的老欧洲，此刻正"皱着眉头隔洋远眺，惴惴忧心于纽约与旧金山遍地蔓延的现象，明日便会登临"。

我以为自己应属5%有读书习惯国民中的一员，但本周没怎么读书，每晚追着凤凰台的"华人纵横天下"，看赵小兰，贝聿铭，李昌钰、朱棣文的生动故事和精彩言说，并不觉得自己堕落，因为这些节目的吸引力，大大超过手头的书刊。

按照老广"以形补形"的理论，既然书本的阅读可以提高文字水平，那么声像的观看就能促进语言能力。至于智慧思想和连珠妙语是被读入脑中还是听进心里，有区别吗？而在时效上，印刷媒体与电子媒体总有过去完成时与现在进行时的差别。此处绝妙诠释了黑格尔之言：一个灰色的回忆，不能抗衡现实的生动和自由。

新快报文/小康

“杨翁恋”是一处人造景观

翁小姐和杨老师之间的事，原本不过是周瑜和黄盖之间的事，别人无权置喙。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作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杨老师在国人眼里是具有崇高地位的，他的行为也因此具有了很强的外部性：他会成为别人仿效的楷模。

对杨、翁二人来说，最强有力的理由就是爱情！是呀，"子非鱼，安知鱼之乐"？除了翁小姐和杨老师本人，别人都不能代替他们回答这个问题，所有的追问在这回答面前都不得不戛然而止。但这个回答是不是真的就那么天衣无缝呢？杨翁恋最大的可议之处就在于，虽然可声称没有违反爱情的逻辑，但却违反了自然的逻辑。

有网友感叹："这事发生在名人身上就叫风流佳话，发生在普通人身上就叫老不正经。"话虽刻薄，却不无道理。夫妻年龄相差过大为何会被民众视为不正经？即因它是反自然的。自然中的万事万物都是有规律的，比如桃花要到三月才开、雪一般入冬才下等。顺应这些规律就是正经，悖逆这些规律就是不正经。翁、杨之间相差半个多世纪，你真的相信他们可达到琴瑟和谐的境界吗？中国80多岁的老灵魂多得去了，有几个能承蒙20多岁的青春如此垂爱呢？

爱情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就连翁父也说女儿作出了牺牲，只不过这种牺牲既是一种美德，也是光荣罢了。可见连杨老师的准岳父也不认为这真的是爱情，悖逆自然的特点又是如此的明显，民众会用什么理论来解读杨翁恋呢？最合理的当然就是"成本-收益"理论了。不是已有人以此为例再次证明"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了吗？杨、翁二人各自付出了什么成本，又获得了什么收益，网上有很精到的分析，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免得别人说我不厚道。

民间舆论对"老牛吃嫩草"颇不以为然，其实是出自维护自然规律的一种本能，防止这样的婚姻大量出现可能带来的混乱。但一些论者对杨翁恋的激赏，却很让人费解。

大河报文/郭松民

水煮白开水

川菜中有道名菜，叫水煮肉片。一不留神，水煮这类饮食名词成了书上的名吃。近偶然走进一家小书店。一抬头，一排冠以水煮书名的书让人好生奇怪：几家出版社竞相从《水煮春秋战国》吆喝到《水煮楚汉风流》，再到《水煮三国》、《水煮后三国》、《水煮商人》等。

这让人联想到书名中屡见不鲜的跟风现象。比如一本《中国可以说不》的书面市后，很多《……可以说不》的书慕"名"而书；一部《谁动了我的奶酪》火了后，《我能动谁的奶酪》、《谁也动不了我的奶酪》、《谁敢动我的奶酪》等如绕口令般的一哄而上。这种书名上"低、俗、浅、浮、煮"等树欲静而风不止的跟风现象，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先生认为，这是书商和出版社向市场媚俗的结果。众所周知，饮食是吃，文学是学，名吃与名词不是不能嫁接，但像这样把水煮饮食与经典文学"辣"郎配在一起，看似幽默诙谐，实则哗众取宠，贻笑大方；这样去吸引眼球，水煮读者，玩的是吆喝秀，端的却是败味汤！

其实，就水煮本身来说，无可非议。我们不妨把它看作一种市场的吆喝，就跟闹市中小贩们爱用流血价、跳楼价等来叫喊赚吆喝一样，只不过传媒书商吆喝的范围更广，手段更隐蔽含蓄、婉转文雅一些罢了。比如可以组织作家到处签名售书，或者开个作品研讨会，发点溢美之词以促销什么的。但读者并非都轻信传媒的炒作，作家也并非就一签就灵。笔者就亲眼看到有位出书影星在成都几个小时下来也没有签上几本书的尴尬事。由此想到，文学需要什么，最终还得由读者说了算。我想，如果一本书不能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哪怕传媒书商喊破嗓子，百般水煮烧烤也是枉然。

中华读书报文/文仕全

农民比市民更幸福？

《2005年社会蓝皮书》中公布的"2004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报告"调查结果显示，目前中国近八成居民感到生活幸福，农村居民幸福感强于城镇居民。

农村人拥有怎样一种强于城里人的幸福感呢？他们没必要像上班族那样出门就遭遇堵车的痛苦，没必要像公务员那样被强制带薪休假，不会因为生活条件太好而染上糖尿病、脂肪肝等"富贵病"，没必要因为国庆放假不知道去哪里旅游而烦恼。

农村人拥有怎样一种强于城里人的幸福感呢？

最近一项国家重点课题研究表明，在城市中产阶层尚未成气候的背景下，农村已经有了一个初具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农民工；而且在城市人疲倦了都市生活而向往乡村田园，以吃农家菜，玩农家乐为时尚之时，农村人整日呆在城市人向往的生活中。

农村人拥有怎样一种强于城里人的幸福感呢？民间俗语云：虱多不痒，债多不愁；西哲云：欲望是一团痛苦---农村人穷惯了，也就穷不怕了，觉得只要不生病不死就幸福了，面对现实是一种务实的选择；而且拥有的东西很少，就没有害怕失去的恐惧了---而城市人就没有这种潇洒了。

很显然，"农村人幸福感强于城里人"的判断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冰冷的基础上：城市人和农村人幸福的底线相比有着天壤之别，城市人的相对不幸福是建立在一个很高的福利底线上，而农村的相对幸福是建立在一个非常低的福利底线上。

说得残酷一点就是：站在一个很低的福利平台上，农村人没有机会享受到城市人的"不幸福"。高的福利孕育了高的期待，相对剥夺中生长出不幸感；低的福利孕育了低的期待，听天由命中生长出一种无奈的幸福感。总之，城市人的"不幸感"是跟未来的消费主义比较，而农村人的幸福是在跟过去的匮乏比较。

这是什么的幸福和什么的不幸啊？关公战秦琼式的幸福感比较折射出何其沉重的现实，何其巨大的鸿沟。

燕赵都市报文/东方木

二大爷的书悄然问世

上大学的时候，认识一中文系的哥们。他是北京人，有事没事就到我们宿舍天花乱坠地胡侃一气，几年下来，他让我真切地相信了京油子绝不是浪得虚名。但是，最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的还不是他，而是他在北京的一位二大爷。有次他跟我聊到名人的出书热，非常不齿地说这根本就算不了什么："你知道吗，我在北京的一位二大爷不久前刚出了一本书！"我赶紧追问他二大爷尊姓大名，但他无论如何也不告诉我，最后只是给我简单介绍了一下他二大爷出书缘由：他二大爷是开足疗按摩店的，有一次把一位出版社的编辑伺候得倍儿爽，一来二去，在此位编辑的鼓捣下，他二大爷的书也就悄然问世。

这哥们说他忘了书的名字，只是记得封面上有一个大脚丫子。

考虑到我村里有一位专钉马掌的大爷逢年过节的时候也能写点对联儿啥的，在这位哥们面前我心里也就平衡了些许。

但我不得不承认的是，这年头儿似乎随便是个人就能出书。出书的人多了，市面上的书自然也就多了。有人把当前中国书市喻为通货膨胀，意思是说，卖书的人多了，买书的人少了。还有人说国人越来越懒，不爱读书了。在我看来，实在是另有隐情。

还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同宿舍就有一个特爱买书的仁兄，从大一开始，他就不停的买书，大中小部头的各色书籍几乎充斥了我们宿舍的公共空间。而他买的书，都有一个共性――必附有序或跋。起初，无论是学术专著还是畅销书，只要他买到手中，第二天就能在课上向广大同学老师兜售其中理论。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宿舍的其他几个人都被他折服得要去寻死觅活，我们一致认为他的阅读能力真是太强了。后来，这位仁兄终于向我们揭开了谜底："别看那些书弄得那么花哨，正文翻来覆去讲的那些废话都在序言或跋里了。再说了，你们瞧瞧，序言或跋里的字块儿多养眼呐！"

在佩服此位仁兄的无限演绎能力的同时，我从那时起就对出版业的编辑水平叹为观止，这也使我更加坚信，中国图书市场的卖方市场是多么地有根有据。

可怜的韦小宝

在金庸的小说人物中，最可怜的莫过韦小宝了。

其他人物，比如郭靖，虽然憨厚到了虚伪，但终于博得了一代大侠的名声；再比如岳不群，虽然耻辱地死在了武功最差的仪琳手里，但终于为汉语增加了一个伪君子的代名词。好的好到底，坏的坏到底，都算各得其所。惟独韦小宝，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又坏不到极至，让人不知所以。

这里不是想分析小说里的人物，比如这个属于扁平人物，那个属于圆形人物等等，而是说他们在金庸言谈中的地位。说韦小宝可怜，是因为在金庸的嘴里，他也是变来变去的。

最初，金庸写了《韦小宝这小家伙》一文，这样评述自己对韦小宝的态度，"事实上，我写《鹿鼎记》写了五分之一，便已把韦小宝这小家伙当作了好朋友"。

那时，金庸对韦小宝是喜爱的。谁会把自己不喜爱的人当作朋友呢？

后来，大约2001年吧，在广州中山大学的一次演讲中，金庸又说了类似的话：大家要学习郭靖，不要学韦小宝。

不久前，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金庸又提起了韦小宝，说真的想过最终让韦小宝七个老婆逐个离他而去，因"这厮实不应可享尽齐人之福"，"小朋友读到会不好"。

就这样，两三个起落，韦小宝在金庸嘴里便从天堂跌到了地狱，至于从前金庸说过的韦小宝的"义气"之类在现在他当然不会提起了。

其实，韦小宝还是那个韦小宝，贪玩好色，但义薄云天，不过金庸的处境不同了，自然和韦小宝生分了。

从前的金庸，也是一江湖人物，为了增加报纸的销售量，不得已操刀玩起了武侠小说，自然和同为江湖人物的韦小宝多亲多近。而现在，金庸靠近了主流，处了庙堂之高，抛弃个把从前的朋友在他看来实在没什么不正常的。

从这一点上说，金庸现在的性格和另外一个江湖人物宋江有一些相似。那就是，当着水浒好汉的面绝对不会打开自己的木枷，一旦四下无人，自然落得个轻松自在了。

他这么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也不打紧，可苦了韦小宝了。如果韦小宝泉下有知，当和七个老婆抱头痛哭一场吧。

《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文/王小山

经济学家的“”心态

最近周其仁教授大谈超英赶美。他在报上发表文章，说他不过是"在转述伟人、前辈、同事和朋友的看法。远看中国，我对这些判断没有异议"。

我们尊重经济学家，是在于他们有我们没有的分析力，不是因为他们更喜欢追星。遗憾的是，周先生把学术明星们彼此矛盾的意见一股脑儿地堆在一起，不加分析地用来支持自己对经济发展的乐观前瞻，颇有些的味道。

比如，他听说美国媒体采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问"75年后谁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结果只有一二位肯定地说是美国；一位说如果俄罗斯进入欧盟，就是欧盟；俄罗斯不进欧盟，还是美国。除此之外，八九位诺奖得主，一致说是中国。接着，他又引用林毅夫的预言：2030年中国经济总量就可以超过美国。

75年后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只需中国经济年增长率比美国高那么几个百分点就可以。但要在2030年超过美国，年增长率就非得两位数不可。这两个预测，对中国经济年增长率的估计，以百分点计至少相差一倍以上。以年份计也是75年后还是25年后之别。我很少见到经济学家的意见可以差这么远的。你即使是盲信也只能信一家。周先生怎么能对两家都没有异议呢？

最邪乎的是他引述张五常教授："18年后中国的人均GDP可以向美国叫板。"并说张教授有根据："就是日本在人均GDP方面发力追美国，实际上也就是二十年。他认为中国现在的势头比当年日本好，可以减去两年，十八年够了。"18年后就是2022年。中国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多。如果那时中国的人均GDP要能和美国叫板，中国的GDP就至少是美国的四倍。如今中国的GDP仅为美国的八分之一左右。况且美国经济也不是原地踏步。到那时，经济总量至少也翻番了。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按张五常的预测，中国经济从现在到2022年，不是翻三番四番的问题，而是要增长六十几倍了。要达到这样的目标，除了靠"亩产万斤粮"之外，大概也是别无他途了。笔者不知道周先生是把张教授看作朋友、同事、前辈，还是伟人。若是朋友和同事的话，最好先去看看他是否喝醉了。

《东方早报》文/薛涌

男人找工作 女人找老公

文/座间翔

闲来无事，翻了翻桌上的一份报纸，头条内容勾不起我丝毫的兴趣。在这张报纸里，与党政大事绝缘的我好像只有中缝广告是合适看的。不过离广告栏最近的一则豆腐块文章还是吸引了我的视线。

据报道，中国男大学生找工作，女大学生找丈夫。对20多所大学的4500名学生的调查显示，最多的男性约43%把专业发展作为主要择业标准，而女性40%考虑的是工作地点和收入……22%的女性坦言："最重要的是找到一家可以遇到梦中白马王子的公司，以便随后同她结婚。""舒适的工作和正常的收入对于一名女性来说足够了。他们最需要的是一位出色的丈夫，因为竞争是残忍的……"

电视里经常出现的女性形象大抵是巾帼不让须眉啦，不输男人的职场女强人，以及女人能顶半边天之类。让人觉得所有女性都是挑战男权社会的斗士。而现实的情况恰如这份报告显示，女性不喜欢竞争。女侠，女将，女主管，女强人终究只是女性中的一部分。看了这则消息不禁让人有点失望，女孩子们怎么忽然有那么多不求上进了，还是这种社会分工本来就天经地义？我想当然都不是，只不过我们（男和女）现在都太现实了，比起安逸的生活，口号和理想是那么苍白，而女人作为理性的动物（请原谅我的无礼）比较舍得抛弃"没用的东西"罢了。

作文也要分级制

最近，针对有关人士对中小学生作文考级的质疑，作文考级中心作出回应，其态度是温和的、说理的，比之几年前某些语文教育专家的蛮横不讲理，给人一种最明显的感觉是，社会毕竟又进步了。

然而，态度归态度，道理归道理。据悉，全国中小学生作文考级的规划、组织、协调和监督管理，由中国语文报刊协会学术委员会作文考级中心负责，共分12个等级，分别对应小学一年级至高中三年级12个年级。

作文考级论者认为完全可以探究出一套科学、规范、系统的作文能力量化评估法。近年来，量化评估方法在人文学科的实施，几乎没有成功的范例。具体到作文，实际上，中国语文教学的问题，恰恰是用冷漠的知识分析取代审美的语文感受，使本该生动活泼的语文沦为僵死的、枯燥的、不受欢迎的量化分析。有一点不应忘记的是，历史上多少蠢事恶事都是以科学的名义实施的。

作文考级论者认为，考级是一个良好而有效的考核手段，能真正达到检验学生作文水平的目的，教师可以通过考级找到学生的不足，因材施教，促进学生作文能力的提高。令人想不通的是，为何不借助国家教师培训计划等方式进行推广、普及，从而实现中小学作文教学水平和效果的整体提高，而非要搞一个有偿的培训和考级？这就不能不使人产生谋财的怀疑。有人算过一笔账：报名费120元，从1级考到12级，即使次次过关，也得花1440元，再加培训费、教材费等，全国3亿学生的基数，实在是一个很大的市场，不知要养肥多少作文教育专家。

当年，学者董任坚在谈到学者的品格时说，学者的研究不当有一点金钱势力搀杂其间，否则，研究便失了效力，学者便失了信用，且于社会无涓滴的裨益，就是学者的资格亦丧失了。拉贝莱有句名言："学问无良知即是灵魂的毁灭。"今天，用这些标准来衡量，以教育创新推动教育改革和社会进步，永远是值得敬重的。但是，若果如分析者所言，因为利益驱动，不惜以科学的名义，以加重学生的经济和学业负担、危害学生的身心健康为代价，为个人或集团牟利，那么，恐怕就连"学者的资格亦丧失了"。

中国青年 文/周然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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