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大学研究生范文

时间:2023-04-04 02:2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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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大学研究生

篇1

关键词 女研究生 恋爱 择偶 婚姻

文章编号 1008-5807(2011)03-156-02

一、调查方法

考虑到资金成本、时间成本和样本代表性、可得性,本次调查的对象主要以贵州大学在校未婚女研究生为主。对法学院、马列部、人文学院、化工学院、精细化工研究开发中心以及管理学院等女研究生进行了问卷调查。本次调查通过设计调查问卷,共采集样本100份。在调查过程中辅以个别访谈的方法。着重调查贵州大学女研究生的恋爱动机及择偶方式,理想中的恋人如何,对自己学历的认同感,对待性的看法以及对未来婚姻的态度等内容。

调查小组拥有良好的调查基本素养,本次调查100份问卷全部为有效问卷。为保证数据处理的科学性,本调查采用SPSS16.0作为数据处理软件。实现进行数据结构的定义,保证数据结构合理,便于计算机识别处理和数据分析。

二、调查结果及分析

去年,北京大学在成都公布的关于女研究生婚恋观问卷调查的报告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北大19个院系的392名女研究生接受了调查,发现未婚比例高达96.7%。针对此种现象,我们不禁要问高学历是不是女性婚恋的障碍呢?对此暂不赘述,先看贵州大学女研究生的婚恋观现状调查结果分析:

(一)恋爱观

根据问卷调查的结果统计,所调查的100名女研究生中,47%的人已经有交往对象,34%的人选择了“看缘分”,只有2%的人“从未想过”。可以看出,总体上女研究生希望谈恋爱的比重占很大。而从表1可以更进一步明确她们恋爱的主要动机,74%的女研究生选择了“找寻真爱伴侣”,10%的人选择了“寻求谈恋爱的感觉”,可见女研究生恋爱的最主要动机是指向婚姻的。这一结果与本科生相比有很大的差异,这主要是因为女研究生她们有更强的独立自主性,做事更沉稳更有计划性,较少为外界环境所左右。她们考虑婚恋问题时的确定性因素更多些,因而就更容易使恋爱与结婚统一起来。

(二)择偶观

在调查统计中发现,81%的女研究生在选择男朋友注重“责任心”,其次则是“性格因素”比重达73%。这说明了教育程度高的女性相比教育程度低的女性具备更强的自我谋生能力,她们在择偶时更看重的是对方的品质,而对某些外在的东西看得较淡,表明女研究生的择偶观趋于成熟。

女研究生对性格和责任心重视程度远甚于收入、家庭条件的重视,可见她们在择偶时持的是非功利性标准,不大在意对方的物质条件,反而非常看重能否与对方形成心灵的契合。这种现象的出现,源于她们的学历使得她们完全有能力自立,无须依靠男性来获得物质保障。她们在择偶时,对异性的年龄、身高和学历,放宽了要求:在“如果情投意合的情况下”选择的比率均在30%以上,其中对学历的要求在情投意合的状况下,选择的高达比例61%。这充分表明,女研究生的择偶趋于理性。而在调查她们认为维持爱情最重要的因素中,高达92%的人选择坦诚和信赖,而不是经济基础居第一位。

(三)观

调查结果显示:65%的女研究生认为“对男女都很重要”;在对婚前的态度方面,44%的人选择了“赞成,但只和另一半”,31%的人选择“理解,但自己不会做”,只有4%的人选择反对。

上述调查结果显示出以下特点:贵州大学女研究生的性道德观念基本上与目前社会上占主流的社会道德观念是一致的,对各种非婚姻的认同率均很低,但明确表示反对、否定的比例也不高,更多的人持理解、宽容的态度,这反映出随着社会的开放和进步,一些传统的观念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这种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态度,一方面说明当下的女研究生在骨子里依然固守着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信奉女人该保留的还是要保留;另一方面也表明处在巨变中的当代中国社会随着旧有价值体系的瓦解、新旧观念的碰撞及新价值体系尚未成型,不再把性等同于羞耻、罪恶,开始以人性化的眼光来看待性本身,将性视为个人的隐私而不多加干涉。

(四)婚姻观

注重婚姻的爱情基础,追求高品位的婚姻生活,宁缺毋滥。从理论上说,爱情应与婚姻结合起来。统计结果显示52%的人选择“恋爱应以结婚为前提”;而对婚姻的态度方面,65%的女研究生认为“非常令人向往”;如何看待爱情与婚姻两者的关系,如何处理这对可能的矛盾,选择正确的婚恋生活方式,便成为青年婚恋观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调查中,当问及“如果找不到令人满意的配偶,您可能选择哪一种方式”时,选择“找个凑合的”的人占12%,“宁缺勿滥”的为63%。

三、结论与思考

以上调查研究结果体现了贵州大学女研究生择偶标准更注重人品个性、能力经历等内在素质;择偶的自主性强,但主动性弱;注重婚姻的持久性和情感性兼顾;性观念开放程度明显增强等婚恋特点。从中我们发现,在女研究生的心目中,恋爱――结婚――的传统线性婚恋程式已经越来越淡,三因素之间呈现出多元的组合关系。总的来说,在婚恋问题上,她们传统,宽容但决不轻易苟同物质取向和开放取向的婚恋观点,婚恋态度明显拒绝依赖,更多的是理性、谨慎和独立。在她们的观念、思维中,既有浓厚的传统女性的特色,又有鲜明的现代人的风格和知识女性的特点;在她们身上,传统两性价值观的影响犹在,但从知识到态度到行为,都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并已从表层走向深层。由此,有以下两点思考:

第一,高学历青年的婚恋问题,特别是高学历女青年的婚恋问题,是一个应当引起广泛关注的问题。第二,高学历青年本人应当正确处理婚恋与学业(事业)的关系,努力使二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学校和社会也应为这一群体处理婚恋与学业(事业)的关系创造良好的氛围。婚恋问题解决好了,可以成为推动学业(事业)的一种动力。

总之,通过调查和研究,对贵州大学女研究生的婚恋状况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和认识。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还会发生多变化,她们的婚恋观也还会发生许多新的更加深刻的变化。但是更多的是趋于理性、谨慎和独立。

参考文献:

[1] 申荷永.社会心理学原理与应用.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

[2] 魏琳,陈娟.军医大学女研究生的婚恋观念.重庆大学学报,2005,(3).

[3] 李志,吴绍琪.研究生婚恋价值取向的调查研究.重庆大学学报,1997,(1).

[4] 周晓燕.高学历青年的婚姻问题.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2,(4):22-26.

篇2

关键词:贵州少数民族大学;英语学习策略;特征

中图分类号:G752.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9)05-0164-03

由于历史、地域和社会经济发展等多方面的原因,人们普遍认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英语水平有可能较其它汉族大学生的英语水平低。本研究尝试从英语学习策略的角度研究这个问题,探讨与汉族学生相比较贵州少数民族大学生在使用英语学习策略时表现出的基本特征及差异,以期能更好地指导实际英语教学。本研究采用分类分层抽样团体测量的方法在贵州各主要高校非英语专业二年级学生中进行了问卷调查并采用SPSS12.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一、调查结果

本研究发放SILL(英语学习策略)量表420份,回收400份,除去无效量表17份,实得有效量表383份。其中贵州大学学生73名,贵州财经学院68名,贵州师范大学81名,贵州民族学院94名,贵阳中医学院67名,共383名;其中少数民族176名(苗族56名、布依族38名、侗族27名、土家族19名、仡佬族11名、壮族9名、穿青族7名、蒙古族6名、满族3名),汉族207名。表1是两组被试基本情况的描述性分析。

按照Oxford提出的测量标准,每种策略平均值的大小表示了被试使用该策略的频率,具体标准分为五个等级,分别如下:平均值在1.0-1.4之间表示“从不使用该策略”;平均值在1.5-2.4之间表示“很少使用该策略”;2.5-3.4之间表示“有时使用该策略”;3.5-4.4之间表示“经常使用该策略”;3.5-5.0之间表示“总是使用该策略”。

两组被试使用各项策略及总策略的频率均在2.5-3.4之间,说明我省少数民族大学生和汉族大学生学英语习策略使用情况都一般,属中等水平范围。其中两组被试元认知策略和补偿策略的使用频率均较高,而使用频率最低的都是记忆策略。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和汉族大学生组的6种英语学习策略及总策略使用频率的均值进行T检验,结果表明(见表2):两组被试在补偿策略和情感策略的使用上存在明显差异。

二、调查问卷的结果分析

1、学习生活环境改善,民族交流加强缩小了少数民族与汉族大学生间的差距

本研中两组被试使用元认知策略和补偿策略的频率都是最高的,这与江晓红的研究结果是一致。元认知策略的普遍使用表明大学阶段的学生为了达到一定的学习目的能够在宏观上积极调控自己的英语学习过程,协调自身的学习活动,进行有效的自我监控、自我评价等。积极使用补偿策略表明学生能有意识地通过上下文,预测他人目的等手段弥补在理解和运用目的语中知识的欠缺,克服遇到的语言障碍。虽然我省大学生用英语与英语国家人士进行对话交流的机会不多,但是由于人们越来越重视英语学习以及英语测试,学生有可能至少在理论上将应试技巧中使用最普遍的猜测词义,迂回表达等带有补偿性质的技巧迁移到日常的学习中。

因为缺乏真实的英语交际学习环境以及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记忆”是中国学生最常用的英语学习策略。但是,在本研究中学生使用记忆策略的频率也偏低。一种可能的原因是,中国学生习惯用背诵生词书,重复记忆等传统的记忆方法,而不习惯量表中提到的借助肢体语言或英语的节奏等策略来帮助记忆。

此外,少数民族大学生和汉族大学生在记忆、认知、元认知、社会策略和总策略的使用上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差异。说明贵州少数民族大学生在记忆、处理英语学习材料的技巧方面以及调控自身的英语学习过程方面都与汉族大学生是没有差别。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两组被试在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成绩上也没有明显的差异(t=0.163,sig=0.870)。总体看来,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学习策略形成和使用上与汉族大学生基本无明显区别。这说明经过国家和地方多年的投入和帮助少数民族的生活学习环境已经有了巨大的改善,就贵州地区的在校大学生而言,民族间的差距已大大缩小,这应主要归因于民族间交流的加强,民族地区经济的大发展和民族关系的和谐。另外,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本次调查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并不都是贵州地区的少数民族还有部分外省来就读的少数民族学生也可能是调查结果与以往研究不一致的原因。

2、民族文化特色形成的差异

贵州少数民族大学生和汉族大学生在情感策略的使用上存在明显差异,这与姚瑛的研究结果不一致。其中,少数民族大学生使用情感策略的频率较汉族大学生高,这表明少数民族大学生比汉族大学生更善于管理自己的情绪,能较有效地克服在英语学习中的负面情绪和情感障碍(如焦虑、缺乏信心、害怕失败等)。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可能与少数民族文化有关,少数民族多能歌善舞,喜欢以歌舞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情感,在这样的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少数民族长期以来形成了率真、热情、奔放的在格特点,这也使得少数民族大学生有可能在无意识中更多地使用情感策略以疏导自己在学习产生的不良情绪。

3、三种语言带来的困难和英语国家文化背景知识缺乏造成的差异少数民族大学生使用补偿策略的频率明显较汉族大学生低。这说明贵州少数民族大学生在英语学习中因语言知识不足在语言交际中碰到障碍时,较少地使用猜测等手段来有效地克服这些障碍。在二语学习中,一语正负迁移作用的存在是研究所公认的,而在三语学习中,学习者必然受到一语和二语两种语言迁移的影响。汉族学生学习英语时只有两种文化冲突,而少数民族学生则要面对三种文化冲突,也就是说,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学习、理解英语的过程中,要多受一种语言的干扰。另外,与以前相比虽然少数民族地区的英语学习条件有所改善,但总的来说学生们了解英语国家文化背景知识的客观条件仍然有限,缺乏练习英语的机会和英语学习环境在极有可能影响和制约少数民族大学生大胆使用猜测等补偿策略来达到顺利交际和解决语言困难等问题。

三、教学启示

1、系统科学地针对性少数民族大学生进行英语学习策略地培训

本研究中少数民族大学生与汉族大学生英语学习策略的使用情况基本无明显的差异,表明两者在英语学习方法上的差异已日渐缩小。但总地来看贵州大学生使用学习策略的频率并不高,学习策略和学习技巧地使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学习的效果,因此,教师应根据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特点制定科学系统的培训计划,如,训练学生用联想等方式背单词等。

2、充分利用和借鉴各民族文化

少数民族多较汉族更奔放、热情因而总体上更能与人交流,也更能疏导自己的情绪,因此,教师要转变传统观念帮助少数民族学生克服自卑等不良学习情绪,加强同学间的交流与合作,取长补短充分发挥各自文化中与生俱来的优势。

篇3

关键词:大学生第二专业学生学习;倦怠;调查研究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25-000-01

学习倦怠的概念起最早源于职业倦怠,目前国内外尚未有统一定义,国内相关研究起步晚,研究方向较为单一。Schaufeli等(2002)提出学习倦怠是指由于过度的学习需求而使学生产生情绪耗竭、疏离学业、成就感低落;连榕等人(2005)提出大学生的学习倦怠是学生焦虑、低自尊、疲乏等消极学习心理的表现,反映了学生的负面学习态度。随着我国高校教育改革的不断推进,高校为学生设置“双学位・双专业”教育模式,旨在为社会主义市场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级人才。但大学生在选择第二专业的同时意味着要面对更加繁重的课业与学习压力,导致部分学生学习产生倦怠甚至影响了自己本专业的学习和生活方面。本研究以贵州省第二专业学生的学习倦怠为研究对象,一方面可以扩充学习倦怠理论研究,同时为大学的教学与管理提供实践支持。

一、对象与方法

1.对象

本研究以贵州省大学生学习第二专业的学生为研究对象,选取大学二年级、大学三年级、大学四年级三个年级参加双专业的学生各70人,另随机选取未参加双学位的学生90人,共发放问卷300份,收回280份,有效回收率93.33%。

2.研究工具

采用连榕等人编制的《大学生学习倦怠调查量表》[1],量表有较好的信效度。量表共20个项目,3 个分量表,包括情绪低落、行为不当,成就感低。5级计分,信效度较好。

3.统计方法

采用SPSS16.0对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二、结果

1.贵州省大学生第二专业学生学习倦怠现状

第二专业学生学习倦怠总体情况高于非第二专业学生。

2.第二专业学生学习倦怠的性别差异分析

第二专业学生学习倦怠在性别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

3.第二专业学生学习倦怠的年级差异分析

不同年级的第二专业学生在倦怠总分、行为不当因素上存在显著性差异。

4.第二专业学生学习倦怠在是否独生子女的差异分析

有独生子女的倦怠总计略高于非独生子女,其他方面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5.第二专业学生学习倦怠的生活环境的差异分析

城镇与农村居住的学生学习倦怠在成就感低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

6.第二专业学生学习倦怠的不同主修专业的差异分析

不同主修专业的学生在成就感低因素上具有显著性差异。

三、讨论

研究结果表明98%以上的第二专业学生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学习倦怠,严重学习倦怠者占到47.8%。双专业学生表现出的学习倦怠总体上要比非双专业学生更严重,这说明双重学业的压力对学生的学习心态造成了较大的影响[2]。

从第二专业学生的性别差异上看,男生与女生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说明第二专业的学习不论对男生或是女生都增加了负担,同时使男女生都产生了学习倦怠。但在成就感低方面男生的分数要高于女生,可能因为男生不论是从个人、家庭还是社会方面都被赋予了更高的期望,传统观念中男性更是要负起上养老下养小的责任,所以男生在学习过程中总是会不断地自我施压,即使在取得了一些成绩仍然无法获得太高的成就感。

从年级上来看,不同年级的第二专业学生在行为不当上存在显著性差异。低年级的学生因为刚步入大学校园不久,在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中,通常都是遵守纪律不做出格的事,不会发生诸如逃课、不写作业、考试作弊等现象。但随着年级的升高,不当行为的发生频率也再提高,高年级学生可能会因为已经完全熟悉了身边的环境使得注意力转移到了学习以外的事情上,或是发现现实中的大学与之前自己期待的不同,故产生失望情绪,最终通过不当行为来释放这种消极情绪,也有因为受不正学风的影响通过学习他人而做出不当行为。

从学生的独生子女情况看,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学习倦怠上并无显著性差异,都显示出较高的学习倦怠,但在情绪低落方面,独生子女的情绪低落分数要高于非独生子女。可能因为非独生子女家中有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兄弟姐妹,他们有倾诉的对象,对自我调节情绪方面有帮助。另外,从第二专业学生的家庭环境看,城镇居住的学生与农村居住的学生在成就感低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因为农村的孩子许多都将考上大学看作未来能过上更好的生活的唯一途径,他们在考入大学前多数都是自己所在村镇学校的佼佼者,而在进入大学以后,一方面接触到了更多的新鲜与未知事物,这往往会使他们产生自卑情绪,而一旦学习上不能取得理想的成绩就更加让他们的成就感低落。另外随着就业压力的加大,大学文凭渐渐不再那么独特和令人骄傲,上了大学并不能代表未稳定的收入,这也促使农村出来的孩子们缺乏成就感。

最后,从主修专业上看,不同主修专业间的学习倦怠也存在着显著性差异[3]。不同专业的课程强度不同,有的专业容易被接受,有的专业由于专业性太强使学习变成了负担。有许多人学习的专业并不是他们一开始想要读的那个专业,有可能分数不够也有可能被学校调剂,使得专业认同感较低,学习的动力机会不足。学生选择第二专业的目的或因为兴趣所致,但更多的是出于就业考虑,希望提高自己的竞争力,这就导致主修专业本就学起来比较吃力,现在又加了一个专业,压力更大了倦怠也就更容易增加了。

综合以上的研究发现,可以为贵州省的大学教学与管理方面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持。

参考文献:

[1]连榕,杨丽娴,吴兰花.大学生的专业承诺、学习倦怠的关系与量表编制[J].心理学报,2005,05:632-636.

篇4

13年铸就贵州支教志愿者品牌

2000年,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支教团来到贵州省晴隆县开展支教志愿服务,这是团中央向贵州派遣的第一支中国青年志愿者研究生支教团。13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关心重视下,共青团贵州省委、省志愿者协会不断完善机制建设、提高服务地管理能力和强化服务意识,吸引了各大高校的参与。近年来,选择到贵州开展研究生支教志愿服务的高校连年递增,从2000年的l所高校增加至2013年的21所,年派遣人数由当年的5人,增加至2013年的152人,服务县增加至22个县,实施规模实现了跨越翻番。研究生支教团的志愿者们也用自己的青春活力、执著热情缔造了闪亮的志愿者品牌。

2005年8月,中国海洋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将支教点选在了德江县煎茶中学,志愿者们抵达时,全校师生用最高的欢迎礼遇,将他们夹道。8年过去了,中国海洋大学至今已向煎茶中学连续派遣了54名研究生志愿者,有效缓解了该校师资力量特别是高学历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

针对贵州贫困地区特别是偏远乡镇的学校师资力量薄弱的历史性难题,为给西部基础教育事业发展输送一支持续的师资力量,团中央将派遣研究生支教团作为支持贵州教育事业发展的举措,陆续增加了浙江大学、复旦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江西师范大学、贵州大学、贵州师范大学派遣研究生支教团志愿者,服务点分布于望谟、息烽、镇宁、遵义、余庆、湄潭、龙里、德江、丹寨、麻江、百里杜鹃景区11个县(区)的近20所中小学,实施规模排在全国前列,为贵州基础教育发展输送了一支持续的高质教学力量。2009年8月,团中央将第十一届研究生支教团工作会议放在贵州大学举行,对贵州研究生支教团实施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2013年4月13日,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长陈鸣明在望谟县特别看望了江西师范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志愿者,对研究生支教团在我省支教取得的突出成绩给予了高度赞扬。

三尺讲台,彰显青春本色

张路正是2008年到望谟民族中学支教的研究生支教团志愿者,如今,他的好多学生都已考上了大学。现就读于贵州师范大学的杨柳在谈起他时,依然心怀感恩:“张路正老师在刚接手我们班时,全班数学成绩一塌糊涂,为迅速扭转这个局面,张老师给同学们赠送课外读物、制定课内外长期教学方案,引导同学从兴趣上感受数学、感知数学,很快我们班的数学成绩就取得长足进步。”从那时起,杨柳就立志要像张路正老师一样,长大做一名教师,做一名志愿者,于是毅然报考了师范院校。

第十五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第八届中国青年志愿者优秀个人、2010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第十届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支教团队长郎坤在谈起自己支教经历时,总是自豪地说:“支教龙里,三尺讲台书写无私奉献;选择西部,广阔天地燃烧热血青春。”自2007年起,武汉理工大学开始向龙里县派遣研究生支教团,6年来,选拔了37名研究生志愿者奔赴龙里县各中小学进行支教,志愿者们发挥所长、潜心教学,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其中,第九届队员王百雁所执教的政治课及格率在黔南州的统考中由8%上升到78%,获得了龙里中学教学成果奖;第十届队员崔伟所执教高一年级语文科目,期末统考及格率达98%,名列年级前茅;第十一届队员夏文钊所教小学五年级英语,及格率由30%提升至80%;第十二届队员王晶所教小学英语的及格率更是从60%攀升至100%。一连串激动人心的数据记录了那火热的青春岁月,凝聚了志愿者们的滴滴汗水,淳淳爱心。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13年来,一批又一批研究生支教志愿者来到贵州这片热土,用爱心接力建立起跨越两省,跨越校地的温情连线,为支教学校注入青春的活力、多元的理念,探索出了落后地区中小学引进高层次教学人才、师资力量的另一路子。

建立“校地合作”,引来丰富资源

2012年8月,刘华、刘徽、屠莉娅等三位来自浙大教育学院的中青年学者,来到湄潭县为全县540余名中小学骨干教师进行了12场精彩的培训讲座,这次讲座是浙江大学结合研究生支教团项目实施的“求是强师工程”的一部分。“求是强师工程”于2007年启动,每年从浙江研究生支教团支教的湄潭县求是高级中学、湄潭中学、湄江中学选拔20名左右的优秀教师前往浙江杭州学习交流,迄今已举办五期,共组织了79名优秀教师赴杭州培训学习。

江西师范大学2002年开始向望谟县派遣研究生支教团,利用附属中学的优质资源为望谟县培训中学骨干教师45人次。望谟民中的张国芸老师在谈起自己赴江西师大附中学接受训的收获和感受,十分感动,她说:“江西师大运用自身资源,选派望谟县中小学教师到江西去进行培训,使长期在望漠县支教的老师们能了解省外、教育先进地区的教学理念,参加培训不仅使我学到了新的教学方法,还使我增长了眼界,开阔了视野。”江西师大与望谟县在长期的合作中,早已突破“支教”范畴,向多层面的合作与帮扶迈进。2012年5月,江西师大与望谟县正式签订了校地合作协议。

复旦大学在支教的息烽县出资援建了一所乡村中学――乌江复旦学校,并将该校纳入复旦大学基础教育联盟成员,享受每年一个“校长推荐”名额到上海参加自主招生考试的待遇,从招生上给予支教地息烽县支持。2013年,乌江复旦学校高三学生陈洪平成功获得了复旦大学的预录取资格。

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多年来,与校红杜鹃爱心社、山东聊城高速公路管理处、美国童心社、华芬基金会等爱心机构建立长久爱心合作关系。成功得到上海大众、腾讯网等知名企业的资助。通过“安利彩虹计划”实施“暖心三个一”工程,签约武汉二航路桥特种工程有限公司,使资助工作逐步项目化。引入总价值近五十余万元资金、物资,资助家庭困难学生近500余人,为众多孩子们解决了家庭的后顾之忧。

俗话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黔研究志愿者支教团背靠母校、名校的资源,循着“走出去,引进来”的思路,为提升服务地教教育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多方奔走,促成了“校地结对・教学培训”、“支教效应”等众多师资培训团品牌项目,在受援县(市)、学校与支援高校、高校所在地之间架起了一座座“希望”的桥梁,为服务地留下了一批带不走的师资,创造了资源运作的新空间。

丰富活动载体,形成独特支教文化

在龙里城关三小,周一、周三、周五下午上完课,同学们都可以到学校的关爱农民工子女“微笑小屋”参加由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支教团老师组织开展的各种文艺活动、主题活动。而这个时间,也成了负责小屋管理和运作的研究生志愿者姜伯玲最为忙碌和开心的时刻。城关三小“微笑小屋”建成后,武汉理工大学历届研究生支教团就轮流接过了小屋的维护运作工作。志愿者们以“小屋”为载体,打造“梦想剧场”、“农民工子女舞蹈队”、“小雏鹰志愿者服务队”、“周末龙里文化广场”、“理工・滴滴GO助学金”、“乡村校园行”等品牌活动,使城关三小的校园文化一下子活跃起来,成为龙里县的各种文艺、主题活动邀请参与的常客。

华中师范大学大于2012年加入向贵州派遣研究生支教团的高校队伍,研究生支教团成员王博、夏梦媛、陈希三位同学,初到支教学校余庆白泥中学,就开始筹建“七彩小屋”,开设英语兴趣班,组织学生开展英语口语互动,农民工子女参加各种文娱兴趣活动,形成了白泥中学的一个课外文化阵地。

篇5

关键词:淘汰分流;研究生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16-0005-02

一、淘汰分流机制的必要性

淘汰指去除掉不合乎规格、标准的。研究生淘汰机制指在研究生教育过程中,共同商议、制定和实施硕士研究生在培养过程中所应该达到的要求与标准,通过系统的手段、措施和方法对研究生进行教育敦促,在研究生教育中形成一定的内生机制,促使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提升,最终实现硕士研究生群体整体综合素质的提高和进步。分流是指在毕业与退学之间提供多种方式出路的设计,即不适合做博士的,可以完成硕士学位,硕士答辩通不过的,可以延期,再不行的,学分够,可给毕业证。从结果来看,研究生淘汰可分为带有某种改正机会的形成性淘汰(如延期答辩、重修学业等)和终结性淘汰(如取消学籍、取消学位等)两种类型。我国硕士研究生整体淘汰率偏低,在职研究生因为有全国统考而获学位比例较低。而国外则有较高的淘汰率。据统计,德国硕士生淘汰率为27%,美国博士生的淘汰率为38%。国外各层次的教学机构的淘汰机制对高水平的人才培养起到重要作用。美国作为当前世界公认拥有最好研究生教育体系的教育大国和强国,研究生培养的质量稳居世界第一,美国高校里面健全、完备的淘汰制度对高质量的人才培养功不可没。

二、淘汰分流实施难点

无论国内外,中国和美国,学生淘汰分流后都会面临很大的损失,不同的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对于淘汰分流的具体过程控制较为科学、规范,而且对学生淘汰分流的后续处置措施较为完善,社会上对于淘汰分流的理解度也更为宽容。美国研究生教育淘汰制能够顺利实施,除了本身所具有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外,还归因于一套系统灵活、完备的善后处理制度,这样就保障了研究生在被一所研究生院淘汰之后还能够有其他的选择。国内研究生淘汰难实施的根本原因在于淘汰后对研究生负面影响过大,对于淘汰后的出路设计的不多。而且国内研究生正常毕业牵涉到就业、户口迁移、干部编制等系列问题,一旦不能毕业,对学生就会造成严重后果。例如,国内硕士生学制一般2-3年,一旦被淘汰后,再想拿学位证就得再重上一遍,各学校间的课程学分转换困难。而且现在实施的各种淘汰制缺乏一定的科学性。如“末位淘汰制”设置一个固定的淘汰比例就没有考虑到不同批次学生水平和能力的不同,中期考核制存在着考核内容、目的不明确、拿简单的考试方式来判断学生研究能力的问题等。国内本科生、研究生教育自20世纪80年代快速发展、规模日益扩大,以及我国改革开发的三十年中经济快速增长,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教育质量的提高。国家层面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多次提出建立合理淘汰分流制度,但见效甚微。

三、淘汰分流的常用方式

1.末位淘汰。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2004年开始试行。其实质是对课程成绩排名靠后的学生做不合格处理,试图通过引入一定比例的不及格率来增强学生的竞争压力。还有的学校在答辩等环节设置末位淘汰,如北京国家会计学院。此种制度的缺陷在于很难制定一个合理、公平的淘汰率,优点是简单、易于执行。

2.硕士生、博士生资格考试淘汰。2002年其由南京师范大学率先推行,在研究生课程阶段结束时,进行综合能力测试,以成绩来决定学生的下一步走向。笔试、面试相结合是常用方式。北京大学的经济研究中心也采用此种做法。此种方式属于过程监控,能较好地降低学生的投入成本,对其质疑的是考核方式科学性差,没有办法区分出适合做科研的W生,而且随意性较大。

3.中期考核淘汰。内容包括政治思想品德、课程学习成绩、必读文献阅读、科研能力、实践与创新等方面的情况。中期考核补考不合格的硕士研究生作退学处理。延期考核的研究生补考不合格和未参加补考的研究生(含延期考核而未参加补考者),只能参加下一级硕士研究生的中期考核,如再次考核不合格,作退学处理。

4.学位论文淘汰。答辩委员会会因为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达不到毕业水平而直接淘汰该研究生,或是由于学位论文中出现过高抄袭率或者窃取他人的成果的违规事实而直接淘汰该研究生。为了避免学校照顾自己学生的状况,教育部增大了学位论文的抽检率和盲审来改进论文质量。

5.其他形式。比如规定学习年限,超出年限未能完成学业则予以淘汰。如南开大学从2006年到2009年通过学制淘汰的方式淘汰了168名博士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2010年对2002级的30名超过修读年限的博士生做出了退学的决定。

国内的学者对此进行了较多研究。陈工等以问卷调查、访谈等形式对国外研究生教育培养过程进行梳理、分析,从中找寻对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借鉴与启示,其中谈到了导师组、学位制年限、学位论文答辩控制等多个环节,对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戚蕊等从培养模式落后、现有的方法及措施弊端日益显露、导师、学校和社会支持淘汰制的实施三个方面探讨淘汰制改革的必要性。如张良等提出了发展中淘汰构想。通过发展中淘汰,引导博士研究生培养自我管理意识与自主选择能力,以达到提高培养质量的目的。最后指出实施发展中淘汰需要注意的问题。刘翠琼等从北京林业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制度实施以来存在的问题入手,提出了进一步完善中期考核的措施,并就中期考核修订办法实施的初步效果进行了评价。

四、结论

我国研究生淘汰分流制尚未有效实施,相比于美国,我国高校科研院所现在实施的措施重点放在研究生入学、学习过程中的某个具体环节的较多,但是尚未形成科学、系统的流程,尤其淘汰分流后的善后措施匮乏,使得研究生终止学业后独自承担严重后果,而这种后果的严重性又使得相关人在做出决策时慎之又慎,实际上多是以更宽松的标准来放行。结果是研究生培养质量受到不良影响。综上所述,系统的、具体的总结、梳理美国高校的具体学科的淘汰做法,对比我国高校(我校)现在的现实情况,会对研究生淘汰制的实施有较好的借鉴价值。

参考文献:

[1]陈纪瑛,郭.美国研究生对中国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的观察和评价[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3,(2):70-75.

[2]张良,邬小撑.发展中淘汰:高校博士研究生淘汰制的构想[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4,(1):59-61.

[3]陈工,马瞬,吴顺芳.对国外研究生教育培养过程的认识与思考――基于厦门大学海归教师座谈会与问卷的调研[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1):45-49.

[4]刘翠琼,常新华.研究生中期考核制度的探索与实践[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12,(10):29-30.

[5]戚蕊,马桂敏,曹贵平,姜尔林.高校研究生淘汰制改革之必要性和可行性研究[J].化工高等教育,2004,(2):90-92.

[6]阎江洪,杨竹,于超.研究生中期考核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建议[J].教育教学论坛,2014,(10):216-218.

[7]方志刚,代玉石,李晶等.美国博士生流失率与淘汰制度分析[J].研究生教育研究,2011,(3):8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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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北京高校新闻与文化传播研究会理事长)

@ 黄天丞(北京邮电大学研究生工作部副部长):

实现大学毕业生的精准就业,要靠学校、个人、用人单位三方的精准发力来保障。一是学校就业指导要精准。在就业信息、组织企业入校等工作中要契合学校学科特点、人才培养定位、人文氛围等特质;在简历设计指导、困难学生帮扶中要实现“个性化”“一对一”;后续的信息报送、归档环节要及时挖掘经验、总结不足。二是个人目标定位要精准。无论是在人生的价值追求、人生理想方面,还是个人的抗压、耐挫能力,以及对职业发展、生活环境、薪酬保障的期望等方面,毕业生都要保持自己清晰、坚定的认知。三是单位选人、用人要精准。在前期的入校宣讲、简历筛选、笔试面试等环节,要结合不同岗位的人才需求标准来分别确定考核要素。

@李洪波(江苏大学副校长):

应按照 “摸底建库、分类引导、资源协同、精准施策”的思路,推进精准就业:摸底建库,即了解每一位学生在就业中的需求和痛点并分类,安排专人跟进各类学生的就业进展状况;分类引导,即对学生不实际、不合理的就业规划进行调整,对政策有导向、学校有资源的就业去向重点引导;整合资源,即对学生的重点流向区域和单位强化合作,对升学、出国等主要发展类型专设平台,建设常态化运行的就业工作站、就业基地、指导机构等;精准施策,即通过资源平台的保障功能,为考编、考研学生重点提供专项培训,为出国留学生重点提供信息指导,为就业困难生重点提供实习实践或校友返校招聘信息,为一般学生提供重点意愿流向地的专场招聘和意愿单位的企业专场宣讲活动,为精英学生提供优生优培平台和重点推荐机会。

@ 韦小强(广西大学艺术学院党委副书记):

大学生就业一定要“慌”!首先,有利于学生就业能力培养目标设定的前置。在学校,大学生能通过教师的引导,树立合理的就业理想,合理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其次,能催发学生人格的培养和完善。让他们意识到就业的严峻性以及自己的未来使命和社会角色,提高学生的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化“被动”为“主动”。再次,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行动。因为“慌”,学生能认真分析传统就业岗位的限制以及未来的机会,学会从交叉学科、交叉专业、交叉领域中吸收新知识、培养新技能,走出自己的一条创新之路。最后,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

@ 余颖(贵州大学阳明学院党委书记):

大学生就业说难,可能难在留在北上广深,难在当金领、高级白领,难在薪资优厚、工作环境安逸。说不难,是因为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冲刺期,需要大量的人才补足短板。发达与落后、富裕与贫困之间存在的鸿沟,需要人才用自己的成果、智慧一点点填平。就业,其实是在社会中寻找到自己适合的位置。与其削尖脑袋一心只往一线城市钻,不如想想怎样挖掘21世纪的“钻石矿”―大数据。大数据新业态代表的创新理念与传统行业长期孕育的工匠精神碰撞产生的火花,为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融合发展,重塑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点亮了光明的未来。

@封林(三峡大学学生处处长):

推进高校人才培养供给侧精准改革,高校就业和教学部门应定期开展社会人力资源需求形势和大学生就业情况大数据统计分析工作,及时调整相关专业招生计划和优化专业课程设置。推进职业规划与就业咨询精准服务,高校应加强建设“专业化”的职业规划咨询教师队伍,在保障传统“大水漫灌式”团体就业指导有效开展前提下,帮助大学生结合个人职业素养和国家发展需求,树立合理的就业观念并培养必要的求职技能,对毕业生提供更加有效的“一对一滴灌式”职业规划与就业咨询精准服务。推进学生需求与就业信息精准对接,高校应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推进学生需求与就业信息的精准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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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省名大学;重点大学;社会影响;专业评价视角下;分析

我国现行34个省级行政区(23个省、4个直辖市、5个自治区、2个特别行政区)中,以省级行政区名(以下统称省名)直接命名的大学(以下统称省名大学)共有29所,鉴于管理体制不同将港澳台地区的3所除外,本文讨论范围内的共有26所省名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湖南大学、河南大学、山西大学、江苏大学、云南大学、河北大学、黑龙江大学、安徽大学、贵州大学、辽宁大学、湖北大学、海南大学、青海大学,北京大学、天津大学、重庆大学、上海大学,广西大学、新疆大学、内蒙古大学、宁夏大学、大学。省名大学都是教育部属或省属的重点大学(其中国家“211”工程20所、“985”工程8所、教育部与省级政府“省部共建大学”20所),在国家和地区教育事业发展乃至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社会影响是指在各种社会力量作用下,个人在认知、印象、态度、情绪、信念和行为等方面发生变化的现象。大学是复杂专业的社会单位组织,在其社会影响中发生作用的社会力量,虽然来源广泛,作用方式多样,但主要渠道还应是权威专家的专业评价。

近些年来,国内专门进行大学研究评价的组织和人员不少,整体上历史长、成果多、影响大的首推武书连团队,其以“学科归一”为理论基础,实现了不同学科之间的直接比较,主要特点是以国家《高等教育法》为依据、全部使用公开数据、指标体系透明清晰、任何机构和个人均可重复,20多年逐步完善,日趋客观科学。中国校友会网团队、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中心(邱均平等)团队,近10年来持续研究,也都有了较为系统的评价理念、标准、指标体系及方法。各家在各类期刊、出版物、网站发表的成果,都是重要的社会影响因素,本文基于这些权威专业评价视角下,对省名大学的社会影响作浅显分析。

一、综合实力:教学科研综合实力强,总体排名高

(一)综合实力强。武书连《2012中国大学评价》的综合实力排名,考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范围涉及705所普通本科高校(不含2006年后升本的),大体可认为是全国普通高校共2138所中的前705名。省名大学总体上在武书连评价的综合及大类排名中高居前列,基本是排名越前相对比重越大,社会科学整体上略强于自然科学。在其《2012中国大学总排名》中,最低的2所(、青海大学)分别在400名和300名左右,24所达92%的进入前200名,高于总比(200所与总数705所比值,下文未注明的均为具体数与评价范围内本类项总数比值)230%,其中进入前100名的有17所(名次:浙江1、北京2、四川9、吉林12、山东13、天津20、重庆26、湖南32、上海41、河南66、山西70、江苏72、云南79、河北80、黑龙江91、广西92、安徽100)达65%,高于总比365%,推算到全国普通高校来比较则分别高于各总比8倍、12倍以上。在其《2012中国大学自然科学排名》(664所开设)中,24所达92%的在前40%,其中前30%的20所、20%的18所、10%的9所、5%的8所(浙江、北京、四川、山东、吉林、天津、重庆、湖南大学)、2%的5所,分别达77%、69%、35%、31%、19%,分别高于各总比160%、245%、250%、520%、850%;在其《2012中国大学社会科学排名》(701所开设)中,进入前30%的24所、20%的20所、10%的14所、5%的10所(北京、浙江、山东、吉林、四川、重庆、湖南、山西、黑龙江、上海大学)、2%的4所,分别达92%、77%、54%、38%、15%,分别高于各总比205%、285%、440%、660%、650%。

(二)主干学科实力突出。省名大学学科门类及专业设置较全,目前在12个学科门中开设最少的7个有2所、全设的4所,开设9个以上的23所达88%。经济学、法学、文学、理学、工学、管理学等6个主干学科门(青海大学未设法学),在武书连2012排名中总体很高,在前20%的分别有17所达65%、18所达72%、18所达70%、20所达77%、15所达58%、17所达65%,分别高于各总比225%、260%、250%、285%、190%、225%,其中前5%的分别达23%、24%、23%、19%、31%、31%,涉及12所(北京、浙江、山东、吉林、四川、湖南、重庆、黑龙江、山西、河南、天津、上海大学),分别高于各总比360%、380%、360%、280%、515%、515%,其中理学、文学进入前2%的都有4所均达15%、高于总比650%。

(三)顶尖本科专业多。武书连2012《中国大学各本科专业A++级学校名单》中,含有12个学科门的200多个专业,其中省名大学拥有排名前2%的“A++级”顶尖专业达到105个,一些基础和主干专业还出现数所省名大学同时占据,共分布在13所(北京、浙江、吉林、天津、四川、山东、重庆、上海、黑龙江、江苏、河南大学)中,平均到每所超过了11个。

二、科研水平:科研规模及比重大,整体水平高

(一)科研比重大。高校在教学和科研主要功能发挥中,多数是以教学为主的,但省名大学总体上科学研究比重很大。武书连2012大学评价,将高校按科研规模(得分降序排列)划分为研究型(占5%,学术水平最高、科研成果最多、培养众多研究生)、研究教学型(占15%,学术水平和科研成果仅次于研究型、研究生和本科生培养并重)、教学研究型(占25%,教学为主、科研为辅、以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教学为主)、教学型(占55%,本科生教学为主),省名大学中上述各型数量依次为8所(浙江、北京、四川、山东、吉林、天津、重庆、湖南)、10所(上海、山西、河北、黑龙江、河南、江苏、云南、广西、安徽、新疆)、7所、1所,研究教学型以上和研究型分别达69%、31%,分别高于各总比245%、520%。

(二)研究生办学层次及质量高。省名大学基本是在国内最早开展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的,目前研究生办学除大学硕士层次(已列入2008-2015拟立项建设博士学位授权规划)外,25所达96%的有博士层次和博士后科研流动(工作)站,其中24所达92%的博士学位授权都有不少一级学科(平均超20个)。研究生教育质量从一定程度上反映科研水平,省名大学在武书连《2011中国大学研究生院总评价》(479所)中,有20所(浙江、北京、四川、吉林、山东、天津、重庆、湖南、上海、山西、云南、江苏、河南、河北、广西、安徽、黑龙江、新疆、湖北、辽宁大学)达77%的在前30%,其中14所达54%的在前20%、9所达35%的在前10%,分别高于各总比160%、170%、250%;在邱均平等《2012-2013年中国研究生教育高校竞争力排行榜》中,16所达62%的入选前100名,高于总比200%。

(三)获得重大科技奖励多。获得科技奖励情况是科研水平的重要标志,武书连《2011中国大学评价》公布了2004年-2010年间全国高校获得国家级科技奖励(最高的5项)情况,省名大学共有12所达46%的进入100强(名次:北京1、浙江3、吉林12、四川14、山东16、天津23、湖南29、重庆30、山西54、江苏71、黑龙江76、云南86名),其中8所达31%的进入了前30名,分别高于各总比230%、620%;有18所达69%的进入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奖前100名(名次:北京1、浙江10、山东14、吉林15、四川20、黑龙江25、山西26、云南33、上海38、河北44、辽宁44、湖北47、湖南53、安徽53、河南56、重庆72、宁夏81、新疆82名),高于总比385%。

三、师生素质:教师水平及绩效高,新生和毕业生质量高

(一)教师水平高。教师水平是指学校从事学术研究活动的全体人员的平均学术水平,在武书连《2012中国大学教师水平排名》(不含青海)中,省名大学进入前200名的有20所达80%,高于总比185%,其中进入前20%的15所(浙江、北京、天津、四川、山东、湖南、吉林、重庆、上海、山西、河北、江苏、云南、安徽、黑龙江大学)为60%,高于总比200%。

(二)教师绩效高。在武书连《2012中国大学教师绩效排名》中,省名大学有25所达96%的在前300名内,其中进入前200名的20所达77%、前20%的14所(北京、浙江、天津、四川、湖南、山东、重庆、吉林、上海、云南、江苏、安徽、山西、河北大学)达54%,分别高于各总比175%、170%。

(三)新生质量高。省名大学本科招生都在一批次且多数仅一批次,在武书连《2012中国大学新生质量排名》(不含大学)中,25所全部在前40%,其中在前30%的23所达92%、20%的12所达48%、10%的8所达32%、5%的4所达16%、2%的3所达12%,分别高于各总比200%、140%、220%、220%、500%。

(四)毕业生质量高。省名大学在武书连《2012中国大学毕业生质量排名》(不含大学)中,最低的2所分别在前40%-50%、30%-40%,进入前30%的23所达92%、20%的13所达52%、10%的9所达36%、5%的6所达24%、2%的3所达12%,分别高于各总比205%、160%、260%、380%、500%。

四、业界地位:龙头和中心地位明显,辐射带动作用大

(一)省内龙头地位突出。邱均平等、中国校友会网的综合排名还考虑声誉因素,省名大学在邱均平等《2012-2013中国大学及学科专业评价报告》中,有25所(不含湖北)占96%的位列131所重点大学,高于总(741所非民办本科)比440%;在中国校友会网《2012中国大学评价研究报告》中,全部在600强的156名前,高于总(600强)比285%,其中进入前100名的18所达69%,高于总比305%。综合武书连、邱均平等、中国校友会网3家大学评价结果,省名大学排名在本省域内全部高校中均为第1位的有15所达58%(其中部属6所、省属9所),第2位的有4所,2家评价为第1位的1所,上述共20所达77%。

(二)国内一流大学分量重。一流大学是各方面俱佳的全国高校的龙头,省名大学在武书连、邱均平等、中国校友会网2012年确定的国内一流大学(19所、26所、30所)中,分别有3所、6所、6所(北京、浙江、天津大学被3家确定,2家另增四川、吉林、山东大学),分别占省名大学总数的12%、23%、23%,分别高于各总比340%、555%、360%,推算到全部普通高校比较则分别高于各总比12倍以上。

(三)重点及优势学科辐射作用大。都有大量省级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都有国家重点实验室或各类国家级研究中心(基地),22所(除河南、湖北、青海、大学外)占85%的拥有国家重点学科、重点培育学科(北京、浙江大学总量列全国高校最前),在省域内甚至全国都处于教学科研的中心或领头地位。有的省份部属重点高校较多,省名大学虽然综合排名不在最前,但在省属高校中仍居首位(如上海、湖北大学等),或不少学科门类专业优势突出(如江苏大学的工学、黑龙江大学的文学、法学、哲学等),居省内甚至国内前列,具有很强的辐射带动作用。

五、杰出校友:量大面广示范性强,社会关注度高

各省名大学以毕业生为主体的校友数量很大,分布面很广,且多属社会精英阶层,长期以来以多种方式和形式在广大范围传递着海量的母校信息。其中有杰出成就的很多,中国校友会网选取“政界精英(现任正部级以上)、两院院士、杰出人文社科学家、亿万富豪”四项指标综合,公布的《2012中国大学杰出校友排行榜100强》中,省名大学有19所(名次:北京1、浙江6、吉林7、山东13、四川16、天津28、重庆39、湖南40、辽宁40、黑龙江46、河南55、新疆55、安徽61、云南67、河北74、上海85、湖北94、内蒙古96、山西96)达73%,是全部普通高校入选率的15倍,19所共计1206人,平均每校超过63人(最少的7人),以其为代表的杰出校友群体,会产生极大的示范效应,从而引起更多的社会关注,甚至产生一些行为趋向,尤其是在每年以千万人计的高考考生及其家庭社会关系中的有关群体更显强烈。

尽管权威专业评价是大学社会影响的主要力量来源渠道,但是现实中还是有不少人对此注意不够,或者缺乏信任,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各类专业评价还须不断完善,力求更加客观、科学、公正,另外大学本身是复杂事物,类别结构特点差别较大,用统一的标准方法来全面准确地量化评价较难,实际社会影响中还有历史、政治、经济及基本建设、社区特色、社会心理、习惯思维等多个方面的因素,拟专作分析,此不赘述。

总之,权威专业评价视角下的省名大学,总体上综合实力强,龙头带动作用大,是一省甚至全国的标志,社会影响重大深远。但是也应看到,省名大学之间发展还很不平衡,有些教学科研水平还不够高。重视权威专业评价的作用,不断完善措施,全面增强以提高教学科研整体水平为主体的综合实力和社会影响力,在国家和地区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所有省名大学还应坚持不懈地继续努力。

参考文献

[1]全国13所高等院校编写组,社会心理学(第4版)〔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6(2012.3重印)

[2]武书连,挑大学选专业:2012高考志愿填报指南〔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12

[3]邱均平等,中国大学学科专业评价报告2012-2013〔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

[4]武书连,挑大学选专业:2012考研择校指南〔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12

[5]中国校友会网研究团队赵德国等,2012中国大学评价研究报告〔R〕,http:///paihang/

篇8

关键词:人口红利;农村空心化;人口老龄化

由于少儿人口减少、老年人口增多和人口流出的多重影响,湖北省人口红利日渐减少并最终消失,劳动力工资上涨、社会养老压力增大等问题将凸显。人口红利的变化会对湖北省的经济、社会、人口等领域带来不同程度挑战,正确认识这些挑战是制定应对之策,促进湖北经济社会稳步发展的第一步。

一、人口领域的挑战

1、劳动力市场将从“无限供给”转向“供不应求”

人口红利消失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原先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市场将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逐步过渡到供不应求的状态,这也昭示了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从湖北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趋势看,2010年之后的劳动力市场开始出现了局部性的劳动力供给紧张,说明湖北劳动力市场开始迈上转型之路。其中的原因在于湖北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基本完成,劳动力市场供给逐年减少。根据预测,湖北省的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在2011年达到峰值4408.22万人,以后会逐年减少;到2020年减少到4194.47万人,到2040年再减少至3870.91万人。

2、人口政策面临着“由紧转松”的社会诉求和压力

上个世纪80年代,湖北省人口出生率一直维持在20‰左右;进入90年代,人口出生率开始较快下降,从1990年的21.6‰下降至1999年的11.57‰,整个90年代湖北省人口出生率仍高于10‰;进入2000年之后,人口出生率开始个位数增长,平均维持在9‰左右。从妇女总和生育率指标看,建国初湖北省妇女总和生育率为6.23,70年代初下降到3.24,到1980年又降至2.12,基本达到国际低生育水平标准,2010年达到1.35,已然是超低生育水平标准。

湖北省人口出生率短期内的急剧下降,一个关键原因就是我国所实施的以“独生子女”为特色的严格计划生育政策。计划生育政策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但是30后的今天我们面临着与30年前完全不同的人口形势,少子化和老龄化成为两大人口特征,并衍生出诸如人口红利快速流失、劳动力短缺、未富先老、独生子女病等很多社会问题。当前,有必要对既有计划生育政策进行反思,从政策角度提出应对人口红利流失和人口老龄化的对策,促使湖北省人口健康持续发展,更好的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二、经济领域的挑战

1、人口老龄化会导致湖北消费市场低迷、内需不振

对于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主流观点认为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会对消费结构、消费水平产生影响,王金营等(2006)人的研究表明,人口抚养系数的提高特别是老龄化程度提高的影响,使得人均收入提高所带来的的消费水平提高的速度将会减小,老龄化将会降低未来的消费水平和消费比率。劳动年龄人口是人口红利的主要创造者,随着劳动年龄人口数量逐步减少和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的降低,往往容易带来消费市场低迷。

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既有较强烈的消费意愿,更有足够的消费能力支撑;而老年人口靠退休金生活,本身用于医疗和看护的开支占很大比重,能用于市场消费的资金非常有限,学者们一般认为老年人的消费水平相当于老龄年龄人口的70%-80%(李建民,2001)。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势必会造成社会上整体消费意愿、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的下降。另一方面,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对未来养老问题的担忧会影响人们的消费-储蓄倾向,尤其是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保障水平低的时代背景下,随着“四二一”家庭①数量的增多,更引发了人们普遍的养老焦虑,增加储蓄“以防后患”成为人们理性选择,进一步增强了人们的储蓄意愿。储蓄增多势必会压缩人们日常的消费开支,导致消费市场逐步走向低迷。未来湖北省人口红利会渐渐消失,这意味着整个湖北省的消费市场会不断低迷,这对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促进中部崛起是个巨大挑战。

2、劳动力成本上升不利于湖北承接外部产业转移

湖北省地处我国最中央地带,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也低于东部沿海地区,有条件成为国内外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地,湖北省也为承接产业转移做了大量工作,吸引外部资金取得了不俗成绩。仅从引进外国资本来看,2012年外商直接投资达到56.66亿美元,是2008年的1.75倍。湖北省人口年龄结构快速走向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这带来了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是个不利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已经开始显现。国内东部沿海的劳动密集性产业,尤其是服装、玩具、制鞋等行业已经开始从当地转移,但是这些行业并没有转移到湖北省,有些是跳过湖北直接进入西部地区,有的甚至直接转战东南亚。湖北省人口红利流失带来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会让湖北在承接产业转移的竞争中失分,而现代和新兴产业的培育又面临着竞争力不足的困境,这会让湖北陷入“传统的未引进来,现代的未长起来”的尴尬境地,对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发展相当不利。

3、人口红利趋减会制约湖北经济可持续增长能力

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已经被众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事实所证实,最为人所知的是日本、韩国、中国及亚洲四小龙所创造的“东亚奇迹”。改革开放以来,湖北省的经济发展也较多的得益于逐步释放出来的人口红利。湖北省于1992年进入人口红利期,在1992年之前,GDP年均增速低于10%;但是1992年之后,GDP增速超过了10%,其中1990年代年均增速达到10.55%,进入新世纪第一个10年,湖北省GDP年均增速达到12.92%。可见,人口红利期的GDP年均增速要远远的高于人口负债期的GDP年均增速,并且随着人口红利的不断扩大,GDP增速也逐步加快,这充分证明了人口红利与GDP增速两者间的正相关关系。

既然人口红利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推动力量,那么“人口红利的消失必然会影响到经济增长”的结论就成了不证自明的真理。2015年,湖北省人口红利会达到峰值,之后人口红利会慢慢消失,到2037年转变成人口负债。在人口红利逐步消失这段时间,也是湖北省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转型的时期,其经济发展速度会适当回落,这也是经济发展规律使然,但是人口红利消失与经济转型发展相叠加,有可能让经济发展速度大幅下滑,从而引发更多经济社会问题。如何减少人口红利消失对经济发展的冲击,保持合适的经济增速,是湖北省面对未来30年经济发展必须解答的问题。

三、社会领域的挑战

1、人口红利趋减增大了湖北社会养老难度

湖北省人口红利消失的过程,也是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的过程。2010-2036年,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从8.9%上升至20.18%,提高了11.28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0.45个百分点;其中到2020年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14%,标志着湖北省开始由老龄化社会进入老龄社会。人口老龄化过程有两个问题值得引起重视,一是人口老龄化进程中城乡之间差异明显,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快于、重于城镇。根据湖北省老龄办联合武汉大学所做的研究报告《湖北人口老龄化现状、趋势与对策》显示,2010―2035年之间,农村老龄化比重始终高于城镇3―6个百分点。农村人口老龄化将于2016年超过20%,2028年超过30%,达到中、重度老龄化状态,而城镇则分别延迟到2022年和2032年,延迟4―6年②。二是高龄老人数量急剧增加。2010年,湖北省80岁以上高龄老人76.49万人,占65岁以上老人的15.04%;到2020年,高龄老人数量将达到142.01万人,占65岁以上老人的16.87%;2020年之后,随着预期寿命的增长和老年人群体的扩大,高龄老人的数量和占比还将继续提高。老年人的高龄化,将对社会养老、特别是护理问题带来更大的挑战和考验。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快速提高,整个社会面临的养老压力日益加大。一方面,政府的养老开支会大幅增加,政府养老金账户可持续性存在较大风险。另一方面,家庭的养老开支会大幅增加。计划生育带来了较为严重的“少子化”现象,湖北省的0-14岁少儿人口占比从1982年(三普)时的32.17%下降至2010年的13.19%,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少子化导致了大量“四二一”家庭,未来的大部分家庭将不得不独自赡养四个老人,家庭的养老开支将大幅上升,这必然会抑制家庭用于其它方面的消费,不利于扩大消费市场,这也是老龄社会削弱社会活力的逻辑所在。

2、人口红利趋减致使湖北出现大量农村空心化③现象

湖北省是人口净流出省份,2012年,净流出人口581.11万人④,且净流出规模逐年增加。湖北省流出人口中,绝大部分是农村人口,“农民工”是流出人口的主力军。农村人口大量外流,不可避免的带来了部分农村的空心化,农村空巢家庭大量出现,农田荒芜,农宅空置,农村凋蔽,部分农村因此而走向消亡(陈池波等,2013)。从统计数据看,1990年,湖北省共有村民委员会32765个,到2000年减少至32400个,2010年再减少至26018个,20年的时间累积减少6747个村民委员会,平均每年减少300多个村民委员会。这其中有村合并的因素,但主因还是农村人口大量外出导致农村空心化,并最终让这些村落消亡。

2012年,湖北省城镇化率达到53.5%,未来城镇化率提升的空间还很大,假设城镇化率提高10个百分点,则意味着还要有超过500万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中来,这必然会进一步加剧农村空心化和农村消亡。农村地区人口红利流失地,因人口红利流失而呈现的农村空心化现象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个巨大的挑战,加快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农村人口集中化居住将成为必然的发展方向。

贵州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人口红利概念界定及其测算方法”(基金编号:研人文2013041)。

参考文献:

[1]王金营、付秀彬:考虑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中国消费函数计量分析――兼论中国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J],人口研究,2006年第1期。

[2]李建民:老年人消费需求影响因素分析及我国老年人消费需求增长预测[J],人口与经济,2001年第5期。

[3]冯飞等: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发展阶段与基本特征,中国经济时报,2006年10月17日。

注解:

①“四二一”家庭指的是夫妻两人,上面有四个老人,下面有一个孩子的家庭,2个人供养5个人的家庭。

②《湖北人口老龄化现状、趋势与对策》中人口老龄化采用的60岁以上人口占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