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与发展范文
时间:2023-03-14 23:2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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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软实力是包括文化、价值观、制度的吸引力和国际影响力在内的广义的文化实力,“软实力”概念最早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历史背景下,各国利益交融加深,信息技术日新月异,人类能够方便快捷地了解和比较各国价值观念、民族精神、国民素质等综合情况,这为软实力发挥作用提供了空前的有利条件。软实力在综合国力中的地位和影响上升,加强软实力建设,成为许多国家的战略选择。
一、中国重视软实力建设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政府从战略高度重视软实力的建设问题。2006年11月同志在全国文代会、作代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提升国家软实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2007年10月,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再次郑重强调提升软实力问题,这些都表明我党对软实力的认识又向前跨了很大的一步,标志着我党在提升国家软实力方面将会变得更加自觉,更加主动。
从改革三十多年的理论和实践来看,中国软实力建设取得很大的成效,中国提升软实力的落脚点和目标,是为了促进中国的和平发展,促进各国、各民族的相互学习、相互融合,保持世界的多样性,创建一个和谐美好的世界。近年来,中国秉承一贯的外交宗旨和原则,对外广交朋友,深化合作,既坚定维护自身利益,又积极寻求与各国的共同利益,为国内建设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事业作出了新的贡献。世界聚焦中国,有欢迎和期待,更有疑虑和遏制。这里有不希望看到中国发展进步的一些国际势力恶意制造“中国”,企图阻碍中国发展进步的因素;也有因不了解中国的发展道路、执政理念、政策措施而产生误解,提出“中国责任论”,对中国实力期望过高,认为中国能够发挥更多作用而曲解中国的内外政策和外交实践。所以,中国在推进软实力,实现和平发展的进程中,将会遇到许多阻碍因素。
二、中国在提升软实力中遇到的主要问题
(一)对传统文化的弘扬不够。
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风险主要体现在对传统文化的精髓弘扬不够,优秀文化有待于进一步挖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吸纳外来文明的同时,往往忽视了弘扬本民族文化的特色。须知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的文化特性,也就失去了根基。古今中外没有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依靠全部引进换来的,中国在融入世界的同时,保存和发展自身的文化力量是十分重要的。当前,中国正处于市场化、工业化、现代化转变的进程之中,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着西方的文化与价值观念,这对中国传统道德的吸引力和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形成强大的冲击,文化安全面临严重的威胁和挑战。
(二)中国的发展模式受到挑战。
首先是基于中国模式的内在局限性。中国模式实质上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现代化的战略选择,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付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中国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付出了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发展不平衡、社会不稳定等代价。随着市场力量主导地位的不断上升,政府能否积极引导,使经济发展效应在不同的人群和地域扩散,从而实现可持续性发展,实现经济体制改革、民主政治进步、生态文明发展等多重效应,这将是检验中国模式能否克服内在风险、真正体现出积极效应的试金石。
其次是源于某些人士的片面认识乃至偏见。某些学者将中国模式视为对西方模式的挑战,甚至是“冷战结束以来西方最大的意识形态威胁”。法国前外交官魏柳南在他的中文版新书《中国的威胁?》中谈到,在他看来,“中国”是某些西方政治家在冷战结束后寻找“新的敌人”的需要。西方人渐渐明白,以往400年的时代正在走向终结。在文化方面,以往西方社会认为启蒙时代开创的西方文化模式是世界上唯一的文化模式,现在这样的观点由于全球化的发展受到了空前挑战。在经济方面,西方从“二战”后推广的经济模式,在很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可以说是失败了,而今后取而代之的,很可能是中国模式。这两点,对西方人来说,都是很难接受的事实。所以他们要寻找新的敌人群起而攻之,这也是中国在发展中要面对的。
(三)制度建设有待完善和加强。
制度建设不仅包含着在国际上参与国际制度、利用国际制度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积极完善国际制度,而且包括国内的基本制度建设。制度的不断创新可以使一个国家居于国际关系的领导地位并成为其他国家仿效的对象,从而获得巨大的经济和政治收益。建国以后,中国由于长期被排除在国际制度之外,成为国际制度的局外者、挑战者。进入20世纪70年代,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取得了重大突破,随之淡化了挑战者的角色,但中国仍然摇摆于国际制度局外者与局内者之间。进入21世纪,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积极加入各种国际组织,参与国际制度的建设,但在一些重要的国际组织中还是发达国家处于主导。
三、加强软实力建设,促进中国和平发展
(一)加强文化上的交流,维护和尊重世界的多样性,树立新的文明观。
首先,深入发掘中国传统文化,增进中国与世界的理解与沟通。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五千年来一脉相承,这是加强中国软实力建设最深厚、最独特的资源。以儒家思想为底蕴的中国文化,超越国界、超越时代,可以成为中国与世界加深沟通和理解的纽带。同时,中国传统文化要不断推陈出新、与时俱进,向世界展示一个拥有深厚文化底蕴、鲜明民族风格和浓郁时代精神的中国。
其次,挖掘中国文化的世界价值,以中国文化的合理要素去影响世界文化。中国在发展的新时期,需要向世界各国人民展示自己新时代的真实形象,把国际形象的塑造权夺回到自己手中,调动一切可以动用的资源,展示中国“和平、和谐、合作”的大国理念和人文精神。近年来,中国以主宾的身份组织并参加了一系列在国外的“中国文化年”活动,这些文化活动的开展,通过一种和平的交流形式,向国际社会的不同受众传播,使国外民众看到了一个真正的中国,一个改革开放以来焕发出勃勃生机、充满希望的中国,从而赢得了各国民众的好感,进而真正在国际社会中树立起中国“和平大国”的良好形象。
(二)中国需要找到更好地方式诠释自身的发展理念。
中国政治体制的发展,世界经济地位的提升,以及战略军事的和平定位,显示出中国的务实和活力。但在某些方面,中国还需要找到更好的方式诠释自身发展理念。很多中国人不了解西方人的思维定势,在与西方人交流的过程中,习惯直接用母语的话语方式表达思想,而没有考虑到用适合西方人的方式来表达。比如,中国人曾经用“平崛起”这样的词汇来消除西方人的疑虑,这对中国人来说,简洁明了。但这不是西方人的话语方式,很多西方人在理解上产生了很大的偏差。
(三)以发展的事实应对西方对中国意识形态的偏见和敌视。
在和平发展道路上继续迈出坚实步伐,不断增强中国实力,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这是增强中国软实力建设的根本。中国要继续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把握发展机遇、创造发展条件、掌握发展全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利益,在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进程中,实现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共同进步。只有用和平发展的成功实践走出一条与西方发达国家传统模式不同的新型发展道路,中国才能切实提高影响力,才能有效回应“中国”,化解外部挑战和风险,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取信于世界。
当前,中国需要适应国际环境变化和自身发展需要,通过加强软实力,提高国际社会的沟通力和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同与合作,为和平发展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平等互利的合作环境、互信协作的安全环境、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确保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取得成功。
参考文献:
[1]门洪华.中国软实力评估报告.中国外交,2007,(8).
[2]袁鹏.“和谐世界”与中国“新外交”.中国外交,2007,(9).
[3]罗建波.软实力与中国外交.新远见,2008,(5).
篇2
关键词:山西;建筑业;区域发展水平;熵权法
一、引言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建筑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对地区经济的拉动作用巨大。山西建筑业在新
rij=,min(xij)≤xij≤m11,m1≤xij≤m2,m2≤xij≤max(xij)
(5)
根据上述变换方法及指标类型,对指标进行正向化和无量纲化变换,处理后的结果如表2所示。(表2)
(二)用熵权法确定各评价指标的权重
1、 计算 fij,即第j个指标下第i个方案的贡献度:
fij=(1+rij)/(1+rij)(6)
式中用1+rij,以保证fij大于0。
2、计算第j项指标的熵值ej:
ej=-fijlnfij(7)
3、计算第j个指标差异性系数dj:
dj=1-ej(8)
4、确定各指标的权重wj:
wj=dj/dj,0≤wj≤1,wj=1(9)
通过以上步骤计算出山西各市建筑业 发展 水平评价指标权重,如表3所示。(表3)
(三)山西各市建筑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山西各市建筑业发展水平si可表示为:
si=wjrij(10)
si是第i个市的指标综合评价值,如果某市的si值越大,则说明该地区建筑业发展水平较高;反之,则说明该地区建筑业发展水平较低。具体si值见表4。(表4)
我们根据si的大小对山西各市建筑业发展水平进行分类:
ⅰ类:si>0.9,该类城市只有山西省会太原。与其他城市相比,太原si值得分遥遥领先,各项指标在11个城市中处于无可撼动的地位,建筑 企业 总产值、建筑企业资产总计、建筑企业负债总计、建筑企业所有者权益、建筑企业工程结算收入、建筑企业利润总额几项指标基本已占到全省指标数值的50%,因此太原为山西建筑业最发达的地区。
ⅱ类:0.17
ⅲ类:0.08
五、结束语
应用熵权法进行评价能使用较多的评价指标,提高了评价体系的整体性和评价结果的准确性,同时克服了传统方法在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因子时主观因素的影响。将其用于山西建筑业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上能够给出中肯客观的结果,从而充分反映山西建筑业的区域发展水平,为山西整个区域内合理进行建筑市场的宏观调控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作者单位:重庆大学建设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主要 参考 文献 :
[1]邱菀华.管理决策与应用熵学[m].北京:机械 工业 出版社,2002.
篇3
关键词:文化产业 发展水平 评价指标
中图分类号:F260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8-0215-02
2009年7月22日,中国第一部文化产业专项规划 ―― 《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由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这标志着文化产业已经上升为国家的战略性产业。经济的全球化运动,引起和带动了文化交流的全球化。笔者拟运用模糊综合层次分析法(F-AHP)对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进行分析,力求通过对文化产业的定量测度,探寻文化产业的综合评价体系,以期有针对性的提出发展文化产业的对策和建议。
一、文化产业的理论内涵及产业特性
文化产业发展最早形成于西方国家,在产业发展初期由于国家扶持才使得文化产业发展逐渐成熟。文化产业作为一种独立概念的提出缘于对文化产业的理论评判。以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初次提出了文化产业的概念。他们认为,文化产品是以工业生产方式制造的“文化产品”,商品化是其主要特征,缺少艺术的个性表达。但是与之相反,法兰克福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本雅明对文化产业却认为工业化的文化产品能把人的创造力从传统艺术的垄断中解放出来,使得机械复制的文化产品能够成为大众文化,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和革命。伯明翰学派认为文化产业应该带有一定的经济内涵,强调文化贯穿于经济领域和精神领域。1990年,时代华纳合并,标志着跨国文化产业组织的出现。这使得发展文化产业上升为一种国家发展战略,文化产业组织从此体现出国家竞争力。
中国学者对文化产业的思考也逐渐走向深入。陈提出文化创意产业在选择赢利模式时应把握消费者需求至上原则,并注意文化内容的原创性 [1]。沈露莹认为,由上而下的观念转变对理清文化产业发展思路具有关键性的作用,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政府与市场共同发挥作用 [2]。胡惠林提出要建立国家文化安全系统,其中文化贸易发展度的高低是影响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因素[3]。
综上所述,文化产业是一种创意产业、内涵产业,是以生产精神产品为目的的产业,其产品以物质为载体,以内容为核心,强调通过文化产品的消费获得思想上的共鸣。所以文化产品首先具有一般商品的属性,在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的过程中追求利润最大化,故而文化产业就是让文化走向市场,同时文化产业又属于意识形态,既是政治宣传工具,也是大众传播媒介,在提高整个国民素质方面有着不可替代和得天独厚的优势。
二、文化产业发展层次分析
第一层面:文化产业的经济性。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一样,需要在市场经济环境中追求利润的最大化,经济性体现在文化产业按照工业标准的要求,以文化商品和文化服务为其核心内容来创造利润,将文化产品中的文化因素用商业价值的形式体现出来。
第二层面:文化产业的文化性。文化产业的文化性在于其是生产精神食粮的产业。它不仅具有商业经济特性,同时又是人类对自身生存的美学思考和价值判断。
第三层面:文化产业的联结性。文化产业是在物质领域和精神领域共同发展的产业。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政治环境的变化都会对文化产业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整个文化产业链的相关产业相互之间还会起到直接的联结作用。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对文化产业发展水平的评价存在着一系列的模糊因素:一是与文化产业评价指标相关的模糊性。财务上的硬性指标只能衡量文化产业的经济特性,与文化性相联系的指标只能是通过评判者的主观判断而定,因而其本身就存在区间模糊性。二是与文化产业评价过程相关的模糊性。
三、文化产业发展水平模糊评价
1.选取评价因素并确定其权重。为了合理评价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结合其层面分析,确立评价因素集如下:(1)产业增加值增长率W1:文化产业增加值增长率代表文化产业发展的经济规模和总体趋势。文化产业增加值的增长率反映了文化产业发展的增长速度。(2)产业利润率W2:产业利润率反映了文化产业企业的盈利能力。产业利润率越高表示其盈利能力越强。(3)产业集中度W3:产业集中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企业的规模效应。适度的产业集中度有利于产业的发展。文化产业作为一个新兴产业从总体上来看需要适度的集中规模。(4)产业集群区域优势W4:文化产业的发展以深厚的文化底蕴为根基,而中国文化又在悠久的历史中形成了强烈的地方特色。因此,文化产业集群的区域优势在区域文化产业发展中起到了凝聚的作用,提升了区域内文化企业的协作关系和竞争力。(5)产品创新率W5:文化产业的文化性要求文化企业在社会主义法制和思想道德规范约束下多出精品,创作出更多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精神产品,以满足人们群众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6)消费层次提升度W6: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类对精神产品的需求也会存在上升趋势。(7)产业联结度W7:文化因素日益渗透到越来越多的产业中去,文化产业中的核心产业、产业以及相关产业的范围越来越大,文化产业的联结度越业越高。
各因素权重通过专家打分后运用AHP分析方法得如下结果:
W=(w1,w2,…,…,wn)T= (0.25,0.15,0.14,0.20,0.08,0.05,0.13)
其中,λmax=7.9813,CI=0.0085,RI=1.3,CR=CI/RI=0.0065
0.1,符合一致性检验。
2.确定发展水平评语集。按照等级理论划分为若干个层次,相应可以把文化产业发展水平分为四个等级,即评价等级域V={V1,V2,V3,V4} = {非常高、高、较高、低},以此作为评价尺度。
3.构造模糊评价矩阵。以长沙市文化产业为评价对象,通过对长沙市文化产业发展水平专家意见调查表的处理,进行规一化处理后得出各评价指标的统计表及相应模糊评价矩阵R(如表1所示):
表1 长沙市文化产业发展水平评价量化表
4.综合评价。在七个评价因素及权重值中,各因子分布较为均衡,故笔者在综合评价时采用加权平均型模糊算子,同时加权平均型也比较接近人们的主观判断,所以笔者选用:
M=(v・,・)bk= ^ {1,∑ni=I(ai,rik)}
其中“∧”表示min,称为模糊积,“∨”表示max,称为模糊并,“・ ”表示普通积,“∨・ ”表示有界模糊和。
由此得到综合评价结果矩阵
B=W×R=0.250.150.140.200.080.050.13T×14.5%24.9%54.1%6.5%23.8%33.6%26.4%16.2%19.1%22.5%42.5%15.9%17.9%28.1%37.8%16.2%15.7%48.9%27.5%7.9%38.83%45.21%15.13%0.83%7%37.4%5.85%49.75%
=(17.56%31.07%34.71%16.66%)
5.结论分析。由以上结果可以看出,长沙市文化产业综合评价的最大值是34.71%,隶属层次标准为较高,下表是根据评价矩阵得出的每一评价指标的隶属度:
表2长沙市文化产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隶属度
从表2可以看出,该地区在产业利润率、产品创新率、消费层次提升度方面发展水平高,在产业增加值增长率、产业集中度、产业集群区域优势方面发展水平较高,而在产业联结度方面发展水平低。从实际情况看,长沙市文化产业凭借其深厚的湖湘底蕴,大力引入市场机制,使得文化产业活力迸发,这种活力在某种程度上也带动了文化产品推陈出新,长沙市民的精神娱乐需求也表现出一定的高级化趋势。
四、建议
长沙市的文化产业门类众多,必须积极培育支柱文化产业。就目前情况来看,可以把旅游业、教育业、艺术业、广播影视业,广告传媒业作为支柱产业来培育。其中广播影视业在整个文化市场上已经占有了一席之地,有望成为长沙市文化产业的“头号招牌”。另外发挥文化原创性优势,培育文化消费市场。长沙市的文化产品缺乏科技含量,竞争力不强,要努力打造知名品牌,增加文化产品的原创性。
参考文献:
[1]陈.文化创意产业赢利模式初探[J].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187-192.
篇4
群雄并起 国货当自强
谁说外来的和尚一定会念经?Apple iPad虽成功开启了平板领域,不过在平板市场爆炸式增 长的过程中,恐怕除Apple外,受益最多的要数国产平板厂商。在瑞芯微、全志、晶晨等上游芯片厂商的支持下,昂达、原道、台电等国产平板厂商牢牢占据了1000元内平板市场。实用的性能加上较低的售价,在多媒体移动设备领域沉淀多年的国产厂商迎来了跨越式发展的机会,除自身的努力外,高性价比廉价芯片的出现,成为了这类厂商最大的助力,也涌现了全志A10、瑞芯微RK3066、晶晨AML8726-M等明星Soc芯片。在即将到来的四核时代,Soc芯片同样成为了市场关注的焦点!
重返舞台——炬力ATM7029
曾在MP3时代大战Sigmatel的珠海炬力,一度成为了国产芯片崛起的代表,而经过漫长的沉寂后,它又推出四核炬力ATM7029方案,不过目前关于该芯片具体规格参数透露较少,能够确定的是珠海炬力官方宣称其采用ARM的Cortex-A9架构,频率达到1.5GHz,并支持USB3.0接口和Android 4.1系统。图形核心方面,市场猜测其会采用Mali400。目前蓝魔和艾诺两个品牌已宣布推出搭载该芯片方案的适合产品,未来如能获得更多的平板厂商支持,不排除炬力会借四核平台以黑马的姿态返舞台。
代表产品:蓝魔W31、艾诺四核系列
在单核和双核时代,蓝魔和艾诺两个品牌并没有像昂达、原道、酷比魔方一样与上游芯片厂商紧密绑定,不过随着珠海炬力四核芯片的推出,蓝魔倒是在2012环球资源香港电子(秋季)展上早早推出旗下采用炬力ATM7029方案的产品,同时在炬力展台也有未打上Logo,疑似艾诺10.1英寸的四核产品亮相。而早先也有消息称,艾诺计划推出7英寸、8英寸和10.1英寸全系搭载炬力ATM7029方案的四核产品。
国产也很牛——海思K3V2
双核时代,新岸线的出现让我们看到国产芯片方案崛起的曙光,而海思K3V2的出现,无疑为国产芯片的崛起注入了强心剂。海思K3V2四核方案采用40nm制程的Cortex-A9架构,其主频分1.2GHz和1.5GHz(高配版)两种,由海思(华为子公司)自主设计,因而在终端产品上很容易获得华为的鼎力支持。海思K3V2引起市场关注的原因除由华为子公司研发外,其本身性能也相当令人期待。海思K3V2拥有四个Cortex-A9内核处理器,16个GPU单元(两颗8核的Vivante GC4000),最大的亮点在于采用64位内存总线,是NVIDIA Tegra 3的两倍,官方声称这款芯片能够在一系列的基准测试中超越Tegra 3性能30%到50%。
代表产品:华为MediaPad10FHD
俗话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由子公司研发的芯片方案,华为当然得大力支持,10.1英寸的IPS触摸屏的华为MediaPad 10 FHD搭载1.2GHz的海思K3V2芯片方案,拥有1920×1200高清分辨率,铝制外壳加强散热的同时,也成功将机身重量控制到598克。只不过在售价方面,“1GB RAM+8GB机身内存”售价2499元,而“2GB RAM+16GB机身内存”的高配版售价2999元,高售价一定程度上会降低主流消费者购机欲望。
核战硝烟 机会与危机同在
篇5
关键词:教育公平;瑶族教育;和谐
作者:玉时阶,广西民族大学教授。广西南宁,530006
中图分类号:C95;G7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9)02-0131-008
“教育是人力资源的主生产部门,而人力资源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最重要的财富。教育的产出――人力资源,是整个知识能力体系中最为活跃的投入要素。创造知识、引进知识、交流知识无一不是以人力资源为基础。”瑶族是个以农为主的山地民族。据2000年第5次人口普查数据统计,在全国2625032瑶族总人口中,农业人口数为2355163人,占89.7%。这些人大多居住在西南边疆地区,生态环境较差,经济发展缓慢,教育发展水平较低,人才资源短缺,传统的生产方式难以支持经济的持续迅速增长。据2000年全国第5次人口普查数据统计,瑶族人口文化素质普遍偏低,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有224924人,占全国瑶族总人口数的8.6%,其中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只有45421人,占全国瑶族总人口的1.7%,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人有2400108人。占全国瑶族总人口的91.4%。瑶族地区人口素质问题已成为制约瑶族地区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瓶颈,影响了瑶族地区和谐社会的构建。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当前瑶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滞后,根本上是人的文化素质的落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蒸蒸日上,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得益于人的素质的提高。
一、教育公平与瑶族教育
教育公平属于社会公平范畴,是社会公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石,是实现社会公平最伟大的工具,而社会公平历来是人们追求的理想。实现教育公平,直接关系到社会公平的实现,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教育公平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是人发展起点的公平。现代教育的政治价值就是通过教育公平实现社会公平。和谐社会是公平的社会,教育公平则是社会公平的源头,是社会公平的核心,构建和谐社会必须从社会公平的核心问题突破,才能最终解决社会的不公平问题。当代教育涉及人民群众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牵连千家万户,几乎是每个社会成员都关心的问题。所以,教育公平历来被视为社会公平的底线,被看作是最基本的公平。教育的不公是社会的最大不公,教育不公正则无社会和谐可言。所以,只有实现教育公平,保障社会公平,才能构建瑶族地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周洪宇先生认为教育公平与和谐社会主要有三重关系:教育公平既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又是和谐社会的实现途径,是和谐社会不可缺少的基本因素。首先,教育公平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包括教育公平在内的公平正义是和谐社会首要的、内在的、基本的内容。没有或者缺少公平正义(包括教育公平)的社会谈不上是一个正常的社会,更谈不上是一个和谐的社会。和谐社会不能少了公平正义(包括教育公平)这一重要内容。其次,教育公平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和谐社会的建设,是以包括教育公平在内的公平正义为重要基础和重要前提的。抽掉了这个基础和前提,就抽掉了和谐社会“大桶”最重要的一块板,和谐社会就无法建成。第三,教育公平还是和谐社会的实现途径。有了教育机会的均等,有了教育过程的公平,有了教育质量的公平,社会弱势群体才有可能与社会其他阶层在同一起跑线上起跑,才有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可能,社会各阶层才有正常流动、正常分化的可能,全社会才能充满活力、安定有序,而不至于让社会弱势群体无路可走,铤而走险。这一点已为历史和现实所证实。所以。教育公平是实现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这个祖国大家庭中,除汉族外,有55个少数民族,人口超过1亿,占全国总人口8%强。少数民族人口虽然较少,但分布面广,全国共有民族自治地方159个。其中自治区5个,自治州30个,自治县(旗)124个,还有民族乡1355个,民族自治地方占全国总面积的64%。在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里,少数民族的教育发展不仅是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建设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与否,不仅决定一个民族的兴衰,而且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共同繁荣与发展进步,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无疑已成为整个国家教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时期是各民族发展繁荣时期,能否使我国少数民族在教育上享有平等权利,是我国少数民族能否在政治上实现平等权利的重要表现,是能否贯彻党的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是巩固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需要。特别是像瑶族这样一个人口较多,分布较广,地处边疆跨境而居的少数民族,其教育的发展在整个国家的教育发展中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教育公平的角度来看,瑶族教育的发展是整个教育公平体系中重要而又独特的组成部分之一。只有当瑶族地区的教育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广大瑶族同胞的科学文化素质得到较大的提高时,才能实现事实上的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中华民族才能繁荣发展,边疆才能稳定,国防才能巩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能有坚实的基础与保证。
瑶族教育是我国国民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它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20世纪50年代前,由于历代统治阶级实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加上生态环境恶劣,地处偏僻及传统文化的影响,大部分瑶族地区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都较低,社会发展缓慢而不平衡,瑶族教育相当落后。除湘桂粤边界的平地瑶和部分瑶族地区建有少量的私塾、学堂和小学。有极少数的瑶族子弟能上二三年学,识些汉字外,绝大多数的瑶族基本上不识字,从未进过校门。凡有交易、借贷之事,多用“刻木记事”或“结绳记事”
二、解放后瑶族教育取得的成绩
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在瑶族地区大力贯彻落实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高度重视瑶族教育事业的发展,采取许多优惠政策和措施,帮助和扶持瑶族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经过50多年的努力,瑶族地区的教育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一)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特点的瑶族教育体系
50多年来,在瑶族聚居的地区,特别是瑶族自治县,初步形成了从幼儿园、小学、中学、中等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等各具特色的瑶族教育体系。各级各类瑶族在校生不断增多。以广东连南瑶族自治县为例,1929年10月,政府在瑶族地区开办过6所瑶民小学,2年后停办。1938年重设国民小学6所,1944年停办。1949年又建小学10所。先后受过教育的人不到连南瑶族总人口
的1%。后,经过50多年的发展,到2005年,全县有完全小学53所,教学点50个,“九年一贯制”学校3所,初级中学9所,普通高中2所,中小学在校生25640人,适龄儿童少年入学率99.7%。又如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20世纪50年代初,只有1所中学和345所小学。到2000年,全县已有49个学前班、253所小学、36所初中、6所高中、1所职业中学、2所中专、2个函授大学和电视大学教学点,全县乡镇有中学,村村有完全小学,大的自然屯有初级小学。在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前,全县瑶族聚居区和瑶、汉族杂居区有小学21所,入学瑶族学生455人,占江华瑶族人口的7%。到2005年,江华有各级各类学校625所,其中学前班145所,入学幼儿3427人;小学426所,在校学生41330人;初中17所,九年制学校8所,在校学生27850人;高中4所,在校学生6831人;其中初、高中瑶族等少数民族学生29778人;职业中专2所,在校学生1163人;教师进修学校1所,培训学员348人;全县22个乡镇均设有农民文化技术学校,对农民进行农业科学技术培训。
我国瑶族地区虽然没有设置大专院校,但在各瑶族自治县和瑶族聚居人口较多的地方,均有一些高等院校设置有函授站、教学点进行高等教育。如广东连南瑶族自治县于1985年起开办广播电视大学,举办大专学历教育。1979年,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师范学校开办广西函授大学恭城教学辅导站,设中文、数学、物理、化学、英语5个专业,经过学习、考试、实习,1982年有40人获毕业。除高等院校设置的函授站、教学点外,更多的瑶族青年是考入或保送到瑶区外的高等院校读大学。在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全县117个行政村,村村都出过大学生,不仅有清华、北大的大学生,还有在美国、日本攻读硕士、博士的学生。在广西民族大学,20世纪80年代在校的瑶族大学生仅100人左右,到20世纪90年代,已上升到400余人。据2000年全国第5次人口普查资料统计,2000年,瑶族6~24岁人口在校情况如下表:
从上述统计数据来看,瑶族子弟不仅都能上学,而且还有了本民族的大学生、硕士生和博士生。
(二)培养了一支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本民族的师资队伍
20世纪50年代前,瑶族地区虽有少量学校,但教师多是外地来的汉族知识分子。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瑶族师资队伍的建设,规定各地的师范院校和民族院校要招收一定比例的少数民族学生。同时在各瑶族自治县开办师范学校或教师进修学校,招收瑶族学生进行培养或培训,提高瑶族教师的教学水平;或与各高等院校联合开办函授班,对瑶族地区的民办教师和中小学教师进行培训。前,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有中小学教师274人,其中少数民族教师2人。50多年来,通过引进师范院校优秀学生和外地教师、定向委培、招收合格民办教师、代课教师和“五大”毕业生等渠道扩充师资队伍;同时还采取脱产进修、函授自考、继续教育培训、岗前培训、在职自学、短期培训等形式努力提高教师素质,至2005年,全县共有教职工4466人,其中中学教职工2219人,小学教职工2185人,瑶族等少数民族1054人。据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教育局统计,1978~1984年,该县离职进修的瑶族教师254人,参加中师函授学习的瑶族教师为202人。通过不同方式的培训、进修、学习,不仅培养了一定数量的瑶族教师,而且使瑶族教师的整体素质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三)联系实际。采取多种教育形式
50多年来,瑶族地区的教育部门从瑶族多居山区,交通不便,居住分散,语言不通,家境困难的实际出发,采取了办民族中、小学和民族班、寄宿制学校、女童班及开展“双语”教学等多种形式的民族教育办学方式。民族中、小学和民族班主要招收家庭困难的瑶族学生入学读书,国家对学生的学费、杂费、住宿费、生活费等给予补贴或全免,其对象多为民族杂居区的瑶族中小学生。寄宿制学校主要招收地处偏僻、交通不便、家庭困难的瑶族高小生和初中生,国家对学生的学费、住宿费、生活费给予补贴或减免。女童班主要在多民族聚居的杂居区开办,以解决瑶族女童因家务多、家庭困难或重男轻女陋习的影响无法上学的问题,入学的女童多为小学生或初中生,国家对女童班学生的学费、杂费、住宿费、生活费给予补贴或减免。开展“双语”教学是《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赋予瑶族人民的基本权利。由于历史上的原因和自然环境的影响,一些地处偏僻的山区瑶族儿童只会说本民族语言,所以,在小学一二年级只能因地制宜,采用瑶语和汉语双语教学,待瑶族学生的汉语水平提高后,再逐渐以汉语授课为主。在教学方式上充分体现了瑶族教育的办学特色。
后,在党和国家的关心重视下,我国的瑶族教育事业不断发展,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为瑶族地区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构建瑶族地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基本前提。当前,瑶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教育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贡献越来越大,全社会对教育的重视和关注程度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2004年,我国国内GDP首次突破人均1000美元大关。从世界各国发展的普遍规律看,一个国家国民收入在1000~3000美元的时候,是各种矛盾发展比较尖锐的时期。我国目前正处于这样一个时期,各种矛盾在教育问题上也有同样的表现,特别是教育发展中的不公平问题已经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成为当前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主要矛盾,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首先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三、瑶族教育存在不公平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瑶族地区的教育得到了显著的发展,但由于历史与客观等方面的原因,瑶族地区不仅教育发展的总体水平不高,而且地区间、城乡间、民族间、性别间、阶层间的差异越来越大,尤其是农村人口、贫困人口等弱势群体总量大;同时,瑶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普遍滞后,面临结构性的发展瓶颈,基础设施与资金短缺的困难,资源贫乏,文化复杂多样性的制约,因此教育发展不公平的问题更突出,更复杂。
(一)存在地区差别
瑶族教育的不公平有其自身的特点,它不仅一般地表现为瑶族地区与发达地区教育水平上的差距,还表现为瑶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教育水平的差距及不同地区的瑶族之间的教育水平差距。以广西为例,2000年,广西有瑶族人口147万余人,占全国瑶族总人口的56%以上,所以,广西的教育发展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瑶族的教育发展状况。2001年,广西人均教育经费为232元,比全国人均教育经费低131元,而同期北京和上海人均教育经费分别为1105元、1160元;人均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161元,比全国人均水平低79元,而同期北京和上海的人均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分别为794元、817元。学生人均教育事业费是教育资源相对占有状况的直观反映。
“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研究”课题组调查研究成果显示,2003年,广西的教育发展指数为59.5,教育存量指数为83.4,教育增量指数为61.9,教育投入指数为49.8,教育贡献指数为43.0,分别在全国排名为第26位、第15位、第27位、第28位、第28位。和全国平均水平存在较大的差距。在经济发达的广东省,瑶族聚居的粤北山区和珠江三角区也存在明显的差距。据广东省2005年第2期县处2班“教育体制改革”课题组调查,2003年,广东珠江三角区在校人数约占全省的1/3,而教育经费投入总量占全省的2/3;2004年,珠江三角区7个市中小学生占全省中小学生总人数的28%,而教育经费投入却占56%,广州、深圳、佛山、珠海、东莞、中山学生人均教育经费超过1000元,而瑶族聚居的粤北山区人均教育经费却不足500元。广东的瑶族自治县尚且如此,其他省(自治区)的瑶族自治县情况就更差。这些差距导致了瑶族地区的教育普及水平、办学条件、教学质量等方面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这些年来,中央财政对民族地区转移支付的教育补助专款,包括贫困地区义务教育专款、师范教育专款、民族教育专款、义务教育工程专款、贫困地区助学金等都比过去有很大的增加,缓解了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困难,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由于瑶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因此这种地区教育发展的水平差距仍难以消除。
(二)存在城乡差别
由于城市和农村二元结构制度的设置和安排,教育资源配置存在着突出的“城市取向”,从而使农村教育发展落后于城市教育发展。而瑶族地区农村由于历史上的原因和自然环境的影响,其教育发展更加落后于城市教育的发展,并成为整个中国教育发展的薄弱环节。2003年《中国教育绿皮书――中国教育政策年度分析报告》显示,2001年,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只享有全国义务教育经费的31.2%,农村初中及小学基建资金支出仅占国家财政预算内教育基建支出的1.9%和3.6%,农村义务教育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仅为城市平均水平的三成。以广东为例,2005年,广东小学生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情况如下:东部平均为200元,中部为31元,西部为50元,而广东连山壮族瑶族的小学生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为15元。由于教育发展过于重视城市人的利益,不仅使农村,特别是像瑶族聚居的欠发达地区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同时在教育模式上过于城市化,具体表现为主要以城市学生的学习水平和学习能力为依据制订全国各级教育教学的统一大纲、材和统一标准,全盘照搬或模仿城市的教育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农村的客观实际,这对地处于边疆山区的瑶族学生来说不仅是要求太高,也是不公平的,难以获得广大瑶族学生的满意和家长的支持。
(三)存在阶层差别
所谓阶层差别,亦称社会分层,主要是指社会成员、社会群体因社会资源占有不同而产生的层化或差异现象,尤其是指建立在法律、法规基础上的制度化的社会差异体系。我国目前正面临非常严峻的社会分层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迁,社会分化和社会分层已经成为激化社会矛盾的重要因素。阶层差别日益加剧,不同社会阶层的分化导致利益分配上的差距也随之扩大,成为影响教育公平的重要因素。有关研究资料表明,2004年,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中,20%的高收入家庭占有了全部收入的50%,20%的低收入家庭仅占总收入的4.27%。当前,国际公认的贫富差距的警戒线的基尼系数为0.40,而2005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已逼近0.47。严重地突破了合理的限度。在世界银行2005年发展报告中列出基尼系数的120个国家和地区中,我国处于第85位,在比我们国家基尼系数更高的35个国家中,有32个国家属于社会冲突与矛盾激化、经济发展停滞的拉美与非洲国家。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已成为和谐社会建设面临的主要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的教育发展差距越来越大,特别是像瑶族这样原来发展比较缓慢的民族,其差距更大。历史上,瑶族地区的现代学校教育起步较晚,大部分瑶族地区的现代学校教育是后才开始的,教育基础差,底子薄,这是其与汉族和其他民族教育相差较大的原因。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缓慢。2004年,当我国宣布GDP首次突破人均1000美元大关时,广东省乳源瑶族自治县、连南瑶族自治县、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的人均财政收入却分别为517元、250无、201元,分别为广东省该年全省平均水平的28%、14%、11%。瑶族地区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社会经济不发达,瑶族群众生活较贫困,从而制约了瑶族地区的教育发展。三是教育资源的配置不公造成的教育不公。瑶族虽人口较多,但居住分散,且多居穷乡僻壤,由于国家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城市和发达地区享有较多的优势教育资源,从而使得边远山区的瑶族教育经费远远低于城市和发达地区。四是民族文化差异的影响。瑶族地区大多自然条件恶劣,经济基础薄弱,人们生活困难,教育观念较淡薄。
平等参与教育是女性的基本权利和社会公平的基本内容之一,是提高妇女精神文明素质和社会地位,改善妇女生活状况,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为切实保障妇女的受教育权利,国家采取了许多措施,提高女性入学率。在入学率和升学率,努力消除男女两性在受教育程度和机会上的差距。提高了妇女教育的发展水平和程度。据有关部门统计,1995年,中国15岁以上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1年,男性为7.8年,男女差异为1.7年。2003年,中国15岁以上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4年,男性为8.4年,男女差异为一年。女性增加受教育年限明显快于男性,男女受教育年限的差距逐步减小。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和传统习惯的影响,瑶族女性的受教育程度还是远远不如男性。据2000年全国第5次人口普查数据,2000年,全国6岁及6岁以上瑶族男、女两性受教育状况如下表:
上表数据表明,瑶族男、女两性的受教育状况仍有较大差别,男性受教育的人数和状况明显好于女性,未上过学的瑶族男性比女性低40个百分点,而受过大学专科以上教育的瑶族男性却比女性高30,2个百分点。瑶族女性受教育状况如不能得到较好的解决,势必制约瑶族地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影响瑶族地区和谐社会的构建。
上述各方面的不公平,根源在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社会转型时期各项制度的不完善。因此。要实现教育公平,推进瑶族地区教育均衡发展,必须大力发展瑶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同时,要进一步推进教育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建设与瑶族地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民主政治与精神文明建设相适应的现代教育,构建瑶族地区和谐社会。
四、发展瑶族教育的对策
(一)国家应更合理地配置教育资源
长期以来,瑶族地区的教育投入和办学条件一直低于发达地区和城市地区,这是造成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教育不公的重要原因。所以,国家有关职能部门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更加合理地配置教育资源,为各民族群众提供相对均衡的办学条件。对各级各类学校的投入,无论是农村还是城
市,东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沿海地区还是边疆地区,都应大体一样,使每所学校都能拥有大体相等的物质条件和师资条件,每个受教育者都能享受基本相同的教育资源,从而形成一个比较公平的教育发展环境。
(二)对弱势群体和弱势地区采取补偿措施
世界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不可能是完全均衡的,因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原因而形成的弱势群体也是各个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由于教育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各国都十分重视弱势群体和弱势地区的教育问题,并根据本国的国情和发展需求,制定各种扶持弱势群体和弱势地区的政策,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为受教育者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如前所述,我国的瑶族聚居区,各瑶族自治县基本上都是贫困地区和贫困县,属欠发达地区,绝大多数瑶族群众都刚解决温饱,有的人还未解决温饱问题,瑶族地区的教育发展水平还远远落后于全国教育平均发展水平,属于教育的弱势地区和弱势群体。为了实现教育公平,国家必须坚持对像瑶族和瑶族地区这些弱势群体与处于弱势地区进行教育补偿,最大限度地消除教育阶层差别与民族差别,这就是罗尔斯公平判据中“平等性原则”之后的“补偿性原则”。这一原则立足于教育的整体利益,强调照顾最少受益者的最大利益,对教育发展过程中弱势群体的教育进行必要的调整和补偿,使弱势群体也能普遍地享受教育带来的收益,进而提高教育的质量。正如杨东平教授所说:“中国普及教育的历程已经说明,在差异性极大的现实中,仅靠同等对待的平均推进策略,企图通过社会发展自然地缩小和弥补差距的设想是不真实的,必须依靠政府对弱势地区、弱势人群补偿性的倾斜政策。或者说,在中国这样发展差距极大的人口大国,必须同时使用‘发展性’和‘补偿性’两种标准,才能有效地促进普及教育,增进教育公平。”0虽然我国现在也有一些教育补偿机制,如民间的“希望工程”、“春蕾计划”,政府的教育扶贫、助学金、奖学金等,但与庞大的弱势群体的需求相比,这些补偿措施和力度远远不能满足弱势群体的需要,无法实现教育公平。所以,应不断完善教育补偿机制,加大补偿力度,使教育补偿机制制度化、法制化。
(三)进一步改善教师的地位和待遇
从世界各国努力促使教育均衡发展的经验来看,建立一支数量足够、质量合格的教师队伍,是实现教育均衡发展的关键。目前,由于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教育差异仍很大,瑶族地区教育经费保障标准偏低,许多优秀教师流动到条件较为优越的城镇或东部地区、沿海地区,使得瑶族地区学校的教师数量不足,结构不合理,质量不高,尤其是边远山区的农村中小学因无足够的公办教师,不得不聘用廉价的代课教师。“教师问题正在成为新的‘瓶颈’,成为农村教育最突出,最严重的问题。”锄特别是实行“一费制”后,学校收费减少,农村教师除了工资外,基本上没有其他补贴。实际收入减少,人心浮动。因此,应尽快建立教师福利待遇保障机制,将教师工资纳入公务员工资体系,确保足额、按时发放教师工资。尤其是对瑶族地区这样欠发达地区的教师,更应实行优惠政策,提高这些地区的教师待遇和地位,从而保证师资资源的均衡配置和稳定。
篇6
[关键词]低碳发展水平;低碳指标;综合评价
低碳经济已成为全球缓减气候变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必由之路,得到了全球的各个国家的响应。城市作为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中心,聚集了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温室气体排放占全球总量的75%左右。据此,在全面推进低碳经济时,城市低碳经济的发展更是重中之重。国外很多国家早已开始了低碳发展的探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2008年,国家建设部与世界自然基金会(WWF)选定河北省保定市和上海市为“中国低碳城市发展项目”首批试点城市,这标志着我国低碳城市的建设正式起步。从试点到现在,“低碳”迅速受到各地热捧,深圳、杭州等多个城市也积极开始了建设“低碳城市”的摸索。而关于如何对城市低碳建设的发展状况的评价研究则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本文构建了城市低碳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对我国东中西11个城市的低碳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与分析。
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碳排放不仅来源于经济发展,产业运行过程,也来源于社会的消费过程,所以城市低碳发展也涉及能源、经济、社会、环境、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本文运用AHP方法,构建了三个层次的城市低碳发展水平评价体系。第一层目标层为城市低碳发展水平,第二层准则层主要是按照输入—输出的路线,从能源低碳、经济低碳、社会低碳、技术低碳四个方面构建评价体系,详见表1。
由表3和上图可知,除深圳外,大部分城市的指数都为-0.6~0.6,各城市的低碳发展水平存在着差别。其中,深圳、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的综合指数均在零点以上,由此看来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城市低碳发展水平也略高。而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的重庆、天津、武汉、长沙等城市的低碳发展水平相对较低。
在四个子系统中,经济低碳指数波动最为明显,指数最高的北京与指数最低的宜昌相差近3个点。北京、广州、深圳3个城市的碳生产力水平高,技术也比较发达,具有发展低碳经济的优势。这说明城市间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还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社会低碳指数和技术低碳指数波动形态相对平稳,重庆市在这两个指标中都独占鳌头。主要原因在于重庆的山城地形复杂和科学技术不发达,限制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基础设施不完善,从而汽车的使用量少,碳排放量相对较少,再加之重庆的CDM项目在2008年就达到10个以上,这无疑给重庆的节能减排增添了辉煌的一页。
此外11个城市中,湖北宜昌除社会低碳指数大于零以外,其他子系统指数均小于零,这与宜昌的地理位置、经济发展缓慢、科学技术落后有关,但也由于宜昌地小、人口较少,城市空间不紧凑,绿化比例大,城市的环境质量较高,所以宜昌的社会低碳指数见好。
4 结果与分析
深圳市作为全国经济发展领先的城市,在低碳建设方面,也走在了国内其他城市的前面。我们发现排在前5名的深圳、北京、上海、广州和杭州,他们都有共同的特征:碳生产力高,单位GDP能耗低,科学投入强度大,但人均碳排放和每万人拥有汽车数量都高,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低。这些城市经济发展迅速,且高校人才济济,科技比较发达,但同时人口密集,交通拥挤,城市空间密度大,绿化覆盖率低,而且资源紧张,环境系统相对较差。发展建议:①从空间、交通、绿地三方面合理规划城市,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增加绿地面积。②限制外来人口数量,或通过建立卫星城来分流人口。
天津、南京、武汉、长沙4个城市的低碳发展水平指数均在-0.2左右,反映这4个城市的低碳发展水平差别较小。但4个城市在能源、经济、社会、技术4个方面发展状况各有千秋。天津和南京的单位GDP能耗、人均碳排放量都比武汉和长沙相对要高,天津第三产业所在比重和建成区绿化覆盖率都比较低,环境质量不容乐观。究其原因:一是产业结构不合理,传统产业仍居主位,能源消费偏高,碳排放系数高;二是人口密度大,生态环境恶化,绿化面积少。长沙单位GDP能耗和人均碳排放量为四市最低,碳生产率最高,说明长沙市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较为迅速。但最高的每万人拥有汽车数量,和最低的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又说明长沙的经济发展带动了工业的发展以及私家车的数量增长,加大了能源碳排放。 转贴于
重庆市在11个城市里属于特殊的一员,它是唯一一个西部城市。而且它的情况正好和前5名城市相反。重庆市人均碳排放量和每万人拥有汽车数量都低,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相对高,而且重庆市的低碳资源丰富,但由于经济发展缓慢,碳生产力低,单位GDP能耗高,第三产业结构比例较小,仍然为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重庆市未来的节能减排任务繁重。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意味着重庆市的低碳发展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总而言之,各地应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适当调整自己的低碳策略,才能将城市低碳建设发展得更好。
:
[1]管清友.金融危机要钱、气候危机要命[N].上海证券报,2008.
[2]肖翠仙,唐善茂. 城市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 生态经济,2011(1):45-48,57.
篇7
【摘 要】2011年芬兰政府批准实施的《2011-2016年教育和研究发展规划》是芬兰实施新一轮学校和教育系统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本文从《发展规划》制定的背景入手,指出它是对芬兰全纳教育、教育机会均等、终身学习等理念的体现,分析了它的基本框架和内容,并指出它在教育政策上的特点及改革和发展的侧重点,试图对我国的教育规划和改革提供借鉴意义。
关键词 《2011-2016年教育和研究发展规划》;内容;特点;述评【中图分类号】G443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671-7384(2015)04-0072-04
2011年12月15日, 芬兰政府批准了《2011-2016年教育和研究发展规划》(以下简称《发展规划》),这个规划是政府在教育领域的五年发展计划(2011-2016)的纲领性文件,它是为了完成芬兰政府制定的教育和研究方面的十年目标(2011-2020),即芬兰政府期望在2020年成为世界上最具有竞争力的国家,本国青年人和成年人的学习成就在OECD(世界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中保持领先地位等目标而制定的政策性文件,被列入政府财政预算的范围,从2011年末开始实施,并将在2016年评估其实施效果。
《发展规划》背景与理念
1.《发展规划》的制定背景
在2013年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最新一份全球经济竞争力报告中,芬兰的全球竞争力排名仅次于瑞士、新加坡,位列第三。芬兰经济的崛起令世人震惊,然而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个地下资源并不发达的北欧小国在短短一个世纪里迅速崛起呢?芬兰有一句名言:“教育是芬兰的国际竞争力”。多年来,芬兰的教育投入占 GDP的比重都在 6% 以上,教育开支在政府预算中位列第二,仅次于社会福利支出。国家对教育的重视与投入带来了芬兰教育的高品质和科学研究的高水准。以OECD 举办的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Student Assessment )测试为例,芬兰在OECD 成员国中的成绩始终名列前茅,并有三次名列榜首。
过去十几年来,芬兰因其在PISA中的抢眼表现而被世界各国奉为教育的典范。然而在2012年12月3日的PISA2012结果却让芬兰教育“跌下神坛”,芬兰从榜首跌到了十名以外。芬兰教育一直是国人的骄傲,PISA测试全球第一的光环效应,让世界各国竞相研究芬兰的教育政策、教育体系和教育运作机制。这次芬兰的失利让芬兰人开始反思本国教育的现状与未来,尤其是反思2004年的新课程改革(2004年芬兰正式颁布基础教育国家核心课程 《National Core Curriculumfor Basic Education2004》)给芬兰教育带来的影响与变化。
2.《发展规划》对芬兰基本教育理念的体现
《发展规划》的核心目标聚焦于以下三个方面:促进教育公平——全纳教育;提高所有水平的教育质量——教育机会均等;支持终身学习。这三个目标的实现是相辅相成的,有着紧密的内在逻辑性。 “兼顾公平、追求卓越”一直是芬兰全纳教育理念的核心,让每个人都接受公平的、高质量的教育始终是芬兰教育努力的方向。教育公平和质量两者兼顾的原则体现了芬兰教育政策在追求公平和卓越上两者达到了辩证统一。对教育质量的追求体现了芬兰教育追求卓越的核心价值观,更表现出芬兰对学生在PISA 中表现欠佳的担忧,对近年来学生学业成绩下降的重视。
全纳教育:全纳教育最早是针对特殊教育提出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全纳教育的内涵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它不再仅仅针对残障儿童,而把目光投向了地区差异、种族差异、文化背景差异等方面,全纳教育反对歧视和排斥,主张所有人都有在一起接受平等教育的权利,注重合作,反对竞争。在《发展规划》中,把“移民参与到教育与培训中”作为一个独立的章节论述,指出由于移民的语言能力与本地人存在差异,因此影响了他们的学习和培训成就,政府要通过一些措施提高他们的语言能力,为他们接受更高更深层次的教育或培训做好准备;在早期儿童教育部分,政府提出了“为全体适龄儿童提供学前教育”的思想,虽然已经有98%的儿童接受了学前教育,但是政府更要关注居住在人烟稀少地区的儿童是否参与其中,少数民族人群的儿童是否参与其中,具有移民背景的儿童是否参与其中。
教育机会均等:教育机会均等一直是芬兰社会福利的基本内容。《芬兰义务教育法》 第628 条规定,九年义务教育的培养目标之一就是进一步保证整个国家教育上的足够公平。“芬兰政府规定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在其居住地就近入学,不择校制给居住在不同地区的学生提供了均等、高质量的教育机会”,在《发展规划》的第一部分明确提出了政府要实施“教育机会均等行动计划”,这个均等的概念不仅指每个适龄儿童在童年早期和基础教育阶段都能获得平等的教育机会,还包括那些有特殊需求的学生以及处于危机边缘的学生也有机会获得相应的学习支持。这个计划更考虑到学生既定的不可改变的社会和家庭背景对学习成就的影响,即在早期教育和基础教育阶段儿童的起点就是不同的,这个差异主要来自他们的家庭背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个体遗传差异、性别等,而这些将会影响学生的学业成绩,即便是在学前教育和基础教育阶段也是一样的。
终身学习:芬兰1999年修订的《宪法》第16条明确指出:“公立当局必须保证根据公民的技能发展和特殊需要,提供给他们除了基础教育之外其他类型的教育,并赋予他们自我完善的权利,不能因缺乏教育手段而阻碍其发展。”终身学习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从法律上确立了其地位。《发展规划》针对芬兰目前面临的社会状况,发展了终身教育的定义和内涵:学习并不中止于年轻人获得证书或学位, 而是意味着成年人一生中都在持续学习,意识到终身学习的理念意味着知识和竞争力变得可见,教育政策必须保证知识和技能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被学习者获得。《发展规划》为终身学习提供政策保证,这种政策要让学习者实现从一种教育水平到另一种教育水平的转换,实现从教育到劳动力市场的转换,且个体具有继续学习和适应新环境的能力。
《发展规划》的基本框架和内容
《发展规划》总共分为十一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教育水平和能力”,相当于全规划的总纲;第二至第八部分将教育按照时间分成了早期儿童教育(第二部分)、基础教育(第三部分)、中等教育和培训(第四部分)、中等学校(第五部分)、职业教育和培训(第六部分)、高等教育机构和研究(第七部分)和成人教育和培训(第八部分)分别加以论述;第九部分论述了教育评估和对未来的预测;第十部分是对学生财政资助相关问题的论述;第十一部分为附录,揭示了2009-2016年的教育财政支出以及2009-2016年的瑞典语言教育的财政支出。
在总纲部分,政府把整个国家教育水平及能力的提高作为《发展规划》的核心,通过政府改革和理念更新,把教育机会均等推向实践层面,建立全民教育体系,切实加强公民接受平等教育的机会,使教育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加强教育和生活、工作的联系,实施国家语言教育战略,重视对移民的教育与培训,这些要点突出了芬兰近年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在分阶段论述各类教育时,《发展规划》对每个阶段的论述均有其侧重点,这些侧重点延续了芬兰一贯的教育方针政策,同时体现出芬兰应对国家和社会所面临的一系列现实问题的具体改革措施,体现出政府期望通过教育来帮助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及方式。例如,在早期儿童教育阶段,提出要转变早期儿童教育的政府机构管理职能,通过立法把早期儿童教育和日常看护的服务从社会事务和健康管理部门转到教育和文化部门,这无疑发展了早期儿童教育的内涵,使其从单纯的日常护理拓展为照顾、喂养和教育均包含在内的奠基性工程。在基础教育阶段,政策制定者们意识到虽然芬兰在PISA测试中阅读、数学和科学三个科目上都表现出色,而且芬兰在学校之间的差异以及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不同造成的学业成绩差异很小,但是PISA还是暗示了学校和学校之间、学生和学生之间存在差异,且有些差异有增长的趋势,比如男女生在不同科目的表现不同。为缩小这些差异,课程改革、小班化教学、教学质量评估体系、社会技能培养都成为可行的途径或方式,均纳入《发展规划》制定措施的考虑范围。在芬兰,中等教育包括综合中等教育和职业中等教育两类,相对应这两类教育,《发展规划》将论述的重点放在职业教育质量监控体系的建立、政府的财政支持、如何培养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以及促进职业国际化等方面。在对高等教育的论述部分,针对芬兰目前面临的劳动力紧缺的现状,把高等教育结构调整和缩短教育时间,让学生尽快投入到劳动力市场作为政策重点;同时不忘关注劳动力的质量问题,建立评价人才质量的体系和进行教育改革是应对科技快速发展所带来冲击的良策。第八部分——“成人教育和培训”提出将加大成人教育的质量评估系统建设,把如何提高成人教育和培训的有效性,为国家提供更加现代化、更具有竞争力的人才作为目标。
芬兰的教育评估一直采用内外结合的方式,内部评估指自治市和学校的自我评估,外部评估主要由教育评估委员会完成;同时国家教育委员会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也会介入到教育评估中。《发展规划》的第九部分提出了建立国家教育评价中心的打算,这个中心在2014年初开始运作,由教育评价委员会的相关操作部门、高等教育评价委员会和国家教育部三个部分组成,合并的组织将包含评价委员会和国家教育部的所有明确的操作流程,来保证评估和改革的明确性。重点关注新中心独立的管理职能和运作职能,它的运作将与教育部门的股东保持紧密的联系。第十部分是对学生资助的行动纲领,主要集中在资助对象的描述上,资助的对象中将更加关注那些已经组建家庭或孕育了孩子的学生,因为这两者都意味着一个额外的财务负担,这个负担并不包含在学生财政资助中。例如,住房贷款,政府增加已经有孩子的学生的学习资助,住房补贴,最大限度地给予学习贷款的担保,这些都将保证这些特殊的群体接受教育的权利。
《发展规划》对2011-2016年的教育目标、重点关注和发展的方向非常清晰明确。每个阶段的教育均与芬兰目前的国家状况和面临的经济发展问题休戚相关,又形成一个具有内在逻辑性的整体教育改革方案。全民崇尚教育的基本共识让教育改革在芬兰不是突变式的激进革命,而是渗透在一个又一个5年计划中的渐进式的变革。
《发展规划》的主要特点与启示
1. 通过立法保证所有适龄儿童接受早期教育的权利,早期教育系统要向高质量、专业化发展
《发展规划》认为所有的适龄儿童都应该有接受学前教育的权利,学前教育是连接日常看护到基础教育的重要的中间环节,芬兰通过立法保证学龄前儿童的受教育权利。早期教育的质量观念应该基于对儿童成长发展和学习的整体观念,主要为儿童未来的广阔的跨学科知识学习和研究打下基础。早期教育的目的是为儿童的终身学习、幸福生活,健康的个性,以及技能、能力和价值观平衡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是要促进儿童的社会交际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这是儿童未来能健康成长和发展的先决条件。为了保证这些目标的实现,专业化的教师队伍和规范的评价体系也成为首要和必备的先决条件。
中国的学前教育不属于立法规定的义务教育,适龄儿童接受学前教育的现状存在地区差异和质量差异。如果能通过立法确保所有的适龄儿童都能接受早期教育,并保证不同地区的早期教育的质量不存在显著差异,这是实现教育公平和教育机会均等的第一步。
2. 基础教育以综合能力为导向,学生的情感、技能和社会技能发展要得到足够的重视
政府将制定不同科目教学的国家标准,教育改革将加强技能培养和艺术科目、自然教育、公民和价值教育,教育环境标准等科目间的整合以及更加丰富多样的语言课程。芬兰的小学生一般只上半天课,下午半天参加课外活动或各种学习或娱乐俱乐部,主要的目标就是让所有低龄的儿童都能获得想要的活动,加强家校合作,让有特殊需求的学生发展特殊能力。这样的教育让学生觉得学习压力小,学习兴趣得到保护,没有厌学情绪,潜力可进一步挖掘,同时在此过程中学会与他人合作,适应社会。基础教育学校的角色定位是为了促进学生情感和社会技能的发展,发展学生的社会包容性和交际能力等。
这些理念和政策值得中国的基础教育借鉴和参考。研究性学习和综合实践课程不能流于形式,要与学科教学保持同等的地位;基础教育弱化知识的考核,强调综合学习能力的培养;建立合理的评价体系来促进学生情感和社会技能的发展,都是我们在基础教育阶段要考虑的问题。
3. 中等教育和培训建立灵活的学习途径,为学生的终身学习提供机会
1994 年课程改革以后,芬兰普通高中的课程学习由过去固定的 3 年制改为具有弹性的 2~4 年制,课程评价和课程管理方式亦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普通高中教育不仅要为学生提供其继续深造、工作、生活、 发展个人兴趣和促进个性形成所需的知识与技能 ,同时还要为他们提供在有生之年终身学习和自我发展的机会。芬兰学生16 岁之前在综合学校中学习,到毕业时再确定是接受普通高中教育还是职业教育。宽松的学习途径给予学生更多的选择权利,学生在课程学习的同时可以实现跨专业学习和为了证书参与培训的模块,在中等学校学习的同时可以获得职业教育的证书。
我们可以参考芬兰的经验,设计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灵活的学习途径和发展通道,设计出多样性综合的质量评价体系, 将终身学习能力的培养作为中等教育的重点之一。
4. 高等教育建立“发展学习中心”,加强教育和工作生活的联系
芬兰重视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衔接,加强教育和工作生活的联系。面对当前芬兰劳动力紧缺的现状,政府试图找到工业生产和福利社会的平衡点,加快培养人才的速度,把手工业和设计等与芬兰的主干产业密切联系的技能渗透在高等教育的课程中。每所大学都设有职业发展课程和其他以职业为导向的课程,统称为“发展学习中心课程”,这是提高学生的职业竞争力的重要方式和手段。学习者在学校学习期间需要尽早熟悉未来工作环境,因此高校与企业和雇主的合作是职业教育和培训中必不可少的部分。由于迄今为止还没有系统的培训能与未来职业相匹配,因此芬兰采纳最具操作性的最有效的定义,诸如“工作中心”“需求驱动”和“应对环境”来发展学生的职业技能和竞争力,相对应的教育理念的更新,尽可能给学生一个清晰的职业发展图像和雇佣前景变得更加重要。在职业教育和培训质量标准的修订中,加强对工作中的规则、社会影响力这些知识的评价,提供职业竞争力的评估,也将成为联系教育和未来职业生涯和未来更好生活的方式。这些经验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提供了一些参考。
5. 通过评估与改革相结合的方法,追求更高品质的教育质量
在《发展规划》中不止一次地提到教育改革的问题。芬兰的教育改革一直以来都注重政策的连续性,这种持续性是芬兰基础教育改革成功的关键。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着眼于长期战略目标和原则,高质量、有效、平等和国际化一直是芬兰教育政策制定的
关键词 。同时,教育改革和教育政策的制定又建立在对已有教育实践和经验的深入分析的基础上,以教育评估为导向。芬兰法律规定,所有的大学和技术学院都有责任与义务评估其教育和研究状况,而且所有评估结果都要公开。芬兰非常重视这些评估的结果,并认真分析产生的原因,以评估的结果为起点,制定教育政策和实施教育改革。芬兰的教育评估呈现多层次、专业化和多样化等特点,其评估层次可分为国家、区域、地方和其他评估等。评估团队是由专家组成的独立评估系统,评估的内容并不局限在考试测评这种单一形式,包含了定性评价、定量评价、学习效果评估、状况和系统评估、主题型评估以及国际合作评估等多种形式。芬兰的评估体系建设始终遵循着两大原则:(1)评估是为促进教育发展服务,而非管理控制的工具;(2)评估所获得的信息是为行政机构和学校服务,而不是为了公众或家庭。基于此,在实践中芬兰不仅重视本国评估经验的总结,通过自身评估实践不断改进评价系统, 而且注意借鉴吸收其他国家的评估经验,通过欧盟加强与其他成员国在高等教育评估领域合作的项目。例如,OECD的PISA测试成绩对芬兰人反思其教育现状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新成立的芬兰国家教育评价中心将把2012-2015年度的评价侧重点放在教育平等是否实现、教育生产力和教育成本投入的有效性方面和教育对社会福利、就业和竞争力的影响方面。由此可见,这些评估和质量体系的价值取向都是将教育看作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重点考量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最终指向实现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高质量的教育与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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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任何职业都应该有一定的职业标准和规范,有规范就应该有考核,它是衡量工作是否取得成效的有效手段,学校也不例外。但学校对教师的考核,更多地称为评价。这不是文字游戏,而是观念的不同。
一、教师考核与教师评价的理念区分
理性的学校领导都知道,学校的发展、学生的发展,最终都只能建立在教师的发展上。传统意义上的考核,是以奖惩为最终目的。学校之所以钟爱考核,是因为它是一种评价教师的工具,是调动教师积极性的良好手段,是搞好学校工作的必要保障。然而,事实上,奖惩性的考核往往是滞后的,在推动教师过程性的发展上起不到很好的作用。考核中也存在一定的不科学性,如果把握不好,反而会阻碍教师对自身、对学校做出正确判断,从而影响教师的心态和工作积极性,最终影响学校、学生的发展。评价与考核不同,它强调发展,注重通过教师的发展,提高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从而最终促进学生的发展。因为评价注重过程性,所以其时效性较强,对教师工作行为的诊断和反馈作用会更直接,更有说服力。当然,奖惩性的考核不可能没有,因为它关系到教师的评优评先、职称晋升、工资奖金等。从这个层面上讲,现代学校应该将奖惩性考核和立足于教师发展的发展性评价结合起来,即将终绪性评价和形成性评价有机融合。这是一种符合素质教育理念、新课程理念与当前学校实际的新的评价方法。
二、发展性评价的基本特点
最新的评价理论认为,评价应该是一个评价者和被评价者共同“协商”的心理建构过程,而非评价者对被评价者的控制过程,被评价者也是评价的参与者、评价的主体。因此,发展性教师评价就是学校和教师共同制定双方认可的发展目标,它是由学校与教师共同承担实现发展目标的职责,运用评价面谈和发展性评价技术等方法,对教师的素质发展、工作职责和工作绩效进行价值判断,使教师能不断认识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从而提高教育教学能力和水平,最终达到教师个体与学校整体双赢的双向发展目标。那么,教师发展性评价有什么值得关注的特点呢?
一是评价目标的发展性。发展性教师评价是一种建设性的互动过程,它不仅关注教师的当前表现,而且注重教师的长期成长和发展。根据现有基础和教师个人发展目标,对教师进行经常性或周期性的指导,并提供进修条件,从而提高教师履行工作职责的能力,完善教师的业务发展,进而促进学校的长期发展。
二是评价过程的全面性。发展性教师评价强调过程的全面性。在过程评价中,不仅仅是对教师整体素质或工作的某一侧面进行单项评价,也包括对教师整体素质与表现进行综合评价;评价不仅涉及教师教学任务的完成和教师职责的履行情况,也涉及教师在原有基础上相对进步的状况和未来规划;不仅重视过去的工作表现,更注重现在,以及未来可能会有的发展。
三是评价方法的多样性。在评价过程中,较多地使用定量分析,并给予适当的评语;通过面谈、课堂观察、非正式交流等形式,归纳被评教师的素质优势,发现被评教师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再由评价者提出,再与评价对象共同讨论具有针对性和发展性的意见与建议。在具体运用时,强调包括自我评价、同行之间评价以及领导评价等多种方法的综合运用。
四是评价组织的广泛性。发展性教师评价主要是发挥教师的作用,与教师进行充分的沟通,由评价双方共同承担实现目标的职责。同时也非常重视领导与教师、教师与教师、教师与学生、校内与校外之间的沟通,鼓励全体师生员工、学生家长及校外有关人员积极参与。这是管理民主化在教师评价制度中的体现,也是现代管理中以人为本思想的具体体现。
五是评价效果的导向性。传统的教师评价往往是外部导向的,评价的结果并不主要是为教师改进工作服务,而是为教师之外的主体如学校、上级主管部门等作决策服务。发展性教师评价主要是内部导向的,其得出的评价结论主要是为教师的未来发展服务,目的是增强教师工作的积极性,激发教师自我发展的创造性,提高教师的教育教学质量。
三、考核制度与发展性评价有机结合的关键问题
发展性教师评价制度无疑是现代学校的必然选择。但客观地说,该评价制度存在一定的理想化成分。在面对传统的终绪性评价制度时,学校要做的不是简单的扬弃,而是扬长避短,结合学校实际,将终结性评价与发展性评价相结合,同时也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过程评价与终结评价不可偏废。既然是工作,必然具有过程性。从这个角度来说,过去只重视结果、不体现过程的考核制度的确存在不合理性,而发展性评价正好可以弥补这个不足。但教师工作具有明显的阶段性,而且阶段的目标、要求、工作的对象都具有明确的特定性,工作的结果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因此我们要关注教师工作过程,在过程中适时进行针对性的评价,从而达到促进教师自我调整、最终达到发展教师目的的同时,也要注重工作结果。对一个有进取心、能够客观反思自己工作的教师来说,学校对他工作结果的考核,不仅仅是奖惩,还是他发现自己、正确看待自己的一面镜子,也会间接地促进其专业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期考核、学年考核等终结性的传统考核制度仍然具有积极作用,它可以让教师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在某个阶段中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为他在下一阶段更好地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在重视过程性评价的同时,我们也应明白,发展性评价最难体现的也是其过程性。过程具有不确定因素,动态性强,会转瞬即逝。虽然有阶段的教案、改作业、听课等检查,但严格地说,这是过程中的结果性检查,体现的还是一个结果,只是时间相对较短一点而已。所以,在实践中要做到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两者不偏废,重点要突破的是能真正体现过程的评价方法。如对一节课的点评,与上课教师的及时交流;上课内容与教案设计吻合度的及时检查;学生课后辅导情况的了解;教师参加集体备课时的表现以及对学生的日常思想教育情况等。
为了掌握教师课堂的动态性,我校建立了四级听课制度,即领导听课、教研组长听课、教师互听和学校名优教师听课组听课,在一个月内所有的教师都被听课两次及以上。在此基础上,以教研组为单位对所听课进行分析点评,共同探讨成败得失;教科室则对被听教师的听课得分和听课者对该堂课的评语进行分类整理,及时告知讲课教师并进行评奖。另外,学校还积极倡导听“推门课”,并将之作为一项制度,要求听课教师少唱赞歌,多提实质性的意见和建议。这种形式的听课,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教师上完课就以为任务完成而缺少反思的现状,使他们将精心上好每一堂课作为自己备课的首要目标。
第二,共性评价与个性评价相得益彰。教师的工作虽然繁琐但也脉络清晰,教书育人是基本职责,因而对教师的评价也不外乎教学常规的落实情况、师德师风、教学质量、取得的成绩等几方面。但在进行这种共性评价的同时,也要考虑教师个体的不同,即年龄的不同、职称的不同、从教时间的不同,甚至性别的差异。对年轻教师在教学业务上的要求应比老教师更趋严格,同样,对高级教师在教学科研上要起到的领头作用方面的要求也要比二级、一级教师高。因此,在制定评价标准时,不仅应有共性化的评价标准,也要根据不同的教师群体设计个性化的标准,这样可以更好地为每位教师的发展提供条件。
我校针对学校高级教师已有一定数量,并一定程度上也存在满足现状的问题,制定了高级教师星级评定制度,设置三、四、五等三个档次。评定的标准从师德师风、教学业务、课题研究到班主任工作、培养青年教师、承担第二课堂能力、示范作用等,有程度和范围上的区分,不同的标准对应不同的等级。对青年教师则成立青年教师发展共同体组织,根据教龄长短把青年教师分为见习期、熟练期、骨干期三个阶段,不同的阶段在专业上有不同的要求,再让他们结合自身实际制订个人三年发展规划和学年发展计划。同时还建立了青共体学员升级及毕业相关制度,让不同层面的青年教师有个人努力和追求的目标。只有这样,才能让评价更符合实际,也才能让不同的教师得到不同的发展。
第三,单向维度与多向维度同时并存。对教师的考核,一直以来都是从德、勤、能、绩四个方面来进行的。如果从发展性评价的要求来看,这也并不完整。教师所做的工作很多时候无法包含在这几个方面,或者无法直接用这几个方面的标准来量化。如班主任的日常管理工作、对学生思想的了解、与家长的沟通等。因此,在考核性评价与发展性评价相结合的情况下,我们的评价也应是单向维度与多向维度同时并存。即既要对教师的某一项工作进行评价,也要对该项工作的相关性工作进行评价;既要对某项工作进行量化的评价,也要对该项工作不可量化的部分进行关注和描述性的评价;既要有学校对教师的评价,也要有教师相互间的评价、教师的自我评价和学生的评价。
在这个问题上,我校相对比较成熟的是家长学校的开设和家长满意教师的评选。我们的家长学校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规范的运行机制,一般一年为一周期,再根据实际需要适当延伸至两年;讲课的时间、内容会根据不同的年级和教育时机设置,它的主要目的是让家长增长家庭教育知识,了解学校和教师,更重要的是能让家长在了解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并评价学校和教师的工作。这样,学校不仅可以从家长对学校工作的评价中及时反思存在的问题,还可以从家长那里了解到教师在教育学生、沟通家长方面所做的工作及成效,作为对该教师工作评价的有机补充。一年一次的家长满意教师评选,则可以让教师了解到家长、学生对自己工作的认可度,从而不断改进。
第四,制度管理与人本管理互为补充。制度对于工作的重要性显而易见。根据制度可以制订工作准则,从而规范人的行为。用制度进行管理是一个单位能正常运转的首要条件,学校也不例外。但学校又是一个特殊的场所,它与企业不同,它的工作对象是人,以人为本的思想对于以教育为责任的学校来说尤为重要。美国心理学家库姆斯在《学校领导新概念》一书中指出:在以人为本的思想指导下,学校领导者必须时刻关注学校里人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在进行教师评价时,不能简单、墨守成规地理解制度,而应将制度放在以人为本的大背景下来执行,制度管理与人本管理应该互为补充。
任何制度的确定都是以制定制度时的情况作为参照的,并不能完全预测今后可能出现的问题,所以都会存在不合理性。我们一方面应根据一个阶段情况的变化来修正制度中可能已经存在的不合理性;另一方面,还应以“感情移入”的方式来看待、评价教师的工作行为。从一定角度看,这种不违背原则的、制度与理解相结合式的评价,能让教师客观地看待自己的行为,进而成为其反思工作、积极进取的动力,自然也能达到促进教师发展的目的。
我校曾出现过考试时学生作弊而监考教师没有及时发现的事。按规定,应扣除当事人当月的考核奖300元。但查实后我们发现,涉及的三位教师都是平时工作认真的人。在找他们谈话时,他们一方面接受批评,另一方面也感到很茫然,不明白事情是怎样发生的。最后学校行政会议经过讨论,鉴于该次事件被及时制止和当事教师的一贯工作表现,决定以批评教育为主,辅以适当经济处罚,对该结果教师虚心接受。如果这件事一板一眼按制度进行,表面上维护了制度的严肃性,实际上却产生了不良效果。
篇9
关键词:运动;健康;教学
体育课的教学中,积极的情绪有增力效果,有助于教学目标的实现。当今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学校体育教学也在进行着全面的改革,在这次改革中,体育老师起着重要的作用,新课程理念下,对体育老师而言,任务更为艰巨。大家都是从头开始,没有借鉴的条件,且体育教学具有区城特点差别较大,城乡特点差别较大。体育教学工作就没有统一模式,然而新理念下的体育教学又不能停止不前,为减小体育老师教学工作的盲目性,提高实效性,有必要研究新课程理念下,两条主线(运动主线和健康主线)怎样才能平衡发展。
一、健康以运动为载体
“没有情绪的运动和没有运动的情绪,对有机体都是有害的”(minc,1967)。这一结论阐明这样的道理:如果一个人没有强烈的情绪体验,总出在没有身体活动的静止状态,较于能导致某些内环境紊乱,也就是说,身体运动具有宣泄、中和、抵消和对抗负情绪的使用,人体通过身体活动释放的不仅是能量,同时也释放了积压负性情绪。同样,没有任何情绪地从事活动,也不可能动员身体各个部分机能作为一个有机体去参与,也可能带来一些不良后果,我们可能有这样的经验,淡漠地、毫无热情地去做某事,不仅效率低,也容易出现错误,以这种状态做运动也容易受伤。
《新课程标准》将体育与健康课学习的内容划分为运动参与、运动技能、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五个学习领域,五个学习领域构成了体育与健康课的内容体系,它们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某一学习领域不能脱离其他学习领域而独立存在,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三个学习领域的目标主要是通过运动参与与运动技能的学习而实现的,而不是主要通过“知识教育”的方式来实现的。
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三个学习领域目标主要是通过运动参与和运动技能的学习而实现的。体育课教学中,由于学生的个体原因和项目自身趣味性的原因,会导致一些课不受学生喜欢,但不能否认这些课价值的存在,如果一味地迁就学生,随意删除一些重要的、但趣味性较低的项目(如前讲到耐力项目),这样不利于实现课程目标,谈不上两条主线的平衡发展,而是两条主线都没有得到较好的发展。
二、不良体育情绪的转变过程
根据凯尔曼的态度改变三阶段理论,不良体育态度的转变要经过三个阶段:服从阶段,从表面上接受社会、学校的规定或老师的要求,外显行为与别人一致以避免惩罚或得到奖励。它是完全被诱因控制的行为,一旦外显消失,服从就会立刻停止。;认同阶段,自愿地接受他人的观点、信息或群体规范,使自己的态度与他人要求相一致。如看到为国增光的运动员感人事迹而下决心,坚持体育锻炼,或受到体育老师的感染而客服怕苦怕累等。可见,认同是自己主动接受他人的观点,或受其吸引,而不限于外部奖惩的控制;内化阶段,真正从内心深处想念并接受他人的观点。并将新观点、新思想纳入自己的价值系之内,成为有机的组成部分。内化是个人的理智行为,是使个人经情感作用所认同的态度与自己原来的态度、价值观协调一致的过程。
在体育教学中,要转变部分学生对体育课的不良态度需要一段时间,这是一个很实在的问题,每个体育老师都会遇到,由于各种原因,每个班总会有部分学生有不良体育态度。同时,由于运动项目自身所具备的趣味性的不同,导致学生态度的不同,如田径中的耐力项目与球类运动。多数学生不喜欢枯燥、又累又苦的耐力项目,更热衷于球类运动,但各个项目对身心的锻炼价值都是很重要和必要的。如能力项目虽然有苦又累又枯燥,但对提高和改善学生的心肺功能、心血管系统功能和培养坚强的意志品质是很有效的。而球类运动对锻炼学生灵敏、反应能力和培养学生团结协作的集体主义精神很有效。由于这些原因,不良体育态度是客观存在的,所以体育老师必然要用一段时间来转变学生的不良体育态度。
三、运动与健康的实质
《新课程标准》提出了四个基本理念,一坚持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二激发运动兴趣,培养学生终身体育的意识。三以学生发展为中心,重视学生的主导地位。四关注个体差异与不同需求,确保每个学生受益。课程的价值在于:一增进身体健康;二提高心理健康水平;三增强社会适应能力。获得体育与健康的知识和技能。课程的四个基本理念和课程的价值告诉了我们,只要运动目标和健康目标都实现了,才算实现了课程目标,即运动是一条主线,健康是一条主线,只有两条主线平衡发展,才能实现课程目标。
学生不喜欢的体育教学不利于学生身心健康,也就不利于教学目标的实现,积极的情绪有助于教学目标的实现(学生喜欢的体育教学有助于教学目标的实现),然而不良的体育态度是客观存在的,转变学生不良的体育态度需要一段时间(不是一节课或两节课就能完成的)。在新课程理念下,作为体育教师,我们应该坚持两条主线的平衡发展,实现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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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合作建房模式主要分为以下五种情况,如表1所示。
1.住宅合作社建房
1986年,上海一家玩具出口公司为了解决单位职工住房问题成立了我国第一家住宅合作社――新欣住房合作社。1992年,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出台《城镇住宅合作社管理暂行办法》,在总结北京、上海、沈阳、武汉、昆明等城市做法的基础上,规定了住宅合作社的设立变更和终止、合作住宅的建设、合作住宅的管理与维修等内容。
住宅合作社是指经市(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由城市居民、职工为改善自身住房条件而自愿参加,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公益性合作经济组织,具有法人资格。合作住宅是指住宅合作社通过社员集资合作建造的住宅。这项政策在全国广泛推行,缓解了城镇居民和一些行业职工的住房紧张状况,为房地产市场化积累了经验。
2.个人合作建房
2003年起,于凌罡等人提出个人合作建房设想,北京、上海、南京等城市出现了蓝城计划、硅谷计划、团购计划等合作建房计划。2006年,温州赵智强牵头的“理想佳苑”项目拿地成功,2012年完成分房,实现了个人合作建房的梦圆。一些合作建房倡议者还提出,个人可以通过投资股份、成立合作社、收购未建成楼盘等形式,共同进行房地产开发,比如深圳的81名合作建房者拍得法院公开拍卖的两栋宿舍楼。
个人合作建房倡导者提出的操作方式不尽相同,总的来说是个人出资,以非盈利方式一起参与建设等前期工作,取得自己的房子。在组织形式上,具有自主性、民主性、互管理等特点。个人合作建房的初衷是缓解城市住房供求关系矛盾突出、房价上涨过快等问题,而直接动机是通过削减开发商利润、广告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融资利息等成本来降低房价。
3.共有产权保障房
2007年起,淮安等城市推出共有产权保障房,即政府提供出让土地,低收入家庭按个人与政府的出资比例,共同拥有房屋产权,具体个人出资比例和持有产权份额由政府确定。
黄石市在棚户区改造、危旧房改造和城中村改造过程中,为解决部分拆迁户买不起超面积还建房的问题,实行保障房产权由个人和政府、企业共有的政策,支持个人逐步取得房屋产权。共有产权保障房通过明晰产权主体和份额,保障了各自的权利和义务。
4.合作型保障房
2014年,《北京市城镇基本住房保障条例》立法过程中推出了合作型保障房这一新品种。2015年1月起,丰台区和石景山区了《高立庄和南宫合作型保障房试点项目意向登记通知》,介绍了合作型保障房的政策口径。所谓合作型保障房,是指符合保障条件的家庭和政府合作建设,由家庭承担房屋建设费用,政府提供建设用地,限定住房面积,并实行封闭运行管理,家庭退出时由政府依法收回的住房。合作型保障房由于政府提供土地,家庭仅需承担房屋建设成本,大大降低了房价。同时家庭只拥有房屋使用权,保障房在保障体系内流转,打消了牟利空间。
5.众筹买房
2014年“双十一”期间,远洋地产将旗下11套房源,通过互联网金融平台开展房产众筹活动,家庭只须支付少量金额后即可获得1.1折的购买资格。据媒体报导,最终超过2000人次众筹到购买资格,众筹金额超过1000万元。今年1月,万通集团也众筹筑屋项目,个人投资者或购房者可以预先投入一笔钱,在土地阶段就参与房屋的设计,享受投资收益,并最终以折扣价格买下建好的住宅。虽然这种模式被争议为营销的噱头,但从共同出资、参与前期建设的角度,仍可以认定为是合作建房的一种。
二、合作建房主导主体述评
合作建房模式不一,按主导主体分,可以分为政府主导、个人主导、开发建设单位主导、住宅合作社主导、其他机构主导(如互联网平台、金融机构、投资机构)5类。每一种主导模式下,又有其他主体参与其中,具体见表1。
三、合作建房需要平衡的关系
合作建房的落脚点是购房的个人,他们的需求、现有条件和意愿是决定合作建房成功与否的关键。以个人合作建房为主,同时考察其他合作建房模式,需要平衡的关系如下。
1.合作个体之间的关系
包括组织者与参与者、参与者与参与者之间的关系,由于参与程度不一、个体经济等条件不一、个体需求不一,最终分配的房屋存在差异,不可避免带来大量的协调和组织工作,涉及主体间的信任和风险问题。从个人合作建房“倡导者众而成者稀”的实际来看,不管是前期的选址、设计、购地、资金监管,还是后期的房屋分配、交房入住等,均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从参与者来说,存在如何遴选组织者,行使监督权、建议权的问题;从组织者来说,存在如何平衡自身投入和所得、协调不同个体需求、应对复杂局面以及自身专业能力是否适合、能否经受长时间心理考验等问题。合作个体介入建设过程越早,协调工作量越大,而且问题呈现串联状态,一个问题解决不了,下一步工作就无法推进,导致许多个人合作建房项目半途夭折。因此,个人合作者不应事无巨细地参与合作建房全过程,应关注主要指标,重视关键节点的验收。一般个人可以委托合作代表或者专业机构对开发流程进行过程监管。在平衡多方关系上,应事先制定合作建房的规划和协议,通过协议约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
2.合作者与开发商的关系
包括合作者委托开发商代建的委托关系和合作项目与其他开发商项目的竞争关系:前者需要明确委托的具体内容和费用标准,属于合作建房内部关系,合作者主要借助开发企业的专业能力,实现房屋的建设,并按委托协议支付相应的代建费用;后者是合作建房模式与以房地产开发企业为主的开发模式之间的竞争关系,目前来看,随着多年的积累,无论是专业开发能力、资金实力、组织能力、市场适应能力还是与购房者的谈判能力,房地产开发企业都更具优势,主要表现在个人合作建房者很难通过招拍挂取得土地。所以个人合作建房者应考虑发挥自身优势,弥补开发商独大的不足,比如抱团购买提高与开发商的谈判能力、事先注资稳定彼此预期、提出住宅设计需求锁定产品特点等。
3.合作者个体与政府的关系
个人合作建房要取得成功,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包括合作组织的成立与认定、贷款等资金支持、土地的供应、税费的支持以及合作建房的政策指导和规范。典型的例子就是住宅合作社建房的推行,自1980年末大力推广取得较大影响后,1998年起国家开始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住房分配制度逐步走向市场化供应,从而以个人名义集资建房逐步走向衰落。在互联网金融等新型经济形式加入合作建房后,同样离不开政府的监管和规范,由于住房开发建设周期长、资金量大、主体多,只有政府有足够的资源和权威,从住房整个建设管理周期予以监管。
4.合作者个体与外部社会的关系
如果个人合作建房降低房价部分纯粹由于节约开发商利润等市场溢价部分,则公众从社会公平角度应能接受,但如果个人合作建房享受了土地、税费等优惠,显然需要接受社会公平正义的考量。
2006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等部门关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意见的通知》(〔2006〕37号)提出要“严格规范集资合作建房,制止部分单位利用职权以集资合作建房名义,变相进行住房实物福利分配的违规行为”。这说明,住宅合作社的衰落在一定意义上是由于分配不公而导致无法长期推行的。合作型保障房和共有产权保障房享受了土地、税费等扶持政策,但明确供应对象是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等特定人群,体现了社会公共保障属性,从而能够为公众所接受。
四、合作建房特点和发展趋势探讨
1.政府主导的合作建房应体现社会保障属性
合作型保障房或共有产权保障房虽然产权形式不一样,但根本目的都在于保障家庭的基本居住权,打消房屋的财产属性,减少保障和市场双轨制供应下的牟利空间,符合社会公平正义原则。从保障角度出发,合作建保障房有利于调动家庭解决自身住房困难的积极性,缓解政府压力。
保障房合作建设应考虑如下特点:一是住房向特定困难家庭供应,住房价格应考虑家庭的经济支付能力;二是住房规划设计上,应考虑困难家庭的就业、交通等基本公共服务需求;三是在住房使用上,确保公共资源效能最大化,只用于符合条件的家庭自住,家庭有能力解决自身住房问题后,应使保障房源或保障资金投入释放出来继续用作困难人群。显然,政府主导的合作性质的保障房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政策体制机制。
2.社会合作住房体现市场化发展方向
个人合作建房和众筹买房是家庭解决住房问题的方式之一,相较于开发商建设后直接向家庭销售,合作建房提高了个人的参与程度,对于纯粹以开发商为主导的住房市场是一个冲击,扩大了个人住房消费选择范围。社会合作建房的发展方向是削减房地产市场某一方的暴利,使房地产开发利润下降到社会平均水平。通过削减不必要的环节或费用,如高利率融资成本、开发暴利、营销费用等,将对现有房地产市场起到一个纠偏和提高的作用。
3.合作建房仍然秉持社会专业分工取向
不管是政府主导还是社会主导,合作建房必须要发挥专业机构力量,提高建设管理效率,最终降低整个开发成本。从这个意义上说,纯粹由个人主导的合作建房并不现实,因为个人组织的合作建房团队,不可能完全涵盖建设、设计、金融、管理等方面的人才,鉴于住房开发流程的复杂和技术含量的不断提高,要么个人开发的住房品质无法和专业建设单位相提并论,要么个人在享受低房价的同时也得承担品质一般的困扰。一个项目建立一个住宅合作社的开发模式,从社会组织效率或技术层面来看,显然不是发展方向。因此,合作建房应从专业效率的角度,组织开发建设、金融投资、规划建设等机构共同参与,主导主体主要从特定的角度对房屋的价格、需求特点、分配方式等方面施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