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泪的鱼范文
时间：2023-04-04 04:07:36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带泪的鱼，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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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关键词：类词缀；划归理由；组词特点
现代汉语中有许多独特的语言单位，类词缀以它独特的组词功能受到了许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吕叔湘、马庆株等语言学专家在论著中对“-式”、“-型”、“-化”等类词缀做了详细的论述，而对“-家”却很少提及。本文将从“-家”之所以被划归为类词缀的理由和它的组词特点来加以论述。
一、“-家” 被划归为类词缀的理由。
类词缀是区别于词根、词缀的独立的语言单位，马庆株提出了判断类词缀的三大标准：意义实在或抽象；是相对不成词语素；通常不轻声。马庆株从类词缀的语义、组词和语音上来加以辨别是很有道理的，也得到了专家学者们的认可。“-家”首先符合不轻声的语音特点，下面从它的语义虚化和组词类化作用两个方面来论述其作为类词缀的理由。
1、 意义的虚化。
意义的虚化是辨别类词缀的重要标志之一，指类词缀原来有实在语义，只是在参加组词后意义变得抽象、概括了。
“-家”在 《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义项为：
本义：家庭、家庭的住所；
引申义：1）经营某种行业的人家。如：船家、渔家、农家。
2）具有某种身份的人。如：专家、行家、东家。
3）掌握某种专门知识和从事某种专门活动的人。如：艺术家、音乐家、收藏家。
在“家”的引申义词条中，“-家”的语义已经由实在意义“家庭、住所”虚化为一种行业和身份的标志，如：“渔家”指以打渔为生的人家；“专家”指在某领域具有学术权威的人；音乐家指从事音乐活动并有所建树的人。
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新生科学门类越来越多，“家”的第三条引申义“掌握某种专门知识和从事某种专门活动的人”在组词时的频率越来越高、意义也越来越抽象。例如：产业学家、激光物理学家、核农学家等词汇中“-家”已经变得更加抽象和概括了。
2、 类化作用。
类化作用是类词缀区别于词根的一个重要特点。朴爱阳在《现代汉语派生词研究》中论述过类化作用是指“具有决定整个组合的语法功能的类范畴”。例如：由类词缀“-式”构成的字组都是区别性的，由“手”、“感”组成的字组都是名性的。
“家”本身就是名词性的词汇，“-家”构词为行家、渔家、科学家等字组后，这些词汇也都是名性的。后缀“-家”决定了它所构成的字组的词性和语法功能，这是它的类化作用范畴。
二、“-家”的组词搭配特点。
后缀“-家”在组词上具有类词缀组词的共性，也有自己的一些个性特点。这主要表现为三点：后位高搭配性、组词结构模糊性和搭配范围广延性。
1、 后位高搭配性。
类词缀“-家”的组词习惯一般是作为类后缀出现，如科学家、物理学家。“-家”的附着功能较强，可以和“某领域”或“某种活动”高频率地组词。从语料库中随机抽取调查显示，含“家”字组中是“-家”类词缀组合的比率为85﹪。现今报刊杂志和互联网上不断出现新的“-家”类缀词组，如房地产学家、环评学家、世界气候学家等。类词缀“-家”具有后位高搭配性，附着功能较强。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新行业的出现，更多的、新的“-家”类缀词组将不断涌现。
2、 组词结构模糊性。
所谓组词结构模糊性是指由类词缀组成的字组，其复合结构类型已经十分模糊，常常很难划归为某种复合结构的基本模式，甚至有些连基本意义模式都不适用了。“-家”的组词结构这种模糊性更加明显，如专家、大家、文学家等类词字组可以看成是“定中结构”，但这些类词字组又不符合“定中结构”的鉴别模式：数量AB数量B。例如：“一名专家”并不能推演为“一名家”，“一位文学家”也不能推演为“一位家”。
3、 搭配范围的广延性。
类词缀“-家”的组词搭配较为自由，可以和单音节搭配如：大家、专家；也可与双音节搭配如：音乐家、钢琴家；还可以和三音节甚至多音节搭配如：地质学家、核物理学家、史前生物学家等。类后缀“-家”的这种组词搭配范围上的广延性是和新行业、新门类的不断衍生有很大关系，凡是在某种领域、某项活动中有所建树的人都可以由“门类（活动）＋家”加以衍生。
综上所述，“-家”组词后意义趋向于虚化，而且在字组中具有明显的类化作用，是具有研究价值的类词缀。类后缀“-家”在组词结构中具有后位高搭配性和组词结构模糊性，在组词搭配的范围上具有广延性。研究类词缀“-家”对于完善类词缀的研究体系、加快类词缀的研究进程都是很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
[1]马庆株：《现代汉语词缀的性质、范围和分类》，《中国语言学报》（第6期），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篇3
摘 要：文章对郭锐先生的《现代汉语词类研究》中的相关内容提出问题，并相应地提出了一些建议。涉及的问题包括包括三个方面：具体章节安排上的问题、逻辑上循环论证的问题。
关键词：词类;问题;章节安排;循环论证
郭锐先生在《现代汉语词类研究》这本书中提出了一系列关于词类的新看法，新观点，对于汉语词类研究有重大的意义。
第一，对于词类的本质的问题，他提出来了一种崭新的看法：词类在本质上说不是分布类，而是表述功能的类。他通过对现代汉语中的4万多个词的实际考察并潜心研究分析得出来这样一个创新性的结论，给予我们一种关于“词类的本质”新的思路，使我们不仅仅局限于分布本质观，开阔了我们的思路，意义重大。第二，在汉语词类划分上，他提出了一种新的操作程序和方法，那就是“通过计算语法功能之间的相容度的办法来揭示语法功能同词类之间的关系”。他通过数学上的相关公式和计算来划分词类，使得词类划分朝着可论证的方向前进了一步，意义重大。
当然，郭锐这本书的贡献远远不只这两点，还有比如他在处理兼类词时的三种策略等等都给人一种新的考虑问题的思路，把大家从已有的知识框架系统中拉出来，重新考虑词类的问题。
至于郭锐先生的这些观点正确与否，可行还是不可行，我们先不予以置评，这里我们只讨论这本书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存在的问题。
第一，这本书的具体章节的安排上存在着问题。
虽然郭锐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有自己的思路，他整体上以他自己归纳的“老大难”的汉语词类的五个基本问题为主线：（1）汉语有无词类？（2）词类的本质是什么？（3）划类的依据和标准是什么？（4）如何确定词类（怎样操作）？（5）如何处理兼类词？第1章是导论，主要介绍了汉语词类研究的相关问题和本书的相关内容，第2章是与词类划分有关的基础问题，这些虽然看起来有点离题万里，但是如果没有前两章的内容做基础，才真的是要离题万里呢！郭锐先生介绍了这些基本知识之后，从下面开始才沿着主线一步一步地进入主题。第3章是划分词类的可能性和目的，总体上回答了第一个问题，肯定了汉语是有词类的。第4、5、6和7章分别与问题（2）、（3）、（4）和（5）相照应，向大家说明词类的本质不是分布而是表述功能，也就是划分词类依据，而划分词类的标准是语法功能，进而根据功能的相容性来确定各种词类的划类标准，此外，对于兼类词的问题，郭锐先生也有自己的处理策略。第8章和第9章总体来看是个总结，整体上介绍了现代汉语词类系统，和汉语词类的统计研究。第10章是结语，对于整本书的内容，做了回顾与延伸。
但是在具体内容的安排上，笔者认为还是存在问题。以第5章为例，书中是这样安排的：
第5章 划分词类的标准
5.1划类标准的条件
5.2词的形态、意义和语法功能
5.3什么是语法功能
5.4语法功能的概括水平
5.5为什么可以根据语法功能划分词类
5.6分布在词类划分中有多大效力
第5章中第二小节中，郭锐依次用上一节提出的条件来判断词的形态、意义和语法功能是否可以作为划分词类的标准，并且详细介绍了语法功能的三种情况，分析最后得出结果：第三种情况可以用来作为标准。但是在后面的第三小节、第四小节和第五小节中，又依次介绍了什么是语法功能、语法功能的概括水平和为什么可以根据语法功能划分词类，而这些内容大部分已经在第二小节中介绍过，这样一方面导致重复介绍了很多内容，另一方面对于某些内容会使读者混淆，比如第二小节的三种情况（根据句法成分划类、根据狭义分布划类以及根据句法成分和狭义分布划类），与后面的概括的分布和具体的分布是什么关系。
其实从本质上而言是一样的，通读整章内容可以得出下面两组公式：
（一）做句法成分的能力=概括的分布=概括（抽象）的语法功能
（二）与别的词组合的能力=具体的分布（狭义分布）=具体的语法功能
但是书中是分开介绍的，并且也没有解释这几者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书中现在的排列顺序存在问题，应该重新安排整章内容，对于重复内容可以进行适当地删减，降低重复度，增强本书的逻辑性和系统性。
那应该如何安排这一章的内容呢？笔者认为可以考虑一下下面这种排列顺序：
第5章 划分词类的标准
5.1划类标准的条件
5.2词的形态
5.3词的意义
5.4词的语法功能
5.4.1语法功能的定义
5.4.2语法功能的分类
5.4.3根据语法功能划分词类
5.5分布在词类划分中有多大效力
当然这可能也存在某些方面的问题，但是相比较而言，这种方式稍微比书中的排列在思路和逻辑上清楚一些。
第二，这本书的逻辑上仍然存在循环论证的问题，尽管作者已在极力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
在6.1这一小节中郭锐先生分别找出并且详细论证了其他学者的研究存在的问题，其中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循环论证。那他自己在划分词类中是否避免了这一根本问题的存在呢？如果没有的话，循环论证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笔者认为郭锐先生虽然在极力避免循环论证的出现，但是他并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具体表现在下面这几个方面：
1.郭锐先生在书中提出了新的方法来给汉语中的词汇划分词类，主要是利用功能的相容性来确定等价功能，进而选择语法功能来作为划类的标准。在此论证之中，他给出了“汉语实词主要语法功能间的相容度”的一个表格，其中从汉语众多的语法功能之间选取了20个功能作为主要功能。
但是问题就出在这里。他在前面一节中指出以主要功能为划类标准存在的问题之中最根本的就是循环论证（一方面要确定一个词类的主要功能，必须先划出了类才能进行;另一方面划类又要根据主要功能。而以词为主要功能归类，实际上已经划好了类，词类划分仍未论证。）那他自己在选择主要功能的时候同样也存在循环论证的问题。他是如何哪些语法功能是主要的，哪些是次要的，主要和次要的语法功能不也是建立在划分出词类之后才能确定的吗？
2.郭锐先生在利用功能的相容性来确定等价功能的基础上，进而确定等价功能束来划分词类。
“等价束1：不～，没～，～着了过，〈谓语〉，〈补语〉，～〈补〉，～〈真宾〉，～〈准宾〉，〈状语〉～――代表谓词
等价束2：〈主语〉，〈宾语〉，〈定〉～，〈数量〉～――代表体词
等价束3：〈修饰语〉――代表饰词”
这就是汉语实词大类的划分标准，在此基础之上再确定小类的划分标准。但是用来划分大类的等价束中的语法功能的确定也存在循环论证的问题。因为这是在“汉语实词主要语法功能间的相容度”表格基础之上确定的，上面笔者已经论述过主要语法功能本身的确定就是循环论证，因此在此基础上的等价束的确定也存在着循环论证。
3.郭锐在划分词类的过程中用来定义语法功能的环境用到了词类的概念，如“<数>～”、“～<方位>”，是否存在循环论证的问题呢？郭锐认为自己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他在书中专门对此作出说明：
“循环的问题可以利用先列举出类的全体或部分成员的办法解决，如数词和方位词是封闭类，可以先穷尽列举，量词则可列举一些典型成员，如“个、斤、项”等，以此定义环境。而白硕（1995）则根据不动点理论证明，从理论上说以尚未定义的词类为环境来划分词类并不存在逻辑循环问题。”
但是这里依然存在循环论证的问题。一方面，他是如何在还未划分出词类的情况下，确定数词和方位词是封闭类的？另一方面，他也存在自相矛盾的方面，在否定其他学者的研究中说道：“典型成员的确定要在类的区分已经建立的前提下进行”，但是在说明自己不存在循环论证的问题时又说：“量词则可列举一些典型成员，如个、斤、项等，以此定义环境”。既然没有定义词类，那如何确定量词的典型？这不是很明显地自相矛盾和循环论证吗？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我作为一个忠实的读者站在语言学门外汉的立场上，在读了这本书之后，对于这本书在形式和不涉及理论的内容上的几点思考以及建议。（作者单位：四川大学）
参考文献：
[1] 郭锐.现代汉语词类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2] 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3] 王力.汉语实词的分类[J].北京大学学报，1959
[4] 陈望道.文法简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8
[5] 袁毓林.词类范畴的家族相似性[J].中国社会科学，1995
[6] 郭锐.论表述功能的类型及相关问题[J].语言学论丛，1997
[7] 郭锐.表述功能的转化和“的”字的作用[J].当代语言学，2000
篇4
关键词 原型―模型论 代换机制 英语基本句型 英语从句分类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x.2015.07.073
Role of Substitution Mechanism in English Clause Classification
CHANG Y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0）
Abstract Based on the prototype - model theory， the angular relationship conjugate with students from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role of an important basis for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English sentences in English clause substitution mechanism classification. We believe that in order to substitute mechanism to define， distinguish between different types of English clause， can clearly and effectively to understand complex sentences sentence structure and better understand the complex sentences in actual generation of the semantic hierarchy， for us to learn and master the different types of clauses.
Key words prototype - model theory; substitution mechanism; basic English sentences; English clause categories
0引言
关于人类语言的起源，不同的语言学家与语言学派别各有不同的研究和见解。从“bow-bow”theory ，”pooh-pooh”theory 到“yo-he-yo”theory， 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语言起源的思考。结合不同学者对语言起源的研究，我们知道有一点是相通的，那就是人类语言的发展与人类历史的发展一脉相承，由初级阶段向更高层次发展演变。从“最早的语言单位就是一个声音或一个声音的重复”（张今 姜玲 2005：4），到后来发展到一般的简单句子，再到复杂句的出现（各种复合句型，衍生句型）。根据张今教授的研究，从共轭相生的角度来看，英语句型的生成机制共有6种：
即动词中心机制，对应机制（此2种为原始生成机制）;捏合机制，代换机制（此2种机制生成各种复合句型―并列与从属）;转化机制，隐喻机制（此两种机制生成各种衍生句型）（张今 姜玲 2005：7）。我们现在主要讨论代换机制在生成各种复合句型特别是从句时，对从句分类的影响和基础性作用。
1代换机制的定义
“所谓代换机制，是指利用不同类型的语结去替换基本句型中的句子成分……例如，我们可以用不定式、动名词、名词性从句、抽象名词词组去代替基本句型中的主语、宾语、表语……但要指出的是，代换机制是针对每一个基本句型而言，而不是针对每一个具体的英语句子而言”（张今 姜玲 2005：45）。
例如：I need your help.
此例句是一个具体的英语句子，其中主语“I”和宾语“your help”是不能用不定式，动名词，名词性从句去替换的。也就是说代换机制中，我们要代换，替换的是某个句子成分，而不是具体的某一个句子里某个具体表意的语结。
1.1代换机制在主从句分类中的作用
首先，我们要对英语基本句型有所了解。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代换机制在主从句分类中的作用。英语的基本句型，不同的语法学家有不同的划分方法，有的把英语基本句型分成5类：SV， SVO，SVIO，SVC，SVOC; 有的把英语基本句型分成7类，尤其是英国Quirk，R.et al在1985年主编的《英语语法大全》，以“句子五成分论”（许国璋 1991：354）即：主语（S），动词（V），宾语（O），补语（C）和状语（A）构成七种句型：“SV，SVO，SVIO，SVC，SVOC，SVA，SVOA”（Quirk，R.et al. 1985：556）。结合英语7个基本句型，“原型―模型论”（张今 姜玲 2005：3）
1.2 代换机制在其余种类从句分类中的体现
以上我们通过英语中的7个基本句型来讨论了代换机制在从句分类中的重要作用，并且从代换机制出发，清楚而又方便地将从句分类成主语从句，表语从句，宾语从句，和状语从句。然而，我们还有定语从句和同位语从句没有通过以上七个基本句型的代换机制体现。这是怎么回事呢？Quirk，R.et al的7个英语基本句型的分类是依据“五种句子成分（主、动、宾、补、状），其中没有列传统语法中所称的‘定语’，这是因为作者所列的五种成分是在句子的层次上立论的，通常所称‘定语’是在短语层次上立论的”（许国璋 1991： 356）。也就是说，定语都依附于或者说修饰主语，宾语，或表语，使定语体现在了短语层次上，使他们隐含起来，无法在七个基本句型中明确地体现，最终也使定语从句不能像主语从句，宾语从句，表语从句，状语从句那样明显地在七个基本句型中，通过代换机制清晰地显现出来。
在此，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把定语从句看作短语层次，如上例中where LuXun once lived 为名词短语（the house where...）的一部分，它只是在短语层次上发生作用，而不是在句子层次上发生作用。这样也就决定了定语从句的分类不像其他从句分类时体现显性特征。
最后，我们讨论同位语从句。这里要说明许多中国的英语学习者误把“同位语”当作“同谓语”。差一字而谬千里。出现这样的错误是由于汉语中这两个字的发音一样，又加上英语语法中谓语成分这个名称经常使用，致使英语学习者混淆概念。
首先，同位语和定语一样，是在短语层面立论的。其次，同位语可以理解为同位置的语言成分，并且与其同位的成分处在同一语法和语义范畴，说明或解释前面的同位成分。同位语可以有主语同位语，宾语同位语，以及表语同位语。
通过以上例句，我们可以发现同位语和定语一样，也是在短语层次上立论。因而Quirk，R.et al以五种句子成分立论的七个英语基本句型中，也没有列出传统语法所称的“同位语”。最后也使同位语从句的分类出现隐性特征。
1.3 代换机制给我们的启示
代换机制可以使我们清晰地把从句进行分类，当基本句型中的某个句子成分（谓语动词除外）被一个从句代换，我们就得出相应种类的从句。另外，英语中7个基本句型在描述简单句时，仅出现1个动词;在代换机制下，由于用一个从句代换了基本句型中的某个语言成分（谓语动词除外），造成一个完整的复合句中出现2个动词。于是，通过代换机制，我们发现，当复合句中出现2个动词，就表明这里存在一个从句;出现3个动词时，就表明这里存在两个从句;4个动词，就表明这里存在三个从句;……（从句种类可以相同，可以不同）。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英语句子中动词是中心和灵魂――“谓语动词在句子结构中处于中心地位，句子类型的选择主要依靠句子中的动词，因此动词是句子类型选择的主要因素”（姜玲，2008：15）。
2结语
以上对代换机制在英语从句分类中的分析表明，英语句型的生成机制――代换机制，以英语7个基本句型为基础，在原型―模型论的指导下可以很好地构建出不同种类的从句。同时，这种成功的构建也有赖于7个英语基本句型以及“英语句子构造的基本特点‘树式结构’，英语句子的扩展或者复杂化仍是在主干上进行的……词类和句子成分之间有比较明确的对应关系……词类和句子成分采用双轨制……担任句子成分的不一定是单词，还可以是短语和从句”（潘文国，2005：197-199）。在基本句型中，所有句子成分，谓语除外，都可以被从句代换，这也是共轭相生原理的具体体现。如沈家暄所说：“简单产生力量”（沈家煊 2008：4-5）。我们借助句子的生成机制――代换机制，把复杂的从句进行分类，深入浅出。
参考文献
[1] Quirk， et al.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M].London： Longman，1985.
[2] 姜玲.英汉隐喻句对比研究[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15.
[3] 潘文国.英汉语言对比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197-199.
[4] 沈家煊.语言中的整合现象[J].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2008（4）：4-5.
篇5
一、并项与迭代求和策略
在“类周期数列”{dn}中，设数列{bn}的周期为T（T∈N），数列{dn}的前n项和为Sn.
将数列{dn}从第一项起，依次每连续的T项“捆绑”合并成一项，构造一个新数列{pk}（其中pk=dTk-（T-1）+ dTk-（T-2）+…+dTk-1+dTk，k∈N），并求其通项公式.当数列{dn}的项数n为T的倍数（即n=Tm，m∈N）时，数列{pk}的前m项之和即为数列{dn}的前n项和，即Sn=
{dn}的项数n不是T的倍数时，利用数列的关系式Sn=Sn+1-an+1或Sn=Sn-1+an（n>1）等，进行迭代求和.
二、并项与迭代求和的应用
例1数列{an}的通项公式an=n・cosnπ
2
前n项的和为Sn，则S2012=.
解数列{cosnπ
2}是T=4的周期数列，当n取1，2，3，4等正整数时，cosnπ
2依次周期性等于
0，-1，0，1.
设pk=a4k-3+a4k-2+a4k-1+a4k（k∈N）.因为a4k-3=a4k-1=1，a4k-2=-（4k-2）+1=-4k+3，a4k=4k+1，所以pk=6.
小结数列{cosnπ2}的周期为4，且所求S2012的项数2 012为4的倍数，因此可依次将数列{an}从第一项起，每连续的四项通过求和并成一项，构造新数列，并求出新数列的通项公式，再对新数列求其前2012
4
项的和，即得S2012.其中关键之处是设pk=a4k-3+ a4k-2+a4k-1+a4k（k∈N）.
本题若要求S2013，S2011，则利用Sn=Sn+1-an+1或Sn=Sn-1+an（n>1）迭代求和，即S2013=S2 012+a2013=3 018+1=3 019，S2011=S2012-a2012=3 018-2 013=1 005.
例2等比数列{an}中，a1，a2，a3分别是下表第一、二、三行中的某一个数，且a1，a2，a3中的任何两个数不在下表的同一列.
（1）求数列{an}的通项公式.
（2）若数列{bn}满足bn=an+（-1）nln an，求数列{bn}的前n项和Sn.
解（1）数列{an}的通项公式为an=2・3n-1.（解题过程省略）
（2）由（1）得bn=2・3n-1+（-1）n[ln 2+（n-1）ln 3].数列{（-1）n}是T=2的周期数列，当n取1，2等正整数时，（-1）n依次周期性等于-1，1.
设pk=b2k-1+b2k（k∈N）.因为b2k-1=2・32k-2-ln 2-（2k-2）ln 3，b2k=2・32k-1+ln 2+（2k-1）ln 3，所以pk=8・32k-2+ln 3.
小结本题第（2）问的解法与例1的解法基本一致，只是情形更为一般化―――项数n是任意正整数.其关键仍是先通过并项求和，得到新数列的通项公式，再求出项数是偶数时的Sn，然后结合公式Sn=Sn+1-an+1，即可求出项数是奇数时的Sn.
篇6
关键词： 第三人称代词；回指；英汉互译
1. 引论
指代（reference）可分为外部指代（exophora）（主要从位置上来说）和内部指代（endophora）（主要从文本结构上来说），内部指代又分为回指或称上指（anaphora，指代前文中出现的）和下指（cataphora，指代后面即将出现的）。代词（reference）有三种类型：人称代词（personal）、指示代词（demonstrative）和比较代词（comparative）。在人称代词中，根据Halliday and Hasan的观点，第一、二人称是从发话人的立场出发，具有外指功能，只有第三人称具有回指和下指的功能，起到内在的语篇衔接与连贯作用（Halliday and Hasan 2001：33-37）。对第三人称代词回指的研究是一个既古老又新颖的话题，由于汉语是主题显著的语言，注重意合，较多的使用开放性的竹节结构，第三人称使用较少，而英语恰恰相反，第三人称使用频率非常高。正因为中、英文中第三人称代词的使用有很大的差异，就会造成英汉互译中出现第三人称代词的冗余或缺失，对回指词在话语中的理解有利于理顺译文语篇的衔接，使译文更加准确到位、贴切自然。
Crystal（1991：17）认为，回指词是用来指称句子中的其他成分，即把回指式描述为一种表层语言成分关系，认为回指词和先行词都是句子的语法成分，必须在语言表层中明示出来，这是传统语法的观点。Levinson（1983：85）从语用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回指关系不是词之间的关系，也不是语法成分之间的关系，而是实体的同一性，把回指纳入到语义考察的范围，但遗憾的是Levinson仍受语法观点的影响，认为先行词（所指）必须是语篇前文中某个明示词语（term）的所指。Halliday也认为指代是一种意义的关联，与Levinson不同的是，他认为既然这种关系是建立在语义的层面，指代的事物不一定非要与它所指的事物在语法类型上一致〖JP2〗（Halliday 2001：32）。Brown and Yule认为对话语的理解是一个认知的过程，不管是内指还是外指都不仅仅是一个语言表层的表达对应方式，回指词的所指是语言表层之外的心理实体（mental representation），这一观点对于认识回指的实质具有重大的意义。〖JP〗
第三人称的回指在不同话语中表现形式是多样，随着对回指的认识的不断深入，我们不能简单的认为其所指一定是前文中的某个明示的先行项，或一定能在前文中找到词义相等的某个词语，或许我们可以找到，或许这个词语根本就不存在，而是一个依附于语篇的一个心理实体，更有甚者，或许这个所指根本就是独立于语篇之外，需要根据个人经历或知识在具体的语境中做出选择的词语。在英汉互译中我们要能分析第三人称回指的具体实体，才能把握用词的准确性和篇章的衔接和连贯。
2. 英汉第三人称代词回指的分类和翻译方法
2.1第三人称代词有明示的单个的先行项（direct antecedent），且在人称、性、数上保持一致，语法结构完整。这样的语句翻译起来并不困难，只是要注意中、英文表达上的差异，英语往往反复使用第三人称代词，而翻译成汉语时要省略；汉语大多时候注重意合，并不反复第三人称代词，翻译成英语时为了语篇的衔接和语义的连贯有时需要增添一些代词。例如：
（1） Truffles are delicious， but they’re very expensive. （Quirk 1985：353） 蘑菇味道鲜美，但是价格不菲。
（2） 她带女儿出去了。She went out with her daughter.
2.2 第三人称代词有明确的先行项，但在人称、性、数上不一致。
2.2.1 回指词与先行词在人称上不一致。例如：
（3） The second car hasn’t got time to avoid the person who swerved away to avoid the car that was pulling out， and he hits it. （Brown & Yule 2000：217）〖JP2〗这句话的语法结构是X hasn’t got time to avoid Y and X hits Y，翻译成中文就是第二辆车来不及避开为了让开一辆疾驰而来的车而突然转向的行人，并撞到了他。但由于回指词与先行词在人称上不一致，先行词是车，回指词是开车的人，即司机，在语法结构不相对应，容易造成歧义。这里我们可以更为清楚地看到中英文之间的差异，中文讲究意思的连贯，只用了一个主语，再用连词连接便可表达清楚；而英文则选用代词交代清楚，施动者从物到人的转换，实质上是更为强调语法的规范性。〖JP〗
（4） One of our main jobs in the Botanics is writing on the flora of Turkey， they don’t have the scientists to do it. （Brown & Yule 2000：219）我们的主要工作之一是编写土耳其的植物志，土耳其国内没有科学工作者做这件事。在这句话中，they显然是指代Turkey，但在人称已有了变化，不再是指这个国家，而引申为这个国家的人民。但翻译成中文时我们又不能生搬硬套，只要指定是在土耳其国内这个范围中的科学工作者，自然就表示是在土耳其人中没有这样的人来做这件事。
2.2.2 回指词与先行词在性上不一致。例如：
（5） （Talking about the First World War） I used to go about with a chap-I don’t know whether he’s still alive now or not-but-there was nine-ten-eleven in the family altogether-two girls and nine boys-and she lost eight sons one after the other. （Brown & Yule 2000：218）我曾经和一个小伙子边走边聊——不知道他现在是否还活着—他们一家2个姑娘、9个小伙子中最小的三个还在一起，他的母亲接二连三地失去了8个儿子。用she回指先行词a chap，其中进行了一次性别转换，是指代他的母亲，因为主语改变了，在翻译中我们也要明示出来。
2.2.3 回指词与先行词在数上不一致。例如：
（6） There’s two different ladies go up to the whist and both have a wig and they’re most natural. （Brown & Yule 2000：217）两个女人去玩扑克，她们都带了假发，却很自然。
（7） Even an apprentice can make over twenty pound a week and they don’t get much tax [taken] from that. （Brown & Yule 2000：217）就是个学徒工每周也能挣二十镑，而且他们也不会因此交很多税。英语中数量词使用一般要求比较明确，容易辨别，在中文中往往不太清晰，较为含糊，在英汉互译中我们应该特别注意，英语中有具体数量一定要主谓保持一致，语篇中的总量保持一致，中文却不必特别强调，往往用总量代替便可。
2.3. 无明确的先行词（indirect antecedent），第三人称的所指要从具体的语言语境分析，可能是篇章中的语言单位，也可能在篇章中根本没出现，要凭受话人的知识结构或生活阅历作出判断。这种回指式已经不是语法分析所能解决的问题了，在话语理解时不能自动处理，所指在话语之外，要在具体的语境中作语用分析，甚至是心理分析，在发话人和受话人心理中创建或突出一个意义表征，才能得出回指词的所指。
2.3.1 无先行项的深层回指。由于上文中没有先行项，不能直接辨别第三人称的所指，就要从语义的角度分析。例如：
（8） John bled so much that it soaked through his bandage and stained his shirt. （Ward. et al 1991）约翰流了很多血，渗透了绷带，上衣也血迹斑斑。it在话语中并不存在先行词，只有从整句话中我们可以知道它是指流出来的血，所指与动词bleed有关，根据生活常识推断出渗透绷带，沾污衬衫的是血，it指代blood。英文中用动词来表达了过程，翻译成中文时要补全宾语，使语义更加完整，同时起到连接下文的作用。
2.3.2 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先行项。最重要就是确定所指指的到底是哪个先行项，避免造成歧义。
Ⅰ. 从篇章中确定主语，从而可知第三人称的所指。例如：
（9） The Germans had invaded Russia on an enormous front， had surprised a large portion of the Soviet Air Force grounded on the airfield， and seemed to be driving forward with great rapidity and violence. The Chief of the Imperial General Staff added， “I suppose they will be rounded up in hordes.”他们（苏联）将被大量围歼。在双方交战的情况下，划线部分的这句话是帝国联盟的总参谋长说的，这里话语的发话人用第三人称复数指代自己的对立面，由此可推断出they指代苏联，当然这样的推测中还需要运用一点历史知识，不然很难完成。〖JP2〗
（10） There will be television chat shows hosted by robots，and cars with pollution monitors that will disable them when they offend.后半句里出现两个代词them和they；它们指向同一个被指代对象，这个对象不是monitors，而是cars，that引导定语从句是修饰monitors，指的是monitors 对cars的作用。翻译成中文后意思就更易理解：到时将出现由机器人主持的电视聊天节目，以及装有污染监控器的汽车，一旦这些汽车排污超标，监控器就会令其停火。〖JP〗
Ⅱ.从语气和动词的及物性来分析。例如：
（11） The cops chased the robbers， they caught them. （杨若东 1997）警察追赶劫匪，然后抓住了他们。常规来说一般都是警察抓劫匪，且句子用的是主动态，下面的描述也用了主动态，一定就是警察在前，劫匪在后，所以they指代警察，them指代劫匪，后句翻译成中文时进行了主语省略。
（12） The car rolled towards the phone pole and it hit it.汽车向电线杆驶去，并撞上了。这句话猛地一看很是让人糊涂，两个it，到底哪个指代哪个，分析来看，汽车是施动者，且具有主动性，那它必定是主语，第一个it指代汽车，后一个it指代电线杆。
Ⅲ. 两个先行项与人称代词的交叉互指。例如：
（13） Dean expelled John because he discovered his secrets. （Enkvist 1979：140）句子结构既可以是X expelled Y because Y discovered X’s secrets，也可以是X expelled Y because X discovered Y’s secrets，在句法结构上，两种指代方式都不为错，无法排除歧义的产生，只有从语用角度出发，在具体的语境中进行具体分析，并且发话者与受话者要有共同的心理表征意义，才能得出正确的答案，在翻译成中文时要注意清晰地表达代词的所指。
3.结论
简言之，回指是指回指项与先行项之间的互指关系，可以是建立在语言表层的，也可能是蕴藏在语言深层的，它既要符合句法规则的约束，又是一个动态的心理认识过程，受话者要根据具体的语境确定交际的焦点，又要动用自身的世界知识和生活常识等多方面的辅助和参与来完成认知过程，从而使篇章结构上前后呼应，语义上通篇连贯。
英语中第三人称代词的使用相当频繁，而中文中却不是这样，这就给互译带来一定的困难，在英语中要适当添加，在中文中应适当省略。英语中通常用第三人称代词来衔接语篇，中文却往往是原词再现，差异较为明显，翻译中需要特别注意，依据各种语言的表达习惯进行处理，既要清晰不失原意，又要简练不生累赘，才能得到符合原文本意的好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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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关键词： 古代城市 起源方式 类型特征
引言：中国的古代城市,是在不同的时代背景和不同的发展动力引导下形成的。在不同的起源方式下形成的古代城市不仅表现出不同的类型特征，同时表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势。这种发展趋势不仅影响到古代城市的发展，还影响到古代城市向现代城市转变的过程。我们无法割断历史的联系，也就无法忽略古代城市的起源方式对今天城市的影响。所以，研究古代城市的起源方式和类型特征对人们更好地把握现代城市的发展轨迹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明清以前，几乎每一个朝代都有新的城市形成，也有旧的城市衰亡。为了更方便地研究问题，我们将不同朝代的主要城市归纳列表如下：
中国古代主要城市一览表
朝代 主要城市
商朝 敖（或嚣）
殷朝 朝歌、邯郸、沙丘
周朝 沣京、镐京、洛邑、成周
春秋战国 燕上京、燕下都、临淄、故城、淹城、即墨、安阳、薜、离石、大梁、安邑、郑、长子、郢都、宛、寿春、吴
秦 咸阳、云阳、琅琊、临邛、会稽
汉 长安、洛阳、涿、蓟、三温、荥阳、临淄、宛丘、阳翟、二周、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呼和浩特、会稽、丹阳、豫章、荆襄、徐间、合浦、广州
三国、魏晋、南北朝 邺城、吴城、会稽、建康、广陵、明州、洪州、福州、晋江、洛阳、石头城、越城、琅琊、淮南、广州、高阳、堂邑、南落海、南兰陵、南东平、却丘、阳都、临沂、怀德
隋、唐
大兴城、洛阳、淮安、扬州、杭州、汴州、睢阳、泗州、泉州、番禺、益州、洪州、新绛、晋阳、临汾、统万城、上就泉府、高昌城、交河城
宋、元 上都、大都、长安、临安、建康、绍兴、扬州、苏州、南昌、长沙、福州、吴兴、泉州、广州、辽上京、辽中京、辽南京、金上都、金中都、上都、大都、新里城、集宁路城、应昌路城
明、清 北京、南京、太原、开封、西安、常州、杭州、济南、武昌、成都、福州、南昌、扬州、苏州、广州、桂林、泉州、宁波、淮阳、临清、沧州、天津、顺天、应天、凇江、镇江、仪征、嘉兴、湖州、建宁、荆州、吉安、清江、济南、济宁、德州、平阳、蒲州、重庆、泸州、淮安、九江、浒墅、芜湖、廉州、沙市、河间、保定、宣化
对上述古代城市起源的历史进行考证，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方式,大致
可以分为以下五种类型:
一，由中央及地方政权建设推进的城市
由各级政府政权建设推进形成的城市,是中国古代城市起源最典型的方式。这类城市通常是在没有或很少有城市发展的基础上，由于政府所在地的变迁或政府行政机构的迁入而在短期内迅速发展演变形成的城市。由政权建设推进的城市是中国古代城市发展演化的最主要形式，它几乎代表了中国古代城市的主要特征，是中国古代城市与其它国家古代城市区别的重要内容。
中国目前可考的最早城市嚣(郑州市附近)的形成,就是由于商王仲丁在此定都而来。《竹书纪年》中记载:“仲丁,名庄,元年辛丑王即位,自亳迁于嚣”，此外,殷朝歌,周丰京、镐京、淹需、秦咸阳、汉长安、洛阳及曹魏时期的邺城等一些中国古代最重要的规模最大的历史名城的起源,都与中央政府在这些地区定都有着直接的关系,而春秋时期的燕上都、赵邯郸、齐临淄、郑韩故城及秦云阳、琅琊、临邛、会稽、之罘、汉之温、荥阳、宛丘、阳翟、二周、丹阳、豫章、荆襄、徐闻等众多城市的形成则都与地方政府的建设有着直接的联系。
由政权所在地推进而形成的城市,有许多独有的特性。
首先，这些城市通常是在短期内迅速发展起来的，宫庭建筑是城市构成的主体，所以在中国素有“工匠营城”之说。以中国最著名的古代城市――长安为例，在秦始皇时期,咸阳为秦国国都,在渭水南岸（后来的长安的地址上）,只建有少数的秦离宫(别墅),刘邦入关后,利用其中一个离宫长安宫扩建为长乐宫,不久又加造未央宫和北宫,并以此为基础建造长安城。长安城墙则是由惠帝修筑的。汉武时,又于城内修造桂宫、明光宫、城西处建章宫,王莽时在城南修建雍等礼制建筑,构成汉长安的主体。也就是说中国最伟大的古代城市长安由萌芽到建成是在汉建国后7年至惠帝5年这短短20年间形成的。
其次,这些城市的形成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大量的人口迁移, 皇族及政府官员在城市人口中占有相当比重。以秦咸阳的发展为例。据记载,秦始皇为了更好地统治被征服地区，每灭一个国家,就在咸阳附近按原各国宫殿图样建造一处宫殿，拆除各国都城城墙,并“徙天下富户12万居咸阳”，形成了秦咸阳。汉长安在开始建设时期也没有多少人口,而到平帝刘衍元始2年(公元2年),就有户口80800户,人口246200人，加上皇族、奴仆、驻军等总人口达30万以上。
再次,这些城市地址的选择由于直接取决于政治、战争、管理的需要,城市地点具有多变性特征。如在渭水、沣河、皂河、灞河、产河流域,不少朝代都在此定都,然而都城的位置却有不小变动,在这一地带曾先后兴起了6个国都城市,其中5个都城被最终废弃。
最后,这类城市的布局通常都较为整齐划一,平面布局呈正方规则“宫殿与民居不相参”,采用中轴对称形式,突出城内的主要建筑――宫城。城市居民的住宅也有严格的管理,隋唐长安城就建立了严格的坊里制,全城共划分为108个坊,坊有坊墙,坊里有严格的管理制度,日出开坊门,日落关坊门,只允许三品以上的贵族官吏可以直接开坊门。坊门有很大的府第、寺庙,一般居民住宅通常在大府第背后,坊在建城时一次划定,逐渐建成,整个城市向着整齐划一的方向迈进。
二， 由军事驻扎地发展演化而来的城市。
军事堡垒与军事重镇的发展,是中国古代城市起源的又一重要形式。这类城市通常是在十分荒凉的地方，由于军队的驻入及军事堡垒的建设形成人类居住的最初形式，此后在军事堡垒附近形成小的集镇进而在较大的和较长期的军事驻扎地形成城市。
例如，在西周初年,为便于对原来商朝中心地区的统治,周武王在洛阳附近新建了两个城市,成周与王城。据传成周是囚禁“顽民”（原商朝的臣民）的城,在其东30里处驻扎着8个师(每师2500人),为了监管“顽民”，该军队驻扎地发展为后来的王城(洛邑)。成周和王城是中国另一个重要的古代城市洛阳发展的基础。
汉朝初年为抗击匈奴,在中国北部设立了许多边防城堡,据《居延汉记》记载当时是三里一燧,十里一炖,三十里一堡,百里一城寨每燧30-40人不等,在驻军附近,有一些军市,是专门为了满足驻军的需要而设,这些城堡就形成了一批军事性城市如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以及长城沿线九区形成的辽东镇、蓟镇、宣府镇、大同镇、山西镇、延绥镇、宁夏镇、固原镇、甘肃镇等城镇,都属于这一类型。另外在明清时期一些海防城镇如:山东登州(蓬莱)、威海卫、荣成,江苏的宝山、南汇、奉贤、金山卫，浙江的镇海、台州等地,亦属同一类型。
这类因设防驻兵而建成的城市,有着自己的特点。
首先，军事人口在这类城市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很大。例如在永乐9年,仅宣化镇就有军籍户口多达23万户。
其次，这些城市因为缺乏必要的经济基础,发展的波动性很大,如王城、周城、宣化镇、右王镇、杀虎堡等大批城镇后来都因战略地位的下降,军事调迁而渐至荒废,只有一小部分长期稳定的军事重镇如武威、张掖等不断扩张而成为地方政权所在城市,也有一部分军事城镇在发展过程中寻找到了新的经济价值而渐至发达,如大同镇因其位于重要的商路而得到发展,而镇海则以沿江码头而发展为城市。
三， 由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引发的城镇。
中国历史上历次较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对城市的形成与发展都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汉代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管理各城贵族富豪,在汉长安周围皇帝陵墓处设陵城。如汉武帝时元朔2年“徙群国豪杰及訾300万以上于茂陵”。成帝时,“徙500万以上5000户于昌陵”，“徙100万以上居平陵”促进了这些地区城市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及中原地区经历了长达400年的战争与纷乱,东都洛阳被火毁,西都长安成为一座空城,中原人口成批或整个宗族大量南迁,南宋首都迁到临安,大量随迁的人口致使绍兴、扬州、苏州、南昌、长沙、福州、吴兴等地在原有基础上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而“永嘉之乱”后的“八姓入闽”又对泉州、广州等城市的兴起有着直接的作用。
由人口迁移带动发展起来的城市,通常有较高的人口密度,宫城在城市地位逐渐下降,城市居民的人数增加,阶级地位上升。例如南宋临安(今杭州)城有人口120万人左右,而且宫殿及最高行政机关的3省6部的规模小于东西两京,其它行政机构则一反集中布局的作法分散于城内不同地区,官街与民居相杂。
其次，这类城市通常有繁荣的商业活动。据记载当时的临安城共有440市。而且由于商旅繁盛,城内还有众多供住宿与存货的塌房,如逢科举考试,城中的流动人口将达20万人,造成城市供应及消费性行业的特殊发展。这类城市大部分都逐渐发展为后来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中心。
四， 在特殊的交通地理环境上发展起来的城镇。
交通交汇点、交通要道沿线、重要的商品转运站及港口,都有可能促使城市的形成。
运河开通,对中国古代城市的形成有极大的推动。南北朝后, 中国经济中心已经南移而军事政治中心仍在关中,隋统一后,大力修通运河,以便使南方的粮食能顺利运抵关中。大运河成为中国各种商品流动的重要通道。运河业务的扩大,促使了一大批运河沿岸城市的产生。如隋唐时期运河沿岸的淮(安)、扬(州)、苏(州)、杭(州)号称4大都市,运河与黄河主要转运中心汴州(开封)、睢阳、泗州等都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到了明清时期,全国主要的33个城市,有16个位于运河沿岸,另外有10个位于长江沿岸,33个城市中有32个在东南沿海各省。
在特定的地理位置下形成的城市共同的特点是城市建筑不十分规则,多依照不同的地理地点而成,这些城市的地址通常是固定不变的。如扬州,泉州等地就发现多次改建、重建的痕迹,它通常以特有的河流、道路、码头为城市的基本骨架,平面呈不规则形,有大量的仓储建筑,如临安城北门外有巨大的仓库,余杭门里还有镇城仓、常平义仓,天宗水门里有都盐仓、糠场,府衙周围还有杂物仓。这些城市的装运手段及造船业比较发达,城市最繁华地段集中于河道两侧。这些城市的一部分发展成为后来重要的商业城市,另一部分则由于其交通运输地位的下降而渐至没落,如泉州就因为海盗侵扰,海禁和港口淤塞,商人不再来此,自明以后一蹶不振。
五， 商业及小手工业专业城镇。
明清以后,手工业及商业迅速发展,特别在江南地区,已开始出现私营的较大规模的手工作坊,资本主义萌芽在一些地区已经出现,地方性行业性会馆建筑不断增多,票号、典当大量出现,形成了一些专业化的金融城镇与小工业城镇,如平遥、太谷为票号业中心城市,景德镇为手工业城市的集中代表。
篇8
定价：20．00
长期以来，国内文学、文化研究与批评界一直存在着一种术语使用上的不求甚解、囫囵吞枣现象，对许多用语在跨学科研究中无视或盲视于该词的不同学科与背景而加以武断和任意性地滥用、挪用，甚至在因袭负重中自以为是而拒绝了这些术语本应带给学科新的生长空间的可能性。因此，如何拭去一些常用而又被混用了的语词所覆盖的斑斑锈迹和多年尘垢，还原并厘清这些词语的发生和衍变，使之在文学和文化批评与研究中各得其位，恐怕正是目前学术界该着手解决的问题之一。我们欣慰地看到，美国加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台湾清华大学教授廖炳惠编著的《关键词200：文学与批评研究的通用词汇编》，正好弥补了多年来这方面还缺乏有分量的著作的缺憾。
《关键词200》不同于目前市面上已有的所谓“新”、“最新”等之类的关键词集锦，当然也有别于那类卷帙浩迭的学科术语词典。正如作者在《序》中所言：“本书只选择目前在文学与批评研究中不断被运用而且在不少层面仍待阐发的词，整理其起源、发展脉络及趋势，借此勾勒出每一词语所蕴含的含义与方法，同时尽可能将其放入历史、文化的背景中，去演绎其理论与实践启发途径。”比如目前在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经常使用的“离散”(diaspora)一词，作者首先追溯其词源，然后进入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并与放逐(galut)、四散(dispersal)、漂泊等词联系，透过全球性的“非裔族群”现象，把离散一词的内含用精练的语言呈现出来。不仅如此，作者进一步回到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当下，指出离散在当今语境下所拥有的“更宽广和多元的视角，因而得以重新参与文化的传承、改造与颠覆”。这种注目和回返当下的思路，可以说正是《关键词200》的一大特色，也正是此书区别于一般文学批评、词汇书籍的显著之处。用作者的话说就是，有关“另类现代”或“现代情境”(alternativemodernity)的术语介绍较多。通览全书，可知作者此言不虚。当全球化的现代文化想象以西方中心主义的强势扩张和入侵而企图一种单一的欧美霸权和宰制时，与之相对应或说抵拒、消解、反叛和质疑这种主流，从而强调承认差异的另类观念与策略也应运而生。随手翻来，像模棱(ambivalence)、反殖民(anti-colonial)、黑人研究(blackstudies)、人机合体(cyborg)、解构(deconstruction)、国族寓言(national allegory)、多元论(pluralism)等等不胜枚举的“现代情境”下的观念可以说在书中的比例占了四分之三以上。因此，阅读《关键词200》，我们仿佛是在另类现代情境的语词密林中穿行，并经由这些语词之径而进入到了当下文化、文学研究和批评的前沿领域。无疑的，这些现代情境下的观念的提出从一开始就隐含着一种二元对立(binary opposition)模式之陷阱，这正是本文标题中用“穿越”之意义所在，同时我想也是作者不遗余力厘清和疏通大量有关现代情境的术语这一工作更深层的用意吧。
篇9
关键词：风格 类型化 首饰艺术 伪风格
纵观当代首饰艺术的作品状况与生态环境，可谓佳作频出、群星璀璨，首饰艺术展接二连三地在世界各地得以举办，首饰艺术节也开展得如火如荼，而首饰艺术家们则东奔西走，兴高采烈地穿行于展览与学术会议之间，不厌其烦。各大专业媒体争先报道活动状况，或高调、或务实、或另类，实在是各取所需、热闹非凡。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经济的腾飞以及现代首饰设计教育的日臻成熟，中国的首饰艺术作为一支新兴力量，于国际间异军突起。我们可以肯定，是中国首饰行业的持续发展带动了国内首饰设计艺术活动的勃兴，一时间，仿佛全世界首饰艺术家和设计师的眼光都投向了中国。
“新的”西方首饰艺术创作观念旋即涌入中国，随之而来的，有千奇百怪的所谓“当代首饰艺术材质”、令人瞠目结舌的“原创设计理念”，还有各种使人真假难辨的“风格化”首饰作品。我们不禁要问，这些独具特色的首饰作品与艺术家的个性和修养的关系到底在哪里？它们的所谓“风格”或“类型”到底来于何处？目的又在哪里？而“风格”或“类型化”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关系？
一、当代首饰艺术的风格及其形成
什么是艺术风格？所谓艺术风格，是指艺术家在艺术创作中形成的具有一定稳固性的创作个性与艺术特色。它既是一种个人风格，也是一种集体风格。艺术风格不是所有艺术家和艺术品都具有的，只有成熟的艺术家和艺术品才有自己的风格，它象征了艺术家和艺术品在艺术创作上已经达到了极高的境界。艺术风格具有独特性，正如贡布里希所说：“风格是创作者所采取的或应当采取的独特而可辨认的形式。” 同时，贡布里希还认为：“现实中根本没有艺术这种东西，只有艺术家而已”。[1]这个论断的深刻之处是把艺术放在一个大的人类历史进程之中来考察，你会发现所谓的艺术实在是一群人的具体工作或活动而已。
从当代首饰艺术作品来看，其风格的多样性简直令人咋舌，恰好印证了贡布里希的上述言论。可见，首饰艺术家在当代首饰艺术创作中的重要性和排他性不言而喻。而就在一个世纪之前，首饰的状况完全是另有一番景象，那时，首饰尚未脱离“工艺美术”或“应用美术”的范畴，其形制、主题、材质，都延续一定的传统惯性，设计师或工艺师的个人文化修养、艺术气质以及情感远未占据作品的首要位置，故而，首饰作品的所谓“个人风格”还未成型，人们能够见到的首饰样式比较单一，缺乏差异性。随着现代艺术的不断发展，现代艺术的创作观念一路高歌猛进、攻城略地，传统首饰的防线被攻破，现代艺术创作观念在首饰领域生根发芽，并茁壮成长，许多首饰艺术家在艺术实践中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艺术风貌、特色、作风、格调和气派，它是首饰艺术家鲜明独特的创作个性的体现，是首饰艺术家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是衡量首饰艺术作品在艺术上成败与优劣的重要标准和尺度。由于当代首饰艺术家的价值观、生活方式、性格气质、文化修养、审美情趣以及悟性各个不同，因而形成了各不相同的首饰艺术风格，这些不同的风格主要通过主题的归纳、形象的塑造、材质的运用、制作工艺的选择以及加工等方面体现出来。
艺术风格形成从理论上讲有很多原因，由于个人风格是艺术风格的重要构件，首饰艺术家的个人经历因此变得尤为重要。在一个首饰艺术家的成长过程中，他不但要学习相关的首饰制作工艺技法，还要把自己对生活、艺术、宗教和哲学的领悟融入到自己的首饰创作中，在此期间，艺术家的审美鉴赏力、艺术价值观一直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在现今信息爆炸和泛滥的时代，审美鉴赏力赋予了艺术家一双慧眼，使他能够从海量的首饰艺术作品和风格中寻找适合自身的创作突破点，要知道，在这个“创新”观念甚嚣尘上的时代，任何一种绝对意义上的“创新”都是难上加难的事情。艺术家想寻找专属于个人的艺术风格的确是非常艰辛的，艺术家必须具备独特的美学判断力从众多的艺术作品中鉴别出对于自身有利的作品并进行分析，为己利用。而艺术价值观则是艺术家提升自己作品格调的利器，是作品免于流俗的强有力的保证。
首饰艺术创作的新手往往由于眼界所限，而在纷繁复杂的创作素材面前无所适从。对他们而言，眼前所见、脑中所想，似乎都可作为自己创作的内容或形式，至于如何分析、归纳、筛选、甄别、整合、重组这些素材，如何以此为依据而进行主观再创造，他们尚且力不从心。此时，他们处于创作的混沌状态，犹如一张白纸，空无一物。此阶段与风格形成无关。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创作实践，他的艺术修养在提高，眼界得以开阔，他会逐渐发现自己在选择创作题材方面的好恶以及自己在形式表现方面的强弱，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扬长避短”确实是一种“寻找”风格的捷径。
带了引号的“扬长避短”并非贬义，无论是创作者主观刻意为之还是无意之举。我们知道，在一位首饰艺术创作者选择和处理创作素材时，这些素材可能是他时常面对的，也可能是偶然邂逅的，但无论如何，对这些素材下意识或者有意识地选择，以及用何种手段或方法来处理这些素材，都出自于他的创作惯性，这种惯性他早已谙熟于心，或者说，内心的潜意识，促使他不得不如此这般地选择和处理，这股子“潜意识”或者说“惯性”，取决于他的秉性、气质、修养、喜恶、情绪，乃至人生观、世界观。除非所有这些元素得以改变，否则，艺术家选择和处理创作素材的手段一直是相似的，具有延续性的特点，绝不会一夜之间脱胎换骨，其作品完全改头换面。故而，艺术家的创作风格具有相对稳定的特质，而那些决定他的创作风格的内在元素亦是相对稳定的。当然，有了这些内在的相对稳定的元素，还需要有一个外在的相对稳定的环境，这个环境包括：社会制度、经济状况、技术特点，以及艺术发展状况等等。正如海因里希・沃尔夫林所言：“在大概地叙述个人风格、民族风格和时代风格这三个例子时，我们已阐明了一种美术史的目的，这种美术史主要把风格设想为一种表现，是一个时代和一个民族的性情的表现，而且也是个人气质的表现”[2]，这些关于时代的、民族的外在元素与艺术家个人的内在元素形成互动的关系，一旦其运作状态相互契合，便会激发艺术家的创作热情，促使艺术家进行创作，而当这种运作状态达到高度默契，并且，这种默契相对稳定、相对长久，那么，艺术家的创作风格就可逐渐成形，并走向成熟。可见，艺术家的创作风格之形成是内在元素与外在元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二、伪风格的类型化首饰
日本美学家竹内敏雄对于“类型”做了如下定义：“所谓类型是我们比较许多不同的个体，抓住它们之间可以普遍发现的共同的根本形式，按照固定不变的本质的各种特征把它们全部作为一个整体来概括；同时，在另一方面，把这个超个体的、同形的统一的存在与那些属于同一层次的其他的统一的存在相比较，抓住只有自己固有的、别的任何地方均看不到的特殊形象、把这一整体按照它的特殊性区分于其他的整体时，在两者的关系中形成的概念。”[3]可见这是一种“风格类型”的研究方法，是在“艺术类型”这一整体框架下讨论风格问题的一种方式。然而“首饰艺术类型化”是一个动态的、具有生成性的概念，首饰艺术家们为了避免自己的作品与他人的作品面貌相混淆；主动地、刻意地“抓住只有自己固有的、别的任何地方均看不到的特殊形象”，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做法。
类型化的首饰作品是先入为主的首饰作品，作者在创作之初就已“设定”了某种“风格”，或者“样式”，从作品的选材、材料的组合方式、到作品的结构，再到作品的整体造型和形式，作者都做了充分的“设定”，这种“设定”是一种先入为主的“布局”，是主观刻意而为之的结果，以“风格”之名，行“类型”之实，故名“伪风格”。这种“类型化”给作者带来的好处就是“省时省力”，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给自己的作品贴上某种“标签”，这种“标签”属于该作者所独有，如同身体上的气味一般，而动物界常以气味（如尿液或粪便）来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有不允许他者侵入之意。的确，大多数熟悉类型化创作手法的首饰工作者都对流行于坊间的首饰类型烂熟于心，一旦发现与自己相似的首饰类型出现，他的选择只有两个，一是强化自己的类型，使自己的标签更加醒目（也就是使自己的气味强过他人的气味）；二是干脆另辟蹊径，寻找另一种类型首饰，也就是时下常说的所谓“转型”。显然，在风格主义的诱惑下，许多首饰艺术家都在不断强化自身的“气味”，以获取所谓艺术成就，或者直白一点：名声和利益，要知道，名声总是与利益如影随形。而在当今所谓“触屏时代”，点击率和眼球是如此的重要，只有吸引到了无数的眼球，才有声名鹊起的可能。而如何吸引眼球，则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作品的类型化，只是其中的“技巧”之一。
必须注意，类型化是由外及内的、强迫性的创作手法，它就像人的衣裳，随时可换，且可以根据穿者的兴趣、爱好、情绪或者环境需要而随时更换。相比之下，风格犹如一个人的内心气质，它是由内而外的显现，当他内心里的学养、艺术观、人生体验臻于成熟，那么，它对艺术家的创作行为的影响则是水到渠成、悄然发生的，没有意外、没有造次、没有惊喜，也没有刻意。这是艺术家的灵魂的真实再现，艺术家通过首饰这种载体，来宣泄他的个人情绪、表白他的世界观以及生活态度。
类型化首饰可能会给创作者带来显而易见的好处，当然，前提是该种类型一定是大众所喜欢的，这种短期内就可见效益的好处的确具有很强的诱惑力。可是，类型化首饰对作者的创造力又会带来限制和破坏，它一定会把作者的思维限制在既定的、狭小的范围之内，并诱使艺术家不要轻言放弃自己的“领地”，因为，放弃领地就意味着放弃名声和利益。不过，如果作者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多半不会长时间选择类型化首饰的创作方法，毕竟，简单化的重复一定会使真正的艺术家感到厌倦和消极。此外，类型化首饰对首饰艺术的整体生态环境也造成了限制和破坏，它在扼杀艺术家个体创造力的同时，也扼杀了首饰艺术群体的生命力。
结语
类型化首饰在发端之初，主要活跃于商业首饰领域，对于无需承载过多艺术观念和思想的商业首饰来说，类型化的首饰倒也从某种程度上丰富了商业首饰的面孔，避免了“千人一面”的尴尬局面。不过，随着时尚艺术不断向纯艺术领域渗透，类型化首饰也逐渐渗透到了艺术首饰领域，这种伪风格的首饰作品应该引起广大首饰艺术家的警惕。
注释
[1] [英]贡布里希著.艺术发展史[m].范景中译、林夕校.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
篇10
民生类贴息贷款政策的界定
目前，学术界并没有对民生类贴息贷款的具体定义，本文研究的民生类贴息贷款，是指用为改善民生、促进分配公平，政府对低收入群体或小微企业从事微利项目的贷款利息在一定时期给予一定补贴的准政策性贷款。民生类贴息贷款具有灵活性、时效性、专项性和政策性的特点。其制度的设计业具有特定性，从针对的对象来看，其瞄准的扶持对象主要为贫困群体和妇女、残疾人等弱势群体，以及劳动密集型小微企业，随着相关政策的配套完善和国家对民生领域的关注力度不断加大，残疾人、退伍转业军人、回乡创业等群体也不断被纳入了统筹范围；从贷款期限来看，其贷款期限一般以1年为主，考虑到农业的特殊性，有些专项政策将期限延长至2到3年；从贷款金融来看，主要满足小额需求为主，最高上限为8万元；从贷款的程序和管理部门来看，一般此类贷款的流程均较为简便，具备条件的对象一般已经由政府先期认定，贷款也实行专项管理，设立独立台账，有的采取制定银行来管理，有的通过市场化的招投标模式来推进。
民生类贴息贷款政策盘点
近年来，国家出台的民生类贴息贷款政策主要有扶贫贴息贷款政策、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政策、妇女小额担保贷款政策、助学贷款政策、民族贸易和民族用品生产优惠利率贷款政策、康复扶贫贷款政策等。梳理我国民生类贴息贷款政策发展历程，会发现其这样几个共同特点，即政策范围不断拓展、政策支持力度逐步加大、政策运行方式趋于市场化。
扶贫贴息政策。扶贫贴息贷款是我国最早的民生类贴息贷款政策，始于1986年，专项用于支持农村贫困人口扶贫开发工作。1992年，参照扶贫贴息贷款政策，国家又设立了康复扶贫专项贷款，主要是用于支持残疾人的专项贷款政策。2001年，为落实《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扶贫贴息贷款管理实施办法正式出台，规定贷款由农业银行发放和管理，每年的扶贫贴息贷款计划由国务院扶贫办商财政部和农业银行确定，层层下达到各地。政府扶贫部门负责提供扶贫贷款项目，农业银行在扶贫部门提供的扶贫项目范围内选择贷款项目，按3%的优惠利率发放贴息贷款。优惠利率执行一年，优惠利率与贷款基准利率之间的利差，由财政贴息，财政部将贴息资金拨付给农业银行总行。2006年7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扶贫贴息贷款管理体制改革的通知》，对扶贫贷款管理运行体制进行改革试点，将贷款分为到户贷款和项目贷款两类，改变贴息办法，下放贴息资金管理权限并扩大承办金融机构。康复扶贫贷款管理体制改革与扶贫贴息贷款同步进行，并于2011年进一步提高了贴息比例，项目贷款按年利率3%给予贴息调整为5%，到户贷款按年利率5%给予贴息调整为7%。
民贸贴息政策。民贸民品优惠利率政策自1981开始实施以来，人民银行对民族贸易和民族用品生产企业给予低息贷款，贷款对象主要是生产少数民族用品的企业流动资金和中短期设备贷款，实行自有资金、利润留成、价格补贴“三项照顾”县的商业、中药材公司等，按月息3.3‰计息。1987年将民贸民品优惠利率调整为4.2‰，比当时流动资金贷款利率优惠2.4‰，由中央财政对这项贷款利差适当予以补贴。1991年对优惠利率贷款范围有所调整，主要用于民族贸易县的商业、中药材（或医药公司）、供销社和新华书店的流动资金贷款，由人民银行对农业银行发放的民族贸易贷款按年利率2.88%给予补贴。1997年，为了使民族贸易和民族特需商品生产企业充分享受优惠利率政策，人民银行拓宽了民族贸易贷款和民族用品生产贷款的范围，统一对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的民族贸易和民族用品生产贷款实行比正常的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低2.88个百分点的优惠利率政策，优惠贷款利率一律不准上浮。享受优惠利率政策的企业，其利息优惠部分的70%以上用于补充企业自有流动资金。2003年以来人民银行将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纳入承贷金融机构，允许原来享受优惠利率政策的民族贸易县内国有和集体所有制民贸企业改制后继续享受优惠利率政策，2005年规定对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因机构撤并而划转到农村信用社的民族贸易和民族用品生产贷款执行优惠利率政策，2009年3月1日起纳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2012年9月1日起纳入交通银行和招商银行，农村信用社改制后成立的农村合作银行及农村商业银行可以继续作为执行优惠利率政策的承贷金融机构。
金融支持就业政策。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深入推进，为解决国企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问题，2002年，人民银行联合三部委出台了《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管理办法》，规定对从事微利项目的小额担保贷款由中央财政全额贴息（展期不贴息），并规定了具体的微利项目，为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提供金融支持。政策和管理办法随后经过几次修改不断完善，一是扩大了贷款对象范围，由原来的下岗失业人员增加到了复转军人和城镇登记失业人员；二是创新了贷款管理模式，在有条件的地区通过公开招标方式选定经办银行，市场化的运作取向开始逐步形成。2008年，人民银行联合三部委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改进小额担保贷款管理积极推动创业促就业的通知》，对个人新发放的小额担保贷款利率在人民银行公布的基准利率上浮3个百分点，最高贷款额为5万元，对劳动密集型小企业贷款额度为200万元。同时，完善了担保基金的风险补偿机制，中央综合考虑各省级财政部门当年担保基金的增长和代偿情况，每年从小额担保贷款贴息资金中安排一定比例的资金实施奖补。2009年，国家在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政策的基础上又推出了妇女小额担保贷款，对符合条件的城镇和农村妇女新发放的微利项目小额担保贷款由中央财政据实全额贴息，妇女小额担保贷款政策是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政策的延伸，沿用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利率，基准利率基础上浮3个百分点，并由中央财政采取全额贴息的做法。与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政策的不同之处在于，妇女小额担保贷款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将城乡有创业能力的妇女全部纳入，同时贷款额度由原来下岗失业担保贷款的5万元提高到了8万元，同时将贷款的审核工作由原来的人社部门调整到了妇联，有助于提高贷款的使用效率和最大限度地防范和控制风险。
民生类贴息贷款政策实践
整体来看，对于我国这样一个贫困覆盖面大、贫困程度深的国家，通过财政金融杠杆来撬动民生领域的发展，最终实现小康目标，近十几年来出台的各类民生类贴息贷款政策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贴息贷款政策覆盖的民生领域不断拓展，政策范围从小民生到大民生，与产业政策的配套协调性不断增强。贴息政策在近十几年的发展实践中，从最初以满足扶贫工作、就业需求为目标的生存信贷需求到现在的支持教育、投资生产等发展信贷需求，支持群体已经扩展到了大学生助学贷款、大学生村官、复原专业退役军人、返乡农民工、下岗失业人员再到目前的城乡妇女及符合条件的劳动密集型小微企业，而且越来越多的弱势群体正在不断被纳入其中，民生领域的覆盖面不断拓展，小民生的概念已经开始转向大民生。
贴息贷款的投放量逐年加大，贴息规模从少到多，金融机构的贷款积极性不断提高。自各类民生专项信贷贴息政策实施以来，贴息规模不断加大。以妇女小额担保贷款为例，政策实施以来，三年来全国累计发放贷款超过500亿元，同时，随着贷款激励机制的不断完善，民生领域信贷投放参与机构不断多元化，一些贴息类贷款采取招投标方式来进行，市场化运作取向不断完善。扶贫贴息贷款和康复扶贫贴息贷款原来主要由农业银行负责，2008年后，凡是符合条件金融机构均可参与。其他类民生贴息贷款参与的金融机构数由原来的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和国家开发银行不断扩展到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邮政储蓄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和地方性的商业银行。
贴息贷款政策的制度设计不断完善，贷款程序逐步简化，效率快速提高，强化了贷款的政策执行效果。2007年，为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在积极落实国家助学贷款相关的调整政策的同时，甘肃省创新推出了生源地国家助学贷款。此项政策相比以前助学贷款政策有诸多优点：一是贷款对象为学生的家长和法定监护人；二是贷款发放范围只能针对省属及市属普通高校的甘肃籍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发放，毕业后两年内开始还款，最长贷款期限不超过10年，由甘肃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办理，贷款贴息由地方财政负担；三是风险补偿金由各级国家助学贷款管理中心负责管理，由财政和高校各承担50%，由于完善了风险补偿机制，贷款管理更为完善。此项工作一经开展便在全省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获得了国家有关部门的肯定并在全国成为典型。
贴息方式从单一到配套化，担保方式不断创新，担保基金逐步充实。最初的贴息贷款政策主要以贴息为主，由于财力有限，担保基金、风险补偿机制还未建立，在政策的发展过程中，为确保贴息贷款的可持续发展，国家逐渐开始规定各项民生贴息政策具体到地方落实时，需由地方成立担保基金，贷款量原则上不得超过担保基金的5倍，同时，要单独建立台账管理制度，一些贴息贷款政策还完善了风险补偿机制，贴息方式的配套化程度不断提高。
贴息贷款政策的出台逐渐从中央扩大到地方，地方的积极性和自主性不断提高，支持地方经济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黏性越来越高。在落实国家的各类民生类贴息贷款政策的同时，近几年，为了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调整和优化信贷结构，甘肃省政府也出台了许多贴息贷款政策，如双联惠农贷款的贴息政策，同时，地方也根据实际完善了贷款的风险补偿机制，在开展和完善民生信贷政策方面的自主性越来越强。民生领域的特殊性决定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拟合黏性较高，组合拳的必要性较为突出。中央银行通过货币政策工具引导信贷向民生领域倾斜，财政政策配套相应资金进行贴息，完善风险补偿，这种良性的互动可以合力推进民生类贴息贷款政策的执行，保证执行效果，实现分配结构的扭曲修正。
政策实践中的问题
尽管民生类贴息贷款的政策在带动民生信贷投放增长、优化信贷结构、加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黏合度、促进和改善民生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一些实践探索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也尤其值得关注。
贴息方式过于粗放。一是目标瞄准过于粗放。目前，专项贴息政策在瞄准对象上有人群限定和门槛要求，但在具体环节的操作层面却存在身份识别模糊，有部分地区在操作过程中存在目标对象的规定门槛过于模糊，无法准确筛选出有还款能力的对象，引发道德风险，导致风险控制难度加大。二是贴息过度。目前，很多中央财政的专项贴息贷款均采用全额贴息的方式，虽然减轻了贷款成本，但是由于完全不承担利息，也造成了部分领域、部分地方的养懒汉行为，有的甚至以此进行套利。由于全额贴息给中央造成了较重的财政负担，一些发展过快的贷款如妇女小额担保贷款因为贴息超过预算而不能及时到位，造成了发展快速增长后停滞的局面。
贴息政策的统筹度较低。目前，从中央到地方，专项的贴息政策不断出台。一方面，有些政策的出台囿于短期因素，应急性质较浓，缺乏统筹考量，再加上同类贴息政策的协调不足，导致贴息政策之间重复享受或没有享受到的现象发生，统筹度较低。另一方面，地方在出台贴息贷款政策时，没有综合考虑国家政策，引起政策重复。例如，目前国家出台的妇女小额担保贷款、甘肃出台的双联惠农贷款就存在贷款对象重复的现象，从而容易引发道德风险。
贴息政策缺乏长期制度性安排。专项贴息贷款由于存在套利空间，易出现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的问题。例如，甘肃省2012年推出了省财政全额贴息的双联惠农贷款，导致农户在农村信用社的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受到很大的影响，很多农户纷纷归还原来农村信用社的贷款转向去农业银行贷双联惠农贷款，贷款量在短期内增幅较大，但是可持续性令人担忧，有可能出现地方财政跟不上发展速度导致政策无法持续，从而影响了贴息政策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贴息担保基金不足严重。做实扩大担保基金规模，是做好贴息贷款工作的前提，国家出台的贴息政策一般要求地方设立担保体系，做实担保基金，并专户管理运作。但是，目前各类专项贴息的担保基金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足，以妇女小额担保贷款最为严重。由于甘肃各级财政困难，筹集担保基金的难度非常大，2009年妇女小额担保贷款业务开展以来，甘肃省贷款量在全国居于首位，发展速度较快，旺盛的贷款需求和捉襟见肘的担保基金之间矛盾突出，如2012年末，妇女小额担保贷款担保基金发放超过12倍，远超5倍的政策上限。贴息资金到位时间滞后，基层财政无力垫付，直接影响金融机构的正常贷款管理，从而引发了贷款的停滞局面。
风险补偿机制缺位。现行政策规定，贴息贷款发生逾期后，逾期贷款由担保基金代偿，之后担保机构通过各种途径再向贷款人追偿。目前只有助学贷款的风险补偿机制较为具体，规定了补偿金的承担方式、管理方式和贷款呆坏账的核销方式。但是，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和妇女小额担保贷款等均没有明确的风险补偿机制，在贷款出现不良和问题时，谁来承担和分摊并未明确，呆坏账的核销存在难度，易引发风险。
政策宣传导向不准。由于政策宣传存在偏差，部分地区群众把贴息贷款混同为财政补助，一定程度上人为扩大了对贷款的需求，容易造成借款人还款意愿不强。同时，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出政绩，行政干预过多，要求承贷银行短时间集中放款，削弱了银行自主决策权。
政策执行效果提升建议
为了民生类贴息贷款政策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加强政策统筹和配套机制建设，促进政策的规范、稳定运行，最大限度避免负面影响，才能实现支持民生改善和民生信贷稳健发展的双重效果，真正提升民生信贷政策绩效。
规范化贴息管理。一是在政策的运行过程中对于贷款对象的筛选应制定更清晰的准入标准，确保贷款目标的准确性，硬性约束条件应确保贷款的风险可控，从而使得贴息资金高效利用。二是坚持市场化运作为主导，加强对贴息贷款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宣传解释，引导相关部门统一思想认识，按照市场化原则和金融规律办事，稳步拓展、规范管理，确保把国家的惠民政策用于支持真正需要的群体。
综合统筹贴息政策。一是着重完善政策间的统筹协调。确保政策之间易衔接、不矛盾、好统筹，地方出台政策前要仔细研究国家政策，避免中央层面、中央与地方层面的各类贴息政策之间出现不协调的问题。二是应不断完善贴息资金的统筹。面对甘肃这样一个西部落后地区的实际情况，地方财力有限，民生类的贴息政策资金主要还得依靠中央财政资金。地方财政下一步应重点考虑加大各类配套资金的统筹，避免采取像洒胡椒面的做法，要优化贴息资金的使用和安排。三是逐步建立多样化的贴息方式。目前的贴息政策大部分都是全额贴息，纳入政策的对象“一刀切”，在政策的发展过程中容易产生很多风险并造成过重的财政负担。未来可以待时机成熟逐步考虑多样化贴息方式，对于贫困程度深、还款能力弱、项目利润薄的对象可以采取全额贴息减轻负担，其他的可以考虑采用固定比例贴息或者半贴息，形成风险共担、责任共负的激励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