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股东大会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临时股东大会，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近来，在很多上市公司控制权纠纷中，固然存在“野蛮人”强力介入的外部因素，但上市公司自身治理能力的低下也是内因所在。在这些案例中，人们大多能够看到股东大会召集、决议规则的缺陷，如股东大会召集者（通常是控股股东或公司董事会方面）想方设法限制其他股东/对手股东出席股东大会、剥夺其投票权利等奇葩的现象，此间，最为突出的就是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问题。

谁能召集？

现行《公司法》第一百条，规定了六种应当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情形。其中，除第（六）项“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情形”外，第（一）项：董事人数不足本法规定人数或者公司章程所定人数的三分之二时；第（二）项：公司未弥补的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时。这两项为客观标准，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

而第（四）项：董事会认为必要时；第（五）项：监事会提议召开时。这两项均为“无条件”授权性规定，即公司董事会认为有必要、监事提议时，就可以召开临时股东大会。不过《公司法》本身并未明确规定董事会认为“必要”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具体标准。实践中，董事会召集临时股东大会的情形大多是在股东大会闭会期间，上市公司发生了《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须由股东大会根据其职权范围作出决定的事项，不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就无法形成公司意思，也无法获得相关事项的合法性基础。

相对于公司董事会认为有必要、监事会提议即可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便利，股东自行召集临时股东大会的条件和门槛就显得相对较高。现行《公司法》第一百条第（三）项规定了股东召集临时股东大会的两个实体条件：首先，股东必须达到或者具备“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十以上股份”的资格条件；其次，该股东或者股东们有提出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意思表示。但问题是，如果股东同时具备上述两项条件，就一定能够按照《公司法》第一百条所规定的“应当在两个月内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吗？显然不是，问题出在了《公司法》在明确规定股东享有召集临时股东大会实体权利的同时，并未规定相关的程序性规则。例如，股东在具备上述法定条件的前提下，是否可以自行将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和审议事项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其他股东？并自行完成股东大会的全部议程？是否有权要求公司董事出席会议并在会议记录上签名？由股东自行召集的临时股东大会相关费用是否由公司承担？如果出现股东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而董事会、监事会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情形下，又该如何处理？

尴尬的程序

有人会说，《公司法》第一百零一条就是关于召集股东大会的程序性规定啊，怎么能说没有程序性规定呢？的确，现行《公司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如果董事会不能履行或者不履行召集股东大会会议职责的，监事会应当及时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不召集和主持的，连续九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十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但问题是，该条主要是针对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而定，而非针对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而定。谁都知道，由董事会提议召开的临时股东大会和由部分股东提出召开的临时股东大会存在着怎样的背景差异：通常，只有在董事会和股东对《公司法》第三十七条所规定的股东大会职责理解不一致，或者出现了法律、公司章程均未规定的重大事项的情况下，才会出现由股东提出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2014年修订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以下简称《指引》）中，将有关程序进行了细化。《指引》第四十八条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10%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向董事会请求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并应当以书面形式向董事会提出。董事会应当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章程的规定，在收到请求后10日内提出同意或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书面反馈意见。”从而增加了股东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额外条件，即还要取得公司董事会的同意。虽然《指引》随后规定了在董事会不同意股东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情形下，股东有权向监事会提出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请求，并规定监事会不同意的情况下，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临时股东大会。但很显然，《指引》的规定实际上是通过上市公司依照《指引》修改公司章程时，减少其可能通过行使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机会，这虽然算不上“欲练神功，必先引刀自宫”的“葵花宝典”，但于公司治理而言，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瑕疵”难题

除临时股东大会召集门槛问题外，现行《公司法》对于股东大会决议效力的规定也显得单薄、空泛，主要表现在对“股东大会决议瑕疵”的效力认定问题上。所谓“股东大会决议瑕疵”，是指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由于某种法定或者公司章程约定的“瑕疵”存在，从而无法准确表达多数股东的真实意思，而致使该“决议”在法律拘束力上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逻辑上得先有“决议瑕疵”存在，才有判定“瑕疵决议”效力若何的问题。

判断一项股东大会决议是否存在“瑕疵”的前提条件必须是：只有存在不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明确规定的情形的，才属于“瑕疵”。那么我国公司法是如何规定的呢？主要有两种情形：决议内容违法与决议程序违法。前者虽然在形式上通过了股东大会表决，形成了代表多数股东共同意思的公司意思，但这一决议的内容有违法律、公司章程的规定，而为法律所强行否定。对于后者，因其瑕疵为“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则交由股东自行决定是否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法院予以撤销之。这里包括了两层处理机制：首先是由股东自行决定是否提起撤销股东大会决议之诉；其次是由法院依法裁定是否撤销有瑕疵的股东大会决议。

显然，对法院而言，只要能够查明股东大会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法，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即可判决撤销股东大会决议。但对股东而言，他们更要考虑撤销股东大会决议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甚至涉及公司外部第三方的权益问题。这是因为这些瑕疵决议本身还是公司与其他市场主体进行相关交易的正当性基础，也是相应法律关系得以建立的前提，例如重大对外投资与并购等。因此，对股东而言，提起股东大会决议撤销之诉，往往是一柄双刃剑：一旦法院认定股东大会决议存在瑕疵而予以撤销，则股东、上市公司必须承担基于撤销股东大会决议所带来的法律风险和经济负担。虽然为了防止股东滥用此项权利，法律规定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作为一种限制条款，但现实的混乱确实不争的事实。

陷入“形骸化”

篇2

    公证员一般是应公司董事会的申请参加股东大会的。但由于公证机构的特殊地位以及公证书的特殊法律效力，公证员不仅可以取得公司、董事的信任，同时也能够赢得股东的信赖。

    公证机构是代表国家行使证明权的特殊的权利维护组织1.一般来讲，国家保护民事主体的权益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诉讼，一是非诉讼。公证是非诉讼方式中一种重要的保护民事权益的途径。它在民事主体的权益尚未受到损害时，通过证明等方法预防权益损害及纠纷的发生。事实上，公证机构为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提供证明的过程就是对民事活动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审查监督的过程。简言之，公证活动的宗旨在于保障民事主体切实行使应当享有的权利，并以法律规定的方式、程序确认这种权利。正因为公证机构特殊的法律地位，公证机构出具的公证书相应具有了特殊的法律效力。

    基于上述原因，公证机构和公证员在其提供证明等法律服务的活动中当然地拥有一种超然中立的法律地位。这在股东大会公证中也不例外。公证员在股东大会公证中秉承其独立性及中立性原则，以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为依据，平等地对待和保障公司、董事和股东的权益，从而保障法律得以实施、社会公正得以实现。公证员同时对事实负责，即公证员出具公证书的基础是客观存在或发生的事实，而不仅是当事人的陈述或解释。中立、客观的角色定位决定了公证员在股东大会中的作用。公证员通过会前审查，现场监督股东大会的全过程，对股东大会到会人数、参会股东持有的股份数额、授权委托书、每一表决事项的表决结果、会议记录、会议程序等事项进行审查监督，从而确认其合法有效性。一方面，公证员的事先审查和现场监督可以保证股东大会按照董事会预先制定的会议议程进行，保障董事和公司的利益。因为公证书向股东及社会公众进一步证明了股东大会及其决议的合法性、有效性，而这正是董事和公司所需要和期望的。另一方面，按既定的议程进行表明股东大会可以按照股东预先被告知的方式召开，保障了股东的 “知情权”，同时合法的股东大会程序及有效的表决决议亦是股东权利实现的基础。股东在股东大会中最重要的权利就是投票表决权。程序合法、内容合法的股东大会为股东投票表决权的行使提供客观的外部条件，股东自身身份或委托人身份的合法有效为其投票表决权的行使提供内部保障。此二者均可通过公证员的介入和审查得以实现。

    股东大会公证之程序

    （一）公证员介入股东大会的时间

    笔者认为公证员介入股东大会的最佳时间是股东大会的准备期间。若公司董事会决定在召开股东大会时聘请公证员参加，董事会即应在召开股东大会通知后，股东登记确认股权之前申请公证。这样公证员可以拥有相对充分的时间审查有关材料。

    公证机构在受理申请后，首先要审查股东大会的召开是否具有合法性。股东大会分为年度股东大会和临时股东大会。年度股东大会每年1次，应于上一个会计年度结束后的6个月内举行。临时股东大会可由董事会决定召开或由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有表决权数10% 以上的股东或监事会提议召开，当出现特殊情形时，公司必须召开临时股东大会2.公司召开股东大会，董事会应当在会议召开30日以前以公告的方式通知各股东。公证员要审查董事会是否按照《公司法》和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公告，公告内容是否完备3.根据公告的股权登记日，公证员现场监督，审查前来登记股权的人是否具有合法有效的股东身份、人是否具有相应的权4.从而为以后表决票的合法有效性奠定基础。之后，董事会对合法有效的股东和人发出正式的会议通知。股东和人凭会议通知领取表决票。上述事宜必须在董事会发出会议通知之前做好，因此，公证员最好在董事会召开股东大会通知后、股东登记确认股权之前介入到股东大会的准备工作中来。

    （二）股东大会公证

    1.相关材料的审查。在正式召开股东大会之前，公司董事会应向公证员提供股东大会议程、投票规则、公司章程等材料。公证员可以就大会议程、投票规则等不合乎法律、公司章程或不尽合理的地方提出修改意见，从而保障公司、董事及股东的利益，同时确保股东大会的顺利进行。其中，投票规则是重中之重。因为提案是否能够通过与公司、董事及股东的利益密切相关。投票规则的不同往往会导致投票结果的差异，甚至是完全相反的结果。因此，投票规则不仅不能与具体的法律法规相冲突，同时还要体现公平公正原则，不能片面地有利于公司和董事或股东一方。

    公证员审查投票规则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投票规则首先应表明有表决权的股东的表决票才可计入统计结果。有表决权的股东的表决票，即经审查具有合法有效的股东身份的股东凭正式会议通知领取的表决票。（2）凡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代表的股权数均应计入统计基数5.对于“出席”如何界定，法律没有作出具体规定。但公司董事会必须在投票规则中给出“出席”的明确定义。报到后就离开、中途退场或虽参加会议而不投票究竟是否属于出席范围应事先以书面形式给股东一个明确的解释。若投票规则未予以明确的界定，以上3种情况均应认定为“出席”。（3）投票规则所确定的选择项及选择方式必须明确。如对每一提案应列3个选项：同意、反对、弃权。选择方式应明确表示。（4）何谓废票应明确界定。如多选或选择方式不符合要求等。废票是否应计入统计基数也必须明确6。

    2.股东大会现场监督公证。身份审查是股东大会合法召开的前提。因此，在召开股东大会当天，公证员应与董事会所派人员共同审查股东及人的身份。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委托书和持股凭证。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和持股凭证；委托人出席会议的，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股东大会现场监督公证的主要内容是监督股东大会是否按照预先制定的会议议程进行，特别是要审查监督投票表决和统计表决票的过程是否按照投票规则及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同时要注意临时股东大会只能对事先确定的事项进行讨论，不得提起新的议案7。

    股东大会的一般议程是董事长先就公司本年度经营状况等各方面情况进行汇报并对本股东大会召开的原因及大会议程作介绍。在年度股东大会上，董事长应当就前次股东大会以来股东大会决议中应由董事会办理的各事项的执行情况向股东大会作出报告并公告监事应当宣读的有关公司过去1年的监督专项报告。其次，是股东代表发言。董事会必须保障股东的发言权，并对股东的质询和建议作出答复和说明，除非涉及不能在股东大会上公开的商业秘密。在投票表决前，大会主持人必须宣读投票规则，不能仅以在表决票上写明为限。在股东对投票规则没有异议的情况下8，才可以开始投票。公证员在投票前应检查票箱，确认为空箱后开始投票。投票时必须至少有1名监事、2名股东代表在场。公证员应监督投票、封存票箱及运送票箱至统计地点的全过程。统计表决票前应清点票数并清除废票。在统计表决票时，也必须至少有1名监事、2名股东代表参与清点，并由清点人代表当场公布表决结果。公证员在监督表决票的统计过程中应特别注意当被表决提案涉及关联交易时，清点人是否将涉及关联交易的各股东所持的表决权排除在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之外9.表决统计结束后，董事会应公布股东大会决议，包括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人）人数，所持（）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比例，表决方式以及每项提案的表决结果。公证员这时要当场宣读公证词，证明股东大会的召开合法以及股东大会会议程序、表决过程及所通过各项决议均真实、合法、有效。

    特殊情况的处理

    笔者以上所述是股东大会公证的一般程序，即正常情况下的程序。但股东大会可能会基于不可抗力、人为因素等诸多原因而出现中断或中止。这时就需要进行现场监督的公证员采取应变措施，从而维护股东和公司的利益，也为下一步的公证工作准备条件。

    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公司的规模会不断扩大，公司的股东相应地会遍布全国甚至全世界，当股东想参加而又无法到达会议现场时，就有可能出现电话委托表决、传真表决及通过电子邮件进行表决等特殊情形。鉴于股东大会对股东身份真实性、合法性的严格要求，若以上方式可以确认股东或其人身份的真实性、合法性，其表决票可以认定为有效。若无法保证上述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其表决票则应认定为无效。但如何认定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公证在正常的股东大会或非正常的股东大会中均发挥了其不可或缺的作用。虽然证监会没有要求上市公司必须对股东大会进行公证，但公证的介入无疑会更好地保证股东大会召开的合法性及决议的真实、合法、有效，并在出现紧急情况时，起到有利于股东和公司双方的作用。公证同时可以预防股东和公司就股东大会的程序和决议内容等各方面问题产生纠纷，从而保障公司和股东权益的稳定状态。

    参考文献：

    1.详细论述见卓萍：《公证法学概论》，法律出版社1988年，5-7页。

    2.参见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第19条《公司法》第104条。

    3.根据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第10条的规定。证监会的 《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第 48条对股东大会通知应包括的内容作出了详细的规定。

    4.根据《公司法》第108条的规定。证监会的 《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第49条对此作出了更详细的规定。

    5.根据《公司法》第106、107条的规定统计基数是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的表决票。

    6.目前法律没有作出明确规定，所以在理论上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和余地。

    7.根据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第33条、第11条、第12条的规定。

    8.通常情况下，股东以鼓掌方式表示通过投票规则。

篇3

九龙山的新老“东家”海航置业和平湖九龙山分别声明，否认对方董事会的合法性。平湖九龙山援引《合同法》第60条规定和双方的约定认为，其与海航置业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未完全履行――海航置业在付清全部股权转让款之前，无权召集临时股东大会并要求改选董事会，因而新董事会及其决议无效。而海航置业则认为，作为适格股东，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九龙山公司章程的规定，有权召集临时股东大会改选董事会，因而新董事会及其决议的有效性不容置疑。“双头”董事会究竟孰是孰非，这需要正本清源。

海航置业股东权利不容剥夺

股权转让协议是平湖九龙山（转让人）与海航置业（受让人）签订的，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合同中对于股东权资格的约定，其效力只能约束合同双方，平湖九龙山只能依据该合同要求海航置业给付对价并承担违约责任。作为合同纠纷的第三方即上市公司九龙山，不应该也不能援引前述约定来限制任何适格股东的股权行使，除非上市公司章程中有此类限制性条款。也就是说，平湖九龙山与海航置业的条款均是合同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属于任意性规范；海航置业根据《公司法》 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拥有的股东权则是强制性规范。股权转让合同约定肯定不能对抗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需要指出的是，任意性规范与强制性规范的理解与适用有两个重要原则。其一，前者是可更改的或有弹性的，后者不可更改、缺乏弹性；其二，两者如果发生冲突，强制性规范优先适用。平湖九龙山不能引用《合同法》“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继而认定海航置业因未履行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条款的内容，就失去召集临时股东大会并要求改选董事会等股东权利。

其实，海航置业是否真的履行义务支付了满足股东资格应具备的对价，对此案并不重要，因为这属于债权债务契约安排；即使有纠纷，也不影响海航置业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等权限的行使。海航置业股东资格最有力的证明在于，中登上海分公司2011 年 5 月 25 日为双方股票的转让办理了过户登记手续，从那一时点开始，海航置业的名字经合法程序已经出现在了股东名册上。

更重要的是，根据公司法理，公司治理法律制度在设计围绕公司治理各环节形成的法律关系体系时，分为内观与外观主义两部分――凡涉及公司内部事务或内部主体法律关系，包括交易法律关系（平湖九龙山与海航置业之间的股权转让关系），属内观主义范畴；而涉及公司外部事务，如善意第三人的利益诉求及社会公共利益等形成的法律关系，属于外观主义范畴。内观主义不能对抗外观主义。新老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的解决与否，并不影响海航置业基于其法定股东的权利，召集影响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形成及效力。

司法救济尴尬 监管部门当有作为

那么，为何海航置业召集临时股东大会如此不顺？这与我国有关上市公司仍在位董事会、监事会拒绝股东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时，外部股东召集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法规、公司章程方面的救济制度安排仍存缺陷有关。

《公司法》将临时股东大会召集事由定为由法律和公司章程共同规定。问题是，大多数上市公司对公司章程没有足够重视，条款设计几乎是格式化的，或照搬照抄，当出现本案类似问题时便手足无措。可见，对诸如临时股东大会召集人、召集事由、召集程序、召集费用承担等方面的问题，应在公司章程里根据公司自身特色进行明确、科学安排。

值得一提的是，《公司法》虽然规定股东可以自行召集股东会，但会议开了，决议也做了，原董事会“不挪窝”，怎么办？唯一办法似乎是“打官司”，但司法救济效率实在不适应经营信息瞬息万变的上市公司运作要求。所以改进的路径应该是：细化、明确《公司法》等法规关于召开股东会的规则，加大原董事会、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拖延交权”的机会成本或惩罚力度。

外部股东召集临时股东大会制度所存缺陷弥补之前，上市公司的监管部门尤其是行政机构部门应有所作为。

篇4

［关键词］公司法少数股东利益股东代表诉讼

一、确认我国《公司法》对少数股东法律保护完善的现实意义

《公司法》为公司的各种利益主体提供了法律上的保护。我国《公司法》第一条规定：“适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规范公司的组织与行为，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在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中，利益的调整与平衡是其重要内容，也是法人治理结构是否能科学、有效地形成监督与制约机制的重要表现。股东利益的集中体现是其表决权的行使。从我国《公司法》的有关规定来看，在股东权的行使问题上采取的是资本多数决原则，即公司的一切重大经营活动都应根据具有表决权的股东中多数表决意见决定，所持股份越大其表决权和决策权也就越大。资本多数决原则和同股同权原则的确立和发展，有利于平衡股东间的利益冲突，使公司快速有效地形成决策。但是，这一规则得以有效合理运行的前提是公司股东间包括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利益同质，以及股东与公司利益同质。因为，只有具备这两个要素，股东在参加股东大会投票时才会助成公司利益以及保护小股东利益。然而，事实上，它们之间的利益常常是存在冲突的。这样，资本多数决原则就为大股东谋取私人利益、或损害公司利益或损害小股东利益创造了条件，因为在该规则下，大股东的意志总是处于支配地位的。股东利益的冲突是公司中最为普遍也最为引人注目的问题之一，因而完善我国《公司法》对少数股东权益的法律保护具有十分现实与迫切的意义。

二、当前我国《公司法》对中小股东利益保护规定之不足

当前，我国的《公司法》规定了股东享有的权利，但没有特别规定对中小股东进行保护的制度。因此，一方面现有的规定存在着若干缺陷，另一方面则是一些重要制度的缺失，这与国际现代公司法的发展潮流不符，也使《公司法》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受到怀疑。这些问题引发的弊病已在现实中有所显露，因此适当限制大股东权利，强化中小股东权利保护机制，已成为我国《公司法》修改的当务之急。下面对我国《公司法》存在的问题作一梳理。

1、《公司法》第104条、105条之规定存在的问题。我国《公司法》第104条的第三款规定：持有公司股份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请求时可以召集临时股东大会。第105条规定：股东大会会议（包括临时股东大会）由董事会负责召集。存在的问题是：第一，关于持股的比例要件我国规定为百分之十似乎过于严格，如果少数股东拥有的股份总数达到这一标准，则需成百成千地联合起来，这实际上很难实现，或凭空增加成本，尤其在目前国有股占绝对控股地位的情况下，社会个人股能达到百分之十的并不多见。因此，出于对中小股东利益的特别保护，该比例宜进一步调低，如规定为百分之四或百分之五。从其他国家经验看，德国和奥地利规定这一比例为百分之五，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为百分之三。第二，从104条和105条规定的字意看，持股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只享有召集请求权，而无补充召集权，而且股东大会由董事会负责召集并将提案权赋予董事会，如果大股东控制下的董事会拒不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或者即使召开也不把中小股东的意见列入提案，那么104条、105条的相关规定就会成为一纸空文。

2、《公司法》第106条第2款之规定存在的问题。该款规定：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股东大会对公司合并、分立或者解散公司作出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该款规定了相应事项中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的表决权的数目，但这一项规定中存在的问题是：没有规定出席股东大会的法定最低人数。这样一来，股东大会开会时，无论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或重大事项经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即符合法律的规定。那么，理论和实践中就不能排除该种情况的合法性：如果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过少或所代表的表决权过少，如仅占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甚至召开股东大会时出席会议的仅有大股东一人，一项事项也可以被通过。这一疏漏，将会使大股东的意志强加给中小股东，使公司易于被少数人控制，使小股东对公司事务持更加漠然的态度。

3、《公司法》第111条之规定存在的问题。《公司法》第111条规定：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侵犯股东合法权益的，股东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要求停止该违法行为和侵害行为的诉讼。公司法的这种规定显然是必要的，有利于保护股东的合法权益。从该条规定来看，只要在作出决议时是公司的股东，无论其持有公司股份的数量多少，即使只是有一股股权，该股东也可以自己作为原告，直接向法院提讼。但细加研究，会发现该条规定存在很多问题，比如说被告不明确，即对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违法而损害股东合法利益的，受损害的股东享有要求赔偿或其他补救措施的权利，从本条规定看股东只能要求停止该违法行为和侵权行为，而没有规定股东要求赔偿损失和要求公司在该决议下购买自己股份等其他补救的权利。

4、《公司法》第63条之规定存在的问题。本条规定：董事、监事、经理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这一条的规定在有权提讼的主体问题上规定不明，如果出现上述情况，是由股东大会、监事会、董事会还是部分股东代表公司提讼？根据我国公司法的原则精神，似乎应由监事会代表公司对致害人提讼，其它主体是否有权提讼？个人认为，应借鉴国外立法如美国、日本等国的立法经验，将股东代位诉讼制度引入我国的《公司法》。其具体内容是：违法行为人因其违法行为给公司造成损失，而公司有怠于向该违法行为人请求损害赔偿时，公司股东有权代表其他股东，代替公司提讼，请求该违法行为人赔偿公司的损失。因此对63条，应同时规定在该诉讼制度中涉及的原告资格、股东的担保责任、诉讼和解、诉讼费用的计算和承担、股东败诉后的责任等有关内容作出便于操作的规定，从而强化和实现对中小股东的保护。

三、完善我国公司法对中小股东保护的构想

随着《公司法》研究的深入和对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关注，完善我国公司法对中小股东的保护已引起有关部门和学者的高度重视。个人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调整和完善我国《公司法》：

1、赋予小股东股东大会召集权或召集请求权和提案权。股东行使股东大会召集权或召集请求权的条件，可参照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做法，规定股东的持股比例和持股期限。为保护小股东权益，修改公司法时，可将股东行使股东大会召集权或召集请求权的持股比例要求由现行规定的10％降至3％，同时，股东持股期限可确定为“请求召开临时股东会之日起6个月以前”。在股东会召集权的行使方面，为避免法院，干扰小股东的股东会召集权，我国公司法可仿照英国立法，在第104条补充规定，“如果董事会未在两个月内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提出请求的股东可自行召集股东大会”。股东享有提案权。其行使的条件，可参照美日立法例，采用比例和期间相结合的标准。符合条件的股东提案人可请求公司将其提出讨论的议案刊载于公司寄交各股东的委托书征求资料中，以供各股东于会议时投票表决参考。当股东提案权受到不正当干扰及侵害时，股东有向法院要求停止侵害的权利。

2、建立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为保护小股东权益，我国可借鉴西方国家立法，引进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该制度主要内容有：

关于诉讼主体资格。原告必须是在其的不正当行为发生当时，提起和维持代表诉讼期间持续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为确保代表诉讼真正有一定程度的代表性，《公司法》修订时可规定原告股东的持有股票数量不低于一个比例，如5％，为防止恶意股东通过购入股票行使代表诉讼权来破坏公司运作，《公司法》修改时可规定原告股东的持股期限，如连续持有6个月。股东提起代表诉讼时必须遵守“用尽公司内部救济”原则，即股东应首先就董事的不正当行为向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或股东大会提出书面请求，提请公司追究侵权人董事的责任，使公司有机会考虑是否有必要根据现行《公司法》第18条的规定由公司直接。只有公司内部途径穷尽而三者均拒绝或未在法定期限内提讼加以救济时，原告股东才能提起代表诉讼。

关于事实和理由。公司董事、监事、清算组成员及其公司经营管理人员违反了其应尽的善管义务和忠实义务及其他法定义务，而应对公司承担责任。控股股东或大股东违反其对公司应尽的诚实义务而应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外第三人因不履行债务或实施侵权行为而应当对公司承担责任。凡具备上述情形之一者，即可提起股东代表诉讼。这里事实和理由应包括违反公司章程的情况，也包括形式上不违法但实质上损害小股东权益的情形。股东除了有权向法院提起要求停止违法行为及停止侵害行为的诉讼外，也有权提起撤销诉讼和损害赔偿诉讼。

关于股东代表诉讼判决的效力。股东代表诉讼系以公司的名义为公司的利益提起的诉讼，因此胜诉的利益归属于公司，而不归于提起代表诉讼的股东。如果原告败诉，则不仅由的股东负担该案的诉讼费用，而且该案的判决还对公司和其他股东产生既判力，其他股东不得就同一理由再次提起代表诉讼。在设立代表诉讼制度的同时还应规定，如果代表诉讼成功的话，提起代表诉讼的股东可以向公司请求补偿因进行代表诉讼所支出的一切合理的成本及费用。

参考文献：

1、张民安：《公司法上的利益平衡》[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刘俊海：《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权的保护》［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篇5

2015年11月26日，*ST新梅公布最新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称拟与某军工企业进行资产重组。依常理，上市公司通过重组并购，调整发展方略，实为一种常见的市场现象。当然，在重组过程中，为确保投资人、债权人以及第三方合法权益不至因重组而受到不当之侵害，而必须借助必要之法律规则。

这一规则的核心便是上市公司之重组须经公司董事会同意，并报股东大会表决通过，方能实施；唯其如此，方能确保公司董事会重组决策与投资者意愿之一致。从法理角度而言，这一规则设计的关键在于两点。第一，通过股东大会/临时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确保公司内部治理架构中的公司所有者权益/股东权益，与公司实际经营管理权/公司经营权的公平与平等，即所谓实质意义上的上市公司重组决策能够体现股东利益；第二，提供一套可兹操作的具体程序来确保前述决策的实现，具体体现为公司股东大会召集、议事规则等。然而，*ST新梅的这次重组机会，却在这两个层面上都遇到了阻力。

重组变数

从表面上看，*ST新梅此次重组的机会，或许正因为三场“特殊”的诉讼而存在变数。

一是以兰州鸿祥建筑、兰州瑞邦物业等六家一致行动人（市场称“开南帮”，以下简称“一致行动人”）为原告，被告*ST新梅拒绝原告登记参加股东大会，行使现场表决权等股东权利；同时，原告一致行动人通过交易系统平台对全部议案投的反对票也未被计入表决统计，从而使得股东大会议案全部获得通过，进而损害了一致行动人之股东权益的诉讼。

二是以*ST新梅原第一大股东上海兴盛实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兴盛实业）为原告，以王斌忠等一致行动人为被告的股票买卖行为无效案件。原告兴盛实业认为：2014年6月间，被告王斌忠等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操控上海开南等15个账户举牌上海新梅，且未及时披露一致行动人关系；“涉嫌超比例持股未按照规定履行报告、披露义务等违法违规事项”（证监会对一致行动人实施立案调查之理由），并征集集体诉讼授权，要求判令首次达到5%起的股票买卖行为无效。受理案件的上海市一中院将该案定性为“一起新类型证券欺诈责任纠纷案件”，引发人们的关注。

三是*ST新梅状告一致行动人“开南帮”违法出借法人账户，操纵交易。

显然，这几讼存在着某种交叉关系。首先，利益双方的诉讼地位在几起案件中发生了互换：一方是*ST新梅及兴盛实业，另一方则是以王斌忠为代表的一致行动人。其次，争议焦点互为前提：*ST新梅及兴盛实业主张超过5%的收购无效；若这一主张获得法院支持，则一致行动人无法对股东大会决议产生决定性影响；而一致行动人则以其收购有效为由，主张行使其股东权益。当然，一致行动人也可以通过股东大会否决一切不符合其意愿的各项议案，这一切并非不可能，按照*ST新梅董秘何婧女士的说法，一致行动人之前对公司所有的议案均投了反对票。最后，从相关事实与纠纷发生的时间顺序来看：一致行动人举牌收购事实发生在前，而股东大会参会发生在后；但提讼的时间，却是股东大会参会纠纷、举牌纠纷以及违规出借账户纠纷交织存在，难分先后。这也给纠纷解决与监管带来了困难。

治理漏洞

从深层角度思考，*ST新梅重组乱象以及数起“特殊”诉讼对上市公司重组的决定性影响，则凸显了上市公司收购与公司治理规则中的漏洞与痼疾。

首先，上市公司反收购、尤其是反恶意收购意识淡漠。按照*ST新梅方面的说法：“如果王斌忠等人按规定及时披露举牌，我们大股东可以按照市场化的方法进行‘对举’，而不会像现在这样控股权轻易旁落。如果“对举”，收购带来的溢价得益的不仅是大股东，还有中小股东。”显然，这一说法未免有点儿事后诸葛亮般地无奈与幽怨。作为上市公司，时刻关注本公司股权变动信息，建立本公司股权异常变动信息通报与内部预警机制，事先制定反收购预案，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类似生米做成熟饭的尴尬。虽说*ST新梅也曾试图通过修改公司章程、增加股东持股时间等限制性手段，限制一致行动人提出临时议案的机会，从而减少一致行动人对股东大会表决结果的影响，但就这些做法的实际效果而言，不仅没有达到限制一致行动人的目的，反倒使得双方的矛盾更加激化。或许市场上对此类一致行动人以“野蛮人”相称，恰恰反映了股东大会中的非理性因素的粗躁存在。

篇6

前一天，拥有万科24.29%股份的宝能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议案还包括罢免王石、郁亮等10名董事和解冻、廖启云两名监事。

而在此次股东大会上，年度董事会及监事会报告在万科的历史上首次未获通过，作为前两大股东，宝能和华润均投出了反对票。

此次争端有个导火索般的角色：深圳地铁。万科引入深圳地铁的计划，会稀释宝能系和华润的股份，这也遭到了二者的一致反对。

万科一直被视为现代公司治理的典范，但它远称不上完美。

对于管理团队的某些做法，小股东们也颇有微词。万科存在管理层、股东和董事会之间信息交流不畅的问题。比如“在2015年7月曾宣布计划用100亿元回购A股股份，但计划期内实际只回购了1.6亿元。”

但宝能系发出的罢免议案，却让中小股东对现有经营层的感情被彻底激发了。从经营层进场时的掌声、中小股东哪怕是被再三催促都要在提问前抒发一段自己与万科长期共同成长的感受等表现上看，这次股东大会更像是一场他们对经营层的“声援大会”。

华润、宝能前后态度的转变及不够明确的主张也让他们担心，如果最终由大股东接管管理层，万科还能否保持现有的高增长，投资者的利益是否更会被大股东绑架？

“此类争夺对于后续股价来说不是好事，而且可能也会影响近期万科下面其他专业条线管理层的人事问题。”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对《第一财经周刊》说。

在股东大会当晚，深交所对钜盛华（宝能旗下）和华润两家公司发出关注函。其中，除了要求两家自证是否构成关联和一致行动人关系，还要求钜盛华解释为什么之前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时说“暂无计划改变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的组成”，半年后又突然改变主意。

两大股东最终是否被认定为一致行动人，将决定这场股权纠纷的走向。按照《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当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超过30%时，若要继续收购，应当依法向该上市公司所有股东发出收购全部或部分股份的要约，除非能依法提出符合法律规定的、可以豁免要约收购的情形。目前宝能和华润的持股比例加起来已经超过了39.5%。

篇7

股东大会机关化构造论之制度逻辑的前提是股东大会是一种实体化、客观存在的股东组织，这种组织是股东大会得以被设定为公司权力“机关”的现实基础。然而，这种认识只能是公司法学者和立法者一厢情愿的美好假想，绝不构成对股东大会客观状态的理性认识。一个组织获得实体性的存在，应当以独立的权力以及不依附于其他组织的运行机制作为前提条件。而实践中的股东大会，无论从权力的来源上，还是从权力的内容，抑或自身运行的机制上来看，都缺乏成为实体性组织的条件。(一)股东大会不存在享有权力的正当性基础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指出:“权力的三种来源是人格、财产和组织。”［4］5－6以此为逻辑起点，欲证成某一组织(或机关)的实体性，就需要至少从这三种来源之一阐明组织权力的正当性。从独立人格和财产的角度，可以轻易地证明股东大会权力来源的缺失。首先，股东大会既不具备事实上的人格，也不具备独立的法律人格。股东大会不属于自然人，当然就不具备事实上的人格。就法律人格而言，法人的团体性和独立人格性是其基本特征，“后者说明它具有独立的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能够独立享受民事权利并承担民事义务，因而它具有独立的民事主体资格，这是它有别于非法人团体的特征……法人者，团体人格也”［5］1。民法上关于法人制度的规定使公司获得了独立的法律人格，但其独立人格仅存在于公司和公司以外的民事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中。而股东大会作为公司的内部组成仅仅是法人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当然无法获得制度性人格。虽然，股东以独立的民事主体身份，以参加股东大会会议的形式参与公司的经营决策，但并没有进行人格上的转嫁。也就是说，从个体股东到股东大会的意思整合并没有将股东的人格整合为事实上或法律上的股东大会人格，即使股东大会机关化构造论着力强调股东大会之于股东的全员性也无法掩盖这一事实。其次，股东大会没有独立的财产。公司经营活动的基础是其自身所拥有的财产———股东对公司的投资，公司财产的独立性构成了现代公司法制中有限责任制度的基石。股东大会作为公司的组成，虽然有决定公司重要资产相关事项的职能，但是本身并不拥有公司财产的所有权。因此，股东大会也就无法从财产的角度获得权力的正当性基础，股东大会机关化构造论只能将股东大会的权力寄托于组织的来源之上。作为公司的机关，股东大会的权力不是原始的，而是派生的。“公司机关的权力主要依赖于股东投资组建的经济组织———公司。申言之，公司机关的权力主要是以股东投入的财产为基础而产生的一种经济权力。”［6］166“正是股东大量财产的聚合，形成了一个最重要、最明显的权力源。”［7］195表面上，这种认识似乎有效地从单向的思维路径上解释了股东大会的权力来源，然而股东大会权力源于公司组织的观点无法掩盖其逻辑上的脆弱。股东大会参与的公司治理关系存于公司内部，而非发生在外部。即使认定其权力来源于公司组织，该权力的意义也只能体现在公司与其他主体的外部关系中，对于股东大会机关化构造所指向的公司治理问题并无任何关联，从公司组织的角度无法证成股东大会对于公司其他机关或利益相关者的权力。此外，各国公司法的共通性选择是股东享有资产收益、参与公司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的法定权利，即股东权。股东权的生成基础在于股东基于对公司投资而获得的公司所有者身份。股东并未因参加股东大会而将其权利让渡给其他个人或组织。从这个意义上讲，股东大会只能是整合股东行使股东权的一种机制或方法，股东投资的权利转换逻辑难以支撑股东大会的独立权力。股东大会权力源于公司组织的观点带来权力(权利)主体二元重叠的问题，即无法解释股东大会就公司的重大事项进行决策时，究竟是股东在行使权利，还是股东大会行使着公司机关的权力，也使股东大会权力源于公司组织的观点难以自洽。(二)股东大会没有专属的独立权力虽然各国家的公司法改革和实践正在经历着从所谓的“股东大会中心主义”到“董事会中心主义”的变迁，但不少公司立法仍然通过列举股东大会法定决议事项的方式维护股东大会“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以日本2005年的《公司法》为例，作为由股东大会决议的法定事项，主要是有关公司基础以及对股东利益具有重要影响的事项，可分为有关董事、监事的选任或解任、存在董事专断危险的事项以及有关财务会计的事项。［8］267我国《公司法》也规定了股东大会的11项职权。但从股东大会的权力内容上看，相关立法仍然无法解决股东大会决议的形成过程中权力(权利)主体的二元重叠问题。以我国《公司法》规定的股东大会决议事项为例，除第二项规定股东的管理者选择权、第六项规定股东资产收益权之外，其他均体现了股东的公司重大决策权。《公司法》所规定的股东大会职权无非是股东所享有的股东权，即“资产收益、参与公司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的权利”的具体化，并不构成专属于自身的独立权力，也就无法从享有特定的权力这一角度论证股东大会“机关化”的组织基础。(三)股东大会没有独立运行的机制分析股东大会缺乏独立运行机制，也可从另一角度论证其并不是一个拥有客观存在之组织基础的“机关”。现代组织社会学的研究表明，“组织是人们为了达到某种共同目标，将其行为彼此协调，联合起来所形成的社会团体……组织内部有一套特定的管理机器，有一支专门化的管理队伍负责保持组织的继续发展以及协调其成员的活动”［9］14。股东大会的运行，无论是会议的召集、通知、议案的决定，还是会议的主持以及决议的执行等，都需要依附于其他公司机关。通观各国公司立法，股东大会的召集权人一般为董事会，董事会拥有是否召集的决定权①，董事会是召集股东大会的缺省主体。我国《公司法》明确将召集股东大会会议作为董事会的职权，也将召集权在原则上赋予了董事会。虽然为了防止董事会罔顾股东利益，利用股东大会召集权阻隔股东对于公司经营决策的参与，公司立法也会将股东大会召集提议权附条件地配置给公司的监事或监事会、持有一定比例公司股份的股东以及公司其他相关人员，但是否召集股东大会的决定权仍由董事会掌控。如我国《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证监发［2006］21号)规定:“监事会和持有公司10%以上股份的股东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时，应向董事会提议或请求。”股东大会召集权的立法配置反映出一般情况下股东大会运行的启动行为———召集是由完全独立于股东大会的公司董事会来实施的。此外，股东大会运行的其他环节也需要依赖独立于股东大会的公司其他机关。一般情况下，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会议的通知也由董事会为之。虽然股东享有股东大会议案的提案权，但股东提案也需以书面形式提交董事会，并由董事会决定是否列入会议通知内容。又如我国《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中规定，股东大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主持。《公司法》也明确地将执行股东大会决议列入董事会的职权之中，等等。凡此种种股东大会运行的规则均归结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股东大会没有特定的内部管理机关负责股东大会的运行以及股东之间关系的协调。这也进一步证明了股东大会并不是一种实体化组织，不能成为独立的公司权力机关。实际上，通讯投票制度②以及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书面表决制度③被广泛认可的事实更提示我们，股东大会的性质并非“机关”，而是一种以会议为载体的股东决策参与机制，只是股东行使股东权诸种方式之一种。在公司场域中，股东大会并不构成取代股东个体性存在的整体性存在。“从法律性质上分析，股东大会应当是一种股东决议机制，是一种股东权益的保护制度，正如‘全民公决’是一种保护公民权益的制度一样。以哲学的眼光来看，股东大会的制度本质乃是一种决议机制而不是一个公司机关。”［10］131

股东大会机关化构造的负效应:逻辑困境与现实难题

法律是立法者追求其所欲实现之理想世界的制度工具。作为规则的合集，法律也是立法者心中理想图景的现实映射。一般情况下，规则传递出的内容，要么是立法者对现实生活的某种诠释，要么是其对理想状态的期盼，而股东大会机关化构造论则属于后者。同时，法律制度也反映出立法者对于实践问题的认识和考量。股东大会机关构造化的理论与立法，将本不具备实体组织性的股东大会提升为独立于股东的权力机关，在股东之间以及股东与公司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中，强行楔入股东大会这一本不存在的权力机关，造成了公司治理的法律构想严重偏离了公司治理问题的真实图景，其所反映出的公司法问题预设以及解决方案和决定问题预设及其解决的方法论基础，给当下的公司法实践造成了难以化解的逻辑困境与现实难题。(一)股东大会机关化构造使公司法制无法聚焦于公司实践的制度需求股东大会机关化构造的理论和立法将股东大会设定为股东控制公司经营的一种制度性工具，目的在于保护股东利益、减少公司经营者侵害股东利益的几率、降低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成本。可见，股东大会机关构造理论将两权分离背景下公司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矛盾视为公司法应对的首要问题。1932年，美国学者Berle和Means在《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一书中提出了公司所有与公司经营相分离的命题。其基本含义是，股份公司的股东人数众多，股权分散，企业控制和经营的权力已经由股东享有转入公司管理者把持。在这种情况之下，公司治理中的主要问题是公司所有者即股东和公司经营者即董事或董事会之间的利益冲突。这种认知的逻辑推论必然是股东与董事或董事会之间的权利义务安排应当成为公司法的主要内容。对于公司治理中的问题，股东大会机关化构造的思路是将股东大会拟制为一种“机关”，通过股东大会制度将股东的利益诉求整合成一种“法律上的力”，这种力在公司治理中处于最强势的地位。就我国而言，大型股份公司多由国有企业转轨而来，在公司制度实施之初，经济体制改革还处在探索阶段，一方面，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迫切需要通过证券市场补充资本金，实现自身规范发展;另一方面，又要确保国有企业上市后不失去控制权、国有资产不流失。［11］32因此，保护国有资产是我国《公司法》的核心目标之一。当国家或政府以股东的身份进入到公司场域当中，亟须一种强有力的制度性工具用以防范公司经营者可能的侵害行为。受制于德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制的先行示范效应，股东大会机关化构造就成为我国公司法制的现实选择。必须明确的是，Berle和Means的公司所有和公司经营相分离命题以当时美国公司治理的现实状况为理论背景，只有在股权高度分散的公司场域中，该命题才显其真意。股东大会机关化构造也只有在股权高度分散的公司股权结构中，其问题预设才是公司治理现实的真实反映。①但20世纪90年代后的研究表明，多数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公司的股权结构普遍地存在着相对集中的特征。LaPorta等人分析了27个国家和地区1995年底规模最大的20家上市公司和中等规模的10家上市公司的股权状况。他们发现，与Berle和Means描述的情况大不相同的是，世界上规模较大的公司普遍存在控制性的股东，且家族控制和国家控制是主要的两种形式，而金融机构控股和股权分散的情况则不是很普遍。［12］6现阶段，我国股份公司的股权结构更是呈现出高度集中的状态。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超过50%、绝对控股的公司占上市公司数的22.87%和18.29%，如果采用国际通行标准，将控股股东所必要的持股比例界定在20%—25%，则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超过20%的公司分别高达84.95%和86.52%。［13］不同的股权结构必然带来迥异的公司治理问题。在这种股权高度集中的模式下，公司经营者实施机会主义行为侵害股东利益的几率很低。这是因为，较之股权分散模式下的股东，控股股东对公司经营者的控制更为有力，一旦发现了公司经营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可以轻易地将其罢免，重新选举代表自己利益的经营者，或者通过自我选举的方式直接进入公司管理层。所以，在“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下，公司治理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不是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问题，而是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在控股股东主导的公司治理格局中，控股股东极易通过占用公司资金、控制股东大会进而操控董事会、影响公司信息披露、操纵财务报表等各种渠道掏空上市公司利益，从根本上损害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14］101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股东大会机关化构造的理论和立法预设的公司治理问题及其解决方案中，股东与董事(会)的利益冲突被构想为公司治理的焦点，股东组成股东大会，由股东大会行使股东权利，应对以董事为代表之经营层的问题，对个体股东之间原本的意见分歧和利益冲突因机关化之股东大会的吸收则视而不见，导致公司法制无法切中当下我国公司治理实践中的核心问题。股东大会机关化构造理论和立法对公司生活实践的失焦，必然造成公司法在公司治理核心问题中的失语。其结果是“股东之间内部的关系既没有在公司运营中得到应有的尊重，也没有在法律中获得尊重。我国的公司法……几乎没有对股东之间的问题进行规范”［15］31。在改善公司法制、优化公司治理结构的问题上，对公司法核心问题的界定必须深植于本土资源当中。只有将经验感知性的问题优先于理论建构性的问题，公司法的制度规则才能真正地实现其功能预期。(二)股东大会机关化构造诱发了公司治理制度中的诸多逻辑和现实问题股东大会机关化构造宗旨的实现路径，是将偏好各异的股东的利益诉求通过组织化的方式进行整合，也就是把股东大会等同于公司全部个体股东，并将其拟制为公司的“机关”，作为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一极。以整体性的股东大会代替全部个体股东的思路，体现了公司法理论研究与立法中方法论整体主义的立场和观点，作为其制度逻辑必然结论的股东大会机关化构造论导致了诸多问题:1.股权关系内涵的一元化股东大会机关化构造在制度上将股东大会设计为股东行使权利的机关，股东只活动于股东大会之内。个体股东的权利被作为公司机关的股东大会吸收，使股权关系被包裹于股东与公司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单一维度之中，铸定了股权关系一元化的内涵。进一步说，股东大会机关化构造仅仅架构起股东与公司的连接，对内以整体化一的方法将股东之间的关系置于幕后，对外阻却了公司其他利益相关者，使其意愿无法透过股东大会达致股东从而形成股权关系的其他维度。在一元化股权关系的思维进路上，股东之于公司的权利义务成为法律规范的要旨所在。相应地，个体股东仅对公司负有出资义务，并完全通过机关化的股东大会否定了对其他股东以及其他公司利益相关者的任何直接义务，排除了股东之间的法律关系和股东与公司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导致了股东之间的权利义务以及股东和公司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分配被屏蔽在公司内部权力配置制度的视野之外。股东大会机关化构造导致的股权关系一元化，也取消了公司法制对个体股东与包括债权人在内的其他公司利益相关者间的利益冲突问题的应有关注，特别是给针对个体股东的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带来了逻辑困难。2.遮蔽了股东间的利益冲突股东大会机关化构造将股东假定为具有相同性质的公司所有者。由此，股东的基本身份为股东大会的成员，而非个体性权利的享有者与行使者。“股东‘同质化’假定包括了股东利益‘同质’以及股东与公司利益‘同质’的内涵，那么通过股东大会就可以轻而易举地集合出‘同质的’股东的整体利益。”［16］55在股东大会上的表决被假想为股东行使决策权、对公司行为实施影响的主要方式，股东间的利益冲突被化约为表决权行使冲突这一单一维度。股东利益被抽象成一种不具有人格要素的、仅以出资为标准的可索取权益。股东利益同质化的假定没有回应不同的股东具有不同的利益偏好的现实———股东的利益诉求有着不同的表达方式。有人将股东大会制度的空壳化、形骸化归结于中小股东的理性冷漠，但却未发现，这正是股东利益诉求的不同表达:有的股东将自己的利益获取寄托在参与公司的经营决策，而有的股东将利益的获取搭载于低买高卖的二级市场交易。股东大会机关化构造论，假定股东间的利益冲突已经得到股东大会的整合与吸收，使得既有的公司法制无需再对利益诉求不尽相同的各类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进行其他化解，为证成控股股东的信义义务设置了逻辑障碍。3.提供了逃避个体责任的护身符由于股东大会机关化构造论采用方法论整体主义的视角，以股东大会吸纳了所有股东，控股股东或董事会的意愿完全可以假股东大会决议以行，由此股东大会就有可能异化为控股股东和董事会逃避个人责任的制度工具。控股股东的不当行为通过股东大会制度以合法的股东大会决议方式实现，控股股东个人不当利益由此戴上了“由股东大会所代表的全体股东利益”的冕冠。在股东行为以股东大会行为为载体场合，股东大会就异化为控股股东防御中小股东以及债权人问责的法律铠甲，隔离了控股股东因其不当控制行为而可能承担个人责任的法律风险。应当看到的是，对控股股东追究个人责任的可能性建立在控股股东滥用对公司的控制权而非表决权，如果不摆脱股东大会的机关化构造，就无法理解控股股东的义务以及违反该义务所面临的责任问题，这可能直接导致《公司法》第20条的彻底空转。在控股股东的公司场域中，董事会容易演化成控股股东的傀儡，为控股股东的不当行为提供配合而罔顾中小股东的利益。由于对股东大会负责并无条件地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是董事会的法定职责，故董事或董事会在配合控股股东实施不当行为之后，也可以自身是执行股东大会决议为由逃避责任。4.引发公司法制内在的矛盾与冲突首先，股东大会机关化构造论使得公司法制在面对多种公司类型时出现逻辑上的捉襟见肘，难以建立融通无碍的制度体系。不言自明的是，将股东大会拟定为公司的权力机关这一制度设计，无法适用于一人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这也就意味着，股东大会机关化构造论在选择“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作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治理结构组成的各极时，无法将一人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纳入其中，而不得不另行建构适用于此二者的“股东—董事会—监事会”的公司治理结构。这不仅造成额外的立法成本，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造成规则之间的不协调，从而冲击法律调整思路的统一性。其次，股东大会机关化构造论会引发公司法内部各制度之间无法消弭的冲突。就股东派生诉讼而言，当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时，具备原告资格的股东为了公司利益得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追究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之诉。该诉讼是个体股东监督公司经营的具体管道。采股东大会机关化构造论的立法中，个体股东的权利已经被吸收于股东大会，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实施监督是股东大会的基本功能之一。在此前提下，将监督权交给股东个体，无疑构成制度安排的矛盾与自我反对，势必降低公司法制的技术品位。

公司机关制度变革方向:股东大会的“去机关化”

篇8

关键词：少数股东权；累计投票制；股东诉讼制

我国公司法中所确认的股东权利，根据不同的标准可划分为不同的类型，以股东行使权力的方式作为划分依据，可将其分为单独股东权和少数股东权。单独股东权即为持有公司一股股份即可单独行使的权利，该权利不受持股数额多少的限制，具体包括股利分配请求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新股认购优先权、退股权和股份转让权等。而少数股东权即为“少数股东”才享有的权利，权利主体须为持有股份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一定比例的股东，具体权利内容包括股东代表诉讼、临时股东大会自行召集权与主持权等。

一、保障少数股东权的必要性

股东平等原则为股份公司制度中一项基本原则，实为公司应平等地对待、保障股东的权益，不得按股东所持公司股份性质或比例的不同而实行差别待遇。确认和保障单独股东权是坚持股东平等原则的一大体现，而确认和保障少数股东权也对股东权利平等的实现和公司制度的完善，有着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少数股东权防止了部分股东对单独股东权的重复恶性使用。

少数股东权中有两项重要的权利，即临时股东大会自行召集权与股东代表诉讼的权利。

在公司实务中，股东大会的召开是一项及其复杂繁琐的程序。公司召开一次股东大会往往可能会使得董事会经营者耗时三个月以上的时间去进行筹划和准备工作，费时费心费力，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活动。公司被提讼更是涉及繁杂的程序影响公司运营，甚至还会危及公司信誉，对其发展产生严重不利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若将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权和股东代表诉讼等一系列直接与公司运营发展相联系的权利设置为单独股东权，那么部分恶意竞争对手或其他主体，就可以通过购买一股公司股票成为股东，随意重复的滥用其单独股东权利，妨碍公司正常运营，严重威胁公司发展。

故将该类权利设置为少数股东权利，规定持股份额到一定比例（我国《公司法》规定为10%）的与公司利益密切相关的少数股东，才可行驶该类权利，将恶意股东排除在单独股东权以外，有利于公司的运营和发展。

2、 少数股东权防止了公司多数决的滥用

股份公司实行“一股一票”的表决原则，这就使得持股比例大的股东往往实际控制着股东大会的决议，更为容易的将自己的意志上升为公司意志从而约束持股比例少的股东。这一制度当然有其高效运行的作用，但若操作不当，就很容易成为多数股东滥用以谋取私利，损害公司或少数股东正当权益的工具，使得少数股东所享有的权利失去了实际作用。因而赋予股东以特殊权利，如代表诉讼等，使其从维护公司利益的正确角度出发，监督多数股东以及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当其利用资本多数决谋取私利而损害了公司的合法权益，可以代表公司以个人名义提讼，从而阻止该类行为或要求行为人对公司承担法律责任，维护公司和个人的合法权益免受侵害，十分有必要。

然而相较于单独股东权而言，少数股东权能更好地体现出原告的代表性。以公司名义对股东或高级管理人员等提讼的行为，不仅对股东、董事个人产生不利影响，也会极大地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与发展。此时，若将诉讼权利设置为单独股东权，就不能保证原告即股东能很好的代表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因而该权利只能有少数与公司利益密切相关的股东享有，才能更好的防止资本多数决的滥用，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二、 外国立法中有关保障少数股东权的主要规定

1、 多数规则及例外

在英国的公司法律体系中，一般坚持“多数规则”，即少数股东不能以行为侵犯了公司权力或操作不规范而提讼。该规则防止了一般股东对诉讼权利的重复恶性使用，但也使得少数股东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愈发严重。在此基础上，英国又制定出一些“多数规则”适用的例外情况，在法定情况下，少数股东也可向法院提讼要求解散公司，若经法院审理认为该诉求是合理的即解散该公司，但主体须持有公司股份6个月以上。实则也是赋予了少数股东以特殊的权利。

2、 累积投票制

累积投票制是针对资本多数决制度下少数股东表决权被“架空”的情况所制定的，在资本多数决的情况下，持股比例少的少数股东权利行使受限，产生诸多股东“用脚投票”的现象，故诸多国家在股东大会选举两名以上董事或监事时，允许持股份额小的意志一致的少数股东将其所享有的权利全部集中于某一代表人身上，由该名代表人以其所累积的全部份额行使表决权的制度。该制度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大股东和小股东之间的权利差距，更好的体现了股东公平原则，有利于公司更好的做出决策。但该制度也有一些固有弊端，如不利于代表人意志的表达、范围少而抑制了制度的实际作用等。故在适用该制度的一些国家，如美国、日本等，在累积投票制的态度上都由强制转向为许可。

3、 传来诉讼制度或代表诉讼制度

少数股东代表公司以自己名义提讼的权利行使制度，在美国被称为“传来诉讼”大陆法系中称之为“代表诉讼”，两种制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美国传来诉讼制度中，当公司的正当权益受到公司大股东或董事的侵害时，股东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向法院提起V讼以维护公司利益。该项制度主要是少数股东用以保护公司而非个人利益的工具，在美国制度中，少数股东要提前该项诉讼须先经过公司同意且要求原告股东持有一定比例公司股票。大陆法系中的代表诉讼制度中，少数股东行使诉讼是一种直接诉讼行为，须其本身具有诉权。且股东提讼的目的不仅在于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权益，也在于维护个人的权益。

4、 刺破公司面纱制度

刺破公司面纱制度即法人格否认制度，是旨在保护债权人利益，防止公司法人人格滥用，在承认公司法人人格前提下，在特定的法律关系、特定事件中，针对特定主体，否认其股东的有限责任的法律制度。根据资本多数决的原则，当股东持有公司股份到达一定比例时，其实际上取得了该公司的控制权，若此时滥用公司的法人人格或有限责任制度谋取个人利益，反而会使得公司股东为其行为“埋单”，其他无过错股东同其一起共同承担连带责任，这显然是对少数股东权益的侵害。因此，在此种情况下，刺破公司的面纱，打破股东有限责任制度，使该名股东对其自身行为承担无限责任，有效维护少数股东权益。

三、 关于完善我国少数股东权制度的建议

1、 完善累积投票制

从各国立法实践中可以看出，累积投票制对于限制资本多数决、最大程度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维护股东平等原则有着重要意义。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来看，新《公司法》中以许可主义的立法态度明确确立了累积投票制度，但该制度存在一些问题，亟待完善。

首先，累积投票制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的规定，且与其相关的《公司法》第105条的内容与《公司法》中的第103条内容相冲突，在实践中易出现适用错误的情况。其次，我国股份公司存在很多绝对控股的“大股东”，其他中小股东就算将其持有股份所代表的的表决权累积起来也无法与其相抗衡，累积投票制难发挥其实质作用。并且我国公司法律制度中虽规定了累积投票制度，但为规定与此相对应的保障制度，无法真正保障该项制度的实施。其次应推进改革使得股权多元化，降低国有股的比重，努力减少大股东“一枝独秀”的情况，促进股权结构优化。

2、完善少数股东临时股东大会召集权

新《公司法》第110条中对少数股东权中的临时股东大会召集请求权进行了相关规定，第三款规定，持有公司股份达10%以上的股东有权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笔者认为，该项规定应加以修改完善。目前，我国公司制度仍处在起步阶段，大部分公司都存在国有股和法人股过度集中的情况，普通股东持有的股本较少且较为分散。并且公司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需要不停的吸收资本，发行股票，股东权利还会被不断稀释。所以股东想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的10%是非常难的，这就使得临时股东大会召集权显得华而不实，无法具体适用以保护少数股东权益。故应根据国情，适当调整该比例至5%或更少，更好的保障少数股东权的实际实施。

3、完善股东诉讼制度

新《公司法》第152、153条及相关规定赋予了少数股东向人民法院提讼的权利，这对限制资本多数决的滥用也是十分重要的。但在适用该权利的时候应注意和完善以下几个问题：首先，为防止对该权利的重复恶意适用，对权力的行使主体应严格限制，在控股数量和比例上限制主体范围，设置为真正的“少数股东”的权利。在实践中也要就主体适格问题首先严格审核。其次，参考美国传来诉讼制度，规定该权利行使的前提条件，即在请求公司内部救济仍不能维护公司、个人权益后，才可提讼，防止法院过度干预公司运营。最后，还可适当扩大该权利的内容，如赋予股东除请求人民法院停止股东侵害行为的权利外还可提出股份售卖请求，公司解散请求等。

[参考文献]

[1] 李霖.轮少数股东权的法律保护――兼论完善我国《公司法》及制度[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02）：P80-P84.

[2] 钱玉林.公司法实施问题研究[M].法律出版社.2014.

[3] 刘明.论累积投票制[D].中国政法大学硕士论文.2011.

篇9

这是上海家化股东大会上备受关注的一幕。5月16日上午，位于上海保定路527号的上海家化门口人声鼎沸。八楼的会议室坐满了300多人，比上次股东大会多出一倍有余。上海家化董事长葛文耀先约法三章，首先表示为股价的下跌表达歉意；其次，表示一定会把业务做好，最后表态尽力平息事态，与大股东处理好关系；最后，希望在股东大会上不要提中国平安的事情。

不过，葛文耀字里行间仍然表现出对平安的不爽。当股东问到为什么改变会计律师事务所的时候，葛文耀直言就是大股东要求的。至于分红为什么那么高，他也表示大股东希望多分一些，实现对股东的回报。

之前，5月11日，在上海家化集团临时股东会议上，葛文耀被免去上海家化集团董事长职务，取而代之的是家化集团董事、平安信托副总经理张礼庆。之后，葛文耀在微博上称，“平安进来后，家化集团便名存实亡，只有卖资产”，“企业遭受，是对企业和员工的一种考验”。

盈信瑞峰投资管理企业合伙人张峰对《投资者报》记者表示，平安和葛文耀都没有错，只是各自的想法不同，上海家化能否避免此事的影响，取决于双方的沟通和协调。

接班人悬而未决

葛文耀一手缔造了上海家化目前的繁荣，但65岁的他已到退休年龄，退休后上海家化能否依然前行一直让市场担忧。而平安的介入，让担忧加剧。

被免职两天后，葛文耀站出来指责平安变卖资产。而平安信托犀利回击，称上海家化管理层存在重大违法违纪行为，涉案金额巨大。

原深发展一位员工告诉《投资者报》记者，“这是典型的平安政治，从去年葛文耀公开吐槽平安，就预示着今天麻烦。你看看平安收购深发展后，新的平安银行高管里还有多少原深发展的人？”

平安已罢免葛文耀上海家化集团董事长的职位，会不会继续罢免其上市公司董事长职位？

葛文耀表示，现在虽然很忙，但并不是忙于上海家化的具体事务，自己基本不参与具体工作，事情都是其他人在做。最多每周参加一次会议，还是自己主动要求参加的。上海家化离开自己，一样可以运转很好。

有股东提出能否介绍下上海家化高管的其他人员。在股东大会上出席的总经理王茁现年44岁，而副总经理方骅年仅33岁。王茁一直在上海家化工作，其间留学美国多年。方骅毕业于美国哈佛商学院。

葛文耀称赞两人都很有才华，王茁的理论功底超过自己。不过他同样指出两人的不足，王茁的实践经验有待加强，而方骅还太年轻。

王茁则在股东大会上深切表示，希望葛文耀能够再带五年，这个团队才能完全成熟。

让外界担心的是，作为大股东的平安能给葛文耀几年的时间，而葛文耀选定的接班人能否得到平安的认同。一位股东向《投资者报》记者表示，葛文耀年龄大了，总要退下来的。对于接班人，他肯定有自己的安排，现在平安一介入，这种不确定性增加了。

家化布局受干扰

平安集团与原家化集团管理团队的矛盾在去年下半年就已经显现。由于平安的反对，家化集团对于天津海鸥手表厂的投资暂时搁浅。

按照家化原先的想法，集团与上市公司的发展方向有所分工，前者将主要发展时尚产业，后者主要发展化妆品，但是平安最后否决了家化集团参股海鸥手表的动议。

在去年12月18日临时股东大会上，葛文耀坦言，平安和家化在沟通上确实存在些问题。并表示，海鸥项目还将以个人的名义参与和投资。

所以当葛文耀最近抛售部分股票的时候，有投资者还猜测他需要资金投资海鸥项目。不过，在5月16日的股东大会上，葛文耀表示，家里财物是太太掌权，家里需要资金，才抛售股票。

一位股东告诉《投资者报》记者，其实葛总对于家化集团的资产有自己一系列的想法，比如高星级酒店，葛文耀希望通过举办世界小姐这样的活动来推进集团的时尚产业。而平安信托从利益考虑要出售这些资产，这当然引来葛文耀的强烈反对。而葛文耀的反对却换来被罢免集团董事长职位的结果。

篇10

据证监会新闻发言人介绍，为保持试点基本制度安排的连续性，《管理办法》基本沿用了改革试点期间的操作程序规范，但也做了适当的调整、充实和完善：

一是对改革动议的提出作了调整。为使改革更具有可操作性，除继续保留试点期间采用的“全体非流通股股东一致同意”进行改革的原则性要求外，增加了“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2／3以上非流通股份的股东”动议改革的规定。

二是进一步明确了相关股东会议的合议形式。《管理办法》将试点中采用的“临时股东大会”制度，进一步明确为A股市场相关股东会议，并对相关文字表述和程序安排作了相应调整。

三是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的协商时间安排有所改进。由试点期间自公告进行改革试点之日起征集流通股股东意见，开始沟通协商，改为自相关股东会议通知之日起开始进行。这样安排可以使改革周期缩短为30天左右。

四是对改革方案的修改提出了限制性要求。由试点期间可以在临时股东大会前15天协商修改改革方案，调整为协商结果公布、公司股票复牌后，不得再次修改改革方案。这样安排既保证充分协商，又强调保持方案的稳定性，避免因信息不对称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

五是停牌安排不同于试点阶段。取消试点期间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布后，公司可以选择股票复牌的规定，保留股东沟通协商期间和自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日的次日起，至改革规定程序结束之日止两个时段的停牌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