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会名称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行会名称，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经济》：在信息化背景下，如何利用大数据工具，进行中国城市和小城镇的改革发展，打造生态、低碳的智慧城市？

郑明媚：智慧城市与中国现阶段的发展理念是不谋而合的，比较符合现阶段的发展诉求，原因有两点，一是目前中国的城镇化建设进入了新的快速发展阶段；二是中国的IT行业、互联网产业、互联网市场以及移动互联网用户，在全球范围内都排名第一。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再进一步去探讨如何用智能化手段，互联网的服务、应用，来提升、管理城市，进行城市治理，为人们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

一方面，中国城镇化建设需要我们在城市治理方面有所提升。我国的人口基数在全球范围内是最大的，未来将有2亿―3亿人进城，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考验。如何把这种考验变成我们的优势，就需要依托互联网、大数据、信息化和智能化技术。现在说的“互联网+”就是一种城镇管理的新模式。

如何让大数据为城市服务，这就需要政府做好引导工作，同时，由市场完成主导工作。提到城镇化，人们普遍认为这是政府的事情，但是在目前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更需要激发市场的活力，让更多的市场主体为老百姓提供服务，让居民与企业形成互动，通过大数据将居民的诉求集中起来，分析后得出引导性结论，进而为企业创造更多的财富。如此良性循环，形成互动模式。

另一方面，信息化可以使我们很多的应用、服务更加精细化，之前我们提到的生态城市、绿色城市，更多的是在讲理念，而“互联网+”及智能化可以形成规模效应，一个APP能将政府、企业、居民三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将很多的理念变为现实。

具体来说，现在提倡的海绵城市、综合管廊就是对生态智慧城市的深化。在深化的过程中，智能化与信息化的手段可以发挥很好的作用，通过智能手机、应用平台，让市民参与到建设中来，形成互动，随时随地捕捉、采集城市的绿化、管理、治安等具体信息，向政府反馈，为政府更精细化地管理城市提供支撑。

《经济》：目前我国正处于智慧城市建设的探索阶段，在您看来，应如何正确地借鉴国外其他城市的发展经验，防止走入发展误区？

郑明媚：早在2000年中国就开始进行信息化、数字城市的布局，尤其在信息化及互联网方面，中国一直是走在世界前列。2009年，IBM提出“智慧的地球”之后，人们开始关注智慧城市，其中响应最强烈的也是中国。但是在开始的几年里，大家都比较徘徊、迷茫，什么是智慧城市，如何建设智慧城市？与此同时，很多企业、厂商也参与进来，提供服务，导致很多地方的智慧城市建设变成了以企业为主导，直到现在才开始慢慢回归理性，与当地的实际需求相结合。

在经验学习方面，理念可以学习的，但是方式无法借鉴，所以不能单纯地照搬其他国家的模式，因为国情不同，政策背景、奖励机制、社会情况以及城市的发展阶段也不同，规划和目标也会有所差异。

但是不管是哪种情况，智慧城市建设都必须以人为本。经过几年的摸索，我国城市普遍达成了一个共识，建设前期由政府引导，搭建平台，进行统一管理；未来，在保障数据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实现信息共享。同时，与当地的产业相结合，有效促进产业发展，实现产城融合。

篇2

关键词：相同点 比较 自省 承担

鲁迅先生的《风筝》和郑振铎先生的《猫》都被选入人教版七年级语文教材，虽说一个被选入以家庭、亲情为主题的单元，一个被选入人类的生存伙伴――动物单元，但两篇文章均创作于相同的年代（1925年），从不同角度解读都同样的意蕴丰富，都表达了同情弱小无辜、谴责专制霸道、弘扬公道、民主、博爱的思想，文章结尾都留下了无尽的悲哀与沉痛的反思。二者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多的相同之处？笔者试着对两文进行了一些比较。

两篇文章都体现出两位先生对往事、小事一丝不苟，严于解剖自己，严于自省，知错必改。鲁迅先生的《风筝》写于1925年，发表于《语丝》周刊第12期，后来由作者编入《野草》。发表《风筝》前，鲁迅先生已结集出版小说集《呐喊》。郑振铎先生的《猫》同样写于1925年，发表于该年11月间出版的《文学周报》（文学研究会会刊），后来被收入作品集《家庭的故事》中。《猫》是郑先生从事文学创作的早期作品。《风筝》通过追忆“我”不许小兄弟放风筝，对自己“精神的虐杀”的行径进行了深刻反思。《猫》通过写“我”凭个人好恶，偏听偏信，对遭到怀疑的第三只猫用木棒追打，致其逃离家门。两篇文章都体现出两位先生严于自省，知错必改，之所以如此的不约而同，除了两位先生人格崇高外，和他们所受的“五四”时期“科学、民主、博爱”的思想影响也有重要关系。

两文都写到了施暴者的蛮横粗暴。《风筝》中弟弟躲在小屋做风筝的秘密被发现后，便“即刻伸手抓断了蝴蝶的一只翅骨，踏扁了”，“我”以摧毁小兄弟的心血为“得到完全的胜利”，“傲然走出”的步态神气活现。《猫》中“我”认定第三只猫嘴里正在嚼一只芙蓉鸟的腿，“一时怒气冲天，拿起楼门旁倚着的一根木棒，追过去打了一下。”而“我心里还愤愤地，以为惩戒得还不够快意。”两文中的施暴者都认为自己是正义的化身，无所顾忌，理直气壮。两位先生笔下令人扼腕叹息的悲剧无疑在告诉我们，依靠自己的强势暴力进行“快意”的惩戒往往只会伤害无辜。

两文都写到了受虐者自认该罚，毫不抗争。《风筝》中的小兄弟偷偷地做风筝，自己也不认为游戏是“正当”的――落后的观念连儿童也给支配了。小兄弟一旦被兄长发现，“便很惊惶地站了起来，失了色瑟缩着。”快要完工的风筝被兄长践踏，只是默默地忍受，不敢抗争，除了“绝望地站在小屋里”，没有一句抗辩的话。《猫》中的第三只猫面对男主人无来由的棒打与驱赶，只是“很悲楚地叫了一声‘咪呜！’便逃到屋瓦上了。”后来，无家可归的它死在了邻家的屋脊上。受虐者的逆来顺受使施暴者肆无忌惮，恣意妄为，让人读后悲从中来。由两文这一处的相同看，无论是施暴者还是受虐者，都需要进步的、科学的思想来充实头脑。

两文都写到了当仁不让的自省与承担。《风筝》中有承担：“我”没有因为自己现在已到中年、时间相隔久远而自我原谅，没有因为自己先前的做法是受了传统观念的影响而自我宽恕，没有因为自己先前的动机是好的就不了了之，没有因为小兄弟的忘却就释然于怀，“我”感觉到“非常的寒威和冷气”，心情因无法补过而“只得沉重着”。《猫》中有承担：“我”反复诉说，“心里十分的难过”，“我”的“没有判断明白”“妄下断语”以及“暴怒”和“虐待”都变成了“针，刺我的良心的针！”最后决绝地付诸行动――“自此，我家永不养猫。”

也许有人以为两位先生的反省有些矫情，太过小题大作，为了区区小事如此大费精神似乎大可不必。笔者以为，我们平常人缺少的正是这种深刻反省、勇于担当的精神，因此我们的精神触角才不能够长远的伸展，我们的心灵也由柔软而变得冷酷和坚硬，我们最终不能成为精神的贵族。或许，两位先生的自省意识和勇于担当的宽厚情怀使他们才能够见微知著，遗留华章烛照后人。或许，两位先生的伟大，就是由这种看似谦卑的自省而开始起步的。

参考文献

[1]孙绍振 著《名作细读――微观分析个案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06。

[2]倪江 著《理想语文――自由阅读与教学》.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10。

[3]熊芳芳 著《语文不过如此》.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4，01。

[4]刘祥 著《中学语文经典文本解读――第三只眼看课文》.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3，07。

篇3

一、资源型城市转型与生态文明社会建设的含义

(一)资源型城市转型

我国大部分资源型城市是在建国后计划经济体制下,由国家统一组织、集中投资开发资源而形成的,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加快了城市化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为我国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当然,资源的兴衰对资源型城市的发展至关重要,资源型城市因资源的开发而兴起壮大,也会因资源匮乏而衰落。到20世纪末,资源型城市相继进入成熟期或衰退期,已有资源逐渐减少或枯竭,新生能源和新资源的开发未能跟上,有一部分资源型城市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再生能源问题、产业结构问题、技术开发问题、资金筹措问题、体制束缚问题、劳动力再就业问题、社会保障体系问题等成为资源型城市面临的主要问题。因此,在社会转型期,资源型城市同样面临着转型问题,其中包括产业结构的转型、社会结构的转型以及价值观念的变化等各个方面,由传统的工业社会文明向以生态文明为主的现代的工业文明转型。而解决好资源型城市转型中的社会问题,保证资源型城市转型中的社会稳定,是促进资源型城市转型中的重要基础,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二)生态文明的社会建设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后一阶段的文明总是在其前一阶段文明的基础上孕育而生。生态文明便是对农耕文明、工业文明的深刻变革,是人类文明质的提升和飞跃,是人类文明史的一个新的里程碑。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形态,它以尊重和维护自然为前提,以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为宗旨,以建立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为内涵,以引导人们走上持续、和谐的发展道路为着眼点。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在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取得了积极进展,资源利用效率明显提高。但从总体来看,我国“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资源消耗高、浪费大、污染重的问题依然严重。《2006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对世界59个主要国家的资源绩效水平进行排序,我国仅排在第54位,处于资源利用效率最差的国家之列。虽然我国当前还处于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时期,但现实情况已经不允许我们走传统的工业化道路,因此,十七大提出生态文明建设。这是从我国国情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全面实现小康、建设和谐社会的新要求和新任务。这一决策既符合现阶段我国国情,同时也代表了当今世界和国内发展的大势。

生态文明强调人的自觉与自律,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处共融,既追求人与生态的和谐,也追求人与人的和谐,而且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前提。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之际提出生态文明的社会建设是全面进行生态文明转型的基础。

黑龙江省作为国家主要资源型地区,在为国家做出较大贡献的同时,自身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也积累了一些特殊的矛盾和问题:后备资源不足,储采比例失调;生态破坏严重,生存环境恶化;产业结构畸形,从而也导致就业问题严重、稳定压力很大、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不公问题突出等许多问题。这也是每一座资源型城市已面临或将面临的问题。因此,在这种状况下,以生态文明的社会建设为中心进行资源型城市转型,既是发展方向,也是必然之路。

二、黑龙江省资源型城市转型期面临的社会问题

我国共有资源型城市118个,其中黑龙江省有13个。黑龙江省是我国资源型城市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尤其是煤炭和石油等矿产类型资源型城市占据了很大的比重。黑龙江省部分资源型城市相继进入成熟期或衰退期,已有资源逐渐减少或枯竭,致使部分资源型城市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如下岗和失业问题、犯罪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等等,而且资源型城市形势相对于其他城市来讲这些问题更加严峻。据第五次人口查数据显示,全国城镇劳动参与率为67.7%,失业率为8.21%,其中,非资源型城市的劳动参与率为68.169%,失业率为7.87%;而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劳动参与率只有63.54%,失业率却高达12.3%,就业压力明显高于非资源型城市。 因此,从黑龙江省资源型城市面临的众多问题来看,这些城市在向生态文明转型的过程中,需要生态文明的社会建设作为铺垫和辅佐。

(一)贫富差距加大

贫富差距扩大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它是指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明显扩大。收入差距扩大可以表现为:穷人更穷和富人更富,也可以表现为穷人小富和富人更富,或者说穷人的收入不变,而富人的收入在提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使得社会成员的个性意识逐渐觉醒,个人的潜力得到了极大的开发,个人的差别与按贡献分配的公正原则结合在一起,于是,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表现出穷人小富和富人更富。基尼系数也由在0.3以下的平均或相对平均向0.3～0.4的比较合理结构过渡。这不但激发了个人的潜能,也激起了社会发展的活力。但由于我国处于快速转型的发展阶段,一些部门或地区可能会出现在经济领域中缺乏统一的规则,初次分配过程中存在着许多不平等的竞争,国家税收的严重流失,社会防护能力的弱化等不规则、不公正的现象,由此拉大了贫富差距,以至于一些地区基尼系数超过0.4以上。以黑龙江省七台河市为例,根据一些学者统计,七台河市2002年和2003年基尼系数分别为0.338和0.339的合理区间,2004―2006年基尼系数均超过0.4的警戒线水平,而且,2002―2006期间全国的基尼系数变化比较平缓,七台河市基尼系数波动较大。这表明七台河市基尼系数处于警戒线以上的水平。

(二)下岗失业率高,就业压力大

由于受资源赋存条件及地质开采条件制约,资源开采与加工企业大多数分散在山区或偏离中心城市的地区,在企业建立之前当地并没有城镇,因而企业往往不得不建立整套的自我服务体系,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小社会,即所谓的“企业办社会”现象。同时受计划经济影响,黑龙江省资源型企业承担社会职能的现象更为突出。在资源型企业发展初期,外部社会服务缺失的情况下,这种现象的存在具有合理性和普遍性。随着资源性产业的发展,几乎所有规模较大的资源型企业都自办幼儿园、小学、医院等机构,企业自己解决交通、通讯、水暖电供应、住房、消防等后勤服务,有的企业甚至还自设公、检、法机构,企业自身形成了庞大的自我服务体系,有的企业从事社会职能的职工数以千计。沉重的办社会负担,影响了企业的积累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在城市经济改革过程中,许多老工业企业跟不上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被迫停产或半停产,甚至宣布破产,结果引起大量的老工业企业职工下岗失业。黑龙江7座资源型城市约140万名职工,80%以上在资源型国有企业就业。到2002年底,7座城市人口只占全省的1/3,下岗失业人员达47.8万人,占就业职工总数的34.5%,4个煤城占44.1%。近几年,党和政府采取大量措施促进再就业,其中有一部分职工个人灵活就业,但到2005年底,7座城市仍有下岗职工32.9万人,拖欠职工工资26.8亿元。同时,由于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单一,就业渠道狭窄,新增劳动力就业困难。如石油城市大庆第二产业占85.6%,第一、三产业分别为3.1%和11.2%,形成了“中间大,两头小”的产业畸形,四大煤城(鸡西第三产业产值占30.7%,大于第二产业产值9.6个百分点)有三座城市第二产业均大于第三产业,林城伊春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可以说是并驾齐驱(均达到37%以上)。 另外,一些资源型城市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过程中,一些高耗能、低质量的传统资源性产业面临提升和转型,一些产业科技含量高,环境污染少的“朝阳产业”逐渐崛起,产业布局的转变带来了劳动力结构的调整,在调整过程中,必然使一些人下岗失业,收入降低。而拥有资本技术的人却能获得比以前更高的收入,市场竞争机制和国家政策倾斜的双重作用造成了行业间发展的不均衡,企业之间经济效益差别的增大,必然导致劳动者收入差异的扩大。由此可见,下岗失业率高,就业压力大与贫富差距拉大形成恶性循环,进一步加剧对社会稳定的冲击。

(三)社会保障压力巨大

资源型城市不论资源储量多么丰富,开采强度多么低,总有开采完毕、停止生产的那一天。许多因煤炭资源而建的城市,由于长期集中于发展单一的煤炭产业而形成的单一产业结构、城市功能单一性弊端日益凸现。随着煤炭资源开采的不断深入,原有的资源优势在逐渐消失,从而制约了相关产业的发展,最终导致整个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陷入危机状态,职工养老、医疗与工伤保险等社会问题凸显。于是,资源城市出现了资源濒临枯竭―资源产业规模递减―相关产业规模递减――就业机会减少――下岗失业人员增多――社会保障问题突出的严峻现实难题。同时,在资源枯竭型城市资源开采的鼎盛期已经过去,许多职工进入了退休的年龄,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并没有建立起来。对于我国当今的社会保障体系而言,普遍存在水平低,覆盖面不充分,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加上资源型城市在经济转轨过程中,下岗失业率高,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就业压力大。综合原因导致资源型城市与其他城市相比,要面临着更大的社会保障压力,当这一问题与其他因素交织在一起时,便会进一步加剧贫富差距。

(四)城乡系统发展失调

我国的城乡关系在相当长历史时间里呈现出“城市偏向”,即由于政府政策对城市的过分保护而引起的非公平的城乡关系。结果城市化发展不仅没有较好地带动农村发展,反而是农村为城市发展提供资本的“原始积累”。虽然市场经济的建立逐步打破了城乡分治的格局,但是长期积淀的二元差别不可能马上消失,而且也形成了城市和农村进入市场的不同机会与条件。黑龙江省资源型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同样存在这种情况。一些城市依托资源型企业短时期内对不可再生资源的高强度开发使得自身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反过来又依靠自己在城乡系统中的主导地位占据更多的发展资源,相对农村一直处于强势地位,这样发展的最终结果只能是城乡分隔日益严重,城乡系统发展失调。即使向市场经济转轨,由于城市与农村对资源利用的单一性,也直接决定了城乡经济系统缺乏统一。城市形成了以不可再生资源为基础的发达工业系统,农村形成了以耕地资源为基础的落后农业系统。两套经济系统在资源开发利用方面毫不相关,或相关性很小,在产品交换方面也没有必然联系,从而导致资源型城市与周边乡村在产业上缺乏分工协作、孤立发展。这种关系,一方面会导致资源浪费,另一方面也会进一步加大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

三、以就业最大化为目标完善政策机制促进资源型城市生态文明社会建设

综上所述,资源型城市面临的众多社会问题最终都将归结为贫富差距加大。而贫富差距加大严重损伤了普遍受益这一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则。如果长期持续下去,将使大量的社会弱势群体成员产生一种相对剥夺感,使他们对于社会产生某种抵触的心理,严重的甚至会产生的情绪,进而降低社会的稳定程度。同时,它也将严重挫伤大量社会劳动者的积极性,削弱社会发展的活力。因此,对于资源型城市转型而言,无论是产业转型还是社会转型,都应以缩小贫富差距为中心。在进行生态文明的经济建设同时,着力进行生态文明的社会建设。在此,政府将扮演重要角色。

社会治理贫困和缩小收入差距的传统手段,通常是由政府实施收入再分配政策。但是,如果这种方式使用过度,以致伤害一部分社会群体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就可能造成可供再分配的总量减少,再分配就成为无米之炊。因此,创造一种社会环境,让每一个人都能够通过就业或创业获得挣取收入的机会和权利,并使得收入分配尽可能平等,这无疑是最佳路径。 因此,政府在制定各种经济和社会政策时,要以就业最大化为社会目标,使就业机会的扩大与经济增长同步推进,就业岗位的创造与产业结构调整协调一致,就业环境的改善与经济体制改革相得益彰。具体来说,资源型城市政府在规划地区发展和产业结构布局时,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优先;在制定有关产业组织政策时,以吸纳就业能力强的中小企业发展优先;在规划政府投资和引导社会投资时,参照各项目的就业吸收能力确定重点投资领域的优先顺序等。这样,社会发展、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的同步才具有现实基础,既解决了就业问题,缩小贫富差距,又为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奠定了基础,同时在城市化过程中有能力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从总体上实现资源型城市转型,走上持续、和谐的生态文明发展之路。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黑龙江省资源型城市转型与生态文明建设研究”中期成果(11544139)

参考文献:

[1]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 转型期的中

国人口[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

[2]黑龙江省七台河市统计局. 七台河经

济社会统计年鉴[M].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2-2007.

[3]黑龙江省统计局.黑龙江统计年鉴[M].

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2007.

篇4

相顾惨不乐，若有千里行。

在门仆整驾，临道骓嘶鸣。

我友顾谓我，天寒戒晨征，迟速要当到，徐驱勿贪程；丁宁及药饵，依依有余情。

篇5

记者昨天（8日）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最高人民检察院、建设部、交通部、水利部已联合发出通知，决定自4月15日起，在江苏、浙江、重庆、四川和广西等地的工程建设领域开展行贿犯罪档案查询试点工作。

报道指出，四部门联合推出行贿犯罪档案查询这一新措施，就是通常所说的行贿人犯罪“黑名单”。根据四部门的要求，今后对于工程建设项目立项、勘察、设计、招投标、施工、监理、资金拨付、材料物资设备采购、竣工验收等过程或环节中发生的单位或个人行贿犯罪案件，在法院作出生效有罪判决、裁定后，由试点地区的检察机关将行贿犯罪主体情况、犯罪基本事实和处理结果等基本情况及时录入，建立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供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项目法人进行查询。

在开展行贿犯罪档案查询试点工作的地方，从实施之日起，建设、交通、水利建设项目的项目法人在工程建设项目立项、勘察、设计、施工、监理、材料物资设备采购等过程中，应当向参与上述承发包活动的从业单位或个人住所地的检察机关查询有关工程建设从业单位或个人有无行贿犯罪记录，并向建设、交通、水利行政监督部门汇报相关情况。

对经查询有行贿犯罪记录的单位或个人，有关职能部门将依照法律规定和管理职权，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处理：限制其在一定时期或者永久不得进入本地区或者本行业建筑市场；取消其投标资格或者扣除一定的信誉分；情节严重的，依法降低其资质等级或者吊销其资质证书。

篇6

关键词：消费革命 消费转型 消费行为 消费观念

始于1978年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带来了一场从经济领域开始但却绝不仅仅限于经济领域的巨大的社会变革，不断推进的货币化、商品化、市场化甚至还有资本化的商业化转变，也同时给中国带来了一场静悄悄的消费革命。之所以讲这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并不是针对它的规模、影响、突然性与重要性而言，而是指这一革命是在经济发展与体制变革的背后，在不为人所明显意识到的情况下无形中发生的。正是由于这样巨大的变迁，“消费已不是一般的经济环节，而是推动经济与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1］对于这样的消费领域的革命，学者们从不同方面给予了关注。戴维斯（eborah SDavis）主编的《中国城市的消费革命》、吴延润（Yanrui Wu）的《中国的消费革命：正在形成的财富与消费模式》、李从华的《中国：消费革命》从不同方面对这场消费革命的内容、性质及其重大影响给予了深刻而详实的关注。

透过消费变迁的经济逻辑，可以看出消费革命所带来的不仅仅只是物质生活的改善、社会经济的繁荣，它使得原来隐匿在消费行为背后的社会内涵充分表现出来，而现代消费中蕴含的符号与表征、分化与区隔、异质性与不平等也在消费社会到来的背景下投射出新的社会逻辑。

一、消费转型的内涵及其意义

在中国特殊的社会转型中，消费的转变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不断改善密切相关的。也就是说，在这场消费革命中，政府的角色至关重要。如果仅仅只看到市场的变化，还是远远不够的。如前所言，在1978以前，中国是“强国家”“小社会”，国家统管着绝大部分的社会资源。在农村，农民的整个生活水平很低，市场发育不够，不仅缺乏基本的消费能力，就连消费场所也非常有限。整个中国农村在很大程度上是处于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萧条的农村集市仅仅只能是一些基本的生活必需品的满足。而城市，由于实行的是“高福利”“低工资”的政策，城镇职工的很多生活消费实际上由国家的福利所代替，单位制下的城镇职工的个人、家庭的消费空间也很有限。1978年以后，逐渐推进的改革不断消解、打破国家和各级行政权力对资源的垄断权力，市场经济的引入，使得市场这只配置资源、调节分配的看不见的手开始发挥其越来越大的作用。虽然国家仍然掌控着为数不少的社会资源，国家政策仍旧对个人的生活、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但事实上，随着社会资源及其分配方式的不断分化与多元化，社会已经成为控制资源的有力的、潜在的力量。如此一来，那种开始靠国家、单位分配消费品，凭票供应甚至要靠特殊的社会关系获得的稀缺商品如洗衣机、电冰箱等开始成为日常用品；一系列以前靠外国进口的产品现在开始成为中国各大城市经销的普遍用品……。［2］

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政府相继从不同的领域退出，市场经济开始发育并成为调整社会关系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消费在不同区域以不同速度开始繁荣。也就是说，市场与消费的繁荣与国家权力的不断让渡有直接的关系。李丛华认为，在中国消费繁荣的两个主要原因都与政府有关：其一，始于独生子女家庭的社会变化导致了个人福利责任感从国家向个体的转变。其中较为特殊的变化包括国家对住房和退休金补贴水平的削减，终身雇佣制的废除，市民户口体制的改革，教育花费特别是大学费用的增加。其二，最剧烈的变化莫过于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自由和开放的市场经济。［3］事实上，随着包括住房、医疗、社会保障等制度的不断改革，消费市场总是会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也可以说，国家角色与政策在启动消费市场中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可以想到的是，尽管目前消费市场已经不断独立，但政府的角色及其政策仍然会在未来的一定时期内对消费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国家对消费控制的减弱，使原来同质性的消费向异质性的转变面为可能，从而推进了消费领域的不断分化，个性化消费开始成为个人、家庭生活的重要内容。在高度集权和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国家控制着各种生产资料，并通过再分配体制分配社会财富，许多商品退出了流通领域。在整个社会的消费结构中，公共消费占主导地位，而居民个人的消费被忽视甚至受到排挤和压抑。计划分配和低水平的私人消费导致了消费的平均主义，从而使得居民的消费一如卢汉龙所宣称的“公共消费”模式，如大多数人穿同一种颜色、同一种款式的衣服，吃几乎相同的食物，甚至连休闲活动也相差无几。卢汉龙认为这种大众化的消费模式在思想意识形态上也是很明显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个人不允许拥有生产性的物质，对消费商品的拥有成为个人财富的主要形式。”［4］很显然，就意识形态而言，个人的享受与消费都是受到严格的社会控制。但我们只要稍稍看看如今的消费市场，就会感受到个人、家庭消费权力不断增加后导致的多元化消费。如果说，单位、团体消费曾经在消费品的集体分配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个人、家庭开始成为消费中的真正主体。这种变化带来的必然是越来越多的个性化与异质性。这种多元化的表现如同转型的中国社会一样呈现出城市与乡村、经济富裕与贫困地区的巨大差异。

社会公共事务与公民个人消费的分离导致了私密空间的产生。同质性向异质性的不断转化，是社会生活和消费空间日趋人本化、个性化、多元化的表现，其结果是带来生活方式上的多样化与个人自由空间的不断增长。国家与政府相继在不同领域淡出，使得消费本身不断从“集体消费”向“私人消费”转变。如果说以前，个人、家庭消费还差异不大的话，那么随着消费的不断变迁，个人、家庭的主动权越来越大，个人、家庭在自己的主观决策中选择一系列与众不同的消费方式，公民开始拥有自己的私人世界。多元化消费的结果必然是私人空间的不断加大，在原来单一的集体与社会生活之外，个人、家庭开始形成与享受其游离于公共空间之外的私人生活，从而获得了以前所没有的自由。消费中私人空间的扩大，造成消费场所相应的分化，城市生活空间也必然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

消费转型的一个重要变化——生活必需品向耐用消费品消费的转化——使得消费的内容与逻辑本身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九十年代之前，特别是78年以前，中国是典型的生活必需品消费阶段。90年代之后，中国开始逐步进入耐用消费品生产和消费的时代。家庭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在日常生活中开始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从最初的“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到彩电、洗衣机、电冰箱、摩托直到现在的家用电脑、住房、家用轿车、旅游等等，耐用消费品的消费经历了不断的演变，许多耐用消费品不断成为生活的必需，成为消费当中的中心与重心。［5］这种转型，对于消费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不仅消费的性质、时间，就是消费模式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如果说，生活必需品时代的消费模式是由人们的生理需求支撑的，耐用品消费时代的消费模式则是由一系列的制度和结构因素支撑的。”［6］从日常生活必需品的消费到耐用消费品的转变是消费生活中至关重要的转变之一，这种转变是消费动机由需求到欲望的主宰逻辑的变化，在其中消费的即时性、可延滞性、选择标准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时商品的符号意义也在很大程度上突显出来。耐用消费品的消费比例不断加大，使得居民的消费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同时这也使得消费具有了更多“享受”与“浪费”的意味。但更重要的是，在此过程中，消费观念、时尚变迁都变得越发让人难以控制与难以捉摸。

如此一来，整个社会的消费行为与消费观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消费行为方式虽然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彻底改头换面，但与新的与生产方式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现代化的消费方式已经开始渐露头角，在消费生活中发生着重要的作用。传统消费行为的模式，可以概括为如下四个方面：储蓄型家庭理财行为、积累型商品购买行为、自给型家务劳动行为、节约型产品使用行为。［7］显而易见，它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收入水平与生活水平都很低的社会不富裕时期的传统消费观念与习惯的产物。对于这样积淀了数千年的消费习惯与消费方式，消费革命所带来的冲击不仅是迅猛的，而且也是全方位的。在“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消费观念与追求实用、耐久的计算方式之外，消费有了不同以往的内涵。“中国消费者在更复杂的、相对抽象的标准如产品或服务的美学特征上做出消费选择。他们肯定在无形中对功能性购买的枯燥的现实性与质量取向购买行为的限制中做比较。如果他们正在寻求物品质量，他们也在寻求质量感和与之相伴的商标。买最好的或者最流行的、最时髦的还不够，别人都知道也是很重要的。”［8］也就是说，他们的消费动机已经发生了变化，这样其消费选择也必然发生一定的相应变化。“中国消费者越来越把他们能够支配的收入花在追求那些情感上、美学上让人满意的产品或服务，而不是那些实用的、可靠的、耐久的产品或服务。”［9］最重要的是，消费观念的变迁对勤俭节约、反对浪费与奢侈的传统观念也形成了很大的冲击，在很多情况下，奢侈成为必需，而“买奢侈品更多是为了地位而不是因为消费者的复杂与品味。”［10］

在消费革命中，社会消费观念发生了不同时期的演化。在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期，由于“多年来的封闭使消费者成为相对不成熟的购买者。他们相信品牌和名字，花更多的钱买外国货只是因为他们是外国的。”虽然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非理性消费毕竟为数不多，但在当时来说，却多多少少引起了不少的震荡、艳羡与非议。随着市场的不断成熟，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消费者的消费行为逐渐趋于理性化，在消费行为的背后有了更多的寄托与诉求，“今日的消费者有许多关注的基本方面：环境氛围、效率、健康、地位都是最重要的。”同时，消费观念的改变还表现在对信贷消费的态度上，还在不久前，“信用消费在中国还没有施行开来，消费的购买通常使用他们或者至少是他们的家庭辛苦挣来的现金。”［11］但仅仅数年功夫，利用银行按揭购房、车已经开始在消费生活中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概括而言，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双轨制”初期的居民消费行为市场化增强主要表现在：居民消费选择权的逐步增强；居民对通过市场配置消费品的机制日趋认同，逐步习惯用市场价格机制来作消费决策和调整消费支出结构；跨时预算消费的逐步增强。九十年代中后期“买方市场”下居民消费行为则呈现出新特征：消费行为的理性化；消费行为主权化；提升生活品质的消费行为趋于明显；出现了居民消费行为与消费倾向的非对称性。［12］

消费革命使得中国正在由传统社会步入为学者们广泛关注的“消费社会”，消费文化及其所倡导的生活方式的兴起可能会对中国社会当然包括新兴的中产阶级造成一定的影响。所谓消费文化，更准确的说，“应该是‘消费主义文化’（culture of consumerism），它不同于经济意义上对物品的消耗，而是指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实际需要的满足，而是在不断追求中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欲望的满足。换句话说，人们消费的，不是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而是它们的符号象征意义。消费主义的‘需求’（其实就是本雅明等所说的欲望）是被创造出来的，并在无形中把越来越多的普通人都卷入其中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它使人们总是处在一种‘欲购情结’（buying mood）之中，从而无止境地追求高档商品符号所代表的生活方式，这本身又构成了现代社会中社会关系再生产的条件。”［13］有研究资料表明，我国不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已经出现了一定的消费主义倾向，而且这种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的权力话语色彩的文化已经开始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城乡社会追求西方发达国家代表性的高消费生活方式正在逐步发展成为普遍现象；在这个过程中，对符号象征价值的消费正在成为人们的主要消费选择，甚至超越了对商品使用价值的考虑；大众传媒的渗透以及西方国家、城市、高收入群体、知识分子的示范作用推动了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扩散。”［14］在这种情况下，消费就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分析，同时又带上了一定的道德评判标准，于是消费不仅在经济上，同时也在道德与价值判断上开始成为日常生活世界和社会关注的中心。

二、消费转型的意义及其后果

我们无意对这一系列的消费革命所引发的消费变迁做出价值评判，但这一系列的变化却对消费本身乃至整个社会的运行逻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却使得我们应该在历史的变迁中更进一步理解现代消费的多面性。其一，在消费世界中，人由起初的为生存必需所困的简单、低级的消费不断迈向符号消费的过程，展示了在消费活动中人的生理、心理与社会属性的结合，这种演化的逻辑是人由自然人、经济人向社会人不断迈进的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其二，消费的性质与内涵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不仅消费一词不再被定义为“浪费”、“挥霍”，被理解为一种经济损失或一种政治、道德价值上的缺失，而且开始作为一种技术性的、中性的甚至于为社会所首肯的社会发展的一种必要和重要的条件；另一方面，符号消费已经不断具有比实物消费更为重要的地位，消费开始不同或者远离那种对物品使用价值的单纯追求，这样物的消费本身具有了一种仪式的意义，“而消费是一场仪式，主要功能是让一系列进行中的事件产生意义”。［15］这样消费的功能也因而发生了变化。至于消费内涵的变化就更为明显，对于物品的消费曾经是消费的全部或者是消费的中心内容，而现在人们的消费在此之外更具有了服务消费的成分。第三，消费从精英消费到大众消费，即从贵族到中产阶级再到大众的转变，投射出时尚兴替与消费的社会驱动力的变化。在这一动力的背后，隐含着社会阶级阶层分化与整合的社会斗争，而在以社会比较与消费竞争为目的的阶层消费中，消费已经由满足人的需要为生存目的变为个人、群体、阶层显示其社会存在的主要表征手段。其四，在这种变化下，消费已经由个人行为演绎成日渐重要的社会行动。也就是说，“消费很明显是但不只是一种个人风格问题。它还是金钱和经济、社会实践和社会分化、政治政策和政治表现的问题。总之，它是消费社会的问题。这一概念本身开始与那些有关权力不平等、个体主义与认同、社会的经济分层、文化的文化实践等问题密切相关”。［16］第五，伴随消费革命变化的，不仅仅是消费本身，还包括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秩序、价值观念、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变化，也就是说，消费革命引发的是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使得消费具有了更为普遍的社会意义和价值。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消费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之链上的地位发生了变化，正如亚当斯密所言“消费是所有生产的惟一目的和归宿”。事实上，消费在各种形式上已日渐重要并以其能力开始主宰我们的个人生活与社会发展，以至于“日常生活几乎没有哪些地方不受其影响或者与消费的实践过程相连结，从偶像形塑到广告，从活动与休闲时间的简单组织到世界范围内经济政策的制定——正如社会，富人与穷人一样都陷入买卖过程之中”。［17］最后，支配消费的逻辑正在不断摆脱简单的个体心理与理性选择逻辑，更多的具有了与地位、名誉、身份等有关的社会区分逻辑。正是这种社会区分的逻辑使现代消费具有了越来越明显的社会学意义，从而在当代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占据了一个中心的位置。

同其它任何一种社会行动一样，消费的内涵及其意义随不同的社会时空而发生变化。而且在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消费的作用也发生着变化。如果说，消费一词的原初含义是对物的毁坏、用光、浪费、耗尽指的是特定阶段的消费行为的话，那么，在随后对消费行为的革命性变化的脉络的整理中，我们可以发现，现代消费已经走出了传统社会中的限制――满足人们基本的生存需求，这时它已经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不是对劳动消耗的一种机械补偿，而是主动地参与社会生活的重塑、人的重塑。消费已经蕴含于现代性之中，并将不断地延续、扩展。［18］正是这种变迁，使得消费开始不断从资源短缺时期的简单的内涵中生发出了更为丰富的意义，从而使得消费的逻辑开始不断远离经济学、心理学意义的轨道，而日渐具有了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而这也正是我们在理解与分析当代中国消费转型的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1］ 戴慧思、卢汉龙：《消费文化与消费革命》，《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5期117－118页。

［2］ Deborah SDavis， the Consumer Revolution in Urban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1－2.

［3］ Conghua Li， China: the consumer revolution， Published by John Wiley & Sons (Asia) Pte Ltd， 1998， P5.

［4］HanLong Lu：To be Relative Comfortable in an Rgalitarian Society， Deborah SDavis， the Consumer Revolution in Urban China，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130.

［5］ Yanrui Wu， China’s Consumer Revolution: The Emerging Patters of Wealth and Expenditure. Published by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6］ 孙立平：《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新趋势》，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报告资料。

［7］王宁：《传统消费行为与消费方式的转型》，《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8］ Conghua Li， China: the consumer revolution， Published by John Wiley & Sons (Asia) Pte Ltd， 1998， P122.

［9］ 同上P123.

［10］ 同上 P157.

［11］ 同上 P157

［12］ 郭其友：《居民消费行为变迁与宏观政策选择》，《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13］ 黄平：《生活方式与消费文化：一个问题、一种思路》，《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14］ 陈昕：《救赎与消费：当代中国日常生活中的消费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3页。

［15］ 玛丽道格拉斯、贝伦伊舍伍德：《物品的用途》，参见罗钢、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2页。

［16］ TimEdwards: Contradiction of consumption: concepts， practices and politics in consumer society，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3－4.

篇7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巧平，男，45岁，汉族，个体户，原附城镇水贝村村民选举委员会成员，住址同上。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居运，男，51岁，汉族，个体户，原附城镇水贝村村民选举委员会成员，住址同上。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志杰，男，51岁，汉族，个体户，原附城镇水贝村村民选举委员会成员，住址同上。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志强，男，40岁，汉族，个体户，原附城镇水贝村村民选举委员会成员，住址同上。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居悦，男，66岁，汉族，个体户，原附城镇水贝村村民选举委员会成员，住址同上。

    上诉人（原审原告）：骆长？，女，40岁，汉族，个体户，原附城镇水贝村村民选举委员会成员，住址同上。

    诉讼代表人：黄建华。

    以上上诉人委托人：林德胜，广东汇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龙川县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丘钦城，县长。

    委托人：陈元青，龙川县法制局干部。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龙川县民政局。

    法定代表人：李平枢，局长。

    委托人：殷云仿，龙川县民政局干部。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龙川县附城镇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黄细友，镇长。

    委托人：陈元青，龙川县法制局干部。

    委托人：魏文华，附城镇人民政府干部。

    原审原告黄建华等7名原水贝村村民选举委员会成员诉龙川县人民政府、龙川县民政局、龙川县附城镇人民政府组织的2000年水贝村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行政纠纷一案，已由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1年12月27日作出（2001）河中法行初字第8号行政判决。原审原告黄建华等7名原水贝村村民选举委员会成员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己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1999年3月下旬，龙川县人民政府根据广东省委、人民政府《关于理顺我省农村基层体制的通知》[粤发（1998）14号]和《广东省全面铺开理顺农村基层管理体制工作的意见》[粤理办（1999）3号]的精神和《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在全县组织实施了撤区（管理区）设村的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龙川县绝大多数的管理区在1999年12月前已完成了撤区设村的村委会选举任务。但龙川县附城镇水贝管理区因推选村民选举委员会成员和村委会候选人产生的问题，存在较大的分歧，拖延了选举时间，未能按龙川县人民政府部署的时间进行，直到1999年8月18日经水贝村全村村民选举产生了原告黄建华等7人组成的村民选举委员会。1999年11月27日，预选产生了正式的村委会候选人。1999年12月12日，由水贝村村民选举委员会主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和《广东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下称“一法两办法"）的规定，召开了选举大会进行了选举。由于村委会候选人中无一人得票超过半数以上，没有一人当选，无法组建成立新的村民委员会。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广东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当选人数不足三人，不能组成新一届村民委员会的，应当在十日之内就不足的名额另行选举。但以原告黄建华为领导的村民选举委员会认为村委员候选人中有人有贿选、仿制选票等操纵选举的行为，不断向本案的三被告及省市有关部门投诉，在投诉未果的情况下，在法律法规规定的十日之内不主持另行选举工作和不举行选举。龙川县人民政府理顺办根据粤理指（1999〉6号《关于做好完成村委会选举后几项重要工作的通知》精神，争取在1999年底前全部完成村委会选举工作任务，就水贝村的选举问题，于2000年1月5日向广东省理顺办和河源市理顺办作了书面请示。省、市理顺办批示要求水贝村应在2000年1月15日前进行另行选举，若村民选举委员会不按规定的时间主持选举，可由镇理顺办组织原选举工作人员进行选举。2000年1月15日龙川县理顺办向附城镇理顺办水贝管理区党支部、水贝村民选举委员会发出了《关于组织选举水贝村村民委员会的通知》，内容为：根据省理顺办1月5日的批示，附城镇水贝村民选举委员会应在2000年1月15日前组织该村另行选举。现期限已过，经省、市、县理顺办领导多次做思想工作，该村选举委员会仍不愿主持选举工作，经研究确定，1月18日由镇理顺办和管理区党支部按1月5日理顺办《关于附城镇水贝村委员会选举工作的请示》的批示负责组织选举工作。2000年1月18日，水贝村民委员会的另行选举工作由附城镇理顺办、水贝管理区党支部主持，举行了另行选举工作，村民的选民证所盖印章是县理顺办和水贝管理区党支部的印章，确认和公布选举结果的是附城镇理顺办、水贝党支部和水贝村选举委员会。这样，选举产生了新一届水贝村民委员会，该委员会依法行使职权至今将近二年。选举结束后，原选举委员会成员黄建华等7人认为本案三被告超越职权，用行政手段非法干涉和主持村委会的选举，侵犯了原水贝村选举委员会依法行使自治权利，向本案被告及省市有关部门不断投诉，要求确认三被告主持的选举不合法。被告龙川县民政局口头答复原告认为该选举是合法有效的。广东省民政厅粤民函（2000）51号认定该选举合法有效。2001年1月12日，原告以原选举委员会及其成员的名义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被告的行为违法。确认水贝村选举结果无效，并重新举行选举。在此之前，原告曾以水贝村选举委员会的名义向龙川县法院起诉，被龙川县法院裁定和本院终审裁定主体不适格驳回起诉。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三条规定：“村民委员会的选举，由村民选举委员会主持。村民选举委员会成员由村民会议或者村民小组推选产生".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第八条规定：”村民委员会任期届满应及时换届选举。换届选举工作由经村民会议或者各村民小组推选的村民委员会主持，并接受县和乡级人民政府指导。“第二十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本实施办法由各级人民政府组织实施。民政部门负责日常工作".根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村民选举委员会主持村委会的选举工作，各级人民政府组织及实施有关法律法规，制订规划，对村委会选举工作进行指导，民政部门负责选举的日常工作。另根据《广东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第六条和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村民选举委员会还履行登记选民、组织投票、确认选举有效及公布选举结果等职责。广东省理顺办规定无效选举的认定是各级民政部门，民政部门是负责农村基层政权和群众自治组织建设的政府职能部门，是负责村民委同会选举的行政执行机关。综上，本案三被告及村民选举委员会的职责法律法规是明确规定的，在水贝村委会2000年1月18日另行选举前，均能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进行了第一次选举。由于原告黄建华等7名原选举委员会成员，没有依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期限内主持另行选举工作，虽经有关部门和领导多次批评，仍以候选人中有人贿选、操纵选举的理由、故意拖延另行选举。为此，龙川县理顺办向省、市理顺办请示，并按省、市理顺办的批示，于2000年1月18日由附城镇理顺办、水贝管理区党支部主持进行的另行选举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本院受理本案后，就水贝村委会选举问题，向河源市人大常委会就法律法规适用问题进行请示，河源市人大常委会为此向广东省人大常委会请示。省人大选举工作委员会2001年9月13日答复认为，由于水贝村选举委员会不依法举行另行选举，水贝村的选举在省、市、县三级理顺办的现场监督下，由镇理顺办、村党支部共同主持村委会的另行选举，与相关法律法规不相违背。因此，原告起诉本案三被告超越职权，用行政手段非法干涉和主持村委会选举，侵犯了原水贝村选举委员会依法行使自治权利的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要求本院确认被告行为违法和选举结果无效，并重新举行选举赔偿原告经济损失等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三被告依法行使职权履行法定职责，并没有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其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的理由充分，本院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 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350元由原告负担。

    上诉人黄建华等7人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民委员会选举由村民选举委员会主持”。被上诉人在七位上诉人无一人在场情况下，强行组织选举水贝村村民委员会，当日又无经水贝村村民选举委员会确认选举，冒用水贝村村民选举委员会名义选举结果公告，致使水贝村村委会非法产生。三被上诉人的行为已构成行政侵权，原审法院判决予以维持是错误的，应以撤销。

    被上诉人龙川县人民政府答辩称，一、龙川县理顺办《关于组织选举水贝村民委员会的通知》是合法的。1、水贝村选举委员会从1999年8月18日成立起，宣传发动、选民登记、候选人产生、选举工作人员推选，直至1999年12月12日选举日的投票选举，整个选举程序的所有工作都是由村选举委员会主持下进行的，并未受到任何单位或组织的干扰。2、村选举委员会成员拒绝主持另行选举的行为违法。村选举委员会在1999年12月12日选举日未能选出村委会成员，此后，又拒绝主持另行选举，未能在10日内举行另行选举，严重违反省理顺办（1999）第3号、第6号文件的规定精神。3、龙川县理顺办《关于组织选举水贝村民委员会的通知》是合法的、正确的。由于水贝村选举委员会成员无正当理由拒绝主持另行选举，在此情况下，选举工作应如何进行，法律无具体的规定。为此，县理顺办向省、市理顺办请示，并按省、市理顺办的批示作出《关于组织选举水贝村民委员会的通知》，该通知与相关法律法规不相违背。二、水贝村委会是依法产生的。在1999年12月12日选举时，候选人中无一人当选，根据《广东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应在10日内进行另行选举，但村选举委员会成员无正当理由拒绝另行举行。在县、镇理顺办责令改正无效的情况下，县理顺办决定水贝村的另行选举于2000年1月18日举行。在省、市、县三级理顺办的现场监督下，水贝村由附城镇理顺办、村党支部、村选举委员会共同主持村委员会另行选举。根据《广东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另行选举候选人以得票多的当选，这次选举是合法有效的。对此，省民政厅粤民函（2000）51号复函也给予肯定。综上所述，黄建华等7人以县理顺办的行为违法，干涉水贝村委员会选举为由提起行政诉讼，原审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是正确的，请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被上诉人龙川县民政局答辩称，一、2000年1月18日水贝村民委员会的选举是合法的、有效的。第一，这次直接选举是差额选举，无记名投票；第二，选民总数1057人，共发出选票697张，符合法定人数；第三，正式候选人是直接选举产生的；第四，整个选举过程都严格依法进行；第五，当选票数计算方法和当选人得票数都是准确的。根据《广东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第二十四第、第二十五条规定“全体选民的过半数参加投票，选举有效，候选人获得参加投票的村民的过半数的选票，始得当选”。因此，这次选举是合法的、有效的。二、龙川县民政局没有剥夺上诉人的法律赋予的权利。上诉人在诉讼理由中提到有人贿选。县委、县政府派出由县组织部、县人大、县理顺办、镇理顺办各一人组成联合调查组，调查结果贿选查无实据。上诉人借故拖延水贝村民委员会的选举，违背省、市理顺办对龙川县理顺办《关于附城镇水贝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的请示》批示“要求水贝村民委员会在2000年1月15日前进行选举”精神。

    被上诉人龙川县附城镇人民政府答辩称，上诉人无故拖延另行选举的时间，并拒绝组织另行选举。经责令不肯改正的情况下，为确保水贝村村民委员会依法产生，附城镇理顺办和水贝管理区党支部根据省理顺办的批示，于2000年1月18日主持了选举大会，选举的各项具体工作都是由原选举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具体负责，整个选举程序符合《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的规定。

    各方当事人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黄建华、黄巧平、黄居运、黄志杰、黄志强、黄居悦、骆长？以龙川县人民政府、龙川县附城镇人民政府于2000年1月18日主持选举水贝村委员会的行为违法，龙川县民政局对此不作出无效选举的认定为由提起行政诉讼。其性质是村民选举委员会成员的政治权利是否被受到侵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的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本案被诉的行政行为未被排除于受案范围之外，原审法院予以受理是正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三条规定：“村民委员会的选举，由村民选举委员会主持。村民选举委员会成员由村民会议或者各村民小组推选产生。”选举村民委员会，依法应由村民选举委员会主持。上诉人黄建华、黄巧平、黄居运、黄志杰、黄志强、黄居悦、骆长？是在1999年8月18日由水贝村村民会议选举产生的水贝村村民选举委员会成员。水贝村村民选举委员会成立后，从宣传发动、选民登记、候选人产生、选举工作人员推选等整个选举工作都在上诉人黄建华等七人组成的原村民选举委员会主持下进行，并未受到任何单位或组织干扰。1999年12月12日选举日的投票选举结果，水贝村委会候选人中无一人得票超过半数以上，没有一人当选，无法组建成立新一届村民委员会。根据1999年1月1日起施行的《广东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当选人数不足三人，不能组成新一届村民委员会的，应当在十日内对不足的名额另行选举”。但上诉人黄建华等七人组成的原村民选举委员会认为村民委员会成员候选人中有人存在贿选、仿制选票等操纵选举的行为，不断向被上诉人龙川县人民政府、龙川县民政局、龙川县附城镇人民政府及省、市有关部门投诉，在法律法规规定的十日内不主持另行选举。县委、县政府针对上诉人的投诉已经组成联合调查组，调查结果认为贿选查无实据。上诉人不依法如期主持水贝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违反法律法规赋予的权利和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由于村民选举委员会无正当理由拒绝主持另行选举，选举工作应如何进行，国家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但1999年1月1日起施行的《广东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上一级人民政府责令改正，并对直接责任人给予纪律处分：（四）无正当理由拖延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 又根据《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第八条规定：“换届选举工作由经村民会议或者各村民小组推选的村民选举委员会主持，并接受县和乡级人民政府指导。”第二十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本实施办法由各级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订规划，全面开展村民自治活动".根据上述法律法规，对上诉人黄建华等七人原村民选举委员会成员无正当理由拖延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的行为，应接受龙川县人民政府和附城镇人民政府的指导及责令改正。因此，龙川县人民政府下属龙川县理顺农村基层管理体制工作领导小组2000年1月3日书面向省、市理顺办请示，省理顺办于1月5日批复：”要求水贝村选举委在2000年1月15日前进行选举；如选举委不按规定的时间主持选举，不履行职责，则由镇理顺办负责组织村民代表产生出来的选举工作人员进行选举“。2000年1月15日期限前，上诉人黄建华等七人组成的原村民选举委员会仍然不主持水贝村委会的选举工作。龙川县理顺农村基层管理体制工作领导小组根据当地实际情况，予以责令改正，作出《关于组织选举水贝村民委员会的通知》，确定2000年1月18日由附城镇理顺办和水贝村管理区党支部负责组织选举，按照1999年1月1日起施行的《广东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的程序选举产生水贝村民委员会，并以附城镇理顺办、水贝村管理区党支部和水贝村村民选举委员会名义公告选举结果。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选举联络人事任免工作委员会给河源市人大常委会选举委的《关于龙川县水贝村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中遇到的法律问题的答复》认为：”经与省人大法委、省民政厅研究，认为水贝村的村民选举问题，由于原《广东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未作规定，应作为特殊的个案处理。该村在省、市、县三级理顺办的现场监督下，由镇理顺办、村党支部和村民选举委员会共同主持村委会的另行选举，与相关法律法规不相违背。“因此，龙川县人民政府、附城镇人民政府组织的选举水贝村民委员会的行政行为，没有侵犯黄建华等七上诉人的政治权利，与当时的法律法规不相违背，本院应予支持。

    根据《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村委员会换届选举，民政部门负责日常工作。广东省理顺农村基层管理体制工作指导小组办公室制定的《村民委员会选举》规定，民政部门是负责农村基层政权和群众性自治组织建的政府职能部门，是负责村委会选举的行政执行机关，对村委会选举结果的法律认定工作由县（市、区）民政局负责。上诉人认为在2000年1月18日水贝村委会选举没有村民选举委员会参加，被上诉人龙川县民政局应认定选举无效。按照《村民委员会选举》规定：“认定整体选举是否合法有效，应从下面五个方面进行衡量：1、是否体现直接、差额、无记名原则；2、选民数和投票数是否准确；3、正式候选人是否依法产生；4、投票选举是否依照法定程序进行；5、当选票数计算方法是否正确，当选人得票数否准确”。经审查，水贝村委会这次直接选举是差额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选民总数1057人，共发出选票697张，符合法定人数；正式候选人系直接选举产生；选举全过程严格依法进行；当选票数计算方法和当选人得票数准确，符合《广东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第二十四条：“全体选民的过半数参加投票，选举有效。”和第二十五条：“村民委员会成员候选人或者其他选民获得参加投票的村民的过半数赞成票，始得当选。”的规定。广东省民政厅粤民函[2000]51号《关于龙川县水贝村村民投诉反映问题的复函》业已认定确这次选举合法有效。因此，被上诉人龙川县民政局作出《关于附城镇水贝村民选举委员会反映该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的答复》，认定这次选举有效，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应予支持。上诉人认为龙川县民政局对选举结果不予认定无效的行为违法，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赔偿经济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龙川县人民政府等三被上诉人依法履行法定职责，并没有侵犯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原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应当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篇8

关键词：宋代；古代商业；重农抑商；对外贸易；行会；市场垄断组织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2015）01-0086-03

一、文献综述

自秦帝国直至清王朝两千余年的封建君主专制政治体制基本贯彻重农抑商思想与政策，而宋代不仅没有抑制工商业，并且极力发展对外贸易，政策上给予了宽松自由的政治氛围，市场活动空前增强，商人地位明显提高。由商品经济发展而来的商业组织有了新的发展。关于宋代商业行会性质的争议较多，绝大部分学者认为，宋代行会具有欧州行会的性质，但有中国特点，如（1979）[1]、胡如雷（1979）[2]。持此观点的基本上是继承了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的研究成果。另一些学者认为，行会完全是另一性质的组织，不能将官府立的行与之相比，傅筑夫认为宋代的行是因官府而创立的，非工商业者自己的组织。本文延续加藤繁的观点，宋代的行会制度并不完备，关于行会所呈现出来的特点中，与官府的关系包括了其社会性管理的一面。漆侠在《宋代经济史》中论述了商业行的出现以及宋代行会职能，斯波义信在《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一书中也阐述到行会的职能。其中之一职能就是应付官府的科索，可见，宋代行会是在与官府与客商博弈中而延续发展的。

二、行会的起源

关于行会的起源，全汉升教授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述了其起源论。第一种是宗教团体说，行会最初是崇拜手工业商业等想象上的创始者的人的结合，祭祀活动加强行会之间团结，但并不是产生的根源；第二种是同乡团体说；第三种是政府不法说，是行会联合起来对抗政府的苛捐杂税的压迫；第四种是人口与事物之不均衡说；第五种是家族制度说。[3]无论是哪种论述，团体组织的出现雏形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对这种组织本身的需求有密切相关，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而追溯演变的原始面貌，与现代意义上的行会有着不同的概念，留下的必然是时代的烙印。古代的商人分成“行商”和“坐贾”两类，“行商”是从事商品贩运业，无固定店铺的商人，“坐贾”是拥有固定店铺的商人。从春秋战国的时期，一直处在封建割据状态下，在这种封建割据的状态下，打破疆域界限的商业买卖是怎样举行的，商业行会的组织便有其必要了。[4]在唐宋时代，同业商人组织，叫做“行”，而“行”这一个词，同时又指同业商店的街区而言。[5]相同工种的作坊、工匠，组成为一“行”。行的不断增加，说明了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密。[6]根据加藤繁教授研究，中国各城市同乡组织的兴起，基本上与异地贸易有关。[7]可见，同业之间的成为行，与现在我们所说的行业、同行，这种称谓由来已久。那么，行会也是与商业的发展息息相关，行会期初就是关于行组织的一种形式。

三、宋代行会的雏形

唐代工商业的作坊店铺也有各种名称，除多数称为“行”外，也有作坊、坊、肆等名称。到了北宋，早期的坊市制度解体，商店与铺号不再集中于政府指定的商业区，而是散布于全城各处。“行”不再是指官营集中市场内的一行列肆店，而是代表售卖同类商品的行业，同“行”商店可能零星分散城内各属。[8]宋代是把卖者买者定时集合，进行商品交易的场所――即定期市――称为行、市或者团的。[9]手工业各行都有同业行会的组织。“行”也叫“团”，因而一般称为团、行组织。[10]同手工业形成行会一样，城镇诸商业行铺也形成了商业行会。[11]宁波行会的存在可以上溯至宋代。当然，那时候是用行、团来称呼这种行业组织的，不过用语还显得不够明确，它有时指店铺，有时指在无正式协同关系下集中于同一街道上的同业或店铺群，有时就指行业公会。[12]宋代行的发展，与商人的两类中的“坐贾”势力的增强是离不开的。

行至宋代有空前的发展，差不多普遍到各地方去，从而种类也愈复杂。[13]宋代坐贾势力壮大，代替了汉唐以来客商独霸市场的局面，使中国古代的城市行会在宋代形成一种本地同业商人的市场垄断组织，宋代的同业人组织的法规中，是以政府法令的形式颁布实施的，不同于欧洲行会。严格来说，行会并非基尔特（Guild）制度，而欧洲的基尔特在中国清朝以前的历史上从来未曾出现。西方的基尔特是在无组织无秩序的状况下建立的组织与秩序，并非取代任何既存的组织与秩序。[14]而中国的行会表现为与官府的关系上，工商业者对官府承担着“行役”。宋代，同业商人组织的行应该接受官府的要求，筹办所需的用品，属于行的商人顺次担当供应需用品的任务。这任务称为行役。[15]唐以前，城市实行严格的坊市制度，政府的法令和禁文对市内的商业活动做出了许多的规定。宋代商业经济的繁荣与发展，打破了这种坊市制度，为行会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前提。行会制度的发挥，侧面上也行使了政府管制的职能。两宋的工商业组织是奉政府之命成立，执行政府的征课任务。[16]宋初，各行会都要供给本行品物与政府，政府虽给回若干价钱，但为数甚少，且运送费由行会自办，差不多成了一种赋税的样子。[17]

四、宋代行会

行会发展到了宋代，由于商业资本空前发达，已不能重复保持着旧时的纯粹形态，其性质之改变是必然之事了。究其原因，其一，手工业者因为资本的缺乏，往往受高利贷资本的压迫，因而改变其从前独立的状态，而成为商业资本的附庸。其二，商业资本特别抬头的结果，豪商巨贾们利用行会来压迫外来商人，勾结官府来减免“行用”。[18]

行会的分类：第一种是商业的行会，为同业商人所组织，偏重于货品的买卖。第二种是手工业的行会，为同行的手工业者所组织，偏重于工业品的制造。第三种是职业的行会，凡既不是纯粹商业，又不是以技术为主的手工业的行会都可归入此类。[19]宋代的行会以商业的行会为主。按惯例，行会的章程里盛行以下营业规则：第一，信用交易；第二，仓贮；第三，度量衡；第四，犯罪；第五，例外的交易。最后，大多数行会还经营义冢和寺庙，为社会的安定和慈善事业提供各种帮助。[20]

商业行会有以下几个重要职能：其一，统一商品价格。其二，为限制竞争，不许他人进入市场贸易。其三，应付官府的科索。[21]传统行会主要目的在于防止业内和业外的竞争，协调行业经济，维护同业利益。例如，关于宁波各种行会的会员资格，工商行业的行会向同一职业的人全部开放，同乡会馆则对所有同乡人开放。[22]加入行会的会员在遵守行会规则的同时，也能享受到行会所实施的“优惠”，但是对于不加入行会的商铺，则要受到行会会员的抵制。大约会员在这种团体内地位都是平等的，其上则举有首领，负责对内对外的一切任务。这在宋代多称为“行老”，与唐代之称为“行首”是相同的。对外向官府交涉本行的种种权利，[23]也包括与其他组织的交易。

行会的收益：行会的收益共有五种形式：（一）共有地或共有住宅的捐赠；（二）租赁收益；（三）银行利息；（四）罚金；（五）会费和赋课金。[24]

五、关于行会制度的现代启示

宋代行会的发展有自己的特点，是在与官府与客商博弈中而延续发展的。客观来讲，城市工商业的壮大，促进了行会的产生，也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工商业的发展。宋代的行会制度并不完备，关于行会所呈现出来的特点中，与官府的关系包括了其社会性管理的一面，政府通过行会统一管理并收取各项赋税，统治者为了自身利益的考虑，行会的存在与发展便有其可行性；另一方面，又有自身互助合作的性质。这样，行会组织成为了联系政府与商人之间的纽带。

现代意义上的行会虽然有别于宋代，行会制度也经历了其兴荣与衰退。近代商会的成立也是属于行会组织的一种形式，打破了原来的形态，实质上，追溯其历史根源，不无有其前后延续的关系，性质与功能亦有所转变。在现代经济生活背景下，尤其是市场化进程改革中，我国加入WTO以后，出现了诸多的国外贸易争端。国内的商业团体在这种压力下，如果能集合起来，形成行业的强大团体，在寻求政府支持与帮助的同时，共同解决诸如产品贸易进出口争端问题，有其行业组织特定意义与贡献。

参考文献：

[1].中国史纲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M].北京：三联书店，1979.

[3][4][13][17][18][19][23]全汉升.中国行会制度史[M].北京：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

[5][9][15]【日】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上）[M].北京：中华书局，2012.

[6][8][10][11][21]漆侠：宋代经济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9.

[7][12][20][22][24]【日】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14][16]赵冈，陈钟毅.中国经济制度史论[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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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称：Sino Foreign Management

主管单位：

主办单位：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中国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协会;北京中外企业管理培训中心

出版周期：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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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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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刊号：1002-6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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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刊时间：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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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苹果se电池耐用，苹果se电池容量是1642mAh，iPhoneSE外观与iPhone5s基本一致，搭载A9处理器，内置2GB运行内存，后置1200万像素摄像头。

iPhoneSE是美国苹果公司推出的一款4英寸智能手机，是基于iPhone5s的升级版本，也是名称首次不带数字的iPhone设备，于美国时间2016年3月21日在加州库比蒂诺总部正式。iPhoneSE搭载A9处理器，嵌入式M9运动协处理器，内置2GB运行内存，后置1200万像素摄像头，支持LivePhotos、VoLTE、4K视频录制等功能。美国时间2016年3月21日10点在美国加州库比蒂诺总部举行会正式。iPhoneSE于2016年3月24日开始接受预定，并于3月31日正式发售。首发有中国。

（来源：文章屋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