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王与沈元用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肃王与沈元用，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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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生，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昆仑堂》执行主编。论文多次在《中国书画》《美苑》等杂志发表。

孟津骨朽松侨死，

海内谁知所以然。

这是清初书法家陈奕禧(1648年－1709年，字子文，号香泉)题傅青主《惠昭塔碑》句，诗中流露出作者对清初书坛的悲观情绪。清初的书坛，一方面由于由明入清的王铎、傅山等人相继去世而出现真空，没有能够引领一时的巨擘。陈诗“海内谁知所以然”便是当时书界的真实写照。一方面则笼罩在晚明董其昌、王铎、傅山等名家的阴影下。特别是董其昌对清初书坛的影响至巨，当时名家如姜宸英(1628年－1699年，字西溟，号湛园)、陈奕禧、汪士鋐(1658年-1723年，字文升，号退谷)、何焯(1661年－1722年，字屺瞻，号义门)等皆取径董其昌。旋《初月楼论书随笔》说：“张司寇(张照，1691年-1745年)书名最煊赫，其笔力沈鸷，洵足追步香光，而气韵远不逮矣。姜湛园、何义门气韵与香光为近，而笔力又不足以副之。”可见当时书法的取法品评一是皆以董其昌为标准。这种风气的形成还另有一个原因，即康熙帝喜欢二王书，而于董香光又情有独钟，王士禛(1634年－1711年)《分甘馀话》“清朝状元多选书法优者”条曰：“本朝状元必选书法之优者。顺治中世祖皇帝喜欧阳询书，而壬辰状元邹忠倚、戊戌状元孙承恩皆法欧书者也。康熙以来，上喜二王书，而己未状元归元肃、壬戌状元蔡升元、庚辰状元汪绎皆法《黄庭经》《乐毅论》者也。惟戊辰进土中工二王体者，首推海宁查舁，以其族叔嗣韩兼习《五经》，拔置鼎甲，舁遂抑置二甲。”这里主要指应举考试时所作的小字正书，至于行书，如查异(1650年－1707年，字仲韦，号声山)便师法董其昌，并深得康熙帝的赏识。从王士稹的话中可见帝王个人的书法偏好对当时书坛风气影响之巨，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学董而成一时风气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但因此而致使个别偏师独出，不愿受董书羁缚，有复古创新意识的书家受到抑压，却也是此一风气的最大弊害。清初的笪重光便可谓是这一风气的最大“受害者”之一。

笪重光(1623年－1692年)，字在辛，号江上外史、郁冈扫叶道人、蟾光等，句容(今江苏镇江)人。顺治九年(1652年)进士(同科一甲三人中，状元邹忠倚即王士禛《分甘馀话》中所提到的“法欧书者”，探花沈荃在康熙朝因能写一笔董书而成为康熙帝师，备极荣宠)，旋自刑部郎中考选御史。顺治十二年(1655年)巡按江西，有直名，后因得罪权臣明珠，罢归，隐居茅山之麓，学导引，读丹书，潜心于道教。有《书筏》《画筌》二书传世。笪重光生活的时代，正是董书极盛之期，由于他在书法上并不随顺时流而能逸出于董书风气之外，并且过早地退出了政治舞台(中心)而隐居乡里，所以他的书法在当时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在当时及之后论及清初书家的书论中，都很少提到他，也很少将他和姜宸英、汪退谷、何焯诸家并提。一直要到了清代中期，他的同乡王文治(1730年－1802年，字禹卿，号梦楼)才对他的书法推崇备至，且推论其书不遗馀力，如云：“吾乡笪江上先生书格超妙，小字尤佳。盖先生自解组后，隐居句曲山中，读丹书、学导引、游神于尘滓之外，故所作书飘然有凌云之气。国朝善书之家如先生者未可数觏见也。”(《快雪堂题跋·笪江上尺牍》)又云：“国初善书之家如华亭沈绎堂、慈溪姜西溟皆能胎乳古人，摆脱时径。至于披露天真，俾字里行间飘飘然有凌云之意，则吾乡之笪江上先生所独也。”(《快雪堂题跋·笪江上书江冷阁集序》)，直欲置其书于沈绎堂(荃)、姜西溟(宸英)之上，而为清初书家之冠。这里虽然难免“于乡先辈不能无私”，但包世臣在其所撰《艺舟双楫·国朝书品》中将笪重光行书置“能品下”第三名，(在笪重光前者为神品、妙品上一人邓石如；妙品下二人刘墉小真书、姚鼐行草书；能品上七人释邱山真及行书、宋珏分及榜书、傅山草书、姜宸英行书、邓石如草书、刘墉榜书、黄乙生行榜书；能品下二十三人王铎草书、周亮工草书……)也可谓评价极高了。

关于笪重光书法之取径，王文治在《快雪堂题跋·笪江上尺牍》中有很详细的论述：“江上书上至章草下至苏米，靡所不习，恨不能确然指其得笔之渊源。然其游丝袅空、萧然自得之处，无所秉承不能独造也。一日偶临嵇叔夜《绝交书》，恍然大悟曰：此吾乡江上先生之书之所自出也。自此以后，凡见笪书无一点一画不了然其来处矣。赵鸥波云‘昔人得古刻数行，专心学之便可名世’真甘苦之言欤。”王文治此语虽然只是一己之推测，但他对笪书如此穷索苦究，应该也是能比较接近事实的。嵇叔夜《绝交书》今日虽不可见其真貌，但总之笪重光的书法取法魏晋应该也是可信的。笪重光书法魏晋，特别是嵇叔夜，正和他的性格相契，这是可以以他的诗为证的。其诗曰：“野水桥边旧业存，数间茅屋向乾坤。太平一半深山得，何必承明始是恩。”诗的意境和用典都出自七绝圣手王昌龄的《长信秋词》，表现出一种洒脱不羁的气质和归隐山林的志趣，是其人、其诗、其书完美合一的体现。所以王文治评其书“无纤毫尘滓气也”，正是其高出众人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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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再没有一个文人能比袁寒云更能贴近那段历史带来的人生悲欢。作为的儿子，随父亲历晚清的政治风云，又在辛亥之后目睹党争，更是作为洪宪帝制的亲历者，身经家国之变，深味人情冷暖。而他自己痴迷戏曲，倾情为之，也不失为借优孟衣冠演出自己的戏剧人生。

一、箕豆之悲，家国之痛：曹子建

袁寒云的人生也如曹植，以其父去世为界前后分为两种境况。从呼风唤雨的贵公子到兄弟阅墙，阅尽冷暖。

清末，贵为清廷重臣，寒云生于显贵之家，自然有最优渥的条件来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包括学习戏曲，可以与第一流的师友切磋，这自非一般票友所能及。在清末光宣之际即加入溥侗、王楞仙等贵胄文人和名伶组织的“言乐会”，并从三世家传供奉内廷的名笛师方秉忠习昆曲。宣统元年(190g)，肃王府召集前醇亲王府恩庆、恩荣班的昆弋演员成立了安庆班，其间寒云有了更多观摩一流演出的机会。民国四年(1915)，寒云邀请江南著名昆曲家赵子敬到北京担任“总统府统计局主事”，只是挂名领薪，实际上专门教寒云昆曲。到天津后又重金延请沈传芷、郭春山等大家学艺。寒云还结交曲界名士名伶，与孙菊仙、余振飞、汪笑侬、欧阳予倩、梅兰芳等过从，且与当时许多曲界名家同台。

寒云才高思奇，深得喜欢，曾盛传传位将传贤不传长。这让寒云的大哥袁克定衔恨于他。袁克定本是帝制的积极促成者，一心作着“太子梦”，甚而印制假《顺天时报》给，以掩饰外界的民怨沸腾。帝制之前，寒云常常与名士文酒诗会于北海，克定暗中派遣人窥探动静，得到寒云《分明》诗中“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呈给，作为寒云反对父亲的证据，致使寒云一度被囚禁于北海。

某一年除夕，寒云突然失声痛哭，称：“既不得于父兄，又不得于妻子，家庭骨肉之间，有难言之痛。”那种情如曹植父兄之间的微妙关系，手足间的陌路，高才却只能寄付于诗酒歌台的落寞，却是哭声中所不能尽道的。

梅兰芳排演《洛神》时，曾邀请寒云饰演曹植。在时人心中寒云正是绝佳人选。寒云却拒绝了。唐鲁孙称之为大是非前的清醒。如果出演曹植，将置父兄于何地?岂非再推袁氏亲众于口舌是非之下?

人生既如曹子建，又何必再粉墨登场?

二、天涯落拓，浮生若梦：建文帝

寒云最为人称道的是他出演的《千钟戮・八阳》。民国四年入京，集都下名角于江西会馆，演戏三天。“袁抱存……串唱《八阳》一幕，苍凉悲壮，高唱如云，大有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之况……唱至恨少个绿衣使鼓骂渔阳，声泪俱下，目眦为裂，坐客肃不闻声，愕顾左右，主张帝制者皆垂首有忸怩之色。”

寒云身感建文帝国破家亡的悲感，面对台下一群翻云覆雨之徒，正是“恨少个绿衣使鼓骂渔阳”，到“声泪俱下”，很难说是建文帝在哭还是寒云在骂了。

吴则虞称在贵州某偏僻地方的小庙里，看见建文帝及殉难诸臣像，寒云剧中与建文帝像竟一般无二。张伯驹也曾记寒云有一方王冰铁所刻印章，上面的寒云小像玉骨横秋，弱不胜衣，正是演建文帝时的样子。后来寒云戒鸦片之后，身体发胖，便不再适合演小生，改演丑角。彼时最擅长则为《审头刺汤》里的汤勤了。把汤勤的阴险刻毒翻演得入木三分，“回看龙虎英雄，门下厮养，有多少忘恩负义之事，不啻现身说法矣。”

失败后，当时的教育部教育司司长高步瀛提倡昆曲，组织“赏音会”、“消夏会”、“观摩会”等，寒云应邀与孙菊仙、溥侗同台演出。孙菊仙曾供奉清廷，溥侗是清皇室将军，寒云为前大总统并洪宪皇帝之子，历经时事沧桑而三人同台，别有一番感触，正是“洒泪非关何满子，吞声犹唱念家山。”

三、公子意气，养士三千：信陵君

寒云曾加入青帮。民国元年(1912)因家事与父忤逃到上海，拜青帮老大张善亨为师，名列青帮“大”字辈。青帮从康熙年间创立以来，按“洁净道德、文成佛法、能仁智慧、本来自性、圆明兴礼、大通悟学”排辈，当时上海“大”字辈的已很少了，叱咤上海滩的黄金荣、张啸林是“通”字辈，杜月笙只是“悟”字辈。寒云在青帮的地位可知，且已可以开影堂收徒弟。

寒云喜欢结交江湖豪士，他加入青帮，本不为财利，更多是他渴慕信陵君养士之风的文人意气的趋使。然而食客三千，终有一用。寒云这位信陵君倒是借重青帮演出过一出“好戏”。

一次寒云与陈德霖准备在新民大剧院演出《游园惊梦》，而大哥克定为防止“玷辱家风”找警察总监薛松坪出面阻止。而寒云则派青帮弟子把守剧院大门，警察硬是进不去。薛松坪只好亲自央告寒云。寒云笑着说：“明天还有一场，唱完之后，准不唱了。”这件事情本起于兄弟阋墙，一方动用军警，一方调动帮会，可见寒云结交青帮也有寻求自我保护的意味。

寒云去世后，据说只在笔筒里找到二十元钱，其葬礼全赖青帮操办。其场面近代以来无出其右。请有天津的僧道尼、北京广济寺和尚、雍和宫喇嘛念经，另有韵乐社乐队助兴。帮中四千多弟子前来送葬，另有千余自愿前来。从寒云住所两宣里到西沽墓地，沿途搭起许多祭棚，交通为之堵塞。

寒云以一介贵胄，千金散尽结交江湖人士，他演的信陵君又怎能说不像呢?

四、占了情场，弛了朝纲：唐明皇

寒云拿手的戏还有《小宴・惊变》，屡与名家合作。评者称其“丰神俊逸，情意温存，令人想见当年天宝风流”。也许是与“帝王”的某种因缘，寒云饰演帝王确有他的个人感悟在其中。

寒云不愿过问政治，而生活中风月无边，娶妾就像流水一样，前门进后门出，却很少长久的。他娶过十几个妾，而没有名份的女子又不知多少了。其壮岁猝死也与其放浪不羁有关。

但正如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故事一样，占了情场，却弛了朝纲。帝王家的情感本不比寻常百姓家，君王若是溺于情，则不免渔阳鼙鼓动地来。寒云溺于醇酒妇人，在他父亲眼里是恨铁不成钢，说他“就算当了皇帝也是陈后主、李后主之流”。洪宪帝制失败，有人评论说，没有像李世民一样的儿子，称帝又怎能不失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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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南北朝；迁徒经学家；贡献

南北朝时期虽战争频繁，局势紧张，但南北之间并非绝对阻隔，不相往来，其间各种原因、各种形式的迁徙现象时有发生。在诸多迁徙者中，经学家是其中较为特殊的一类，史传所载，既有由北入南的经学家，如《梁书》、《南史》两《儒林传》所载之崔灵恩、孙祥、蒋显、卢广、宋怀方等；又有由南入北的经学家，如萧齐时奔魏之王肃及南朝后期因侯景之乱、梁陈灭亡等原因人北的颜之推及其弟之仪、明克让、何妥、包恺、张冲、沈重等。同时，北魏在平定凉州、青齐的过程中，这些地区的一些经学家亦随之入魏，如北魏太武帝太延五年(439)，凉州平，经学家索敞、常爽人魏，为其培养人才甚众；献文帝皇兴三年(469)，慕容白曜平三齐，大部分羁留北方之青齐望族被徙至代，称为“平齐民”。大约孝文帝执政的太和中期，平齐民得以陆续还乡，其中富有才学者如刘芳、成淹、崔光、高闾等为北魏所用，刘芳尤以经学著名，号为“刘石经”，等等。

国家统一，交通便利，学术交流容易进行，迁徙的意义并不突出。一旦国家分裂，战争连绵，交流受阻，学术容易拘于地域，由迁徙而带来的学术交流因此显得尤为重要。南北朝时期，因南北之间的长期对峙，导致了南北学术风尚殊异。具体到经学，《隋书·儒林传序》论南北经学传习内容及范围之别云：“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笔者认为，《隋书》所论仅为南北经学之概况。实则，随着经学家的迁徙，南北经学之间的交流与碰撞逐渐增强，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南北之间的学术壁垒，促进了南北朝经学的逐渐融合。概言之，迁徙经学家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促进了南北朝经注传习范围之趋同

随着经学家的迁徙，南北朝经学在传习范围上渐呈趋同之势。这一趋势突出地表现在《春秋左传》的传习上。

《左传》南朝主要传习杜预注，北朝则传服虔注。崔灵恩人南促进了服虔注在南朝的进一步传播。崔氏之前，服注在南朝虽未绝迹，然传者甚少。崔氏北人，本习服注，人南后不改所习，故所讲服注“不为江东所行”。为适应南人风习，崔灵恩虽改说杜注，然其目的却在“申服以难杜”，只是变换了形式而已。为申服注，崔灵恩“遂著《左氏条义》以明之”。崔氏的作为引起了专精杜学的南朝经学家虞僧诞的不满，虞氏“因作《申杜难服》以答灵恩，世并传焉”。“世并传焉”意味着杜注一尊局面的终被打破。此后，南朝据贾、服难杜者当不在少数。《南史·儒林·王元规传》云：“自梁代诸儒相传为《左氏》学者，皆以贾逵、服虔之义难驳杜预，凡一百八十条。”张冲所撰《春秋义略》中有“异于杜氏七十余事”，服注的影响及对杜注的冲击由此可见。与此同时，执杜者如王元规则进一步深研杜注，为之“引证通析，使无复疑滞”。因此，服注在南朝较大范围内的传播对其《左传》学研究产生了双向影响：既促进了贾、服注在南朝的进一步流传，又促进了对杜注研究的深化与细化。而南朝服注的渐趋流行显然与迁徙经学家崔灵恩的传播密切相关。

北魏早期经学家张吾贵曾兼讲杜注，但因其好为诡说，致业不久传，影响不至很大。笔者认为，杜注《左传》在北朝的传播终至流行，亦当与迁徙经学家的输入有关。

有明确记载较早为北朝统治者传授杜注并在北朝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是贾思伯、思同兄弟。思伯授肃宗、思同授静帝以杜氏《春秋》。贾氏兄弟为齐郡益都人，《魏书》本传云“初，思伯与弟思同师事北海阴凤授业”，知其经学基础为少时奠定，故受时属刘宋的青齐地区经学风尚的影响而习杜注，虽人北朝，亦不改所习，努力向统治者输入所习南学范围之杜注《左传》。

贾氏兄弟给最高统治者讲授杜注《左传》，同样引发了北朝长期的服、杜之争。《魏书·贾思同传》云：“思同之侍讲也，国子博士辽西卫冀隆为服氏之学，上书难杜氏《春秋》六十三事。思同复驳冀隆乖错者十一条。互相是非，积成十卷。诏下国学集诸儒考之，事未竟而思同卒。卒后，魏郡姚文安、乐陵秦道静复述思同意。冀隆亦寻物故，浮阳刘休和又持冀隆说。至今未能裁正焉。”《北史，儒林-李崇祖传》云：“姚文安难服虔《左传解》七十七条，名日《驳妄》。崇祖申明服氏，名曰《释谬》。”由以上记载，知此争论持续时间之长、参与人数之多为当时儒林所罕见。争论的结果同样是各派著书立说，既促进了对服、杜注的深入研究，又促进了杜注在北朝的进一步流传。

由南北朝《左传》服、杜注的相互渗透可以看出，经学家的迁徙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南北朝长期形成的学术壁垒。但无论南朝还是北朝，在其固有的主流经学风尚最初受到冲击时，新学与旧学之间往往存在激烈论争，这说明双方仍拘于门户，尚不能贯综古今、融通南北。至北朝末年，南方经学家大量北迁，并将南朝经学习尚带到北朝，但这种大规模的冲击并未如此前一样在北朝士人中引起轩然大波，倒是北朝本土经学家房晖远、刘焯、刘炫等自觉接受南朝学尚，初步实现了南北经学的逐渐融合。换言之，南北朝经学融合态势的逐渐形成，是南北经学长期碰撞与交流的必然结果。

二、促进了南北朝经学注疏内容之交融

因经学宗主与治经风格不同，南北朝经学注疏也各有特色。经学家带有本土特色的经学注疏多在迁徙之前已经形成，一般不会因迁徙而发生质变(元善少至江南，受北朝经学影响较少，已南化，例外)，而会随迁徙以讲学、著述等形式传播、影响于异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相互间经注内容之交融。如由北人南的崔灵恩在南朝即拥有一个范围较大的接受群，《南史》本传云“灵恩聚徒讲授，听者常数百人”，“都下旧儒咸称重之。助教孔佥尤好其学”，陆诩“少习崔灵恩《三礼义宗》，知南朝不少学者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崔氏学说之影响。南朝经学家人北，与北方学者亦多所交流，如沈重受周武帝之请，于保定末至京师与诸儒讨论《五经》并校定钟律，又于太学开讲，听者常千余人，此类活动同样有利于促进南北经注内容之交流。

南北朝经注多已亡佚，现存于《十三经注疏》中的佚注又经纂修者改造，非其原貌，因此该时期经注之间相互影响的程度已很难确考。诸经之中，唯《礼记》注疏尚留线索，此举以为例。

南北朝《礼记》学虽同宗郑(玄)注，但在一些具体问题的阐释上也存有差异。简单说，南人重视义理，在宗郑的同时不废王肃之说；北人解经详实，在专尊郑注、重视文字训诂的同时又好引纬书等。崔灵恩《三礼义宗》之《礼记义宗》即带有较为典型的北学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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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崔氏带有浓厚北学特色的《礼记义宗》对南朝经学家皇侃的《礼记义疏》影响很大。《礼记正义》中有崔氏、皇氏同者多条，《正义》常用“皇侃用崔氏说”、“皇侃用崔灵恩义”等字样标出，这说明崔、皇之间存在明显的学术继承关系。崔氏生卒年不可考，然在《南史·儒林传》及《梁书·儒林传》中皇侃(488－545)皆列于崔灵恩之后，故其年辈当后于崔，其说承崔氏当无异议。又，唐修《五经正义》时，崔氏《义宗》与皇氏《义疏》尚存，孔颖达等距崔、皇年代较近，故其说当有依据。如此说成立，皇氏对崔氏成果的吸纳即意味着南学在一定程度上对北学的认同与吸收。

北朝治《礼记》最著者为熊安生，《礼记正义》除直接引熊氏说外，还多有熊氏与他人同解之处。统计《礼记正义》所引，其中有熊氏与明山宾、贺埸、沈重同者各一条，与庾蔚之、崔灵恩同者各三条，与皇侃同者十二条，孔颖达一般用“熊氏又解与明山宾同”、“庾氏及熊氏并云”、“熊氏、崔氏并云”、“皇氏、熊氏皆云”、“皇氏、熊氏等云”等句式标出。这意味着诸注疏内容当产生过互相影响。为弄清该问题，此将诸人前后影响之关系略考如下。

据《北史·儒林传》，熊安生“宣政元年，拜露门博士、下大夫，时年八十余。寻致仕，卒于家”。宣政元年为公元578年，则熊安生大约生于公元490－498年。庾蔚之生卒年不详，据《册府元龟》，其于宋孝武帝孝建(454－456)中为太常丞，下距熊氏生年尚有四十余年，则庾氏长于熊氏甚多；梁天监九年(510)贺埸卒，熊安生最多二十岁，是庾、贺在世时熊氏著作几乎不可能产生：天监十三年(514)崔灵恩归梁，安生年仅弱冠，崔氏在北朝当亦未见到熊氏著作；大通元年(527)明山宾卒，安生三十余岁，著作完成并传到南方的可能性也不大；大同十一年(545)皇侃卒时，熊安生五十岁左右。然皇侃一生未曾人北，其时南北交流尚少，故皇氏见到熊氏注本的可能性也很小。

通过考察，笔者认为，南朝以上诸家都不太可能见到或借鉴熊氏成果，产生诸本部分注解内容相同的最为可能的原因是，熊氏在北方见到了南人注疏并加以借鉴与吸收，从而完善了自己的著述。我们看到，诸儒之中，熊安生年寿较长，又值江陵平，南方士人北归，南朝书籍流人北方，故熊氏有机会吸纳南人成果，完善自己的著作。也就是说，代表了北朝《礼记》注疏最高成就的熊氏《义疏》在一定程度上是北学吸收南学的结果。他之所以有机会吸纳南人成果，亦与南方经学家人北有关。

与熊安生发生关系的经学家还有沈重。《北史，儒林传》云重“开皇三年卒，年八十四”，则沈重生卒年为公元500－583年，稍后于熊氏。沈重于江陵平后，曾入北讲经。熊、沈皆为南北硕学，年辈相当，二人之间当有交流。则熊氏与沈重解同之处，或为英雄相见，或为一方吸收另一方。无论哪种形式，就其实质来看，仍是经学家迁徙、南北交流增强的结果。

根据现存文献，虽然难以对南北朝经注之间相互影响的程度做出更多考察，然由史传记载及《礼记》例知，迁徙经学家确实促进了南北朝经注之间的互相借鉴与吸收，为隋唐经学融合态势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

三、促进了南北朝经注文本之交流

因南北经学宗主不同、风尚殊异，又长期阻隔、较少交流，致南北朝经注文本差别较大，文本的交流也因此显得尤为重要。这一特点在崔灵恩的《集注毛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今《毛诗正义》所存崔氏《集注毛诗》主要用来校勘文字、判断文字是非。崔氏《集注》与颜师古定本同者十九，孔颖达《正义》每“定本、《集注》”并提。崔氏《集注》与定本既大同小异，其相异之处尤其值得关注。如《毛诗正义》于《魏风·汾沮洳》小序“汾沮洳，刺俭也。其君俭以能勤”句释云：“其《集注序》云‘君子俭以能勤’。案：今定本及诸本序直云‘其君’，义亦得通。”旧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云：“此诗公路、公行、公族皆指大夫言，则《序》作‘君子’为是。”由此例可以看出，崔氏《集注》在保存旧本方面确有殊胜之处。究其原因，崔氏由北人南，得见南北诸本，故能博取慎择，择善而从。笔者认为，《集注》与定本及其他诸本不同者，可能是崔氏所见北学系统。而对这些相异之处，陆德明数称引之，可见崔氏带有北学色彩的《集注》在南朝传播较广。孔颖达则取其与定本同入《正义》，使其得以保存并进一步传播。由上例可以看出迁徙经学家为南北文本的交流与统一做出的具体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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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两晋；郊祀礼；祭祀

两晋郊祀礼在国家祭祀制度中是最高的礼仪。当时国家制定了比较完备的郊祀礼仪，并且在郊祀活动中加以实行。这种郊祀活动，作为对天、地神祇及其配祭神和从祀神的祭祀，是当时宗教理念的一种体现。因此，考察两晋的郊祀礼，对透视当时国家礼仪制度和宗教活动的特点，都是必要的。虽然前人对两晋的郊祀礼已经做了一些探讨，1但是，还留有可以继续研究的空间。本文拟对与两晋郊祀礼相关的问题作进一步的阐释，希望能够对两晋郊祀礼的探讨有所推动。

一、郊祀神祇的确定与祭坛的设置

（一）郊祀神祇的确定。两晋郊祀是国家重要的祭祀活动，因而，在郊祀礼中，很重要的就是需要确定要祭祀的神祇。实际上，从西周至曹魏，虽然郊祀的神祇有所改变，可是，郊祀神祇却明显分为三个类别，即郊祀的主神、配祭神和从祀神。

从两晋郊祀礼的主神规定来看，是与传统的神祇规定有联系的。当然，最直接的是受到曹魏国家郊祀礼对主神规定的影响。《三国志·魏书·文帝纪》：“（黄初）二年，春，正月，郊祀天、地、明堂。”显然，曹魏确定的郊祀主神有天、地。可是，曹魏国家并没有将祭祀的主神仅限于在南、北郊进行。《晋书·礼志上》：“（景初二年）祀圆丘以始祖帝舜配，号圆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祇，以武宣皇后配。”这就是说，曹魏国家将祭祀主神的地点分为圆丘、方泽、南郊、北郊四处。而祭祀的主神则称为皇皇帝天、皇皇后地、皇天之神、皇地之祇。曹魏国家对主神的这种规定，是在郑玄礼学理念影响下所创的一种的规定。而传统祭礼中对主神规定却与此有差别。《礼记·曲礼上》：“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这说明，从西周将郊祀礼规范化后，人格化的自然神—天、地便是祭祀的主神。由此来看，曹魏国家确定的祭祀主神是不符合传统规定的，也就是不符合汉儒对传统郊祀主神的认识。然而，曹魏国家对祭祀主神的规定，并没有完全摈弃传统的规定，而且，更直接地吸收东汉郊祀礼的神祇规定。实际上，曹魏国家确定郊祀主神，很多方面是受到东汉郊祀礼的影响。在汉代儒家理念中的周代郊祀主神，在秦、西汉受到很大的破坏。秦代是以四帝为主神；西汉主神多有变化，汉武帝时以“太一”为主神，至西汉后期主神也没有固定化。东汉时期，国家以儒家祭祀理念整顿南、北郊礼仪制度，随之也将郊祀的主神明确化。《续汉书·祭祀志上》载光武帝即位告祭文：“皇天上帝，后土神祇。”就是将天、地作为主神。曹魏国家南、北郊祭祀的主神为天、地正是吸收了东汉郊祀礼中对主神的规定。这就是说，曹魏国家对祭祀主神的规定，既有沿袭东汉制度的内容，也有新的规定。西晋禅代曹魏后，确定郊祀礼，自然要对曹魏国家祭祀主神的规定作出选择。

晋武帝于泰始二年，“并圆丘、方丘于南、北郊，二至之祀合于二郊。”1也就是说，西晋国家确定将主神的祭祀只在南郊和北郊进行。这是对曹魏国家祭祀主神的重要改变。既然晋武帝将对主神的祭祀做了调整，郊祀的主神也要随之变化。《晋书·武帝纪》：“（泰始二年）丁丑，郊祀宣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这说明，西晋的南郊祭祀的主神为天，也就是上帝。正因为西晋郊祀礼将主神规定为天、地，所以，郊祀所用乐歌《天郊飨神歌》和《地郊飨神歌》中，才明确将南郊称为“天郊”，将北郊称为“地郊”。由此可见，西晋国家对郊祀礼主神的规定，并不是完全继承了曹魏的制度，而是在将圆丘和方泽分别归并到南、北郊的基础上，对所祭主神加以调整，才最后确定的。因此，西晋对郊祀礼主神的规定，实际承袭的是东汉郊祀主神的规定。当然，西晋对郊祀主神的确定，一方面吸收了传统郊祀神祇理念，更多的则是受到王肃礼学思想的影响。因为王肃主张“圆丘之祭，即是南郊，南郊之祭，即是圆丘。”2西晋将祭祀主神与南、北郊联系在一起，不仅克服了曹魏对主神规定的混乱，更使主神的地位更为突出。东晋时期，国家的郊祀礼依然沿袭西晋。《晋书·礼志上》：“（太兴二年）三月辛卯，帝亲郊祀，飨配之礼一依武帝始郊故事。是时尚未立北坛，地祇众神共在天郊。”东晋郊祀礼中对主神的规定与西晋相同。

两晋郊祀礼中，对配祭神也有规定。在汉儒看来，举行郊天祭祀是需要以祖先配祭的。《礼

记·郊特牲》说：“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在郊祀时，以祖先配祭的意义就在于，可以象征主祭者与天神之间建立起虚构的血缘联系，这正是主祭者维护现实政治统治所需要的。所以，西晋国家确定郊祀礼时，也确定了配祭的神祇。《晋书·礼志上》： “（泰始二年）二月丁丑，郊祀宣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显然，晋武帝确定以其祖父宣皇帝司马懿作为郊祀天神的配祭，而将其父司马昭作为明堂祭祀的配祭神。这样，晋武帝就将他的祖父、父亲通过不同的祭祀，与主神联系起来。《太平御览》卷五二七引《晋起居注》：“大晋礼：天郊，当以宣皇帝配，地郊宣皇后配；明堂以景皇帝、文皇帝配。”这就是说，晋武帝对北郊的配祭神也做了规定。至东晋，郊祀“飨配之礼一依武帝始郊故事。”3实际是继续沿袭西晋的配祭神祇规定。

两晋的郊祀礼，还对从祀神祇做了规定。国家举行郊祀礼，需要祭祀从祀神，并不是在周代出现的，而是始见于西汉。但是，在西汉，国家郊祀礼对从祀神的规定是不明确的。东汉时期，郊祀礼中的从祀神规定成为定制。《续汉书·祭祀志上》：

（建武）二年二年正月，初制郊兆于雒阳城南七里，依鄗。采元始中故事。为圆坛八陛，中又为重坛，天地位其上，皆南乡，西上。其外坛上为五帝位。青帝位在甲寅之地，赤帝位在丙巳之地，黄帝位在丁未之地，白帝位在庚申之地，黑帝位在壬亥之地。其外为壝，重营皆紫，以像紫宫；有四通道以为门。日月在中营内南道，日在东，月在西，北斗在北道之西，皆别位，不在群神列中。八陛，陛五十八醊，合四百六十四醊。五帝陛郭，帝七十二醊，合三百六十醊。中营四门，门五十四神，合二百一十六神。外营四门，门百八神，合四百三十二神。皆背营内乡。中营四门，门封神四，外营四门，门封神四，合三十二神。凡千五百一十四神。

东汉国家对郊祀祭坛的这种设置，实际就将五帝神与天神和地系统的神，都作为了郊祀的从祀神，因而也就使郊祀包含了主神对从属神支配的宗教意义。

然而，在曹魏的郊祀礼中，从祀神的设置却没有沿袭东汉，已经将从祀神五帝排除了。西晋制定的郊祀礼，更将曹魏排除五帝神的做法进一步发展。《晋书·礼志上》：“时群臣又议，五帝即天地，王气时异，故殊其号，虽名有五，其实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五郊改五精之号，皆同称昊天上帝，各设一坐而已。地郊又除先后配祀。帝悉从之。”晋武帝采用的朝臣的建议，实际是本于王肃对郊祀神祇的看法。正如宋人马端临说：“以圜丘即郊，五帝同一天，王肃之说。武帝，肃外孙也。故祀礼从其说。”1这种郊祀礼中的从祀神祇的规定，一方面是要依据王肃的说法；但另一方面，则是试图按照《周礼》的说法，将郊祀神祇只规定为唯一的主神。《周礼·春官·宗伯》：“大宗伯之职……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周礼》的这些记载，实际是儒家理念的一种体现。就是说，作为现实的最高统治者，在郊祀中，只能祭祀主神—昊天上帝，这样，才能与地上最高统治者的地位取得一致。

实际上，五帝神并不是与郊祀主神同时出现的，而是在战国五行观念兴起后出现的神祇。《周礼·春官·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这说明，对五帝神是需要与主神天分开祭祀的。而在《礼记·月令》中，五帝只是迎时气所祭的神祇。至西汉时，五帝神开始成为上帝的从祀神祇。在东汉时，开始固定化，构成了郊祀礼中等级有序的神祇系统。这样，要在郊祀礼中，完全破坏这一从祀神的系统就是比较困难的。因此，西晋依据王肃说建立的郊祀从祀神，并不是要取消五帝神，只是将五帝神祇改换了名称，以此突出主神唯一的至上地位。正因为如此，西晋国家对郊祀礼中的从祀神的规定，很快也就改变了。《晋书·礼志上》：

（太康）十年十月，又诏曰：“《孝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而《周官》云‘祀天旅上帝’，又曰‘祀地旅四望’。望非地，则明堂上帝不得为天地。往者，众议除明堂五帝位，考之礼文不正。且《诗序》曰：‘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进以配天焉。宣帝以神武创业，既已配天，复以先帝配天，于义亦所不安。其复明堂及南郊五帝位。

这说明，由于晋武帝认为对明堂配祭神祇规定与礼制不合，所以，只有重新恢复五帝作为明堂配祭神的地位。因此，就必须使郊祀的从祀神祇改变，即恢复五帝神作为郊祀从祀神的地位。由此可见，西晋对郊祀从祀神祇的确定，经历了比较复杂的过程。实际郊祀礼中的从祀神五帝，是在调和王肃对郊祀主神及从祀神五帝认识的基础上设置的。

东晋定都建康，晋元帝承袭西晋的郊祀礼。《通典·礼二·郊天上》：“太常贺循定制度，多依汉及晋初仪注。三月辛卯，帝亲郊，祀飨如泰始故事。”但采取在南郊将主神天、地合祭的方式。晋成帝咸和八年，在设置北郊之后，又对南北郊从祀的神祇做了明确的规定。《晋书·礼志上》：

天郊则五帝之佐、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文昌、北斗、三台、司命、轩辕、后土、太一、天一、太微、勾陈、北极、雨师、雷电、司空、风伯、老人，凡六十二神也。地郊则五岳、四望、四海、四渎、五湖、五帝之佐、沂山、岳山、白山、霍山、医无闾山、蒋山、松江、会稽山、钱唐江、先农，凡四十四神也。

这说明，东晋国家对郊祀的从祀神规定：一是继承西晋郊祀的神祇规定，更进一步明确了五帝神作为主神昊天上帝的从祀神的地位。二是将从祀神祇的范围扩大。南郊的从祀神主要是天神系统的神祇。其中太一则是汉代出现的神祇。但从祀神祇中，也有地系统的神祇，诸如，后土。还有人鬼系统的神祇，诸如，轩辕。北郊从祀神主要为地系统的神祇。但是，“五帝之佐”则是天神系统的神祇；先农则是人鬼系统的神祇。显然，南郊、北郊的从祀神是复杂的。因为南郊主要应该以天神系统的神祇作为从祀神，可是，在郊祀礼中却将地、人鬼系统的神祇也纳入从祀神中。而北郊应该以地系统的神祇作为从祀神，但是，也有天神、人鬼系统的神祇。并且，为了使郊祀礼适应东晋皇帝对江南地区的统治的需要，在北郊的从祀神中，还将当地的蒋山、会稽山、松江、钱唐江都规定为从祀神。东晋国家这种规定表明，郊祀礼中的从祀神祇设置，主要是以儒家的宗教神祇理念为基础，可是，也并没有完全为儒家的祭祀理念所限制，设置了一些适应国家统治需要的神祇。可以说，东晋郊祀的从祀神的设置，并不是很规范的，因而表现出很明显的复杂性，实际东晋国家对郊祀从祀神的设置是为了更适应现实的统治。

综上可见，两晋郊祀神祇规定是在改造曹魏国家郊祀规定的基础上，重新加以规划的。从郊祀神祇的规定来看，主神的设置克服了曹魏所受郑玄说的影响，明确规定天、地为郊祀的主神。这种主神的规定，就使郊祀礼成为两晋国家最高等次的祭祀活动。配祭神则规定为晋武帝的祖父司马懿，并且，还将其父司马昭作为明堂礼中的配祭神。这样，郊祀礼与明堂礼相配合，也就使两晋国家最高统治者以配祭神为中介与郊祀的主神天构成了虚构的血缘关系。从祀神的确定过程是复杂的。从西晋太康十年，克服王肃说的影响，重新设置五帝作为从祀神开始，直到东晋咸和八年，在郊祀礼中以天神、地和人鬼系统的神祇作为从祀神，实际构建了一个众多的神祇系统。这个从祀神系统的形成，也就将郊祀包含的宗教意义进一步拓宽，希望通过举行郊祀将福佑的范围扩大，进而能够保证强化现实国家的统治力。

（二）郊祀祭坛的设置。两晋国家规定了郊祀礼中的神祇，当然还需要确定祭祀神祇的祭坛。实际上，西晋郊祀祭坛是在改造曹魏的基础上，才设置的。曹魏国家所设祭祀天、地的祭坛是比较复杂的。《续汉书·祭祀志中》刘昭注引魏氏缪袭议曰：“汉有《云翘》、《育命》之

舞，不知所出。旧以祀天，今可兼以《云翘》祀

圆丘，兼以《育命》祀方泽。”可见，曹魏国家设置了圆丘祭天、方泽祭地。当然，祭祀天、地还有南、北郊的设置。曹魏国家以南郊和圆丘祭天，以北郊、方泽祭地，实际这种祭坛的设置是有所依据的。《隋书·礼仪志一》：

秦人荡六籍以为煨烬，祭天之礼残缺，儒者各守其所见物而为之义焉。一云：祭天之数，终岁有九，祭地之数，一岁有二，圆丘、方泽，三年一行。若圆丘、方泽之年，祭天有九，祭地有二。若天不通圆丘之祭，终岁有八。地不通方泽之祭，终岁有一。此则郑学之所宗也。

可见，在郑玄看来，除了在南、北郊对天、地的祭祀之外，还需要增加在圆丘、方泽对天、地的祭祀。因此，曹魏国家设置圆丘和方泽，显然受到郑玄说的影响。可是，西晋国家在郊祀礼的规定上，摈弃了郑玄说，依据的是王肃说，所以，也就需要对曹魏祭祀天、地的祭坛进行改造。《晋书·礼志上》：“（泰始二年）有司又议奏，古者丘郊不异，宜并圆丘、方泽于南北郊，更修立坛兆，其二至之祀合于二郊。帝又从之，一如宣帝所用王肃议也。”很明显，晋武帝取消了圆丘和方泽，只在南、北郊设置祭坛。这正是依据王肃对郊祀的看法所做的改革。因为在王肃看来，“一天岁二祭，坛位唯一。圆丘之祭，即是南郊，南郊之祭，即是圆丘。日南至，于其上以祭天，春又一祭，以祈农事，谓之二祭，无别天也。”1晋武帝的改革，显然使郊祀祭坛的设置趋于简化，并且，成为国家郊祀祭坛设置的定制。

东晋郊祀祭坛的设置，仍然遵循西晋的规定。《晋书·礼志上》：

元帝渡江，太兴二年始议立郊祀仪。尚书令刁协、国子祭酒杜夷议，宜须旋都洛邑乃修之。司徒荀组据汉献许即便立郊，自宜于此修奉。骠骑王导、仆射荀嵩、太常华恒、中书侍郎庾亮皆同组议，事遂施行，立南郊于已地。其制度皆太常贺循所定，多依汉及晋初之仪。

可见，东晋依然要在首都建康附近设置郊祀祭坛。只是由于晋元帝在建康建都，制度都在草创之中，所以，南郊、北郊祭坛不是同时设置的。北郊祭坛直到晋成帝咸和八年，“于覆舟山南立之。”1两晋国家，在王肃郊祀理念影响下的南、北郊祭坛的设置，当然，对后世郊祀祭坛的设置产生明显的影响。因此，《宋书·礼志一》说：“晋武以丘郊不异，二至并南北之祀。互相即袭，以讫于今。”

由此可见，两晋国家郊祀祭坛的设置，是在改革曹魏国家祭祀天、地的祭坛基础上，确定了只设置南郊、北郊祭坛进行祭祀的制度。这种设置南、北郊祭坛制度的确定，不仅实现了王肃郊祀礼学说的理念，并且，也是向东汉郊祀祭坛设置的回归。南郊祭坛祭天、北郊祭天祭地的规定，简化了郊祀祭坛的设置，并且，也使阳、阴对称的祭坛设置更为明晰化，当然，这也就对后世郊祀祭坛的设置产生重大的影响。

二、郊祀礼仪的制定与实行

两晋国家对郊祀礼仪，特别是对郊祀常祀礼仪制定，是很重视的。郊祀的常祀具有完备的仪式，在西周就开始出现了，而且，这种传统的仪式对后世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两晋的郊祀礼仪，正是在承袭西周以来传统的郊祀仪式基础上，并加以改造才形成的。陈戍国先生考证：两晋郊祀的常祀仪式包括：散斋、致斋、夕牲、准备牲、醴、玄酒、璧、蒯席以及灌、三献、燔燎等仪节。2这些郊祀仪节都是比较古老的。从散斋、致斋来看，正如《礼记·祭统》说：“是故君子之齐也，专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齐七日以定之，致齐三日以齐之。定之之谓齐，齐者精明之至也。然后可以交於神明也。”实际就是参加郊祀者祭祀前的精神准备。夕牲仪节也称作展牲。郑玄引郑司农：“展，具也。具牲若今时选牲也。”3也就是这一仪节是在举行郊祀前对牺牲的选择。因为在传统的祭祀理念中，很重视选择牺牲，只有牺牲“博硕肥腯”，“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4郊祀大典的正式开始，是举行“灌”这一仪节。《宋书·礼志一》：“太祝令跪执匏陶，酒以灌地。皇帝再拜，兴。群臣皆再拜伏。”陈戍国先生认为，郊祀之有灌，即始于晋，与古礼不合。5因此，“酒以灌地”为郊祀仪节，应该是从西晋开始实行的。在郊祀仪节中，很重要的是“三献”。西周祭祀中的“三献”是围绕“尸”展开的，可是，由于自战国以来已经取消用“尸”的制度，6所以，晋代郊祀的“三献”仪节，当然也就与古礼不同。尽管如此，在两晋的“三献”仪节中，还是保留了传统郊祀礼中的一些做法。《宋书·礼志一》：

博士、太常引皇帝至南阶，脱舄升坛，诣罍盥。黄门侍郎洗爵，跪授皇帝。执樽郎授爵，酌秬鬯授皇帝。跪奠皇天神座前，再拜，兴。次诣大祖配天神座前，执爵跪奠，如皇天之礼。南面北向，一拜伏。太祝令各酌福酒，合置一爵中，跪进皇帝，再拜伏。饮福酒讫，博士、太常引帝从东阶下，还南阶。谒者引太常升坛，亚献。谒者又引光禄升坛，终献。

实际刘宋郊祀“三献”仪节是从两晋承袭来的。由此可以看出，“三献”仪节的实行，是以主祭者和助祭者为序，并围绕主神和配祭神展开的。由于献祭的对象是主神皇天和配祭神太祖，而三献的主祭者为皇帝，所以，这一仪节在郊祀仪式中所处的位置是非常重要的。“三献”仪节的完成也就象征地表示出，对主神和配祭神的最高敬意。郊祀礼的最后一个仪节是燔燎。《宋书·礼志一》：

博士跪曰：“祠事毕，就燎。”博士、太常引皇帝就燎位，当坛东阶，皇帝南向立。太祝令以案奉玉璧牲体爵酒黍饭诸馔物，登柴坛施设之。治礼举手曰：“可燎。”三人持火炬上。火发，太祝令等各下坛。坛东西各二十人，以炬投坛。火半柴倾，博士仰曰：“事毕。”皇帝出便坐，解严。

这种燔燎仪节也是沿袭传统的郊祀礼仪。《礼记·祭法》：“燔柴於泰坛，祭天也。”《周礼·春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可见，燔燎也可称为“燔柴”、“禋祀”。这一仪节在郊祀礼中是不可缺少的，只有“燔燎”之后，郊祀仪式才能结束。实际这一仪节是原始宗教理念的一种体现。因为原始宗教观念认为只有燔烧牲体，才可以使天神享受牺牲的馨香。

两晋国家不仅对南郊祭祀的礼节做了明确的规定，而且，对北郊祭祀的仪节也做了规定。《宋书·礼志一》：“北郊斋、夕牲、进熟，及乘舆百官到坛三献，悉如南郊之礼。唯事讫，太祝令牲玉馔物诣坎置牲上讫，又以一牲覆其上。治礼举手曰：‘可埋。’二十人俱时下土。填坎欲半，博士仰白：‘事毕。’帝出。”也就是说，北郊祭礼，只是将南郊的“燔燎”改为“瘗埋”。实际是以象征的方式表现对地神的敬意。

由此可见，两晋国家的郊祀仪节，大部分沿袭了古礼，还有的是以改变的方式承袭了古礼，郊祀各仪节的展开，与西周以来的郊祀仪式，具有明显的继承性。由于礼仪的大部分仪节都是沿袭古礼的做法，因而，这种仪式只是由原始宗教献祭方式转化而来的，所以，也就表现出比较明显的落后性。

此外，在两晋国家规定郊祀常祀礼之外，还有告祭的仪式。所谓告祭，就是因事对天、地的祭祀，与郊祀常祀的定期祭祀天、地是不同的。实际这是从郊祀的常祀衍伸出来的祭祀活动，自然祭祀的仪式要比常祀简单。从西晋的情况来看，泰始元年，晋武帝禅代曹魏，“冬十二月景寅，设坛于南郊，百僚在位及匈奴南单于四夷会者数万人，柴燎告类于上帝”。1由于是政权的更迭，晋武帝必须要进行告祭天神的仪式，因而，这种仪式还是比较隆重的。当然，西晋国家还对郊祀告祭的一些活动做了规定。中朝有大事，“告天地，先郊后庙。”2皇太子即皇帝位，“践阼之初，拜于南郊，告于天地，谒于祖庙，明皇储也。正体承重，岂复是过。”3为皇帝追加谥号，也要告祭。“告郊之后仍以告庙”。4至东晋时，国家将郊祀告祭的规定减少。例如，西晋为皇帝加谥号要告祭南郊，但“至江左其礼废。”5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两晋国家对郊祀仪式有明确的规定，但依然还有不完善之处，表现最明显的就是郊祀乐舞的制定。从传统的郊祀仪式展开来看，是必须要伴之以乐舞的。《周礼·春官宗伯·大司乐》：“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乃奏大蔟，歌应钟，舞咸池，以祭地。”这正是早期献祭方式的明显体现。所以，《礼记·祭统》说：“夫祭有三重焉。献之属莫重於祼，声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正说明了乐舞在祭祀活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郊祀活动进行时，表演乐舞不仅使祭祀活动充满肃穆的宗教氛围，并且，正如刘宋人荀万秋所言：“祭天地有乐者，为降神也。”6正因为如此，秦、汉时期的郊祀礼的举行都与相应的乐舞结合。例如，东汉国家郊祀乐舞的规定是很完善的。建武二年光武帝举行郊天祭祀，“凡乐奏《青阳》、《朱明》、《西皓》、《玄冥》，及《云翘》、

《育命》舞。”7而北郊祭祀“奏乐亦如南郊。”8

可是，曹魏郊祀却只有用乐、不见有用舞的记载，实际已经将乐与舞合而为一，所以也就不必单列舞的名称。西晋禅代曹魏，没有废弃曹魏国家郊祀的用乐制度。《晋书·乐志上》：“泰始二年，诏郊祀明堂礼乐权用魏仪，遵周室肇称殷礼之义，但改乐章而已，使傅玄为之词云。”显然，西晋郊祀礼所用乐只是曹魏的规定，只将乐章做了改动，重新填写了歌词。这些乐歌有：《祠天地五郊夕牲歌》、《祠天地五郊迎送神歌》、《飨天地五郊歌》、《天地郊明堂夕牲歌》、《天郊飨神歌》、《地郊飨神歌》。1当然，这些乐歌的演奏是要以舞相伴的。晋武帝也任用一些通晓音乐的官员对祭祀用乐做了一些改进。《通典·乐一》：

又令荀勖、张华、夏侯湛、成公绥等，各造郊庙诸乐歌词。九年，荀勖以杜夔所制律吕，校太乐、总章、鼓吹八音，与律吕乖错，依古尺作新律吕，以调声韵。律成，遂颁下太常，使太乐、总章、鼓吹、清商施用。荀勖遂典知乐事，启朝士解音者共掌之。

可是，晋武帝重点制作的是宗庙祭祀用乐，而不是郊祀祭祀用乐，因而，实际对郊祀用乐并没有明显的改动。这说明，西晋统治者对郊祀乐舞的编制是不重视的，只是维持郊祀乐舞的现状。这样，也就使郊祀礼的乐舞，在祭祀活动中开始淡化。

东晋建立，依然实行郊祀礼，当然，郊祀所用乐舞也要因袭西晋之制。可是，与西晋比较，对郊祀的乐舞就更不重视。《晋书·乐志上》：“太

元中，破苻坚，又获其乐工杨蜀等，闲习旧乐，于是四厢金石始备焉。乃使曹毗、王珣等增造宗庙歌诗，然郊祀遂不设乐。”可见，东晋孝武帝已经决定废除郊祀所用乐舞。这样，也就使郊祀礼缺少了重要的环节。东晋国家的这种做法的影响是重大的。刘宋时，就有人就对此质疑，认为“以乐祭天地，其来尚矣。今郊享阙乐，窃以为疑。”2以致直到刘宋元嘉二十二年，“南郊，始设登哥，诏御史中丞颜延之造歌诗。”3由此来看，虽然两晋为郊祀礼规定了比较完备的仪节，可是，由于对郊祀礼所用乐舞的不重视，东晋孝武帝甚至废弃郊祀所用乐舞，因而，不仅从整体上造成郊祀礼的不完备，而且，也影响了对所祭主神敬意的表达，因此，明显消弱了郊祀礼仪的影响。

还需要提及的是，两晋国家在郊祀礼的实行上，也是很不规范的。这可以从郊祀礼的定期常祀举行的情况中看出。所谓郊祀的定期祭，也称为常祀，就是定期在规定的时间祭祀天、地。《晋书·礼志上》：“（泰始二年）有司又议奏，古者丘郊不异，宜并圆丘、方丘于南北郊，更修立坛兆，其二至之祀合于二郊。帝又从之，一如宣帝所用王肃议也。”也就是说，要在夏至、冬至日举行郊祀活动。并且，宋明帝诏书说：“自晋以来，间年一郊，明堂同日。”4可是，两晋郊祀的实行情况却并不是如此。实际西晋皇帝举行郊祀的常祀是不多见的。《晋书》中记载，泰始二年，晋武帝“亲祠圆丘于南郊。”5太康三年，晋武帝“亲郊祀，皇太子、皇子悉侍祠。”6可见晋武帝时，举行郊祀的常祀只有两次。晋惠帝时，就从来没有举行过郊祀的常祀。晋愍帝时，“都长安，未及立郊庙而败。”7

东晋时，皇帝举行郊祀的常祀就更少。《晋书》记载，大兴二年，晋元帝“亲郊祀，飨配之礼一依武帝始郊故事。”8咸和八年，晋成帝“祀北郊，始以宣穆张皇后配地，魏氏故事，非晋旧也。”9建元元年，晋康帝“辛未南郊，辛巳北郊，帝皆亲奉。”10从建武元年晋元帝定都建康，至元熙二年刘裕禅代东晋，东晋立国一百零三年，但见之于文献记载的郊祀常祀只有三次。这些情况说明，两晋皇帝是不热衷于郊祀常祀的举行。所以，当时人就将一些灾异的出现与这种不经常举行郊祀联系起来。《宋书·五行志四》：“元康五年五月，颍川、淮南大水。六月，城阳、东莞大水，杀人。荆、扬、徐、兖、豫五州又大水。是时，帝即位已五载，犹未郊祀，烝尝亦多不身亲近。简宗庙、废祭祀之罚也。”因此，可以说，虽然两晋皇帝制定了郊祀礼，但是，他们对郊祀的常祀却很少能够定期的举行。

两晋国家郊祀活动出现这种状况，正是因为郊祀以天、地这种人格化自然神作为主神的宗教观念减弱的结果。除此之外，两晋皇帝更多注意的是对祖先的祭祀。西晋武帝“追尊宣帝庙曰高祖，景帝曰世宗，文帝曰太祖。”1泰始十年，晋武帝将宗庙“更改筑于宣阳门内，穷极壮丽”。2陈戍国先生考证：宗庙常祀礼仪仪节，与郊祀基本相同。3并且，西晋宗庙用乐，“改《昭武舞》曰《宣武舞》，《羽龠舞》曰《宣文舞》。咸宁元年，诏定祖宗之号，而庙乐乃停《宣武》、《宣文》二舞，而同用荀勖所使郭夏、宋识等所造《正德》、《大豫》二舞云”。4很显然，西晋宗庙制度确立后，祭祀所用乐舞都是重新编制的，足见晋武帝对宗庙祭祀的重视。东晋国家对宗庙祭祀用乐也非常重视，“太元中，破苻坚，又获其乐工杨蜀等，闲习旧乐，于是四厢金石始备焉。乃使曹毗、王珣等增造宗庙歌诗，然郊祀遂不设乐。”5显然，在用乐制度上，宗庙祭祀与郊祀差别十分明显。不仅如此，两晋国家还将对天地的告祭与祖先祭祀结合在一起。也就是“告天地，先郊后庙。”6而且，两晋国家对宗庙的祭祀的时间规定是明确的。《宋书·礼志四》：“祠部下十月三日殷祠，十二日烝祀。谨按禘祫之礼，三年一，五年再。”刘宋祭祀宗庙的规定，当承袭晋制。并且，宗庙祭祀的举行也是很频繁的。尤其在东晋时期更是如此。例如，太元元年十月，孝武帝“殷祠”。7“海西公泰和六年十月，殷祠。孝武皇帝宁康二年十月，殷祠。”8义熙元年，晋安帝“将殷祠”。9由此可见，虽然两晋国家将郊祀礼置于高过宗庙祭祀礼的位置上，但在实际祭祀上，却更重视宗庙祭祀，也就是对祖先的供奉。这正是两晋国家很少举行郊祀礼的重要原因。当然，由于佛教和道教在两晋影响力的增长，对冲淡郊祀活动也是不能不考虑的因素。

三、郊祀的主祭者与助祭者的限定

两晋国家的郊祀礼仪，基本上是按照传统的仪式构建的。虽然两晋时期，国家举行的郊祀的常祀次数很少，但是，实行礼仪活动则要遵从规定。并且，对参与郊祀活动者，也要根据社会地位加以规定。从参与郊祀礼仪者来看，可以分为主祭者与助祭者。

由于两晋郊祀在国家祭礼中，处于最高等次，因而，主祭者就必须是最高统治者皇帝。《晋书·司马彪传》：“泰始初，武帝亲祠南郊”。《晋书·顾和传》：“康帝即位，将祀南北郊”。说明在西晋、东晋，国家举行郊祀，皇帝是必须亲自参与的。正如《晋书·礼志上》说：“郊天极尊，惟一而已，故非天子不祀也。庶人以上，莫不蒸尝，嫡子居外，介子执事，未有不亲受命而可祭天者。”皇帝作为郊祀的主祭者，这是与传统的郊祀理念相关联的。因为自周代以来，作为现实的最高统治者的至上地位，必须要通过在郊祀的中担任主祭者体现出来。事实上，两晋国家为郊祀规定的仪节，是将主祭者与助祭者明显加以区别的。例如，献祭是郊祀的重要仪节，主祭的皇帝要亲自行一献礼。《宋书·礼志一》：“博士、太常引皇帝至南阶，脱舄升坛，诣罍盥。黄门侍郎洗爵，跪授皇帝。执樽郎授爵，酌秬鬯授皇帝。跪奠皇天神座前，再拜，兴。次诣大祖配天神座前，执爵跪奠，如皇天之礼。南面北向，一拜伏。太祝令各酌福酒，合置一爵中，跪进皇帝，再拜伏。饮福酒讫，博士、太常引帝从东阶下，还南阶。”可见，只有在主祭的皇帝行完一献礼之后，助祭的太常、光禄勋才可以分别行亚献礼和三献礼。献祭仪节做这样的规定，正是要突出主祭皇帝的特殊地位。

两晋郊祀不仅在仪式上使主祭的皇帝居于特殊的地位，并且，穿着的祭服与助祭者也是不同的。《通典·嘉礼二》：

后帝郊祀天地明堂宗庙，元会临轩，改服黑介帻，通天冠，平冕。冕，皂表，朱绿里，广七寸，长一尺二寸，加於通天冠上，前圆後方，垂白玉珠十二旒，以朱组为缨，无緌。王公卿助祭郊庙，冠平冕。王公八旒，卿七旒，组为缨，色如绶也。

显然，皇帝的祭服是最高等次的。当然，在举行郊祀斋戒和献祭仪节时，皇帝所着祭服有变化。《宋书·礼志一》：“（南郊）致斋之朝，御太极殿幄坐，著绛纱袍，黑介帻，通天金博山冠……上水一刻，御服龙衮，平天冠，升金根车，到坛东门外。”并且，前往参与郊祀与郊祀礼毕返回所着服装也不相同。《宋书·礼志五》：“南郊亲奉仪注，皇帝初著平天冠，火龙黼黻之服。还，变通天冠，绛纱袍。”这些情况说明，在郊祀礼仪展开的过程中，皇帝的祭服都是与助祭者不同的。

皇帝参与郊祀乘坐车辆的配置也是如此。《太平御览》卷五三七引傅玄《正都赋》：“建平禋祀，祈福上帝。天子乃反吉服，袭大裘。綖纽五采，平冕垂旒，质文彬彬，帝容孔修。列大驾于郊畛，升八通之灵垓，执镇圭而进苍璧，思致美乎上乾。”据此可见，西晋皇帝郊祀的卤簿为大驾。《宋书·礼志五》：“晋氏江左，大驾未立，故郊祀用法驾，宗庙以小驾。至于仪服，二驾不异。”说明东晋皇帝郊祀的卤簿改为法驾。尽管西晋、东晋皇帝郊祀的车辆配置有所不同，但是，都是参加郊祀的最高的等次的卤簿。

皇帝参加郊祀乘坐的车辆则为玉路。正如《宋书·礼志五》说：“至尊乘玉路。”这种玉路是最高等次的车辆。因此，《晋书·舆服志》说：“玉、金、象三路，各以其物饰车，因以为名。革者漆革，木者漆木。其制，玉路最尊，建太常，十有二旒，九仞委地，画日月升龙，以祀天。”两晋国家对皇帝郊祀卤簿和乘坐车辆的规定，都是要突出皇帝作为主祭者的特殊地位。

两晋国家郊祀需要有助祭者参加。《宋书·礼志五》：“公卿京兆尹众官悉坛东就位，太祝史牵牲入。”很显然，参见助祭的都是国家中央职官。但是，两晋国家对这些参加助祭的中央职官的品级是有限定的。《晋书·舆服志》：“平冕，王公、卿助祭于郊庙服之。王公八旒，卿七旒。”这里提到的助祭“王”为爵位，而“公、卿”则为职官。由于从西晋开始，已经实现官、爵一体化，所以，官、爵的品级是一致的。在《晋官品》中，王爵处于“超品”的位置，实际等次最高。“公”则为“八公”以及“位从公”者。《晋官品》：“第一品：公、诸位从公。”1“卿”则为九卿。《晋官品》中称作“诸卿尹”，为三品。2实际参加郊祀助祭官员，不只限于九卿。与“九卿”品级相同的三品职官也都可以作为郊祀的助祭者。例如，刘毅咸宁初，为“散骑常侍、博士祭酒。转司隶校尉”，就跟随晋武帝参郊祀。3散骑常侍郑默“及武帝出祀南郊，诏使默骖乘”。4显然，刘毅、郑默分别以司隶校尉、散骑常侍的身份参与郊祀活动。《晋官品》规定：司隶校尉、散骑常侍都为三品。5

两晋官阶实行了九品制，也就是将官员分为九品级。然而，两晋国家却不是使九品范围内的中央官员都可以参加郊祀助祭。《宋书·百官志下》：“给事黄门侍郎，四人。与侍中俱掌众事。郊庙临轩，则一人执麾。”刘宋职官承袭晋制，则给事黄门侍郎可以参与两晋国家的郊祀。《晋官品》：给事黄门侍郎为五品。6《宋书·自序》：“（沈邵）入为通直郎……时车驾祀南郊，特诏邵兼侍中负玺，代真官陪乘。”通直郎即通直散骑侍郎。实际使通直散骑侍郎可以参与郊祀，也是承袭两晋的规定。《晋官品》：散骑侍郎为五品。7而通直散骑侍郎品级与散骑侍郎品级相同，也为五品。宫崎市定认为，魏晋职官在五品以上为特权阶层，相当于古代的公卿大夫。8由此可见，两晋国家对参加郊祀助祭的官员在品级上的限定，正是要表明当时五品以上官员，在参与礼仪活动中，也是具有特权的。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郊祀礼举行时，从事具体礼仪活动的一些官员则没有严格的品级限制。《宋书·礼志一》：“上水一刻，御服龙衮，平天冠，升金根车，到坛东门外。博士、太常引入到黑攒。太祝令跪执匏陶，酒以灌地。皇帝再拜，兴。群臣皆再拜伏。”这里提到的博士为太常属官，《晋官品》规定为六品。9太祝令也为太常属官，文献中对其品级不见记载。但太祝令在东汉的秩级为六百石，1如果与东汉太祝令秩级比照，两晋太祝令品级则当为七品。可是，这些低于五品的官员，他们不属于助祭官员，只是郊祀活动中的担当具体礼仪事务者。他们与参与助祭官员的身份是不同的。

当然，两晋国家除了以爵位、职官的品级确定助祭者之外，与皇帝的血亲联系也是重要的依据。《晋书·武帝纪》：“太康三年正月，帝亲郊祀，皇太子、皇子悉侍祠。”很显然，晋武帝这样确定郊祀的助祭者，只是根据与皇帝有血亲联系的状况来决定，并不考虑他们的爵位、职官品级。这应该是晋代国家的一种特殊规定，因此，被视为“非前典”的做法。2可以说，这应该是皇帝要通过这样的规定来实现对皇亲的笼络。

综上所述，由于两晋的郊祀是国家最重要的祭祀活动，所以，对实行郊祀礼的主祭者与助祭者的确定是很重视的。郊祀的主祭者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皇帝，不仅是对郊祀传统的承袭，并且，也是要使郊祀礼的实行服务于国家现实统治的需要。皇帝作为主祭者在郊祀礼仪中是处于最显著的地位，这与皇帝在现实国家统治中所处的地位是一致的。因此，郊祀礼的实行，自然是维护皇帝统治在礼仪上的保证。两晋国家对助祭者的确定，是与魏晋以来国家实行以官本位为主导的统治体制相适应的。两晋国家将参加助祭者的爵位与职官的品级下限限定在五品级，正是因为五品以上的职官是具有特权的阶层。两晋国家做这样的限定，就使这一特权阶层的地位，在郊祀活动得到明确的体现，进而也就使他们在现实中所具有的特权在国家的礼仪活动中得到进一步的确认。

余论

两晋国家承袭传统的祭祀制度，仍然制定与实行郊祀礼仪。但是，郊祀礼仪祭祀的对象，主要是人格化的自然神—天、地。郊祀祭祀的这些主神，实际是原始宗教中的神祇。虽然祭祀这些神祇是以国家礼仪形式出现，但是，仍然不能够避免原始宗教理念的简单和粗糙。在两晋国家实行这种宗教活动时，传入中国的佛教与后起的道教都在社会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当然，对国家最高统治者皇帝也是如此。不仅如此，由于世家大族在社会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因而，对于先祖的追祭意识也就更为浓烈。因为世家大族势力的发展是以乡里的宗族组织为基础的。这种宗族组织的维持和发展，依靠的正是“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庙严”3的传统观念。而两晋帝室，实际也是大的宗族。它与社会上的世家大族具有很多的一致性。正因为如此，在皇帝的祭祀活动中，自然更要重视对祖先的尊奉。这些社会风气的形成，无疑要对国家郊祀礼的实行产生冲击。

然而，由于在传统的祭祀礼仪中，郊祀礼是居于首位的。两晋国家统治者对此是不能改变的。这样，郊祀礼的实行与皇帝的现实统治的结合所表现的象征意义也就更明显了。这就是说，对于两晋统治者来说，他们需要利用实行郊祀礼，证明他们统治的合法性。因此，皇帝即位的告天仪式是必须需要实行的。但是，对神祇信仰的多样化，又使他们不能不对郊祀礼的实行做一些变通，所以，在两晋也就出现了郊祀礼仪制定的规范化与郊祀礼的实行却是不规范的矛盾。当然，这种矛盾是难以克服的。因此，两晋国家制定与实行郊祀礼，更多的表现出的是，要以此象征他们最高统治具有合法的意义。而希望郊祀的主神可以福佑天下的宗教意识则明显减弱了，因而，郊祀礼的实行也就很难使祭祀的主神的至尊地位的宗教理念完全被认同。正因为如此，两晋的多元化情况的出现，当然，也就与两晋郊祀礼表现出的这种重要的特点是具有很大的关系。

篇6

摘要：文章结合古典文献中记载古代私人抄书的史料，详细探讨了先秦至清朝私人抄书活动演变之轨迹，认为古代私人抄书的发展脉络呈现多样化的特征，极大地推动了图书的流通发行，在古代图书出版事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华文化的传播。

中图分类号：G2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88（2016）12-0138-03

抄书是指以手工抄写图书资料的制作和复制行为，也是一种出版行为。通常情况下，古代抄书分为官府抄书和私人抄书，前者多为政府官员受命在征集图书、整理藏书过程中的抄书；后者往往出于自身知识需求，或因生存需要，或为爱好（藏书）等进行的抄书活动。1993年10月，在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村出土的战国中期楚墓竹简中甲、乙、丙三组《老子》抄本，是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老子》抄本。

1先秦时期

抄书行为始于先秦时期，与图书的产生、发展相生相伴[1]。《墨子・兼爱下》中记载：“书于竹帛，镂于金石。”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政治思想相对开放，出现了百花争鸣、文化繁荣的景象，私学与官学并存，抄书活动逐渐活跃起来，极大地提升了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播的速度。大量的士阶层著书立说，积极地推广、宣传各自的为学治世政治主张，著作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但编纂著作，只能依靠书写，抄写复制成为必然，在传递各自言论的同时，也利于图书的长期保存。史籍中关于抄书者的记载最早见于东晋，据东晋王嘉所著《拾遗记》卷四[2]载：“张仪、苏秦二人，同志好学，迭剪发而鬻之，以相养，或佣力写书。非圣人之言不读。遇见《坟》《典》，行途无所题记，以墨书掌及股里，夜还而写之，析竹为简。二人每假食于路，剥树皮编以为书帙，以盛天下之良书。”“佣力写书”即受雇于他人誊抄图书资料，张仪、苏秦曾经因为生活所困，不辞辛苦，充当佣书活动。“剥树皮编以为书帙”蕴含了古典目录学的思想，逐一校雠，分门别类加以排序。这段文字不但说明了张仪、苏秦二士的读书、做学问的态度，而且可知抄书者有史料记载最早的时间应在秦昭襄王、秦惠文王时期[3]。西周时期“官守学业，皆出于一”“故私门无著述文字”，因此造成了“学在官府”。抄书者的出现，打破了这一禁锢政策，私学被取代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2先秦两汉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全国，实行焚书坑儒、“挟书律”“禁私学”等一系列摧残文化事业的政策，造成大量图书资料在秦汉之际消失，新的学术著作鲜有问世，抄书者的境况随之滑入谷底。直到汉初，“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书”。汉惠帝于公元前191年废除“挟书律”，允许民间藏书和相关书籍的复制行为，于是，民间私人抄书盛行。私人抄书当首推河间献王刘德，他用精写本换取民间故旧本，抄书数量“与汉朝等”。另外，司马迁、梁子初、杨子林、王溥、李邰、班超、高君孟、盖晋、陈长次等人也相继抄了不少书籍。司马迁写成《史记》之后曾说：“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唐代司马贞《索隐》注：“言正本藏之书府，副本留京师也。”可见《史记》于正本之外，还另抄了一副本。梁子初、杨子林抄书的事迹见于东汉桓谭《新论》：“余同时佐郎官有梁子初、杨子林好学，所写万卷，至于白首。”

3魏晋南北朝

魏晋时期，抄书活动继续发展。据《后汉书・列女传》记载：魏时蔡琰（蔡邕之女）继承其父遗书4，000余卷，但因颠沛流离，丧失殆尽，后根据记忆抄写了400多篇。晋代私人抄书可考的有葛洪、纪瞻、范汪等。《晋书・葛洪传》称葛洪“少好学，家贫，躬自伐薪，以贸纸笔，夜辄写书诵习，遂以儒学知名”。《晋书・纪瞻传》称纪瞻“性静默，少交游，好读书，或手自抄写”。范汪，字玄平，十三岁丧母，家贫无资，“乃庐于园中，布衣蔬食，然薪写书”，最终博学多通。晋代抄书最为著名的例子当属“洛阳纸贵”的故事了。西晋左思的作品《三都赋》，初不为人所重，皇甫谧为其写了篇序言，张载、刘逵、卫权又先后为之作注，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抄，一时洛阳为之纸贵，这也说明当时抄家甚多[4]。《梁书・袁峻传》记载：“峻早孤，笃志好学，家贫无书，每从人假借，必皆抄写，自课日五十纸，纸数不登，则不休息。”《南史・王筠传自序》中记载：“余少好抄书，老而弥笃，虽遇见瞥观，皆即疏记，后重省览，欢兴弥深。习与性成，不觉笔倦。”

4隋唐

唐代私人抄书盛行。唐代著名史学家韦述“秘阁中见常侍柳冲先撰《姓族系录》二百卷，述于分课之外手自抄录，暮则怀归。如是周岁，写录皆毕。”《旧唐书・柳公绰传》中记载柳仲郢（柳公绰之子）“退公布卷，不舍昼夜。仲郢尝手抄六经，司马迁、班固、范晔史皆一抄，魏晋以来南北史再抄。手抄分门三十卷，号《柳氏自备》”。吴彩鸾是古代女子抄书的著名代表，据《列仙传》中记载：“彩鸾写《唐韵》，运笔如飞，日得一部，售之，获钱五缗。”《全唐文》卷八一六引李竣《慧山寺家山记》中记载：“贞元中，先丞相方肃公……退隐山寺僧房，犹孜孜勤经史，洎十年，手写书籍，前后约五百轴。”华良夫“从十岁读书，学为文章，手写之文，过于千卷。”许多著名文人的作品很多也是通过传抄才得以流传下来的，如白居易的《白氏文集》，就曾先后誊写五本，分寄五处，以便传诸后世。

5五代十国

五代十国可考的抄书者不少，且抄书动机各异。为自学而抄书的，如：南唐查文徽“幼好学，能自刻苦，手写经史书百卷。”备遗忘而抄书的，如：后蜀文谷“所撰《备忘小抄》十卷，杂抄子史一千余事，以备遗忘，世多传写之。”为聚书而抄书的，如：北汉王景绝“时时购四方书抄之，晚年集书数千卷。”吴越林鼎“性正而强记，能书欧、虞法，比及中年，夜读书每达曙。所聚图书悉由手抄，其残编蠹简亦手缀之，无所厌倦。”喜诗文而抄书的，如：博陵安平人崔“平生所著文章、碑诔、制诏甚多，人有借本传写者，则曰：‘有前贤，有来者，奚用此为！’”喜佛经而抄书的，如：棣州滴河人马裔孙“岁余枕藉黄卷中，见《华严》《楞严》，词理富赡，由是酷赏之，仍抄撮之，相形于歌咏，谓之《法喜集》。”喜史传而抄书的，如：魏州冠氏人杨官至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居家谢绝宾客，晚节稍通缙绅，延客门下。知史传有用，乃课吏传写。”为促进图书流通而抄书的，如：南唐北海人韩熙载是五代书画家，“性喜提奖后进，每见一文可采者，手自缮写，仍为播之声名。”

6宋元

宋代私人抄书，或为藏书聚书，或为读书治学，或为修史著书，或为练习书法，陶冶性情，当然也有为牟利而充当书手的。宋代藏书家可考者200余人，大多有抄书的经历。李行简，字易从，冯翊人，官至尚书刑部郎中，“聚书万卷，多其自录，人谓之书楼。”司马光68岁时还亲自抄书，“所抄自《国语》而下六卷，其目三百一十有二，小楷端重，无一笔不谨。”吕大防，字微仲，蓝田人，官至宰相，“常分其禄之半以录书，故所藏甚富”。刘仪风，字韶美，“得俸专以传书。书必三本，虽数百卷为一部者亦然”。李常，字公择，建昌人，“少读书庐山白石僧舍。既擢第，留所抄书九千卷，名舍曰李氏山房”。苏轼（坡）抄书，曾手抄过三遍《汉书》，据南宋陈鹄撰写的史料笔记《耆旧续闻》中记载：“东坡谪黄州，日课手钞《汉书》，自言读《汉书》凡三钞：初则一段事钞，三字为题；次则两字；今则一字。”可见宋人读书是很重视抄书的。赵明诚，字德甫，山东诸城人。其夫人李清照撰《〈金石录〉后序》中记载：“丞相居政府，亲旧或在馆阁，多有亡诗逸史、鲁壁汲冢所未见之书，遂尽力传写，浸觉有味，不能自已。”当时馆阁藏书多有散佚出来的，赵明诚凭借在馆阁任职的亲友的帮助，阅读了很多珍藏图书资料。叶梦得，字少蕴，江苏吴县（今苏州市吴中区和相城区）人，藏书家，手抄书籍不计其数。一年夏日晒书，晒了20余日方完，其《避暑录话》曰：“其间往往多余手自抄。”宋代抄本质量很高，不仅具有文献价值，有的还是不可多得的书法珍品。

元代抄书者文献可考的不多。许衡，字仲平，怀之河内人，“嗜学如饥渴，然遭乱世，且贫无书。尝从日者家见《书》疏义，因请寓宿，手抄归。”庄肃，字恭叔，号蓼塘，松龙镇人，“性嗜书，聚至八万卷，手抄经史子集，下至稗官小说，靡所不具”。

7明代

明代私人抄书者甚多，袁同礼在《明代私家藏书概略》中有言：“明人好抄书，颇重手抄本。藏书家均手自缮录，至老不厌。”如：孙道明，字明叔，华亭（今上海）人，元末明初藏书家，抄书数千卷，至老不辍。宋濂，字景濂，浦江人，文学家，少时家贫无书，“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刘崧，字子高，泰和人，“家贫力学，寒无炉火，手皲裂，而抄录不辍”。叶盛，字与中，昆山人，“服官数十年，未尝一日辍书，虽持节边徼，必携抄胥自随。每抄一书成，辄用官印识于卷端”。杨循吉，字君谦，吴县（今苏州市吴中区和相城区）人，藏书十万余卷，闻某处有异书，必千方百计购求缮写。陆深，字子渊，华亭（今上海）人，坚持抄书56年，晚年尤喜抄方书。严嵩，字惟中，分宜人，曾手抄宋元书籍2，613本。钱谷，字叔宝，吴县（今苏州市吴中区和相城区）人，“少孤贫。游文待诏门下，日取架上书读之。以其余功点染水墨，得沈氏之法。晚葺故庐，读书其中。闻有异书，虽病必强起，匍匐倩观，手自抄写，几于充栋”。其子钱功甫，“贫而好学，酷似其父，年八十余，隆冬病疡，映日抄书，薄暮不止。功甫殁，无子，其遗书皆散去。”范钦，字尧卿，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人，著名藏书家，曾从丰道生、王世贞等处抄录了不少异书。其从子范大澈“闻人有抄本，多方借之。长安旅中尝雇善书者誊写，多至二三十人”。赵琦美，字元度，常熟人，著名藏书家。传世《古今杂剧》242种，即为赵氏所抄，现藏国家图书馆。吴宽，字原博，江苏长洲（今苏州）人，所藏书多手抄，传世者亦多，如《吴沈诗草合卷》《孟子注疏》《尊前集》《裔夷谋夏录》《春明退朝录》《河东先生集》《石湖居士集》等。冯复京，字嗣宗，江苏常熟人，其子冯舒，字己苍，号默庵。冯氏一门有抄书家风，据各家书目可知者甚多。黄廷鉴《读知不足斋赐书图记》云：“吾乡冯己苍昆仲，闻寒山赵氏藏有宋椠本《玉台新咏》，未肯假人。尝于冬月挈其友舣舟支硎山下，于朔风飞雪中，挟纸笔，袖炊饼数枚入山，径造其庐。乃许出书传录，堕指呵冻，穷四昼夜之力，抄副本以归。”毛晋，原名凤苞，字子晋，虞山人，著名藏书家和出版家，雇用了很多书手，专事抄书，“晋藏宋本最多，其有世所罕见而藏诸他氏不能得者，则选善手以佳纸墨影抄之，与刊本无异，名曰影宋抄。于是一时好事家皆争仿效，以资鉴赏，而宋椠之无存者，赖以传之不朽。”明代抄书人有史可考者还有谢肇J、何大成、包柽芳、朱谋土韦、何乔新、文徵明、朱存理、阎起山、王履吉、陆师道、黄居中等。明人抄书不像宋人那样以常见书为主，而是精心挑选不易得到的所谓秘本、珍本、异本来抄写，且在书法上非常讲究。孙庆增在《藏书纪要》中说：“汲古阁影宋精抄，古今绝作。字画、纸张、乌丝、图章，追摹宋刻，为近世无有能继其作者。”很多宋元以前的书籍凭借明代影抄本得以保留原貌[5]。

8清代

清代民间私人抄书成风，如顾炎武，字宁人，号亭林，昆山人，著名思想家，一生抄书很多。他在《抄书自序》中说：“炎武之游四方十有八年，未尝干人，有贤主人以书相示者则留，或手抄，或募人抄之。”朱彝尊，字锡鬯，号竹坨，秀水人，官至翰林院检讨，著名学者和藏书家，抄书很多，计有《周易图说》《内外服制通释》《太平治迹统类前集》《崇文总目》《国史考异》《方泉集》《牟氏陵阳集》《圣宋文选》《吴都文粹》《山中白云词》等。他曾设计窃抄过钱曾的《读书敏求记》，最后竟发展到为抄书而丢官。吴翊凤，字伊仲，吴县人，著名藏书家，抄秘籍数百种，最后竟因疲劳过度导致一目失明。蒋衡，字湘帆，曾用12年时间抄写《十三经》，计80余万言，“以碑洞石经为式，购善本校正，用东洋纸，界乌丝栏书之”。梁同书，字元颖，钱塘人，曾用5年时间手抄《文选》16册，全书无一字草率者。倪模，字迂村，望江人，抄有《宣靖备史》《鄂国金陀粹编》《孙子》《刘宾客文集》《骑省集》《小畜集》，并在《宣靖备史》抄本之后附一书目，列书34种，欲待购求原本抄录。陈敬璋，字汝霖，海宁人，喜抄书，可日抄万字。钱熙祚，字雪枝，松江金山人，为编刻《守山阁丛书》，借抄文澜阁《四库全书》432卷。刘履芬，字彦清，江山人，喜藏书，“其不能得者，辄手自抄录，日课数十纸”。瞿世瑛，字良玉，钱塘人，以抄书为日课，且喜收藏抄本，有名人抄本792种，批校本475种，影宋元抄本30种。蒋汝藻，号乐庵，南浔人，手抄宋本100多卷。赵魏，字晋斋，仁和人，因家贫，曾抄秘书数千卷，换米度日。曹言纯，字种水，秀水人，坚持抄书长达30年。由于宋本毕竟有限，清代抄书也多以善本为底本，只好通过抄写特别是影抄来弥补这个缺憾[6]。

9余论

在印本书时代，抄书行为成为文化传播和书籍保存的主要工具，至唐初进入雕版印刷术时期，抄书行为失去了往日的辉煌，渐次衰微，但并没有销声匿迹，而是转化为爱好与兴趣，例如书法艺术。同时，许多的手抄本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例如珍本、善本，为文化典籍的保存与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宋原放，李白坚.中国出版史[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1：18.

[2]（东晋）王嘉.拾遗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1：78.

[3]徐栩.论中国古代“抄书人”的演变及其历史地位[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7）：103-106.

[4]吴永贵.中国出版史[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32-174.

[5]黄镇伟.中国编辑出版史[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123.

篇7

摘 要 肝为五脏之一，体阴而用阳，具有主疏泄、主藏血的作用。特别是主疏泄作用对人体各个系统的疾病的发生有着密切关系，肝之经脉与人体各部分也有密切联系，肝脏病变会影响个个系统的功能从而引起各个系统的疾病。下面就近10年来论述肝与各个系统疾病之间的关系的文章综述如下。

关键词 从肝论治 中医疗法 多系统 综述

doi:10.3969/j.issn.1007-614x.2011.11.007

泌尿生殖系统

功能障碍（ED）：林强【sup】［1］【/sup】等认为肝失疏泄是ED的主要病机之一，肝的气机阻滞，失其调畅通达之性，导致“肝气弱”而达不到“肝气至”，产生ED，其中情志不遂是导致肝郁的主因。同时从发病学理论上看，肝郁既是ED的发病原因，又是ED病后病理变化的结果,临床上ED患者的病因病机总结为“因郁致痿，因痿致郁”，两者相互影响，形成恶性循环，使病机越趋复杂，治疗越显困难。治疗上，以疏肝解郁为主，同时针对具体的病机进行辨证分型治疗：①肝气郁结型（51例）：患者的症状除ED外大多伴有忧虑、抑郁、胸闷、失眠、口干、口苦，舌红，苔黄，脉弦。以疏肝解郁为治则，予以自拟“疏肝振痿汤”，本方以柴胡疏肝散疏肝解郁、养血柔肝，然后再配合一些活血化瘀药物，如桃仁，佐以可镇静安神的龙骨、牡蛎、藿香、茴香等，对于兴奋功能衰退的性神经也可以加强疗效。②气结血瘀型（21例）：由于肝郁造成气结血瘀者，症见口苦，胸胁满闷，少腹刺痛，舌质紫暗，苔薄，脉涩。以疏肝通络为治则，予以自拟“通络振痿汤”，本方以血府逐瘀汤为主行气活血，配以元胡、川楝子、蜈蚣增强疏肝通络之力。③肝胆湿热型（29例）：烦躁易怒，且性器官易亢奋，但随即痿软，多见舌苔厚腻、面色潮红、口苦、心悸。以清泄肝火为治则，予以自拟“清肝振痿汤”，本方用龙胆泻肝汤清肝泻火，配以丹皮、钩藤以平肝潜阳，再以知母、黄柏清利肝胆湿热。④肝肾亏虚型（19例）：由于体弱多病或房劳过度，多手足无力且冰冷、腰酸、尿频、头晕目眩等。以调养肝肾为治则，自拟“调肝益肾振痿汤”，本方以六味地黄丸滋补肝肾，配以菟丝子、枸杞子、女贞子、巴戟天、仙灵脾等药物增强滋养肝肾之力。日1剂，分2次服。同时设立对照组，予以补肾壮阳中成药男宝胶囊，3粒，2次/日。结果：肝气郁结型总有效率为94.1%，气结血瘀型总有效率为85.7%，肝胆湿热型总有效率为89.6%，肝肾亏虚型总有效率为68.4%。治疗效果以肝气郁结型为好，肝肾亏虚型较差。治疗组与对照组相比较，两组总有效率经统计学处理差异具有显著性意义。

前列腺炎：罗文利【sup】［2］【/sup】根据“足厥阴肝经布两胁，抵少腹而络阴器”经络走向，认为慢性前列腺炎宜从肝论治，肝喜调达而主疏泄，情志抑郁或忿怒，致肝失疏泄，气机不畅，久而血瘀，造成肝经气血瘀闭，腹气不通，从而引起少腹及会坠胀不适或刺痛、舌质紫暗有瘀点、脉弦涩等气滞血瘀之症，治宜疏肝解郁，行气活血，方选疏肝活血汤化裁治之。瘀血与慢性前列腺炎密不可分。瘀血既是慢性前列腺炎的病理产物，又是慢性前列腺炎的致病因素之一，瘀血贯穿慢性前列腺炎过程的始终。分型治疗：①气滞血瘀型：治以疏肝解郁，行气活血，方选疏肝活血汤加减。②肝经湿热型：治以清肝利湿，方选龙胆泻肝汤加减。③寒滞肝脉型：治以暖肝散寒，活血通络，方选暖肝煎加减。治疗结果，在46例慢性前列腺炎患者中，治愈28例（60.9%），有效16例（34.8%），无效2例（4.3%），总有效率95.7%。

神经系统

偏头痛：柳素珍【sup】［3］【/sup】等认为肝为风木之脏，主藏血，性喜条达。如久病肝血不足，血虚生热，火动风生，风火上扰清窍，导致经脉阻滞，精血内痹，发为头痛，故在辨证、立法及用药上，多从肝入手。方用四物汤滋肝养血，加夏枯草、草决明、钩藤平熄肝风；延胡索与丹参活血通络止痛；细辛芳香通窍止痛，虽其气味辛散，但与补血养阴之四物汤同用，并无耗血损阴之弊；白芷伍钩藤以疏风宁静清空。诸药合用，可使阴血足，肝木滋，清阳升，经脉通，头痛自可消除。治疗56例显效38例，有效15例，无效3例，总有效率94.6%。

面肌痉挛：李少松【sup】［4］【/sup】 基于《内经》“诸风掉眩，皆属于肝”的理论，认为抽搐乃风动，而风动与肝的功能障碍密切相关。肝主筋，为风木之脏。不管是由于情志过极、思虑太过、患食膏粱厚味等因素，导致肝郁化火生风，痰热阻滞经络而动风所致的实风；还是由于久病体弱、中年以后肝肾渐亏，或长期从事文案工作（尤其长期在电脑前工作者），致使肝肾亏损，阴血内耗而致的虚风，均可导致筋脉不能自持，随风而动，出现面部抽搐之症，辨证分2型治疗。①肝阳化风型：多见于情志过极、思虑太过、悠食膏粱厚味等因素，导致肝郁化火生风，痰热阻滞经络而动风，主要表现为面部抽搐，部位可双侧面部游走，抽搐时间短，但发作频繁，情绪紧张、睡眠减少或饮用茶、咖啡等均可加重发作。伴有口苦咽干，便干溺赤，舌红、苔黄，脉弦。治宜疏肝解郁，平肝潜阳熄风，方用丹桅逍遥散加减。处方：牡丹皮、甘草、薄荷、桅子、半夏各10g，柴胡、当归、白芍、白术各15g，生龙骨、生牡蜘、炒酸枣仁各20g，黄连8g。②阴虚风动型：多见于久病体弱，或中年以后肝肾渐亏，致使肝肾亏损，阴血内耗，虚风内动。主要表现为面部抽搐，抽搐幅度小，发作后持续时间长，多在劳累后发作频繁，伴有神疲乏力，眩晕，心悸，健忘，舌红、苔薄白，或舌红、少苔，脉细数。治宜养阴熄风，濡养筋脉，方用大定风珠加减。处方：生地黄、五味子、麦冬、全蝎各10g，白芍24g，生龟板、生牡蛎、生鳌甲、炙甘草15g，天麻12g。每天1剂，水煎至300ml，分2次服。结果：治愈10例，显效8例，无效2例，总有效率为90%。

中风失语：程怀庆【sup】［5］【/sup】根据《灵枢・经脉》篇云：“肝是足厥阴之脉，起于大趾，从毛之际，循足跗上廉……抵小腹挟胃，属肝络胆，上贯膈，布胁肋，循喉咙之后，上入颃颡，连目系”。“其支者，从目系下颊里，环唇内”。认为中风病机虽为风、火、痰、瘀之说。但程氏认为其均可从肝失疏泄，气血升降逆乱解释。肝失疏泄，致气血升降逆乱严重，气血津液运行不循常道，或滞留（脑梗死）、或充溢（脑出血）于神明之腑，形成痰饮、瘀血、气滞。其闭塞络窍，故中风病起病急，且以神识昏蒙，半身不遂，偏身麻木，口眼歪斜，舌强语蹇或失语等为主要临床表现。痰、瘀、气滞皆可化火，故发病后2～3天渐有火象，这就是中风病患者痰、火、辨、滞等诸邪并至的道理。所以，治疗中风失语重在疏肝，使气血调畅。用此理论治疗中风失语取得较好疗效。

失眠：戴心发【sup】［6］【/sup】根据《素问・五脏生成论》曰：“故人卧，血归于肝，目受血而能视，足受血而能步，掌受血而能握，指受血而能摄。”王冰注曰：“肝藏血，心行之，人动则血运于诸经，人静则血归于肝脏。”等，认为睡眠的昼夜节律与肝有关系，睡眠节律性的调控，是通过肝藏血来完成的。肝通过“藏血”的生理功能来调节各脏腑组织器官血流量而起到对睡眠的调节作用。通过长期的临床实践，总结归纳为疏肝、清肝、养肝三法，治疗失眠取得较好疗效。

血管性痴呆：黄立武【sup】［7］【/sup】等肝脏在血管性痴呆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处于相当重要的地位，肝的生理功能失常是导致血管性痴呆的重要因素。肝血亏虚、肝阴不足，痰瘀阻窍，脑脉失养，灵机失用是血管性痴呆的基本病因病机之一。肝病致呆的具体机理是：①肝血亏虚，肝失藏血，脑血供应不足，或肝血不能化生肾精以上充脑髓而脑神失养；②肝阴血不足，脉络不充，可导致脉络涸涩，血行涩滞而产生瘀血，此外，阴虚阳亢，虚火内生亦可灼血成瘀，瘀血阻窍则脑髓失养；③肝失藏血和疏泄，致使血瘀、痰闭，气血运行不畅，而脑络闭阻，脑髓失养。脑髓不足，脑神失养，发为痴呆。针对上述机理，故对血管性痴呆可采用滋肝养血、活血通络、醒脑开窍法来治疗。根据以上认识，黄氏曾作了一次初步的实验研究，结果表明，采用养肝活血开窍中药复方具有明显改善血管性痴呆大鼠的学习记忆力、能正向调节痴呆大鼠海马区神经递质长时程增强的作用，提示养肝活血开窍法对血管性痴呆有治疗作用，说明血管性痴呆从肝论治是一条切实可行的新途径。

妇科疾病

经、带、胎、产等：付思平【sup】［8］【/sup】根据女子“以肝为先天”，中医妇科理论的依据,治疗妇科疾病从肝入手。①直接调肝法：肝脏本身的功能失常，直接用调肝法。适用于肝气郁结患者，郁结与疏散相对而言，郁者宜疏，结者宜散，代表方为逍遥散。②间接调肝法：由于肝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与其他脏腑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所以在治疗上应根据相关脏腑的性质、特点及肝脏的相互生克关系，进行综合分析，抓住主要矛盾又兼及次要矛盾，从而最终达到治疗肝经病变的目的。根据此理论治疗妇科疾病效果较好。

多囊卵巢综合征：张玉珍【sup】［9］【/sup】等根据多囊卵巢综合征的临床表现，认为本病属祖国医学“月经后期”、“经量过少”、“闭经”、“不孕”等范畴。以往的中医药学者多在“肾主生殖”理论指导下，根据病理形态学特征为双侧卵巢增大、卵巢包膜增厚色白、无成熟卵泡及一些患者存在体胖等特点，从肾虚痰湿论治，也取得了一定疗效。张玉珍教授从事不孕症研究多年，经过长期的临床观察和感悟认为青春期多囊卵巢综合征除与肾虚痰湿有关外，不可忽视肝在多囊卵巢综合征发病中的作用。张玉珍教授认为，青春期（16～19岁）患者在多囊卵巢综合征中占有相当比例；青春期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发生与肝郁、肝火或肝火夹湿关系密切；以疏肝泻火为原则，辅以清利湿热为主， 经过多年的临证揣悟，总结出临床治疗青春期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加减龙胆泻肝汤。该方由龙胆草、黄芩、山栀、泽泻、车前子、当归、生地、柴胡、丹皮、夏枯草等药物组成。方中龙胆草大苦大寒，能上清肝经实火，兼可下泻肝胆湿热；黄芩、栀子、夏枯草三药苦寒，归肝胆三焦经，清热泻火；柴胡既可疏肝，又可引诸药直达病所；泽泻、车前子淡渗利湿，则湿热、实火从小便而去；当归、生地养阴补血，使肝有所藏。诸药相合，肝火得清，肝气得疏，肝体得补，肝气畅达血脉流通，经调子嗣。治疗青春期多囊卵巢综合征疗效显效。

消化系统

胃痛：王远芳【sup】［10］【/sup】根据《素问・至真要大论》云：“木郁发之，民病胃脘当心而痛”。《沈氏尊生书》：“胃痛，邪干于胃脘痛也……惟肝气相乘为尤甚，以木性暴，且正克也。”《血证论》：“木之性主于疏泄，食气入胃，全赖肝木之气以疏泄之而水谷乃化，设肝之清阳不升，则不能疏泄水谷，渗泄中满之症在所难免。”认为肝木相乘乃胃痛发生的主要病机。治以疏肝和胃为大法，顺应胃腑喜润恶躁、其气以通降下行为顺的特性辨证施治。在气者，为肝胃气滞，喜用柴胡疏肝散加减；及血者，乃肝郁血瘀，善用失笑散、金铃子散合方；化火者，系肝火犯胃，用景岳化肝煎合左金丸加味；伤阴者，肝胃阴亏证多见，用一贯煎、益胃汤化裁，再辅以调情志，节饮食，适寒温，获效甚佳。

小儿绿脓样便泄泻：孙华山【sup】［11］【/sup】认为 泄泻一证，标在胃肠，其本多样，就小儿绿脓便泄泻而言，其本应责于肝胆。幼儿为稚阴稚阳、纯阳之体，生长发育迅速，气血旺盛，如草木逢春，而肝应春时，以行春令，肝气升腾。肝主疏泄，亦主藏血，为气血运行之枢纽。肝气正常，气血畅通，五脏安和。若肝失疏泄，升发太过，气血逆乱，脏器乃伤。幼儿时期，肝气本旺，易疏泄太过，引动肝风，如高热惊厥、痉挛抽搐、暴咳呕哕、泄泻等。若肝风客于肠道，受盛传导失职，清浊下注，泄泻病生。肝色主青，青绿本一，自可见绿脓色黏液样粪便。治以疏泄肝风，平抑肝胆，固涩肠道。若他法治之，如淡渗则无湿可利；升提会引风邪上扰；清凉有伐脾胃之忌；燥脾温肾则不相及；一味固涩必会骤增胀满，甚则抽搐惊厥。临床上应辨证求因，因在肝胆，应从肝论治。药选天麻、防风、藁本、葛根、白芍等以疏泄肝风；煅石决明、醋炒槐花、黄连等平抑肝胆；鸡内金、赤石脂、禹余粮等兼以固涩，病本以除，泄泻自可痊愈。应注意药量依证而设，中病即止不可过之。用此法治疗200例有效率100%。

呼吸系统

哮喘：张天嵩【sup】［12］【/sup】等认为现代医学所说的心理因素诱发的哮喘，多与祖国医学肝的功能失调所造成的哮喘颇为相似。盖肝主疏泄，性喜条达，若忧思郁怒等精神刺激均可致肝失条达，气机不畅，机体水谷精微、津液的升降出入运动迟缓，从而湿聚成痰，如王孟英所言：“怒木直升，枢机窒塞，水饮入胃，凝结为痰”，痰阻气道，发为哮喘。肝主左升，肺主右降，共同调节气机升降出入运动，若“左升太过，右降无权”则为哮喘。气滞则血行不畅，血瘀阻肺，成为哮喘加重因素；肝郁日久化火，循经上扰犯肺；下灼伤肝肾之阴，致肝阳上亢逆肺等均可致哮喘。临床上，宜治肝为主，采用疏肝、清肝、养肝等法配合宣肺、肃肺、敛肺、平喘等治肺法，并给予必要的心理疗法，可获良效。吴银根【sup】［13］【/sup】认为哮证其标在肺，其本在脾肾，而其制在肝。临床上，哮喘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来去迅速，呈明显的发作性，这符合风“善行而数变”的特性。五脏之中，惟有肝木与风气相通，肝主气机，又主一身之筋脉，肝气横逆，经脉劲急，若逆而上行，引动“膈上宿痰”，痰气交阻，可导致哮喘发作；当肝木平，内风熄，肝脏重司疏畅条达之职时，则哮喘发作停止。此论一出，令入耳目一新。临证之时，在辨证处方的基础上常加入僵蚕、蜈蚣、全蝎、土鳖虫、地龙等虫类药物，取其走肝经，平肝木，入络搜风，从而缓解筋脉的拘急。上述药物效专力宏，然毒性较大，使用时，必须严格掌握剂量以防中毒，吴教授的临床常用药剂量为蜈蚣2条，全蝎、土鳖虫3g，僵蚕、地龙6～10g，对某些反复发作的顽固性哮喘，常可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咳嗽：傅坤生【sup】［14］【/sup】根据《灵枢・经络》篇谓“：肝足厥阴之脉……其支者，复从肝别，贯膈，上注肺。”认为肝与肺在生理功能和病理表现上都会相互影响。从生理上来说，肺位居上焦，为阳中之阴脏，其气主肃降；肝位于中焦，为阴中之阳脏，其气升发。肝气的疏泄正常依赖于肺气的肃降；同时肺气的肃降正常也有助于肝气的疏泄。肝为刚脏，体阴用阳，肝主升发，肺主肃降，是其正常的生理功能，倘若升降失调，气机逆乱，气血受其干扰，津液疏布受其影响，必致咳嗽，肝的生理功能失常，如肝经郁火，上熏于肺；肝火旺盛，木火刑金；肝阴亏虚，肝阳上亢；肝气郁结等均会导致肺气失宣，进而出现咳嗽等症状。相反，肺失肃降，热邪内盛，亦可影响肝的疏泄，致肝失条达，疏泄不利，则在咳嗽的同时会出现胸胁胀满等症。若邪入肺经，肺经经气不利，则影响肝的气血运行，邪亦可由肺经传至肝经，或邪入肝经，肝气郁结，均可导致肝失疏泄，肺失宣肃，肺气上逆而致咳。根据肺与肝的密切关系，对于久咳的病人，不见咳止咳，在辨证的基础上采用养肝、疏肝、柔肝、泻肝等方法进行治疗，常能取得较为理想的疗效。

心绞痛

心肝两脏五行上相互影响肝属木，木能生火，故肝为母脏；心属火，火由木生，故心为子脏。若肝病及心，即是母病及子；若心病及肝，即是子病及母。临床上常见情绪因素导致肝失疏泄而诱发心绞痛发作，即为母病及子。心藏神，肝藏魂，心肝两脏相互协调，共同调节情志活动。反之，情志活动失常亦可影响心肝两脏而致病。《杂病源流犀浊心病源流》说：“七情之由作心痛”，“七情除喜之气能散外，余皆足令心气郁结而为痛也”，说明内伤七情可以引起胸痹心痛。郑献敏【sup】［15］【/sup】用柴胡疏肝散重用芍药治疗自发性心绞痛30例（柴胡8g，赤芍60g，白芍20g，川芎10g，木香8g，枳壳10g，甘草6g）。对照组口服消心痛片5mg，每日3次。观察15天后，结果：两组心绞痛与心电图的总有效率比较差异均有显著性（P

肥 胖

元鲁光【sup】［16］【/sup】等根据《读医随笔》指出：凡脏腑十二经之气化，皆必藉肝之气化以鼓舞之，始能调畅而不病。若肝调畅气机的功能失调，就会出现气滞现象，引起水湿气化不利，产生痰湿，形成肥胖。认为肝之疏泄是脾胃气机调畅的重要条件，即木得土而达。若肝失条达，不但不能资助脾胃运化，反过于亢奋而横犯脾土，即木旺乘土，使脾胃运化功能失常，水液停留，遂化湿生痰而为病。肝失调达，也能因生发不足，即木不疏土，使脾胃之气升降无度，健运失常，水谷不化，水湿停聚生痰生湿，痰湿流注肌肤形成肥胖。肾为先天之本，主藏精，内寄元阴、元阳。肝与肾二者同属下焦，肝藏血，肾藏精，精血同源。肾精不足可导致肝阴不足，同样肝阴不足亦可引起肾精亏虚，肝火旺亦可以下劫肾阴，呈现肾阴不足，久病阴亏及阳，肾阳虚脾阳亦不足，蒸化水谷障碍，水谷不能化生精微而成痰浊。另肾阴阳两亏，肾主水功能障碍，膀胱气化失职，水液代谢失常，水液积聚，痰浊水湿留溢肌肤亦可发为肥胖。结合临床实际情况，将肥胖分为肝郁气滞、肝火旺盛、肝脾不调、肝肾阴虚4型。分别用柴胡疏肝散、龙胆泻肝汤、逍遥散加减、一贯煎和六味地黄丸加减，取得满意疗效。

结 语

肝脏生理病理与各系统有着密切的联系，肝经病变会影响到各个系统，对于各系统的疑难病症应想到肝经病变，从肝论治，从文献上看很多系统的疑难疾病都有从肝论治的报道，并取得了较好的疗效。但报道的量少，缺乏完善的系统的理论论述。今后应从肝脏与各系统疾病之间的病机方面进行研究。

参考文献

1 林强,韩崇伟.从肝论治功能障碍120例疗效观察.中国男科学杂志［J］,2008,22（1）:51-53.

2 罗文利.从肝论治慢性前列腺炎46例.中医杂志［J］,2007,48（1）:58.

3 柳素珍,张银展,鲍丽霞.偏头痛从肝论治56例.河南中医［J］,1999,19（2）:40-41.

4 李少松.从肝论治面肌抽搐20例.新中医［J］,2008,40（1）:68.

5 程怀庆.从肝论治中风失语理论与临床.中医药学报［J］,1997,5:4-5.

6 戴心发.失眠从肝论治的体会.四川中医［J］,2008,26（2）:30-31.

7 黄立武,李忠,冯军.血管性痴呆从肝论治初探.广西中医学院报［J］,2003,6（3）:5-7.

8 付思平.从肝论治妇科病临床体会.四川中医［J］,2008,26（1）:22-23.

9 桑霞,张玉珍.青春期多囊卵巢综合征从肝论治体会.湖南中医杂志［J］,2008,24（1）:51-52.

10 孙秋凌,周鸣声,吴惠兰,等.从肝论治胃痛经验.湖北中医杂志［J］,2008,30（1）:30.

11 孙华山.从肝论治小儿绿脓样便泄泻200例.中医儿科杂志［J］,2008,4（1）:34-35.

12 张天嵩,韩镭.哮喘从肝论治体会.河南中医［J］,1999,19（1）:24.

13 倪伟.吴银根教授治疗哮喘经验点滴.江苏中医［J］,2001,22（3）:9.

14 胡子毅,叶菁,胡亮明.小议久咳从肝论治.实用中西医结合临床,2007,7（1）:81-82.

篇8

奈何帝

南陈偏安江南一隅，国力衰弱，相形之下，北方的隋朝，新兴伊始，士气正旺，对江南虎视眈眈。面对此情此景，后主陈叔宝不是想办法挽回陈朝的颓势，却破罐子破摔，选择了自暴自弃，每日里沉湎于醇酒妇人之中，以此麻痹自己。相传，陈后主专宠贵妃张丽华，每次到沈皇后房中，只是礼节性地问候一下就走，从不留宿。这还不算，他还倒打一耙，嬉皮笑脸地问沈皇后：“留人不留人？不留人也去。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夫妻多年，沈皇后自然懂得他的心思，不无凄苦地回应：“谁言不相忆，见罢倒成羞。情知不肯住，教遣若为留？”（清·方濬师：《蕉轩随录》卷十一）后来，“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两句，演变为“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俗语，只是不像“玉树花”那样，人们一般不知道它的著作权属于陈后主而已。摊上这么一位不上进的主子，失望至极的南朝人，借“飞鸟”之口，给陈后主送了一个“奈何帝”的绰号。

据《南史·陈纪下》记载：陈后主当国时，在都城建康柏林茂密的蒋山（今南京紫金山）上，每到初冬的早晨，后主就会派人到这里，来收集柏枝上的“甘露”（其实是露珠与霜）供自己饮用。柏林里被从睡梦中惊起的晨鸟，有时会扇着两翅，一边拍打胸脯，一边冲着采露人大叫，听起来颇像：“奈何帝，奈何帝！”这种只有在《搜神记》里才能找到的怪闻，居然被载入史书，确实有些不可思议。汉朝的术士京房，写了一部以灾异现象解读《周易》的著作——《易飞候》。在这本书中，有这样的句子：“鸟鸣门阙，如人音，邑且亡。”听到蒋山之鸟大叫“奈何帝”之后，有人就据此在建康城散布谣言说：“蒋山是建康城的地标，也是整个吴地的制高点，像吴地门户前的高阙一样。有鸟在蒋山上发出像人一样的叫声，是建康城与吴地将要遭兵燹、南陈将要亡国的先兆。”不久之后，隋兵南下，南陈果然亡国，虽然“奈何帝”陈后主与张丽华贵妃、孔贵嫔一起躲在景阳井底，可还是做了隋兵的俘虏。而鸡鸣山上那口曾吞而复吐过一位昏君两位美人的井，除了“辱井”之外，也多了个“胭脂井”的艳名，至今还为好怀古兼怀美人的文人墨客所神往。

和事天子

唐中宗李显是武则天的儿子，可能是物极必反的缘故，与武则天的强势不同，中宗的性格极为懦弱，凡事不敢自己做主，虽两次登基，可第一次被母亲武后废掉，第二次又被老婆韦后擅权，活得实在有些窝囊。《新唐书·宗楚客传》里留下一个中宗“和稀泥”的故事，很能说明他性格上的弱点。

宗楚客是武则天的堂外甥，生得仪表堂堂，在中宗朝任礼部侍郎一职。景龙二年（708），宗楚客卷入了一桩“里通外国”的案子。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西域突骑施汗国的可汗叫娑葛，准备归顺大唐，唐朝方面已允诺，只要娑葛投诚，就封他作金河郡王。娑葛有一个叫阙啜忠节的部将，与娑葛不和，他怕娑葛降唐受封后，势力更加强大，完全吞并自己的部众。在汉人周以悌的唆使下，阙啜忠节重赂当权的宗楚客与纪处讷二人，要他们做手脚，使唐朝反悔。在宗楚客的暗箱操作下，唐朝果然不再相信娑葛。得知唐朝不准备兑现诺言后，娑葛义愤填膺，决定不再降唐，还发大兵两万，威胁安西都护府。监察御史崔琬得悉事情的原委后，向中宗上疏，弹劾宗楚客、纪处讷二人，说他们公然纳贿，结交境外，为国取怨，是轻辱圣上的行为，要求中宗将二人送到三法司治罪。宗楚客仗着自己是中宗的从表兄，又是韦皇后的死党，竟然梗着脖子，拒不接受崔琬的批评，认为崔琬是在诬陷他。一来二去，官司打到中宗那里，中宗不但不追究，还把崔琬、宗楚客、纪处讷召集在一起，摆酒给他们和解，在酒席宴前，硬是让宗楚客与崔琬二人结为盟兄弟。因为这件事，人们送给中宗一个“和事天子”的绰号。当然，对严格履行监察御史职责的崔琬，唐中宗也不忘给予抚慰：“卿列霜简，忠在触邪，遂能不惧权豪，便有弹射。眷言称职，深领乃诚。然楚客等大臣，须存礼度。朕识卿姓名，知卿鲠直，但守至公，勿有回避。”（唐·刘肃：《大唐新语》卷二《刚正》）治理国家以和为贵没错，但像中宗这样毫无原则的和稀泥，就不足取了。

高赖子

在五代十国时期，荆南又称南平，是十国之一，都城在今天的荆州，疆域仅局限于今天的湖北西部，虽地狭兵弱，却是南北交通要冲。十国中的南汉、马楚等国，皆向中原的后梁称臣，不论是每年的贡奉，还是北上的商旅，均须取道于荆南。因此，荆南国君高从诲便邀留各国使节和商人，劫其财物，以堂堂一国之君，竟干起了山大王的勾当，而且敢作敢为，一旦对方加以指责或发兵攻击，就会恬不知耻地将原物奉还给人家，脸上毫无愧色。

除了劫掠各国贡使和商人的财物外，高从诲还先后向据有中原的后唐、后晋、辽、后汉等国俯首称臣。这还不算，与此同时，他更是向同为十国的南汉、闽、杨吴、南唐、后蜀等国称臣。高从诲放低姿态，不惜委曲求全，为的就是从这些国家求得更多的赏赐。因俗语有“夺攘苟得，无愧耻者，为赖子”这样的话，所以当时各国都看不起荆南，干脆叫高从诲为“高赖子”（《新五代史·南平世家》）。

其实，荆南的经济全靠南北通商，其政治生命全靠同人家搞好关系，高从诲不这样做，就没办法生存。至于高从诲的为人，倒是颇有见地，他能听从臣下的告诫，抛开贪欲享受，空闲时多用来读书，在为政上省刑薄赋，切实减轻百姓负担。他统治的二十多年间，荆南社会安定，百姓富足，“高赖子”，只是敌国诋毁他的说辞罢了。

不睡龙

说起“警枕”，人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宋朝的司马光，其实，吴越国王钱镠“不睡龙”的绰号，就与“警枕”有关，且比司马光早了一百多年。

钱镠是十国之一吴越的开国君主，从小就有济世安民的大志，在多年的军旅生涯中，为处理各种戎务，他没睡过几个囫囵觉。实在困得不行了，就倚着一个特制的圆木小枕眯一会儿，小枕两边缀有几只铃铛，稍一翻身，就会叮叮当当地响起来，圆木枕头也会滚落到一边，钱镠就乘势爬起来，接着工作。为了不耽误军情，钱镠还给自己定了一个近乎严酷的规定：万一自己睡不醒，又有紧急军务需处理，就让侍女摇响一个特制的大铃铛，直到把自己叫醒为止。他还学习隋朝的仆射高颎，在卧室里放置了一个粉盘，每想到需要记下的事，就立刻在盘中书写，哪怕是睡梦中醒来也是如此，天明时再加以整理，并将这个好习惯一直保持到老（清·法式善：《陶庐杂录》卷五）。钱镠自己以身作则，当然对属下也提出了要求。在夜半时分，他命人时不时就弹一个铜弹出去，以提醒那些在城墙上和宫殿外守夜的军士，让他们好好值夜班，不要偷懒睡觉。

篇9

说起老北京，我脑海里立即浮现出的不是金碧辉煌的紫禁城，也不是蓝天白云下的天坛祈年殿，而是前门外湿井胡同那个狭长的“三合院”：七十多年前，我就出生在这个小杂院坐东朝西的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里。一间屋子半间炕，下地就出门，门外过道的那一边是半人高的西墙，隔墙相望，像住在一个院里;夜深人静，时时传来隔壁街坊的咳嗽声。

过去，几乎每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都是生在胡同、长在胡同里的。胡同里有家，有生火做饭的炉灶，有睡觉的土炕，有忘不了的惊恐饥饿和数不清的亲人笑语。一条条大大小小的胡同，承载着一辈辈北京人的苦乐生死。胡同是维系老北京生命的血脉，胡同里门挨门、户连户的四合院，就是北京城生生不息的细胞。

胡同的历史沿革

胡同是元大都的产物，距今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比“北京”这个名称的出现还要早100多年。

早先，胡同不叫“胡同”，居民聚居的地方叫“坊”。直到现在，老北京人还把邻居叫做“街坊”;与邻居搞好关系，叫做“处街坊”。

坊是由东西南北四条街道分隔开的一块长方形的居民住宅区，也叫街区。每个坊的内部有许多小巷，供本坊居民自由通行。坊的四周筑有坊墙和坊门，只准本坊的居民出入，以保护坊内居民人身和财物安全。坊，类似一个小型的城，因此也叫“城坊”。古代中国，大到城，小到坊，都是封闭式的建筑。

坊这种居住形式，来源于古代的“阁里”，历经南北朝、隋、唐、宋、辽、金几个朝代。到了宋代，由于商业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坊的封闭结构逐步被打破。

到了辽代，当年南京（燕京）析津府虽然是陪都，可繁盛程度远远超过了其他的四个京城，人口有三十多万，城区面积不大，城内有26个坊，形式依然是封闭的。

到了金中都的时候，人口已增至40万，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内有60个坊。金中都在规划设计上，正处于由封闭式坊制向开放式街巷过渡的重要时期。金中都城中既有封闭的城坊，也有开放的街巷，不少沿街的建筑被改成商铺，出现了热闹的街市，严整密闭的都城渐渐融入活泼兴旺的商业成分。这成了金中都城的特色，为元建大都城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1276年大都城建好了，规模宏大。忽必烈决定从原金中都的旧城中迁徙部分居民进住大都，并规定了以房院“八亩一分”为单位构建的胡同、街道的间隔、距离，乃至全城的格局。

元大都是当时最宏伟、最繁华的大都会。城内街道整齐如棋盘，东西、南北各有九条宽阔的大街，大街两旁修有或明或暗的排水沟。沿街开设商店，一派繁荣景象。在南北向大街的东西两侧，有小街和胡同平行地排列着。

居民分住50坊，住房坐北朝南，整齐划一。今天长安街以北的街道，除局部地区受自然条件或历史原因制约成斜街外，仍然可以看出元大都“九经九纬”棋盘式的格局。全城共有南北、东西干道各九条，主干道宽37米，小街宽18米，胡同宽9米。考古钻探证明，现在位居北京东城区的东四头条至十二条胡同地区的街道、胡同排列、宽窄都与元时基本一致。几个出土的元宅基院遗址的面积也恰恰是八亩。这证明了北京的内城街巷，基本保存了元大都街区的格局。

明清以后，随着北京城市的发展，元大都整齐宽阔的棋盘式街道格局渐次改变。特别是前三门外，大街小巷胡同里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连正阳门瓮城东西两侧、前门大街东西两侧也被摊贩占领：先支摊，后搭篷，再建房，生生地各自挤出一条胡同来。在宽阔的前门瓮城两侧挤出了东西荷包巷;大街东侧挤出肉市、布巷子、果子市、草市;西侧挤出粮食店、纸巷子、铺陈市等胡同。

清末民初，北京的胡同虽然多了，但受住房大小不一、方位不齐的影响，胡同的长短、宽窄、方向也没了规矩，出现了九道弯、大转圈、不通气的死胡同等奇形怪状的胡同。

那么，北京到底有多少胡同？老话说，有名的胡同三千六，无名的胡同赛牛毛。1949年末，北京的街巷胡同有3074条。解放后，北京城的建筑面积扩大了5倍以上，街巷胡同从3200多条增加到6104条，直接称为胡同的就有1316条。

胡同称谓的由来

“胡同”两个字本来不挨边儿，拼成一个词该怎么讲呢？《现代汉语词典》和《辞海》的注释都是：“巷，小的街道。”词义了然，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吗？

明代万历年间，顺天府宛平县知县沈榜，在为官之余，写了本《宛署杂记》。他记述了明代北京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和风俗掌故，是研究老北京不可或缺的参考书。对于胡同，他解释说：“胡同本元人语……盖取胡人大同之意。”这种望文生义的牵强解释，不能服众。

更多的解释是，“胡同”是蒙古语“水井”（hottog）的借字表音。蒙古人是游牧民族，拉着勒勒车赶着羊群，逐水草而居，进入中原后，依然很注重水源。因此见着有水井的地方就呼之为hottog，汉人不明就里，记做“胡同”，如此这般就传开了。

蒙古人把有水井的地方叫“胡同”，很有道理。我出生的地方不是就叫湿井胡同吗？只是湿井这个名字起得很怪，水井哪有不湿的，难道还有干井吗？这里有个缘故。原来与湿井胡同相邻的另一条胡同就叫“甘井胡同”。北京历来缺水，有口井不易，有口甜水井就更不易，取名甘井足以炫耀其美味难得;而我住的胡同是口苦水井，这多少令人有点沮丧。那该叫什么呢？先是含混不清地叫“井儿胡同”吧，不行，北京有好几个井儿胡同呢。谁知道你这个井儿在哪儿？后经高人指点，取名“湿井胡同”，既“湿”意盎然，又与“甘井胡同”分庭抗礼，岂不快哉！

因为是借字表音，类似hottog的写法还有胡洞、湖洞、胡通、火弄、火幢、火巷等。如此问题又来了，说水井怎么记成火弄、火幢、火巷哪？水火不容吗？有学者考证，元之初不叫胡同，叫火弄、火巷。建造大都时，依据古来做法，在建筑物之间留出一定的间隔距离，平时当做人来人往的通道，发生火灾时就成了防火隔离带，所以叫火弄、火巷。蒙古人说火弄、火巷，音不准就成了“胡同”。此乃专家的推测，或为另一说。

还有的专家以为hottog是蒙语的“浩特”，指居民聚落之意。原来的聚落很小，只几个毡包，渐而增多，成为村镇、城市，比如今天的乌兰浩特、呼和浩特、锡林浩特等等。当初的浩特即胡同，此又是一说。

日本人多田贞一客居北京多年，1914年他出版了《北京地名志》一书。他认为，胡同是从蒙古语来的，指的是小路、小街、小巷。在蒙古，比村稍大的部落就叫胡同。胡同的意思更近于指村、镇。他指出胡同不光北京有，蒙古、哈尔滨、吉林、河北、天津、河南也有，而且数量还不少。社会语言学家张清常教授根据1989年邮电部邮电总局主编的《中国邮政编码大全》统计，全国约有胡同5211条，天津竟占1728条，比北京当时实有的胡同数还多400多条。它说明胡同不只北京专有。

但在北京，胡同文化所展示的丰富内涵和京城特色却是别的地方没有的。从胡同一词的介入、延展，到拿来我用、化他为我，体现了北京的襟怀宽广，“肚大能容”，消化吸收的能力很强。北京古往今来就是个移民城市，既有接纳四方的宽容，又有改良创新的锐气。

胡同的命名

从胡同的起名和更名，既可以看出北京街巷胡同的变化，又能反映不同时期北京人的心理变化。

1.按地形、河道命名 出了太阳晒被子是北京胡同里的一大景观。图/李江树/FOTOE

1988年，北京胡同里的两家人。图/朱宪民/FOTOE

前门大街路东，有条东西向的短街叫鲜鱼口，是条繁荣的商业街，吃喝玩乐样样齐全，据说“先有鲜鱼口，后有大栅栏”。顺着鲜鱼口往东走，折向南的桥湾儿，三里河、水道子、龙潭湖，这一串相关的地名，隐现出一条古河道。元大都时，通惠河自积水潭由北向东，再向南，而后向东南，流入通州张家湾的京杭大运河。明朝建皇宫时，河道中间一段纳入宫墙内，水运中止，但河道仍存，直到清朝后期河水才枯竭。《钦定日下旧闻考》记载：“正阳门外东偏有古三里河一道”，河水拐弯处有汉白玉“三里河桥”（1953年珠市口东大街修马路时出土）。鲜鱼口是河边鱼市，桥湾儿正好是河道由南向东处，路北有古刹铁山寺，河水再经三里河、水道子东入龙潭湖。

再如，鼓楼东大街的锣鼓巷是一条南北向长街，被鼓楼东大街切断，分南北两个锣鼓巷。其实原来叫罗锅巷，因地势中间高、两头低，像个罗锅，后来谐音叫成了锣鼓巷。今天南锣鼓巷已经整修成文化一条街了，游人如织，颇具胡同的新老风采。

2.按建筑、设施命名

西四丁字街路西，有个砖塔胡同，很有名，因为有一座元代的万松老人塔。砖塔为九级、八角，实心。万松老人，名万松行秀，是金元时期佛教曹洞派大师，名重一时。当年，曾经辅佐成吉思汗、窝阔台两代君主的宰相耶律楚材心向往之，拜他为师。元明清三代帝王都很崇敬他，屡次修缮塔院。乾隆时，把七级改为至高的九级。

砖塔胡同有名，还因为它最早出现在元杂剧《沙门岛张羽煮海》里。张羽问梅香：“你家住哪里？”梅香说：“我家住砖塔儿胡同。”这说明砖塔胡同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了。

前门大街路西的大栅栏，名扬中外，是京城聚集“老字号”最多的商业街。如今在街东口支起了一个高大的铁栅栏，上书“大栅栏”三个字。它说明原来坊墙拆除后，坊门仍作为坊的出入口和标志（牌坊）保留。栅栏有木质和铁质的，每天定时开启和关闭，大栅栏里商店多，为了确保坊内安全，装的铁栅栏门，高而大。

3.按集市、商店、商品、作坊命名

这一类最多，可以说包罗万象。比如，米市大街、菜市口、骡马市、钱粮胡同、鹁鸽市、花市、缸瓦市、闹市口、大市、小市、油坊胡同、糖坊胡同、豆腐巷、剃头棚胡同等等。

鼓楼大街西侧有条烟袋斜街，向西直通什刹海的银锭桥，不长，却古老而著名。新近街东口还建了座牌坊，更显眼了。过去斜街里有几家经营烟袋烟具的店铺，门外挂着一支支乌木杆儿、白铜锅的大烟袋，特别醒目。有人谣传当年慈禧太后的烟袋就经常拿到这里的“同泰盛”和“双盛泰”的两家商号来通洗，让胡同沾上皇气，贴金出名。这条街因受湖岸制约，自东向西的走向是斜的，故称烟袋斜街。街虽窄却是闹市，商铺密集。过去街中多古玩店、茶馆、酒肆、西服店、浴池，有小“大栅栏”之称。路北鑫园浴池，相传是大太监李连英的后人李福庆所开。街中旧有龙王庙（已毁）和保存较好的道教宫观广福观。

北京最长、最宽的大街是东西长安街;北京最长的胡同当然是与长安街并行的东、西交民巷。原来东交民巷使馆多;西交民巷银行多，两巷洋式高楼鳞次栉比，仿佛古城界外的洋胡同。中西合璧，洋人众多，起名交民，很是切题。其实它原名江米巷，后来由江米改名交民，有一段国家衰落的心酸史。

早在元代，这里临近大都城南垣，又是通惠河卸下从江南运来漕米的码头，所以叫江米巷。明代建北京城，南垣南移紧邻江米巷，这条昔日的漕运码头就成了黄金地段：朝廷的五府六部、翰林院、鸿胪寺、四译馆、太医院等机构，都设在这里。清代，一些王公大臣也选中了这条上朝近便、宁静宜人、秀水潺潺的地方，建府修宅。如，肃亲王府、梁公府、庆公府、大学士徐桐官邸等，朝廷把宗人府也设在这里。 1999年，北京胡同。图/李江树/FOTOE

1860年清政府与英法俄等国签订《》，各国强行选定了在紫禁城边的东江米巷建使馆。弱国无外交，清政府只好忍辱允诺。江米巷改名交民巷。徐桐自撰楹联“与鬼为邻，望洋兴叹”贴于门上，以泄不满。1900年攻打交民巷，损伤惨重。肃亲王雅好收藏，奇珍异宝付之一炬。

后，东交民巷一带按《》划归洋人地界，不许华人在附近居住，各国大兴土木，建使馆、兵营，筑围墙、修碉堡、炮台，路口装大铁门，枪口外向，气势汹汹。洋人还拆毁衙署、祠堂、民房、仓库，就近扒开城墙，以图进出方便。洋人横行京城，为所欲为，无人敢问，成了堵在国门跟前的都中之都。

4.按官府、衙署命名

北京内城多元明清三朝以及民国时的官府、衙署，且占地较大，目标显著，蕴藏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比如东城区安定门内的成贤街，就是一条保存较好、历经六百多年的古街。街不长，680米，建有元代的国子监、孔庙，遵循“左庙右学”的原则，比肩相连，足足占了半条街。难得的是，一条街陆续排着四座木牌坊，上书“成贤街”和“国子监”，古色古香，独一无二。更难得的是，在这条古老的街道上，曾走出元明清三朝支撑时政、倒挽狂澜的五万余名进士;响彻过三代君主驾幸学宫劝学建功的圣谕。

明代迁都北京后，在内城设立了东西南北中五城的兵马司，负责捕盗拿贼，维护治安。清代在京师设立过五个巡捕营，由提督九门步兵巡捕五营统领维护京师治安。至今，北京有几个兵马司胡同和巡捕厅胡同。类似驻军、守卫的还有营房胡同、校尉营胡同、四川营胡同、校场口胡同等。

5.按寺庙、道观命名

北京东城的隆福寺和西城的护国寺，当年都显赫非常，后来成了京城东西两个最热闹的庙市（庙会），如今宏大的皇寺早已不存，只留下街名。

护国寺在西城西四牌楼之北，始建于元代中期，初名崇国寺。当时大都城有南北两个崇国寺。南崇国寺在今天的中山公园，是辽代古刹，年深日久，现存习礼亭前的8株古柏，悠悠近千年，是京城珍宝。护国寺是北崇国寺，原来是元代丞相脱脱的宅院，后来脱脱舍宅为寺，称“崇国寺”。明宣德四年（1429年）更名“大隆善寺”。明成化八年（1472年）改名为“大隆善护国寺”，加“护国”二字，成为隆盛的皇家巨刹。

今天西城的护国寺大街，不长，东头路北有梅兰芳故居;路南有以演京剧为主的人民剧场，有点京剧一条街的味道。清代，蒙古王公贝勒出资修建庙院，护国寺成了喇嘛庙。护国寺自元至清，累代加恩修缮，规模宏大，寺分前后两部分，九进院落。特别是每月的初七、初八两日庙会时，商贾云集，百技献艺，万头攒动，人声鼎沸，是老北京的特有节目。

6.按人名、职业命名

老北京名人多。那么，名人何以成名呢？有皇上封的，有政府任命的，有自己闯的，也有老百姓叫起来的。以名人命名的胡同，虽然名字高高在上，挂在胡同口，却也算是留得英名万古传，载入了史册，尤其是植入了民众的口碑，这恐怕比印在书本里还响亮。

比如，纪念南宋丞相文天祥的文丞相胡同;为纪念抗日牺牲的爱国将领，命名路、赵登禹路、佟麟阁路，警示后人勿忘国耻。在北京城还有大批以名人命名的街巷胡同，如端王府夹道、遂安伯胡同、石驸马大街、张皇亲胡同等。

有趣的是，许许多多不入流的工匠、手艺人，甚至一文不名的穷汉也有幸入名人胡同籍，留在胡同的门牌上。

以人名、职业起名的街巷胡同就有意思了，如，豆腐池（陈）胡同、赵锥子胡同、棚匠刘胡同、馓子王胡同、李纱帽胡同等。

7.按动物、物品命名

以动物起名的，有金鱼胡同、金鱼池、鲤鱼胡同、双鱼胡同、干鱼胡同（甘雨胡同）、骆驼胡同、驴驹胡同、鸦儿胡同、鹞儿胡同、大鹁鸽胡同、黄雀胡同等;

以食品起名的，有羊肉胡同、熟肉胡同、烂面胡同、干面胡同、黄米胡同、豆芽胡同、豆角胡同、茄子胡同、烧酒胡同、茶叶胡同等;

有的胡同一头进，中间分了叉，两头出，像裤子，就有了裤子胡同、皮裤胡同、裤腿胡同、裤裆胡同、裤脚胡同等。

还有一些以日用品命名的胡同。当年不可缺少的取灯（火柴）、胭脂、胰子（肥皂）、褡裢（扛在肩上、两头装钱物的口袋，又叫“捎码子”）、马勺、柳罐、水瓢等物件，到今天几乎都成了文物，但这些以此命名的胡同还在，提醒人们记住走过来的路。

篇10

前胡为伞形科植物白花前胡(Peucedanum praeruptorum Dunn，PPD)的干燥根，具有散风清热、降气化痰的功效[1]。前胡的地方习用品有紫花前胡、红前胡、长前胡、细裂前胡、隔山香、马山前胡、泰山前胡、华中前胡、广西前胡等[2]。前胡始载于《雷公炮炙论》[3]。《本草图经》云：“柴胡赤色而脆，前胡黄而柔软。”名“前胡”者，或“前”与“纤”音近借字。《本草纲目》则云：“按孙愐《唐韵》作湔胡，名义未解。”[4]本品味苦、辛，性微寒，归肺经。其辛散苦降，既能宣肺散风清热，治风热感冒、咳嗽痰多、气急等；又能降气化痰、治肺热咳嗽、痰黄稠粘、胸闷不舒、呕逆等。临床上常与桔梗为伍，治疗邪热郁肺而致咳喘；配桑白皮、杏仁、贝母等，以治疗痰壅于肺，肺气不降所致咳嗽痰稠、胸闷不畅；配桔梗、薄荷、牛蒡子可治疗外感风邪壅于肺所致咳嗽。笔者通过查阅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万方数据库和维普全文数据库(1991－2008)有关文献，发现与前胡“降气化痰”功效相关的现代药理作用主要有平喘祛痰、改善血液流变学、抗高血压、保护心脏、抗肿瘤、改善脑缺血等。现就此从“性、味结合归经”层面作一综述。

1 下气清肺——平喘祛痰

肺居人胸中，主要功能是主气。中医认为，哮喘是邪乘于肺所致，气上喘逆，喘息不通；而咳嗽痰多则是诸气上逆于肺则呛而咳，肺气壅遏不宣，清肃失常，而痰液滋生，阻塞气道，引起咳嗽。前胡味苦而降，性寒清热，降气则破气道涩，肺气畅则驱外邪；味辛可散风邪。“清肺热，散风邪”，故能治痰热喘嗽诸疾。2005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亦记载前胡可用于痰热喘满、咳痰黄稠。《日华子本草》谓：“前胡，治一切劳，下一切气。”

前胡不同品种及提取物具有祛痰作用。刘氏等[5]采用小鼠呼吸道酚红冲洗法，发现灌予剂量为45 g原药材/kg的不同品种前胡水煎液都有祛痰作用，其中白花前胡、紫花前胡、红前胡、长前胡、细裂前胡等效果较好；同时用浓度为20 g原药材/kg前胡水煎液给大鼠灌胃，毛细玻管排痰法表明不同品种前胡都具有排痰作用，其中紫花前胡、细裂前胡、隔山香、长前胡、马山前胡、红前胡等效果较好。钟氏等[6]报道，浓度为5.0、10.0 g/kg的广西前胡水提物和乙酸乙酯提物连续灌胃给药7 d，每日1次，均可明显延长小鼠和豚鼠的咳嗽潜伏期，减少咳嗽次数；小鼠酚红法实验表明，同浓度的广西前胡水提物和乙酸乙酯提物均能明显增加小鼠呼吸道酚红排出量；豚鼠整体喷雾致喘实验表明，大剂量组前胡具有平喘作用。孟氏等[7]报道，禁食12 h后分别灌予不同品种前胡45 g原药材/kg，给药后30 min，每鼠腹腔注射0.5%酚红溶液0.5 mL，30 min后处死动物，于546 nm波长下测其气管冲洗液的光密度值，结果显示，不同品种的前胡都具有较强的祛痰作用。

2 顺气畅血——改善血液流变学

中医认为，瘀血指体内有血液停滞，包括离经之血积存体内，或血运不畅，阻滞于经脉及脏腑内的血液，是脉道不畅、血质污浊、血流缓涩以及血液瘀积等概念的总称。《血证论》云：“载气者血也，而运血者气也。”《仁斋直指方》亦云：“气行则血行，气止则血止。”而《内经》云：“宗气不下，脉中之血凝而留止。”《本草备要》：“前胡……性阴而降，功专下气。”前胡为苦辛之药，辛能散结，苦能降气，气顺而血流畅，瘀积俱消也。

紫花前胡和广西前胡水提物能有效改善血液流变学。血小板活化因子(PAF)是磷脂类介质，具有聚集血小板、收缩支气管平滑肌等作用。紫花前胡中的紫花前胡苷能够降低兔血小板聚集[8]；PAF在哮喘患者的气道变应性炎症和支气管高反应性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紫花前胡抗PAF活性可能是其治疗哮喘的作用机理之一[9]。周氏等[10]报道，0.9 g/mL广西前胡水提物可以延长SD大鼠的血浆复钙时间；0.38 g/mL和0.77 g/mL广西前胡水提物对血小板聚集的抑制率分别是53.1%、72.4%；5 g/kg和10 g/kg广西前胡水提物对大鼠血栓形成的抑制率分别是26.3%、43.8%；并且能够改善急性血瘀大鼠血液流变学指标[11]。

3 降浊理气——抗高血压

高血压病属中医“眩晕”、“头痛”范畴，病机主要有痰浊中阻、肝阳上亢等。痰浊中阻可引发高血压，胸中痰浊随气上升，浑浊之气扰乱头目，阳气盘郁于上不得下行。《丹溪心法》有“无痰则不作眩”之说，治法上以燥湿祛痰为主。前胡味苦性微寒，苦寒而能降，降浊阴而除痰实。肝阳上亢也可引发高血压，肝阴不足，肝火上炎，肝失疏泄。此类病源在肺而流在肝，本在肺而标在肝。前胡归肺经，清肺肃金以清病之源而制肝之亢，再平肝潜阳以截病之流而抑肝之乘。《药学化义》曰：“前胡味苦而辛，苦能下……理肺气，泻热痰，除喘嗽痞满及头风痛。”

3.1 改善肺动脉高压

前胡提取物具有改善肺动脉高压的作用。周氏等[12]采用白花前胡根提取物(香豆素类)50、100、150 mg/(kg·d)管饲3周，均可使野百合碱致慢性炎症性肺动脉高压大鼠血压降低。王氏等[13]报道，浓度为25、50、75 mg/kg的白花前胡提取物(总香豆素类化合物)口服给药20 d，能使野百合碱所致肺动脉高压大鼠的肺动脉平均压和右心指数均有明显下降。低氧性肺血管收缩是形成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继发性肺动脉高压的主要原因，赵氏等[14]发现，白花前胡石油醚提取物能明显降低急性低氧性肺动脉高压犬的血压。康氏等[15]发现，浓度为1.6×10-6 g/L的白花前胡石油醚提取物对去甲肾上腺素预收缩的人肺动脉环有舒张作用，并可使原张力下降，呈非竞争性拮抗；另项研究表明，口服100 g白花前胡水煎液(浓度为含原药材1 g/mL)能降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合并继发性肺动脉高压患者的肺总阻力和肺血管阻力[16]。魏氏等[17]发现，前胡水提取物和石油醚提取物对兔离体肺动脉环具有舒张作用，并能降低肺动脉环对去甲肾上腺素和氯化钾所致收缩的反应性。王氏等[18]采用右心漂浮导管检测方法，观察口服前胡提取物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继发性肺动脉高压患者的影响，服药后30 min时，肺总阻力、肺动脉平均压和肺血管阻力均明显下降，体动脉压和体循环阻力等无变化。席氏等[19]发现，前胡口服液(含原药材1 g/mL)按2.5 g原药材/100 g体重灌胃，能明显降低缺氧性肺动脉高压大鼠收缩压，减小心室肥大指数。

3.2 改善肾性高血压

前胡丙素和前胡浸膏具有改善肾性高血压的作用。吴氏等[20]发现，灌服前胡丙素20 mg/(kg·d)9周，能明显降低肾性高血压大鼠的血压。饶氏等[21]报道，前胡丙素20 mg/(kg·d)灌胃给药30 d，采用尾容积法可测得肾性高血压大鼠(RHR)的压力从(213.0±10.0)mm Hg降至(144.0±1.5)mm Hg，降低原水平30%；另外，用30 mg/(kg·d)前胡香豆素组分聚乙二醇溶液灌胃可以降低两肾一夹Goldblott模型大鼠的血压[22]。季氏等[23]报道，白花前胡浸膏按0.2 mL/100 g体重(3 g原药材/mL)灌服9周，能降低正常大鼠和肾性高血压大鼠的血压。

4 宁心养血——保护心脏

心藏神而主血脉，肺主气、朝百脉，虚劳损伤血脉，风寒湿邪病于脾，累于肺，变生痰饮，积于胸而阻于心血。痰与瘀互结胸中，壅塞不宣，肺之肃降无权，则使惊而悸动不安；治疗上应取宣降肺气以通心脉。而前胡味苦，苦能下气，能下上喘之肺气而使心脉通，使得血流通畅，心有所养，抵抗外邪之入侵。《本草纲目》云：“前胡，阳中之阴，降气。乃手足太阴、阳明之药，与柴胡纯阳上升，入少阳、厥阴者不同也。其功长于下气。”现代医学认为，冠状动脉狭窄等造成的心肌缺血，会引起因缺氧产生的心律失常、心力衰竭和心肌梗死等。前胡顺气畅血可以有效预防并治疗冠脉狭窄以及由此引起的心律失常等疾病。

4.1 抗心律失常和心力衰竭

前胡具有抗心律失常和心力衰竭的作用。冯氏等[24]报道，白花前胡甲素(终浓度分别为5 μmol/L和50 μmol/L)灌流液能缩短豚鼠心肌细胞的动作电位时程和慢反应动作电位时程，得出其抗心律失常作用可能与阻滞钙离子内流、阻断钙通道的作用有关。吴氏等[25]报道，前胡E素能够对离体豚鼠心房呈频率依赖性正性肌力作用，并且对右心房自发性收缩节律和肾上腺素诱发的异位自律性有抑制作用。林氏等[26]报道，免疫后第20、21 d，腹腔给予1 mg/kg前胡甲素，可以增加实验性自身免疫心肌炎大鼠的巢蛋白表达，减小心肌的损伤。涂氏等[27]研究表明，白花前胡提取液含药血清可以抑制内皮素-1促发的心肌细胞肥大效应；而灌服白花前胡提取液(2.00、0.50、0.25 g原药材/L)，每日2次，治疗周期为4周，可以明显抑制腹主动脉缩窄致慢性超负荷心衰大鼠心肌细胞凋亡[28]；另项研究采用临床双盲对照方法，让心功能衰竭患者服用0.25 g/L白花前胡提取液，每日2次，每次60 mL，连用14 d可以有效降低心钠素分泌，改善患者血液供应，减轻心力衰竭[29]。

4.2 抗心肌缺血和减少心肌梗死

前胡具有抗心肌缺血并缩小心肌梗死面积的作用。杨氏等[30]研究发现，每日2次腹腔注射15 mg/g前胡丙素，共3 d，可减轻离体心脏缺血再灌注模型大鼠损伤，促进冠脉流出量回复。陈氏等[31]报道，前胡丙素预处理对缺氧复氧损伤后的大鼠心肌细胞有保护作用。王氏等[32]报道，灌注0.5 g/L白花前胡乙醇提取物，可以下调Langendorff心脏灌流大鼠胞浆中肿瘤坏死因子-α，增加冠脉流量。常氏等[33]报道，白花前胡醇提物能增加麻醉开胸猫急性心肌梗死冠脉流量；而用白花前胡根粗提物按0.5、1.0、1.5 g/kg十二指肠给药，前胡甲素按0.5、1.0、2.0 mg/kg静注，都可以减少心肌缺血再灌注大鼠白介素-6水平和细胞凋亡相关基因Fas、bax、bcl-2蛋白的表达，从而达到抗心肌缺血的作用[34]。姜氏等[35]报道，给予前胡甲素(0.1、0.5、1.0 mg/kg 3个剂量组)及白花前胡浸膏(35、180、350 mg/kg 3个剂量组，含3.75 g原药材/mL)，均明显降低心肌缺血再灌注大鼠血清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肌酸激酶(CK)、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乳酸脱氢酶(LDH)较高的活性，其中白花前胡浸膏的作用比前胡甲素强，可能与浸膏含有更多有效成分有关；另外，白花前胡浸膏(3.75 g原药材/mL)能显著提高急性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大鼠血清中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减少脂质过氧化物分解产物丙二醛，故具有抗心肌缺血作用[36]；研究还表明，经十二指肠给予0.2、10 g/kg白花前胡浸膏(含原药材3.75 g/100 g)可以明显降低整体麻醉开胸心肌梗死猫血清中LDH、CK-MB的较高活性，明显缩小心肌梗死的面积[37]。

5 破癥消结——抗肿瘤

中医认为，肿瘤是瘀血停滞体内形成肿物和积聚，而气滞、血瘀是肿瘤形成的必要条件。《证治汇补·积聚》曰：“积之始生，因起居不时，忧恚过度……邪正相搏，结于腹中。”可见，情志抑郁导致气机不畅，气血运行受阻，脏腑功能失调，气滞血瘀，脉络不通，渐积而导致肿瘤发生。前胡味辛能散积、软坚散结；且性阴而降，功专下污浊之气，使得气机顺畅，气顺则血行，血流畅而癓瘕消。

前胡中香豆素类物质Pd-Ia具有松弛回肠、结肠平滑肌、抗组胺、抗癌等作用。研究发现，对照组和实验组在1～12周分别用组织多肽抗原(TPA)1 μg(1.6 nmol)和Pd-Ia 1 mg(2.6 μmol)＋TPA 1 μg(1.6 nmol)外涂，在13～24周分别用TPA 2 μg(3.2 nmol)和Pd-Ia 1 mg(2.6 μmol)＋TPA 2 μg(3.2 nmol)外涂，结果对照组第24周发生肿瘤的小鼠为71.4%，而实验组为33.3%，抑制率为53.4%。Pd-Ia不仅对二阶段皮肤致癌有抑制作用，同时也能减少每只小鼠平均肿瘤数[38]。

6 通腑泻热——改善脑缺血

痰热腑实、风痰上扰证可导致脑缺血，治疗上以化痰通腑泻热为主；另外，痰热内闭清窍证也可导致脑缺血，治法上以清热化痰为主。前胡味苦性寒，清热化痰，治痰热之壅闭；味苦可降气，通顺夹滞阻于中焦之痰热；辛可泻痰热，消闭阻之痰实。

涂氏等[39]研究表明，40、20 mg/kg白花前胡水、醇提取物(PdE)可明显改善大脑中动脉梗死大鼠神经症状分值，减小脑梗死范围，有效改善了脑缺血的状况，且明显抑制血清中白细胞介素-6及白细胞介素-8水平。

7 展望

前胡的现代药理学研究与其传统药效相关，能够治疗多种疾病，而我国的前胡资源非常丰富，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前胡在平喘祛痰、改善血液流变学、抗高血压、保护心脏、抗肿瘤、改善脑缺血等方面具有明显作用。笔者认为，目前相关研究在以下几方面值得改进：①关于前胡的药理研究和中药的“性、味结合归经”联系不紧密。大多数的前胡文献报道了其对于动物疾病模型的治疗及缓解作用，而对其功效的研究内容很少，更谈不上与“性、味和归经”的结合。②前胡的现代药理作用与其“性、味结合归经”有一定的吻合之处：前胡味苦、辛，辛能解郁散结，具有破癥消结、活血畅血等功效，用于抗肿瘤、改善血液流变学；味苦性微寒，归肺经，苦能降气，寒能清热，具有降浊理气、下气清肺等功效，用于平喘祛痰、抗高血压等作用。③《医方集解》曰：“痰饮在肺则咳，在胃则呕，在头则眩，在心则悸”，前胡为苦降之药，可通畅壅闭之痰饮，故能治疗咳嗽、呕吐、头眩(高血压可引起此症)、心悸等诸疾。④《本草通玄》：“……开胃化食……除嗽安胎，止小儿夜啼。”《别录》：“明目益精。”《日华子本草》：“……开胃下食，通五脏，主霍乱转筋，骨节烦闷，反胃，呕逆，气喘，安胎，小儿一切疳气。”现代药理研究很少涉及开胃止呕，甚至几乎没有涉及到明目、安胎、霍乱等方面的研究，因此在这些方面，前胡有着很大的进一步研究空间。⑤前胡的化学成分、作用机制及其与临床病证的关系还不十分明确。总之，从“性、味结合归经”层面来突出辛凉归肺经中药的共同规律，深入探讨前胡的药效学及其物质基础、作用机制，将为明确其临床适应症提供数据参考，为开发临床有效的前胡新产品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 国家药典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S].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187.

[2] 谢宗万.中药材品种论述(上册)[M].第2版.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 1995.331.

[3] 宋立人，洪 恂，丁绪亮，等.现代中药学大辞典[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1.1593.

[4] 田代华.实用中药辞典[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1448，1451.

[5] 刘 元，韦焕英，姚树汉，等.中药前胡类祛痰药理作用比较[J].湖南中医药导报，1997，3(1)：40－42.

[6] 钟正贤，周桂芬.广西前胡提取物的药理研究[J].中草药，1998，29(9)：618－620.

[7] 孟宪丽，贾敏如，张 艺，等.不同品种中药前胡药理作用研究[J].中药药理与临床，1997，13(1)：35－38.

[8] 张 艺，贾敏如，孟宪丽，等.中药紫花前胡抗血小板活化因子(PAF)作用的研究[J].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1997，20(1)：39－40.

[9] 张京安，马宇舟.中西医结合提高支气管哮喘疗效的途径和方法[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1994，14(4)：249.

[10] 周桂芬，钟正贤.广西前胡的活血化瘀药理作用研究[J].广西科学， 1998，5(3)：224－226.

[11] 陈 奇.中药药理研究方法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3.564－565.

[12] 周 荣，王怀良，章新华，等.白花前胡对肺动脉高压大鼠肺循环血液流变学及血流动力学的影响[J].中国医科大学学报，2001，30(5)：325.

[13] 王健勇，王怀良，章新华，等.白花前胡对野百合碱所致大鼠肺动脉高压的影响[J].中国药学杂志，2000，35(2)：91－92.

[14] 赵乃才，王怀良，金 鑫，等.白花前胡对犬低氧性肺动脉高压血流动力学及血气的影响[J].中国医科大学学报，1994，23(3)：197.

[15] 康 健，于润江，章新华，等.白花前胡石油醚提取物对人离体肺动脉环的舒张作用[J].中国医科大学学报，1993，22(2)：120.

[16] 康 健，于润江.白花前胡降低慢阻肺继发性肺动脉高压的临床观察[J].中国医科大学学报，1994，23(2)：122－123.

[17] 魏敏杰，章新华，赵乃才.前胡对兔离体肺动脉的作用[J].中草药， 1994，25(3)：137－138.

[18] 王秋月，李尔然，赵桂喜，等.白花前胡提取物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继发性肺动脉高压的影响[J].中国医科大学学报，1998，27(6)：588.

[19] 席思川，阮英茆，张迩庄，等.前胡对大鼠缺氧性肺动脉高压逆转效应的实验观察[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1996，16(4)：218.

[20] 吴冬梅，李庆平，饶曼人.前胡丙素对肾性高血压大鼠血压及尾动脉反应性的影响[J].中国药理学通报，1997，13(3)：242.

[21] 饶曼人，陈 丹.前胡丙素对高血压大鼠血压及犬血管阻力的影响[J].药学学报，2001，36(11)：803－806.

[22] 饶曼人，孙 兰，张晓文.前胡香豆素组分对心脏肥厚大鼠心脏血流动力学、心肌顺应性及胶原含量的影响[J].中国药理学与毒理学杂志， 2002，16(4)：265.

[23] 季 勇，饶曼人.白花前胡浸膏对身形高血压左室肥厚大鼠的血压、左室肥厚形成及血流动力学的影响[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1996，16(11)：676－677.

[24] 冯婉玉，李金鸣，张克义.白花前胡甲素对豚鼠心肌细胞电生理特性的影响[J].中国药学杂志，1998，33(11)：660－661.

[25] 吴晓冬，贺广远，尹 琰，等.前胡E素对离体豚鼠心房和兔主动脉条的作用[J].南京铁道医学院学报，1996，15(4)：250.

[26] 林 娜，徐赫童，杜子婧，等.前胡甲素上调实验性自身免疫心肌炎巢蛋白表达[J].中药药理与临床，2007，23(3)：21－22.

[27] 涂 乾，涂 欣.白花前胡提取液含药血清抗ET-1诱发体外培养心肌细胞改变及ANP表达作用的研究[J].浙江中医杂志，2006，41(4)：230.

[28] 涂 乾，张雯娟，涂 欣，等.白花前胡提取液抗慢性压力超负荷大鼠心肌细胞凋亡研究[J].江汉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34(2)：71－72.

[29] 涂 乾，涂 欣，全国芳.中药白花前胡提取液治疗心衰Ⅰ度患者心功能及血浆ANF含量的影响观察[J].山西中医，2006，22(3)：25－26.

[30] 杨解人，李庆平，饶曼人，等.前胡丙素对大鼠离体缺血再灌注心脏血流动力学的影响[J].中国药理学与毒理学杂志，1995，9(4)：271.

[31] 陈开祥，祝宝华.缺氧预适应和前胡丙素对心肌细胞的保护作用及机制[J].实用临床医药杂志，2007，11(1)：35.

[32] 王 驰，常天辉.中药白花前胡对缺血再灌注心肌肿瘤坏死因子-α的影响[J].中华实用医学，2003，5(14)：9.

[33] 常天辉，陈 磊，姜明燕，等.白花前胡对麻醉开胸猫急性心肌梗塞的影响[J].中国医科大学学报，2000，29(2)：84.

[34] 常天辉，刘晓阳，章新华，等.白花前胡及前胡甲素对心肌缺血再灌注大鼠IL-6水平及Fas、bax、bcl-2蛋白表达的影响[J].中国医科大学学报，2003，32(1)：1－2.

[35] 姜明燕，徐亚杰，沈 君.中药白花前胡及其有效成分前胡甲素对大鼠急性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时血清酶活性的影响[J].中国药学杂志， 2004，39(6)：475.

[36] 姜明燕，徐亚杰，沈 君.白花前胡及前胡甲素对大鼠急性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时血清中SOD，MDA的影响[J].中国药学杂志，2002，37(8)：623－624.

[37] 姜明燕，常天辉，徐亚杰，等.中药白花前胡对麻醉猫急性心肌梗死的保护作用[J].中国医科大学学报，2004，33(1)：2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