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画报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中秋画报，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在当代艺术领域，亚洲一直是一个复杂多元的空间。尽管在西方启蒙知识观里，“东方”曾是充满着浪漫异国情调、悠远禅意场景的概念，但全球化过程还是令它褪去了不少神秘色彩。但是，亚洲艺术依然在吸收自身传统文化中不断重塑着东方文明，在不同宗教、习俗与现代化的际遇中酿造着自己的专属语音。

9月7日开展的《亚洲线索——龙美术馆亚洲当代艺术馆藏展》作为龙美术馆第一次展出的国际性艺术收藏展，涵盖了来自日本、韩国、印尼、马来西亚和中国台湾30余位艺术家的40多件作品，作品包括了绘画、雕塑、摄影、影像和装置艺术多种形式。

从展览的形态看，“亚洲线索”基本上是对亚洲当代艺术资源的视觉追述，而在看似相近的当代表达下，细细观之，仍可见各国艺术本土化和多样化的文化风貌。

拿日本为例，在13位日本艺术家的作品背后，竟能清晰可见日本现当代文化的鲜活脉络。从把西方浓郁油画与日本细腻画风结合的児岛善三郎，到以行为表现作画的白发一雄，再到以波点征服世界的前卫艺术大师草间弥生，对应的正好是日本学习西方古典油画、成立“具体美术协会”、“物派”风潮盛行，再到前卫新波普艺术蓬勃发展的几个重要标志点。

児岛善三郎的作品《坐在黄色椅子上的裸女》， 以强烈的三角形构图，欧洲雕塑的厚重感以及大胆奔放、渐层细腻的色彩，透露出强烈的东西方文化结合的痕迹。作品中裸女的眼睛和影子用了大片的纯粹的黑色，笔触迅速，可见其刻意仿效中国书法与水墨画，而从画中壁纸的花样则可以看出日本传统“琳派”和中国文人画传入日本的“南画”风。而白发一雄的布面油画《锦秋》，以将自己悬挂于天花板上，凭借身体的运动轨迹创作的绘画方式，表达的正是二战后日本现代美术的第一个“具体美术协会”的艺术主张：创作行为本身就是艺术的一部分。白发一雄的作品画面里展现的正是在这种关系中无与伦比的流动感与力量，这种将物质作为基本造型观的思想，也深深地影响了其后的“物派”与前卫艺术创作。

之后草间弥生和奈良美智的作品，更是日本气息浓厚。草间弥生的“粉丝”、台湾著名主持人蔡康永在为草间弥生的小说《克里斯托弗男窟》的中文版作序言时曾表达过他对这位日本传奇艺术家的认识：“草间弥生不知是在哪面墙上钻了一个洞，窥知了造物者的某个手势或背影，她从此寄居这面墙上，在两个世界间来回顾盼。”

这次龙美术馆展出了她的《南瓜》、《蘑菇》等作品，尽管二者给人以截然不同的体验，但她所有作品里标志性的诡异波点，则让人产生阵阵眩晕和不知身处何地的迷惑。幼年所患的神经性视听障碍，让她所看到的世界仿佛隔着一层斑点状的网，她把波点看作是象征生命细胞的最基本元素和来自宇宙与自然的信号，她在波点中发现了通往无限的方式，在从来没有固定形式感的作品里，将所有事物营造出连续性。这种高度的抽象和重组，隐藏了日本传统艺术中所特有的高度想象力和长于表现幻境的哲学。

艺术家奈良美智的作品，则总以可爱又表情怪异的小女孩来表现对这个世界的不信任与疏离，而与这个让人过目难忘的小女孩形象联系的，正是日本文化中所具有的哀感文化——在日本民间文化和传统文化中崇尚和敬仰神灵与精灵造型、哀怨或诡异的日本式造型。

如果说老一代的艺术家与日本前卫艺术的内在逻辑保持着一致性，那么更年轻的艺术家则摈弃了历史文化的影响，他们更多的是直面与流行的动漫文化的联系，尤其是高度消费社会下的日本流行文化。北川宏人、鸿池朋子、加藤泉、镰谷彻太郎等的作品表现的正是这样的特点。如村上隆所言，日本当代的文化特质是Superflat（超平面），这不仅点明了卡通动画及漫画影像上的二维平面特质，更深入指向日本当代大众文化的扁平无深度。而这种“超平面风格”混合着卡通图式，掺杂卡通、电玩、市井、幻觉的精神异像与新奇景观，集中指向了当下人的特点：商业化与技术的高度发展所带来的生活方式剥夺了主体意志，人类生活在强烈的“被规定性”中，精神空洞迷幻，欲求被动。

与日本相比，韩国的艺术品则呈现出相对不同的风格。展出的8位韩国艺术家作品，绝大部分是雕塑、影像和多媒体形式，与其他亚洲国家的艺术品相比，它们的表达比较活泼，对流行文化的敏锐和融会也让人愉悦。如高勤虎的雕塑《蝙蝠侠与罗宾》，李炳虎的雕塑《维纳斯》等，表现出较为浓厚的欧洲式现代主义艺术风格，他们欧美化程度比较高，而传统的寺院文化和色彩美学则相对较弱。

4位台湾艺术家的作品，虽然样貌各异，却都在内涵和精神上表现出某种新人文主义倾向和跨东方主义风格，在独特的个人风格里注入了少许暧昧而边际的东方特质。如邱亚才的《迷失的知识分子》，以修长优雅的线条刻画对象的性格、气质与内在面貌，笔触里对人性的精炼提炼具有深厚的人文情怀，再比如陆先铭的《领悟》，从城市环境变化中的老人和孩子取材，通过精确而夸张的几何画面架构，以冷静的视角强调人和环境的关系，表现出台湾本土社会进程殊的生存空间和环境。

篇2

用料：花生米、高度白酒各适量。

第一步：把花生米淘洗干净，晾至2分钟；

第二步：锅内倒油，油温至6成热时倒入花生米，炸至金黄色捞出；

第三步：将炸好的花生米放入盘内，放入高度白酒两勺；

第四步：拌匀，放置一分钟，放入微波炉中大火烘烤三分钟；

篇3

关键词 包容性发展 公平 全民参与 全民共享

在人类的发展史上，存在一个经久不衰的论题——人的发展。然而，对于什么是人的发展以及如何实现人的发展却一直难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起初，随着科技的进步，生产力的增长，不少人将提高人的实践能力与实现人的发展划上等号，甚至将片面的物质积累等同于人的全面发展。直至自然与社会不断发出“报复”的警告人们才恍然大悟，单纯的经济发展永远无法代替人类的发展。

理论诞生：全球化语境中的“包容性发展”

近年，随着全世界人民的不断探索与努力，逐渐树立起这样的统一理念：其一：无论在何时何地，人都在发展中处于最高地位，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其二，全球化语境中的“人”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每个国家中最大多数的人，因此参与发展的机会，发展内容的设想以及发展结果的享用应该更具包容性，这是一个国家全面发展的重要特征，更是全球化语境中的一个时代命题。

追根溯源，“包容性发展”命题的原型是2007年亚洲发展银行提出的“包容性增长”概念。从一定意义上说，它明确了一个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特征——全面，即是说，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要实现社会的同步发展。显而易见，两者都以“包容性”作定语，但在发展经济学的视阈下，“增长”与“发展”即指“经济增长”（economic growth）与“经济发展”（economic development）。虽然有一定联系，却也有根本的区别。总体来说，“经济增长”反映的是国民经济量的变化，像产品总量的增长，人均收入的增加，经济规模的扩大等；相比前者，“经济发展”除了包涵增长的内容，更多反映的是通过经济增长而达到的质的变化，像经济结构的变化，包括分配结构、收入结构、消费结构、就业结构等，还包括生态的平衡、环境的保护、生活状况的改善、贫困落后的消除等经济生活质量方面的变化。综上，包容性发展在实质上是对经济增长结果的一种合理利用。

从另一种层面说，这又是对世界经济在发展中遇到的一些现实问题的真实投影，即“经济增长的成就不能公平地由社会各阶层共享，经济实现了增长，但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张幼文.包容性发展：世界共享繁荣之道.求是杂志，2011（11）：5254毋庸置疑的是，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我们认识到这不是仅仅局限于某一个国家、某一个领域的特例现象，而是涉及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的立体化进程，世界经济已被紧紧拉入到全球化体系中。因此经济发展的包容性已成为当今各国在进行国际合作时的一种重要发展思路，它不仅强调本国发展的包容性，更关注本国的发展不能对他国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因为在全球化编织的关系网中，每个国家无疑都是一个节点，而每个国家发展的动荡都有可能对其他国家造成发展的困难。

——！> 所以，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包容性发展是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以共同发展为特征，平等参与为手段，成果共享为目标的具有时代气息的一种发展模式。随着能源消耗、粮食安全、自然灾害、饥饿疾病等世界性难题的不断涌现，实现“包容性发展”已成为各个国家达到共赢共利所必须秉承的基本精神，成为实现区域合作、共同繁荣的一致要求。所以“包容性发展”在15个博鳌亚洲论坛的备选主题中可以脱颖而出；而在2011年4月的中国海南，以“包容性发展”为主题的博鳌亚洲论坛一经举行，更是以现实的热度、理论的深度以及与全人类共同利益的高度契合博得世界学界认可。

多维透析：中国发展中的“包容性发展”

从某种意义上说，“包容性发展”和中国传统“和”文化“不谋而同”；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中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之一，自身对“包容性发展”的践行将对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实现进程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而践行的前提无疑要先对中国视野下的“包容性发展”做一个多维的透析，掌握其中国要义。

“包容性发展”作为全球化背景下提出的一个新命题，是关系到人本发展、转型发展以及和谐持续发展的发展新战略，包含着十分丰富的理论内涵，其基本要义在于让地球上每个人拥有自由平等的发展机会，让最大多数人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这和我们国家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一脉相承，因此在中国语境下，“包容性发展”更具实践指导意义。从逻辑结构上看，其理论内核主要包含了发展理念的公平性，发展过程的全民参与性，发展内容的全面协调性，发展成果的全民共享性几个维度。

1.发展具有公平性是包容性发展的价值取向

篇4

[关键词] 服务外包;全球化;产业升级;后发优势

[中图分类号]F062.9;F06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09)08-0049-04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与福特基金会重大合作课题《全球化与中国》。

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在信息技术革命和国际市场竞争加剧的共同推动下,服务外包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全球服务外包的市场容量迅速扩张。作为经济全球化的新标志和国际产业转移的新兴主流方式,目前,外包正以每年20%左右的速度增长,全球外包的市场容量迅速扩张,预计到2010年将达到20万亿美元的规模,商务流程外包(BPO)已经渗透到了金融、保险、电信、医疗、物流、资产管理、营销、专业咨询等服务领域。

对于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经济国家来说,通过承接服务外包获得了更多参与国际分工机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较长时期的快速增长,目前开始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面对日益增大的资源和环境压力,中国产业升级迫切需要新的模式。相对于制造业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历史与规模,我国服务外包起步较晚,但发展十分迅速,正在成为日益繁荣的全球外包市场的有力竞争者。从长远来看,发展服务外包有利于推进我国现代服务业的成长,扩大就业,改善贸易结构,拓展与全球经济接点,从而带动产业升级转型,全面提升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和竞争力。

一、全球化、服务外包与产业升级路径的变化

传统的产业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理论认为,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演变具有一定的规律性。经济持续增长促使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一国第三产业(服务业)的比重逐步提高,并将超过第二产业,成为GDP增长的第一大源泉。产业结构的转变特别是在非均衡条件下的结构转变,能够刺激经济增长,这一点对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由于发展中国家普遍工业基础薄弱,因而,利用后发优势加快工业化进程成为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必然的战略选择。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依据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把工业化作为发展经济、摆脱贫困的重要手段,并通过实行进口替代政策,试图自主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然而,受制于落后的基础条件及众多贫困人口等因素,印度、巴西等实行进口替代国家的工业化道路并不成功,经济发展不仅远远落在了出口导向型的亚洲四小龙后面,而且造成了严重的贫富差距和城乡二元结构,其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模式引来了诸多批评,似乎走到了尽头。

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后起国家的产业升级提供了新的选择。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条件下,服务产品可贸易性增强,服务业跨国转移的加快,进而引发了世界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离岸外包、战略联盟等建立在知识经济和全球价值链分解基础上的要素配置新方式促使世界产业结构升级突破了线性的路径,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同时,从全球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由于相对于商品和其他生产要素,在全球化不断深入的今天,劳动力在各国之间流动仍存在很多限制和障碍,因而在资源配置全球化不彻底的条件下,全球价值链上成本导向性的业务环节必然大量向中国、印度这些劳动力丰富、且成本较低的国家和地区转移。这意味着在信息化和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的条件下,后起国家有可能采取有别于以往工业化国家的产业升级模式,承接服务外包将成为新兴经济国家融入服务业国际分工体系的重要渠道。

作为新型的商业模式,服务外包的实质在于企业整合利用外部专业化资源,把非核心业务环节转包出去,从而降低成本,提高效率,集中培育核心能力,增强环境应变能力。从其组织方式、技术平台及其雇佣人员的结构来看,服务外包不仅可以改善企业的运营绩效,而且具有产品无形化、生产与服务同步化、环境友好、资源复用性高等特点,很好地契合了世界范围内技术变革与产业升级的方向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见图1)。正如奎因(J•Quin)指出,服务外包是推动21世纪产业结构转型的重要力量。服务外包本身就是新一轮世界结构转型的产物,对形成新的世界贸易和生产格局、推动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具有重大作用。

外包的发展是建立在网络技术和经济全球化基础上的,反过来,外包业务中大量IT的技术应用又使不同产业的产品和服务的软件化程度不断提高。在投资与贸易自由化推动下,各个产业之间联系更加紧密,世界产业结构出现了融合化和无缝化趋势,即在知识分解和融合基础上,以跨国投资和离岸外包为纽带,产业技术趋同性增强,传统产业与新兴技术的边界趋于模糊,产业之间的技术和市场重叠化程度提高。全球产业结构在不断融合、新旧更替的过程中,产生了更强大的后发效应、更多的学习和追赶机会,世界范围内产业演进的路径也由产业分立突变逐步转变为产业融合。同时,服务外包促进了高技术服务业发展迅速,进一步加快了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升级步伐。外包不仅扩大了软件和通讯服务的行业规模,而且给银行、保险、工程咨询、旅游、传媒、娱乐、教育等传统服务业带来了新的运行方式和市场渠道,增加了传统服务业的消费需求,从而使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

正是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给印度等新兴经济国家的产业转型带来了契机。这些国家适时把产业发展的重点转向以软件开发和信息服务为核心的服务业领域,通过承接服务外包,将产业升级带入了新的路径。在这一新的模式下,产业结构调整不再延续传统的“农业工业服务业”的线性升级路线,而是以承接外包为依托,由软件等服务业向其他领域扩展渗透,并在新兴服务业与其他产业的互动过程中,实现服务业自身和整体产业结构的共同发展优化(见图2)。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承接发达国家的外包业务有助于吸收外资,增加就业,加快本国信息化进程,带动服务贸易的发展。据Gartner和Forrester公司的联合预测,到2015年美国将有330万个高技术领域和部分服务业的工作岗位以离岸外包的方式转移到国外,其中仅由BPO 发展造成的办公支持岗位流失就将从2005年的29. 5万个增加到2015年的170万个。因此,通过承接外包,发展中国家开始获得更多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岗位,使其低成本智力资源的优势得以充分发挥。由此判断,服务外包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产业价值链在全球范围内的合理配置,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渠道。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尽管市场需求畏缩导致离岸外包的增长速度有所减缓,但同时也进一步加大了企业运营的成本压力,为改善生存条件,企业的外包意向增强,越来越多的企业着手将非核心业务外包到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服务外包将呈现更广阔的发展前景,从而为新兴经济国家的企业提供更多的接包机会。①

从本质上看,服务外包的发展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现行全球外包分工体系,发达国家作为发包国仍处于主导地位。但由于在高技术领域,知识和人力资本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印度、以色列、爱尔兰、菲律宾、中国等一些拥有充裕人才储备国家和地区通过发展外包,其比较优势得以有效的释放,一定程度上加快其高技术产业和新兴服务领域的发展。同时,也应该看到,以服务外包为依托的产业升级模式的可持续性还有待时间的检验。目前,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外包企业还处在被动接包的地位,从事单一的外包业务将导致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成长路线被锁定,对发达国家的业务分解和项目管理产生一定的依赖。如果后起国家不能建立有效的学习机制和自主创新体系,长期承接低水平的服务外包有可能使其在服务业领域再度落入“跟随式”的发展陷阱。

二、服务外包与中国产业结构转型

长期以来,工业化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我国在较短时间内建立起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然而,由于大量资源向工业资源倾斜,导致中国产业结构的畸形发展,服务业的发展长期在低水平徘徊。改革开放后,我国进入了加速工业化的时期。制造业领域大量利用外资带动了中国工业制成品生产和出口的快速增长,使中国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不断提高,逐步成为“世界制造中心”。

迄今,中国产业结构的变迁基本遵循了世界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总体来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但相对于高速发展的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中国服务业的市场化和国际化程度较低,服务业发展仍以旅游、交通运输和批发零售等传统行业为主,金融、保险、咨询、物流、传媒等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近年来,在投资拉动下,中国工业总产出持续扩张,服务业发展滞后的状况并未根本转变,服务业对GDP贡献度不升反降(见图3)。同时,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不仅远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且与印度、巴西、墨西哥等新兴经济体相比,中国服务业对GDP贡献度也偏低(见表1)。

毋庸置疑,在全球制造业转移浪潮中,中国承接了大量工业制成品的外包,制造业的崛起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然而,随着劳动力、土地、能源价格上升,中国经济增长和对外开放的资源环境约束增强,经济增长面临着产业升级与转型的巨大压力。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外需急剧减少导致制成品出口大幅下滑,迫切需要加快产业升级。目前,全球经济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加速,外包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服务业的离岸经营迅速向新兴经济转移。中国应抓住这一新的机遇,通过发展服务外包,将服务外包作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和产业升级的“绿色引擎”,以加快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扭转中国长期处于全球产业链低端的不利局面,逐步进入和占据产业链的中高端环节,带动中国由“世界工厂”向“世界办公室”转型,推进由“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同时,我国利用外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领域,服务业利用外资相对滞后。承接服务外包,有利于拓展利用外资的方式和渠道,改善外商投资的产业结构,带动贸易方式和贸易结构的优化,从而使中国经济更全面地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全球提升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

三、我国发展服务外包的优势与差距:SWOT分析

目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日益完善,政治环境稳定并拥有丰富的高质量低成本人力资源,已经具备了大规模承接服务外包的基本条件。我国服务外包起步虽晚,但政府非常重视服务外包的发展,截止2009年5月,国家相继确立了18个国家服务外包基地城市。发达国家的大发包商开始在中国积极寻找合作伙伴,以软件和信息服务为代表的服务业逐步吸引大量的外包合同,中国服务外包呈加速增长的态势。据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联合的《2008年中国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企业发展调研报告》与《2008年中国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白皮书》分析,2007年,中国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产业市场规模达152.0亿美元。其中,ITO市场规模为90.4亿美元,BPO市场规模达61.6亿美元。中国主要从事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业务的企业已有3,000家以上,从业人员高达30万。中国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离岸市场规模达到22.8亿美元,约占产业总体市场规模的15.0%,则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内需市场的潜力则十分巨大,将以20.1%的年复合增长率增长,至2010年将达到224亿美元。服务外包行业和领域的扩展更为迅速,不断向软件与IT服务、金融、保险、财务与人力资源管理、客户服务、动漫与文化创意等领域渗透。由于语言、地缘等因素,我国服务外包市场主要集中在日本和韩国等周边国家和地区。来自IDC的数据显示,2006年,日本和韩国占我国软件离岸外包收入的比重仍高达56%。

从国内条件和国际环境来看,我国发展外包的优势与劣势并存。中国工程师的计算机和数字技能非常扎实,服务外包所需的各种专业技术以及基础设施条件进一步改善,极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全球软件外包中心,这将带动中国成为一个服务业大国,逐步使中国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国际地位相匹配。当然,发展服务外包也需要正视全球外包市场竞争加剧以及国内人才、体制约束带来的诸多问题和挑战。其中,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已成为开拓欧美目前我国外包的最大障碍。用SWOT方法,对我国发展服务外包的优势、区位条件与障碍进行分析(见图4):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服务外包是全球化和信息技术发展的共同产物。在日益“平坦”的世界里,后起国家产业升级的路径更加多元化,而服务业的国际转移也正在成为新兴经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机遇。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服务,发展服务外包不仅将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且也将为中国产业升级注入新的活力。以此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不仅将减少经济增长的能源、土地和环境压力,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储备各类高端人才,而且还将使中国对外开放更加均衡,从而更加全面地分享要素全球流动的利益。目前,发展服务外包还需要在人才、观念、信用、语言、商业模式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补足差距:

一是要制定服务外包的发展规划,建立服务外包统计体系,并积极参与、推动服务外包自由化的多边谈判,在未来相关国际贸易规则制定中争取主动;二是进一步加快电信、金融、保险、物流、咨询等相关行业的开放进程,规范市场准入条件。建立服务业有效竞争的市场秩序,夯实承接外包的产业基础;三是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服务外包涉及大量信息技术交易,发包国对承包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有很高的要求。政府应加大对知识产权违法的惩处力度,为服务外包发展提供良好的商业环境;四是建立一批设施完善、国际化的软件园区和服务外包基地,尽快形成建立服务外包产业的集聚效应;五是完善人才培养机制。中国人才结构不合理问题非常突出,学校教育和企业需求的脱节不仅造成教育资源浪费,而且导致服务外包人才特别是外包项目管理的高端人才极其匮乏。应从高等教育、职业培训、企业在职培训等多方面入手,加强人才培养的针对性,优化外包人才的供应结构。

[注 释]

① 课题组2009年5月对大连软件园的补充调研中,园区内的软件外包企业对金融危机后全球和中国服务外包的市场前景普遍持乐观态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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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丹辉.全球服务外包发展的影响与我国的对策[J].国际服务贸易评论,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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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江小涓. 服务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理论分析[J]. 经济研究,2008,(2):4-18.

[5]江小涓. 服务全球化与服务外包:现状、趋势及理论分析[EB/OL].省略/DRCNet. 世经评论,2007-08-08.

[6]Pol Antras and Elhanan Helpman. Global Sourcing[R].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10082.

[7]Bajpai, N. J. ,R. Arora Sachs and H. Kjurana. Global Services Sourcing: Issue of Cost and Quality[R]. CGSD Working Paper, No.16.

[8]Karsten Bjerring Olsen. Productivity Impacts of Offshoring and Outsourcing: A Review[R].STI Working Paper, March.

[9]J.B. Quinn and F.G. Hilmer. Strategic outsourcing[J].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Summer, 43-55.

[10]Atul Vashistha and Avinash Vanshistha. The Offshore Nation: The Rise of Services Globalization[M]. Tata McGraw-Hill, 2005.

Service Outsourcing and China’s Industrial Upgrad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ization

Yang Danhui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CASS,Beijing 100836, China)

篇5

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它不仅仅有自己的独创性，而且每一次的包装设计都承载了其厚重的文化底蕴，视觉元素也演绎着多元的地域社会文化，整个产品的包装都强烈的体现了品牌的文化理念以及社会责任感。

可口可乐包装的奥运情结

可口可乐是与现代奥运会合作最早的品牌之一，也是目前为止奥林匹克运动会最长久的合作伙伴，可谓是奥运会赞助商中的元老。自从1928年首次赞助阿姆斯特丹奥运会后，可口可乐便与这一体育盛会结下了不解之缘。究其根本是因为可口可乐的品牌内涵和奥运精神是吻合的。比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可口可乐公司也推出了“We8东西群音绘八方”――八款融视觉听觉为一体的艺术酷炫铝瓶。邀请八位现今中国最具潮流的视觉艺术家，根据奥运八个相关的主题去设计可口可乐的包装设计，而且西方的音乐家还为此谱写了乐曲，东方的设局艺术和西方的精美音乐合二为一，诠释奥运带来的人类凝聚与文化交融。可口可乐与奥运会的合作，不仅扩大了社会影响力，也有力的传递了品牌信息，从而在宣传品牌的同时，也联络了消费者的感情，可谓是双赢！

艺术与时尚情结

可口可乐是一个激发设计师们创作的品牌，在全球也是极具影响力的产品。瓶身承载了设计的精华，这让所有热爱设计的人都为之痴迷，不仅是设计圈还是时尚界。

随着时代的潮流，可口可乐公司开发了中国昵称瓶，将“文艺青年”、“纯爷们”等一些网络用语应用在了可口可乐的包装上面。另外，还设计了一些富有地方语言特点的包装，例如湖南的“尖板眼”，重庆“重庆崽儿”等。可口可乐的这一新尝试，正是抓住了中国消费群体的心理，每个消费者都有自己专属的昵称，无形之中拉近了消费者与生产商之间的距离。这次尝试也提示在以后的设计中要敢于创新，只有创新性的设计才能脱颖而出。

本土化或者是中国情结

可口可乐一直以来都是以最典型化的美国风格和美国个性来打动各种的消费者，但是90年代后，可口可乐开始转变作风，尝试本土化宣传。从1978年首批可口可乐产品进入中国市场至发展成熟后，可口可乐公司重新设计了中文标志的“可口可乐”。不仅推出了中国文化主题的广告，还推出春节版包装，这也是为加强在中国市场的影响力而采用的本土化战略。每年年末，可口可乐不断为春节版包装更换“中国服装”，如十二生肖、春节剪纸等图案，满足了中国消费者的情感诉求，并在文化和精神方面产生了共鸣。

可口可乐不仅是从广告宣传上还是在包装设计上，一直都在建立自己的商品形象，以此来深入市场，从而扩大品牌影响力和知名度，极大地提升了可口可乐品牌在中国的形象品牌价值。

人文关怀

可口可乐去除了产品包装上的logo，向外界传达一个消息：易拉罐可以有标签，但人不应该有。“这些可口可乐罐传达出了一个强有力并且永恒的信息：我们都是一样的人。”负责此次推广活动的麦肯环球迪拜子公司FP7/DXB这样声明。

对于总是在产品包装上花样百出的可口可乐公司来说，这也是它们第一次推出完全没有品牌Logo的包装。由于可口可乐品牌在世界的影响力，不论是此前火爆全球的昵称瓶、歌词瓶与台词瓶，还是在墨西哥为视障人士推出的“盲文瓶”，这样的创新包装不仅能促进产品销量的增长，也能够在世界范围内传递“平等、宽容”的价值观。

结语

可口可乐在品牌推广过程中，不仅塑造了附有文化内涵的形象，也在追求着自身以外的东西。可口可乐在包装上进行的创意设计，体现了可口可乐的品牌内涵，阐释了多元的文化情感诉求和品牌形象，从而在精神上强烈引起了和消费者的共鸣。借此借鉴可口可乐包装的成功经验，反思一下其他的品牌包装，人们应该从产品的包装设计上着手，加强产品的创意设计，赋予产品深刻的文化内涵，去塑造一个独特的品牌形象。

篇6

中华秋沙鸭是第三纪冰川期后残存下来的物种，距今已有1000多万年。因模式标本产于中国而得名，属全球濒危物种，全球数量在5000对以内，被称为鸟中大熊猫。其繁殖地在西伯利亚、朝鲜北部及中国东北小兴安岭。越冬区域非常广泛，从东北到海南均有记录，福建是其重要的越冬地。

中华秋沙鸭喜栖息于宽阔湍急的溪流和库区，要求河水清澈、食物源丰富。因此调查中华秋沙鸭的栖息状况，其实也是调查该流域水质状况，保护中华秋沙鸭的同时也是在保护福建母亲河闽江。

2007年观鸟会会员在光泽县记录到7只中华秋沙鸭，以后每年都有零星记录。2014年10月开始，福建省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观鸟分会启动了福建中华秋沙鸭调查项目，36人的调查小组兵分七路，分期沿着福建重要河流溯流而上，将行进过程中发现的所有鸟种全部记录在案。其中，调查人员分别在福州和南平目睹了51只中华秋沙鸭的越冬生活。

第一次在省内看到这么多中华秋沙鸭，我们很高兴，说明我省不少河流上游水质不错。省观鸟会会长杨金告诉记者。

溪流过度采砂石，是中华秋沙鸭等鸟类在福建所受的最大威胁。据杨金介绍，调查中，南平政和、松溪，三明建宁、明溪，以及福州永泰等河流，都发现过度采砂石的现象，一些地方河床甚至出现干涸。在大樟溪上游沿线，则存在养殖过于密集、养殖污水直排入河造成水质污染的问题。中华秋沙鸭只吃附着在溪流石头边的小鱼，这类小鱼在被污染的水中无法生存。过度采砂石和养殖污水排放，对溪流整体水质和生物多样性都有较大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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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了解深圳市龙华新区民办中小学学校卫生保健人员现状及其需求，为制订学校卫生工作策略和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方法，对龙华新区18名民办中小学卫生保健人员采用自制问卷进行面访调查。调查学校和学校卫生保健员的基本情况、学校卫生工作培训的需求和方式，进行描述性分析。结果

11.11%的民办中小学没有设置卫生室，民办中小学的学生人数与学校卫生保健员配比介于967∶ 1~4449∶1之间，均大于600∶1。77.78%的学校卫生保健员从事学校卫生工作工龄不超过5年，卫生专业的占27.78%，初级职称的占33.33%，高级职称的占5.56%。结论龙华新区民办中小学的学校卫生保健队伍存在专职卫生技术人员配备比例不达标、人员流动性大、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比例低、专业技术职称不高和学校投入不足、卫生室设置不达标等问题，教育和卫生部门要采取针对性措施全面提高学校卫生工作的水平。

【关键词】民办 中学 小学 学校卫生 卫生保健 需求

doi:10.3969/j.issn.1671-332X.2014.11.060

学校卫生工作的有序、规范开展可有效提高学生的健康水平［1-2］ ，是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的重要保证。但是这些工作的开展不仅需要强有力的行政支持，还需要一批有一定专业素质的学校卫生保健人员。龙华新区地处深圳市中北部，是深圳市的产业大区，外来务工人员众多，他们的子女大部分就读于民办学校。为了解龙华新区民办中小学学校卫生保健人员现状，掌握学校卫生工作需求，旨在为调整卫生资源，提高民办学校的学校卫生工作水平提供科学依据。笔者对龙华新区民办中小学的学校卫生专业人员现状及其需求开展了调查，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龙华新区18所民办中小学的18名学校卫生保健人员。

1.2方法采用整群抽样方法，由接受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使用自制的调查问卷对18名学校卫生保健人员进行一对一的面访调查。

1.3调查内容包括：①学校的基本情况；②学校卫生保健员的基本信息、专兼职情况、专业、职称、工龄等；③学校卫生工作的需求，包括学校意外伤害事故的防治、常用药物的使用、健康促进学校、学生常见病的综合防治、食品安全、心理咨询技巧、传染病应急处理7个方面；④学校卫生工作培训的时间、形式。

1.4统计分析使用EpiData 3.0建立数据库，数据经双份录入核对后运用spss　17.0进行描述性分析。

2结果

2.1基本情况

本调查共获得有效问卷18份，有效问卷率为100.00%。18所学校中，小学5所，9年制学校13所；学生人数介于967~4 449人/所；建校年限为1~23年。

2.2学校卫生室及学校卫生专项经费配备情况

18所学校中有2所学校没有配备卫生室；有3所学校没有学校卫生工作专项经费，有专项经费的15所学校的专项经费介于1.31~33.92元/（人·年）之间，见表1。

2.3学校卫生保健人员配备情况

18所学校均各配备有1名卫生保健员，学校学生人数与学校卫生保健员的配比为967∶1~4 449∶1，均大于600∶1，见表2。

2.4学校卫生保健人员年龄和从事学校卫生工作工龄情况

18名学校卫生保健人员的年龄21~52岁，30~39岁的占44.44%；工龄1~20年，55.56%从事学校卫生工作的工龄≤3年，22.22%的工龄为4~5年，超过10年的为11.11%，见表3。

2.5学校卫生保健人员学历、专业和职称情况

61.11%的学校卫生保健人员是大专学历，大学学历仅占5.56%；没有职称和初级职称的学校卫生保健人员各占33.33%，高级职称的仅占5.56%；18名学校卫生保健员中卫生专业的占27.78%，有16.67%的为师范专业，其他的占38.89%，见表4。

2.6学校卫生保健人员专兼职情况

44.44%的学校卫生保健人员为专职，其中9年制学校专职卫生保健员仅为38.46%；兼职学校卫生保健人员，除从事学校卫生工作外，还需要从事学籍管理、教学、工会、仓库管理等工作，见表5。

2.7学校卫生工作需求

18名学校卫生保健人员都认为需要进一步加强学校卫生培训工作，其中72.22%的学校卫生保健员认为需要加强学校意外伤害事故的防治方面的培训，其次是传染病应急处理（占61.11%）和食品安全（50.00%），见表6。

2.8学校卫生工作业务培训方式

55.56%的学校卫生保健员希望能在工作日开展培训，有72.22%的人希望以培训班的形式开展，22.22%的希望能够采取实地考察的形式，见表7。

3 讨论

《学校卫生工作条例》中规定：“城市普通中小学、农村中心小学和普通中学设卫生室，按学生人数六百比一的比例配备专职卫生技术人员。学生人数不足六百人的学校，可以配备专职或者兼职保健教师，开展学校卫生工作。”本调查发现，龙华新区18所民办中小学中，有11.11%（2/18）的学校没有设置卫生室，虽然所有学校都配备了1名学校卫生保健人员，但尚有55.56%（10/18）的学校无专职卫生保健人员，学校学生人数与学校卫生保健员的配比为967∶1~4 449∶1，均大于600∶1。学校卫生室的设置和学校卫生专职人员的配备均未达到《学校卫生工作条例》规定的标准。学校卫生室是学生获得卫生保健知识的重要途径［3］，学校没有设置卫生室，学校卫生工作就无法正常开展，配备的学校卫生专职人员不够，或者这些工作人员兼职过多，势必影响学校卫生工作的质量，这都制约了学校卫生工作的扎实有效开展。

调查发现，这些学校卫生保健员中有44.44%的年龄为30~39岁，有77.78%的卫生保健员从事学校卫生工作工龄不超过5年，其中55.56%的不超过3年，超过10年的仅为11.11%，这与上海、鞍山等地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4-5］。学校卫生保健人员工龄普遍比较短，反映了学校卫生保健人员流动性大的问题，这可能与教育部门对学校卫生保健岗位设置重要性认识不足有关，本次调查结果显示，仅有83.33%的学校每年有学校卫生专项经费，其中72.22%的学校专项经费不足10元/(人·年)，此外也可能与学校卫生保健人员待遇相对教师低、职称晋升困难等有关［6-7］。进一步分析发现，这些学校卫生保健员中，卫生专业的仅占27.78%，大部份为师范、管理等其他专业，低于北京地区的65.12%［8］。此外，18名学校卫生保健人员中没有职称和初级职称的各占33.33%，高级职称的仅占5.56%，与国内其他学者的报道基本一致［5,9］，可见我国普遍存在学校卫生保健人员职称不高的问题。调查还发现，61.11%的学校卫生保健员为大专学历，高于国内其他学者的报道［10-11］，这可能与伴随着近年来龙华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到我区就业的高学历毕业生增加较多，以及这些学校对新录用的工作人员学历要求的提高有关。

调查结果还显示，所有的学校卫生保健人员都希望能够得到学校卫生相关专业知识的培训，其中前三位的知识需求分别为学校意外伤害事故的防治、传染病应急处理和食品安全。培训时间以工作日为主，形式以培训班为主（占72.22%），有22.22%的希望采取实地考察的形式。可见民办中小学卫生保健员对学校卫生相关知识有着强烈的需求,并且希望能够通过培训等方式提高业务水平,提示相关部门在今后的学校卫生相关培训中要采取培训班和实地考察等方式重点加强意外伤害、传染病以及食品安全知识方面的培训。

由以上可见，龙华新区民办中小学学校卫生保健队伍存在专职卫生技术人员配备比例不达标、人员流动性大、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比例低、专业技术职称不高的问题，再加上学校对学校卫生工作专项经费投入不足以及卫生室设置不达标等，严重制约了民办学校卫生工作的深入规范开展。且这些民办中小学学校卫生保健人员有着强烈的知识需求，尤其是学校意外伤害事故的防治、传染病应急处理和食品安全等方面。建议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以及各有关部门和学校，充分认识学校卫生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加大投入，按《学校卫生工作条例》要求设置卫生室、配备学校卫生保健人员，研究和制定学校卫生保健人员职称晋升、薪酬定级等规章制度，稳定学校卫生保健人员队伍。此外，卫生部门和教育部门还需进一步加强协作，采用日常培训和实地考察等形式做好学校卫生保健人员关切的业务知识的培训工作，解决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增加培训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全面提高学校卫生保健人员的业务素质。从而，全面提高学校卫生工作的水平，为学生的健康成长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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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月球探测；嫦娥一号；探测数据；优化处理；开发利用

Final Report of Research on Lunar Exploration Data Processing，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Abstract：The research is based on the scientific and engineering materials obtained by the China’s lunar orbiting exploration. The mission planning of the second and third phase of lunar exploration is closely combined with. Based on the research， breakthroughs are achieved in the related key technologies such as the super-resolution reconstruction of CCD images， analysis and inversion of the lunar gravity field，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lunar landing area. The resolution of lunar surface images can be improved by over 30%. The first China’s self-developed model of lunar gravity field is inverted. Meanwhile， a referential model of lunar soft landing area for the second and third phase of lunar exploration is obtained. Furthermore， an integrated software platform which can be used for both optimization and analysis of lunar data and the demonstration of lunar soft landing has been developed. The research results provide an assistant analysis platform for the mission planning of the second and third phase of lunar exploration. Th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of China's lunar exploration thus can be propelled.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es， a series of results have been achieved which are listed as follows： the optimization of lunar surface images， inversion of Selenophysical features， engineering and demand study based on the lunar exploration data， and the optimization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 system of lunar exploration data. Breakthroughs are achieved in the key technologies of super-resolution reconstruction of CCD images， high-order inversion of the lunar gravity field， reconstruction of lunar landing area， and the simulation and demonstration of lunar soft landing. Finally， an optimization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 system of lunar exploration data is develop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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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险人

故意犯罪致死

免责事由

可保性

内容提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45条将“被保险人因故意犯罪致死”视为保险人的法定免责事由之一。这条规定虽然有助于维护社会安宁及善良风俗等公益，但却损害了无辜的受益人之保险金请求权等私益，违背了“刑罚及于己身，罪不及他人”之法律原则，进而有“株连九族”之流弊。因此，应对此条规定进行反思与重构。在解释论上，应当破除在人寿保险领域内故意犯罪致死“不可保”之“迷思”；在立法论上，应在公益与私益之间寻求平衡，以充分发挥人寿保险制度之良善功能。

在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寿保险合同中，当被保险人因故意犯罪而死亡时，受益人能否请求保险人给付保险金，一直是国内外备受争议的问题。从我国保险立法而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于1995年制定之初，在立法政策上将“被保险人故意犯罪致死”作为保险人当然免责的法定事由；2009年《保险法》第二次修订时，上述立法政策并未改变，修订后的《保险法》第45条规定：“因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导致其伤残或者死亡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然而，由于该条规定中所采“故意犯罪”一词本身含义太广，使得司法认定上易流于形式乃至泛滥；同时，此条规定有遭保险人滥用而推卸给付责任之弊，因而广受质疑。[1]对于此条规定，不能不引起人们反思的问题是：在人寿保险合同立法上，被保险人故意犯罪其自身死亡或者伤残，是否当然成为保险人得以免责的法定事由？保险立法所应采之政策，究竟是以维护社会安宁及善良风俗的公益优先，还是以保护保险金受益人的私益优先，抑或兼而有之？以下，笔者拟从保险政策、保险法理、保险立法等方面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以期对我国保险法的理论与实践有所助益。

一、遭遇质疑的“保险法公共政策”：被保险人一般不能从自己犯罪行为的后果中得到保险补偿

自人寿保险制度于17世纪末叶产生以来，传统保险立法、学说与判例基于“犯罪是人们最痛恨的，公共利益强烈要求阻止犯罪”之立场，均将被保险人因故意犯罪致其自身死亡或者伤残之保险事故，作为保险人得以当然免责的法定事由，[2]并逐步上升为保险法上的一项公共政策：“被保险人一般不能从自己的犯罪行为的后果中得到保险补偿”。[3]上述保险法公共政策的意旨主要有二：(1)希冀通过免责规定以“惩罚或威慑”被保险人的故意犯罪行为。由于故意犯罪行为本质上对社会共同生活秩序具有极大的破坏性与危险性而为社会大众所无法忍受，因此，立法者应当将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所致死亡或伤残之事故作为保险人得以免责的法定事由之一，以达惩罚、威慑或者阻却被保险人犯罪之目的。(2)避免人寿保险制度成为“助长或者鼓励”被保险人故意犯罪的诱因。被保险人故意犯罪致其自身死亡或伤残，其危险之发生均属不法之原因所致。倘若责令保险人仍须负给付保险金之责，那么被保险人“侥幸犯罪成功时，固可逍遥法外，享受犯罪之成果，不幸犯罪失败时，亦可凭其保险金照顾家属，免其后顾之忧。如此犯罪利多害少之现象，恐有助长犯罪之虞”。[4]如此一来，“保险制度将形同奖赏犯罪之制度，势必沦为鼓励被保险人犯罪之工具，或者成为被保险人犯罪之帮凶，此岂保险制度之法旨”？[5]

然而，晚近以降，上述结论渐次受到怀疑或者批评，“被保险人一般不能从自己的犯罪行为的后果中得到保险补偿”之箴语，听起来“很暖人心但却经不起分析”。[6]其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过分夸大了在给付保险金条件下对被保险人故意犯罪的“激励效应”。虽然被保险人故意犯罪行为应当受到遏制而不应当受到鼓励，但在保险人给付保险金的条件下，是否必然刺激被保险人铤而走险故意犯罪呢？事实上，“被保险人为使受益人取得保险金而故意犯罪致死，通常可能性不大”。[7]或者说，“某人因为知道自己的家人将得到保险金而易于进行判处死刑的犯罪的可能性纯属虚构”。[8]因此，所谓“助长或者鼓励”被保险人犯罪之推论，实有夸大事实之嫌。(2)过分夸大了在不给付保险金条件下对被保险人故意犯罪的“威慑效应”。虽然被保险人故意犯罪行为应当受到惩罚，但通过免除保险人给付责任之途径以示惩罚被保险人的故意犯罪行为，其威慑力如何，值得怀疑。英国保险合同法学者克拉克教授曾指出：“过去对于因犯罪被处决的人的人寿险法院不予强制执行。有人认为原因之一就是执行保险将减少人们对犯罪的反感，即减少我们对相关状况是否良好的关心。但将威慑作为不强制执行原则的基础是很薄弱的……对这一假定的最好回答将是提问，当死刑都不能阻止一人的罪行时，取消此人的生命险将有一种什么样的犯罪威慑力呢？”[9](3)违背了“刑罚及于己身，罪不及他人”之法律原则。在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寿保险合同中，一般指定被保险人以外之第三人为受益人，受益人大多是因为被保险人的死亡而丧失了扶助或扶养的人。在此情形下，如仅以被保险人所为者属一故意犯罪行为，就全部剥夺受益人所享有的保险金权益，此种立法规范实际上已违背“刑罚及于己身，罪不及他人”之法律原则，有“株连九族”之嫌。(4)过多地给保险制度强加了作为惩罚犯罪之工具的功能。保险作为人类社会之良善制度，具有分担损失、保障生活安定之功能；若强加给保险作为惩罚犯罪之工具的功能，则“买保险之人，皆不能犯罪，否则，若因犯罪行为致死或致伤，则被保险人不但可能要被科以刑罚，还要受到丧失请求保险金之惩罚”。[10]因此，诚如克拉克教授所言：“保险的可获得性或现行保险的不可强制执行性，都不会对非法或不负责任的行为起作用……单单是威慑力既不能解释不强制执行规则，又不能界定其范围。如果需要威慑力，那么需要由刑法或侦察来完成，而不是通过合同法和保险法”。[11]

综上所述，传统保险立法所采之“保险人因被保险人故意犯罪致死而免责”的规定虽是以“被保险人一般不能从自己的犯罪行为的后果中得到保险补偿”之公共政策为其思想渊源与理论基础的，但公共政策作为法律规范外部行为正当性的一种价值判断标准，本来就是“一匹难以驾驭的马”。因此，在保险领域和其他领域一样，“需要小心谨慎地适用公共政策原则”。[12]

二、现代保险法理之转向：“优先保护受被保险人抚(扶)养之遗属”理论的阐发及其影响

晚近以降，在传统保险法“被保险人一般不能从自己的犯罪行为的后果中得到保险补偿”之公共政策受到普遍质疑的同时，“优先保护受被保险人抚(扶)养之遗属”之学说也随之兴起。该学说无论是对英美法系国家的保险判例，还是对大陆法系国家的保险立法改革，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优先“保护受被保险人抚(扶)养之遗属”之理论的提出与阐发

与传统保险法理仅仅着眼于“被保险人故意犯罪”不同，现代保险法理从人寿保险制度的功能出发，提出并阐发了“优先保护受被保险人抚(扶)养之遗属”的理论。持该理论的学者认为，人们购买人寿保险之目的是多元的：“以生存为给付条件”的人寿保险，保险金意味着被保险人年老退休后的生活保障；“以残疾为给付条件”的人寿保险，保险金意味着已致残的被保险人丧失劳动能力后的生活保障；“以死亡为给付条件”的人寿保险，大多以后代或配偶为受益人，保险金意味着已死亡的被保险人的后代或配偶的生活保障。因此，人寿保险制度之功能，除了分散被保险人自己可能遭受的经济生活风险之外，更具有保障被保险人遗属生活之机能；不仅具有浓烈的经济保障功能，而且蕴藏着丰富的人道主义伦理价值。[13]以“优先保护受被保险人抚(扶)养之遗属”之理论来审视，被保险人于订立人寿保险合同时，皆指定其家属或其他须受扶养之人为受益人。此等受益人即可期待保险金额之利益，而于被保险人死亡时即可现实请求保险人为保险金额之给付。然而，倘若立法者以被保险人故意犯罪致其自身死亡或者伤残作为保险人的法定免责事由，以示对被保险人故意犯罪之惩罚，那么不仅惩罚的“皮鞭”势必落在“无辜”的受益人身上，而且无辜之受益人的生活即陷入无着落之境地。如此立法，也殊失怜恤之道。毕竟“自公共政策的立场，社会并不希望在被保险人死亡时遗留缺乏生活保障的受扶养家属，而这正是人寿保险契约的基本目的”。[14]

(二)英美法系国家法院保险法判例向“优先保护受益人私益”之转向

“优先保护受被保险人抚(扶)养之遗属”的学说兴起之后，英美法系国家法院的判例在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时保险人是否免责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少数法院的判例仍然“站在高度专门化的立场认为：这种保险与公共政策相违背。其潜在的原理是这种保险即使不会诱发犯罪，也是在为犯罪行为排除障碍。因此，以拒绝支付保险金作为对犯罪的威慑所产生的效用，重于承认保险金而对债权人进行偿付及对被扶养人进行支付所产生的效用”。[15]但是，大多数法院的判例则认为，在被保险人故意犯罪的情形下，应当首先将被保险人与受益人区别开来，因为“受益人是某些具备必需条件的人，而不能是保险的对象，并与违法行为没有牵连的人……在这些情形下，只要保单不是为犯罪企图而签订，就应当赔付保险金，特别是当受益人不是犯罪的被保险人时。进一步说，并不是违法人获得了保险金，也不是由违法人精心设计的权利人获得了保险金，而是保险合同给予权利而且对损失不负责任的人获得了保险金”。[16]总之，尽管分歧仍然存在，英美法系国家法院保险法判例之立场还是呈现出向“优先保护受益人私益”转向之趋势。美国学者总结指出，法院对被保险人的故意犯罪行为不予赔付的理由在于：坚持法律对故意犯罪行为的惩罚和威慑效力；被保险人应当对自己的故意行为或犯罪行为负完全的责任，也应当自己承担责任。但是，与对犯罪行为予以制裁并不否定对受害人进行补偿同理，当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时，对无辜受益人的保险金给付比惩罚或者威慑做坏事的被保险人更为重要。[17]

(三)大陆法系国家保险立法政策之改革：以日本为例

英美法系国家法院相关保险法判例所体现的新思想与新观点，对大陆法系国家的保险立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有的国家保险立法尝试通过法律改革予以接受。其中，以日本的相关立法最为典型。1899年颁行的《日本商法典》第680条第1款关于“保险人的法定免责事由”规定：“于下列情形，保险人不负支付保险金的责任：(1)被保险人因自杀、决斗、犯罪、死刑执行而死亡时；(2)保险金额受领人故意致被保险人死亡时。但是，如果该人应受领保险金额之一部分时，保险人不得免除支付其差额的责任；(3)投保人故意致被保险人死亡时。”上述规定表明，日本传统保险立法上，视“被保险人因犯罪、死刑执行而死亡”为保险人的法定免责事由之一。但是，1998年日本生命保险法制研究会草拟的《生命保险契约法改革试案(1998年版)》提出应对《日本商法典》第680条规定予以修改，主张将“被保险人因决斗、其他犯罪或者死刑之执行作为保险人免责事由之规定”删除。该修法草案表明日本立法例已经肯定被保险人因犯罪致死或者被处死也在承保范围以内，保险人不得主张免责。[18]上述修改意见为2008年5月31日日本国会通过的《日本保险法》所采纳。《日本保险法》第51条对《日本商法典》第680条所规定的“保险人的法定免责事由”进行了彻底的修改，该条规定：“死亡保险的保险人于下列情形下不承担支付保险给付责任。但第三项所列之情形下，对于故意使得被保险人死亡的保险金受领人以外的保险金受领人所负之责任，不在此限：(1)被保险人自杀的；(2)投保人故意使得被保险人死亡的(前项规定除外)；(3)保险金受领人故意使得被保险人死亡的(前两项规定除外)；(4)被保险人因战争等其他暴乱等原因而死亡的”。从该条规定可以看出，日本的保险法已不再将“被保险人因犯罪、死刑执行而死亡”视为保险人的法定免责事由之一。

综上所述，“优先保护受被保险人抚(扶)养之遗属”之学说的阐发，并非对“被保险人一般不能从自己的犯罪行为的后果中得到保险补偿”之传统公共政策的简单否定；相反，恰恰是对其重新审视的必然结论。因为在人寿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无论是因故意犯罪被执行死刑而死亡，还是在实施故意犯罪过程中死亡，其本人均无法从自己的犯罪行为的后果中得到保险补偿，可能获得保险补偿的是被保险人以外的受益第三人。受此思想的影响，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的相关保险法判例，还是大陆法系国家的保险立法，均呈现出“优先保护受益人私益”的趋势。

三、传统保险法理的超越：“被保险人故意犯罪致死可保性”的论理解释

尽管现代保险法学说、判例及立法例已呈现出“优先保护受益人私益”之趋势，但在理论上对“被保险人故意犯罪致死”是否具有“可保性”仍有分歧，由此必然导致对“优先保护受益人私益”之正当性的怀疑。笔者在此拟结合保险法与刑法之原理作深入分析，以破除一直残存在人们观念中的所谓“故意犯罪致死不具有可保性”之“迷思”。

(一)从保险法角度来看“故意犯罪致死之可保性”

从保险法角度来看，对“故意犯罪致死之可保性”问题持否定性观点之论者，在解释上大多是着眼于被保险人在主观上的“故意”，认为保险立法者之所以应当将被保险人故意犯罪致死作为保险人的法定免责理由，是因为被保险人故意犯罪致死与“保险事故须发生于‘偶然性’”之原理有违。[19]申言之，在保险法上所谓“偶发性”原则，是指保险所承担的危险须为非因故意而偶然发生的危险；若危险之发生系出于当事人之故意，则此危险非保险所可保之危险。因此，原则上须保险事故之发生出于偶然者，保险人才负给付保险金之责；若系出于故意者，即有违“偶发性”原则，保险人不应负给付保险金之责。《保险法》第27条第2款“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不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之规定，即揭明其意旨。依“偶发性”原则，对于被保险人因故意犯罪所致自身之死亡，既然出于“故意”而非意料外之事故，应不予享受保险之利益。在此种解释论之基础上，更有一种解释论进一步认为，因为被保险人故意从事犯罪行为致死，可以认为系“故意涉险轻生或者自杀”，因为“对于死亡之发生，被保险人已有可能预见，却仍然执意为之(如甲独自一人前往杀害有两百人保护之乙)，则此与自杀无异，保险人得据以免责”。[20]

然而，上述解释是否妥当，殊值怀疑。因为保险法上之“故意”，所着重考量之点在于“结果(保险事故)之原因是基于故意所致”。若保险事故系出于被保险人故意所为，则保险人不负给付保险金之责，此为所谓“偶发性”原则。而在刑法上对于行为人之故意犯罪行为，从“故意”之样态而言，又可区分为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前者是指行为人对于构成犯罪之事实，明知并有意使其发生；后者是指行为人对于构成犯罪之事实，预见其发生而其发生并不违反其本意。因此，保险法域之“故意”与刑法上之“故意”并不一致。依此而论，就被保险人故意犯罪致其自身死亡之情形而言，不能简单地推论“被保险人死亡之结果，是由被保险人‘故意’所为”；[21]否则，就如我国台湾地区著名保险法学者江朝国教授戏言的那样：“某一小偷爬上高楼行窃之际，不慎摔死；若认定该死亡之结果系该小偷故意所为，则显然属于不合理之推论”。[22]对于被保险人故意犯罪致死之情形，只能说是被保险人出于故意而实施犯罪行为，但对于死亡结果的发生并非是其故意所为，至多只能认为是其具有重大过失而导致自身死亡。重大过失与故意属于不同的概念，两者根本不能画上等号。因此，被保险人因故意犯罪致死，保险事故之发生仍应认为系“过失”所致。同理，“被保险人因故意犯罪致死”也不可视为“被保险人自杀”。因为于自杀之情形，被保险人对于行为之实施及结果之发生，均系出于具有意思决定自主且自愿之情况下，本于自愿所为；而于故意犯罪致死之情形，无论是在犯罪过程中死亡，还是因故意犯罪而被处死，均只能认为被保险人系出于故意着手实施犯罪行为，但对于死亡结果之发生，并非出于其故意所为。因此，将被保险人故意犯罪之情形视同为故意涉险轻生或自杀，此一推论不合事理乃至荒谬。

总之，于被保险人故意犯罪致死之情形，其保险事故之发生仍系过失所致，与保险法上“偶发性”原则并不相悖。无论是所谓“违反偶发性原则”说，还是所谓“故意涉险轻生或者自杀”说，都是以一个正确的前提推导出一个错误的结论，均为不合理之推论。

(二)从刑法角度来看“故意犯罪致死之可保性”

从刑法角度来看，被保险人故意犯罪理应受到刑法之制裁，此无疑义。有疑义的是，在被保险人因故意犯罪致死或处死之情形下，能否以被保险人故意犯罪而剥夺受益人之保险金请求权，进而免除保险人向受益人给付保险金之义务？依刑法原理，财产刑作为一种刑罚方法，虽然是惩罚犯罪的有效方法，但没收财产有可能株连无辜。因此，刑事立法所采之政策无不严格限定没收犯罪行为人之财产的范围，以防止其株连无辜。[23]一般来说，刑法规范中所规定的没收犯罪行为人财产大多限于以下几种类型：违禁物、供犯罪所用或供犯罪预备之物、因犯罪所得之物。对于违禁物，不问属于犯人与否，均得没收；对于供犯罪所用或供犯罪预备之物以及因犯罪所得之物，以属于犯人所有为限，始得没收。[24]显然，人寿保险之保险金在性质上，既不可能被视为违禁物，也不可能被视为供被保险人犯罪所用或供其犯罪预备之物。那么，可否将保险金视为被保险人因犯罪所得之“财产”，当被保险人因故意犯罪致死或处死时而依法将其没收，保险人得以主张免责呢？笔者对此不敢苟同。因为依刑法之原理，所谓“因犯罪所得之物”，乃指因实施犯罪而直接取得之物，如因盗窃而窃得之财物、因赌博而赢得之财物；而保险金之给付乃基于保险契约之约定，保险金于性质上自不得视为被保险人因犯罪所得之“物”。因此，所谓“视保险金为被保险人以命换钱之代价，为被保险人因犯罪所得之财产”之说法，在理论上并不能成立。诚如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黄川口教授所言：“因被保险人若触犯刑律固已受国家之惩罚(如犯罪处死)，今若再免除保险人应负担之保险金责任，此无异形同没收属于‘受益人’之财产，足何异强其妻孥连坐，横加民事罚则于刑事案！则彼所谓保险责任，岂非尽成诈欺浮夸之事业？”[25]

综上所述，从保险技术性要求而言，保险事故必须是意外事件所导致，而非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所导致。但是，保险法上之故意不可与刑法上之故意同视，即保险制度所着重者在于“结果(保险事故)发生之原因系基于故意或过失所致”，至于其中间过程之“行为本身”系故意或过失之样态，抑或系合法或非法行为，此并非保险法上所必须考量之点。依此而论，当被保险人因故意犯罪行为致死时，虽然被保险人所从事者为故意犯罪行为，但死亡结果之发生，仍应认为系过失所致，与保险法上之“保险事故之偶发性”原则并不违背。因此，在解释论上应当肯定被保险人“故意犯罪致死”之可保性。

四、未来保险立法政策的切换：优先保护受益人之私益、兼顾善良风俗之公益

在人寿保险立法上，如何处理被保险人故意犯罪与保险人给付责任的关系问题，实属难以抉择的两难命题，其核心问题在于如何权衡公益与私益之间的冲突。国内外保险立法实践表明，一方面若仅从维护社会公益的立场出发，在立法上采“全不赔”的政策，固然可以达到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等公益之目的，但势必株连无辜的受益人，违反“刑罚及于己身，罪不及他人”之现代刑法精神，实不足采；另一方面，若仅从保护私益的立场出发，在立法上采“全赔”的政策，固然可以达到保护受益人保险金请求权之目的，但因被保险人故意犯罪行为在本质上毕竟对社会共同生活秩序具有极大的破坏性与危害性并为社会大众所无法忍受，从而也有危害社会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等公益之虞，也不足采。由此可见，被保险人故意犯罪与保险人给付责任的关系问题，实际上就是“私益”与“公益”的关系问题。若在思想观念上将“私益”与“公益”视为完全对立的关系，则必然陷入“全赔”或者“全不赔”的“非此即彼”之思维困境。因此，我们应当重新权衡“私益”与“公益”的冲突，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具而言之有二：

1·未来立法政策之选择：私益优先、兼顾公益

故意犯罪虽然足以使社会公益遭到破坏，但公益与私益之间并非全然对立，保障私益亦属维护公益之一部分。人寿保险制度之建构，除分散被保险人的经济生活风险之外，更有保障被保险人遗属生活之机能。被保险人若故意犯罪，理应负刑法上所应负之责任。但是，若因此使其遗属受到波及者，不仅违反刑法上“刑罚及于己身，罪不及他人”之原则，而且势必使人寿保险制度安定被保险人遗属生活之机能遭到破坏。因此，基于优先保护受益人之私益的立场，承认保险人之保险金给付义务，此时亦不会侵害社会公共利益。

主张优先保护受益人之保险金请求权等私益，并非完全漠视社会公益。被保险人故意犯罪行为的实施，毕竟对社会共同生活秩序具有极大的破坏性与危害性，从而也有危害社会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等公益之虞。从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等公益的角度来看，并非只要有被保险人故意犯罪致其自身死亡之情形，保险人就一律免除给付保险金之责；而应当是避免被保险人“滥用”乃至“恶用”人寿保险制度以达其故意犯罪之目的，进而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与公序良俗。所谓“滥用保险制度”，在人寿保险方面之典型情形，系指在缔结人寿保险合同之际，已具有犯罪意图之被保险人在实施犯罪行为前始参加投保，借此达到其犯罪目的，同时可兼顾家庭成员之利益而使其无后顾之忧。[26]如此情形，人寿保险制度反而成为犯罪之后盾，这无异于鼓励或者奖赏被保险人故意犯罪。因此，在被保险人故意犯罪与保险人给付责任的关系问题上，原则上须先肯定被保险人因故意犯罪致死或处死之情形也在人寿保险之承保范围内，再将“被保险人于缔约时已存有犯罪意图”之情形视为“例外”，将其排除在人寿保险的承保范围之外。唯其如此，才能一方面保护受益人之保险金请求权，另一方面又可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与公序良俗，始符法的公平、合理与正义之真谛。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在被保险人过失犯罪致其自身死亡之情形中，被保险人并不会存在滥用保险之意图。如前所述，所谓滥用保险，主要是指于订约时已有犯罪意图之人于从事犯罪行为前始参加投保，而于过失犯罪致死情形，在论理上、逻辑上均很难想象于此情形保险有遭滥用之可能！因死亡结果之发生，乃出于被保险人之过失行为所致，并非事先有所预谋或计划。因此，被保险人之过失犯罪行为既系疏于注意所致，自不可能于订约时存有犯罪意图，当然亦无使保险遭到滥用之虞！那种认为承保过失犯罪致死将有滥用人寿保险制度、破坏社会公序良俗之虞的观点，实属言过其实！因此，只要能通过有效地立法方式，将“订约时已具有犯罪意图之人，于从事犯罪行为前，始参加投保之情形”排除在人寿保险的承保范围之外，就可防范被保险人滥用人寿保险制度，如此也应无危害社会公序良俗之虞。

2·未来制度设计之路径：《保险法》第44条立法技术之参酌

毋庸讳言，在缔约之际，被保险人是否具有犯罪之预谋以及“滥用”乃至“恶用”保险之意图，深藏于被保险人之内心，要求保险人在缔约之际予以查明，或者事后举证证明，实属不易，此为制度设计之难点。笔者以为，关于被保险人故意犯罪致死的可保性问题，在制度设计上可参酌《保险法》第44条规定所采之立法技术，以“两年期间”作为保险人是否承担给付责任的区隔时点。《保险法》第44条规定之规范技术目的在于：“为了避免被保险人于具有自杀之意图时，专为贪图保险金而投保人寿保险，故保险法设有‘两年缓冲期限制’之规定，图希冀此缓冲期，改变被保险人自杀意图。而若保险契约订立超过两年后被保险人故意自杀，则不论是基于订约时之执意或新意之念，保险人皆应负保险理赔之责。由此可知，保险法上故意自杀规定中‘缓冲期限’之立法目的，仅在于防堵被保险人订约时之‘以命换钱’意图。”[27]

虽然《保险法》第44条的规范对象为“被保险人的自杀行为”，与“被保险人的故意犯罪行为”有本质区别，但其规范旨意同样也是为了防堵被保险人缔约之时即已具备的滥用人寿保险制度之意图、回避主观事实举证之困难。因此，《保险法》第44条规定所采之立法技术可资参酌。即以“两年期间”作为区隔被保险人有无滥用保险意图之时点，切断“被保险人投保时之犯罪意图”与“滥用保险”两者之关联性。具体规定如下：自合同成立之时起两年内，被保险人因故意犯罪致死或处死者，当推定被保险人具有滥用保险之意图；反之，自合同成立之时起两年后，被保险人因故意犯罪致死或处死者，则推定被保险人并无滥用保险之意图，保险人亦不得另行举证证明予以推翻。当然，在立法技术上以“两年期间”作为区隔时点，而推定所有在两年内发生的被保险人因故意犯罪致死或处死者皆具有滥用保险之意图，虽然有以偏概全之弊端，但该种规定不仅回避了主观事实举证困难的问题，而且通过“两年期间”之区隔，使得划一简便的处理方式成为可能，法律关系由此变得十分明确，从而达到了举证责任转换的目的。因此，实属“两害相权取其轻”之策略下所不得不采取的规范技术。此外，鉴于被保险人因具有滥用保险之意图始参加投保，当认为被保险人系恶意地隐瞒其主观上之犯罪意图而致保险合同解除时，亦无须返还已收受之保险费。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建议将《保险法》第45条之规定修改如下：“以被保险人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自合同成立起两年内，被保险人有故意犯罪行为发生，并因该行为致其死亡或被处死的，保险人解除合同，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

五、结语：在公益与私益之间寻求平衡

在人寿保险制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在如何处理“被保险人故意犯罪致死”与“保险人给付责任”之关系问题上，保险法学说、立法例及判例长期以来一直纠结在“维护公益与保护私益”的矛盾或困惑之中，人们担心人寿保险制度沦为助长被保险人故意犯罪之“帮凶”。其实，保险仅是分散危险、分担损失、安定生活的一种良善制度，并不具有预防乃至惩罚犯罪的作用或者效果。因此，我们应以发挥人寿保险制度之经济、社会功能为着眼点，正视人类自文明社会以来所必然带来的犯罪问题，从而在排除滥用保险之情形的前提下，破除在人寿保险领域内犯罪行为不可保之“迷思”，科学地建构符合保险法理的制度规范。如此，保险制度才会有持续发展的未来。

注释:

[1]见周玉华：《最新保险法经典案例解读》，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552—556页。

[2][6][8][9][11]参见[英]Malcolm. A. Clarke：《保险合同法》，何美欢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56页，第657页，第662页，第662页，第657页。

[3]Raoul Colinvaux， The Law of Insurance， 5th ed.， Sweet & Maxwell， 1984， pp.80-81.

[4][7]林群弼：《保险法论》，台湾三民书局2006年版，第588页，第587页。

[5]刘宗荣：《新保险法：保险契约法的理论与实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5页。

[10][19][20][22]参见江朝国：《保险法论文集(三)》，台湾瑞兴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317页，第312页，第312页，第312页。

[12][英]约翰伯茨：《现代保险法》，陈丽洁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2页。

[13]参见[美]S.S.侯百纳：《人寿保险经济学》，孟朝霞等译，中国金融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

[14][美]肯尼思布莱克、哈罗德斯基珀：《人寿保险(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0-151页。

[15][16][17]参见[美]约翰F.道宾：《美国保险法》(第4版)，梁鹏等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28页。

[18]参见日本生命保险法制研究会：《生命保险契约法改革试案》，有斐阁1998年版，第4页。

[21]对于此问题，有学者持肯定性见解：“犯罪行为性质以可以预见结果将导致被保险人死亡或伤害而仍故意为之者，保险人不负保险给付责任。又如对第三人故意挑衅或攻击，可能招来反击造成被保险人死亡或受伤，此为被保险人为挑衅行为所合理可预见者，若预见其发生，而发生又不违反被保险人本意，即有不确定故意。再如违法施打禁药或吸食海洛因，性质上将肇致身体受伤，此亦被保险人可预见者，被保险人预见施打禁药或吸食海洛因将遭致身体受伤害而发生伤害又不违反其本意，亦有不确定故意”。刘宗荣：《保险法》，台湾三民书局1995年版，第119页。

[23]参见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15-416页。

[24]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59条、第64条。

[25]黄川口：《保险法学》，台湾中华学术院商学研究所1997年版，第452页。

篇10

[关键词] 中国节日 传统节日

“节”最初在汉字中是指植物叶与枝交接的部位，就如《易・说卦》中所言：“其于木也，为坚多节。”，依此引申出一年之中的节日则意味着具有关键而特定的意义。它是整个民族文化的全景展示和独特表演，是国家和民族的一种文化象征。所以每一个人从孩提时就耳闻目睹每一个节日，此外，随着学业的提高，和节日有关的考题频频出现，例如节日名称是英语中一个知识点，小学、中学的英语课本中均涉及到，这个知识点除了有点散之外理解起来并不难，但是学生在这方面的失分现象却很多。不是难点却得不到分数，对学生来说实在可惜。所以本文以节日的名称为切入点，通过对相关资料的整理，列表总结，中英文对照，简析每一个节日的由来，主旨，及需注意的要点，希望对学生有所帮助。

下面是中国传统节日的时间名称及英文表述，现在列表如表1。

中国在传统上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农业国，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便是中国农耕文明最简洁的表达。根据相关气候的变化、二十四节气的顺序，农民可以适时地进行播种和收获。因此，中国历久形成的节日大多以农历为主。此外，“为了使民众紧张劳动之后，有个休息娱乐的机会，以达到一张一弛的目的，一种娱乐活动经久坚持成为公众的习惯。”[1]下面把春、夏、秋、冬四季里的节日分别来作介绍。

在春季中国主要传统节日有春节、元宵节和清明节。春节（Spring Festival）的时间是农历正月初一(The 1st of the 1st lunar month)，就是农历新年的第一天，“春”喻之万物的生长，“spring”，意指春天，“Festival”，意指节日，连在一起“Spring Festival”，春天节日，简称“春节”。农历正月十五(The 15th of the 1st lunar month)的元宵节（Lantern Festival），因为““元”指正月，“宵” 和 “夕” 都指夜晚。因为元宵节当晚要张灯、观灯、耍龙灯，故有“灯节”之称。[2]所以元宵节英译为Lantern Festival，Lantern 意为灯笼，“Festival”，意指节日，连在一起顺理成章成了元宵节的英文翻译。农历四月初五(The 5th of the 4th lunar month)的清明节（Tomb-sweeping Day），是中国人民扫墓祭祖以及纪念民族精英、革命烈士和一切为人民为社会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人们的日子，主旨是祭祀亡灵，追忆死者，寄托着我们中国人永远抹不掉的追思清洁。Tomb-sweeping Day，Tomb意为坟墓，sweeping是扫的动名词，扫墓的日子代指“清明节”。

农历五月初五(The 5th of the 5th lunar month)的端午节（the Dragon Boat Festival），是中国夏季的一个重要节日，其精神内涵一是学习屈原爱国爱民的忧患意识，二是团结协力的精神。其主要活动为吃粽子和赛龙舟。“dragon”意为“龙”，所以用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借指中国的端午节。

中国的秋季节日主要有七夕节、重阳节、中秋节。与牛郎织女爱情故事有关的七夕节九九登高的重阳节，英译均从时间入手，七夕节（the Double Seventh Day），农历七月初七(The 7th of the 7th lunar month)，所以为the Double Seventh Day。重阳节（the Double Ninth Festival），农历九月初九(The 9th of the 9th lunar month)，所以为the Double Ninth Festival。其次，中国秋季最盛大节日中秋节（Mid-autumn Festival）的英译也是从时间入手八月十五(The15th of the 8th lunar month)，Mid，意为中间，autumn ，秋天，Festival，节日，所以中秋节英译为Mid-autumn Festival。注意中间的连线不要丢。

农历十二月初八(The 8th of the 12th lunar month)的腊八节（the Laba Rice Porridge Festival）为中国冬季的古老传统节日。腊八节的主要习俗是喝腊八粥，其中以北方最为讲究，就是在百米中掺入花生、栗子、枣、核桃仁、杏仁、糖等原料后在微火枣慢慢煮熟炖烂，做成粥吃。所以腊八节英译为the Laba Rice Porridge Festival。Porridge为粥、稀饭之意。

冬去春来，岁月交替，时光入流，一个个的中国节在井然有序地交替着。新年拜贺、元宵花灯、清明扫墓、端午竞渡、七夕七巧、中秋拜月、重九登高、腊八煲粥，中国每一节日都是一幅优美的图画。所以对于传统节日，我们应该守护和延续，它对弘扬民族精神非常重要。

综上所述，本文对中国传统节日简要概述，目的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节日，牢记中国节日的中英文表达和准确的时间。传统节日在中国有成长的土壤和传续的必要，因为它们祈求的都是安宁、和谐、幸福。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