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最好的作品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莫言最好的作品，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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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在国际上的大名，想必是获得诺奖后才有的。在国内，他成名已不下二十个年头了。他的作品再有名，国内获得的奖项再多，不如一纸诺奖证书和七百多万元的奖金顶用。自莫言获得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消息传来，其家乡政府和不少行业都在表示自己的慷慨。就连中学语文教材都敞开胸怀，主动接纳莫言的作品了，至于莫言的小说是否真的适合成为高中读本，似乎并不重要。对骤然名声大振的成功者如此前倨后恭，又何止针对莫言一位呢？

历史上的名士苏秦，早年不得志之时，就连自己的嫂子都看不起他。苏秦功成名就，家人改变了对他的态度不说，大约态度有点过于热情，以致于《史记·苏秦列传》中记述道：“苏秦笑谓其嫂曰：‘何前倨而后恭也？’”历史是最好的镜子，从这里照出人情世故，照出人情的善或恶。就中学语文教材而言，功利的因素也不少。这是否表明，但凡不是出自真心敬佩的人和文，不是前倨后恭就是前恭后倨。一句话，你得意的时候，搬出你能给自己脸上贴点金，就利用你；一旦时过境迁，实用价值没了，当作手纸扔掉，毫不可惜。倘若这个猜测没错，我想莫言先生该有所警惕了，别让自己的作品成为他人的季节性消费品。

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真正的成功者屈指可数，更多的是等待成功的人和那些压根没有成功可能的人。正视这些人，尊重这些普通人，才是摈弃投机的最好做法。

对成功者的前倨后恭，是典型的投机行为，是国家和民族的大敌，应时刻保持足够的警惕。以莫言为例，虽然他获奖了，并不等于他的作品就老少咸宜。例如，法新社评论说：“莫言的作品粗俗而。”对于炒作莫言的现象，网友持批评意见者居多：“莫言的作品存在很多年了，在国内也得过奖呀。咋在国外一得奖，国人就个个像打了鸡血似的，特别是政府部门。这是不是变相告诉国人，国内说谁好，不一定好，国外说谁好，才是真正的好。再次见证了国人的心态。都有点骨气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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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莫言；小说；魔幻现实主义

莫言虽然是我国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但是他却在一个山东高密大栏乡的农村家庭里长大，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他受到了不少在经济方面的贫困和在童年时期的歧视。莫言在少年时期，阅读了不少的像《聊斋志异》《封神榜》等古典文学作品，中国传统民间故事是莫言文学作品的最初来源，这些作品与他接触到的现实主义文学结合起来，就成了莫言研究中国魔幻现实文学最好的素材。对于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本文会展开详细的研究，让我们对莫言的小说理解的更加透彻。

一、魔幻现实主义的源起与其在莫言小说中的构建

一种叙事文学的技巧称为魔幻现实主义（Majic Realism或Majical Realism），故事在它其中的因果关系似乎有点不符合现实情况。早在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这个词就出现了，而在20世纪50年代前后的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开始盛行。魔幻现实主义文学起源于被寡头政治经济所控制的拉丁美洲，之所以人们心中的愿望不能实现，是因为他们当时的生活水平非常艰难，然而存在于印第安的神秘文化、西方的意识流入和神话传说，他们多种文化结合起来就行形成了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拉丁美洲人民无处诉说的困苦生活和精神的压抑被这种文学所容纳，是因为这样这种文学才得以发展和传播。对于莫言文学的创作来说，魔幻现实主对其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莫言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充满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子，莫言文学作品的不断深入和发展，这个过程等同于莫言对魔幻现实主义的理解。他的许多小说如《四十一炮》《生死疲劳》，都有魔幻现实主义包含在里边。

二、莫言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变态心理学内涵

在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中，主要包含两个变态心理学内涵：①饥饿和孤独，在莫言的小说中，时常会出现一些有着饥饿和孤独生活背景的人物形象，莫言是在饥饿和孤独中长大的，因为有了他自身的成长经历，所以他才会以孤独和饥饿为生活背景，把这种饥饿和孤独带到了写作当中，比如《枯河》这篇小说中，小虎子被误解，最后孤独的死去，《牛》讲述了人们为了获得牛肉而产生的纠葛和分歧。②人物的变态心理，在莫言创作的小说中，有很多小说人物都存在这变态心理，有些人物属于施虐型，比如说《檀香刑》中人物赵甲就属于变态杀人狂，他活着就是为了杀人，在他看来，只有杀人才能带给他痛快与满足，更严重的他认为只有杀人他自己才会变身为神。而有些人物是受虐型的，比如说《天堂蒜苔之歌》的人物高羊，他经常喝自己的尿却从来不进行反抗，只是一味地忍气吞声。

三、中国式魔幻文化与互渗律的使用

莫言作品在很多情节中都用到了互渗律，而用了互渗律情节的特点是奇特并且激动人心。在莫言创作的《狗道》中，莫言通过介绍黑狗、红狗和蓝狗与孩子们之间的“斗争”，并且对孩子们因关心他人最后获得了胜利进行阐述，通过这些情节，得出了：新生者，正义的人永远是这个世界的胜利者这个社会道理。莫言运用了互渗律对这一情节展开描写，通过写孩子们与狗的斗争，从而现实社会中的战争也被反应出来。在魔幻时空的构建中，莫言同样也用到了互渗律，之所以读者能够接受并理解莫言构造的魔幻时空，也是因为在这其中运用了互渗律。在《食草者家族》的《生蹼的祖先们》中，莫言运用了互渗律构造了多层次的魔幻时空。在《生蹼的祖先们》中，像“反抗活动由死去的皮团长来镇压；我在死后看到了梅老师，希望可以复活等。”死者与生者的对话的情多次出现。在这需要说明的是《生蹼的祖先们》这部作品并不是有关于鬼神的，只是出现了许多奇怪的场景，之所以没有一丝一毫的违和感，是因为互渗律的接触关系和相似关系，通过互渗律，莫言将原始思维和现实思维结合起来，从而有利于读者对此作品能进行更深入的理解。

四、佛教文化对于莫言魔幻小说的影响

在佛神道文化的基础上有一种思维方式，那就是佛教文化世界魔幻思维，佛教文化的世界魔幻思维也同样存在于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中。在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创作时，佛教文化的世界魔幻思维对其有着重要的影响，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了佛典世界魔幻思维的支撑，莫言的小说很多情节都不能得到升华，进而文学意蕴也不会很厚实，比如《红高粱家族》中的罗汉大爷被孙五事剥下皮后，孙五事就患上了病，这就体现了佛教文化中的有因必有果，同时也体现出了莫言所运用的佛教文化世界魔幻思维。

五、结语

综合以上所说，魔幻现实主义是莫言作品中最重要的文章风格。对莫言小说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本文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不仅研究了魔幻现实主义风格以及互渗律的运用，而且还研究了佛典文化和变态心理学，之所以当这些写作风格结合起来，很好的体现出了现实和人性化，还给读者带来了不同寻常的体验和心灵上的震撼，是因为在魔幻现实主义题材中，莫言能够很好的运用起来。莫言的这些作品同时为中国文化的传播并且为了外国人能更好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刘江凯.本土性、民族性的世界写作：莫言的海外传播与接受[J].当代作家评论，2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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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刘意工作单位：《作家文摘》编辑部

经过研究，笔者发现，一种文化要在处于其他文化圈的受众中引起共鸣，达到跨文化传播的目的，至少要具备以下三种要素：能被受传者所识别的、无歧义的“符号编码”，即“普世价值”；能引起刺激或审美、趣味上的新奇感的迷人特色，即“地域特色”；以及那深藏于一切表象内部的、能在异域受众中引发文化震撼和永恒思考的价值差异，即“民族灵魂”。莫言的小说就充满了具有普适价值的文学意象，比如，《丰乳肥臀》中象征着大地般丰沛的生殖力却饱受煎熬磨难的母亲形象，《天堂蒜薹之歌》里弱小者所遭受的暴力和他们不屈的抗争。那些由美国制作的、具有中国元素的动画电影，如《花木兰》和《功夫熊猫》，之所以能被西方观众所喜爱，也是因为他们使用的是全世界都能听懂的语言，比如亲情、友情、爱情，比如个人奋斗与自主选择，比如勇敢和自信。“地域特色”也是文化传播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每种文化对于“他者”来说，总能引起某种新奇感。比如日本的漫天樱花、法国的浪漫、古埃及的神秘。这一因素可能是跨文化传播中最表象的东西，却也是能最快吸引受众的。比如，莫言的《红高粱》中浓郁的中国乡土风情、敢爱敢恨的人物形象，以及铺天盖地的对“红色”的痴迷与叙述，都使这部作品充满了强烈的中国风情与地域特色。跨文化传播中最重要也是最持久的，就是“民族灵魂”，它是一个民族区别于他民族的根本所在，也是形成其独特精神内涵和气质的文化基因，因此最具有跨文化传播价值。比如美国的奋发进取、实用精神，英国的精英主义、绅士情怀，德国的批判精神，日本人的忧患意识及对于极致美感的追求，中国人对和谐的追求以及对血缘和家庭的重视。但同时，一种文化的灵魂也是异域受众最难捕获的，因为它隐藏在一切表象之下。这就要求传播者自己首先要深谙自己所要传播的理念，洞悉其一切内涵和外延，然后将它以最准确的方式、毫无歧义的语言传达给受众。然而，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这也是中国的文学作品很难走向世界的原因所在：与注重哲理和叙事的西方文学相比，中国文学更注重情感和意象，而这种意象，又是因浸润了太多文化因子而高度凝炼的，是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的。所以，这种文化的内涵一旦换了表达方式，就难免发生歧义，其独特的美感也将严重受损。当一种异域文化的价值法则通过成功的编码和译码，最终被受众确切而完整地感知时，其作用是不可估量的，这正是文化人类学家所说的“文化震撼和异化的结果”。莫言的作品在这一方面作了成功的尝试。诺贝尔文学奖给莫言的授奖辞这样写道：“莫言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莫言的故乡山东高密所处的齐地文化源远流长，其中就有浪漫不羁、怪力乱神的一面，《聊斋志异》正是这种文化的结晶。蒲松龄小说中自由奔放的女性形象启发了莫言，这才有了《红高粱》中敢爱敢恨的“我奶奶”。而长篇小说《生死疲劳》一开始写一个被冤杀的人，在地狱里遭受了各种酷刑后不屈服，与阎王爷据理力争，最终被强行送入轮回，转世投胎。这个故事的框架，莫言承认是从《聊斋志异》里的《席方平》学来的。另外，童年时村里老人讲的鬼怪妖狐、历史传奇、战争英雄等各种各样的民间故事，也成了莫言小说的素材。这些原汁原味的中国民间生存哲学、价值观、独特美学，在莫言的笔下都以世界文学界所熟知的“魔幻现实主义”表达出来，就如同将其放进了“世界语”的解码器，使异域读者对遥远的中国文化都有了更深入的认知和理解。

跨文化传播的主体是文化。人类学是这样界定文化的：一种超越传统意识形态疆界的，基于差异性文化认同的，自下而上由个人实践的多元“民族文化”认同。这让我们认识到，文化不是某种固态的、可以界定、描述或浓缩的生存方式、价值观，而是对于浸润其中万事万物的解释方式和审美感受以及由此形成的内在气质、时空观、文化感知。所以，跨文化传播应该是通过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各个群体乃至个人的不断实践，共同塑造出一个多彩的、层次丰富的“中国形象”。在考虑传播主体的同时，我们还必须了解特定的受众群体是如何选择媒介与接受信息的。在大众传播的效果研究中，耶鲁大学的霍夫兰教授总结出达到良好传播效果的三要素：信息来源、说服方式和环境影响。中国的跨文化传播活动所面对的受众——西方主流社会群体，是一个在文化上高度自由和多元化群体，他们每天占有大量的信息，并通过自己的理性思考，选择性地接受。他们对文化产品的选择，是发散的、不定向的，这就要求我们的跨文化传播通过一种民间的、平等的姿态，到其他文化中去进行有针对性的文化传播，并寻求对话与合作。莫言正是很好地利用了这一规律，与其它国家的译者和文学家成为朋友，充分吸收他们的意见，并允许译者在其作品基础上进行符合西方文化解码方式的“再创作”，才取得了最佳效果。事实上，莫言称得上海外翻译出版作品最多最好的中国当代作家。自《红高粱》起，其重要作品往往在国内出版一两年后就被翻译到海外，而且译者水准都很高。2004年，莫言获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这一奖项是法国政府授予文学艺术界的最高荣誉。2006年，莫言获得日本“第17届福冈亚洲文化奖”，是继巴金之后获此殊荣的第二位中国作家。莫言在海外持续的影响力，使得他早已进入诺贝尔文学评奖委员会的视野。跨文化传播的说服方式应该是平等、互动、共享的，这正是网络媒体所具备的特性。传播者和受众在网络这一平台上具有完全平等的地位。而且，网络媒体具有信息量大、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广、互动性强等特点。处于不同阶层、领域的文化传播者可以在网络上大量的、多样的信息，受众可以根据其特定的关注点和喜好，自由地浏览信息并给予反馈。传播者可以根据反馈，更有效地锁定自己的目标受众，从而进行更有针对性的传播。中国文化的复兴正好赶上新媒体传播的全盛时代，我们完全可以利用新媒体和民间传播的方式，打破西方传统媒介的偏见和异化，开拓属于中国的文化传播的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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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记得去年十月的时候，莫言可是真正地火了。一个诺贝尔奖，多少中国文人多少年以来的梦想，这梦想不是单单文人在做，许多的中国人都在做，那一刻梦想成真，可见如久旱逢甘霖，实在太及时了，堪比宋公明。一霎之间莫言老师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中国有莫言，世界有莫言。记者、作家、学生、老师……许多人都在谈论莫言和诺贝尔文学奖，他们都是中国人，都为此而感到强烈的自豪和激动，彷佛获奖的是自家亲人，那高兴劲儿别提了。莫言老师名声打响了，书也是轮番地再版，销量可观，让很多书商借此天赐良机发了一笔横财。这是寻常百姓最喜闻乐见的好消息，如同看了一部皆大欢喜的好戏，心里乐滋滋地，见人就笑，一高兴就要谈莫言和诺贝尔文学奖。全中国人都觉得脸上有光，腰杆挺得笔直，五千年的中国文化终于得到了世界性的认可，这可是当年鲁迅先生都没有拿下的奖项，中国文人一块心病总算是痊愈了，中国人民的心里悬着的石头终于落下了，我们有那么多的诺贝尔奖，单单缺了文学这么个大头奖，岂不是遗憾加了可惜，让人生出十全九美的叹息来。很多人都急急忙忙地了解着莫言这个人以及他的作品，生怕茶余饭后和人侃大山一张嘴连莫言都不知道，如此岂不是落了笑话？电视上、网络上、报纸等无处不见关于莫言和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奖评选就像我们中国人过春节，一年一度，不多不少，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像去年那样喜上眉梢得意洋洋。

我经常在书店以及地摊看到莫言的作品——《蛙》、《丰乳肥臀》、《食草家族》、《生死疲劳》等等，很多都是盗版，只要十块钱一本。那时候我正痴迷于王小波，总觉得莫言不过就是那么一回事，尽管很多的“莫言”两个字眼充斥着我的耳目，我还是显得不屑一顾。人云亦云的东西更应该保持高度的警惕性。要读莫言也不应该挑选这么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时机，太热闹了，容易打了鸡血大脑皮层兴奋过度，以致于失去最基本的判断力和鉴赏力。我一边读着王小波，一边告诉自己过些时候吧。等到莫言和王小波坐到一块儿浅斟慢酌，时不时都拿眼睛觑一觑正在津津有味地捧着他们书的读者，脸上一定要露出会心的笑意，而到那时候还有人读他们的书，那么真的证明了他们的书不会死，那就是最好的时机了。

先前有朋友向我推荐莫言，我总是顽固地摇摇头。然而有一位朋友推荐时比我的坚持还顽固，我不好拂了朋友的美意，因此几番踌躇终于暗下决心提前洞开这一扇天窗。一年过去了，很少有人再去提莫言和他诺贝尔文学奖了，无论是作家，还是学生，无论是记者，还是新闻播报员，大家都是看完了戏就散场，懒得再回过头去看看台上的人物卸了妆会是什么模样。莫言老师粉墨登场时我别过头去，现在冷冷清清了，我却想要烧烧冷灶，于是从图书馆里，在琳琅满目的书中顺手抽出了莫言的《红高粱家族》。

卷首语“谨以此书召唤那些游荡在我的故乡无边无际的通红的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我是你们的不肖子孙。我愿扒出我的被酱油腌透了的心，切碎，放在三个碗里，摆在高粱地里。伏惟尚飨！尚飨！”我在山东这片土地上，以一个南方游子的身份尽力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去在那片广袤无垠的平原的红高粱地里，建造出一个“草莽出英豪，英豪出草莽”的鲜血淋漓惨不忍睹的“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的世界。

关于《红高粱》最开始我是通过同名电影了解到的，听说这部电影获了国际大奖，在八十年代末也特别地风靡了一时，这部电影的年龄比我还老，因此看起来并没有多大趣味，姜文和巩俐演得很本色，至少在听见那粗犷豪放的东北民谣时让人也禁不住涌出一点英雄气。那时候我只知道片是张艺谋拍的，关于改编自同名小说《红高粱》，以及莫言，则是一无所知。

王朔称莫言是“魔幻中国流”，显然是针对他夸张的“意识流”写作手法的褒扬，而不是“乡土”或“寻根”，其实莫言本身属于乡土寻根文学类，不一样的是相对于纯粹的乡土文学作家来说莫言夹杂了很多复杂的多变的情感。在《红高粱家族》里轻易地寻找到了这种情感，扭曲的、变形的对于故乡的怀念、怨悔。

莫言自诩最会讲故事的人，读他的故事的确会产生一种天马行空的飞腾感，很难把握故事如何开始，如何发展，如何结束，只有在听完他所有的讲述才会恍然大悟，醍醐灌顶般发出一句惊叹——哦！原来如此！整个故事通过童年孩子的视角讲述了围绕“我的爷爷、奶奶和父亲”——草莽英雄余占鳌、烈女豪杰戴凤莲以及他们的儿子香官在高密那片长满了红高粱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那一群人之间爆发般闪现的充满血泪、充满挣扎的一生。莫言的故事奇诡，充满神秘，如同神话小说一般。我们不知道那些不可思议的事情是否在那个年代那片土地上确有其事，比如红狐狸、白老鼠、黄鼠狼……这些动物具有人一般的灵性，更具有神一般的意志，能够救人、能够预兆、能够附身；比如半夜里到扔死掉的婴孩的地方称婴孩的重量，比如人死了但是肉体被鬼物附身还能高声叫骂，比如狗为了吃死掉的人肉成群结队变成一群比狼还要凶狠狡诈的动物，比如人吃了吃了死人肉的狗肉变得精神饱满红光满面……那是构建在现实和意识还有神灵之间的人间情态，符合了那个时代，然而并不属于这个时代，我们能够阅读，但是不能够理解。

莫言是用心写作的，他“怀乡”，同时“怨乡”，和现在很多在农村长大在城市生存的人一样，对于故乡的情结是复杂的，又爱又怕，又喜又惧。

窃以为，同“先锋文学”的大师余华相比，莫言的故事以自我为中心，而余华的故事以故事人物为中心。莫言塑造了人物表达自己的情感，余华化身为人物吐露对于人性的解剖。在我读余华时感觉到的是故事人物在讲话，而读莫言时是同讲述者一起睁开眼睛看见一个活生生的世界。读完《红高粱家族》在我的眼前萦绕不断的画面是日本鬼子扫荡村子时候被父母藏在枯井里的十五岁的倩儿眼睁睁地看见三岁的弟弟冻饿而死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情景，以及二奶奶恋儿在面对日本鬼子即将杀掉自己的女儿的时候平静的献身，以及余占鳌和香官，面对伏击日本兵时失去了他们共同的亲人——妻子和母亲戴凤莲，还有在日本兵报复之后尸集累累、一堆废墟的村庄时的情景。那是一种人性的绝望，一种暗无天日的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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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粱红了，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了”，这一话题讨论的热潮渐渐过去。值得注意的是，以往的讨论，基本上发生在文学界，谈及的主要是莫言获奖的文学价值及诺奖评选的转向问题，而很少谈及其教育学价值。我们能不能适当转换一下视角，关注一下它对教育改革的潜在影响呢？开发它的教育学价值，有可能推动教育教学改革，尤其是有可能推动语文教学改革吗？我想，这完全是有可能的。

在关注莫言获奖的文学价值时，我以为众多的评说中，龙应台的评述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她说：“诺贝尔文学奖是一个好的阅读建议”。这一判断，是她在关注到市场等文学以外的因素“都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逻辑里”以后得出来的，所以，她十分强调，诺奖评选“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绝对标准或者前提”。我们可以暂且搁置评选标准和评选逻辑的讨论，“诺贝尔文学奖是一个好的阅读建议”，确实是一个极有见地、极富内涵的好建议。不过，“阅读建议”不能囿于文学范畴，也不能囿于广义上的阅读范畴，而应扩展到教育教学领域。这种扩展似乎可以归结为：莫言获奖，对教育教学改革是一个好的建议，尤其是对语文教学改革是一个极好的建议。

所谓好的建议，内容还是比较丰富的。首先是对教育教学改革的建议，可以有以下解读。其一，从目的来看，讨论莫言获奖，不在于刻意追求有更多的诺奖得主，而在于以此为建议，推动素质教育的深入实施。我们毫不讳言，有更多的中国人获诺奖是一件好事，让现在的中小学生将来获诺奖也应是一个美好的“中国梦”。但是，我们应当清醒，这不是我们全部的目的，更不是唯一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恰恰在于迈过这一平台，以莫言获奖为契机，增强我们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和世界情怀，让学生有更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基于此，进一步把握世界教育改革的趋势，并与国际的教育教学改革产生互动。其实，莫言获奖已经引起了我们如此的想象，这正是一种极好的启发和建议。这样，可以让我们的素质教育有更高的立意，有更大的追求；这样，素质教育的深入实施才会真正坚定起来、深入下去，而杰出人才的涌现必然是水到渠成的事。其二，从学科的视野看，我们并不局限于诺奖所评选的学科，而在于以此为建议，推动中小学所有学科的建设，把课程改革的理念、目标、要求落到实处。一个人的成才，包括诺奖得主的成功，往往是因为他们有优化的素质结构和丰富的知识背景、深厚的文化积淀，莫言正是这样。而素质结构需要课程结构来支撑。当下的课程改革正是基于这种理念，从课程功能、课程结构、课程内容、课程实施、课程评价、课程管理等方面做出了整体设计。当课程结构合理、完善，所有学科建设得以全面加强的时候，杰出人才的涌现是有可能的。莫言获奖深藏着这样的建议。其三，从改革的方法来看，我们并不要求学生重演莫言过去的生活经历，而是要用科学的方法，把握教育规律，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学生发展，杰出人才的涌现是有其客观规律的，也是有科学方法的。莫言获奖及其讨论，可以促使教育方式的转变，有利于科学育人规律的寻找和把握。

好的建议其次是对语文教学的建议。这种建议也是有多层含义的。一是语文教学改革必须与旧理念、旧习惯“断气”，才可能有真正的改革和根本性变化。有学者曾这样评述批判性的课程文化：一些教师和学生“没有批判思考或领会行动的经验，没有用这一课程概念的语言，没有把改造课堂放到议事日程上，形象地说，‘旧习惯难以断气’。”课改以来，语文教学改革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毋庸讳言，当下语文教学改革仍然存在着不少令人焦虑和忧虑的问题，不少“顽疾”一时难以“断气”，仍然顽固地存在着。莫言恰恰是个旧习惯、旧方式的叛逆者，有时他用脱离的方式来表达他的抵抗，他的创作中隐藏着许多语文教学成功的密码。对这些密码的开发，我们的语文教学定会有不少新的发现，一定能产生方向性的、能够引领价值的建议。二是莫言获奖可以从另一专业背景、另一个视角来反思语文教学。不少人，也包括我自己，曾主张让“圈外人”来谈语文教学改革，其理由就是，“圈外人”会“跳出语文”来看语文，更加客观、理性，也会看得更清。事实证明，听取不同的声音是极有必要的。莫言是语文教学的“圈外人”，而且这位“圈外人”有着独特性，有人说他是“位于边缘为边缘人物并进行边缘写作”。他的“边缘性”，不仅说他的写作关注平民，既是本土又是世界的，而且具有开拓性和创造性。莫言对语文教学改革的建议定会为我们打开另一扇窗，呼吸到清新的空气。除了以上两点，最为重要的是，莫言这位曾经的“语文人”――学过语文、创造语文的人，本身就是语文的一种范式，他的语文经历会提示语文教学改革的路径。这当然又是一个极妙的建议。

坚守心中有人，而且从“贴着人”到“盯着人”――这永远是语文教学的核心目的，也是成功的关键

莫言的成长故事中，隐藏着许多教语文、学语文的秘诀，虽未点明，却很实在。这些故事像是一组透视镜，折射出鲜明的思想，折射出对学语文、教语文的见解，这些恰是对语文教学改革最好的建议。

莫言曾经做过一次演讲：写什么，怎么写。他这样归纳：“说了半天，想来想去，‘写什么’的问题，归结到最终，就是把人当人来写。”“沈从文在云南昆明联大教书的时候说过，文学要贴着人写……我把沈从文的话改造了一下，改成了文学要‘盯着人写’。”他认为，这样才“更加强调把写人当作文学作品最首要、最重要的内容”，把人写出来“是一代又一代作家获得的最真切道理”。确实，莫言每次创作，总是从他记忆的仓库里去寻找那些在头脑里生活了几十年，至今仍然难以忘却的人物和形象，由这些人物把故事带进作品结构中去。事实证明，这样的写作，让莫言在写作上不断成功。基于以上的认识和体验，莫言甚至认为，“假若没有完成文学写人这个最根本的任务，就只能算是二流作家。”

我们完全可以做一次迁移：文学创作如此，语文教学亦应如此――语文教学中一定要有人，而且要贴着人，要从贴着人到盯着人。文学是人学，教育学也应是人学，语文教学呢？在语言文学的背后是人，是人让语言文学有了思想，是人让语言文学有了生命，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那是因为“人通过他的语言居于在的宣告和召唤中”。总之，语文教学是离不开人的，人永远是语文教学的核心目的，离开人的语文教学不是真正的语文教学，甚至称不上语文教学。在这一点上，莫言确实为语文教学提示了成功的秘诀。

语文教学要贴着人、紧盯着人，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方面，语文教学是为了人，为了学生发展的，尤其是要给学生激发心灵的正能量。用高尔基关于“文学”的话来说，语文教学也应当：帮助人了解他自己；提高人的信心，激发他追求真理的要求；在灵魂中唤起羞耻、愤怒和英勇，和卑俗作斗争，并想尽办法使人变得高尚有力，使他们能够以神圣的美的精神鼓舞自己的生活。在工具主义、技术主义蔓延、价值虚无的今天，语文教学之于人的精神性要求特别重要。莫言在提醒我们：语文虽然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其精神性、思想性、审美性等因素固然要在语言文字的学习中进行，但这不意味着人文性的内涵和要求被语言文字淹没、被工具性绑架。假若，工具性的彰显，缺少人，缺少人文性价值，尤其是精神性价值，只剩下语言文字，只剩下听说读写，不见人，不见学生的精神活动，那么就不是真正的语文教学，语文大厦就可能发生价值坍塌。

另一方面，语文教学要让学生学会语文，要让学生的语文学习看得见。语文教学有一个问题至今都没有真正解决，即学生究竟是怎么学语文的。这个问题，我们若明若暗，只是凭想象、凭经验，语文教学只能在混沌中前行。这种“离开人”的教学现象较为普遍，其中一个原因，仍然是为了所谓的语文任务，而忽略人的学习过程、学习方法、学习品质以及各自的学习风格。比如，开展一次活动，那是为了积累写作文的素材，学生的情趣和独特体验全然不顾，语文实践反倒成了痛苦的负担。学习语文，只有把学生的主体性、创造性凸显出来，语文教学才会有人的存在，语文学习才是看得见的，语文才是鲜活的、有生命的。

扎根泥土，在田野里坚守与望，从本土走向世界：语文教学应当有这样的乡土情怀和开阔的眼界与胸怀

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给出莫言获奖的理由是：中国作家莫言“用魔幻现实主义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和当代社会”。“魔幻现实主义”可有许多解读。不过，我们更关注莫言的乡土情怀：泥土、田野、民间、百姓、社会、生活……这些成了莫言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正是乡土给了他灵魂深处最宝贵的底色和“元气”。他把乡土当作奔流不息的创作之河，在创作《檀香刑》时他说：我要有意识地大踏步撤退，撤退到民间，“把庙堂雅言、用眼睛阅读的小说拉回到小说的原本的母体模样，还原成用俗语俚曲说唱式的、大庭广众用耳朵听的艺术”。在南京大学讲学时他再次称：“我是作为老百姓写作，而不是常说的为老百姓写作。”在把自己出生地当作“东北乡”的时候，他最终领悟到：“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这种爱恨交加的情绪恰恰表达了他对乡土最真挚、最深切的爱，来自内心，发自肺腑。但是，莫言不只囿于乡土，他又走向了世界。他自己说：“我的作品是中国文学也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我的文学表现了中国人民的生活，表现了中国独特的文化和风情，同时我的小说也描写了广泛意义上的人。”我们完全可以说：世界文学视野中有莫言，莫言在世界文学视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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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莫言 《蛙》 姑姑 计划生育 人性

中图分类号：D6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5）12-0383-01

一、背景和创作基础

小说以乡土中国六十年波澜起伏的生育史为背景，讲述了“姑姑”万心这个山东高密地区妇产科医生传奇而复杂的一生，揭示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尴尬与矛盾，闪烁着对生命强烈的人道关怀和敬意。如果没看小说，也许会对莫言将小说取名“蛙”感到莫名其妙。小说之所以取名叫“蛙”，作者也有阐述，蛙，又谐音娃，蛙和“娃”读音相同，而主人公“姑姑”的一生都在和娃娃打交道，她的生活和工作，都离不开孩子;另外，蛙的叫声类似小孩子呱呱的哭声，这也是后期的“姑姑”一听到蛙声就备受煎熬、如临大敌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蛙”也音同“娲”，女娲的故事大都耳熟能详，女娲造人，文中的主人公“姑姑”也是一位妇产医生，送子娘娘。

历史往往是只看结果不论过程的。很多东西也一样。抗战的胜利，国家的解放，发展进步改革开放，无一不是历史最好的注脚。不过在胜利和成功背后的无数先烈和鲜血却是永远埋葬在历史长河中的泥沙。小说重点剖析了计划生育这一历史事件，将历史的功过通过“姑姑”这一乡村医生的角色展现得充分而立体。不过与当代文学惯常的历史书写方式不同的是，这部小说并没有采用“现实主义”式的叙事成规，而是具有鲜明的后现代主义写作的特征。

二、“姑姑”的人物形象和性格

“姑姑”的父亲是当年八路军跟随白求恩的从军军医，在当地小有名气。“姑姑”继承衣钵，卫校毕业后在高密东北乡当起了妇产科医生。她推行新法接生，很快取代了“老娘婆”在妇女们心中的地位，用新法接生了一个又一个婴儿，被当地人奉为“送子娘娘”。但是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以后，“姑姑”也从万人敬仰的“送子娘娘”变成人人唾弃的“杀人妖魔”。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姑姑是有着一种为计划生育事业奋斗终身的决心和信心。她手段极其强硬，变得六亲不认。步入晚年后，姑姑意识到自己罪孽深重，开始寻求自我救赎之路。她对青蛙的恐惧、对泥娃娃的吊唁直到最后上吊自杀，都是对过往的一种忏悔，对自身的一种救赎。

1.“姑姑”的最初时期

姑姑作为老军医的子女，性格坚强刚烈，当被日本人控制在城里时也是毫无惧色，胆识过人。姑姑从卫校毕业后，继承父辈的衣钵，成为了一名乡村妇产医生。她坚信科学，鄙视老接生婆对科学的蔑视、对人命的草率。年轻时就能对自己厌恶的接生婆大打出手。这时的姑姑是年轻有活力的。她医术高明，很多情况危急的产妇都在她手里转危为安。每个经她接生的产妇都对她赞赏有加、心生敬意，渐渐的“姑姑”也小有名气，取代了传统的接生婆成为了东北乡远近闻名的“送子娘娘”。她是勤奋善良的。为了救人，她可以冒雨骑山路赶去接生;就连家里面母牛难产，她也竭尽全力。“姑姑”既是党员，也是烈士遗孤。她的优秀让人望而却步。飞行员王小倜的出现让“姑姑”对爱情和家庭充满希望。但是随着他开飞机叛逃到台湾，一切的梦想因此破灭，她的爱情也因此夭折，在我看来这也是“姑姑”性格变化的起点。虽然后来有很多条件优越的追求者，但是姑姑始终放不下这一块心病。

2.“姑姑”的第二时期

计划生育政策出台后，在党和国家的号召下，姑姑带着自己的助手“小狮子”，成为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忠实支持者和坚定执行者。为了实行计划生育，她和张拳一家弄的不可开交，最后逼得张拳老婆溺死在了河里一尸两命。自己的侄子媳妇王仁美性格直率而可爱，从不接受流产到逼的不得不接受安排，最后难产大出血死在病床上。她的执着也让懦弱的“我”束手无策。她对政策的执行近乎疯狂，得知王胆的身孕后，和王胆一家子玩起了捉迷藏，不惜时间和代价一定要达到目的，最后王胆路上早产虽然生下了女儿陈眉但也死在了逃跑的路上……在那样一个疯狂的时期，曾经泼辣的万心还在，但已经不是那个懂得善待和感恩的“姑姑”了。她在自己的家乡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计划生育政策，雷厉风行，大义灭亲。这个时期的姑姑，完全没有了自我意识和辨别是非的能力，变成了一个为了计划生育事业无视一切、无视生命的人。

3.“姑姑”的最后时期

“姑姑”一辈子相信科学，坚信无神论和唯物主义。但是在她晚年的时候，虽然在家庭里表现的风轻云淡甚至有些随性泼辣。其实她不断地经受着来自自己经历的拷问、灵魂的煎熬和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痛苦。在作品的最后话剧阶段，那些在姑姑手下流走的无数小生命幻化成青蛙妖精不断地对姑姑进行着拷问和鞭笞。脑海中的那些蛙声，在姑姑的耳朵里就像孩子们的哭叫，都是来向她讨债的无数冤魂。姑姑的晚年也一直生活在这样的恐怖气氛中，这是灵魂里的痛苦。姑姑最后嫁给了村里的泥人匠，她让丈夫用泥巴将那些因为计划生育政策被打掉的孩子一个个捏出来。姑姑将他们供奉在小黑屋子里，每每上香也振振有词，这是她对自己前半生罪恶的忏悔，也是对生灵的告慰。话剧中最后一幕，姑姑在“我”的注视下上吊自尽，被救下后的姑姑得到了心灵的救赎和轻松。“我就是死过一次的人了”，死过的人这是赎罪，也是对自己的交代。这是一种死而复生和“姑姑”对自己的新生。

三、对“姑姑”的评价和解析

“姑姑”这样一个角色在小说中的出现，我们不能用单纯的善恶来评价她。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一个热血的时期。每个人都更像是机器的一部分而并非活生生的人。作者莫言借“姑姑”这个人物，表现出了作为亲历者对当时社会状态的分享和思考，对传统和愚昧的抗拒、抵抗。对“姑姑”这个人物，我们不能一味的厌恶和鄙视。作为一个计划生育的前线执行者和妇产科医生，我相信她也并非冷血无情，她也是对自己有过拷问和无数次的纠结。她对生命的态度是认真负责的，就像她在文中的一句“我有什么办法呢。”。一位受人敬爱的“送子娘娘”，在原则和时代的推搡下，逐步放下了自己善良的包袱，成为了王仁美口中“忠实的走狗”。人性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也变得相对扭曲。

“姑姑”同时也是一个可怜可爱的人。她一只手托起生命，另一只手沾满了鲜血，为国家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她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她对家人的爱、对生命的尊重在她生命的末期得以宣泄。用她自己特殊的方式，书写了那一代人的无奈和悲哀。

参考文献

[1]张勐. 生命在民间──莫言《蛙》剖析. 南方文坛. 2010年第3期

篇7

关键词：莫言 《檀香刑》 叙事美学

一、引言

《檀香刑》作为莫言的一次“大踏步撤退”，其将现代的叙事技巧与民间题材古朴的意象融为一体，又相互碰撞，语言的奔放，声音、色彩的丰富，暴力美学的书写等，都成为值得深度挖掘的话题。而其中最让笔者赞叹的，在于《檀香刑》的叙事美学，笔者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分析。

二、复调书写：塑造真实立体的人物形象

“复调”理论由巴赫金在《诗学与访谈》一书中提出，用以描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特点，并定义为：“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断融合的声音和意识。”[1]由此看来，这种理论用于分析莫言小说《檀香刑》也是非常恰当的，正是通过孙眉娘、赵甲、钱丁、孙丙、小甲的自说自话，以及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叙事的不断转换，在全文体现出一种强烈的意识对峙，从而造就了人物形象的立体与真实。

首先，在这种复调书写下，全书中的人物形象，不论重要与否，都是圆形的、立体的，使小说叙述整体显得完满有力。先拿重要角色分析，莫言在小说第一章的“眉娘浪语”就塑造了一个与县令私通，杀害公爹又出言的形象。在传统道德观下，这样的女性形象无疑是不受到褒扬的。但经过多个叙述视角的转换后，孙眉娘的性格特点已愈发明显饱满，尤其在第十五章“眉娘诉说”后，读者对她形成的认知就基本完整了，在了解了县令与眉娘的深情厚意后，我们似乎可以原谅那种人性本能的原始欲望，也为眉娘敢于突破传统礼教束缚，大胆营救父亲的行为称赞。再看一个笔墨相对少的人物――钱夫人。在小说前半部分她没有发声，我们只能从“比脚”一节，以及眉娘翻墙被钱夫人暗算泼粪的情节看出她的生性好妒，以及作为封建礼教卫道士的性格特征。但小说后部，虽然未设置专门章节，钱夫人依然在“眉娘诉说”一节发声。营救眉娘时的冷静机敏与深明大义，顾全大局、舍生取义的精神，都让我们敬佩。可见，复调艺术成就了莫言《檀香刑》人物的立体式展示。

其次，正是复调书写设置了多个叙述者，使每个人物都有诉说的机会，我们可以从深层思考人物意识的对峙的原因，理解情节发展的合理性与必然性。比如，在朱八、孙眉娘设计营救孙丙时，付出了大量的人员牺牲：“为救你小山子打掉牙齿三颗整，鲜血滴落在胸膛。为救你朱八亲自出了马，为救你众多花子把命丧。”[2]但孙丙非但不领情，还大喊大叫引来士兵，使营救计划功亏一篑。这突如其来的冲突在后文孙丙的诉说中却有详细的解释：“俺要让父老乡亲全觉醒，俺要让洋鬼子胆战心又惊。”[2]在眉娘的亲情、朱八的义气之外，又有孙丙出于唤醒家乡与民族的深远考量。可见，复调书写也使莫言实现了叙事的重叠，在不同人物的“众声喧哗”中，又有愈转愈深的韵味。莫言把这种复调书写运用得炉火纯青，又有自己独特的发挥创造。

三、心照不宣：隐含作者意图的无声呐喊

马克思认为，文学创作是人的对象化的活动，作者必须在作品中体现自己的某种情志。而另一方面，以作者身份强加于文本中的“说教”又是非常拙劣的。这种情况下，韦恩・布斯的“隐含作者”理论便显示出了高明之处，即“作者在一定程度上选择他的伪装，但是他永远不能消失不见。”[3]莫言的《檀香刑》亦是如此，他将情志寄托于隐含作者，其无声的呐喊都是通过一个个叙述者的口吻发出的，只有完成全文的阅读，才可窥见面纱后的真容。

在《檀香刑》中，孙眉娘、赵甲、钱丁、孙丙、小甲都是叙述者，但同样是讲诉一个故事，他们之间又有互相矛盾的现象。比如对于赵甲向孙丙施展檀香刑的这一事件。在赵甲的叙述中，这是一件光宗耀祖的大事，为此，他用心准备刑具，并警觉地守在施刑后的孙丙旁边，以免孙丙死亡发生意外。他甚至病态地认为，虽然孙丙是个了不起的英雄，但对于英雄，最好的礼物就是让他死于一场惨绝人寰、震惊天地的酷刑。这是一种人性扭曲后荒唐的辩。再看钱丁的态度，他充满悲愤地谴责了檀香刑是畜生才能想出来的刑罚，也为自己不能改变清廷积蓄已久的腐败倾颓而感到自责痛苦。在这两个叙述者中，钱丁无疑是符合隐含作者意图的，是为“可信叙述者”，而赵甲作为“不可信叙述者”，也有发人深省的讽刺功用。正如奥尔特加所说：“我十分怀疑，没有少许反讽为之增添趣味的一首诗、一幅画，或者一段音乐，能够给当代青年留下印象。”赵甲的这段心理描写，也成为一个令人生怖的统治阶层杀人机器的自白，引起人们对于主题的深入思考。

但莫言给人惊喜的地方，在于《檀香刑》中，一个叙述者在不同阶段可能会在“可信叙述者”与“不可信叙述者”的身份中来回转换。例如，上文的赵甲、钱丁，他们并不是一直分别处于不可信、可信的状态之下。在赵甲的回忆式叙述中，他的人性是一点点逐渐消失的，奉命斩首戊戌六君子之一刘光第时，他为了不让刘光第受苦，将手中的“大将军”磨得锋利无比，也为刘朴产生了一种悲悯的感情。这时，对赵甲生平的回忆式叙述是符合隐含作者意图的，并且有力地展现了清朝皇室严酷的刑罚对人性造成的扭曲。钱丁的叙述也是如此，他时而想要明哲保身，给孙丙实施檀香刑，以保证自己加官进爵的道路，这时，钱丁是一个 “不可信叙述者”；又时而因良知而悔悟，痛斥非人性的刑罚，这时，钱丁又是一位符合隐含作者意图的“可信叙述者”。

无论是“不可信叙述者”的设置，还是“可信叙述者”的安排，归根到底，都是服务于隐含作者的。它就像一双无形的手，缄默无声地在读者面前操控着“不可信叙述者”，用他们的异化与堕落引起读者的反感与悲哀；又不加言说地操控着“可信叙述者”，用他们的悲剧与豪情激起人们的同情与热血。正如莫言自己所说：“作者的批判立场，并不一定要声嘶力竭地喊出来。”[4]通过这种叙事方式发出无声的呐喊，却能够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

四、结构设置：富有张力的形式安排

莫言在全书一开头，就用一段140字的猫腔《檀香刑・大悲调》叙述完了整个故事的梗概。这种做法非常大胆。他敢于不设悬念，在于拥有巧妙安排的结构设置，在这种富有张力的形式安排下，读者受到一种牵引，在莫言无迹可寻的倒叙、插叙中徜徉。

首先，《檀香刑》以凤头、猪肚、豹尾三个部分结构而成，正如他们各自的名称，猪肚部所用的篇幅大概是凤头部与豹尾部的1.5到2倍。在凤头部与豹尾部中，叙事比较简洁，而且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事，让各种人物陆续登台；而在中间的猪肚部分，叙事比较详尽丰满，采用第三人称的上帝视角对前后两个部分进行补充说明。另一方面，凤头部的叙事是从孙丙被定刑，请赵甲准备刑罚开始讲述的。本该接着豹尾部的孙丙受刑继续下去，但中间的猪肚部笔锋一转，回到了眉娘与钱丁初识的阶段，将孙丙如何一步步被逼上造反道路的经过娓娓道来。关于这种结构设置，有人持有反对意见，认为是形式上的故弄玄虚，让读者一头雾水，其实不然。上文我们提到，莫言在开头的猫腔中不设悬念，其实整个凤头部的书写便是莫言设下的更大的悬念，至于孙丙为何造反、檀香刑的施刑过程、眉娘如何杀了赵甲，都在猪肚部的补充叙事后慢慢揭开。不采用正序，看似不为读者的顺利阅读着想，其实内中暗含理解的便利、更加跌宕起伏的阅读享受。

莫言说：“我采用这种结构，纯粹是为了叙述上的便利，当然也是为了读者阅读时的明朗。如果不是采用这种结构，这部小说的篇幅会拉长很多，在小说的叙事时空上，也会遇到很多麻烦。”如此看来，莫言的确成功地实现了他设置这种结构的预期目的，整个小说张弛有度，富有收放自如的美感。

五、结语

莫言说：“站在高一点的角度往下看，好人和坏人，都是可怜的人。小悲悯只同情好人，大悲悯不但同情好人，而且也同情恶人。”《檀香刑》就是一部“大悲”的作品，各个人物都体现出自己的悲剧色彩。叙事策略的成功运用，不仅造就了立体的人物形象，也使作者的情志得以彰显，

叙事更加顺畅。

参考文献：

[1]巴赫金.诗学与访谈[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2]莫言.檀香刑[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

[3]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4]杨扬.莫言研究资料[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篇8

这个世界，总有你不喜欢的人，也总有人不喜欢你。这都很正常。而且，无论你有多好，也无论对方有多好，都苛求彼此不得。因为，好不好是一回事，喜欢不喜欢是另一回事。

刻意去讨人喜欢，折损的，只能是自我的尊严。不要用无数次的折腰，去换得一个漠然的低眉。纡尊降贵换来的，只会是对方愈发地居高临下和颐指气使。没有平视，就永无对等。

也不要在喜欢不喜欢上，分出好人和坏人来。带着情绪倾向的眼光，难免会陷入褊狭。咬人的，你不能说它是坏狗。狗总是要咬人的，这是狗的天性和使命。也就是说，在盯着别人的同时，还要看到自我的缺陷和不足。

当然了，极致的喜欢，更像是一个自己与另一个自己在光阴里的隔世重逢。愿为对方毫无道理地盛开，会为对方无可救药地投入，这都是极致的喜欢。这时候，若只说是脾气、情趣和品性相投或相通，那不过是浅喜;最深的喜欢，就是爱，就是生命内里的黏附和吸引，就是灵魂深处的执着相守与深情对望。

这是一场诡秘而又盛大的私人化进程。私人化的意思就是，即使无比错误，也无限正确。有时候，你的无数个回眸，未必能看到一个擦肩而过;有时候，你拿出天使的心，并不一定换来天使的礼遇。如果对方不喜欢，都懒得为你装一次天使。谁也不需要逢场作戏。尽管，一时的虚情假意，也能抚慰人、陶醉人，但终会留下搪塞的痛，敷衍的伤。

所以，这个世界上最冒傻气的事，就是跑到不喜欢的人那里去问为什么。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了，没有为什么。就像一阵风刮过，你要做的是，拍拍身上的灰尘，一转身沉静走开。然后，把这个不喜欢自己的人寂然忘掉。

一个人，风尘仆仆地活在这个世界上，要为喜欢自己的人而活着。这才是最好的态度。不要在不喜欢你的人那里丢掉了快乐，然后又在喜欢自己的人这里忘记了快乐。

勉强不来的事情，不去追逐。你为此而累的时候，或许对方也最累。你停下来了，你放下了，终会发现，天不会塌，世界始终为所有人祥云缭绕。

谁都在世俗的泥淖里扑腾着。有的人天生是来爱你的，有的人注定是要来给你上课的。你苦心经营的，是对方不以为意的;你刻骨憎恨的，却是对方习以为常的。喜欢与不喜欢之间，不是死磕，便是死拧。然而，这就是生活，有贴心的温暖，也有刺骨的寒冷，不过是想让你的人生，变得更加丰富，更加完整。

在辽阔的生命里，总会有一朵或几朵祥云为你缭绕。与其在你不喜欢或不喜欢你的人那里苦苦挣扎，不如在这几朵祥云下面快乐散步。天底下赏心快事不要那么多，只一朵，就足够了。

篇9

采访人：韩晗，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文学学会理事、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会理事，武汉大学文艺与生产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韩晗（以下简称韩）：首先祝贺您的新作《一个人的遭遇》结集付梓，这又是一部秉承您一以贯之“底层叙事”的力作，文学界一致认为，您是“底层叙事代表作家”，您是如何看待文学作品中的“底层”与社会现实底层之间的关系？

陈应松（以下简称陈）：这应该是一样的，是一个底层。但文学作品中的“底层”，也可能是一个被同情和怜悯的对象，是一种有感情的书写，它代表的是一种价值取向，一种精神向度的关注，接近于我们的文学向何处去这样一个重大的命题。社会现实的底层是我们国家历经改革几十年之后的创伤，是我们遗忘的角落，整个社会资源和财富分配过后的最贫瘠部分，也是我们所说的“现实”最重要最值得关注的内容，是许多人被无情蹂躏后的挣扎影像。

韩：哈佛大学教授托尼·赛奇（AnthonySaich）曾说，收入差距扩大、贫富矛盾加剧，是中国近年来的一个突出问题，归根结底的原因在于，转型期急剧变动的社会结构及尚有欠缺的调节机制，使中国收入分配差距表现为“全范围、多层次”扩大的趋势，由是可知，在转型期中国，国家虽然逐步富裕，但贫富分化不可避免，您如何看待当前中国作为“富裕时期”的贫困？

陈：托尼·赛奇是一个乐观的中国问题专家。他对中国的一些发言我不是很喜欢。如果是在中国，他的观点会被大家骂得狗血淋头。事实上，他的观点已经在中国招骂了。比如他的关于不赞成中国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而应该是接济穷人等等。我不认为我们国家多么富裕。这种“富裕”如果建立在国民的贫困上面，那不是富裕。去乡下走一走，依然可以看到家徒四壁的景象，可以看到破旧的学校，学生没有足够的营养午餐，农民养老医保仍有死角。河流里遍是垃圾，城镇缺乏规划，现象严重……

韩：我们还看到，哈佛大学另一位教授怀默霆（MartinWhyte）却有一个不同的看法，导致中国不稳定的是民众主观上对公平或不公平的看法，而不是客观上的收入与财富趋势。作为一名作家，您如何看待今天中国底层群众生活的政治意义？

陈：这位哈佛的另一个学者的这些观点在多年前就出现了，他的在中国的调查只是世纪之初的、以偏概全的调查。他的认为“中国人对整个贫富差距本身的不满程度，似乎远小于其他一些转轨国家”的论调更是不对的。中国的问题只有中国人最清楚。贫富差别不是主观臆想，是客观存在。穷者将更穷，富者更富。今天底层民众生活的政治意义更多是在中国政体的改革上，他们的贫困无助是司法不公、分配不公、价值失范的惨痛标本。

韩：我们还是将问题回到您的创作上来，从当年的“公安水乡系列”到“神农架题材”，从叙事方式、写作技法到关注对象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您认为，如果有一个没有变的核心，那应该是什么？

陈：这个核心还是关注的对象，依然是乡村人的生活现实。我的小说从不矫饰，不会写随波逐流的作品，从来不会。我的目光从来是真实的，不会因文坛的风向而变化。盯住人的基本生存现状。我认为我的写作的成绩，就是对文学真实性敬畏的结果，对文学裸表达现实生活严酷的一点心得。

韩：我们将问题变得庸俗化一点，莫言拿奖，这个话题现在已经不“热”了。在民间被逐渐忽视的东西，学界不应该放弃，我们更应该冷静下来思考的是，与您笔下的“神农架”一样的是，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所代表的中国当代文学的乡土传统，在今后该如何继承？

陈：关于乡土和乡土文学，我作过这样的演讲。这里不赘述。中国文学的乡土传统历史久远，这表明中国作家对土地的偏爱，对乡情的迷恋，对农耕的陶醉。这没什么不对。上世纪80年代的批评家就警告说中国的先进符号在城市，农村是注定被淘汰的落后的对象，作家要适应新的变革，紧跟时代的潮流。事实证明这种论调是对中国的无知，是对作家复杂情感的无知。为什么有这个传统？作家为什么如此固执，并且有越来越多的好作品在乡土上闪光？这与写作的职业非常有关。写作者是手工业者。帕慕克说写作是一门中世纪的手艺。这种手工操作的特性是人的最原始的劳动，跟田间劳作无异。这就注定了作家的恋旧本性。乡土是恋旧的归宿地。作家写作的对象从来没有先进与落后、时尚与土气之分，恰恰相反，作家应该逃避先进与时尚，成为传统的紧守者。乡土文学题材在中国不会消失，也不会衰落，只会更加强大。继承的最好办法是创新。这就要求作家有良好的写作素质，善于吸纳外国乡土文学的经验，从这点来说，莫言是最好的例子。他的小说有着外国文学的深深烙印。

韩：上面的提问我们可以归结为一个新的问题，当然更加深入的问题，您认为，在时下的中国文学中，“乡土文学”与“底层叙事”究竟构成一种何样的关系？

陈：这是两码事，几乎没有关系。当然，一个作家你可以归类于此，也可以归类于彼。乡土文学很宽泛，而底层文学有严格的界定。若说它们有什么关系，那就是在书写对象上，有共同之处，比如农民。乡土文学不是一个流派，而底层文学是一个新世纪出现的文学流派。乡土文学只是一种写作现象。

韩：除了您的写作对象之外，我对您的经历也很感兴趣，其实，每一个作家的个人经验都不应忽视，经验决定了写作的风格，同样，您的经验也是独一无二的，做过水手、宣传干事、杂志编辑，也做过文学院院长、作协领导与政协委员，您是如何看待您的经验对您创作的影响的？

陈：生活经验对作家是一个致命的东西。这种直接赐予的经验，塑造了作家的性格、好恶。但我认为30岁以前的经历最重要。特别是那种一般人无法遇到的独特经历，吃苦的经历、散布在很远地方的经历，是写作最好的滋养。而成名后的经历，只能对作家有害无益。我的生活经历比较特别，过许多常人没干的事，家庭出身也很底层卑微。这种粗陋的、野史般的生活，与循规蹈矩的成长相去甚远，这就是我人生的一笔财富，至今我都在吃它。我的嫉恶如仇，我的不与某些人与事为伍，我的敢说敢做，乡野乱跑，缺乏修养，好的坏的，都是与我的生活经历有关的。我做人有很多缺点，但是对我的创作绝对是一种正能量（时髦词），哈哈！

韩：您说30岁前的经历是最重要的，我知道您曾经在“公安县水运公司”做过水手，正是在那个时候您开始对文学发生了兴趣。在世界文学史中，水手出身的作家并不少，如高尔基、杰克伦敦等等，我想知道的是，当年的水手生活对您后来的创作，是一种什么样的影响？

陈：我做水手的时间不长，但我在那个单位待了5年，基本在水上跑。对水的认识，对长江的认识，对人对社会的认识要感谢那5年。船工生活的陌生，对当时20来岁的我，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我过去是在一个闭塞的小镇成长的，但船工四处漂泊的生活大大地开阔了我眼界，使我真正走向了社会和人生。我的重要的成长史全是在水上的时间。船工是真正跑江湖的人，他们的生活非常独特，他们是一个特别的群体。水上生活很有趣，很动荡危险，是个传奇之地。这些人绝对是我们社会生活的野种。我跟他们关系相处得不错。我过去性格懦弱胆小，后来我的性格大变，有了一点野性和痞性，我把它带到我的小说和诗歌中去了。遗憾的是我还没有写出很好的水手生活的小说。我会努力的，因为我不会忘记我的成长。

韩：我们看到，近年来，您的创作倾向于对民族道德的探索，譬如《无鼠之家》《送火神》等作品，这与您先前对于人类环境破坏批判的“神农架系列”有所差异，这种改变或者说升华，是否意味着您从关注人类的“外界环境”转移到对人类“内部心灵”的探讨？

陈：前些年的我的神农架小说，与地域有关，神农架人的生活环境太险恶，是直接与大自然对抗的一种生活，而平原地区的这种生存方式不存在了，人们的生活更多直接面对人性的根本问题。我的写作是顺其自然，我没有刻意去进行所谓“内部心灵”转向，我认为作家思考和探索的疆域可以开阔些，不要停滞在一个地方。虽然要一块地方展示作家的才华，但这不是束缚作家手脚的理由。我对自己非常警惕，时刻不忘开疆拓土，千万不可惯性操作，重复自己。我比较喜欢文字探险，但我的探险做得还不够，不是那种奋不顾身的姿态。我准备试一试彻底背叛我自己。

韩：张承志先生说过，一个作家的作品就是他的心灵史。您的心灵史是从公安水乡到神农架，可以说是楚地文化的最好代表，评论家樊星也认为，荆楚文化对您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您怎么看待湖北文化对您的影响？或者更广义地说，您如何看待地域文化对一个作家的影响？

陈：一个作家就是地域文化的外化，就是他自己文化的化身。在荆楚这块土地中浸泡的人，与这个文化是水融的一体。我总觉得这个问题不必要特别强调。作家除了地域，还有许多更重要的问题要解决。千万不要把地域的特征标签化。我们现在的传统乡土作家对这个很在意，80后倒没了这个牵挂。本土文化对自己的影响是自然的，举手投足、只言片语就显露出来了。倒是，要把地域色彩真正突出不是易事，要变成自己的血液和歌唱，可能要极端天才的力量。如果没有这个力量，你搞一个山，一条河，一个坡，一个镇有什么意思呢？还不是要注定被人遗忘的。与其如此，不如不做。我的意思：写激动人心的东西就行了，不管它代表什么，有个什么文化。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许多作家在一个地方，可写的风格、题材竟完全不同。这怎么解释？还有的一地许多作家为了表达本土文化，大多互相模仿，辨不清个人面目。千万千万，少想些地域的、本土的文化。想人类共同关注的东西。

韩：我们看到，您的作品除了荆楚文化之外，也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如道家飘逸空灵的文化精神，但您的作品中又渗透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时代感，您是如何平衡这两者之间的差异性呢？

陈：用另一种说法：意境和思想性。这不矛盾。一个好的写作者会平衡他的意境和思想性的冲突，如果有冲突的话。我觉得作家就是营养师，他会调配得很到位。刚开始写作时，可能想作品的空灵多一些，想怎么诗情画意，余音袅袅。但到了我们这个年纪，不太想那些东西。把想说的话说出来，是最大的渴望。当然也有很空灵很飘逸的作家，但如今已不多。原因在于：这已经不是一个让你空灵和诗意的时代，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在困扰和折磨着所有的中国人，作家不能例外。想一想吧，假如没有一袋放心奶粉吃，没有一口干净空气吸，没有一口无毒水喝，你去飘逸去，飘到天上也不得安宁。中国宁静的田园诗时代已经一去不返。我们每个人必须面对严峻的生存现实，一起来努力寻找解决的办法。

篇10

【关键词】幼儿；绘画；想象能力

前苏联教育家德廖莫夫说：“并非所有的儿童都会写诗和唱歌，然而所有的儿童都会画画。” 平时幼教老师喜欢教幼儿画画，然而往往局限于教孩子们一些画画的技巧，不太注意培养幼儿的想象力，使幼儿的绘画活动缺乏创造性。下面本人就如何让孩子在绘画活动中充分展开想象的翅膀谈几点个人看法：

一、让幼儿学会用眼睛观察物体，用好奇心激发审美情趣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强调在艺术领域要“引导幼儿接触周围环境和生活中美好的人、事、物，丰富他们的感性经验和审美情趣，激发他们表现美、创造美的情趣。”在绘画之前，幼儿不能用语言表达对物体的看法，对绘画表现出一种自发的热情，但往往是都是浅层的自发兴趣，停留在“感兴趣”、“我喜欢”阶段，这种兴趣来得快去得也快。针对好奇心强是幼儿的一个特点，观察比较是一种很好的办法，通过仔细观察指导物体的特点，形状、颜色、结构，在积极的感知中找出规律，新的形象。平时带孩子多接近大自然，那里有各种各样的树，就可以让幼儿观察树干、树枝、树叶、树形，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树肯定有柔、有挺；叶有圆、椭；形有扇、心、长等，孩子创造出来的树千姿百态、特征明显，这就完全符合幼儿年龄特点，先用小眼睛充分地观察,看看事物的比例关系，在观察中，幼儿能够对画的物体特征有基本了解，把看到的东西放在脑海记录下来，所以让他们去发现生活的乐趣，通过绘画倾诉出对五彩缤纷世界的感受。这样能帮助他们把智力技能与掌握的符号结合起来，在头脑中进行转换，通过技能整合而变成自己的技巧，所以让孩子进行观察、欣赏活动，接受美的熏陶，激发孩子对周围事物的关心，也会培养他们热爱生活的情感。

二、给幼儿一个选择“玩”的机会，以“趣”入手

爱因斯坦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日常生活中，提供孩子多看、多问良好的机会，同时开展多种多样的活动，首先让幼儿在玩的过程中感受刺激。玩是幼儿的天性，玩是幼儿的世界，所有的幼儿都是在玩中认识世界，发现奥秘的。在绘画时让幼儿进行线条画、蜡笔画、粘贴画、折纸、剪纸 、棉签画、喷洒画等等，让幼儿选择自己喜欢的方法作画，这是提高幼儿绘画兴趣的重要途径。幼儿一般会从最喜欢的动物入手，先画出动物头和身体，接着画其他手、腿、尾巴，最后画细节。画一棵大树，会先画树干，再画枝，后画叶。假如要画海底世界，准备好一个大的水缸里，放上很多小船，很多盛水的勺子 放些水草、石头、再放些假鱼，这样会激起孩子的绘画兴趣，出现在大家眼前“海底世界”一定是一幅幅可爱的作品，这样孩子的想象力、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另外活泼、好动是孩子的天性，利用游戏也能激发幼儿绘画兴趣。比如准备好一个找“好朋友”游戏，老师在户外活动时，故意藏好许多画，或者做好几项模型，在做游戏时突然发现了它们，这样激发孩子对周围事物的关心，通过教师的内在引导，对绘画产生兴趣，回到教室，轻松自如地挥动画笔，驰骋、翱翔在童话天地里。

三、要幼儿有个性自我表达，让幼儿在绘画活动中自由发挥

要注重幼儿的个性自我表达和表现，是《纲要》中要求之一。在活动中，允许幼儿边贴边画边讲，自由表达，在讲述的过程中，情绪高涨，想象和思维都很丰富，他们在自己的世界里不断描绘自己想要的色彩。在粘贴画、折纸、剪纸活动中应注重幼儿间的相互学习和交流，通过相互交流，孩子可以从同伴那里得到许多新信息、新经验，会发现和重新认识同伴的许多长处和价值；通过交流可以对原有的经验进行综合、丰富和充实，同伴的不同看法和解决问题的不同方式能促进幼儿不断思考，完善自己的想法。幼儿的思维活跃，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取长补短，受益匪浅。当孩子们毫无拘束地把自己的思想和意愿表现得淋漓尽致时，他们参与活动的积极性也达到了最佳状态，可以自由地画出他们心中的故事，表现他们的个性和他们心中的那片净土。幼儿的绘画带着“稚气”、可那是它们内心世界的一副画，让他们为快乐画画，在自由绘画活动中自由发挥。

四、学会赏识幼儿画出心中的画

教会了幼儿画出一张美丽的图画，对他们的作品都要认真分析，以鼓励、赞美为主，使幼儿认识到自己的能力本领，有一种成就感，树立起信心了，他们就敢画了，想象创造的翅膀就可以自由飞翔了；把幼儿的绘画作品汇集起来，在家里展出、张贴，或送给小朋友，送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创造倾听他人意见的机会；同时，还要倾听幼儿的心声，多沟通多交流，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去了解他们需要什么，提供机会请幼儿讲述自己的作品，通过这个过程，为孩子搭建了展示自己的舞台，提高了他们的观察力、想象力、语言表达能力，也培养了他们对美术活动的兴趣，编织出一幅幅充满浪漫童趣的可爱图画。

陈鹤琴先生说：幼儿自己能做的就让幼儿自己做，幼儿自己能想的就让幼儿自己想。想象力是创造力的源泉，孩子的绘画活动是其展示想象力的最好舞台，让孩子多看、多动、多想，家长和老师加以引导和鼓励，就可以让孩子在绘画中放飞想象翅膀，充分展示其童真美丽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