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冬至的诗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关于冬至的诗，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2、索居共谁语，煮药作冬至。——罗公升《冬至》。

3、冬至子时阳已生，道随阳长物将萌。——庞籍《记异》。

4、去年至日犹从俗，今年至日曾无肉。——王洋《近冬至祭肉未给因叙其事》。

篇2

 

关键词：劳动价值理论；知识产权；困惑

一、问题的提出

根据劳动价值理论，劳动创造价值，商品价值决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复杂劳动是简单劳动的倍加。那么，比尔·盖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多少?天才的比尔·盖茨的财富顶峰时期曾达3000多亿美元那么，盖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多少简单劳动的倍加?又是多少复杂劳动的倍加?

盖茨财富的获得与现代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保护是分不开的。在某种意义上，知识产权保护对盖茨的财富积累起着决定作用。那么，知识产权保护能够获得劳动价值论的支持么?这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理由如下：(1)我国立法以为指导，宪法中亦有明文规定；(2)我国的意识形态及教育机制决定，立法者、执法者都以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为世界观和方法论，所以知识产权领域出现劳动价值理论的困惑，有必要进一步思考。

二、讨论的前提：知识产权活动是一种劳动

知识产权活动必须属于劳动的范畴，否则无法用劳动价值的理论进行考量。

知识产权是人基于自己的智力活动创造的成果和经营管理中的经验、知识而依法享有的权利“知识产权指的是专利权、商标权、版权(也称著作权)、商业秘密专有权等人们对自己创造性的智力劳动成果所享有的民事权利。

劳动指：“它是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尽管缝和织是不同质的活动，但二者都是人的脑、肌肉、神经、手等等的生产耗费。

比较以上概念，我们可得出创造性的知识产权活动属劳动的结论，这是我们讨论的前提。

三、劳动价值论的诸多困惑

“为天才之火添加利益的柴薪”，这是对知识产权保护的精辟概括。但问题是：1．为什么要“为天才之火添加利益的柴薪”?2．谁是天才?3．要添加多少利益的柴薪?“利益的柴薪”是越多越好，还是有副作用需要抑制?我们面临诸多困惑。换一种思路，以劳动价值论来考量，前述问题分别可以换成下列问题：

1．劳动价值理论支持知识产权保护么?

2．谁可以参加知识产权成果的价值分配?

3．社会分配给创造者多少才为适度?

四、对知识产权领域劳动价值论的探析

(一)劳动价值理论支持知识产权保护

知识产权活动创造价值，符合劳动价值理论，这是对其予以保护的正当性理论基础，而且作为一种复杂劳动，应当从社会获得倍加于简单劳动的承认与保护。首先，价值由活劳动创造，理应由劳动者所有，否则为剥削。其次，知识劳动属于复杂劳动，根据政治经济学原理，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倍加的简单劳动，而最复杂的劳动就是从事科技发明和创造的脑力劳动。故其社会劳动时间的理论值应当高于非创造性劳动成果的社会劳动时间的理论值，创造性劳动成果理应受知识产权法保护。

综上所述，知识产权保护是符合劳动价值理论的，但是，困惑并没有全部冰释。

(二)知识产权成果的价值分配的参加者

按照传统劳动价值论的观点，价值完全是由劳动者创造，若把价值的创造与价值的分配等同起来，那么就会得出“谁创造，谁分配”的结论，其他人很难有分配的资格。

知识产权保护，无论是立法设计，还是司法实践都会面临劳动价值的分配问题。活劳动的实施者以外的人，如创造者、投资者、使用者有没有获取分配的资格?依据是什么?这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困惑。具体来讲，有两个问题：

1．投资者并未直接参与生产性劳动，资本也不创造价值，如何参与分配、取得收益?

按传统劳动价值理论，价值是活劳动的产物，源于生产要素中的劳动要素，于是传统劳动价值理论得出结论，“不劳动者不得食”。但是，马克思的价值分析的前提之一是假定劳动以外的要素都是无偿的，而这种无偿的前提只有在公有制条件下才能得以实现，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的投入，除劳动以外，一般是有偿的，故有付出应有回报。在市场条件下，若不允许对财富创造做出贡献的其它要素如资本参加分配，就会形成一个悖论：劳动者通过活劳动创造了价值，取得全部价值，价值的物化形式——商品因在再一次的劳动中无法获得价值分配而无人投入，否则被视为剥削或不适当，社会生产将无法进行。

因此，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投资者参与劳动价值分配有其合理性。

2．除了投资者以外，还有什么人可以参与价值分配?值得注意的是，劳动价值论诞生于工业经济初期，当时语境下的“劳动者”或说是“工人”主要是指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者。沧海桑田，现代社会已经出现了大量的非物质生产领域，“劳动者”的内涵和外延都应有新的解释，以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

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第三产业知识经济的兴起，充分证明了非物质生产领域中的劳动者对社会所作的贡献。各种劳动实际上是一个总的社会劳动过程，产品的生产是“社会化大生产”，创造价值的劳动是“总体劳动”，包括五种形态：体力型、技能型、知识运用型、技术创新型和理论创造型。而从事这些工作的都是“工人”，当然有资格参加价值的分配。

另外，根据传统劳动价值理论，物质生产三要素为：劳动，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但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人们发现，参与劳动创造价值的远不止传统的劳动价值理论的生产三要素，而是多要素，如劳动力、经营管理、信息、科学、技术、人力资本等等。如前所述，生产要素参与价值分配具有正当性。随着我们对生产要素的认识的不断深化，上述生产要素的提供者也应参加价值分配。

由此可以推出，投资者、注册商标所有人、委托发明人、相邻权人等等都应参与价值分配，他们并未直接参与物质生产劳动，但他们或提供了生产要素，或对生产要素的改进做出了贡献。作为“总体工人”的一分子，理应从“总体劳动”成果中获得应得的价值分配。

那么，知识产权作为绝对权，在权利人与社会之间，利益的天平应当倾向于谁?

(三)知识产品的公共性，决定着知识产权保护的“度”知识产品具有公共性，体现着个人与社会的辩证关系，那么，社会本身有资格参与其价值分配么?在权利人与社会之间，利益的天平应当倾向于哪一方?

传统劳动价值论没有给我们提供现成的理论，在此，本文试图作以下分析：

首先，智力成果不是纯粹单个人劳动的产物，而是一种社会文明成果，社会应参与分配。劳动者在创造知识产品时，必然借助于已有的知识。所谓“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正是说明的这个道理。知识属于社会整体承继的共同财富，如同空气、阳光一样，活劳动创造的价值，理应根据社会所供知识的贡献回报于社会，人毕竟不能仅靠活劳动而生存，人离不开社会这个“空气”。

其次，劳动必然要借助各种社会资源，社会理应获得回报。

权利人的劳动不可避免的要利用社会公共资源：在土地公有条件下，土地属国土资源；创造者免费使用公有信息；创造者接受着社会的公共教育；社会为创造者提供的公共产品比比皆是，如公共交通等等。以至于个人与社会在某种程度、某些方面是无法分清彼此的，社会要求分享知识成果已属理所当然，如同国家要求服兵役一样。

第三，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制度也是生产要素，我们可以借鉴一下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结构和制度变迁是影响社会创新和经济效率的重要因素，康芒斯认为，在现代社会中，有法律、经济、伦理三种利益调节方式，其中法律制度最为重要，它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制度是社会的制度，而制度既为生产要素，理应取得价值分配。再者，知识产权保护专利的方式，实际上是赋予其垄断的权利，也就意味着创造者垄断受益的同时，剥夺了其他社会成员以同样的途径和劳动取得成功、收益、需要之满足的权利，而其他社会成员是不确定的大众，具有社会性，创造者理应对此做出补偿。

篇3

阴过冬至晴过年。(浙)

冬至阴天，来年春旱。(鲁)

晴冬至，年必雨。(鄂)

冬至在月头，要冷在年底;冬至在月尾，要冷在正月;冬至在月中，无雪也没霜。

冬至在月头，无被不用愁;冬至在月尾，大雪起纷飞。(贵)

冬至头，天气暖;冬至中，天气冷;冬至尾，冷得迟。(桂)

冬至在月中，无雪又无霜;冬至在月底，寒冷正二月。(苏)

冬在头，冷在节气前;冬在中，冷在节气中;冬在尾，冷在节气尾。(桂)

冬至在头，冻死老牛;冬至在中，单衣过冬;冬至在尾，没有火炉后悔。(甘)

冬至晴，春节阴。(辽)

冬至晴，明年阴雨多。(桂)

冬至晴一天，春节雨雪连。(皖)

冬至晴，正月雨;冬至雨，正月晴。(浙)

冬至晴，新年雨，中秋有雨冬至晴。(黑)

冬至晴，新年雨;冬至雨，新年晴。(鲁、湘)

冬至冷，春节暖;冬至暖，春节冷。(湘、粤)

冬至不冷，夏至不热。(湘)

篇4

    一、我国现行的以固定工为主体的用工制度,事实上已成为一种无条件的“终身制”,它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结合一体,形成了“铁饭碗”、“大锅饭”的严重弊病。其主要表现是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干多干少一个样,技术高低一个样,一线二线一个样。在这种制度下,有些人心安理得地躺在企业和国家身上吃“大锅饭”,自己不劳动或少劳动而占有别人的劳动果实;勤劳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得不到发挥,大批人才被埋没。这种制度在客观上起了打击先进,保护落后的作用,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极不利于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战略目标。因此,用工制度上“铁饭碗”、“大锅饭”的积弊,势在必改。

    二、试行劳动合同制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打破“铁饭碗”、“大锅饭”,真正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充分调动人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解放生产力。劳动合同制的基本特征是,用签订劳动合同的形式,规定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义务与权利,实行责、权、利相结合。把劳动合同制与经济责任制紧密结合起来,不仅有利于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而且对职工个人来说,只要积极劳动,工作就有保障,并能多劳多得。因此,劳动合同制是用工制度方面破旧创新的一项重要改革,应当坚决而有秩序地推行。

    三、劳动合同制的适用范围,既包括全民所有制单位,也包括区、县以上集体所有制单位;既包括普通工种,也包括技术工种。实行的大体步骤,我们初步设想,当前主要在新招用的工人中试行,一个时期内以新人新制度(即新招工人实行劳动合同制)、老人老制度(即原有固定工仍实行现行制度,但也要本着打破“铁饭碗”的精神,逐步加以改革)作为过渡;经过若干步骤,最终达到所有职工都实行劳动合同制。目前已试行的地区和单位,需要适当加快改革的步伐和搞好各项改革的配套;没有试行的省、市、自治区,希望能在今年内抓好一两个市、县的改革试点,及时总结经验,逐步推广。

    四、招用合同制工人,必须签订劳动合同。常年性生产、工作岗位,需要长期使用的工人,可以签订长期合同,也可以签订短期合同(例如三五年);合同期满后生产、工作仍需要留用的,可以续订合同。有毒有害的工种,从保护工人健康出发,需要定期轮换的,可以签订定期轮换的合同。临时性、季节性的生产岗位,仍使用临时工和季节工,也可以签订合同。

    签订劳动合同,必须遵守国家有关的法律和政策,坚持平等互利和协商一致的原则。合同的主要条款一般应包括:生产或工作任务、合同期限、试用期限、劳动报酬、保险福利、劳动保护、解除或变更合同的条件、违反合同的责任以及双方的其它义务与权利。

    五、全民所有制单位和区、县以上集体所有制单位使用合同制工人,必须根据生产、工作的需要和国家下达的劳动计划(区、县以上集体所有制单位劳动计划由省、市、自治区下达),尽可能在城镇经过就业前培训的待业青年中招收。从农村招收合同制工人,必须从严控制。少数国营企业的某些工种(如矿山井下等)确因生产需要从农村招用合同制工人时,须经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招收合同制工人,要坚持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用的原则。合同制工人在企业工作期间,由企业管理;解除合同后,城镇人员由劳动服务公司管理,农村人员回社队安置。

篇5

关键词：董事会特征 盈余质量 会计稳健性

高质量的会计信息， 尤其会计盈余信息， 是市场有效运转的关键。高质量会计盈余信息的生成离不开一整套基础性构件。董事会作为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重要因素，无疑对盈余质量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盈余质量的内涵

目前理论界和学术界对于盈余质量的概念尚无定论。实际的研究中往往将盈余管理看作是盈余质量的一个反映，但越来越多的研究将稳健性和及时性视为盈余质量的主要内涵，尤其是稳健性（Watts，2003；Ball，2003；Pope和Walker，1999）。稳健性意指对损失和收益确认的非对称性，即盈余对损失（坏消息）的反映要比对收益（好消息）的反映更为及时（Basu，1997）。及时性是指会计盈余反映经济损益的速度。及时性和稳健性是构成高质量财务报告的重要因素（Bushman等，2000）。

Watts(2003)指出，会计稳健性在公司治理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董事会则是公司治理中最为重要的机制之一。本文即以稳健性表征盈余质量，考察董事会特征与盈余质量的关系。

盈余管理研究文献回顾

国外关于董事会特征和盈余质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盈余管理问题。例如，Peasnell等（2000）研究发现，外部董事在董事会中所占比例较高的企业，较少采用增加利润的盈余管理手段以达到目标盈余。Klein（2002）发现，外部董事占比例较高的董事会更倾向于对会计质量进行监督，从而产生较低的非正常应计项。Beasley（1996）、Dechow等（1996）以及Farber（2005）发现，公司发生财务报告舞弊的可能性与外部董事所占比例负相关，也即外部董事所占比例越高，财务报告舞弊的可能性越低。

Vafeas（2000）考察了盈余－股价回报关系如何随董事会构成和规模而变化，没有发现证据支持外部董事有利于提高报告盈余和股价回报之间联系的假设。Bushman等（2000）则从及时性角度考察了内部治理机制和盈余质量的关系，研究发现，盈余及时性与外部董事所占比例正相关。

国内关于董事会与盈余质量的研究也大多集中于盈余管理问题。例如，薛祖云，黄彤（2004）以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公司作为测试样本，对上市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制度的某些重要特征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经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董、监事会会议频率，持股董、监事的数量和比例，独立董事数量，监事会规模等与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呈显著相关；而董事会规模因素、灰色监事、名誉监事等却未对公司会计信息的质量的改善产生影响。张逸杰等（2006）就董事会规模、活动强度和独立性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吴清华等（2006）实证分析了我国董事会特征与财务呈报质量之间的关系，笔者也是以盈余管理指标来评估公司会计盈余信息的呈报质量。管连云（2004）从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所占比例、审计委员会、独立的提名委员会、董事会成员持股量五个方面规范分析了董事会特性与会计信息质量（以虚假财务报告和盈余管理程度表示）之间的关系。

董事会特征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

Fama和Jensen(1983)将董事会视作解决管理层和股东之间问题的重要机制，并指出，虽然管理层被授权实施各种决策，但董事会仍保留了决策控制和批准权以及雇佣、解聘和设定最高管理层薪酬的人事权。

为了有效的监督公司，董事会需要可验证的信息。实务中，这些信息往往由管理层提供，而管理层则有充分的动机歪曲这些信息。Watts(2003)指出，会计稳健性则可以抵消管理层的这种歪曲。具体而言，稳健性在公司治理方面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作用。首先，稳健性可以防止对公司累计盈余和净资产的高估，从而有效抑制管理层对其自身的机会主义支付行为并防止其获得过度薪酬。此外，稳健性还有助于抑制股东过度发放股利，从而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其次，Ball（2001）认为，若没有稳健会计，管理层就有动机继续经营亏损项目以避免由于出售或终止亏损项目而产生报告损失。而稳健性可以通过及时确认损失，传递信号给董事会以便董事会调查损失的原因，这可以帮助投资者尽早发现并终止亏损项目，甚至引致管理人员的解聘。最后，Ball（2001）认为，稳健性意味着事先承诺对坏消息进行及时确认，这有助于降低管理层选择亏损项目（如经理帝国的建造）的动机，这些项目为管理层带来利益的同时却对股东造成了巨大的损失（Ball和Shivakumar，2005）。

以上分析意味着董事会在执行他们批准及监督关键决策的职能时，稳健性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工具。因此，强董事会产生对稳健会计的需求。另一方面，被内部人控制的董事会或监督激励不足的董事会则往往会为管理层创造机会采用不稳健会计（激进的会计）。笔者具体分析董事会规模、董事会构成、董事会领导结构及董事会激励程度这四个董事会特征对公司会计稳健性的影响。

转贴于

（一）董事会规模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

董事会规模被认为是影响盈余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Beasley（1996）研究发现，董事会规模与财务报告虚假成正相关。Jensen（1993）以及Lipton和Lorsch（1992）认为，董事会人数越多，董事会成员间的交流和合作就越困难，从而董事会对管理层的控制能力就越弱，也越容易产生“搭便车”问题。由于我国公司的规模较小，但就董事会规模而言，与美国标准普尔公司（董事会平均10人）相比，我国公司董事会规模略大，这会增加沟通成本，不利于对管理层进行控制，从而使得公司的会计不稳健（即比较激进）。

（二）董事会构成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

无论理论界还是学术界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董事会的独立性与董事会的构成密切相关。由于内部董事的职业利益与管理人员密切相关，很难起到监督作用，外部董事的利益则与经理人员没有直接联系，并且受到“声誉”机制的制约，从而可以对管理层实施有效的监督。例如，Fama（1980）以及Fama和Jensen（1983）认为，外部董事有强烈的动机通过对经理人员的有效监督向股东和外部劳动力市场证明自己作为董事的价值，以保住目前的董事职位或获得更多担任董事的机会。声誉机制对董事的激励作用也已经为许多研究所证实。例如，Kaplan和Reishus（1990）以及Gilson（1990）发现当公司陷入财务困境或削减股利后离职的董事很少在其他公司找到新的董事职位；Brickley（1999）也发现CEO离职后拥有的董事职位个数与其以前的业绩显著相关。因此，外部董事的比例越高，董事会的独立性越高，从而对管理层的监督能力越强（John和Senbet，1998）。要有效履行监督职能，提高盈余质量，必须提高董事会的独立性。Beekes等（2004）的研究表明，独立董事比例与会计稳健性成正相关，说明独立董事的增加可以提高公司会计稳健性，从而提高会计盈余质量。我国上市公司中外部董事比例一直不高，直到2003年才有较大的提高，但平均而言，仍未达到《指导意见》规定的三分之一，也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我国上市公司中的外部董事数目过少，不利于监督管理层采用较稳健会计，从而不利于提高盈余质量。

（三）董事会领导结构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

公司的领导权结构， 即董事长与总经理的分离程度， 反映了公司董事会的独立性和执行层创新自由的空间。理论认为为了防止人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需要一个有效的监督机制，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应当分离。Jensen（1993）指出，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分离会提高董事会的独立性。因为两职合一意味着要总经理自己监督自己，这与总经理的自利性是相违背的。两职分离也意味着外部董事监督动机的增强，因为，如果CEO同时担任董事长，较之两职分离情况下，他们将会对董事的提名及选举产生更大的影响。我国上市公司中两职合一的现象较为普遍。在证监会建议两职分离后，董事长兼任总经理的公司比例明显下降。两职分离会使公司治理中的约束及激励机制增强，促使管理层采用较为稳健的会计，从而提高公司的盈余质量。

（四）董事会成员激励程度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

不仅董事会的构成对董事会的效率有重要影响，董事会成员的激励机制也直接影响到董事监督管理层的积极性。从董事的角度来看，如果薪酬只是基本工资和对已完成业绩的年度奖励的话，他们势必会追求短期的利益；若要使他们为企业的长远发展考虑，就必须有相应的激励手段：让董事持有公司的股份。董事拥有适度的持股权可以缓和他们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考虑到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的平均薪水比较低，董事会成员持有的所有权股份对其个人财富的影响较大，因此，让董事持有公司股份更能使他们有效地成为中小股东利益的代表，使他们有动机对大股东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进行积极抵制，促进公司采用稳健会计。虽然持有股票可能会导致董事参与操纵盈余，通过影响股价而在证券市场上获利，但让董事会成员持有适当数量股份仍不失为提高董事会监管积极性和盈余质量的一种简单有效的方法。

此外，董事会中非受薪董事所占的比例越大，则表示董事会受到的激励程度越低。从而导致董事有动机牺牲股东利益去追求职位特权消费所带来的好处。因此，降低公司董事会中非受薪董事所占的比例将会提高董事会监管的积极性，促使管理层对于坏消息及时确认，提高会计稳健性。

参考文献

1.刘立国，杜莹.公司治理与会计信息质量关系的实证研究.会计研究，2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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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本文运用实证分析方法,对股权制衡、董事会独立性与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进行研究。文章选取了2002-2006年度沪深两市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指出我国的股权制衡和董事会独立性现状,并对股权制衡、董事会独立性与盈余管理的相关性进行实证分析。最后得出结论:股权制衡可以抑制经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董事会独立性不能约束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

关键词:股权制衡 董事会独立性 独立董事制度 盈余管理

近年来,一些上市公司会计信息严重失真,盈余管理现象严重,管理者侵犯股东利益的事例时有发生,现存的绝大多数证据表明,盈余管理具有负面效应。本文从实证的角度出发,建立模型,运用回归的方法研究股权制衡情况下,多个大股东的制衡是否可以减少经理人盈余管理行为;同时研究董事会独立性是否可以对经理层发挥监督作用,有效规范他们的盈余管理行为;另外,本文进一步研究在不同股权集中度下,公司的股权制衡和董事会独立性如何作用于经理人的盈余管理行为。

实证研究

(一)样本来源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我国沪深两市的A股上市公司。研究期间为2002-2006年,由于计算盈余管理程度的需要,本文还选取了2001年披露的数据。研究的样本按照下列标准选取:剔除金融行业的上市公司;剔除研究期间内被ST、PT的公司,剔除2000年12月31日后上市并且过去亏损较为严重曾被ST、PT的公司;剔除缺失衡量董事会独立性变量的样本、剔除缺失衡量股权制衡变量的样本、剔除缺失衡量盈余管理的变量样本。根据上述标准,最终得到可用于研究的公司871家,有效观测值3484个。研究所需的财务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本文研究运用SPSS13.0数据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二)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1.股权制衡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所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很大,说明样本公司的股权集中度很高,而股权制衡度在总体上比较弱。

2.董事会独立性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所示,样本中有约21.93%的观测值的董事会人数为偶数,我国董事会人数大于等于11人的占33.87%,公司董事会规模不合理且略显臃肿。

(三)回归分析

1.变量定义及说明。在盈余管理回归模型中,调整后的总体应计利润为因变量,用TAt/ At-1表示,自变量有3个,分别是(REVt-RECt)/At-1,PPEt /At-1,IAt/At-1,用于计算盈余管理回归模型因变量和自变量的变量如表3所示。

在总体回归模型和分组回归模型中,盈余管理程度为因变量,用DAt来表示,可以通过盈余管理回归模型计算得到;自变量有2个,控制变量有3个,分别是独立董事比例,股权制衡度变量,资产总值,总资产负债率,盈利能力,如表4所示。

2.假设提出:

假设1:股权制衡与盈余管理水平负相关,可以对经理人发挥监督作用,制约盈余管理行为;

假设2:董事会独立性与盈余管理正相关,独立董事的监督作用没有得到发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掩饰了盈余管理行为。

3.模型介绍及使用:

盈余管理回归模型设计。本研究参照了扩展的琼斯模型,并做了一些改动,得到盈余管理模型表达式为:

(1)

α1、α2、α3、α4为系数,由以下模型在整个样本进行回归得出:

(2)

本文用修改后的扩展琼斯模型计算研究样本的盈余管理程度。可由公式(1)、(2)计算得到:

(3)

总体回归模型设计。求出盈余管理程度(即操控应计利润DA)后,本文把该值作为被解释变量,研究股权制衡,董事会独立性与盈余管理的相关性。因此建立了1个总体回归模型来检验假设:

分组回归模型设计。本文利用总体回归模型整体地分析股权制衡、董事会独立性与盈余管理关系后,还分别分析了当观测值存在股权强制衡、股权弱制衡和股权缺乏制衡时(即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小于20%,大于20%小于40%和大于40%),股权制衡,董事会独立性和盈余管理的关系。

实证研究结果分析

(一)盈余管理回归模型分析

从统计学上看,如果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超过0.5,以这些自变量进行回归就有可能引起回归方程中的多重共性问题,会对回归结果造成影响。表5中列示的各自变量之间的Pearson系数来看,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远小于0.5,达到线性回归要求,说明样本数据符合线性回归对自变量之间相关性的要求。

从表6回归模型的结果看,回归等式的F 值为46.306,P值为0.000,显示自变量的全部线性组合对预测因变量有用性较好,能对因变量作出很好的解释;另外,回归系数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该操控应计利润估计模型所设置的自变量都能显著解释总体应计利润,证实该操控应计利润估计模型的有效性。

从表7回归模型的结果看,回归等式的F 值为3.603,P 值为0.003,显示自变量的全部线性组合对预测因变量有用性较好,能对因变量作出很好的解释;自变量回归系数都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该模型所设置的自变量能显著地解释盈余管理变量,同时证实该回归模型的有效性。

(二)实证结论

结论1:从表7看,股权制衡度与经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在0.05水平显著负相关;董事会独立性与经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在0.1水平显著正相关。

结论2:从表8看,强制衡下,股权制衡和盈余管理间的关系并不显著;董事会独立性与经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在0.05水平显著正相关。

结论3:从表8看,弱制衡下,回归模型的P值是0.241,F值是1.349,表明模型不显著,证实该回归模型无效,说明由于公司内部各大股东间无法制衡,没有一个权力足够大的股东来监督经理人的盈余管理行为。

结论4:从表8看,缺乏制衡下,股权制衡度与经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在0.01水平显著负相关;在股权缺乏制衡时董事会独立性和盈余管理间的关系并不显著。

结论

目前,学术界用于衡量盈余管理程度的模型有三个,本文所使用的模型是在修正Jonse模型的基础上扩展得出,而这个模型是国外研究学者针对本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虽然该模型较权威且在我国被广泛应用,但在解释我国具体情况时并不理想。另外,度量股权制衡和董事会独立性的变量有很多,本文经过反复比较,只是分别选择了与盈余管理程度显著性较强的两个变量,排除了其它显著性不强的变量 ;而且样本数据选取不够全面,研究时没有对所选的样本进行更细致的分类,这些都是值得在以后的研究中深入分析考证。

参考文献:

1.佟岩.控股股东与盈余质量―关联交易利益流向的传导机制研究[D].中国人民大学工作稿,2006

2.王立彦,王婧,刘军霞.内部监控双轨制与公司财务信息质量保障―从案例解析看监事会制度和独立董事制度孰为有效[J].审计研究,2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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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交通规划；城市规划；互动机制

前言

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在不断改善居民生活质量的同时，也对当下的城市建设与发展目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基于人性化与科学性的理念，在进行城市建设基本规划研究时，研究人员应当充分结合城市的自身定位、发展的基本战略、社会形势、国家政策等诸多因素。以交通规划为例，确保城市建设发展的水平和高度，交通规划就应当在满足城市日常生产生活需求的同时，不断实现自身交通网络体系的优化完善。只有真正将城市规划与交通规划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科学编制形成良性互动机制的形式，才能在确保交通"血管"畅通的基础上确立城市发展这一"骨架"。

1.土地利用和交通运输之间的关系

城市作为居民赖以生存发展的载体，土地利用是城市发展的基础与核心，交通运输是确保这一载体能够承担起自身功能的基本纽带，因此从某种程度上，城市建设复杂可以大致包括交通运输与土地利用两方面。而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尤其是随着近年来城市建设发展的进程不断加快，如果实现二者之间的协调互补，是城市建设者关心的重点问题。

2.当前交通规划与城市规划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在城市规划与交通规划中存在着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直接导致了相关工程建设活动的停滞不前。具体来说，目前以下问题亟需解决：首先，交通规划项目落实不到位。尽管交通规划作为城市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被提上建设议程，然而事实上交通规划在实际的落实过程中却处于明显的被动位置。交通规划项目无法有效落实，城市规划建设活动也就无法顺利开展；其次，交通规划与城市规划难以协调。虽然交通规划与城市规划在具体的规划过程中应当依据不同的设计原则来设计来不同的方案，然而由于当前交通规划方案的主要设计者都是城市规划师，这就很容易造成二者不相协调的问题。交通与土地之间的关系无法平衡处理，科学有效的交通规划就无法真正实现。

3.交通规划与城市规划编制互动机制研究分析

一般来说，城市规划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城市整体规划与城市详细规划。而交通规划则一直未能有较为明确的规定和界定。现实生活中，交通规划按照交通发展的基本规律可以大致分为发展规划、体系规划、综合规划、详细规划等几个方面的内容。由于缺乏明确的界定，事实上当前交通规划对于城市规划的反馈作用尚不明显。

为了真正实现交通规划与城市规划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城市设计者在设计过程中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3.1实现交通规划与城市规划的同步进行

实现交通规划与城市规划的同步进行，就应当将城市规划发展的理念与规律贯彻落实到交通规划的各个流程步骤当中去。具体来说，第一，实现城市总体规划发展与交通总体规划发展的同步。由于城市总体规划发展是城市规划的前提和基础，通过制定必要的城市总体规划发展战略，能够为之后的城市建设发展活动提供必要的参考与指导。此时，通过对城市规划建设过程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予以明确，包括城市空间分布、城市交通布局、重大项目方案施行等，从而确保在城市规划合理进行的同时与交通规划实现有机互动。这就要求设计者着力促成交通规划与城市规划之间的同步编制，将交通规划与城市规划的相关理念、方案、结果最后都统一到城市总体规划建设方针当中去；第二，实现交通综合规划与体系规划的同步编制。城市总体规划建设活动离不开交通综合规划与交通体系规划。在实际中，设计者只有在确定交通综合规划方案、建立完善了相应的交通网络运输体系的基础上，才能对城市的主要发展性质、发展规划、建设要求等问题予以明确，才能真正在熟知城市土地实际利用情况的基础上，及时、准确地进行交通运输线路与城市道理的基本设置。实现交通综合规划与体系规划的同步编制，其实就是实现城市发展、城市功能分区、交通枢纽等诸多因素之间的协调统一；第三，实现城市详细规划与交通详细规划之间的同步进行。当城市规划建设活动到了详细规划建设阶段，此时设计者需要处理好土地利用、空间环境、工程施工等多方面问题，而交通规划此时也进入到详细设计的重要阶段。在这一阶段，交通规划活动的重点在于对具体交通措施的规模和控制情况予以明晰。实现城市详细规划与交通详细规划的同步进行，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实现土地开发强度与交通的实际容量之间的平衡。因此，交通规划人员应当从交通容量的角度上对土地利用情况作出及时的反馈与判断，以实现二者之间的即时互动；最后，进行必要的交通影响评估活动。城市规划建设和交通建设项目在已经明确具体流程设计的基础上，此时设计者应当将注意力放在交通影响评估活动上。通过一种微观的视角，对具体交通线路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评估分析，并预测交通服务对于城市建设和发展所可能带来影响的影响广度和影响深度。科学有效的交通影响评估活动既包括对详细规划方案做进一步地改善和修正，同时也包括在项目完成之后进行的批评与建议。

3.2实现交通规划与城市规划的编制介入

在以往的城市发展过程中，交通规划与城市规划之间的编制介入活动未能够很好地进行，针对这一情况，设计者应当着力将专业的交通规划编制人才引入到城市规划编制队伍当中。具体来说，在城市的总体规划设计阶段，当规划编制的相关经费比较充裕的时候，此时，交通规划的任务可以通过单独设立一个专业的部门来完成了；而在城市的详细控制规划设计阶段，此时规划编制的经费较为缺乏，此时交通编制过程不能简单地交由城市规划师来完成，而是应当在通过对交通规划进行单独立项的方式，一方面要不断地争取并筹集编制经费，另一方面则要尽量争取到专业交通规划编制单位。尽管在现实中，专业交通规划编制单位的建立与维持很容易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但是在确保交通规划人员与城市规划人员在进行必要交流、沟通的基础上，交通规划与城市规划之间的关系也就会变得越来越紧密。

4.结语

交通规划作为城市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就由于整座城市的"血管"。如果血管堵塞，血液不通畅，城市正常生产、生活活动就无法顺利完成，城市就无法承载自身所应当具备的功能。在城市规划建设的过程中，通过实现交通规划与城市规划之间的有机统一，建立二者的编制互动机制，能够有效推动城市建设发展的时代进程。

【参考文献】

[1]马林. 对加强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编制工作的认识[J].城市交通，201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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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动力优势组织模式”中，课堂上老师的主导地位不能丢

新课程强调发挥学生主体性，把课堂还给学生，多给学生思考的空间。但其实，新教材的内容更要求教师对教材理解得很透，抓住重难点，能很好地启发学生思考，而不是一味地让学生自己看书探究，尤其是我们现在的初中学生，他们的自学能力，理解能力还不是很强，所以教师更要讲得精，更要善于引导，放手之前要先看学生的水平如何。比如上“用字母表示数”时，我用比较理想的教法担好引导者的“职责”，引导思维活跃的学生掌握正确的思考方式，打破了沉闷的课堂，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信心，常常采用各种提问方式去激发学生表现欲望。

那么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潜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我通常用非常易懂的教学方式，采用和生活联系密切的数学语言，使整个课堂非常有趣，富有挑战性，很适合学生的胃口。因此，教师在教学时要认真钻研教材，理解教材意图，特别是在创设情景时不能随随便便，或者是搞花架子，这样容易流于形式。教师在情景创设时，目的性要强，要选取有特色，能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和求知欲的素材来创设情景，从教学一开始，就紧紧抓住学生的思维，调动起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求知欲。这样才能达到创设情景的目的。

二、“动力优势组织模式”中，教师应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使每个学生都得到充分的发展。

数学教育要面向全体学生。实现：人人学有价值的数学，人人都能获得必需的数学，不同的人在数学上得到不同的发展。数学教育要促进每一个学生的发展，即要为所有学生打好共同基础，也要注意发展学生的个性和特长。由于各种不同的因素，学生在数学知识、技能、能力方面和志趣上存在差异，教师在教学中要承认这种差异，因材施教，因势利导。

比如在上“代数式”这一节时我就非常地关注这一点。要从学生实际出发，兼顾学习有困难和学有余力的学生，通过多种途径和方法，满足他们的学习需求，发展他们的数学才能，特别是对于学生的当时表现老师要马上能够举一反三。

同时，设计了不少如“思考”、“探索”、“试一试”、“想一想”、“议一议”等问题，我会根据学生学生实际情况进行选用。对于数学成绩较好的学生，我也能另外选择一些较灵活的问题让他们思考、探究，以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提高数学成绩。 转贴于 三、“动力优势组织模式”中，更要丰富教学手段让学生热爱数学课堂

我认为：在课堂教学中从创设生活情境、故事情境、实践情境、问题情境等入手，可以让学生觉得学习数学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从而愿意接近数学，喜欢数学。

1.创设生活情境：数学来源于生活，数学教学注意从学生熟悉的生活情境和感兴趣的事物出发，使学生有更多机会从周围熟悉的事物中学习数学、理解数学。让学生感受到数学就在他们的周围。我们要善于从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出发，创设生活中生动、有趣的的情境，强化感性认识，引导学生在情境中观察、操作、交流，使学生体验数学与日常生活的密切联系，感受数学在生活中的作用；加深对数学的理解，并运用数学知识解决现实问题。同时，鼓励学生多角度思考问题，优化解题策略。比如在上“代数式的值”这一节时，即能够让所有学生明白代数式的值如何计算，更能够在这一方面进行拓展，让优秀的学生对后续学习产生了更浓厚的学习兴趣。

2.创设故事情境：教学中，单纯的知识教学会使学生感到枯燥乏味，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可以根据教材中的插图，把一节课的教学内容编制成一个小故事，抓住了学生的心理，学生立即把注意力集中在本节课的学习探究中。通过设计，让学生能感受到数学就在我们身边，激发了他们学习数学的兴趣。

3.创设实践情境：学生的第一发展水平和第二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差异。教师应走在学生发展的前面，创造“最近发展区”。注意适时、适度创设实践情境，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比如在授课“整式”第一课时，课前让学生收集了大量式子。充分让学生理解整式的含义。同时让学生亲自设计了几个式子，通过“动力组织模式”方式等活动，让学生亲身体验整式的理解，既培养了创造能力，又提高了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四、“动力优势组织模式”中老师应做好充分的课前准备和课堂管理备课既注重知识的落实，也要努力培养学生的兴趣。上课前尽可能地做好充

分的备课，每一课都做到“有备而来”，这样在时间的支配和知识上的引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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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17日，全国首例冷冻胚胎继承权案在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无锡中院）迎来终审判决：冷冻胚胎可继承，双方老人共同拥有胚胎的监管处置权。

2013年3月，一场车祸夺走宜兴市沈某夫妻的生命。此前，小两口为了做试管婴儿，在南京市鼓楼医院保存了4枚受精胚胎，并签订知情同意书，约定胚胎冷冻保存期为一年，超过保存期同意将胚胎丢弃。然而，沈某夫妻意外死亡后，胚胎应该由谁处置，双方的父母与医院争执不下。

双方父母争相请求继承冷冻胚胎，却被宜兴市人民法院一审驳回。法院认为，受精胚胎具有发展为生命的潜能，是含有未来生命特征的特殊之物，不能像一般之物一样任意转让或继承。

四位老人不服，上诉至无锡中院。最终，无锡中院判决撤销一审法院的民事判决，并要求南京鼓楼医院将4枚冷冻胚胎交由四位老人共同监管和处置。

由于我国相关法律的空白，使冷冻胚胎的监管始终处于“无主之地”，冷冻胚胎能否作为“物”予以继承，引发人们在法律、生命伦理、社会道德领域的诸多争论。

法眼聚焦

冷冻胚胎究竟是“人”还是“物”，理论界众说纷纭，国外判例也多有分歧。冷冻胚胎的法律属性决定着应当适用何种法律规范。虽然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对出生的标准有多种解读，但尚未植入母体完成着床的冷冻胚胎在现行法律下显然不能作为法律上的“人”看待。由于冷冻胚胎具有生长为一个完整生命的可能，法学界也不愿将其归为一般仅用作生产、消费的物，而将其称为特殊物、伦理物、人与物的中介。法律上，物的主要特点在于能被法律主体依其意志控制、处分。从这个角度上说，冷冻胚胎依据法律上关于物的规定处理是更为妥当的。

冷冻胚胎的重要性在于其用途。在夫妻一方或双方死亡或丧失生育能力的情况下，事先保存的冷冻胚胎可能是延续这对夫妻共同血脉的唯一希望，这是其他辅助生殖医疗措施所无法替代的。因此，在冷冻胚胎毁损灭失时，受侵害人不但可以要求侵权人赔偿提取、保存、维护冷冻胚胎的相关费用等直接经济损失，还可以生育权利受侵害为基础要求精神损害赔偿。需要注意的是，冷冻胚胎并非有关司法解释规定的“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如果权利人的生育可能性未受影响，则不能仅以冷冻胚胎受损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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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独立董事；政治关联；公司绩效

[中图分类号]F27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0)11-0020-06

一、引言

在框架内，董事会中的外部董事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选择、监督、奖励或者惩罚经理人员(Agrawal and Knoeber，2001)。如果他们能有效履行职责，这些活动会帮助协调经理层和股东的利益，并解决公司面临的基本问题(Famaand Jensen，1983)。此外，外部董事在带来解决商业问题的技能和内部经理人员不熟悉的技术和市场知识时，决定了他们在经营策略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Briekley and James，1987)。这两类角色都表明外部董事在决策制定中拥有相当大的商业才干和技能，能够通过监督和向管理层提供建议的方式提高企业业绩。对公司董事会的现实观察表明，许多独立董事同时也是其他公司的高管、来自学术界或来自政府部门。而Liao,Young and Sun(2009)认为，中国上市公司招募独立董事是为了建立与能够提供有用来源和保护的联系，而不是为了让他们监督高管人员。如果说公司高管和学术界人士作为独立董事通过为公司带来商业才能和专业技能的方式增加企业价值，那么政治关联的独立董事对董事会乃至公司有什么价值呢?他们所起的作用又是什么呢?本文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探讨独立董事的政治关联对中国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有多深。

本文以2006年-2007年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我国上市公司中独立董事的政治关联是否具有业绩后果。研究发现，独立董事政治关联程度与企业以托宾Q值度量的业绩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该正相关关系在第一大股东为国有股的上市公司中表现尤为明显。该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政治关联是一种有利于增加企业价值和提升企业业绩的至关重要的政治资源，对于第一大股东为国有股的上市公司，该政治资源的业绩后果更明显。

文章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进行了国内外的文献回顾，第三部分针对所研究的问题提出了研究假设和变量设定，第四部分是数据和实证分析，第五部分得出结论。

二、文献回顾

政治关联是公司有价值的资源Fisman(2001)，能够帮助企业获取更多的多元化资源(张敏、黄承继，2009)。政治官员影响公司价值的主要方法有：授予获利多的政府合同、对竞争对手施加关税、降低监管要求等(Agrawal and Knoeber，2001)。

有关政治关联的重要性及其对公司价值的影响的文献是相对有限的，在已有文献中，大部分都持有政治关联影响公司价值的观点，尤以政治关联增加公司价值的观点居多。Fisman(2001)，Faccio(2006)，Faecio and Parsley(2006)研究了在法律体制比较弱的国家政治关联对企业价值的影响。Fisman(2001)考察了印度尼西亚与苏哈托家族有关联的公司，发现在有关苏哈托总统的健康状况恶化的信息公告后这些公司的价值下降了。Agrawaland Knoeber(2001)研究发现具有政治背景的外部董事确实起到了政治作用，担任着公司内的政治性角色。Faeeio(2006)研究了许多国家的政治关联，发现大部分政治关联公司是在那些有较高腐败程度和较弱法律体制的国家上市的，她还发现当这些公司的高管进入政治领域后公司价值增加了。但Goldman et aI．(2006)的研究表明政治关联不仅在法律体制弱、腐败程度高的国家对公司有价值，即使在法律体制比较健全的美国，政治关联对上市公司仍然会有普遍的影响。Faccio and Parslev(2006)发现当政治人物的非正常死亡公告后，位于政治人物家乡的公司价值下降了。Faccio et a1．(2006)通过证明政治关联公司更可能由政府保释发现了政治关联创造价值的一种新方式。Fergusonand Voth(2008)的证据显示在纳粹德国的政治关联公司比无政治关联公司的股票报酬率要高出大约5％～8％。

另一方面的文献是关于独立董事有没有增加公司的价值。对于独立董事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着积极作用的认识源于Fama和Jensen(Fama,1980；Fama and Jensen，1983)，他们认为独立董事的出现增加了董事会有效监督公司高管的能力。许多研究发现独立董事的政府、学术、银行等职业背景在公司治理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魏刚等，2007；Guner et a1．，2008；赵昌文、唐英凯等，2008)，并能够增加公司的价值(Liao，Young and Sun，2009)。Duchin，Matsusaka and Ozbas(2010)认为外部董事的有效性取决于获取有关公司信息的成本：当获取信息的成本比较低时，外部董事加入董事会使业绩增加；当信息成本较高时，外部董事加入董事会使业绩变坏。

越来越多的文献集中于独立董事的特征，如Kroszner and Strahan(2001)、Guner et a1．(2006)研究了有银行从业经历的董事组成的董事会对公司的影响。Ferris et a1．(2003)，Perry and Peyer(2005)，Fich and Shivdasani(2006)都分析了多重董事身份的特征。Lester et a1．(2008)研究了前政府官员的人力和社会资本的深度、广度及腐化度，并且发现这些特征是公司外部董事权有影响力的预示器。最后，Adams and Ferreira(2004)分析了独立董事的女性特征对公司产出的重要影响。在上述文章的背景下，本文分析了有政治背景的独立董事特征对公司绩效的影响。

一方面，在政治关联与企业价值之间关系的文献中，大多数文献是从企业内部经理层(主要是高管人员)与政府存在关联关系的角度出发来研究该政治关联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较少的文献从企业监督者(主要指董事会成员，尤其是外部董事)与政府存在连接纽带关系的角度出发来研究政治关联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而董事会是监督公司高管行为的最高内部控制机制(Fama andJensen，1983)，独立董事的出现更是增加了董事会

有效监督公司高管的能力，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在独立董事如何影响公司价值方面的文献中，鲜有文献将独立董事的政治特征搬上他们发挥积极作用的舞台，而这正是独立董事的异质资源之一。因此，有必要对独立董事的政治关联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做一探讨。本文从独立董事的政治关联出发研究独立董事的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丰富了上述两个方面的文献。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设计

(一)独立董事政治关联的定义为了检验独立董事的政治关联是否影响公司业绩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政治关联的定义问题。根据已有文献，我们借鉴Fan等(2007)、潘红波、夏新平和余明桂(2008)的做法，把现任或曾经任职的政府官员、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人员担任独立董事定义为有政治关联的独立董事。其中，政府官员是指现任或曾任政府部门的官员领导，具体是指现任或曾任国家政府部门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者。该定义之所以使用官员领导，是因为非领导官员由于缺少强有力的政治话语权，其行为对企业产生的政治影响力也较小，不足以控制对企业实施的政治行为。在此基础上，本文基于手工整理的数据使用了一个定量的政治关联定义，即政治关联独立董事的人数占董事会总人数的比例，该比例表示了政治关联程度的高低。

(二)研究假设

政治关联对企业的益处是多方面的。如政治关联公司支付较低的税，有更大的市场股份，通常从国有银行获得便宜优惠的贷款(Faccio，2002)等等。但无论政治关联通过何种渠道使公司得到了好处，最终的结果都应该表现为企业价值的增加。当政治成为企业盈利的重要决定因素时，具有政治背景的独立董事能够用他们对政府决策程序的了解和对政府未来行为的预期来帮助企业。比如，他们会遵从企业的利益从政府获得援助和支持，或者针对政府做出的不利于企业的行为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这些政治关联的独立董事能够通过预测或影响政府行为的技能帮助公司达成政治交易，而这些技能主要源自以前曾经在政府任职，从而熟悉重要的决策程序或者与重要决策者存在亲密的友谊关系而容易达成政治交易。也就是说，我们认为这些董事起着正向的政治作用。据此我们提出假设：

假设1：政治关联的独立董事比例越高，政治关联程度越高，企业的绩效越好。

此外，第一大股东股权性质不同，意味着国家对公司和董事之行为的支持力度存在差别。一般说来，在同等条件下，国家更愿意为控股股权为国有股的公司提供力所能及的融资支持、项目支持等优惠待遇。在国家的政策支持下，这样必然会提高公司的政治关联包括独立董事的政治关联为公司争取利益的贡献度，也就是说，独立董事的政治关联对于提高公司的价值和绩效变得更加重要了。据此提出假设：

假设2：相比第一大股东为非国有股的公司，独立董事的政治关联对第一大股东为国有股公司的业绩贡献更大，独立董事的政治关联度与绩效的相关性更强。

(三)变量设定和模型

1．被解释变量

在目前国内外文献中，托宾Q值作为公司绩效的考核指标是使用最为广泛的，如Morck et a1．(1988)、Yermack(1996)、王跃堂等(2008)均在研究中使用托宾Q值来衡量企业业绩。本文在选取公司绩效的考核指标时，结合前人的研究，以能够更好地反映公司未来增长潜力的托宾Q值为公司绩效的主要指标，并在稳健性检验的部分，以每股息税前利润(EBIT)和每股收益这两个会计指标为公司绩效的辅助指标，来研究独立董事的政治关联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由于国内重置成本的数据难以取得，我们根据CSMAR数据库中托宾O值的定义方法，使用资产总额减去无形资产净值作为重置成本的替代变量计算托宾Q值。计算公式为：T-Q=(股权市值+净债务市值)／(资产总额-无形资产净值)，其中，股权市值中的非流通股权市值可以用净资产或者流通股股价分别代替计算，由此得到了两个托宾Q值业绩指标。

2．解释变量

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是独立董事的政治关联程度(ROGOV)，即政治关联的独立董事占公司独立董事人数的比例，该比例越高，公司与政府的政治关联程度越高。此外，考虑到独立董事的其他个人特征，我们还引入了独立董事的学历层次和年龄结构变量，其中，独立董事的学历层次(ROMAS)定义为研究生以上学历的独立董事所占比例，独立董事的临退休化程度(ROUNRETI)是临近退休的独立董事所占比例。

3．控制变量和模型

以前研究表明，影响公司绩效的因素很多，股权结构、股权性质、资产规模、资本结构、行业因素等均会影响公司绩效。我们尽可能地控制了其他已被证明影响公司绩效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债务水平、董事会规模、公司成长性、国有股权比例、股权集中度以及公司治理研究中常用的三个控制变量，即行业、规模、年限。

根据孙永祥(2001)、于东智(2001)，公司的债务融资具有治理效应，我们使用资产负债率(LEV)作为控制变量之一。王跃堂(2006)认为，董事会规模越大，董事会的集体谈判能力越强，会影响到公司绩效，我们使用董事会总人数来衡量董事会规模(BDSIZE)。吴淑琨(2002)、张宗益和宋增基(2002)认为规模大的公司获取资源和实现投资机会的能力较强，公司规模和公司本期绩效正向关，我们用常用的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来表示公司规模。其他控制变量，我们分别设定如下：

成长性(GROWTH)：用公司的营业收入增长率表示。

国有股权比例(sTAOWN)：

(国家股+国有法人股)／总股数。

股权集中度(TOP3)：公司前三位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之和。

行业(industryj)：根据我国深圳证券市场对公司所在行业的划分，分为金融业、公用事业、房地产业、综合、工业和商业六类。

年限(YEAR)：样本来源年份的2006年和2007年。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对研究模型设计如下：

四、数据和实证分析

(一)样本和数据

本文选取了2006年和2007年我国深市和沪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一部分数据来源于国泰安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另一部分数据如独立董事的政治背景特征数据则无法直接取得，我们根据年报中披露的独立董事个人资料进行了手工搜集整理。此外，对于部分独立董事的学历数据的缺失，我们利用Baidu搜索工具通过“股票代码+人名”等关键词进行搜索，最大可能地获取所需信息。最终我们得到1548家上市公司的两千多条样本观测值。样本上市公司涵盖多个行业，除了由于研究数据缺失的原因被剔除掉之外，本文没有因行业特殊和市场监管等原因而剔除样本公司，即保证了本文的研究结果更具有普遍意义。

(二)实证分析结果

本文的实证分析过程均采用Stata10.0统计软

件进行。

1．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1报告了样本公司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表1根据第一大股东的股权性质把样本公司分为国家股和非国家股两类，分别报告了这两类样本公司的描述性分析结果。该表显示，第一大股东为国家股的公司平均托宾Q值要高于第一大股东为非国家股的公司的平均托宾Q值，意味着第一大股东为国家股的上市公司其股东盈利能力要强于第一大股东为非国家股的上市公司。表1还显示，第一大股东为国家股上市公司的政治关联独立董事的比例平均数是11.3％，而第一大股东为非国家股的上市公司政治关联独立董事的比例平均是7.5％，这说明，第一大股东为国家股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政治关联程度要显著高于第一大股东为非国家股上市公司。此外，从营业收入增长率的角度出发，第一大股东为国家股的上市公司的成长性也要好于第一大股东为非国有股的上市公司。在负债水平方面，第一大股东为国家股的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要比第一大股东为非国家股的上市公司平均高出37.5％，这与我国国有上市公司比民营上市公司更加容易获取贷款支持的现实情况相符合。最后。两类公司最大的区别体现在国有股权的比例上。第一大股东为国家股的上市公司其国有股权的持股比例平均为42.1％，大大高于第一大股东为非国家股的上市公司的国有股权持股比例平均值5.9％，主要原因在于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国有股权比例高的公司其第一大股东为国家股的概率要高一些。除了上述方面外，这两类公司在独立董事的学历层次和临退休化程度、董事会规模、股权集中度等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

2．回归分析

(1)多重共线性检验

本文使用相关系数法检验多重共线性是否存在，各自变量间的相关系数见表2。

由表2可以看出，各个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很小，相关系数最高的是国有股权的持股比例(STAOWN)与股权集中度(TOP3)，为0.4784，这是由于国家股权越高的上市公司，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越高，股权就越集中。董事会规模(BDSIZE)与企业规模(SIZE)之间的相关系数也较高，为0.3817，企业规模越大当然需要更大的董事会规模与之相适应。除此之外，其他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不高，总体上可以认为本文的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2)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表3是独立董事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全样本回归分析结果。结果显示，独立董事的政治关联程度与企业绩效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独立董事的政治关联确实能够提高企业绩效，该结果支持了假设1。实际上，政治关联独立董事的产生源于公司对未来的政治利益的预期，如果上市公司如果预期到未来的政治利益，那么公司就会倾向于聘请具有政治关联的独立董事，公司的价值就会增加，业绩就会提高。这也暗示了政治关联是董事会增加企业价值的一种新的方式。

模型中其他两个解释变量独立董事的学历和临退休化程度均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绩效。对于企业来说，高学历(研究生以上)的独立董事在参与企业决策时对问题的理解更加深入透彻一些，这无疑能给企业带来正向的业绩推导作用。另外，独立董事有维护他们在外部董事服务市场上声誉的动机(Fama and Jensen，1983)，出于对自己声誉的维护，即将退休的独立董事们在退休前几年内监督力度更强，所以然引致了对股东利益的维护的增强和企业业绩的提升。

为了验证假设2，我们需要分样本检验本文的模型，回归结果见表4。

表4显示，对于第一大股东为国有股的上市公司样本，独立董事的政治关联程度、学历层次和临退休化程度对公司绩效对公司业绩的影响仍然是显著为正的，与上述结论一致。但是若以第一大股东为非国有股的上市公司为样本，无论是以托宾Q值1还是以托宾Q值2为因变量，回归结果均显示独立董事政治关联程度不影响公司的业绩。这两个发现证实了本文的假设2，在第一大股东为非国有股的上市公司，由于国家支持的弱化，独立董事政治关联提升业绩的空间缩小。

从表4中我们还发现，对于第一大股东为国有股的上市公司样本，负债水平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表3中全样本公司的回归结果相反。实际上，很多人都认为在我国国有企业中负债比率与绩效并不存在正相关关系，谢德仁(1999)提出了这一悖论并进行了解读，于东智(2003)、王满四(2005)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两者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负的相关性。

3．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提高结论的可靠性，我们分别改变独立董事政治关联程度的计量方式，用董事会总人数做分母，以及用每股息税前利润(EBIT)和每股收益这两个会计指标表示企业业绩，对上述结论做了稳健性检验。结果发现，主要解释变量仍然显著为正，这两种稳健性检验得出的结果与上述发现基本一致，不改变本文的主要实证结论。因此，本文的结论是较为稳健的。

五、结论与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