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代表人物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桐城派代表人物，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会议期间，代表们围绕议题展开了广泛而热烈的研讨活动。不少文章和发言对当前桐城派研究有所突破和刷新，是桐城派研究成果的新发展。其中值得注意的创获有以下几点：

1、对桐城派发展与成功原因的探讨进一步深化。关于桐城派在清代得以发展和成功的原因，历来有多种说法。或认为是清王朝的政治需求，或谓得利于桐城的自然人文环境，还有认为出于桐城文士的职业选择……，多停留于桐城派与外界关系的表象，此次会议上，杨义先生从清代文化中心的转移和清代文化结构的大背景上考察桐城派，认为“桐城派是唐宋文章、程朱理学和清代学术的综合体，它把中国传统文章的精华、传统道学的脉络和传统学术的精彩东西结合在一起，带动了天下文章的写作，占据了清代文坛二百多年。”他认为桐城派成功的原因有四：“一是它的旗帜。”即所谓“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 ，把程朱道统和韩欧文统结合起来，用文统蕴涵道统，用道统支撑文统，起到了对整个社会的导向作用。二是宗师相承，不断地给予同时又吸收。三是姚鼐的文章论。真正使正宗文章学形成体系的是姚鼐。姚鼐的“义理、考据、辞章”为三纲，“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为八目，又提倡阴阳刚柔、相依为用，这是清代文章理论的重要里程碑。第四是人才培养，创办书院。总之，“桐城派源流很正，弟子很多，纲目清楚，所以能够不断发展。”他的这些论述从宏观高度概论了桐城派传衍发展的原因。而北京语言大学王兵教授则论析了清廷不同时期学术宗尚对于方苞、姚鼐、三位代表人物文论和选本实践的不同影响和其差异；南京大学中文系曹虹教授则探讨了清帝训诰倡导的“清真雅正”的文统理念与桐城派文章风格形成的关系，从一个角度揭示出桐城派开宗传衍的背景。他们的发言和文章从微观上深化了对桐城派发生、发展的研究。

2、辩证地看待桐城派与“新文化”的关系，注意从桐城派中发掘对新文化建设有益的经验。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王达敏在其《张裕钊与清季文坛》一文中以大量材料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了张裕钊、吴汝纶共同开创“莲池派”造就大批才杰的历史贡献，文章尖锐地指出：“治中国近现代文学和学术史的一些学者，每在进化史观笼罩下研究历史，以新旧论学，并进新而退旧，少有追寻历史之是的兴趣。这就使得所谓旧，如张、吴及其弟子群体，在以新为主线的历史叙述中被遮蔽，而长期沉没于无言的历史之海。”“那些旧人所创业绩，不惟是新派得以成立的基础和背景，而且其本身就是文坛、学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正面相呼应的是安徽大学中文系张器友教授，他在《近代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化关系的思考》一文中指出：90年代以来随着对国学的重视，一些人在研究五四新文学与传统文化关系时注意到了传统文化中流淌着“被压抑的现代性”。“但是人们一直没有从晚清之际传统文化的代表性文派――桐城派与新文学的关系论述古代文学的现代转换，这是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问题。”他认为：“近代桐城派是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的路障，更是通向后者的‘桥梁’。”而人们对近代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化关系未能作出科学评价的原因则在于“西方中心论”、“新旧断裂论”、“成王败寇论”和“反传统论”等错误观点使然。

从桐城派及桐城文化与当今社会新文化建设的关系来看，还有不少论文注意到从桐城派和桐城文化中发掘那些对于新文化建设有益的思想、观点和主张。如安徽大学周中明在其论文《论姚鼐鲜为人知的一面――民主性和进步性》中广泛论述了姚鼐宣扬做“亲民之吏”、赞扬“尽去苛政”、鼓吹“男女一也”、主张“与时俱进”等民主进步思想，指出这些仍是我们今天所应继承发扬的优秀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皖西学院中文系卢佑诚在论文中指出：梅曾亮的“民颉彼枷胗邢嗟庇诮裉焖说的“人民公仆”的意思，它包含有爱民、忧民，惠氏、利民，导民、顺民之性的内容，是传统的民本观和柳宗元“吏为民役”思想的发展；还有安庆市图书馆邹子荣剖析的张廷玉“疑罪惟轻”的司法理念等。这些文章观点，对于我们今天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文化无疑都是俱有启迪意义的。

篇2

2005年《考试大纲》把考点前的“*”号都去掉了，其中包括能识记文学常识，这预示着文学常识在沉寂了三年之后，将“前度刘郎今又来”。下面对这一考点作一预测并对考生备考提出一些指导意见。

一、考什么

《考试大纲》对文学常识考点有三个具体要求：①识记中国重要作家的时代及代表作。②识记外国重要作家的国别及代表作。③识记文学体裁常识。

从这三个具体要求来看，其考点是在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著名作家，且中外有别：中国作家要记住其生活时代及代表作，外国作家要记住的是其国别及代表作。对文学体裁而言，重点应是高中毕业生应该了解的一般常识。

历年高考的文学常识题和这一要求是相吻合的：试题中涉及的都是不同时期（或国别）的著名作家和作品；以教材中出现的文学常识为主，并适当向课外延伸，其衡量标准就是“重要”与否。

二、怎么考

文学常识题的考查带有较强的综合性，常常把古今中外的作家作品、多种文体常识放在一起综合考查。从题型来看，可能会有以下几种题型：

1．表述性单项选择题

即把小说、诗歌、散文、戏剧，中国古代、现代、当代作家，外国作家等相关的文学常识合理组合为四个选项，要求考生选出表述正确的或表述错误的一项。

例1．下列有关文学常识的表述，错误的一项是（2001年全国高考题）

A．《左传》《史记》等历史散文作品，以“实录”的笔法将人物写得真实丰满，有血有肉。

B．《项脊轩志》以清淡朴素的笔法写身边琐事，亲切动人。它的作者归有光被认为是“桐城派”的代表人物。

C．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老舍的《驼驼祥子》以及叶圣陶的《倪焕之》，是我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著名的长篇小说。

D．马克·吐温和欧·亨利都擅长写讽刺小说。马克·吐温的《竞选州长》《百万英镑》和欧·亨利的《警察和赞美诗》等都深受读者的喜爱。

[答案]B 《项脊轩志》的作者归有光是明代散文家，而桐城派是清代的一个散文流派，其代表作家是方苞、姚鼐等。

2．连线型单项选择题

即把作家、作品、作品的时代、作品的体裁（或主人公）等用横线搭配连接，构成单项选择题，要求选出对应正确或错误的一项。

例1．下列作品、作家、时代（国别）及体裁对应正确的一项是（1998年全国高考题）

A．《秋浦歌》——杜牧——唐代——诗歌

B．《北京人》————现代——话剧

C．《哈姆莱特》——莎士比亚——英国——小说

D．《欧根·奥涅金》——歌德——德国——诗体小说

[答案]B A中《秋浦歌》的作者是李白，C中《哈姆莱特》是戏剧作品，D中《欧根·奥涅金》的作者是俄国诗人普希金。

3．填空题

例1．按要求填空。

（1）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是 ，它运用了 的创作手法

（2）雨果， 国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它的著名作品有 、 等。

[答案]（1）《诗经》 赋、比、兴 （2）法 《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

这种填空题是单一的文学常识填空题，也有可能和名句名篇的考查相结合。

例2．按要求填空。

（1）我国 代文学家 在《六国论》中，论述了六国灭亡的原因：“六国破灭， ， ， 。 ，破灭之道也。”

（2）“衣带渐宽终不悔， ”，近代学者王国维用这句词形容治学过程中的执着境界，这句词的原作者是 ，我们学过他的词《雨霖铃》。

[答案]（1）宋（北宋） 苏洵 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2）为伊消得人憔悴 柳永

4．判断题

例1．判断下列说法的正误。

（1）我国最早的国别体、纪传体、断代史史书，分别是《国语》《史记》《汉书》。《左传》是我国第一部叙事详备的编年体史书。（ ）

（2）盛唐时期，诗歌创作繁荣，流派纷呈，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有王维、孟浩然、陈子昂等，边塞诗派的代表人物有高适、岑参等。（ ）

（3）巴尔扎克是法国19世纪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欧也妮·葛郎台》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其中的主要人物老葛朗台是世界文学作品中“四大吝啬鬼”之一。（ ）

（4）汤显祖的《牡丹亭》是我国戏曲史上的浪漫主义杰作，描写了杜丽娘和柳梦梅生离死别的爱情故事，它与《紫钗记》《邯郸记》《南柯记》合称为“临川四梦”。（ ）

（5）现代作家老舍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通过祁老人一家的生活变迁，反映了我国前后广阔的社会生活。（ ）

[答案]（1）（3）（4）正确；（2）错误，陈子昂不是山水田园诗人；（5）错误，《四世同堂》反映的是时期的社会生活。

三、怎么办

文学常识浩如烟海，而且因为以前没有把它列入考试范围，考生并没有多少有意识的积累，现在它“不期而遇”，考生不应茫然无措，而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备考：

1．粗读原著，加深记忆。由于时间紧，内容多，在备考时考生往往只凭一些简单的复习资料来识记，其结果，往往是基础薄弱，识记模糊，答题时会“关公战秦琼”，张冠李戴。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珍惜时间的原则下，粗略读读原著，或读读作品梗概，对作品中的人物关系及主要内容稍作了解，这样有助于加深记忆。

2．以课本为着力点，向课外拓展。作为恢复该考点的第一年，想必不会太难，肯定会以课本内容为主。因此，考生要重视梳理课本“重要”作家作品及文学体裁常识，对单元知识短文及课本后的附录，如《中国文学的鉴赏》《20世纪中国文学概述》《古代小说鉴赏》《现当代戏剧鉴赏》《中国古代文学概述》《鲁迅的生平和创作》《唐诗简介》等等绝不能等闲视之。在熟悉课本上的文学常识后以“重要”为标准，适当向课外拓展。

3．构建文学常识知识网络。要从诗歌、小说、散文、戏剧这四大文学体裁方面，从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中分别找出最能代表该时期（或国度）最有影响的作家作品构建网络。如我国古代小说可构建如下知识网络：

上古先秦两汉：神话传说，它是我国古代小说的起源。主要保存在《山海经》中， “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大禹治水”都是其中耳熟能详的名篇。

魏晋南北朝：志怪、志人小说，分别以干宝的《搜神记》、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为代表。

唐：主要是传奇，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小说的成熟。代表作品有陈鸿的《长恨歌传》、白行简的《女娃传》、元稹的《莺莺传》等。

宋：话本小说，它的出现标着我国白话小说的成型。代表作有《错崭崔宁》《碾玉观音》等。

明清：有拟话本小说和章回小说。拟话本小说代表作是“三言”“二拍”，“三言”指冯梦龙编的《喻世名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二拍”指凌蒙初写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长篇章回小说又分演义小说和世情小说。演义小说有许仲琳的《封神演义》、吴承恩的《西游记》、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施耐庵的《水浒传》等，这些演义小说基本上是由文人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进行的再创作。世情小说有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曹雪芹的《红楼梦》等，《金瓶梅》是我国第一部长篇世情小说，也是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红楼梦》则是我国古代小说的辉煌顶点。此外，蒲松龄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李汝珍的《镜花缘》等均是清代小说精品。

篇3

关键词:翻译文体;文本生成;文体

一、前言

作为20世纪初中国享有盛誉的文学家和翻译家，林纾的一生著作颇丰，写了大量的散文、小说、诗歌和文论作品。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林纾通过他的小说翻译征服了广大读者。他的翻译作品脍炙人口，康有为和对他都有很高的评价。

二、域外小说的翻译文体论

林纾翻译的域外小说种类众多，其翻译文体受到创作文体的直接影响［1］。何为“文体”呢?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来理解。申丹指出，狭义上的文体指具备文学语言艺术特征的文学文体［2］。童炳庆提出，广义上的文体指反映作家多层次精神世界的文本形式［3］。广义的文体侧重于语体和风格，而狭义的文体则由表及里，推至“人”“社会”“文化”，进一步推动了对文体的认识［4］。杨丽华提出，翻译文体的选择是一个动态的生成过程。域外小说翻译文体的语体选择和风格形成，由译者、译文读者、翻译文化策略等因素决定。作为翻译过程的主体，译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翻译文体的生成。译者选择翻译文本的词汇、句法，受到其本人文学修为的主宰。同时，翻译文本的生成也会受到译文读者的影响。译文读者对译文文体的心理期待是基于其自身的思维习惯和阅读习惯而存在的。译文读者间接影响了译者对译文读者的定位。翻译文体的面貌受到了作为深层因素的翻译文化策略的影响［4］。

三、林纾翻译的文体特征

众所周知，由于多年对先秦两汉以及唐宋文章的研究，林纾拥有深厚的古文造诣。惯做“古文”的林纾，在小说翻译上充分体现了言必“左、马、班、韩”的古文素养。杨丽华提出，在语体方面，主要表现在对先秦词法和句法的模仿:第一，在林纾翻译的小说中采用了以“单音词为主”［5］特征的先秦词法。第二，在林译中模仿先秦词法的词类活用。作为先秦词法的一项显著特征，词类活用有大量的例子，表现在形容词与副词、名词与动词、介词与连词之间的词类活用。可以在林纾翻译的文本中找到大量词类活用的例子。针对名词活用为动词的用法，举几个例子:(1)与歇同客于微臬司。(《吟边燕语•肉劵》)(2)彼毛登妇，……甚欲偶我。(《迦茵小传》)句(1)中的“客”和句(2)中的“偶”，本来皆为名词，但是在林译文中担当了动词。第三，林纾在翻译文本中使用了一些在先秦很流行的、深奥的词。在林纾的文本中大量使用了这些表示事物、动作或状态的名词、动词和形容词，如:(3)劳劳执爨，如中馈人。(《块肉余生述》)(4)不意竟有人欲攫取以去，爨之南省。(《黑奴吁天录》)句(3)中的“爨”是指称烧火做饭的名词，句(4)中的“爨”是指称出售某物的动词。第四，在文本中遵循先秦语气词用法。在先秦时期语气词逐渐产生和发展。林纾在翻译的文本中使用了表陈述的“用”“矣”和表疑问的“乎”“耶”“欤”“哉”，如：(5)善信以礼款我，即所以礼天主也。(《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第五，模仿先秦疑问句和否定句的句序。先秦汉语有一个语言特征，即在动词之前放置疑问代词和否定句中代词宾语，产生倒装结构，如:“无父何怙?无母何恃?”(《诗•小雅•蓼莪》)林纾在翻译中使用了代词宾语前置这一先秦句法规则，如:(6)非托君之子，更将谁托?(《迦茵小传》)第六，模仿先秦判断句式。林纾在翻译中使用了先秦汉语的两种判断句句式:第一种是主语后加“者”和表语后加“也”的句型结构。第二种是主语后不加“者”而表语后加“也”的结构。如:(7)歇洛克者，犹太硕腹贾也。(《吟边燕语•肉劵》)第七，模仿先秦的被动句用法。林纾翻译中模仿的被动句主要分为两种类型:“见”字句和“为”字句，如:(8)时大安的及母见拯于渔者。(《吟边燕语•挛语》)(9)为寒威所逼。(《块肉余生述》)［2］由于林纾所译文类为小说，为实现最大化相似度，林纾在译文中打破古文的约束，加入轻儇语、白话口语词、东人新名词(指从日本输入的外来语)等古文不相容的成分。

四、林纾翻译的风格

杨丽华提出，作为一位具有很深古文素养的创作者，林纾的小说翻译受到当时最大的散文流派桐城派的影响。严净雅洁、静重博厚的文风是当时桐城派的特色。林纾通过模仿先秦的词法和句法实现译文的“雅”。具有先秦特征的实词、语气词、判断句、被动句、倒装句在林纾的小说翻译文本中被大量运用。译文语言在这些修辞手段的综合运用下越来越规范和纯洁，显得古朴典雅。同时，林纾为了实现译文的“洁”，有时擅自修改文章内容［4］。除了在小说翻译中传达“雅洁”风格外，林纾还擅长表达原文本的风格。林纾深厚的艺术鉴赏力使他具备了辨析外国文学家文风的能力。在翻译的作品中，林纾以扎实的语言运用能力有效地传达了这些风格。另外，林纾所翻译的小说对原文幽默风格的传达折服了很多的读者［4］。

五、林纾翻译的文体生成

林纾的译作是用仿古文的语言写成，而原作大多是用现代英语写成。林纾翻译时所采用的文言语体及所体现的雅洁风格，与原作的文体大相径庭。林纾译作所体现的文体特征，受到译者、译文读者和翻译文化策略三因素决定［4］。杨丽华［4］认为，译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翻译文体的生成。尽管林纾的译作由合作者口述加林纾笔译，但是其文体完全由林纾掌控。林纾一生与古文相伴，梳理林纾与古文的关系，有助于理解林译文体为何会呈现拟古文文体。首先，林纾自小习读古文，大量的古文阅读为后来的文学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次，林纾进行了大量的古文创作。他先后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多本古文集。再次，研习了一辈子古文的林纾编选和评论了不少古文，代表作品有《中学国文读本》等多篇作品。最后，林纾以古文教学作为他的终身事业，从未离开三尺讲台［4］。作为翻译过程的客体，译文读者是影响译文文体生成的重要因素。那么，林纾的译文读者有哪些人呢?维新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等人将变法成功的希望寄托在下层民众身上，因此林纾一度将普通民众当做他的目标读者［4］。然而，梁启超等人在翻译小说上的迅速失败，让林纾意识到域外小说的读者应为文人、士大夫。晚清时期的文人、士大夫长期浸于古文中，时代的变迁不会改变他们长期形成的思维模式、阅读习惯和语言表达方式。置身于封闭的文学圈内的他们对异域文化极为抵触，传统的文学观念在他们的头脑中根深叶茂。以文言为特征的正统文学在晚清文坛占据核心地位，文人、士大夫们坚持这种文学准则。在西方文学文化缺乏认知的背景下，采用文言文包装西文文学，给晚清读者似曾相识之感，有利于域外文学在中国的接纳。

参考文献:

［1］Fairclough，Norman．DiscourseandSocialChange［M］．Cambridge:UniversityofCambridge，1992．

［2］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73．

［3］童炳庆．文体与文体的创造［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1．

［4］杨丽华．林纾翻译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2．

篇4

关键词：; 理学；格物; 诚意; 经世致用

作为士大夫和一代儒者，按部就班地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在他的学问路途中，既有“不为圣贤，即为禽兽”的励志条目，更有“躬自入局、荷道以躬”，意欲承担晚清“中兴”大业的救世激情。就前者看，对自己约束非常严厉，他不跟恶社会跑，立个标准，渐次从自己做起，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种气派。这些可从其与朋友往来的书札中考见。就后者讲，处于清政府陷入深重的政治和文化危机之时，时局几至于不可收拾之地步，他以对传统伦理秩序眷恋不舍又翼借西学以自强的积极主张，对晚清时局的解危救困做出了贡献。中国古人历来追求“立德、立言、立功”之“三不朽”作为人生之理想，即因“道德、文章、事功”都比较完满而被誉为“末世完人”。Www.lw881.com不仅给后人带来了人格上的魅力，也给儒家文化带来了新的榜样寄托。正因为如此，时下文化思想界兴起一股关于的研究热潮。但稍加留意就会发现，这些研究大多停留在功利层面，其浓烈的用世心理和狂热的功利性情溢表于外。在此，笔者拟通过四个方面来就支撑这位“末世完人”精神世界的哲学思想做些探讨。对其哲学思想探讨的现实目的有二：一是填补时下研究中较为虚乏的一面，以增加整个研究的哲学厚重感；二是冲淡时下研究中的用世心理，减少相关研究中的功利因素。当然，这两个方面都是以哲学思想的“本来面目”为依据的。

一

曾被人推许为孔子、朱子以后再度复兴儒学的圣哲。但，在儒学诸多的学术面向中，所毕生研究和服鹰的只是理学。自31岁始向理学大师唐鉴、倭仁学习理学后，他便开始以“道学先生”自居。历时性地看，“义理”、“考据”、“经济”、“辞章”都是儒学的重要学术面向，但认为，虽四者均是儒学题中之意而不可缺一，但对于如此庞富的内容，人的一生不可能“遍观而尽取之”，而只能“先其所急”，“择其切于吾身心不可造次离者”的“义理之学”。(,2003年，文集，第205页)“义理之学”被推上了儒学学术的首位，成为统摄其他学术面向的核心。当然，所谓的义理既不是心学之义理，亦不是实学之义理，而是程朱所阐发的理学之义理。他说：“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同上）

不仅对于义理之学坚信不疑，而且对于理学人物也不乏褒扬之辞，甚至当这些人受到攻讦时，不惜全力为之辩护。他说：“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张子，以为上接孔孟之传。后世君相师儒，笃守其说，莫之或易。……吾观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于洙泗，何可议也？其训释诸经，小有不当，固当取近世经说以辅翼之，又可屏弃群言以自隘乎？”（同上，第58页）认为以程朱为代表的上述宋代诸子“上接孔孟之传”，承继着原始儒学之肯綮，其义理合于儒学原典之原则。因此，即便程朱等大师的言论有所欠缺或不当，今世学者理当“取近世经说以辅翼之”，为其修补和完善，而绝不可采取“屏弃群言以自隘”因其小过而完全否定之的偏狭态度。照着的逻辑，“屏弃”程朱理学即是“屏弃”孔孟所开创的原始儒学。可见，不仅崇奉儒学义理的学术面向，而且以理学诸大师为原始儒学之正传和道统。前者是逻辑的，就“道”而言说；后者则是历史的，就“统”而讨论，因此，就儒学之“道统说”来论，属于程朱理学的信守者这一点已无可置疑了。

就其整体思想来看，一生奉行程朱理学，言行举止无不以宋儒程朱之学为根本，不过，程朱理学虽为其思想的重心，但对于程朱之学并未盲目的崇拜，事实上，他对于宋明儒学其他支派之思想亦有许多的汲取。众所周知，作为一个时代思潮，宋明儒学实际上分为气学、理学和心学三个学术派别。在这三个学术派别当中，固然恪守程朱理学为学宗，但他在政治实践和军事斗争中也渐渐地看到了程朱理学“指示之语，或失于隘”、或“病于琐”、或“偏于静”的局限。在这种情形下，对心学表现出了宽容的学术姿态。对于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之学术争讼，他认为，虽然程朱理学得儒学之正传，但陆王心学亦江河不废之流，并不是毫无意义之废话；因此，对于两家之争应取其同，避其异，扬其长，共同推进儒学的发展。进而，还转而诉求于气学在生成论方面的资源来弥补理学之局限，这也正是他之谓“张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俦”（,2003年，书札，第691页）的缘由。正因为如此，在和太平军作战的最紧张、最激烈的时刻，亲自校阅并组织刊刻了《船山遗书》。基于此，对一生治学始终坚持“居敬而不偏于静，格物而不病于琐，力行而不迫于隘”（,2003年，文集，第20页）的原则便不难理解了。

以程朱理学为基点和立场诉求于张载和王夫之的气学，只是在宋明儒学框架内对气学资源的一种共享；事实上，虽承继了程朱理学的传绪，但他的思想已超出了理学乃至宋明儒学的樊篱，表现出明显的调和汉宋、博采众长的倾向。虽把理学作为儒学学术的首位，但他的思想并未局限在理学的范阈之内，他对儒学的其他三个学术面向都力持无所偏倚的态度。面对汉宋之争，曾言自己虽宗宋儒，但亦不废汉学。他明确表示自己于“汉宋二家构讼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哄”（,2003年，书札，第692页），并提出以“经济之学”、“治世之术”即他所言的“礼治”来“通汉宋两家之结”。（,1990年，书信，第1576页）当然，“兼综汉、宋”的一贯之道仍是“礼”，即程朱理学，故“其论学兼综汉、宋，以谓先王治世之道，经纬万端，一贯之以礼”。（清史稿·列传一九二）因此，曾极力推许清初的经学家秦蕙田，原因之一就在于秦的《五礼通孝》可以通汉宋两家之结，渐息汉宋两派之争。此外，在文章方面非常崇拜清文学家姚鼐，他甚至认为自己就承继了姚鼐的文章统绪。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针对乾嘉汉宋之争，姚鼐试图引入汉学家求实、考证的实证学风以弥补理学的空疏和腐弱，曾提出义理、考据、文章三事合一以调和汉宋。姚鼐的这一思想颇得的赞同，遂认为“桐城姚郎中鼐之绪论，其言诚有可取”（,2001年，第26页）。

二

如前所述，在程朱理学的基点上汲取了张载和王夫之的气学思想，因此，在生成论上，比程朱等理学家走得更远。依着气学的思路，认为，天地万物均因禀气而生，气是构成天地万物的最终基元。所以，在禀气而生这个意义上，天地万物是“同体”的。不过，同时认为，虽太和絪緼之气流行不止，天地万物最初所得之气“均耳”，但人与物、圣人与常人实所禀有之气并不相同。就人与物相对而言，人得气之全，物却仅得气之偏；故人有知性，而物仅得物性。就人类而言，圣人所禀之气清且厚，常人所禀之气却浊而薄；故圣人智且恒，而常人却愚且微。他说：“自其初而言之，太和絪緼流行而不息，人也，物也，圣人也，常人也，始所得者均耳。人得其全，物得其偏，圣人者，既得其全，而其气质又最清且厚……。”（同上，第29页）通过气生成论的阐述，不仅解释了天地万物的“同体性”，而且也解释了天地万物的差别性。

在，论证天地万物的“同体性”与差别性有着相同的意图，即通过圣人后天的教化，以恢复常人微略的先天之性。认为，因禀气之不同，圣人在后天生活中不会受世俗的牵累，他们能够充分地践履仁义，此即所谓的圣人尽性。而与圣人不同，常人却极易拘泥于后天之琐事，本有的气质常常遭到世俗的污染和遮蔽，以致于先天之性越来越微略。因此，他们在世俗生活中，常常会出现“喜欢不当”和“厌恶不当”的情况。“喜欢不当”是“贼之仁”，“厌恶不当”则是“贼之义”。“贼之仁”与“贼之义”均不合儒学的仁义之道，若任此发展则有背离“天下归仁”这一儒学宗旨的危险。说：“贼者日盛，本性日微，盖学问之事自此兴也。”（同上）面对常人在后天世俗生活中的坠落以及所导致的危险，圣人理应责无旁贷地担当起对常人的教化责任；而教化的目的在于恢复常人先天的本性，“学者何？复性而已矣。”（同上）圣人教化常人以复其性便是天下学问（儒学）得以产生的原因，换句话说，儒学（理学）的社会职能便是对常人进行教化以复其本性。可见，圣人与常人的差别性赋予了圣人以教化的天职，而“同体性”则赋予了常人以“复性”的可能性。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教化思想的理论基础。

此外，无论在生成论意义上，还是在有关教化的思想中，对于辩证法亦深有洞见。他说：“一则生两，两则还于一。一奇一偶，互为其用，是以无息焉。物无独，必有对。”（,2003年，文集，第16页）又说：“盖天下之道，非两不立。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乾坤毁则无以见《易》；仁义不明，则亦有所谓道者。”（，2001年，第29页）后来更概括说：“国藩亦看得天下万事万理皆成两片。”（，光绪本，第5页）这就是说，每个事物都是一个统一体，其中必有对立的两个方面。这个思想今天被作为了辩证法的一个基本原则。据说，“看得天下万事万理皆成两片”这个原则对于他已经不是一种理论上的知识，而是一种经验，一种体会，甚至已成为一种直觉。这充分说明对这个基本原则有了比理论知识更进一步的认识。当然，论其渊源，这些辩证思想显然是从张载《正蒙》的辩证法理路推演而来。张载说：“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有象斯有对”（《正蒙·太和篇》），“地所以两，分则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参，一太极两仪而象之，性也。”（《正蒙·参两篇》）由此而看，此辩证法思想亦是对程朱理学的一种丰富。

三

圣人对常人的教化在这儿是神圣的天职，但圣人如何教化常人呢？或者说，圣人施教的内容是什么呢？认为，教化的内容是引导常人认识万物之理，因此，理学的宗旨就在于即物求道而已。他说，天下万物莫不各有其各自的道理，而天下的学问（儒学）就在于认识这万物之理，自古以来从尧、舜、禹、汤到文、武、周公和孔子的学问莫不如此。不过，天下万物是无穷的，天下之理亦是无尽的，所以，要求得万物之理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而可行的办法是首先认识并求得其最根本者。这最根本者，在看来，莫过于仁义之道，因为仁义之道是天下万物之理的基础和核心；如果仁义之道不明，天下万物之理亦不会求得；即使求得，也没有实际意义。他说：“盖天下之道，非两不立。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乾坤毁则无以见《易》，仁义不明，则亦无所谓道者。”（，2001年，第29页）

那么，如何识得仁义之道并进而扩展以掌握万物之理呢？说：“所以学者何？格物诚意而已矣。”（同上）他甚至认为，“《大学》之纲领，皆己身切要之事明矣。共条目有八，自我观之，其致功之处，则仅二者而已：曰格物，曰诚意。”（同上，第31页）格物诚意就是求得仁义之道的手段和路径，这是《大学》之纲领和理论旨趣。那么，什么是格物诚意呢？如何去格物诚意呢？认为，所谓格物，就是指即物求道，即通过具体的物事来透显其中蕴含的道理。所谓物，在此指如身、心、意、知、家、国、天下等关于本末的东西；所谓格，在此指去认识上述物中所蕴含的道理的行为。比如，事亲定省是物，而寻求之所以事亲定省的道理，就是格物。认为，格物时要从事物的差别处入手，“故凡格物之事所为委曲繁重者，剖判其不齐之分焉尔。”（同上，第29页）他说，世上万物是千差万别的，亲亲与爱民不同，仁民与爱物有别，亲疏有差，贤愚有等。如果不加以区分而去妄加施舍，就会过于仁，这样会导致墨家偏执的兼爱之蔽；如果不加以区分而统统厌恶，就会过于义，则会导致杨朱极端“贵生”“重己”之蔽。不论是墨翟，还是杨朱，其学说虽为两个极端，但它们在生于心，害于政，达到极点足可乱天下这一点上却是相同的。由此可见，在差别处入手以寻求物事之道确是理学甚至儒学一个方便法门。

所谓诚意，认为就是指以仁义为标准来区分好恶进而努力去践履。诚意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不欺骗，二是身体力行。他说：“诚意，力行之事也。……所谓诚意者，即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欺也。知一字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此二者并进，下学在此，上达亦在此。”（同上，第31页）很明显，在，格物的意义在致知，而诚意的重心则在力行；他不仅重致知，而尤重力行。因此，他反对阳明心学的知行合一之说。王阳明认为心外无理，心即理，求理无须做向外求理的心外工夫，只须做心上工夫即可，因为“一念发动处即是行了”（《传习录》下）。认为这种“即知即行”的良知说忽视了天地万物的差别，而且也不重做分辨事物的工夫，属于一种“摄行入知”的学术倾向，而实际上这种倾向是一种受佛教影响的“禅障”。他说：“今王氏之说，曰致良知而已，则是任心之明，而遂曲当乎万物之分，果可信乎？……循是说而不辨，几何不胥天下而浮屠之趋哉？”（，2001年，第30页）既然阳明心学有导致浮屠的危险，因此其泯灭万物差别的思想是万万不可轻信的。儒与佛的纷争与划界是自佛教传入中国后长期萦绕儒者心头的一块心病，在此可见，作为一代大儒也不例外。

如果从差别处这一方便法门入手寻得了某一物事所蕴含的道理，是否就意味着格物、诚意的完成进而圣人施教天职的实现呢？不赞成对圣人施教天职的这种简单化处理，他认为，因为物事是无穷无尽的，物之理遂亦是无穷无尽的，因此即物求道之格物与身体力行之诚意就不应有停止的时候；如若停止下来，则仁就会有所不“成熟”，而义则亦会有所不“精炼”。这样，问题并不在于圣人是否能够完全把握仁义之道，而在于常人因此而在接近仁义之道的道路上停顿下来而可能产生前功尽弃的后果。认为，自古以来，认识就有精有粗，行动就有实与不实，这恰恰是圣凡、大小之间的区别。事实上，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就在于永不停息地格物诚意；圣人是不可能停顿下来的，他们会孜孜不倦地引导着常人进行着不懈的追求的。这种观点，与其说是对负有施教天职的圣人施加了压力，倒不如说是对千千万万的常人的格物诚意增加了动力。很明显，在儒学内部心学与理学关于本体与工夫的争执中，不仅选择了理学的立场，而且凸显了工夫（诚意、力行）的意义，因为在看来，无论是格物，还是诚意，其中所蕴含的行的成分比知的成分更重。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从理论上设定和宣扬工夫的无止境性，进一步深化了程朱的理学思想。

事实上，照的理解，圣人的施教天职有两个方面的展开，一是如前所述的通过格物诚意去寻求仁义之道，二则是通过礼乐的约束以恪守仁义之道；如果说前者是内在的心意层面的教化的话，那么后者则是外在的社会道德规范层面的教化。毫无疑问，的这种理路汲取了船山之学的精神，所谓船山之学的精神就是“内仁外礼”。“内仁”就是“幽以究民物之同原”，“外礼”就是“显以纲维万事”。（,2003年，文集，第72页）仁是体，礼是用，“内仁外礼”就是“明体达用”。但是“内仁”是“幽”，看不见；“外礼”是“显”，透露在外边。承继着这样的理路，进一步认为：“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荀卿、张载兢兢以礼为务，可谓知本好古，不逐乎流俗。”（同上，第129-130页）又更加简单明了地说：“盖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已。”（同上，第61页）所以李鸿章说的“学问宗旨以礼为归”。李鸿章还认为，在，从天地万物以至一家之柴米油盐，都是他的礼学的对象，都是有礼可循的。正因为如此，李鸿章才把的学问称为“礼学”。

严格地讲，李鸿章的把的学问概括为“礼学”并不全面，因为这种概括极容易产生只重视“外礼”而忽视“内仁”的误解。实际上，的“礼学”仍然强调以“内仁”为本，“外礼”为用；在，如果说“外礼”是活水的话，“内仁”则是源头。他崇信二程“必有《关雎》、《麟趾》之意，然后可行周公法度”（《二程集·程氏外书·龟山语录》）的理路。二程和王安石都主张行“周礼”，但王安石是从富国强兵的“利”出发，二程的出发点则是“《关雎》、《麟趾》之意”，即“至诚恻怛之心”（《二程集·程氏文集·代吕公著应诏上神宗皇帝书》，也就是“内仁”，而认为行《周礼》就是“外礼”。一贯主张“不诚无物”（，2001年，第25页），当然也就“不诚无礼”。“《关雎》、《麟趾》之意”即“至诚恻怛之心”，概括起来就是仁，所以也就是“不仁无礼”。但是，在“内仁”与“外礼”的关系上，并未“销礼入仁”，取消“外礼”的实际意义，相反，十分重视“外礼”的作用，他曾主张“舍礼无所谓道德”、“舍礼无诚”、“舍礼无仁”，否则，李鸿章就不会把的学问称为“礼学”了。总而言之，认为圣人施教时应将“内仁”与“外礼”融为一体，而不是单论“内仁”或单论“外礼”。当然，常人受教时亦应“内仁”与“外礼”的修行并重，二者不可偏颇。

四

如前所述，面对汉宋之争，曾言自己虽宗宋儒，但亦不废汉学，表现出调和汉宋、博采众长的学术理路。实际上，综观的整个学术，其思想并未停留于调和汉宋以渐息争执而止步，而是向着超拔于汉宋学术大胆地向前推进。的这种超拔可以用“务实”两个字来概括，因为他不仅在“务实”的意义上找到了汉宋学术的契合点，而且也是在“务实”的意义上实现了对汉宋学术的超越。总的来讲，无论汉学，还是宋学，在“务实”方面都有所欠缺而因此倍受攻讦；而这种欠缺放在内圣与外王的语境下，就表现为过于内倾自闭而缺乏外在事功，即内圣与外王理论模型的失谐。在坚持“内仁”与“外礼”融合为一的基础上，也坚持内圣外王的并重，一方面他坚守程朱义理，另一方面特别强调经世致用，力求通过外王的开拓实现对汉宋学术的超拔。当然，的身世、经历和其所处的时代也决定了他理解的和所致力的外王已与前代不同。

“务实”是终生恪守的价值理念。他主张不说大话，不骛空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强调“禁大言以务实”。（,2003年，文集，第181页）针对当时理学家们沉溺于心性之学，“毋以诗书为迂阔”，“非圣之书，屏而不读”的理路，主张不能迷信经籍。他说：“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君子之作事，既征诸古籍，诹诸人言，而又必慎思而明辨之，庶不致冒昧从事耳。”（同上，第224-225页）务实的精神还表现在实际的政治主张中，比如在对外关系上他就主张舍去虚仪，重视自尊自强。他提出了一个处理对外关系的重要主张：“争彼我之虚仪者可许，其夺吾民生计者勿许。”（清史稿·列传一九二）这个意见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内涵。从清乾隆朝开始，中国和西方各国交往的一大障碍就是要不要行跪拜礼等礼仪问题。在清廷看来，这类礼仪“体制攸关”，难以让步。则认为，要取得别国的敬畏，全在自尊自强的实力上，而不在装模作样的虚仪上。这些务实之主张颇得后人的赞许，有评论曰：“国藩事功本于学问，善以礼运。公诚之心，尤足格众。其治军行政，务求蹈实。”（同上）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现实上来看，务实与经世致用二者之间是相通的。在生活的时代，经世致用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渐渐复兴。桐城派的代表人物姚鼐就强调在“义理”、“词章”和“考据”三种学问之外诗文还应表现“经济天下之才”，另一位代表人物梅曾亮也认为“经世致用”有补于世甚至高于“性命之学”，他批评“考证性命之学”无事于读书穷理，而陶醉于经生章句，了无以天下为己任的忧患意识和经世精神。作为桐城派“中兴”重要人物的不仅受到桐城派学者的影响，也深受龚自珍和魏源等站在经世致用思潮前列的思想家的影响，所以，治学也非常倡导理学服务于现实。据其日记所载，他在从学理学大师唐鉴时，唐鉴以理学经世思想相指点，听后“昭然若发蒙也”。（,2003年，日记，第88页）一生虽坚守程朱理学，但他着力发挥理学中的“事功”因素，他对洋务的提倡与实践就是其经世致用思想的具体化。

前后，面对西方的挑战，中国思想界涌现出一批研究世界史地和西方坚船利炮的经世著作，使传统的经世之学注入了西学的内容。此时许多经世思想家虽坚守程朱义理，但他们重视应变求新，开始关注和学习西学。洋务思想的核心便是学习西方的“技艺”、“术数”以自强和“卫道”，体现出一个既视程朱理学为身心性命，又注重务实经世的传统士大夫在内忧外患、西学渐侵时的艰难选择。在《劝学篇示直隶弟子》一文中提出作文要端在“义理”、“考据”、“文章”、“经济”四事。其实，将“经济”纳入文章要则并非的创见，姚莹就曾提出“义理”、“经济”、“文章”和“多闻”四事为作文之要。但是，所言的“经济”还纳入了舆图算法、步天测海和制造机器等新内容，因此，他的“经济”思想较姚莹向前发展了一步。在其著名的《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中，更是认为购买、仿造“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第一要务”。（同上，奏稿，第588页）显然，漕运、水利等传统意义上的经世之术在那里已退居次要，洋务尤其是购买、仿造西方船炮成为他关注与致力的主要方向。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创办安庆军械所和江南制造总局、派遣学童赴美留学等经世济民的举措。

需要注意的是，的经世思想始终是在义理与经世并重、内圣与外王并举的理论模型下展开的。或者说，在坚守理学义理的基础上，致力于拓展经世济民之洋务；但他在拓展经世济民之洋务时，并未遗弃理学之义理。他说：“程朱诸子遗书具在，曷尝舍末而言本，遗新民而专事明德？……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可分，其施功之序详与体而略于用耳。”（同上，文集，第205页）在看来，“义理”与“经济”是体与用的关系，因此“经济”之学从属并服务于“义理”。因此，认为，“经济”之事尤其是学习西学不能脱离“义理”的轨道。在为晚清打开学习西学的门径时，他不仅没有丝毫削弱儒学义理之意，而且特别强调学习西学和办洋务其终极目的是强化“义理”进而维护道统。故而，他反复明言治学“莫急于义理之学”、“以义理之学为先”、“以立志为本”等，（同上）惟恐儒者文人溺于“经济”之学而迷失了“义理”航标。但是，在，西方的器数之学确实可充实传统儒学的“义理”，即“经济”可强化儒学“义理”。这样，实际上把“经济”嵌入了儒者之事。这种观点在当时不仅提升了“经济”及学习西学的重要性，更重要的在于它为儒者学习西学进而对传统儒学补空救弊扫清了理论障碍。

一方面宣传“义理”和“卫道”，另一方面又宣传“经济”和学习西学，这种理路反映了一代大儒对儒学传统伦理秩序眷恋不舍而希又翼借西学以自强的积极心态。重要的是，的这些主张，尤其是其在中对“经济”之学和学习西学的主张，在儒者和国人看来均是陌生之事，正因为如此，其思想使得儒学原有的狭小、禁忌繁多的范畴得以丰富和发展。

参考文献

，2003年，全集，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0年，全集，岳麓书社。

2001年，全书（第一卷），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光绪刊本，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六）。

on the philosophical thoughts of zeng guofan

篇5

在这一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学者徐松可谓功不可没。他的西北史地研究几乎吸纳此前所有有关西北研究的学术资源，在史料搜集、研究规范、学术影响等方面，都将西北史地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他本人也在传播西北知识、培养研究人才等方面多有贡献。本文将通过对学者徐松西北史地的研究成就、他的研究与当时学风的关系及其研究中所表现出的向传统史志研究回归的特点等方面的叙述分析，更全面地展现嘉道西北史地研究这一学术现象的整体面貌，以期更好地显现学术史的真实、生动与丰富。

一、因边疆方志修撰而成西北史地名家

早在乾隆朝之前，有关西北的著述已有问世，后来随着清朝用兵西北的成功与西北统治的建立，这类著作逐渐增多，或是亲历西北者的记闻之作，或是国家组织编写的国史方略，或为地方官员组织修撰的方志类著作。探究这些著述的写作动因，多是为了适应清朝政府对西北边疆的管辖治理。当时官修有关西北的书籍，主要有《平定准噶尔方略》、《钦定西域图志》、《西域同文志》、《大清一统志》、《钦定河源纪略》及《钦定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等。这些著作的修纂意义不只在于为皇帝歌功颂德，更为后人提供统治的样板。与中央官修西北著作的纂修动因相同，清代新疆的地方官员也组织修纂一些方志类的书籍，这些以佐理政事为目的的著述，因其真实性与实用性而成为后来西北史地研究最直接的渊源，徐松的西北研究也即起始于新疆方志的撰修。

徐松之前，另一位具有国史撰修经历的学人祁韵士曾有机缘编纂新疆方志，他在遣戍伊犁期间，受松筠之请主纂了《西陲总统事略》一书。徐松于嘉庆十七年（1812）被发配新疆时，时任伊犁将军是再次任职新疆的松筠。松筠委请徐松做《西陲总统事略》的增补续修工作，并在嘉庆二十年（1815）至嘉庆二十一年（1816）间，安排徐松进行天山南北两路的考察活动[1]。

徐松以自己的学识优长，又对天山南北之地进行了实地考察，这使得在《西陲总统事略》基础上修成的《新疆识略》更加成熟。相比较来看，《新疆识略》在体例上更加完备，在内容上更加丰富，在叙述上更加准确。书中徐松不仅对于《西陲总统事略》的繁琐细目做了进一步的概括，对其内容的安排做了调整，使之更加合理；他还仿照《文献通考》之例，每门皆立小序，以叙著述之意；为简明起见，徐松还增设了道里、水道、职官姓氏、卡伦、哈萨克世系、布鲁特头人等六表，将各表分附有关门类之后，使图、表与说三者互相参证，尤其是在图表的绘制、地名的考核与事件的详略上都堪称别具匠心，虽然各幅舆图仍是不注经纬，不标比例，但在文字的叙述中，各地的经纬度已有了记录。

徐松在完成《新疆识略》同时也撰写了他的另三部西域史地著作的初稿，即《新疆赋》二卷、《汉

书西域传补注》二卷与《西域水道记》五卷。《新疆赋》前有赋序，后分新疆南路赋、新疆北路赋二章，仿汉代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的体例，以葱岭大夫、乌孙使者相为问答，分咏天山南北二路地理形势、清代开辟边疆的宏大事业，为一部清朝当代史地著作。正文之外，作者还加有注解。这是徐松著作中篇幅最短、刊刻最早的一部，今可见道光四年（1824）彭邦畴跋本。[2]《汉书西域传》为古来正史西域文献之滥觞，因年代久远，“后世考西域者多未亲历其地，耳食相袭，讹误滋多”[3]。徐松周历天山两路，又在编纂《新疆识略》中接触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考订《汉书西域传》中的古代地名沿革，并以今证古，著成《汉书西域传补注》二卷。同样在实地调查并广泛参阅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他还撰成了以西域水道为核心的清代新疆地理专书《西域水道记》。此二书的初稿在伊犁时期已完成[4]，但其刊刻时间却较晚，《汉书西域传补注》初刻于道光九年（1829）[5]，而《西域水道记》的刊刻至早也在道光十九年（1839）以后。

徐松的西北史地研究几乎吸纳此前所有有关西北研究的学术资源，在史料搜集与使用、研究规范初步确立及西北史地研究学术影响的扩大等方面，都将西北史地研究推进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徐松也被当时史地研究者誉为“巨子”。

徐松不仅在各书刊刻前不断增删，即使印行后他也还是校订不辍。在《汉书西域传补注》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伊犁期间无法读到的著作与史料都被补充入内；而在《西域水道记》的书稿刻印出版之后，徐松也不断地以新的材料对其进行完善与充实，如此，他的身后才有了《西域水道记校补》的行世。[6]于是，从文献资料的角度来度量徐松的西北史地研究，可以说，他已经远远超过了前人。

祁韵士西北史地著作中有三种主要的资料支撑：国史官书资料、新疆当地征集资料、以七十一的《西域闻见录》为主的有关西北的私家著述等[7]，这些在徐松的西北史地著作中无论就质还是量言，都得到了极好的继承。此外，徐松七年的新疆生活、周历南北的实地考察为其西北研究注入了难得的一手材料。而且，传统典籍记载、学界的传统史志与蒙元史的研究成果等等，这些几乎令祁韵士望而却步的资料，徐松也都运用得游刃有余。

在徐松的著作中，国史中征引频率最高的几种是《平定准噶尔方略》、《西域图志》、《西域同文志》、《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及《河源纪略》。在其最早完成刊行的著作《新疆赋》中，徐松在开篇的序文中即提到以上著作。[8]徐松在定义“西域”的地理范围时，采用的即是《西域图志》中天山南北路、安西南北路的四个区域的分法。在《西域水道记》中，对各河流流经地区的建置沿革、典制史实、民族变迁等方面的资料多来自于《平定准噶尔方略》与《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中所记内容。徐松的著作中，对于私家笔记类著作资料的吸收也超过了祁韵士，当时的私家著述的典型之作，如梁份《西陲今略》、殷化行《西征纪略》、洪亮吉《天山客话》、七十一《西域闻见录》、图理琛《异域录》等在《西域水道记》中都屡被征引。

中国传统的典籍中，汉唐以及蒙元的史料与著作中，虽不乏关于西北的丰富记载，但汉唐与蒙元史的研究需要精深的专业知识，深厚的学术底蕴，这一点祁韵士早有认识，但受个人的学识特点所限，他对此也只能点到为止。但在徐松的著作中所引古典文献，自先秦的《山海经》至汉代的《水经》、从新旧唐书到元明清的诸家记述，其种类遍及正史、杂记、地志、金石及道藏、佛经，其征引之广泛是此前的西北史地著作所难以企及的，他几乎使用了他所能找到的一切资料。在充分吸收学术资源的基础上，西北史地研究更加成熟了。

在徐松的西北史地研究中，还可以看到《西域同文志》史料意义之外的规范意义。《西域同文志》在官修书籍中较早就作为一种统一名称的工具书被使用了，但这主要不是考虑其对学术研究之必要，而是出于满足政治统治之需要。由于生活于西北地区的各民族，多以游牧为生，居无定所，加之他们又使用着与汉人完全不同的文字语言，于是中原人在了解有关人名、地名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以音译字，易生歧义，如称渥巴锡为乌布沙，舍棱为舍楞等[9]，这些都为用兵西北，实施统治带来不小的麻烦，于是，在乾隆朝官修了《西域同文志》，“示之以纲领，有所遵循，稗无踳驳舛讹之虞”[10]。但直到祁韵士修志时期，并没有将《西域同文志》作为一个重要的工具书加以使用，于是造成对于南疆三城：喀什噶尔、乌什与库车等地的名称解释与《西域同文志》不同[11]。比祁韵士稍晚些时候，和宁任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时纂有《回疆通志》，在书前的例言中，称“人名、地名、山川名系回语、蒙古语或沿袭旧名，或译音讹舛，今遵《同文韵统》更正”[12]。由此可见时人对于《西域同文志》的陌生。

但徐松的著作从最早武英殿付印的《钦定新疆识略》到道光中期才刊刻的《西域水道记》，书中所记名称都一一按照《西域同文志》进行统一，这成为他的诸书刊付印行前的一项必要的工作。据朱玉麒对于《新疆赋》一书的研究，今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新疆赋》稿本与今天流传的一般刻本最大的区别在于地名上，稿本中所言“穆素尔岭”、“喀喇沙尔”[13]，在刻本中都根据《西域同文志》分别改为了“木素尔岭”、“哈喇沙尔”，这与《西域同文志》以及依《西域同文志》而作过统一划定的《西域图志》是一致的。由此看来，在徐松的时代，西北史地研究已经具备了基本的研究规范，这就为学人研究之交流与沟通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漫漫几十年的“遍检前书”[14]、详证精考过程中，徐松不仅收获了大量的材料，也凝聚了一批的学人。学问之事，贵在于沉潜孤行，也需要相互观摩。正是在徐松与各位同好的师友夹辅中，西北史地研究的影响大增。

徐松著作的修订校勘，显现的不只是徐松一人之力，而是友朋同志的众人之功。徐松增补著作所运用的史料背后，可以列出的是一串的友人名单：校订《华严经音义》的陈潮、撰写《俄罗斯事辑》的俞正燮、从《永乐大典》中画出《元经世大典图》的张穆、以及与《长春真人西游记》的研究有关的龚自珍、程同文与董祐诚。据今天的研究结果，《西域水道记》还曾有过沈垚的抄写本或称沈校本。[15]同时在徐松的导引指正之下，不少后学步入了西北史地研究的行列，沈垚即受聘居徐松家中，整理西北文稿之余，阅读了大量有关藏书舆图资料，撰写以《西游记金山以东释》为代表的西北史地著作。张穆的西北史地研究开始于对乡贤祁韵士著作的校订，自《西域释地》的校刊到《藩部要略》的刻印，其中都贯穿着徐松的指教。[16]

在这样的师友交往中，在研讨西北史地的聚会中，清道光年间，以京城为中心，出现了一批研究西北史地的学人，张穆、沈垚、龚自珍、魏源等人即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正是“此数君者，时代略衔接，相为师友，而流风所被，继声颇多”，因而西北史地研究在当时影响大增，“兹学遂成道光间显学”[17]。

二、时代需要与“显学”名家

在“显学”局面的形成中，徐松及其研究著述在传播有关知识、培养研究后学、挖掘有关史料等诸多方面大有影响，徐松也因此被视为“显学”名家。

考察学者在学术史中的地位，常会遇到这样的现象：有的学者在有生之年，其学问与著作已为时人所肯定并接受，其学术影响在当时已昭然；也有的学者在世时默默无闻，其学术价值要等待后人的重新审视与发掘。同为嘉道西北史地研究的开创者，祁韵士属于后者，自伊犁东还后他在默默无闻中度过了余生。他去世时，其众多著作中，《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仅以抄本被收入《四库全书》，外间少见。刊行问世的仅有的《西陲总统事略》一书[18]，但也流传不广。祁儁藻刊印《西域释地》与《西陲要略》时，祁韵士已作古20余年。而徐松自塞外归，文名益噪，成为京中学人交游的中心，他的“西域三种”[19]在作者的有生之年全部刊行，影响一时。二人不同际遇的背后是当时知识界风气的变化所致，非只个人因素所成。徐松的学术成就相应地切合了时代的需要。

嘉道之际，知识界开始以关注现实、批判时政、倡言变革的思潮，即今天人们所说的经世思潮。这种情势下，嘉庆二十五年（1820）南疆所发生的大和卓木之孙张格尔攻边事件，成为朝野关注的焦点。清代自康熙就断断续续地用兵西北，乾隆朝设伊犁将军统辖天山南北之后，也时有动荡局势出现。但这一次张格尔事件，知识界的反应较为激烈，其原因即在于学风的变化，时人因关注时政而关注西北局势变化，因关注西北的形势，而开始了解西北。

因为“穷边绝徼，舟车不通”，“部落地殊，译语难晓”，“书缺有间，文献无征”[20]，清人对新疆了解并不多。在当时对西北了解的需要中，祁韵士问世几近20年的《西陲要略》与《西域释地》才引起人们的注意。祁寯藻即是在“道光丙午丁亥间，回疆用兵，寯藻暴直之暇，考求边域，证之家著，始略知端绪”[21]。其中所言“道光丙午丁亥间”即道光六年至七年间（1826-1827），“回疆用兵”即指当时清廷对张格尔的征讨，而“家著”正是指祁韵士的西北著述。

于是，熟悉西北的徐松及其记述西北的著作成为京中士人了解西北的重要窗口之一。张格尔事件发生后不久，刚刚东还的徐松即被新登基的道光皇帝“召见”，“奏对西陲情形”[22]。他主纂的《伊犁总统事略》十三卷也受到道光皇帝的嘉许与赞赏，并为书赐名《新疆识略》，为之御制序文，交付武英殿刊行。龚自珍与魏源均曾从徐松处获得过西北知识。龚自珍对于徐松《新疆识略》中的《哈萨克表》与《布鲁特表》评价很高，称之为“奇作”[23]，魏源也曾与徐松“商论天下形势、西北舆地”[24]。张穆与沈垚曾在徐宅“剧谈西北边外地理以为笑乐”[25]。在程恩泽的诗句 “指掌河源米聚山，蒲昌葱岭屹中间” 、“两赋已倾耶律博，一编还证小颜疏”、“材官伏地先生笑，勒马天山自打碑”[26]中，可以看到程恩泽不仅阅读过《新疆赋》与《汉书西域传补注》二书，而且有可能目睹徐氏亲手摹拓的《姜行本纪功碑》。何绍基也在与徐松等人“酒光烛影方熊熊，议论飙发开我蒙”[27]的论学中了解着“西域与朔漠”[28]。在徐松好友姚元之的笔下，也记录了不少从徐松处获取的西北知识。[29]徐松也因此在士林中的影响大增，一时间，“海内通人游都下者，莫不相见恨晚”[30]。

在传播西北知识的同时，徐松西北著作中服务于边疆治理的撰述旨意、记述西北现实的客观内容也十分切合当时学者讲求经世的阐发点。

徐松在《新疆识略》中处处显现出治边思想。松筠在开篇《凡例》中言“古迹物产无裨政务者，概署不录”[31]，这样的认识尤其表现在徐松对“水”系研究的重视。《西陲总统事略》中山水合叙[32]，只有五页总括性的介绍甚至还不如前此的齐召南《水道提纲》西域诸水能得要领。在《新疆识略》中叙述水道的内容得到增加与扩充，河经流、枝流与伏流，分别列入表中，并以淖尔为归宿，泾渭分明。[33]

中国传统地理学研究中，对于水的意义认识一直较山为重，所谓是“以水志舆地，万古迹不换”[34]，于是“河防水利，自昔为国之大政，言地理学者夙措意焉”[35]，一部成书于汉代的《水经》而后在数千年为历代学者津津乐道，咀嚼再三，这实在不是偶然。中华这样一个孕育于大陆地区的古老民族、中国这样一个以农业为本的文明国度，其起源与发展基本是在黄河、长江等沿河流域，于是自古以来治水就是国家大政一个重要组成部份。自西域归入版图之后，为治理这片较之中原更为干旱的地区，清政府曾下令“辟其田使速耕，导其川使速溉”、“武定功成，农政宜举”，“乘时兴屯，开渠灌溉”[36]。继回屯、兵屯之后，又命给惠远、惠宁两城旗兵以肥沃田土屯种，历任将军都因灌溉乏水没有筹办。直到松筠在任期间，才寻找水源，疏通渠道，致使旗屯有成。但西域水道缺乏记载，《西域图志》、《西域同文志》中只简略记有河流名称，而水道源流并不清楚。于是在徐松受命对天山南北两路的考察中，对当地各河源流的探查是一项重要内容。《西域水道记》的出现既与清代治理新疆实政有关，其本身也对新疆的开发有益。

于是，祁韵士、松筠与徐松等人与新疆方志编撰密切相关的著作，以实地目验、或国史记载中所获知识为依据，通过传输提供当时当世的西北知识，有助益于清代在西北具体治理措施，具有当代史的意义。

这样在深受道光学风濡染的学者士人就常评断徐松著作有经世之特点，彭邦畴即言“才不为世用，乃箸经世书”[37]，邓廷桢在评断《西域水道记》的五种优点时，也提到其具有“实用”与“利涉”的意义。[38]徐松身后的道咸以降，经世致用成为社会之风尚，在这样的认识标准下，徐松及嘉道西北史地研究这一学术现象的经世意义也被后人反复强调，张之洞即将徐松列入《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总目》的“经济门”[39]。王国维与梁启超是在“道咸”以来“新学”脉络中成长起来的学者，在他们的认识里，清道光前后，清代学术发生了转变，王国维归纳为“道咸以降之学新” [40]，梁启超概括为“地理学趋向一变”[41]；在这史地学的学风转变中，其重要表现即是复兴了清初的经世致用精神，即王国维表述为“有国初诸老经世之志” [42]、梁启超表述为“初期致用精神渐次复活”[43]。

综合考量道光朝学风的转变、清末士人对经世致用之重视、民初学人对清代学术史中求新求变因素之强调等因素，可以看出徐松的时代及徐松后的时代中，种种因缘造就了学术史上嘉道西北史地学的“显学”之声势，也成就了“显学”名家徐松。直至今天研究者往往也会将边疆史学与今文经学、盐业、河工、漕运等并称为当时经世思潮的主要表征。[44]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同为嘉道时期的学人，同治西北史地研究，徐松与龚自珍、魏源等人的经世思想有所不同。徐松的著作在对清代大一统的歌颂中包含的是对清代边疆现实统治的肯定，而龚自珍、魏源及沈垚则以对现实批判为出发点，龚自珍《新疆置行省议》中西域设置行省的主张[45]、魏源《答人问西北边域书》中对“捐西守东”主张的批驳[46]，都在对当时边疆政策的质疑中提出的变革思想；西北研究在徐松那里，是讲求真实性与客观性的知识认识，而到了龚自珍与魏源的西北著述中更多价值判断，对西北知识探求只是手段，由此引伸而来的议政才是目的。徐松的西北研究更具学术意义，而龚自珍与魏源的西北研究更具思想影响。

至此，我们对徐松及当时西北史地研究中的经世意义有了足够的认识。为了更完整地展现学术史的原初面貌，我们应该知道，复兴清初致用精神只是嘉道西北史地研究的一个面相，经世之志也只是徐松西北著述的一个侧面。

但无论徐松所传输的现实西北知识，还是龚自珍与魏源等人对于西北统治的对策，必须直接依赖于第一手的现实材料。没有实地目验这一中国传统地理研究积累第一手材料的支持，也没有近代西方发展起来的实测的技术支持，就难以对现实中的西北有更充分的了解，由此任何助益于现实统治的对策均可能成为空谈了。徐松东返之后，随其研究渐渐转入沿革地理的考索，其著作中经世色彩在消淡；在后人关注这一研究现象“务为前人所不为”的同时，嘉道西北史地研究的另外一种面相被忽略了，那就是其研究向传统史志研究的回归。

三、 传统史志研究的延伸

嘉道西北史地研究者们回溯自己的治学历史渊源，寻找学术遗传基因时，往往自觉认同于清初学者顾炎武。徐松曾关注顾炎武诗文，并“依年排纂”[47]。但我们今天考察他们的学术根基与资料支持，不难发现，其研究接续于中国传统的史志研究，尤其是舆地学与蒙元史研究。

清代的传统史志研究是伴随考据学的兴盛而推进的。清代史学大家王鸣盛将史学研究任务归纳为四：校勘前史文名讹误、订正其所载事实之矛盾错误、补其遗阙、整齐其事实使有条理易于省览。[48] 乾嘉史学的成就除上古史研究而外，传统史志的订补著作也不少。徐松在西赴之前，其学术兴趣与著述活动即属这一理路。

徐松童年曾随时任学政的叔父徐立纲生活于安徽，师于左眉。左眉是为桐城人，为学私淑方苞，学问直接师事姚鼐与刘大櫆，为桐城派传人。徐松后来曾回忆说：“松年八岁，在姑孰使院受书于良与先生。未几，松归京师，未卒业。越十年，嘉庆戊午（1789），秋闱报罢，先生与甥姚伯昂上春明，乃复延先生主于家。”[49]对于桐城派所倡言义理、词章、考据，徐松专意于后者，他向左眉表示“先生之造诣，非所敢期也。尚自谓望道未见，松复何望哉？请自兹专心老（考）据，不复以文词见”[50]。后人刘声木也言：“（松）师事左眉，受古文法，眉属其专心考据，研究经术，尤精于史事，熟于西北舆地”[51]。从中可以看出徐松在中试之前，已经形成一定的学术取向，即专心考据。

清代考据学的兴盛，带来学界对于材料文献的重视。梁启超曾将清代朴学正统派学风归纳为十，而其中五条都重讲证据[52]，而证据源于材料，于是文献辑佚工作受到当时学者的重视，《四库全书》的修撰产生于这样的学术氛围之下，而《四库全书》修撰活动最早即开始于《永乐大典》中搜辑佚书。徐松自嘉庆十年（1805）中试至嘉庆十六年（1811）外放湖南学政六年间，先后入翰林院，值南书房，为全唐文馆提调兼总纂官，充文颖馆总纂。在参加史馆《皇清文颖续编》、《钦定授时通考》与《钦定全唐文》的过程中，他得以接触到《永乐大典》，从中辑出一些乾隆朝学者漏辑的著作，主要有《河南志》、《中兴礼书》、《宋会要》[53]及《宋元马政》、《伪齐书》、《四库阙书》[54]。徐松辑录古籍与当时学风相一致，他的成果自然被后人视为清代史学成就之一部份。[55]

徐松受考据学的濡染很深，无论就方法学风，还是师友承传，他都与之有更紧密的联系。以这样的学术根基，徐松注定会成为一个著作丰硕的学者，只是谪戍生活稍稍改变了他学术生涯本来的轨迹。

首先，徐松西北著作的叙事方式与体例安排基本遵从考据学兴盛之时的传统史志研究。

清代考据学家那里，考据家的精力与智慧除集中于经书经义的研究而外，对史地的研究多集中于《禹贡》、《水经注》与《汉书·地理志》等书，其中《水经注》一书还引起了学术界持续一百多年的一桩公案，至民国时等人参葛其中。这些著作的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纷争与对立，同时也是学人之间进行学术对话的一个中介与舞台。学人以参与学术争论而走入学术圈之中，他的观点无论被接受或是遭驳斥，都是学术圈对他作为学界一分子的承认。徐松的西北史地研究著作，正是以一种考据学家所常使用的叙事方式来完成，从而也很容易为学术界所认可。

徐松对于新疆水系认识的基本思路是与《水经注》一脉相承的。他认为：“《水经注》以水出而流入海者，命曰经流，引他水入于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流。中国之海，新疆谓之淖尔，发源注淖尔者，为经流，附他水以入淖尔者为枝流，至其余细水，自行自止，则以地多沙碛，往往渗漏入沙。”[56]叙述时他也仿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注释水经的方法，即简记详释：“记则曰导、曰过、曰合、曰从、曰注；释于经水曰出、曰迳、曰会、曰自、曰入；于枝水曰发、曰经、曰汇。”[57]为志传作校勘补注为清代考据学家所擅长，徐松的《汉书西域传补注》从书名到以“补曰”而对正文所作的小字注文形式都与当时考据学家所作的志书校补类的著作没有分别。

于是后人评判《西域水道记》时，很容易为它在传统水道研究的理路中找到一席之地，所谓是“黄宗羲《今水经》、齐次风侍郎谓其南详北略，作《水道提纲》补之，不若徐星伯之专究一方者为足据也”[58]。而《汉书西域传补注》更是对古人注文的超越，即“驳荀之误”、“正颜之疏”[59]，其成就为光绪年间王先谦的集大成之作《汉书补注》所吸收[60]。

其次，徐松的考证方法是对于汉学方法的继承与超越。

清代汉学的考据方法，简单而言，主要是三种：文献与文献的互勘；金石与文字的互证；文字音

韵的推断。考订内容不仅在于解释文本内含，考证史实官制，纠正前人传注之误，同时也很重视对于文本本身脱衍夺漏的研究。

在徐松的西北史地著作中，可以看到他所引用的大量文献资料：古典文献从先秦的《山海经》至汉代的史料，从新旧唐书、元明清的诸家记述到清代官书私述及史志著作，其征引之广泛是此前的西北史地著作所难以企及的。在后来返京后的20余年中他还在不断运用新见史料去补充已成著作。在徐松所使用的丰富资料中，有很多是前代人们难以见到的，同时也得益于考据学前贤对于史料的重视，及由些而进行的辑佚与考释工作。如《长春真人西游记》[61]、《元秘史》及《元圣武亲征录》得自钱大昕等人的录副与辑存[62]，《华严经音义》为孙衍、臧镛等人校刻刊行[63]。这些史料的使用均赖前人的积累。

考据学者不但重视文献互勘在考订中运用，而且常常利用金石文字与古文献相印证，清初的顾炎武有《金石文字记》[64]，乾嘉时钱大昕有《金石文字记》[65]，徐松老师辈中翁方纲著有《两汉金石记》，友朋间严可均撰有《铁桥金石跋》，徐松也是“性好钟鼎碑碣文字，谓足资考证”[66]。友人翁树培以唐王仲堪墓志见赠时，他亟命工拓数十纸，分赠海内金石家[67]；视学湖南时，他曾在桂阳州得南汉大宝四年铜钟，并以铭刻文字来印证史料[68]。他的《唐两京城坊考》成书过程中，曾“採集金石传记”[69]，书中使用了大量的墓志碑铭。这一特点在他的西域著作中仍得到发挥。他以《汉吴仲山碑》证汉代“翔”与“详”同假借[70]，以《后汉裴岑碑》来释清代镇西府城西北为古之蒲类海[71]以及对于特穆尔图淖尔南岸山中，旧有《张骞碑》的三度寻访都是明证[72]。徐松著作中所收西域碑刻在民国以后受到中外学人的关注，罗振玉的《西陲石刻录》与《西陲石刻后录》即以徐松《西域水道记》所录碑刻为线索[73]；在西方探险家与汉学家斯坦因（Stern）、郭鲁柏(Goloubew)等人也都使用过徐松所录碑刻[74]。

至于以小学之法、音韵之学来解字证误本为清人考据的主要方法之一，徐松虽不以小学名世，但他平日的小学功力之精在其《徐星伯说文段注札记》中可见一斑。[75]《西域水道记》中也有引《说文解字》与段玉裁注文之处[76]，这在《汉书西域传补注》也可以窥斑见豹。

徐松在娴熟运用清代考据方法的同时，对于同时代学人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对于考据学成果，吸收之广泛、了解之及时令人惊讶。以《汉书西域传补注》为例，其中征引各书中，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等著作、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等著作、王念孙《读书杂誌》为清代乾嘉史学及校勘学的扛鼎之作，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为清代小学界一大创作。[77]《说文解字注》首刻于嘉庆二十年（1815）[78]，而那时徐松已居伊犁四年，正在筹划着重修志书；王念孙的《读书杂誌》所刻诸部分最早不过嘉庆十七年（1812），最迟至道光十二年（1832）才刊竣[79]，其刊行已是徐松赴西北之后的事情了。仅在《汉书西域传补注》一书中，徐松就二十七次引用《读书杂誌》、十一次引用《说文解字注》，在不长的时间内了解并吸收了学术界的最新成果，这一方面反映了他个人的学术意识与学术态度，显现着他对于汉学成果的关注。另外，我们也可从中想见他与当时考据学界的密切关系。

在充分吸收乾嘉时期学术养分之后，徐松终于成长为“乾嘉之学精”理路中一代学者，其后期的著作《元史地理志》、《新斠汉书地理志》等即是传统史志研究的代表作。

不过，徐松西北史地著作对于传统考据做了超越。其最大的超越在于为传统考证引入了实地考察验证的方法。徐松的史志研究虽与前人的史志研究一脉相承，但由于实地考察方法的注入，其成就相当突出，可谓是“疏证得自目验”，不为“穿空于故纸堆中旁参互证”[80]。在他的西域三种著作中，随处可见实地验证的例子。

徐松不仅以大量的实地资料来验证清代平定西北、确定建置的情况，还以实地考证的结果来修正前代文献记载的错误。《汉书西域传补注》中几乎所有地方的位置都用清代的距离作有校正，《西域水道记》更是他通过实地调查并广泛阅读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撰成的，其中对文献的纠误之处也不少。《水经注》曰：“其水（指海都河——引者注）屈而南，迳渠犁国西。”徐松言“余证地形，渠犁为尉犁之误”[81]。《汉书》记：“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徐松“补曰：玉门、阳关在今色尔腾海之东，罗布淖尔在今吐鲁番城西南。自色尔腾海西北至罗布淖尔，相去千余里，不得云三百余里”，并由与《水经注》所记对照，认为此处是“汉书传写夺‘千’字”。[82]《汉书》记：“卑陆国王治天山东乾当国。”对其中所记天山为何处，后人众说纷纭，徐松指出：后人多“指巴里坤南库勒淖尔南之山为天山，盖误于章怀。余往来西域登陟此山，虽云险峻，而只十五里，不足当天山之目上”。而“汉时以今哈喇沙尔城北之博罗图山为天山。蜿蜒而北至博克达山以东”[83]。

徐松也以实地目验来纠正前人对于西北知识的缪误。如关于“汗血马”，徐松言“今伊犁马之强健者前髆及脊往往有小疮出血名曰伤气。必在前肩髆者，以用力多也，前贤未目验，故不知其审”[84]。又如胡桐见于《西域传》其丛生之地名胡桐窝，或疑为鸟巢，改为鹉同鸟窠[85]。徐松言“自喀什噶尔城由军台道叶尔羌，至此凡千三百三十里，沿河行仅六百八十余里。……河南岸遍生胡桐，行其间者枝叶交格，谚曰‘树窝’”[86]，又言“其大寒，治口齿，可医马疾”[87]。但是实地考察的资料仅仅被用来证古，确是有些遗憾。

徐松开始于新疆方志编纂的西北研究，在道光初年因张格尔之乱而受到时人的关注，其中所叙述的当代西北内容、所体现的边疆治理思想既满足了当时人们了解西北的现实需求，又切合了当时经世致用之风气，因此，对于徐松及其著作所蕴含的经世意义后人一直都有充分的认识。不过嘉道西北史地研究尚有另外一种面相，即它与此前考据学的联系，这一点通过对徐松的研究将会更为清晰：徐松在运用着考据学的方法，享受着考据学的成果，也在使用着考据学者所发掘出的史料。显而易见，如果没有考据学的积累，徐松就不可能以实地考察与文献记载的互证对以往考据研究进行超越，清代的西北史地研究也可能不会在嘉道时期呈现出繁盛之势，而可能会发展成为另外一种面貌。在穷尽材料、博采众说的努力之后，徐松的学问愈益精致与精妙；在遍检前人、古今相证的继承之后，西北史地研究不可避免地回归于传统沿革地理学的理路之中。

[1] 徐松：《新疆赋序》，《新疆赋》卷首，《中国边疆丛书》第二辑，台湾文海出版有限公司据北平隆福寺文奎堂馆藏本影印。

[2] 台湾文海出版有限公司《中国边疆丛书》第二辑影印本所依据即为此本。

[3] 徐世昌：《清儒学案小传》卷一四一《星伯学案》，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

[4] 龙万育：《西域水道记序》中言“嘉庆丁丑（1817），谪戍伊犁，与旧友太史徐星伯先生比屋而居，见先生所撰《伊犁总统事略》及《新疆赋》、《汉书西域传补注》，叹其赅洽。先生又出其《西域水道记》草稿数卷。”《西域水道记》卷首，见《中国边疆丛书》第二辑，台湾文海出版有限公司据北平隆福寺文奎堂馆藏本影印。

[5] 今见道光二十二年钱熙祚辑《指海》丛书本、光绪五年王灏辑《畿辅丛书》本均据道光九年张琦序刻本复刻。

[6] 对徐松《西域水道记》的校订研究见于朱玉麒《徐松与研究》（未发表），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2002年博士后出站报告，第98-137页。

[7] 祁韵士：《西陲要略自序》，《西陲要略》卷首，见《山右丛书初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据山西省文献委员会民国二十三年编纂本影印。

[8] 徐松：《新疆赋序》。

[9] 俞正燮：《癸巳存稿》卷六《书〈西域闻见录〉后》中录乾隆三十六年《京报》记。

[10] 傅恒等撰：《西域同文志》卷首上谕，见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二三五册。

[11] 见《西域同文志》卷三、祁韵士《西域释地》。

[12] 和宁：《回疆通志例言》，《中国边疆丛书》第二辑，台湾文海出版有限公司据民国十四年吴兴沈瑞麟本影印。

[13] 祁韵士分别称之为“穆苏尔达巴罕”、“喀喇沙尔”，见《西域释地》。

[14] 徐松在《汉书西域传补注》考汉元帝时期复置戊已校尉时，曾言自己“遍检前书”，见《汉书西域传补注》 。

[15] 朱玉麒：《徐松与研究》第109页。

[16] 《皇朝藩部要略》后附有《皇朝藩部世系表》由徐松重订，见包文汉整理《清朝藩部要略稿本》，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16页。

[17]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388页。

[18] 今见《西陲总统事略》最早的刊本是嘉庆十六年程振甲校刊本，后附有祁韵士的《西陲竹枝词》。

[19] 后人常将徐松有关西北的著作《新疆赋》、《汉书西域传补注》与《西域水道记》三种合刊，统称为“大兴徐氏三种”。

[20] 龙万育：《西域水道记序》，《西域水道记》卷首。

[21] 见祁韵士著、李广洁整理《万里行程记》（外五种），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85页。

[22] 缪荃孙：《徐星伯先生事辑》，嘉庆二十五年记，《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影印本。

[23] 见龚自珍《上国史馆总裁提调总纂书》、《拟进上蒙古图志表文》，《龚自珍全集》第318、308页。

[24] 李柏荣：《魏源师友记》，长沙岳麓书社，1983年，第37页。

[25] 张穆：《落颿楼文稿序》，《 斋文集》卷三，《山右丛书初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据山西省文献委员会民国二十三年编纂本影印。

[26] 程恩泽：《赠徐星伯前辈》，《程侍郎遗集》卷五，《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四至二十六年据道光二十七年连筠簃丛编本辑印。

[27] 何绍基：《东洲草堂诗大钞》卷五，同治六年长沙无园刊本。

[28] 何绍基：《东洲草堂诗大钞》卷二九。

[29] 姚元之：《竹叶亭杂记》，中华书局，1983年，第78-84、152-172页。

[30] 《畿辅通志》卷二二六《列传》三四《徐松传》，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三年据清光绪十年刻本影印。

[31] 松筠：《新疆识略凡例》，《新疆识略》卷首，《中国边疆丛书》第一辑，台湾文海出版有限公司据光绪甲午积山书局本影印。

[32] 《西陲总统事略》卷三《南北两路山水总叙》。

[33] 《新疆识略》卷一《新疆水道总叙》、《新疆水道表》。

[34] 叶绍本：《题词》，《西域水道记》卷首。

[35]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86页。

[36] 祁韵士：《西陲要略》卷三《伊犁兴屯书始》。

[37] 彭邦畴：《西域水道记题词》，《西域水道记》卷首。

[38] 邓廷桢：《西域水道记叙》，《西域水道记》卷首。

[39] 张之洞：《书目答问二种》附二《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三联书店，1998年 ，第277页。

[40] 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观堂集林》卷二十三《缀林一》，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720页。

[41]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88页。

[42] 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观堂集林》第720页。

[43]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82页。

[44] 见黄爱平《论清代乾嘉时期的经世思潮》，《中国哲学史》1997年第4期；冯天瑜、黄长义《晚清经世实学》第五章《道咸年间经世派的史地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

[45] 龚自珍：《新疆置行省议》，《龚自珍全集》第111页。

[46] 魏源：《答人问西北边域书》，《皇朝经世文编》卷八十，沈云龙主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正编第七十四辑。

[47] 张穆：《顾亭林先生年谱序》，《 斋文集》卷三。

[48]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32-333页。

[49] 徐松：《序》，见左眉《静庵遗集·文集》卷首，同治十三年桐城方氏铅印本。

[50] 徐松：《序》，见左眉《静庵遗集·文集》卷首。

[51] 刘声木撰、徐天祥点校：《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卷四，合肥黄山书社，1989年，第179页。

[52]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朴学”一节，其中强调为学重证据的五条为：凡立一义，必凭证据；选择证据，以古为尚；孤证不为定说；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7页。

[53] 缪荃孙：《徐星伯先生事辑》嘉庆十四年记。

[54] 分别见缪荃孙《艺风堂藏书记》（光绪庚子刻本）卷四、《艺风堂藏书再续记》（燕京大学图书馆民国二十九年校印本）所记，其版本流传情况考释见朱玉麒《徐松与研究》中《徐松著作叙录》一节。

[55] 梁启超将徐松《宋会要》与《中兴礼书》列入《史学》中《补各史表志》之下，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52页。

[56] 《新疆识略》卷一《新疆水道表叙》。

[57] 龙万育：《西域水道记序》，《西域水道记》卷首。

[58] 英和：《西域水道记题识》，《西域水道记》卷首。

[59] 徐世昌：《清儒学案》卷一四一，《星伯学案》。

[60] 王先谦：《汉书补注》一00卷，光绪二十六年虚受堂刊本，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

[61]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九《题跋三·跋长春真人西游记》记：“（《长春真人西游记》）于西域道里风俗颇足资考证，而世鲜传本，予始于道藏钞得之。”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点校本，第528页。

[62] 梁启超为记：“钱大昕于乾隆间自《永乐大典》中发见《元秘史》及《皇元圣武亲征录》，所记皆开国及太祖时事。”《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45页

[63] 缪荃孙撰、孙安邦点校：《云自在龛随笔》卷四中记：“《华严经音义》二卷，徐星伯先生藏北藏本，陈东之校定，属徐远峰刻之。此书自孙渊如辑《仓颉篇》、任幼蕴辑《字林》征引及之，学者始知有是书。臧君东合校西藏、北藏刊行。”见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18页。

[64] 顾炎武辑、郭宗昌著：《金石文字记》，中华书局，1991年。

[65] 钱大昕撰、吴友仁点校：《潜研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537-538页。

[66] 《畿辅通志》卷二二六，《列传》三四《徐松传》。

[67] 朱玉麒：《徐松与研究》附《徐松年谱初编》嘉庆十四年记。

[68] 徐松：《寻阳长公主墓志跋》，《星伯先生小集》，转引自朱玉麒《徐松与研究》第24页。

[69] 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序》，徐松撰、张穆补校：《唐两京城坊考》卷首，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

[70] 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卷上。

[71] 徐松：《西域水道记》卷三。

[72] 徐松：《西域水道记》卷五。

[73] 罗振玉：《西陲石刻录序》，清宣统甲寅上虞罗氏刻本。

[74] 斯坦因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译：《西域考古图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53页；郭鲁柏：《西域考古举要》，见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814页。

[75] 徐松：《徐星伯说文段注札记》，台湾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丛书集成续编》据光绪二十八年观古堂汇刻本影印。

[76] 徐松：《西域水道记》卷四记“特穆尔里克岭亘空格斯、哈什两河间，段氏若膺说‘陉’字义云：‘两川之间必有山焉，是为坎象。坎者，陷也。高在下间为陷，故一山在两川间者曰山绝坎，又谓之陉。’特穆尔里克岭正陉之谓矣。”

[77]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259页。

[78] 今见嘉庆二十年韵经楼原刻本。

[79] 闵尔昌编：《王石臞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本》。

[80] 程同文：《长春真人西游记跋》，张穆校《长春真人西游记》后附，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丛书集成新编》据道光二十七年灵石连筠簃丛编本影印。

[81] 徐松：《西域水道记》卷二。

[82] 徐检：《汉书西域传补注》卷上。

[83] 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卷下。

[84] 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卷上。

[85] 龙万育：《西域水道记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