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春齐师伐我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十年春齐师伐我，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史记；世家；取材

司马迁《史记》取材之富，途径之广，标准之严，前人已有详述[1]。对于先秦诸侯国历史的记叙，《史记》的参考资料之一即各诸侯国自己修纂的史书。它们在《史记》中统称为“史记”，例如：

《史记・周本纪》云：“周太史伯阳读史记。”正义：“诸侯皆有史以记事，故曰史记。”[2]147-148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称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2]509

《史记・天官书》云：“余观史记，考行事。”[2]1350

《史记・太史公自序》云：“自获麟以来四百有馀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2]3295又“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史记石室金匮之书。”[2]3296

《史记》也提到了具体的诸侯国史书，如“秦记”：

《史记・六国年表》云：“太史公读秦记。”索隐云：“即秦国之史记也。”[2]685-686又“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2]686

然而《史记》中有无直接的证据表明其取材于各诸侯国的史书呢？各诸侯国的历史主要记录于《史记》的“世家”部分。在这部分文本中，笔者发现数十条含有第一人称“我”字的记录，可证司马迁在撰写各诸侯国历史时，确实参考了各国自己修纂的国史。现将相关条目摘出，录之如下：

《史记・吴太伯世家》：

王诸樊元年……秋，吴伐楚，楚败我师。[2]1450

《史记・鲁周公世家》：

成公二年春，齐伐取我隆。夏，……齐复归我侵地。[2]1537

（定公）七年，齐伐我，取郓。[2]1543

（哀公）八年，……齐伐我，取三邑。……十五年，……齐归我侵地。[2]1545

（顷公）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2]1547

《史记・燕召公世家》：

（庄公）二十七年，山戎来侵我，齐桓公救燕，遂北伐山戎而还。[2]1552

易王初立，齐宣王因燕丧伐我，取十城。[2]1554

武成王七年，齐田单伐我，拔中阳。[2]1559

（代王）二十九年，秦攻拔我蓟，燕王亡，徙居辽东，斩丹以献秦。[2]1561

《史记・晋世家》：

（文公九年）十二月，秦兵过我郊。[2]1670

（襄公）四年，秦缪公大兴兵伐我，度河，取王官，封尸而去。[2]1670

（景公三年）楚虏我将智。[2]1677

（悼公十一年）冬，秦取我栎。[2]1682

《史记・楚世家》：

（悼王）十一年，三晋伐楚，败我大梁、榆关。[2]1720

（肃王）十年，魏取我鲁阳。[2]1720

十一年，威王卒，子怀王熊槐立。魏闻楚丧，伐楚，取我陉山。[2]1721

（怀王）十七年春，与秦战丹阳，秦大败我军，斩甲士八万，虏我大将军屈、裨将军逢侯丑等七十馀人，遂取汉中之郡。……二十八年，秦乃与齐、韩、魏共攻楚，杀楚将唐，取我重丘而去。二十九年，秦复攻楚，大破楚，楚军死者二万，杀我将军景缺。[2]1724-1727

（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二十二年，秦复拔我巫、黔中郡。二十三年，襄王乃收东地兵，得十馀万，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距秦。[2]1735

（王负刍）四年，秦将王翦破我军於蕲。[2]1737

《史记・赵世家》：

（敬侯）四年，魏败我兔台。筑刚平以侵卫。五年，齐、魏为卫攻赵，取我刚平。[2]1798

（成侯）三年……魏败我蔺。……五年，伐齐于鄄。魏败我怀。攻郑，败之，以与韩，韩与我长子。……十三年，……魏败我，取皮牢。……二十一年，魏围我邯郸。二十二年，魏惠王拔我邯郸，齐亦败魏於桂陵。二十四年，魏归我邯郸，与魏盟漳水上。秦攻我蔺。[2]1799-1801

（肃侯）十八年，齐、魏伐我，我决河水灌之，兵去。二十二年，张仪相秦。赵疵与秦战，败，秦杀疵河西，取我蔺、离石。[2]1803

（武灵王）九年，与韩、魏共击秦，秦败我，斩首八万级。齐败我观泽。十年，秦取我中都及西阳。……十三年，秦拔我蔺。[2]1804

（惠文王）十七年，……秦怨赵不与己击齐，伐赵，拔我两城。十八年，秦拔我石城。……十九年，秦取我二城。……二十五年，……秦将白起破我华阳，得一将军。[2]1820-1821

孝成王元年，秦伐我，拔三城。……十八年，……秦拔我榆次三十七城。……二十年，……秦拔我晋阳。[2]1822-1829

《史记・魏世家》：

（魏文侯）二十四年，秦伐我，至阳狐。……三十五年，齐伐取我襄陵。三十六年，秦侵我阴晋。三十八年，伐秦，败我武下，得其将识。[2]1839-1841

（武侯）九年，翟败我于。[2]1842

（惠王）三年，齐败我观。……九年，伐败韩于。与秦战少梁，虏我将公孙痤，取庞。……十七年，与秦战元里，秦取我少梁。……十九年，诸侯围我襄陵。……三十一年，秦、赵、齐共伐我，秦将商君诈我将军公子而袭夺其军，破之。秦用商君，东地至河，而齐、赵数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2]1844-1847

（襄王）五年，秦败我龙贾军四万五千于雕阴，围我焦、曲沃……六年，与秦会应。秦取我汾阴、皮氏、焦。……七年，……秦降我蒲阳。八年，秦归我焦、曲沃。十二年，楚败我襄陵。……十三年，……秦取我曲沃、平周。[2]1848-1849

（哀王）二年，齐败我观津。五年，秦使樗里子伐取我曲沃，走犀首岸门。……十二年，……秦来伐我皮氏，未拔而解。……十六年，秦拔我蒲反、阳晋、封陵。十七年，……秦予我蒲反。……二十三年，秦复予我河外及封陵为和。[2]1850-1852

昭王元年，秦拔我襄城。二年，与秦战，我不利。三年，佐韩攻秦，秦将白起败我军伊阙二十四万。……七年，秦拔我城大小六十一。九年，秦拔我新垣、曲阳之城。十年，齐灭宋，宋王死我温。……十三年，秦拔我安城。[2]1853

安王元年，秦拔我两城。二年，又拔我二城……。三年，秦拔我四城，斩首四万。四年，秦破我及韩、赵，杀十五万人，走我将芒卯。……九年，秦拔我怀。……十一年，秦拔我丘。[2]1854

景王元年，秦拔我二十城，以为秦东郡。二年，秦拔我朝歌。……三年，秦拔我汲。五年，秦拔我垣、蒲阳、衍。[2]1863

《史记・韩世家》：

（景侯）二年，郑败我负黍。……九年，郑围我阳翟。[2]1867

（列侯）九年，秦伐我宜阳，取六邑。[2]1867

懿侯二年，魏败我马陵。……九年，魏败我。[2]1868

昭侯元年，秦败我西山。二年，宋取我黄池。……二十四年，秦来拔我宜阳。[2]1868-1869

（宣惠王）八年，魏败我将韩举。……十四，秦伐败我鄢。十六年，秦败我鱼。……十九年，大破我岸门。[2]1869-1871

（襄王四年）其秋，秦使甘茂攻我宜阳。五年，秦拔我宜阳，斩首六万。……六年，秦复与我武遂。九年，秦复取我武遂。……十一年，秦伐我，取穰。……十六年，秦与我河外及武遂。[2]1872-1876

王三年，……秦败我二十四万，虏喜伊阙。五年，秦拔我宛。……十年，秦败我师于夏山。……二十三年，赵、魏攻我华阳。[2]1876-1877

（桓惠王）九年，秦拔我陉，城汾旁。十年，秦击我於太行，我上党郡守以上党郡降赵。……十七年，秦拔我阳城、负黍。……二十四年，秦拔我城皋、荥阳。二十六年，秦悉拔我上党。二十九年，秦拔我十三城。[2]1877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齐威王元年，三晋因齐丧来伐我灵丘。……六年，鲁伐我，入阳关。晋伐我，至博陵。七年，卫伐我，取薛陵。九年，赵伐我，取甄。……赵人归我长城。[2]1888

（宣王）十年，楚围我徐州。[2]1894

（王）三十九年，秦来伐，拔我列城九。四十年，燕、秦、楚、三晋合谋，各出锐师以伐，败我济西。[2]1900

（襄王）十四年，秦击我刚寿。[2]1901

虽然司马迁在撰写《史记》中各诸侯国的历史时参考了《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书，但是这些资料的价值同各国国史相比，孰轻孰重自不待言。在以上含有“我”字的事件之中，其发生时间从春秋至战国，除了《吴太伯世家》和《鲁周公世家》止于与楚国的战争外，其余各诸侯国皆止于秦国的来袭和胜利。秦灭六国，统一天下，自此诸侯国既已不存，各国国史自然也无需再续。这与以上各国含“我”字事件的最后时间是相吻合的，即无秦灭六国以后的记载。在司马迁所处的时代，要凭一己之力完成《史记》这样大部头的通史之作，对庞杂的史料圆融无碍犹如一气呵成，并且兼顾文辞与史实，这是很难办到的。之所以会出现大量的“我”字，应是由于司马迁在抄纂史料时未加删改和圆融所致。这不仅没有造成阅读上的困难，反而为人们了解《史记》的取材提供了一些直接证据。

参考文献：

篇2

关键词：左传 伏笔 说明历史

一

《左传》亦称《左氏春秋》、《春秋左氏传》，旧传为春秋时左丘明所作[1]，是一部杰出的史传文著作，多用史实解释《春秋》，记事详明。其原本与《春秋》各自成帙，西晋杜预（字元凯）合《左氏春秋》与《春秋经》作《春秋左氏经传集解》[2]。《左传》起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终于鲁悼公四年（前463年），涵盖约二百五十多年的历史，将众多纷杂的历史事件叙述得清楚、得当，不仅在史学上价值很高，在文学上也有突出的历史地位。清代刘熙载说：“烦而不整、俗而不典、书不实录、赏罚不中、文不胜质，史家谓之五难，评左氏者，借是说以反观之，亦可知其众美兼擅矣。”[3]在左氏高超的叙述手法中，伏笔的运用，是他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伏笔是“文章描写、叙述的一种手法，指作者对将要在作品中出现的人或事物，预作提示或暗示，以求前后呼应。”[4]《左传》中多处运用了伏笔，共计达二百多处，而且伏笔运用的方式也多种多样。前人对于《左传》中的伏笔，专门研究的很少。

清刘熙载《艺概》：“揭全文之指，或在篇首，或在篇中，或在篇末。在篇首则后必顾之，在篇末则前必注之，在篇中则前注之后顾之。顾、注，亦所谓文眼者也。”[5]王凯符在《古代文章学概论》中认为：此处的“顾”应解释为“照应”，而“注”则解释为“伏笔”。刘熙载仅是从写作角度谈伏笔，并未涉及具体文本。

评点家冯李骅《读〈左〉卮言》里说《左传》有二十八叙法[6]，其中的预叙，我以为就是《左传》中伏笔的别称。

还要提到，宋代王应麟在《玉海》中说，《左传》“或先经以始后经之事，或后经以终前经之义，或依经以辩理，或错经以合异”[7]。这虽是主要论述《左传》与《春秋经》的关系，但倘若从广义之伏笔来看，“先经以始后经之事”也隐约含有伏笔的意味。

二

《左传》对伏笔的运用，虽都是在人或事之前预著一笔，但具体运用伏笔时却多种多样，不拘一格，充分显示了《左传》作者出神入化的文学技巧。

1．以诸侯之间的政治、军事事件为伏笔

① 隐公元年：“郑共叔之乱，公孙滑出奔卫。卫人为之伐郑，取廪延。”[8]故隐公二年：“郑人伐卫，讨公孙滑之乱也。”

② 隐公四年：“宋殇公之即位也，公子冯出奔郑；郑人欲纳之，及卫州吁立，将修先君之怨于郑……于是陈、蔡方睦于卫，故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围其东门，五日而还。”郑人不甘，隐公五年，郑人有了一个复仇机会：“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郑曰：‘请君释憾于宋，敝邑为道。’郑人以王师会之，伐宋，入其郛，以报东门之役。”

③ 文公七年：“秋八月，齐侯、宋公、卫侯、陈侯、郑伯、许男、曹伯会晋赵盾，盟于扈。晋侯立故也。公后至，故不书所会。……”这个迟到招来了文公八年“晋人以扈之盟来讨”。

由上可见，诸侯之间发生的各种小战争，有很多是由相互报复、外交失误导致，其原因繁不胜繁，《左传》采用伏笔，并加以点明，使得“烦而变整”，有利于说明历史。

2．以倒叙为伏笔

① 庄公八年：“初，公孙无知谑于雍廪。”于是庄公九年：“九年春，齐大夫雍廪杀无知。”

② 僖公五年：“初，晋侯使士蒍为二公子筑蒲与屈，不慎，置薪焉。夷吾诉之。公使让之，士蒍稽首而对曰：‘臣闻之：“无丧而戚，忧必雠焉。”无戎而城，雠必保焉。寇雠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废命，不敬；固雠之保，不忠。失忠与敬，何以事君？《诗》云：“怀德惟宁，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将寻师焉，焉用慎？’退而赋曰：‘狐裘龙茸，一国三公，吾谁适从？’”果然，僖公六年“六年春，晋侯使贾华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士蒍多年之前就已经预见到晋国将乱，《左传》用倒叙为伏笔点明晋国局势。

3．以预言为伏笔

① 桓公十七年：“初，郑伯将以高渠弥为卿。昭公恶之，固谏，不听。昭公立，惧其杀己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公子亹。……公子达曰：‘高伯其为戮乎？复恶，已甚矣！’”果如其言，桓公十八年：“秋，齐侯师于首止。子繻会之，高渠弥相。七月戊戌，齐人杀子繻而轘高渠弥。”

② 僖公二十一年：“秋，诸侯会宋公于盂。子鱼曰：‘祸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于是楚执宋公以伐宋。冬，会于薄以释之。子鱼曰：‘祸犹未也，未足以惩君。’”僖公二十二年：“三月，郑伯如楚。夏，宋公伐郑。子鱼曰：‘所谓祸在此矣。’……楚人伐宋以救郑。……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宋襄公由于欲望太重，招致泓之战的败绩，子鱼准确地预言了宋襄公这一祸事的到来。

4．以神鬼、占卜、异象为伏笔

① 僖公三十二年：“冬，晋文公卒。庚辰，将殡于曲沃，出绛，柩有声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将有西师过轶我。击之，必大捷焉。’”果然，鬼魂之命灵验了。僖公三十三年：“夏四月辛巳，败秦师于殽，获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以归。”

② 僖公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晋卜偃曰：‘期年将有大咎，几亡国。’”僖公十五年：“秦伯伐晋。卜徒父筮之曰：‘吉！涉河，侯车败。’诘之，对曰：‘乃大吉也。三败必获晋君！其卦遇《盅》，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馀，获其雄狐。”夫狐《盅》，必其君也。《盅》之贞，风也；其悔，山也。岁云秋矣，我落其实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实落材亡，不败何待？’”晋异象表明有大灾难、秦卜筮战果，都预示晋军将大败。僖公十五年：“三败，及韩。……壬戌，战于韩原。……秦获晋侯以归。”

5．以琐事、小事为伏笔

① 桓公元年：“宋华父督见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华父督对孔父之妻已生歹念，于是，桓公二年：“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杀孔父而取其妻。”

② 桓公三年：“芮伯万之母芮姜恶芮伯之多宠人也，故逐之，出居于魏。”预先交待芮伯居魏，桓公四年：“秋，秦师侵芮，败焉……冬，王师、秦师围魏，执芮伯以归。”

③ 僖公三年：“齐侯与蔡姬乘舟于囿，荡公。公惧，变色；禁之，不可。公怒，归之，未之绝也。蔡人嫁之。”齐侯与蔡姬夫妻间玩笑开大了一些，蔡人让蔡姬改嫁，得罪了齐侯。僖公四年：“四年春，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两国战端，实始于僖公三年“乘舟”之事。

6．以双方言行为伏笔

刘熙载说：“左氏叙战之将胜者，必先有戒惧之意，如韩原秦穆之言，城濮晋文之言，邲楚庄之言皆是也。不胜者反此。观指睹归，故文贵于所以然处著笔。”[9]刘氏之论述，十分精辟，《左传》中大凡大战未始，将获胜的一方总是言语、行动十分小心，努力合于礼仪，体恤百姓。而要失败的一方却骄横跋扈，不听劝谏，四处作恶。这也是《左传》作为史书，警劝后人之处。

三

《左传》对于伏笔的运用，很有特点。首先，运用伏笔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上面已总结了六种伏笔的运用方式，相信还有其它一些形式，由于本人学力所限，尚未发现。其次，《左传》运用伏笔大都不着痕迹。若不是细细查看，前后贯连，就不易看出伏笔。由于《左传》是一部史书，它所记载的事件，人们多会从历史角度，即事件本身存在这一角度来接受，大多将事件之间的关系视为平行的，忽略了事件之间的联系；又因为伏笔往往是与将发生的事毫无相关之处，隐蔽性强，是一条历史发展的内线；加之《左传》作者高超的文学技巧，使得伏笔的运用不着痕迹，鬼斧神功。我想，这大概就是很少有人专门研究《左传》中伏笔的原因吧。再次，《左传》中的伏笔大多是一种先知先觉式的，使人感觉整个历史的发展都有一种内在的秩序和方向。而且伏笔中有很多是鬼神占卜之说，我们不能据此就确定《左传》作者相信鬼神占卜，但不可否认，其中包含了一种宿命论的历史观。至于众多鬼神占卜的出现，我想，一个原因是，古代巫史不分，因而史书中多夹杂有神鬼之事的记载，左丘明在引用古史时难免会引到一些神鬼异事。还有一个原因，是由于后天造成的。左丘明是在占有史实之后，来写《左传》的。冯李骅说《左传》“议论之精，辞令之妙，都经妙手删润，然尚有底本。至叙事全由自己剪裁。”[10]也就是说是记载前人之事，在通晓史实的情况下，加以整理，加之时代的局限，产生一些唯心的观念也情有可原。

四

伏笔的运用，为《左传》增光添彩。首先，体现在文学性上：二百五十多年的历史，纷繁芜杂，千头万绪，极不易把握。伏笔不仅从结构上使得文章前后呼应、浑然一体，而且使文章更隽永，更耐人寻味，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同时，由于伏笔多是较细小的事件，更细腻地刻画了一些人物形象，如卫州吁、秦穆公、晋文公等，增强了《左传》的文学性。而《左传》就其主要方面看，更大的意义在于历史学方面的价值。伏笔的运用，对《左传》史学上的意义也起了很大作用。《左传》不像《春秋经》那样，单是记录历史，它更要说明历史。运用伏笔，使读者清楚事件发生的原委，了解历史发展的原因。《御览》六百十引桓谭《新论》曰：“左氏经之与传，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有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可见，《左传》在说明历史、传达历史上，成就远高于《春秋经》以及《公羊传》、《穀梁传》。这其中，伏笔的运用功不可没。总而言之，《左传》同时在文学和历史学上具有极高的成就，都和运用伏笔有关。伏笔的运用，将《左传》的文学性与史学性紧密结合在一起。

五

《左传》运用伏笔来写史，对后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由于秦代之前的历史典籍，大都失传，《左传》是幸存下来的几种古本之一，对后来写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史记》作者司马迁读过《左传》[11]，并受其影响，在《史记》中也继承了运用伏笔写史的方法。其后的《汉书》、《资治通鉴》等也是如此。《左传》中的伏笔不但在史学上有其深远影响，在文学上也是后世的典范。在写作技巧上，《左传》与小说是相通的，其后许多小说家在技巧上很自然地受它影响。伏笔作为一种写作技巧，自然也会对后世小说产生作用，特别是文言小说。

还要谈到的是，时下流行“戏说”，将很多历史题材弄得少了历史的“味道”，流于媚俗，更有甚者，胡编滥造，歪曲历史，对如何把握娱乐性与历史真实性处理得不好。我想，我们应该多向《左传》学习，它在这方面取得的极大的成功，值得我们研究。对《左传》中伏笔的价值及其在《左传》文学性与史学性两方面的贡献，我们还没有充分的认识。本文还只是一个初步的探索，希望能抛砖引玉，引发大家更深一层研究的兴趣。

注释

[1] 唐·孔颖达《十三经注疏》：“沈氏云：《严氏春秋》引《观周篇》云：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传。”宋人王应麟《玉海》中亦如是。

[2] 清·周中孚《郑堂语书记》卷十：“按《汉志》载，春秋古经十二篇，左氏三十卷，是经与传各自为帙，自元凯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比，各随而解之，名曰经传集解。”

[3] 清·刘熙载《艺概·文概》。

[4]引自《辞海》1989年版第245页。

[5]同[3]。

[6]二十八叙法为：正叙、原叙、顺叙、倒叙、实叙、虚叙、明叙、暗叙、预叙、补叙、类叙、串叙、摊叙、簇叙、对叙、错叙、插叙、带叙、拾叙、陪叙、零叙、复叙、间议夹叙、连经驾叙、述言代叙、趁文滚叙、凌空提叙、断案结叙。

[7] 宋·王应麟《玉海》卷四十“《艺文志》云：‘左丘明，鲁史也。’是言丘明为传，以其姓左，故号为左氏传也，或先经以始后经之事，或后经以终前经之义，或依经以辩理，或错经以合异。”

[8]引自《十三经注疏》。《左传》原文均引自此书。

[9]同[3]。

[10]冯李骅《读〈左〉卮言》。

[11]《史记·吴太伯世家》：“余读春秋古文……”。

篇3

关键词：《诗经·击鼓》；春秋时期；卫国；联姻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4）02-0147-05

在《诗经》中，《击鼓》为《邶风》第六首。这首诗的创作背景，《毛序》称：“《击鼓》，怨州吁也。卫州吁用兵暴乱，使公孙文仲将而平陈与宋，国人怨其勇而无礼也。”郑笺、孔疏、三家《诗》等均持相同观点。①这样，《击鼓》被长期定义为一首战争诗，诗本事或是“戍卒思归”，或是“军士厌战”。结合历史资料与诗歌文本分析，笔者认为，《击鼓》创作的时代背景，应是北狄侵卫，卫懿公被杀，宋桓公迎接卫国遗民渡过黄河，立卫戴公于漕邑。诗人乃是卫国公族女子，她随孙子仲远嫁陈国陈宣公，并促使陈国与宋国结盟，免除宋国帮助卫国复兴的后顾之忧。但并没有完全达到目的，该诗为怨恨陈宣公之辞。

一、诗人南行的时代背景与目的

《击鼓》共五章二十句，前两章反映了诗人南行的背景与目的。首章：“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在敲击的鼓声之中积极操练士卒，为了国家的疆土而修筑漕邑的城池，是诗人南行之时看到的卫国情形。“土国城漕”一句，“土”指“启土”，《尚书·武成》：“先王建邦启土。”“土国”指为卫国开疆扩土。“城”为筑城，《大雅·烝民》：“王命仲山甫，城彼东方。”“漕”，清陈奂《毛诗传疏》：“卫都朝歌，漕邑乃在河东。……后狄灭河西之卫，而立戴公于漕，即此邑矣。今河南卫辉府滑县，春秋时卫之漕邑，漕古作曹。”“思须与漕，我心悠悠”（《诗经·泉水》）以及“驱马悠悠，言至于漕”（《诗经·载驰》）中的“漕”，均指这个被卫人修筑的漕邑。

据《左传·湣公二年》记载：“冬，十二月，狄人伐卫。”“及（卫）败，宋桓公逆诸河，宵济。卫之遗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为五千人。立戴公以庐于曹。”又据《十二诸侯年表》，卫戴公元年（前660），“翟伐我。（懿）公好鹤，士不战，灭我国。国怨，惠公乱，灭其后，更立黔牟弟”。《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释文“第四章”：“周惠王立十又七年（前660），赤翟王峁虎起师伐卫，大败卫师于睘，幽侯灭焉。翟遂居卫，卫人乃东涉河，迁于曹，焉立戴公申，公子启方奔齐。”②综上所述，公元前660年的冬十二月，狄（翟）人伐卫，杀掉幽侯（卫懿公）。在宋桓公的帮助下，新立卫戴公，并“庐于曹”。从狄人伐卫至卫戴公新立，都发生在短短的一个月之内。“庐于曹”，杜注：“庐，舍也。曹，卫下邑。戴公名申，立一年卒，而立文公。”正义：“《周礼·秋官》：‘野庐氏掌道路、宿息。’《地官·遗人》云：‘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是庐为舍也。庐于曹者，言随宜寄舍耳。曹邑虽阙，不知其处，当在河东近楚丘也。”③就词义而言，“庐于曹”就是《击鼓》中的“城漕”。漕邑，由于其修筑的时间确定，直接表明了诗人南行时的时代背景：卫国先被狄人所灭，继而又复国。正在修筑漕邑，训练士卒，积极抵御狄人入侵。

《击鼓》二章：“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诗人南行，是跟随着孙子仲的。首章中“我独南行”的“独”，单指孤独，《小雅·正月》：“念我独兮，忧心慇慇。”用在文本中，既表明诗人的真实心情，又表明诗人与孙子仲之间存在着某种距离。孙子仲指公孙师，是宋庄公的孙子，宋庄公子戊的儿子。《左传·文公十八年》：“使公孙师为司城。”杜注：“公孙师，庄公之孙。”又《左传·成公十五年》，孔疏：“公孙师，庄公之孙者，《世本》云：‘庄公生右师戊，戊生司城师也。’”④文公十八年，公孙师任宋国司城，成公十五年，公孙师又任宋国司城。宋桓公御说也是宋庄公的儿子，与右师戊是兄弟，公孙师是其侄子。因为是宋庄公之孙，公孙师便以“公孙”为氏，如郑樵《通志》：“公孙氏，春秋时诸侯之孙，亦以为氏者，曰公孙氏，皆贵族之称。”又根据《周礼》，公孙师是小宗分支家族，可以另立新氏。公孙师所立新氏为“仲”，据《左传·襄公十四年》：“于是齐崔杼、宋华阅、仲江会伐秦。”杜注：“仲江，宋公孙师之子。”仲江以“仲”为氏，应是公孙师立新氏的结果。

在上述意义上，文本中的“孙子仲”，“孙”代表公孙师的公孙身份，“子”系宋公族旧姓，是其血缘的标志符号，“仲”为另立的新氏。用“孙子仲”来称呼公孙师，是春秋时期姓氏合流的产物。需要指出的是，从狄人灭卫的湣公二年（前660），到成公十五年（前576），时间已相隔84年，即便公孙师十分长寿，他和诗人南行之时，还是一个青少年，甚至还只是一个儿童。虽然社会发展水平和人类平均寿命长短有一定关系，但在先秦时期，公孙师长寿也有可能，据《礼记·文王世子》记载：“文王九十七乃终，武王九十三而终。”周文王与周武王都是高寿的，他们远在公孙师的年代之前。

诗人和孙子仲南行的目的就是“平陈与宋”。“平”，讲和。《史记·晋世家》：“齐师败走，晋师追北至齐。顷公献宝器以求平，不听。”“与”，党与，同盟者。《荀子·王霸》：“约结已定，虽睹利败，不欺其与。”可见，诗人南行的目的不仅是与陈国讲和，还要敦促陈国与宋国结盟，目的地应为陈国无疑。诗人是卫国人，孙子仲是宋国公孙，就他们此行的目的而言，诗人显然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

梳理相关文献可知，诗人南行和楚成王与齐桓公争霸有关。据《左传·庄公十五年》：“春，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会于鄄。”齐桓公从这一年开始称霸，但是南方楚国逐渐强大，开始北上与齐争夺与国。例如“楚成王六年（前666），子元伐郑时，齐桓公曾率齐、鲁、宋等诸侯之师救郑。楚成王十年，即楚平定子元之乱后两年，齐桓公又以‘楚伐郑之故，请会于诸侯’（《左传·庄公三十二年》）。楚国因此缘故，从成王十三年（前659）起，连续三年进攻郑国”⑤。卫国地处北方，是齐国的与国，又是宋国的婚姻交好之国。据《左传·湣公二年》：“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齐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强之。生齐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许穆夫人。”宋桓夫人与新立的卫戴公为同生关系，都是卫惠公庶兄昭伯与宣姜的子女。因此，在卫国危亡之际，宋桓公率先驰援。当卫国与宋国，甚至齐国、郑国都在集中力量抵御狄人入侵的时候，不断觊觎北方的楚国理应成为他们心头一块共同的病灶。郑国是齐国的与国，早在楚成王六年已经遭到楚国的入侵，另据《左传·湣公二年》载：“郑人恶高克，使帅师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师溃而归，高克奔陈。”狄人入侵郑国，高克兵败为逃避追责而逃奔陈国，这件事不仅说明当时郑国与陈国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还反映出陈国已经与楚的客观事实。

陈国所以与楚，除慑于楚国强大的军事实力之外，还自恃它与楚国的婚姻交好。据《左传·庄公十四年》：“蔡哀侯为莘故，绳息妫以语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灭息。以息妫归，生堵敖及成王焉。”息妫是陈国公族女子，初嫁息侯，楚国灭掉息国之后，成为楚文王的夫人，生楚成王恽。公元前660年前后，时值楚成王初霸，陈与楚有着“舅甥之国”的关系，应为陈宣公所恃。在齐楚争霸的问题上，陈国之所以能够保持中立，这应当是一个主要原因。可见，诗人“平陈与宋”的工作重点是陈国，一旦卫国与陈国讲和，并促成陈国与宋国结盟，卫、宋共同抵御狄人入侵不仅可得到陈国支持，还可以暂时免除为楚国所乘的后顾之忧。进言之，诗人南行陈国的目的，是使卫国复国行为在齐楚争霸中寻找到平衡点，以获得双方的支持。“不以我归，忧心有忡”，诗人南行而不能返回，为之忧心忡忡。

二、诗人以嫁陈宣公为代价促成“平陈与宋”

《击鼓》三章：“爰居爰处，爰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爰”，介词，通“於”，用如“爰居爰处，爰笑爰语”（《诗经·斯干》）。“爰居爰处”为两个介宾短语，表明诗人已在陈国生活了一段时间。但在这段时间之后，却“丧其马”。正确理解“丧其马”的含义，需要结合春秋时期的婚礼制度。

据《仪礼·士婚礼》，士阶层婚礼有纳采（币）、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和亲迎（逆女）等六个环节，诸侯婚礼也应援例。假设诗人是远嫁陈国，卫国会派遣送女之使，将诗人送至陈国成婚。诗人到了陈国，婚礼还没有完，还有“留车”“三月庙见”“返马”等后继仪礼，由此构成一套完整的婚礼。⑥如《左传·宣公五年》：“秋九月，齐高固来逆女，自为也。故书曰‘逆叔姬’，即自逆也。冬，‘来’，反马也。”齐国大夫高固迎娶叔姬，秋九月，亲迎至鲁国；冬天，又和叔姬一起到鲁国，行“返马”之礼。杜注：“礼，送女留其送马，谦不敢自安，三月庙见，遣使反马。”孔疏：“送女适于夫氏，留其所送之马，谦不敢自安于夫，若被出弃，则将乘之以归，故留之也。至三月庙见，夫妇之情既固，则夫家遣使，反其所留之马，以示与之偕老，不复归也。”⑦又见《礼记·曾子问》，孔子曰：“三月而庙见，称来妇也，择日而祭于祢，成妇之义也。”“来妇”只有在行庙见礼之后，才能正式成为某家之妇。文本中所谓“丧其马”，表明诗人到陈国一段时间之后，陈国并没有如期举行“返马”之礼，给诗人正式的名分。

诗人继续写道：“于以求之？于林之下。”“于以求之”，“于”作介词，表介入动作的方向，可译为“向”。“于林之下”之“于”为介宾短语，用如“我用沉酗于酒，用乱败厥德于下”（《尚书·微子》），可译为“在”。诗人先以设问的句式表明自己心有不甘，又以避忌的曲指道出需要求助的那个人——陈宣公。陈宣公，名杵臼，是陈桓公的第四个儿子，他之前的陈庄公，名林，是陈桓公的第三个儿子。如《陈杞世家》所载：“利公立五月卒，立中弟林，是为庄公。庄公七年卒，少弟杵臼立，是为宣公。”⑧在文本中，诗人以“林”指称陈庄公，以“林之下”暗指陈宣公。这两句诗明确表明，诗人若想完成婚礼，获取正式的名分，只能央求陈宣公。由此看来，这个能左右诗人命运的陈宣公，应是诗人所嫁的对象。诗人嫁给陈宣公是极有可能的，需要探讨的问题有如下三个方面：首先，公元前692年，为陈宣公元年，距其父陈桓公卒年公元前707年已有15年，距湣公二年（前660）有32年。因此，即便是以陈桓公的卒年为陈宣公的生年，湣公二年时的陈宣公至少已是47岁。但在当时，年龄并不存在任何问题；其次，据《陈杞世家》载：“（宣公）二十一年（前672），宣公后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之，乃杀其太子御寇。”湣公二年时的陈宣公至少已有两娶，一为款（陈穆公）的母亲，另一为被杀太子御寇的母亲。但陈宣公仍然可以再娶，同时期的齐桓公就是一个例子：“齐桓公曾娶周天子之女王姬、徐国之女徐嬴和蔡国之女蔡姬为夫人，另外还娶卫、郑、葛、密及宋等国之女为准夫人。”⑨因此，陈宣公再娶诗人的事实是成立的；最后，文本所以使用曲隐的手法指称陈宣公，是为尊者避讳的结果。早在公元前676年，周惠王娶陈宣公女，让诗人顾忌陈宣公更多的，应是其女为周惠王后带来的尊荣，以及其身为夫婿的陈国国君身份，这是遵从社会礼制使然。

《击鼓》第四章：“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契阔”，孙奕《示儿编》云：“契，合也，阔，离也。”这里偏指离散。“说”，这里指卫、陈两国对婚姻的承诺。诗人离开正处危亡之际的父母之邦，与亲族离散而远嫁，就是想通过婚姻成就一个约定。换言之，诗人身为卫国公族女子，被送往陈国“请妻之”（《左传·隐公七年》），是处于危亡之际的卫国，试图通过婚姻与陈国讲和，以此取得陈国的信任与援助。需要指出的是，通过婚姻交好为时人所重。如《国语·鲁语上》：“臧文仲言于庄公曰：‘夫为四邻之援，结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国之艰急是为。’”《左传·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曰：‘昔逮我献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但基于卫国的艰难处境，陈宣公的安享尊荣、高枕无忧，以及错综复杂的齐楚争霸的诸侯局势，诗人的政治婚姻注定是卑屈的，她未必能获得陈宣公的重视，进言之，未必能起到明显改善陈、卫关系的积极作用。作为初为人妇的女子，最先考虑的肯定不是这些，诗人以饱蘸激情的笔触写道：“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两句脍炙人口、极富华彩的诗，表达了诗人希望与陈宣公白头偕老，对美好婚姻生活的无限向往。

三、诗人哀叹自己婚姻的失败

可是，诗人的婚礼一开始就已为诗人婚姻的不幸埋下阴影。依据诸侯婚礼惯例，陈宣公应到卫国逆女（亲迎），例如《左传·庄公十一年》：“冬，齐侯来逆共姬。”《左传·庄公二十四年》：“夏，公如齐逆女。秋，公至自齐。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但我们在文本中并未发现陈宣公逆女的迹象，相关史料中也没有陈宣公逆女的记载。据《仪礼·士昏礼》记载：“若不亲迎，则妇人三月，然后婿见（其父母）。”陈宣公没有亲迎，理应和诗人一起到卫国去，行“反马”之礼，但他仍然没有照例做。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文本有“不我以归，忧心有忡”。诗人的政治婚姻也许注定是失败的，她对自己遭受的冷遇充满了悲情。《击鼓》末章：“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于嗟”，表悲叹。“活”，存在；生存。《老子·七十三章》：“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不我活兮”，代词“我”前置。前两句表达了诗人被陈宣公疏远，而这个事实使她简直活不下去。“洵”，“鲁、韩诗作敻，洵是敻的假借字，久远。《广雅》：‘敻，远也。’这里指别离已久”⑩，《谷梁传·文公四年》：“敻入千乘之国。”“信”，信物，凭证。《史记·刺客列传》：“今行而毋信，则秦未可亲也。”末后两句表明，诗人远离父母之邦，努力成就的婚姻并没能成为陈国与卫国交好的凭信，文本充斥着哀怨与挫败感。

梳理鲁湣公二年（前660）以及次年的诸侯局势，陈、卫虽未交恶，但关系未见明显好转。据《左传·湣公二年》，就在宋桓公“立戴公以庐于曹”之际，又有“许穆夫人赋《载驰》”：“载驰载驱，归唁卫侯。”她忧心如焚，认为“控于大邦”才是挽救卫国危亡的关键所在，她提出借助齐国力量的外交策略。继后的史实是，“齐侯使公子无亏帅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归公乘马，祭服五称，牛羊豕鸡狗皆三百，与门材。归夫人鱼轩，重锦三十两”。卫国联齐取得的成功，表明宋国援卫的作用已经减弱，间接说明“平陈与宋”的外交策略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换一个视角，鲁僖公元年（前659），即次年的秋七月，楚国又攻打郑国。《春秋》：“楚人伐郑。八月，公会齐侯、宋公、郑伯、曹伯、邾人于柽。”杜注：“柽，宋地。陈国陈县西北有柽城。”B11《左传》：“秋，楚人伐郑，郑即齐故也。盟于荦（即柽），谋救郑也。”对于这次以“谋救郑”的齐侯之盟，近在咫尺的陈国并没有参加，这说明楚国军事实力的强盛，以及陈国出于对己方根本利益的考虑，仍还保持中立的姿态，不敢倒向齐国一方。鉴于这个史实，诗人悲剧性的婚姻境况就易于理解了。但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不能讲诗人嫁与陈宣公丝毫没有起到“平陈与宋”的作用。诗人的父母之邦卫国没有参加这次的齐侯之盟，另外，接下来的数年里，楚国仍只将郑国作为征伐的对象，并没有攻打宋国。透过这些史实，诗歌文本表述的卫、陈和宋三国的友好关系显得愈加清晰，这些史实的背后，恐怕都有陈国作为的影子。

四、余论及《诗经·燕燕》

诗人远嫁陈国，是跟随公孙师（孙子仲）一起的。公孙师是宋国右师戊的儿子，宋桓公的亲侄子，前文已详述，当时年纪尚幼。鉴于“平陈与宋”的政治目的，公孙师应是宋国为盟陈主动送交的质子。交换质子行为是当时结盟的通例，例如《谷梁传·隐公八年》：“秋，七月庚午，宋公、齐侯、卫侯盟于瓦屋。外盟不曰，此其曰，何也？诸侯之参盟于是始，故谨而曰之也。诰誓不及五帝，盟诅不及三王，交质子，不及二伯。”诸侯结盟主要由诰誓、盟诅、交质子三个环节组成。事实上，宋国的结盟行为作用也是有限的，其背后的推手应是宋桓夫人，她作为卫戴公的姊妹，曾支使宋桓公驰援卫国，帮助卫国复国。宋国结盟陈国，可在全力援助卫国时免去为陈、楚所乘的后顾之忧。

《燕燕》一诗，为《邶风》第三首，按照《毛序》的观点，《燕燕》与《击鼓》均以卫桓公被杀，戴妫归陈、州吁伐郑为历史背景，只是各自故事独立。以《燕燕》为例，可疑之处明显，如清人崔述《读风偶识》卷二：“余按此篇之文，但有惜别之意，绝无感时悲遇之情。而诗称‘子之于归’者，皆指女子之嫁者言之，未闻有称大归为‘于归’者，恐系卫女嫁于南国而其兄送之之诗，绝不类庄姜、戴妫事也。”B12笔者以为，《燕燕》与《击鼓》创作的历史背景相同，诗歌语境关联，应为同时期的作品，通过对读互证，可以解决这两首诗还存在的一些学术问题。

首先，是两首诗创作的时间问题。《燕燕》诗云：“燕燕，差池其羽。”所谓“燕燕”，指的是玄鸟，如王夫之《诗经稗疏》卷一：“独言燕者，白脰鸟也。叠言燕燕者，鳦也。尔雅分言之甚明。鳦，玄鸟也。”B13玄鸟，即我们通称的燕子，每年仲春二月，作为候鸟的燕子飞返北方。据《礼记·月令》记载：“仲春之月。——是月也，玄鸟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禖。”清人孙希旦注：“玄鸟，鳦也。古以玄鸟至为祠高禖之候。诗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是也。高禖，祈嗣之祭也。高，尊也。禖者，禖神，谓先帝始制为嫁娶之礼者，盖伏羲也。”B14又据班固《白虎通义·嫁娶》：“《夏小正》曰：‘二月，冠子娶妇之时’。”春秋时期，国君通常在燕子归来的那一天以大牢之礼祈嗣高禖，倡导婚姻嫁娶，促使人口繁衍。在民间，仲春二月通常是为男子行成人加冠礼和娶亲的时候。《燕燕》的作者既然以“之子于归，远送于南”的送人远嫁为创作主题，那么以“燕燕”为前三章的起兴绝非偶然。文本蕴藉着一个重要信息，即作者送别的时间或诗歌创作的时间，应在卫戴公元年（前659）仲春二月。《燕燕》创作时间既已确定，可以推出《击鼓》的创作时间，根据“爰居爰处，爰丧其马”的诗歌情境，以及“三月庙见”的婚礼，《击鼓》应创作于同年的五六月间。

其次，是《燕燕》的错简问题。《燕燕》末章六句：“仲氏任只，其心塞渊。终温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勖寡人。”该章曾被认为是错简，例如边家珍《〈邶风·燕燕〉是两诗的误合？》、张剑《关于〈邶风·燕燕〉的错简》等论文，都认为是另一首独立的诗。笔者认为，《击鼓》中作为质子的公孙师（孙子仲）就是《燕燕》中的“仲氏”。“仲氏任只，其心塞渊”中的“任”，担荷；负载。《小雅·黍苗》：“我任我辇，我车我牛。”孔疏：“言仲氏有大德行也，其心诚实而深远也。”郑笺：“任者，以恩相亲信也。”B15“只”，语气词，表感叹。“塞渊”，又见《鄘风·定之方中》：“匪直也人，秉心塞渊，騋牝三千。”指笃厚诚实，见识深远。联系公孙师为宋国盟陈的质子身份，“仲氏任只，其心塞渊”，应是诗人的由衷之辞。至于《孔子诗论》中的《仲氏》，是今本《诗经》的逸诗，与《燕燕》无关。

最后，是《燕燕》的作者问题。“先君之思，以勖寡人”透露出作者的信息，“先君”指前代君主。《庄子·山木》：“鲁侯曰：‘吾学先王之道，修先君之业。’”卫国历史上的卫庄公，曾娶厉妫和戴妫，生有卫桓公，是和陈国婚姻交好的先例。勖，勉励。《书·泰誓中》：“勖哉夫子，罔或无畏。”“寡人”，指地位尊贵的人，未必专指君主。《后汉书·仲长统传》：“寡者，为人上者也；众者，为人下者也。”这里为作者自称，据《礼记·玉藻》：“凡自称：其于敌以下，曰‘寡人’。”“敌”，指身份对等或相当。前文提及的卫惠公庶兄昭伯与宣姜的几个子女，例如齐子、卫戴公、卫文公、宋桓夫人、许穆夫人等，追根溯源，都是卫庄公的后人。作者既然指称卫庄公为先君，以“修先君之好”（《左传·桓公三年》）为辞，劝勉远嫁的女子，《燕燕》的作者应在可选范围之内。前文已提及崔述的观点，他认为“系卫女嫁于南国而其兄送之之诗”，后来亦有学者附和。如果的确如此，其兄不会是卫戴公，据《左传·桓公三年》：“凡公女嫁于敌国，姊妹，则上卿送之，以礼于先君；公子，则下卿送之。于大国，虽公子亦上卿送之。于天子，则诸卿皆行。公不自送。”卫戴公送嫁不符合礼制。又据该诗的女性口吻，许穆夫人作有《载驰》，有创作的能力；另结合《击鼓》历史语境，交好陈国与宋国利益休戚相关，宋桓夫人有创作的动机，因此，《燕燕》的作者应是许穆夫人，或者是宋桓夫人。

注释

①B15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29、123页。

②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中西书局，2011年，第144页。

③④⑦B11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11、769、612、319页。

⑤罗运环：《楚国八百年》，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50页。

⑥高兵：《周代婚姻形态研究》，巴蜀书社，2007年，第135页。

⑧司马迁：《史记》（简体字本），中华书局，1999年，第1313页。

⑨崔明德：《先秦政治婚姻史》，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4页。

⑩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中华书局，1991年，第80页。

B12崔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读风偶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545页。

篇4

关键词：教学重点 文言实词 汉字特点 教学方法

初中的文言文篇目在数量上占教材总篇目近三分之一，因为，只有学生背诵了一定数量的文言文,积累了一定数量的常用文言文实词和虚词,才能借助注释和工具书阅读浅显的文言文；只有在理解字词、句子的基础上加强文言文的诵读,才能培养学生文言文语感,使学生充分感受人文精神和民族精神。

然而，在实际教学中，因为文言文的自身特点，文字材料久远，古今意义差别很大；课文内容脱离时代，学生不易产生兴趣。加之教学方法生硬：片面的解释生字词，疏通文章大意，分析文章结构，结果，教师教得枯燥，学生学得乏味，教学往往事倍功半。因此，要提高文言文教学效果，首先要求教师明确目标，分清重难点，合理安排教学内容，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一、明确重点难点，安排教学内容

文言文教学内容广博：语言形式上有实词、虚词、特殊句式、通假字、词类活用、一词多义和古今异义等等；思想内容上有文章的思想感情、作品主旨和文化意味等等；写作技巧上有修辞、句式及布局谋篇等等。因此，明确重难点尤为重要。

如，《曹刿论战》一文中“十年春，齐师伐我”。一个“伐”字是理解句子的关键，伐，从人从戈，义为征伐，然而征伐有别：“征”是褒义词，常用于上攻下、有道伐无道；“伐”是中性词，多用于诸侯或平级之间的公开宣战，一般师出有名，进军时要有钟鼓，后文中有“公将鼓之”、“一鼓作气”、“齐人三鼓”就是明证。

二、根据汉字特点，落实教学内容

汉字由形、音、义三者构成，从文字体系看，属于表义文字，即，字形同其意义直接关联。所以，掌握常用文言词汇的词义就要充分利用汉字的形体，这既能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又能从根本解决汉字古义问题，同时，由于是从理据上明了汉字意义的来源，所以掌握得更为牢固持久。具体方法如下：

首先，利用字形，理解本义。文献越是久远，其文字的本义使用就越频繁，而本义常是学生理解的难点，而利用字形进行意义分析，往往能化繁为简，事半功倍。如《孟子・鱼我所欲也》一文中“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中的“得兼”，学生很容易记成“兼得”。究其原因，一是断句不当，二是不理解“兼”的含义。

第二，比较部首，明辨词义。如欧阳修《醉翁亭记》一文中“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一句中，“洌”容易被学生写作“冽”，课堂上，教师可进行比较，明确，三点水，是属水字部，意思与水相关，洌，《说文》“水清也。从水,列声。”这里形容美酒如水之清澈。

第三，比较字形，辨别近义词。如《左传・曹刿论战》一文中“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其中，视与望，近观为视，远眺为望。视，从见示声；望，繁体作，上面是“臣”是眼睛,下面是“壬”，像一个人站在土地上远望，到小篆又加“月”字，表望的对象，本义是远望。

第四，学汉字，明文化。汉字与汉文化可以相互论证，前贤做了大量这方面工作，可资借鉴。如《战国策・邹忌讽齐王纳谏》一文中“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一句，其中妻、妾地位迥异：妻，是男子明媒正取的正式配偶，但最初的婚姻却是强婚制，妻，篆书作，字形从女，从屮（头发很长，表示成年），从又（古文手字），意为抓住一成年女子，而强婚又是发生在夜晚，所以，婚字从女从昏。（古文手字）妾，从辛，从女。辛甲骨文字形为古代刑刀,表示有罪，受刑，下面是“女”字，合而表示有罪的女子，本义是女奴，故《春秋传》有“女为人妾,妾不娉也。”

三、依据教学规律，深化巩固教学内容

词汇教学要遵循认知规律，“多种实验证明，学习有意义的词，已理解的词比学无意义的音节、假词和非词要容易得多，而且不易遗忘。意义记忆的作用大于机械记忆。”①文言文词义具有理据性――汉字构形理据，多义词义项关系也有理据性。一词多义是文言文教学的重点和难点，理解记忆才是深入掌握一词多义的有效方法。

如，初中课文里“名”出现的义项有“命名”（名之者谁）、“名字”（则题名其上）、“说出”（不能名其一处）、“出名、著名”（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显然，这些义项密切相关，名，从夕从口，《说文》“自命也”。本是在夜晚便于指称不同的人而起的名称，义即命名；有命名则出现名称、名字；名字是用来称呼的，故有“说出”之意；名字众所周知则是“著名”。

总之，初中文言文教学要达到《标准》，要以文字，特别是实词为核心，根据汉字形义关系、义项关系的理据性实施字词教学；通过诵读一定的文言文篇目，积累常用词，从而切实提高学生的文言文阅读鉴赏能力。

篇5

关键词：文言文；学习兴趣；提高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做一件事，如果没有兴趣，就很难做好。有了兴趣，就能热情投入，开动脑筋，挖掘潜能，发挥想象，促使自己努力把事情做好。如何提高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兴趣，改变当前不容乐观的教学现状，笔者通过阅读一些关于文言文教学的研究文章及自己的教学实践，认为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一、让学生明确学习文言文的目的及重要性

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的行动是受本人目的调节支配的。目的正确，行动起来就比较自觉，行动中克服困难的毅力也就比较坚强。因此，要学好文言文，首先必须树立正确的目标。可以说，没有目的的学习势必缺少动力，直接影响学习的效率。文言文是中国数千年来形成的典雅而简洁的书面语言，我们不否认其中有些糟粕，但是那些经过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大浪淘沙流传下来的作品，一般都是文言文的精华。因此，学习文言文，有利于了解和学习我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学习文言文，有利于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陶冶情操；学习文言文，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思想认识，有助于加强其个人道德修养，增强社会责任感，有助于塑造理想的人格。所以，学生理解了学习文言文不仅是为了考试、分数，自己将来的成长、成材，对继承和弘扬民族文化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那么他们就会有动力学习文言文。

二、拉近学生与文言文的时空距离

兴趣是人的认识的情绪表现，在学习活动中作用是巨大的。一位著名的心理学家曾说：“任何人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经过十年的训练，都可以成为天才。”所以，我们在进行文言文教学时，千万不能只是“满堂灌”，要采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活跃课堂气氛，进行师生互动，充分调动学生的兴趣。比如：教师可以利用讲故事的方式，拉近学生与文章的时空距离，激发他们学习文言文的兴趣；也可以放手让学生在预习的基础上，进行分角色表演，既给了学生一个展示自己才华的舞台，同时也有助于学生更深入的去理解课文；现实生活中的很多成语就出自我们中学的文言文教材，教师可以在课堂教学时利用成语导入新课。这一系列的举措，都能提高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兴趣。

所以，要在文言文的教学中提高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兴趣，就必须拉近学生与文言文的时空距离。

三、让学生在熟悉文言文内容的同时，加强对文言文的诵读，夯实文言基础

大家都知道，语言不是静寂的，只有在朗朗的读书声中才可以还语言以生命的活力及张力。诵读法也是最重要、最有效的学习方法。古人云：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学习文言文，诵读是根本，诵读可以熟悉课文内容，可以积累文言基础知识。青少年时期记忆力最佳，经常诵读对提高学生的文言文理解感悟能力很有帮助。经常诵读，学生学习文言文的能力就会大大提高，学生就有可能领会作者的思想情感，感受语言的美，自然就会有兴趣去学习。所以，我们要加强文言文诵读。只有在诵读中，学生才有可能与作者心灵相通，才可能体会到文言文的独特韵味，进而提高学习文言文的兴趣。

四、教给学生正确的学习方法，扫除学生学习文言文的障碍

叶圣陶先生说过：“教是为了不教。”古人说：“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因此，在文言文的教学中，我们每个语文老师都要认认真真地教给学生正确的方法，让学生在成功中保持旺盛的学习兴趣。

比如，在翻译时，古汉语一般都是单音节词，而我们现代汉语一般都是双音节词，这时我们可让学生用“增补法”或“替换法”来解决问题。这里有一个例子：“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这里的“测”“惧”“伏”都是单音节词，我们可以用双音节词“推测”“惧怕”“埋伏”来替换。还有一例：“十年春，齐师伐我”，这里的“师”“伐”两字现在虽然还在使用，但在古汉语中，可以根据句义把它们翻译成“军队”“攻打”。在词法上，还要让学生注意一些经常遇到的文言现象。在实词方面，就有一词多义、古今异义、词类活用等等，我们在教学中要进行综合、比较、归类、整理，进行新旧知识的联系，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使学生能举一反三；在句法上，句式的把握和梳理同样重要。如果学生掌握了这些方法，他们就会感觉学习文言文容易多了，那么，学习的兴趣自然也就保持住了。

总之，广大语文教师一定要根据学生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千方百计、想方设法提高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兴趣，减轻学习文言的畏难心理，使枯燥的文言文灵动起来，让学生的兴趣盎然起来，变“要我学”为“我要学”。这样一来就可以改变中学文言文的教学不容乐观的尴尬局面，发展学生的文言文阅读能力，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

参考文献：

篇6

[关键词]王?运；以礼自治；通经致用

后，社会、人心均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王?运与晚清许多学人一样对此深表关切。面对晚清社会萎靡重利，人心陷溺的现象，他期求医治之道。但作为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士人，他对西学有一种抵触心怀，这决定他只能从古代的圣经贤传中寻求启发。所以他致力于研治经学，五经之中，他独崇《春秋》，指出“致用当通《春秋》”，认为《春秋》旨在拨乱，可以作为乱世的致用大法。他在《春秋例表，围取人灭例表》序中说：《春秋》所以拨乱，将使诸侯各守其封地而不相侵陵。强凌弱，众暴寡，则君子耻之，天下不得相灭亡而太平治见矣。然无他道，在自治以正，反求诸己。故抑负固，贵死位，贱苟免，绝贪利，义相反而各得道，并行而不悖，虽亡国杀君相随续，而圣人之治之也，雍乎游之于礼乐之林，皆愧畏悔悟，各正性命，不怨天，不尤人，确然其有以自乐也。盛哉乎!非尧舜之世，其孰能若此乎!然其忧深而思精，例繁而义隐，传者慎之，发挥旁通，词详旨闳……王?运强调《春秋》拨乱，认为《春秋》王鲁，为孔子的王心所加，鲁国处在各国礼衰乐崩的时代，虽然外在形式恶劣，但是鲁国从自己本身做起，最终“抑负固，贵死位，贱苟免，绝贪利”，达到太平治的境界。王氏指出拨乱功成是一个臻于礼兴乐盛的境界，而要达到太平盛世，就要先“自治以正，反求诸己”，其最根本则离不开礼的作用与功效。

“礼”的内容十分宽泛，从国家典章制度到个人行为举止修养，无所不包。“礼”包括《周礼》、《仪礼》和《礼记》，即通常所说的“三礼”。《三礼》是古代礼乐文化的理论形态，对礼法、礼义作了最权威的记载和解释，对历代礼制影响最为深远，成为儒家学说的主要内容之一。孔子将“礼”的精神实质发扬光大，指出：“人而不仁，如礼何?”说明礼是人心的呈现，是一种内心的自觉作用，孔子又说：“礼之用，和为贵”。“和”就是和谐，礼最根本切要的目的，是要使人与社会、自然之间维持一种高度和谐的状态。“礼”又是理性的辨别，凡事经过理性辨别，应行而行之，便是“合理”。所以，《礼记》说：“礼也者，理也。”又说：“礼也者，天地之序也。”《左传》鲁隐公十一年记载君子评论郑庄公的一句话：“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古人认为，礼不但可以治理国家，安定社稷，并可以提供生活的秩序以及为后代子孙的幸福奠下基础。可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礼”是小至个人修养，大至经国治世都不可或缺的。

“礼”既然是中国的传统社会的规范和准则，作为在礼制熏陶下成长和生活的王?运，自然也很重视礼。但他并不是要复古礼而是期盼在经典中寻觅出似“礼”一样的救世良方。在晚清经学阵营中，王闾运重《春秋》，宗《公羊》，无疑是今文学派之一员，但是他又汉宋兼采，不拘古今，超越经学古今流派之藩篱，对古文学经典《周官》(《周礼》)进行疏释和发挥，撰写了《周官笺》。他认为《周礼》一书含有丰富的治国思想，并将《周官》概括为“六典”、“八法”、“八则”、“八柄”、“八统”、“九职”、“九赋”、“九式”、“九贡”、“九两”等十大法则，对地官、春官、夏官、秋官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详密严谨，宏纤毕贯，对于启导后世的治国理念，有着深远的影响。王?运提出了“《春秋》者，礼也；礼者，例也”的命题，并为此付出几十年的努力，孜孜不倦地撰写、修改《春秋例表》，用简单明了的书写方式来表达“《春秋》者，礼也”的作用与意义。

王?运认为礼的内涵是经学的根本，诸经所言皆是礼。他在《论习礼》中说：“治经必先知礼，经所言皆礼制。唯讲礼倍难于古，故自汉以来，唯重《礼》学，《官》例是典制本原，《礼记》推其宜变。诸经所言，有明见三《礼》者，引而释之；有不见三《礼》者，旁推以通之。余所著八笺，略发其例矣。”王闾运指出，群经所要表达的，都是礼制，并说明了自己为经学作笺注的原则：若是三礼中已有具体的内容，他就用三礼中的内容来解释经文的意义；若是群经的内容没有三礼具体谈到的礼制，他就用旁推的方式以求了解经文所要表达的礼制，并自称对经学所作的笺注都是为了发明礼制的条例，可见他认为经学的精神都是礼。

王闾运没有脱却古代礼制思想的藩篱，最具体的表现是，他把宋襄公和宋共(伯)姬两位泥礼的古人作为崇拜和效法的偶像，他说：“春秋受命者文王，而中兴者伯姬，拨乱者宋襄，而成之者孔子。”认为这两个人是中兴与拨乱精神的代表，完美的礼义道德在他们身上有所体现。例如，僖公二十二年(冬)十一月的经文记载了宋襄公与楚国约定在泓水的上边打仗，宋襄公坚持行军礼而与之战，所谓“临大事而不忘大礼”。结果宋兵大败，传文不以成败论，而称赞宋国在面临大事时仍然坚守礼节，不乘机攻击不摆好阵势的军队，即使是文王的战争也不过如此。王闾运也认为，“襄公一守礼而国以振，故?此以为开国王。”宋襄公的行为虽然战败，但其最终能以礼服人，使国家振兴。经文体现的本是宋襄公的迂腐行为，但却被王闾运奉为用礼的典范。类似的例子在王氏经学著作中多有论及，王闾运认为在人心陷溺的乱世，唯有礼义足以化人，拨乱反正。由此可见，援经说政是王?运经学的核心与灵魂。

王?运援经说政的重要表现之一是他在诠释经典的过程中，引出了“经学以自治，史学以应世”的主张。“自治”的观念来自于春秋公羊家所谓的“自正”，即强调先从自己做起，而后可以反正。在《公羊传》与何休的《解诂》中对此均有诠释。例如

《春秋》经曰：“隐公六月，壬戌，公败宋师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公羊传》曰：取邑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甚之也。内大恶讳，此其言甚之何?《春秋》录内而略外，於外大恶书，小恶不书，於内大恶讳，小恶书。解诂曰：“於内大恶讳，於外大恶书者，明王者起当先自正，内无大恶，然后乃可治诸夏大恶，……内小恶书，外小恶不书者，内有小恶，?可治诸夏大恶，未可治诸夏小恶，明当先自正，然后正人”。

经文指出隐公十年六月壬戌这一天，鲁国在营这个地方打败宋国；辛未这天，取郜这个地方；辛巳又占据了防这个地方。根据《春秋》义例，取邑是不书日的，这里为什么书日?传文解释说这是因为一个月内连取了两次，说明鲁国好战，非常过分。国内的大恶，《春秋》都是避讳的，这次为何记载鲁国好战?因为对外国的大恶书写，小恶不书写；对于国内的大恶就避讳，小恶才书写，故没有隐讳。这表明治国在于“自治”，《春秋》之所以对鲁国的事详细记载，国外的事则记载得很简略，意即在此。

王?运把“自治”作为整部《春秋》的重点，他说：“《春秋》先自治，拨乱而反正”，又说孔子“作《春秋》……言但自治，设条教也。”并且他在授课时对学生大发议论说“恒见己之不足，岂计人之顺逆，……治经致用，莫切《春秋》”，提醒学生学《春秋》不在经言奥义，而在致用，小至个人修身，大至治国平天下，都务求“自治”。关于他以自治言个人修养者，在他的《论语训》中更是作了发挥：

(1)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先进)

训曰：门以喻道也。言游宦徒劳，教授有益也。从者，子路、子贡、颜渊皆异才尔。时犹未及门，在陈思归，裁其成章，乃皆升堂入室。若终身求仕，不暇讲论，故乱世以自治为贵矣。

朱熹曾对这段话进行解释：孔子尝厄于陈蔡之间，弟子多从之者，此时皆不在门。故孔子思之，盖不忘其相从于患难之中也。”王闾运则不从朱说，他将“门”解释为“道”，认为跟从孔子的子路、子贡、颜渊都是秀异俊材，不过当初都未能真正体会孔子的思想。及至困厄于陈蔡之间时，不能向外求仕进，故能专务于学问，会心于孔子的大道。王氏以为如果终身只知向外求取仕进，那么难以专心修养自己，反之，要使自己的涵养有所精进，必须以自治为重。如何才能自治呢?首先，王氏认为是言以律己，专力于自己所当为，心无所愧，内省不疚，这就是自治的修养功夫。例如：

(2)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颜渊)

训曰：君子但自治。

其次，王氏认为为学必须为己，而不是为人。例如：

(3)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宪问)

训曰：自治不暇，未能及世事也。

由上可见王闾运的“自治”，对个人修养而言，包括了德行与学识两方面的增进。但王?运最重视的是国家社会，在他看来，《春秋》的自治理念，虽为古代圣人所立，但对于当今治国治乱仍有启迪的意义。所以，王氏认为要自治必须自正，从《春秋》所记古人以白正而作为防夷之道达至使国家自治。王氏之经典诠释中彰明此义仍如上述一样，意在启迪人们效法之。例如，

(4)《春秋》经曰：(庄公三十年，冬)，齐人伐山戎。

《公羊传》曰：此齐侯也，其称人何?贬。曷为贬?子司马子曰：“盖以操之为已蹙矣。”此盖战也，何以不言战?《春秋》敌者言战，桓公之与戎狄，驱之尔。

王氏笺曰：桓方尽取纪邑，又欲威鲁，贪功名而迫戎，忧其不敌，又不与戎敌，桓故使若驱之于山。示伯者，先自治之道，之尔云者，言但可驱不可战也。

经文记载鲁庄公三十年冬，齐国人讨伐山戎。这里的齐国人是指齐桓公，为什么称人而不书齐侯?《公羊传》认为这是对齐桓公的贬斥。为什么要贬斥齐桓公呢?《公羊传》认为齐桓公讨伐山戎的士兵操之过急，杀伤过多。这是双方交战，《春秋》为何不书战呢?《公羊传》认为只有当作战双方势均力敌，《春秋》才书战，齐桓公伐山戎，双方力量并不相当，只是齐桓公驱赶山戎罢了。王闾运则认为，齐桓公刚刚夺取了纪国的城邑(庄公二十九年秋七月，齐人降鄣)，又想以伐山戎来威胁鲁国，这是为了贪图功名而逼迫山戎。但齐桓公又考虑到自己势力不如山戎，故意不与之作战，《春秋》不书战好象是驱赶山戎。这表明要成就霸业者，必先以自治为道，使自己强大了，才能对外言战。所以，这样的情况只能叫驱赶而不叫战。显然，王闾运认为对外作战，必须先治理好自己国家的内政，做到有充分之把握。这样既是打败敌方的原则，又是防备外患的有力武器。

(5)《春秋》经曰：(僖公二十一年)秋，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会于霍，执宋公以伐宋。

《公羊传》曰：孰执之?楚子执之。曷为不言楚子执之?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也。

王氏笺曰：起宋公当自治，故使若我执之而我释之。不使楚无故而执中国君，明凡夷狄之患不在夷狄，楚之祸由内召之。

经文没有书写是什么人执宋襄公。《公羊传》认为这是楚国的国君所为。为什么是楚国的国君所为就不书写呢?因为不赞成夷狄的人逮捕中国人。王?运认为，《春秋》此处书“执”意为鲁国执宋襄公。虽然历史上实际拘执宋襄公的人是楚国国君，但是《春秋》不讲，故意说成是鲁国执宋君，这是要揭示夷狄不会无缘无故的来拘执中国之君，是诸夏的国家自己内乱不自正，才会招致楚国之祸。所以诸夏的国家若遭到夷狄之患，其治理的重点不是在于夷狄的侵犯，而是诸夏本身出了问题，首先治理的应该是内部事务，自己内务修明，夷狄自然不会来犯。

同时，王闾运认为民族之间的和睦相处，相安无事，只靠自己一方“自治”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夷狄之国亦应努力进步，而夷狄的进步主要靠诸夏之国对之进行“化导”来实现。

王氏以上对经义的解说似乎是厘正历史，其实也是援经说政，要抗御外侮，一是要内务修明，二是要“化导”夷狄。如果以此与当时清王朝受外敌入侵相对勘，王氏的真实用意不揭自明了。

(6)《春秋》经曰：隐公二年，九月，纪履蝓来逆女。

《公羊传》曰：纪履?者何?纪大夫也。何以不称使。婚礼不称主人。然则曷称?称诸父兄师友。宋公使公孙寿来纳币，则其称主人何?辞穷也。辞穷者何?无母也。然则纪有母乎?曰有。有则何以不称母?母不通也。外逆女不书，此何以书?讥。何讥尔?讥始不亲迎也。始不亲迎?P于此乎?前此矣。前此则曷为始乎此?托始焉尔。曷为托始焉尔。《春秋》之始也。女曷为或称女，或称妇，或称夫人?女在其国称女，在涂称妇，人国称夫人。

王氏笺曰：将以礼治人，不可苟从也，……宜先自治以治人，唯春秋谨之焉。

王闾运指出，《春秋》要以礼治人，必须要先自治，一国之君要先自治，才能为万民所主，才能教化民众。《春秋》经文书此条之意即在此。纪国大夫履?来鲁国为其国君迎接鲁女，按照《仪礼·士昏礼》婚姻“六礼”之“亲迎”礼，应该新郎亲至女家迎娶新娘，即使国君也不应该不遵从此礼。而纪国派大夫来迎接，是非礼也。《春秋》本来是“外逆女不书”的，这里明显是对纪国君不亲迎非礼的讥刺。王?运的诠释很显然意在说明治世在于“自正”。又如，

(7)《春秋》经曰：庄公十三年，冬，公会齐侯盟于柯。

《公羊传》曰：何以不曰·易也。其易奈何。桓之盟不日，其会不致，信之也。其不日何以始乎此，庄公将会乎桓，曹子进曰：“君之意何如?”“诺!”于是会乎桓。庄公升坛，曹子手剑而从之。管子进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坏压境，君不图与?”管子曰：“然则君将何求?”曹子曰：“愿请汶阳之田。”管子顾曰：“君许诺!”桓公曰：“诺!”曹子请盟。桓公下与之盟。已盟，曹子挥剑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雠，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

笺曰：以信与桓，以恶责庄，亦所以自治。

鲁庄公十三年冬会见了齐桓公，鲁庄公与他的大臣曹子在会见要挟齐桓公归还土地，齐桓公很爽快的答应了。按照当时的惯例，要挟之下的结盟是可以违背的，而齐桓公并未背约、也未记恨于鲁之曹子，而是与鲁国结盟了。《公羊传》认为，鲁国的这次外交活动较为顺利地化解了纠纷，不书日，是称赞齐桓公守信于天下。王闾运指出《春秋》是以这次讲求信用的外交事件为契机，要求鲁国必须严格律己，讲求信用，然后取信于天下，故《春秋》称赞齐桓公、反而讥贬鲁庄公，这也是对内要鲁国严格要求自己，以此说明“自治”之义。

篇7

[关键词]孔子；《春秋》；政治理想；“大一统”

一、《春秋》蕴含的春秋大义

《春秋》是孔子修订的鲁国编年体史书，书中用于记事的语言极为简练，后世学者认为几乎每个字句都暗含褒贬之意，被称为“春秋笔法”。其实后人对“春秋大义”的阐发是有根据可循的。早在孔子之前，史官的工作就是依附于现实政治的。如许兆昌所说“周代史官从事记事编史的工作，绝不是为了保存历史资料以供学术研究，而主要是为了发挥这一行为的政治功效。”（1）因此可见，当时的史官记事编史，完全是一种政治行为。孔子作为那个时代的人，其行为活动也自然会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在修订《春秋》的过程中，必然会夹杂对当时政治的情感态度。

孟子是最早阐述孔子的“春秋大义”的，《孟子・滕文公下》载：“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由于孔子出生在礼乐制度完备的鲁国，从小在这样的环境里求学，耳濡目染，所以他的思想偏于守旧。然而孔子所处的时代是春秋末年，是一个社会大动荡的混乱时期，这是他不能容忍的。孔子的政治理想社会就是西周的“礼乐文化”，他赞美周礼，信从周礼，在《论语・八佾》中记载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是他一生奔走呼号要达到的政治目标，就是恢复周礼，实现“礼治”。

在《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记载的孔子之言：“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深切著明也。”（2）《论语》：“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从这两句话可以推出孔子有复兴西周盛世之志，并把自己的志向寓于《春秋》，在文中表达对历史的认识和批判。

二、孔子的“大一统”思想

早在西周时期，“一统”的观念已初步形成。（3）如《诗经》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还有在《礼记・曾子问》中：“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在这两部儒家经典中都集中体现了“天下一统”的观念。在“大一统”思想中，“大”是作为动词，表“推尊”、“推崇”之义；一统是指政治上的统一，在西周时期是指天下诸侯皆统系于周天子。

但是自从周平王东迁后，王室越来越衰落，诸侯越来越强，尊卑无序，赏罚无凭。孔子心中的理想帝王应握有一统天下的权威，即所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然而从鲁国的视角来看，周平王经历了鲁孝公和鲁惠公两代也没能成就中兴之治，到鲁隐公的时候终于辞世，这一来周王室再无复兴之望。孔子只能把他的“大一统”思想寄托于《春秋》之中了，“大一统”思想也成为《春秋》的核心思想。

在孔子编撰《春秋》的方法上就可以看出其“大一统”思想，《春秋》本来是鲁国史书，但是孔子修订的《春秋》不仅记载鲁国的历史，也记载周王和其他诸侯国的历史。钱穆先生说它是“一部诸夏的国际史，亦可称为乃是那时的一部天下史或称世界史”。所以说孔子是用天下一家的大一统观点来修订《春秋》的。

三、从《春秋》经推断“大一统”思想

（一）研究方法

要研究孔子的“大一统”思想，就必须从《春秋》经入手，从孔子在文辞运用中所表达的思想倾向来分析出他的主张和理想。但是由于《春秋》记事过于简约，离开了论本事的传就不能使读者了解它的意义；北宋的王安石讥讽《春秋》为“断烂朝报”，曾巩也称其为“散绝残脱”。（4）而今人周予同也认为“《春秋》“一经，缺文缺义，殊不易研究。”那么我们研究《春秋》经就必须借助注释《春秋》的“三传”，即《公羊传》、《毂粱传》和《左传》。

其中《公羊传》、《毂粱传》是阐释《春秋》义理的，它们对《春秋》的文本常常进行一字一句地解说，它们的任务就是发挥经义。而《左传》则注重史事的记载，成书要比《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要早，大概在战国的中前期。由此可见，《左传》的的史料价值更高，可信度也更高，它补充了大量《春秋》没有记载或记载不详的史料。从这样的分析来看，对于“三传”的引用应以《左传》的史实为主要依据，并与《春秋》进行对比；同时兼采《公羊传》、《毂粱传》的大义。

（二）从《春秋》分析

1、从纪年说起

《春秋・隐公元年》开篇记载：“元年，春，王正月”。（5）因为《春秋》是记载鲁国的编年体史书，按年、月、日编排史实，因此其中的“元年”就是鲁隐公元年，即公元前722年；而“春”为四季之始，是西周编年体史书记载的开断。但是应当引起注意的是在鲁国纪年后面又加了一个“王正月”的纪年，从这里可以推断春秋时期虽然周王室衰微，已经名存实亡，一些大的诸侯国藐视周王权威，如楚国甚至都称“王”了，但是鲁国还是奉行周王的历法。历法在古代中国既是一个生活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王正月”表示尊崇周王的历法，奉周王为正朔，承认周王室对天下的统治地位。这里的“王”应该是指周文王，周文王一向被认为是周人当中第一位接受天命委任的王，即“始受命王”，后来世世代代继任的周天子都谨守周文王当初定立的法度，施行周文王的正朔。（6）孔子在《春秋》中用周王的纪年是不符合当时的政治状况的，但是孔子这么做了，说明孔子把“大一统”的政治理想首先暗含在《春秋》的纪年上。《春秋》中同样的记载还有《桓公四年》：“春，王二月”。（7）在《春秋》一文中，这样的纪年是非常普遍的。

2、《春秋》之“不书”

从《春秋》和《左传》两部编年体史学的详细比较，就可以发现《春秋》中很多史料是没有记载上去的，这也就是说《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国史书编辑删定了很多内容，从孔子删定的这些内容可以体现孔子的微言大义，这种史学表现手法被后世称为“不书”。

《春秋・隐公元年》记载“三月，公及邾仪公盟于蔑”（8）接下来就是“夏五月，段于鄢”。对比《左传》就可以发现，《左传》在“三月”和“夏五月”之间还记载了四月份发生的一个重要事件，即“夏，四月，费伯帅师城郎。不书，非公命也。”费伯是鲁国大夫，费是鲁国的城邑，鲁国首封者伯禽曾在此誓师，后来成为费伯的采邑。（9）《左传》的记载是说夏四月费伯率领军队去修筑郎地的城墙，《春秋》之所以不记载，是因为这件事并不是奉鲁隐公的命令而行的。孔子之所以把在《春秋》中删掉这段史料，是认为鲁国大夫的这一行为是不符合礼制的。在周礼中，下级对上级是要服从的，费伯作为鲁国大夫，其修筑郎地应该上报给上层统治者――鲁隐公，但是他却没有按周礼行事，擅自修城墙。孔子企图用周天子作为统一的象征，来实现“大一统”的政治理想，而“大一统”最看重的是上级统治者，特别是周王的至高无上的权威。

3、从“为尊者讳”分析

从《春秋》中孔子在描述同一事件时选择不同的字词，以此来表达自己对事件的褒贬态度，进而引申出对人物的褒贬态度，从这可以发现孔子在编撰删定《春秋》时所采取的原则和态度，即“为尊者讳”。

首先从对死者的称呼上来分析。在《春秋・隐公三年》中记载：“三月庚戌，天王崩。”（10）对于周王的死，孔子用“崩”字来描述；在《春秋・隐公十一年》记载：“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11）鲁隐公作为诸侯，孔子记载其死用“薨”；尤其引起注意的是这一段史料，《春秋・隐公七年》：“滕侯卒”。（12）孔子在记载藤侯死的时候，没有注明死的月份，这与对周王和鲁公死的描述不一致；让人更为惊奇的是，滕国也是西周分封的诸侯国，滕侯的死应该也是用“薨”，但是孔子却用了“卒”；而“卒”是给卿大夫死的用词，如在《隐公八年》记载：“冬十有二月，无骇卒”。（13）据《左传》记载，无骇是鲁国的卿大夫，孔子在对其死的描述是用“卒”，而且还注明了详细的月份。孔子在描述滕侯之死时，无疑是在无形中给他降级了。《左传》补充了史料：“七年春，滕侯卒，不书名，未同盟也。”（14）而在《毂粱传》中则记载的更为详细：“滕侯无名，少曰世子，长曰君，狄道也。”（15）从《左传》、《毂粱传》的记载可以推知滕侯未用中原之礼，即周公制定的周礼，而用狄道，狄道是指当时北方少数民族的习俗。韩愈云：“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16）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对于文化的重视，“大一统”包含思想文化上的统一，滕侯没有用周礼，就是违背了孔子心中“大一统”，因此也就可以知道孔子在《春秋》中隐晦地贬低滕侯的原因了。

其次是从记载征战所用的不同措词来分析。在《春秋・庄公十年》中：“二月，公侵宋。”（17）孔子在记载鲁庄公进攻宋国这件事用“侵”字来形容，这是为什么呢？从《左传》的补充我们可以得知。在“公侵宋”之前鲁庄公已经与齐国结下了很深的怨仇，通过“曹刿论战”，在“庄公十年春，王正月，公败齐师于长勺”，击败了齐国；这时又去侵犯宋国，结果是给自己树立了更多的敌人。孔子对于破坏“大一统”的战争感到厌恶，况且鲁国还“师出无名”，违反了周礼的规定，因此孔子用“侵”来描述庄公的这次战争行为。然而在庄公的另一场战争中记载《春秋・庄公三十年》：“齐人伐山戎。”（18）《左传》补充了这段史料：“冬，（鲁庄公和齐桓公）遇于鲁济，谋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同样是鲁庄公发动的战争，孔子却用“伐”字来评论这次军事行动。这是因为山戎在燕国北部，在古代属于夷狄；山戎威胁了燕国，因此鲁国联合齐国攻打山戎。这在孔子看来是维护华夏“大一统”的，是正义的行为，因此用了“伐”字表示支持。

最后从杀人行为所用的不同字词来分析。在《春秋・隐公四年》记载：“戊申，卫州吁，弑其君完。”（19）从《左传》补充的史料来看，州吁是卫国的大夫，他杀害了卫国的国君卫桓公；然后自立为卫国国君，即宋殇公。州吁的弑君行为完全是以下乱上，破坏了孔子理想中的“大一统”局面。之后在《春秋・隐公四年》的记载中：“九月，卫人杀州吁于濮。”（20）《左传》补充曰：“州吁未能和其民”。从这可以推断州吁弑君自立，加上其在卫国的统治不得民心，卫人把他杀了，这里用“杀”字是表明了孔子对卫人杀君这一行为是支持的，还是因为州吁破坏了“大一统”，且不能为政以德，违反了西周“德治”的政治原则。

4、西周初年的爵禄制度

周代爵禄制度是西周的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其特点是将血缘关系和政治关系有机地结合起来；更重要的是，周代五等爵制是周代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礼记・王制》记载：“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因此可以看出爵禄制度是周代统治者以礼乐治天下的政治思想的制度体现，是孔子心中“大一统”理想的重要标志。

在春秋初期，楚国国君首先称王，随后吴、越等国的国君也相继称王。然而《春秋・僖公二十一年》记载：“秋，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会于盂，执宋公以伐宋。”（21）也就是尽管楚国等国已经自成为王，但是孔子是不承认的，仍然按照西周最初分封的爵位来称呼各诸侯国国君，从而从爵禄制度上维护周王的最高权威。正如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提到：“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孔子依然试图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在《春秋》一文中只有周王一个“王”存在。

参考书目：

[1]《春秋左传今注今译》，王云五编，商务印书馆，2012年6月

[2]《经传研究》，刘黎明著，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8年5月

[3]《春秋繁露》，董仲舒著，周桂钿译注，中华书局，2011年1月

[4]《春秋毂粱传译注》，刘尚慈著，中华书局，2010年5月

[5]《春秋大义・2・隐公元年》，熊逸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

[6]《史记》，司马迁著，第10册，中华书局，2007年

[7]《朴学与清代社会》，黄爱平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

注释：

（1）《周代史官文化――前轴心期核心文化形态研究》，徐兆昌著，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12页

（2）《史记》，司马迁著，第10册，第3297页，中华书局，2007年

（3）《朴学与清代社会》，黄爱平著，第203页，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

（4）《经传研究》，刘黎明著，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8年5月

（5）《春秋左传今注今译》，王云五编，第2页，商务印书馆，2012年6月

（6）《春秋大义・2・隐公元年》，第64页，熊逸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

（7）《春秋左传今注今译》，王云五编，第17页，商务印书馆，2012年6月

（8）《春秋左传今注今译》，王云五编，第2页，商务印书馆，2012年6月

（9）《春秋大义・2・隐公元年》，第294页，熊逸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

（10）《春秋左传今注今译》，王云五编，第12页，商务印书馆，2012年6月

（11）《春秋左传今注今译》，王云五编，第50页，商务印书馆，2012年6月

（12）《春秋左传今注今译》，王云五编，第31页，商务印书馆，2012年6月

（13）《春秋左传今注今译》，王云五编，第36页，商务印书馆，2012年6月

（14）《春秋左传今注今译》，王云五编，第36页，商务印书馆，2012年6月

（15）《春秋毂粱传译注》，刘尚慈著，第33页，中华书局，2010年5月

（16）《五百家注昌黎文集》，韩愈著，卷一一《原道》，吉林出版集团，2005年5月

（17）《春秋左传今注今译》，王云五编，第124页，商务印书馆，2012年6月

（18）《春秋左传今注今译》，王云五编，第171页，商务印书馆，2012年6月

（19）《春秋左传今注今译》，王云五编，第18页，商务印书馆，2012年6月

篇8

1、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刘备名言

2、子龙一身都是胆也！--刘备对诸葛亮语

3、此时先主威声大震，江南之人尽皆胆裂，日夜号哭。韩当、周泰大惊，急奏吴王，具言糜芳、傅士仁杀了马忠，去归蜀帝，亦被蜀帝杀了。孙权心怯，遂聚文武商议。步骘奏曰：“；蜀主所恨者，乃吕蒙、潘璋、马忠、糜芳、傅士仁也。今此数人皆亡，独有范疆、张达二人，现在东吴。何不擒此二人，并张飞首级，遣使送还，交与荆州，送归夫人，上表求和，再会前情，共图灭魏，则蜀兵自退矣。”权从其言，遂具沉香木匣，盛贮飞首，绑缚范疆、张达，囚于槛车之内，令程秉为使，赍国书，望猇亭而来。

4、吾折长子、爱侄，俱无深痛；独号泣典韦也！--曹操对众将语

5、丈夫处世兮立功名；立功名兮慰平生。慰平生兮吾将醉；吾将醉兮发狂吟！--周瑜唱

6、是日，诸葛诞令吴将朱异在左，文钦在右，见魏阵中人马不整，诞乃大驱士马径进。成倅退走，诞驱兴掩杀，见牛马驴骡，遍满郊野；南兵争取，无心恋战。忽然一声炮响，两路兵杀来：左有石苞，右有州泰，诞大惊，急欲退时，王基、陈骞精兵杀到。诞兵大败。司马昭又引兵接应。诞引败兵奔入寿春，闭门坚守。昭令兵四面围困，并力攻城。

7、袁将军外宽而内忌，不念忠诚。若胜而喜，犹能赦我；今战败则羞，吾不望生矣--田丰对狱吏语

8、各人受了计策，皆依令而去，方召孟优入帐，优再拜于帐下曰：“；家兄孟获，感丞相活命之恩，无可奉献，辄具金珠宝贝若干，权为赏军之资。续后别有进贡天子礼物。”孔明曰：“；汝兄今在何处？”优曰：“；为感丞相天恩，径往银坑山中收拾宝物去了，少时便回来也。”孔明曰：“；汝带多少人来？”优曰：“；不敢多带。只是随行百余人，皆运货物者。”孔明尽教入帐看时，皆是青眼黑面，黄发紫须，耳带金环，鬅头跣足，身长力大之士。孔明就令随席而坐，教诸将劝酒，殷勤相待。

9、纵有埋伏，有何惧哉！--关羽麦城突围时

10、邓艾取了江油，遂接阴平小路诸军，皆到江油取齐，径来攻涪城。部将田续曰：“；我军涉险而来，甚是劳顿，且当休养数日，然后进兵。”艾大怒曰：“；兵贵神速，汝敢乱我军心耶！”喝令左右推出斩之。众将苦告方免。艾自驱兵至涪城。城内官吏军民疑从天降，尽皆投降。

11、吾自出茅庐以来，遍求贤者，欲传授平生之学，恨未得其人。今遇伯约，吾愿足矣诸葛亮对姜维语

12、昔日东吴大事，全任周郎；后鲁子敬代之；子敬亡后，决于吕子明；今子明虽丧，现有陆伯言在荆州。此人名虽儒生，实有雄才，大略，以臣论之，不在周郎之下；前破关公，其谋皆出于伯言。主上若能用之，破蜀必矣。如或有失，臣愿与同罪--阚泽对孙权语

13、壮士功名尚未成，呜呼久不遇阳春！君不见东海者叟辞荆榛，后车遂与文王亲；八百诸侯不期会，白鱼入舟涉孟津；牧野一战血流杵，鹰扬伟烈冠武臣。又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长楫芒砀隆准公；高谈王霸惊人耳，辍洗延坐钦英风；东下齐城七十二，天下无人能继踪。二人功迹尚如此，至今谁肯论英雄？--途经卧龙冈，某人唱

14、追欢作乐笑颜开，不念危亡半点哀。快乐异乡忘故国，方知后主是庸才后世对刘禅的评价

15、恪令安排车仗。方欲出府，有黄犬衔住衣服，嘤嘤作声，如哭之状。恪怒曰：“犬戏我也！”叱左右逐去之，遂乘车出府。行不数步，见车前一道白虹，自地而起，如白练冲天而去。恪甚惊怪，心腹将张约进车前密告曰；“；今日宫中设宴，未知好歹，主公不可轻入。”恪听罢，便令回车。行不到十余步，孙峻、滕胤乘马至车前曰：“；太傅何故便回？”恪曰：“；吾忽然腹痛，不可见天子。”胤曰：“；朝廷为太傅军回，不曾面叙，故特设宴相召，兼议大事。太傅虽感贵恙，还当勉强一行。”恪从其言，遂同孙峻、滕胤入宫，张约亦随入。

16、昔日战长坂，威风犹未减。突阵显英雄，被围施勇敢。鬼哭与神号，天惊并地惨。常山赵子龙，一身都是胆！--后世对赵子龙的评价

17、司马师见毋丘俭军退，聚多官商议。尚书傅嘏曰：“；今俭兵退者，忧吴人袭寿春也。必回项城分兵拒守。将军可令一军取乐嘉城，一军取项城，一军取寿春，则淮南之卒必退矣。兖州刺史邓艾，足智多谋；若领兵径取乐嘉，更以重兵应之，破贼不难也。”师从之，急遣使持檄文，教邓艾起兖州之兵破乐嘉城。师随后引兵到彼会合。

18、、周郎妙计安天下，陪了夫人又折兵！

19、高定即引部将鄂焕并本部兵，杀奔朱褒营来。比及离寨约有十里，山后一彪军到，乃朱褒也。褒见高定军来，慌忙与高定答话。定大骂曰：“；汝如何写书与诸葛丞相处，使反间之计害吾耶？”褒目瞪口呆，不能回答。忽然鄂焕于马后转过，一戟刺朱褒于马下。定厉声而言曰：“；如不顺者皆戮之！”于是众军一齐拜降。定引两部军来见孔明，献朱褒首级于帐下。孔明大笑曰：“；吾故使汝杀此二贼，以表忠心。”遂命高定为益州太守，总摄三郡；令鄂焕为牙将。三路军马已平。

20、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许劭对曹操语

21、昔年救主在当阳，今日飞身向大江。船上吴兵皆胆裂，子龙英勇世无双！--后世对赵子龙的评价

22、孔明在汉中，惜军爱民，励兵讲武，置造攻城渡水之器，聚积粮草，预备战筏，以为后图。细作探知，报入洛阳，魏主曹睿闻知，即召司马懿商议收川之策。懿曰：“；蜀未可攻也。方今天道亢炎，蜀兵必不出；若我军深入其地，彼守其险要，急切难下。”睿曰：“；蜀兵再来入寇，如之奈何？”懿曰：“；臣已算定今番诸葛亮必效韩信暗度陈仓之计。臣举一人往陈仓道口，筑城守御，万无一失：此人身长九尺，猿臂善射，深有谋略。若诸葛亮入寇，此人足可当之。”睿大喜，问曰：“；此何人也？”懿奏曰：“；乃太原人，姓郝，名昭，字伯道，现为杂号将军，镇守河西。”睿从之，加郝昭为镇西将军，命守把陈仓道口，遣使持诏去讫。

23、司马昭入寿春，将诸葛诞老小尽皆枭首，灭其三族。武士将所擒诸葛诞部卒数百人缚至。昭曰：“；汝等降否？”众皆大叫曰：“；愿与诸葛公同死，决不降汝！”昭大怒，叱武士尽缚于城外，逐一问曰：“；降者免死。”并无一人言降。直杀至尽，终无一人降者。昭深加叹息不已，令皆埋之。后人有诗赞曰：“；忠臣矢志不偷生，诸葛公休帐下兵，《薤露》歌声应未断，遗踪直欲继田横！”

24、吾庄后有一桃园，花开正盛；明日当于园中祭告天地，我三人结为兄弟，协力同心，然后可图大事--张飞对玄德、云长语

25、恪令安排车仗。方欲出府，有黄犬衔住衣服，嘤嘤作声，如哭之状。恪怒曰：“；犬戏我也！”叱左右逐去之，遂乘车出府。行不数步，见车前一道白虹，自地而起，如白练冲天而去。恪甚惊怪，心腹将张约进车前密告曰；“；今日宫中设宴，未知好歹，主公不可轻入。”恪听罢，便令回车。行不到十余步，孙峻、滕胤乘马至车前曰：“；太傅何故便回？”恪曰：“；吾忽然腹痛，不可见天子。”胤曰：“；朝廷为太傅军回，不曾面叙，故特设宴相召，兼议大事。太傅虽感贵恙，还当勉强一行。”恪从其言，遂同孙峻、滕胤入宫，张约亦随入。

26、孔明令蛮人哨探孟获消息，回报曰：“；孟获请乌戈国主，引三万藤甲军，现屯于桃花渡口。孟获又在各番聚集蛮兵，并力拒战。”孔明听说，提兵大进，直至桃花渡口。隔岸望见蛮兵，不类人形，甚是丑恶；又问土人，言说即日桃叶正落，水不可饮。孔明退五里下寨，留魏延守寨。

27、治病须分内外科，世间妙艺苦无多。神威罕及惟关将，圣手能医说华佗后世对华佗的评价

28、姜维与夏侯霸商议曰：“；徐质勇甚，当以何策擒之？”霸曰：“；来日诈败，以埋伏之计胜之。”维曰：“；司马昭乃仲达之子，岂不知兵法？若见地势掩映，必不肯追。吾见魏兵累次断吾粮道，今却用此计诱之，可斩徐质矣。”遂唤廖化分付如此如此，又唤张翼分付如此如此：二人领兵去了。一面令军士于路撒下铁蒺藜，寨外多排鹿角，示以久计。

29、东吴先锋朱异，引兵迎敌。两军对圆，魏军中王基出马，朱异来迎。战不三合，朱异败走：唐咨出马，战不三合，亦大败而走。王基驱兵掩杀，吴兵大败，退五十里下寨，报入寿春城中。诸葛诞自引本部锐兵，会合文钦并二子文鸯、文虎，雄兵数万，来敌司马昭。正是：方见吴兵锐气堕。又看魏将劲兵来。

30、自古以来，有兴必有废，有盛必有衰，岂有不亡之国、不败之家乎？汉室相传四百余年，延至陛下，气数已尽，宜早退避，不可迟疑；迟则生变矣--王朗对帝语

31、子龙身故，国家损一栋梁，吾去一臂也！诸葛亮语

32、昨朝沮授军中失，今日田丰狱内亡。河北栋梁皆折断，本初焉不丧家邦！--后世对田丰的评价

33、愿陛下将息龙体！臣等尽施犬马之劳，以报陛下知遇之恩也诸葛亮语

34、孔明正在营中忧闷，忽报：“；东边救兵到了，旗上书：‘魏先锋大将王双’。”孔明问曰：“；谁可迎之？”魏延出曰：“；某愿往。”孔明曰：“；汝乃先锋大将，未可轻出。”又问：“；谁敢迎之？”裨将谢雄应声而出。孔明与三千军去了。孔明又问曰：“；谁敢再去？”裨将龚起应声要去。孔明亦与三千兵去了。孔明恐城内郝昭引兵冲出，乃把人马退二十里下寨。

35、孔明犒军已毕，班师回蜀，令魏延引本部兵为前锋。延引兵方至泸水，忽然阴云四合，水面上一阵狂风骤起，飞沙走石，军不能进。延退兵回报孔明。孔明遂请孟获问之。正是：塞外蛮人方帖服，水边鬼卒又猖狂。

36、忽帐下一老将，厉声而进曰：“；我虽年迈，尚有廉颇之勇，马援之雄。此二古人皆不服老，何故不用我耶？”众视之，乃赵云也。孔明曰：“；吾自平南回都，马孟起病故，吾甚惜之，以为折一臂也。今将军年纪已高，倘稍有参差，动摇一世英名，减却蜀中锐气。”云厉声曰：“；吾自随先帝以来，临阵不退，遇敌则先。大丈夫得死于疆场者，幸也，吾何恨焉？愿为前部先锋！”孔明再三苦劝不住。云曰：“；如不教我为先锋，就撞死于阶下！”孔明曰：“；将军既要为先锋，须得一人同去。”言未尽，一人应曰：“；某虽不才，愿助老将军先引一军前去破敌。”孔明视之，乃邓芝也。孔明大喜，即拨精兵五千。副将十员，随赵云、邓芝去讫。

37、孔明在高阜处探之，窥见蛮兵已多懈怠，乃聚诸将曰：“；汝等敢出战否？”众将欣然要出。孔明先唤赵云、魏延入帐，向耳畔低言，分付如此如此。二人受了计策先进。却唤王平、马忠入帐，受计去了。又唤马岱分付曰：“；吾今弃此三寨，退过河北；吾军一退，汝可便拆浮桥，移于下流，却渡赵云、魏延军马过河来接应。”岱受计而去。又唤张翼曰：“；吾军退去，寨中多设灯火。孟获知之，必来追赶，汝却断其后。”张翼受计而退。孔明只教关索护车。众军退去，寨中多设灯火。蛮兵望见，不敢冲突。()

38、忽报东吴遣张温与邓芝入川答礼。后主聚文武于丹墀，令邓芝、张温入。温自以为得志，昂然上殿，见后主施礼。后主赐锦墩，坐于殿左，设御宴待之。后主但敬礼而已。宴罢，百官送张温到馆舍。次日，孔明设宴相待。孔明谓张温曰：“；先帝在日，与吴不睦，今已晏驾。当今主上，深慕吴王，欲捐旧忿，永结盟好，并力破魏。望大夫善言回奏。”张温领诺。酒至半酣，张温喜笑自若，颇有傲慢之意。

篇9

关键词：直译；意译；留；删；补；换；调；变

一、文言文翻译的要求

简单地说，文言文翻译要求做到“信、达、雅”。

“信”就是要忠于原文，能准确、贴切地表达出原文的意思。不能随便加多减少、添枝去叶、不能望文生义、牵强附会，更不能随心所欲、甩开原文、凭空捏造。“达”就是译文要明白通畅、没有语病，既要保留原文语气，又要避免语气呆板。“雅”就是译文要符合现代汉语的语法规范，要优美自然，生动形象，完美地表达原文的写作风格。总之，文言文翻译要求用规范的现代汉语，准确、通顺、透彻地表达原文的内容。

二、文言文翻译的原则

文言文翻译的原则是字词落实，直译为主，意译为辅。

字词落实就是要对文言文句子中的每个字、每个词、每个语法功能都要理解，并在译文中反映出来。翻译时，要直接按照原文的词义和词序，把文言文对换成相应的现代汉语，使字不离词，词不离句。如果直译后语意不畅，还应用意译作为辅助手段，使句意尽量达到完美。例如：“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左传・僖公三十二年》）译为：“郑国人让我掌管他们北门的钥匙。”要字词落实，重点翻译出“郑”“使”“其”“之”“管”的意思。

直译就是用现代汉语按照原文的词义和词序直接翻译，不能随意增减和改变语气。例如：“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水经注・三峡》）可直译为：“水清，树茂，山高，草盛，实在是趣味无穷。”

意译就是用现代汉语将原文的大意翻译出来。例如：“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史记・陈涉世家》）“燕雀”：燕子、麻雀，比喻见识短浅的人；鸿鹄：天鹅、大雁，比喻有远大抱负的人。可意译为：“见识短浅的人怎能知道有抱负的人的远大志向呢！”如果直译成：“燕子、麻雀怎能知道天鹅、大雁的远大志向呢？”意思就不够准确、透彻。

三、文言文翻译的步骤

（一）通读全文，把握文章大意翻译句子时要找到译句在原文中的位置，仔细审读要译句子前后句子的意思，揣摩这段话的大致含义。

（二）在翻译时，遇到疑难词句，可暂时放过，等译完上下文，再进行推敲

（三）译完全文后，再通读一遍，检查校正，以防误译、漏译和曲译

四、文言文翻译的方法

文言文翻译的方法可以用“增”“减”“留”“引”“换”“调”六个字来概括。

（一）增，就是增补

在翻译时要增补文言文省略句中的省略成分。文言文表述某一概念用词比较笼统，且省略的句子成分较多，翻译时要适当增加词语，才能使句子完整流畅。注意，补出省略的成分或语句，要加括号。

1.增补原文省略的主语、谓语或宾语

例1：“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桃花源记》）译句：“（桃源中人）一见渔人，大为惊奇，问他是从哪里来的。”例2：“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曹刿论战》） “再”“三”后省略了谓语“鼓”，翻译时要补上。例3：“君与具来。”（《隆中对》）“与”后省略了宾语“之”。

2.增补能使语义明了的关联词

例：“不治将益深”（《扁鹊见蔡桓公》）是一个假设句，翻译时要译为：“（如果）不治疗就会更加深入。”这才通顺明白。

（二）减，就是减少词语

文言文中的某些语气词、结构助词或连词，现代汉语中没有词能够表示它，故翻译时无须译出，可略去。例1：“夫战，勇气也。”（《曹刿论战》），可译为：“作战，靠的是勇气。”“夫”用在句首，为发语词，删去不译；“也”表判断语气，可略去不译。例2：“孔子云：何陋之有？”（《陋室铭》）译句：“孔子说：有什么简陋的呢？”“之”为宾语前置的标志，删去不译。例3：“登轼而望之。”（《曹刿论战》）“而”连接前后两个动作，在时间上表示相承，可不译。

（三）留，就是保留原文

文言文中凡是古今意义相同的字或词以及专有名词、国号、帝号、年号、称号、度量衡单位、人名、物名、人名、官职、地名等，在翻译时可保留不变。例：“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阳楼记》）可译为：“庆历四年的春天，滕子京被贬到巴陵郡做太守。”“庆历四年”为年号，“巴陵郡”是地名，可直接保留。

（四）引，就是引申

文言文中一词多义的现象非常普遍，这些词义是由一个本义派生、扩展、引申出来的，翻译时可以借用切合原文意义的引申词。例：“先主器之。”（《隆中对》）“器”，本义为“器具”，可引申为“重视”“器重”，译为“先主（刘备）很重视他。”

（五）换，就是替换

文言文中有许多词古今都有，但意思不同，翻译时要恰当替换。例：“十年春，齐师伐我。”（《曹刿论战》）“师”可换为“军队”，“伐”可换为“攻打”。再如：“牺牲玉帛，弗敢加也。”（《曹刿论战》）“牺牲”指祭祀用的猪、牛、羊等，是名词，而现代汉语中“牺牲”是指为了正义事业或者其他公共利益而舍弃自己的私利甚至生命，翻译时不能以今人推古义，造成误解。还有，在文言文中，有些表示称呼的词，跟现代汉语中人们用来表示称呼的词，多数为形音相同而义不相同。如“舅”，古今同义为舅父，而它在现代汉语里所没有的意义就是“昔吾舅死于虎”（丈夫之父）、“昏礼，婿亲迎，见于舅姑”（妻之父）以及对男性长着的尊称等，翻译时一定要注意细加辨别体会。

（六）调，就是调整词序

把古汉语倒装句调整为现代汉语句式。在翻译文言文倒装句时，应把古汉语主谓倒装句、宾语前置句、介宾后置句、定语后置句等倒装句式调整为现代汉语句式，使之符合现代汉语表达习惯。

1.主谓倒装句

例：“甚矣！汝之不惠”（《愚公移山》）可调成“汝之不惠甚矣”。

2.宾语前置句

例：“何以战”（《曹刿论战》）可以调成“以何战”。

3.介宾后置句

例：“还自扬州”（《伤仲永》）可调成“自扬州还”。

4.定语后置句

例：“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战国策》）可调成“能面刺寡人之过群臣吏民”。

篇10

词异读的成因。其中通用假借、古今字、外来语及古书注解相沿而致是主要原因，而“破读”所致也是重要

原因。本文还对古汉语异读字的异读音，进行了分类，并举例加以说明。

关键词古汉语异读字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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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汉语中的某些字词要异读，原因是很多的。其中，由于通用假借、古今字、外来语以及古书注解相沿

所致则是一个重要原因。其现象有如下几种：

1.通假字的本义和假借义读音不用。在古汉语的书面语言里，常有这样的情形：本来有的字不用，却用

另一个字来代替，造成读者的不同。如“信”字，其本义是表示“诚实”、“信任”、“的确”、“任意”

、“使者”等意思，读xìn。

例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不怨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自可断来信，徐徐更谓之。（《玉台新咏·古诗为焦仲卿妻作》）

但有时却假借为“伸展”、“伸张”的意思，即与“伸”同义，读为shēn。

例狼欣然从之，信足先生。（马中锡《中山狼传》）

是故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己之私，威加于敌，故其城可拔，其国可隳隳（《孙子·九地

》）

又如“归”字，其本义是表示“返回”、“归还”、“女子出嫁”、“归附”等意思，读guī。

例执讯获chǒu＠①，薄言还归。（《诗经·小雅·出车》）

余既为此志，后五年，吾妻来归，时至轩中，从余问古事，或凭几学书。（归有光《项脊轩志》）

江表英豪咸归附之，已据有六郡，兵精粮多，足以立事。（《资治通鉴·赤壁之战》）

但又假借为“馈”，即赠送的意思，读kuì。

例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论语·阳货》）

2.古今字由于其分工不同，读音亦不尽相同。在上古时代，特别是先秦时代，汉字的数量比后世要少得

多，一个字往往要表示几个不同的含义，这就造成某些字“兼职”过多的现象。譬如“说”字，就兼任“解

说”、“讲”、“言论”、“劝说”、“喜悦”等义项。当其表达“解说”、“讲”、“言论”等意思时，

读shuō。

例请说之。吾从北方闻子为梯，将以攻宋。（《墨子·公输》）当其表达“劝说”的意思时，读shuì

。

例公子患之，数请魏王，及宾客辩士说王万端。（《史记·魏公子列传》）

而当其表达“喜悦”的意思时，通“悦”，读作yué。

例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学而》）

为了避免一字兼职太多，后来才造了“悦”字，分担了“喜悦”的义项。

再如“责”字，本为“债”字，读zhài。

例公说，使有司宽政、毁关、去禁、薄敛、已责。（《左传·昭公二十年》）

谁习计会，能为文收责于薛者乎？（《战国策·冯谖客孟尝君》）

当其在兼任“索取”、“要求”、“谴责”、“处罚”等义项时，则读zè。

例里胥猾黠，假此科敛丁口，每责一头，辄倾数家之产。（《聊斋志异·促织》）

抑又闻之，古者重冠礼，将以责成人之道，是圣人所尤用心者也。（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请为君责而归之！（《战国策·鲁仲连义不帝秦》）

后来，由于有了“债”字，就将该条义项区分出来。

又如“贾”字，兼有“买卖”、“商人”、“价钱”、贾姓等义项。表示“买卖”、“商人”等意思时

，读gǔ。

例商农工贾，不败其业。（《左传·宣公十二年》）

年长色衰，委身为贾人妇。（白居易《琵琶行》）

表示“价钱”之义，读jià。

例有美玉于斯，韫＠②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论语·子罕》）

表示姓氏，读jiǎ。

后来由于有了“价（jià＠③）字，才分担了“价钱”这一义项。

3.许多人名、地名、物名保留了古代的读音，与今音异读。如“食”、“其”等，在用于人名时，“食

”读yì，“其”读jī。

例信引兵东，未渡平原，闻汉王使郦食其已说下齐，韩信欲止。（《史记·淮阴侯列传》）

“射”在用于古代钟名时，读yì。

例噌＠④者，周景王之无射也，kuǎn＠⑤坎镗＠⑥者，魏庄子之歌钟也。（苏轼《石钟山记》）

在用作草名时，读yè。

例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茎长四寸，生于高山之上，而临百仞之渊。（《荀子·劝学》）

“房”在作古宫名时，读páng。

例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杜牧《阿房宫赋》）

4.有些来自外族语言的国名、人名、姓氏名等，读音也较为特殊。如“大宛”是古西域的国名，“宛”

则读作yuān。

例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见骞，喜，问欲何之。（《汉书·张骞传》）

“可汗”，是对古鲜卑、突厥、回纥等少数民族的君长的称呼，读kèhán。

例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乐府诗集·木兰诗》）

“氏”，汉代西域有大月氏、小月氏。“氏”读zhī。

例（张）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氏胡奴甘父，俱出陇西。（《史记·大宛列传》）

又如汉代对匈奴王后称“阏氏”，“氏”读zhī。

例及卫律所将降者，阴相与谋劫单于母阏氏归汉。（《汉书·李广苏建传》）

古汉语某些字词异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破读”所致。所谓“破读”（亦称“读破”），就是

用改变一个字词的读音来表示不同的意义或者不同的词性。这实际上是词义引申发展的结果。语言中的某一

个字词，当其产生了新的意义或新的语法作用时，为了在读音上有所区别，并使之表达得更加明确，就把这

个字词读为另一种读音，以表示差异。这种现象，概括起来有如下两类：

1.有的字词的不同含义，是用不同的读音来加以区分的。如“殷”字，在表示“众多”、“富裕”、“

深厚”等意思时，读yīn。

例刘璋＠⑩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陈寿《隆中对》）

书中情意甚殷，即长者之不忘老父，知老父之念长者深也。（宗臣《报刘一丈书》）

当其表示“震动”的意思时，读作yìn。

例熊咆龙吟殷岩泉，lì＠⑦深林兮惊层巅。（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

当表示“赤黑色”时，则读Yān。

例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朱殷，岂敢言病！（《左传·成公二年》）

再如“恶”字，在表示“罪过”、“凶恶”、“坏人”等意思时，读è。

例不幸吕师孟构恶于前，贾余庆献谄于后，予羁縻不得还，国事遂不可收拾。（文天祥《〈指南录〉

后序》）

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既闻耳矣，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贾谊

《论积贮疏》）

噫！渫恶吏忍于鬻狱，无责也。（方苞《狱中杂记》）

当表示“讨厌”、“憎恨”等意思时，读wù。

例好逸恶劳，亦犹夫人之情也。（黄宗羲《原君》）

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孟子·告子上》）

而当表示“怎”、“如何”等意思时，则读wù。

例以小易大，彼恶知之？（《孟子·梁惠王上》）

2.有的字词的不同词性，也是靠不同的读音来予以区分的。这里有几种情况：其一是名词改换为动词时

所造成的不同读音。譬如：

“王”字在充当名词时，表示“帝王”、“诸侯王”的意思，就读wáng。

例上胡不法先王之法？（《吕氏春秋·察今》）

而当其充当动词、表示“成就王业”、“旺盛”等意思时，则读wàng。

例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孟子·公孙丑上》）

不蕲畜乎樊中——神虽王，不善也。（《庄子·养生主》）

又如“度”字，在作名词、并表示“计量长短的标准”、“限度”、“法制”、“气度”、“度过”等

意思时，读dù。

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归取之。（《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贾谊《论积贮疏》）

衡下车，治威严，整法度，阴知奸党名姓，一时收禽，上下肃然，称为政理。（《后汉书·张衡传

》）

在作动词、并表示“计量”、“揣测考虑”等意思时，读duó。

例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挈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贾谊《过秦论》）

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孟子·梁惠王上》）

其二是形容词改作动词、名词时造成的不同读音。如：

“好”字，在充当形容词、并表示“美好”、“友好”等意思时，读hǎo。

例不如叔也，洵美且好。（《诗经·郑风·叔于田》）

若备与彼协心，上下齐同，则宜抚安，与结盟好。（《资治通鉴·赤壁之战》）

在充作动词，表示“喜好”的意思时，读hào。

例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孟子·梁惠王上》）

再如“臭”字，在充当形容词，表示与“香”相对的意思时，读chòu。

例一薰＠⑧，十年尚犹有臭。（《左传·僖公四年》）

在作名词，表示“气味”时，读xiù。

例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礼记·大学》）

其三是主动词改作被动词时造成的不同读音。如“见”字，在作主动词、且表示“看见”、“召见”等

意思时，读jiàn。

例一日不见，如三秋兮。（《诗经·王风·采葛》）

在表示被动、作“引见”义，或作“显现”时，读xiàn。

例初，齐豹见宗鲁于公孟，为骖乘马。（《左传·昭公二十年》）

膑至，庞涓恐其贤于己，疾之，则以法刑断其两足而黥之，欲隐无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

关于古汉语异读字的异读音，大抵来讲，有四种不同类型。

一类是韵母相同，声母不相同。如“乘”字，在表示“驾”、“坐”、“趁”的意思时，读chéng。

例二子乘舟，汛汛其景。（《诗经·邶风·二子乘舟》）

而在代表“车辆”和作“四”的代称时，读shèng。

例于是为长安君约车百乘，质于齐，齐兵乃出。（《战国策·触龙说赵太后》）

郑商人弦高将市于周，遇之，以乘韦先牛十二犒师。（《左传·僖公三十二年》）

再如“亏”字，在表示“减少”、“毁坏”的意思时，读kuī。

例不亏不崩，不震不腾。（《诗经·鲁颂·bì＠⑨宫》）

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屈原《离骚》）

而当表示“差异”的意思时，同“诡”，读guǐ。

例其时已与先王之法亏矣，而曰此先王之法也，而法之。（《吕氏春秋·察今》）

第二类是声母相同，韵母不同。如“读”字，在表示“诵读”的意思时，读dú。

例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孟子·万章下》）

而表示“句读”（即不足一句，读时须稍有停顿之处）的意思时，则读dòu。

例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韩愈《师说》）

又如“泛”，在表示“漂浮”、“广泛”的意思时，读fàn。

例余感焉，以杜君之言泛讯之，众言同，于是乎书。（方苞《狱中杂记》）

而在表示“覆、翻”的意思时，读fěng。

例大命将泛，莫之振救。（贾谊《论积贮疏》）

第三类是声调不同。如“创”字，当表示“始造”、“首创”的意思时，读作chuàng。

例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诸葛亮《出师表》）

在表示“创伤”的意思时，读chuāng。

例夫身中大创十余，适有万金良药，故得无死。（《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第四类是声、韵母均不同。如“罢”字，在表示“停止”、“罢免”等意思时，读bà。

例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我才。（《论语·子罕》）。

复请之，吾辈无生理，而主谳者亦各罢去。（方苞《狱中杂记》）

当表示“困疲”的意思，通“疲”，读作pí。

例庶民罢敝，而宫室滋侈。（《左传·昭公三年》）

又如“女”字，在表示女性的意思时，读nǚ。

例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乐府诗集·木兰诗》）

在表示“以女嫁人”的意思时，读nü。

例尧之于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孟子·万章下》）

而在作人称代词时，则通“汝”，读作rǔ。

例三岁贯女，莫我肯顾。（《诗经·魏风·伐檀》）

一些常见的异读字，因其流传的历史久远，而且有的已进入现代汉语的书面或口头语之中，有了较广泛

的群众基础；同时许多工具书和古书的注本中，也都注明了它的读音，因此应按传统的习惯去读。而那些较

为少见的、也未保留在现代汉语中的异读字，或者人民群众已改读为一般读音的字词，就应按照现在的习惯

去读。我们今天不必耗费精力去研讨它的旧读音，以免给学习者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如山东费县的“费”，

旧读为bì，现已改读为fèi；“叶公好龙”的叶，旧读为shè，今一般读为yè。再如“暴露”的暴，传统

的读音本应是pù，但现已约定俗成，读作bào，就不必固执旧读了。

（作者单位：兰州铁道学院社科部责任编辑：孟恩）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酉加鬼，为左右结构。

＠②原字为匚加卖，为半包围结构。

＠③原字为价的繁体字。

＠④原字为口加肱的右半部，为左右结构。

＠⑤原字为穴下加款，为上下结构。

＠⑥原字为革加搭的右半部，为左右结构。

＠⑦原字为忄加栗，为左右结构。

＠⑧原字为艹加犭加酉，为上下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