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的爱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公平的爱，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他赏了你钱，所以他是好人；有了拍马的人，自然就有爱拍马的人。（作者：莎士比亚）

不是每一次努力都会有收获。但是，每一次收获都必须努力，这是一个不公平的不可逆转的命题。

（来源：文章屋网 ）

篇2

关键词：儿童；运动功能障碍；康复评定

【中图分类号】R7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83(2012)05-0080-01

对运动功能障碍儿童进行康复评定不是寻找疾病原因和进行诊断，而是通过徒手或使用仪器的一系列测量评估来客观准确地评定功能障碍的性质、部位、范围、严重程度、发展趋势、预后、转归等，为制定科学的康复治疗计划打下牢固的基础。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 一般状况评定

对于儿童运动功能障碍的一般评定主要从病史、心肺腹部的检查、营养状态、身高、体重、头围等方面的测量来进行判定。一般来说，高危病史有助于对儿童运动功能障碍的诊断和判定。一般状况的评定可以看出患儿比同年龄小儿发育差别的程度和发育滞后的时间，是否存在挛缩以及畸形等情况[1]。通过一般状况的判定来发现儿童的运动功能障碍，对于日后的康复治疗具有重要作用。

2 运动发育的评定

对于儿童运动发育的评定是最重要的一项评定内容，主要通过对上肢运动的年龄评定、躯干运动年龄的评定和下肢运动年龄的评定来完成。一般而言，正常儿童的运动和姿势的发育是遵循一定的时间顺序的，如儿童在2-3个月的时候开始卧着抬头，在4-5个月的时候开始主动伸手去触摸东西，也可以两个手分别玩玩具，在7-8个月的时候能够进行单手或者双手的支撑起坐，在9-10个月的时候开始爬走，到了1岁的时候能够独立站立，在1岁到1岁半的时候能够独立行走，2岁的时候开始跑，3岁的时候开始学骑三轮车，4岁的时候能够爬梯子等。然而患有儿童运动功能障碍的儿童却不能在合适的年龄段进行正常的活动。

3 肌力评定

对不同年龄阶段的患儿，肌力评定的要求不尽相同。发育前期，患儿主动运动较少，对其进行肌力评定，其治疗意义不大。但当患儿会坐、爬，甚至会站、走路后对其进行肌力评定则有重要的实用价值。由于小孩较难取得合作，姿势、肢位较难保持固定，特别是肌张力较高患者，MMT（徒手肌力检查）难以准确判定肌力，故肌张力异常时肌力评定意义不大。对于年龄相对较大能取得合作者可采用Lovett 分级进行肌力评估。

4 肌张力的评定

所谓肌张力的评定主要是对肌肉和肌群能够一直进行持续的肌张力活动的一种评定。正常情况下，肌张力的变化是有限度的，否则人体就丧失了运动的可能性。患儿由于反应过激或过迟而表现出肌张力过高或过低的状态。这便决定了对患儿肌张力评估的重要性。肌张力的异常又对关节活动度发生影响，肌张力增高时，对关节活动产生较大的抵抗感，肢体摆动幅度小，关节伸屈受限；反之，肌张力降低时，活动关节无抵抗等，肢体摆动幅度大，关节屈伸过度。此外，可通过检测关节活动度，间接了解肌张力的情况。

5 关节活动度的评定

关节活动度（范围）是指关节向各个方向所能活动的幅度。如果是患儿自己活动所达到的范围称为主动关节活动范围；如果是由检查者活动患儿的关节所达到的范围则称为被动关节活动范围。关节活动度的测量用量角器进行。运动功能障碍患儿肌肉易发生挛缩，出现关节变形，变形后造成肢体的形态变化，因此要注意测量肢体的长度及肢体的周径。

6 原始反射的评定

这一评定非常重要，通过检查可判断神经发育与动作发育水平，是指导训练的依据。常用的有紧张性迷路反射、紧张性颈反射、握持反射、交叉伸展反射、翻正反应、平衡反应等。

7 协调功能的评定

协调功能的评定主要是对患儿的协调能力和精细功能动作所做的评定，以了解他们的四肢协调活动能力和手指的基本功能情况。较常用有指鼻试验、对指试验、轮替动作等。通过步态分析显示异常的性质和程度，为进行行走功能评估和矫正提供必要的依据。

8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定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是指人为了独立生活而必须掌握的、共同的、每日反复进行的一系列身体动作。目前常用的量表包括9个部分：个人卫生动作、进食动作、更衣动作、排便动作、电器使用、认识交流动作、床上动作、移动动作、步行动作，共50项。根据患儿障碍和困难程度，在各项中确定相应训练项目，对其进行初、中、末期评估记分。训练效果=（末期估分－初期估分）×100%，显效：训练效果大于15%，有效：训练效果大于1%～14%，无效：训练效果无提高。此表较全面地反映脑瘫患儿治疗前后粗大动作、精细动作、手眼协调动作、肌力及肌张力的情况。

9 功能独立性评定

功能独立检查(functional independent measure，FIM)儿童用量表(Wee FIM)包括18个项目并组成6个维度：自理、括约肌控制、移动、行走、交流和社会认知。其中自理、括约肌控制、移动和行走组成运动分组；交流和社会认知组成认知分组。功能独立检查量表着重残疾儿童在基本生活时所要求支持的量，并以此反映个体功能独立水平。研究表明功能独立检查能反映障碍儿童的残疾水平，同时，对日常生活活动受影响的方面和需要照顾的量作出分析。该量表不仅针对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而且作为医疗康复残疾状况评估的基本测量工具，对今后医疗康复过程中的功能测量和评估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儿童运动功能障碍，如果能够在其神经系统还没有发育成熟的时候进行及早干预，使大脑中受损的部位功能通过其他途径来进行代替，这样就会使患儿在很大程度上获得治疗和康复。通过对儿童运动功能障碍评定的了解，能为运动功能障碍儿童的康复治疗提供相关依据，具有临床指导作用。

篇3

平凡身世的IT Girl

艾里珊·钟是中英混血儿，母亲是英国人，父亲是中国人，从事平面设计养活全家。她是4个孩子中最小的，有2个哥哥1个姐姐，有一个哥哥就是DJ Dom Chung。

从社区大学毕业后，艾里珊到彼得西蒙斯学院进修，之后被伦敦国王学院录取，攻读英语。在被模特经纪公司发据之前，艾里珊又到切尔西艺术学院学习艺术。

艾里珊·钟在英国青少年的心目中拥有超高的地位，拍过两部电影，后加入到电视业，主持收视率很高的时尚节目。艾里珊·钟酷酷的英国式讽刺幽默征服了不少人的心。她还多次入选最佳衣着人士，最性感女人等奖项。艾里珊·钟是2007、2008连续2年进入。

和好莱坞的IT Girl相比，艾里珊·钟并没有显赫的身世，也不和别人共用一个造型师，更不靠奢侈品武装自己，她出入H&M及Topshop 这种平价店的次数十分频繁。但时尚界不仅认定艾里珊有一种“把青春封存在玻璃瓶里”的神奇力量，还为她的独特容貌和平凡身世而着迷。

艾里珊·钟喜欢率性地穿衣服，从她的经典穿衣搭配来看，她最重要的风格就是随意。Karl Lagerfeld 和Luella Bartley 都对艾里珊的个人风格赞不绝口，Vivienne Westwood 也曾请她客串走秀。艾里珊中性利落又不失少女俏皮的模样——这是英国人独有的chic气质，比美国的年轻女孩来得深沉而有味道，这种品位，不是肤浅的模仿和拜金能获得的。

BBC当红女主持

艾里珊·钟的出名很大程度要归功于网络对她的持续关注，之后英国的八卦媒体也开始追踪她的街拍，在杂志上分析她的穿着。“把女孩衣服穿得像男孩一样”——艾里珊·钟的穿衣风格看似简单鲜明却并不容易模仿——英国《卫报》将她誉为“2008年最性感的假小子”时如此评价。大家公认的是，艾里珊·钟很懂得如何把简洁而经典的单品与古董衣混搭起来，再配上中性化的配饰。

14岁的时候艾里珊有过短暂的模特生涯，直到16岁在伦敦读书节才再次被发现。接着她出演了Elle 和Cosmo的封面女郎，同时也出演了各知名品牌的广告片。

艾里珊出现在多部音乐MV中，跟她合作的艺人有The Streets， Westlife， Delta Goodrem， Reuben 和 Holly Valance。

艾里珊·钟有一副高挑的好身材，从事过4年模特工作，但觉得并不开心，她认为那是一种刻意扭曲肢体、没有自尊心的生活。她现在BBC担任时尚电视节目《Popword》的主持人。这档节目由一对男女主持人对谈，对时尚现象进行评述，节目风格非常随意，带一点调侃的幽默和辛辣的讽刺，艾里珊·钟说着说着就手舞足蹈起来了，和身边的男主持人闹成一片。节目对着装的要求也很随意，青春恣意，有个人风格就行了。她的确有些男孩子气，露着两条细细长腿，但并不给人卖弄性感之嫌，而是有着少女的纯真和俏皮。

她不仅仅是BBC的主持人，2007年10月至2008年6月还曾为一家英国女性杂志写专栏。

不落痕迹也时髦

艾里珊·钟的身材消瘦颀长，可以毫不造作地打扮成既中性利落又不失俏皮的模样。与那些出身名门的时尚宠儿所不同的是，虽然她的家族里没有如雷贯耳的名字，但她凭借着“把女孩衣服穿得像男孩一样”的独特中性气质，成为各大品牌时尚秀场钟爱的一道独特风景。

她之中性篇：“外套就得披着。”无论是小西装，还是针织开衫，或者牛仔外套，像艾里珊·钟那样当做斗篷一样帅气而优雅地披着，是今季街头最IN的中性风潮。裤子就得高腰：带剪裁感的高腰线裤子能给人营造冷酷有型的另类性感，如果你拥有如艾里珊·钟那样修长的傲人，千万别错过高腰线裤子。配饰画龙点睛：像艾里珊·钟那样把简洁经典的单品与古董衣混搭起来，再配上诸如骷髅戒指、粗高跟短靴等中性化配饰，“假小子”的帅气呼之欲出。

和动辄用粉嫩蛋糕裙打造甜美气息不同，艾里珊·钟的甜美少女风更有一种轻松随意的风格，既不会甜腻到骨子里，又带有那么一点不容忽视的俏皮英伦范儿。

她之甜美篇：“超短碎花伞裙：碎花+超短。”别错过流行的伞形元素，就能轻松穿出艾里珊·钟那样有点文艺有点羞涩的少女范儿了。同时像艾里珊·钟那样用奇妙的藤箱包、邮差包将正式感十足却无趣的淑女裙搭配出几分俏皮吧。双排扣外套：经典的双排扣外套无论长短都是百搭，让小女人的甜美与优雅立即呈现。

艾里珊·钟被喻为“不落痕迹也时髦”的搭配高手。多看几张她的照片，她的搭配窍门一眼就能看出来，她不是穿紧身牛仔裤就是穿黑色包裹，以彰显自己的优势；在此基础上做加法，超短裙、一件式连衣裙，长外套、短夹克或是西装，再配上一个独具风格的包包和一条个性的长项链，帅气又不失女孩味的艾里珊·钟风格就OK了！

对于艾里珊·钟来说，最经常选择的鞋子恐怕也只有三种，球鞋、平底单鞋或靴子。还有若干装饰性的饰品，如动物造型的长项链、粗犷的骷髅戒指、小礼帽等等。

有人喜欢拿超模阿格妮丝·迪恩和艾里珊·钟做比较，因为她俩都是英国女孩，而且现在都很红，都和摇滚乐队走得很近，都有一个摇滚乐手的男友，不过艾里珊没有阿格妮丝那么夸张和搞怪，对大多数人来说，艾里珊的风格要实用得多。有趣的是，两位IT Girl还是好朋友，当阿格妮丝回到伦敦的时候，她们一起参加派对，玩那些小孩子才喜欢的疯狂的游戏。

我喜欢就是我的风格

各种光环并没有给艾里珊·钟带来什么所谓的压力，因为她从来没想过时尚这回事。她说自己从来不做购物计划，也没关注过到到底有什么新品自己是该买的。在她看来，花太多时间去考虑到底穿什么，根本就是荒唐。

“它们只是一堆衣服而已，何必呢，又不是什么科学研究。现在网络发展得这么快，忽然出现了很多时尚网站，时尚博主，渐渐得他们就把穿衣服的事情搞得很高深。每次红毯，他们都会弄一个穿衣评比，这简直无聊透了。所以很多人在红毯上也越来越无聊，因为他们害怕得到差评。你看这些金光闪闪的派对衣服，如果今天我想穿，我才不管等下要去做什么。比如我要去办公室上班，我就会带着做游戏的心情去，认定自己是在进行某种角色扮演就好了。”

“有些人就是因为想太多把自己逼疯的。”艾里珊·钟觉得一切穿衣服的问题都是庸人自扰。“身材不够完美怎办？”不要紧。前不久，她在instagram上上传了一张穿短裤的照片。很多人在下面留言说她腿细得惊人。她表示，智慧比外表重要很多，她特别不关注身材，因为这是天生的。“很多人偏偏喜欢弄得和别人一样。为什么每个人都想成为詹妮弗·洛佩兹那样。凭什么穿2码的衣服就值得表扬，穿6码就得遭唾弃？”

她唯一在意的事情很接地气——怎么把钱花在刀刃上。要么去慈善商店淘东西，要么买高街的新品。如果要花大价钱的品牌，一定会买经典款。有些矛盾的是，浑身上下只在意名牌包包的她竟然也不同意花大价钱买包。“如果你不打算一辈子都用一个包包的话，你没必要去买很贵的包。如果你打算把这个包当传家宝一代代传下去，那也可以买。如果不是，那就别花这钱了。我就很爱帆布包。”

历程评述：

篇4

【关键词】 针灸； 脑卒中； 平衡功能

【Abstract】 To systematically understand the effects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on balance dysfunction after stroke by sorting out and summarizing recent years’ literature. Respectively， from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modern medicine to sum up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experience of each summarize. To investigate the combination of acupuncture and appropriate treatment methods to balance dysfunction after stroke evaluation methods and treatment. Also pointed out that research should strengthen basic research in acupuncture treatment after stroke balance dysfunction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Acupuncture； Stroke； Balance function

First-author’s address：Fujia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Fuzhou 350122，China

doi：10.3969/j.issn.1674-4985.2015.09.051

脑卒中（Stroke），指因各种诱因引起脑内动脉狭窄、闭塞或破裂，而造成急性颅内血液循环障碍的一类疾病，常表现为一次性或永久性脑功能障碍的症状和体征，具有发病率高、死亡率高和致残率高的特点[1]。研究表明，70%的脑卒中生存者多有运动、感觉、记忆等多种功能障碍，平衡功能障碍便是其中最常见的功能问题之一[2-4]。因此，开展脑卒中后平衡功能的研究，探寻有效的治疗方式，是临床医学、运动医学、康复医学等领域需要认真研究和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之一。

平衡功能（Balance Function）是指身体处在一种姿态在运动或受到外力作用时，能自动调整并维持姿势的能力[5]。现代医学认为，脑卒中后高级中枢功能减退或丧失，而失去对低级中枢的控制[6]，引起与平衡相关的三个环节障碍，其中包括感觉输入、中枢整合、动作执行[7]。三个环节中无论哪个环节障碍，都最终引起人体不能充分快速地完成左右前后的重心转换、坐位或站位姿势代偿等运动控制或动作执行困难等，导致平衡功能障碍。

目前对脑卒中后平衡功能障碍的康复治疗多采用运动想象疗法、Bobath技术、本体感觉神经肌肉促进技术、感觉运动训练等方法，这些方法在不同阶段均有一定作用。而在近年来的临床观察中，针灸作为中国传统的治疗方式，常与现代康复治疗相结合，对脑卒中后平衡功能障碍起到了优于单独康复治疗的效果。

1 针灸对脑卒中后平衡功能障碍的作用机理

1.1 中医传统理论研究 目前认为脑卒中后平衡功能障碍属于中医“筋病”范畴。从解剖上看：《说文解字》：“筋，肉之力也，从肉，从力，从竹。”因此现代解剖认为“筋”主要包括人体肌肉p肌腱p韧带p筋膜p腱鞘、滑囊、关节囊、神经、血管、椎间盘、关节软骨等软组织系统和神经系统。从功能上看：《素问・痿论》：“宗筋主束骨而利机关也”，又《杂病源流犀烛》：“筋也者，所以束节络骨，绊肉绷皮，为一身之关纽，利全体之运动者也”。说明“筋”的作用是维持肌肉、骨骼、韧带等稳定，而十二筋脉共同维持人体的姿势或动作。从生物力学角度分析，骨骼、关节、韧带维持静力性平衡，而骨骼肌则维持动力性平衡，故“筋”是协调人体动、静力关系维持人体平衡的关键。从临床表现看：《灵枢・经筋》：“足太阳之筋……其病小趾支跟肿痛，N挛，脊反折，项筋急，肩不举，腋支缺盆中纽痛，不可左右摇。……足阳明之筋……其病足中指支胫转筋，脚跳坚，伏兔转筋，髀前踵，疝，腹筋急，引缺盆及颊，卒口僻”此与脑卒中后平衡功能障碍的表现相似。综上可认为，脑卒中后平衡功能障碍的病位主要在“筋”。

而对于“筋病”的治法，在《灵枢・经筋》多以“治在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腧”。说明早在古代就已经使用针灸疗法治疗筋病，且疗效肯定。虽然燔针可以作为筋病的常规治疗方法，但是在《灵枢》也明确提出“热则筋纵不收，无用燔针”，由于脑卒中后病理演变复杂，且易出现痉挛等筋纵不收的情况，故现在临床已经较少使用燔针，而以毫针代之。毫针亦可振奋经气、疏通筋脉、是经气流利无滞，促进平衡功能恢复。另外在取穴方面，筋病多以“以痛为腧”为原则，近年来的临床研究显示[8]，肩髑、曲池、外关、合谷、环跳、足三里、阳陵泉、三阴交常常作为针灸治疗脑卒中后肢体运动功能障碍的基础取穴。故本病多以局部取穴为主。

1.2 现代医学研究 随着研究的日益深入，针灸对于脑卒中不同层次、不同阶段皆具有良好的作用[9]。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体针所选的穴位深浅部大多有支配肢体运动和感觉的神经干或分支通过，通过针刺这些穴位，不仅能够提高痿软肌群的肌力、降低痉挛肌群的肌张力，以协调肌群之间的运动[10]，同时能够扩大或增强本体感觉的输入，促进本体感觉恢复；而头针则电针或者提插捻转等手法，作用于大脑皮层运动区[11]，对其产生良性生物电刺激，增强运动神经元间信息传递，激活了大脑皮层的运动、本体感觉、前庭平衡细胞，以实现对低位中枢的调控[12]。

2 针灸在脑卒中后平衡功能障碍康复中的应用

2.1 单纯针灸 目前虽然没有明确的循证医学证据表明，单纯针灸有助于提高脑卒中患者的平衡功能，但一些小范围的临床试验已经观察到单纯的针灸治疗对于脑卒中后平衡功能障碍具有一定帮助。李佩芳等[13]应用针刺躯干肌法对60例脑卒中后平衡障碍患者进行观察，根据干预方式的不同将患者随机均分为针刺躯干肌组（治疗组）和康复组（对照组），治疗组对背部和腹部躯干肌上选定的穴位进行交替针刺治疗。对照组进行常规的肢体康复治疗。观察指标为Berg平衡量表、Fugl-Meyer平衡功能评定表。结果发现针刺躯干肌后，Berg评分从（14.56±6.00）提高到（38.47±11.34），Fugl-Meyer评分从（2.80±1.06）提高到（9.57±3.17）。说明针刺躯干肌法可以改善脑卒中后平衡障碍患者的平衡功能而且优于康复训练法。叶永铭等[14]也报道了采用单纯针灸治疗脑卒中后平衡功能障碍的临床观察，其对30例该病患者采用前后疗效观察的方式，选用承扶、委中、殷门、承山、环跳、阳陵泉、绝骨透三阴交、丘墟透照海、申脉透照海等穴位，结果Fugl-Meyer评分从（3.37±3.61）提高到（8.70±3.76），说明针灸对中风后平衡功能障碍具有一定疗效。

同时，有学者在针刺方法上进行了改善，提出适合脑卒中后平衡功能障碍的针灸方法。如周金芝等[15]就通过全经针刺法与传统针刺法进行对比，观察了60例脑卒中后平衡功能障碍恢复期的患者，在分组治疗3个疗程后发现，全经针刺法治疗前后的Berg评分差值为（16.33±4.44），优于传统针刺组的（10.93±2.27），具有统计学差异（P

2.2 针灸联合康复技术 在2011年《中国脑卒中康复治疗指南》中提到，中医结合现代康复方法已经被普遍接受，在康复过程中使用针灸能加速迟缓性瘫痪期肢体的恢复过程，提高运动功能[16-18]。而近年来对于脑卒中后平衡功能障碍的临床研究也多以针灸联合现代康复为主[19]。陈越峰等[10]通过观察140名脑卒中后平衡功能后平衡功能障碍的患者，对比分期整体针刺疗法结合现代康复治疗和单纯现代康复治疗对其的影响，在3个月后采用Berg平衡量表和Fugl-Meyer躯体能力评定量表中平衡项目量表评定患者平衡功能，结果显示治疗组两种康复评定疗效均比对照组明显提高。该研究提示针刺与现代康复技术相结合，既符合中医“辨证施治”的原则，又符合Brunnstrom六阶段康复理论，进一步提高了中风偏瘫患者平衡功能障碍的疗效。王涛等[20]观察了60例脑卒中后平衡功能障碍患者，根据不同的干预方式分为针刺督脉结合康复训练组（治疗组）和常规康复训练组（对照组），并在治疗前后对两组患者进行Berg平衡量表评定，结果治疗后治疗组的两项评分均高于对照组，说明针灸联合康复训练更有助于改善患者的平衡功能。而高强等[21]对发病在7 d内的83例卒中平衡功能障碍患者进行研究，根据干预方式分为四组：运动治疗加针刺组（A组）、单纯运动治疗组（B组）、单纯针刺组（C组）和药物治疗组（D组），并采用简化Fugl-Meyer运动功能评分及Fugl-Meyer平衡功能评分进行评定，发现治疗后，A组治疗前后在Fugl-Meyer平衡功能评分的差值为（5.43±2.43），而B组为（4.79±1.48），两组各项评分明显优于C、D组，表明综合使用运动治疗及针刺治疗对患者的神经功能缺损、运动功能和平衡 能力有显著的改善作用。蔡定均等[9]按照干预方式不同随机分为康复锻炼组和针刺结合康复锻炼组，康复锻炼组进行基本药物治疗和三级平衡训练，针刺结合康复组增加针刺治疗，也得出了类似上述的结果。

同时有学者应用不同的针灸方法，如头针丛刺、强化平衡针、针刺夹脊穴、电针方法等联合康复训练也取得良好的疗效[22-24]。目前也越来越多的临床观察说明针灸与康复相结合的方法，可能能够更有效地促进卒中后平衡功能的康复。

2.3 针灸联合其他疗法 随着康复器材及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临床上也出现了针灸和康复器材联合治疗的报道，而且取得满意的疗效。李国辉等[25]就将60例脑卒中患者进行观察，对照组进行常规的功能训练，治疗组在常规功能训练的基础上配合针刺治疗及减重支持系统训练。分别对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进行Berg平衡量表评定、改良的 Barthel指数评定表评定。结果治疗后治疗组的平衡功能、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均优于与对照组（P

另外还有一些治疗方法联合针灸，也对脑卒中后平衡功能障碍有一定帮助。如邢军等[27]就使用针刺结合高压氧的综合疗法与常规药物加高压氧治疗对比，观察Berg平衡量表评分的变化，结果显示两组治疗后平衡功能均有改善，但治疗组更为显著，并且运动功能提高快于对照组，提示针刺结合高压氧的综合治疗方法可明显改善患者平衡障碍，尤其对伴有视、听等感觉障碍的脑梗死早期患者疗效独特。

3 小结

针灸是我国独特、传统又古老的治疗方式，许多临床观察已经证明其在脑卒中治疗中的正面作用。笔者认为在脑卒中后平衡功能康复过程中应结合实际情况，综合有效地采用针灸、康复及其他疗法相结合的方式，才能最大限度地帮助患者恢复平衡功能和其他运动功能。但是针灸的治疗方法众多，联合使用的治疗组合也很多，缺乏一种集评定、治疗、预后的中西医综合康复方案，同时需要指出目前的临床研究，多采用量表对平衡功能进行评估，而鲜有使用客观仪器数据作为评估平衡功能的标准，另外针对针灸治疗脑卒中后平衡功能障碍的基础研究也少有开展。因此，今后的研究还需要在探寻安全有效的综合治疗方式、形成成统一客观的观察标准进一步努力，同时加强对于针灸治疗脑卒中后平衡功能障碍的基础研究，以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 Sacco R L， Kasner S E， Broderick J P， et al. An updated definition of stroke for the 21st century： a statement for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from the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American Stroke Association[J]. Stroke，2013，44（7）：2064.

[2] Koster M， Asplund K， Johansson A， et al. Refinement of Swedish administrative registers to monitor stroke events on the national level[J]. Neuroepidemiology，2013，40（4）：240.

[3]姚红英.脑卒中患者相关危险因素的调查研究[J].中国医学创新，2012，9（28）：87.

[4]卢慧英.缺血性脑卒中患者与颈动脉粥样硬化的相关性[J].中国医学创新，2013，10（2）：132.

[5]邢艳丽，王艳，朱路文.头穴丛刺结合康复治疗脑卒中研究进展[J].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2011，17（4）：304.

[6] Lederman E. The myth of core stability[J]. Journal of Bodywork and Movement Therapies，2010，14（1）：84.

[7] Haas B M， Burden A M. Validity of weight distribution and sway measurements of the Balance Performance Monitor[J]. Physiotherapy Research International，2000，5（1）：19.

[8]付弋，廖方正，张虹，等.针刺结合康复锻炼改善急性脑卒中患者的平衡功能[J].中国临床康复，2005，9（17）：150.

[9]蔡定均，廖方正，付弋，等.针刺结合康复锻炼改善脑卒中患者平衡功能及其影响因素的临床研究[J].中医药学刊，2006，24（10）：1862.

[10]陈越峰，陈新，牟欣，等.针刺疗法结合现代康复治疗脑中风患者平衡功能障碍的临床观察[J].内蒙古中医药，2010，29（14）：36.

[11] Bütefisch C M， Davis B C， Wise S P， et al. Mechanisms of use-dependent plasticity in the human motor cortex[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2000，97（7）：3661.

[12]李长文.针刺与早期下肢关节运动疗法对脑卒中患者平衡功能的影响[J].中国医药导报，2010，12（3）：103.

[13]李佩芳，郭庆军，浦芳，等.针刺躯干肌治疗脑卒中后平衡障碍临床研究[J].中医药临床杂志，2013，14（9）：761.

[14]叶永铭，刘志顺，张维，等.针刺治疗中风下肢运动及平衡功能障碍的临床观察30例[J].针灸临床杂志，1998，10（1）：12.

[15]周金芝，周国平，王清勇，等.全经针刺法对恢复期脑卒中平衡能力障碍影响的临床观察[J].中国医药导报，2010，7（9）：49.

[16]王红燕.运动康复疗法防治脑卒中致偏瘫步态的临床观察及护理[J].中国医学创新，2012，9（9）：147.

[17]张通.中国脑卒中康复治疗指南[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2.

[18]任国平，孙智军，漆成军.针灸结合康复训练治疗脑卒中患者吞咽困难的临床研究[J].中国医学创新，2013，10（5）：136.

[19]胡科.康复训练辅以针灸治疗老年脑卒中88例疗效分析[J].中国医学创新，2012，9（19）：118.

[20]王涛，李佩芳，浦芳，等.针刺督脉结合康复训练对脑卒中患者平衡功能的临床观察[J].云南中医中药杂志，2014，12（3）：16.

[21]高强，关敏，何成奇，等.运动治疗及针刺对急性期脑卒中偏瘫患者运动与平衡功能的影响[J].中国康复医学杂志，2010，10（8）：764.

[22]徐琳峰，宋水江，杨丹丹，等.强化平衡功能训练对脑卒中偏瘫患者ADL及步行能力的影响[J].中风与神经疾病杂志，2007，13（2）：241.

[23]杨龙.头穴丛刺结合康复治疗对脑梗死患者平衡功能影响的临床研究[D].哈尔滨：黑龙江中医药大学，2008.

[24]张宏如.针刺夹脊穴对脑梗死患者平衡功能影响的临床观察[D].南京：南京中医药大学，2009.

[25]李国辉，陈惠，何宇峰，等.针刺结合减重支持系统训练对脑卒中患者平衡功能的影响[J].针灸临床杂志，2006，23（6）：11.

[26]刘晓磊，徐凤鸣.针刺配合康复治疗偏瘫平衡功能障碍40例[J].针灸临床杂志，2009，25（8）：8.

篇5

关键词：女性盆底功能障碍；盆底肌肉锻炼；联合电刺激疗法

女性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简称盆底疾病，多与盆底肌肉受重压有关，还因分娩、盆腔肿瘤、阴道手术、性激素缺乏等增加了创伤的机会，进而影响了盆底功能，病症多表现为压力性尿失禁、子宫脱垂、排便困难、性生活不愉快等[1-2]。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虽然不会致命，但是却给患者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而且很容易使患者造成心理上的不适甚至引发心理疾病。而且此病具有较高的发病率，一生中接受过脱垂手术治疗的女性约占所有女性数量的12%，在这些女性当中，接受过二次手术治疗的约为33%。

我院在2007年3月至2012年1月共收治400例盆底功能障碍患者，为了探索较好的治疗方案，根据分组，我院对这些患者采取了不同的康复治疗方案，现将具体情况作出详细阐述：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在2007年3月至2012年1月收治的400例盆底功能障碍患者作为本次研究的对象，这400位患者的年龄在40—70之间，平均年龄56岁。其中，仅有阴道壁膨出症状的患者92例、仅有子宫脱垂症状的患者80例、仅有排便困难症状的患者102例、仅有压力性尿失禁症状的患者68例，其余58例为同时具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临床症状的患者。

1.2 方法 随机选取其中200例患者作为观察组，并通过锻炼其盆底肌肉结合电刺激和生物反馈法进行综合治疗，其余患者则列为对照组，仅对其进行常规治疗，上述综合疗法的具体操作如下：

1.2.1 盆底肌肉锻炼 患者在医护人员的科学引导下，自主紧缩，持续3s后进行适当的放松，这是目前锻炼肛提肌群的效果较为显著的方法[3]。这项锻炼每次应进行15到30分钟，每天可进行两次或者三次，也就是说，缩肛动作每天不少于150次，不多于300次。一个疗程为6周。在进行盆底肌肉锻炼的过程中，医护人员应提醒患者注意动作的力度、速度、重复的次数、持 续 时 间 和 疲 劳 度 。这项治疗的目的是增 加 患 者 尿 道 、 阴 道 、 肛 门 的 阻 力，增强患者控尿的能力。

1.2.2 生物反馈疗法 首先医护人员在患者的直肠或阴道内置入生物反馈仪器的探头，此时的探头会检测盆底肌肉电信号的活跃度，然后用仪器对检测结果进行相应的声音模仿或者将其转化成视觉信号传达给患者，促使患者按照仪器指示正确锻炼盆底肌肉。

1.2.3 联合电刺激疗法 法 国 的 PHENIX 仪 器 是专门用于无 创 生 物 反 馈 治疗的仪器，其专用于对盆底肌肉的健康评估和治疗。本院用这种仪器对观察组的患者进行生 物 电 兴 奋 治 疗。医护人员将电极放入患者的阴道内，然后传 送 不 同 强度的电流，使盆底的神经和肌肉能够受到电流的刺激，从而增 强 盆 底 肌 肉 的 弹性和肌 肉 的 收 缩 强 度。由于每个患者的病情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在使用PHENIX 仪 器时应选取适合患者的频 率 、 电 流 、 脉 宽等，每次 刺 激 的 时 间 和 休 息的时间也应因人而异。

1.3 疗效标准 治愈：临床病症完全消失，与基础电位相比，盆底肌肉的 电 位在其两倍以上， 综 合 肌 力上升到4级以上（不包括4级），肌 疲 劳 度≤0%，阴 道 动 态 压 力≥100 cmH2O，阴道口呈完全封闭状态。好转：患者经过综合治疗后，盆 底 功 能 障 碍 性 疾 病的症状虽没有完全消失也没有达 到 病 前 状 态，但是症状有明显的减轻，盆底肌肉的 电 位有所增高，盆 底 肌 肉 的 综 合 肌 力有所增强，阴 道 动 态 压 力有所升高，盆 底 肌 疲 劳 度下降，阴道口虽然没有完全封闭，但是比治疗前有所改善。无效：患者临床症状变化不明显或无变化，甚至病情加重。

1.4 统计学分析 选用SPSS13.0进行数据统计，以X2检验的结果为标准：若检测结果为P0.05，表明两组数据差异很小，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根据X2检验的数据显示，两组患者在病因、年龄和病症等方面的比较结果为：P=0.102，说明两组患者间差异较小，在统计学上无意义；观察组和对照组在疗效上的比较结果是P=0.021，说明两组在疗效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具备统计学意义。

3 讨论

上述研究表明，锻炼盆底肌肉并结合电刺激和生物反馈综合治疗对于治疗盆 底 功 能 障 碍 性 疾 病效果显著。近年来，我国患有盆底疾病的女性越来越多，据统计已达到三分之一，并呈上升趋势[4]。一般情况下这种疾病的发病率会随着女性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增高。女 性 盆 底 功 能 障 碍 性疾病的病因主要有盆 腔 手 术 、 妊 娠 、 分 娩等。女 性 盆 底功能 障 碍 性 疾 病会引起女性阴 道 壁膨出、子 宫 脱 垂 、排 便 困 难、压 力 性 尿 失 禁、性 生 活 障 碍等等，这些都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若不及时治疗改善病情，就会造成女性压力过大，喜怒无常，不仅威胁自身身心健康，还会影响夫妻关系，破坏家庭和谐。因此，广大女性在确诊患盆 底 功 能 障 碍 性疾病时应积极入院治疗，同时医院应采用盆 底 肌肉锻炼、联 合 电 刺 激 疗 法和生 物 反 馈 法相结合的综合疗法为患者进行康复治疗，力求为患者减轻病痛和心理压力，使其早日出院，回归正常的生活，同时促进医院医疗水平的提高，提升医院的整体形象。

参考文献：

[1] 何程炜. 盆底肌锻炼与电刺激治疗女性产后压力性尿失禁100例临床分析[J]. 中外医疗 2009年18期

[2] 王晓光，裴兆辉. 女性产后压力性尿失禁康复治疗的研究进展[J]. 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 2010年07期

篇6

[关键词] 宫颈癌；早期；健康教育

[中图分类号] R473.7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3-9701（2013）12-0122-03

宫颈癌是女性生殖系统常见的癌症，近年来随着筛查技术的改进，早期宫颈癌的检出率逐渐增高，为早期治疗提供了条件。目前早期宫颈癌主要是切除子宫，给患者的身心都带来比较大的创伤。健康教育是通过一种教育手段消除或减轻影响健康的危险因素，使患者自觉选择有益于健康的行为方式[1]。目前对于早期宫颈癌的健康教育还没有统一的、规范的一种评价标准。本文对研究组的患者按照临床护理路径进行健康教育，观察临床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1年8月～2012年6月在我院确诊的宫颈癌早期并择期行手术治疗的患者60例为研究对象，年龄31～53岁。入选标准：确诊为宫颈癌内皮瘤样病变，患者知道病情，神智清醒，能够完成调查问卷。排除标准：子宫良性病变，急症手术，不能正常完成调查问卷的，拒绝调查者。随机将患者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30例。研究组平均（45.8±12.7）岁，对照组平均（46.1±12.3）岁。受教育程度：研究组：小学及以下3例，初中7例，高中13例，大专及以上7例；对照组：小学及以下4例，初中8例，高中12例，大专及以上6例。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1.2 健康教育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的健康教育方法，以整体护理为基础，责任护士在进行治疗和护理过程中给予健康指导的健康教育方式。研究组在常规的治疗和护理基础上，采用按照临床护理路径实施的健康教育方法。临床护理路径是以时间顺序制定的一个日程表，使整个诊治和护理有序进行，提高护理质量。研究组结合每位患者的诊疗计划，按照时间顺序，进行个性化的健康教育。入院时介绍病房的环境以及相关的管理制度，入院第2天讲解有关疾病的相关知识以及术前可能的检查、检查的目的、采样的方法、意义等，入院第3天讲解手术相关的注意事项和知识，使患者能够正确认识手术以及手术后的生活。对患者进行心理辅导，缓解其恐惧、紧张、消极的心理。手术前1 d，向患者讲解手术开始时间、大约持续时间、手术室环境、术后注意事项、术后可能的不适、术后康复训练等。术后1～2 d，指导患者术后活动及饮食。恢复期，指导患者术后康复、加强营养的重要性等。以上的健康教育内容主要通过讲解法、个别指导法、集体指导法、患者间相互交流法进行。

1.3 评价方法

包括患者对子宫切除术知识的了解情况，对疾病知识的了解情况，手术前检查、手术前准备、手术环境及时间、手术镇痛方法、术后恢复和功能锻炼的方法、术后饮食知识的掌握。患者焦虑状态采用SAS调查表[2]，共20个项目，分为4个等级。患者抑郁状态采用SDS[3]量表进行评估。入院时进行一般资料的调查，术前采用子宫切除术健康教育评价标准和焦虑自评量表进行评估，术后采用以上两种量表进行评估。

1.4 统计学处理

3 讨论

宫颈癌是全球妇女中仅次于乳腺癌和结直肠癌的第3个常见的恶性肿瘤，在发展中国家是仅次于乳腺癌居第2位常见的恶性肿瘤，是最常见的女性生殖道恶性肿瘤。2008年全球估计新发宫颈癌病例52.98万，死亡病例25.51万，其中85%新发病例在发展中国家（Jemal，2011）。随着宫颈癌筛查的开展，发达国家宫颈癌的发病率及死亡率明显下降。宫颈癌是目前唯一的一种病因明确的妇科恶性肿瘤，与高危型人瘤病毒（human papillomaviruses， HPV）的持续感染相关。与宫颈癌相关的其他高危因素有：①：过早开始性生活，多个；②月经及分娩因素：经期卫生不良、经期延长、早婚、早育、多产等；③性传播疾病导致的宫颈炎症对宫颈的长期刺激；④吸烟：摄入尼古丁降低机体的免疫力，影响对HPV感染的清除，导致宫颈癌特别是鳞癌的风险增加；⑤长期服用口服避孕药：服用口服避孕药8年以上宫颈癌特别是腺癌的风险增加两倍；⑥免疫缺陷与抑制：HIV感染导致免疫缺陷和器官移植术后长期服用免疫抑制药物导致宫颈癌的发生率升高；⑦其它病毒感染：疱疹病毒Ⅱ型（HSV-Ⅱ）与宫颈癌病因的联系不能排除。宫颈鳞状细胞癌的好发部位为宫颈阴道部鳞状上皮与宫颈管柱状上皮交界处（鳞-柱交界）。早期宫颈癌经过治疗可以治愈，而良好的心态、积极的行为、对疾病正确的认识都有助于疾病的康复。

健康教育作为治疗和护理的重要辅助手段，越来越受到临床医务工作者的重视。护理健康教育是改革的重要内容。虽然我国的护理健康教育也进行了很多年，但是缺乏一个系统的、规范的方法，通常健康教育缺乏特色，收到的效果也不尽相同。宫颈癌是临床妇科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在全球女性生殖系统的恶性肿瘤中发病居于第一位。几年来发病率有上升的趋势，同时有年轻化的趋势[4]。一方面与目前人们生活工作压力大、生活方式改变等有关，一方面也与筛查手段的不断发展有关。随着筛查手段的改进，目前早期宫颈癌的检出率逐渐上升，为早期治疗提供了条件。早期宫颈癌的治疗方法主要是手术切除子宫。一方面癌症本身给患者带来身心的创伤，患者多出现消极的情绪，甚至失去治愈的信心；另一方面，手术切除子宫，使患者担心术后的生活，尤其是对于年轻的患者，影响更大。健康教育的目的即是向患者讲解早期宫颈癌的疾病知识、治疗方法、康复情况等，使患者了解疾病的可治愈性，了解正确的心态以及治疗和康复方法对疾病预后的重要性[5-8]。从而使患者了解疾病，重树信心，积极面对疾病配合治疗，正确进行康复锻炼等，促进康复，改善生活质量。

完整的健康教育包括计划、实施和评价等阶段[9-11]。临床护理路径是提高护理工作计划性和预见性的一种方法，具有可操作性强的特点，达到提高护理满意度、减少住院日、降低医疗费用、合理利用医疗资源的目的[12-15]。本文研究组的健康教育方法就是根据临床护理路径制定健康教育的内容。在不同的时间，制定不同的健康教育内容，这样使健康教育的内容更贴切实际情况，更容易让患者接受和记住。本文采用的健康教育方法有多种，对不同的患者、不同的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能够有效提高健康教育的效果。

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经过健康教育后，对早期宫颈癌的疾病知识、治疗方法、检查项目、术后恢复问题等掌握情况均显著高于对照组。而健康教育后虽然两者的焦虑评分和抑郁评分较健康教育前均有明显改善，但是研究组改善更为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综上所述，对不同的患者、不同的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能够有效地提高健康教育的效果。

[参考文献]

[1] 王艳丽，王智英. 健康教育路径在下肢静脉曲张围术期患者中的应用[J]. 医学信息，2012，25（3）：412.

[2] 黄伟华，涂聪梅，梁曦，等. 健康教育对宫颈癌放疗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J]. 现代护理，2004，10（7）：670-671.

[3] 张明园. 精神科评定量表[M].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74-77.

[4] 艾力江・吐尔逊，胡尔西旦・那斯尔，忙尼沙・阿布都拉，等. 青年早期宫颈癌患者预后因素的临床分析[J]. 当代医学，2012，18（24）：33-35.

[5] 陈全红，杨亚红. 健康教育对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心理状态和并发症的影响[J]. 吉林医学， 2012，33（26）：5787-5788.

[6] 熊红，李俏，叶烨，等. 临床护理路径在糖尿病健康教育中的应用[J]. 现代医院，2012，12（9）：154-155.

[7] 张建英，尤珍霞，江惠敏. 健康教育在输卵管绝育术患者中的引用及效果观察[J]. 齐鲁护理杂志，2012，18（5）：119-120.

[8] 甘谱琴，张宏. 辩证实施健康教育在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中的实施效果的观察[J]. 中医药临床杂志，2009，21（1）：76-77.

[9] 宋克忠，何华，储琳琳，等. 补区护理管理式健康教育对高血压防治效果探析[J]. 医学信息，2012，25（10）：29.

[10] 马修堂，楚燕萍，薛蓓蕾，等. 临床路径在颅脑损伤患者健康教育中的应用与效果[J].中国疗养医学，2012，21（11）：974-976.

[11] 骆敏霞. 健康教育临床路径在优质护理服务中的应用[J]. 吉林医学，2012，33（32）：7120-7121.

[12] 李梅. 临床护理路径在糖尿病健康教育中的效果分析[J]. 护理实践与研究，2011，8（9）：125-126.

[13] 曹月秋，郭杏琴，梁修平. 临床护理路径在甲状腺切除患者中的应用[J]. 家庭护士，2008，6（3C）：481-484.

[14] 赵平. 应用临床护理路径对糖尿病足患者实施健康教育的体会[J]. 临床护理实践与研究，2010，7（21）：131-132.

篇7

[关键词] 宫颈上皮内瘤变；宫颈癌；宫颈筛查；风险量化

[中图分类号] R73-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3-9701（2016）34-0049-05

A feasibility study of cervical cancer screening risk assessment scale

YU Pengqiao1 LIU Shuai2 LI Qing1 WANG Yan1

1.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Anqing Hospital Affiliated to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Anqing 246000，China； 2.Department of Emergency Medicine，Hefei First People 's Hospital Group Binhu Branch， Hefei 230032，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sign a Cervical Cancer Screening Risk Assessment Scale and analyze its feasibility，providing guidance for clinical cervical cancer screening. Methods A total of 200 cases of gynecological outpatients from Anqing Hospital Affiliated to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from December 2015 to June 2016 were collected，including 132 cases of benign cervical lesions（cervical inflammatory diseases）and 68 cases of cervical diseases（Cervical intraepithelial neoplasia and cervical cancer）.The data were analyzed by the u-test and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After these independent variables were screened and analyzed， the Cervix Screening Risk Assessment Scale（CSRAS， L-Y-01） was developed.Finally， 70 new patients were enrolled to reassess and validate the scale. Result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established a new digital model of cervical screening， which leads to a 12-point risk threshold.According to the model， if the total score of patient screening was

[Key words] Cervical intraepithelial neoplasia； Cervical cancer； Cervical screening； Risk quantification

宫颈疾病包括宫颈炎症，宫颈上皮内瘤变，宫颈癌（包括上皮性宫颈肿瘤、非上皮性宫颈肿瘤，转移性宫颈肿瘤）。宫颈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严重影响了女性的健康和生活，其致死率居女性恶性肿瘤第二位，仅次于乳腺癌[1]。据统计，全球范围内每年有大约50万的新发宫颈癌患者，在中国每年大概有13.5万，大约占据了1/3，且发病年龄有年轻化趋势[2，3]。

宫颈癌的发生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有一个较长的癌前病变期[4，5]。宫颈上皮内瘤变这个概念在1968年第一次是以不典型增生的形式提出[6，7]，其发展为宫颈癌经历了CIN Ⅰ，CINⅡ，CINⅢ，而其中CINⅢ包括宫颈原位癌。将宫颈癌阻断于CIN阶段对于宫颈癌的预防和治疗是极为重要的，所以宫颈癌是一个可预防和可治疗的疾病[8]。

到目前为止，国内外研究者对于宫颈疾病的筛查方法、流行病学调查及影响因素等进行了较为广泛的探索与研究。液基细胞学检测方法，用于宫颈筛查，其具有较高的特异性、敏感性和可预测性，但其假阳性率同样较高[9]；1974年德国的左尔・豪森首先发现了HPV感染是宫颈上皮内瘤变和宫颈癌发展的必要因素之一[10]，但不是所有感染高危型HPV都会导致宫颈癌变，其致病存在较长的潜伏期，这个时间大概为10～20年[11]。除此之外，有关对宫颈疾病的流行病学及影响因素的研究显示，宫颈疾病与年龄、吸烟、长期服用避孕药、的使用、肿瘤家族史、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性生活、孕产史、数、初次性生活年龄、生殖道感染等诸多因素相关[12]，因此在宫颈癌筛查过程中，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和检测指标对于宫颈癌的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是极为重要的；

美国Kaiser医学中心对女性产生宫颈上皮内瘤变3级（CIN 3+）病变的5年累计风险进行估计，并提出了“风险量化管理”理念[13，14]。根据该种理念，本文联合各项指标与筛查，筛选出更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该实验的最终目的是创建一个宫颈疾病筛查的风险评估表，既可以减少误诊率，又可以避免有创性检查和医疗资源的浪费，并确保宫颈筛查经济有效，高效灵敏、且使得物尽其用[15]。

1 对象与方法

1.1一般对象

受试者来源于2015年12月～2016年6月就诊于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安庆医院妇科门诊，所有受试者年龄大于21岁、有3年以上的性生活史，且近3年来未行宫颈疾病筛查；对于近3年有进行宫颈物理治疗（如宫颈微波治疗，宫颈LEEP术，宫颈切除等）、有全子宫切除病史、有宫颈或者盆腔放疗史、妊娠状态及妇科恶性肿瘤的患者予以排除。其中宫颈良性病变组132例（宫颈炎症性疾病）和宫颈疾病组68例（宫颈上皮内瘤变和宫颈癌）。

1.2 方法

根据现行研究资料，选出与宫颈疾病发生发展较为密切且得到一致研究认同的危险因素如：年龄、初次性生活年龄、孕产次、数、教育水平、酒嗜好等，并将患者主观症状最明显的妇科症状（包括阴道分泌物改变，血性白带、同房出血等），妇科检查时宫颈体征（包括宫颈光滑、宫颈糜烂、肥大、纳氏囊肿，宫颈息肉、宫颈湿疣状改变、宫颈溃疡等），TCT检查结果（分为：不典型鳞状细胞、低度鳞状上皮内瘤变、高度鳞状上皮内瘤变、宫颈癌），HPV分型（阴性、低危型、高危型）等这些资料一并纳入初筛的调查问卷表中，每一项参数将根据危险级别分别赋予0、1、2分。

1.3统计学方法

采用Epidata3.0进行双录入和SPSS19.0进行统计分析。对于年龄、初次性生活年龄、孕产次、数、教育水平、烟酒嗜好等将根据危险级别赋值分数，自变量采用均数±标准差来分别描述其集中和离散趋势；宫颈良性病变组和宫颈疾病组两组之间的差异性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对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 结果

2.1宫颈炎症组和宫颈病变组的分布特点

本实验根据最终病理结果将受试者分为两组：宫颈良性病变组和宫颈疾病组；分布特点：其中34%为宫颈疾病组，66%为宫颈良性病变组；两组受试者的年龄、初次性生活年龄、数、受教育程度、烟酒史、症状、体征、TCT、HPV等自变量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2 宫颈疾病危险因素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孕产次数、数、症状、体征、TCT、HPV分型自变量与宫颈疾病更具有相关性（P

2.3宫颈筛查风险评估

将自变量优势比OR值根据等比缩小原则进行换算得出新的OR值，并制定出新的宫颈筛查风险评估量表（CSRAS，L-Y-01）（表3），根据新的评估表将原始的200例资料进行重新评估，得出不同的分值，并将这些分值进行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其中12分的ROC曲线下面积为98.9%（>50%，图1），因此12分作为风险阈值是具有统计学意义的（P

2.4 70例新患者的ROC曲线分析

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其中12分的ROC曲线下面积为96.2%（大于50%，P

3 讨论

宫颈癌是目前唯一有着较明确的病因和高危因素的恶性肿瘤，是一种可预防、可治愈的恶性肿瘤，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对于降低宫颈癌的发生与发展有着很重要的意义[16]。建立一个有效、易行的筛查方案，是当前公共健康的重要问题，同时对于妇产科临床医生来说仍是一项挑战[17]。

目前宫颈筛查较为成熟的方案有TCT-HPV-组织病理学检查（宫颈三阶梯筛查），临床中仍存在一些实际问题：如宫颈细胞学检查灵敏度、阴性预测值低，HPV检测特异度、阳性预测值低；致使临床实践中出现治疗不足或治疗过度的问题。

在本实验结果中TCT提示异常（ASC或LSIL），若其筛查分值小于阈值，其最终病理结果更倾向于良性病变，在实际临床工作中不需要立即转诊阴道镜，可以减少宫颈过度创伤性检查；反之，如果筛查分值大于或等于阈值，病理更倾向于非良性病变，患者需转向阴道镜行进一步诊断，可以减少漏诊或误诊率。人瘤病毒（HPV）作为宫颈癌发展的必要因素，几乎在99%宫颈癌患者的最终病理中都能检测出，但不是所有感染病毒者都会致病[18，19]，大部分感染HPV会被机体免疫清除，不会发展为宫颈癌；HPV致病存在较长的潜伏期、且性活跃女性感染率高，因此HPV检测单独用于一线初筛仍存在一定争议[20]。联合细胞学检查并通过风险量化评估后，不同结果可根据风险阈值拟定下一步诊疗措施；因此本实验的方法与筛查的风险量化和分层管理的理念是相符的[13]。

宫颈癌是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于宫颈癌高危因素研究进展显示：宫颈癌或宫颈上皮内瘤变与年龄、初次性生活年龄、吸烟、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性生活、孕产史、数等因素相关；这些因素独立或者共同影响着宫颈癌的发生[12]。第一次受孕或分娩年龄也与宫颈癌有一定关系，但相对于纳入本次研究的几项自变量来说，报道的文献相对较少，相关程度较低，且与本实验所采用的一些自变量之间有重叠，因此在本实验中未作为独立的危险因素进行评估。根据文献资料，本实验在初期筛选量表中选取了几项公认的相关性较强的自变量进行探讨。试验中分析结果显示：患者年龄、初次性生活年龄、孕产次数、烟酒史、受教育程度等自变量具有相关性，但这些自变量相对于L-Y量表中的其他自变量，其相关程度较低，且不具有明显统计学差异，因此在最终量表的制作中未纳入。

在研究中我们发现数越多，其罹患宫颈癌的危险性越高[21]，上海医科大学预防医学研究所的一项病例对照研究表明，有婚外（1或2个以上）的女性，其宫颈癌发病的相对危险度为1.63和2.06；本实验中相关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数OR值为17.083，95%可信区间为1.479～197.242，P=0.023（

宫颈上皮内瘤变或宫颈癌在发病早期或无特殊症状，但临床中一些常见的症状或体征仍可提示宫颈异常[23]，如阴道分泌物的异常、阴道排液或接触性出血；宫颈糜烂、息肉或菜花状赘生物、肥大、局部异常增生、溃疡等；但是这些症状和体征同样可出现在妇科其他疾病中：如生殖道感染、子宫异常出血、子宫黏膜下肌瘤等。

美国阴道镜检查和宫颈病理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Colposcopy and Cervical Pathology，ASCCP），联合细胞学检测与人状瘤病毒（HPV）检测（“联合筛查”），确定了分层管理的量化标准或标尺，即“Benchmark”为CIN2+的5年累计发病风险，并阐述了“隐含风险阈值的量化管理”这一概念[24，25]，被广泛应用于宫颈癌筛查和后续临床管理中。因此本实验基于该种理念，通过综合上述各自变量权重相加的办法进行了探索与研究，并设计出了一个宫颈筛查的风险量表，为保证数据的可靠性，该实验信息收集、数据录入、数据分析是独立专人操作；并采用双盲法法则；最后本实验分析计算得出12分可做为风险阈值，并使用ROC曲线分析法验证了该阈值的可靠性，该阈值的曲线下面积为98%（远远大于50%）。实验结果显示，小于该阈值的患者，该组的最终病理结果更倾向为良性病变，而大于等于该阈值的患者，其中68例为非良性病变，132例为慢性宫颈炎。另外招募70例新患者进入实验中进一步验证了该阈值的可靠性及意义。该实验所制量表对宫颈疾病与各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行综合叠加的分析，根据最后评分结果超过12分的阈值，都应当高度警惕宫颈病变的风险。通过综合分析自变量并筛查，建立了一个宫颈癌筛查风险评估量表，从而可以有效地协助和指导临床工作中的宫颈癌的预防和筛查，该种筛查方法既可以减少阴道镜检查数量，减少过度筛查和过度治疗，又可以降低漏诊率和误诊率，减轻患者经济、心理负担，降低医疗资源浪费。

本研究仍有不足之处，如本实验因时间、实验条件和医疗资源限制、人群范围的局限性，某些因素如烟酒史、文化程度等无法纳入筛选标准，希望在后期的实验中能够扩大样本量和样本容量，能够进行检查后随访和治疗后管理的研究，并能将CIN2、CIN3及宫颈癌的风险进一步细化。

[参考文献]

[1] Faridi R，Zahra A，Khan K，et al. Oncogenic potentional of human papillomavirus （HPV） and its relation with cervical cancer[J]. Virol J，2011，269：1-8.

[2] Elliott PM，Tattersall MH，Coppleson M，et al. Changing character of cervical cancer in young women[J]. BMJ，1989， 298：1451.

[3] Quinn M，Babb P，Jones J，et al. Effect of screenig on incidence of and mortality from cancer of cervix in England：Evaluation based on routinely collected atatistics[J]. BMJ，1999，318（188）：904-908.

[4] Bosch FX，Lorincz A，Munoz N，et al. The causal relation between human papillomavirus and cervical cancer[J]. J Clin Pathol，2002，55（4）：244-265.

[5] Pham TH，Nguyen TH，Herrero R，et al. Human papillomavirus infection among women in South and North Vietnam[J]. Int J Cancer，2003，104（2）：213-220.

[6] Behtash N，Mehhrdad N. Cervical cancer：Screening and prevention[J]. Asian Pac J Cancer PREV，2006，7（4）：683-686.

[7] 娇，孔为民. 宫颈癌筛查方案研究进展[J]. 中国医药导报，2015，（14）：27-30，49.

[8] Castle PE，Stoler MH，Solomon D，et al. The relationship of community biopsy-diagnosed cervical intraepithelial neoplasia grade 2 to the quality control pathology-reviewed diagnoses：An ALTS report[J]. Am J Clin Pathol，2007，127（5）：805-815.

[9] Wright TC Jr，chiffman M，Solomon D，et al. Interim guidance for the use of human papillomavirus DNA testing as an adjunct to cervical cytology for screening[J]. Obstet Gynecol，2004，103（2）：304-309.

[10] Zur Hauseu H. papillomaviruses in the causation of human Cancers-a brief historical account[J]. Virology，2009， 384（2）：260-265.

[11] Bulk S，Berkhof J，Bulkmans NW，et al. Preferential risk of HPV 16 for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and of HPV 18 for adenocarcinoma of the cervix eompared to women with normal cytology in the Netherlands[J]. Br J Cancer，2006，94（1）：171-175.

[12] Rughooputh S，Kachaliya S，Jetly D，et al. Cervical cancer and human papillomavirus among slum dwellers in india[J].Br J Blomed Sci，2007，64（1）：28-31.

[13] Saslow D，Solomon D，Lawson HW，et al. American Cancer Society，American Society for Colposcopy and Cervical Pathology，and American Society for Clinical Pathology screening guideline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early detection of cervical cancer[J]. J Low Genit Tract Dis，2012，16（3）：175-204.

[14] Katki HA，Schiffman M，Castle PE，et al. Benchmarking CIN3+ risk as the basis for incorporating HPV and Pap cotesting into cervical screening and management guidelines[J]. J Low Genit Tract Dis，2013，17（5 Suppl 1）：S28-S35.

[15] Mandelblatt JS，Phillips RN. Cervical cancer：How ofen-and why-to screen older women[J]. Geriatrics，1996，51（6）：45-48.

[16] Wang JL，Yang YZ，Dong WW，et al. Application of human pappillovirus in screening for cervical cancer and precancerous lesions[J]. Asian Pac J Cancer Prev，2003， 14（5）：2979-2982.

[17] Arbyn M，Sankaranarayanan R，Muwonge R，et al. Pooled analysis of the accuracy of five cervical cancer screening tests assessed in eleven studies in Africa and India[J]. Int J Cancer，2008，123（1）：153-160.

[18] Munoz N，Bosch FX，de Sanjose S，et al. Epidemiologic classification of human papillomavirus types associated with cervical cancer[J]. N Engl J Med，2003，348（6）：518-527.

[19] Wallin KL，Wiklund F，Angstoom T，et al. Type-specific persistence of human papillomavirus dna before the development of invasive cervical cancer[J]. N Engl J Med，1999，341（22）：1633-1638.

[20] Huh WK. Human papillomavirus infection：A Concise Review of Natural History[J]. Obstet Gynecol，2009，114（1）：139-143.

[21] Newton R，Ziegler J，Casabonne D，et al. A case control study of cancer of the uterine cervix in Uganda[J]. Eur J Cancer Prev，2007，16（6）：555-558.

[22] Plummer M，Appley P，Beral V，et al. Cervical carcinoma and sexual behavior：Collaborative reanalysis of individual data on 15，461 women without cervical carcinoma from 21 epidemiological studies[J]. Cancer Epidemiol Biomarkers Prev，2009，18（4）：1060-1069.

[23] Pinto LA，Viscid R，Harro CD，et al. Cellular immune response to UPV-18-31，and-53 in healthy volunteers immunized with recombinant HPV-16 L1 virus-like particles[J]. Virology，2006，353（2）：451-462.

[24] Castle PE，Sideri M，Jeronimo J，et al. Risk assessment to guide the prevention of cervical cancer[J]. J Low Genit Tract Dis，2008，12（1）：1-7.

篇8

1 资料与方法   []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07年3月-2014年5月在本院住院治疗的238例宫颈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患者年龄21～74岁，平均（46.2±19.5）岁。所有患者住院前未接受任何肿瘤治疗，且经过病理学证实均为宫颈癌Ⅰb～Ⅱa期，其中Ⅰb期156例，Ⅱa期82例；鳞癌179例，腺癌59例；高分化61例，中分化98例，低分化79例；根据术后病理分为有淋巴结或脉管转移105例，无转移133例。

1.2 临床资料 所有患者根据病情进行规范化治疗，包括手术、放疗、化疗。随访期间定期复查阴道残端液基细胞检查、腹部B超，必要时行CT检查、病灶活检。

1.3 标本收集 分别取患者治疗前、完全治疗结束后1个月及复发时或未复发者随访5年结束时外周静脉血（均未输液时），以EDTA抗凝，4 ℃ 2000 r/min，离心15 min，取血浆冻存于-70 ℃备用。

1.4 检测方法 采用OPN ELISA试剂盒（CALBIOCHEM 公司生产），检测操作严格按试剂盒要求进行，全部标本统一检测，每例标本共检测3次取加权平均值。检测者和收集临床标本及随访资料者实行双盲控制。

1.5 统计学处理 运用SPSS 17.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计量资料以（x±s）表示，比较采用t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OPN表达水平和临床病理参数的关系 对血浆OPN表达水平和一些常见临床病理参数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这些参数包括年龄、期别、细胞类型、分化程度、转移程度，发现OPN表达水平与分化程度、转移程度有关（P<0.05），与年龄、临床期别、细胞类型无关（P>0.05），见表1。

2.2 治疗前后血浆OPN水平的变化 治疗前患者的血浆OPN水平为（184.76±50.27）ng/mL，完整规范治疗后为（126.97±56.14）ng/mL，治疗前OPN表达水平明显高于治疗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2）。

2.3 OPN表达水平和治疗后复发的关系 随访5年，其中6例死于非宫颈癌相关原因，14例失访，随访率为91.6%。在完整随访5年的218例患者中，34例（15.60%）复发，其中2例（0.9%）死于肿瘤复发转移。其中复发患者的血浆OPN水平为（198.02±27.81）ng/mL明显高于未复发患者的（117.50±60.39）ng/mL，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7）。

3 讨论

OPN是一种分子量为66KD的分泌型糖基鳞蛋白，表达于骨组织和上皮细胞中，并且在很多肿瘤中表达增加。有研究表明OPN参与肿瘤发生发展的机制主要包括促进肿瘤血管生成；参与免疫应答；参与肿瘤趋化、黏附和迁移；抑制肿瘤细胞凋亡等[5-6]。在人类多种肿瘤如乳腺癌、大肠癌等的恶性转化、浸润与转移中，OPN能够反映出肿瘤恶性程度、促进肿瘤转移和提高肿瘤细胞侵袭能力[6-9]。但OPN与宫颈癌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

在宫颈癌治疗后随访中，组织学与影像学检查是目前主要的监测指标。与之相比，血液学指标由于操作简便、无创伤、可重复性强、利于治疗后随访等众多优点而具有更为诱人的应用前景。有研究证实，外周血OPN表达水平可以用于乳腺癌、头颈部鳞癌和卵巢癌的预后评价，但目前尚无有关外周血OPN表达水平和宫颈癌预后及复发关系的报道[10-11]。

在本研究中，OPN表达水平在分化程度、转移程度不同组间有明显差异性，说明OPN的升高预示着宫颈癌较高的恶性程度、局部转移，这与既往OPN在宫颈癌组织学中表达的研究结果相一致[12-13]。但与临床期别无关，可能与本研究纳入临床期别较少有关。本研究还发现，治疗后外周血中OPN水平明显下降，提示着OPN可作为一种疗效的评价指标，这与王君霞等[14]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在随访过程中，笔者通过对经过组织学或影像学证实复发的患者的检测，其外周血中OPN的水平明显高于未复发患者，进一步证实了OPN参与宫颈癌的发展和转移。但能否优先于组织学或影像学检查，作为判断宫颈癌复发的独立诊断学指标目前还不成立，尚需要大量的临床研究。

综上所述，OPN在宫颈癌发展、转移、侵袭中可能具有重要的作用，可通过检测血清学中OPN的表达水平评估患者临床疗效，且可能作为一个新的标志物用于宫颈癌的预后判断和复发预测。

参考文献

[1]吕卫国，谢幸.复发转移宫颈癌的治疗[J].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2004，20（7）：393-394.

[2] Rudland P S， Platt-Higgins A， EI-Tanani M， et al. Prognostic significance of the metastasis-associated protein osteopontin in human breast cancer[J]. Cancer Res，2002，62（12）：3417-3427.

[3] Denhardt D T.Identification of osteopontin as a prognostic marker for head and neck squamous cell carcinomas[J]. Clin Cancer Res，2003，9（1）：31-32.

. Aust NZJ Obstet Gynaecol，2009，49（4）：434-438.

[6] Likui W， Hong W， Shuwen Z.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upregulated osteo pontin mRNA expression in human colorectal cancer[J]. J Gastrointest Surg，2010，14（1）：74-81.

[7] Huang J， Pan C， Hu H， et al. Osteopontin-enhanced hepatic metastasis of colorectal cancer cells[J].PLoS One，2012，7（10）：e47 901.

篇9

有一句俗语说得好：“看一个人的深度就看他选择的朋友，看一个人的魅力就看他选择的爱人，而看一个人的能力则要看他选择的对手。”

嘉塞曾是乔布斯的事业伙伴，也是后者职业生涯中一个有力的对手。

戴钻石耳钉的法国男人

嘉塞是法国人，曾任苹果公司法国地区的总经理。在他的带领下，苹果法国公司常年盈利，因而受到了苹果公司总部的青睐。

1984年秋季，在麦金塔电脑第一轮销售热潮过后，苹果公司总部发现麦金塔电脑可以应用的软件很少，但一筹莫展，因为此时的苹果公司一直都是眼睛向内。远在欧洲的嘉塞很早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他派了一位雇员携带数万美元赶赴美国纽约，采购了大量的麦金塔可以使用的应用软件，回到法国把这些软件配销给经销商。

嘉塞此举颇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风范，但效果很好。法国地区的麦金塔销售一枝独秀。1985年2月，苹果公司把嘉塞调到总部，准备委以重任。

当时，乔布斯一切围着麦金塔项目转的做法，使得其他项目组的成员非常嫉恨他。他们经常用钥匙刮伤乔布斯的座驾。乔布斯只好把车停在大楼正面一个为残障人士准备的专用停车位。有媒体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这一天，刚从法国调到苹果总部任职不久的嘉塞停好车走向办公大楼的入口处时，乔布斯的银色大奔呼啸而过，停在残障专用停车位。当乔布斯趾高气扬地从他身边走过时，嘉塞脱口而出：“哇，我真没想到那些车位也是为精神残障人士准备的。”

嘉塞喜欢穿黑色皮夹克，耳朵上戴一个钻石耳钉。他行事不羁的风格有些像乔布斯。

乔布斯一度将嘉塞视为好友，他在策划对苹果公司CEO斯库利的“”计划时，把嘉塞看做心腹，并把计划告诉了他。然而嘉塞并不认同乔布斯的计划，而且他还把乔布斯的图谋告诉了斯库利。多年后嘉塞坦承自己就是“告密者”，但他暗示自己不是惟一泄露乔布斯计划的人，许多人都知道这项计划，只是那些人不敢公开与乔布斯为敌。

乔布斯的密谋流产后，斯库利论功行赏，嘉塞被任命为麦金塔项目组负责人，接收了乔布斯视若掌上明珠的成果。

乔布斯在离开苹果公司前，曾准备带走5位技术骨干成立NeXT公司。起初斯库利不以为然，还一度想让苹果公司投资NeXT，但嘉塞认为乔布斯此举对苹果公司危害甚大，他在接管的麦金塔项目组的大会上猛烈抨击乔布斯和他同盟者的“阴谋”。在嘉塞的影响下，苹果公司董事会与乔布斯的矛盾急剧白热化。

正如古龙所云：“由朋友变成的敌人是最可怕的，因为他们是那么了解你。”

1985年9月17日，乔布斯向自己创建的苹果公司递交了辞呈。他辞呈中提到，他希望苹果公司里能传出冷静的声音，苹果公司的人对他会把苹果技术用到他新创建的公司的担忧是杞人忧天。

随后，苹果公司了乔布斯。这让乔布斯痛苦不堪，他表示对方在公众面前把他描绘成“一个贼”，这让他不得不做出反击。

而讽刺的是，后来嘉塞也离开了苹果公司，并且创办了一家和乔布斯NeXT业务类似的公司。

“翻版”乔布斯

乔布斯走后，起初斯库利和嘉塞合作很愉快。也许早年的乔布斯把这种“改来改去”、没有项目时间概念的特性传染给了嘉塞，或者他们本来就是一路人。斯库利很快发现嘉塞脾性几乎是乔布斯的翻版，许多项目在嘉塞渴求完美的改动下频频延期。

当斯库利批评嘉塞时，双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很像是乔布斯离开苹果前发生的故事的重演。

对于斯库利来说，和乔布斯相比，嘉塞是一个轻量级的对手。斯库利支付了170万美元的合同终止赔偿金让嘉塞从苹果公司走人。

在嘉塞离开苹果公司前，曾有一批苹果公司员工身着嘉塞喜欢穿的那种黑色皮夹克，头戴贝雷帽。他们聚在苹果公司总部楼前的草坪上，向苹果公司高层请愿，希望留下嘉塞，但这于事无补。

1991年，嘉塞拿着补偿金，以及他从风投获得的一笔资金，带领一批苹果员工创建了Be公司。这也很像乔布斯1986年从苹果带走一批骨干创建NeXT公司。

不仅这些相似，Be公司初期竟然也像乔布斯的NeXT那样推出一种PC，搭配专有的操作系统Be OS进行销售。

可这是在1995年，硬件产品市场竞争激烈。有分析师质疑嘉塞的Be公司会像乔布斯的NeXT那样犯同样的错误：有先进的硬件和操作系统却不被市场所接纳。嘉塞对《红鲱鱼》杂志的记者说：“看在上帝的份上，别拿我们跟NeXT相比，我们是为开发人员提供更好的工具，而不是所谓的品味。”他顺便讽刺了一把乔布斯NeXT的高价策略。

可是结果呢？Be公司重蹈了NeXT的覆辙，硬件销路很差，不过Be公司的操作系统却被一些客户所看重。

此时乔布斯的NeXT也早已把重点从硬件转向了操作系统。

嘉塞随后也把Be公司的发展方向调整到软件，但公司运营仍然不见起色。Be在英文中还有一个意思是“存在”。当时硅谷曾流行这样一个调侃Be公司的话：“Be并不存在。”但Be操作系统的技术有独到之处，1996年嘉塞想把自己的操作系统卖给苹果公司。

苹果操作系统曾是微软Windows学习的楷模，为什么到1996年开图形操作系统先河的苹果却要从外面购进新的操作系统呢？

沙漠中的水源

“Windows 95 = Macintosh 89”，1995年微软Windows95操作系统后，苹果Mac电脑使用者嘲讽地在自己的汽车车杠上贴上了这样的标签。

话虽如此，微软Windows95操作系统还是给苹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为了跟上时代潮流，苹果公司展开了新一代操作系统Copland研发计划。期间，苹果公司开动宣传机器，称Copland将是一款革命性的产品，吊足了大众的胃口。

有媒体报道，时任《TidBITS》编辑的Matt Neuburg有幸接触到了这个传说中的系统。令他大跌眼镜的是，当时这个系统只有打开或关闭文件功能，无法对文本文件进行编辑，用户界面的文本框竟然不能输入文字！甚至他什么都没做，整个系统也会突然崩溃。搞笑的是，苹果公司特意安排一位工程师守在演示电脑旁边，不断地重装系统。

时任苹果公司CEO的吉尔・阿梅里奥认识到Copland“仅是互相分离的部分的集合而已，每一个部分都由不同的团队开发……人们期望它们以某种奇妙的方式集成到一起……”

但奇妙的结果没有出现。1996年8月，苹果公司被迫取消Copland项目。当时开发预览版的CD封套都已制作完毕，邮包上的地址也已打印完毕。当时阿梅里奥已对外宣布，苹果公司将于1997年1月的苹果世界大会上新一代操作系统。

显然，苹果公司已经骑虎难下。

眼睛一直盯着苹果公司的嘉塞打电话给苹果公司高管，称在宽广的大路上，Copland临爆胎还在飞奔，苹果公司需要上个保险。这个保险就是采用Be公司的产品。

1996年8月，嘉塞向苹果公司提供了使用BeOS操作系统的七种方案，包括许可使用、并购等。嘉塞一直梦想着重返苹果。他说：“钱对我来说不是主要问题，我并不在乎价格。”但其实问题就是价格。嘉塞希望获得苹果公司15%的股票份额，当时大约折合5亿美元。同时，嘉塞要获得苹果公司董事会一个席位。阿梅里奥认为这不现实，苹果公司难以接受。

苹果公司给出的价格是1.25亿美元，嘉塞的回价是3亿美元。苹果又将价格提到了两亿美元，嘉塞给出了2.75亿美元的“最终价格”。双方于是僵持不下。

随着1997年1月苹果世界大会的临近，嘉塞认为苹果公司没有更多的牌可打了，他称身处沙漠的人不应对水的价格进行讨价还价。嘉塞还故意向媒体透露双方的合作，给苹果公司施加压力。苹果公司非常恼火，他们被嘉塞势在必得的态度激怒了，于是也摆出一副可以另选伙伴的姿态。

此时，微软的盖茨也参与进来。让苹果的麦金塔电脑采用微软的Windows操作系统，是盖茨梦寐以求的。这除了具有现实的市场意义外，同时也可从精神层面洗刷微软Windows是苹果Macintosh操作系统模仿者的“恶名”。盖茨称只需将Windows NT修改一下，就可用做苹果电脑新的操作系统。盖茨热切地表示：“为了完成这个项目，我们将会安排数百人参与工作。”

得知这些消息后，嘉塞不屑一顾他知道苹果用户绝对不会接受在麦金塔电脑上运行Windows NT的情况。苹果公司的高层也明白这一市场需求，他们担心如果转向微软，会快速失掉自己的“死忠”粉丝。所以，盖茨的努力不会改变嘉塞与苹果公司之间的博弈。

然而，另外一个旁观者在冷冷地看着这场棋局，准备在合适的时机介入。这个人就是乔布斯。

攻城为下，攻心为上

“乔布斯是惟一能拯救苹果的人。苹果仿佛是他念大学时的未婚妻，20年后他们在同学聚会时又相见了。乔布斯这时已结婚生子，婚姻美满，事业有成；而他的昔日女友酗酒成性，身边围着一群狐朋狗友，把自己的生活弄得一团糟。他不可能再同她结婚，但又不能一走了之，因为他仍关心她。于是他把她带往戒酒中心，并力图帮助她重新结识一群高雅的朋友，希望她从此过上美满的生活。”

这是甲骨文CEO拉里・埃里森说过的一段话。他深谙乔布斯内心深处对苹果公司的情感羁绊。

1996年2月，埃里森向外界透露，他曾想帮乔布斯收购苹果公司。他和乔布斯对并购方案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双方对并购方式略有分歧。不过埃里森表示，如果他的这个铁哥们乔布斯想买回苹果公司的话，他会毫不犹豫地予以全面支持。这不是空话，当时埃里森就已经资金雄厚，有财力帮助乔布斯实现这一目标。

埃里森还说过：“成功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他人都失败了。”不过他愿意帮助乔布斯获得成功，拿回自己的公司。

经过时间洗礼的乔布斯，不打算采取硬攻的方式回归。他决定采取一种技术含量比较高的方式。不过，实力雄厚、敢作敢为的盟友埃里森的支持，无疑充盈了他的底气。

老对头嘉塞图谋以被苹果收购的方式回归的消息，更加激发了乔布斯的斗志。

乔布斯手中也有苹果公司急需的宝贵资源――NeXT操作系统。他主动打电话给阿梅里奥，直指嘉塞的BeOS对苹果公司来说是个灾难，NeXT操作系统才最适合苹果公司。而且他蛊惑阿梅里奥说，苹果不仅仅需要他的操作系统，还需要整个NeXT公司，要雇佣NeXT公司“所有”的员工。

乔布斯还抓住机会损了一把另外一个对手盖茨，称Windows仍然是对苹果Mac的拙劣模仿，即使Windows95，其用户界面还是乏善可陈。

1996年12月10日，经过几轮接触后，苹果公司准备给乔布斯一个当面陈述的机会。为了避免新闻界对此进行跟踪报道，会面在一家酒店进行。苹果公司的高管和相关技术人员悉数到场，乔布斯带着一个助手出席。10年过去了，这是乔布斯首次在苹果公司这么多高管前亮相，一些人是他当年的部下。他们努力想从乔布斯的脸上看出一些复杂的表情来。

可此时的乔布斯已不像当年那样喜怒形于色，礼貌性地寒暄后，他开始讲话。那个10年前洋溢着魅力的乔布斯似乎穿越时空回来了，苹果公司的高管们感受到久违了的激情荡漾。

随后，乔布斯让助手全面讲解NeXT操作系统的功能及如何与苹果Mac电脑相匹配。助手的讲解精炼而又生动，苹果公司的高管从中感受到了乔布斯对此事的重视和精益求精的准备工作。也许此时，苹果公司的高管们已在心里投下了认可的一票。

不过，苹果公司还是想给嘉塞最后一个陈述机会。嘉塞还以为自己已胜券在握，认为这只是一个例行的会面，孤身一人赴会。与乔布斯充满魅力的演说相比，嘉塞的陈述干涩简陋。陈述完毕，嘉塞显然没有听到苹果高管们发自内心的叹息。

阿梅里奥随后在一场会上称：“我们用A计划取代了Be计划。”

柳暗花明后的迷失

“如果我们必须垫上膝垫并放上锡罐进行乞讨，我们会这样做的。”对于苹果公司最终选择了NeXT，嘉塞认为这是乔布斯背后“捣鬼”，苹果公司的选择并不公平。但不可否认的是，嘉塞失去了回归苹果公司的机遇，乔布斯却由此回归，并东山再起。

嘉塞断了让BeOS操作系统在苹果麦金塔电脑上发展的念想后，开始转向英特尔PC。1998年，Be公司了运行在英特尔平台的BeOS版本。当时，Windows驰骋办公软件世界，Unix纵横网络空间，BeOS被人称作打造了多媒体天堂。BeOS在多媒体制作、编辑、播放方面有上佳表现。

进入英特尔平台，Be公司一度感觉柳暗花明。英特尔也有意扶持这个微软系统以外的新势力。1998年，英特尔和August Capital等公司向Be投资了数百万美元。1999年7月20日Be公司上市，上市价格为每股6美元。年底时，Be公司股价曾飙升至39美元。但随着网络泡沫的破灭，Be公司股价暴跌。

与此同时，Be公司感受到了来自微软的巨大压力。Be公司称自己曾经同包括康柏和日立在内的电脑厂商谈判，希望能够在它们生产的电脑上安装自己的操作系统，但碍于微软的影响，它们的合作最终没有真正实现。

2001年8月，Palm公司通过股票换购的方式，以1100万美元收购Be公司的技术资产和知识产权。

Be公司最后出现在公众视野，是它在2002年2月向美国旧金山地区法院递交诉状，指控微软对电脑生产商施加影响，不允许电脑生产商在产品中采用Be的操作系统。2003年9月，微软同意向Be公司支付2330万美元以达成和解，但微软同时称并这不意味着自己有任何不道德行为。

记者手记

凡事豫则立 不豫则废

乔布斯回归苹果公司东山再起的传奇，今天读来似乎是个众望所归、顺理成章的故事，其实当时的情况是一波三折，乔布斯费尽了心机。

离开苹果公司后，乔布斯曾说：“这是我的公司。当时我和斯库利闹僵后才被逼离开。苹果公司永远都是我的一部分。”

乔布斯要回归苹果公司，必须得到公司高管层的认可，但他离开苹果公司时，几乎已得罪了公司所有高管及董事会成员。

1994年，阿梅里奥被苹果公司聘为公司董事会成员。由于此前与阿梅里奥素无瓜葛，乔布斯决定把他作为突破。他找到阿梅里奥，与其攀谈。乔布斯说：“苹果公司正江河日下，唯一能够拯救它的是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一个能够将员工、用户、开发商和媒体记者凝聚到一起的人。”乔布斯希望阿梅里奥能支持他重返苹果公司。

乔布斯的话给阿梅里奥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阿梅里奥被苹果公司董事会选为CEO后，乔布斯的前期铺垫开始起作用。

乔布斯的NeXT操作系统与苹果麦金塔的匹配，显然不能看做是一种巧合，那是他被“流放”后目光一直盯着苹果公司的必然结果。阿梅里奥曾回忆说：“乔布斯的手下曾花费大量时间来研究一些重要问题，譬如网络化和互联网接入等。这是他们的王牌，在这一点上他们比苹果公司高明。NeXT也优于微软的Windows NT，说不定还胜过了Sun公司的产品。”

在技术上做好准备的同时，乔布斯在舆论上也做着前期铺垫。乔布斯曾于1995年9月在《财富》杂志上说：“怎么拯救苹果公司，我早有个方案谙熟于心。对苹果公司来说，没有比这更好的能带来完美产品和战略的想法了。但没人听我的。”

后来，阿梅里奥打算听听乔布斯的意见，当然他也想听嘉塞的意见。

在公众眼里，乔布斯是有蛊惑力的演讲大师，后来揭秘的历史资料显示，乔布斯的每次演讲几乎都事先经过精心准备。

篇10

[关键词] 急性重症胰腺炎；血行感染；肠屏障功能障碍

[中图分类号] R576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3-9701（2013）07-0033-03

Clinical research of intestinal barrier dysfunction for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patients with blood line infections

ZHANG Yuexin

Department of Emergency，the People's Hospital of Shaoxing City in Zhejiang Province， Shaoxing 312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patients with acute pancreatitis blood line infection patients with intestinal barrier clinical correlation research and observation for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blood line infec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toperative infection. Methods The data and cases accepted treatment for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and diagnosed with blood line infected patients clinical treatment group， control group with the conventional treatment， the treatment group in the control group treatment on the basis of implementation of intestinal barrier early protection measures. Compared two groups gastrointestinal function score and APACHE Ⅱ score， C-reactive protein （CRP）， serum tumor necrosis factor alpha （TNF alpha）， plasma endotoxin level（LPS）， urinary lactulose/mannitol value （L/M）， and the two groups after treatment in patients with general condition comparison. Results The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treatment， APACHE Ⅱ score， CRP， TNF alpha， LPS than before treatment down significantly， compared with controls differences also 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P < 0.01）. Conclusion Early intestinal barrier function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rotection of patients with gastrointestinal function， reduce the intestinal barrier permeability and inflammatory reaction.

[Key words]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Blood line infections；Intestinal barrier dysfunction

急性重症胰腺炎是急诊较为常见的一类死亡率较高的疾病，有研究表明[1，2]，本病在早期极可能出现较为明显的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以及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并认为急性重症胰腺炎的死亡与继发性的感染存在直接的联系。肠屏障功能障碍认为是急性重症胰腺炎较常出现的一种疾病并发症，其发病和重症炎性反应、氧自由基及内毒素的影响有关[3]。肠屏障包括了机械、生物、化学以及免疫等相关屏障，肠屏障的破坏可引起细菌以及内毒素的移位，从而发生全身感染性症状。本研究就40例急性重症胰腺炎进行了临床分组观察，对肠屏障进行早期干预保护，探讨其对急性重症胰腺炎疗效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40例急性重症胰腺炎并发血行感染病例选取自我院2009年8月～2010年12月。急性重症胰腺炎诊断标准采用2007年6月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普通外科专业委员会《重症急性胰腺炎中西医结合诊治常规（草案）》中的诊断标准。40例患者临床发病均在48 h以内，进行胃肠功能评分，得分≥1分，进行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PACHEⅡ），得分均 0.05），具有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治疗上参照指南标准进行抑酶、抑酸、抗炎、液体管理等常规治疗和器官功能支持治疗。针对病因治疗（胆源性解除胆道梗阻，高脂血症性予活血治疗，甘油三酯（TG）≥11.3 mmol/L 时给予血液净化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早期给于大黄制剂（生大黄粉溶于100 mL生理盐水中）以及肠内营养剂（主要以短肽类、游离氨基酸类以及整蛋白类等为主），使用鼻空肠管进行间断连续性的输注，共治疗7 d。

1.3 观察指标

治疗前后进行两次血液检查，于检测当天清晨空腹抽取静脉血5 mL，同时采取中段清洁晨尿20 mL。采用免疫比浊法测定血清 C-反应蛋白（CRP） ，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血清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 ，采用偶氮显色法鲎试验（LAL）定量测定血浆内毒素（LPS）水平，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尿乳果糖/甘露醇值（L/M） 。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 13.0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x±s）表示，均数比较采用t检验、方差因素分析，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一般情况及预后比较

观察组入院后住SICU 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P < 0.01）；观察组未出现死亡病例，对照组死亡4例，死亡率为21.05%（4/1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1。

表1 两组患者一般情况及预后比较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肠黏膜通透性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LPS以及尿L/M比值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经过7 d治疗，观察组的LPS与尿L/M比值均有明显下降，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P < 0.01）。见表2。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肠黏膜通透性比较（x±s）

2.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炎症指标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CRP以及TNF-α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经过7 d治疗，观察组CRP与TNF-α均有明显下降，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P < 0.01）。见表3。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炎症指标比较（x±s）

3 讨论

肠道属于人体重要的消化器官之一，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内分泌与免疫等作用，是人体抵抗非特异性抗感染的第一道防线[4]。另外，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内毒素与细菌储存地，在人体进行消化受吸收的过程中，能够抑制肠道内一些细菌及毒素。而这一过程中，起到主导作用的即是肠道屏障[5]。目前，对于肠道屏障的分类有免疫屏障、机械屏障、化学屏障以及微生物屏障之分[6-9]。①免疫屏障：其作用主要是抑制人体肠道内细菌的黏附，并防止细菌在肠黏膜表面的繁殖和生长，同时也起到中和肠道毒素以及抑制抗原吸收的能力。因此，如果肠黏膜免疫屏障出现功能异常或障碍时，容易导致肠道内细菌与内毒素出现易位等情况；②机械屏障：机械屏障主要由肠黏膜的上皮细胞、上皮细胞间的连接复合体、上皮细胞表面的菌膜、粘液以及下行的气流与液流共同构成[10]。机械屏障的作用是形成肠道细菌和内毒素等不能自由通过的一层物理屏障，另外肠黏膜表面的黏液可以起到保护细胞的作用，亦能够阻挡病原微生物和有害物质；③化学屏障：化学屏障主要由消化道分泌的胃酸、溶菌酶、粘多糖和蛋白分解酶，胆汁及肠腺Paneth细胞产生的抗菌肽共同组成[11]。其中胃酸主要在小肠的起始端起到杀灭细菌等病源微生物的作用。肠腺Paneth细胞能够生产相关的抗菌肽，这些抗菌肽被证明在有杀菌和抑菌作用。粘多糖在肠道内的作用主要有两个，一是其能力可以有效避免肠黏膜受到上述，二是其能够结合消化液，避免酸性或者碱性的消化液对肠黏膜的损伤。另外，胆汁对内毒素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化学屏障[12，13]。能够通过胆盐与内毒素结合，避免了内毒素在肠道内的被吸收。而且胆盐与胆酸被认为是人体内的有效去污剂，就内毒素而言，可以将其分解成为无毒的微聚物。④微生物屏障：正常情况下人体肠道内可以存在大量的细菌，这些细菌往往与人体保持一个平衡，通过与人体微空间结构，进而形成了既相互依赖又相互作用的微生物屏障。研究表明，人体肠道内的大多数非致病菌群的生产与繁殖能够预防一些致病菌群的繁殖。另外，一些对人体有益的菌群，如乳酸、抑菌素等，能够在人体内释放一些抗菌物质。

临床研究表明，引发肠道屏障功能障碍的作用因素较多，严重的创伤、感染、放化疗等均能一定程度上造成肠道屏障的结构和功能损伤，导致大量细菌和内毒素经门静脉和淋巴系统侵入机体循环，引起肠源性脓毒血症和内毒血症，由此不仅加重原发疾病，甚至可能诱发SIRS和MODS，从而危及生命[14]。本文就急性重症胰腺炎血行感染患者肠屏障功能障碍进行了临床分组观察，研究发现，在对肠屏障进行早期干预保护后，可以发现观察组的临床平均入住SICU时间明显低于对照组，而观察组中未发生1例患者死亡，而对照组的死亡率为21.05%，说明早期的肠屏障保护，在治疗急性重症胰腺炎血行感染患者有着较好的疗效。在肠道中乳果糖主要通过旁细胞途径而被人体吸收；甘露醇则是通过肠上皮细胞膜上的水溶性微孔而被吸收。当肠屏障功能受到损伤时肠黏膜出现萎缩，细胞间紧密连接被破坏，引起细胞间隙增大，增加了肠黏膜的通透性，最终导致了乳果糖的吸收上升；而甘露醇吸收变化不大，故其排泄率的比值（L/M）变大，且变化敏感而特异[15]。

LPS在正常人体内存在的革兰阴性菌细胞壁的脂多糖成分，健康状况下LPS不会造成人体的损伤。但当肠黏膜屏障出现功能异常时，肠黏膜的通透性增加，造成LPS可以轻松地越过肠黏膜，最终进入血液循环，当LPS在血液中的含量达到一定浓度时出现内毒素血症。目前对于LPS的研究证明，LPS血液中含量是检测肠黏膜屏障功能的一项重要方法。本研究发现，对照组的L/M 和内毒素水平在治疗后均有一定的上升，说明疾病的发展使得肠屏障通透性出现明显的增加。而观察组的结果发现，早期保护肠屏障，治疗7 d后可见肠屏障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CRP和TNF-α是评估炎症反应的重要检测指标，本研究结果发现，对照组患者治疗前后CRP和TNF-α水平未出现明显下降，说明急性重症胰腺炎血行感染情况未得到明显的改善，也是临床上出现严重感染并发症的主要因素。而观察组的结果表明进行早期保护肠屏障后患者的CRP和TNF-α与治疗前相比显著下降，说明早期给予肠屏障的保护，能够有效恢复肠道的生理功能，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细菌和内毒素发生移位，抑制全身炎性反应的发生。目前，国内外对于肠黏膜损害造成的各种集体损伤的危害性研究越来越多，其并发症也被广泛认同。近年来，各国学者就肠黏膜损害产生机制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当前对于肠黏膜功能的重要性已有了较为统一的共识，认为早期采取积极的干预保护措施，能够有利于减少细菌及内毒素出现移位的可能，减少SIRS或 MODS的发生。

综上所述，对急性重症胰腺炎血行感染的患者进行肠屏障功能的监测，早期进行保护和降低肠黏膜通透性，维持肠道微生态稳定，减少菌群失调及细菌、内毒素入血，是控制血行感染、降低病死率的重要方法和手段。

[参考文献]

[1] Van Felius ID，Akkermans LM，Bosscha K，et al.Interdigestive small bowel motility and duodenal bacterial overgrowth in experimental acute pancreatitis[J]. Neurogastroenterol Motil，2003，15（3）：267-276.

[2] Takeyama Y.Significance of apoptotic cell death in systemic complications with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J]. J Gastroenterol，2005，40（1）：1-18.

[3] Inoue K，Hirota M，KinluraY，et al. Further evidence for endothelin as an importantmediator of pancreatics and intestinal ischemia in severe acute pancreatifis[J]. Pancreas，2003，26（3）：218-232.

[4] Wang X，Gong Z，Wu K，et al. Gastrointesfinal dysmotility in patients with acute pancreatitis[J]. Gastroenterol Hepatol，2003，18（1）：57-62.

[5] Zhao ZC，Zheng SS，ChengWL，et al. Suppressing progress of pancreatitis through selective inhibition of NF-Kap-pa B activation by using NAC[J]. J Zhejiang Univ Sci，2004，5（4）：477-482.

[6] Ammori BJ，Leeder PC，King RF，et al. Early increase in intestinal permeability in patients with severe acute pancreatic：correlation with endotoxemia，organ failure，and mortality[J]. J Gastrintest Surg，2003，3（3）：252-262.

[7] Patel R，Vetter EA，Harmsen WS，et al. Optimized pathogen detection with 30-compared to 20-milliliter blood culture draws[J]. Clin Microbiol，2011，49（12）：4047-4051.

[8] Yasuda T，Takeyama Y，Ueda T，et al. Breakdown of intestinal mucosa via accelerated apoptosis increases intestinal permeability in experimental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J]. Surg Res，2006，135（1）：18-26.

[9] Leveau P，Wang X，Sun Z，et al. Severity of pancreatitis-associated gut barrier dysfunction is reduced following treatment with the PAF inhibitor lexipafant[J]. Biochem Pharmacol，2005，69（9）：1325-1331.

[10] Madaria E，Martnez J，Lozano B，et al. Detec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bacterial DNA in serum from patients with acute pancreatitis[J]. Gut，2005，54（7）：1293-1297.

[11] Ammori BJ，Fitzgerald P，Hawkey P，et al. The early increase in intestinal permeability and systemic endotoxin exposure in patientswith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is not associated with systemic bacterial translocation：molecular investigation of microbial DNA in the blood[J]. Pancreas，2003，26（1）：18-22.

[12] Boivin MA，Roy PK，Bradley A，et al. Mechanism of interferonγinduced increase in T84intestinal epithelial tight junction[J]. J Interferon Cytokine Res，2009，29（12）：45-54

[13] Nose K，Yang H，Sun X et al. Glutamine prevents total parenteral nutrition associated changes to intraepithelial lymphocyte phenotype and function：apotential mechanism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epithelial barrier function[J]. J Interferon Cytokine Res，2010，30（13）：67-80。

[14] Viana ML，Santos RG，Generoso SV，et al. Pretreatment with arginine preserves intestinal barrier integrity and reduces bacterial translocation in mice[J]. Nutrition，2010，26（12）：218-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