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下贤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吕氏春秋下贤，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 吕氏春秋 文献学 研究 综述

《吕氏春秋》是战国末年秦国垂相吕不韦集门下宾客对战国学术及历史文献进行汇编整理的成果。吕不韦资助在赵国的秦国质子异人成为秦国的王位继承人，异人即位后，吕不韦从富商而一跃成为秦国的亚相，执掌秦国的政务达十年之久。吕不韦权势最盛的时期是在秦始皇初年，当时秦始皇尚未成年，吕不韦贵为丞相，被尊为仲父，其势焰无人可及。不过他似乎并不甚措意武功，相反却对学术颇为在意。《吕氏春秋》正是他在这一时期留给后人的一份文化遗产。《汉书·艺文志》列之于杂家，贺万祚刻《吕氏春秋》序中评价其书：“其间尊孔孟之言，该老庄之旨，贵仁义之谭，兼富强之术，而又审兴亡，辨忠佞，谨好恶，慎赏罚，定制度，备典礼，言有关天下国家。倘始皇能行其说，真足以药其病，岂仅二世而亡哉！”

是书既成，自汉魏以来，诸家书录均有记载。《汉书·艺文志》记载“《吕氏春秋》二十六卷”，梁庾仲容《子钞·子略》记载“《吕氏春秋》三十六卷”，《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经籍志》、宋郑樵《通志·艺文略》皆记载“《吕氏春秋》二十六卷”，宋《崇文总目》记载“《吕氏春秋》三十六卷”……其篇卷数各书录记载虽不划一，然而《史记》已明确记录此书有八览、六论、十二纪，司马贞也在《史记索隐》中详细的罗列了各览论篇目，可以知道此书共二十六卷是确凿无误的事实了。

此书虽高诱以为“大出诸子之右”，宋黄震于《黄氏日钞》中也提到“其书最为近古”，然而世人多因吕不韦为人的缘故而废其书，很少有传习者，故其“不得与诸子争衡”。故自成书至于元明，为其作注者只有东汉高诱一家。此书在东汉时候已有脱误。高诱序中言“既有脱误，小儒又以私意改定”，传至今日，讹误已颇多，如《谕大篇》中“秀子曰”一段与《务大篇》“孔子曰”一段，除说话人不同外，所论内容几乎完全相同；而《谨听篇》中“主贤世治”一段与《观世篇》中“主贤世治”一段，也几近相同。此中必有可疑之处，由此不难窥见《吕氏春秋》之不为世人所重。

到了清朝乾嘉一代，汉学兴盛，方始有致力于《吕氏春秋》者。自毕沅取元人大字本以下悉心校勘，初开筚路，《吕氏春秋》之研究成果渐见丰盛，下文分校注简史与诸书称引两类进行述列。

一、《吕氏春秋》校注简史

1.《吕氏春秋》高诱注

毕沅《〈吕氏春秋〉新校正序》：“诱序自言尝为《孟子章句》及《孝经解》等，今已不见，世所传诱注《国策》亦非真体，唯此书与淮南王书注最为可信。”高诱所注二书，其中也有不同的地方，毕沅已于序中提及。此盖随文生义，或又各依先师旧训为解，故错而不相害欤？

《吕氏春秋》旧注只有高诱一家，其自东汉传承至今，实弥足珍贵。然其注病于简疏，约有数端：一字屡见，而各篇之说不同，同篇内亦前后训释歧异。如《本生篇》：“天，性也；又天，身。”《古乐篇》“尚，曩”；又“尚，久也。”古无其义，臆为之说。如《怀宠篇》“及，罪”；《不侵篇》“于，犹厚也”。义本甚明，曲为牵附。至若文见于前，注乃在后；断章取义，不与前后文相蒙者，尤所在多有。

鉴于此，今人多有著书纠其缪误者，如潘光晟《吕氏春秋高注补正》、李宝诠《吕氏春秋高注补正》、孙锵鸣《吕氏春秋高注补正》，冯振之《吕氏春秋高注订补》等。

2.毕阮校刻《吕氏春秋》

六朝至于元明，《吕氏春秋》不为世人所重，荒废既久，世无善本。乾隆年间，毕沅自言取元人大字本以下八种，悉心校勘，逾年乃成。徐时栋谓之“最为精善”。

此本虽谓精善，但仍然存在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许维遹评价说：“执篇覆按，疏漏伪脱尚待刊正者，犹数百事。”

毕氏虽然明确的说他所据底本为元本以下，而后人勘对他本，颇有异辞。世传《吕览》，以元本为最古。叶景癸于《叶景癸杂著》中曾提到：“见常熟宗氏（宗耿吾）藏至正本，有华岳西题识云：‘万历甲戌仲秋望后儆庵周子义、岳西华复初同观南雍修补此书，曾借数本校之，莫善于此。’”而毕氏却谓其“脱误与近时本无异”，于书中绝少称引，仅《疑似篇》“戎寇当至”，毕校云：“‘当至’别本作‘尝至’，今从元本”，毕校称引，多用李本。叶德辉于《郋园读书志》中亦言李瀚有重刻元人大字本者，本依元本旧式。书贾往往割去重记得序与卷未之有“弘治十一年秋河南开封府许州重刻”一页，伪充元刻。因言此即毕氏所谓元人大字本者。

此书之著作权也存争议，或谓是卢文弨所校，汪容甫《述学》据毕氏所作《吕氏春秋序》与《当务篇》校语中有“卢按”一词而倡为此说。此说之论定尚待其他旁证材料。

3.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与蒋维乔等《吕氏春秋汇校》

自毕沅校刻《吕览》，清代学者推本经术，研讨故训之间，每多援据，颇多匡正，然其说散见于丛篇，难得俱睹，不便于学。民国年间，许维遹乃集前人众说，考以典籍，以十年之力，著为《吕氏春秋集释》。

此书援引众家之说而取其可信者，可谓一书在手，而众说皆备。无需旁搜诸籍而免于遗漏。其卷末所附《吕氏春秋》考证资料，集录了自《史记》以来众家之说和各家著录中有关不韦与《吕氏春秋》的内容，又汇集了各家序跋，颇便于后学了解《吕氏春秋》之流传。

蒋维乔《吕氏春秋汇校》与许氏书同时问世。此书援引众本，书中所列版本达十四种之多，又考以群书，凡古籍有所引用，皆据采录；另集众家之说。可谓此书在手，而《吕览》之异文、众说皆备矣。此书又考订今存《吕览》众本之流变关系，后又附以《吕览》之佚文，颇便于学者研讨。

蒋氏书引书颇多，但因客观条件所限，兼以一人之力撰著，引用不免有粗疏之处，如《孟春纪》“鱼上冰”注“《玉烛宝典》‘冰’上有‘负’字”。而未言及《玉烛宝典》引蔡邕《章句》正作“鱼上冰”。《贵公篇》“渍甚国人弗讳”注言宋刊《御览》六三二作“如清甚国人弗讳”，今索之《御览》“清”实作“渍”。《有始览》“夏至日行行近道，乃参于上，当枢之下无昼夜”，高注作“当极之下……”，而《玉烛宝典》引作“当施枢之下……”，“极”作“枢”，未校出。而所列佚文，亦有误采。如采《长短经》引“夫信立则虚可以赏矣”云云一节，乃节引《贵信篇》之文。

4.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

此书一九八四年由学林出版社出版。学术发展，后出转精，此书所涉及的资料较前世诸本更为丰富，综合了许维遹的《集释》、蒋维乔的《汇校》等诸书长处，而又加上自己的论证断语。其间亦引用了甲骨钟鼎等一些出土材料，给《吕氏春秋》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5.王利器《呂氏春秋注疏》

此书二〇〇二年由巴蜀书社出版。王利器是中国古籍整理的行家、名家与大家，他所校注的《颜氏家训集解》、《风俗通义校注》、《文镜秘府论校注》等书都堪称典范。早在1940年，王利器先生就在北京大学师从傅斯年先生，《吕氏春秋》，曾撰成300万字长篇论文《吕氏春秋比义》，可惜文稿在40年代末不幸遗失，历年积累的资料卡片后来也在“”时期化成了纸浆。此后先生于此书仍致力不辍，1987年由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了《吕氏春秋本味篇校注》，同年应巴蜀书社之约，开始撰写此书，1996年终于完成。

《吕氏春秋注疏》一书无疑是王氏数十年研究《吕氏春秋》的最后结晶。书中广搜博采，历览群籍，引据之书，不下数百种，对吕书的源流、思想、价值均作了十分精辟的考证和论述，对本文与旧注订正文字，判明讹脱，胜义迭出。此书之优长，《汉学研究》第23卷第1期刊发张子开撰写的书评，有极为精到的概括。但此书编校质量粗劣，颇受学人诟病。

6.其它

以上诸书皆为训释《吕氏春秋》之专著，除此之外，尚多训释之说，其说或存于多家专著，或见诸期刊杂志。杨宗莹撰有《六十年来著吕氏春秋学》一文，收录于程发轫主编的《六十年来之国学》（四）之中，文中言及校释成果十数种。田凤台于《吕氏春秋目录书析要》（见《书目季刊》第十四卷第一期）一文中列专著类五十家，单篇论说十四篇，节选评注类二十八种，笔记杂记类十家，外人著述二十家。可以说，此文收录了选于八十年代的各种训释吕书之作，兹不赘述。

此文之后，又有数家研究《吕氏春秋》之作，今按出版时间次序述列书目于下：

胡吉宣《〈玉篇〉引书考异》，收录于《语言文字研究专辑》（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6月。

徐仁甫《吕氏春秋辨正》，收录于《徐仁甫遗著》，成都出版社1993年10月。

蒋礼鸿《读吕氏春秋》，收录于《蒋礼鸿语言文字学论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年12月。

刘如瑛《吕氏春秋笺校商补》，收录于《诸子笺商补》，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9月。

陶鸿庆《读诸子札记五》，收录于《陶鸿庆学术论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6月。

二、历代所引吕书状况

1.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刘向《说苑》、《新序》

此三书多记上古之事，虽未引《吕览》，然其所记之事常与吕书相合，部分字句亦相同，故此三书与吕书在字句上有相互刊正之功。

如《吕氏春秋·过理》“刑鬼侯之女而取其瓌”，高诱注“杀鬼侯之女以为脯，而取其所服之瓌也”。后人多不知“瓌”为何物，陈奇猷依字形释义，言瓌乃褱于衾内之玉。而《春秋繁露·王道》亦言此事，作“纣刑鬼侯之女取其環”，《太平御览》卷七百一十八服用部二十指環、《事物记原·指环》引《春秋繁露》俱作“环”，“环”变成了指“环”，这就给我们考察“环”提供了宝贵的线索。鬼侯女为纣妃，服環，正合于礼法。刘宋雷次宗《五经要义》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后妃群妾以礼节御于君所。女史书其日授以環，以示进退之法。生子月娠则以金环退之，当御者则以银环进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左者阴也以当就男故著左手……”可知“瓌”即指“環”，戴于手上，非“懷于衾内之玉”意矣。

2.东汉：应劭《风俗通义》

此书三次引用吕书，其中两处为《察传篇》，一处为《本味篇》中的内容。由于此书时代距吕书较近，故其引用较为可信。

如书中《祀典·桃梗 苇茭 画虎》引吕书《本味篇》作“汤始得伊尹，祓之于庙，薰以萑苇”，而今本《吕览》无“薰以萑苇”一句，毕沅云《续汉书·礼仪志中》注亦有此句，则今本误脱，当据补。

3.南北朝：南朝梁顾野王《玉篇》、北魏郦道元《水经注》

《玉篇》本为“总会众篇，校雠群籍，以成一家之制”，后于唐宋间屡经修订，流传至今的宋本《大广益会玉篇》已失原书面目，晚清于日本发现原本《玉篇》残卷，尚可得窥全书原貌之一斑。

原本《玉篇》释义完备，例证丰富。残存的数卷中引吕书就达十八处之多。故此书在校勘吕书上的作用不可低估。如《勿躬篇》“莫敢愉綖”，王念孙在《读书杂志》中以“綖”为“綎”之误，其考据虽严谨无暇，惜无版本佐证。今考诸《原本玉篇残卷》“綎”下引《吕氏春秋》，正作“綎”。

《水经注》中引《吕氏春秋》亦有十数处，然由于此书性质所限，所引皆与地名有关，且所引非原句，又仅是只言片语，故其作用有限。

4.隋：杜台卿《玉烛宝典》、杜公瞻《编珠》

《玉烛宝典》实为《月令》附以蔡邕《章句》。此书有数处直接称引《吕氏春秋》，或称引高诱注文。由于《吕览》所存版本最早为元至正本，故此书亦可为吕书提供一些版本依据。

《编珠》，据胡道静《中国古代的类书》所言“编珠”残二卷天地部引《吕氏春秋》“雨之水气”（见《应同篇》），今本作“水波”。

5.唐：《艺文类聚》、《北堂书钞》、《群书治要》、《初学记》、《意林》、李善《文选注》、慧琳《一切经音义》

唐代类书纷出，且篇卷较多，每书所引吕书都多达数十条，李善注《文选》，亦常引吕书。后人多有专从类书古注搜考吕书者，如毕沅校刻本、刘师培之《吕氏春秋斠补》与《吕氏春秋高注校义》等。慧琳《一切经音义》中引吕书达四十处，但所释不可尽信，应予以考校。如“选火”条下云“吕氏曰少选……言推脱不肯为也”，吕书中《词篇》、《音初篇》“少选”两见，但从文义推之，绝非“推脱不肯为”之义。

6.宋：《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玉海》

此三书皆为宋代的大型类书，其中多次称引《吕氏春秋》。这些书虽然问世时代较晚，但其称引或据前代类书，或据珍稀版本，价值不容忽视。如王念孙在《读书杂志》中校《墨子·所染》“晋文染于舅犯高偃”一句云：“高当为（上高下早），（上高下早）即城郭之郭，形与高相近，因误为高……《吕氏春秋》作卻偃，即郭之讹，非有卻氏之卻也。”今按：《太平御览·道部一》引《吕氏春秋》正作“郭偃”。

宋以后，又有《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等书于《吕氏春秋》多有引用，由于吕书已有元人大字本。因此这些书在校勘吕书的作用上已不能和前代类书相比，故此从略。

前人的成果为今人研读《吕氏春秋》提供了巨大便利，网络时代，信息畅通，学术交流频繁，在王利器先生《吕氏春秋注疏》的基础上，充分融汇前贤成果，进一步扩大资料来源，对吕书再作梳理与探研，已经成为可能，这也是学界应该摆上日程的一件要事。

参考文献：

[1]王念孙.读书杂志[M].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7月第一版.

[2]顾野王.原本玉篇残卷[M].中华书局，1985年9月第一版.

[3]李昉.太平御览[M].中华书局，1960年2月第一版.

[4]应劭.风俗通义[M].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四部丛刊初编本.

[5]释元应.一切经音义[M].清同治8年武林张氏宝晋斋本.

篇2

很少有人看到《吕氏春秋》中的教育美学思想，特别是语文教育美学思想。《吕氏春秋》针对的阅读、教育对象是处于帝国权力核心层的帝王、显贵，利字当头，谋术的味道较浓，像市侩之学；言辞恳切，竭尽心智，却没有被秦始皇采纳，属于“失败之学”；但这依然难掩其间蕴藏的教育美学的价值光芒。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惟其如此，更值得去关注和研究。

无意识中生长起来的美学思想，往往更富价值。

一、“和心行适”及其体现的语文教育美学思想

在《吕氏春秋・仲夏纪・适音》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耳之声，心弗乐，五音在前弗听；目之色，心弗乐，五色在前弗视；鼻之芬香，心弗乐，芬香在前弗嗅；口之滋味，心弗乐，五味在前弗食。欲之者，耳、目、鼻、口也；乐之弗乐者，心也。心必和平然后乐。心必乐，然后耳、目、鼻、口有以欲之。故乐之务在于和心，和心在于行适。

人的感官天然地喜欢美声、美色、美香、美味，但如果心情不乐，一切都免谈。这就道出了审美主体心理状态的重要性。心理状态佳，可以愉悦地、高效地欣赏美、享受美。不美，也能赏出美来！换言之，在审美主体与客体遇合的过程中，审美主体心理机能的积极作用是至为关键的：这一发现的确独具慧眼。

那么，如何让心“和平”呢？《吕氏春秋・仲春纪・》提出了“得其情”的观点：

天生人而使有贪有欲。欲有情，情有节。圣人修节以止欲，故不过行其情也。故耳之欲五声，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此三者，贵贱、愚智、贤不肖欲之若一，虽神农、黄帝，其与桀、纣同。圣人之所以异者，得其情也。

也就是说，贪欲、，乃是人的天性，贤愚贵贱，明君、暴君都有，很正常，只要能顺应、满足合理、正当的，或者像圣人一样，通过“修节”，就像荀子提倡的那样“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唯有制止非正当，疏通合理，才完全可以内心“和平”，从而达到养生、全生、贵生的目的。

多么高的立意啊！都提升到养生的角度了！以道制欲，又能得其情，这不是典型的“中和之美”么？

《吕氏春秋》指向很明确：养国、稳国和兴国。要求人节欲，达到心灵和平的境界，意即劝讽执政者不要一味地奢靡、追求感官欲望的满足，“以巨为美，以众为观”，使金石、木革、丝竹之声“若雷”“若霆”“若噪”，这样不仅不利于养生，还会导致民怨沸腾，进而走向亡国的地步。论述的立意拔得很高！

传统文化大课堂师道行思

“和心行适”思想中的养生价值、政治功用，固然有可圈可点之处，但我们更看重其间蕴藏的语文教育的美学价值。

首先是“和心”的价值。心和平，审美活动才会产生；否则，只能做无用功。语文教学何尝不是这样呢？教案设计得再详尽，课讲得再口若悬河，题目做得再排山倒海，如果不能唤醒学生愉悦的情感，让他们心平气和、精骛八极、心游万仞，所有的努力都是低效、无效，甚至是反效的。而艺术地引领学生进入学习的气场，积极地建构知识，自由地阐发思想，实现和文本中生命的有效融合，则会事半而功倍。就像荀子《正名》中所说的“心平愉”，可以“养目”“养耳”“养口”“养体”，甚至“无万物之美而可以养乐”，或者像朱熹《论语集注》中所说的“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甚至获得类似佛家所向往的与神主通灵的终极之乐，而这正是语文教学追求的审美的高峰体验！《吕氏春秋》中提倡的“和心”之说，与《学记》中提倡的“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思想，也不谋而合。表面上看，引导而不勉强、严格而不压制、启悟而不直灌，讲的是教学之技，实际上却是在讲“和心”之道。注意了对学生学习的愉悦心境的呵护，学习效果想不好都难。语文教学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以审美为导向的一种生存活动、生存体验，所以关注“和心”的教育价值，正是体现语文特性的重要表征！当下的语文教学，重视情境创设、角色置换、移情想象、优游涵泳……也正是遥应了“和心”的美学思想！

其次是“行适”的价值。以道制欲，法天地的自然和谐运行，使行为适中、适当，这既内蕴了儒家的“中和之美”“修、齐、治、平”的思想，又包融了道家法自然、重生、养生的思想。反观当下的语文教育，以道（高尚的思想、健康的情感）制欲，培养学生健康的言语人格，早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盛行的是“以术激欲”――好好学，将来可以出人头地，票子、房子、车子……什么都会有；“以威制欲”――不好好学，将来只能扫大街，给人家拎小包，像条哈巴狗一样。语文教学成了功利之学，只要能取得成绩，无所不用其极，管你情不情愿、道德不道德，也不论你将来是否会对语文或祖国的传统文化保持兴趣，对善良怀有敬畏之心，只要努力将你语文的分数提高或保住就成。说不定，一不留神还能成为五花八门的教学名师，获得各式奖励，何乐而不为呢？情感本体卑微地臣服工具本体，目光短浅，大道沦丧，语文教学开始恶质化，一概不管，依旧我行我素，这真的让人情何以堪，让语文教育何以自处呢？

另外，不能不谈到“适音”的美学启迪。“适音”，也可以说是音适。《吕氏春秋》认为，大自然“终则复始，极则复反”的和谐运动，产生了万物，万物有了形体，才会有声，“声出于和，和出于适”。换句话说，就是“美出于适”。这和早期的“阴阳”“五行”美学思想，音乐要适应人生理和心理的和谐，而不能逆心而行、一味地追求感官刺激，可谓异曲同工。因为《吕氏春秋》也认为乐舞要以“中和”为准，不宜“太巨”“太小”“太清”“太浊”，只不过多加了一条，还要以养生为则。

在语文教学中，对审美客体，不论是文本，还是学生，或教者本人（当然，学生、教者在互动的时候，其实是主、客体不断变化的），都应该注意“适”的原则。问题的设计，不宜太难或太易；教学的语速、节奏不宜太快或太慢；对受众的水平不宜估得太高或太低……否则，别说审美难以进行，就是寻常的知识传递，恐怕都会成为问题。

二、“遇合无常”及其体现的语文教育美学思想

“遇合无常”涉及的是审美差异性问题。面对审美客体，审美主体因审美素养、审美能力、审美意识有别，得出的审美判断往往差异很大，甚至截然相反。

在《吕氏春秋・孝行览・遇合》中，这样写到：

凡能听音者，必达于五声。人之能知五声者寡，所善恶得不苟？客有以吹籁见越王者，羽、角、宫、徵、商不缪，越王不善；为野音，而反善之……故曰：遇合也无常，说适然也。若人之于色也，无不知说美者，而美者未必遇也。

这是很耐人寻味的。越王因为不懂五音，结果人家吹奏得精确、高雅，他不欣赏；吹奏鄙野的、不成调的野音，他反而乐得手舞足蹈。辛弃疾说：“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越王这里，“美丽的青山”有了，他却无法见出妩媚：滑稽不已，荒诞不已。

同样的道理，《吕氏春秋・有始览・去尤》还借鲁之“恶者”（丑男）为例，予以强化。“恶者”之父出门看到美男子商咄，回家却对邻居说：“商咄不若吾子矣！”因为偏爱，他审美的天眼闭合了，睁着俗眼说瞎话。连柳宗元的“美不自美，因人而彰”也谈不上。你再怎么移情，也不能颠倒黑白啊！

《吕氏春秋》借这两个故事，本想说明“士”的遇合的：能否见用，能力是一方面，还需要伯乐式领导的慧眼识人才。因为形象大于思维，这两个事例也一语道破了审美的规律：有美的事物，还需有懂得欣赏美的人。二者结合，或者说遇合，审美活动方可正常发生。如何遇合，使认识、审美不走偏，《吕氏春秋》提出了“学达天性”的主张。人的天性有异，但可以因其本性而教化，使固有的本性得以充分发挥，这与孟子的“充实之谓美”的思想不谋而合。

学达天性，剔除自身的劣性也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吕氏春秋》举了大盗、市侩、暴徒、骗子等一系列的“刑戮死辱”之人，如何向名师学习、弃恶归正，“由此为天下名士显人，以终其寿，王公大人从而礼之”的故事，予以验证。

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吕氏春秋》很自然地提出教师应该“视徒如己，反己以教”的观点，即教师要把自己和学生放在同一起点，欲学生所做的，必可反推及于己身，这样才能“得教之情”，达到“师徒同体”的境界，使“学业彰明”“道术大行”。

这是何等愉悦的教学境界！说它有了冯友兰先生所说的“天地境界”的层次亦不为过。大道至简，大道相通。《吕氏春秋》“视徒如己，反己以教”的观点和狄尔泰生命融合的美学观点，本质上完全一致，只有想学生之所想、疑学生之所疑、乐学生之所乐，与他们的精神生命彻底融合，有效教学，审美的教学才会真正发生！

光有美的客体，而审美主体缺乏一定的美学素养，没有审美知觉、没有审美判断，更不懂审美评价，那么“审”就无从谈起。黑格尔讲过，一个面对自然美只知道喊“美呀美”的人，还是一个野蛮人。已经感觉到美，但因为缺乏内审美的判断力，无法将审美感受精致化、扩大化的人，在黑格尔的眼中都是“野蛮人”，那么面对审美客体，却无动于衷的人，甚至还打着科学主义的幌子，将美条割得体无完肤、不忍卒观的人，岂非连动物性的审美也谈不上？

《吕氏春秋》主张“学达天性”，改变这种困境，真是智慧的点睛！作为语文教育者，倘若枯守大学期间获得的那一桶水，甚至仅是半桶水，夜郎自大，故步自封，不用知识的源头活水来充实自我、提升自我，那么走向越王、恶人之父的粗鄙、肤浅、顽固就是必然的了，连那些通过虚心学习、改变自身恶劣形象的大盗、市侩、暴徒、骗子也不如！语文教师不注意对学生学养的积淀、审美能力的涵养，却将情韵丰富的文学文本大卸八块，变成所谓的知识点，让学生反复记忆、操练，甚至用各种习题对学生进行条件反射式的训练，久而久之，教师自身独立思考的能力逐渐萎缩，审美判断与辨析的能力付之阙如，想让学生高水平地欣赏文本的内涵之美、艺术之美，就无异于痴人说梦了。

如果对语文学科的教育发展史一无所知，对当下语文刊物探讨的热点一无所知，对西方前沿的文艺理论一无所知，不懂博观约取，那么语文教师自身没有审美素养，整天处于“昏昏”状态、“黑暗”状态，又谈何培养学生的审美素养，使他们“昭昭”呢？

三、“观音知风”及其体现的语文教育美学思想

《吕氏春秋》认为：音乐产生于心灵。心有所感，就会用音乐表现出来。反过来，音乐也会润化内心。由此，音乐的认识作用就产生了，不仅可以从中看到作者主观的“德”“志”，而且可以从中见出政治的兴衰（《吕氏春秋・季夏纪・音初》）：

是故闻其声而知其风，察其风而知其志，观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贤不肖、君子小人皆形於乐，不可隐匿。故曰：乐之为观也，深矣。

音乐的教化作用也产生了（《吕氏春秋・季夏纪・音初》）：

郑卫之声、桑间之音，此乱国之所好，衰德之所说。流辟、越、滥之音出，则滔荡之气、邪慢之心感矣；感则百奸众辟从此产矣。故君子反道以修德，正德以出乐，和乐以成顺。

这显然是从音乐的角度，对孔子的“兴观群怨”说作出了颇为个性化的论证和丰富，教化说也上承了《礼记・乐记》中的思想：“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有如此的认识，实在是根源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君臣相贼，长少相杀，父子相忍，弟兄相诬，知交相倒，夫妻相冒，日以相危。失人之纪，心若禽兽，长邪苟利，不知义理。”这是不可能产生快乐和谐的治世之音的，只能产生悲哀、暴戾的亡国之音。《吕氏春秋・仲夏纪・大乐》曰：“亡国戮民，非无乐也，其乐不乐。溺者非不笑也，罪人非不歌也，狂者非不武（舞）也，乱世之乐，有似于此。君臣失位，父子失处，夫妇失宜，民人，其以为乐也，若之何哉？”

《吕氏春秋》认为乐是“天地之和，阴阳之调”的产物，人也是“天地之和”的产物，力倡音乐的“和”与“适”。既然和适的音乐产自平和的心灵，而的音乐出自邪恶的心灵，那么，唯有“反道以修德，正德以出乐”，将德教和乐教结合起来，以德化心，所产生的音乐就自然属于雅乐、正声了。

观音知风，正德出乐，其真正的目的是提醒执政者注意训练敏锐的政治嗅觉，磨砺细腻、圆融、怀柔、恒久的管理智慧，是审“利”，而非审“美”。但是其精神血脉里的自发审美，依然给人留下绵长的回味。观音知风、知志、知德，触及的是乐品和人品的关系，与儒家的文品与人品之说，如“有德者必有言”相类。虽然将音乐与人的德、志联系到一块儿，有硬性“比德”的机械，概念化、道学化的倾向较重，但是不可否认，音乐的确可以见出境界的高低，雅俗的分别，因为音乐的节奏、韵律、气势与人的心灵宇宙同构，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也认为：不同的音乐风格可以在听众中引起相应的心情乃至引起性格的变化，例如听者性格偏柔，刚的乐调可以使他的心情由柔变刚。音乐可以改变人的心情和性格，教育的作用随之产生。

语文教学面对的是意蕴丰富的文本，心灵斑斓的学生，如何在教学的互动中观风、观志、观德，从中萃取出有价值的精神营养，润泽各自的想象、强健各自的意志、美化各自的灵魂、蓬勃各自的生命智慧，永远是教学的主旋律。若将之视为道德说教，或者屠龙之术，对真嗤之以鼻，对善麻木不仁，对美无动于衷，却对如何得分的厚黑学，猜题、押题的各种秘笈津津有味，那么培养的学生还能不“衰德”“邪慢”吗？

知风，特别是从音乐中获知有“滔荡之气、邪慢之心”的时候，该怎么办？《吕氏春秋》的应对策略之一是“反道以修德”，因为“正德以出乐，和乐以成顺”。如何修德，古人有学诗、习礼、慎独、坐忘、内省、内觉、内照、外铄之说，今人有通过读书、榜样教育等形式，陶冶性情、塑造人性、建立新感性之说，用李泽厚先生的话说就是“探究和建设人的心理本体”。

“修德说”启示我们语文教师：要经常将自我当作认识、审美的客体，不断地观照，省思、完善、提升，使自己不断地走向充盈和完美。这是自我精神生命生长的需要，更是充盈学生精神生命、濡染学生生命智慧的需要，因为教师的内德外行，都是一本鲜活的书。就像存在主义教育哲学家布贝尔说的那样：“教育的目的不是告知后人存在什么或必会存在什么，而是晓谕他们如何让精神充盈人生，如何与‘你’相遇。”充盈人生，活出一个潇洒、自由、智慧的“我”，离开修德，又从何谈起呢？

值得一提的是，《吕氏春秋》“知音观风”说中还涉及了“环境的作用”，所谓“土弊则草木不长，水烦则鱼鳖不大，世浊则礼烦而乐”。这种比兴手法中提到的“土”“水”“世”，落实到语文教学中，我们不妨将之视为一种氛围、一种气场。氛围、气场对学习的质量、品位是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的，比如读书的氛围、探讨的氛围、静思的气场、对话的气场，置身其中，那种享受、那种效率、那种从现实世界超脱的轻盈或充实，是难以言传的。

因为毫无知识含金量和思考容量的满堂灌，将情韵饱满、美学价值丰富的文本肢解成琐碎的所谓知识点，然后美其名曰“短、平、快”地传递给学生，让他们在考场上动物一样条件反射、机器一样作答的功利性，还有因教师自身对教参的依恋癖而产生的懒于读书、荒于思考的恶习，致使语文学习的温润、幸福的气场早已被蹂躏得荡然无存了，这不能不说是语文教育的悲哀。

在这种情势下，重温、吸纳《吕氏春秋》中自发的语文教育美学思想，进行必要的拨乱、矫枉，何尝不是一种可贵的选择呢！

参考资料：

1.敏泽《中国美学思想史》，湖南教育出版社。

2.张惠芬，金忠明《中国教育简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3.张玉春《〈吕氏春秋〉译注（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4.王建疆《修养・境界・审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5.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6.李泽厚《美学四讲》，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篇3

有关尊师重道造句【1】

1、尊师重道在中国传统社会蔚然成风。

2、张承业这个人的性格其实非常复杂，一方面，他爱美女和喝酒，处事狂放不羁；另外一方面，他对艺术非常执著，而且十分尊师重道。

3、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

4、推动品德教育，促进学生尊师重道尊重是相互的，如果学生不尊重教师的劳动，那么长期以往，教师就因讨厌学生而讨厌教学，即使教师有心教学，结果落得对牛弹琴，教师也逐渐厌教了。

5、中国社会是尊师重道的，每家的祖先堂上都供有‘天地君亲师’的香位牌。

6、在学习中，专业不求上进，不懂得尊师重道，缺乏道德修养。

7、这种精神，就是人说的尊师重道的精神。

8、我们应继续发扬尊师重道的传统。

9、尊师重道是中华文明的显著特征之一。

10、而评教，则成了对服务员满意与否的问卷调查，完全扭曲了传统的尊师重道的宗旨。

11、儒家特别强调尊师重道的重要，强调老师的恩德与父母的恩德是一样的。

12、包括训练礼仪马步套拳护身术脚法体能训练自我控制增加自信心身体的灵活性速度锻？力量锻？及教导学生尊师重道。

13、陈坤耀教授七十年代的学生，为表尊师重道，以他名义成立杰出学人讲座系列。

14、尊师重道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

15、武德以尊师重道、重义守信、立身正直、谦和仁爱为基本内容。

16、所以在此特别提醒诸位同学，佛法是师道，一定要尊师重道，依照老师的教导去修学，我们才能够获得究竟圆满不思议的功德利益。

16、因为那样的话，她每天打交道的将会是有自己价值观的成年人，他们不需要对她尊师重道。

有关尊师重道造句【2】

1、师友贵隆亲，古学当自反。

2、古之学者必严其师，师严然后道尊。欧阳修

3、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韩愈

4、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孔子

5、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关汉卿

6、学贵得师，亦贵得友。唐甄

7、为学莫重于尊师。谭嗣同

8、疾学在于尊师。

9、古之学者必有师。

10、古之圣王，未有不尊师者也。吕不韦

11、教师是人类的灵魂工程师。斯大林

12、举世不师，故道益离。柳宗元

13、学者必求师，从师不可不谨也。程颐

14、师以质疑，友以折疑。师友者，学问之资也。

15、君子之学也，说义必称师以论道，听从必尽力以光明。

16、敬教劝学，建国之大本；兴贤育才，为政之先务。

17、人不可以不就师矣。

18、人非生而知之，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

19、人冀子孙贤，而不敬其师，犹欲养身而反损其衣食也。

20、若要好，问三老。

21、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唐韩愈《师说》

22、一日之师，终身为父。元关汉卿

23、为学莫重于尊师。谭嗣同《浏阳算学馆增订章程》

24、君子隆师而亲友。《荀子修身》

25、疾学在于尊师。《吕氏春秋劝学》

26、事师之犹事父也。《吕氏春秋劝学》

27、尊师则不论其贵贱贫富矣。《吕氏春秋劝学》

28、学之经，莫速乎好其人，隆礼次之。《荀子劝学》

29、明师之恩，诚为过于天地，重于父母多矣。晋葛洪《勤求》

30、国将兴，心贵师而重傅。《荀子大略》

31、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

32、片言之赐，皆事师也。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自序》

33、师道既尊，学风自善。康有为《政论集在浙之演说》

34、善之本在教，教之本在师。宋李觏《广潜书》

35、人非生而知之，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韩愈

36、务学不如务求师。杨雄

37、圣人无常师。韩愈

38、经师易遇，人师难遇。司马光

39、师者，人之模范也。杨雄

40、经师易求，人师难得。《北周书》

41、疾学在于尊师。《吕氏春秋》

42、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韩愈

篇4

【关键词】秦简；归田农；《管子》；农时

睡虎地秦简《司空律》记载“：居赀赎责（债）者归田农，种时、治苗时各二旬。”整理小组注：“田农，农作。”1“种时、治苗时各二旬”就是给居赀赎债的人在播种时和除草时各放假二十天，归家务农。居赀赎债者本来是欠国家债务的人，他们的居作带有一定程度的处罚性质2。官府允许他们在农忙时节回家务农，可见国家对农业生产的重视，特别是对农时的重视1。播种时、除草时各放二十天假，这不是随意的规定，而是国家根据长时期农业生产经验的总结。关于这两个二十天的假期是在哪个时间段内，学术界尚未有人关注。笔者试着谈几点不成熟的看法，请专家批评指正。

一、“种时”在仲春之月

秦简中的“种时”指的是播种的季节，也就是春耕。《管子•乘马》云：“正月令农始作，服于公田，农耕。及雪释，耕始焉，芸卒焉。“”正月”就是夏历中的孟春2。这就是说正月政府命令开始进行农事。“种时”就是在冰雪融化之后开始进行。春耕大致在冬至后七十日到一百日这三十日中的二十五日。《管子•巨乘马》云“：管子对曰‘：日至六十日而阳冻释，七十日而阴冻释，阴冻释而杌稷，百日不杌稷，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内耳也。今君立扶台，五衢之众皆作。君过春而不止，民失其二十五日，则五衢之内阻弃之地也。’”马非百云“：‘日至’此指冬至。”刘绩云“：言七十日阴冻释，蓺稷，若百日则过时不蓺矣。是蓺种惟在二十五日之内。”3丁士涵云“：‘耳’乃‘毕’字误。谓日至百日而不蓺稷，则春事二十五日全被旷废也。”4张佩纶云：“‘阳冻释’、‘阴冻释’者，说文：‘阳，高明也。阴，闇也，水之南，山之北也。’”5《巨乘马》中的“阳冻释”、“阴冻释”与《乘马》“及雪释”相似，都是指土地解冻。冬至后七十天开始耕种稷，如果超过一百天，则过了耕种的时节。因此春耕就是指“阴冻释”后的二十五天之内。《乘马》和《巨乘马》两篇都说明了春耕是在冰雪融化之后开始的，只不过《巨乘马》中明确提出了是冰雪融化后的二十五天之内。《吕氏春秋•士容论•任地》云：“冬至后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者百草之先生者也，于是始耕。”说的是冬至后第五十七天就可以开始耕种了，与《管子》所说的六十天相差三天，如果考虑到不同地域的生产特点，这种误差是可以理解的。再者，《任地》中说“菖者百草之先生者也”，而《巨乘马》中说的是“稷”，两者比较，显然“菖”在“阳冻释”时就可以生长了，而“稷”则在“阴冻释”后才可以耕种。因此耕作时间并不矛盾。在《吕氏春秋•十二纪》中，则可以把春耕的时间确定在仲春之月。《管子•巨乘马》中说春耕是在“阴冻释”之后开始的，即冬至后第七十天。按照《吕氏春秋》中的“月令图式”和二十四节气算来，冬至在季冬之月，后七十天应该是仲春之月。《仲春》篇云：“是月也，耕者少舍。”高诱注“：少舍，皆耕在野。少有在都邑者。”6这也就是说，百姓都在田野间耕作。“舍”即田舍。睡虎地秦简《田律》云：“百姓居田舍者毋敢酤酒，田啬夫、部佐谨禁御之，有不从令者有罪。”田舍，即农忙时节百姓在田间搭建的临时栖身的茅舍。7仲春之月进入农忙时节，百姓为了节省时间就在田野间搭建临时栖息的茅舍，而且在耕作的时候少有在田舍中休息的。《仲春》又云“：无作大事，以妨农功。”就是说在仲春之月，政府不能征发徭役和兵役，以免妨害春耕。《吕氏春秋•仲春》证明了《管子•巨乘马》中的“春事二十五之内”就是在仲春之月。我们以此认为《司空律》中的“种时二旬”应该是在冬至后七十日到一百日这三十日中的二十五日之内，也就是仲春之月，即夏历的春二月。从《司空律》和《管子》中所提到的春耕二十五天可以看出战国时期国家对于春耕的重视。曾雄生先生认为，春季农事的到来是从冬至日开始计算的，冬至日之后的七十五天左右便要开始种庄稼，至一百天左右就要种完，中间一共是二十五天。黄河流域春旱多风，必须在春天解冻后短暂的适耕期内抓紧耕翻并抢墒播种。春播的时机成为掌握农时最关键的一环1。这不仅证明了上述关于春耕时间的推论，也证明了春耕为何如此重要。《巨乘马》中不止一次提到“春二十五日”的重要性，如文中借管仲之口说“：一农之量壤百亩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内。”张佩纶云：“言农夫终岁之谷食系于百亩，而百亩之收获系乎春事二十五日之内。”2何如璋云“：‘春事’，春耕之事。”3表明了春耕之事的时间段就在这二十五日，而百亩之田的耕种要在这二十五日之内完成。又说“百亩之夫予之策，率二十七日为子之春事，资子之币，春秋子谷大登，国谷之重去分。”王引之认为，二十七日实为二十五日。马非百指出这段时间对于春耕来说很重要，政府应向百姓提供一切帮助，包括资金帮助，也要使百姓在这二十五之日内完成百亩的耕种4。在肯定春耕重要性的同时也指出违背春耕时节的危害。《管子》认为违背了春耕时节，就会直接影响下一步农业生产的进程。《巨乘马》云“：春已失二十五日，而尚有起夏作，是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徭而无止，此之谓谷地数亡。”安井衡云“：‘作’谓徭役。”5又云“：失地谓不耕，失苗谓不芸。”6马非百曰“：‘无止’二字，谓无有止境也。上言春徭之害，此言夏作秋徭层出不穷，其害更甚！数亡者，既亡之于春，又亡之于夏秋也。《乘马数》云：‘春秋冬夏不知时终始；作功起众，立宫室台榭，民失其本事，君不知其失诸春策，又失诸夏秋之策也。’义与此同。”7这里告诫统治者如果在这二十五日违背农时，进行非农业生产的活动，那么后面的“夏芸”、“秋敛”和“冬藏”都会产生连锁反应，结果就是“谷地数亡”。这些都说明了春耕是一年之中农业生产的起始阶段和基础阶段，这个阶段如果丧失或遭到破坏，那么夏耘、秋收、冬藏都无从谈起。因此，战国时期列国都对春耕的这二十五天相当重视，把它作为保护农业生产的首要环节来对待。《管子》和《吕氏春秋》中的内容正好可以印证睡虎地秦简《司空律》中“种时二旬”之说。无论是战国还是秦代，农业生产中的春耕都有二十到二十五天必须的时间段，而秦代则以立法的形式把它确立下来，指导农民遵守农时，顺应农业生产规律，争取一年的辛苦能获得丰收的回报。

二、“治苗时”在孟夏至仲夏之间

《司空律》“治苗时”主要指除草阶段。于琨奇先生认为，战国秦汉的农业生产包括“春耕、夏耘、秋获”三个阶段，而秦律中所说的“治苗”，其实即是中耕8。中耕除草是田间管理的最重要内容，也是我国传统农业生产技术体系的一大特色1。夏商时期，中耕除草的活动就有所体现。从卜辞的记载来看，当时人们已开始认识到杂草的危害。卜辞中有“：在囧荷耒告荑，王弗稷？”其中“荑”就是稗草。辞意是在囧地有名为荷的人来报告，田中长了稗草，问王是否还要去种稷2。至西周时期，中耕除草在农业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诗经•小雅•甫田》云“：今适南亩，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毛传》云“：耘，除草也。”3《诗经•周颂•载芟》云“：厌厌其苗，绵绵其麃。”《毛传》云“：麃，耘也。”4郭璞曰“：芸，不息也。”5这其中的“芸”就是指在禾苗间进行除草工作。可以看出，中耕除草的田间管理方式是我国农业生产技术体系中的一个传统内容。王潮生先生说“：中耕可以消除杂草，为作物生长发育创造良好条件。由于杂草与作物争夺水分和养分，妨碍庄稼生长，从这个意义上说，中耕也是保水、保肥的一种措施。中耕的目的在于消除杂草，减少作物的病虫害，保持土壤疏松，防止水分蒸发，并可以接纳更多的雨水。”6中耕除草对于农业生产和农作物的生长起到很大的作用，它可以清除庄稼大敌，促进作物生育。这些都说明先秦时期的人们已经认识到中耕除草是农业增产的重要措施之一。这就是《司空律》为什么重视“治苗时”的原因。中耕除草对于农业生产非常重要，选择合适的时间是关键。农事活动中的除草工作大致分为两个时段进行，一是在播种以前，这是垦地工作的一部分；一是在作物生长过程中，这是一种同时起着中耕作用的除草7。很显然《司空律》中所说的“治苗时”是后一种。中耕除草是在春耕之后进行的。要在作物的幼苗已经生长一段时间之后才开始。开始的时间应该是在季春之月或者是孟夏之月。《吕氏春秋•孟夏纪•孟夏》篇云：“是月也，天子始絺。命野虞，出行田原，劳农劝民，无或失时。命司徒，循行县鄙。命农勉作，无伏于都。”高诱注：“劳，勉。劝，教。使民不失其时。”陈奇猷云：“劳即‘慰劳’之劳。”8这里的“野虞”和“司徒”都在督促劳动者抓紧田间除草。《音律》篇云“：仲吕之月，无聚大众，巡劝农事，草木方长，无携民心。”高诱注“：大众，谓军旅工役也。顺阳长养，无役大众，妨废农工，故戒之曰‘无’也。必循行农事劝率之。”9陈奇猷云“：此文盖谓当此草木方长之时，令农勉作。”10仲吕之月“草木方长”也包含田间的杂草而言。而仲吕之月具体是指何时，《礼记•月令》云：“孟夏之月，日在毕，昏翼中，日婺女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虫羽，其音徵，律中仲吕。”所以仲吕之月就是孟夏之月，也就是除草的时间。《吕氏春秋•士容论•任地》篇则认为是在孟夏之月的最后十天。《任地》篇云“：孟夏之昔，杀三叶而获大麦。”高诱注“：昔，终也。三叶，荠、亭历、菥蓂也，是月之季枯死，大麦熟而可获。大麦，旋麦也。”11“三叶”指的是杂草。这也是在强调孟夏之月要抓紧时间中耕除草。而中耕除草的时间是在“孟夏之昔”也就是孟夏之月的下旬。也就是说，中耕除草的开始时间应该是在孟夏之月的末尾，即该月的第二十天。《农政全书•授时》云：“孟夏。立夏节气：初五日，蝼蝈鸣；次五日，蚯蚓出；后五日，王瓜生。次小满中气：初五日，苦菜秀；次五日，靡草死；后五日，麦秋至。”“靡草”即杂草，“靡草死”就是说要在小满的第二个五日除草，也就是孟夏之月的第二十天，这与《上农》篇中的“孟夏之昔”相吻合，也证明了《吕氏春秋》中所述中耕开始的时间是正确的。《尚书•尧典上》“：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孙星衍云“：《群经音辨》引《书》云：‘平秩南伪’‘，伪’即‘为’也。”1“厥民因”孙星衍云“：盖谓民相就而助成耕耨之事。”2曾雄生先生认为“南为”表示夏耘“，厥民因”表示农夫跟着就要下田干农活了，而这一切都在仲夏之时3。这与我们的推论是相符的。在《周礼》中对中耕除草也有相关的记载。《周礼•秋官•薙氏》中云“：薙氏掌杀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绳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郑玄注“：夷之，以钩镰迫地芟之也，若今取茭矣。”4孙诒让云“：云‘夷之，钩镰迫地芟之也’者，夷薙字通。《国语•齐语》韦昭注云‘：夷，平也，所以削草平地。芟，大镰，所以芟草也。’迫地芟之，谓迫近地面，于槀之属根处芟刈之也。”5“薙氏”主要掌管清除杂草，在“夏日至”时要把杂草“迫地芟之”，这里所说的中耕除草之时在“夏日至”，即夏至之时。而在《吕氏春秋•季夏纪•季夏》篇中也有相关的论述，《季夏》篇云：“是月也，土润溽暑，大雨时行，烧薙行水，利以杀草，如以热汤，可以粪田畴，可以美土疆。”王利器案：“《月令》郑注‘：薙谓迫地芟草也。此谓欲稼莱地，先薙其草，草干烧之，至此月大雨，流水潦畜于其中，则草死不复生，而地美可稼也。薙人掌杀草，职曰：夏日至而薙之。’孔疏‘：《周礼》立其官，使除田草也。五月夏至，芟杀暴之，至六月合烧之，故云烧薙也。行水者，其时也，大雨时行，行于所烧田中，仍壅遏蓄之，以濆烧薙，故云行水也。’”6这里是说在季夏之月，把除掉的杂草进行焚烧，然后等待“大雨时行”，把烧完的草灰冲入田间，这样可以起到施肥的作用。而这时所烧的杂草是说已经清除并晾干后的杂草，这证明了在季夏之月前，已经进行过除草的农事了。孔颖达的解释进一步说明了在五月夏至的时候，要进行除草，并予以暴晒，到六月时集中焚烧。这证明了五月夏至的时候是进行中耕除草的时节。而在《管子•小匡》篇中，也指出中耕除草是要在下雨之前完成的，《小匡》云：“先雨芸耨，以待时雨。时雨既至，挟其枪刈耨镈，以旦暮从事于田壄。税衣就功，别苗莠，列疏遫。”这里的“芸”和“耨”指的就是中耕除草，这里说除草要在下雨之前，除草完成后等待“时雨”的到来。《管子》中的“时雨”应该和《季夏》中的“大雨”为一意。《季夏》这段记载与《周礼》中所记中耕除草的时间大体相同，都是在夏至之时，也就是仲夏之月的第二十天。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耕除草大致在孟夏之月的月末到仲夏之月的夏至这个时间段内。也就是孟夏之月的第二十日到仲夏之月的第二十日这三十天之间。但是由于文献所记地域不同，时间可能略有差异，但不会相差太远。《司空律》的“治苗时”大致就在这个时间段。于琨奇先生认为《司空律》中的“治苗二旬”，这二十天是一次性的中耕，是很草率的中耕7。在《管子•山国轨》中也有“十日”之说。即春耕、夏耘二十五日中，最少不能少于十日。《管子•山国轨》云“：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芸事。秋十日不害敛实，冬二十日不害除田。此之谓时作。”张佩纶云“：十日、二十日承功徭发令言之。春用十日不害其二十五日之耕事也，夏秋皆然。冬为农隙，故可用二十日。”1尹桐阳云：“《巨乘马》曰‘：春事二十五日之内。’此云十日，据最急言耳。”2这就是说，春耕的时间大致在二十五日左右，最少也不能少于十天。马非百采用了尹桐阳的看法，他说：“不害，不妨害。时作谓及时而作。农民得政府之假贷，不虞用物之缺乏，则春夏秋不过十日，冬不过二十日，即可以竣其农功矣。张佩纶以‘十日、二十日为四时用民之力之日数’者非。”3关于“春十日”的理解，张佩纶的意思是春耕的时间大致在二十五天之内，即使耽误十天去征发徭役，还剩下十五天，这样也不会妨害春耕。而马非百则认为，春耕至少需要十天的时间。他们实际上是从不同的方面来论述“春十日”的必要性。在《管子•轻重》篇中也有关于“十日”之说，《轻重己》云：“以冬日至始，数九十二日，谓之春至。天子东出其国九十二里而坛，朝诸侯卿大夫列士，循于百姓，号曰祭星。十日之内，室无处女，路无行人，苟不树艺者，谓之贼人。下作之地，上作之天，谓之不服之民。处里为下陈，处师为下通，谓之役夫。三不树而主使之，天子之春令也。”石一参云“：春至即春分。”4何如璋云“：春分前后十日，正及农耕。”5马非百云“：十日，即《山国轨》‘春十日不害耕事’之十日。‘室无处女，路无行人’，谓男女皆从事田野劳动。”6不难看出，从冬至后九十二天就是春分，而在十日之内，百姓无论男女都要在田野间劳作，进行春耕。这与《山国轨》中的“春十日”是相类似的。关于“种时、治苗时”的二十天是否指的就是一次性的耕种和除草的问题，笔者认为于琨奇先生的说法是有根据的。战国和秦代的农业生产还并不是精耕细作的程度，尽管铁农具和牛耕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可是普遍使用却是在战国以后，其中牛耕的普遍使用还要推迟到西汉中期以后。就牛耕的技术而言，战国秦汉时期还处在二牛抬杠的阶段，在这种耕作技术的条件下，大部分的小农要养畜两头牛是很困难的，因此他们仍然是蹠耒而耕。湖北江陵汉简中的郑里廪簿中记载受廪的25户，每户平均只有24亩土地，这样的小农家庭是不可能养两头牛的。这证明了当时的农业生产技术是比较低下的，并不能称作精耕细作。《淮南子•主术训》云：“夫民之为生也，一人跖耒而耕，不过十亩。”7按照这种说法，秦汉时期拥有两个劳动力的家庭只能耕田20亩左右，而当时的小农家庭的生产能力极限为30亩，所以是比较粗放的耕作。这从侧面证明了《司空律》中的春种和中耕只能是一次性的。

三、农时与农业管理制度

所谓重视农时，不仅指按照农业时间操作，到什么时候干什么事，也包括在相应时段保障有足够的劳动力。《管子•巨乘马》中云“：起一人之繇，百亩不举。起十人之繇，千亩不举。起百人之繇，万亩不举。起千人之繇，十万亩不举。’”黎翔凤云“：此地不妨农产，重在用千万人之徭役而夺农时。”8黎翔凤认为，征发大量的徭役会损失劳动力，使劳动人口无法从事相应的农业生产，进而导致夺取农时，损害农业生产。因此，保证有足够的劳动力，是遵守农时的表现之一，也是保障农业生产不遭到破坏的基础。而《司空律》这条简文在体现秦政府重视农时的同时，也体现了重视保障充足劳动力的特点。秦律有很多关于重视保护劳动力的条文。如睡虎地秦简《戍律》中说：“同居毋并行，县啬夫、尉及士吏行戍不以律，赀二甲。”整理小组注：“同居，秦简《法律答问》：‘何为同居？户为同居。’《汉书•惠帝纪》注：‘同居，谓父母、妻子之外，若兄弟及兄弟之子等，见与同居业者。’”1这是说同居的两个劳动力不要同时征发戍边，县啬夫、县尉和士吏如果不依照法律征边戍，就要罚二甲。表明了秦代对于征发戍役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即要留一人来从事农业生产。《司空律》又说“：一室二人以上居赀赎责（债）而莫见其室者，出其一人，令相为兼居之。”一家有两人以上以劳役抵债赀赎债务而无人照看家室的，可以放出一人，叫他们轮流服役2。这条记载与《戍律》所记内容类似，都是强调征发劳役时要适当保留部分劳动力，从而保障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里耶秦简J1（16）6A“田时殹（也），不欲兴黔首。”意为在农业生产时，尽量不要征发百姓。岳麓书院秦简《徭律》中云“：田时先行富有贤人，以闲时行贫者。”也是说在农忙时，要首先征发富有的贤人，在农闲时再征发贫困的人。合理安排保障劳动力的生活待遇，也是保护劳动力的措施之一。睡虎地《仓律》云：“隶臣田者，以二月月稟二石半石，到九月尽而止其半石。”隶臣从事农业劳动的，从二月起每月发粮二石半，到九月底停发其中加发的半石3。这说明每年的二月到九月底是农业生产的主要时间段，这个时间劳动隶臣的口粮有所增加，这体现了秦政府对劳动力的重视。秦律中对劳动力保护的措施体现了秦政府对于农业生产的重视，说明秦代在对于劳动力使用问题上并不是任意施为，它是以法律为基础的。这是一种借助保障充足劳动力来保护农业生产的方式，而这种方式并不是秦代独创的，春秋时代就有。《国语•吴国》中记载“：明日徇于军，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王亲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昆弟四五人皆在此，事若不捷，则是尽也。择子之所欲归者一人。’”勾践在发兵灭吴前询问兵卒情况，害怕家里有兄弟四五人者皆阵亡而导致家中老人无人奉养，家中农田无人劳作，因此让他们选择一人回去，这样可以保证家中有一名劳动力能进行农业生产。农时对于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在《司空律》这条简文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在先秦文献典籍中保存着大量关于“时”的论述，《吕氏春秋》有《审时》、《首时》两篇，《管子》有《四时》篇。其中“农时”是很重要的一部分。《管子•小问》云：管子对曰“：力地而动于时，则国必富矣。”尹知章注：“谓勤力于地利，其所动作，必合于天时。”4管仲认为在“合于天时”的前提下，只要尽力耕作，国家就会富裕起来。由此可见，“合于天时”是国家富裕的根本。《荀子•富国》中也说：“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管子•小匡》篇云：“山泽各以其时至，则民不苟，陵陆丘井田畴均，则民不惑，无夺民时，则百姓富。牺牲不劳，则牛马育。”可以看出，古人论述农业生产时，总是把农时作为第一要素5。农时是农业生产的重要保障，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人们就建立和发展了农时理论和农时系统，农时意识是非常强烈的。他们把“时”的因素放在首要的地位，认为从事农业生产首先要知时顺天6。农时不但要求人们遵守自然界气候变化规律从事农业生产，而且特别要求政府在使用民力时注意这一点，不要在农忙时大兴土木、大兴兵甲，使农民有可能适时农作。秦律对于劳动力的保护也是遵守农时和保障农业生产的一种有效手段。因此，《司空律》这条简文说明秦代在重视农业的基础上，也表现出尊重农时的特点。把尊重农时这一理论系统化的同时，也将其付诸于法律实践。“居赀赎债者归田农”的规定正是秦代重农政策在法律上的具体体现。

作者:李强 单位:吉林大学

[参考文献]

[1]黎翔凤.管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2]张金光.秦制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3]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4]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9.

[5]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0.

篇5

亦作“牛刀割鸡”。比喻大材小用

牛刀小试：

比喻有很大的本领，先在小事情上显一下身手

牛高马大：

比喻人长得高大强壮

牛鬼蛇神：

①牛首之鬼和蛇身之神。形容作品虚幻怪诞。亦喻指虚幻怪诞的作品。②比喻歪门邪道之流

牛黄狗宝：

牛黄，牛胆囊中的结石；狗宝，狗脏器中的凝结物。两者都是内脏病变的产物，因以喻坏透了的心肠

牛骥同皁：

亦作“牛骥同槽”。谓牛与千里马同槽而食。比喻贤愚不分

牛角书生：

喻勤读之士

牛角之歌：

春秋时，宁戚很穷，想见齐桓公而出仕，一天，乘桓公出城迎客的机会，在车下喂牛，“扣牛角疾歌”。桓公闻而赞其为“非常人”，命後车载之，拜为上卿。见《吕氏春秋·举难》、《晏子春秋·问下二》。汉刘向《说苑·尊贤》亦载此事。后以“牛角之歌”、“牛下歌”为穷士自求用世的典故

牛口之下：

《史记·商君列传》：“夫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闻秦缪公之贤而原望见，行而无资，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缪公知之，举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国莫敢望焉。”《吕氏春秋·举难》等又载有宁戚饭牛得到齐桓公赏识的事。后以“牛口之下”、“牛口”借指卑下的地位

牛郎织女：

①牵牛星（俗称牛郎星）和织女星。两星隔银河相对。神话传说：织女是天帝孙女，长年织造云锦，自嫁河西牛郎后，就不再织。天帝责令两人分离，每年只准于七月七日在天河上相会一次。俗称“七夕”。相会时，喜鹊为他们搭桥，谓之鹊桥。古俗在这天晚上，妇女们要穿针乞巧。见《月令广义·七月令》引南朝梁殷芸《小说》、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岁华纪丽》卷三引汉应劭《风俗通》。②今常喻指分居两地的夫妻

牛马襟裾：

犹言衣冠禽兽

牛溲马勃：

亦作“牛溲马渤”。①牛溲，即牛遗，车前草的别名。马勃，一名马牷，一名屎菰，生于湿地及腐木的菌类。两者皆至贱，均可入药。②借指卑贱而有用之材

牛蹄中鱼：

处在牛蹄踏出的小坑里的鱼。喻濒临绝境。语本汉刘向《说苑·善说》：“庄周贫者，往贷粟於魏文侯。文侯曰：‘待吾邑粟之来而献之。’周曰：‘乃今者周之来见，道傍牛蹄中有鲋鱼焉，大息谓周曰：“我尚可活也。”周曰：“须我为汝南见楚王，决江淮以溉汝。”鲋鱼曰：“今吾命在盆甕之中耳，乃为我见楚王，决江淮以溉我，汝即求我枯鱼之肆矣。”’”《庄子·外物》有类似记载，作“车辙中有鲋鱼焉”

牛听弹琴：

比喻听不懂

牛童马走：

旧时泛指地位卑下的人。牛童，牧童；马走，犹仆役

牛头不对马嘴：

比喻答非所问或对不上号

牛星织女：

即牛郎织女

牛羊勿践：

勿使牛羊践踏。比喻爱护。语出《诗·大雅·行苇》：“敦彼行苇，牛羊勿践履，方苞方体，维叶泥泥。”郑玄笺：“草木方茂盛，以其终将为人用，故周之先王为此爱之，况於人乎？”

牛衣病卧：

形容贫病交迫

牛衣对泣：

汉代王章在出仕前家里很穷，没有被子盖，生大病也只得卧牛衣中，他自料必死，哭泣着与妻子诀别。妻子怒斥之，谓京师那些尊贵的人谁能比得上你呢，“今疾病困戹，不自激卬，乃反涕泣，何鄙也。”见《汉书·王章传》。后以“牛衣对泣”、“牛衣夜哭”谓因家境贫寒而伤心落泪

牛衣岁月：

谓贫困的生活

版筑饭牛：

版筑，造土墙；饭牛，喂牛。相传商代贤者傅说筑于傅岩，武丁用以为相。事见《书·说命上》。春秋时卫国贤者宁戚饭牛车下，扣牛角而歌，桓公异之，拜为上卿。事见《吕氏春秋·举难》。后以“版筑饭牛”为贤臣出身微贱之典

充栋汗牛：

谓书籍堆得高及栋梁，多至牛马运得出汗。形容藏书或著述之富。语出唐柳宗元《陆文通先生墓表》：“其为书，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

老牛舐犊：

喻爱子之情。牛爱其犊，常舔之。舐，舔

笔误作牛：

《晋书·王献之传》：“桓温尝使扞王献之呴书扇，笔误落，因画作乌駮牸牛，甚妙。”后因以“笔误作牛”喻随机应变，化拙成巧或持功补过

喘月吴牛：

相传吴地之牛畏热，见月亦疑为日，喘息不已。见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后因以为典实。亦比喻因受某事物之苦而畏惧其类似者

吹牛拍马：

吹嘘奉承

槌牛酾酒：

杀牛滤酒。谓备肴酒以燕享

对牛弹琴：

亦作“对牛鼓簧”。喻对不懂事理的人讲道理或言事。常含有徒劳无功或讽刺对方愚蠢之意。语本汉牟融《理惑论》：“公明仪为牛弹清角之操，伏食如故，非牛不闻，不合其耳矣。”

饭牛屠狗：

①喻指从事低贱之事。②指从事贱业者

放牛归马：

语本《书·武成》：“乃偃武修文，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后以“放牛归马”比喻不再用兵

风马牛不相及：

《左传·僖公四年》：“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孔颖达疏引服虔曰：“牝牡相诱谓之风……此言‘风马牛’，谓马牛风逸，牝牡相诱，盖是末界之微事，言此事不相及，故以取喻不相干也。”一说：风，放逸，走失。谓齐楚两地相离甚远，马牛不会走失至对方地界。后用以比喻事物之间毫不相干

犀牛望月：

《关尹子·五鉴》：“譬如犀牛望月，月形入角，特因识生，始有月形，而彼真月，初不在角。”谓犀牛望月久，故感其影于角。明陈继儒《太平清话》卷四：“吕东莱畜犀带一围，文理缜密，中有一月影，过望则见，盖犀牛望月之久，故感其影于角。”后因形容长久盼望

犀照牛渚：

《晋书·温峤传》：“扞温峤呴至牛渚矶，水深不可测，世云其下多怪物，峤遂燬犀角而照之。须臾，见水族覆火，奇形异状，或乘马车著赤衣者。峤其夜梦人谓己曰：‘与君幽明道别，何意相照也？’意甚恶之。峤先有齿疾，至是拔之，因中风，至镇未旬而卒。”后多用“犀照牛渚”喻洞察幽微

服牛乘马：

役使牛马驾车

割鸡焉用牛刀：

谓处理小事何用礼乐。后用以喻做小事情不值得用大的力量。鸡，也写作“鸡”

归马放牛：

谓战争止息，不再用兵。语出《书·武成》：“乃偃武修文，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孔颖达疏：“此是战时牛马，故放之，示天下不复乘用。”

汗牛充栋：

唐柳宗元《文通先生陆给事墓表》：“其为书，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谓书籍存放时可堆至屋顶，运输时可使牛马累得出汗。后用“汗牛充栋”形容著作或藏书极多

呼牛呼马：

亦作“呼牛作马”。语本《庄子·天道》“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谓之牛；呼我马也，而谓之马。”后以“呼牛呼马”、“呼牛作马”指毁誉由人，悉听自然

瘠牛偾豚：

谓瘦弱的牛覆压在小猪上，小猪必死。比喻强国虽德衰，兵临弱国，弱国亦亡。语本《左传·昭公十三年》：“寡君有甲车四千乘在，虽以无道行之，必可畏也，况其率道，其何敌之有！牛虽瘠，偾於豚上，其畏不死。”杜预注：“偾，仆也。”孔颖达疏：“前覆曰仆。言牛倒豚上，豚必死也。言牛虽瘠者，谓鲁以晋为无德轻之，故以瘦牛自喻。”

瘠牛羸豚：

瘦弱的牛和猪。比喻弱小民族或国家

茧丝牛毛：

形容细密

茧丝牛毛：

如蚕丝，如牛毛。比喻细密繁多

九牛一毛：

九条牛身上的一根毛，比喻极其微小，微不足道。语出汉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

牵牛下井：

喻使不出力

牵牛织女：

指牵牛星、织女星。亦指古代神话中的牛郎、织女

敲牛宰马：

谓宰杀牲畜

蛇神牛鬼：

比喻各色邪恶或各种歪人

犁牛之子：

比喻父虽不善却无损于其子的贤明

马勃牛溲：

马勃，菌类；牛溲，车前草。比喻至贱之物

马面牛头：

犹牛头马面

篇6

1、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

2、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

3、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岳飞

4、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三国志》

5、为者常成，行者常至。——《晏子春秋》

6、不愧于天，不畏于人。——《诗经》

7、满招损，谦受益。——《尚书》

8、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左传·庄公二十四年》

9、一张一弛，文武之道。——《礼记·杂记下》

10、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北齐书》

11、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

12、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

13、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荀子》

14、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元曲选》

15、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汉书》

16、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画旨》

17、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

18、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老子》

19、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李白

20、发奋忘食，乐以忘优，不知老之将至。——《论语》

21、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宋·朱熹》

22、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论语》

23、读书百遍，其义自现。——《三国志》

24、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刘禹锡

25、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

26、路漫漫其修远今，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

27、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范仲淹《岳阳楼记》

28、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

29、管中窥豹，时见一斑。——《晋书》

30、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大戴礼记》

31、劳于读书，逸于作文。——元·程端礼

32、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后汉书》

33、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孔子

34、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汉书》

35、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朱淑真《生查子》

36、读书足以怡情，文彩藻饰太盛则矫。——培根《谈读书》

37、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国语》

38、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孔子

39、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孟子·尽心上》

40、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荀子》

41、老当益壮，宁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王勃

42、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汉书》

43、镜破不改光，兰死不改香。——孟郊

44、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韩愈

45、月晕而风，础润而雨。——《宋·苏询》

46、山积而高，泽积而长。——刘禹锡

47、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郑板桥

48、辅车相依，唇亡齿寒。——《左传·僖公五年》

49、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管子》

50、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旧唐书》

51、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诚子书》

52、精骛八极，心游万仞。——《文赋》

53、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

54、兼听则明，倔信则暗。——王符

55、不可同日而语。——《汉书》

56、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诗经》

57、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周敦颐《爱莲说》

58、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史记》

59、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

60、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曹操

61、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

62、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史记》

63、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孔子家语》

64、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战国策》

65、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66、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王勃

67、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旧唐书》

68、路漫漫其修远今，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离骚》

69、投之以桃，报之以李。——《诗经》

70、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

71、千里之堤，溃于蚁穴。——《韩非子》

72、—年之计在于春。—日之计在于晨。——《南阳萧绎》

73、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杜牧《七夕》

74、业精于勤，荒于嬉。——韩愈《进学解》

75、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司马光《资治通鉴》

76、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礼记》

77、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庄子·养生主》

78、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汉书》

79、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苏轼《惠州一绝》

80、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刘禹锡

81、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苏轼

82、读书百遍，其义自见。——《三国志》

83、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宋史》

84、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史记》

85、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诸葛亮

86、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史记》

87、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孔子

88、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古语

89、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90、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曷冠子·天则》

91、春*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叶绍翁

92、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史记》

93、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楚辞》

94、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后汉书》

95、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王安石

96、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后汉书》

97、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史记·滑稽列传》

98、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杜甫《春夜喜雨》

99、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战国策·赵策》

100、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左传》

101、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汉书·东方朔传》

102、山不厌高，海不厌深。——曹操

103、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老子》

104、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晏子春秋》

105、百学须先立志。——朱熹

106、学无止境。——荀子

107、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新唐书》

108、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荀子·劝学》

109、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武王伐封平话》

110、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林则徐

111、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苏轼

112、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运命论》

113、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诗经》

114、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老子

115、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史记·李将军列传》

116、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列子·汤问》

117、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

118、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曹操

119、若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曹学

120、察己则可以知人，察今则可以知古。——《吕氏春秋》

121、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卫灵公》

122、举大事者，不忌小怨。——《后汉书》

123、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刘彝

124、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长歌行》

125、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蒲松龄

126、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龚自珍

127、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王之涣

128、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司马迁

129、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

130、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苏麟

131、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老子》

132、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文天祥

133、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楚辞·卜居》

134、穷则变，变则通。——《易经》

135、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汤赋》

136、百闻不如一见。——《汉书》()

137、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孔子

138、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增广贤文》

139、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也。——汉·韩婴

140、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论语》

141、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

142、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吕氏春秋·尽数》

143、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王勃

144、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陈寿《三国志》

145、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古语

146、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后汉书》

147、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

148、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宋·释道原》

149、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史记》

150、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陆游

151、绳锯木断，水滴石穿。——罗大经《鹤林玉露》

152、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左传》

153、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

154、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孙子》

155、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荀子

篇7

关键词：伍子胥、灭楚、合理性

一、全身避祸和隐忍报仇的必要选择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员。员父曰伍奢。员兄曰伍尚。”②伍子胥性刚强，青少年时，即好文习武，勇而多谋。伍子胥祖父伍举、父亲伍奢、兄伍尚俱是楚国忠臣。楚平王荒残暴，致使国势日衰。周景王二十三年，楚平王怀疑太子“外交诸侯，将入为乱”，遂迁怒于太子太傅伍奢，将伍奢、伍尚杀害。《史记》中楚平王诈招伍尚和伍子胥，意欲除掉伍氏父子三人。“伍尚欲往，员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脱者后生患，故以父为质，诈召二子。二子到，则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雠不得报耳。不如奔他国，借力以雪父之耻，俱灭，无为也。”③最终，伍尚执意选择了前往，走入了楚平王设下的圈套，如同飞蛾扑火一般，得到了“俱灭，无为也”的结局。伍子胥则不同，他没有选择像伍尚那样白白送死，而是选择逃离楚国，积蓄力量，将来为父雪耻。

伍子胥的逃亡并非是怯夫的表现。“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④他选择隐忍苟活，为的是奔赴大义，苦心经营复仇之大计，成大孝之名。司马迁认为“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⑤随父俱死，固然可悲，但相比起眼看着父亲被杀，自己苟活于世来讲要容易得多，而伍尚的死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无济于事，何异蝼蚁。“勇者不必死节”⑥真正的勇士不必为名节而死，伍尚死于名节，但远远不如伍子胥成功复仇来的大快人心，痛快淋漓。因此，伍子胥的选择具备值得世人肯定的价值。

二、投吴实为人才流动现象

伍子胥身处春秋末期，虽然当时诸侯争霸，但在名义上仍以周天子为尊，因此伍子胥离楚去吴并不算是叛国行为。况且当时尚贤之风，养士之风颇为盛行，各诸侯国之间也保持着较为通畅和自由的往返关系，这也直接为诸侯国之间人才频繁流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各诸侯国间的人才流动属于非常正常的现象，因此伍子胥的行为也的确无可厚非。

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侍。伍子胥需要的正是一个可以施展自己才能，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吕氏春秋》也说“人主贤则豪杰归之”⑦，伍子胥投奔到吴国后，知道公子光有野心，想自立为王，遂推荐公子光为王储，待公子光取得王位，伍子胥得到公子光重用，此时的伍子胥羽翼丰满，积蓄满了为父雪耻的力量。可见，伍子胥“叛国”投吴的选择是正确的，伍子胥为吴国的国家建设竭功尽力，同时也借助吴国强大的军事实力实现了自己的抱负。

三、君臣关系的两面性

春秋战国时期，君臣关系具有两面性，其一是专制性，其二是平等性。专制性体现在君王对臣子的权利的专制上，“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⑧。平等性则体现在君臣平等的相处方式上，臣子对君王的服从是有条件的，并非绝对的。孔子提出过“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观点⑨，君王要想获得臣子的忠心，必须对臣子以礼相待。反之，如果君王不仁无道，就会失去臣子的忠心，就算被下篡杀，也是理所当然。伍子胥前后侍奉二主，对待楚王，他为报父兄之仇，先是“叛国”投吴，再是率军灭楚，最后甚至掘坟鞭尸。对待吴王夫差，他忠心耿耿，直言进谏，死而后已。伍子胥对待二王的不同态度，恰恰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体现。

四、血亲复仇观念备受推崇

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集体的利益总是大于个人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总是大于家族的利益，当利益关系发生矛盾之时，应当以集体利益或是国家利益为重。该观念有其合理性。若从该角度来分析伍子胥的灭楚行为，伍子胥确有不明大义的一面，于是有些观点认为伍子胥是一个出卖国家，违背天道人伦的复仇狂。然而，人类的文化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特征，不同时期的人们所尊崇认可的观念也不一样。回归历史，古人们最重要的社会关系是家族血缘关系，家族利益高于一切，人们的行动皆以家族利益为出发点，国家利益则被抛置其后。正是因为先秦分封时代和后来皇权专制时代价值观的不同，导致了人们对伍子胥复仇的看法产生了两级分化的原因。因此，对于伍子胥“叛国”灭楚的行为，我们是要结合当时的价值观来分析做判断，而不能仅凭个人的是非观来判断其行为的对错与否。

儒家认为血亲复仇是人生神圣的使命。在儒家经典中有大量的血亲复仇的文字表述。《礼记・曲礼》：“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对于杀父之仇，儿子必要亲手血刃杀父仇人。对于兄弟被杀，也要身携兵器，随时准备为兄弟报仇。对于朋友被杀，要么杀死仇人，要么将仇人赶到国外。春秋公羊传中的一句：“君臣义合 ，父子天属，”也为血亲报仇提供了理论依据，君臣之间是“义”的关系，而父子之间，则是天生的血亲关系。“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 如果父亲无故被杀，含冤而死，儿子可以向法官甚至君主复仇。伍子胥之父被楚平王无辜被杀，伍子胥和楚平王之间的“义”的关系也不复存在。因此，在这种情形之下，“子不复仇，非子也。”，伍子胥“叛国”灭楚的行为是合乎道义的。

小结

综上所述，伍子胥“叛国”灭楚的行为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作出的一种选择，该选择符合先秦分封时代的价值观念，具有其合理性，应当被世人所推崇，所赞扬。他轰轰烈烈地完成了复仇大计，这让人们钦佩他的艰辛隐忍，他的勇而多谋，胸怀大志，敢作敢为。因此史学家司马迁给予他的“烈丈夫”的评价是准确合理的。伍子胥的复仇过程就像是一部活生生的人性故事，内容既丰富，又沧桑，结局既扬眉吐气，又辛酸悲凉，我认为这一切都值得我们去反思和借鉴。（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 张双隶等译著.吕氏春秋[M].北京：中华书局，2007.

[2] 姚际恒译著.诗经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1958.

[3]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2.

[4] 万丽华，蓝旭译注.孟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0.

[5] 玄注 孔颖达疏.礼记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6] 公羊寿传，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7] 张守节正义，司马贞索引，裴集解，司马迁撰.史记（第七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9.

[8] 吴楚材，吴调厚选注.安平秋点校.古文观止（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7.

注解：

① 张守节正义，司马贞索引，裴集解，司马迁撰.史记（第七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9.2183页

② 张守节正义，司马贞索引，裴集解，司马迁撰.史记（第七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9.2171页

③ 张守节正义，司马贞索引，裴集解，司马迁撰.史记（第七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9.2172页

④ 吴楚材，吴调厚选注.安平秋点校.古文观止（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7.433页

⑤ 张守节正义，司马贞索引，裴集解，司马迁撰.史记（第七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9.2183页

⑥ 吴楚材，吴调厚选注.安平秋点校.古文观止（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7.210页

⑦ 张双隶等译著.吕氏春秋[M].北京：中华书局，2007.15页

⑧ 姚际恒译著.诗经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1958.225页

⑨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2.30页

⑩ 郑玄注 孔颖达疏.礼记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03页

篇8

1、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合抱之木，生于毫末。——老子

2、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3、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国语

4、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左传

5、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老子

6、士为知已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战国策

7、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

8、行千里者半九十。

9、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老子

10、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孙子

11、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荀子

12、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左传

13、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14、将欲取之，必先与之。——老子

15、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左传

16、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左传

17、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

18、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管子

19、置之死地而后生，——孙子

20、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

21、良马期乎千里，不期乎骥骜。——吕氏春秋

22、流言止于智者。——荀子

23、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左传

24、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荀子

25、香饵之下，必有死鱼。

26、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管子

27、多行不义必自毙。——左传

28、千里之提，溃于蚁穴。——韩非子()

篇9

关键词：却 副词 语法化

近代汉语中，“却”的含义十分丰富，但在现代汉语，它的许多用法都消失了。许多学者对“却”进行了许多探究，如景士俊的《析“却”》，董淑慧的《谈“却”字三项副词用法的演成及其与几个相关副词的平行发展》，梅立崇的《关联副词“却”试析》等。以上的研究为我们研究副词“却”提供了宝贵的指导意义。本文试从历时的角度探讨副词“却”的产生及其发展。

一、副词“却”的产生

（一）秦汉的“却”

先秦时期的作品，以《墨子》《周礼》《公羊传》《吕氏春秋》《韩非子》为代表。

（1）表“退”义

①引版而[却]。（《墨子·备穴》）

②乃鼓退，鸣铙且[却]，及表乃止。（《周礼·夏官司马》）

③马[却]不肯进。（《吕氏春秋·季冬纪》）

（2）表“使……退”义

①其疾斗[却]敌于术。（《墨子·号令》）

②足以[却]敌。（《吕氏春秋·孝行览》）

③击金而[却]之。（《吕氏春秋·慎大览》）

（3）表“推辞、拒绝”义

①固[却]其忠信。（《吕氏春秋·先识览》）

②夫不谋治强之功，而艳乎辩说文丽之声，是[却]有术之士而任坏屋折弓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却”在先秦时期只用作动词，最基本的语义是“退”“使……退”，再由“退”义引申出“推辞、拒绝”义，“却”在这一阶段基本上都是独立使用，或与其它动词连用，格式为“却+动”。在先秦时期“却”最常用的就是“退”“使……退”义。

汉代的作品，以《史记》《淮南子》《论衡》为代表。

（1）表“退”义

①秦军数[却]，二世使人让章邯。（《史记·项羽本纪》）

②淮阴先合，不利，[却]。（《史记·高祖本纪》）

③夫织者日以进，耕者日以[却]。（《淮南子·缪称训》）

（2）表“去”义

①汉之败[却]彭城，塞王欣、翟王翳亡汉降楚，齐、赵亦反汉（《史记·淮阴侯列传》）

②贤君之德，不能消[却]。（《论衡·治期篇》）

③将兵击[却]吴楚，吴楚以故兵不敢西。（《史记·韩长孺列传》）

（3）表“使……退”义

①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史记》）

②世则谓之能[却]蝗虫矣。（《论衡·感虚篇》）

汉代“却”作为动词较之先秦有了一定变化：首先与“却”连用的动词增多，语法环境发生变化，结合形式为“却+动”或“动+却（+宾）”，这说明“却”的结合能力在逐渐加强；其次还引申出了“驱除、消除、抵御”之义。

综合以上可以看出，“却”在上古时期仅用作动词，随着语言的不断发展，其动词义逐渐增多，但都是从“退”义引申而来的。同时，“却”的语法环境也逐渐发生改变，结合能力不断增强。

（二）魏晋至唐五代的“却”

（1）表“退”义

①有前一尺，无[却]一寸。（《三国志裴注·魏·武帝纪》）

②维入北道三十余里，闻绪军[却]。（《三国志裴注·魏·王毋丘诸葛邓钟传》）

（2）表“掉”义

①瓒骑不知是绍，亦稍引[却]。（《三国志裴注·魏·董二袁刘传》）

②卓多力，退[却]不中，即收孚。（《三国志裴注·魏·董二袁刘传》）

（3）表“使……退”义

①且[却]兵，但身决胜负。（《三国志裴注·魏·吕布（张邈）臧洪传》）

②南钞汉边，北拒丁令，东[却]夫余，西击乌孙。（《三国志裴注·魏书·鲜卑传》）

③外[却]骆谷之师，内保宁缉之实。（《三国志裴注·蜀书·蒋琬传》）

（4）表“拒绝、推辞”义

①陶胡奴为乌程令，送一船米遗之，[却]不肯取。（《世说新语·方正》）

②今日共为欢，卿何[却]邪？（《世说新语·方正》）

③故知捶挞自难为人，冀小[却]，当复差耳。（《世说新语·品藻》）

（5）表“驱除、消除、抵御”义

①善行气者，内以养身，外以[却]恶。（《抱朴子·内篇·至理》）

②然后真一存焉，三七守焉，百害[却]焉，年命延矣。（《抱朴子·内篇·地真》）

③[却]寒以温，除热以冷。（《抱朴子·外篇·喻蔽》）

（6）表“过后、以后”义

①[却]十五日为汝破绍，不复劳汝矣。（《三国志裴注·魏·武帝纪》）

②[却]后一年，支遂殒。（《世说新语·伤逝》）

③[却]后一月，尔乃设会。（《百喻经·愚人集牛乳喻》）

综合以上可以看出，魏晋时期的“却”继承了很多前代的用法，同时也出现了新的语义，如“过后、以后”义。汉代“却”的“去”义，在此时进一步虚化为“掉”义，与“却”连用的动词不断增多。

唐五代时期，以《唐诗三百首》《朝野佥载》《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二卷）》《花间集》《祖堂集（一至四卷）》为代表。

1.“却”用作动词

①至西袄神前舞一曲即[却]。（《朝野佥载·卷三》）

②舶沉居泥，不前不[却]。（《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

③其僧才出来，师便托出，[却]入房丈。（《祖堂集·卷四》）

2.“却”用作助词

①向者陛下令人杀[却]，臣已杀讫。（《朝野佥载·卷二》）

②离[却]智慧，何法示人？（《祖堂集·卷四》）

③放[却]水牛，各分一船。（《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

3.“却”用作副词

（1）语气副词

①汝若坐佛，[却]是杀佛。（《祖堂集·卷三》）

②和尚适来许某甲为人，如今因什摩[却]不为人？（《祖堂集·卷四》）

③多情[却]似总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唐诗三百首·赠别·杜牧》）

（2）频率副词

①[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唐诗三百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杜甫》）

②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唐诗三百首·夜雨寄北·李商隐》）

③不忍别君后，[却]入旧香闺。（《花间集·望远行·韦庄》）

在这时期的材料中，动词用法在这一时期已经衰退，或已经开始消亡。此时“却”用作动词只保留了“退”义。在唐五代时期，最显著的变化有两个：一是“却”由结果补语“掉”义进一步引申，演化成动态助词，语义近似于“了”；二是“却”出现了副词用法“反、倒、竟”义和“再、又”义。

综合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古时期，“却”开始发生了如下变化：一是动词义逐渐消失，已经不再是“却”的主要用法；二是出现动态助词的用法；三是出现副词用法。

二、副词“却”的发展

1.频率副词的发展

动词“退”动词“返回”方式副词“再”这一演变可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1）表示动作或情况的重复或连续

①初令项上著锁，后却锁上著枷。（《朝野佥载》）

②樗栩凡木绕亭台，伐倒何須又却栽？（《敦煌变文校注·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

（2）表示以前一动作为条件出现的行为或状况

①若能读书，就中却有商量，只他连这个也无，所以无进处。（《朱子语类辑略》）

②为因三拳打死了镇关西，却去五台山净发为僧。（《水浒传》十七回）

“却”基本语义为“退”，“退”是“返回”原来的位置或状态，所以“却”引申出“返回”义。又因为“却”隐含前后连续的两个动作或状况，通过类推，隐含义逐渐明确化，可以进一步抽象为表示顺承的“再”。这是“却”演变为副词的语义基础。

从句法位置看，“却”经常与别的动词连用，连用时后面所带的宾语经常为后一动词所带，句子的焦点落在第二个动词上，“却”成为一个非焦点动词，所处的位置又是状语（通常是副词充当）的常现位置，随着使用频率的增加，“却”的这种句法位置逐渐被固定下来，词义越来越抽象，成为动词前面的修饰成分，变为“副词”。

2.转折副词的发展

动词“退”转折副词“反而”这种情况主要包括对比转折句和对照转折句两种情况。

（1）对比转折句

①长大取得妻，却嫌父母丑。（王梵志诗《只见母怜儿》）

②弹指不可论，行恩却遭刺。（寒山诗《白鹤》）

（2）对照转折句

①桑田变作海，山岳却成溪。（《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②高山无霜露，却有雪。（《朱子语类》卷二“理气下”）

“却”的基本语义为“退”，含有[+向相反方向]义素，由“相反方向”进一步抽象，表示客观事物或情况的相反或相对，或两个事物关系或情况与人们的心理期待相反。这是“却”产生转折副词的语义基础。

从句法结构来看，复句的前后两个分句在语义上构成对比或对照，句中有无“却”似乎不影响语义的表达，在复句的后一分句中，处于状语的位置“却”语义虚化，逐渐吸收了这种句法具有的转折关系，起到使转折关系显豁的作用，即转折复句的语境吸收作用，促使“却”具有了转折副词的用法。

3.情状副词的发展

动词“退”转折副词情态副词

①张飞乃万人之敌，却是三军之帅。（《全唐文》卷二十七）

②李成名自斟自酌，家中因珍哥病，忙得不曾吃饭，这却是当厄之惠，就如那漂母待韩信一般的。（《醒世姻缘传》第四回）

“却”作为转折副词用在后一分句中，表示客观或主观的情况与前一分句相反或相对。在某种语境下，“却”强调这种对立与差别，或者强调与常理或心理期待相反，突出说话人的主观感受，从而表示“确实”“竟然”等意义。

从句法结构上看，“却”经常处在偏正复句的后一个分句状语的位置上，句子所含的语气和情态逐渐吸附在它身上，“却”由转折副词演变为情态副词。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上古时期，却只做动词用法，副词的用法萌发于中古之际。“却”在从动词转化为副词的发展过程中，主要是有两个分支：频率副词和情状副词。直到现代汉语，“却”的用法只剩下转折副词，其他的用法基本消失了，这主要是语言内部调整的结果。

参考文献：

[1]于卫平.“却”的语法化[D].温州大学2010年硕士论文，2010.

[2]刘红蕾.“却”发展演化过程研究[D].吉林大学2007年学位论文，2007.

[3]董淑慧.谈“却”字三项副词用法的演成及其与几个相关副词的平行发展[J].汉语学习，1996，（4）.

篇10

关键词：春秋时期 女性 社会地位

春秋时期社会环境动荡不安。一方面，天子以下，上自诸侯、上卿，下至士大夫、竖人，纷纷僭礼。人们对礼只是断章取义、取己所需。如《左传・僖公四年》所载，“初，晋献公欲以骊姬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从筮。’卜人曰：‘筮短龟长，不如从长。且其繇曰：专之渝，攘公之。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必不可。’弗听，立之。”晋献公想要立骊姬为夫人，先依礼进行卜筮，但卜的结果不吉，筮的结果吉。于是晋献公只取了自己所需要的筮的结果。又如《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卢蒲癸以女妻庆舍，“庆舍之士谓卢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独焉辟之？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恶识宗？’”。直述各取所求、不顾本义之意。礼制对人们的约束力已大大减弱。另一方面，失去“天下共主”实力的周天子无力监督与统领宗法制，宗法制的严谨束缚渐渐松动。所以春秋时期的整个社会大环境相对西周而言宽松了许多，这就给女性生存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使这一时期的女性拥有了比西周女性更大的活动自由。譬如在国君的授意或许可之下，贵族女性可得到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左传・僖公二十二年》“郑文夫人芈氏、姜氏劳楚子于柯泽，楚子使师缙示之俘馘。”襄公二年“齐侯使诸姜、宗妇来送葬。”

《左传》记春秋时期女性参政者多达59例，可见这一时期女性活动之活跃。而且史书在关于春秋前期女性语言和事迹的记录中，有不少女性不只是简单的作为男性贵族娶妻生子的附加物更是因为其个人风采而被记录下来的，可见这一时期女性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并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楚武王夫人邓曼。

“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罗，斗伯比送之。还，谓其御曰：‘莫敖必败，举趾高，心不固炎。’遂见楚子，曰：‘必济师！’楚子辞焉。入告夫人邓曼。邓曼曰：‘大夫其非众之谓，其谓君抚小民以信，训诸司以德，而威莫教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骚之役，将自用也，必小罗。君若不镇抚，其不设备乎！夫固谓君训众而好镇抚之，召诸司而劝之以令德，见莫敖而告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岂不知楚师之尽行也？’楚子使赖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于师曰：‘谏者有刑！’及鄢，乱次以济，遂无次。且不设备。及罗，罗与卢戎两军之，大败之。莫敖缢于荒谷。群帅囚补冶父以听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楚国大夫屈瑕奉命攻打罗国，大夫斗伯比送行看到屈瑕因两年前攻打郧国的胜利而狂妄自大，存在轻敌的危险，预料莫敖必败。告知楚王，早做增派援军的准备。楚王拒绝了斗伯比的意见却将这事告诉了夫人邓曼。邓曼借斗伯比的话劝谏楚王君主应对不同的人应采取不同的措施，于是楚王同意了增援的事情。邓曼一闺阁妇人，根据莫敖的性格和斗伯比的汇报从而断定莫敖必败，以及她对政治的手法、见地，可见其智慧之一斑。

如卫定公夫人定姜。襄公十年，郑国奉楚国之命，以皇耳为帅侵卫。皇耳战败，“孙文子卜追之，献兆于定姜。姜氏问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丧气雄。’姜氏曰：‘征者丧雄，御寇之利也。大夫图之！’卫人追之，孙蒯获郑皇耳于犬丘。” 定姜在关键时刻能迅速做出对战事的判断，而不因为卜辞畏畏缩缩，可见其判断、决策之能力。

总的来说，女性社会地位在春秋前期较西周时期有上升的趋势。

但是，春秋时期的礼坏乐崩并没有彻底进行下去。旧的制度的缺口被打开之后，并没有彻底崩溃，而是随着社会思想意识和道德伦理的变化，对自己进行修复和重组，又以新的面貌出现在社会历史的舞台上。完成这一过程并将之推至时人面前的就是宣称“述而不作”的孔子。新的制度较原来的礼制更强调等级制度和男女之别。这一制度的推行和逐步被接受，决定了女性地位的逐步下滑。在新的制度推行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框架中，男女关系与之相对应，于是女性渐渐变成了男性的附庸。

史料对春秋后期女性的描写开始关注对其性格和品德的评价，这也反映了当时社会意识的变化。如《春秋》襄公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灾，宋伯姬卒”，“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共姬即伯姬，说的是宋国宫内发生火灾，宋伯姬囿于礼教而葬身火海的故事。《左传》曰：“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谓宋伯姬：“女而不妇。女待人，妇义事也”。《公羊传》说：“宋灾，伯姬卒焉。其称谥何？贤也。何贤尔？宋灾，伯姬存焉。”《解诂》：“伯姬守节，逮火而死，贤，故详录其礼，所以殊于众女。”左氏与当时人议论，不以共姬之行为贤，与公羊、谷梁、淮南子泰族训、列女传等异。这些史料针对宋伯姬的行为内涵进行评价，是贤或不贤，而不是对行为本身进行评价。侧重点的变化，反映出社会对女性态度的变化，越来越将女性用礼制、妇道、女道等条条框框约束起来。

随着争霸战争的继续，女性不仅作为国家联盟或友好的表示，更是以礼物的形象出现。《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冬，梗阳人有狱，魏戊不能断，以狱上。其大宗赂以女乐，魏子将受之。”《左传・襄公十一年》：“郑人赂晋侯……女乐二八。”《吕氏春秋・壅塞》：“秦缪（穆）公时，戎强大。秦缪公遗之女乐二八与良宰焉。”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声色职业的发展，更加速了女性的物化。《史记・货殖列传》：“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此外，由战争所引起的男女比例失调也是女性物化程度加深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男女比例失调使一妻多妾盛行开来，男子多有钱财，就会买妾。《诗经・大雅・韩奕》云：“其娣从之，祁祁如云”，齐襄公“九妃六殡，陈妾数千” 。

春秋晚期女性殉葬现象增多。考古资料为证，太原金胜村251号墓是春秋晚期晋卿赵氏墓葬，殉人四，其身份似为婢妾近幸。 定襄县中霍村东周墓M1男主人墓内外椁室东北角有殉葬人1具，根据头骨观察，为年龄在40岁左右的女性，年代鉴定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 山东临淄郎家庄一号东周墓，主墓顶部发现六个殉人，5女1男，无棺。墓主室周围另有十七个陪葬坑，殉葬者都为女青年，有棺，有成套仿铜器的陶器，贵重的水晶、玉、骨、石装饰品和带钩，还有车辔、石磬等车马器或乐器，很多坑有成组的陶俑殉葬，当为死者生前侍妾。年代鉴定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 湖北当阳赵巷4号墓，墓主足下及南侧有5个陪葬坑，陪葬者均为女性，推测身份为侍妾，年代鉴定为春秋偏晚。

综上可知，春秋晚期女性社会地位急转而下。

春秋时期特殊的背景环境赋予该时期女性特殊的社会地位。前期，由于原始风俗遗存，新旧礼制更替，男性对礼制的疏忽、抵制，使女性拥有较宽松的生存环境，活跃在社会舞台上；后期，新的礼制逐渐确立，女性物化程度加深，地位明显下降。

参考文献

[1]《左传・桓公十三年》。

[2]《左传・襄公十年》。

[3]杜志勇：《春秋时期女性研究――以为考察对象》，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10页。

[4] 《管子・小匡》。

[5]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金胜村251号春秋大墓及车马坑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9期。

[6]李育成：《定襄县中霍村东周墓发掘报告》，《文物》，199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