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原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长恨歌原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王安忆 《长恨歌》 上海 王琦瑶

[中图分类号]I2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309(2010)07-0043-02

在女性作家及作品中,王安忆和她于1995年问世的作品《长恨歌》是不得不被提及的两颗璀璨明珠。当时女性文学普遍呈现作家多产,作品质量走低的态势。如较之王安忆更年轻的一些被称为“身体写作”的女作家在现代都市大众传媒的吹捧中和以身体、性、欲望等女性身份所具有的独特商业卖点的刺激下,粗制滥造出一大批没有内涵可言的文化垃圾。在女性文学面临严峻挑战之时,《长恨歌》以其鲜明的文化寓意,为当时萎靡的女性文学整体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很大程度上挽回了女性文学的生机与活力。

《长恨歌》描写了一个叫王琦瑶的女人的生命历程。按照王安忆一贯的视角,故事很平淡,一个算得上普通的女人的一生,甚至缺少惊心动魄。正是在这样的不急不缓、平心静气的娓娓道来中,我们可以看见《长恨歌》蕴含着的更深层的文化寓意――通过描写上海的女性,完成作家对上海这个大都会的文化阐释。

一

王安忆曾说过,“要写上海,最好的代表是女性。”①从这个角度来看,《长恨歌》实则借一个女人(王琦瑶)的一生,完成了对一个城市(上海)的书写,王琦瑶的历史就是整个上海的历史。上海在《长恨歌》中,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空间境遇,而转换成一个“大角色”,《长恨歌》的主角与其说是王琦瑶,不如说是上海,是王安忆所力图演绎的一个存活在记忆和想象中的上海。

《长恨歌》开篇就大段大段地细绘上海的点点滴滴,而作为小说主人公的王琦瑶到了第一部的第二章才正式进入读者的视野。王安忆试图通过这种描述传达出:没有上海,没有上海的弄堂、鸽子、选美、谣言,“王琦瑶们”是不可能存在的。“上海给了她们好舞台,让她们伸展身手。”②而写王琦瑶的一笔一划一字一句都是在写上海:尽管王琦瑶穿着素淡的旗袍,以打针度日,严师母还是看出“这女人有些来历。王琦瑶的一举一动,一衣一食,都在告诉她隐情,这隐情是繁华场上的”。③没有人能说上海是不繁华的,而这种繁华好像是专属于上海女人的,也只有上海女人能将其演绎得淋漓尽致:歌是女人唱的,舞是女人跳的,旗袍店是为女人开的,公寓是为女人建的,连电影院若没有女人的捧场,生意也是做不下去的。上海真正的魅力,就在于王琦瑶们的一言一语,衣饰鞋帽,一次次舞会,乃至流水一样消逝的光影与爱情。此时,王琦瑶成了上海的背景,而前台演绎着的正是十里洋场的多姿多彩,活色生香。

二

事实上,王琦瑶的性格都是上海化的,只有上海才能养育出这样性格的女性。上海自近代以来一直作为半殖民地城市,以一种忍辱负重的姿态存在,但是,上海既没有做不光彩的退让,也没有很强硬地抵抗,而是默默地等待,暗自准备,不放过任何发展和崛起的机会。上海是这样,上海女人也是这样。王安忆曾说过:上海女人的硬,不是在攻,而是在守。④王琦瑶又何尝不是:等待,从不出手,最危急的时刻,也不动声色。这种性格延伸到她生命的结束,女主人公四十年的繁华梦,繁华散尽,梦醒时分,她的命运戛然而止,甚至没有象征性的反抗。王安忆甚至在安排女主人公生命的终结时,也不忘给她的性格做一个强有力的特写。她这是在重申:看,这就是上海女人的性格,这就是上海的性格。

小说主人公王琦瑶的整个生命与婚姻无缘。在王安忆的书写中,几乎没有提及王琦瑶对婚姻的看法与渴望。这再一次印证了王安忆以女性反映城市的目的。家庭的涵容量显然不够王安忆笔下的女性大展拳脚,只有城市能提供给她们一个广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正因为如此,王琦瑶从一开始就摆脱了家庭,直接走上了社会。没有家庭的羁绊,王琦瑶的青春和美貌快速地进入流通并得到认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如果一个大都会连生活在其中的女性都接受不了,难以包容,那么它实在不算是合格的。在这里,作者又彻底地表现出上海的开放性。“对于一个大都市来说,‘养在深闺人未识’是一种传统资源的浪费,社会化大都市的运作方式,就是要使一切都公开化地进入流通。”⑤

三

不可否认,王安忆描写上海具有巨大的优势。她并非出生在上海,在青少年时代有过长期离开上海下放的经历,后来又回到上海。这出出入入之间,使王安忆在感受上海时,兼备“旁观者”和“当局者”的双重身份,所以将上海繁华背后的冷静,风光背后的平凡,世俗的把戏轨迹看得透、写得生动;又因为在性别身份上的独特,使她在书写及表现女性时,是恰到好处的。这两个最主要的因素,注定作家对城市以及女性的独特的视角与阐述,也注定了《长恨歌》在表达城市―女性二元文化寓意上的巨大成功。

[注 释]

①②④王安忆:《上海女性》,北京:中国盲文出版社,2008年版。

③王安忆:《长恨歌》,北京:作家出版社,1999年版。

⑤温儒敏、赵祖谟:《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参考文献]

[1]王安忆长恨歌[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9

[2]王安忆独语[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9

篇2

关键词：语料库 翻译赏析 风格

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1-0000-02

《长恨歌》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一首叙事长诗，是白居易的代表作之一。诗的主题是“长恨”，全诗形象地叙述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全诗语言精炼，形象生动，节奏鲜明，音韵和谐。诗人借历史人物和传说，创造了一个回旋宛转的动人故事，并通过塑造的艺术形象，再现了现实生活的真实，感染了千百年来的读者。中国翻译大家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和许渊冲先生都曾对《长恨歌》全篇进行翻译。而之前关于这两篇译文的对比分析大多基于文学翻译中诗歌翻译的标准进行评判的，受作者自身的赏析偏好等主关因素较大，不能完全准确客观的体现出两种译本的具体差别及从中反映出的译者风格。本文以杨宪益夫妇及许渊冲先生的《长恨歌》英文译本为语料，通过现代语料库软件的应用，对两个译本及中文原文进行对比分析。笔者通过自建小型语料库统计相关数据，在比较和分析数据的基础上，对文体风格和译者风格的异同及特点予以量化，找出译文之间以及译文与原文之间的共性与差异，分析译文与原文的相符程度，展现中英译者在处理原文时的不同翻译风格与文体特征。本文将从词汇、句法结构、音韵、三个方面，运用定量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对许、杨两个翻译版本进行分析。

一、词汇方面

1.1类符形符比

类符（type） 是指语料库中不同的词语，形符（token） 是指语料库中所有词语的类形。可以通过类符/形符比（TTR）来衡量语料库的用词丰富性。一般说来，语料库规模越大，类符/形符比越小。若语料库规模相同，TTR 越大，就说明用词越丰富，反之则说明词汇比较贫乏。通过TTR 值的大小可以比较不同语料库中词汇量变化的大小。但由于在一定时期内语言的词汇量有限，因此语料库容量不断扩大，形符数持续增加，但类符数却不一定会随之增加；语料库容量越大，形符类符比反而会越来越小，因而不同容量的语料库的形符类符比不具备可比性。故语料库语言学一般用标准类符形符比（Std.TTR）来衡量语料库的词汇变化。由于两个译本总词数相当，不采用标准类形符比也能准确的反应出词汇的丰富程度。本文采用ant conc 软件对两个译本进行统计，比较结果如下：

许渊冲杨宪益

形符11611196

类符550542

类符/形符47.3%45.3%

从表格中的数据可以看出，杨宪益夫妇的译本形符较多，而在类符方面却低于许渊冲先生的译本。这说明许先生的译本更加精炼，且词汇使用丰富多样。中国古典诗歌以精炼著称，如何结合多种翻译技巧使英文译本同样短小精干、铿锵有力，一直是诗歌翻译的难点所在。许先生的译本词汇精炼，在这一方面最大程度的贴近了原诗歌的特点。

1.2 词汇密度

词汇密度指的是实词与总词数的百分比。由于英文中的冠词、代词等功能词并没有实际意义，对信息传达效果影响不大，所以这一指标可以体现出译文中有效信息的提供情况。在ant conc软件中使用“停用此表”功能可以得到译文中所有的实词数量，统计对比信息如下：

许杨

实词数634627

总词数11611196

词汇密度54.6%52.4%

从图表中的数据可以看出，两个译本在实词和总词方面不相上下，词汇密度方面的许渊冲的译本达到了54.6%，略高于杨译本的52.4%。这说明许先生在翻译的过程中更十分重视有效信息的传递。中国古典诗歌短小简练，寥寥数字就可以表达出很多隐含的意味。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不仅要在形式上与原诗的简练保持一致，更要传达出符合原诗隐含意义的信息。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两位译者都十分注意实词的运用，在有限的句式中尽可能的表达更多的意义。

1.3 高频词汇

高频词汇即指在译本中使用最广泛的词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译者的用词风格。使用AntConc 对已经处理好的文本进行了高频词汇提取，然后分析所提取的高频词汇，通过这种办法来分析不同译者的措辞风格和特点。我们把经过电脑处理的许译本和杨译本分别导入AntConc 进行处理后，把处理好的文本提取出来，然后根据提取的高频词汇按照出现的频率由大到小依次排列，如下表所示。

许渊冲译本杨宪益译本

rankfreqwordrankfreqword

173the1103the

246and234and

332her332her

428in426of

528to524she

621of623in

721was722was

818she821to

914on915a

1013a1015his

从表中的数据可以看出，两位译者最常使用的词汇前三位完全相同。这说明两位译者在句子的构成及功能词语的使用习惯方面相近。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英语语料库1998年的统计，英语作为母语使用中频率最高的前五个词依次为the，of，to，and，a”而 在英语翻译语料库中，前五个出现次数最多的次依次为the，and，to，of，a”， 这一顺序与两位译者对这几个词语的使用频率排序完全相同。这说明两位译者的表达与母语使用者的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还尚未做到完全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这与源文体的特殊性有关，中国古诗歌有着不同与其他国家诗歌的独特之处，所以在翻译的过程，译者更容易受到汉语表达习惯的影响。

1.3.1 停用功能词后的高频词汇

为了研究除基本功能词以外译者的措辞风格，笔者使用ant conc中的停用词表功能，实词的使用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许渊冲译本杨宪益译本

rankfreqwordrankfreqword

19monarch114emperor

27earth28palace

37long37spring

46face46earth

56night56face

66palace66night

75fair75fairy

85hall85pin

95spring95seemed

105western104dust

从表中可以看出虽然两位译者最常用的实词都是指代唐玄宗李隆基的名词，如monarch，emperor，但在许渊冲的译本中这一词的使用量明显少于杨宪益的译本。表1.3中两位译者常用词的最大差别在于杨本中多用了his这一代词，而这一代词在许的译本中很少出现。His在本文中指代的也是李隆基。说明在翻译中杨宪益更加偏向以唐玄宗为主题进行叙事抒情，而许渊冲多用杨贵妃为出发点进行描述，这一点可以从其译本中较多使用she、her而少用his，him体现出来。

以“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这一句为例

许译：In revels as in feasts she shared her lord’s delight

杨译：Constantly she amused and feasted with him，accompanying him on his spring outings，spending all the nights with him.

这句诗意在描述杨贵妃得到皇帝的宠爱，与他相伴宴饮的欢乐场景。虽然两个译本都选用了she，即杨贵妃做主语，但在随后的表达上则存在一定的情感差异。许版本中的her lord 仍旧以杨贵妃为主体，也能表达出她对皇帝的珍视之情。杨版本中的几个him则稍显生硬，指代关系不够明确。

二、句法方面

2.1句长

本文仅对句法层次上最为基本的句子长度进行分析。对不同译文平均句长的研究可以评析译文的文体风格，句子长短的不同可以为不同作者的文体风格分析提供可靠的参照。“平均句长是指文本中的句子的平均长度。虽然句子的长度与句子的复杂程度并不是同一回事（ 如简单句也可写得很长） ，但就整个语料库而言，句子的长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句子的复杂程度。”Butler “按长度把句子分为三类： 短句（ 1 - 9 个词） 、中等长度句（ 10- 25 个词） 和长句（ 25 个词以上）。下表统计了许、杨两个译本的句子总数，平均句长的比较。

许译本杨译本

句子总数120208

总词数11911196

平均句长9.75.75

从比较表中的数据可以看出，两个译本的平均句长都属于英语短句的范围，基本符合原诗短小精炼的特点。

《长恨歌》是一首七言古诗，共有120 行。杨氏夫妇的译文Song of Eternal Sorrow 一共有208 行，每行字数较少，且各行字数不一，长短不齐；而许先生的The Everlasting Regret 正好与原诗一样有120 行，且各行字数差不多，更接近原诗特点。在汉诗英译中，英语译文的音节几乎总比原作字数多1 倍，英语译文中的行数通常也会大大超过原文，因为在英诗中每行不必完整，意义可在下一行完成，所以汉诗经过英译后就会行数增多，显得臃肿。相比杨氏夫妇的译诗，许先生能保持原诗的行数，在英译中也用了120 行，且句子整齐、流畅，多数句子都在8-10 个单词之间，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原诗的形式，且结构清楚简洁。

三、音韵方面

中国古典诗歌的广泛流传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的音韵美。如何在翻译过程中最大程度的保留诗歌的音韵美是译者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

从音韵的角度看，杨氏夫妇的译文几乎没有尾韵，是英诗中的自由诗形式。许先生的译文则十分注重译诗的“音美”，他的诗歌译作共120句，在前48句和后73-120句采用双行押韵格式，即每两行诗一换韵，押韵方式为“AABBCCDD”，一直往下推，如此诗中第一和第二句的尾韵是[i]，第三和第四句的尾韵是[u]等， 在49-72句采用隔行交互押韵， 韵式为“ABABCDCD”，以此类推，这样全篇译诗都实现了押韵，整首诗读下来充满了韵律感。《长恨歌》是古体诗，虽不讲究对仗平仄，但韵律的变化更多样。英诗中也有头韵和尾韵，但其形式比较自由，特别是尾韵，几乎没有一韵到底的，因此在英译中是很难保留汉诗这个特点。而许渊冲的译诗能够做到双行押韵和隔行交互押韵，虽然所用的韵律手法与原诗的不同，但这样规范的韵律节奏非常好地体现了汉语古体诗的特点，体现了诗歌对音美的要求，能够更好地为译诗读者接受。再者，杨氏夫妇译文中每行的音节数不一，而许先生几乎每行都用了12个音节来体现原诗每行7个汉字的形式。英语的12个音节看起来虽比汉语的7个汉字臃肿，但读起来却颇有节奏感，让译诗读者读起来得到与原诗读者同样的感受和享受。

总结

篇3

1、短文的体裁：寓言，学过的类似课文有出自《伊索寓言》中的《赫尔墨斯和雕像者》。

2、短文中上帝的情感逆转表现在非常满意和勃然大怒两个短语上。

3、短文中①、②、③处应分别填上哪句，请选择之。

①C②B③A

A、捞出了一把铁斧头；B、捞出了一把银斧头；C、捞出了一把金斧头。

4、选择最能概括樵夫性格特点的词语：(C)

A、善良；B、诚实；C、本分；D、贪婪。

5、“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原指我国四大美女。

“沉鱼”，指：西施“落雁”，指：王昭君

“闭月”，指：貂婵“羞花”，指：杨玉环(杨贵妃)

古典诗文中也有类似的描写，如白居易的《长恨歌》中“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两句。

6、读罢短文，你悟出什么道理？请作简析。

答案：人要学会知足，知足、诚实的人，才会得到好的报应。（言之成理即可）附：本分的樵夫原文：

有一天，一个樵夫去打柴时不小心把他的斧头掉进河里了。

樵夫哭了。这时上帝出现了，问道：“你为什么哭？”

樵夫告诉上帝，他的斧头掉进河里了。上帝潜入水中___①。

“这是你的斧头吗？”上帝问。樵夫回答：“不是。”

上帝再次下水___②___。“这是你的斧头吗？”樵夫答：“不是。”

上帝又下水___③___。“这是你的斧头吗？”上帝问。樵夫答：“是的。”

上帝对樵夫的诚实非常满意，就把三把斧头都送给了他。樵夫欢天喜地回家了。

又有一天，樵夫和他的妻子在河边走，结果他的妻子掉入了河中。樵夫再次痛哭，上帝又出现了：“你为什么哭？”

“我的妻子落水了。”

上帝潜入水中，捞出了一位闭月羞花的美女。

“这是你的妻子吗？”上帝问。

“是的。”他答。

篇4

关键词： 唐宋诗词 色彩意象 归化 异化 英译策略

一、引言

意象是诗词表情达意的重要手段，是诗人通过语言对感知对象的再现。作为意象的一种，色彩意象在诗词的艺术创作和文化传递上起到了很大作用。诗人通过各种不同的色彩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再现唐宋广阔的社会生活，传递浓厚的文化韵味。然而由于中英两种语言文化背景不同，唐宋诗词中色彩意象的翻译成为一大难题，尤其是如何转移色彩意象中蕴含的文化因素成了翻译工作者普遍关注的问题。本文以文化为切入点，以归化和异化为翻译方法，结合国内外一些名家的不同译例，对比分析唐宋诗词中色彩意象的英译，探讨其蕴含的文化转移问题。

二、归化

归化是“把源语本土化，以目标语或译文读者为归宿，采取目标语读者所习惯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Venuti，1995）。归化翻译要求译者向目的语的读者靠拢，要求把源语文化嵌入到目标语文化的行为方式中，以此消除文化障碍。译者必须像本国作者那样说话，原作者要想和读者直接对话，译作必须变成地道的本国语言。归化翻译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意象的文化内涵，避免语言障碍引起的误会。具体有以下两种方法。

1.用目标语色彩意象代替源语色彩意象。

诗歌的意象凝聚了某些特定的内涵和情思，体现了许多独特的文化要素。由于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同一色彩意象在不同文化中有不同联想和象征意义。由于文化因素的缺失，有些来源语中很自然的意象在目标语读者看来会很奇怪，甚至会与其文化内涵产生冲突，这时，为了使目标语和来源语产生意义对等效应，对原有意象进行适当修改是相当必要的。汉语中的一些特定的色彩意象在英语中能够找到与其具有相同或相似意义的意象，因此，用英语中的色彩意象替代唐宋诗词中的色彩意象是一种不错的翻译方法，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英汉语之间功能对等效应。

例1.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白居易《问刘十九》）

Version A： My new brew gives green glow.（许渊冲，1984）

Version B： A green spider wine.（袁行霈，2000）

这首诗用形象的色彩意象描绘了在家用美酒佳肴来招待朋友的温馨画面。“绿蚁”和“红泥”两种颜色意象放在句首，相互结合，暖色调“红”营造出家的温暖氛围。虽然在汉语中该诗的语言很简单，但如果缺乏相应的文化背景知识，此句中的“绿蚁”就很难正确翻译。版本B将其译成“绿色的蜘蛛”。目标语读者看到这种翻译该有多么震惊，酒里竟然有蜘蛛，多么恐怖，谁还敢喝这种酒？源语中营造出的温馨感觉在目标语译本中荡然无存。正如Palmer所言，意象取决于社会文化。在古代中国，葡萄酒是由煮熟的黍，高粱或粟酿造的，这些高粱、谷子酿出的酒看起来是混浊的，由于酒是新近酿好的，未经过滤，酒面泛起酒渣泡沫，颜色微绿，细小如蚁，因此称“绿蚁”。在灯光的照映下，它会透闪出绿色的亮光。因此，原诗中的“绿蚁”应该译成酒杯中的“green glow”（绿色的光亮），实际上是酒面上漂浮的酒渣泡沫在灯光的映照下晃出的影像。因此，A译本正确地传达了原有意象的内涵。

可见，翻译唐宋诗词时采用英语读者熟悉的意象取代诗词原有意象不仅能够消除文化障碍，而且能够把唐宋诗词美丽的意境传达给英语读者，并激起他们对意象的丰富美好的联想。

2.删除原文色彩意象，保留其内涵。

唐宋诗词中很多色彩意象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中产生的，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这些色彩意象在英语翻译中找不到对等物，这就要求在翻译时对原有意象进行灵活的修改，保留源语意象的文化内涵而删除其外在表现形式，忠实传递来源语的文化信息。

例2.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白居易《长恨歌》）

Version A： Passing her life in a “golden house”.—Tr. Herbet A.Giles

Version B：When dressed in secret chamber，her beauty served the night.—Tr. Fletcher

这是白居易《长恨歌》中的著名诗句，该诗描绘了唐代玄宗帝和杨贵妃的动人爱情故事。诗中的“金屋”来自于汉代典故“金屋藏娇”。相传汉武帝幼小时喜爱表姐陈阿娇，并当众承诺如果能娶到阿娇做妻子，会造一个金屋子给她住。长大后汉武帝真的建了一所金碧辉煌的房子给阿娇住，但好景不长，很快汉武帝就移情别恋，遗弃了陈阿娇，使得她最后凄然而死。“金屋藏娇”本意是一个男子对自己原配正妻许下的诺言，是对婚后幸福生活的憧憬和承诺，然现在常用来指有钱人在外面包养女人。诗中，“金屋”并不是真的指用金子构建的房子，而是指唐玄宗和杨贵妃私会的爱巢。诗人用“金屋”一词一方面写出了杨贵妃住所的豪华，更主要的是想通过该词映射出杨贵妃最后如同陈阿娇一样悲惨的结局。因此，版本A翻译成“golden house”不太合适，版本B翻译成secret chamber很好地保留了原文的文化内涵。

三、异化

异化是以来源语为导向的翻译，在翻译上迁就来源语文化的语言特点，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采取相应于作者使用的源语表达方式，传达原文内容。使用异化策略的目的在于考虑民族文化的差异性，保存和反映异域民族特征和语言风格特色，为译文读者保留异国情调。具体翻译方法有以下两种。

1.直译原文颜色意象。

由于人类文化共性的作用，以及文化相互渗透、趋同的影响，中西方人们对颜色词的分类基本上是相同的，英、汉很多色彩词汇都是相通的，如：blue sky（青天）， green willows（绿杨）， red flowers（红英）， blue ocean（碧海）， yellow blooms（黄花）， and white cloud（白云） 等。因此，翻译这一类色彩意象时比较简单，我们只要直译原诗的色彩意象就可以实现与原诗形式和功能的对等。

例3.平林默默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李白《菩萨蛮》）

Version A： Cold mountains stretch into a belt of heart-rending green. （许渊冲 1991：6）

Version B： A cluster of mountains cool is tinged with heartbreak blue. （龚景浩 2000：1）

这首诗表达了一个妻子对远在他乡的丈夫的深深思念及对其回家的期盼。作者用色彩意象烘托妻子低落的情绪。在中文读者的认知中，“碧”常常用来暗指心情郁闷，在英文中可以翻成“green”和“blue”，而“blue”在英文读者的认知中常用来指心情低落，因此，版本B既译出了源语的色彩意象，又保留了源语蕴含的文化内涵。

2.通过注解保留原文颜色意象。

由于历史文化、地理环境、、思维方式等方面的不同，中西方对颜色词的使用也不尽相同。没有相关背景知识，读者很难正确理解一些蕴涵特定文化的颜色意象。为了忠实地传递异文化特色，减少读者误读的可能性，在翻译这些蕴涵丰富文化的色彩的意象时，应通过增加注释说明文化意义的方式保留这些颜色意象。这样既能让读者领略中国的传统文化，又能很好地传递原诗的意境美。

例4.蓬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李商隐《无题》）

Version A：Would the blue-bird oft fly to see you on the height？ （许渊冲，1984：347）

Version B：Might the Blue Bird*become our go between？

* Blue Bird： Messenger that heralded the arrival of Queen Mother of the west to the court of the Han emperor Wu： a go between。（张廷深，魏博思，1991：221）

“青鸟”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神鸟。传说有青鸟飞到汉武帝宫殿，东方朔说这是西王母差来的，不久，西王母果然到来。后因以“青鸟”为传信的使者，在古诗中常常指传递爱情信息的使者。李商隐的这句诗是描写爱情相思最脍炙人口的佳作。诗人借助于神话，表达出自己对爱人无尽的思念。译本A虽然保留了原诗的意象，却没有把“青鸟”蕴含的文化内涵表达出来，也没有提供任何注释帮助读者理解。在西方人眼中“blue-bird”只是一只蓝色的鸟，没有任何特定意义，这样翻译流失了原诗的内在含义。译本B通过注释的方式既保留了原诗的意象又传递了原诗的文化内涵，保留了原诗的形美和意美。因此，通过注解保留原有色彩意象的翻译方法是一种不错的方法。

四、结语

作为唐宋诗词的重要组成部分，色彩意象的翻译是古诗英译的难点之一。要准确地实现源语与目的语之间的转换，不仅需要译者充分理解原诗词的含义，还需要其掌握相关的历史文化背景知识。这样才能把诗句的形美和意美充分地展现在目的语读者面前，让他们在欣赏优美诗句的同时，又能领略到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文化。

参考文献：

[1]李安扬.诗词中色彩词运用管见.汉江大学学报，1998（2）.

[2]龚景浩.英译中国古词精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3]许渊冲.唐宋诗词一百五十首.西安：西人民出版社，1984.

[4]许渊冲.唐宋词一百首.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1.

[5]袁行霈主编.新编千家诗（汉英对照本）.北京：中华书局，2000.

篇5

关键词：大学语文；教材；校对；小节

【中图分类号】G640

大学语文作为一门面向大学非中文专业开设的基础课和公共必修课，从1980年至今，已走过了二十多个年头，它是一门对学生进行工具性和人文性教育的主干课程，具有人文精神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的功能，通过大学语文的学习，能够提高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促使学生身心全面健康发展，人文素养得到全面提高，因此，学学语文的意义不言自明。目前，大学语文教材版本众多，各有特色，但就教材的质量来看，都有一些不尽人意之处，具体而言，就是在文字校对方面还有不同程度的"小节"问题需要克服，具体而言就是书中的错别字较多，实际上关于这个问题前人早已论述过。

后，出版发行工作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写作编辑队伍也有了一批新生力量，但由于经验不足和缺少严谨的态度，致使书籍报刊经常出现一些错别字。针对这种情况，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在1982年第2期《读书》杂志上发表了《错字小议》这篇文章。后来这篇文章选入高中语文教材，文章深入浅出地谈到错字出现的成因，并拟了三条向错字宣战的意见，以引起大家对错别字的警醒。

后来有质疑文章指出，"错字"一般是指书写得不正确的字，"别字"一般是指写错或读错的字，按全文来看，似作《别字小议》更为贴切。但现代汉语词典对"错字"的释义是：写得不正确的字或刻错，排错的字。文章发表30年了，可是，教材中的错字依然严重，不能把引人深思。下面以笔者所在学校先后使用过的三个版本教材为例加以说明。

先说第一本周彬彬、杨丽娟主编的《大学语文》①教材，该教材主要面向职业技术院校类学生，其中主要错误有：

P28倒数第五行"昭王得范睢"的"睢"字应为"雎"字。

P30注释17"散六国之从：解散、瓦解了韩、魏、燕、赵、齐、禁六国的合纵。"一句的"禁"字应为"楚"字之误。

P30注释20"昭王听从范睢的劝告"中的"睢"应为"雎"字之误。

P31注释34："丹青：丹砂和青"的""字应为""字之误，因为""为"善青"，""指红或青的矿物。

P32"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强步，曰三四里"中的"曰"应改为"日"字。

P67第二行"宋仁宗嘉祜年间考中进士"中的"祜"应为""字之误。

P97第四行"曹和曹兆真"的"兆真"字应为""字之误。

P149第十二行"大雁，告诉二姨，你拣麦穗做哈？"一句中的"哈"字显系"啥"字之误。

P160第16行"运用清流畅、自然朴实的语言写记叙文"一句中"清"字后面肯定掉了一个"新"字，否则语句不通。

P160倒数第8行"是一种真挚炽热的爱和欣赏，还是刻骨切齿得恨和唾弃？"一句中的"得"字，应该改为"的"字，文句才通顺。

再说第二本教材，由丁帆、朱晓进、徐兴无等主编的《大学语文》②教材，本教材适用于大学本科院校，权威性比较高，编者也是国内一流名校的名家，其主要问题有：

P34"魂魂离散"的"魂魂"应为"魂魄"，其他各种版本都是"魂魄"。

P35"像设君室"的"像"，课本注释为"法式，指效法旧庐"，此注值得商榷，有的版本注为"想象、设想"，我觉得更为切合文意和情理。

P36"敬而无妨些"后面还有52句掉了，文章前面没标明是节选，此处又没注明，学生以为全文到此结束了，这没有真实反映《招魂》的全貌，因此，教学中我将这52句作了补充：佳肴未通，女乐罗些。陈钟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发扬荷些。美人既醉，朱颜酡些。嬉光眇视，目曾波些。被文服纤，丽而不奇些。长发曼，艳陆离些。二八齐容，起郑舞些。衽若交竿，抚案下些。竽瑟狂会，鸣鼓些。宫廷震惊，发激楚些。吴蔡讴，奏大吕些。士女杂坐，乱而不分些。放陈组缨，班其相纷些。郑卫妖玩，来杂陈些。激楚之结，独秀先些。蔽象棋，有六些。分曹并进，遒相迫些。成枭而牟，呼五白些。晋制犀比，费白日些。铿钟摇（jù），（jiá）梓瑟些。娱酒不废，沈日夜些。兰膏明烛，华镫错些。结撰至思，兰芳假些。人有所极，同心赋些。酎（zhoù）饮尽欢，乐先故些。

P126"渔阳鼓"的"鼓"似应改为"鼙鼓"为好，一则"鼙鼓"为军中的小鼓之意，符合原文意思，二则很有些选本都是"鼙鼓"，如朱东润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而""的意思是"刀鞘"，没有军鼓之意，"鼙"与""读音也不一样，当然，也有些旧本大学语文教材作"鼓"的。

P127"天旋日转回龙驭"中的"天旋日转"有的版本作"天旋地转"，如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的《唐诗鉴赏辞典》，注释中可备一说。

P128评析中的第三段"《长恨歌》在艺术上最大的特色便是通过叙述来抒情"中的"叙述"根据下文内容来看，应该为"叙事"。

P147第三段末尾"那儿一族的屋瓦与白墙。"中的"族"应为"簇"。

P151第九段的第一行"同奇迹似地忽而在她的脸上看出了一层一点儿忧虑也没有的满含着未来的希望和信任的圣洁的光耀来。""同"字似应改为"竟"字，表示出乎意料，与下文的"却"字相呼应。

P152第三段第三行"就教他们先起茶来"中的"起"字，似应改为"沏"字才通。

P152第四段第四行"而比各处的名山大川由同盆景似地整齐渺小一点这地方"中的"这"似应改为"的"才通。

P156第六段第二行"个人撒喇声抖开了扇子"中"声"前应加"一"字才通。

P293最后一段第四行"匣子是说就像盛开的花朵"中"是"应改为"里"才通。

P318注释中10、11、12编号丢了。

P331第二段第三行"世界最终进入更加稳定的秩序之前是否不会发生许多新的灾难。"中的"不会"似应改为"还会"才合理。

P334第二段第五行的"道教和古代中亚的黄教僧相结合而蜕化成为神秘主义。"中的"僧"似应改为"曾"才对。

P358第三段的倒数第二行"也正因为他们可以摄魄震魄"中的"摄魄震魄"应为"摄魂震魄"才对。

P362第四段第一行"中国书法的美在动在不静"似应为"中国书法的美在动不在静"才通。

P371第三段第十行"而且是一个大鉴赏家和热狂的收藏家"中的"热狂"似应改为"狂热"才好。

P410"独立小楼风满袖"中的"小楼"应改为"小桥"才对。因为其他版本为"小桥"，且思考题中又说的是"小桥"。

P413"渐霜风凄惨"中的"凄惨"应改为"凄紧"，其他版本如此。

P431第七段第一行"菜圃里的江豆藤"中的"江豆"应改为"豇豆"才对。第九段中的"冷的呼息透过她的心"中的"呼息"应为"呼吸"才对。

P432第十一段的"完全是崭新的发见"中的"发见"似应改为"发现"才对。

以上问题笔者曾经发文③指出，第二版修订时有部分错误改了，但有些错误仍然维持原样。

第三本是王先霈主编的《大学语文》④，本教材也适用于全国大学本科院校，权威性比较高，编者也是国内一流名校的名家，其主要问题有：

P3第6行钱钟书题写自己的书名为"写在人生的边上"一句中的"的"字为衍字，当删。

P6倒数第十一行"有民人焉，有社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一句中的""应该为"稷"，虽然两者意思相同，但查阅《论语》的所有版本，都是"稷"。

P15《五柳先生传》第二段第2行"酣觞赋诗，以乐其志"中的"酣"应为"衔"字，其他版本皆为衔字。

P19文天祥《正气歌》"涂泥半潮"的"潮"应为"朝"字，因为该句的注释P19：朝，通潮，原文与注释相反，查其他版本，原文为"朝"字。

P19倒数第五行"骈肩杂沓"的"沓"，其他本做""。

P19倒数第四行"或圊溷腐尸，或腐鼠杂出，时则为秽气"一句，其他《正气歌》的选本文字和标点与此有异：（卞孝萱《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天津美术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正气歌》）"或圊溷，或腐尸，或腐鼠，恶气杂出，时则为秽气"不能断定此处有误，引用他本以备一说。

P20第八行"为张雎阳齿"一句中的"雎"应为"睢"字之误，这是人名用字，一看即明。

P20第13行的"是气所磅薄"一句的"薄"字当为"礴"字，因为文后的注释直接写成"磅礴"，查其他版本亦作"磅礴"。

P20第18行"牛骥同一阜，鸡栖凤皇食"一句有俩字错误："阜"当为"皂"，通"槽"，因为文后的注释如是，其他版本亦如是；"皇"字应为"凰"，文后注释为"凰"，他本如是。

P49第2行"12月8又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前裸奔"一句中的"8"字后面明显掉了"日"字。

P49第16行"未必不能成为美淡"一句的"淡"字，明显为"谈"字之误。

P50第3段第4行"小人之好议沦，不乐成人之美如是哉？"一句中的"沦"显系"论"字。

P51倒数第5行"也就是说，受贿的人群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甲的劳动成果，却不必为此支付报酬"一句中的"贿"字，根据文意，怕是"惠"字之误吧。

P53第16行"一个人只有一种选择的的时候"一句中，明显多了一个"的"字。

P66《红楼梦》（节选）第1段第2行"如今吃什么好？早说给他们备办去。"其他版本如岳麓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写着"如今吃什么，好早说给他们备办去。"

P67第二段第11行林之孝家的又向袭人等笑说："该渍些普洱茶吃。""渍"字为"沏"字之误。

P67第3段第2行，麝月笑道："他也不是好意的？少不得也要常提着些儿。"中的"？"根据文意应该改为"，"，其他版本为"，"。

P70第二行"开到荼蘼花事了"的"蘼"字应该为""字。因为本页的上一行就写的"荼花"，其他版本也为""字。（岳麓出版社498页）

P70第25行：黛玉便起身说："我可掌不住了，回去还要吃药呢。"其中的"掌"应该为"撑"字。

P71第3行"大家黑甜一觉，不知所止，及至天明，袭人睁眼一看，只见见天色晶明"中的"止"字，应为"之"字，俩"见"字应删去一个。

P76《我是一条河》第3首第一句"找流过一座花丛"中的"找"字应改为"我"字。

P80第二段第2行"对于荟芸众生"中的"荟"字应该是"芸"字。

P82第12行"我却可以傲然于其上单兵死宁而决不挑出战败者的白旗"中的"宁"字当为"守"字，文意才通。

P94第8行"然杭人游湖，止午未申三时"中的标点应为"然杭人游湖，止午、未、申三时"。

P96第四段第4行"挑选西瓜的时就用手指来弹一下"文句不通，去掉"的"字或在"时"后加一"候"字。

P100倒数第15行"足登麻鞋，腰胯朴刀"中的"胯"应该为"挎"。

P102第3段第1行"本书第二分社会部分开头曾经谈到"中"第二"后面应该掉了一"部"字。

P109第1段第3行"想你在乎旷的北方"的"乎"字明显是"平"字之误。

篇6

关键词：互文性 互涉文本 庞德 意象派诗歌

埃兹拉・庞德是意象派诗歌的领军人物，他所倡导的意象派诗歌运动开英美现代诗歌之先河。面对20世纪初英美诗坛无病式的后期浪漫主义诗风，庞德和英国诗人休姆等人极力反对，他们提出要改革传统的诗歌创作方式，要“创作硬朗、清晰而不模糊、含混的诗”。

就在意象派酝酿产生的时期，中国古典诗歌也随着东西方政治、经济的频繁往来及学者的互访交流漂洋过海，传到了大洋彼岸。庞德曾称赞中国古典诗歌“是一个宝库，今后一个世纪将从中寻找推动力”。庞德等意象派诗人从中国古典诗歌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庞德的译诗和仿中国诗，即英美诗坛所谓的“中国诗”，掀起英美文学界对中国文化持久不衰的热情，他本人亦被T・S・艾略特冠以“中国诗的发明者”。从互文性理论的视角来看，庞德的“中国诗”就是中国古诗的一种“互涉文本”，本文试着运用互文性理论，对庞德的“中国诗”与中国古诗之间的“互文”现象进行探讨和解读。

一、互文性理论概述

互文性，也称为文本兼性，文本互涉，由法国后结构主义文艺批评家朱莉娅・克里斯蒂娃提出，她认为：没有一个文本是初始的、独创的，任何文本都依赖于先前存在的文本和释义的规范，都是对其他文本之吸收和转化。在《符号学》中,她指出:“一首诗的所指总是以其它的话语为参照(或与它们相关),因此在任何一首诗的表述中可以读出大量其它的话语”。总之,任何文本都不是孤立存在的；相反,它仅是一个巨大关系网络中的一个结,与许多其它文本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文本之间这些错综复杂的关联就是互文性。著名的叙事学家杰拉尔・普林斯在《叙事学词典》中将互文性定义为一个确定的文本与它所引用、改写、吸收、扩展或在总体上加以改造的其它文本之间的关系；认为只有根据这种关系才能理解这个文本。

美国文论家哈罗德・布鲁姆坚持与克里斯蒂娃相似的文本观，对他而言， 任何诗歌都是对先前的一首诗的误释，即使是有才华的诗人，也要靠误读前人，才能为自己拓开想象的空间。对互文性理论有所贡献的先行者T・S・ 艾略特也曾指出：一位诗人的个性不在于他的创新，也不在于他的模仿，而在于他把一切先前文学囊括在他的作品之中的能力

关于“互涉文本”，美国结构主义文论家法特尔认为，“互涉文本”是另外一个文本，跟读者正在阅读的这一文本使用着同类的词语和结构，后者根据前者来构筑自己变异的形式。从互文性理论来看，庞德对中国古诗的创造性翻译及模仿性创作都可视为是中国古诗的一种“互涉文本”。

二、庞德诗歌中的“互涉文本”

1.译诗中的“互文”现象。根据互文性理论,原诗与译诗间的关系也是一种互文关系。我们可以将原诗看作是一个前文本,译诗则是前文本的生成文本。庞德翻译的《神州集》在西方文学界一直被看成是“庞德的一组基于中国素材的英语诗歌，而不仅仅是翻译”，常被视为庞德本人的创作而收入各种美国现代诗集。

《神州集》是庞德根据费诺罗萨的笔记整理而成的汉诗英译作品，费诺罗萨的笔记中原来有一百五十多首汉诗的解释，庞德从中精选了19首，并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了再创造，于1915年出版。艾略特因此称庞德是“我们时代中国诗歌的发明者”。在翻译这些中国古诗时，庞德主张译诗“紧紧抓住诗中无法毁坏的特质”。注重再现原诗的神韵。如庞德译的李白一诗，《玉阶怨》：

The jewelled steps are already /quite white with dew,/It is so late that the dews soaks /my gauze stockings,/And I let down the crystal curtain．/ A watch moon /Through the clear autumn.”

原诗为“玉阶生白露，/夜久浸罗袜。/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译诗力图贴近原诗，再现中国古诗婉约含蓄之美。庞德在译诗中，经常有意识地模仿中国古诗的语言特点，偏离甚至违背英语语法规范，省略部分句子成分，以便更靠近中国古诗形式。如：李白的诗句“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庞德译为 “Drawing sword,cut into water,water again flows,/ Rise up,quench sorrow,sorrow again sorrow”，可谓逐字逐句，亦步亦趋。这种对原诗照搬移植、不加解释而直接使用的译法，增加了译诗的中国味，难怪被称为庞德的“中国式英语诗”。

2.仿体诗的“互涉文本”。其实，庞德与中国诗的接触可以回溯到更早一些时候。早在1913年，庞德就根据其他学者的翻译资料，开始着手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并将部分中国古诗加以改写或模仿，创作仿体诗。庞德的仿体待名为仿体诗，实则借题而作，其语言、形式都有了重大变化，既不同于传统英待，也不同于译诗，可以说是庞德以中国题材改写的自由诗。庞德根据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改写的四首仿体诗被收录在庞德编辑出版的第一本诗集《意象派诗选》中，其中，《仿屈原》来源于屈原《九歌・山鬼》；《刘彻》是改写汉武帝刘彻的《落叶哀蝉曲》；《扇，致陛下》是改写班婕妤的《怨歌行》；《蔡植》来源不详(亦有人认为是为曹植而作)。根据互文性的理论，这些仿体诗都可被看作是中国古诗的“互涉文本”。如：《刘彻》一诗：

丝绸的瑟瑟响停了，/尘埃飘落在院子里，/足音再不可闻，落叶 /匆匆地堆成了堆，一动不动，/落叶下是她，心的欢乐者。/一片贴在门槛上的湿叶子。

这首诗的原文出自汉武帝刘彻缅怀已故的“绝世而独立，倾城复倾国”的李夫人一诗《落叶哀蝉曲》：

罗袂兮无声 /玉墀兮尘生。/虚房冷而寂寞，/落叶依于重局。/望彼美之女兮安得。/感余心之未宁。

庞德按意象派的原则改译或说是改写了这首诗，在诗行末尾增加了一个原文没有的“意象”――“湿叶子”，形成了全诗的主导意象。这主导意象与原诗中“落叶依于重局”形成了互涉文本，同样体现了原诗中借落叶来抒发因红颜薄命而无限惆怅悲苦的愁绪。

庞德的仿体诗中的另外两首也都明显看出取材于中国古诗，如：《仿屈原》：

我要到森林里去，/那里，众神走着，头戴紫藤花环，/在银青色的潮水边 /还有些神驾着象牙的车。/少女们走来 /为豹采摘葡萄，我的朋友，/因为豹在拉车。//我将走在林间空地，/我将走出新长的树丛，/加入少女们的行列。

这首诗实际上是《九歌・山鬼》的“互涉文本”，原诗是：“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乘赤豹兮从文，辛夷车兮结挂旗……折芳馨兮遗所思……。”

庞德的另一首改写的仿体诗《扇，致陛下》：“哦，白绸的扇，/ 洁白如草叶上的霜 / 你也被搁在一边。”则明显是取自《怨歌行》最后两行：“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的“互涉文本”

3.自由诗中的“互涉文本”。庞德不仅翻译中国诗，并极力模仿中国古诗的形式和技巧来创作，通过“仿作”或“改写”的手法把中国古诗中的题材、意象、词语和句子用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英美人称这种诗为“中国式的诗”，可以说这些诗与中国古诗形成了一种“互涉文本”。正如罗兰・巴尔特所说:“ 任何文本都是互文本；在一个文本之中,不同程度地并以各种多少能辨认的形式存在着其他文本”。在庞德创作的意象诗里，我们可以依稀可以看到中国古诗的意象或意境。如庞德的代表诗作《地铁车站》：

The apparition of these faces in the crowd; / Petals on a wet,black bough.

人群中这些脸庞的隐现；/ 湿漉漉、黑黝黝的树枝上的花瓣。

这两句诗的手法与效果与白居易《长恨歌》中的两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如出一辙。同样两句诗，一句是面孔，一句是花，而且中间没有任何关联词语，这是庞德模仿中国古诗中的“意象并置”创造出的“意象叠加”的手法。庞德在其长篇巨制《诗章》中也大量使用此技法，如：

雨；荒江；旅人。/冻云，闪电；豪雨，暮天。/小舟中孤灯。/芦苇沉重，低垂。/竹林萧萧，似在泣诉。

这几行诗有浓厚的中国气息，诗中的景物与气氛都酷似中国诗，其模仿中国诗是很明显的。

结语

庞德在新诗运动的关键时刻遇到了中国古典诗歌，犹如寻到了“一个宝库”，从而不断地从中汲取有价值的东西来推动美国的新诗运动。从互文性理论的视角来看，庞德的“中国诗”可以说与中国古诗形成了“互涉文本”。因次，通过互文性的视角来看阅读，可以更好地体会庞德的诗歌中的意象和意境。

参考文献：

[1].程锡麟：《互文性理论概述》，《外国文学》，1996，3。

[2].朱 徽：《中英比较诗艺》，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

[3].赵毅衡：《远游的诗神》，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4].张铁夫编：《湖湘文化与世界文学――’99湖南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论坛》，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2000。

[5].丰华瞻：《中西诗歌比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6].刘 岩：《中国文化对美国文学的影响》，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

篇7

（一）高职院校大学语文课时偏少，学生缺少热情

当前大学语文课在一些院校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尤其是很多高职院校在专业定位上还是因循“唯技能，重实用”的原则，安排专业技能课时多，实习实训时间长，导致大学语文不得不“让路”，课时被不断压缩。对于开设的大学语文课，学生学习热情普遍不高，态度不端正。而受就业形势影响，学生学习的实用性、功利性很强，对与专业关系不大的课程仅仅树立及格的目标。再加上网络的影响，上网玩游戏使大学语文成为一些学生最先逃掉的课程。校园中网络、手机微信等快捷的交流方式，使许多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严重退化。一些时尚而极不规范的语言充斥了学生的日常生活，“手机控”、“电脑控”既是学生的常态，又何尝不是一种令人担忧的现象；社会生活快餐式的消费文化，影像技术的发达造成了文化娱乐的多元化、简单化，人们的阅读时间日益减少，文学被边缘化等等现象。所有这些现象也都或多或少影响到学生的文化消费，影响到他们的阅读选择。在教学中我们发现很多学生连请假条都写不规范，逻辑性差，作业、实习报告和毕业论文中错别字和病句连篇累牍。总之，由于学生阅读时间少，除去上网玩手机，很多学生把剩余不多的时间用来学习专业技能，考各种技工证、英语四六级证，对大学语文课完全抱着应付的态度。

（二）高职院校缺乏稳定而强大的大学语文教师队伍

在一些院校，大学语文课程隶属于中文系。任课教师有很多是由于学期中专业课时不足，中途来任教大学语文课程的，因此经常出现这一学期带了大学语文课程，而下学期因专业课程繁多又无法继续任教的现象，这样造成教师队伍不稳定，不能系统地教授同一门课。此外由于教师的专业知识结构不合理，有专无精；或者知识面不广，对大学语文课程的目标认识不确切；读写能力不强，教学方法单一造成学生的不重视，对教学没有信心的现象在大学语文教师队伍中或多或少地存在着。

（三）作为人文素质课程，高职院校大学语文课程设置单薄

人文素质课程担负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使命，但在实际教学中，一些高职院校很少开设相关的人文素质课程。大学语文课时少，内容受学时所限，不能在短期内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而如果能与其他人文素质课相呼应，形成较完整的人文素质课教学体系，如与应用文写作，与各种类型的文化、历史、哲学选修课结合，如开设古诗词鉴赏、国学诵读、历代帝王史、西方经典文学等课程，都会成为对大学语文课一个极有力的支撑。可现实却是由于师资或其他原因，很多高职院校没有开设这些课程。

二、改善高职院校大学语文教学现状的策略研究

（一）强化教师队伍建设

教师的水平直接关系到这门课的教学效果，必须培养一支能够长期致力于大学语文课教学的教师队伍，建立一支知识渊博、品德端正、勇于创新的教师队伍。而学校在教学、科研和师资培养方面要给予适度的政策倾斜。学校要成立专门的教学研究室，制定章程，划拨专项教研经费，配置基本教学设备，给年轻教师出去学习深造的机会。担任这门课的教师要具备丰富的知识、较强的口语表达与写作能力。大学语文教师应该比专业教师更加具有学者的风范、诗人的情怀。这就要求教师不断努力地钻研学问，提高自身素质，切实关注大学语文教学动态。教研室要建立长期有效的帮带关系，帮助年轻教师树立信心。教学团队可以集体备课，发挥各位教师的智慧，在教材内容上有所拓展。总体来说，建设一支德才兼备的教师队伍是大学语文课能否取得素质教育成功的首要前提。

（二）准确定位课程教学目标，选择、编撰合适的教材

高职院校学生文化素质薄弱，院校要在课程教学中做好知识传授、情感熏陶和职业精神的培养。大学语文作为一门人文素质类基础学科，具有综合教育的功能。这一阶段语文教育的目标很明确，即在巩固语文基础工具性的前提下，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以及综合素质。大学语文课程目标的定位直接关系到教学内容的设置、教材的选择。高职院校制定教学大纲时应依据大学语文课的性质，使之区别于中学语文。要认识到它不再是为了应试的必考课，不应看作是“高四语文”的延续，实质上它“将工具性、人文性和审美性有机地加以了统一”。工具性是指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日常书面表达能力和口头交流能力；人文性是指大学语文课应培育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人文精神素质；审美教育指语文应提高学生的审美情操、塑造美好的心灵。这三个方面是大学语文课程性质的基本体现，成为各个院校制定语文课教学大纲的依据。高职院校要根据大学语文的目标定位，在课程设置、教材选择上做出积极调整。目前正式出版的大学语文教材有上百种之多，诸多的教材有按文学发展史顺序编的，也有按文体或作家顺序编的。当前被广泛使用的教材是徐中玉主编的《大学语文》（已印九版）。除此之外，各高职院校根据自身的办学特色自编教材也很多。自编教材名目繁多，依据标准也是各有特色，有按文体分类，有按文学史发展顺序来安排内容，也有按主题来编排内容。如我院教师自编的大学语文教材，按照不同主题遴选优秀文章，既有文学史知识的学习，也有能提高学生读写能力、口语交际表达能力的实践模块，还有话剧、相声、小品等艺术的介绍。此类教材编写符合自身院校的办学目标，因此这一做法现已在很多高职高专院校中展开，因为贴近学生实际，很容易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因此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三）采取多样的教学方法，切实提高教学效率

1.教师根据教学目标设计教学模块，让学生担当主角，实现教学互长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布鲁纳曾在他的“认知结构”理论中指出，学习是一种能力的建构过程，应积极培养学生本身能力的自信感，使教学过程中的学生成为一个“积极”的探索者。教师要采取方法鼓励学生发挥主动性，激发他们的兴趣，让学生活跃起来，参与到课堂中来。高职院校学生文化素质大多相对偏低，如何提高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对教师也是一种考验。针对这一教学环节，教师可以设计不同的话题，让学生组成不同的小组，发动每个小组成员进行讨论。对于那些平常不敢发言的同学，教师更应鼓励、引导，使他们敢于表达。还可以组织演讲练习，演讲的题目要契合学生的生活学习实际，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如“让梦想照进现实”、“中国梦，我的梦”、“凝聚正能量，绽放青春活力”等。演讲能够极大地激发学生的热情，使他们年轻尚不成熟的心智得到升华，同时也是同学们之间互相了解、互相学习的机会，能够极大增强他们的自信心。2.利用现代化的教育技术增强教学效果多媒体教学模式以其丰富的信息内容和可感可视的教学效果深受师生喜爱。教师在制作教学课件时要去粗取精，以精要的文字表述，配以美的画面、图形，营造浓郁的文学情景，让学生体会美、感受美，唤起他们热爱母语、热爱民族文化的热情。在讲授诗词散文名篇时，适时播放配乐诗朗诵，如乔榛老师的《长恨歌》、濮存昕先生《相信未来》、《再别康桥》，可以增强学生的情感认知。在教学中笔者发现，一些学生很愿意尝试自己制作教学内容课件，尤其是师范类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对此教师要给予鼓励和帮助。3.利用信息化网络技术，建设与大学语文课程相配套的校本教学资源在校园网上开通相应的学习网站，加强学生课外学习。在网站上制作教学资源库，栏目可以设为：知识链接、名师讲析、课外作业、课程动态等，学生可以方便、快捷地查找资料，进行学习。网上在线学习这种形式在一些示范类职业院校中已经得到开发与应用，用技术手段促进了教学内容的优质化、便利化，深受学生喜欢。也可成立网上文学社团或学习小组进行交流。大学语文课堂教学时间有限，新型教育技术的使用带给学生丰富的学习资源和大量信息，也便于师生在课外进行教学互动。

（四）开设人文素质教育系列课程

“中国高等教育中传统文化传承有着伴之而生的历史，在建设和谐文化中更负有重任。高校的领导者与管理者应该有清晰的认识，并致力于培养可引导和谐文化建设的教员和学生。”人文素养的提高仅仅通过大学语文课显然不够，为此形成一个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学习体系是非常必要的。大学语文不能涵盖所有内容，因此可以开设历史、哲学、政治、思想品德等其他人文课程。如我院开设了唐诗宋词鉴赏、《四书五经》选读、明清小说、中外优秀抒情诗选读、草原文化、两性关系、影视欣赏、历代帝王史等延伸课程。也可以根据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开设一些系列讲座。形成体系的素质教育课可以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拓展学生的知识视野，促使学生不断汲取新知识。

三、结语

篇8

安徽建筑工业学院的文学教育公选课一般是30学时，相对短暂的教学学时和教学对象的非专业化决定了文学教育公选课教学内容应与专业课教学内容有所区别，它有较强的灵活性。我们以大纲制定的教学内容为蓝本，每学期对教学内容不断拓展、局部更新，尽可能地将最新的信息和资料带进课堂，做到经典性和时尚性兼顾。90后的大学生多元化的审美需求和对时尚性表达的偏爱要求教师充分考虑他们的兴趣爱好，引领他们鉴赏那些以前教材中、课堂上未被关注的文学样式，如流行歌曲、网络文学等，我们把其中适合做教学内容的文学素材引进课堂，引导学生养成正确的审美趣味，提高鉴赏能力，形成正确的文学阅读观。例如：大学语文课程讲授白居易的《长恨歌》时，插入当红男旦李玉刚的“新贵妃醉酒”歌曲，这是一首带有戏曲风格的歌曲，很多学生都爱听爱唱，“金雀钗玉搔头是你给我的礼物，霓裳羽衣曲几番轮回为你歌舞。剑门关是你对我深深的思念，马嵬坡下愿为真爱魂断红颜。”我们引导学生就这几句歌词从原诗里找到相应的表达，并说说各自写法的妙处。陈洪主编的《大学语文》“导语”中有这样的话“现代的流行歌曲，就是传统意义上的乐府诗”，流行音乐入耳入心，更能引起学生的共鸣。影视与当代文学课程讲到知青题材的小说时，把网络上红火的“最温馨感人的情感读物”——《山楂树之恋》推介给学生在线阅读，让学生把小说文本和张艺谋执导的同名电影进行比较，思考这部小说所写的“史上最干净的爱情”在追求性解放的今天还有没有价值？法国小说欣赏课程讲莫泊桑作品时，把当今流行的《金陵十三钗》和《羊脂球》放在一起阅读，比较二者表现的“崇高的人道主义”和“救赎的主题”。把古今中外的文学文本、文学文本与影视、文学文本与流行音乐进行参照阅读阐释，“可扩展课堂容量，充实教材中一成不变的内容，使得教学对象在文学体验之路上获得更多知识”[1]。我们还密切关注当代文坛发展动态，在课堂上及时向学生推介国内的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国外的诺贝尔文学奖、普利策奖等奖项的获奖作品，保持教学内容的新鲜性，增强学生的课堂学习兴趣。

二强化主体意识，优化教学方法

目前工科学校公选课基本都是大班（180-220人）上课，讲授法为主要教学方法。人们常常将讲授法与灌输式、填鸭式联系在一起，并把教学的呆板、照本宣科、学生缺乏学习主动性看作是讲授法带来的必然结果。其实，造成这些弊病的不是因为使用了讲授法，而是运用得不恰当，即方法本身未能与教师、学生、教学内容及环境相协调[2]P269。讲授法对教师的表述语言要求较高。90后大学生“他们对图像化与游戏化的世界相当熟悉，对种种轻巧、有趣的表达非常热衷，对大话式的网络语言更是驾轻就熟”[3]。教师讲授语言应尽量适应这样一个教学群体的阅读风尚和欣赏旨趣，可以适当采用戏仿、戏谑式议论、调侃式转译等表述方式，让阅读过程变为“悦读”过程。“在中文教学中，文艺作品的阅读、有关情景与人物形象的领会”，“均少不了言语直观”，这就要求“教师讲解声调要有抑扬顿挫，语言应精炼、优美、富有情绪性”[4]P164，加上巧妙剪裁内容、适当制造悬念、适时提出问题、适度穿插花絮，这样才能激发学生的感情，使课堂充满活力和吸引力。教师要对讲授法不断改进和创新，并实现与其他教学方法如讨论法、自学指导的优化组合，引导学生进入文学情景，获得美的体验和人生启迪。“文学经典作品的阐释与互动是文学课堂的重要组成部分”[5]而且对经过十多年应试语文学习的工科院校大学生来说，他们“普遍的要求是在课堂上能够多参与，希望能和老师一起‘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将自己的认识放在课堂中与大家交流，以便能够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6]。所以要增强师生互动环节。互动不是形式上的热热闹闹，而是一种情感、情绪的互动，教师要真正尊重学生的主体性，所有的教学行为都紧紧围绕学生主体性的思想、观念、行为、情感的大量高扬，而不是无视甚而压抑。教学属于文科教学，“教师提供更多的是认识论上的判断、机会、视界，以让文科教学固有的大开大合的教学场，承载大学生真实生活自我解放的性灵之声”[7]。现代课程理论认为，课程是师生一起探索未知的过程。“在大学阶段，教师降低的是认识尊严”，古人云“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教师要真正放下身段与学生对话交流，实现彼此精神的相遇、心灵的共鸣，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课堂上学生开小差、学生对老师的提问表现冷漠、教师自圆其说的尴尬局面。

三开放教学空间，丰富教学手段

对文学阅读经验有限的工科学生来说，多媒的教学手段可以让看似静止的文字变得活色生香，产生“意美以感心，音美以感耳，形美以感目”的效应。所以教师一定要充分利用多媒体，在制作课件时一定要寻求文本和音像媒介的最佳结合点，用丰富、鲜活的感性材料充分展示文学作品美的内质，激发学生多种感官参与学习过程，激发他们进一步探究文本的欲望，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但是音频、视频播放只是手段，不能代替学生个体对文字的含英咀华，因此在插入音像媒介时一定要根据教学任务的需要和学生的特点，适当、适时、适度，不能本末倒置，不无原则地迎合学生。同时不应忽视传统的板书。课堂是一个师生双方不断传递与反馈信息的信息场，蕴含着师生巨大的生命张力，具有丰富的现场生成性。事先设计得再完美的多媒体课件也不能面面俱到解决实际教学中出现的所有问题，那些师生思想碰撞的点滴火花，那些对文本的独特解读，那些对突发事件的即兴发挥等，面对这些情况，做好的课件不便即时修改，简便快捷的板书就成了不可取代的辅助记录手段。对文学类课程教师而言，精心设计的具有书法美、内容美和形式美的板书，不仅能够辅助教学，同时对学生也是一种美的熏陶、滋养，能潜移默化影响学生的学习和人生态度。有创意的板书和多媒体交错使用，可以消除审美疲劳，刺激学生注意力集中。信息时代的标志的网络，是文学课程教学的有力助手。安徽建筑工业学院多媒体教室基本都可以上网，我们充分利用此便利条件，提前在课件里做好链接，课堂上随时点击相关网站，例如《红楼梦》导读课程，在讲到红楼梦的版本时，我们链接“红楼资料网站”，此网站对红楼梦的版本介绍较全，并且清代至民国的红楼梦研究资料应有尽有；在需要引用脂评本原文资料时，我们链接“红楼梦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网站”，它在以庚辰本为底本的基础上，吸取了甲戌本、王府本、戚序本等其他脂批本的部分脂批，它保存脂批文字相对较完整。把网络引进课堂，既能了解有关本课程最新最鲜活的资讯，引导学生熟悉对文学作品多元、多样、多视角的解读，启示学生获得自我的评判；又能指导学生学会运用搜索引擎查阅资料，并学会从海量信息里筛选对自己有用的信息，把文学阅读由课内延伸到课外。

四针对学生特点，巧抓课堂管理

学生中流传“必修课选逃，选修课必逃”的说法，对公选课，学生更是重选不重修，逃课、不遵守课堂纪律现象比较普遍，公选课的课堂管理一直是个难题。如何防止学生“必逃”，硬性点名是一种比较消极的方法，对大班来说费时且效率不高。我们的做法是：课堂考勤在做到常规化的同时注意方式的多样化。例如，我们允许学生请一次假，但一定要有正当的理由，这样可以给学生一定的选择空间。平时采取抽点名、签到等方式检查到课情况，课堂做随机小练习、即兴提问也是一种变相的考勤方式。如何让学生集中精力听课？现教传媒曾对全国五大区域的城市的初中生、高中生及大学生的课堂注意力进行过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仅有39.7%的学生表示课堂上持续集中注意力达30分钟以上，大学生在上课时能集中注意力的比例比中学生低将近17个百分点。无论中学生还是大学生，自习时比上课时，能集中精神的时间都更长。中国社会心理学会第五届理事会会长冯伯麟分析，“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主动学习比被动学习更容易集中注意力；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老师授课方式、课程内容是否有吸引力对于学生来说非常关键”[8]。由此可见，教师如果始终让自己的课讲得生动有趣那么就能吸引学生并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意识，这就要求教师要有不断的求新、求变意识，要加强业务进修，吸纳本专业、相关专业最新研究成果和现代教育教学理论，不断提升自己的教学水平。我们课堂管理在做到规范化的同时注意实施时的人性化。大学生独立意识和自尊意识较强，那些动辄训斥讽刺甚至打压学生的做法只能引起学生的反感。教师既要治学严谨又要有亲和力，在学生注意力分散时，教师可以旁敲侧击以语言暗示，也可以用小幽默让学生在轻松一笑中注意力回归，或者借机生发，创设活动情境让学生参与。从学生角度看，好的课堂纪律让他们受益，我们在与学生访谈时了解到，学生对课堂管理不力的教师很有意见，绝大多数学生认为好的课堂纪律能够让他们学起来更轻松，更有效果。

篇9

电视广告的表意过程和行为就是一项文化实践活动。广告把人们从现实生活中带出来，带入到一个图像的世界，又将图像的世界带入生活。在这样的实践循环活动中，文化被广告图像符号表征（representation），广告图像符号也是文化的表现形式。本文将通过对香港大陆、文化-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对广告创意的影响的分析，揭示差异生成的原因。

关键词：广告创意意识形态文化差异

Asatypeofculturalpractices,thesignificationofTVadvertisementcirculatesmeaningsbetweenimaginationandeverydaylife.Advertisementhasbecomeakindofculturalrepresentation.Thispaperattemptstodiscoverthedifferencesofculture-ideologybetweenChinesemainlandandHongKong,theirinfluencesonconceptionofadvertisement,andtomakeclearthecausesofthedifferences.KeyWords:conceptionofadvertisement;ideology;culturaldifferences

（一）

一、问题的提出

文化作为一种“表意的过程与行为”，其“包括的范围广泛，由语言、艺术、哲学，一路直到新闻、时尚与广告。”[1]按照这个定义，我们可以将文化理解成为“一个表意的系统”[2]。随着电视这种具有现代性标志的媒介深入到家庭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人们获知各种信息，享受多样娱乐，接受教育的主要传播工具后，看电视的行为实践本身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内容。电视多样、日常与随意的性质，使它在图解我们文化生活的过程中，也将其自身所形成的意义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与其它符号一起建构起现代文化的含义和解释的系统。

广告在电视传播中的重要性除了经济原因，即作为商业促销的手段为受众提供商品信息，现代广告也像一面镜子，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变迁及思维方式的差异。电视广告图像伴随着所有的电视节目进入家庭生活，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角色，这种日常性较至于其他文化实践就更为明显了。广告图像记录着社会物质生活的变化和这种变化的文化意义，它利用业已成型的文化观念把人们从现实生活中带出来，带入到一个图像的世界，又将现实生活中的诉求转移到广告图像创造的平面世界，达到推销产品的目的。

作为广告的创意者，立足于一种文化环境，这个环境中话语支配权在其创作实践过程被实施，即一种不得不接受的、代表了主导阶层利益的意识形态对广告实践过程产生影响。

香港和大陆虽然有着共同的文化历史渊源，但是，由于香港与大陆一直实行的是两种制度，不同的制度形成不同的社会管理系统和证明系统合法性以维护系统运作的意识形态。作为生活在不同体制下的人们，在适应体制的前提下，在接受正统的思想教育为必须的同时，发展每个人所认可的传统、民间传奇和道德故事。正是这种意识形态、生活历史、社会结构、个性发展的不同，构成了大陆和香港不同的广告文化。

二、理论观点

本文主要的理论依据是霍尔的文化循环论。霍尔在其著作《表征》[3]中对文化循环理论作了如下论述：

（1）文化循环理论提出，“文化”生产就是符号生产。文化已经从原来要根据另外一些因素才可得到实体性解释的东西，现在变成了与社会文化基础或社会“深层”文化符码相关的原文化问题。[4]

意义事实上产生于几个不同的情景，并通过几个不同的过程或实践进行循环(文化循环)。意义给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归入哪类人以一个概念。

（2)意义持续不断地在我们参与的每一次个人及社会的活动中产生出来，并得以交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文化与意义的最具特权的场所。

(3)意义还产生于我们用文化“物”表现自己的意思，利用、消费和占有文化物时，也就是说产生于我们以不同的方式把它们结合进每天的日常定规仪式和实践活动中，以及这种方式给它们以价值和意义之时。

（4）意义还规范和组织我们的行为和实践——意义有助于建立起使社会生活秩序化并得以控制的各种规则、标准和惯例。因此，意义也是那些想要控制和规范他人行为和观念的人试图建立和形成的东西。

三、研究方法

在上述理论的指导下，主要采用电视文本分析方法。从具体文本——图像符号的研究入手，进入电视广告图像意义的生成场所，给这些图像一种理解，这个理解不是对作品要再现的表层观点和目的的重复性的表达，而是把图像的创意当作一个已经被“规范和组织”的人的实践活动的结果。透过图像表层的意义（广告的意图），揭示它在进入到广告文本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即进入到文化循环的过程中，探讨香港、大陆广告图像符号文化的差异。

（二）

一、文化——意识形态差异之比较

意识形态是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概念之一。意识形态是指建立在某种经济、政治的理论或体系基础上的，或某些阶级特征基础上的各种观念、价值和信仰。用霍尔的话来说，作为意识形态——观念规范和组织我们的行为和实践，包括建立各种规则、标准和惯例，使社会生活秩序化并得以控制的。因此，意义也是那些想要控制和规范他人行为和观念的人试图建立和形成的东西。意识形态不仅组织人们关于现实的观念和形象，而且使人们形成关于自己在社会中的形象认识，并据此在这个世界占领一个位置。即通过意识形态，人们获得一种身份，成为有自己的认识、自己的意志、自己好恶的主体。除了关于自己形象的认识外，意识形态也提供他人的形象。不仅一个人自己的身份是以这种方式形成的，而且意识形态还能勾勒出其他人的身份。[5]

对大陆和香港在各自意识形态形成过程中不同之处进行分析，我们看到：

香港由于长期的殖民统治，英国人将西方的一套行政管理规章制度照搬到香港，加上香港人(中国人)独特的吃苦耐劳、勤俭持家的传统，二者的结合，使英国殖民者在东方的行政管理获得了一定的成功。同时，香港人也在语言和文化诸方面接收着殖民者的教育，与大陆的中国人形成差距(以与香港语音最接近的广东人比较，香港的语言中多处有英语音译出现，如草莓叫士多啤梨，打球叫打波，警察称作沙展等)。香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形成了即不同于台湾、澳门，也不同于大陆独特的中国人的文化景观，这些景观既可以看作是香港社会——政治、经济、日常生活的具体影像。又是形成香港文化独特性的主要因素。香港学者对香港文化身份的形成及其特点做了如下的分析：

1、香港意识形态的特点

香港人的意识形态的形成颇为复杂，有来自大量的颇为完整和系统的民间传奇、宗教学说，以阐释善恶，印证报应。这些意识形态成份比较成形，有系统的看法和判断，牵涉生活各个层面。各种成份由于牵涉范围和题旨有别，可以并肩而存，互不拖欠。市民按能力、兴趣、机遇和利益各取所需，接纳改良，形成一套或多套个人理解事物原因和行为对错的、较明确可辨的认知和道德地图。[6]

复杂的意识形态形成过程，使香港的市民对政治的兴趣和热情低于大陆的市民。市民社会认定的靠个人努力改变生存状况的价值，形成香港人的生活风格。即香港这个群体经年累积下来的自卫生存姿态是“走精面”、“无执输”、“弱肉强食”等。这些风格更多地见证于香港人到圣安娜“挤提”西饼，地铁车箱空无一人仍然坚持要飞身上车的拼搏精神。这是香港社会的调子和素质(toneandtimbre)。

由于意识形态的非一统化，香港人的日常意识由即时、片断、零散的观念构成。港人日常生活竞争激烈，危机接踵而至，市民守成应变唯有事事拼搏。一些配合、解释和理性化了此类生活经验的意识，变成了民间的智慧，广为流传。能“走精面”和所谓精面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实践的。日常意识来自日常生活实践，又成为日常实践的指南。它们的特征是：实用、自然、浅薄、反方法、通俗。同时也具备认知和道德判断的成分。

2、大陆意识形态的特点

大陆与香港相比较，除了传统的道德观念和生活传统的一致方面，大陆博大深厚的传统文化和一直实行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以及为了保护这种视社会为优先的制度，建立起的一整套理论和体系，建立起的有效实施这种制度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机构等，结合在一起形成大陆主流文化场域。张扬党的政治理想、目标和价值一直被有效的坚持下来。党和社会确立的一致关系，使得社会优先意识在公共场合被认可。这种认可通过从上至下党的组织和政府机构宣传、落实（政治表现的考核、媒体的宣传、各种会议的传达），潜入到日常生活中，使其作为一种被社会肯定的价值转化成知识，融入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中，继而成为一种知识体系——意义。这种意义形成过程，“有助于建立起使社会生活秩序化并得以控制的各种规则、标准和惯例”，它“给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归入哪类人以一个概念”。（霍尔1997年）

大陆市民长期接受着较系统的、政治色彩较浓的观念的影响，这种观念和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结合，使大陆人在处理日常事物时，体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至少在公共场合。这一套知识和道德地图久而久之成为传统漫游在大陆的文化景观中。因此，这种“意义”对于创造的实践形成控制和规范，显示出了力量和权威。长期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生活的人们，其作为创意的动机和基础获得与这样一种政治、经济知识体系价值取向的一致性，生出别样于香港的广告文化是必然的。

不同的意识形态对广告创意的影响如何呢？

二、文化——意识形态对创意的影响

西方把把文化解释为有权利者和无权利者争夺领导权的场域，这是目前文化研究最有趣的一种潮流[7]。当本文在分析两地广告作品时，从创意的实践中看到优势意识形态如何不着痕迹地获得支配权并被普遍表现的事实。

1、文化差异对“颠覆”[8]的限制

在文化研究者的视野中，一个社会存在着主流文化和亚文化，所谓的亚文化也就是被视为“反文化”的社会现象。[9]作为“反文化”的实践，具体现象有身着奇装异服招摇过市，或表现一种离经叛道的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带鼻环、舌环、跳街舞、剃光头、穿破牛仔裤等。总之，这种亚文化对于主流文化而言是一种颠覆性的对抗。电视作为大众文化的主要实践场域，当它将自己置于大众的范畴时，自然会代表大众的利益，表现他们的观念。广告从其诉求对象（这些亚文化的实践者往往是主要的时尚消费者）和创作者本身来讲（广告创作队伍年轻化），与这种亚文化有着直接的经济利益上的联系和一致性。就此而言，电视广告由于与经济的同步发展，较少政治意识的控制，成为亚文化的活跃场所是自然的事情。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仍然看到这种颠覆必须保持对优势意识形态的敏感，必须在其规则下操作。

作者在分析大陆和香港的电视广告图像时发现，尽管广告内容很少涉及到政治意识形态方面意义，但是在具有颠覆性的创意里，却看到了社会政治意识的强弱对创意者颠覆企图的接纳和包容的不同尺度。虽然，这种尺度不是硬性的规定，但是创意者仍然自愿地遵守规则，也就是前面所说的“臣属”[10]于此处。因此，通过对颠覆尺度之差别的分析，可以描述出造成差异的“最具特权的场所”[11]。

区别在于：大陆的颠覆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实现的，也就是说，大陆所谓的颠覆有一个政治的前提是不能越过的，加之在这个政治前提下被培植的思考习惯本身，象是一种警号自动（至少表现为自动）地强调着不能越过的事实。与之相比，香港电视广告在创意上是“自由”的（此处主要针对有无政治意识控制而言），不受束缚，唯新唯奇，不拘理念，想象力出格。

如香港电视关于一家餐厅削价的广告画面：黄昏，僻静的巷道，一位大妈手拎一个提袋行走。突然，一名年轻男子冲到大妈面前抢夺她的提袋，大妈与之争夺并且大声喊人捉强盗。街坊闻讯出来，将强盗制服；一家餐厅大堂内，大妈等人围坐在餐桌旁美餐，个个脸上露出满意的神色。从大堂往外看到，刚才的青年人被警察反扣了手，他的脸贴在玻璃上被压得走了形，看着大妈一家人美餐，垂涎不已。这时观众看到的画面是：玻璃窗上一张被压得变了形的脸和这张脸旁边的关于削价的内容。这个广告涉及到三类人：警察——国家政治的象征；市民——被国家保护的对象；小偷——警察、市民的对立面，破坏力量。同时，小偷也是警察存在合理性的证明。广告意义的第一个层面表达了警察捉小偷，警察保护市民的利益这样一个符合主流社会利益的价值观念。第二个层面上，小偷的破坏性消解了，警察的意义被颠覆，小偷和大妈（市民）成了同一类人——到削价餐馆美餐一顿的强烈欲望者。这时候画面的所指转移为对美食的欲望，它给拦路抢劫者一种新的解释：即餐馆的美味食品和价格太诱惑人了，使他不得不用抢劫的手段满足被深深刺激起来的食欲。这样强调抢劫行为的动因，冲淡了抢劫行为本身，使观看者把大妈的美餐与强盗的馋相联系在一起，对抢劫的愤怒也被忽略了。大妈的欲望满足了，另一位与大妈有同样欲望的强盗不仅被捉牢了，捉牢后心思还在吃美餐上，令人生出同情。这时候，抢钱和被警察捉住都没有吃这件事重要了。消费在先，其余不在话下。这种对社会已有制度以及这种制度确定的关系的颠覆性的展示，是通过对强盗的同情取消现实中对与错的判断界限。为了达到突出餐馆的美食和低廉的价格，不惜颠覆事件本身的主要意义，或者说随意间将主要意义消解了——抢东西不再与犯法的有关。

类似的颠覆还可以用另一个“垃圾虫”形象意义先后倒置的例子来说明。在香港清洁运动中，为了配合政府的行动，公益广告设计了一个“垃圾虫”形象。垃圾虫是乱扔垃圾的人制造的：一片草地，经过此处的男男女女随手将吃剩的食物或包装材料扔在草坪上，草坪渐渐从里面凸起，变成一个绿色的可以行走的动物，其身上的垃圾变成一个个红色的凸起的粘状物，垃圾虫蹒跚走出镜头，原来的绿地成了的水泥地。广告的意义不言而喻，垃圾虫是一个被否定的形象。以后，在街头张贴的清洁香港的广告画中，虽然出现了与垃圾虫相对立的形象——清洁龙，但是其影响无法与当年的垃圾虫相比，因此，许多清洁香港的广告还是以垃圾虫为清洁标志：一个绿色底上带有红色块的垃圾虫，头戴一定高筒礼帽，向上摊开双臂，旁边立有垃圾箱。在这样一幅宣传画中，垃圾虫站在中间，作为主角进入清洁香港运动的实践，被清洁的对象这时成了清洁的标志。同一个形象，其意义在介入了时间的因素后，发生了变化。对此，香港的广告人士李悦说：这正是广告宣传中“正不胜邪”的最好例子。[12]

上述两则广告在大陆可以播放吗？

大陆的意识形态以及这种意识形态所维护的政治体系——标准和价值不论是在何种场合，都要维护其严肃性。在大陆的政治意识形态中，法庭、警察代表着国家的尊严和政治的稳定，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生长在大陆这样的文化环境中，人们会自觉遵守这个规则，即使有违规，电视媒体作为的责任也不允许表现这样的颠覆内容。

虽然在大陆人的生活经验中，上述“垃圾虫”反面变到正面的现象会发生。但是，对这种变化表示公开的认可，并由垃圾虫——“邪”告示市民应该清洁香港，“以邪胜正”大反串式的意义颠覆，在一种被养成正反界限分明，不可倒置的大陆政治文化环境里是难以实践的。例如，“红桃K”（补血的药物）曾经登出一则广告：在红桃K形象标志下，写着“呼儿嗨吆······”。它套用了大陆妇孺皆知的歌颂的《东方红》歌曲的句式：“呼儿嗨吆，他（）是人民大救星”。这样一个形式被政治化后，意义的转移难以实现。这则广告刊登在一家报纸上，没过多久即被取消了。它违反了政治规则。红桃K广告又恢复到原来的样子（本文后面将再次提起这则广告）。

[page_break]大陆广告创意对于传统文化意义的颠覆实践生出的是另一种样式。例如有一个跨国航空公司的广告，模拟了孙悟空与太上老君的对话。孙悟空让老君把自己放回到炼丹炉里，因为“家事、国事、单位的事，烦死了。”而老君则笑着指点道：“快快加入××航×日游吧”。这是一个广告版的《西游记》。还有SONY牌walkman广告语更有意思，它把《长恨歌》中的“天长地久有尽时，此恨绵绵无绝期”，改为“天长地久有尽时，此乐绵绵无绝期。”能否由“恨”转“乐”，只看有无walkman。“小糊涂仙”酒广告特意用传统的酒坛子作为广告的背景，让一个身着古装的美女作为广告人物，她眉清目秀，面带微笑，使人想起古人豪饮以及美女为英雄斟酒的情景。[13]

大陆与香港“以邪胜正”似的颠覆的不同处在于：1、这种颠覆的基础还是传统文化（人们熟知的文学作品、典故、成语等），只有对这些文化的内涵有认识和理解，对它的颠覆才生出新的意义来。这种“颠覆”严格讲只能算是“篡改”。香港市民的生活风格中较少有这种文化的因素，因此，这种类型的颠覆意义难以生成。2、意识形态化对大陆人思想的导向较强，如果一种意义表达方式有政治色彩的话，对其的颠覆会受到官方制止，如在在公开场合（媒体）上“邪”与“正”是不会被“颠覆”的。

2、文化差异对隐喻的影响[14]。

在广告创意中隐喻是最具有个人风格的。但是，隐喻的过成也是漫游于社会文化环境中的。

隐喻在香港电视广告图像意义生成中具体表现为夸张、虚构的倾向，这种夸张、虚构建立在一种大惊小怪的反应方式上。前面提到香港人的生活风格中有“大声”“招积”的特点，与广告中的这种风格不谋而合。这类广告在叙述事件常常寻找令人惊讶不已的对应物以解释其目的。效果是强烈刺激观众。如香港一家电视台播放的广告出现了女鬼的形象，以女鬼吓煞人的效果形容手机使用价格骤跌给人们带来的惊讶程度(这则广告后来因为观众的投诉其过于恐怖而被取消)。广告画面：夜静时分，在一处停车场，一位司机正在发动汽车，突然一位身着红色衣裙的女鬼飘然而至，女鬼把脸贴在汽车的玻璃上，其恐怖的表情吓昏了司机。这时候，画面才出现与手机有关的内容。在汉语的词汇中，人们经常使用“见鬼了”来表示对某事发生的不可思议之感觉。但是直接把鬼的形象搬出来时，形象本身的刺激导致的效果，并不只是话语“见鬼了”的感觉。当人们说“见鬼了”时，并没有一个具体的鬼的形象相伴这句话而出现，说这句话既不会吓昏自己也不会吓昏别人。

这一则广告完全符合“新潮、搞怪、难懂、无厘头”[15]的后现代特点，选择女鬼形象出现的效果以对应广告要表达的“价格低至吓死人的程度”的意义，说明在香港广告创意者那里，它们可以归为一类。这种认可体现出了香港生活风格的某些方面。就“鬼”的形象而言，在香港的文化环镜中，“鬼”在人们的“日常定规仪式和实践活动中”[16]没有经历过被彻底批判的实践，鬼的形象没有到过政治的话语系统里。因此，它的出现与大陆相比较而言，是独特的。

大陆文化发展中，有过对迷信的批判，鬼在的话语中又被阶级阵线统统划到人民的对立面，牛鬼蛇神等于了地富反坏右，所以鬼曾经是臭名昭著。通过了对鬼形象的这种认识后，鬼的形象难以归如正面符号类别。在组合一个正面完整意义时，也不会给它留下位置。

接下来分析另一则广告：一位着一袭黑色紧身衣的蒙面女子，脚登旱冰鞋在一家超市的货架之间来往穿梭。一条胳膊前伸，手做削割状。手到之处，物品的价格统统被削价。用女杀手削价，意味着超市的价格削得彻底。电视画面唯有以加强视觉的冲击力，才能引起观众的注意。为达此目的，追求感官刺激不必在意与参照物的相像（对应性）问题，即广告要告诉的意义与它用来表达这个意义的物的出现是否符合已经形成的理解模式，已经不重要了。上述两个广告就是靠画面令人吃惊、不知所云的感觉引起人们的注意，广告要告诉观众的总是最后才出场。当削价的意义出现时，反视广告对削价本身所作的解释——犹如女杀手出现，其形象与杀得狠之行为给人一种过分的感觉——选择的不可思议与组合的出人意料（这也许就是广告希望的效果）。

这两则广告画面的共同特点是观众因为摸不着头脑而产生了注意力，对画面生出的惊讶和广告内容的逻辑关系已经不重要了。如果说这两者之间有逻辑联系的话，就是让杀价能获得如同见到女鬼或女杀手一样的效果。尽管这两种惊讶（杀价、见到女鬼）有质的区别：一是恐怖引起的(女鬼与女杀手形象)，一是对购买欲望的刺激。但是在香港广告人的隐喻中，把这两者联系在一起又是自然的，即追求图像效果与效果之间的相似，不是经过思考以后对两者之间意义的认可。不追求画面之间的逻辑性，只在乎对画面的注意力形成香港与大陆广告图像的差异。这样一种现象可以从香港人接收知识习惯的分析中，找到解释。

3、文化差异生成不同的解读习惯

前面提到香港人的生活节奏非常快，即使是空车，也要飞身而上。他们每天要作许多事情，物质的诱惑使他们不得已而为之。阅读文字作品与这种快节奏生活不相适应。这也可以作为香港人喜欢阅读漫画的一个原因。另外，有学者对香港人接收知识教育时状态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香港的现代人读书时经常耳听音乐，眼睛一边看电视，一边读书。在地铁或公共交通车上随处可以看到一边读书，一边打手机的人。就是说香港人自小养成一心二用甚至三用的习惯，因此，大学的课堂也应该创造这样的氛围，以适应学生自小养成的读书习惯，否则他们读不好书。

以上两种解释，为本文提供的答案是：香港大众文化的消费与制造者习惯于对画面连续的逻辑性产生注意力。因为MTV或卡通跳跃闪烁的画面，使人们紧张地跟着变化迅速的电视图象走，每一个画面跳跃闪烁时，吸引住你的眼球就可以了，至于吸引你眼球的物与想利用这个物表征的另一个物之间有没有逻辑上的联系，在这种解读方式中不被注意。当他们仅仅陶醉于那些由众多画面连接闪现的萤幕图像所造成的紧张与观光刺激时，[17]难以把那些形象的所指，连接成为一个有意义的叙述。久而久之，培养起来的对这种跳跃性画面的接收习惯遮掩了逻辑思维的重要性。

大陆在此方面与香港有较大区别。大陆承袭传统的教育方法，对子女从小灌输读书要一心一意，不能三心二意。关于小猫钓鱼的寓言故事十分流传，它告诉儿童三心二意是办不成事情的。加之大陆实行计划生育，家长对子女的成才寄予更大的希望。望子成龙已成为社会的共识，同时也是一种压力，伴随着一个人求学的全部阶段。年青人被要求苦读书，以应付应试教育，甚至会被要求在开学阶段不看电视等。这种教育的目的养成了阅读文字的习惯，训练了逻辑思维的能力。尤其是从小学到高中的学习阶段，针对学生理解课文内容的各种质疑题和思考题，都在训练学生理性思考的能力。

尽管大陆的年轻人也喜欢卡通片，但是尚未达到香港普及程度——除了少年，青年也是漫画族的一员，也许年龄还有上升的趋势。此外，大陆人接受电视图像的历史比香港人晚，也可以作为一种解释的依据。香港在60年代初期就开始做电视广告。大陆在80年代初期购买彩色电视机还需要凭票，电视机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是在8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情。可以说，“跳跃闪烁”画面对大陆人观看习惯的培养比香港人至少晚了20年。大陆传统的阅读习惯，虽然也受到挑战，与香港的相比较，还是有很大差距。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差距会逐渐消失。

与香港的广告相比，大陆的广告十分注意其画面的逻辑性，如果因为画面本身的说服力受到限制，影响叙述的逻辑性时，就用语言来说明。例如关于“严迪”(一种抗生素)的广告：一位带眼镜，着西装的男士手拿教鞭指着身后写有“严迪”的药盒说：感冒是由大肠内的支原体和因原体······病毒引起的，严迪可以有效地消灭以上各种病毒······这一条广告画面突出的有三点：一是介绍药品的知识分子(这种衣着在公共场合作为知识分子的符号)，二是关于病菌的专业术语。三是把这种典型的课堂教学的方式搬上广告屏幕。这三点联系起来产生的意义是：肯定知识分子在大陆知识领域的权威地位。涉及到专业问题时，知识分子有发言的权利，知识分子说的可信。知识分子又是以追根问底为特色的；肯定课堂说教的有效性。希望产生的效果是：这种药的疗效是可信的。

另一条广告为了突出这类意义，一开始就说：全国有多少教授、院士、博士研究生、科学家、学者的研究证明这种药好。尽管广告词的作者并不十分清楚这些头衔哪个大？但他尽可能把社会上对知识分子各种称谓都罗列出来，以显示权威性。

这种说服力主要靠概念——社会上的某种共识讲述一个意义支持，有赖于观众对画面的“良苦用心”的理性解读，而不是靠“闪烁跳跃”的画面吸引观众的眼球。这类广告如果离开了大陆的文化环境，同样令人费解。

（三）

以上分析得出四点结论：

1、意识形态并非一组静态的世界观，而是不断由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日常运作中复制出来的动态社会实践。实践过程也是个体对自身、对其他人与社会关系的认同过程。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在意识形态的管辖下，臣属于它。[18]也就是说，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运作过程中将人们塑造成符合优势团体利益的意识形态主体。大陆和香港有着同种文化传统（汉语言文化）的血脉，这是两地文化相同的前提。同时，也存在较大差异。政治制度以及与这种政治制度相关的意识形态是这种差异的生产前提。当我们把差别放在文化形态层面寻找原因时，意识形态的差异凸现出来。在有可能对广告创意形成影响的诸多因素：地域差异、语音差异和习俗差异等中，意识形态的差异也最大。

2、在大陆作为意识形态一部分的政治观念由于和国家的行政体制的一致性，使其在意识形态的范畴：价值体系、日常生活观念、行为规范等中处在了支配地位，其他方面都向政治观念自然妥协。

3、这种自然妥协也可以理解为受政治控制，但是这种控制和国家利用政治机构强行控制不同，它主要靠贯穿在大陆泛政治化的话语环境中实现其目的。在这样的话语环境中，任何的文化实践都有一个不可突破的底线——国家的政治目标。

4、随着大陆改革开放政策的继续实施和大陆，政治“向北望”[19]，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经济力量在社会构建过程的不断增加分量，香港、大陆两地政治会逐步沟通、妥协，因此，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有可能减弱。

注释：

[1]《文化帝国主义》第20-30页汤林森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版

[2]同上。

[3]《Representation：culturalrepresentationsandsignifyingpractices》P1-10StuarthallSAGEPublications97

[4]《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第16-17页麦克·费瑟斯通著刘精明译艺林出版社2000年5月版

[5]《文化研究读本》罗钢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

[6]《阅读香港文化》第87-90页吴俊雄等编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

[7]《电视与当代批评理论》第268-269页RobertCAllen编李天铎译远流出版社1993年版

[8]“颠覆”在此处是指对传统和习惯的反叛。可谓“反其道而行之”。

[9]《文化研究读本》第22-23页罗钢等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10]《电视与当代批评理论》第266-267页RobertCAllen编李天铎译远流出版社1993年版

[11]《Representation：culturalrepresentationsandsignifyingpractices》P1-10StuarthallSAGEPublications97

[12]《广告！广告》第145-146页李悦著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3年版

[13]《为我所用：广告中的文化资源盗用》陶东风《中华读书报》2001年6月3版

[14]隐喻：根据罗兰·巴特的解释，隐喻是指在完整意义的构建过程，在同一类符号（意义相近、相似、相对）中选择一个适合在此处安置的符号的能力。参见《神话——大众文化诠释》p169-176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作者注：由于文化的差异，能够归入同一类的符号也有了差别。

[15]《后现代文化导论》第1-4页康纳著唐维敏译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版

[16]

[17]同上第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