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师报范文

时间:2023-03-26 18:47:26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中国教师报,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中国教师报

篇1

十多年两点一线的教师生活,习惯了**八稳的生活,热情和激情在时间的流里慢慢消退,偶尔有点想打破这种平静如水的意念,也只是一时迸发,震动不了自己更感动不了他人,原以为就这样了,再也不会激情勃发……2009年高效课堂改革号角的吹响,让我感到了热血奔涌,那种蓬勃、昂扬的激情被唤醒,也让我有幸结识了?中国教师报?,有种相见恨晚之感。

由教育部主管、中国教育报刊社主办的《中国教师报》,作为国内唯一的一份中央级教师职业化报纸,始终坚持"零距离贴近教师"的办报理念,"为教师说话,让教师说话,说教师的话。"教师热情地称《中国教师报》是:"教师的精神归宿和生命家园""课改的操作指南和加油站"。《中国教师报》锁定课改,拥有鲜明的办报特色。"课改"也确实为一线老师最关注,最需要媒体提供引领,最需要加油助威。一所学校,如果想课改就离不开《中国教师报》

《中国教师报》每期16版,以新闻为龙头,内含6大周刊:区域教育、现代课堂、幼教、民办教育、教育家、教师生活。每期头版特别报道都是用心打造,每个周刊都是用情在与教师交流,每个版面都是用智追求尽善尽美。因为不同的教师有不同的口味,借用6大周刊实施阅读分类,总有一刊适合教师。一刊一风格、一期一主题、一月一诉求;6大周刊相当于6大"营养套餐",是中国教师报人献给教师的心灵礼品。

每每闲暇时,我都会拿起自己订的《中国教师报》细细品读。每一次读都会有新的体会。我慢慢了解了她,喜欢上了她,慢慢学会了享受她给我带来的这份丰盛的大餐,明白了哪些浏览吞咽,那些需要细心咀嚼,慢慢消化,从而能够有效地吸收,给自己匮乏的头脑补充营养。现在她成了我的良师益友。

是《中国教师报》,让我了解了教育的最新动态,和来自教育战线的各种不同的呼声;是她,使我的精神世界变得丰富充实;是她,为我课堂教学改革指明了方向,让我看到了校园之外的校园,认识了大师中的大师。

是《中国教师报》,带动课改走向纵深,引领我们进行课改,现代课堂周刊锁定典型学校技术操作,挖掘它们与教育诸多元素的关系,为课堂提供"技术"扶持,还从基本的教育教学概念出发,挖掘新的内涵解读,聚焦"九大教学范式"新思考、新动向、新行动,及时提取学校新的生长点和发展性……与此同时,现代课堂周刊由"建设新课堂"发展为"做课改的引擎",进一步发挥引领作用,带动课改走向纵深,引领我们进行课改。

是《中国教师报》,引领我们享受教育的幸福。教师生活周刊旨在丰富和提升教师生活品质和生命质量,让教师诗意栖居。周刊致力于引领教师冲破"像老黄牛般"的传统的单调生活方式,打造一套适合教师的的丰富的精神大餐,为教师提供一个展示自我、相互交流的平台。让教师充分感受幸福的教育生活,并把这种幸福感产生的力量和智慧源源不断的输送到课堂。周刊凸显办报理念,让尽可能多的教师参与进来,栏目生活化,形式娱乐化,休闲充电化,共建一个轻松时尚但不失厚重的精神乐园。

是《中国教师报》,让我看到了自己的不足和懒惰,并助我扬起了前行的风帆,重新竖起了奋斗的目标;还是她,让我感受到了教育工作的重要,使我对自己的职业倍加珍惜。还是她,让我爱上了看报,让我养成了记笔记的习惯,有了写点东西的冲动。

还是他,让我读出了人生道理,教育智慧;教育理念、育人方向;更是心灵的共鸣灵魂的回音。

篇2

[关键词] 《中国日报》;《纽约时报》;元话语;新闻报道

一、引言

元话语 (metadiscourse)是指用于组织话语、表达作者对话语的观点、涉及读者反映的一种方法。它在语篇中发挥着组织语篇、引导主题内容、提示命题等功能。元话语概念是由哈里斯于1959年提出的。此后,威廉斯 (1981)、凡达?考普尔(1985)、克里斯莫尔 (1989)、海兰德 (2000,2002,2005)、海兰德和赛(2004)等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概念。元话语的运用因文体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研究新闻报道中的元话语运用不仅可以揭示新闻报道体的语篇风格,还可以揭示该报纸的读者意识和文化取向。

二、研究文本说明

本研究从《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各选取12篇关于中国航天大事报道的文章,时间跨度为1995年至2009年。其中源自《中国日报》的文本字数为7463,篇章幅度从423到700不等;源自《纽约时报》的文本字数为7360,篇章幅度423至790不等。选取相同数目的篇章以及长度类似的文本是为了确保可比性。由于元话语的使用分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语境,因此本研究采用人工手段的统计方法。

三、元话语分类

在元话语的研究历程中,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元话语进行了分类。海兰德和赛(2004)认为把元话语分为引导式和互动式两类更能反映元话语的本质特征。本研究采用海兰德和赛的分类模式,该划分模式如下表所示(海兰德和赛,2004:169):

引导式元话语包括用来组织、构建篇章内容的过渡标记和框架标记、表文内信息的回指标记、表文外信息的言据标记、解释概念的语码注释语等。引导式元话语体现了作者对读者知识的评估,并引导读者按照作者的意图去理解文本的内容。互动式元话语包括表达作者对命题不确定性的模糊语、增强命题确定性的增强语、表达作者对命题态度的态度标记、作者以第一人称出现在篇章中的自称语、作者把读者牵涉到篇章中的介入标记。这些手段的运用表达了作者对命题的评估,体现了作者和读者的亲疏关系以及读者的参与程度。

四、研究结果与讨论

通过考察研究文本,标示语料库中的元话语身份,我们得出了以下统计结果:引导式元话语数量(每7000字)

对以上统计数据的讨论:

(一)两份报纸的引导式元话语数量都远远超过互动式元话语,这是由新闻语体的特征决定的。新闻报道是传递客观事实信息的过程,它要求作者隐身自己,不发表对事件的观点或看法,仅局限于“告知”读者事件发生的时间、经过等。如果作者报道具体事件的同时,又现身其中,对事件加以评说,那么新闻报道将不成其为新闻报道,而是成了时事评论。

(二)就引导式元话语而言,《中国日报》的言据标记是《纽约时报》的两倍多,考察发现《中国日报》大量使用“根据……”,“……说”等等,这说明该报纸更注重构建新闻报道的读者信任度。其次,《中国日报》的语码注释语略高于《纽约时报》,我们认为这和报纸的读者群有关。《中国日报》的读者群体包含了大量的英语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针对这样的读者群体,作者需要考虑读者的需求,对某些复杂的概念加以解释。另外,两份报纸的大量语码注释语用来解释某个名称(如人名、地名、机构名等),这也是新闻报道元话语运用的特征。再者,就过渡标记而言,《中国日报》却远远低于《纽约时报》,我们认为《中国日报》新闻撰写人员可能多少受到了读者责任型的汉语的影响。两份报纸的框架标记为零,回指标记也只有两个,这与新闻写作具有既定模式有关。

(三)互动式元话语标记中的模糊语用来表达对命题的不确定因素,即便如此,《中国日报》的模糊语更多体现的是对未来事件的推测,而《纽约时报》则存在煽动中国威胁因素。如:

中国希望在2007年进行太空行走,届时可能吸收女宇航员进入下一批宇航员候选名单,…… 《中国日报》

实际上,互不信任可能导致新一轮的太空竞赛。 《纽约时报》

增强语的作用是与模糊语相对的,用来增强命题的确定性。通过考察部分增强语,同样,《纽约时报》还是暴露中国的要素,虽然新闻报道要求客观中立。这进一步印证了这一说法:元话语研究能揭示投射到文本中的作者的态度(海兰德 2005:4)。然而,《中国日报》中的增强语往往体现的是对成功事件的民族自豪感。

由于新闻报道是规范性很强的语体,作者本身是不能体现在话语中的,也不需要与读者讨论互动,因此态度标记、自称语、介入标记一般不出现在新闻报道中。但是以上对模糊语和增强语的考察还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作者对事件的态度。

结束语

通过对《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关于中国航天大事新闻报道中元话语运用的分析,我们发现:由于新闻报道语篇具有固定程式和要求,基本不出现框架标记、回指标记、态度标记、自称语和介入标记。而为了构建读者的信任度,新闻报道频繁使用言据标记,同时考虑到读者的需求,需要大量语码注释语来解释名称。另外,报刊所在国的母语可能会对过渡标记语的运用产生影响。再者,本研究通过对比两份报纸的模糊语和增强语还发现两份报纸对相同事件的报道却存在明显不同的态度。

参考文献:

[1] 克里斯莫尔. 与读者的对话:元话语作文修辞行为[M]. 纽约:彼得朗出版社,1989.

[2] 海兰德. 学科话语:学术写作中的社会互动[M]. 伦敦: 朗文出版社, 2000.

[3] 海兰德. 权威和隐身: 学术写作中的权威身份[J].语用学杂志,2002,34(8):1091-1112.

[4]海兰德和赛. 再论学术写作中的元话语[J]. 应用语言学, 2004, 25(2): 156-177.

[5]海兰德. 元话语[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5/2008.

[6]凡达·考普尔. 元话语探究性研究[J].大学写作与交际, 1985, 36: 82-93.

篇3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

中国社会工作实习教育模式再探索

--- 建立与完善社会工作专业实习基地和督导制度的途径探讨

云南大学社会工作系 向荣

《摘要》:

社会工作作为一门建立于一套价值理念基础上的应用型专业,其实习教育方面长期以来一直倍受专业教育工作者的关注。就其资源允许的范围内,对实习教育模式在不同的层面、程度和规模进行了很多大胆的尝试和积累, 取得不少成果。 本文就在这些成果与笔者初步尝试基础上,提出当前社会工作实习教育的关键之一 —— 在于建立和完善实习基地及其督导制度。

笔者认为在当前大部分实际工作机构只是“准社会服务”的情况下,社会工作专业实习要达到其实习目的是困难的。解决此困难的途径之一是先协助机构逐步转变成“专业的社会服务机构”,并建构一套督导制以保证学生实习质量。 在专业人士和资金缺乏的情况下,应采取灵活、变通,多方挖掘资源,结成一个政府、学校,和国内外非政府组织及教学团体的三方面“伙伴关系”。针对某一机构的特性和环境,在介绍其它国家和地区的工作方法下,共同参与合作,总结以往经验,使机构自身得以发展的同时,也成为一个真正开展社会工作“本土化”的教学与科研基地。 从而以点带面地促进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

—————————————————————————————

长期以来,中国大陆社会工作专业实习一直是其专业教育和发展的薄弱环节。虽然学生以不同方式和程度参加实习,因学校而异,到政府的社会福利机构和社区开展实习的,其形式或并列式、或分散式、或集中式、或混合式,学生都以不同程度获得一定的锻炼,但远远不能达到实习目的即与目标人群工作相关知识, 方法和技巧以及态度的获得。 这里的问题有许多共同之处,即: 人力问题,经费的困难,以及与实习机构的关系等。缺乏足够的数量、受过社会工作与社会工作实习督导训练的老师和经费的缺乏限制教学工作的进行(马凤芝,1996) ;实习机构对实习者的限制使得后者难以全面进行实习,不能获得全面的实习经验和技巧(史铁尔,1998) 。 而目前大多社会服务机构, 就其工作性质来说只是“准社会服务机构”(马凤芝,1996) ,工作人员虽然有丰富的工作经验,但指导学生的方法是零散、随意乃至欠缺指导技巧和意识的情况下,要把其经验有效地传给学生也是有限的。 更不乏有一些工作人员对自己的工作缺乏认识和应有的态度,其工作的方式会给实习的学生起负面的作用。

为解决以上问题,不少专家和学者不断在研究并通过实践以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有效实习方式和原则。 其中包括:

1.大量培训合格的督导教师,这里包括送到香港和请到内地来培训

(夏学銮,1994) , (阮、麦,1996) ,(吴温淑芳,1996) ;

2.向政府倡导以获得其社工教育经费的投入;

3.建立政府(民间)社会工作部门(机构)与社会工作教育训练学校间的伙伴关系。达到教、学相长,教育与实际工作相互促进的目标。(马凤芝,1996)

4. 在实践中总结出一系列的原则,如:实习就近原则、专业相实原则、互惠原则等 (陈、苏,1994) 。

以上的方法和原则对推动中国的社会工作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笔者认为有其局限性。 就向政府倡导获得社工教育经费来看,倡导归倡导,但真正落实恐怕还有一段时间。 而这段时间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是不能停止的。发展与海外发达地区(如香港)社会工作教育的合作已进行了十年有余,其中人员培训和资料引进都作了很大的贡献。但就其范围来看恐怕局部性高于全面性。诚然,追溯社会工作发展的历史与社会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密切相联的特点,社会工作专业在中国大城市和经济相对发达的沿海地区得以先发展起来是符合其发展规律的。 但中国现在经历的社会转型却是覆盖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每一个层面。所产生的社会问题是跨地区的。因此,经济相对滞后的地区应针对其地区特点, 充分开发和利用有限的资源采取主动和变通等多种渠道来发展社会工作的实习教育事业。

同政府机构结成伙伴关系,是中国社会工作得以发展的必要前提条件。 但在结成了伙伴关系后, 机构可以提供实习场所,但是否能让学生得到专业实习却是问题。 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大多机构属于政府的职能部门,工作方式方法有异于社会工作专业。 虽然不同的机构因领导对其工作的认识以及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在其工作经验积累有所不同,但都需对其经验进行总结并得到理论方面的升华。 按理学校的社会工作教育者可以协助把实践和理论结合起来。但由于目前教育者们大部分是从其它专业转向而来,既缺乏理论学习,也缺乏实际工作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去研究指导实际工作是明显不合适也难于胜任的。

为了解决上述“两难”的问题以应对专业社会工作急需在中国发展的要求,笔者认为应把国外和海外资深的社会工作专业人士邀请进这个“伙伴关系”中来作为参谋,从两方的合作关系发展为三方的合作关系。以机构和社工教育为主体,机构为舞台,专家为参谋。通过三方面的合作努力,把机构准备为一个合格的 “社会服务机构”,从中物色实际工作的督导员,与教师实习督导配合,建立一套完整的督导体制。

显而易见,要达成这样的“三方伙伴关系”是有一定的困难,需要长期艰辛的努力。但就笔者的初步尝试看来,这不是不可能的。 社会日益开放、改革的深化、发展要求所带来的压力以及专业社会工作被社会,特别是越来越多的从事社会福利工作干部所认识都为机构与学校结成伙伴关系的可能提供了有利条件,但“第三方面”参谋角色的引入有一定的难度。这里社工教育工作者需要做不少组织联系、协调、说服、论证的工作。获得机构上下级应允和支持的情况下,设立研究项目并以项目向国内外基金会申请以求资金援助。 同时,从当地社区里,无论是外国人还是本国人、港澳人士,挖掘具有社会工作教学和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才,以求他们协助开展机构的工作、工作人员的培训以及制定督导培训 计划和联系海外相关资源等。

三方面的合作可以在不同的层面上进行,应根据当地的资源以及机构的特点来灵活把握。下面笔者就已开展的部分合作作简单介绍,旨在通过探讨,探索这样的看法和做法的可能性,使其操作过程更具科学性。

1.通过合作项目以获得师生培训方面。

例如: 云南大学社会工作系其中的一个项目是与英国儿童救助会(SCF)合作,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对昆明流浪儿童状况的调查。此调查历时一年,访谈儿童人数百余人。其中建立个案跟踪,参加此项目调查的学生前后有50余名,跨四个年级。调查前我们先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SCF给学生提供了联合国儿童权益公约(CRC)的培训,并请专家提供调查方法的培训。调查中期,我们通过驻澳门的巴迪基金会请资深社会工作者给学生培训关于磋商和心理辅导的技巧,并把所学技巧通过三人一组的形式用于调查中,这些培训都是用参与式方法进行的,打破了以往传统的授课方式而带来教师与学生之间的界限,增强了师生对社会工作价值理念的认识,并在调查实践中得以运用,师生一块得到了极大收获。

与此同时,我们与当地收容遣送机构建立合作关系,现与英国儿童救助会在流浪儿童问题上一起结成三方的合作关系,三方努力对人员就其专业道德和工作方法进行专业参与式培训,目的是使工作人员了解不同方式用以总结以往工作方式的优和劣。其间社工教师参加培训并定期参加机构的工作以锻炼自己实际工作的能力为指导学生打下基础。

在机构工作人员内物色并培训社工学生实习督导员,并在专家的指导下,建立督导制,包括督导与学生的搭配;督导的方式(一对一的;小组的;机构督导和教师督导共同的等等多种模式);督导的时间分配;督导对实习学生的评估方式等。

2.挖掘当地资源方面。笔者发现在当地外国人社区内,有不少是具有社会工作文凭和资深的社会工作者。他们可能是在学习中文,可能是某个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的雇员, 社工的教育和自身的素质使他们很愿意为所在社区出一分力,而不计较报酬。为此,我们在一门海外社会工作介绍课程上,组织不同国家的社会工作者到课堂上介绍其国家社会工作状况以及他们的工作经验。目前来介绍的有来自美国、英国、德国、挪威等国家。学生反应很好。

同时,我们请其中的人就其背景和经验参与到社区服务中心合作的项目中来,有心理咨询服务的,有帮助戒毒工作的、有青少年儿童问题工作的。 这类工作正一步步展开和尝试中,争取总结经验。

笔者认为尝试“三方伙伴关系”的模式,需要具备至少以下两个要素:

首先是机构的选择。离学校的远近是一个因素但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实际工作机构内有或潜在有总结其以往工作方法,使其工作得以提高和完善,并逐步专业化的要求和愿望。最好机构或机构的主要领导有同海外打过交道的经历。

其次是社工教师要有充当多种角色的准备,从而对自身的要求也很高。 不仅是学校教师,更是倡导者、促进者、组织者、协调员和“开拓者”、“资源媒体”、“创新者”(黄新鲁, 1998) , 须要有“公关本领和人文技巧”等(夏学銮,1994) 。

“三方伙伴关系”的作用及意义:

第一,充分利用和开发潜在人力资源以弥补合格督导人员的不足。

目前资源有限,且比较集中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和地区。在一段时间内大量培养提高专业师资队伍是有困难的。 只有就地取材,挖掘机构里资深的工作人员并在专业方面给予一定的专业培训。

第二,教师得到实务工作的培训,可补上实际工作经验和能力不足。

针对中国的国情是大部分致力于社工教育的学者都转行于其它专业,基本上没有经过系统的专业训练,专业知识的基础并不扎实,加之,长期以来学者的学问大多是从“书斋”里作的,对实际工作部分具体实施欠缺了解和参与,在这种情况下去指导学生实习必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第三,增加社会对社会工作的认知度和接纳度。

促进社工在中国的发展,从基层工作起使社会工作专业方法得以认可。

第四,使现有的实际工作规范化和管理科学化。

第五,使一些方法和技巧得以“本土化”。

总结以往工作经验,逐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教育。

笔者进行了初步理论和实践的尝试,提出通过政府,社会工作教育机构及海外有关机构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结成三方合作关系,在政府的实际工作部门如一些社会福利机构内由国际非政府组织出资或出力给机构里的实际工作人员提供多方面培训和指导(如:价值理念、专业社工理论、工作方法和技巧以及督导制等)。 学校方面在参与培训同时也介入机构的日常工作,一方面自身专业素质和能力提高,另一方面通过实践来了解和认识中国福利服务的实际状况,并对其优秀的经验型方法进行专业层面的思考和总结,使得社会工作在中国社会里扎根,以促进“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工作。所以,笔者认为在政府的支持下,把社会福利机构作为一个社工实习基地,通过国际非政府机构在资源、理论和方法上提供培训以建立和完善一套社会工作实习督导制有利于促进社会工作在中国的专业化、本土化和标准化。对中国目前社会工作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王思斌、马凤芝 《保证社会工作质量的途径探索》(《社会工作》)1994年第五期

2.陆士桢 《论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的培养》, (《中国社会》)1998 年增刊

3.贾秀总 《对大专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发展思路的探讨》,《中国社会工作》1998年增刊

4.马凤芝 《中国社会工作实习教学的模式与选择-北京大学社会工作实习教学的经验》 (《发展 探索 本土化- 华人社区社会工作教育发展研讨会论文集》),1996。中国和平出版社:北京。

5.夏学銮 《关于开展专业社会工作实习的设想》 (《华人社会的社会工作教育:现状及发展 会议论文集》)1994,亚洲及太平洋区社会工作教育协会:香港。

6.黄新鲁 《当前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工作人员的角色》(《中国社会》)1998 年增刊

7.史铁尔 《社会工作实习-方式与效果》(《中国社会》)1998 年增刊

8.林孟秋 《社会工作之实习教育:理论与现实》(《发展 探索 本土化- 华人社区社会工作教育发展研讨会论文集》),1996。中国和平出版社:北京。

9.阮曾媛琪、麦萍施 《社会工作教育交流的回顾与反思:从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学系的经验说起》 (《社联导刊》)1996 第十期

篇4

保定市政务服务中心附近的公交站:

双拥广场、七一路口、大迪小区、警官大学、大迪小区、长城大街、军招、省监狱、第一中心医院、财贸学校、市一中心医院、前卫路小学等。

保定市政务服务中心附近的公交车:

62路、4路、50路、307路、12路、63路、39路、23路、28路、316路支、613路、621路、641路、641路区间、10路、17路、22路、29路等。

(来源:文章屋网 )

篇5

2012年,笔者针对全国教育电视基本情况与发展理念开展了问卷和深度访谈式调研,以便发现行业问题的根源所在,为提出更有针对性的解决思路奠定基础。问卷调查和访谈借助2012年11月和12月间由中国教育电视协会主办的两次业内会议进行,现场发放、填写、回收,对未到会的单位采用邮寄和电话方式获得,共发放44份,回收有效问卷34份,有效回收率为78%,样本基本上能够推及全国总体。问卷题目有三种类型:单选题、多选题和排序题。填写问卷和接受访谈对象基本上为台级领导,代表了各单位的主导意志。

教育电视媒体基本情况调查

问卷结构中的“基本情况”部分,设计了4个问题:单位财政体制、单位收入构成、单位员工总数和节目构成比例,调查结果如下。

关于财政体制,如图1所示。在34份有效问卷中,基本属于“全额拨款”的有12家,占35%;属于“差额拨款”的有16家,占47%;属于“自收自支”的有6家,占18%。这一问题反映出各地媒体的上级主管部门及财政主管部门对教育电视媒体性质的认知差异还是比较大的。根据访谈情况,凡是划归为“全额拨款”的单位,其主管部门认为教育电视媒体公益性比较强,以较充足的事业经费给予支持;划归为“差额拨款”单位的占到了近50%,说明其主管部门认为既然媒体有条件开展创收,可适当减少经费支持,并且媒体在内部分配方面也更灵活,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内部职工工作的积极性;划归为“自收自支”单位的,则对媒体产业属性比较看重,公益属性较为淡化,运营方面基本上按照市场逻辑进行。

图1: 教育电视媒体财政体制

关于收入构成,如图2所示。在34份有效问卷中,财政拨款占总收入50%以上的有13家,为调查单位总量的38%,意味着依赖拨款运营的单位不足一半;广告收入占总收入50%以上的有22家,为调查单位总量的65%,最少的也占到收入的15%,也就是说,一大半媒体对广告收入有较重的依赖;其中,有6家无广告收入;有12家有“其他收入”,大约占到总收入的5%~40%之间,为调查单位总量的35%,即约三分之一的媒体可获得其他经济收入。据了解,此类收入多为政府许可性收费和业务服务收费,主要原因是城市教育电视台与电教馆是一体的,资源可以共享;调查显示,没有一家有赞助收入,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教育电视媒体还没有成为有一定影响力的公益事业,得不到来自社会的公益资助。

图2:教育电视媒体收入构成

关于员工总数。200人以上规模的有6家,150~199人的只有1家,100~149人的有6家,50~99人的有11家,49人以下的有10家。也就是说,100人以上规模的有13家,占总量的38%;100人以下规模的占到62%。单就规模而言,如果从区域公共教育文化需求角度分析,多数单位规模还是偏小的,仅仅能提供面向学校的资源,难以承担起面向全社会的服务功能。

关于节目构成。电视频道播出的节目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频道定位、特色和服务对象的差异。调查结果如图3所示。统计了节目类型在总播出时数的比例超过20%的调查单位家数,新闻时政类超过20%的所占比例较大,为15家占44%,个别频道新闻时政节目甚至高达50%。笔者认为,教育电视媒体不应当出现这样的情况。调查还显示,社会教育与科教人文两类节目超过20%的各占到四成左右,有些偏低;而影视娱乐类节目超过20%的却占到约三分之一,也是有些偏高的;而仅仅有3家教育教学类节目比例占到20%以上,最多的1家也只有34%,明显偏低;值得注意的是,有约三分之一的单位有“其他”类节目,且比例占到5%~30%之间,这多少有些出乎调查前的预判。据了解,这些节目主要为专题广告和大型活动性栏目等。在教育电视频道中,硬广告所占比例是非常低的。

教育电视媒体运营理念调查及分析

关于运营理念,笔者的调查设计了11个问题,主要了解受访对象对教育电视的媒体属性、功能的相关认知以及发展新媒体的态度等。

关于教育电视媒体的本质属性,被排在首位的各属性所占比例如图4所示。把公益事业作为首位属性的超过50%,把教育事业作为首位属性的超过三分之一,两项加起来超过85%;以新闻事业作为首位属性的仅有15%,所有回答均认为教育电视媒体的属性不是文化事业或文化产业。我们推断,绝大多数频道并没有把教育电视媒体的大众传播属性放在首位,而公益属性和教育功能是最受重视的两个方面。

图4:对教育电视媒体第一属性的认知

关于对“公益性作为教育电视媒体本质属性”的认知,如图5所示。认为公益性应该作为教育电视媒体本质属性的占65%,“不好说”和“一定能”的各占15%。肯定的回答比例偏低,而且认为“不可能”的也占到了6%,说明部分频道对教育电视媒体公益性的认知是不够深刻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对市场经营行为的热衷或是无奈的选择。

图5:对公益性作为本质属性的认知

关于如何体现公益性,笔者设计了一道多选题,包括“公益理念”、“公益栏目”、“公益活动”和“其他”四项备选,如图6所示,各项选择比例分别为71%、59%、50%和18%。其中,同时选择前三项的占到50%,说明一半的媒体认为应当具备公益理念,播出公益节目,同时开展公益活动等,多种途径并用体现媒体公益性。然而,若对比实际播出的节目比例,可看出这些选项仅仅停留在理念层面,具体实施的媒体所占比例不大。

图6:对公益体现方式的认知

关于教育电视媒体可否具有产业属性,如图7所示,有一半的回答“应该可以”,而回答“一定能”和“不可能”的各占15%,另有21%回答“不好说”,说明各家媒体对这一问题的认知比较模糊,在实践方面,对教育电视媒体能否大张旗鼓地运用市场手段开展经营活动存有疑虑。

图7:对产业属性的认知

关于对坚持教育电视媒体事业属性的认知,如图8所示。回答“不好说”的只有1家,占3%,回答“必须坚持”的占68%,回答“可以”的占到29%,两项加起来高达97%,这意味着,几乎所有媒体认为教育电视媒体必须坚持事业属性不改变。出现这种情况,可能基于两种原因,一是留在公益事业体制内稳定;二是对市场经营能力担忧。

图8:对事业属性的认知

关于教育电视媒体与远程教育的关系,如图9所示。有50%和15%的回答分别认为与远程教育“密切相关”或是远程教育的“组成部分”,两项占到了65%,显然,这与教育电视媒体源自远程教育有直接关系,有29%的回答认为“有些相关”,而有6%的认为与远程教育没有关系。

图9:教育电视媒体与远程教育的关系

关于教育电视媒体与教育信息化的关系,如图10所示。有56%和12%的回答分别认为与教育信息化“密切相关”或是其“组成部分”;有24%的回答认为“有些相关”,而9%的回答则认为与教育信息化没有关系。本问题的答案与上一题答案倾向性是一致的。

图10:教育电视媒体与教育信息化的关系

关于教育电视媒体运营中,如何对待“收视率”这个经常在业界引发争议的敏感指标,如图11所示。有65%的回答认为可以参考使用,超过三分之一的认为节目评估中要有一定要求,两项加起来有87%,说明绝大多数频道在评估中引入了收视率指标,回答认为收视率没有作用的为零。而对此认为“不好说”的有3%。

图11:对收视率的评价

关于教育电视媒体与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事业的关系,如图12所示。有53%的肯定教育电视媒体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事业的组成部分,41%的则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是,两项加起来占到94%,说明绝对多数频道把教育电视媒体置身于提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事业范畴中。认为“不好说”和“不是”的各占3%。

关于对教育电视媒体发展前景的判断,如图13所示。仅有44%的回答“前景向好”,回答“求生存”和“不好说”的分别为21%和29%,合计为50%,更有6%的回答“前景暗淡”,说明多数教育电视媒体对发展状况不乐观,教育电视媒体急需在社会发展环境发生巨大变迁中确立新的定位,找寻新的发展机遇。

图13:教育电视媒体发展前景

关于如何处理教育电视媒体与新媒体的关系,如图14所示。回答“只搞电视”的结果为零,有74%的回答在发展传统媒体的同时,应当发展新媒体,以拓展新的传播空间和发展方式。有24%的回答新媒体迟早会超过电视媒体,既显示出对电视媒体的担忧,也透露出对发展新媒体的积极态度。有3%的回答“不好说”,显示出一些频道面对日新月异的新媒体环境的茫然和不作为。

图14:教育电视媒体与新媒体的关系

本次调查还了解到,辽宁教育电视台并入辽宁广播电视台,江苏教育电视台并入江苏广电集团,对全国教育电视台影响颇大。政策的强制性,导致媒体管理层包括现有的教育主管部门对教育电视媒体发展的不确定性忧虑增加,对媒体的发展前景无从规划。因此,对作为教育电视媒体最高管理机构的国家教育部而言,到了切实认真考虑和探求教育电视媒体属性、功能和发展方向,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发展的时候了。

篇6

【关键词】红宝石:五分类血球仪:原装试剂:国产试剂:临床应用

【中图分类号】R44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44-5511(2011)10-0372-01

目前检验试剂主要有原装进口与国产两大类,原装试剂普遍性的价格较高,但是质量有保障。国产试剂普遍性的价格低,但是质量不是都很理想。所以对高质量国产五分类血细胞试剂的需求随之增多,现有不少国内试剂公司也生产质量不错的产品。[1]为适应国内大部分中、小型医院的发展可以在众多的国产试剂中选择质量有保障的试剂。本文对广东浩江、中山创艺与原装试剂在性能良好的雅培红宝石RUBY五分类血细胞分析仪上使用时WBC、RBC、Hb、PLT四个项目检测结果进行比较。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材料

1.1.1标本来源30例来自2011年2月本院住院病人,标本用EDTA-K2抗凝真空管抽血1.5~2ml。

1.1.2主要仪器美国雅培红宝石RUBY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

1.1.3试剂来源美国雅培红宝石RUBY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原装试剂,批号8281812。广东浩江医学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套装试剂批号110226;中山创艺生化公司生产的套装试剂批号L13026。

1.2方法

EDTA-K2抗凝血在自动混匀器上充分混匀后按照操作说明上机完成血细胞分析。

1.2.1用原装试剂进行血细胞分析前,先作空白计数然后用定值全血质控物进行质控,质控结果符合要求后,按正常操作程序完成30例标本的测量,记录结果。

1.2.2用广东浩江、中山创艺两种试剂进行血细胞分析计数,操作前各自进行试剂排空、灌注、直到管道内全部充满各自的试剂后,仍用定值全血质控物进行质控,质控结果符合要求后,按正常操作程序分别完成30例标本的测量,分别记录结果。

1.2.3统计结果分析:所有数据以X±S表示,用spss for Widow10.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分别采用检验方差分析。

2.结果

30例病人标本(EDTA-K2抗凝全血)分别使用原装试剂,广东浩江、中山创艺三个厂家的试剂上红宝石五分类血球仪测量分析。结果如下表:

由上表得出广东浩江、中山创艺两种试剂分别测定WBC、RBC、Hb、PLT的值与原装试剂无显著差异(P

3.讨论

血细胞分析是医院里最常用的检测项目,也是临床各种疾病诊断及疗效监测和健康体检的内容。目前五分类血细胞分析仪以进口仪器为主,但是进口仪器的原装试剂昂贵,而国产试剂价格较低,但质量不是都很理想。目前国产试剂在三分类血细胞分析仪上的应用已较普遍,应用效果亦较好,但在五分类血细胞分析仪上国产试剂的应用尚较少。[2]如果用心选择也可以在国产试剂中找到一些质量好的试剂。

本文选择广东浩江医学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五分类套装试剂和中山创艺生化公司生产的五分类套装试剂与红宝石五分类血球仪的原装试剂进行比较。上表显示用原装试剂、广东浩江、中山创艺分别检测WBC、RBC、Hb、PLT四个项目的结果无显著差异(P

参考文献

篇7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保护模式;旅游学

一、中国传统文化保护模式

我们所熟悉的文字资料的保护、历史遗迹的保存、历史建筑的维护等,可称为物质性的传统文化。这是我们上到中央下到地方各级政府所乐于而积极在做的保护工作。而对这种物质性的传统文化的保护,可建立如专题博物馆、民俗博物馆等各种形式的静态展示和“参与、体验、娱乐”的动态体验的模式进行保护。

通过考古调查和适当展出考古发掘物,使得历史城镇和城区的历史知识得到展示。而对历史上已经消失的事物,借助有关的历史记载,通过高科技手段,将其复原,重新展示历史的面貌,超越时空,直接聆听先人的教诲和感受历史的真实。

旅游可以促进传统文化的保护,但是,旅游业的发展与传统文化的保护之间也存在矛盾。一方面,只有坚持传统文化的民族特色、地方特色,才能形成对旅游者最富魅力的吸引力;另一方面,旅游业越发展,旅游者越频频光临,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力越大。这就需要当地民众参与到传统文化保护的计划中来,为他们制定一项普通信息计划,从学龄儿童开始。使得各年龄组的人理解历史性城市和区域价值,使居民都来保护它们。使得传统文化的保护理念深入到居民的日常生活当中,这对有效保护传统文化至关重要。而保护计划也需要认真、谨慎以及系统的方法和学科,必须避免僵化,因为,个别情况会产生特定问题。当地政府也需采取有利于保护和修复的财政措施,在适应现代生活的需求下保护传统文化的特性和可识别性。

动态体验模式,是一种新型的旅游模式。它是体验经济理论与旅游相结合的产物,借助文化旅游资源的历史、文化背景作为品牌载体,推崇“参与、体验、娱乐、主题”的旅游理念,形成古代元素和现代元素的结合。静态(文化旅游资源)和动态(参与体验娱乐)的结合、看与玩的互动,将文化旅游资源的“高深文化、悠久历史、神秘宗教”转化为大众所喜闻乐见、更乐于认知和接受的“快乐、神奇、体验”型文化旅游形式。

“跟着课本游绍兴”,这种寓教于乐、边学边游的形式很有创意,是旅游产品开发的一个创新,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保护的一个创新,这是一种文明旅游。“走霞客走过的路”,以《徐霞客游记》为向导,“苟力所可至,境所适逢,固可展卷披对,按所已经者以为程,而所未能至者,亦可以心知其概,如涉其境焉。”即使“止祥其形体区域,而天地山川之性情,俟人之神会而意喻者,悉已寓之矣。”而那些通过口耳相传的不易以物质性手段保存和那些即将消失的文化现象――精神性传承文化,则可通过自然保护区三大区域的模式进行保护。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区。这个区域是对极难以物质形式来保存和濒临灭绝的文化现象进行保护。该区域要同外界进行最大限度的隔离,非特殊情况决不允许进入。而这就涉及到对传统文化的分级,可参照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以及中国相关的保护条例进行。如昆曲、古琴、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和蒙古族长调民歌等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应该划定专门的区域,依靠世界文化遗产项目基金和国家相应配套资金,为其传承者提供适应现代生活的物质生活条件,对其进行全方位的保护。杜绝所有可能的开发,毕竟传承种子的保留,大过一切。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的实验区。这一区域处于核心区的外缘,它主要是为那些现在还广泛存在,并且在可预计的时间内可能会消失的文化现象而设置的,可进行研究性开发。该区域的进入群体是传统文化保护对象的主体及相关研究人员。对待此区域的文化现象要深入全面的研究,精细化和等级化文化现象,图像化它们的历史发展态势,并根据影响这些文化现象的存在条件及时进行动态化调整。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的游览区。这一区域主要是为全方位的进行旅游开发的文化现象而设置的。这些文化现象的确定,是建立在广大学者的共识基础上的,它们的发展态势在较长时期内不会恶化,并且旅游开发还有利于这些文化现象的保护。如通过丰富多样的民俗活动,让旅游者切身体验到当地特色文化,加深对该地的认识。而该区域的服务人员都应进行与保护有关的专业培训,使得该地区的历史传统得以妥善的保存。

这三个区域的界限并不是绝对的。因为任何一种文化现象的发展、消失,都难以准确的预测,并且随着保护措施的加强以及保护观念的更新,各种文化现象的发展趋势是可以改变的。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模式是时代研究成果的相对稳定性和历史发展的机动性相结合的。

二、总结

从旅游学视角对物质性传统文化借助于静态展示和动态体验相结合的模式进行保护,而对精神性传承文化可通过建立三大区域的自然保护区模式进行保护。这种将中国传统文化分为物质性传统文化和精神性传承文化并分别进行保护的模式,可以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特别是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条件下,提供稍许的参考。

参考文献:

1、梁明珠.旅游资源开发与规划[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

2、沈祖祥.新文化旅游及其发展攻略[M].旅游教育出版社,2006.

3、潘立勇,傅建祥.人文旅游(第四辑)[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篇8

【关键词】服务外包;因子分析;城市竞争力评价

弗里德曼,美国著名作家在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说,“全球性的服务外包,已成世界大潮。”(顾玲妹,2011)面对庞大的增长迅速的服务外包市场,吸引服务外包的竞争力到底何在?本文将21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的竞争力进行横向比较,由于我国目前主要从事承接服务外包业务,因此本文是站在承接服务外包业务的角度进行分析。

一、文献综述

根据迈克尔·波特的“钻石”模型理论,决定一个国家的某种产业竞争力主要有四个关键因素和两个辅助要素组成(栗菲1,叶娟2,许锐3,2010)。基于这个理论,魏倩和王正明(2009)考察了环境禀赋、政策环境和产业结构等对承接离岸服务外包的影响。其他研究者设计相关计量模型,运用统计分析软件进行研究。如,孙晓琴(2008)建立了一个包含17个指标的指标体系来评价服务外包城市的竞争力。王荣艳(2008)将服务外包竞争力影响因素直接归纳为外生因素,如政府政策;催化因素,如地理距离和时区差异;和商业环境因素,如知识产权保护和信息安全。

二、服务外包城市竞争力的因子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自于2011年各城市《统计年鉴》及《统计公报》,其次来自于网络,例如中国服务外包网,中国软件和服务外包网等,以保证数据准确、可获取以及有代表性。

(二)指标选取与体系建立

罗兰.贝格在分析调查“BPO企业国内选址考虑的主要因素”中,分为总体成本、投资优惠政策、人力资源、基础设施、产业基础、文化兼容性六个指标。Hewitt咨询公司制定出人才、基础设施、产业效应、外部运营环境、配套机制“五要素评估模型”对服务外包承接地进行研究。依据上述模型,我们选取12项指标,对21个基地城市进行评价。

表121个城市12个服务外包竞争力影响因素指标的原始数据

(三)各基地城市吸引服务外包的竞争力排序

为了对21个基地城市吸引服务外包的竞争力作出综合评价,我们通过SPSS16.0,建立综合评价模型并得出竞争力排名。

三、分析与结论

结果说明,人力资源对服务外包行业巨大的影响力和推动作用,而产业因子、技术因子和发展因子对服务外包的影响力势均力敌,因此应该足够重视方方面面的特色发展。

从21个服务外包城市的综合评分看,广州、北京、深圳、重庆、上海被评为服务外包综合竞争力最强的城市;武汉、南京、天津、杭州等城市发展服务外包的潜力较大,但需完善产业环境,提高城市影响力;厦门、南京、无锡、长沙等城市具有优越的产业环境,但是对企业技术要素的投入应加大力度;苏州、大连的服务外包产业成熟度高、企业整体发展优势明显,但需在其它指标上加大投入以使服务外包持续健康发展;合肥、哈尔滨、南昌、大庆等城市服务外包业是后起之秀,应找准定位发展特色产业。

四、从不同的视角看各服务外包基地城市未来的发展

(1)国家视角

与印度相比,中国的服务外包城市竞争优势不明显,还没有形成较大的产业群。各基地城市虽具有互补性优势,然而在服务外包发展上存在很多问题,例如,劳动密集型的信息技术外包(ITO)重复发展,知识密集型的业务流程外包(BP0)与知识流程外包(KP0)严重滞后,面临着产业趋同化风险(赵晶1,王根蓓2,朱磊3,2010)。国家应区分各基地城市在要素禀赋上的相对优势,并采取差别化的政策扶持。

(2)区域视角

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塘的区域产业集群优势对服务外包基地城市的综合竞争优势排名有着重要影响。例如,深圳充分利用了毗邻香港的区位优势,开创了“香港接单、深圳开发”的服务外包发展模式,天津的高排名与其“北京同城”的地缘优势密不可分,这正是区域产业集群优势的体现(赵晶1,王根蓓2,朱磊3,2010)。

(3)城市视角

研究表明,即使是服务外包最发达的城市,如北上广深,优势中也存在着劣势。它们雄厚的人力资源要素为其获得领先的排名起了重要作用,但其专利授权和实际利用外资能力排名仅位居中游。我们也从排名靠后城市的劣势中发现了潜在优势,它们低廉的要素成本与相对有效的政府支持却是服务外包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

因此,中国的服务外包产业虽然起步较晚,需要政府政策和资金的大力支持,但更要各城市将资金投入到强化企业国际化经营优势和提高企业自身质量上,并利用区位优势加强城市本身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整体发展水平,才能促进服务外包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栗菲,叶娟,许锐.城市承接离岸服务外包竞争力的比较分析——以宁波和十个试点城市为例[J].区域经济,2010年3月.

[2]王荣艳.东亚各国(地区)承接生产者服务外包的竞争力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8年8月.

[3]魏倩,王正明.基于“钻石”模型的中国服务外包产业竞争力分析[J].服务经济,2009年8月.

[4]顾玲妹.嘉兴市吸引服务外包的竞争力分析——基于长三角地区8 个服务外包城市的比较[J].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1年6月.

[5]孙晓琴.我国服务外包城市竞争力评价研究[J].国际经贸探索,2008年7月.

[6]王淑芬.应用统计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8月.

[7]赵晶1,王根蓓,朱磊.中国服务外包基地城市竞争优势的实证研究——基于主成分方法与聚类方法的分析[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0年3月.

篇9

[ 关键词 ] 国际服务外包 竞争优势 比较

服务外包分为信息技术外包(ITO,Information Technology Outsourcing)和业务流程外包(BPO,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 。ITO是指企业向外部寻求并获得包括全部或部分信息技术类的服务。BPO是指企业将自身基于信息技术的业务流程委托给专业化服务提供商,由其按照服务要求进行管理、运行和维护服务等。

服务外包具有信息技术承载度高、附加值大、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吸纳就业能力强等特点,对中国而言,大力承接服务外包有助于加快现代服务产业的发展,扩大知识型服务产品出口,促进对外贸易方式的转变。因此,承接服务外包是中国不能错失的历史机遇。

然而,我国是正在兴起的服务外包承接国,起步较晚,在承接服务外包业务的规模、能力、质量等方面,与印度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因此,比较中印两国服务外包产业的现状,找出差距所在,进一步探讨我国承接跨国公司服务外包的对策,对于我国更好地承接国外服务外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一、中印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现状比较

服务外包产业领域的国际竞争格局已经初步形成,美国、欧洲以及日本是全球主要服务外包发包国,接包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承接服务外包的国家很多,按照目前服务外包承接竞争力的强弱,外包可以分成三个档次承接国(如表1)。其中亚洲的接包市场主要分布在印度、菲律宾、中国、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在发展最为成熟的外包市场中,印度最具竞争力,是全球软件外包第一大国,中国列于第二承接国行列。

印度软件行业出口规模逐年迅猛增长(见表2),包括IT服务外包(ITO),业务流程外包(BPO)以及工程服务和研发、软件产品出口,2009年出口额达到470亿美元,占全球ITO与BPO市场40%以上的份额。中国软件行业总额超过印度,但在出口的规模上远远落后于印度(见表3)。

从软件行业出口额和总额之比来看(见表3),印度软件行业的收入近80%依赖于软件外包业务。这是由于印度的软件厂商由于本土需求不足,基本服务于国际市场,而中国由于庞大的需要实施信息化的本土企业基础,中国的软件产业仍以国内软件市场需求为主,出口为辅。

从出口市场来看,印度软件出口主要集中在欧美市场,随着与客户之间良好的合作关系,逐步朝价值链的高端衍生;而中国因为与日、韩地理文化相近的缘故,主要集中于东亚,欧美市场份额所占比例很小。

中国虽然承接ITO的规模仍然远远落后于印度,在采购服务对英语水平要求较低的领域,中国在积极改善基础设施和提升人力资源素质的前提下,已缩小了与印度的差距,作为服务供应地的地位持续迅速上升。

二、中印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竞争优势比较

1.服务外包产业成熟度

根据通常的市场集中度理论,一个行业前4名的市场占有率达不到75%,这个行业就尚未完全成熟。行业协会存在与否也是一个行业成熟与否的重大标志。据有关资料显示,印度服务外包产业集中度高,企业规模大,印度的IT供应商总共不到3000家,但是前10名的企业占了总体市场45%的市场份额,印度前20家软件公司贡献了印度软件/服务总出口额的42%,其平均出口额是1.66亿美元;相比之下,中国产业集中度低,企业规模小,企业过于分散,2007年中国IT服务公司超过8000家,但最大的10家公司市场份额之和只占总体市场的20%,中国前20家软件出口公司只占全国软件/服务总出口额的3%,其平均出口额只有475亿美元。同时,我国尚缺乏像印度NASSCOM规模的软件与服务协会。从服务外包行业的成熟度看,印度要优于我国。

2.服务外包提供商能力

(1)软件开发能力。由CamegicMellon大学软件工程学院(SEI)开发的软件成熟度模型(CMM)认证是目前国际上最流行、最实用的软件生产过程标准和软件企业成熟度认证标准,己越来越成为离岸外包市场的业界通过标准。客户一般只将获得3级或以上CMM认证的提供商列入初选名单。2008年印度获得CMM认证3级、4级、5级的企业数量分别达到73、98、87家,占全球数量的近二分之一,中国三个等级企业数量分别为70、30、20家,远远落后于印度。

(2)员工规模。印度三大外包巨头WIPRO、TCS、INFOSYS雇佣的员工人数均超过50000人,而中国最大的软件外包服务提供商,根据东软股份2005年报,拥有的员工总数只有6800人左右,其中真正从事软件外包产业的工程师只有3000名左右,如果加上东软集团非上市的外包业务,从事软件外包的工程师仍然低于5000人。对于软件外包产业来说,工程师的数量就是规模效应的主要推动力,目前我国的厂商还没有办法承接超过百万美元的外包订单,而印度却有数10个超过百万美元的订单。另外,上门服务可以减少客户交易成本,这对外包业务非常重要。印度2001年的软件出口收入有46.5%来自上门服务。印度至少有10万名IT专业技术人员从事上门服务工作,而我国则几乎还没有。

3.人才资源

从人才的数量上看,印度的软件类人才比中国多,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从人才的结构上看,印度采用多种办学方式培养了不同层次的软件人员,形成了从尖端科技研发到基础实用技术的梯形的人才结构,而我国软件人才结构不合理,呈“橄榄型”,高端和低端人才相对不足,中层程序开发人员较多。从人才质量上看,印度的教育体制培养出的人才是实用性人才,而中国的教育体制培养出的人才是理论性人才,大多需要在工作中实际锻炼一段时间才能进入角色。

此外,与印度相比,由于语言和文化上的劣势,使中国缺乏能够了解、融入两国文化与商业的跨国人才。尽管在国际化人才上,中国和印度相比有很大的劣势,但是中国在劳动力成本上具有一定的优势。虽然中印两国都有巨大的劳动力资源,但是印度的软件业由于发展速度和产业质量的提升,使人力资源尤其是高级人才供需失衡,导致薪资水平以年均15%以上的速度上涨,人力成本快速上升。而中国刚刚处于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起步阶段,劳动力成本低廉,具有相当强的竞争力。

4.法律环境

支持外包服务业发展的法律环境主要包括知识产权、信息安全保证体系,以及合同法、贸易法等一整套法律体系。服务外包牵涉到发包企业内部的一些机密,因而对提供商所在国家的信息安全保障法规体系要求很高。

印度政府为保护知识产权而做出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为了提高印度企业的接包能力,印度政府正在营造与国际互通的金融服务法律构架,要求印度企业全面接受并达到国际知识产权标准。20世纪90年代前,印度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也曾受到困扰。1995年印度议会出台了重新修订的《版权法》,该法是世界上最严格也是最接近国际惯例的版权法之一。经过立法与执法的不懈努力,印度软件的盗版比率降低了30%。迄今为止,印度还颁布了《信息技术法》、《半导体集成电路设计法》,构建了较完善的信息技术产业法律保障体系。印度在法律保障上的举措,大大提高了欧美跨国软件企业到印度投资设厂及建立软件研发机构的意愿,世界500强中的200余个企业放心地将各种数据管理、呼叫中心、客户服务等大批业务外包给印度公司。

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也做了相应的努力,国务院总理2008年4月9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但相比之下,中国在法律体系建设的问题上还相对薄弱。软件市场整顿和监管不落实,导致知识产权无法得到有效保护,软件盗版率居高不下,这成为影响我国软件外包业长远发展的非常严重的问题。

三、 中国发展国际服务外包的对策

1.提升服务外包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我国目前已成立了11个服务外包基地城市,目的是通过有重点的发展,形成较强的服务外包实力。但在发展过程中,应注意避免和减少地区与城市之间的市场拓展冲突。在每个基地应形成自身的特色,特别是地区相近的区域,如南京-上海-杭州,北京-天津-大连应该加强服务外包分工与合作,促进共有平台的建立,形成优势互补。印度企业“出去是一个声音”,代表整个印度的外包业,而中国并没有形成自身的整体特色。因此,应形成全国性的一体化外包市场拓展战略,建立全国性和地区性的服务外包分级信息平台,实现服务外包信息的、查询、交流和共享。鼓励国家级和地区级的各类相关协会的成立,规范行业的发展。

2.不断加强科技研发

我国在服务外包领域还处于产业链的较低端,不少发达国家企业仍然把发展中国家作为其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基地。要改变这一现状,我国企业不能满足于低端市场,必须不断加强科技研发,尤其是开发自有知识产权技术,创建自有品牌,并注意加强对自有知识产权的保护,只有这样,才能以技术优势逐渐进入国际分工的高端。借鉴印度服务外包的成功经验,除了独立研发以及和国内企业或机构联合研发以外,还应该积极承接各种境外研发项目,通过境外研发中心,获得境外技术支持,不断提升自身技术水平,为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奠定基础。

3.国际认证的规范和把关

加速发展服务外包对我国而言特别是要注意对国际认证的规范与把关:(1)国际认证的规范。我国在企业质量认证中应该对术语、资格认证和标准进行标准化,采用国际市场惯例。如通行的国际认证包括:开发能力成熟度模型集成(CMMI)认证、开发能力成熟度模型(CMM)认证、人力资源成熟度模型(PCMM)认证、信息安全管理标准(ISO27001/BS7799)认证、服务管理认证(ISO20000)、服务提IT供商环境安全性认证(SAS70)。(2)国际认证的严格把关。目前我国对取得国际认证的企业实行一定的奖励,并提出了力争5年内促进700家企业取得CMM/CMMI3级认证,300家企业取得CMM/CMMI5级认证的目标,这体现了政府对服务外包的极大支持。但应该要防止这个过程中“为认证而认证”、“一窝蜂认证”的扭曲心态,应认识到认证是一种手段,关键是应提高企业的品质和品牌,从而提升企业知名度和美誉度。

4.培养与开发服务外包专业人才

各国在服务外包水平上的差距很大程度上是由专业人才的差距造成的,而专业人才的缺口主要集中于拥有特定技能的技术型人才和国际化的中高层管理人才。这些人才的培养与开发,一方面依赖于国家层面和区域层面的人才库的大小,另一方面依赖于企业层面的人才技术水平和经验。人才库的建设需要通过高等院校的学校教育来实现。高校教育的培养不仅应重视单独的软件等技术人才和单独的国际语言类人才的培养,而应将技术的培养和语言的训练有机结合起来。教育形式应该更加灵活多样,如高校等教育机构与国内企业、跨国公司合作,加强校内的实际技能培训以及校外的管理培训项目。企业层面的人才培养,一种可以通过民办和私营的专业培训机构;另一种通过企业自身的定制培训实现。从我国当前的现实来看,专业培训应成为主要渠道。培训的关键是成立专业的培训基地并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培训体系和培训认证系统,具体包括服务外包企业人才定制培训、从业人才资质培训、国际认证培训、行业标准、企业新入职人员岗前业务技能培训等。

5.改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

中国政府应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相关法规的制定和执行,为服务外包创造良好的软环境;IT接包企业应注重自我知识产权保护,创造属于自己的品牌;软件用户应增强版权意识,降低软件盗版率,从而刺激软件企业的积极性,树立中国软件业的新形象,促进软件产品的出口。

参考文献:

[1] 狄承锋:印度软件产业发展的经济学分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J],2004第一期

[2] 童有好:中印软件产业比较及中国发展机会分析,经济前沿[J],2006年第六期

[3] 江凌:中印软件外包业务比较研究,经济师[J],2006年第二期

[4] 姜凌文俊伟夏奇峰:中印软件外包业务比较研究,经济师[J],2006第二期

篇10

一、扎实开展“六项”工作,深入推进教育实践活动

1、深入开展学习活动。全面按照学习计划,组织全体党员干部认真学习规定篇目内容,并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认真学习、认真领会、认真思考,结合自己工作实际,对照检查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方面存在的问题,提高自己的党性修养。组织党员干部观看《焦裕禄》等影片;组织党员干部参加县十佳模范党员先进事迹报告会;组织全体党员干部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好张柏林同志在州调研督导时的讲话精神,并要以焦裕禄等先进典型为榜样,把自己摆进去,联系思想实际、工作和作风实际,谈思想认识、讲学习体会、找存在问题,进行对照思考,不断改进,为深入开展教育实践活动奠定基础。

2、广泛征求意见活动。主要通过果业从业人员座谈会、征求来局办事人员意见、下乡镇果园基地办培训班征求参训果农意见、上门征求“三送”联系户意见等多种形式广泛征求果业服务对象、“”监督员、“三送”联系户对我局班子和党员干部存在的问题,特别是“”方面的突出问题,对征求到的意见,按照要求分类进行梳理。做到能够整改的及时整改,不能整改的作出解释,让群众满意。

3、坚持边学边改做法。在征求意见过程中,我局始终做到立说立行、边查边改,并结合本单位工作实际,制定了《县果业局深入开展“五病”专项整治工作方案》,要求从现在起到9月底在本单位开展一项“五病”问题专项整治活动,着力解决基层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比如基层果农反映要加强技术培训指导问题,开通手机短信服务问题,去年有的乡镇柑橘黄龙病树清理补助未到位问题,虫情预报问题等,我局都及时研究落实人员、责任进行整改,并整改到位。对要有时日才能逐步解决的问题,已制定好整改措施,明确时限和责任人,逐步整改。

4、开展“回头看”活动。我局对前段思想发动、学习教育情况开展了一次“回头看”活动,紧紧围绕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抓实抓好全体党员干部理想信念、群众观点和党性党纪党风教育相关工作。

5、营造浓厚活动氛围。为提高思想认识,扩大活动影响,积极上报信息稿件,宣传我局开展活动情况,共撰写信息12篇。

6、做好资料归档工作。按照要求及时整理资料,做好归档工作。

二、特色亮点工作

1、多形式深入征求意见。一是有针对性的聘请“”监督员并积极征求意见。聘请的“”监督员主要是果业大户、果品经销企业主、协会、合作社负责人、“三送”驻点村负责人,这些“”监督员和我局打交道多,更了解情况,征求意见的积极性、主动参与性更高,为我局征求的意见也更准确,并在征求意见座谈会上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建议;二是对来局办事的群众和来访人员征求意见;三是深入基层征求意见。通过组织技术人员深入果园基地举办培训班兼顾征求意见,今年春季通过包乡镇举办技术培训班,并要求果农参训率达100%,技术培训后面对面征求果农意见,实实在在地把果农意见收集上来,努力解决好制约果业发展的瓶颈问题;四是下到“三送”驻点村征求意见等。

2、多方位开展意见整改。一是领导小组办公室对通过多方收集的意见及时进行分门归类,领导小组进行专题研究,落实具体责任领导和具体责任人员进行办理。二是对能及时整改的意见建议及时组织整改。如对全县果农加强春季管理暨黄龙病春季木虱防控技术培训班,要求到各乡镇举办一次以上技术培训班,果农参训率达到100%,截止目前,已全面完成培训任务,进一步推进了我县柑橘黄龙病的木虱防控和春季管理工作。又如对部份果农提出要求对特色果业进行扶持,推动旅游产业协同发展,增加果农收入的建议,局长同志带领班子成员及技术人员深入到白鹭乡醉鹭溪农庄进行调研,并就如何支持、支持环节、支持措施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待上报县分管导同意后立即付诸实施,支持好我县特色果业的发展。三是对要有时日才能逐步解决的问题,制定好整改措施,明确时限和责任人,逐步整改。四是对本单位不能解决的问题,及时上报县委活动办,协调解决。

3、切实做到两注重。一是注重边学边改。对于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及时进行整改。二是注重联系实际。要求党员干部在学习、征求意见过程中,始终坚持做到联系自己工作实际,对照检查存在的问题,深刻剖析自己,切实提高党性修养。

三、存在的不足

虽然我们为开展好此次教育实践活动做了大量工作,但是应该看到与县委的要求仍有差距,比如学习还不够深入系统,创新意识不够强,宣传氛围不够浓厚,征求意见还不够深入、广泛,“”方面的意见不够深刻等,将今后工作中认真加以改进落实。

四、下一步工作打算

1、继续加强学习。不断强化对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等的学习,严格按照县委的部署,全面提升自身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理论水平。